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

讚譽

團體心理治療的大師是怎樣練就的？亞隆先生的自傳給出了答案：開放的心態，不斷的學習，大量的閱讀，長期的實踐，深入的研究，自我的剖析，勤奮的筆耕，最重要的是對團體成員的尊重信任以及直面自己的勇氣，讓他在團體心理治療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卓越貢獻。他對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入，他學習過各種類型的團體心理治療，從中汲取精華而發展出了自己的團體心理治療模式。想成為一位有效的團體心理諮詢師，讓團體成員在神奇的圓圈中成長和療愈，就請閱讀亞隆先生的自傳，從他的生命軌跡中獲得深刻的啟迪，找到自己的專業成長之路。

——樊富珉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團體心理輔導與治療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亞隆可能是對中國心理治療領域影響最深遠的美國精神病學家和心理治療師。藉由工作和愛，亞隆把平常日子過到了極致。他的一生如此飽滿富饒：糾結侷促的童年，彌久醇香的愛情，孜孜以求的志業，養兒育女，行走四方，一路與諸多有趣的靈魂相遇，一路以文字與人分享著自己，滋養著對探索和療愈人類心靈懷抱興趣的人們。

願大師光輝的名字，照亮你我的成為自己之路。

——童慧琦　博士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臨床副教授

美中心理治療研究院院長

大師從自己八十多年的人生歲月中，選出四十段回憶，包括親情、愛情、友情、事業、社會各個方面，大師家裡也有巨嬰，大師以前也曾經空心，歷經世間炎涼，救贖與超越，還是在於成熟的人生哲學，在於成為完整無缺的自己，修辭立其誠，德博而化眾，知得喪存亡而樂天理命。

——李孟潮　精神科醫生，自由執業

早年，受到一些國外老師的影響，對歐文·D.亞隆有些不認同，主要原因是他把來訪者的故事寫成科普書籍且暢銷，似乎有悖於倫理。在經歷多年的臨床心理治療後，覺得在大倫理和小倫理上我們總是應該站在大倫理的一邊，即人本、專業、助人和透明，亞隆在他的數本書中都傳遞著這樣的信息，做一個真誠的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不避諱分享自己的經歷，只要對來訪者有幫助的話。他到八十五歲還在“成為自己”的路上，他是心理治療界的一個異類，但也是最像人的治療師，讀八十歲老翁的自傳並未覺得到達人生的盡頭可以蓋棺定論了，而是感覺生活還有無限種可能在等待著你。

——施琪嘉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

武漢心理衛生研究所所長

很多人找不到生命的意義，生機寡淡，陷入了人生迷茫的沼澤。這本書是最好的讓你重新找回強大生命力量的書——幫助你“成為你自己”。

——藍莓小姐　壹心理主筆團

心理治療大師歐文·D.亞隆的經典作品《當尼采哭泣》一直廣受讀者稱讚，這本新作，作為他的回憶錄，見證了亞隆思想與作品的誕生過程，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的縮影。我們現在觀看到的很多影片都在探討生命教育，《成為我自己》或許可以為生命教育開啟新的視角。

——宇乾　阿里文學總裁

讀到歐文·D.亞隆這本《成為我自己》的時候，我被裡面的故事深深打動。亞隆一生的經歷給予了他面對死亡的勇氣和從容，他的一生也正好詮釋了這個書名“成為我自己”。就像尼采說的，充實你自己，實現你的潛能，充分地、完全地活著，只要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死而無憾。

——孫思遠　遠讀重洋創始人

亞隆的書好看，除了他說故事的能力強，最重要的還是一個“誠”字。比如，在他的眾多診療案例中，正是一顆至誠的心，才一次次讓來訪者獲得了療愈。

讀完他的自傳，我再次感受到亞隆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心理學大師，更重要的是能夠成為他自己，同樣是因為他掌握到其中的秘訣就是“誠”。這也就是《大學》裡所教導的誠意正心。我相信每一個希望成為自己的人，都會從這本書裡獲得啟發。

——汪湧　悟空心靈花園主編

亞隆在隨時間展開的文本敘述中向讀者呈現了其精彩紛呈的一生，字裡行間閃爍著身處自身近旁的真實。這種真實的文本沒有很多的起伏，娓娓道來，故事平常而又不凡，正是在這樣的閱讀之中，我們走進了那個真實的亞隆。真實的亞隆不僅有恩愛、榮耀與輝煌，而且還有悔恨、無助與恐懼。而這些人生的難處，就隱藏在作者枝繁葉茂的人生敘述之中，我們看到了枯葉的凋落，死亡的臨近，外顯的生機與內隱的死寂在時間的流轉中相伴相隨、相互展開。閱讀本書會有一種要將亞隆的故事講述給更多人聽的衝動，這就是真實的亞隆引發我們尋找真實自己的療愈過程。

——心理學空間網www.psychspace.com

《成為我自己》是亞隆的封筆之作，他通過自己的眼光來重新梳理和構建自己的一生。夢、對話、諮詢記錄、現實生活、自由聯想、反思，都是他建構一生的素材。

我毫不猶豫地愛這樣一個真實的老人，真實似乎就是他的全部，他通過真誠的態度傳遞給我。這種“傻乎乎”的真誠，當我越是懷疑的時候越是被打動，我也不得不問自己：世上難道還有比真誠更好地去建立關係的方法嗎？

看看他的一生，他對父母的愛恨怨憎，他對一些人的無法理解，他對自己某些部分的迴避，這是活生生的亞隆。對照他的人生，似乎讓我們更優雅且更有勇氣地去面對生活，這不禁讓我想起團體。

去參加一個靠譜的諮詢師帶領的團體，照鏡子吧。告訴鏡子裡面的那個人：真實一點，真誠一點，成為你自己吧。

——PSY心裡程心理

第1章同理心的誕生

凌晨3點，我從夢中哭著醒來。為了不驚醒瑪麗蓮，我悄悄地從床上溜下來，走到衛生間，擦乾眼淚，然後像我50年來一直告訴患者的那樣：閉上眼睛，在腦海裡重演夢境，然後寫下你所看到的。

我大約10歲或者11歲，在離家不遠的一座小山上，騎著自行車從長長的坡上溜下來。我看到一個名叫愛麗絲的女孩，坐在她家門廊前。她看起來比我要大一點兒，即便她的臉上長滿了紅色斑點，她還是長得很好看。當我騎自行車經過的時候，我衝著她大喊：“喂，麻子。”

突然，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了我的自行車前面，嚇了我一大跳，他抓住自行車把讓我停了下來。我隱約知道這是愛麗絲的父親。

他衝我大喊：“嘿，小傢伙，不管你叫什麼名字，如果你有腦子的話，回答我的問題。想想你剛才對我女兒說的話，告訴我，那樣會讓愛麗絲有什麼感受？”

我嚇得不知所措。

“快點，回答我。你是布盧明代爾家的小孩（我父親的雜貨店叫作布盧明代爾商店，很多顧客以為我們姓布盧明代爾），我敢打賭你是一個精明的猶太人。說吧，想想你說那句話的時候愛麗絲有什麼感受。”

我渾身打顫，嚇得說不出話來。

“好了，好了。冷靜下來，我說簡單點。你就告訴我，你的話讓愛麗絲感覺很好，還是很糟糕？”

我嘟囔著擠出一句：“我不知道。”

“腦筋轉不動了，是嗎？那好，我來幫你想想。假如我盯著你看，挑出你的一個毛病，然後每次見到你的時候，就對你的毛病指指點點，你會是什麼感覺？”他雙眼緊緊凝視著我。“你的鼻子裡有鼻涕，啊？叫你鼻涕蟲怎麼樣？你的左耳朵比右耳朵大。假如我每次見到你，都說‘嘿，大耳朵’，你是什麼感覺？叫你猶太男孩呢？嗯，這個名字怎麼樣？你會有什麼感覺？”

我在夢裡意識到，這並不是我第一次騎著自行車經過這座房子，我日復一日做著相同的事情——騎著自行車經過，用同樣的話語衝愛麗絲大喊，試圖發起一次談話，試著跟她交朋友。而我每一次喊“嘿，麻子”，我都在傷害她，侮辱她。我感到惶恐不安，因為我每一次所造成的傷害，也因為我之前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當她的父親教訓完我之後，愛麗絲從門廊的臺階走下來，用一種溫柔的聲音說：“你想過來和我玩一會兒嗎？”她看了她父親一眼。她父親點了點頭。

“我感覺很糟糕，”我回答，“我感覺羞愧，極其羞愧。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從十來歲開始，我就養成了睡前閱讀的習慣，最近兩週我一直在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今晚，在做這個夢之前，我讀了其中一章，寫的是啟蒙運動時期同理心的產生，以及小說的流行，尤其是英國書信體小說，比如《克拉麗莎》（Clarissa）和《帕梅拉》（Pamela），這些作品通過幫助我們從其他人的視角體驗這個世界，來減少暴力和殘忍。我在晚上12點左右關燈睡覺，幾個小時之後，我從關於愛麗絲的噩夢中醒來。

讓自己平靜下來之後，我回到了床上，但是輾轉反側了很久，一直想著這件事情多麼令人驚奇——這個封存了73年之久的膿包，裡面裝滿了內疚，突然在今晚脹破了。現在回想起來，在現實生活中，12歲的時候，我真的騎著自行車從愛麗絲家門前經過，衝她喊“嘿，麻子”，以一種殘忍的、毫無同理心的方式來獲取她的關注。雖然她的父親從來沒有質問過我，但是當85歲的我躺在床上，從這場噩夢中緩過神來的時候，我可以想象她會是什麼感受，以及我可能對她造成的傷害。原諒我，愛麗絲。

第2章尋找人生導師

邁克爾（Michael），一位65歲的物理學家，是我一天裡的最後一位患者。我20年前給他做過心理治療，持續了大約兩年；從那之後他就杳無音信，直到幾天前，他給我寫郵件說：“我需要見你——隨郵附上的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許多東西，有好有壞。”我點開鏈接一看，是《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他最近獲得一項國際科學大獎的情形。

他在我的治療室裡剛坐下，我就先開口說話了。

“邁克爾，我收到了你的郵件，說你需要幫助。對你的痛苦我感到抱歉，但是我也想說，很高興見到你，也很開心知道了你獲獎的消息。我經常會想你現在過得怎麼樣。”

“謝謝你這麼說。”邁克爾環顧了治療室四周——他瘦長而結實，身高約有1.83米，頭髮所剩無幾，十分機警，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散發著幹練和自信。“你重新裝修了治療室？這些椅子之前是在那邊的，對吧？”

“是的，我每隔25年重新裝修一次。”

他輕聲笑了。“嗯，你看過那篇文章了？”

我點點頭。

“你也許可以想象接下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時間，我充滿了自豪感，接著卻是一陣陣令人焦慮的自我懷疑。老樣子——內在裡我很膚淺。”

“讓我們直奔主題吧。”

在接下來的會談時間裡，我們回顧了過去談話的內容：他沒有受過教育的愛爾蘭移民父母，他在紐約出租房裡的生活，他接受的糟糕的小學教育，缺少任何一位重要的導師。他談了很多他如何嫉妒那些有長輩提攜的人，而他卻必須勤奮努力，獲得最高的分數以博取關注。他必須自力更生。

“是的，”我說，“自力更生是驕傲自豪的來源，但是它也會導致一種沒有根基的感覺。我認識很多來自移民家庭的天才兒童，他們感覺自己像是長在沼澤地裡的野百合——花兒雖美但是根基不牢。”

他記起來，很多年前我對他說過這句話，並且說他很高興回想起它來。我們安排好再見幾次面，然後他告訴我，他已經感覺好多了。

邁克爾和我配合得一直很順利。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很投緣，有時候他會告訴我，他覺得我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在我們做心理治療的第一年，他談了很多關於他身份的困惑。他真的是那個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嗎？或者他是個遊手好閒的人，用下賭注或擲骰子來打發空餘時間？

有一次，在他為自己令人困惑的身份感到悲哀的時候，我給他講了我從華盛頓特區羅斯福高中畢業的故事。當時，我接到通知，我將會在畢業典禮上獲得羅斯福高中公民獎。但是，在我讀高四的時候，我一直在做棒球賭注登記經紀人的生意：在指定的一天裡，投注的人選出3位棒球手並下注，如果任意2位棒球手之間都不出現6次安打，錢就歸我，如果有6次安打，我就賠10倍。我獲勝的概率要大一點。我的生意一直做得非常好，總是有閒錢給我的女朋友瑪麗蓮·柯尼科（Marilyn Koenick）買梔子花。然而，在我畢業典禮的前幾天，我把賭注記錄本弄丟了。它丟在哪裡了？我發瘋似地到處尋找，一直找到畢業典禮的那一刻。即使當我聽到自己的名字，開始大步走向主席臺時，我還在顫抖，並不知道——我會被授予羅斯福高中1949屆優秀公民，還是會因為賭博而被開除？

當我向邁克爾講這個故事時，他大笑不止，然後小聲說了句：“心心相印的心理醫生。”

***

在整理完治療記錄之後，我換上休閒裝和網球鞋，把自行車從車庫裡推出來。在84歲高齡，我已經很久不打網球，也不慢跑了，但是幾乎每一天，我會在家附近的自行車道上騎車。我先騎過一個滿是散步者和飛盤以及很多孩子攀爬超現代化建築的公園，然後經過馬塔德羅小溪上一座原木橋，再爬上一座一年比一年陡峭的小山。我從山頂上一路滑行下來，心情很放鬆。我酷愛這樣的滑行，因為暖風會拂我的臉頰。只有在這個時刻，我才能理解我信仰佛教的朋友所說的，放空大腦，沉浸在當下的感覺。但是這種平靜總是很短暫，而今天，在我的腦海深處，我感覺有一個白日夢準備著要浮現出來。這是一個在我漫長的一生中已經想象了很多次，估計有幾百次的白日夢。這個白日夢蟄伏了好幾個星期，但是邁克爾對於缺少人生導師的悲嘆喚醒了它。

一位男士，拎著公文包，穿著泡泡紗西裝，戴著一頂草帽，裡面穿著白色襯衣，打著領帶，走進了我父親那狹窄、簡陋的雜貨店。我不在這個場景之中——我能看到一切，就像我在天花板上懸浮著一樣。我不認識這位到訪者，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也許他是我小學的校長。這是華盛頓特區一個炎熱、潮溼的六月天，他拿出手帕擦了擦他的額頭，然後才正式開始和我父親講話。“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談，是關於你的兒子歐文的。”我的父親吃了一驚，並且很焦急；他之前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我的父親和母親從來沒有融入美國文化，所以他們只有和親戚，和其他一起從蘇聯移民過來的猶太人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感覺放鬆。

雖然店裡有顧客需要招呼，但我父親知道不能讓這個人等著。他打電話給我的母親——我們住在商店上面的一個小公寓裡，然後，在這個陌生人聽不見的地方，用意第緒語告訴她趕快下樓。她幾分鐘之後就出現了，並且熟練地招待著顧客，而我父親帶著這位陌生人進到商店後面的小儲物室。他們坐在裝著空啤酒瓶的箱子上，然後開始交談。很幸運，沒有老鼠或者蟑螂突然跑出來。我的父親顯然不太自在。他寧願讓我母親來進行這場談話，但是公開承認是我母親，而不是他在打理一切、做重要的家庭決定，將是一件不體面的事情。

這個穿西裝的男人告訴我父親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學校的老師說你的兒子，歐文，是一位出色的學生，將來能夠為我們的社會做出傑出的貢獻。但是，只有讓他接受好的教育，這才會實現。”我的父親似乎僵住了，他那雙漂亮、敏銳的雙眼盯著這位陌生人，繼續聽他說：“現在華盛頓特區的這所學校運作良好，對普通學生來說相當令人滿意，但是並不適合你的兒子，他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生。”他打開公文包，遞給我父親一張列有特區幾所私立學校的名單，並說道：“我竭力主張你送他去其中一所學校接受餘下的教育。”他從皮夾子裡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的父親。“如果你聯繫我，我會盡己所能幫助他獲得一份獎學金。”

看到我父親一臉困惑之後，他解釋說：“我會試著尋找一些資助來支付他的學費——這些學校不像公立學校一樣是免費的。請你，為了你兒子的將來考慮，一定要將這件事看成是頭等大事。”

停！這個白日夢總是在這個當口就停止了。我的想象力阻止了我完成這個場景。我從沒有看到我父親的反應，以及他後來與我母親的討論。這個白日夢表達了我想要被拯救的渴望。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並不喜歡我的生活、我的街坊、我的學校、我的玩伴——我想要被拯救；而在這個幻想裡，我第一次被一個外部世界的重要使者認為是與眾不同的，這個外部世界比我所生活的貧民區要好得多。

現在我回過頭看，發現這樣一個被拯救和提攜的幻想貫穿於我的寫作之中。在我的小說《斯賓諾莎問題》（The Spinoza Problem）第3章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斯賓諾莎在散步到他老師——弗蘭西斯·馮·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家的路上，陷入了白日夢之中，這個白日夢描述了他們幾個月前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馮·登·恩登，以前是耶穌會教士的古典文學教師，現在自己經營著一傢俬塾，他偶然走進斯賓諾莎的小店買一些酒和葡萄乾，交談間對斯賓諾莎心智的深度和廣度驚歎不已。他極力主張斯賓諾莎去他的私塾求學，這樣就可以學到非猶太世界的哲學和文學。這部小說是虛構的，但是我儘量讓它和歷史事件保持一致。然而這一段卻並非如此，巴魯克·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從來沒有在他的家庭商店裡工作過。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家庭商店，他的家族經營著進出口生意，而不是零售商店。我才是那個在家庭雜貨店裡工作的人。

這個被賞識和拯救的幻想，以很多種方式在我身上持續存在著。最近，我去看了大衛·艾維斯（David Ives）導演的戲劇《穿裘皮的維納斯》（Venus in Fur）。帷幕拉開，展現的是一個後臺的場景，一位疲倦的導演正在為一部戲挑選女主角，他已經面試了一整天。現在他筋疲力盡，對見過的所有女演員都極為不滿。在他正準備離開的時候，一個慌慌張張的女演員進來了，她遲到了一個小時。這位導演告訴她，他今天的工作已經結束了，但是她說盡甜言蜜語想要獲得一次試鏡。導演注意到她顯然是一位不懂世故、庸俗且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姑娘，完全不適合這個角色，所以他拒絕了。但是她很善於說服別人，不依不饒，最後導演為了打發她，做出了讓步，同意給她一次簡短的試鏡——他們倆一起讀臺詞。在她讀臺詞的時候，如脫胎換骨了一般，她的口音變了，言語流暢起來，說起話來像個天使。這位導演驚呆了，他簡直有點不知所措。她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人，比他夢想的還要完美。她真的是30分鐘前他遇到的那個狼狽、庸俗的女人嗎？他們繼續念著臺詞，根本停不下來，直到精彩地演完整場戲劇。

我喜歡這場戲劇的一切，但是他開始欣賞她真實才華的那幾分鐘，才是我最有共鳴的：我被賞識的白日夢在舞臺上上演了，我第一個從劇院裡站起來，為演員拍手叫好，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第3章我想要她走

我有一位患者，蘿絲（Rose），最近一直都在談她與女兒的關係，這個女兒是她唯一的孩子，正處在青春期。蘿絲對她的女兒幾乎就要絕望了，因為她只對酒精、性，以及和其他花天酒地的同齡人一起玩耍感興趣。

在之前的治療中，蘿絲回憶了她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失職——她的多次不忠，她在許多年前為了另一個男人拋棄了家庭，幾年之後她結束了這次婚外情又回來了。蘿絲的煙癮很大，並患上了嚴重的肺氣腫。但是即使這樣，過去幾年裡她盡力彌補自己的行為，無微不至地關心她的女兒。然而，這一切都不管用。我強烈建議他們一起進行家庭治療，但是她的女兒拒絕參加；現在蘿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每一次咳嗽發作，每一次去見她的肺科醫生，都在提醒她自己已經時日不多了。她只想獲得解脫，她告訴我：“我想要她走。”她一直數著到女兒高中畢業離開家還有多少天——不管離開家做什麼，上大學，去工作，什麼都行。她不再關心女兒會選擇什麼樣的人生道路。她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語，同時也是對我說：“我想要她走。”

在我的臨床實踐中，我盡我所能幫助家庭重歸於好，彌合兄弟姐妹以及孩子和家長之間的裂痕。但是我給蘿絲治療的過程中，逐漸感到疲倦，並喪失了對這一家庭的所有希望。在過去的談話中，我已經試著預期如果她和她女兒切斷聯繫，她的未來會如何。她會感到內疚和孤獨嗎？但是說這些都是枉然，她現在已經時日無多：我知道蘿絲活不了太久。在將她女兒轉介給一位優秀的治療師之後，我現在只關心蘿絲，並且感覺可以完全站在她那一邊。她不止一次說過：“還有3個月她就高中畢業。然後她就搬出去了。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我開始希望她的願望能夠成真。

那天晚些時候，我騎著自行車默默地重複蘿絲的話：“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然後沒過多久我想起了我的母親，並通過她的眼睛看待這個世界，我也許是頭一次這麼做。在我的想象中，她對我也有類似的想法，並且說出類似的話。現在回想起來，當我最終並且永久地離開家去波士頓上醫學院的時候，我並沒有母親表現出哀傷的回憶。我回想起離別時的場景：當我開著裝得滿滿的雪佛蘭離開家時，母親站在房前臺階上向我揮手告別；當我從她的視線中消失後，她進了屋。我想象她把前門關上然後深深呼了一口氣。兩三分鐘後，她站起來，露齒而笑，和我的父親一起跳“哈哇那基亞（Hava Nagila）”^[1]舞蹈。

作者和他的母親還有姐姐，加利福尼亞州1934年

的確，在我22歲永久離開家時，我母親有充足的理由感覺鬆了一口氣。我是家庭平靜的打擾者。她對我從來就沒有好話，我也照樣回敬她。在我從一座長長的山坡上騎著自行車向下滑行時，我的思緒又回到了從前的一個夜晚，那時我14歲，父親46歲，他半夜從劇烈的胸部疼痛中醒來。在那個年代，醫生是會到家裡來看病的，所以我母親很快就給家庭醫生曼徹斯特博士（Dr.Manchester）打了電話。在寧靜的夜晚，我們3個人——父親、母親和我——焦急地等待著醫生的到來。（我的姐姐，瓊，比我大7歲，已經離開家上大學了。）

每當我母親心煩意亂的時候，她就回到了原始的思維方式：如果發生了什麼壞事，一定有誰做錯了什麼。那個人就是我。在我父親疼得打滾的時候，那天晚上她不止一次地朝我大聲吼叫：“你——你殺了他！”她讓我知道，我的任性，我的不敬，我對家庭造成的動盪——所有這些——殺死了他（had done himin）。

多年之後，當我躺在精神分析躺椅上，我對這一事件的描述，讓我極端正統的精神分析師，奧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少有地迸發出了她的柔情。她發出了嘖嘖聲，向我這邊傾身過來，然後說，“多麼可怕啊！這一切對你來說肯定很糟糕。”她是一個刻板的研究所裡的一位刻板的培訓分析師，這個研究所將解釋看成是分析師唯一的有效行為。她那些深思熟慮，深奧難懂，並且仔細措辭的解釋，我一句都不記得。但是她那個時候，以一種溫暖的方式靠近我——我現在還珍藏著這一記憶，即使已經過了差不多60年。

“你殺了他，你殺了他。”我仍然能聽見我母親尖銳刺耳的嗓音。我記得自己蜷成一團，因為恐懼和憤怒而動彈不得。我想要吼回去，“他沒死！閉嘴，你這個白痴。”她不停地擦我父親的額頭，並親吻他的頭，而我坐在地板上，縮在一個角落裡，直到，終於，終於，大約凌晨3點鐘，我聽見曼徹斯特醫生的大別克車壓碎街道上秋天的落葉的聲音，然後我三步並作兩步地飛快跑到樓下，去開門。我很喜歡曼徹斯特醫生，看到他那張熟悉的、微笑著的大圓臉，我的恐慌消失了。他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弄亂了我的頭髮，安慰我的母親，給我父親打了一針（可能是嗎啡），把他的聽診器放在我父親胸口，然後他一邊讓我聽，一邊說：“聽，小夥子，它在撲通撲通跳著呢，就像一座時鐘一樣有力而且規律。不用擔心。他會好起來的。”

那天晚上我目睹了父親的瀕臨死亡，並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我母親爆發的憤怒，然後做出了一個自我保護的決定，從此對她關上心門。我必須從這個家離開。接下來的兩三年裡我幾乎沒和她說過話——我們就像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陌生人。並且，最重要的是，我回憶起曼徹斯特醫生進到我們家時所帶來的深深的、遍及全身的寬慰。從來沒有人曾經給過我這樣一份禮物。就在那裡，在那個時候，我決定我要像他一樣。我將會成為一名醫生，將他給我的安慰傳遞給其他人。

我的父親逐漸康復了，但從那之後他每一次用力都會胸痛——即使只是走過一條街區，他也會立即伸手去拿他的硝酸甘油吞下一片，就這樣他又活了23年。我的父親是一位溫和、慷慨的男人，我認為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勇氣反抗我的母親。我與母親的關係是我一輩子的傷痛，但矛盾的是，她的形象幾乎每一天都在我的腦海中閃過。我能看見她的臉：她從來都不平和，從不微笑，從不快樂。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雖然她一輩子每天都辛勤工作，但是她完全沒有滿足感，並且很少表達快樂、積極的想法。不過今天，在我騎自行車的時候，我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回憶她：我想到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肯定也沒給過她什麼快樂。我很欣慰的是，晚年的時候我變成了一個更加善意的兒子。

[1] Hava Nagila，音譯哈哇那基亞，意思是“讓我們歡樂”，是一首希伯來語的猶太民歌，一般在婚禮上演唱。下同。——譯者注

第4章繞回原地

有時候，我會重讀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在我所尊崇的作家裡一直佔據著核心的位置。最近，《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一段精妙的話引了我的注意：

“因為，我在這個圈子中環行，當我越接近終點時，就越接近起點。這彷彿是途中較為平穩和舒心的一段。現在我被很多已沉睡多年的回憶觸動了……”

這一段讓我極為感動：隨著我的確更加接近終點，我也發現，我自己越來越繞回起點。我的來訪者的回憶更是經常地激起我自己的回憶，我對他們的未來所做的工作喚起並攪動了我的過去，並且我發現，我正在重新審視關於自己的故事。我對童年早期的回憶總是支離破碎的，我一直相信，這可能與我早年的不幸福和我們所居住的骯髒環境有關。現在，隨著我已年過80，越來越多地來自早年生活的意象侵入我的思緒中：睡在我們家門口渾身都是嘔吐物的酒鬼；我的孤獨和孤立；蟑螂和老鼠；紅臉膛理髮師叫我“猶太小男孩”；十來歲時，我那神秘、令人痛苦並且沒有得到滿足的性悸動；不合時宜，總是不合時宜——黑人社區中唯一的白人男孩，在基督教世界中唯一的猶太人。

是的，過去吸引著我，而我知道“平穩”（smoothing）的意思是什麼。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還要多地想象已故的父母在看到我在一群人面前演講的時候，所感到的驕傲和快樂。在父親去世前，我只寫了幾篇發表在醫學雜誌上的技術性論文，他甚至都看不懂。我的母親又活了25年，雖然她糟糕的英語，還有之後的失明，讓她無法閱讀我的書，但是她一直把這些書堆在她的椅子旁邊，對著她養老院的到訪者嘖嘖稱讚它們。我的父母和我之間有很多東西是未完成的。有太多關於生活的事情我們從來沒在一起討論過，比如關於我們家庭中的緊張和不幸福，關於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當我想到他們的生活，想象他們到達埃利斯島（Ellis Island）^[1]，身無分文，沒有受過教育，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我想要告訴他們，“我知道你們經歷了什麼。我知道那有多麼艱難。我知道你們為我做了什麼。請原諒我曾經那麼的為你們而感到羞恥。”

作者的父親和母親，加利福尼亞州1930年

在80多歲高齡回顧我的人生令人心生膽怯，並且有時候讓人覺得孤獨。我的記憶並不可靠，而見證過我早年生活的人所剩無幾。我的姐姐，比我大7歲，剛剛去世了，並且我的大部分老友和熟人也都相繼去世了。

當我到了80歲，一些來自過去的意想不到的聲音喚醒了一些回憶。首先是厄休拉·湯姆金斯（Ursula Tomkins），她通過我的網頁找到了我。我們一起上過華盛頓特區的蓋奇小學（Gage Elementary School），之後與她也就沒什麼來往了。她在郵件裡寫道，“80歲生日快樂，歐文。我讀了你的兩本書並且很喜歡，然後請亞特蘭大圖書館去找其他幾本。我記得你是弗納爾德（Fernald）小姐帶的四年級班上的學生。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我——我滿頭蓬鬆的紅色捲髮，而你是一個頭發烏黑亮麗的漂亮男孩。”

我當然記得厄休拉，這麼看來她認為我是一個頭發烏黑亮麗的漂亮男孩！我？漂亮？我早知道這一點就好了！我從來沒有，一刻都沒有，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漂亮的男孩。我害羞、木訥、缺乏自信，並且從沒想到有人會覺得我有吸引力。哦，厄休拉，祝福你。因為你告訴我我是漂亮的而祝福你。但是，為什麼，哦為什麼，你沒有早點告訴我呢？它也許會改變我的整個童年！

然後，兩年之前，有一條來自遙遠過去的電話錄音留言，以“我是傑裡（Jerry），你的老棋友”開頭。即使我70年沒有再聽過他的聲音，但是我立刻就聽出來他是誰。來電話的人是傑裡·弗裡德蘭德，他的父親在西頓和北國會大廈街交叉口有一家雜貨店，與我父親的店只隔了一個街區。在他的語音信息中，他告訴我，他的孫女在上一門臨床心理學課程，正在讀一本我的書。他記得我們有兩年經常在一起下棋，當時我12歲，他14歲，而在我的記憶裡那個時期只是一個沒有安全感，自我懷疑的荒原。因為我對那些年幾乎沒有任何記憶，所以我欣然接受了獲得反饋的機會，拿起電話盡力打聽傑裡對當時的我的所有印象（當然，在我分享了我對他的印象之後）。

“你是一個好人，”他說，“非常溫和。我記得我們在一起玩的那段時間裡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再多告訴我一點，”我貪婪地說，“我對那個時候的記憶一片模糊。”

“你有時候也會玩耍，但是大部分時間裡，你都嚴肅而博學。實際上，我想說非常博學。任何時候我去你家，你都在埋頭看書——噢，是的，我記得很清楚——埃夫（Irv）^[2]和他的書。你總是讀很難懂的書和好的文學作品，這些書遠遠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你從不看漫畫書。”

這隻說對了一半——實際上，我是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蝙蝠俠（Batman）和青蜂俠（Green Hornet）的狂熱愛好者。（儘管不包括超人，因為他的刀槍不入讓他的冒險沒有了任何懸念。）傑裡的話讓我回想起來，在那些年裡，我經常從離圖書館一個街區，位於第七大道的書店裡買二手書。隨著我的回憶，一本大部頭，鐵鏽色，關於天文學的晦澀難懂的書籍的意象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不懂裡面所討論的光學不要緊，但那本書完全符合另外一個目的——我把它放在顯眼的地方，讓我姐姐漂亮的女同學可以看到，希望用我的早熟讓她們對我刮目相看。她們輕輕拍我的頭，偶爾抱抱我或者親親我，讓我很是受用。我不知道傑裡也注意到了那本書——那完全是誤中。

傑裡告訴我，下棋的時候一般都是我贏，但我並不是一個輸得起的人——在一次漫長的對弈之後，他通過艱難的殘局取勝，我生氣了並且堅持他必須要和我的父親下幾盤。他這樣做了。他下一個星期天來到我家，並且也下贏了我的父親，雖然他很肯定我父親是讓著他的。

這一趣聞讓我感到吃驚。我和我父親的關係很好，儘管有些疏遠，但是我無法想象我會指望他來替我報仇。在我的記憶中，是他教我下的棋，但是等我大概11歲的時候，我就總是能下贏他了，然後會尋找更加強大的對手，尤其是他的兄弟，我的叔叔亞伯（Abe）。

我一直因為一件事情對我的父親耿耿於懷——他從來沒有，哪怕是一次，反抗過我的母親。在我母親貶低和批評我的所有那些年裡，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反對過她。他沒有一次站在我這一邊。我因為他的被動和缺乏男子氣概而感到失望。因此我很困惑：我怎麼會找他來幫我向傑裡報仇呢？也許我的回憶出錯了。也許我比我之前所認為的還要更加以他為榮。

這一可能性隨著傑裡繼續描述他自己生活中的艱難歷程而獲得了佐證。他的父親不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並且，曾經有三次，生意失敗迫使舉家搬遷，每況愈下，住處一次比一次差。此外，傑裡必須在放學之後還在暑假期間打工。我意識到我比他要幸運得多：雖然我經常在我父親店裡工作，但是這從來都不是一項要求而總是出於我個人的意願——招待客人，給他們算賬，收錢找錢讓我感覺自己很成熟。傑裡暑假還要打工，而我父母會把我送到為期兩個月的夏令營中去。我把我的特權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與傑裡的對話很清楚地表明，我的父親做對了很多事情。很明顯，他是一位勤勞而有智慧的商人。正是他的（還有我母親的）辛勤工作和商業頭腦讓我的生活變得容易些了，讓我有可能接受教育。

作者的父親在他的雜貨店裡，加利福尼亞州1930年

在掛斷傑裡的電話之後，另一個已經被遺忘的關於我父親的記憶偷偷溜了進來。一個下著雨的傍晚，店裡滿是顧客，一個大塊頭、凶神惡煞的男人抓起一箱白酒就跑到街上去了。沒有絲毫猶豫，我的父親馬上起身去追他，留下我和我母親在店裡應付滿屋子的顧客。15分鐘之後我父親回來了，扛著那一箱白酒——那個小偷跑了兩三條街區跑不動了，扔下這箱白酒就跑了。我父親所做的是一件勇敢的事情。我不敢肯定我會去追。我一定是為他感到自豪的——我怎麼可能不是？但奇怪的是，我讓自己忘了這件事。我曾經有坐下來好好想一想，真正地想，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嗎？

我知道我父親早上5點就起來工作，從華盛頓特區東南部的批發市場購買商品，他平時晚上10點關門，星期五和星期六12點才關門。他只在星期天休息。我偶爾陪他一起去批發市場，那是一件艱苦、累人的工作。但是我從沒聽過他抱怨。我記得我和一位我叫他“山姆（Sam）叔叔”的人聊過天，他是我父親在蘇聯時最好的朋友［我稱呼所有從蘇聯一個名為希爾茲（Cielz）的猶太人小村一起移民過來的人為叔叔或者阿姨］。山姆告訴我，我父親會在家裡狹窄陰冷的閣樓上坐上幾個小時，寫詩歌。但是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應徵入伍，加入蘇聯軍隊幫助修建鐵軌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結束了。戰後，他在他哥哥邁耶（Meyer）的幫助下來到了美國。邁耶早一些移民過來，並且在喬治城沃爾特街上開了一家雜貨店。他的姐姐漢娜（Hannah），還有他的弟弟亞伯，隨後也都來了。亞伯1937年的時候隻身前來，並且計劃將他的家人很快都接過來，但是為時已晚：納粹殺死了所有留下的人，包括我父親的姐姐和她的兩個孩子，還有他弟弟亞伯的妻子和四個孩子。但是，對於所有這些，我父親都隻字不提；他一次也沒有對我說起過猶太人大屠殺，或者，說實在的，也沒有提起過任何關於故鄉的事情。他的詩歌，也成了陳年往事。我從沒見過他寫作，也從沒見過他看書。我從沒見過他讀除了猶太人日報之外的其他東西，他只要一拿到那份報紙就抓起來，快速瀏覽。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他是在找任何關於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消息。只有一次他提及了大屠殺。那時候我大約20歲，我和他一起去吃午飯，只有我們兩個。這種情況很少見：即使那個時候他已經賣了雜貨店，讓他擺脫我的母親也是件難事。他從沒發起過一段對話。他從沒找過我。也許他和我在一起不自在，雖然在和他的族人在一起的時候，他一點兒也不害羞也從不拘謹——我喜歡看他在和他們打皮納克爾紙牌戲（pinochle）的時候，和他們一起笑，並且講笑話。也許我們互相都讓對方失望了：他從來沒有詢問過我的生活或者工作，而我從來沒有告訴他我愛他。我對那次午餐時的討論仍然記憶猶新。我們倆像成年人一樣一起交談了一個小時，感覺很棒。我記得我問他是否相信上帝，他回答說，“在大屠殺（Shoah，希伯來語）之後，怎麼還有人能相信上帝？”

作者和他的父親1936年

我知道現在是時候（早就應該）原諒他的沉默，原諒他是一位移民，原諒他沒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並原諒他沒有留意他唯一的兒子所遭受到的小小不滿。是時候終止我對他的無知所感到的尷尬了，是時候記住他英俊的臉龐，他的溫柔，他與他朋友們之間優雅的互動，他用他悅耳的嗓音唱起他孩提時在猶太人小村學到的意第緒語歌曲，他與他的兄弟朋友們打皮納克爾紙牌戲時的歡笑聲，他在灣脊區海灘游泳時優美的側泳，還有他與他的姐姐漢娜，我最喜歡的姑姑之間充滿友愛的關係。

[1] 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島西南的一個小島，1892～1943年間曾用作移民進入美國的檢查站。——譯者注

[2] 埃夫是作者名字歐文（Irvin）的暱稱。——譯者注

第5章圖書館，從A到Z

多年來一直到我退休，我每天都騎自行車在家和斯坦福大學之間往返，經常會停下來欣賞羅丹（Rodin）的雕像《加萊的義民》（Burghers of Calais），或者聳立於方形中庭的小教堂上閃閃發光的馬賽克，或者在校園書店裡隨便看看。即使在退休之後，我也繼續繞著帕洛阿爾託（Palo Alto）^[1]騎車，出去辦事或者拜訪朋友。但是最近我對自己的平衡能力失去了信心，因此我避免車流，只在傍晚時候在自行車道上騎行個三四十分鐘。雖然我騎車的線路改變了，但是騎車總能給我帶來自由和沉思的體驗，而且最近騎車的時候，流暢而迅速運動的體驗以及臉上的微風總是把我帶回到過去。

作者10歲照片

除了20多歲到30歲出頭這10年裡，我與摩托車有過一段情緣之外，我從12歲起就對自行車情有獨鍾。在我12歲時，經過長期而艱難地懇求和說服之後，我的父母讓步了，給我買了一輛鮮豔的紅色美國飛行者牌（American Flyer）自行車作為我的生日禮物。我是一個不依不饒的人，並且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極其有效、屢試不爽的技巧：只要在我想要的東西和我的教育之間扯上關係。如果我為了吃喝玩樂而亂花錢，我的父母從來都不會答應，但是一旦與教育稍微有點聯繫——鋼筆、本子、計算尺，還有書，尤其是書——他們會把錢雙手奉上。因此，當我告訴他們，騎自行車方便我去位於第七街和K街（K Street）交口宏偉的華盛頓中心圖書館（Washington Central Library）的時候，他們沒法拒絕我的請求。

我也信守了我這一方的約定：每個星期六，無一例外，我往我自行車的人造革掛包裡塞上我從上個星期六開始匆匆讀完的6本書（圖書館借書上限），騎行40分鐘去借新的。

圖書館成了我的第二個家，我每個星期六都在那裡待幾個小時。那些漫長的下午滿足了我雙重的目的：圖書館讓我與我所渴望的更廣闊的世界接觸，一個歷史、文化和思想的世界，與此同時，它也緩解了我父母的焦慮，並且讓他們因為生了個學者而感到滿意。而且，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我花越多時間在室內閱讀越好：我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社區。我父親的商店和我們二樓的公寓位於實行種族隔離的華盛頓特區的一個低收入社區，離白人社區的邊界有幾個街區。街道上充斥著暴力、偷竊、種族衝突和酗酒（很多人喝的是我父親的商店賣的酒）。從我7歲開始，在暑假期間，他們很明智地讓我遠離危險的街道（他們也落得清靜）——通過花不少的錢，把我送到馬裡蘭、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或者新罕布什爾的夏令營去。

圖書館主樓層龐大的接待大廳令人望而生畏，以至於我每次穿過它的時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在第一樓的正中間，豎立著一個裝滿自傳的大書架，按照主題以字母順序排列。在我繞著它轉了很多圈之後，我才鼓起勇氣走近一位急於幫忙的圖書管理員尋求指導。一句話沒說，她用食指放在她唇上，指向巨大的大理石環行樓梯，這個樓梯是通往二樓的兒童區的，我應該屬於那裡。我垂頭喪氣地聽從了她的指示，但是雖然如此，每一次我到圖書館的時候我繼續圍著自傳書架轉，並且在某一時刻我想出了一個計劃：我每週讀一本自傳，從一個姓氏以“A”打頭的人開始，然後順著字母表一直往下讀。我讀的第一個人是亨利·阿姆斯特朗（Henry Armstrong），一位20世紀30年代的輕量級拳擊冠軍。以B打頭的人我記得的有胡安·貝爾蒙特（Juan Belmonte），19世紀早期的天才鬥牛士，還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以C打頭的有泰·柯布（Ty Cobb），E開頭的有託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G開頭的有盧·格里克（Lou Gehrig）和海蒂·格林（Hetty Green，“華爾街女巫”），等。在以J開頭的人裡面，我發現了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他因為消滅了天花而成了我的英雄。在K開頭的人裡面我遇到了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想知道，是詹納救的人多還是成吉思汗殺的人多。以K打頭的還有保羅·德·克魯伊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獵人傳》（Microbe Hunters），它激起了我讀很多關於微觀世界的書的願望；第二年，我週末在人民藥店當冷飲售貨員，並且存了足夠的錢來買一個拋光銅色的顯微鏡，我到今天還留著。N為我帶來了萊德·尼科爾斯（Red Nichols），一名小號手，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古怪的名為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傢伙。P帶我找到了聖保羅（Saint Paul）和山姆·帕奇，後者是第一個跳下尼亞加拉大瀑布並且生還的人。

我記得我一直讀到T就停下來了，在那裡我發現了阿爾伯特·佩森·特修（Albert Payson Terhune）。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我轉變了方向，如飢似渴地閱讀很多本他寫的關於出色的柯利牧羊犬，比如拉德（Lad）和萊西（Lassie）的書。今天我知道我沒有從這個偶然的閱讀計劃中受到傷害，沒有因為是世界上唯一知道那麼多關於海蒂·格林或者山姆·帕奇的10歲或者11歲的小孩而受到傷害，但是，多麼浪費時間啊！我渴望某位成年人，某位主流的美國導師，某位像穿著泡泡紗西裝，走到我父親的雜貨店並宣稱我是一個有遠大前程的小夥子那樣的人。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心疼那個孤獨、惶恐、但是意志堅定的小男孩，並且驚歎他設法通過自我教育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儘管很偶然，沒有鼓勵、榜樣或者指導。

[1] 位於美國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的西北角，斯坦福大學所在地。——譯者注

第6章宗教戰爭

米里亞姆修女（Sister Miriam）是一位天主教徒，由他的告解神父，阿爾弗雷德教士（Brother Alfred）轉介給我，後者很多年前，在他強勢的父親去世後找我做過心理治療。阿爾弗雷德教士給我寫了一個便箋：

親愛的亞隆醫生，（抱歉但是我仍然不能稱呼你為埃夫——要做到那一點還需要再多做一兩年的治療。）我希望你能見見米里亞姆修女。她是一個富有愛心、寬宏大量的人，但是現在她遇到了很多障礙，無法獲得內心的安寧。

米里亞姆修女是一位漂亮、迷人，但是有點頹廢的中年女性，穿著打扮絲毫不帶任何職業印記。她坦率而直接，很快就談到了她的問題，沒有任何侷促不安。在教會工作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從親自參與為窮人做的慈善工作中獲得了相當大的滿足感，但是因為她的聰明才智和執行能力，她一直被要求承擔越來越高的行政職務。雖然她在這些崗位上卓有成效，但是她的生活質量降低了。她沒有時間自己做禱告和冥想，而現在，幾乎每一天，她都和用排擠手段謀取更多權力的其他行政人員起衝突。她覺得她對他們的憤怒玷汙了自己。

我從一開始就喜歡米里亞姆修女，並且隨著我們繼續每週見面，我對這位女士越加尊敬，因為在我所認識的所有人中，她是最為無私奉獻的一位。我決心盡我一切所能幫助她。她極其聰明並且極其虔誠。她從來不詢問我的宗教信念，並且在幾個月的治療之後，對我的信任逐漸增加，足以把她的私人日記帶到會談中來，並且大聲念出其中幾個段落。她袒露她深深的孤獨感，覺得自己笨拙，並且對其他天生美貌和優雅的修女有嫉妒之情。當她讀到因為她所放棄的東西（婚姻、性生活和母親身份）而感到悲傷的時候，她放聲大哭。在想到我與我的妻子和孩子之間寶貴的親情的同時，我對她感到深切的同情。

米里亞姆修女很快振作了起來，並且為她生活中耶穌（Jesus）的存在而表示感謝。她談到渴望每天清晨與他對話，這些對話從她十來歲在女修道院時起，就給她帶來了力量和安慰。最近，她行政上的很多要求讓這些清晨的冥想變得實在太難得，而她很懷念它們。我很關心米里亞姆修女並且決心幫助她恢復清晨與耶穌的聯結。

有一天，在我們的會談之後，當我騎著自行車時，我意識到每當我和米里亞姆修女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多麼嚴苛地壓制住了我的宗教懷疑主義。我之前從來沒有當面遇到過這樣的有犧牲和奉獻精神的人。雖然我也將心理治療看成是我在為我的患者服務終生，但是我知道，我的付出和她的沒法相比；我的付出是按照我自己的日程來安排的，並且我為我提供的服務收費。她是怎麼變得這麼無私的呢？我想起了她的早年和心理髮展。她父親在一次採煤事故中殘疾之後家裡一貧如洗，她的父母在她14歲的時候，將她送到了一所女修道院學校，他們從此極少再去探望她。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的生活就被從早上到中午，從中午到晚上的禱告、頻繁的聖經學習，以及教理問答填滿了。只有極其寶貴的一點時間用來遊戲，用來消遣，或者用來參與社交活動，當然，她不準和男性接觸。

在我們的會談之後，我經常回想我自己的宗教教育失敗的原因。我那個時代，在華盛頓特區的年輕猶太男性，遭受的是來自舊世界的一種教條主義的方式，現在回想起來，它似乎就是用來使我們遠離宗教生活的。據我所知，我的同輩人中沒有任何一個人保留了任何的宗教情感。我的父母在種族上是猶太人：說意第緒語，一絲不苟地遵守符合猶太教教規的飲食習慣，廚房裡有四套餐具^[1]（平時有一套用於肉食一套用於奶製品，在逾越節的時候又有兩套），嚴格遵守敬畏之日^[2]，並且是忠實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和他們的親戚朋友形成了一個關係緊密的群體，並且幾乎從來不與非猶太人交朋友，也從來沒有以任何方式加入美國主流社會。

但是儘管他們有強烈的猶太身份，我並沒有看到真正宗教興趣的跡象。除了按照習俗所要求的在敬畏之日集會，在贖罪日齋戒，在逾越節的時候不吃發酵麵包，沒有人嚴肅對待宗教。沒有人每天都禱告，放置經文護符匣，讀聖經，或者在安息日的時候點上蠟燭。

大部分的家庭經營著小生意，主要是雜貨店、酒品商店或者熟食店，他們只在星期天和聖誕節，元旦，還有主要的猶太節日關門歇業。我對敬畏日猶太教會堂的場景記憶猶新：我父親的男性朋友和親戚都擠在樓下的同一排，而女性，包括我姐姐和我媽媽，則在樓上。我記得我挨著我父親坐著，玩他藍色和白色披肩上的流蘇，聞他很少穿的敬畏之日西裝上的樟腦丸氣味，當他用手指著書上由帶領祈禱和唱詩者或者拉比唱誦的希伯來詞語的時候，湊到他身上去看。因為它們對我來說都是無意義的音節，所以我盡我所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一頁的英語翻譯上，而其中充滿了對暴力的戰爭、奇蹟的描述以及對神的無窮無盡的讚頌。沒有一行與我自己的生活有關。在我父親身邊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我飛奔向外面的庭院，所有的小孩聚集在那裡，交談、遊戲和調情。

這些就是我早年的宗教體驗。一直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我的父母從沒有，哪怕是一次，試圖教我讀希伯來語或者向我傳授重要的猶太教教義。但是隨著我的13歲生日和受戒禮^[3]的到來，事情發生了變化，我被送去上星期天宗教班，在那裡我一反常態，在課堂上不守規矩，堅持問很多不敬的問題，比如，“如果亞當和夏娃是最早的人類，那麼他們的孩子和誰結婚呢？”或者，“如果牛奶和肉不一起吃，是為了避免小牛在母親的牛奶中被煮熟這種令人憎惡的事情發生，那麼，拉比，為什麼這條規則延伸到雞肉上去了呢？畢竟，”我招人煩地提醒每個人，“雞不產奶啊。”最終拉比受夠了我，把我從學校開除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我並沒有擺脫掉受戒禮。我的父母把我送到私人導師，達姆施塔特先生（Mr.Darmstadt）那裡去，他是一位後背挺直，舉止莊重，並且富有耐心的男人。每一個13歲的男孩在成年禮上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就是出席猶太教會堂集會，當眾用希伯來語大聲唱誦，那一週的哈夫塔拉^[4]。

在和達姆施塔特先生上課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不能（或者不願意）學習希伯來語！我在所有其他活動中都是一名傑出的學生，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在這一任務上我突然變得徹頭徹尾的愚蠢：我記不住讀物中的字母、發音或者曲調。最終，耐心但是遇到重重困難的達姆施塔特先生放棄了，並且告知我父親這是不可能的：我永遠也學不會哈夫塔拉。因此，在我的成年禮典禮上，我父親的兄弟，我的叔叔亞伯，代替我唱誦了成年禮選段。拉比要求我讀幾行希伯來語的祝福語，但是在排演的時候拉比發現，很明顯我連這個也做不到，所以在典禮中，拉比無奈地為我舉起將希伯來語音譯成英語字母的提示卡。

我的父母肯定在那一天感到極其丟臉。怎麼可能不是呢？但是我不記得任何與他們的丟臉有關的東西——沒有一個畫面，沒有與我的父親或者母親說過的一個詞。我希望他們的失望因為他們的兒子在晚宴慶典上傑出的演講（用英語說的）而減輕了。最近當我回顧我的一生的時候，我經常尋思，為什麼我的叔叔，而不是我的父親，來幫我讀我的那一段？我父親感到太過於丟臉？我多麼希望我能問他這個問題啊。還有我和達姆施塔特先生學習的幾個月呢？我對我們所上的課幾乎完全失憶了。我記得的是我的一個慣例，那就是在他家前面的一站，我會在“小棧”漢堡包小攤，大步踏上手推車來買點小吃。“小棧”漢堡包小攤是華盛頓特區的一個連鎖店，每一個小攤上都有一個用綠色瓦鋪就的屋頂，用25美分可以買三個漢堡包。它們是被禁食物讓它們變得更加美味：這是我所吃過的第一個traif（不符合猶太教教規的食物）！

如果像年輕時的歐文這樣的青少年，處在身份危機之中，現在要求我來給他做一個專業的精神科諮詢，並且告訴我他無法學習閱讀希伯來語（即使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並且被他的宗教學校開除了（雖然在任何其他時候他都沒有重大的行為問題），此外，他還在去他希伯來語老師家的路上吃了第一個不符合猶太教教規的食物，那麼我相信他和我將會有差不多這樣的一次諮詢：

亞隆醫生：歐文，你說的所有關於你的成年禮的事情，都讓我想知道，你是否無意識地在反抗你的父母和你的文化。你告訴我你是一個傑出的學生，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在這樣一個重大時刻，在你將要成為一個猶太成年人的非常時刻，你突然得上了一種病因不明的假性痴呆（pseudo-dementia），不能學會閱讀另外一種語言。

歐文：恕我直言，亞隆醫生，我不同意：這是可以解釋清楚的。我的語言能力不好是一個事實。實際上，我從來學不好另外一種語言，並且我懷疑我將來也學不會。事實上，我在學校裡都是拿的A，除了拉丁語是B德語是C之外。並且還有一個事實，我五音不全，一唱歌就跑調。在班上合唱的時候，音樂老師明確地告訴我不要唱，而是輕輕跟著哼。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這些，並且知道我沒有辦法學會唱誦成年禮上的聖經章節的旋律或者學會另外一種語言。

亞隆醫生：但是，歐文，讓我提醒你這不是學會一門語言的問題——也許少於5%的美國猶太男孩理解他們在成年禮上讀的希伯來文。你的任務並不是學會說希伯來語，或者去理解希伯來語：你唯一的任務就是學習幾個發音並且大聲讀幾個段落。並且讓我提醒你，他們很多都不是得A的學生而是得B和C還有D的學生。不是，我重申，這不是急性局部痴呆（acute focal dementia）的案例：我確定還有更好的解釋。告訴我更多對於你是一個猶太人的感受，還有對於你的家庭和文化的感受。

歐文：我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亞隆醫生：就是將你心裡想的關於做一個13歲的猶太人的感受說出來。不要審查你的想法——只用在它們進入你腦海的時候把它們說出來。這就是治療師所謂的自由聯想。

歐文：自由聯想，嗯。把想的說出聲來？噢！好的，我來試一試。做一個猶太人……上帝的選民……這對我來說是多大一個玩笑啊——選民？不，正好相反……做一個猶太人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優勢……頻繁的排猶言論……甚至特納先生（Mr.Turner），金髮紅臉的理髮師，離我父親的雜貨店只隔了三家店，在他給我剪頭髮的時候都叫我“猶太小子”……還有溫克，那個體育老師，當我用了很大勁兒，也爬不上從體育館天花板上吊下來的繩子的時候，他也會大聲喊，“麻利點兒，猶太小子”。還有聖誕節，在其他的孩子描述他們的聖誕節禮物的時候我感到的羞恥——我是小學班上唯一的猶太孩子，然後我經常撒謊假裝我獲得了禮物。我知道我的表兄妹，貝亞（Bea）和艾琳（Irene），告訴同學他們的獻殿節禮物是聖誕節禮物，但是我的家人在商店裡太忙了，在獻殿節^[5]的時候也不給任何禮物。並且他們不贊成我交任何非猶太人朋友，尤其是黑人小孩，他們不允許我帶他們到我家裡來，即使我經常去他們家。

亞隆醫生：所以，對我來說很明顯的是，你最想要的是擺脫這種文化，而你拒絕為了你的受戒禮學習希伯來語，還在去上希伯來語課的路上吃不符合猶太教教規的食物，說明的都是同樣一件事，並且說得很大聲，“請來個人把我帶離這裡吧！”

歐文：你說的我很難反駁。我的家人肯定覺得左右為難。他們希望我不同，希望我會更好。他們希望我在外面的世界取得成功，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肯定擔心他們自己的世界的終結。

亞隆醫生：他們曾經這樣對你表達過嗎？

歐文：沒有直接表達過，但是有一些跡象。例如，他們相互之間說意第緒語，但是不對我或者我姐姐說。他們對我們說一種英語-意第緒語混雜的語言（我們稱之為意第緒英語），但是他們明顯不希望我們學習意第緒語。他們也對他們在故鄉的生活非常保密。我不知道他們在蘇聯的生活的任何情況。當我想要找出他們故鄉的猶太人小村的確切位置的時候，我的父親——他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開玩笑說他們以前住在蘇聯，但是有時候他們一想起又要熬過一個蘇聯的冬天時，就叫它波蘭。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納粹和大屠殺？一個字都沒提！他們的嘴巴總是很嚴。同樣的沉默支配著我所有的猶太朋友家庭。

亞隆醫生：你怎麼解釋這一點呢？

歐文：可能他們不希望我們被這些恐怖的事情傷害到。我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勝利紀念日的時候，在電影院裡面看過新聞彙輯，展示了集中營和被推土機推走的堆成山的屍體。我震驚了——我完全沒有準備好去看到這些，恐怕我這輩子都無法忘記那些場景了。

亞隆醫生：你知道你的父母對你有什麼期待嗎？

歐文：是的——接受教育，成為美國人。他們對這個新世界所知甚少。當他們到達美國的時候，他們沒有接受過世俗教育——我的意思是一點兒都沒有……除了成為美國公民要上的課之外。就像我認識的大部分猶太人一樣，他們是“聖書的子民”，並且我相信——不，我知道——他們不管什麼時候看到我在看書就很開心。當我在看書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打攪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表示過自己想要接受教育。我認為他們知道那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他們被辛苦的工作壓垮了。每天晚上他們都筋疲力盡。他們一定是苦樂參半：他們這麼辛苦的工作以便我可以享受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但是他們肯定知道，我所讀的每一本書，每一頁，都把我拉得離他們越來越遠。

亞隆醫生：我還在想你吃那些“小棧”漢堡包的事情——那是你走出的第一步。那就像是一場漫長的戰役開始之前吹響的號角。

歐文：是的，我發起了一場爭取獨立的漫長戰爭，而早期的小規模戰鬥全是關於食物的。在受戒禮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嘲笑正統的食物律法了。那些律法是個笑話：它們完全不著邊際，更重要的是，它們讓我沒法成為美國人。當我去看華盛頓參議員隊（Washington Senators）的棒球比賽的時候（格里菲思體育館離我父親的雜貨店只隔了幾個街區），不像我的朋友，我不能吃熱狗。即使在街邊的雜貨店吃雞蛋沙拉或者烤芝士三明治都是被禁止的，因為，我的父親解釋，切三明治的刀可能被用來切了火腿三明治。我抗議說：“我會讓他們不要切。”

“不行。想想你用來吃火腿的盤子，”我的父親或者母親說。“Traif——它是不符合猶太教教規的食物。”你能想象嗎，亞隆醫生，在你13歲的時候聽到這些？真是瘋了！這個廣闊的宇宙——數以萬億的恆星在誕生和死亡，地球上每一分鐘有自然災害發生，而我的父母堅持上帝沒有別的更好的事情去做，而要管雜貨店刀上的火腿分子？

亞隆醫生：真的嗎？你這麼小的時候就以這種方式思考了啊？

歐文：一直是這樣。我對天文學感興趣並且自己做了一個望遠鏡，每當我仰望夜空的時候，我都為我們在萬事萬物中顯得多麼渺小和微不足道而感到震驚。對我來說很明顯的是，古人試著去消除這種微不足道的感覺，通過發明一個上帝，他認為我們人類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將他的注意力放在我們的每一個舉動上面。還有一點很明顯的是，我們試著去緩和死亡這一令人恐懼的事實，通過發明天堂，還有其他的幻想和神話，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我們不會死”——我們通過轉世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而繼續存在。

亞隆醫生：你真的這麼小就有這些想法了？

歐文：我從記事起就有這些想法了。我不會告訴別人。但是坦白說吧，我認為宗教和來世的觀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局。它有一個目的——它為宗教領袖提供了舒適的生活，並且它降低了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但是它有一個代價——它讓我們變得幼稚，它讓我們看不見自然秩序。

亞隆醫生：騙局？多麼驚世駭俗啊！為什麼下定決心冒犯幾十億人呢？

歐文：嘿，嘿，你讓我自由聯想的。記得嗎？通常情況下，這些話，所有這些，我只在心裡想想。

亞隆醫生：對的。我確實讓你這樣做。你照我說的做了。然後我因為它而批評你。我道歉。讓我問你點兒別的。你談到了對死亡的恐懼和來世。我想知道你自己對死亡有什麼體驗。

歐文：我的第一個回憶是我的貓的死亡。那時我大約10歲。我們總是在店裡養貓來抓老鼠，我經常和貓一起玩。有一天，其中一隻，我最喜歡的——我忘了它的名字——被一輛車撞了，我在路邊發現了它，它還在呼吸。我衝進店裡，從肉櫃裡拿出一些豬肝（我父親還是一名肉販），然後切下來一片送到貓的嘴邊。豬肝是它最愛的食物。但是它不吃，然後它很快永遠閉上了眼睛。你知道的，我因為忘了它的名字，叫它“貓”而感覺很糟糕——我們在一起度過了很多溫暖的時光，它坐在我的腿上，大聲地發出咕嚕咕嚕聲，我一邊撫摸它一邊看書。

至於人類的死亡，我三年級班上有一個男孩。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但是我想我們叫他“L.E.”。他頭髮是白色的——也許是位白化病患者——他母親會在他的午餐盒中裝上不常見的三明治，例如，奶酪和醃黃瓜三明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醃黃瓜三明治。很奇怪的是，某些古怪的東西總是能被我記得很牢。有一天，他沒來上學，第二天老師宣佈他生病然後死了。就這樣。我不記得任何特別的反應——我自己的或者班上其他人的。但是有一件離奇的事情：我腦海中一直清楚地記得L.E.的臉。我還能在心裡想出他的樣子——他的臉上帶著吃驚的表情，理著平頭，顏色非常淺的金黃色頭髮在頭上豎著。

亞隆醫生：這一點很離奇是因為……

歐文：離奇的是他的形象是如此的清晰。怪異是因為我和他並不熟。我認為他只在那一年在我們班上。而且，他得了某種病，他的母親每天開車接送他上學，所以我們從來沒有一起從學校走回家或者在一起玩過。我在那個班上和很多其他孩子要玩得熟得多得多，但是我記不住任何一張別人的臉。

亞隆醫生：那意味著？

歐文：那肯定意味著，死亡明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是我選擇不直接去思考它。

亞隆醫生：有沒有什麼時候，你確實直接思考它了？

歐文：我記不太清了，但是我記得在一個廉價品商店玩了彈球機之後，我在家附近的路上走著，突然一個觀念像雷一樣擊中了我，那就是我會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死去，所有活著的人，還有將要出生的人。這就是我記得的一切，除了我知道它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自己的死亡，還有我不能將這樣一個觀念長時間地記在心裡，當然，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起它。直到現在。

亞隆醫生：為什麼說“當然”？

歐文：我總是獨自一人。沒有我可以分享這些想法的人。

亞隆醫生：獨自一人是否意味著孤獨？

歐文：嗯，是的。

亞隆醫生：當你想到“孤獨”的時候，你腦海裡會出現什麼？

歐文：我會想到在那個時候的“士兵之家”騎自行車，它是一個很大的公園，離我父親的商店大約有十個街區遠……

亞隆醫生：你總是說“我父親的商店”而不是“我的家”。

歐文：是的，抓得很準，亞隆醫生。我剛才也注意到了。我對我的家有很深的羞恥感。我心裡想到的是——我還在自由聯想，對吧？

亞隆醫生：是的。繼續。

歐文：我心裡想到的是我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參加的生日聚會，我十一二歲，是在一座非常豪華的房子裡舉辦的，那樣的房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除了在好萊塢電影裡面。它是一個名叫朱迪·斯坦伯格（Judy Steinberg）的女孩的家，我是在夏令營裡遇到她並且和她談戀愛的——我覺得我們甚至接吻了。我的母親開車送我去的聚會，但是不能接我回家，因為星期六的晚上是店裡最忙的時候。所以，當聚會結束的時候，朱迪和她母親一起送我回家。我一想到她們看到我們家簡陋的小屋就感到如此的丟臉，以至於我要求她們在隔了我家幾戶的一座樸素但是更加像樣的房子前把我放下來，假裝我住在那裡。我站在門口朝她們揮手直到她們的車開遠了為止。但是我不信我騙過了她們。我想到這一點兒就感到難堪。

亞隆醫生：讓我們回到你之前說過的話。告訴我更多你在“士兵之家”公園獨自一人騎自行車的事情。

歐文：那是一個神奇的公園，佔地幾百英畝，非常的荒涼，只有幾座為生病或者年老的退伍軍人蓋的房子。我覺得那些騎自行車的日子是我最好的童年回憶……從長長的山坡上滑行下來，風吹在我的臉上，感覺自由自在，同時大聲背誦詩歌。我的姐姐在大學裡上了一門維多利亞時代詩歌的課程。當她上完這門課的時候，我拿了她的教材，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並且熟記那些有強烈節奏感的簡單詩歌，比如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雷丁監獄之歌》（Ballad of Reading Gaol），或者豪斯曼（Housman）的詩集《什羅普郡少年》（Shropshire Lad）中的一些詩，比如《現在的櫻桃樹，是樹中最美的》（Loveliest of Trees，the Cherry Now），還有《當我二十一歲》（When I Was One and Twenty），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翻譯的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The Rubaiyat）中的一些詩篇，拜倫（Byron）的《西庸的囚徒》（Prisoner of Chillon），以及丁尼生的詩。吉卜林的（Kipling）《古廟戰笳聲》（Gunga Din）是我的最愛之一，我現在還保留著我13歲的時候在棒球場附近的唱片店裡製作的一張黑膠唱片。其中一面是我的受戒禮演講（當然，用的是英語），背面是我背誦的《古廟戰笳聲》還有丁尼生的《輕騎兵旅的衝鋒》（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是的，我越想越覺得，那些背誦著詩歌中的詩句，從山上滑行下來的時刻，是我最幸福的時光。

亞隆醫生：我們的時間快到了，但是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說我理解你在很多方面所面臨的掙扎。你被卡在了兩個世界之間：你既不瞭解也不尊重舊世界，但是你還沒有看到通往新世界的大門。這激起了你很多的焦慮，你需要大量的心理治療來幫助你處理這些焦慮。我很高興你決定來看我——你很機靈，我有強烈的預感你會好起來的。

[1] 肉和牛奶不可以一起食用。為避免無意中將兩種食物混合在一起，猶太人把碟子、刀具、鍋盤分成專門用於肉食和奶食的兩套，分開安放。——譯者注

[2] 新年和贖罪日是“敬畏之日”。猶太新年指的是猶太曆7月的第一、二兩天（古代為7月1日）。在《聖經》中，它被規定為新的一年的開始。這一天不是個歡快的日子，人們只是默默地休息，並吹羊角號以示紀念。後來，拉比（Rabbi）在《密什那》中又稱之為“審判日”和“紀念日”，認為在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經過，並接受上帝的審判。——譯者注

[3] 為年滿13歲的猶太男孩舉行的成人儀式。——譯者注

[4] Haftarah，《聖經·舊約·先知書》中的一個選集。——譯者注

[5] 猶太曆12月25日開始為期8天的節日。——譯者注

第7章賭博的小夥子

現在是星期三早上8點。我已經吃過了早飯，並且從石子路上散步到了我的辦公室，只短暫地看望了我的盆栽並拔出了幾棵雜草。我知道這些小雜草也有生存的權利，但是我不能讓它們吸走了我的盆栽所需要的水分。我感到心滿意足，因為我將會有四個小時不被打擾的寫作時間段。我準備開始，但是，像往常一樣，我忍不住去檢查我的郵箱，並且下定決心我回復郵件花的時間不超過半個小時。第一封郵件映入我的眼簾：

提醒：今晚在我家一起打牌。6:15開門。提供美味且昂貴的食物。快點吃——牌局6:45準時開始。多帶些錢！凱萬

我的第一反應是刪除它，但是我忍住了，然後試著去體驗我心裡閃過的那種依依不捨的感覺。我從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們一起玩撲克，但是不能再玩了，因為我糟糕（而且無法矯正的）的視力讓這一娛樂變得太過於昂貴：每一次打牌我都會因為看錯牌而至少輸一兩把大的。我在很長時間裡都拒絕放棄這一娛樂。變老就是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放棄。現在，即使我大約有四年沒有打牌了，那些兄弟們還是會出於禮貌給我發出邀請。

我已經放棄了網球、慢跑和蛙潛，但是放棄打撲克不一樣。前面幾個更像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撲克則是一項社交活動：這些親切的兄弟是我的玩伴，我很想念他們。嗯，我們有時候會聚在一起吃午飯（扔硬幣或者在餐桌上很快打一局撲克來決定由誰付賬單），但不是一回事：我懷念那種孤注一擲還有對抗的感覺。我一直熱愛賭博時的刺激感，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嘗試慫恿我的妻子和我打賭，在很傻的事情上打賭：她想要我在參加一個晚宴的時候繫上領帶，然後我回應說：“我和你賭20塊，今晚的宴會上沒有任何一個人系領帶。”過去她不會搭理我，但是現在，因為我不再打撲克了，所以她就偶爾接受和我打賭來遷就我一下。

這種類型的娛樂很久以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多久？幾年前我接到的一通電話提供了一些信息。電話是謝利·費希爾（Shelly Fisher）打來的，而我從五年級之後就沒有和他說過話了。他有一個侄孫女正在上學，要成為一名心理學家，最近一次他去看她的時候，他看見她正在讀我的一本書，《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The Gift of Therapy）。“嘿，我認識這個傢伙，”他說。他在華盛頓特區電話簿上找到了我姐姐的名字，然後給她打電話，要到了我的號碼。謝利和我聊了很長時間，回憶我們一起走路去上學、打保齡球、打撲克、參加舞會，還有收集棒球卡片。接下來的一天，他又給我打電話，“歐文，昨天你說你想要得到反饋。好吧，我剛剛記起來關於你的一件事情：你賭博成癮。你一直纏著我和你玩金羅美（gin rummy），用棒球卡片作為賭注。你什麼東西都想要拿來打個賭：我記得有一天，你想要和我賭街上開出來的下一輛車的顏色。而且我記得你賭數字時候的那個興奮勁兒。”

“賭數字”——我有很多年沒有想起這個了。謝利的話激起了一段古老的回憶。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我父親將他的雜貨店改成了一家酒品商店，然後對我母親和父親來說，生活變得容易了一點：不用再扔掉變質的商品，不用凌晨5點去產品批發市場，不用再把牛肉切成一塊塊賣掉。但是情況也變得更加危險：經常會有搶劫，所以星期六的晚上，會有一名武裝警衛躲在我們商店的後面。白天的時候，店裡經常擠滿了各式引人注目的人物：我們的常客包括拉皮條的、妓女、小偷，既討人喜歡又令人厭惡的酒鬼，還有賭注經紀人和賭彩兜攬人。

有一次我幫父親搬一個幾箱蘇格蘭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的訂單，到杜克（Duke）的車上去。杜克是我們家最好的顧客之一，我被他的派頭迷住了：頂部鑲有象牙的手杖，質地平滑的藍色羊絨雙排扣外套，搭配藍色的軟呢帽，還有一輛白得發亮的超長凱迪拉克。當我們到了停在半個街區之外的街道旁的車那裡時，我問他們我能否把我那一箱蘇格蘭威士忌放在行李箱裡，然後我父親和杜克兩個人都笑了。“杜克，我們給他看看行李箱吧？”我父親說。杜克用一種誇張的動作打開了凱迪拉克的行李箱，然後說，“這裡沒多少空間了，小夥子。”我往裡面看，眼珠子差點都掉出來了。70年之後這一場景仍然歷歷在目：行李箱塞滿了各種面值的一大堆鈔票，用很粗的橡皮筋捆著，還有幾個塞滿了硬幣的麻袋。

杜克是做數字彩票生意的——這是在我所在的華盛頓特區街區一項盛行的事業。下面是下注規則：每一天，我所在街區的賭徒們就給他們的“賭彩兜攬人”下賭注，賭一個三位數的數字。如果他們猜對了，他們“中獎了，榮耀所歸”，10美分就能獲得60美元——600比1的賠率。但是，真正的概率其實是1000比1，所以賭注經紀人能夠獲得巨大的利潤。每一天的數字是不能作假的，因為這是由一個眾所周知的公式得出來的，這一公式是基於當地賽馬跑道上三個指定的賽馬比賽中所押的賭注的總量。

每一天的賭數字都令人充滿期待，我親身體驗過這種興奮感，因為我偶爾偷偷地，自己也會下個小注（雖有我父母的警告），經常是用我從商店收銀機裡偷的5分或者10分硬幣。（對我的小偷小摸行為的回憶，即使現在，也讓我感到無比羞愧。）我的父親一遍又一遍地指出，只有傻瓜才會在這麼小概率的事情上下賭注。我知道他是對的，但是，直到我年紀更大一點兒之前，這是鎮上唯一的娛樂活動。我是通過威廉（William）下注的，他是在我們店裡工作的兩個黑人之一。我總是承諾他如果贏了錢，我會分給他25%。威廉是個酒鬼，還是一個活潑、有魅力的人，雖然不是一位道德楷模。我不知道他真的給我下注了，還是私吞了我的硬幣，還是他給自己下了注。我從來沒有中過獎，並且我懷疑，如果我中了，威廉很可能百般推脫，會說那天賭彩兜攬人沒有來，或者捏造類似的故事。我最終放棄了這項事業，因為我吉星高照，發現了棒球彩票、擲骰子、皮納克爾紙牌遊戲（pinochle），還有，最重要的，撲克。

第8章憤怒簡史

我的患者布倫達（Brenda）帶著議事日程來到了今天的會談中。甚至都沒有看我一眼，她就走進我的辦公室，坐下來，打開錢包拿出她的記事本，然後開始大聲讀一份準備好的聲明，列出了對我之前在會面中的行為的抱怨。

“你說我在我們的會面中做得很糟糕，而你的其他患者來的時候已經做好了準備去談論他們的問題。你還暗示，你更加願意和你的其他患者一起工作。你還批評我沒有提起夢或者白日夢。並且你站在我上一個治療師一邊，說我拒絕敞開心扉是我所有之前的治療都失敗了的原因。”

在之前的幾次會談中，像她經常做的那樣，布倫達沉默地坐著，不主動提供任何東西，逼著我用力過猛：我感覺自己像是在試圖撬開一個牡蠣^[1]。這一次，在她讀控告清單的時候，我變得越來越心存戒備。處理憤怒並不是我的強項。我的習慣性思維傾向是指出她的歪曲事實，但是出於幾個原因我並沒有說出口。首先，這是一次會談的好開頭——比上個星期好太多了！她終於敞開心扉，各種各樣緊緊束縛著她的想法和感受釋放了出來。此外，雖然她曲解了我的話，但是我知道，我確實想過她指責我說過的那些話，並且很可能那些想法以我沒有意識到的方式影響了我說的話。“布倫達，我完全理解你的生氣——我認為你有點斷章取義，但是有一點你是對的：上一週我確實有挫敗感，並且有點兒困惑。”然後我問：“如果我們在未來有類似的會談，你會有什麼建議？我最好提什麼樣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直接問我，上週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我感覺很糟糕呢？”她回答說。

我遵從了她的建議，然後提出了這個問題：“上週發生了什麼讓你感覺糟糕？”這一問題引出了一次富有成效的討論，關於她在過去的幾天裡所體驗到的失望和被人怠慢。在這次會談的最後，我回到一開始，詢問她對我如此憤怒，對她而言是什麼感覺。她哭了，她感激我認真對待她，承認我在她的生氣中有一定的責任，還有對她的不離不棄。我認為我們倆都感覺我們已經進入了治療的一個新階段。

在我騎車回家的路上，經過一條小溪的時候，這次會談讓我想起了憤怒這件事。雖然我對我應對這次事件的方式感到滿意，但是我知道，我在這一領域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如果我不是這麼喜歡布倫達，並且知道對她來說批評我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的話，我可能會不舒服得多。我也毫不懷疑，如果我的患者是一位憤怒的男性的話，我所感受到的威脅要大得多。不管在個人生活中還是在專業領域內，我一直對當面對質感到不舒服，並且一直小心地避開任何需要對質的行政崗位——例如主席的職位、委員會領導，或者教務主任。只有一次，在我完成了住院實習期^[2]的幾年之後，我同意為了一個主席職位接受面試——在我的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幸運的是（對我而言，也是對他們而言）他們選擇了另外一個候選人去任職。我總是告訴自己，避開行政職位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為我真正的長處在臨床研究、實踐以及寫作上面，但是我現在必須承認，我對衝突的恐懼，我靦腆的稟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的妻子，知道我只喜歡四個人，最多六個人的小型社交活動，覺得我成為團體治療的專家是一件相當滑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帶領治療團體的經歷證明是具有療愈作用的，不僅是對我的患者而言，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它大大增加了我在團體情境中的舒適感。並且，長期以來，我在向眾多聽眾演講的時候，已經不怎麼焦慮了。另一方面，這些工作總是對我有利的：我不喜歡任何自發的對抗性的公眾辯論——在那些場合我不能快速應對。年老的一個好處之一是，聽眾現在對我極為尊重：已經很多年甚至幾十年，聽眾中沒有同事或者提問者在言語上挑戰過我了。

我停下來10分鐘不再騎自行車，來觀看甘恩高中網球隊的練習，並回想起我在羅斯福高中網球隊的日子。我在六個人的隊伍中打六號的位置，但是比五號位置的納爾遜（Nelson）打得好得多。然而，每次我們對打，他就用他的攻擊性和咒罵來嚇唬我，更過分的是，他會在關鍵點停下來，靜靜地站著默默祈禱一會兒。教練對我毫不同情，告訴我“快長大，搞定它”。

我繼續騎車，然後想到我治療過的很多辯護律師和CEO們，他們在衝突中成長，我驚歎於他們的戰鬥熱情。我永遠都不理解他們是怎麼成為那個樣子的，當然，也沒有理解我是如何變得這麼迴避衝突的。我想起小學裡的惡棍，威脅我放學之後要暴打我一頓。我記起讀到一些孩子的故事，他們的父親教他們怎麼打拳擊，以及我如何渴望有那樣一位父親。我生活的那個時代猶太人從不打架：他們是被人打的那幫人。除了比利·康恩（Billy Conn），那位猶太拳擊手——當他和喬·路易斯（Joe Louis）對戰的時候，我賭他贏結果輸了一大筆錢。然後幾年之後發現，他根本不是猶太人。

一直到我14歲，自我防衛都不是一件小事。我住的街區並不安全，即使從家裡到外面很近的地方也覺得危險。我一週去三次西爾萬電影院——就在我們家商店附近。因為每次放映都是兩片連映，所以我每週看六部電影，通常是西部片或者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我的父母毫不猶豫地同意我去，因為他們認為我在電影院裡很安全。我想象，只要我在圖書館、電影院或者樓上看書，他們肯定覺得放心：至少在每週的那15～20個小時裡，我是遠離危險的。

但危險從未遠離。我那時大約11歲，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店裡工作，然後我母親讓我去街上四扇門之外的藥房幫她買一個咖啡味的蛋卷冰淇淋。隔壁就是一家中國洗衣房，然後是一家理髮店，窗戶上貼著發黃了的各式各樣髮型的圖片，再接著是一家小而雜亂的五金店，最後就是那家藥店，那裡除了藥房之外，還有一個小的，有八個高腳凳的便餐檯，提供三明治和冰淇淋。我買到了咖啡味的蛋卷冰淇淋，付了一角硬幣（單球蛋卷冰淇淋是五分錢，但是我母親總是喜歡要兩層冰淇淋），剛走到門外，我就在那裡被四個強壯的，比我大一兩歲的年輕白人圍住了。成群的白人在我們黑人社區閒逛是不同尋常並且危險的，通常意味著有了麻煩。

“哦，這是給誰買的冰淇淋？”一個長著無神的小眼睛，緊繃著臉，剃著平頭，脖子上繫著一個紅色手帕的男孩，對著我大聲說。

“我母親，”我低聲說道，並暗中尋找逃跑的路線。

“你媽媽？嗯，你怎麼不自己嘗一口呢？”他說著，並抓住我的手把冰淇淋硬拍在我的臉上。

就在這個時候，一群黑人孩子——我的朋友——出現在街角，從街上走過來。他們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把我們包圍住。他們中的一個人，利昂（Leon），向前一步然後對我說：“嘿，埃夫，你為什麼不打那個笨蛋一頓呢。你可以搞定他。”然後他在我耳邊說：“用我教你的上勾拳。”

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沉重的腳步聲，然後看到了我的父親和威廉（他的送貨員），從街上跑了過來。我的父親抓住我的胳膊就把我拽走了，回到了作為安全港的布盧明代爾商店。

當然，我的父親做的是對的。如果是我的兒子，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任何父親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看見自己的兒子處在人種間街頭打鬥的中心。但是我經常帶著遺憾回憶他對我的拯救。我希望我和那個傢伙打一架，向他展示我差勁的上勾拳。我之前從來沒有勇敢地面對攻擊者，而在這裡，被可以保護我的朋友們包圍著，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那個男孩個頭和我差不多，雖然要比我大一兩歲，但是如果我和他打一架的話，我會有自信得多。最糟糕會怎麼樣呢？鼻子流血，眼圈發黑——為了表明立場，毫不讓步，這點小代價是值得的。

我知道成年人的行為模式是複雜的，並且從來都不是由單個事件引發的，但是，我固執地相信，我處理公開的憤怒的不舒服感，我對於對質，甚至激烈的辯論的迴避，我不情願接受必須承擔對抗和爭論的行政職務，如果我的父親和威廉不在離現在那麼久遠的一個晚上，把我從那場打鬥中拽走的話，所有的一切都將會不一樣。但是我也理解，我成長於一個充滿恐懼的環境中：商店窗戶上的鐵窗條，到處充滿危險，並且歐洲猶太人被追殺和殺害的所有故事都威脅著我們。逃跑是我父親教給我的唯一策略。

***

在我描述這一事件的同時，另外一個場景溜進了意識中：母親和我去電影院，我們在電影剛要開場的時候走進了西爾萬電影院。她極少和我一起看電影，尤其是星期六下午正忙的時候，但是她崇拜弗雷德·阿斯泰爾（Fred Astaire），經常去看他演的電影。我和她一起並不開心，因為她沒有禮貌，經常很粗魯，我從來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的朋友遇到她的時候我總是感到尷尬。在電影院裡，她看到兩個在一排座中間的座位，然後一屁股坐下。一個坐在其中一個空位旁邊的男孩說：“嘿，女士，這個位置是我留的。”

“哎喲，大人物。他留了個位置，”她用一種旁邊所有人都能聽到的大嗓門回答道，而我努力把我的襯衫捲起來蓋住我的頭，擋著我的臉。緊接著那個男孩的同伴來了，然後他們兩個人，皺著眉頭小聲抱怨，挪到了旁邊的位置上。電影開場之後不久，我偷偷地看了他們一眼，然後其中一個男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對我晃著他的拳頭，並且高聲地說：“稍後找你算賬。”

那個男孩就是把我母親的蛋卷冰淇淋拍在我臉上的那一個。因為他不能報復我的母親，所以他肯定記住了我，埋伏了很長時間，直到他可以抓住我落單的時候。當他得知那個冰淇淋是我給母親買的的時候，他一定獲得了雙倍的愉悅感——他用一擊報復了我們兩個。

所有這些聽起來貌似真實，有利於講出一個圓滿的故事。我們在心裡填補空缺，並形成一個巧妙的故事的驅力是多麼強大啊！但它是真的嗎？70年之後，我已經沒有挖掘出“真正的”事實的希望了，但是也許我在那些時刻的強烈情緒，想要打架但是又動彈不得，以某種方式把它們綁在了一起。真的嗎？唉，我現在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同一個男孩，也不確信時間順序是不是對的：就我所知，我被冰淇淋拍臉上有可能發生在電影院事件之前。

隨著我年歲漸長，要核實這樣的問題的答案就更加困難了。我嘗試去再次體驗我自己青少年時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與我的姐姐還有表親以及朋友核對的時候，我為我們所記憶的東西如此不同而感到震驚。而在我的日常工作中，隨著我幫助患者重構他們的早年生活，我逐漸深信一點，那就是：現實是不足信的和不停變換的。回憶錄，無疑包括這一本在內，比我們所認為的更像小說。

[1] 在英文中oyster既指牡蠣，也指沉默寡言，尤其是能緊守秘密的人。——譯者注

[2] 醫科學生在醫學院畢業之後，在醫院特定的科室進行的三年臨床實習，其職責主要是完成基本醫療工作，包括收治患者、記錄病程、在上級醫師指導下開醫囑、進行某些臨床操作等，是對患者進行全程診治的一線醫生，但是需接受上級醫生的指導與監督。——譯者注

第9章紅色的桌子

我的辦公室是一個工作室，離我的房子不到50米遠，但是兩座建築物被大量樹木包圍著，所以彼此看不見對方。我白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裡，一早上都在寫作，下午見患者。當我坐不住的時候，我就走到外面，在盆栽邊閒逛、剪枝、澆水，欣賞它們優美的形狀，並且想一想我可以給克莉絲汀（Christine）提的問題。克莉絲汀是一位盆栽大師，也是我女兒的好朋友，住在一個街區之外。

在傍晚騎自行車，或者與瑪麗蓮散步之後，我們會在我們的書房裡度過晚上的剩餘時間，閱讀、交談，或者看一場電影。這個房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角窗，直通一個粗紅木做的露臺，上面有戶外傢俱，還有一個被小橡樹包圍的大紅木熱水澡桶。牆上排列著成百上千的書籍，佈置著隨意的，加州風格的傢俱，有一個皮製的“靠背”椅，和一個蓋著寬鬆的紅白相間的罩子的沙發。在一個角落裡，與所有其他東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母親顏色豔麗的仿巴洛克桌子，紅色皮革的桌面，四條曲線型的黑色和金色的桌腿，還搭配有四張紅色皮革坐墊的椅子。我和我的孩子在那張桌子上下象棋、玩其他棋類遊戲，就像70年前的星期天上午，我和我父親下象棋一樣。

瑪麗蓮不喜歡這張桌子——它和我們家的其他東西都不搭——她很樂意把它請出這個家，但是她很早之前就放棄了這一戰役。她知道它對我來說意味著很多東西，並且同意把它留在書房裡，但是隻能永遠流放在房間的遠角。那張桌子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聯繫在一起，每當我看到它，我就充滿了懷舊之情，充滿了恐懼，並充滿了一種解放了的感覺。

***

我的早年生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14歲生日之前和之後。直到我14歲為止，我和我的母親、父親，還有姐姐一起住在雜貨店上面，一間狹小、簡陋的公寓裡。這間公寓在商店上方，但是入口在商店外面，就在拐角處。那裡有一個門廊，運煤工人定期把煤送到那裡，所以門沒有上鎖。在寒冷的冬天，發現有一兩個酒鬼睡在地上是常有的事。

沿著樓梯上去，有兩扇門通往兩間公寓——我們的是俯瞰第一大街的那一間。我們有兩間臥室——我父母一間，我姐姐一間。我睡在小客廳裡的長沙發上，那個沙發可以展開變成一張床。在我10歲的時候，姐姐上大學去了，然後我接手了她的臥室。房間裡有一個帶著一張很小的桌子的廚房，我所有的飯都是在那張桌子上吃的。在我的童年，我從來沒有，一次都沒有，和母親或者父親一起吃過飯（除了星期天，我們會和整個大家族一起吃飯之外——一般是12～20人）。我的母親會做好飯，然後放在灶臺上，我和姐姐就在那張小的廚房桌子上吃飯。

雜貨店上面的家庭公寓入口，華盛頓特區1943年

我的朋友們住在類似的地方，所以我從來沒有要住在更好的公寓裡的想法，但是我們的公寓有一個獨特並且長期存在的令人恐怖的東西：蟑螂。它們無處不在，儘管用了不少殺蟲劑——我那時候很怕它們（即便到今天也是如此）。每天晚上，我母親把我睡的床的四個腳放在盛滿水的碗裡，有時候盛的是煤油，讓它們不要爬到我的床上去。儘管如此，它們還是經常從天花板掉到我的床上。晚上的時候，一旦關了燈，它們就成了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聽到它們在我們狹小廚房裡的油布地毯上急促地跑。夜晚的時候我不敢去廁所小便，而是用放在我床旁邊的廣口瓶。記得有一次，在我10歲還是11歲的時候，我正在客廳看書，突然一隻巨大的蟑螂飛過房間，落在了我的大腿上（是的，蟑螂可以飛——它們並不經常這樣做，但是它們確實可以飛！）。我大聲尖叫，我父親跑了過來，把它拍到地板上，用腳踩死了。看見被踩扁的蟑螂簡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我立刻跑到廁所去嘔吐。父親試著安撫我，但是他根本無法理解一隻死蟲子怎麼會讓我感覺如此糟糕。（我的蟑螂恐懼症還在，只是休眠了，一直沒有機會發作：帕洛阿爾託太乾燥不適合蟑螂生存，我已經有半個世紀沒見著一隻了——在加州生活的巨大紅利之一。）

然後，有一天，在我14歲的時候，我母親若無其事地告訴我，她買了一棟房子，我們很快就會搬進去。我記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走進我們的新家，它位於離石溪公園不遠的一個漂亮、安靜的街道上。它是一座宏偉的兩層、三居室的房子，地下室有一個松木的娛樂室，側廊安有屏風，樹籬環繞著一個小草坪。這次搬家幾乎完全是我母親的主意：在我父親都沒有抽時間從店裡過來看一下之前，她就把房子買下了。

我們什麼時候搬的家？我看到搬家工人了嗎？我對這間房子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我在那裡的第一個晚上過得怎麼樣？和那個蟑螂為患的公寓，和羞恥，以及骯髒、貧窮，還有睡在我們門廊裡的酒鬼，永遠說再見的巨大喜悅呢？所有這些東西我肯定都體驗過，但是我幾乎都不記得了。也許我太過於心事重重，心思都在擔心轉學到新的學校上九年級，還有交新朋友的事情上了。記憶和情感是成正態分佈曲線關係的：太多或者太少的情感通常都會導致記憶的短缺。我確實記得漫步在我們乾淨的房子和乾淨的庭院時的驚歎之情。我肯定很自豪地邀請我的朋友到我家來做客，我肯定感覺更加平靜，更少恐懼，睡得更好，但是這些都只是猜測。那一整個時期，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母親驕傲地告訴我關於買紅色桌子的故事。

她決定所有的東西都買新的，舊公寓裡的東西一件不留——傢俱不要了，亞麻製品不要了，只留下了廚房裡的鍋（我現在還在用）。她肯定也受夠了我們生活的方式，雖然她從來沒有和我說過她內心的渴望和感受。但是她的確，不止一次地，告訴過我那張桌子的故事。在她買下那座房子之後，她去了馬澤爾百貨商店，一家她的朋友們經常光顧的很受歡迎的傢俱店，然後一下午的時間就訂購了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需要的所有東西，包括地毯、房間和走廊傢俱，還有草坪椅。這肯定是一個大訂單，然後就在售貨員把所有東西的價格算出來的時候，一個顏色豔麗、有大紅色皮革桌面、配有四張紅色皮革椅子的仿巴洛克式的牌桌，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指示售貨員把那張桌子和四把椅子加到訂單裡。售貨員告訴她，這套桌子和椅子已經賣掉了，而且極為遺憾的是，這是唯一的一套了——工廠不再生產這一款。於是我母親告訴他取消整個訂單，然後收起錢包準備離開。

她也許是來真的，也許不是。不管怎麼說，她的行動奏效了。售貨員屈服了，桌子歸她。向您致敬，母親，為這個大膽的虛張聲勢——我打了很多回撲克，但這是我聽過的最厲害的虛張聲勢。有時候我腦子裡會浮現出從沒有得到那張桌子的家庭的角度寫一個故事的想法。這個想法具有一定的表現力：我會從兩個視角講述這個故事——我母親偉大的計策和勝利後的喜悅，還有另外一個家庭的沮喪之情。

我仍然保留著這張桌子，儘管我妻子抱怨說它與我們家的任何東西都不搭。雖然它的美學缺點明顯到我都看得出來，但是這張桌子承載著我星期天與我的父親和叔叔，還有後來與我的子女以及孫子女下棋的回憶。高中的時候，我在象棋隊下棋，並且驕傲地穿著印有一顆棋子的運動衫。這個校隊，由五個臺次（five boards）組成，與華盛頓特區的所有高中進行比賽。我打第一臺次，然後，高三那年獲得了不敗戰績之後，我將自己看成是華盛頓特區的少年冠軍。但是我從來沒有獲得長足的進步以參加更高級別的比賽，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的叔叔亞伯，他反對走定式的想法，尤其是開局。我記得他指著我的頭說我“聰明”，並且鼓勵我用我好的亞隆“頭腦”，用另類的方式迷惑我的對手。結果證明這是極其糟糕的建議。我在大學醫學預科時期不再下棋，但是我被醫學院錄取的第二天，我就參加了大學象棋隊的選拔。我在那個學期的剩餘時間裡打第二臺次，然後在我開始上醫學院的時候，我再一次放棄了象棋，直到我開始教我的兒子，維克多（Victor）和裡德（Reid）下棋，他們倆都成了傑出的象棋手。直到過去的幾年裡，我才對象棋變得更加認真起來。我開始和一位俄羅斯大師學習下棋，並且我的網絡排名在不斷上升。但是恐怕為時已晚——我不斷衰減的記憶力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對手。

如果由我父親拿主意的話，我們也許會一直住在商店上面的房子裡。他似乎對他周圍的環境毫不在意。我的母親給他買好所有的衣服，並且告訴他穿什麼，甚至星期天出門的時候會告訴他該打哪個領帶。

我的父親有一副好嗓子，我喜歡在家庭聚會的時候，聽他和我的姑姑盧巴（Luba）一起唱意第緒語歌。我的母親不喜歡任何類型的音樂，我從沒聽她唱過一句歌詞——她肯定把這個基因遺傳給我了。星期天的上午，我通常都會和父親在那張紅色巴洛克桌子上下象棋，然後他會在留聲機裡播放一些意第緒語歌曲，並且跟著它們一起唱，直到我的母親大聲叫道：“夠了，本，夠了！”然後他總是服從。那是我對他最失望的一些時刻，我多麼希望他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與她抗衡。但是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

***

我的母親是一個好廚師，我經常會懷念她做的飯菜。直到今天，我還常常用她重重的鋁鍋來複制它們。我對那些鍋充滿了感情。當我用它們做菜的時候，食物的味道都要更好一些。我的孩子經常覬覦它們，但是我仍然捨不得給他們。

當我們搬到了新家，我母親每天都做飯，然後開車20分鐘去店裡，度過白天以及晚上剩下的時間。我把食物加熱一下，然後一個人一邊看書一邊吃飯。（我的姐姐，瓊，已經開始在馬裡蘭大學上學。）我的父親會回家吃飯，然後小睡一會兒，但是我們的吃飯時間幾乎從不重疊。

作者的母親和父親在布萊格登街道的家門前，華盛頓特區1947年

在布萊格登街道，我們的新街區兩旁，種滿了美國梧桐樹，樹後面是寬敞、宏偉的房子，裡面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記得我第一天過去就受到了歡迎。在街上打觸身式橄欖球的孩子朝我招手——他們需要更多隊員，而我馬上加入其中。那天稍晚一點，在街正對面的草坪上，我見到了13歲的比利·諾蘭（Billy Nolan），在和他年老的爺爺玩接球遊戲，我後來得知，他爺爺曾經在波士頓紅襪隊當過投手。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在街區閒逛時的情景。我發現一家前院的池塘上有幾片漂浮著的睡蓮葉子——這個讓我興奮是因為我知道，裡面的水可以給我的顯微鏡帶來很好的標本：大群蚊子幼蟲在水面上遊動，我可以從睡蓮葉子背面刮下阿米巴蟲群落。但是要怎麼收集這個樣本呢？在我之前的街區裡，我可以在晚上潛行到院子裡，從池塘裡偷一些生物也無傷大雅。但是在這裡我不知道該如何行事。

布萊格登街道和周圍地區提供了一個田園牧歌般的環境。沒有汙穢，沒有危險，沒有犯罪，並且從來沒有排猶評論。我的表弟傑伊（Jay），我一輩子的好朋友，也搬到了四個街區之外地方，我們經常見面。石溪公園離我家只隔了兩個街區，那裡有小溪、遊人步道、棒球場和網球場。放學之後，那裡幾乎每一天都有社區球類活動，直到天黑。

再見了老鼠！再見了蟑螂、犯罪、危險和排猶威脅。我的生活從現在開始就會永遠改變。我偶爾會在店裡人手緊缺的時候回去幫忙，但是大部分時候，我已經把那些骯髒的環境拋在腦後。我永遠也不再需要對我住在哪裡撒謊了。要是朱迪·斯坦伯格，我夏令營的女朋友，可以看到我的新房子就好了！

第10章遇見瑪麗蓮

我總是鼓勵實習治療師做個人治療。“你的‘自我’（self）是你主要的工具，儘可能學習它。不要讓你的盲點妨礙你理解你的患者，或者與他們共情。”但是，我從15歲開始就與一位女性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並且此後一直全心投入在我的大家庭裡，以至於我經常尋思，我是否能夠真正地理解一個孤獨終老的人的世界。

我常常覺得我認識瑪麗蓮之前的歲月是黑白分明的：在她進入我的生活之後，才逐漸有了色彩。對於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我的記憶清晰得不可思議。我在羅斯福高中上十年級，在新街區住了差不多6個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在保齡球館賭了幾個小時之後，路易·羅森塔爾（Louie Rosenthal），我的一位保齡球好友，告訴我附近有一個聚會，在瑪麗蓮·柯尼科家，並且建議我們一起去。我很害羞，並不熱衷於參加聚會，而且我不認識瑪麗蓮——她當時在上九年級，比我低半個學期，但是，因為我沒有別的計劃，所以我同意一起去。

她家是一座樸實的磚牆聯排住宅，和第四大街上從法拉格特街到加勒廷街之間所有的其他房子都長得一樣，由幾步臺階通向前廊。隨著我們走近，我們看到一群和我們差不多年紀的孩子，聚集在臺階和小門廊前，想要進入前門。我這樣一個社交回避的人，立馬掉轉頭，開始往家裡走，但是我機智的小夥伴，路易，抓住我的胳膊，指著朝向門廊的窗戶，提出我們可以把窗戶推開從那裡爬進去。我跟著他爬過了窗戶，並且擠過人群進入了前廳，在那裡，位於密集人群的絕對中心，站著一位嬌小玲瓏，非常活潑可愛，長著長長的、淺棕色頭髮的女孩，正在接受朝拜。“那就是她，矮個子的，那就是瑪麗蓮·柯尼科，”路易一邊說著，一邊走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找點東西喝。接著，就像我說過的，我通常是個害羞的人，但是那天晚上我讓自己都吃了一驚，我沒有掉轉頭從窗戶爬走，而是擠過人群，來到了女主人身邊。當我走到她身邊的時候，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脫口而出：“嗨，我是埃夫·亞隆，我剛才從你家窗戶爬進來的。”我不知道在她的注意力被別人轉移走之前，我們還說了些什麼，但是我知道我沒救了：我就像一枚被磁鐵吸住的釘子一樣，並且我立刻有一個感覺，不，不只是一個感覺，是一份確信——她會在我的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天我緊張地給她打了電話，那是我第一次給一個女孩打電話，並邀請她去看一場電影。那是我的第一次約會。我們說了什麼？我記得她告訴我，她最近一整晚沒睡覺看《飄》（Gone with the Wind），第二天要請假不去上學。我覺得這個真可愛，我簡直為她神魂顛倒。我們都愛看書，然後很快就不停地討論起書來。出於某種原因，她似乎對我熱衷於中央圖書館的自傳很感興趣。誰會想到我從A到Z的自傳冒險之旅，會起到這樣的效果？我們互相給對方推薦書籍——我當時正對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著迷，而她那時候在讀我從沒有考慮過的書——《簡·愛》和《呼嘯山莊》。我喜歡詹姆斯·法雷爾（James Farrell），而她喜歡簡·奧斯汀（Jane Austen），但是我們都喜歡託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有時候我們互相給對方大聲讀《天使，望故鄉》（Look Homeward，Angel）中很有韻味的章節。在幾次約會之後，我和我的表弟傑伊賭30美元，說我有一天會娶她。他在我結婚的那一天悉數付給我了！

她身上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在我寫這本自傳，重新認識年輕時候的自己，並且意識到我曾經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困境之中，以及我整個一生多麼惋惜我沒有一個導師的時候，我突然明白：我確實有一位導師！那就是瑪麗蓮。我的無意識領會到了，她在教化我並且引領我積極向上這一任務上，是特別適合的。她的家庭歷史與我的類似，讓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感覺很自在，但是又略有所不同。她的父母也是從東歐來的移民，但是比我的父母要早來四分之一或者半代人的時間，並且接受了一些世俗教育。他的父親十來歲的時候來的美國，但是來的時候並不和我的父親一樣一貧如洗。他受過教育，人很浪漫，熱愛歌劇，並且和他崇拜的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一樣，環遊整個國家，幹各種各樣卑下的工作以養活自己。在與西莉亞（Celia），瑪麗蓮的母親，一位在克拉科夫長大的漂亮、親切，沒有半點我母親的憤怒和粗俗的女士結婚之後，他開了一家雜貨店——我們相遇幾年之後得知，這家店離我父親的商店只隔了一個街區！我肯定在那家小的街區雜貨店前面走過，或者騎自行車經過了幾百次。但是她的父親很有遠見，不願意讓他的家人住在那樣一個騷亂、不安全、貧窮的社區裡，因此瑪麗蓮在一個樸實但是安全的中產階級社區長大，並且幾乎從來沒有踏足她父親的商店。

在我們開始約會之後我們的父母見過很多次面，有點反常的是，她的父母對我的父母逐漸變得極為尊重。她父親意識到我的父親是一位極為成功的商人，並且他正確地察覺到，我的母親思維敏銳，很有眼光，是我父親成功背後真正的驅動力。不幸的是，瑪麗蓮的父親在我22歲的時候去世了，我從來沒有機會與他熟識，雖然是他帶我去看了我人生的第一部歌劇——《蝙蝠》（Die Fledermaus）。

瑪麗蓮在學校裡比我晚半年畢業，那個時候2月和6月都有畢業典禮。在遇見她幾個月之後，我參加了她在麥克法蘭初中（McFarland Junior High，就在我的高中隔壁）的2月畢業典禮，在她做告別演講的時候，她非常淡定，我在臺下聽著，對她充滿敬畏。哦，我是多麼欣賞和熱愛那個女孩啊！

我們整個高中都形影不離，每天一起吃午飯，每個週末都一定會見到對方。我們對文學有著強烈而共同的熱愛，所以我們其他興趣上的分歧似乎對我們的關係沒有任何影響。她很早的時候就愛上了法語、法國文學和文化，而我更喜歡科學。我完成了讀錯我看到或者聽到的每一個法語單詞的偉大壯舉，而在她看我的顯微鏡的時候，只能看到她自己的眼睫毛。我們都喜歡英語課，並且不像學校裡的其他學生，我們都對閱讀任務出奇地著迷：《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織工馬南》（Silas Marner），還有《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高中時有一天，所有下午的課程都被取消了，所以整個學校都去參加1946年英國電影《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放映。我們挨著坐著，手拉著手。這部電影一直是我們向來的最愛；在過去幾十年時間裡，我們可能有一百次提到它。它向我打開了狄更斯的世界，不久之後我就如飢似渴地讀完了狄更斯寫過的所有的書。從那之後我又重新讀了它們很多遍。多年之後，當我經常在美國和英國之間講座和旅行的時候，我養成了逛舊書店的習慣，買狄更斯的首版書。它是我唯一收集過的東西。

即使在那時，瑪麗蓮也是如此的可愛、聰明，並且擅長社交，從而贏得了她所有老師的喜愛。在那些年，我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錯，但是誰做夢都不會想到我是一個可愛的人。我是個好學生，科學和英語都很好，我的英語老師戴維斯女士（Miss Davis）表揚我的作文，並且把它貼在公告欄上，讓我更加不受人歡迎。不幸的是，在我12歲的時候，我換到了另外一位英語老師，麥考利女士（Miss McCauley）的班上，她也是瑪麗蓮的老師，並且對她極為讚賞。有一天在大廳裡，她看見我湊到瑪麗蓮的鎖櫃旁邊和她聊天，從那之後就叫我“鎖櫃牛仔”。因為我跟瑪麗蓮獻殷勤，她從來沒有原諒我，在她的班上我永無出頭之日。她常常對我的書面作業做出嚴厲的評論和挖苦。我在班上閱讀《李爾王》（King Lear）中信差的角色時，她嘲笑我的表現呆板。最近，我的兩個孩子在我們的儲物間瀏覽一些舊紙張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我寫的關於棒球的一篇熱情洋溢的作文，被麥考利女士評為C+，他們極為憤怒，因為她無情地在我寫的段落上寫下“愚蠢！”或者“小題大做”這樣的評語。請注意，我寫的都是棒球界的巨人，比如“搖擺”喬·狄馬喬（Jolting Joe DiMaggio）、費爾·裡祖託（Phil Rizzuto）、“金剛”凱勒（King Kong Keller）、“護林熊”喬·佩吉（Smokey Joe Page），還有“可靠老夥計”湯米·亨裡希（“Old Reliable”Tommy Henrich）。

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從15歲開始，生命中有了瑪麗蓮的巨大幸運。她提升了我的思想，激勵了我的雄心，並且給我提供了優雅、大方和致力於精神生活的榜樣。所以謝謝你，路易，不管你身處何方。謝謝你幫助我從那扇窗戶裡爬了進去。

第11章大學時代

兩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拉里·扎羅夫（Larry Zaroff）坐在索薩利托的一家咖啡館裡，俯瞰整個舊金山灣區。風把海鷗吹得飄來蕩去，我們看著索薩利托渡船顛簸著朝市區行駛，直到它消失在視線之外。拉里和我在回憶大學生活：我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學，並且一起上了大部分的課——很多折磨人的課程，比如有機化學、定性分析，還有比較解剖學——我們一起解剖了一隻貓的每一個器官和每一塊肌肉。我們努力去回憶，對我來說生命中最緊張的歲月，這時候拉里開始講起故事來，關於瘋狂的聯誼會，滿是大群友好的男男女女的酒會。

我生氣了。“聯誼會？什麼聯誼會？”

“當然是TEP。”

“你剛說的是什麼？”

“Tau Epsilon Pi^[1]。你今天是怎麼了，埃夫？”

“我怎麼了？我真的很生氣。我在大學裡每天都見你，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喬治·華盛頓大學有聯誼會。為什麼我沒有被邀請參加？你為什麼沒有邀請我？”

“埃夫，我怎麼記得住啊？現在是2014年，我們是1949年上的喬治·華盛頓大學。”

當我和拉里分開之後，我給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好朋友赫布·科茨（Herb Kotz）打電話。赫布、拉里和我，大學的時候總是在一起。我們上的每一門課我們都是前三名，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開車去上學，在一起吃午飯。

“赫布，我剛才和拉里說了會兒話，他告訴我，他屬於一個聯誼會，喬治·華盛頓大學的TEP。你知道這回事嗎？”

“嗯，是的。我也是TEP的成員之一。”

“什麼？你也是？簡直不敢相信。你們為什麼不邀請我參加？”

“誰能記得住那麼久之前的事情啊？我也許確實邀請過你，但是我們也就星期五的時候在一起喝喝啤酒，而你不喜歡喝啤酒，你那個時候也不約會——對瑪麗蓮無比忠誠。”

我心裡一直懷有一絲怨恨，直到幾個月前，在大掃除的時候，瑪麗蓮發現了一封1949年的信，歡迎我加入Tau Epsilon Pi，還有一份會員證書。我的確曾經是那個聯誼會的一員，但是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聚會，並且把關於這個的記憶完全從我的腦海中抹去了！

***

這個插曲真實地描繪了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上學的時候有多麼緊張和焦慮，而這所大學離我家其實只有15分鐘車程。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些有快樂的大學回憶的人心懷嫉妒——班級精神，成為一生好友的室友，運動會上結成的隊友情誼，惡作劇，與教授之間良師益友的親密關係，還有類似於電影《死亡詩社》（Dead Poets Society）的秘密社團，這是我完全錯過了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知道，我那個時候是多麼焦慮和不安，幸虧我沒有上一所常春藤聯盟大學：如果上了那樣的大學，我相信我不會快樂，甚至可能無法存活下來。

在我的治療工作中，我的患者們經常會在他們的孩子經歷不同階段的時候，回憶起他們在相應階段的生活，我總是被這樣的情形打動。很多年前，當我的孩子在上高三，計劃上大學的時候，這樣的回憶也發生在我身上，當我的孫子德斯蒙德（Desmond）開始上大學的時候，它又一次發生在我身上。看到他有那麼多的可用資源和同學來幫助他選擇一所學校的時候，我既吃驚又嫉妒。德斯蒙德有大學顧問，介紹一百家小型文科院校的書面指南，還可以與大學招生團隊交談。我不記得我那個時候有任何指導：高中沒有大學顧問，當然，我的父母和親戚對這整個過程都一無所知。此外，關鍵的是，在我的高中或者街區，我不認識任何一個決定到外地上大學的人：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會選擇當地的兩所大學——馬裡蘭大學或者喬治·華盛頓大學（那個時候，這兩所大學都是大型的、平庸的，沒有人情味的院校）中的一所。我的姐夫莫頓·羅斯（Morton Rose）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很尊重他：他是一位傑出的醫生，他上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然後在那裡上的醫學院，所以我被說服了：如果喬治·華盛頓大學對他來說足夠好，那麼它對我來說應該也足夠好。

最終，當我的高中授予我艾瑪·K.卡爾獎學金（Emma K.Karr Scholarship）（上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的時候，這件事就這麼定了：每年的學費只有300美元。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我的整個人生，我的全部未來，都處在危險狀態。從我14歲遇到曼徹斯特醫生開始，我就知道我想要上醫學院，但是大家都知道，醫學院是按照嚴格的5%的比例來錄取猶太學生的；喬治·華盛頓醫學院每年只招100個學生，所以只錄取5個猶太人。我所屬的高中猶太人聯誼會（Upsilon Lambda Phi），有超過5個聰明的高三學生計劃參加醫學預科課程、申請醫學院，而那只是華盛頓好幾個這樣的聯誼會中的一個。競爭如此之激烈，所以，從我上大學的第一天起，我就確定了一個策略：我要把所有別的事情放在一邊，比所有其他人都努力，取得無比優異的成績，這樣醫學院就不得不錄取我。

結果我發現我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似乎我認識的每一位年輕人，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歐洲來的猶太移民的兒子，都認為與醫學相關的職業是理想的職業。如果不能上醫學院，他們就會選擇牙醫學院、法學院、獸醫學院，要不然，對我們中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最不濟的就是和自己的父親一起做生意。那個年代很流行的一個笑話就是：一個猶太男性有兩個選擇——要麼當醫生，要麼當個失敗者。

我的父母沒有參與我上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決定。那時我們的交流並不多：商店到我家開車要30分鐘，除了星期天，我基本上見不著他們。即使星期天的時候，我們也幾乎從不談論任何重要的事情。自從我母親指責我導致了我父親的心臟病之後，好幾年我都幾乎沒有和她說過話。我決定保持距離來保護我自己。我想要和我父親更加親近一點，但是他和母親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記得高三的時候開車送母親去商店。就在我們開到士兵之家公園附近，離商店只有5分鐘路程的時候，她問起我未來的計劃。我告訴她，我打算明年上大學，並且我決定爭取上醫學院。她點了點頭，似乎非常高興，但也僅限於此。我們沒有再說起過我的未來計劃。當我現在想起這段記憶的時候，我在想，她和父親是不是被我嚇到了，他們是否覺得他們不再能夠與我相處得好，他們已經失去我了，因為我屬於一個他們並不理解的文化。

儘管如此，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會為我支付大學和醫學院的學費和其他所有費用。不管我們的關係狀態如何，在我父母的文化中，不這樣做是難以想象的，而我對我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

因此，對我和我最親密的朋友來說，大學並不是夢想中的終點：它是一個需要儘早跨越的障礙。通常，在通過四年大學學習拿到學士學位之後，才能上醫學院，但是，醫學院偶爾也會錄取只上了三年大學的傑出申請者，只要他們上了所有的必修課程。我，還有我的同齡人，選擇了後面這個計劃，因此幾乎沒有選擇任何其他課程，而只選了必修的醫學預科課程（化學、生理學、生物學、物理學、脊椎動物解剖學，還有德語）。

我記得大學的哪些事情？整個大學三年我只上了三門選修課，全都是文學課程。我住在家裡，並且遵循一個極為嚴格的生活作息時間：勤奮學習、背書、在實驗室做實驗、整晚熬夜以準備考試，一週學習七天。

為什麼如此狂熱？為什麼如此匆忙？決定過一個現在所謂的“間隔”年，加入和平隊（那個時候還不存在這個組織），或者自願在其他國家參加人道主義工作，或者選擇在我的孩子和他們的同齡人中非常普遍的其他選項之一，對於我或者我的任何一個好朋友來說，都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醫學院入學的壓力始終存在。我們所有人都覺得，越快進入醫學院越好。但是我有一個額外的壓力：我需要鎖定與瑪麗蓮的關係。我需要成功，向她表明我將會有一個可靠的職業，並且將會成為一名重要的人物，這樣才能說服她嫁給我。她低我半個學期，她的法語老師極力勸她申請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該校立刻錄取了她。在她讀高三的時候，她女學生聯誼會的大姐姐建議她，她年紀還小，不應該這麼早就定下終身，她應該至少偶爾見見其他男孩。這我可接受不了，我至今還記得她約會過的兩個男孩的名字。她一離開家去上威爾斯利，我就變得對於失去她感到極其焦慮：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與她將會遇到的常春藤男孩競爭。我經常給她寫信，向她表達我的憂慮：我可能對她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她正在與其他男人約會，我可能會失去她。那個時候我的整個生活全都是關於醫學預科科學，而瑪麗蓮對那些毫無興趣。我保留著瑪麗蓮的信件，幾年前，那所大學的雜誌《威爾斯利》（Wellesley），發表了其中的一些。

***

在那些年裡，我被焦慮壓垮了，入睡極其困難，我應該看心理治療師的，但是那時候似乎並沒有這個選項。然而，如果那時候我有像我自己一樣的治療師的話，我想我們之間的對話可能會是這樣的：

亞隆醫生：你在電話裡說，你的焦慮讓你快承受不了了。你能多說一點兒嗎？

歐文：看看我的手指甲，咬到肉都露出來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當我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我都把它們藏起來：給您看看。我的胸口悶得喘不過氣來。我的睡眠完全毀了。我用迪西卷^[2]（Dexedrine）和咖啡來打起精神，整晚熬夜準備考試，現在我不吃藥就睡不著。

亞隆醫生：你在吃什麼藥？

歐文：速可眠（Seconal），每晚都吃。

亞隆醫生：誰給你開的藥？

歐文：我從家人那裡順來的。從我記事起他們倆就每天晚上吃一片速可眠。我懷疑失眠是遺傳來的。

亞隆醫生：你提到今年你有很多學業上的壓力。你之前睡眠如何——比如，高中的時候？

歐文：有時候我的性壓力太大了，我必須手淫才能睡著。但是總體上來說，我睡得挺好，直到今年。

亞隆醫生：這一點為你關於失眠是否是遺傳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你覺得你的同學有和你一樣的焦慮程度和睡眠問題嗎？

歐文：我表示懷疑——我認識的非猶太醫學預科學生肯定不是這樣。他們似乎更為放鬆。其中一位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棒球隊的投手，其他人經常約會，或者忙於聯誼會活動。

亞隆醫生：所以這表明，它既不是遺傳的，也不是環境導致的，而是一種特定的心理運作方式，也許我們應該說，它甚至是你對你的環境所採取的特有的反應方式。

歐文：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一個狂熱分子。每一門課、每一門考試，我都用功過度。每當任何一門考試的成績公佈的時候，全班同學的成績會畫成一個曲線，然後我的成績是個另類，遠遠超出得A需要的分數。但是我需要確定性：我很瘋狂。

亞隆醫生：為什麼如此瘋狂？你覺得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歐文：嗯，首先，猶太學生被醫學院錄取的比例是5%：這已經讓人很有壓力了！

亞隆醫生：但是你說你用功過度了。A還不足夠——必須是“超級A”。和你情況一樣的猶太學生，和你一樣瘋狂嗎？

歐文：他們也極其勤奮。我們經常一起學習。但是他們沒有我這麼瘋狂。也許家庭生活更加愉快一些。他們生活中有其他事情，約約會、打打棒球——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更加平衡。

亞隆醫生：你生活的平衡呢？怎麼樣？

歐文：85%的時間學習，15%的時間擔憂。

亞隆醫生：15%的時間擔憂是關於醫學院錄取的事嗎？

歐文：那是一部分，還有別的——我和瑪麗蓮的關係。我絕對地、極度地想要和她共度一生。我們整個高中關係都很穩定。

亞隆醫生：你現在經常見她嗎？

歐文：她接下來四年要在馬薩諸塞州的威爾斯利上學，但是我們幾乎每隔一天就寫一封信。我有時候會打電話，但是長途電話太貴了。我母親會因為這件事情給我臉色看。瑪麗蓮熱愛威爾斯利，並且有一個正常而健康的大學生活，其中包括見其他男生，每一次當她順帶提到她約會的某個哈佛男生的時候，我就會情緒失控。

亞隆醫生：你害怕……？

歐文：顯而易見——我怕她遇到能給她提供更多東西的男生——長得更帥、更高的社會階層、見多識廣的家人，他所面對的更好未來——所有這些。

亞隆醫生：你能提供的是……？

歐文：這也就是為什麼被醫學院錄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我不覺得我有其他什麼優勢可以爭取得到她。

亞隆醫生：你在和其他女生約會嗎？

歐文：沒有，沒時間。

亞隆醫生：所以你過著修道院式的生活？但是那肯定很困難，尤其是當瑪麗蓮不是這樣的時候。

歐文：對的！換句話說，我很專一，但她不是。

亞隆醫生：通常，那也是有很大性壓力的幾年。

歐文：是的，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被性弄得半瘋半癲了。我能做什麼呢？我總不能見一個女生然後說：“我愛上了另外一個人，她在很遠的地方，我只想和你上床。”所以我要撒謊嗎？那個我可不太會。我並不是一個你可以稱之為圓滑的人，眼下我只能忍受。我總是做白日夢，遇見一位漂亮、淫蕩的隔壁鄰居，當她丈夫出差的時候，對性無比渴望。那就完美了。尤其是隔壁這一點——不用在路上花很多時間。

亞隆醫生：歐文，我相信你的不舒服遠遠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我認為做一些治療對你有幫助——你身上肩負了大量的焦慮而你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去理解為什麼你的生活如此失衡，為什麼你需要用功過度，為什麼你認為你給不了別人什麼，為什麼你冒著把她趕走的風險讓這個女生如此窒息。我相信我可以幫助你，我建議我們開始每週見兩次。

歐文：一週兩次！我來這裡差不多要半個小時——然後還要半個小時回去。一週就是四個小時。我幾乎每週都有考試。

亞隆醫生：我預料到了你可能會以這種方式迴應我。所以我還想說明一點。我沒有說到這一點，但是我有強烈的預感，隨著你醫學學習的深入，你也許會對精神科有特別的興趣，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在一起花的時間會有雙重作用：這些時間不僅能夠幫助你，而且它們還會增進你對這個領域的理解。

歐文：我明白其中的好處，但是那個未來似乎如此……如此……遙不可及。焦慮現在是正在逼近的敵人，我擔心每週拿出四個小時出來在這裡談話所減輕的焦慮，也許比它帶來的還要多。讓我好好想一想！

***

現在想想，我希望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了心理治療，但是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我不認識任何曾經做過心理治療的人。不管怎樣，我度過了那恐怖的3年。瑪麗蓮和我在一起作為輔導員度過了幾個夏天，這對我幫助很大。那些在夏令營的日子讓我遠離了學業壓力，我沐浴在對她的愛意之中，照顧年輕的露營者，一邊打網球一邊教網球，並且和對醫學之外的東西感興趣的球員交朋友。有一年我的搭檔輔導員是保羅·霍恩（Paul Horn），他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長笛手，在他去世之前，我們一直都是朋友。

除了這些夏季的插曲，我的大學時代毫無人情味兒，班上人數眾多，與教授的接觸極少。然而，儘管內心充滿焦慮，講座又無趣，但是我覺得我所選的科學課程的內容很吸引人。尤其是有機化學——我覺得苯環的優美和簡潔，加上無限的複雜性，簡直令人著迷，並且有兩個夏天，我通過教其他學生這門課掙到了零花錢。但是，我最愛的三門選修課——是文學課程：現代美國詩歌（Modern American Poetry）、世界戲劇（World Drama）以及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在這些課程上我覺得我活過來了，並且盼望著閱讀書籍和撰寫論文——我在大學裡寫過的唯一的論文。

我上的世界戲劇課在我的腦海中印象比較深刻。那是我上過的人數最少的課——只有40個學生，課程的內容非常有趣。在那個班上，我有唯一一次和老師深刻接觸的記憶，她是一位迷人的中年女士，金色的頭髮盤成了一個圓髻。有一次她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以一種最為肯定的方式，評論了我寫的關於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的論文，告訴我說，我的寫作手法高超，我的思想很有原創性，並且問我是否考慮在人文學科領域發展。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她光彩照人的臉龐——她是唯一知道我名字的教授。

除了德語課得了B+之外，大學裡我所有其他課程都是A+，但是即使如此，申請醫學院也是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過程。我申請了19所學校，收到了18個拒絕和1個接受（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接受了我，它沒有辦法拒絕一個平均分接近4.0的本校大學生）。不管怎樣，醫學院排猶的錄取比例並沒有引起我的憤怒——它是普遍存在的，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所以，我追隨我父母的榜樣，將它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我從來沒有采取激進主義者的姿態，也沒有對體制中存在的大量不公平感到氣憤。回過頭去看，我認為我的缺乏勇氣是由於我的自尊心匱乏——我採信了我的壓迫者們的世界觀。

我現在仍然能夠感受收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因為高興而引發的顫抖：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時刻。我跑到電話邊去給瑪麗蓮打電話。她試圖表現得很熱情，但其實她從來沒有懷疑過我會被錄取。我的生活從那之後就改變了——突然之間，我有了空餘時間。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再次開始閱讀。我報名參加大學網球隊，並且設法打了一場大學運動代表隊的雙打比賽，還參加了大學象棋隊，並作為第二臺次參加了幾場大學校際比賽。

***

我認為醫學院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不僅因為學業要求，還因為瑪麗蓮大三那年要去法國。我刻苦學習，背下我被要求學習的東西，也許比準備醫學預科的時候還要用功。我在醫學院唯一的快樂，來源於我一輩子的朋友赫布·科茨和拉里·扎羅夫的友誼。他們是我解剖實驗室的搭檔，我們一起解剖了一具屍體，我們將其命名為阿伽門農（Agamemnon）。

因為不願意再忍受與瑪麗蓮的分離，我在醫學院第一年的末尾，決定申請轉學到波士頓，並且，說來也怪，我被波士頓大學醫學院（Bos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作為轉校生錄取了，在瑪麗蓮從法國回來一年後，我們訂婚了。在波士頓，我在馬爾伯勒街上的一座大型的四層樓後灣區公寓租了一間房子，那是我離開家的第一年。從此，我的生活從內到外，開始變得更好。醫學院的一些其他學生也住在同一棟樓裡，我很快就開始交朋友了。不久，我們三四個人就每天一起坐車去學校。其中的一位叫鮑勃·伯傑，後來成了我一輩子的好朋友。後面會再多講一點關於鮑勃的事情。

我在波士頓上醫學院的第二年的主要項目是週末和瑪麗蓮見面。威爾斯利學院對於無年長婦女陪伴的女生在校園外面過夜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所以每一週，瑪麗蓮都必須虛構某個聽起來合理的理由在外面過夜，並獲得一位思想開放的朋友的邀請函。我們週末花一部分時間學習，沿著新英格蘭海岸兜風，參觀波士頓的博物館，然後在德根公園餐廳吃晚飯。

那段時期，我的內在生活也在改變。我不再狂熱，只有一點焦慮，並且終於開始睡得很香。即使在我讀醫學院的第一年，我就知道，我會進入精神病學科，雖然我只聽了幾次精神病學的講座，並且從來沒有和一位精神科醫生交談過。我認為甚至在上醫學院之前，我就已經決定選擇精神病學科了：它來自於我對文學的熱情，並且來自一個信念，那就是精神病學科讓我接近我熱愛的所有偉大作家。我最大的快樂是沉浸在小說的世界裡，並且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一個人一生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寫一本優秀的小說。我一直都對故事充滿渴望，從我小時候讀《金銀島》（Treasure Island）開始，我就全身心投入在偉大的作家貢獻給我們的敘事之中。即使在我85歲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還是迫不及待地晚上回去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拉德茨基進行曲》（The Radetzky March）。我每天只看一點，免得一晚上就都看完了。就像在這本書中一樣，故事不僅是生活敘事，是對人類慾望、恐懼，還有對意義的追尋的探索，而我被完全迷住了，痴迷於戲劇的雙重意義——不僅關於一個特定的存在，而且是關於在整個文化中發生的平行過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奧匈帝國（Austrian-Hungarian Empire）。

作者在波士頓大學醫學院求學時的房間1953年

雖然我對文學有熱情，但是醫學也不是一個隨意的決定，因為我一直也對科學著迷，尤其是生物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而且，我還有強烈地想要對人有所幫助的願望，並將曼徹斯特醫生在我危急時刻提供給我的東西，傳遞下去。

[1] 希臘字母，分別是第19、第6和第16個字母。——譯者注

[2] 一種中樞神經刺激劑，Dexedrine是商標名，成分是右旋苯異丙胺。——譯者注

第12章與瑪麗蓮結婚

1954年，當我們結婚的時候，瑪麗蓮已經是一位堅定的法國崇拜者。她大三的時候在法國度過了一年，夢想著在歐洲度蜜月，而我，一個土裡土氣的小夥子，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東北部，對出國沒有任何興趣。但是她很機靈：“在法國過一個摩托車上的蜜月怎麼樣？”她知道我對摩托車著迷，並且還知道，我們不能在美國租到那樣的交通工具。“給，看看這個。”她說著，遞給我一張關於在巴黎租一輛韋士柏（Vespa）的廣告。

就這樣，我們去了巴黎，我興奮地在一個離凱旋門一個街區的租賃點選了一輛大型號的韋士柏。雖然我之前甚至都沒有碰過一輛韋士柏，更別說騎過了，但是我需要說服租賃點滿臉狐疑的經理，我是一位有經驗的騎手。我騎上韋士柏，以儘可能若無其事的樣子，問他啟動裝置和油門在哪裡。他一副滿是擔憂的樣子，給我指了啟動裝置的小按鈕，並且告訴我，轉動車把就可以控制進氣量。“哦，”我說，“美國的和這不一樣。”然後沒有再說一句話，啟程開始上路練習，而瑪麗蓮明智地在附近一家咖啡店裡等我。唉，我剛才還在一條單行道上，突然就闖入了環繞著凱旋門的車水馬龍的十車道上。那90分鐘的騎行，是我一輩子最可怕的經歷之一：汽車和出租車在我兩邊疾馳而過，喇叭轟鳴，車窗被搖了下來，車裡的人大聲叫罵，猛揮拳頭。我一句法語也不懂，但是強烈地感受到，那些高分貝的刺耳短語說的不是歡迎來巴黎。我英勇地繞著凱旋門環遊的時候，也許熄了30次火，但是一個半小時之後，當我回到租賃點旁邊的咖啡店去接我妻子的時候，我知道怎麼騎韋士柏了。

***

三週之前，1954年6月27日，我們在馬裡蘭結婚了，我們的婚禮午宴是在印度之春鄉村俱樂部（Indian Spring Country Club）舉辦的，這個俱樂部是瑪麗蓮富有的伯父塞繆爾·艾格（Samuel Eig）所有的。婚禮之後，我馬上開始為我們的歐洲假期籌集資金——我父母在資助我，並且為我支付了醫學院的學費，但我沒有理由再向他們要這次旅行的費用。在過去的幾年裡，我表弟傑伊和我在我們自己建的售貨站，賣7月4日用的煙花（傑伊就是和我賭30美元我不會娶瑪麗蓮的那個）。之前的一年對煙花站的生意來說簡直是一個災難，因為7月3日和4日下大雨，我們靈機一動，以很低的價格從其他站點買下了全部剩餘存貨，然後儲存在鋼製油桶裡，明年再賣。我們前一年測試過這種儲存方法，保存了一年的煙花完全可以放。我們運氣很好，1954年7月初天氣非常好，所以我掙到了足夠的和我的新娘去歐洲度蜜月的錢。

婚禮1954年

7月4日煙花站，由傑伊·卡普蘭和作者所有，華盛頓特區1954年

在租下了韋士柏之後，我和瑪麗蓮馬上在車後座上帶著少量的行李，前往法國鄉村。在三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們騎著摩托車穿過了盧瓦爾河谷、諾曼底，還有布列塔尼，一路探索美麗的城堡和教堂，並且被沙特爾大教堂彩繪玻璃窗中不可思議的藍色迷住了。在圖爾市，我們拜訪了瑪麗蓮在國外那一年的頭兩個月寄宿過的家庭。在路上的每一天，我們都在美麗的牧場上吃午飯，食物是極好的法國麵包、葡萄酒和奶酪。瑪麗蓮也喜歡吃火腿。她的父母更加世俗化，不堅持任何的宗教飲食教規，而我屬於荒謬的猶太人大軍中的一員——他們完全拋棄了所有的宗教信念但是仍然不吃豬肉（當然，除了中餐館的鮮肉包）。三週之後我們返回了巴黎，搭上一輛去尼斯的火車，然後租了一輛小型號的菲亞特500，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開車遊歷意大利。在穿過意大利的短途旅行中，至今仍然歷歷在目的事是我們在面朝地中海的小旅館裡度過的第一個晚上。在固定餐費的晚餐中，甜點是放在桌上的一大碗水果拼盤。我們很高興：因為錢越來越少了，所以我們就往口袋裡塞滿了水果，留作第二天的午餐。第二天早上付錢的時候，當我們得知水果被仔細計數，我們偷的每一塊都價格不菲之後，我們傻眼了。

雖然是一次極好的旅行，但是我記得當時的我經常不耐煩並且神經過敏，也許是因為文化衝擊，也許是因為除了發愁和學習之外不知道怎麼去生活。這種發自內心的不自在的感覺，在我成年早期折磨著我。表面上看我做得很好：娶了我愛的女人，被醫學院錄取了，並且各方面都表現很好，但是內心深處，我從來都不放鬆，從不自信，並且從來都不理解我焦慮的來源。我有一些模糊的感覺，我的童年早期給我留下了深深的精神創傷，並且感覺我沒有歸屬感，我沒有其他人那麼有價值，或者值得過上好的生活。我是多麼希望，我能夠以現在平靜的自我，再次重複那次旅行啊！

***

60多年之後的今天，在回憶起我們的蜜月時，我總是面帶微笑。然而，我們婚禮當天的細節已經在我的記憶裡逐漸消失了，除了一個場景：在大型的婚禮午宴的最後，瑪麗蓮的伯父塞繆爾·艾格，這個家族嚴厲而難以接近的族長——他修建了馬裡蘭銀泉市相當大的一部分，與州長過從甚密，以他的孩子的名字給街道命名，以前從來沒有屈尊和我說過話的人——走到我的身邊，抱著我的肩膀，一邊指著所有的賓客，一邊在我耳邊說：“祝賀你，我的孩子。你得到了最好的。”

塞繆爾伯父支持的話語至今聽起來仍然真實：我所度過的幾乎每一天，我都為能夠與瑪麗蓮共度一生而感激不盡。

第13章我的第一位精神科患者

1955年春天，上醫學院的第三年，我在精神科的第一個實習科目，是在波士頓市立醫院（Boston City Hospital）的門診部進行的。每一位醫科學生都被要求每週見一位患者，持續12周，然後我們每個人必須在一個正式的案例研討會上呈報個案，參會的有其他的實習醫學生，還有十來個教職員工，他們很多是波士頓精神分析協會（Bosto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會員，令人誠惶誠恐。我參加過其他學生的報告，並且對教員的殘忍反應感到侷促不安，因為他們爭先恐後地展現他們的博學多識，而不帶絲毫溫和或者同情。

在我見我的患者大約8次之後，輪到我呈報個案，我聲音顫抖著開始了。我決定不仿效其他呈報者，他們都是按照正式的傳統結構，報告患者的主訴、既往病史、家庭歷史、教育背景，以及正式的精神科檢查。相反，我用對我來說自然的方式：我講了一個故事。我用簡單易懂的語言，描述了我與穆裡爾（Muriel）的8次會面——她是一位年輕、苗條，有吸引力的女性，蓬鬆的紅色頭髮，眼眉低垂，聲音微微發顫。我描述了我們的第一次會面，一開始的時候，我告訴她，我是一名醫科學生，剛開始參加培訓，並且在接下來的12周裡，我每週都會見她一次。我問她為什麼來我們診所尋求幫助，她用輕柔的聲音迴應說：“我是女同性戀。”

在那個時刻，我猶豫了一下，壓抑住強烈的情感，迴應道：“我不知道那個詞的意思是什麼。你可以具體地和我說說嗎？”

然後她這樣做了——她告訴我，“女同性戀”是什麼意思，以及她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我問了一些問題來讓她多說一些，並且告訴她，我欽佩她有勇氣可以如此坦誠地講出這些來。我說我會在接下來的3個月時間裡盡我所能地幫助她。

我下次與穆裡爾會面的時候，一開始我就承認，承認我的無知對我來說有多麼難堪。她告訴我，我們的談話對她來說是“第一次”：我是第一個聽她傾訴她的真實故事的男性，正是我的誠實讓她可以繼續對我坦誠。

我告訴教員，穆裡爾和我開始變得親密，我期待著我們的見面，她和談任何人際關係一樣，談論她與她的愛人所遇到的問題，並且她現在可以更頻繁地和我目光對視，她又恢復了活力，她說她很遺憾我們只能再見4次了。在我報告的最後，我坐了下來，低下頭，準備好迎接猛烈的攻擊。

但是什麼都沒發生。沒人說話。在一段很長的沉默之後，系主任馬拉默德醫生（Dr.Malamud），還有班德勒醫生（Dr.Bandler），一位傑出的精神分析師，一致同意我的報告清楚地說明瞭問題，他們沒有額外的評論。桌子旁邊的教員一個個地做出了類似的評論。我離開會議的時候目瞪口呆：我所做的不過是講述一個對我來說自然和輕鬆的故事而已。整個大學和醫學教育中，我一直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但是在那一刻，一切都變了。我走出去的時候想著，也許我可以在這個領域提供某些特殊的東西。

***

在我上醫學院的最後兩年裡，婚後生活既美妙又充滿壓力。我的手頭不寬裕，大部分都是靠我父母在資助。瑪麗蓮通過在牙醫診斷做兼職掙一些錢，同時在哈佛大學唸書以獲得教學碩士學位，而我繼續通過賣血給醫院來掙錢。我申請成為捐精者，但是泌尿科醫生告訴我，我的精子密度太低了，並建議我儘快要孩子。

他錯得很離譜！瑪麗蓮在我們蜜月旅行期間就懷孕了。我們女兒的中間名是“弗朗西絲”（Frances）以表明“法國製造”，然後一年半之後，在我上醫學院的第四年，瑪麗蓮又懷孕了。

我在醫學院最後兩年的臨床實習要求我投入很多時間，但是不知怎麼地，我的焦慮平靜下來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實在在的疲憊，還有覺得對我的患者有所幫助的滿足感。我對學習精神科專業越來越堅定，並且開始大量閱讀這個領域的書籍。來自精神科實習的某些恐怖場景留在我的腦海裡：在波士頓市立醫院裡一屋子的人類雕塑——整個病房都是緊張症患者（catatonic patients），在絕對靜止中度過他們的生活。患者是沉默的，很長時間以同一個姿勢站著，有的站在他們的床邊，有的站在窗戶邊，有的坐著，有時候喃喃自語，但是通常保持沉默。員工可以做的只是給他們餵食，讓他們活著，並溫和地對他們講話。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第一個鎮定劑氯丙嗪（Thorazine）發明之前，這樣的場景可以在每一個大型醫院中看到，不久之後，又發明瞭三氟拉嗪（Stelazine），隨後是持續不斷的新的、更加有效的強安定藥。

我還記得在波士頓市立醫院的另外一個場景：在我實習的某一時期，我可以去觀察馬克斯·戴醫生（Dr.Max Day），他是哈佛的一位精神科醫生，領導著大約12位精神科住院醫生，他們被要求去研究他們自己的團體過程。作為一名醫科學生，我被允許參加一次會議，但是不準參與，一個字都不能說。雖然過了半個世紀，但是我仍然可以在腦海中想起那個房間的樣子。住院實習醫生和戴醫生圍成一圈坐在一個很大的房間的中間，我坐在那個圈子外面的一個角落裡，並且回想起，我為一群人討論彼此之間的感受這一想法深深吸引。這是多麼出色的想法呀！但是它沒有得到響應。場上有長時間的沉默，每個人似乎都不舒服，而領導者戴醫生，只是坐在那兒。為什麼？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不打破沉默，或者以某種方式幫助成員們敞開心扉？之後我參加過戴醫生的臨床會議，並且對他的敏銳和清晰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這讓事情變得更加令人困惑。為什麼他不幫助不知所措的團體呢？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我將會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花上很多年來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第14章實習期：神秘的黑木醫生

畢業之後，我們這些以前的醫學生，現在成了醫學博士，要當一年的實習醫生，我們要在醫院親自診斷和照顧患者。我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當實習醫生的第一個月，被分配到產科，然後一名特別的醫生，黑木醫生（Dr.Blackwood），極其頻繁地在醫院廣播裡被人呼叫，讓我很是困惑。當我在一次為產婦分娩中當助手的時候，我問總住院醫師，“黑木醫生是誰？我一直聽到他的名字，但是我從沒有見過他。”

戈爾德醫生（Dr.Gold）笑了，旁邊的幾名員工也咯咯笑。“我晚點再把他介紹給你，”戈爾德醫生說，“我們這裡一完事就可以。”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戈爾德醫生護送我到醫生值班室，那裡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撲克比賽。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就像個進了糖果店的小孩。

“哪個是黑木醫生呢？”我問。“為什麼他總是被呼叫？”

每個人都鬨堂大笑，似乎整個產科的員工都覺得我好笑。最後總住院醫師給了我一點線索：

“你打橋牌嗎？”他問。

我點頭。

“你知道橋牌叫牌中的黑木約定嗎？”

我再一次點頭。

“好了，這樣你就會明白，誰是黑木醫生。他只存在於西奈山撲克暗號中：任何時候這個撲克牌局三缺一，他們就會呼叫黑木醫生。”

打撲克的大部分是私人執業的產科醫生，他們的患者正在分娩中。只有他們三缺一的時候，住院醫師和實習生才允許參與進去。因此，在這一年的剩餘時間裡，當我查完房，需要在醫院一晚上隨時待命的時候，我就聽他們呼叫“黑木醫生”，每當我空閒的時候，我就趕緊跑去產科。他們牌打得挺大，而實習醫生每個月只有25美元工資（加上免費的吃到飽的午餐，我們會多拿一點第二天做成午餐三明治——我們通過給一些患者點超大份的早餐來搞定我們的早飯）。

接下來三四個月，我在撲克遊戲中輸掉了所有的工資，之後我才摸清了這個遊戲的門道。從那之後，我帶瑪麗蓮去看了很多場百老匯歌舞劇，託黑木先生的福。

在西奈山醫院的一年裡，我在幾個科輪崗：內科、產科、外科、整形外科、急診室、泌尿科，還有小兒科。我學會瞭如何接生小孩，如何包紮踝關節扭傷，如何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如何從嬰兒的股動脈中抽血，如何通過觀察患者的步態來診斷神經系統疾病。在外科輪崗的時候，我只被允許給外科醫生握住牽開器。有幾次，當我被允許在手術之後縫合皮膚的時候，因為我打“雜貨店結”（grocery-store knots），眼睛極其尖的外科醫生用手術器械狠狠地敲我的手指關節，並且對著我大吼。當然了，我有一種衝動，想要回應說：“當然，我打的是雜貨店結——我就是在雜貨店裡長大的！”但是我從來不敢這麼說：高級外科醫生們都令人敬畏，很是嚇人。

純屬偶然，我在喬治·華盛頓醫學院的三位好朋友也被錄取來西奈山醫院實習，並且我們四個人住在兩個相鄰的房間——在一整年的時間裡，我們每隔一個晚上都要睡在醫院裡，隨時待命。

在我實習的第一個月的最後，還在產科輪崗的時候，瑪麗蓮進了產房，部門主管古特馬赫爾醫生（Dr.Gutmacher），通過剖腹產為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裡德·塞繆爾·亞隆（Reid Samuel Yalom）接生。那一天輪到我在產房做助理，但是古特馬赫爾醫生建議我只是觀察。站在離瑪麗蓮只有幾步遠的地方，我有幸體驗到了看見裡德吸第一口氣的時候的那種巨大的快樂和興奮。

從我公寓到西奈山醫院的公共交通很糟糕，而打車又太過於昂貴。在開始的幾個月，我開車去醫院，但是在累積了一堆停車罰單之後，我突然有了騎小型摩托車上班的想法。我偶然得知耶魯大學的一位藝術教授買了一輛漂亮的新蘭美達（Lambretta），但是因為嚴重的胃潰瘍，他的醫生建議他賣掉它。我給他打了電話，星期天的時候坐火車去了紐黑文市（New Haven），一眼就看中了那輛蘭美達，當天就把它開回了紐約。從此以後停車的問題就解決了：我騎蘭美達去上班，把它推進電梯，停在我的房間裡。好幾次，我和瑪麗蓮騎車去百老匯，很方便地把蘭美達停在外面，然後一起去劇院。

***

我的實習沒有提供精神科的輪轉，但是我經常在精神科附近轉悠，並且參加臨床和研究報告。其中一個讓我很感興趣的項目涉及一個新發現的化合物，麥角酸酰二乙氨（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簡稱LSD），被普遍認為具有致幻效果。精神科有兩位年輕的研究者正在考查，LSD是否會影響閾下知覺（也就是說，發生在覺知之外的知覺），並且他們在為一個簡單的實驗尋找志願者。我報了名。LSD才剛剛被發現，已知測試它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笨拙的暹羅鬥魚（Siamese fighting fish）方法。當為戰鬥擺好姿勢的時候，這種魚總是擺出完全一樣的同一種形態，而在它們的魚缸中滴幾滴LSD會極大地改變它們的行為。幹擾鬥魚的形態所需要滴的LSD的數量，成了LSD效力的計量標準。

他們給我們四個志願者摻了LSD的橙汁，然後一小時之後，我們坐在一個大屏幕面前，一個視覺記憶測試鏡將圖像極其快速地投影在屏幕上面，以至於你無法在意識層面看到它們。第二天早上，我們被要求回憶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夢意象，並且把它們畫出來。我畫了兩種類型的意象：幾張長了很長鼻子的臉，還有一個腿不見了的男人。第二天，研究者把圖像以正常的速度投影出來讓我們看。其中一個是很流行的救生員（Life Saver）糖果廣告，裡面一個走鋼絲者小心翼翼地平衡著放在他鼻子上的一包救生員糖，另外一張是白金漢宮警衛的照片，他穿著紅色的短上衣和黑色的褲子，而褲子與作為背景黑色的警衛室融為了一體。我對這些結果感到驚訝。我親身學習到了什麼是閾下知覺：我“看到了”意象，而不知道自己已經看到了。

在我實習期結束的時候，還剩下很多玻璃小瓶的LSD，研究者把它們給了我，讓我自己做實驗。我和瑪麗蓮（只有一次），還有一些住院醫生做了嘗試，並且我被LSD之旅中知覺的改變所吸引：聲音和視覺有了顯著的不同。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觀看我的牆紙改變顏色，並且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聽音樂。我有一種與現實或者自然更加接近的奇怪感覺，就像是我在直接體驗知覺的原始數據，在我和我的環境之間沒有填塞物或者過濾器。我強烈感覺到這個藥的效果是有風險的，它不是用來玩的東西。有兩三次，我越來越害怕，意識到我不能隨意關掉那些效果，並且逐漸變得警惕——它們可能是不可逆的。當我在一個11月的夜晚服下最後一個樣品的時候，我到外面散了很長時間的步，並感覺被11月的光禿禿的樹枝嚇到了，因為那些樹枝很像迪士尼動畫片《白雪公主》中邪惡的樹。從此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服用過它了，但是第二年出現了幾篇論文，提出LSD的效果類似於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在我實習期的一開始，看了幾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論述LSD體驗與精神病體驗的主要區別。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了《馬裡蘭州醫學雜誌》（Maryland State Medical Journal）上，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實習的這一年讓我起了很大轉變：在12月的最後，我獲得了醫生的身份，並且可以比較自如地處理大多數醫療狀況。但是這也是極為艱苦的一年，工作很長時間，睡眠過少，並且很多次通宵熬夜。

然而，儘管我在1956～1957年的實習期很疲憊，但是瑪麗蓮的這一年更加糟糕。在那個時代，要拿博士學位的女性並不多見，但是我和她一直都認為，她會成為一名大學教授。我認識的已婚女性都沒有這樣的計劃，但是我一直覺得她有一顆傑出的頭腦，所以她決定讀博士的決定在我來看是很自然而然的。我在波士頓醫學院最後兩年的時候，她同時獲得了哈佛教學碩士學位，專長於法語和德語領域。就在紐約的西奈山醫院接受我當實習醫生的時候，她申請了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法語系的博士項目。

瑪麗蓮與哥倫比亞大學法語系令人生畏的系主任諾曼·託裡（Norman Torrey）的面試，成了我們家庭傳說的一部分。託裡教授帶著驚奇的目光瞟了一眼她8個月身孕的肚子：他也許從沒有見過一位懷孕的申請者。然後當他得知她還有一個1歲大的孩子的時候，他就更為震驚了。用一種抱歉的語氣，託裡教授指出，要獲得助學金，學生必須教兩門課，並且學習四門課，暗示面試已經結束了。但是瑪麗蓮立即迴應道：“我可以做到。”

幾個星期之後，他的錄取信到了：“家庭主婦，我們有你的一席之地。”瑪麗蓮找到了某個兒童託管，然後一頭扎進了她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年。我有與其他實習醫生的同志情誼作為補償，但是瑪麗蓮完全是孤軍奮戰。她照顧我們的兩個孩子，有一個家政工偶爾幫幫忙，但是幾乎得不到她丈夫的任何幫助，因為他每隔一個晚上和每隔一個週末都不在家。此後，瑪麗蓮一直認為這一年是她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年。

第15章約翰·霍普金斯的歲月

我騎在蘭美達上，瑪麗蓮坐在後面，她的胳膊環抱著我。當我看車速表的時候，感覺風在我臉上吹過。65，68，71。我快到80了。我可以做到。80。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別的都不重要。車把在微微顫抖，然後越震越大，我開始失控了。瑪麗蓮在大聲叫喊，“停，停，埃夫，慢下來。我很害怕。請你停下來。好嗎，好嗎？”她一邊尖叫一邊捶我的背。

我醒了。心臟狂跳不止。我從床上坐起來，摸我的脈搏——超過100了。那個該死的夢！我對這個夢太熟悉不過了——我夢到過它很多次。我現在很清楚地知道這個夢是什麼引起的。昨晚在床上的時候，我讀了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自傳《一生漂泊》（On the Move），他在裡面描述了他曾經是“噸俱樂部”的一員，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是年輕的摩托車手，把他們的摩托車開到了一百碼以上。

這不僅僅是一個夢：它是對一個真實事件的記憶，我已經回放過無數遍了，既作為白日夢又作為夜間做的夢。我知道那個夢並且我恨它。真實的事件發生在我的實習期結束之後，我在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開始3年的精神科住院實習期之前，我有一個星期的假期。瑪麗蓮的母親同意在週末前後給我們看幾天孩子，然後我們坐上蘭美達出發去馬裡蘭東海岸；就是在去那裡的路上發生了夢中的一幕。當時我並沒有想太多——也許我被瑪麗蓮的恐慌逗樂了。路上空蕩蕩的，我只是想加大油門。就像一個青少年，我對速度感到興奮，覺得自己絕對不會受傷。在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有多麼的輕率和愚蠢。我怎麼會把我的妻子也扯進這次特技表演，家裡還有兩個孩子呢？一心想跑到80碼，毫無保護，光著頭——那個時候頭盔還沒有發明出來呢！我討厭想到這一點，甚至現在也討厭寫到這件事。最近我的女兒伊芙（Eve），一名醫生，向我描述參觀一個滿病房都是癱瘓的年輕人的事，他們都是在摩托車或者衝浪板事故中摔斷了脖子，我聽的時候嚇得直抖。他們曾經肯定也覺得自己不可能受傷。

我們沒有撞車。最終，我恢復了理智，慢下來，然後在餘下的時間裡，我們安全地駛過馬裡蘭東海岸迷人的小定居地。在回去的路上，當瑪麗蓮在午餐後睡午覺，我自己騎著車的時候，我騎到了水面浮油上，出了很糟糕的事故，把我的膝蓋嚴重擦傷了。我們中途暫時在一家急診室逗留。醫生清理了傷口，並且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抗毒素，然後我們回到巴爾的摩，沒有再發生小事故。兩天之後，就在我準備去住院實習期報到的時候，我出了疹子，然後很快演變成大面積的蕁麻疹。我對破傷風針中的馬血清產生了過敏反應，然後立刻我被送到霍普金斯醫院住院，因為擔心危及我的呼吸，需要做氣管切開術。醫生用類固醇給我治療，然後立即起效了，但是第二天我覺得好了，就中斷了類固醇的使用並出院。我第二天早上就開始了住院醫生實習期。然而那個時候，臨床上，類固醇還處在使用的早期，醫生並不明白要逐漸減少類固醇的用量，於是我就患上了急性的伴隨著抑鬱的戒斷綜合徵，接下來幾天裡有非常難消除的焦慮和失眠，以至於我需要大量使用氯丙嗪和巴比妥類催眠藥（barbiturates）來入睡。幸運的是，這是我唯一一次得抑鬱症。

在霍普金斯的第三天，我們第一年住院醫生要和非常令人敬畏的約翰·懷特霍恩（John Whitehorn）開啟動會議。約翰·懷特霍恩是精神科負責人，並且將在我的生命中成為一名重要人物。他是一個威嚴的人，極少露出微笑，他已經禿頂，頭頂四周有短短的灰色頭髮。他戴著金屬框眼鏡，幾乎所有人都怕他。我後來得知，即使其他科室的頭兒也對他極為尊敬，從來不直呼其名。我儘可能傾聽他說的話，但是因為缺少睡眠以及體內安眠藥的作用而如此疲憊，以至於早上我幾乎都不能動，然後在懷特霍恩醫生給我們致歡迎詞的時候，我在凳子上睡著了。［很多年之後，索爾·斯皮羅（Saul Spiro），一起當住院醫生的同道，和我一起回憶在霍普金斯的歲月，他告訴我，他對我非常尊敬，因為我有膽量在和老闆第一次開會的時候睡著！］

除了一些不嚴重的焦慮和輕微抑鬱之外，兩週之後我從過敏反應中恢復了，但是我被這次經歷嚇壞了，所以決定尋求心理治療。我向總住院醫師，斯坦利·格里本（Stanley Greben）尋求建議。在那個時代，精神科住院實習醫生做個人分析是很常見，甚至是必需的，然後格里本醫生推薦我見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師，奧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一位年長的華盛頓-巴爾的摩精神分析研究所（Washington-Baltimor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資深培訓分析師，而且她師出名門：她是由弗裡達·弗洛姆-賴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分析的，而後者接受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分析。我對我們的總住院醫師極為尊敬，但是，在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之前，我決定徵求懷特霍恩醫生關於我類固醇戒斷之後的症狀和開始分析的意見。在我看來，他似乎對此沒有興趣，然後，當我提到要開始分析的時候，他輕輕地搖了一下頭，並且簡單評論道：“我相信你會發現吃幾顆苯巴比妥米那^[1]（phenobarbital）也許更加有效。”要記得，那可是在安定發明出來之前，雖然一種新的叫作眠爾通的鎮靜性藥物很快就要上市了。

之後我得知，其他成員發現我有膽識（或者有夠愚蠢）去向懷特霍恩醫生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覺得樂不可支，因為他以對精神分析的極度懷疑而著稱。他採取的是折中主義的立場，遵循著阿道夫·邁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學態度，後者之前長期擔任約翰·霍普金斯精神科的主席，是一位經驗主義者，聚焦於患者的心理、社會和生物構成。從那以後，我從來沒有向懷特霍恩醫生說起過我的精神分析體驗，他也從沒過問。

霍普金斯精神科有一個分裂的人格：懷特霍恩的觀點在四層樓的精神科醫院和門診部盛行，同時極為正統的精神分析派別管理著諮詢服務。總體上來說，我站在懷特霍恩的領土之上，但是我也參加諮詢部門的精神分析會議，尤其是由路易斯·希爾（Lewis Hill）和奧託·威爾（Otto Will）帶領的案例研討會，這兩個人都是敏銳的分析師，也是世界級的講故事者。我如痴如醉地傾聽著他們的臨床案例報告。他們聰明、靈活，並且對他們的患者極其投入。我對他們描述的與一位患者的互動方式感到驚訝：如此地體貼，如此地關心，並且如此地寬宏大量。他們是我實踐（和講述）心理治療最早的榜樣之一。

但是大部分分析師工作的方式非常不同。我一週見到做四次個人分析的奧利芙·史密斯，就是按照正統弗洛伊德派的方式來工作的：她是一塊空白屏幕，不會通過話語或者面部表情展現她自己。我每天上午11點從醫院騎著我的蘭美達去她位於巴爾的摩市中心的辦公室，只要10分鐘的路程。經常，我在離開之前忍不住要快速看一眼郵件，而這導致我每次都晚到一兩分鐘——明顯是對分析的阻抗，我們常常對此加以討論，但是徒勞無功。

奧利芙·史密斯的辦公室與其他四位精神分析師在一個套間裡，他們四個人都被她分析過。在那個時候，我認為她很老了。她至少有70歲，白頭髮，有點駝背，而且單身。有一兩次，我在醫院看到她去諮詢，或者在精神分析會議中見到她，在那些場合裡她顯得更加年輕和活躍。我躺在沙發上，她的椅子放在一端，靠近我的頭，我要仰起脖子往後看才能看到她，有時候就是檢查一下她有沒有睡著。我被要求自由聯想，她的迴應僅限於做解釋，它們極少是有幫助的。她偶爾對中立性的背離是治療中最重要的部分。顯然很多人覺得她很有幫助——包括那個套間裡接受她精神分析的人和我的總住院醫師。我永遠都不理解為什麼精神分析對他們管用對我不行。回想起來，我認為她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合適的治療師——我只是需要一個更加有互動性的人。有很多次，我都有一個不厚道的想法，那就是我在我的分析中學到的主要東西就是，怎樣不做心理治療。

在去奧利芙·史密斯辦公室的途中，巴爾的摩1958年

她的收費是每次25美元，每週100美元，一年5000美元，是我當住院醫生的年薪的兩倍。每個星期六，我穿著醫院的白大褂，騎著蘭美達快速穿過巴爾的摩的小街，通過為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Su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做體檢來支付我的分析費用，每次體檢給我10美元。

***

我一決定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開始住院實習，瑪麗蓮就申請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博士項目。她被錄取了，然後在勒內·基拉爾（Rene Girard）的指導下工作，勒內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法語專業學者之一。她選擇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和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作品中的審判之謎，然後在她的鼓勵之下，我也開始閱讀卡夫卡和加繆，然後接著讀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還有其他的存在主義作家。第一次，我的工作和瑪麗蓮的開始趨於一致。我愛上了卡夫卡，他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我也為加繆的《陌生人》（The Stranger）和薩特的《噁心》（Nausea）感到震驚。通過敘事，這些作家以一種精神科著作似乎從未有過的方式深入到了存在的深處。

我們在霍普金斯的三年，我們的家族人丁興旺。我們最大的孩子，伊芙，就在方形大院的庭院中上幼兒園，我們和其他住院醫生就一起住在大院裡。裡德，一個活潑、頑皮的孩子，當瑪麗蓮在離家只有15分鐘路程的霍普金斯大學校園讀博士的時候，他很容易就適應了家政工的照顧。我們在巴爾的摩的最後一年，維克多（Victor），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出生，那座醫院就在我們家一個街區之外的小山上。我們很幸運，生的孩子都健康、可愛，我期待每天晚上還有周末和他們一起玩耍。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我職業生涯的負擔，雖然我確定對瑪麗蓮來說可不是這樣。

我熱愛這3年的住院實習期。從一開始，每一位住院醫生都要管理一個住院病房，並且還要排班看門診。霍普金斯的環境和員工有一種南方的文雅特質，現在想起來很有古昔之風。精神科大樓，菲普斯診所（Phipps Clinic），有兩個住院病房和一個門診部，是1912年開業的，當時的管理者是阿道夫·邁耶，然後1940年由約翰·懷特霍恩醫生接任。這座四層樓的紅磚建築堅固而莊嚴；那位電梯操作員，四十年如一日的彬彬有禮。護理人員，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只要醫生一進入護士站，就會馬上起立——啊，那都是過去啦！

雖然數百位患者已經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但是我在霍普金斯看過的第一批患者，我都記得格外清晰。有一位叫莎拉·B.，一個得州石油大亨的妻子，因為緊張型精神分裂症（catatonic schizophrenia）而住院了幾個月。她很沉默，經常幾個小時固定一個姿勢不動。我與她的工作完全憑直覺：督導幾乎起不到任何幫助，因為沒人知道怎麼治療這樣的患者——他們被認為是無法觸及的。

每一天，就在住院病房長長的走廊外面的小辦公室裡，我會小心地和她見面，每次不少於15分鐘。幾個月的時間裡她完全一言不發，因為她從來不通過言語或者姿勢對我的任何問題做出迴應，所以都是我在說。我告訴她那天怎麼過的，報紙的頭條，我對患者團體會議的想法，我正在自己的分析中探索的問題，還有我正在看的書。有時候，她的嘴唇會動一下，但是沒有發出一個字；她的面部表情從來沒有變過，而她大大的，充滿悲傷的藍色眼睛一直盯著我看。然後有一天，當我正在唸叨天氣的時候，她突然站了起來，走向我，然後在我嘴巴上狠狠親了一口。我大吃一驚，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保持著鎮定，並且，在大聲地說出我對這個吻的原因的猜測之後，我護送她回病房，然後飛奔到我督導的辦公室來討論這次事件。我沒有向我的督導承認的一點是，我相當喜歡這個吻——她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性，她的吻激起了我的性慾，但是我從來沒有一刻忘記我的角色是醫生。在那次之後，之前的情況又持續了幾周，然後我決定讓她嘗試一個療程的甲哌啶嗪（Pacatal），一種剛剛上市的新型鎮定劑（現在早就被棄用了）。讓所有人意外的是，莎拉不到一週就變了一個人，說很多話，並且一般都相當連貫。在我的辦公室，我們在一起聊了很久，關於她發病前生活中的壓力，我還評論了很長時間內與沉默的她見面的感受，以及我在那些會面中是否給她造成了任何疑慮。她立刻迴應道，“不，亞隆醫生。你錯了。不要那樣想。在那段時間裡，你是我的麵包和奶油。”

我是她的麵包和奶油。我從來沒有忘記那句話和那個時刻。當我和一位患者在一起，對正在發生什麼毫無頭緒，不能說出有幫助或者清晰的話的時候，這句話就常常回響在我的腦海裡。就在那些時刻，我會想起莎拉·B.，並且提醒我自己，一位治療師的在場、詢問、關注，會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對人有滋養作用。

我開始每週參加醫學博士、哲學博士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的專題研討會，他是霍普金斯另外一名正教授，和懷特霍恩醫生一樣，是一位經驗主義者，只能被邏輯和證據說服。他教會我兩件重要的事情：基本的研究方法，還有團體治療的基本原則。在那個時候，團體治療還處在初始階段，弗蘭克醫生寫了這個領域少有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每一週，住院醫生——我們8個人的頭擠在一起——從最早使用的單向透視鏡，在牆上一個大約30釐米見方的洞裡，觀察他的門診患者團體治療。在團體聚會之後，我們會和弗蘭克醫生見面，討論這次聚會。我發現團體觀察是一個相當有用的教學方式，多年後，我將它用於我自己的團體治療教學之中。

在其他住院醫生結束這門課程很久以後，我每週還是繼續觀察團體。在這一年的最後，當他不在的時候，弗蘭克醫生會讓我來帶領團體。從一開始，我就喜歡帶領團體：很明顯的是，團體治療為成員提供了內容豐富的機會，來給出和接受關於他們的社會自我的反饋。對我來說，它是一個適合於成長的獨特、珍貴的機會，允許成員去探索和表達他們人際自我的一部分，並且獲得來自其他成員對他們行為的反饋。一幫相互信任的人，提供和獲得如此誠實和建設性的反饋，還能在哪裡做到這樣呢？門診患者團體治療只有幾個基本的規定：除了完全的保密性之外，成員承諾下一次會面要到場，一直坦誠地溝通，並且相互之間不要在團體之外見面。我記得自己嫉妒那些患者，並且希望我是這樣一個團體中的一員。

和懷特霍恩醫生不同，弗蘭克醫生熱情而親切——在我做住院醫生的第一年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讓我叫他“傑裡”（Jerry）。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師，一個和善的人，在道德、臨床能力，還有做研究所必需的能力方面，皆是楷模。在我離開霍普金斯之後很長時間，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每次他來加州都會與我見面。很難忘的是，我們兩家一起在牙買加度了一週假。在老年的時候，他患上了嚴重的記憶問題，每次我去東海岸的時候，我都會去一個住宅中心看望他。我見他的最後一次，他告訴我，他每天都觀看窗戶外面有趣的事情，然後每天清晨醒來，他的腦海裡都是一片白板。他用手輕擦他的額頭，然後說，“嗖——前一天所有的記憶都被清除了。完全不見了。”然後他笑了，抬起頭來看我，給了他的學生最後一個禮物：“你知道嗎，埃夫，”他安慰地說，“還好，還好。”多麼親切、可愛的人啊。每當我想起他，我臉上都會帶著笑容。幾十年之後，我被邀請在約翰·霍普金斯做第一個傑羅姆·弗蘭克心理治療講座（Jerome Frank Psychotherapy Lecture），我感到極為榮幸。

傑裡·弗蘭克的團體治療方法，完全符合那個時候在美國心理動力學理論中流行的人際關係療法（interpersonal approach）。人際關係（或者“新弗洛伊德派”）療法是對更老的，傳統弗洛伊德派立場的修正；它強調人際關係在一個人整個生命週期中的重要性，然而老式的療法主要強調生命的最早期階段。這一療法起源於美國，主要基於精神科醫生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工作，以及移民到美國的歐洲理論家的工作，尤其是卡倫·霍妮（Karen Horney）和埃裡希·弗洛姆（Erich Fromm）。我閱讀了大量人際關係方面的理論文獻，並且覺得它非常合乎情理。卡倫·霍妮的《神經症與人的成長》（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是我當住院醫生期間畫重點畫得最多的一本書。雖然沙利文有很多東西可以教，但不幸的是，他是一位相當糟糕的作家，以至於他的觀點從來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重視。然而，大體上來說，他的著作幫助我理解了，大部分患者陷入絕望之中，是因為他們不能建立和維持相互滋養的人際關係。然後，在我看來，團體治療隨之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舞臺，可以在其中探索和改變與人打交道的不良模式。我對團體過程感到著迷，並且在我整個住院實習期間，帶領了很多門診和住院患者團體。

隨著我第一年的進展，所有的資料，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臨床症狀，我的督導們極具個性的方法——這些快要將我淹沒了，我渴望獲得某個全面的解釋體系。精神分析似乎是最可能的選項，並且那個時候美國大部分的精神科培訓項目都是精神分析取向的。雖然今天精神科主席通常是神經科學家，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大部分接受的是精神分析訓練。約翰·霍普金斯，除了諮詢服務之外，是一個很大的例外。

就這樣，我盡職盡責地與奧利芙·史密斯見面，每週四次，閱讀弗洛伊德的著作，並參加科室諮詢派別的精神分析取向會議。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我對精神分析取向變得越來越懷疑。我個人分析中的評論似乎不切題並且不準確，並且我漸漸覺得，雖然她想要對我有所幫助，但是她太過於被保持中立的命令限制住了，不敢向我顯露她的任何真實自我。此外，我逐漸相信，對早年生活，原始的性和攻擊驅力的強調，有嚴重的侷限性。

那個時候，除了一些軀體治療比如胰島素休克療法（insulin coma therapy）和電休克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之外，生物心理學療法所能做的並不多。雖然我親自執行過很多次這些療法，並且有時候見過效果奇好的康復，但是這些治療方法都是偶然發現的本質上不同的療法。例如，幾個世紀以來醫生觀察到，各種身體狀況，比如發燒或者瘧疾所導致的抽搐，對精神病和抑鬱症有很好的效果。因此他們尋找引起低血糖昏迷和癲癇的方法，既通過化學（Metrazol，卡地阿唑^[2]），也通過ECT途徑。

在我住院實習期的第一年的末尾，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剛出版的一本名為《存在》（Existence）的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包括兩篇由梅寫的傑出的長文，幾篇翻譯自歐洲心理治療師和哲學家，比如路德維格·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歐文·施特勞斯（Erwin Straus）和尤金·閔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的章節。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雖然很多章節是用聽起來很深刻的語言寫就的，這種語言似乎旨在令人費解而不是讓人容易懂，但是梅的文章異常明晰。他清晰地講述了存在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並向我介紹了索倫·克爾凱郭爾（ Kierkegaard）、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其他存在主義思想家的相關見解。當我看我1958年買的羅洛·梅的《存在》的時候，我幾乎在每一頁都能看到表示贊成或者異議的符號。這本書向我表明，有第三條道路，除了精神分析思想和生物學模型之後，還有另外一個選項——這條道路是從過去2500年的哲學家和作家的智慧中提煉出來的。在我寫這本自傳的時候，瀏覽之前的舊書，我驚訝地發現，大約40年之後，羅洛在上面簽名並且寫下：“獻給埃夫，一位教我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同道。”這讓我熱淚盈眶。

我參加了關於精神科歷史的一系列講座，從菲利普·皮內爾^[3]延伸到弗洛伊德。講座很有趣，但是，在我看來存在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我們這一領域是在18世紀從皮內爾開始的。在我聽的時候，我不斷地想到很久之前所有寫到過人類行為和人類痛苦的思想家——比如哲學家伊壁鳩魯（Epicurus）、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蒙田（Montaigne）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這些想法，還有羅洛·梅的書，使我相信，是時候開始一段哲學教育了，所以在我住院實習期的第二年，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霍姆伍德校區參加了一個為期一年的西方哲學史課程，瑪麗蓮也在那個校區學習。我們的教科書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在多年閱讀生理學、醫學、外科、產科教科書之後，這本書對我來說簡直是美味佳餚。

從那個概論課程之後，我就成了哲學的自學者，自己廣泛閱讀，並且旁聽霍普金斯的課程，後來還旁聽了斯坦福的課程。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怎麼將這一智慧應用到我的心理治療領域中去，但是，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已經找到了我終生的事業。

在我住院實習期後期，我到附近的帕圖森特研究所（Patuxent Institute）進行為期3個月的見習，那是一個關押精神不正常的犯人的監獄。我為患者做個體治療，並且每天帶領一個由性犯罪犯人組成的治療團體——我曾經帶領過的最困難的團體之一。成員在花費說服我他們已經調整好了上的精力，遠比在解決他們的問題上多。因為他們被判處不定刑期——也就是說，他們要被一直監禁，直到精神病學家宣佈他們已經康復了——他們不情願暴露很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覺得我在帕圖森特的經歷非常吸引人，在那一年的最後，我確定我有足夠的材料來寫兩篇論文：一篇關於性變態者的團體治療，一篇關於窺陰癖者。

窺陰癖者的文章是那個主題上最早的論文之一。我指出窺陰癖者不只是想看裸體的女性：如果窺陰癖者要體驗到巨大的愉悅感，那麼就必須暗中觀看被禁止的東西。我所研究過的窺陰癖者沒有一位通過去脫衣舞廳、招妓或者看色情文學尋求滿足。第二，雖然窺陰癖者總是被看成是一種令人氣惱、古怪但是無害的犯罪，我發現並不是這樣。我所治療過的很多犯人，一開始只是窺陰癖者，然後朝著更加嚴重的犯罪發展，比如非法入侵和性侵犯。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我在醫學院裡做過的穆裡爾的案例報告，然後就像我通過講一個故事引起了聽眾的興趣一樣，我關於窺陰癖者的論文是以偷窺者湯姆（Peeping Tom）的原型作為開始的。我的妻子，在努力獲得博士學位的同時，幫助我檢索到了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傳說的早期講述版本，她是11世紀的一位貴婦人，為了給市民們免除由她丈夫強加的重稅，自願騎著馬赤身裸體穿過街道。所有的市民，除了湯姆，通過拒絕觀看她的裸體來表達感恩。但是可憐的湯姆忍不住偷看了裸體的貴族，頓時眼睛就被刺瞎了。這篇文章立刻就被接收了，發表在《普通精神病學檔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

不久之後，我關於帶領性罪行犯人團體治療技術的文章發表在《神經與精神疾病雜誌》（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與我在帕圖森特的工作無關，我還發表了一篇關於老年痴呆症（senile dementia）的診斷的文章。因為住院醫生髮表論文並不常見，所以霍普金斯的全體教員給予了非常正面的反應。他們的讚揚令我感到滿足，但是也讓我有一點困惑，因為寫作對我來說很容易。

***

約翰·懷特霍恩總是穿著白襯衣，打著領帶，外穿一套棕色的西裝。我們住院醫生猜測，他有兩三套一模一樣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穿別的衣服。在每個學術年開始的時候，整個班的住院醫生都要參加他每年舉辦的雞尾酒會，我們都怕這個酒會：我們必須站幾個小時，穿著西裝和領帶，只給喝一小杯雪莉酒，沒有其他食物或者飲料。

在我們的第三年住院實習期，我和其他的5位也是第三年的住院醫生，每週五都要與懷特霍恩醫生一起度過一整天。在他訪談他的每一位住院患者的時候，我們坐在他辦公室旁邊一個大拐角處的會議室裡。懷特霍恩醫生和患者坐在軟墊座椅上，我們8個住院醫生坐在1米開外的木凳子上。有些訪談只持續10或者15分鐘，其他的持續一個小時，有時候會持續兩三個小時。

他出版的書《訪談和臨床人格研究指南》（Guide to Interviewing and Clinical Personality Study），那個時候是美國大部分精神科培訓項目的教科書，給初學者提供了臨床訪談的系統方法，但是他自己的訪談風格一點也不繫統。他極少詢問症狀或者痛苦的領域，而是遵循著一個“讓患者教你”的計劃。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仍然記得其中一些例子：一位患者正在寫關於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的博士論文，另一位患者是聖女貞德（Joan of Arc）方面的專家，還有一個是來自巴西的富有的咖啡種植園主。在這三個例子中，懷特霍恩醫生都會長時間地訪談患者，至少90分鐘，專注於患者的興趣。我們學到了許多東西，關於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歷史背景、針對聖女貞德的陰謀、波斯弓箭手的準確度、專業焊接學校的課程，還有所有我們想要知道的（甚至更多）關於咖啡豆的品質與它所生長的緯度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我感覺無聊然後想自己的事情，然後10分鐘或者15分鐘之後，不料一位有敵意、謹慎、多疑的患者現在更加坦誠地談到他的內在生活。“你和患者是雙贏，”約翰·懷特霍恩說。“患者的自尊被你對他的興趣和你願意從他那裡學習的態度提升了，你得到了啟迪，並且最終獲悉你需要知道的關於他的疾病的一切。”

在早上的訪談之後，我們在他寬敞舒服的辦公室吃一個持續兩小時的午餐，食物是在上好的骨瓷中用悠閒的南方風格提供的：一大盤沙拉、三明治、鱈魚蛋糕，還有直到今天我最愛的一道菜——切薩皮克灣蟹肉餅。談話從沙拉延伸到三明治，到甜點和咖啡，涉及很多個主題。除非我們將他引到別的方向上，懷特霍恩傾向於討論他關於元素週期表的新想法。他會走到黑板邊，把一直掛在他辦公室的元素週期表拉下來。雖然在來霍普金斯之前，他在哈佛接受的精神科訓練，並且是位於聖路易斯（St.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系主任，但是他一開始是一位生物化學家，並且對大腦的化學過程進行過大量研究。我記得我向他提過關於偏執思維（paranoid thinking）的起源的問題，他給了一個很詳盡的回答。有一次，當我正在經歷一個關於人類行為極為決定論的想法的階段，我向他提出，關於施加在一個人身上的所有刺激的全部知識，將會讓我們能夠精確地預測他或她的反應，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為。我將它與撞擊白球相比較——如果我們知道力度，方向和旋轉角度，我們就會知道被擊中的這個球的反應。我的立場促使他採取對立的觀點，一種對他來說陌生和不舒服的人道主義視角。在熱烈的討論之後，懷特霍恩醫生對其他人說，“毫無疑問，亞隆醫生從拿我開心中獲得了些許樂趣。”回想起來，他也許是對的：我確實回憶起來，我用計謀讓他採取了我通常信奉的人道主義觀點，是有那麼一點開心。

我對他唯一失望的一點，是我借給他一本卡夫卡的《審判》的時候，我喜歡這本書，部分原因是它以隱喻地方式描述了神經質以及沒有緣由的內疚。懷特霍恩醫生幾天後搖著頭把這本書還給我。他告訴我，他讀不懂這本書，他寧可和真實的人聊天。到那個時候，我已經在精神科待了3年，但是我尚未遇到任何一位對哲學家或者小說家的深刻見解感興趣的醫生。

在午餐之後，我們回去觀察懷特霍恩醫生的訪談。到四五點的時候我開始坐立不安，很想要出去，和我的固定球伴（一位醫科學生）打網球。住院醫生網球場就在60米之外，夾在精神科和小兒科中間，很多個星期五的黃昏，我一直期待著能出去，直到太陽的最後一絲光線消失殆盡，然後只能嘆一口氣，把我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訪談上。

在我培訓期間，與約翰·懷特霍恩最後一次接觸發生在我住院實習期的最後一個月。一天下午他召喚我去他的辦公室，當我關上身後的們，坐在他面前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似乎少了一些嚴肅。我弄錯了，還是我看出了友好，甚至是一絲微笑？在一段典型的懷特霍恩式停頓之後，他身子朝我靠過來，然後問我：“你對未來有什麼計劃？”當我說，我下一步是在部隊服兩年的強制兵役時，他愁容滿面地說：“你多麼幸運活在和平年代。我的兒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於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一臺該死的絞肉機。”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很抱歉，但是他閉上眼睛搖著頭，表示他不希望再繼續談他的兒子。他問我參軍之後的計劃。我告訴他我對未來還不確定，而且還要養活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我告訴他，我也許會在華盛頓或者巴爾的摩開始執業行醫。

他搖了搖頭，然後指著整齊擺在他的桌上，我發表的論文說：“這些發表的論文很說明問題。它們代表著一個人必須攀登的學術階梯的臺階。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果你繼續以這種方式思考和寫作，你會在一所大學的教學部門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比如約翰·霍普金斯。”他最後的話一直在我耳邊迴盪很多年：“如果你不追求學術生涯，將會是公然對抗命運。”這次會面的最後，他給了我一張他的照片，並且親自寫下題詞：“獻給歐文·亞隆醫生，帶著深情和欣賞。”它今天還掛在我辦公室裡。在我寫這一段的時候，我正看著它，不太自在地和“搖擺”喬·狄馬喬的照片放在一起。“帶著深情和欣賞”——現在當我思考這些話語的時候，我感到吃驚：那個時候我從來沒有在他身上認出這些情感。只有現在，當我寫這個的時候，我才記起來，他，還有傑羅姆·弗蘭克，的確是我的導師——偉大的導師們！我知道現在到了拋棄我完全是自學成才的想法了。

隨著我3年住院實習期的結束，懷特霍恩醫生也在結束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漫長職業生涯，我與其他的住院醫生和醫學院的全體教學員工一道，出席了他的退休晚會。我清楚地記得他是如何開始他的告別演說的。在利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教授（我的兒童精神病學督導，之後不久就擔任了哈佛精神病學系主任）生動的介紹之後，懷特霍恩醫生站了起來，走到麥克風前，開始用他慎重、正式的聲音說道，“有人說，一個人的品格可以從他朋友的品格中判斷出來。如果是這樣……”他停了下來，然後非常緩慢地，仔細地從左到右掃視了眾多聽眾，“那麼我肯定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在那之後，我只和約翰·懷特霍恩有過兩次接觸。幾年之後，我在斯坦福教書的時候，他的一位近親聯繫我，說約翰·懷特霍恩介紹他來找我做心理治療，我很高興能夠在幾個月的心理治療中為他提供了幫助。然後，1974年，在我和他面對面接觸15年之後，我接到了約翰·懷特霍恩女兒的電話，我從沒見過她。她告訴我，她的父親得了一次嚴重的中風，快要死了，指名要求我去見他。我完全驚呆了。為什麼是我？我能為他做什麼呢？但是，我當然沒有猶豫，第二天早上我就飛越整個國家，來到華盛頓，在那裡，和往常一樣，我住在我姐姐瓊，還有她的丈夫莫頓家裡。我借了他們的汽車，接上我的母親——她一直都喜歡坐著汽車兜風，然後開車去巴爾的摩近郊的一座療養院。我為我的母親在大堂安排了一個舒服的座椅，然後坐電梯去懷特霍恩醫生的房間。

他顯得比我記憶中的要小很多。他身體有一半癱瘓了，並且有表達性失語，使得他講話的能力大為削弱。看到我認識的人中最健談的一位，現在流著口水，艱難地找話說，是多麼令人震驚。在幾次欲言又止之後，他終於努力說出：“我……我……我很害怕，害怕極了。”我也很害怕，被一座偉大的雕像摔在地上，躺在廢墟中的景象嚇壞了。

懷特霍恩醫生培訓了兩代精神病醫生，他們中很多現在是頂尖大學的主席。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是我？我能為他做什麼？”

我到頭來也沒做太多。我表現得就像一個緊張的來訪者，拼命地搜尋安慰的話。我向他提起我在霍普金斯和他一起度過的時光，並且告訴他我有多麼珍惜我們一起度過的週五，他教了我很多關於訪談患者的知識，我是如何接受了他的建議並且成了一名大學教授，我是怎麼在我的工作中模仿他，帶著尊嚴和興趣治療患者，我是如何遵循他的建議，讓患者教導我。他發出了一些聲音但是不能形成詞語，終於在30分鐘之後，他陷入了深度的睡眠。我離開的時候身體在發抖，並且仍然對為什麼他會叫我來感到困惑。之後我從他的女兒那裡得知，在我拜訪兩天之後，他去世了。

“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了好幾年。為什麼要見一個貧窮的移民雜貨商惶恐不安、自我懷疑的兒子？也許我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兒子的替身。懷特霍恩醫生去世的時候如此孤獨。要是我能多為他做點什麼就好了。很多次我希望能夠有第二次機會。我應該多說一點我是怎麼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並且告訴他當我給患者做訪談的時候經常會想起他。我應該試著表達他正感受到的恐懼。或者我應該碰碰他，或者抓住他的手，或者親吻他的臉頰，但是我斷了這個念頭——我所認識的他一直都是一個拘謹，疏遠的人，此外，他是那麼的絕望，以至於他也許會將我的溫柔姿態體驗為一種侵犯。

大約20年之後，在一次午餐閒聊中，大衛·漢堡（David Hamburg）（在我離開部隊之後將我帶到斯坦福的精神病學系主任）告訴我，他在清理房間的時候，找到來自約翰·懷特霍恩，對我的任命表示支持的一封信。他給我看了那封信，我對它最後一句話感到震驚：“我相信亞隆醫生將會成為美國精神病學界的一名領導者。”現在，在我重新考慮我和約翰·懷特霍恩的關係的時候，我覺得我理解了為什麼在他臨終之前，召喚我到他身邊。他一定將我看成是可以傳承他的工作的人。我剛剛看了一眼掛在我桌子上方的他的照片，試著去捕捉他的目光。我希望通過我的微薄之力，將他的工作傳承下去，以慰他在天之靈。

[1] 一種鎮靜安眠劑。——譯者注

[2] 一種中樞神經刺激劑，Metrazol是商標名，大量服用會導致抽搐和休克。——譯者注

[3] Philippe Pinel，一位18世紀的醫生，他引入了一種治療精神病的人道療法。——譯者注

第16章被分配到天堂

1960年8月，在我結束約翰·霍普金斯的住院實習期一個月之後，我應徵入伍。那些年已經在實行全民徵兵，但是醫科學生可以簽訂一個稱為“貝裡方案”的延期項目，讓他們可以在入伍之前，完成醫學院學習和住院實習期。我在部隊的前六個星期是在位於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的休斯頓堡（Fort Sam Houston）進行基礎訓練中度過的，而在那裡的時候，我接到通知，我將會在德國的一個基地度過接下來的兩年。幾天之後，另一個通知告訴我，我將會駐紮在法國。在那之後兩週，說來也怪，我被告知要去位於夏威夷火奴魯魯的特里普勒醫院服役。最後這個是生效的分配。

我極為清楚地記得我剛到夏威夷的那一刻。我剛一下飛機，吉姆·尼古拉斯（Jim Nicholas）——一位軍隊精神科醫生，註定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成為我的親密好友——將一束雞蛋花（plumeria）做成的夏威夷花環掛在了我的脖子上。花的香氣進了我的鼻子裡，一種甜美、濃重的香味，就在那裡，我感覺我內在發生了轉變。我的感官覺醒了，很快我就沉醉在了雞蛋花的芳香裡，它們無處不在：在機場、在街道上，也在吉姆為我們選的位於威基基的小公寓裡，他為那裡堆滿了生活用品和鮮花。20世紀60年代的夏威夷是一個有著優美的自然風光的地方：雞蛋花、棕櫚樹、木槿、紅色穗狀姜花、白色曼莎珠華、天堂鳥，當然，還有深藍色的海浪，輕柔地拍打著閃亮的白沙灘。每個人都穿著奇怪但是好看的衣服：吉姆迎接我的時候穿著印花襯衫，短褲，還有被稱為草屐的拖鞋，然後把我帶到瓦基基（Waikiki）一個商店裡，我在那裡脫下了軍裝，走出商店的時候已經穿上了草屐，紫色的夏威夷襯衫和亮藍色的短褲。

***

瑪麗蓮帶著我們的三個孩子在兩天後到達，我們一起開車到大風口（Pali Lookout）頂上，在那裡眺望島的東部世外桃源般的景色。在我們凝視四周深綠色的鋸齒形山峰，瀑布和彩虹，藍綠色的大海，無邊無際的海灘的時候，瑪麗蓮向下指著凱盧阿（Kailua）和拉尼凱（Lanikai），然後宣佈，“這是天堂：我想住在那裡。”

我因為她的開心而感到高興。過去的幾個星期對她來說是可怕的。我在聖安東尼奧進行六週基礎訓練的時候，生活對我們倆來說都很艱難，但是對她來說尤為嚴峻。我們在聖安東尼奧一個人也不認識，那裡每天都超過37攝氏度。我在陸軍學校每天的日程也排得非常滿，並且一週有五六天整天都不在家，留下瑪麗蓮和三個小孩。糟糕至極的是，有一個星期，我必須在離聖安東尼奧幾個小時路程的地方進行基礎訓練。在那裡我學到了一些寶貴的東西，比如如何使用武器（我因為精準地使用步槍而贏得了一枚神槍手獎章），以及如何在槍林彈火中匍匐通過帶刺鐵絲網（至少我被告知是真槍實彈的——沒有誰真的去測試過）。在那些還沒有iPhone手機的年代，瑪麗蓮和我在這段時間裡沒有任何聯繫。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得知我離開之後她患上了急性闌尾炎。她被送往軍隊醫院做了闌尾切除術，同時軍事人員照顧我們的孩子。在她手術之後四天，外科總住院醫生晚上做了一次家訪，告訴瑪麗蓮，病理學報告顯示她得了大腸癌，需要做大腸切除手術；他甚至畫了一張草圖，讓瑪麗蓮給我看要切除的那部分大腸。當我第二天回家的時候，我被這一消息和外科醫生的草圖驚呆了。我飛快地跑到軍隊醫院，拿到了病理切片，然後用特別快遞發送給我在美國東部的醫生朋友們。他們一致認為，瑪麗蓮得的是一種良性的類癌瘤，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治療。即使現在，50年之後，在我寫這個的時候，我對軍隊感到極為氣憤，因為他們沒有通知我，還因為他們要為一個完全良性的健康狀況做一個不可逆轉的大手術。

所有這些都已經過去了，當我們眺望這個新環境裡的群山和淡藍色海水的時候，我非常興奮，並且看到健康活潑的瑪麗蓮又回到了我身邊，而感到如釋重負。我再次看向凱盧阿和拉尼凱。住在那裡完全不切實際：我們沒有多少錢，軍隊給我們在尚菲爾德軍營提供了便宜的軍人住房。但是我被瑪麗蓮施了魔法，然後，沒到幾天，我們就在拉尼凱租到了一個小房子，離世界上最好的沙灘只有一個街區。拉尼凱沙灘永遠存在於我們倆的腦海中：它一直都是我們見過的最美的一個，並且從此之後，每當我們走在堅實的細沙灘上的時候，我們都會看著對方然後說，“拉尼凱沙”。

我們離開夏威夷很久之後，我們還是會定期回到那片沙灘，唉，那片沙灘現在已經被嚴重侵蝕了。我們在那裡生活了一年，直到我們得知一位海軍上將被突然重新分配到南太平洋，他在臨近的凱盧阿海灘的房子正在出租。我們立刻把它租了下來，我們離海如此之近，以至於我在待命的時候可以衝浪或者浮潛——瑪麗蓮會在陽臺上揮舞一個大毛巾向我發信號，告訴我有人給我打電話。

在到達之後不久，我們收到了來自駐紮在夏威夷、德國和法國的三位將軍的歡迎信，每一位都歡迎我到他們的基地去工作。基地分配的混亂導致我們的很多行李在途中弄丟了，所以我們真的是一切從頭再來——我們在一天的時間裡在車庫拍賣中買下了所有的傢俱和寢具。

我軍隊的職務對我要求不高。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一個住院病房裡度過，那裡的患者來自於各個不同的太平洋基地。1960年美軍雖然未正式參加越戰，但是我們的很多患者已經在老撾（Laos）見過非正式的軍事行動。大部分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已經被篩選出來，然後直接送回了美國本土醫院。因此，我們的很多患者都是年輕人，他們沒有精神病但是假裝有，希望可以被命令退伍。

我最早的一批患者之一，是一位在軍隊服役了19年的中士，他就快要退休了，但是在值班的時候喝酒被逮捕——這是一項嚴重的指控，可能會威脅到他的退役身份和退休金。他到我這裡接受檢查，然後錯誤地回答我問的每一個問題。但是他的每一個回答都非常接近真實答案，所以似乎他大腦的某個部分知道正確答案：6乘以7是41，聖誕節是12月26日，一張桌子有五條腿。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案例，然後通過和同事交流和查找文獻，我得知這是一種剛塞綜合徵（Ganser syndrome，或者更為人所熟知的，近似回答綜合徵）的典型案例，一種做作性障礙，患者模仿一種疾病，而他並沒有真正患病，但試圖迴避因為一些違法行為而要承擔的責任。在他停留的四天（需要住院更長時間的患者被送回了美國本土）裡，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在一起，但是從來沒有能夠與他非欺騙性的自我接觸。我從文獻中得知，實際上真正奇怪的是，長期跟蹤研究表明，剛塞綜合徵患者有很高比例在幾年後真的患上精神疾病！

每一天，我們都要做出決定，某個士兵是真的得了精神疾病，還是為了想要因病退伍而偽裝出來的。幾乎每一位到我們這裡來的患者都希望從陸軍、海軍或者海軍陸戰隊（我們治療軍隊的每一個分支）中退役，我和同事對我們做決定過程的隨意性感到困惑：指導準則並不清晰，有時候我們寫的建議書彼此不一致。

和我的醫科學生實習期和住院實習期相比，所要求的職責非常輕：在晚上和週末待命了四年之後，我感覺現在簡直是在度假。醫院有三位精神科醫生，每隔三個晚上或者週末需要待命；在我的整個派駐期，只有寥寥幾次我必須晚上去醫院。我們三個人相處得很好，也和我們的指揮官，保羅·耶斯勒上校（Colonel Paul Yessler）相處融洽，後者是一位友好、博學的同事，讓我們在工作上完全自主。雖然我們的精神科分隊，小特里普勒（Little Tripler），離大特里普勒醫院不到100米遠，偶爾我們會因為其他服務項目而到那裡去做諮詢，但是其他時候極少去那裡，我常常希望好幾個星期都不用敬禮和回禮。

既然有這麼大的自由，我選擇延續我對團體工作的興趣，並組建了一系列治療團體：每天的住院患者團體，為憂慮的軍人妻子組建的門診患者團體，並且在我的業餘時間，為位於卡內奧赫的夏威夷市立醫院的非軍事精神科住院醫生組建了過程團體（process group）。

為軍人妻子組建的團體效果最好。她們遠離了熟悉的環境，其中很多人在適應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選擇深入探索她們的孤獨感，以及她們與社區中其他人進行交流上的困難。帶住院醫生團體則困難得多。住院醫生想要獲得這樣一種治療體驗，既對他們個人有治療作用，也對他們將來做團體帶領者有所啟發。他們聽說我是一位有經驗的團體帶領者，所以讓我帶領。我惴惴不安：我從來沒有帶領過這種類型的團體，此外，我的經驗也就比他們多一兩年，但是既然住院醫生有足夠的動機提出這樣的要求，我答應一試。不久之後我就意識到，我讓自己陷入了一個為難的情境中。一個團體想要起作用，那麼成員就得願意冒風險，透露私人的想法和感受，而這個團體極不情願邁出這一步。慢慢地我開始理解，因為治療師的主要專業工具是他或者她自己，對個人缺點的自我暴露讓人覺得有雙重的風險：不僅一個人的性格會被人評價，而且一個人的專業勝任力也會受到質疑。雖然我對這一難題有充分的覺察，但是我無法解決這一僵局，所以這個團體只獲得了有限的成功。後來我逐漸意識到，在這樣一種環境下要成為一位有效的帶領者，你必須願意通過在團體中冒個人風險，做出自我暴露的榜樣。

我毫不懷疑在夏威夷的兩年改變了我的人生。在那之前，我的長遠規劃是回到東海岸，也許，就像懷特霍恩醫生建議的，尋求一位學術職位，或者與我在華盛頓特區的朋友和家人重聚，開始私人執業。但是在陽光明媚的夏威夷過了幾個月之後，寒冷、陰鬱、拘謹的東海岸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多年來，瑪麗蓮都想要遠離華盛頓，很快我們就完全同意：我們都想留在夏威夷，或者近一點的地方。在來夏威夷之前，我的整個人生都聚焦在工作上，和妻兒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夏威夷讓我看到了周圍環境的美好。尤其是，海灘在召喚我，我和瑪麗蓮會在海灘上手牽著手，走幾個小時，就像我們在高中的時候一樣。我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更多了，大部分是在溫暖的海洋裡，教他們游泳、浮潛和人體衝浪。（我從來沒有學會在衝浪板上衝浪——我平衡能力不夠好。）星期五的晚上，我帶他們去附近的電影院看武士電影，他們和當地小孩一樣穿著寬大的長褲。

軍隊不願意把我的蘭美達運到夏威夷，但是願意運送望遠鏡，所以，當我還在巴爾的摩的時候，我用那輛蘭美達換了一個機械式的反射式望遠鏡——我從小時候第一次嘗試做望遠鏡的時候就一直想擁有的東西。然而，除了幾次我把它拖到山頂上之外，這臺望遠鏡在夏威夷基本上派不上用場，因為夏威夷晚上的天空總是霧濛濛的。

我的一位患者在空軍基地當飛行管制員，然後通過他我獲得了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搭乘週末的航班去菲律賓和日本。我在菲律賓一個小島旁邊優美的海域做了幾次浮潛，並且看到了馬尼拉的日落——這一場景一直銘刻在我的記憶裡。我住在東京的軍官俱樂部，然後探索這座城市。每當我迷路了，我就招手停住一輛出租車，給他看俱樂部的名片，上面有用日語寫的地址。俱樂部經理警告我，當我給出租車司機看名片的時候，要注意觀察他：如果他深吸一口氣，那麼趕快下車，因為東京的出租車司機礙於面子，不會承認他們不知道那個地址。

在我們到達後不久，瑪麗蓮在夏威夷大學法語系獲得了一個教員職位。令她尤其高興的是，給很多講流利的法語的越南學生上一門當代法國文學課程，即使他們很難理解薩特的異化概念，因為他們一心想著下課之後去溫暖的藍色海洋裡游泳。瑪麗蓮需要開車去大學，所以我買了一輛輕便的雅馬哈摩托車。每天早上在大風口頂上騎車30分鐘去特里普勒的時候，我都異常興奮。在我們逗留期間，橫穿群山的威爾遜隧道開通了，然後我就走這條近道去上班，每一天進隧道的時候還是朗朗晴天，幾乎每次出來的時候都會遇見一場溫暖宜人的夏威夷陣雨。在我位於凱盧阿的家附近，有一個小的帶草地球場的網球俱樂部，我們每週末在那裡和其他俱樂部打比賽。我的一位軍隊裡的朋友介紹我浮潛和水肺潛水，之後，在接下來的40年裡，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和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我將從海底潛泳，欣賞動物群和海洋小動物的生活中，獲得巨大的快樂。有幾次我去夜間潛水——一件令人特別興奮的事，因為所有的夜間生物會出來悄悄移動，尤其是大型甲殼類動物。

***

傑克·羅斯（Jack Ross）——我一位軍隊中的同事，他是在門寧格診所受訓的——將我介紹給他的同學，K.Y.盧姆（K.Y.Lum），一位在火奴魯魯執業的精神科醫生。他和我與幾位夏威夷的精神科醫生一起，組織了一個案例報告小組，我們每個月見一次面。我們還開始了一個精神科醫生的撲克牌局，每隔一週一次，持續了30多年。K.Y.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直到今天還保持著聯繫。

有一天，就在我剛到夏威夷的前幾周，安德烈·道金海（Andre Tao Kim Hai），一位住在附近的年老的越南人，帶著一副國際象棋經過我家房子，然後問道，“你下象棋嗎？”福從天降！安德烈和我棋逢對手，在一起下了很多很多盤棋。他在當了很多年的越南駐聯合國代表之後，退休來到了夏威夷，但是幾年之後，當越南戰爭爆發時，他出於抗議離開了美國，搬到了巴黎，然後搬到了馬德拉島。幾年後，我去他後面兩個家拜訪他的時候，延續了我們的友誼和我們的象棋比賽。

我父母到夏威夷看望過我們，還有瑪麗蓮的母親，以及我的姐姐瓊和她的家人。瑪麗蓮在大學裡交到了朋友，並且我們頭一回有了社交生活，組織了一個8個人的沙龍，包括社會學家魯埃爾·丹尼（Reuel Denney），《寂寞的群體》（The Lonely Crowd）的作者之一，還有他的妻子，露絲（Ruth）；印度尼西亞的哲學家和詩人達迪爾·阿里夏巴納（Takdir Alisjahbana）和他的德國妻子；還有喬治·巴拉蒂（George Barati），夏威夷交響樂團（Hawaiian Symphony Orchestra）的指揮，還有他可愛的妻子；另外一位露絲，一位瑜伽愛好者。我們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很多個夜晚，讀翻譯過來的達迪爾的詩歌，討論魯埃爾的書，聽音樂，其中有一天晚上，聽磁帶裡T.S.艾略特念他的詩集《荒原》（The Waste Land），結果讓我們所有人都相當沮喪。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我們這一小組人在海灘上辦了一個夏威夷式宴會，享用夏威夷飲料和番石榴、荔枝、芒果、菠蘿，還有木瓜——我的最愛。我現在還記得達迪爾的牛肉串蘸上印度尼西亞花生醬的味道。

打撲克、浮潛、在沙灘上散步、騎摩托車和我的孩子們一起玩，還有下棋，我的生活比我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好玩得多。我熱愛這樣悠閒的日子，穿著拖鞋，坐在沙灘上，望著大海。我變了：工作不再是一切。陰鬱的東海岸，它嚴寒的冬天和難以忍受的炎夏，不再令我向往。我在夏威夷感覺很自在，並開始幻想在那裡度過餘生。

***

隨著我們在夏威夷的兩年接近尾聲，我們面臨著在哪裡生活這一抉擇。我又發表了兩篇專業論文，並且傾向於追求學術生涯。但是，唉，待在夏威夷不是一個好選擇：醫學院只提供頭兩年非臨床學習，並且沒有全職的精神病學教員。我感到非常孤立無援，覺得缺少一位導師，一位可以指導我如何前行的人。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可以聯繫我在霍普金斯的老師，約翰·懷特霍恩或者傑裡·弗蘭克。現在，當我回過頭看那個時候，我很困惑：為什麼我沒有向他們尋求建議或者讓他們推薦我？我肯定是認為，當我的住院實習期結束之後，他們就把我給完全忘了。

相反，我選擇了最不具想象力的道路：招聘廣告！我查看了美國精神病協會時事通訊上的廣告，發現三個感興趣的職位：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的教員職位，還有位於威斯康星的蒙多塔市立醫院的員工職位（我感興趣只是因為傑出的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在那裡工作）。這3個職位我都申請了。他們都同意面試我，然後我搭乘軍用飛機去了舊金山。

我的第一個面試，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面試我的是一位資深教員，雅各布·愛潑斯坦（Jacob Epstein），他在一個小時面試的最後，給我提供了一個臨床教員職位，還有1.8萬美元的年薪。因為我當住院醫生的第三年的年薪是3000美元，而在軍隊的薪水是1.2萬美元，所以我傾向於接受，即使我知道，這份工作對我時間上的要求非常高：我不僅要教醫科學生和精神科住院醫生，還要管理一個極為龐大、繁忙的住院病房。

第二天，大衛·漢堡，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系的新系主任，面試了我。斯坦福醫學院和醫院剛剛從舊金山搬到了新建的位於帕洛阿爾託的斯坦福校園中，並且由他全權負責組建一個全新的精神病學系。我被漢堡博士遠大的抱負，他對我們這一領域的關切，以及他的智慧打動了。還有他的句子！聽著一個接一個莊嚴而複雜的句子從他嘴裡掉落出來，就像聆聽一場優美的協奏曲。此外，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除了他的指導之外，我將會被給予我所需要的所有資源和學術自由。

我這是事後諸葛亮：在那個時候我並不相信我對未來有任何想法或者我能夠做什麼。我知道私人執業醫師是什麼樣的，我知道那樣的話我的生活將會富裕很多，而且我還知道私人執業醫師掙的錢可能比我當精神病學家掙的錢要多三倍。

漢堡醫生給我提供了一個初級教員職位（講師）以及只有1.1萬美元的年薪——比我在軍隊的薪水還少1000美元。他還把斯坦福的政策說清楚了：全職教員被期待成為學者和研究者，而不能通過私人執業貼補他們的薪水。

斯坦福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薪水之間的巨大差異一開始讓我動了心，但是隨著我對這兩個選擇進行深思，它不再成為一個因素。雖然我們沒有任何積蓄，每個月都靠工資生活，但是錢並不是我們主要的考慮因素。大衛·漢堡的遠見讓我印象深刻，我想要成為他正在組建的大學科系的一員。我意識到我真正想要的是教學和科研的一生。此外，如果發生緊急情況，我相信我父母還有瑪麗蓮在未來的職業中將獲得的薪水會成為我堅實的經濟後盾。在電話上和瑪麗蓮商量過之後，我接受了斯坦福的職位，並取消了飛往蒙多塔市立醫院的航班。

第17章回到岸上

1964年，在斯坦福工作3年之後，我決定去參加為期8天的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y，NTL）短訓班，地點在南加州箭頭湖。這個為期一週的短訓項目提供了很多社會心理學活動，但是它的核心，還有我去那裡的原因，是每日三小時的團體會面。第一次會面的那天早上，我提前幾分鐘到場，在圍成一圈的13張椅子中選了一把坐下，然後環顧帶領者和其他早到的人。雖然我有很多帶領治療團體的經驗，並且大量參與團體治療研究和教學，但是我從來沒有在團體中作為一名成員待過。是時候補救一下了。

在其他人陸續入座的時候，沒有人說話。準時8:30，帶領者多蘿西·加伍德（Dorothy Garwood），一位有兩個博士學位（生物化學和心理學）的私人執業治療師，站起來介紹她自己：“歡迎來到1964年箭頭湖NTL短訓班，”她說。“這個團體將會在接下來的8天裡，每天這個時間見面3個小時，我希望我們所說的一切，我們的所有評論，都處在此時此地（in the here-and-now）。”

接下來是一大段沉默。我想：“說完了？”然後環視一遍，11張臉個個都流露出困惑，11個腦袋個個都迷惑地搖晃著。1分鐘之後，成員們迴應道：

“這個情況介紹未免太過於吝惜言辭了。”

“這是在開玩笑嗎？”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帶領者沒有給予任何迴應。逐漸地，共同的不確定性開始形成它自己的能量：

“真是可悲。我們就得到這種帶領者？”

“那太粗魯了。她在做她該做的。你不明白這是一個過程團體嗎？我們必須審查我們自己的過程。”

“對的，我有一種直覺，不只是直覺，她清楚地知道她正在做什麼。”

“你那是盲目的信仰：我從不喜歡，盲目的信仰。真相是我們正在苦苦掙扎，她在哪裡？反正不是在幫助我們。”

在評論之間有一些停頓，因為成員在等待帶領者的迴應。但是她微笑並保持沉默。

其他成員也投入進來。

“好吧，如果我們過去沒有在一起，那麼要求我們處在此時此地，怎麼可能呢？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我一直對這種沉默感到不自在。”

“嗯，我也一樣。我們花了不少錢，但是我們就坐在這裡，浪費時間。”

“就我個人來說，我喜歡這樣的沉默。和大家一起安靜地坐在這裡讓我很放鬆。”

“我也是。我剛剛進入了冥想。我感到自己注意力集中，準備好做任何事情了。”

***

在我參與這一交流，並對它加以反思的時候，我有了一個頓悟——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後來我把它整合到我團體治療方法的核心中去了。我剛剛見證了一個簡單但是格外重要的現象：所有的成員都面臨同一個刺激（在這個實例中，一位帶領者要求所有的評論都要停留在此時此地），而成員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做出迴應。一個共同的刺激和11個不同的迴應！為什麼？這個謎題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有11個不同的內在世界！這11個不同的迴應也許是通往這些不同世界的捷徑。

在沒有帶領者協助的情況下，接下來我們每個人做了自我介紹，並說了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及為什麼來這裡。我注意到，我是唯一的精神科醫生——有一位心理學家，而其他的都是教育工作者或者社會科學家。

我轉過頭直接和領導者說：“我對你的沉默感到好奇。你可以多說一點兒你在這裡的角色嗎？”

這次她簡短地回答了：“我的角色是成為帶領者，並承接成員對帶領者的所有感受和幻想。”

接下來7天時間我們繼續會面，並開始審視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團體中的一位心理學家成員是一個格外憤怒的人，經常譴責我自負和傲慢。幾天後他敘述了他做的一個夢，夢中他被一個巨人追趕——似乎是我。最後，我和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我是關於對他的憤怒的不舒服感，他是關於我在他身上激起的競爭感——並且我們修通了對彼此職業的一些不信任。

因為我是這次會議上唯一的醫生，所以我被叫去照顧另外一個團體中的一位成員，他在他的團體中突發精神病性反應，最後由我送去醫院就醫。這一結果讓我對小團體的力量有了更多的覺察——不僅有療愈的力量也有傷害的力量。

我逐漸對多蘿西·加伍德有了更多瞭解，並且幾年之後，她和她丈夫、我和瑪麗蓮在毛伊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她絕不是一個內斂的人，但她是在塔維斯托克診所（一個位於倫敦的大型心理治療培訓和治療中心）接受的一種傳統的培訓，在這一傳統中，領導者一直在團體的外面，將她所有的觀察都限定在大團體現象上。3年之後，在塔維斯托克診所休假年期間，更清楚地理解了她的領導姿態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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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也就是1962年，當我從軍隊退伍，我們一家五口剛到達帕洛阿爾託的時候，我和瑪麗蓮就著手找地方住。我們本可以在斯坦福的教工住宿區買一棟房子，但是，就像在夏威夷，我們選擇住在一個多元化的社區。我們買了一棟有30年曆史的房子（按照加州標準幾乎算是古董了），離校園只有15分鐘車程。那個時候的經濟形勢和現在大不一樣：儘管薪水低微，但是我們花3.2萬美元買一座位於1英畝土地上的房子毫無困難。這個價格是我在斯坦福年薪的三倍；今天，帕洛阿爾託的經濟已經完全變了樣，一座相當的房子將會花費一位年輕教授30～40倍年薪。我父母給了我們7000美元作為這棟房子的首付，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從他們那裡拿錢。儘管那樣，在我完成我的培訓，我們已經是六口之家之後，在餐館吃飯時，我父親總是堅持要買單。我喜歡他這樣照顧我，所以只是稍微客氣一下。我通過為我成年的孩子（反過來，他們也只是稍微客氣一下）做同樣的事情，將他的慷慨傳承了下去。這是一種可以被人記住的方式：在我給我的孩子們買單的時候，我父親的臉經常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的孩子們買第一座房子的時候我們也給他們付了首付）。

一開始，當我到我的科系報到的時候，得知我被任命為新斯坦福退伍軍人管理醫院一個大型病房的醫學主任，這座醫院離醫學院只有10分鐘，並且完全由斯坦福教員管理。雖然我督導住院醫生，為醫科學生組織了一個過程團體（也就是，一個我們在裡面研究我們相互之間打交道的方式的團體），並且有空餘時間參加科系的講座和科研座談會，但是我在退伍軍人管理醫院並不開心。我感覺太多患者，幾乎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老兵，無法接受我的療法。很可能繼發獲益（secondary gains）太大了：公費醫療、免費的場所和食物，還有一個舒服的住所。在第一年的最後，我告訴大衛·漢堡，我在退伍軍人管理醫院看不到在我感興趣的領域中的科研機會。當他問我想要在哪裡工作的時候，我提議去斯坦福的門診部，那裡是住院醫生培訓項目的中心，並且是一個我可以組織團體治療項目培訓和研究的地方。已經觀察了我的工作，並參加了幾次我的病例研討報告，他對我有足夠的信心以同意我的請求。他一向樂於助人並且支持我的工作，所以從那個時刻開始，在很多年裡，我都沒有行政任務，幾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跟著我自己的臨床、教學和研究興趣走。

1963年，瑪麗蓮在約翰·霍普金斯比較文學項目中，完成了她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弗蘭茲·卡夫卡和阿爾貝·加繆作品中的審判主題”（The Motif of the Trial in the Works of Franz Kafka and Albert Camus））。她飛到巴爾的摩參加口試，順利通過，並且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博士學位。她回來之後希望在斯坦福謀得一個職位，但是當法語系的領導約翰·拉普（John Lapp）告訴她“我們不聘用教員的妻子”的時候，她極度悲痛。

一代人之後，隨著我對女性議題的覺悟增加，我也許會在另外一所大學謀求一個職位，這所大學足夠開明，可以僅僅按照她本身的情況來評價她，但是在1962年，那樣的想法從來沒有出現在我腦海中，瑪麗蓮也沒有。我對她深感同情。我知道她有足夠的資格獲得斯坦福的職位，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接受了這一現狀，並開始尋找其他替代選擇。

不久之後，剛成立的加州州立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聯繫了瑪麗蓮。從斯坦福同事那裡聽說了她的情況，他開車到我們家並給她提供了一個外語系副教授的職位。在海沃德（Hayward）教書瑪麗蓮必須一週四天，每天單程差不多花1個小時的通勤時間，在接下來的13年裡，她一直都在就此事進行談判。瑪麗蓮的起薪是每年8000美元，比我在斯坦福的起薪少3000美元。但是我們倆的工資加在一起，讓我們可以在帕洛阿爾託過上舒服的生活，支付一個全職家政工的工資，甚至還能進行幾次令人難忘的旅行。瑪麗蓮在加州州立大學有一個令她滿意的事業，她很快就晉升為終身副教授，然後是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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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接下來的15年裡，我大量參與團體治療，既作為臨床醫生、老師、研究者，也作為教科書作者。我在門診部開始了一個治療團體，而我的學生們，12個第一年在精神科住院醫生，通過單向鏡觀察這個團體——就像我是學生的時候，觀看傑裡·弗蘭克的團體一樣。一開始我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帶領，但是第二年我開始和一位精神科住院醫生一起帶領，他待了一年，然後由另一位住院醫生代替。

我的帶領方式逐漸朝著更加人性、透明的形式演變，並且逐漸遠離疏遠的專業風格。因為團體成員都是不拘禮節的加州人，稱呼對方都是直呼其名，所以我對於稱呼他們的姓氏，以及稱呼他們的名字但是讓他們叫我“亞隆醫生”感到越來越彆扭，所以我走出了令人震驚的一步，讓團體稱呼我“埃夫”。然而多年來，我仍然像斯坦福醫院的所有其他專業醫務人員一樣，穿著白大褂以堅守我的職業身份。最後我連這個也放棄了，並逐漸相信在治療中真正重要的是個人的坦誠和透明，而不是專業權威（我沒有扔掉那件白大褂——它仍然掛在家裡一個衣櫃的後面——作為我醫生身份的一件紀念品）。但是儘管脫掉了我那一行當的服裝，我仍然對醫學和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充滿敬意，還有後者的很多條款，比如：“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行醫”和“我的患者的健康將是我的首要考慮”。

在每一次團體治療之後，我口述我自己的理解和教學的長長總結。（斯坦福慷慨地配備了一名秘書給我）。在某個時刻——我不記得具體是什麼啟發了我——我突然想到患者讀我的總結和團體之後的反思可能會有幫助。這引起了治療師透明度方面的一次大膽、極不尋常的嘗試：每一次團體會面的第二天，我將一份團體總結髮給所有的成員。每一份總結描述了那次會面中的主要問題（一般兩到三個主題），還有每位成員的發言和行為。我在團體中說的每一句話後面，我都加上了原因，並通常會添加評論，有關我希望我說了但是沒有說的話，或者我說了但是後悔說了的話。

團體一般會通過評論我對前一次會面的總結作為開始。有時候成員們不同意，有時候他們會指出一些遺漏之處，但是會面的開始幾乎總是比前一次要更加活躍。我發現這一做法非常有用，所以我只要帶領小組就會沿用這些總結。當住院醫生和我一起帶領的時候，他們每隔一週寫總結。然而，寫總結需要如此多的時間和自我暴露，以至於，據我所知，整個國家的團體治療師幾乎沒有人效仿。雖然有些治療師對我的自我暴露有所批評，但是我不記得有任何一次分享我的想法和我個人的感受不是對患者有幫助的。為什麼這樣的自我暴露對我來說如此容易？首先，我選擇不參加任何研究生訓練——不管是弗洛伊德派、榮格派還是拉康派精神分析研究所。我完全擺脫了支配性的規則，並且只接受由我仔細監控結果的指導。有一些議題也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我根深蒂固的反偶像主義（在我早年對宗教信仰和儀式的反應中很明顯），我和一位沒有表情和人情味的精神分析師進行個人分析時的負性體驗，加上我工作的科系很年輕，領導開明，氛圍適合我進行嘗試。

我不喜歡每週一次的科系會議：我總是出席但是極少發言。任何一個主題——經費、申請基金、分配或者爭奪空間、與其他科系的關係、系主任的報告——都不吸引我。真正吸引我的是傾聽大衛·漢堡講話。我欣賞他深刻的反思，他解決衝突的方式，還有最重要的是，他了不起的修辭能力。我熱愛口頭語言，就像是其他人熱愛音樂演出一樣，而且我對一位真正有天賦的演講者的話語感到著迷。

我明顯沒有管理技巧，也從來沒有主動或者被動地負責過任何事情。坦白地說，我只想單獨一個人追求我自己的科研、寫作、治療和教學。我立馬就開始向專業雜誌投稿。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以及我感覺可以有所貢獻的領域。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不裝作沒有管理能力會是如何。很有可能，我在與科系的少壯派激進分子競爭的時候會感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所有人都在爭奪權力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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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參加箭頭湖的會議，不僅是要獲得成為一名成員的體驗，而且是要儘可能地學習“T團體”（T-group）——一個重要、非醫學的團體現象，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然後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T團體中的“T”指的是“training”（訓練）——也就是，在人際關係和團體動力中發展技能。這一方法的創立者，也是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領導者，他們不是醫生，而是團體動力學者，他們想要改變組織中的態度和行為，後來是想要幫助個人更能為他人設想。他們的組織機構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NTL）會舉辦研討會，或者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oratories），一般為期幾天，地點在貝瑟爾和緬因州普利茅斯市，以及後來我參加的那個，位於加州箭頭湖。

國家訓練實驗室會辦很多活動：小型技能培訓團體，討論和問題解決團體，團隊建設團體，大團體。但是很快事態變得明顯，成員相互給予即時反饋的小型T團體，是目前最有活力和最引人入勝的訓練。

幾年下來，隨著國家訓練實驗室團體西移，以及隨著卡爾·羅傑斯進入這一領域，T團體將它的重點轉到個人改變上。“個人改變！”聽起來很像心理治療，不是嗎？成員被鼓勵給出和接受反饋，成為參與性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拿出誠意，敢於冒被傷害的風險。最終，團體的精神特質越來越多地轉變成為心理治療的一種類型。團體追求改變態度和行為，並改善人際關係——很快就有了一些常常能夠聽到的口號，比如“心理治療太好，不能患者獨享”。T團體進化成了一個新東西：“為正常人提供的心理治療”。

不足為怪的是，後面這一發展大大威脅到了精神科醫生，他們將自己看成是心理治療的主人，並且將會心團體（encounter groups）看成是一種輕率的、不正當的治療形式，侵犯了他們的領地。我的感覺大為不同。其中一位早期的先驅是社會科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他的格言是“沒有研究就沒有行動，沒有行動就沒有研究”），他造就了大量、複雜的數據，我發現這些數據遠比基於醫學的團體治療研究有趣得多。

我從箭頭湖團體經歷中借鑑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聚焦在此時此地，並且我開始將這一點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強力推進。正如我在箭頭湖學到的，告訴成員們聚焦於此時此地還不夠：我們需要提供基本原理和路徑圖。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制定了一個簡短的準備辭，在患者進入團體之前我會說給他們聽，其中我強調了，他們的大量人際關係問題會在團體中重新製造出來，因此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更加了解他們自己，併產生改變。接下來是（我不止一次地重複這一點），他們在團體中的任務，那就是去理解關於他們與團體中的每一位患者的關係以及與團體帶領者的關係中的一切。很多新成員通常會覺得這個準備辭的某些方面令人困惑，他們經常提出反對意見，說他們的問題和老闆，或者配偶，或者朋友，或者憤怒有關，聚焦於他們和團體成員的關係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將來不會再見這些人。

對這些常見的疑問，我的回答是，團體是社會的縮影，在團體治療中出現的問題將會重複或者類似於最初讓他們前來治療的人際關係問題。據我瞭解，這一步很關鍵。後來，我做了研究並發表了論文，證明為團體治療做好有效準備的患者，比那些沒有做好準備的患者在治療中進展得要好得多。

我與T團體運動的聯繫持續了好幾年，並且是國家訓練實驗室在林肯市、新罕布什爾州工作坊的教員之一，還是在俄亥俄州桑達斯基市為首席執行官們舉辦的為期一週的工作坊的教員之一。我至今仍感謝T團體先驅們向我展示了帶領和研究基於團體的人際互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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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下來，我逐漸為精神科住院實習醫師設計出一個密集的團體治療培訓項目，由幾個部分組成：每週的講座，對我每週一次的治療團體的觀察和團體後討論，讓住院醫生帶領治療團體並且我每週給予督導，最後，參與一個我與一位同事一起帶領的每週一次的個人過程團體。

勞累過度的第一年住院醫生，對於花這麼多時間學習團體治療反應如何？大量的怨言！有些忙碌的住院醫生尤其抗拒每週花兩個小時時間觀察我帶領的團體，並且經常遲到或者乾脆不來。但是幾周過去之後，一個未曾預料到的現象發生了：隨著團體成員更深地投入，並願意冒更大的風險，學生們對在他們面前展開的戲劇場面越來越有興趣，然後出勤率一下就上來了。不久他們就把這個團體稱為“亞隆的冷暖人間”（Yalom’s Peyton Place，這個名字出自20世紀60年代一部電視連續劇）。我認為這種效果類似於沉浸在一個結構良好的故事或者小說之中，並且我認為治療師急切地想要看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一個進展順利的好兆頭。即使現在，在實踐了半個世紀之後，我通常會期待每一次新的會面，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並且帶著會發生什麼新的進展的預期。如果那種感覺不見了，如果我在一次會面開始之前沒有任何期待，我想象患者也許正體驗著類似的感受，然後做出努力去面對和改變這種狀況。

學生的觀察對患者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巨大的問題讓我大為焦慮，因為我注意到當學生在鏡子後面的時候，團體成員是多麼的緊張不安。我試著安慰患者們，說精神科學生也和專業治療師一樣，遵守同樣的保密原則，但是效果甚微。然後我嘗試了一個試驗：我想要將觀察者令人不快的存在轉變成積極的東西。我讓團體成員和學生在會面的最後20分鐘交換位置。因此，團體成員在觀察室裡，觀察我和學生們在會談後的討論。這一步立刻就讓治療過程和教學變得更加有趣！治療團體的成員帶著強烈的興趣傾聽學生對他們的評論，學生們覺得他們被密切監視著，所以他們在觀察團體的時候注意力更為集中。最後我又增加了另外一個步驟：團體成員對觀察者的評論和觀察者本人（他們甚至覺得觀察者比團體成員更加緊張）有如此之多的情緒，所以他們需要額外的時間來討論他們對觀察者的觀察。所以我附加了額外的20分鐘，學生回到觀察室，而我和患者回到團體室，並討論觀察者的評論。我意識到這對於每日的實踐來說，耗費了太多的時間，但是我相信，這種安排大幅度增加了治療團體和教學的效率。

所有這些都是新的。這一時期，我不是某個傳統治療學派中的一員，我對此心存感激。我給予我自己完全的自由來創造一種新的方法，並且對實效研究有足夠多的瞭解來測試我的假設。回過頭看，連我自己也感到驚喜。很多富有經驗的治療師會對別人觀察他們做治療感到不自在，但是我對有人觀察毫不介意。這一自信和我自己的內在版本並不相符——在內心深處，有一個焦慮、侷促不安、自我懷疑的青少年和年輕人，我曾經就是那樣。但是在心理治療方面，尤其是在團體治療中，我逐漸變得可以完全自如地冒險，並承認錯誤。我對這些創新有一些焦慮，但是焦慮對我來說不足為奇，我已經學會去忍受它了。

在我80歲生日的時候，在我家裡舉辦了一個聚會，並邀請了早先那幾年在斯坦福的所有住院醫生。他們很多人提起了他們的團體治療培訓經歷，並評論到，在他們的整個培訓課程中，觀看我的團體是他們唯一一次親自觀察一位資深醫生做治療。當然，這讓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霍普金斯的培訓，以及我們觀看治療團體時候的那扇小單向鏡。所以，謝謝您，傑裡·弗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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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職員工不會應為教學做得好而得到晉升。那句“不出版就出局”的老笑話並不是玩笑：它是學術生活的真實寫照。門診項目的20個團體為科研和發表文章提供了極好的機會。治療師如何讓患者做好參加團體治療的準備，如何搭配團體成員，為什麼有些成員很早就從團體中退出，以及什麼是最有效的治療性因素，這些我都研究過。

隨著我繼續教授團體治療，我意識到急需一本全面的教科書，而我的所有經驗（講座、研究和治療創新）都可以整合到一本教科書裡。在斯坦福工作幾年之後，我開始列出這樣一本書的提綱。

在這個時期，我還與精神病研究中心（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MRI）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有創新精神的醫生和研究者，例如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唐·傑克遜（Don Jackson）、保羅·瓦茲拉威克（Paul Watzlawick）、傑伊·哈利（Jay Haley）和維吉尼亞·薩提亞（Virginia Satir）。有一整年，我每個週五都會上維吉尼亞·薩提亞教的一門全天的聯閤家庭治療（conjoint family therapy）課程，並且我逐漸尊重家庭治療的有效性——一種全家人和治療師一起見面的治療形式。在那個時候，聯閤家庭治療比現在要普遍得多，我在帕洛阿爾託認識至少十幾個只做家庭治療的治療師。

那個時候，我正在治療一位患有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的患者，並請求唐·傑克遜成為我的聯合治療師，做幾次家庭治療。我們一起發表了關於我們的調查結果的一篇論文。第二年，我在治療中見過幾個家庭，但是最終我覺得個體和團體治療更加有趣。自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做過家庭治療，雖然我經常會將患者轉介給家庭治療師。精神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成員是格雷戈裡·貝特森，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並且是精神分裂症“雙重束縛”理論的創建者之一。貝特森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健談者，每個星期二的晚上會在他家裡舉辦開放式談話，我經常參加並且樂在其中。

我在斯坦福工作的第一年，還有一個令我感興趣的領域是“性機能障礙”，在我做住院醫生，在帕圖森特研究所與性罪行犯人工作的時候，就接觸過這個領域。在斯坦福，我週末定期給監禁在阿塔斯卡德羅州立醫院（Atascadero State Hospital）的性罪行犯人做諮詢，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在實踐中看了很多患者，他們是窺淫癖者、裸露癖者，或者有其他形式的令人不安的性強迫或者性成癮問題。我經常治療男同性戀者，回想起來，他們主要是因為社會對他們的看法而痛苦。我在斯坦福做了一個病例研討報告，關於我與這些患者的一些工作，結束之後，立刻有一位在斯坦福外科學系（Stanford Department of Surgery）工作的整形外科醫生唐·勞布（Don Laub），問我是否想為一個新項目做會診醫生，這個項目是由他發起的，目標人群是一些想要通過手術改變性別的變性患者。“跨性別者”（transgender）這個術語尚不存在。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手術不是在美國做的——想要改變性別的患者一般是在提華納市或者卡薩布蘭卡市做手術。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外科學系轉介了大約10位患者給我做手術前的評估。這些患者沒有一個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我對他們想要改變性別的強大動機印象深刻。他們大部分很窮，為了做這個手術存了很多年的錢。他們都在解剖學上是男性，想要成為女性——外科醫生尚不能提供更加具有挑戰性的從女性變成男性的手術。外科學系請了一位社會工作者來帶領一個術前團體，提供關於女性舉手投足方面的培訓。我參加了一次課程練習，在練習中，患者坐在一根橫木上，指導者將一枚硬幣滾到他們的大腿上，教他們把膝蓋分開，用裙子接住硬幣，而不是條件反射地像男人一樣用膝蓋夾住硬幣。

這個項目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但是幾個月之後就碰到了麻煩：一位手術後的患者成了夜總會的脫衣舞娘，到處給自己打廣告說是斯坦福醫院的傑作，另一個患者在他的男性生殖器被切除之後，想要以毆打罪（battery）起訴醫院。這個項目被叫停了，又過了很多年之後，斯坦福才再次提供這樣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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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在帕洛阿爾託的頭五年，1962～1967年，正好與民權、反戰、嬉皮，還有避世^[1]（beatnik）運動的興起重合——它們都是從舊金山灣區往外開枝散葉的。學生在伯克利發起了自由言論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擠滿了舊金山的海特-黑什伯裡區。但是在斯坦福，30英里^[2]之外，形勢相對平靜。瓊·貝茲（Joan Baez）住在這個地區，瑪麗蓮和她一起參加了一次反戰示威遊行。我對這個時期最為鮮活的記憶是參加鮑勃·迪倫（Bob Dylan）在聖何塞的一次大型演唱會，沒想到瓊·貝茲也上臺助演了幾次。我成了瓊·貝茲一輩子的粉絲，並且幾年之後，她在咖啡館演出之後，有幸和她跳了一支舞，令我激動萬分。

像所有其他人一樣，1963年我們被約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被暗殺的消息驚呆了。它打碎了我們在帕洛阿爾託的平靜生活不會受到外部世界中的不幸影響的想象，我們買了第一臺電視機，以見證圍繞著肯尼迪的死亡和追悼會的活動。我回避所有的宗教信仰和實踐，但是在這次事件中，瑪麗蓮感覺到需要歸屬感和儀式感，所以將我們的兩個大孩子（8歲的伊芙和7歲的裡德）帶到斯坦福紀念教堂參加了宗教活動。儀式的感染力沒有完全退去，所以我們總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我們家舉辦逾越節晚餐（Passover Seder）。從沒有學會希伯來文，所以我請我的一位朋友代勞，念儀式的禱詞。

儘管我的童年充滿了不愉快的回憶，但是我一直都喜歡我從小吃的食物：東歐猶太菜餚，並且不吃豬肉。瑪麗蓮可不是這樣。每當我出差的時候，孩子們就知道她會給他們做豬排。我堅持著一些典禮儀式。我讓我的兒子割包皮，隨後和朋友還有家人一起辦一次正式的宴會。裡德，我三個兒子中最大的一個，選擇做猶太成人禮。除了這幾項猶太傳統之外，我們還會豎起聖誕樹，在長襪裡給孩子塞滿禮物，並安排一場盛大的聖誕節宴席。

經常有人問我，缺乏宗教信仰是不是我生活或者精神科實踐中的一個問題。我的回答總是否定的。首先，我要說我是“無宗教信仰的”而不是“反宗教的”。我的立場絕不是不同尋常的：對於我斯坦福社區和我醫學以及精神科同事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當我和我少數幾個虔誠的朋友［比如，達芬·弗勒斯達爾（Dagfinn ），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挪威哲學家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對他們信仰的深度感到極為敬佩，並且我想說，我的世俗觀念幾乎從來沒有影響到我的治療實踐。但是我必須承認，在我執業的所有這些年，只有少數幾個堅定的宗教人士找我尋求過幫助。我與虔誠個體接觸最多的時候是我與臨終患者的工作，並且我歡迎和支持他們每個人儘可能尋求宗教安慰。

全家福，加利福尼亞州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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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20世紀60年代，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工作中，基本上不問政治，但是我不禁注意到文化上的改變。我的醫科學生和精神科住院醫生開始穿涼鞋而不是“得體的”鞋子，而且一年接著一年，他們的頭髮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亂糟糟。幾個學生將他們自制的麵包帶給我作為禮物。甚至教員聚會上都有大麻滲透進來，而性道德徹底改變了。

當這些改變發生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保守派中的一員了，但是當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住院醫生穿著紅色格子長褲或者其他離譜的服裝的時候，我還是震驚了。但這是加州，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這些變化。我逐漸地變得更為寬鬆，不再打領帶，在某些教員聚會上享用大麻，我在這些聚會上也穿著喇叭褲。

20世紀60年代，我們的3個孩子（我們的第四個孩子，本傑明（Benjamin），直到1969年才出生）也被捲入了他們自己的戲劇性經歷中。他們步行去當地的公立學校上學，交朋友，上鋼琴和吉他課，打網球和棒球，學習騎馬，加入藍鳥和4-H^[3]俱樂部，併為我們後院的兩隻小山羊建了畜欄。他們兄弟姐妹比較少的朋友經常來我們家玩。我們的房子是褪色的手工抹灰牆，前門被鮮紫色三角梅（bougainvillea）環繞，前庭有一個小池塘和噴泉。進門之後的主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木蘭樹，小孩子們會繞著它騎三輪腳踏車。附近有一個網球場，離家只有半個街區，我每週兩次和鄰居打雙打，等我的3個兒子長大一點之後，我就和他們打。

在車輪上的一家人，帕洛阿爾託20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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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我們拜訪了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家。我們和3個孩子住在我姐姐家裡，而我母親和父親開車過來。我和女兒伊芙一起坐在沙發上，兒子裡德坐在我腿上，維克多和他的表弟哈維（Harvey）在旁邊的地板上玩耍。我父親，坐在鄰近的軟墊座椅上，告訴我他頭疼，然後兩分鐘之後，突然之間，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失去意識栽倒在地。我摸不到任何脈搏。我姐夫，一位心臟病科醫生，從他的醫用出診包裡拿出注射器和腎上腺素，然後我將腎上腺素注射到我父親的心臟裡——但是沒有用。直到後來我才記起來，在他昏迷之前，我看到他的眼睛固定在他的左邊，表明他大腦的左邊中風了，不是心臟驟停。我母親跑到房間裡，抱著他。直到現在我都能聽見她的哭聲，一聲又一聲，“我親愛的巴雷爾”（意第緒語）。我的眼淚直流。我感到震驚，並且深受感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母親流露出這樣的柔情，第一次意識到他們是多麼愛對方。當救護小隊到了的時候，我記得我的母親仍然在哭，但是對我姐姐和我說，“拿出他的錢包”。我姐姐和我忽略了她的請求，並且都覺得她在這個時候不應該還想著錢。但她當然是對的：他的錢包、銀行卡，還有錢都在救護車裡不見了，再也沒有找到。

我以前見過屍體——醫學院第一年解剖的屍體，病理學課上在太平間看到的屍體——但這是我第一次見一個我愛過的人的屍體。這種事情很多年都不再發生，直到羅洛·梅去世。我父親的葬禮是在馬裡蘭阿納卡斯蒂亞的一座公墓裡舉行的，在儀式之後，每一位家庭成員恭敬地在棺木上灑上一鏟子泥土。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頭昏眼花，所以我姐夫抓著我的胳膊扶著我，以免我摔進墓穴裡。我父親的死亡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安靜、毫不起眼。直到今天我還後悔對他了解得不夠多。當我回到那個公墓，徘徊於一排排墓碑之間，那裡安息著我的父親、母親，還有來自名為希爾茲的猶太小村莊的鄉親，我和我的父母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口，我為此感到心痛。

有時候，當瑪麗蓮描述她和她父親在公園裡散步的溫柔回憶的時候，我感覺淒涼和不公平。我的散步和我父親的關心呢？我父親一輩子都在辛苦工作。他的商店一週五天晚上10點關門，星期六的時候一直到12點——他只有星期天不用工作。和我父親一起度過的時光裡，唯一讓我覺得溫柔的部分是星期天一起下棋。我記得他總是對我下的棋感到高興，即使在我10歲或者11歲的時候開始贏他時也是一樣。不像我，他從來沒有一次因為輸棋而發脾氣。也許這是我一輩子都在下棋的原因。也許下棋為我提供了和我辛勤工作、溫柔的父親一丁點兒接觸的機會，可他沒有機會看到我成長為一個更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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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剛開始在斯坦福的生活。在那個時候，我不認為我完全懂得我有多麼的幸運。我在一所偉大的大學有一個工作崗位，工作完全獨立，並且住在一塊幸福的地區，那裡的天氣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再也沒有見過雪（除了在滑雪度假地）。我的朋友們，大部分是斯坦福的同事，隨和而開明。我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一句反猶的話。雖然我們並不富有，我和瑪麗蓮有一種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感覺。我們最喜歡的短期旅行目的地是下加利福尼亞，在一個儘管不太大的但是多姿多彩，名為穆萊赫的地方。我們有一個聖誕節帶著四個孩子去了，他們完全享受那裡的墨西哥氛圍，到處是墨西哥玉米粉圓餅（tortillas）和彩飾陶罐^[4]（pinatas）。我和孩子們潛水，用魚叉潛水捕魚，用捕到的魚做吃的，歡樂無比。

瑪麗蓮在1964年回到法國參加會議，並且非常想讓一家人去歐洲旅遊。結果比這更好：我們在倫敦待了一整年。

[1] beatnik指的是“垮掉的一代”的一員。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不接受當時的社會價值觀，並通過穿著和生活方式表現出來。——譯者注

[2] 1英里=1609.344米。

[3] 4-H是美國一個青少年組織，4個H分別是head（思維）、heart（心靈）、hands（手）和health（健康）。——譯者注

[4] 彩飾陶罐，墨西哥人過聖誕節或生日將玩具、糖果等禮物盛在此種罐內，懸於天花板上，由矇住眼的兒童用棒擊破。——譯者注

第18章在倫敦的一年

1967年，我被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授予職業教學獎，讓我可以在倫敦的塔維斯托克診所待一年。我計劃學習塔維斯托克團體治療方法，並且開始正式寫一本關於團體治療的教科書。我們在漢普斯特德雷丁頓路上找到了一座靠近診所的房子，我們一家五口人（本，我們最小的兒子，還未出生）開始了在國外美好而難忘的一年。

我和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交換了辦公室，他是來自塔維斯托克診所的一位傑出的英國精神科醫生，要在斯坦福待一年。他在倫敦的辦公室在診所的正中間，讓我可以與教職員工有很多接觸。在那一年裡，每天早上我會從我們家步行到10個街區之外的診所，經過一座精美的18世紀教堂。教堂庭院裡有一個小小的墓園，裡面有20多座墓碑，有幾個已經歪了，字跡模糊不可辨認。街對面一座大公墓是一些19～20世紀傑出人物的安息之地，比如作家達夫妮·杜穆裡埃（Daphne du Maurier）。不遠處我會路過一座宏偉，帶廊柱的宅邸，夏爾·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在德國佔領法國期間就住在這裡。它被以10萬英鎊的價格在往外銷售，我和瑪麗蓮經常希望和幻想我們有資金可以買下它。一個街區之外是一座豪宅，電影《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中，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和迪克·範·戴克（Dick Van Dyke）在屋頂上跳舞的片段就在此取景。然後，我繼續朝著芬奇利路走到貝爾塞斯巷，進入一座四層樓的很普通的建築，那裡就是塔維斯托克診所所在地了。

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塔維斯托克的領導，是一個和藹親切的蘇格蘭人。他在我第一天去的時候彬彬有禮地迎接了我，把我介紹給他的員工，並邀請我參加所有的臨床研討會，觀察由員工帶領的治療團體。我被引見給參與團體工作的精神科醫生，在一整年的時間裡，我始終與皮埃爾·蒂爾凱（Pierre Turquet）、羅伯特·戈斯林（Robert Gosling）以及亨利·愛茲列爾（Henry Ezriel）保持接觸。雖然我覺得他們敏銳而熱情，但是他們領導團體的方式給我的印象是意想不到的冷漠和疏遠。塔維斯托克團體帶領者從不直接與任何一位特定的成員講話，100%的評論是對著空氣說的，他們的評論僅限於關於“團體”。我記得有一天晚上的會面中，其中一位帶領者，皮埃爾·蒂爾凱說，“如果這個團體的所有的成員，在這樣一個糟透了的大雨天，從倫敦很遠的角落裡趕過來，然後選擇談論板球，那好啊，我反正沒意見。”塔維斯托克的團體帶領者遵循的是威爾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的理念，聚焦於團體作為一個整體的無意識過程，對人際領域沒有興趣，除了在它與領導力和權威相關時。這就是評論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的團體而做出，而治療師從來不對單個患者講話的原因。

雖然我個人喜歡其中一些精神科醫生，尤其是鮑勃·戈斯林^[1]（Bob Gosling），他邀請我們去他倫敦的家還有鄉間住宅做客，但是在幾個月之後，我得出了結論，這種團體治療的方法非常沒有效率，很多患者用腳在投票——出席率極低。他們有一個規定，除非有四位成員參加，會面將會取消，而這種情況確實經常發生。

那一年晚一些時候，我與其他來自教育、心理和商業領域的一百多個人，參加了在利茲市舉辦的為期一週的塔維斯托克團體會議（Tavistock group conference）。我清楚記得它是如何開始的：參會者被指示分成五個團體，使用五個指定的房間。開始鈴聲一響，參會者就衝到各個房間裡。有些成員爭奪領導權，有些要求關上門以免人太多，有些堅決要求程序規則（rules for procedure）。工作坊持續進行著，有小團體會面，每一個都指定了一個指導教師來反思團體過程，還有大團體會面，所有教員和參會者一起參加，以便研究大團體動力。

雖然塔維斯托克團體繼續被作為一種幫助個體學習團體動力和組織行為的工具來使用著，但是據我所知，塔維斯托克團體治療方法，幸虧開始日漸式微了。

我一般每週觀察一個或兩個小團體會面，並參加講座或者會議，但是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孤軍奮戰，完全沉浸在團體治療教科書的寫作之中。塔維斯托克教員覺得我的團體治療方法不合口味，就像我覺得他們的一樣。當我報告我的“治療因子”的研究工作（這一工作基於我與大量成功得到治療的團體患者的訪談）的時候，英國員工嘲笑這一典型的美國“客戶至上”癖。作為唯一的美國人，我覺得孤立無援。一年之後，當我當面見到約翰·鮑爾比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和塔維斯托克員工有過同樣的經歷，而且有時候，他幻想在觀眾裡面引爆一顆炸彈。我覺得如此地孤立，不被欣賞，渾身不自在，以至於那一年我決定為自己找一位治療師，就像我在人生各個不同時間點上所做的一樣。

那個時候英國有很多種治療學派。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著名的英國精神科醫生R.D.萊因^[2]（R.D.Laing）。從他的著作中看，他似乎是一位有趣而新穎的思想家。他最近剛成立了金斯利大廳，精神患者和他們的治療師一起住在一個療愈性的社區裡。此外，他以一種平等主義的方式對待患者，與塔維斯托克的方式非常不同。當我參加他在塔維斯托克做的講座的時候，我對他的智慧印象深刻，並且相當欣賞他打破傳統舊習惹怒當權派的觀點。但是我也覺得他有點沒有條理，而且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有很多聽眾會暗示他正在服用迷幻藥（LSD）——他那個年代特別流行的藥物。儘管如此，我選擇單獨見他來討論開始治療的事情。我記得問他在加州大蘇爾的伊莎蘭^[3]（Esalen in Big Sur，California）的經歷，還有他的講座中提到的在那裡進行的裸體馬拉松團體（nude Marathon groups）。他用一種神秘的方式迴應說：“我劃我的獨木舟，他們劃他們的獨木舟。”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對我來說太過於不著調了。萬萬沒想到，幾年之後我自己會在伊莎蘭參加一個裸體馬拉松團體。

接下來我諮詢了倫敦克萊因派（Kleinian）精神分析的領軍人物。我記得我質疑他對我生命的頭兩年信息的刨根問底，然後問為什麼克萊因派精神分析一般會持續7～10年。在我們兩個小時的諮詢最後，他得出結論說（我也同意）我對他的方法的懷疑主義太過於嚴重。他的原話是：“你的背景音樂（也就是，我的阻抗）的音量太大，將會掩蓋精神分析的真正和絃。”你不得不佩服英國人的口才！

最後，我選擇查爾斯·裡克羅夫特（Charles Rycroft）作為我的治療師，他曾經是萊因的分析師。他是一名精神科醫生，也是倫敦“中間學派”的一位領軍人物，這個學派深受英國精神分析師費爾貝恩（Fairbairn）和溫尼科特（Winnicott）的影響。在接下來的10個月裡，我每週和裡克羅夫特見兩次。他當時55歲左右，相當友好體貼，儘管有一些冷淡。每一次我進入他在哈利街的辦公室——它有一種狄更斯式的外觀，地上鋪著厚厚的波斯地毯，有一個沙發，兩個舒適的裝了軟墊子的扶手椅——他都匆忙地掐滅在兩次治療間隙抽的香菸，握手歡迎我，友好地邀請我坐在面對他的椅子（不是沙發）上。他以一種平起平坐的方式對待我。我尤其記得他講述他在精神分析協會驅逐馬蘇德汗（Masud Khan）時所起的作用——我後來在我的小說《診療椅上的謊言》（Lying on the Couch）對這一敘述進行了再創作。

我從我們的會面中獲益了，但還是希望他可以更加活躍，有更多互動。他複雜的解釋幾乎從來不會讓我覺得有幫助，但即便如此，在幾個星期之後，我的焦慮減輕了，我感覺能夠更加有效率地寫作。為什麼？也許是因為他可靠的接納與共情。對我來說極為重要的是，知道有人和我站在一邊。後來我去倫敦的時候，會去拜訪他，我們經常一起回顧我們的治療。當他說，他後悔堅持只提供解釋的信條的時候，我相當欣賞他的直率。

我在倫敦的工作時間完全獻給了寫團體治療教科書。因為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所以我必須發明我自己的辦法，最後發現有三個主要的寫作資源：前幾年我給住院醫生上課時備課的內容，我寫下來併發郵件給成員的數百條團體總結，以及團體治療研究文獻，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可以從塔維斯托克診所極好的圖書館裡獲得。我不會打字（那個年代大部分專業人員都不打字）。每一天，我手寫3～4頁紙，然後交給我私人聘請的塔維斯托克的打字員，她每天晚上給我打出來，然後第二天早上我會做修改。

從哪裡開始呢？我從團體治療師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開始：如何選擇患者並組成一個團體。

選擇包括決定一位特定的患者是否適合一種特定類型的團體治療。組成團體處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患者是合適的，有幾個團體都可以為一名新成員提供空間，那麼哪個團體對那位患者來說最好？或者考慮另外一個（極不可能的）場景：想象有一個寫著100位患者名字的花名冊，足夠組成12個團體。治療師應該怎麼搭配這12個團體，以便它們可以獲得最大的效果呢？帶著這些問題，我查閱了研究文獻，然後寫了兩個學究氣、複雜難懂、極為詳盡並且相當無聊的章節。

就在我完成了患者選擇和團體組成的章節之後，我們的系主任大衛·漢堡，到倫敦造訪了我們，並且告訴了我一個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斯坦福任期委員會開了一次會，並且提早授予我終身教職。我下一年都還沒有排上終身教授候選人，所以不用焦慮地等待決定的結果當然讓我高興萬分。後來，看到同事和患者經歷那個痛苦的折磨，讓我對自己的幸運有了更多感激。

這個關於我終身教職的消息，戲劇性地影響了我的寫書計劃。我不再為在我的想象中，坐在任期委員會席位上，嚴厲、經驗主義取向、面容消瘦的教授們而寫。我很高興被解放了，現在開始為一個完全不同的群體寫教科書：為努力學習如何幫助他們的患者的學生執業者而寫。因此，這本書接下來的所有章節都更加生動，點綴著臨床片段，有些只有幾行，有些有三四頁。但是最開始的兩章就像水泥一樣；它們讓我難以下嚥，我找不到一種方法讓它們變得更為有趣。25年之後，我出版了《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第五版，而在四次大的改版之後，每一次都需要兩年密集的文獻綜述和編輯，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在倫敦寫的那兩章（現在的第8章和第9章），似乎與全書不相稱，像是另一個人以生硬、極其無聊的方式寫的。當我寫第六版的時候，我決定將這兩章徹底改頭換面。

我的三個孩子，分別是9歲、12歲和13歲，自然是不情願離開他們在帕洛阿爾託學校裡的朋友，但是最後逐漸愛上了他們在倫敦的那一年。我們的女兒，伊芙，當她因為書法不好而被附近的國會山學校拒絕的時候，她挺沮喪的，但是她慢慢重視她後來上的那所學校，漢普特斯西斯女校，在那裡她交到了不少好朋友，那一年結束的時候她書法寫得好極了，不過很快還給了老師。我們的兒子裡德去了附近的大學學院學校，他在那裡很自豪地穿著紅黑條紋的短上衣以及帽子。他糟糕的書法，甚至比伊芙的更差，得到了一定的注意但是被完全忽視了，因為，就像學校校長幾次告訴我的那樣，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英式橄欖球手”。8歲大的維克多在當地的英國學校茁壯成長。他不喜歡每天中午睡午覺，但是放學回家路上的糖果店讓他獲得了不少歡樂。

雖然我們在歐洲的時候買了一輛車，但是我們在倫敦極少用到它，去哪裡都坐地鐵：去英國皇家國家劇院，參加當地的讀詩會，去大英博物館和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通過瑪麗蓮與一本法-美文學雜誌《亞當》（Adam）的接觸，我們認識了亞歷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我們與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他在2000年去世。亞歷克斯是和我關係密切的兩位天才之一——另一位是喬希·萊德伯格（Josh Lederberg），斯坦福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分子生物學家。那個時候，亞歷克斯在妻子和情人之間來回周旋，在她們兩家都有一整套行頭。他有著一顆淵博的頭腦，可以就任何一個主題說個不停——英國和法國文學、印度神話和藝術、世界各地的性行為、他的專業領域老年病學、17世紀歌劇。他曾經告訴我們，他問他的妻子想要什麼聖誕節禮物，而她的回答是：“任何東西，除了知識之外！”

作者和家人，倫敦1967～1968年冬天

我總是喜歡和亞歷克斯交談——他擁有如此罕見、多產、迷人的頭腦。我知道他是被瑪麗蓮強烈吸引的，但是我也和他建了友誼，不僅在倫敦，也在他之後去我們位於帕洛阿爾託的家的時候。

亞歷克斯最後和他的妻子離婚了，娶了他的情婦，還寫了《性之樂趣》（The Joy of Sex），這本創紀錄的暢銷書。然後，主要是為了逃避英國的稅收，他搬到了聖巴巴拉的一個智囊團，民主制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離帕洛阿爾託只有幾個小時。雖然《性之樂趣》是他最著名的書，但是亞歷克斯還寫了50本其他的書，從老年病學著作到詩歌和小說。他寫得很快並且很輕鬆。我對他的流暢感到歎服，自愧不如：他的第一稿也是最後一稿，而我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要打10～20遍草稿。我的孩子們在遇見他之前就知道他的名字，因為亞歷克斯的幾首詩歌被收錄在了一本現代詩歌選集中，是他們在帕洛阿爾託學校裡的教材。和他一起在我們附近的街道上走是一件難得的樂事，因為亞歷克斯可以立刻認出鳥的叫聲，說出鳥的名字，並輕鬆地模仿鳥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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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倫敦讓我們著迷，但我們是專一的加州人，極為想念那裡的陽光。一家樂於助人的旅行社將我們全家送到吉爾巴島，離突尼斯海岸不遠的一座大型島嶼上，度了一個星期的假，那裡據說是奧德修斯（Odysseus）擱淺的食蓮者（Lotus Eaters）的島嶼。我們參觀了集市、羅馬古蹟，還有一座有兩千年曆史的猶太教堂。我進去的時候，一位穿著阿拉伯服裝的看門人問我，是不是猶太人中的一員，當我點頭的時候，他抓著我的胳膊，手挽著手一起走向誦經壇（Bimah），位於猶太教堂中心的那座祭壇。他將一本古老的《聖經》放在我的手上，謝天謝地，他沒有測試我的希伯來語。

[1] 鮑勃是羅伯特（Robert）的暱稱。——譯者注

[2] 萊因（R.D.Laing，1927—1989），英國精神病學家，存在主義精神病學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存在主義研究》。——譯者注

[3] 創建於1962年，是人類潛能運動的發源地，以格式塔療法、感官復甦等培訓而聞名。

第19章短暫而騷亂的會心團體生活

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在加州和美國的其他地方，會心團體運動爆發了。哪裡都是會心團體——其中一些與治療團體如此相似，因此令我極為感興趣。挨著斯坦福的一個社群，位於門洛帕克的自由大學（The Free University in Menlo Park），張貼了幾十個個人成長團體的廣告。斯坦福宿舍的客廳主辦了各式各樣的會心團體：24小時的馬拉松團體、心理劇團體、T團體和人類潛能團體。此外，很多斯坦福的學生在附近的成長中心，比如伊莎蘭尋求團體體驗，或者像全國成百上千人一樣，參加EST^[1]或者生命源泉（Lifespring）^[2]，它們倆都有大型的聚會，但是經常分成更小的會心團體類型的團體。

我像所有人一樣感到困惑。這些團體，會像很多人擔心的那樣，是一種威脅，是社會解體的前兆？或者它們剛好相反？有沒有可能它們有效地加強了個人成長？宣揚的東西越是過分，狂熱者就越是喧囂，而保守派的迴應就越是尖銳。我觀察了由訓練有素的帶領者帶領的T團體，在我看來很多成員都獲益了。我也參加了相當隨意的心理劇團體，它令我擔心，讓我懷疑成員是否在心理上受到了傷害。我在伊莎蘭參加了一個24小時的裸體馬拉松團體，但是沒有對這一團體體驗的效果做後續追蹤。在我看來，15位成員中的有一些受益了，但是我沒有辦法知道講話很少的成員的效果如何。很多人讚揚這些新的實驗團體；許多其他人譴責它們。這一情況急需一些實證性的評估。

我在芝加哥舉辦的一場團體治療會議上，聽了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一名教授莫特·利伯曼（Mort Lieberman）的演講，對他的工作印象非常深刻。我們促膝長談直到深夜，並且頗有雄心地同意一起探究會心團體的效果。我們的興趣正好重疊：他不僅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而且他還接受了成為T團體帶領者和團體治療師的訓練。他計劃在斯坦福待一年，然後我們很快請到了馬特·邁爾斯（Matt Miles），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育和心理學教授，也是一位研究者和統計學專家，讓他加入了我們的團隊。我們3人設計了關於會心團體的有效性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會心團體在斯坦福校園相當普遍，很多教職員工擔心學生會從強有力的對質，毫無保留的反饋，還有團體反對現存社會體制的姿態中遭受傷害。事實上，大學行政部門對校園裡的這些團體是如此的擔心，以至於他們立刻允許我們對它們進行研究。為了確保有大量的樣本，大學甚至允許我們給參與會心團體的學生學分。

我們最終的研究計劃需要由210名學生組成的樣本，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一個控制組，或者20個團體中的一個，每一個團體總共見面30個小時。參加這個課程的學生可以獲得3個學分。我們選擇了10個目前流行的方法，每一種方法有兩個團體：

傳統的國家訓練實驗室T團體

會心（或者個人成長）團體

格式塔治療團體

伊莎蘭（感官復甦）團體

TA（溝通分析）團體

心理劇團體

錫南濃^[3]（對抗性的“電椅”）團體

精神分析取向團體

馬拉松團體

無帶領者，由磁帶帶領的團體

下一步，我們在每一種方法中招募兩位著名的團體帶領專家。莫特·利伯曼開發了一大套工具以測量成員的變化並評估帶領者的行為，我們招收並培訓了一批觀察員，在每一次會面中對成員和帶領者進行研究。大學的人文研究專家評審組一同意我們的研究計劃，我們就開始這一令人難忘的項目——它將會是對這樣的團體所進行的最大型、最嚴格的研究。

在研究的最後，我們寫了一本500頁的專題著作，並由基本圖書公司（Basic Books）出版，名為《會心團體：首要事實》（Encounter Groups：First Facts）。整個結果令人印象深刻：大約40%上一學期本科課程的學生都有顯著的正向人格改變，持續至少6個月。然而，還有16位“傷亡人員”——在團體體驗之後6個月，報告感覺更糟糕的學生。

我撰寫了描述每一個團體的臨床發展和評估、帶領者的行為，還有對“高水平學習者”和“傷亡人員”的效果的章節。傷亡人員那一章獲得了來自會心團體運動反對者們的巨大關注，並且被全國上下幾百家報紙引用。它正好為保守的右翼勢力提供了他們想要的彈藥。另一方面，我關於高水平學習者（參加12次團體會面之後報告有持續的人格改變的大部分學生）的章節，沒有受到任何關注。這是最不幸的，因為我一直強烈地認為，這些團體，如果得到合適的帶領，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10年之後，會心團體運動逐漸消失了——在斯坦福的很多宿舍裡，它被《聖經》團體（Bible groups）取代了。而且，隨著會心團體的消亡，我們的書《會心團體：首要事實》也失去了它的讀者群，除了學者之外，因為他們發現很多研究工具很有用。我寫的所有書中，它是唯一一本已經絕版的。我妻子從來都不支持這個項目，因為它佔去了我很多時間，並且因為要參與一個重要的員工會議，我沒能在她生下我們第四個孩子本傑明·布萊克（Benjamin Blake）之後，開車把她從斯坦福醫院接回來。她記得這本書的一個評論者的評語：“這些作者一定是工作得非常賣力，因為這種平鋪直敘的文體是如此令人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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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花了兩年時間寫團體治療教科書（《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當我完成最終稿的時候，我飛到紐約去見大衛·漢堡以我的名義聯繫的出版商。我與基本圖書公司令人敬佩的創建者亞瑟·羅森塔爾（Arthur Rosenthal）共進了午餐，並選擇在他那裡出版，儘管其他出版社也提出邀約。回顧我在這些頁裡描述的生活，我回想起大衛·漢堡不僅大力支持我的研究，還促進了我的出版生涯的發展。

《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立即獲得了成功，在一兩年的時間之內，被美國大部分心理治療培訓項目列為教材；之後，它還在其他國家被列為教材。這本教科書歷經五次改版，對團體治療師的培訓起了重要作用，並賣出了超過100萬冊，隨著時間的推移，給了我和瑪麗蓮在財務上從未有過的安全感。和大部分年輕的精神病學教員一樣，我通過在週末的時候為各個精神病醫院做諮詢來增加收入，但是這本教科書一出版，我週末不再做諮詢，而是接受邀請做團體治療的講座。

在我教科書出版大約5年之後的一天，我整個獲取報酬的途徑徹底改變了，當時我在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給很多聽眾做講座。和往常一樣，我帶了一個我之前一週帶領的團體治療會面的錄像帶，我準備在教學的時候用。然而，福特漢姆的放映機壞掉了，技術人員最後無計可施，導致我一上午只能即興發揮，這一任務令我望而卻步，倍感壓力。下午的時候我做了兩場事先準備好的講座，然後與聽眾進行了漫長的問答環節，所以在一天結束的時候精疲力竭。在聽眾陸續退場的時候，我碰巧讀到了打印的項目書，並且注意到這次工作坊的費用是40美元（那是1980年）。我環顧了觀眾席，估計出有超過600人出席。我快速計算了一下，結果表明這次講座的主辦單位賺了超過20000美元，而他們只付給我400美元！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籤合同的時候都會分得每一次會議的合理份額，然後我講座的收入很快就令我大學的薪水相形見絀了。

[1] 維納爾·艾哈德（Werner Erhard）於1971年創辦的培訓機構，“EST”是Erhard Seminars Training（艾哈德研討會培訓）的簡稱，提供深度的個人和專業發展工作坊。——譯者注

[2] 創建於1974，是一傢俬人營利公司，提供新世紀（New Age）人類潛能培訓。——譯者注

[3] Synanon，幫助戒掉毒癮的集體心理治療法。——譯者注

第20章旅居維也納

維也納一直在我的意識中極為突出，因為它是弗洛伊德的出生地和心理治療的發源地。在看完幾本弗洛伊德的傳記之後，我對這座史上有名的城市產生了強烈的熟悉感，我很多喜愛的作家都出自此地，包括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弗朗茨·韋爾弗（Franz Werfel）、亞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和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因此，1970年，我很快就接受了斯坦福讓我去斯坦福維也納校區（Stanford campus in Vienna）為本科生上夏季課程的提議。這次搬家不是沒有牽扯很多複雜的因素：我有4個孩子，那個時候分別是15歲、14歲、11歲和1歲。我們帶上了我女兒的朋友，一位20歲的鄰居，她和我們一起住在學生宿舍，幫助照顧我們最小的孩子本（Ben）。我樂於接受給斯坦福本科生上課的機會，而瑪麗蓮，一如既往，喜歡旅居歐洲。

住在維也納市中心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那裡是弗洛伊德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一頭扎進他的世界，走他曾經走過的路，拜訪他去過的咖啡店，並望著伯格街19號，弗洛伊德曾居住過49年的那座大型、沒有任何標記的五層公寓樓發呆。幾年之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基金會（Sigmund Freud Foundation）買下了這棟建築，將它變成了弗洛伊德博物館（Freud Museum），在它上面做了一個紅色的醒目大橫幅，並向遊客開放，但是在我去拜訪的時候，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曾經在那裡生活或者工作過。這座城市在很多傑出和不那麼傑出的維也納人的房子上都放置了黃銅匾額標誌，包括莫扎特的幾座住宅，但是沒有任何東西來標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的住所。

30年後，在我寫小說《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的時候，去看過弗洛伊德的家，走過他的維也納街道，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利用這些回憶，還有我在那一年裡拍的照片，來為我想象中的尼采和著名的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的會面創作出了一個可信的視覺背景，其中布羅伊爾醫生曾經是弗洛伊德的指導者。

我在維也納的主要教學任務是，給斯坦福本科生上一門關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與著作的課程。我為此準備的40節課後來成了接下來15年我給精神科住院醫生上的“弗洛伊德欣賞”（Freud Appreciation）課的基礎。我總是向我的學生們強調，弗洛伊德不僅僅是精神分析（今天所有心理治療方法中佔比不到1%）的創立者，而且他還創造了整個心理治療領域：在弗洛伊德之前它根本就不存在。雖然我對當代正統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略有微詞，但是我一直極為尊重弗洛伊德的創造力和勇氣。在我做心理治療的時候，他經常出現在我腦海裡。例如，最近我見了一位患者，他受對家庭成員淫穢的強迫觀念所折磨，我立即想到了弗洛伊德的觀察結果，那就是在這種持久的強迫觀念背後通常都是憤怒。我對弗洛伊德變得這麼的不流行而感到遺憾。就像我的書《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中一章的標題所宣稱的，“弗洛伊德並不總是錯誤的”。

就在離開斯坦福到維也納之前，我經歷了兩次重大的創傷性事件。首先，一位親密的朋友，阿爾·韋斯（Al Weiss）因為腎上腺癌而死亡令我震驚不已，他是我在斯坦福認識的住院醫生。除了一起經歷過很多其他事情之外，阿爾還是我用魚叉捕魚的好夥伴，我們曾經一起去過下加利福尼亞州旅行過幾次。

然後，在我離開的前一天和牙醫見面的時候，他發現我的牙齦上有一個可疑病變。他取了一個活組織標本，然後告訴我，我會在到達維也納之後收到病理報告。我那個時候正讀到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口腔癌，可能是由大量吸菸造成的，並對我自己的吸菸習慣起了警覺：我每天從我的收藏中選一個不同的菸鬥，一天的大部分時候都在抽它，並且酷愛產自巴爾幹半島的壽百年（Sobranie）菸草的芳香。我在維也納等報告的時候，我一想到我可能不久就會得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同樣的癌症的時候，就極為焦慮。

我在維也納的第一週毅然戒菸，結果難以入睡，一包又一包的吃咖啡味的硬糖來緩解我嘴裡想含點東西的渴望。最後我收到我牙醫的一封電報，說我活組織切片檢查的結果是陰性的。然而，在我等待家人到來的時候，我仍然在哀悼我的朋友。我試著強迫自己去工作——我早到維也納一個星期來準備我要上的40節課——但是仍然如此的焦慮，以至於我決定尋求幫助。我想要諮詢一位傑出的維也納心理治療師，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被廣泛閱讀的《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的作者，但是從他的電話應答服務中得知他到海外去做講座了。

當我的妻子和孩子們到達的時候，我安定了下來並且舒服多了，而我們在維也納與斯坦福學生待在一起的3個月，最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段難忘的積極體驗。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因為每天和斯坦福學生的接觸而感到非常興奮。我們每頓飯都和學生們一起吃，包括為我們的兒子本慶祝1歲生日的那次晚宴。一個巨大的蛋糕出現在了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所有的學生一起唱“祝你生日快樂”歌，而我的女兒伊芙，把本舉起來面對所有人。瑪麗蓮分別帶我們的每一個孩子去薩赫酒店，去吃著名的薩赫蛋糕（Sachertorte）——它名副其實，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糕點。

我們和學生們一起做了兩次班級旅行。第一次是沿著多瑙河乘船旅行，沿岸是無數朵燦爛的向日葵，它們朝向太陽，隨著太陽在天空中的移動而轉動。那一天的最後是遊覽布達佩斯，這座城市顯得陰鬱而嚴肅，但是仍然很有魅力。然後，在夏季課程的最後，我們和全班一起乘火車去了薩格勒布，我們最後在那裡道別。把我們的孩子留在斯坦福宿舍和他們的保姆在一起，我和瑪麗蓮租了一輛車，用幾天時間開車從美到令人難忘的達爾馬西亞海灘到杜布羅夫尼克，然後從那裡開車到平靜的塞爾維亞鄉村。

雖然我在維也納的時間大量用在上課和學生上，但沒有抵擋住文化財富的魅力。瑪麗蓮帶著我遊覽了貝爾維第宮，並給我介紹古斯塔夫·克里木特（Gustav Klimt）和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他們從此和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一起，成了我最喜歡的畫家。雖然我從來沒有和我的德國出版商提起過克里木特，但是幾年之後，當他們出版我的書籍德文版的時候，幾乎全部選擇他的作品作為封面。

孩子們在滿目蒼翠的城市公園散步，小心翼翼地不踩上草坪——以免年老的維也納女士斥責他們——並且他們在城市周圍的森林遠足，在那裡人們用友好的“上帝保佑你”（Gruss Gott，德語）相互打招呼。當然，我們去了歌劇院，觀看了令人難忘的《霍夫曼傳奇》（The Tales of Hoffmann）的表演。在一個傳奇的世界裡，維也納帶給我們豐富的景觀體驗，而這個世界才剛剛從納粹歷史中恢復。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40年之後，這座城市給我的一本書頒了獎，免費發放了10萬本，並且用持續一週的慶祝活動來向我致敬。

維也納之行的最後，我終於在電話上聯繫到了維克多·弗蘭克爾，並向他介紹我是一位斯坦福精神病學教授，因為一些個人問題而受到困擾，需要得到幫助。他說他非常忙，但是他同意當天下午見我一面。

弗蘭克爾，一位矮小、有魅力、白頭髮的男士，在門口親切地歡迎了我，然後很快對我的眼鏡起了興趣，馬上問我製造商是誰。我不知道，然後把眼鏡摘下來遞給他。它是從加州一個叫作“四隻眼”的連鎖店裡買的廉價鏡框，在稍微查看了一下之後，他對它不再有興趣。他自己厚厚的青灰色鏡框相當好看，我也這樣告訴他了。他笑了，然後帶我進入他的客廳，揮著一隻手，指著一個巨大的書架，書架上塞滿了他的書——《活出生命的意義》的各種翻譯版本。

我們坐在客廳一個陽光充足的角落，然後弗蘭克爾開始說，他可能不能見我太長時間，因為他前一天剛剛從英國回來，然後給他的粉絲回信直到凌晨4點。我覺得很奇怪：似乎他想讓我對他印象深刻。此外，他沒有問我聯繫他的原因，而是對我在斯坦福的精神病學群體表達了巨大的興趣。他問了很多問題，然後立刻繼續描述維也納精神病學群體的刻板，他們拒絕承認他的貢獻。我開始覺得我是在瘋帽子^[1]的茶話會（Mad Hatter’s tea party）上：我向他求助是為了做心理治療方面的諮詢，而他想要從我這裡獲得安慰，因為他從維也納專業群體中受到了不尊重待遇。在接下來的談話中他一直在抱怨，而沒有問一句我為什麼要來。我們第二天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問我他是否能夠受到邀請，去給斯坦福的精神病學教員和學生做講座。我答應他我會盡量安排。

《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本寫於1946年，令人感動並深具啟迪性的書，在世界各地有無數讀者，即使到今天也是心理學類的暢銷書。在書裡，弗蘭克爾講述了他在大屠殺期間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他與全世界分享他的故事的決心怎樣讓他活了下來。我聽了他關於生命的意義的講座好幾次：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講者，每一次講座都振奮人心。

然而，在幾個月之後他去斯坦福訪問中，出了不少問題。很明顯，在他和他的妻子到訪我家期間，他對不拘禮節的加州文化感到不太舒服。有一次，我家的互惠生^[2]（au pair）（一位來自瑞士的年輕女士，和我們住在一起並幫忙照顧我們的孩子）哭著來找我們，因為他責罵了她：他要喝茶，但是她用陶器而不是瓷杯上茶。

他給斯坦福住院醫生做的臨床演示，結果卻變成了一場災難。他的意義療法（logotherapy）演示主要包括，在10～15分鐘的詢問之後，由他決定患者生命的意義應該是什麼，並且以一種獨裁的方式加諸患者之上。在一次演示訪談中，一位比較任性、長髮，穿著拖鞋的精神科住院醫生站起來表示抗議，大步走出房間，同時小聲抱怨：“這不人道！”這一時刻對所有人來說都糟透了，再多的道歉都不能平息維克多的怒火，他再三要求開除那位住院醫生。

有時候我試圖給他一些反饋，但是他幾乎總是將它理解為刻薄的批評。在他離開加州之後我們有一些通信，一年之後他寄給我一篇手稿，想要我的評論。有一頁詳細地描述了他在哈佛的一場講座，在這次講座中，聽眾有五次站起來大聲鼓掌。儘管他請我做出評論，但是我左右為難，所以，在糾結該如何迴應之後，我決定要坦誠。我以一種儘量溫和的方式回覆道，在鼓掌上花太多筆墨偏離了他的報告的初衷，並且可能導致有些讀者得出結論說他太看重鼓掌這件事。他立刻回覆了，說，“埃夫，這你就不懂了——你不在現場，他們確實起立鼓掌了五次。”即使我們中間的佼佼者有時候也會被我們的創傷和我們對讚揚的需求所矇蔽。

最近，我讀了斯坦福的同事和朋友，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教授，寫的20世紀60年代在維也納醫學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當學生時候的自傳性描述，獲得了另外一個視角。作為一名學生，漢斯對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印象極為正面，他將他描述為一位傑出的老師，他的創造性方法相比於維也納其他精神病學教員的刻板，簡直是一股清流。

幾年後，我和維克多·弗蘭克爾一起都在一個大型的心理治療會議上發言，我參加了他關於《活出生命的意義》的講座。一如既往，他令聽眾著迷，並贏得了雷鳴般的喝彩。我們之後見了面，他和他的妻子埃莉諾（Eleanor）親切地擁抱我。幾年之後，當我寫《存在主義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時候，我又仔細地溫習了他的著作，越發意識到他對我們這一領域的創新性和基礎性貢獻所具有的重要性。莫斯科有一個心理治療研究所，那裡設有意義療法的博士學位，沒多久之前，我訪問了那裡並被一張和維克多真人一樣大的照片所吸引。在凝視它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了他有多麼巨大的勇氣，還有他的痛苦有多深。我從他的書中得知，他在奧斯威辛的可怕經歷如何令他深受創傷，但是早期在維也納和斯坦福和他見面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完全共情他並提供我本可以給予的支持。後來，在與這個領域中其他領軍人物（比如羅洛·梅）的關係上，我不會再重複同樣的錯誤。

[1] 瘋帽子是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的人物。——譯者注

[2] 互惠生（au pair），也叫寄居生，通常為女性，住在外國家庭裡學習外語並幫助照看孩子。

第21章日益親近

寫這本回憶錄讓我有機會回顧我作為一名作家的生命軌跡。在某一時刻，我從為其他專業學者寫研究型的文章和書籍，轉變到了為大眾寫心理治療方面的書籍，我追溯到這一轉變的開端，就是出版於1974年的一本奇怪的書，名字也很古怪——《日益親近》（Every Day Gets a Little Closer）。在這本書中，我不再使用定量研究的語言，並試著去模仿我一輩子都想超越的那些講故事者們的寫作手法。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繼續通過四本小說和三本故事集來教關於心理治療方面的知識。

我的轉變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我把金妮·埃爾金斯（Ginny Elkins，筆名）引入到我的治療團體的時候開始的，她是斯坦福創意寫作的斯特格納獎學金獲得者（a Stegner Fellow）。她的治療很成問題，因為她極為害羞，不願意從團體中要求獲得關注或者接受關注。幾個月之後，她完成了她的獎學金項目，並得到一份晚上教書的工作，時間與團體會面的時間剛好衝突。

雖然金妮想要繼續和我做個體治療，但是她付不起斯坦福的費用，所以我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約定。我同意不收取費用，條件是她每一次會談之後寫一個總結，描述在見面時她沒有用言語表達的感受和想法。對我來說，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然後我們把它們放在密封的信封裡交給我的秘書。在幾周的治療之後，我們可以閱讀彼此的總結。

為什麼提出這個不同尋常，甚至奇怪的提議？首先，金妮以一種不切實際的方式看待我——用心理治療的術語來說，她有急劇增加的正性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她將我理想化，對我一直很恭敬，在我面前將自己當成個小孩子。在我看來，閱讀我每次會談之後未經加工，未經審查的想法，對她來說也許是有用的現實檢驗（reality-testing），並且尤其重要的是，去了解我在如何幫助她方面所產生的懷疑和不確定性。所以我想要在治療中有更多的自我袒露，希望她同樣可以這樣做。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加私人的原因：我渴望成為一名作家——一名真正的作家。寫學究氣的500頁教科書，緊接著與人合作寫500頁的關於會心團體的科研專著，其中的辛勞讓我感覺自己快要窒息了。我想象與金妮的這一計劃也許會為我提供一次不同尋常的練習，一次打破我專業枷鎖的機會，通過表達每一次一小時的會談之後立刻出現在腦海中的任何東西來找到我自己的聲音。此外，金妮是一位高超的語言大師，我認為通過寫作而不是口語溝通，她也許會更為自在。

我們每隔幾個月的筆記交換是非常有啟發性的。每當參與者研究他們自己的關係，他們就對會談更加投入。每一次我們閱讀彼此的總結，我們的治療就更為充實。此外，筆記提供了一種類似於羅生門的（Rashomon-like）體驗：雖然我們一起度過了同一個小時，但是我們對那個小時的體驗非常不同，並且珍視會談中不同的部分。我言簡意賅的解釋？唉，她甚至從來都沒聽見！相反，她所珍視的是我幾乎沒有注意到的小的個人行為：我對她的衣服或者外貌的恭維，我因為遲到幾分鐘而尷尬地道歉，她說諷刺的話的時候我的輕笑聲，我教她如何放鬆。

之後好幾年，我在給精神科住院醫生上心理治療課程的時候，用到了我們的總結，並且學生對我們不同的聲音和觀點的強烈興趣令我印象深刻。當我給瑪麗蓮看這些總結的時候，她認為它們讀起來像是一本書信體小說，建議將它們作為一本書來出版，並立刻主動要求編輯它們。不久之後，她和我們的兒子維克多出去做一次滑雪旅行，當維克多每天上午上滑雪課程的時候，她就刪減並理順我們的總結。

金妮對這個出版計劃很熱心：它將會是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我們同意平分版稅，而瑪麗蓮得到其中的20%。1974年，基本圖書公司以《日益親近》為名出版了這本書。回過頭來看，瑪麗蓮所提議的副標題，“重講一遍的治療”（A Twice-Told Therapy，改編自霍桑^[1]）要比這個名字好得多，但是金妮喜愛巴迪·霍利（Buddy Holly）的那首老歌《每一天》（Everyday），一直想要讓那首歌成為她婚禮上播放的歌曲。幾年之後，當電影《巴迪·霍利》上映的時候，我非常仔細地聽了歌詞，並吃驚地發現金妮把歌詞弄錯了。歌詞實際上是“Every day it’s a-gettin’closer”（每一天都是靠得更近的一天）。

金妮和我各自寫了一篇前言和後記，我對寫這兩篇的記憶很深刻。雖然我在精神科門診部的辦公室寫了不少專業上的東西，但是我發現它對於獲得藝術寫作的靈感來說，太過於繁忙和喧鬧。那時候精神科佔據了斯坦福醫院的南翼，有科室主任和教職員工的辦公室還有很多間治療室。緊鄰的側廳是研究猴子的教員卡爾·普里布拉姆（Carl Pribram）在使用，其中一隻猴子時不時會跑出來，輕鬆穿過門診部和等候室，橫行肆虐。越過普里布拉姆的實驗室，就是一間檔案室，那裡存放著患者的記錄。它是一個陰暗、沒有窗戶的地方，但是安靜且無人打攪，空間大到足夠我來回踱步，構思複雜的句子，並大聲讀給自己聽。我喜歡這間陰氣沉沉的房間：它讓我想起我青少年時期在地下室學習的無數個小時，我寫只讀給自己聽的詩歌（雖然我偶爾讀一些給瑪麗蓮聽）。

我沉浸在那個昏暗的房間度過的時間裡，推敲合適的詞句。它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沒有數據、沒有事實、沒有統計學、沒有教學——只是讓我的思緒流轉。我不會唱歌，但是我在給自己歌唱。同時，我確信，身邊堆成山的圖表，成千上萬患者的故事，都滲入了我的意識之中，就這樣，我的前言如此開頭：

每當我偶然看到一本陳舊的預約本，寫滿了幾近遺忘的患者的名字，而曾經我和他們一起經歷過最為溫柔的時光，我就感到一陣酸楚。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微妙時刻。他們身上發生過什麼？我的多層文件櫃，我堆積成山的錄音帶，經常讓我想起某座廣闊的墓地：人們的生活被塞進了臨床文件夾，聲音被錄在了磁帶上，無聲而永恆地表演著他們的戲劇。與這些墓碑共處一室讓我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無常之感。即使我覺得自己全神貫注於當下，我也能感覺到衰敗的幽靈在觀看和等待著——一種最終會戰勝生活體驗的衰敗，但是用它的冷酷無情，給人們帶來深刻與美。將我的體驗與金妮的聯繫在一起的渴望非常強烈；我被延緩衰敗，延長我們短暫的壽命的機會迷住了。知道它會存在於讀者的腦海中而不是在一間被遺棄的倉庫，裡面裝滿沒人讀過的臨床記錄和沒人聽過的磁帶，讓我感覺好得多。

寫這篇前言是轉化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尋找一個更加充滿感情的聲音，同時將我的注意力轉到無常這一現象上來，而無常是我進入存在主義世界觀的入口。

***

在我治療金妮的大約同一時間，我有了另一次文學際遇。瑪麗蓮的一位同事給了我們一份禮物，讓我們看到了不為人知的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他於1961年自殺。在一所大學圖書館，她的同事看見了一批隱藏的未發表的信件，是海明威寫給他的朋友巴克·拉納姆（Buck Lanham）的，後者是諾曼底登陸部隊的主要將領。儘管他不允許複製這些信件，瑪麗蓮的同事偷偷地將信件口述並用一個小錄音機錄下來，然後寫下逐字稿，並將他的原稿借給我們幾天，允許我們從中意譯但是不能直接引用。

這些信件對理解海明威的心理有很大啟發。我去華盛頓特區拜訪巴克·拉納姆以蒐集更多信息，那時候他是施樂（Xerox）的一名主管，承他的好意，他向我談及了與海明威的友誼。在閱讀了海明威的很多著作之後，瑪麗蓮和我僱了一位臨時保姆，動身去加州薩拉託加的蒙太佛莊園，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度過了一個長週末，來一起合作寫一篇文章。

我們的文章，“海明威：一種精神病學觀點”，1971年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上，並立即被全世界數百家報紙奉為話題。我們兩個人所寫的任何東西，不管是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獲得過這樣多的關注。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海明威強硬的外表之下隱藏的心虛。雖然他堅強，並不懈地驅使著自己從事艱難的男性活動，比如拳擊、深海捕魚、捕獵大型動物，但是在他給拉納姆將軍的信中，他很脆弱和單純。他尊敬貨真價實的東西——強大而勇敢的軍隊將領——將自己說成是“渺小的作家”。雖然我非常欣賞他的作家身份，但是我不欽佩他的公眾形象——它太過於粗糙、太過於陽剛、太缺少同情心、太沉迷於酒精。他的信展現出了一個更加溫柔，更加不自信的孩子，被一位真正強悍勇敢的成年人迷住了。

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始部分就提出了我們的意圖：

海明威面對危險和死亡的經歷會激起我們關於存在方面的思考，雖然我們欣賞這些，但是我們在其中找不到像託爾斯泰（Tolstoy）、康拉德（Conrad）以及加繆那種程度的普世性和永恆性。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海明威的世界觀如此侷限？我們推測海明威視野的侷限性是與他個人人格的侷限性相關聯的……毫無疑問，他是一位有天賦的作家，但他無疑也是個備受困擾的人，一輩子都有深深的緊迫感，62歲的時候在偏執型抑鬱性精神病（paranoid depressive psychosis）狀態下自殺。

雖然我和瑪麗蓮一直緊密合作——我們每個人相互閱讀對方的作品——這是我們唯一一篇合寫的文章。我們仍然記得這次愉快的經歷，並且感覺，也許我們會再次聯手，即便在我們很老了之後。

[1] 霍桑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名為《重講一遍的故事》（A Twice-Told Story）。

第22章牛津和司菲卡先生的魔法硬幣

在斯坦福工作的很多年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混在一起了，但是我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s）清晰地銘刻在我的腦海裡。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繼續給醫科學生和住院醫生上課，並且招募了他們中很多人作為我心理治療研究的合作者。我在期刊上發表了關於給酗酒者和剛剛喪偶者做團體治療方面的文章。到了一定的時候，我的出版商請我著手開始團體治療教科書的第二版。因為知道這個項目會要求我傾注全部的精力，所以我申請了6個月的學術休假，然後1974年，我、瑪麗蓮還有我們5歲大的兒子本，一起動身去牛津，我將會在那裡的沃恩福德醫院精神科有一間辦公室。我們的女兒伊芙，已經開始在衛斯理安學院上大學，我們另外兩個兒子留在帕洛阿爾託繼續上學，我的幾位老朋友幫忙照顧他們，他們將會住在我家裡。

我們在牛津市中心租了一間房子，但是我們到達前不久，一架英國大型客機墜毀了，所有乘客全部罹難，包括租給我們房子的那個人家的父親。所以，在最後時刻，我們匆忙間去找另外一處牛津住宅。當我們發現一間都不剩的時候，我們在黑博爾頓只有一間小酒館的小村子裡租了一間迷人的茅草小屋，離牛津大約30分鐘路程。

黑博爾頓很小，非常英式，並且非常僻靜：寫作的完美環境！修訂一本教科書是一件高要求而又無趣的工作，但是如果這本書要與時俱進的話，就必須修訂。我分析了我剛完成的一些研究，想要更多地理解在治療中什麼真正幫到了患者。我給大量通過團體得到成功治療的患者設計了一個由55個陳述句（與情感宣洩、理解、支持、指導、普遍性、團體凝聚力等等有關）組成的問卷，並且在最後時刻一時興起，我臨時扔進去一連串5個非正統的陳述句，我將其稱作“存在主義因素”——比如“意識到不管我與其他人多麼親近，我必須獨自面對生活”，或者“意識到不可能逃避生活中的某些痛苦以及死亡”。我讓患者將這些按照最沒有幫助到最有幫助分成幾組（一種“快速排序”），並且驚奇地發現這個臨時放進去的存在主義因素類別遠比我預期的排名要高。很明顯，存在主義因素在有效的團體治療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已經意識到的要大得多，然後我著手寫一個新的章節，來講清楚這一點。

就在我開始論述這個觀點的時候，我接到來自美國的一通電話，通知我剛剛被授予了精神病學領域久負盛名的斯特雷克獎（Strecker Award）。當然，我很開心，但是沒持續多久。兩天之後，我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提供了更多細節：我被要求一年之後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給很多聽眾做一次演講。這個沒問題。但是接下來我得知我必須在4個月的時間之內提交一篇專題論文，主題任由我選擇，這篇論文將會由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限量出版。寫這篇專題論文是這個世界上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一旦我開始一個寫作計劃，我就會一心一意，將所有其他事情暫停。我想婉拒這個獎，但是幾位同事勸阻了我，最終我達成了一個妥協：我將會寫一篇關於團體治療中的存在主義因素的專題論文，這篇論文將會有雙重功能——既是斯特雷克專題論文，也是我教科書修訂版中的一章。就在我回顧這一時刻的時候，我相信這是我在這一方面工作的起點，這一工作將在我的教科書《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出版的時候達到頂點。

黑博爾頓位於科茨沃爾德，英格蘭南部的一個鄉村地區，以春夏季節綠草如茵、繁花遍野的田園風光而聞名於世。我們把本送到當地的幼兒園，那個地方非常之好，然後整體的居住環境也很不錯，只有一個例外——天氣。我們被加州的陽光慣壞了，而在6月中旬，瑪麗蓮還買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外套。到7月下旬的時候，我們如此沮喪，如此地渴望見到太陽，所以在一個下著雨的清晨，我們跑去了牛津一家旅行社，請求飛到最近的有陽光又便宜的地方去。旅行推銷員會心一笑——她以前接待過滿腹抱怨的加州遊客——然後給我們預定了去希臘的旅程。“你們和希臘，”她向我們保證，“將會成為最好的朋友。”

我們給本在溫徹斯特一個適意的夏令營報了名，而我們的兒子維克多（他是在6月學期結束之後過來和我們待在一起的）去愛爾蘭參加青少年自行車騎行去了。然後我和瑪麗蓮登上了一架去雅典的飛機。第二天，我們將會從那裡開始5天的巴士之旅，遊覽旅行推銷員承諾的永遠陽光燦爛的伯羅奔尼撒半島。

我們心情愉快地到達了雅典，準備好好探索一番，但是我們的行李沒能一起抵達。我們只有一個手提行李，裝的大部分都是書，我們在雅典住的酒店附近，找到一家深夜還在營業的綜合商店，我們在那裡買了幾件旅行必需品：剃鬚刀、剃鬚膏、牙刷、牙膏、內衣，還給瑪麗蓮買了一件太陽裙。我們接下來5天穿著同樣的衣服，當瑪麗蓮想要游泳的時候，她穿上她僅有的一件T恤和我的內褲。我們丟掉行李的沮喪很快就消失了，並且我們很快習慣了輕裝上陣。事實上，隨著幾天過去，當我們看著和我們一同旅行的人將他們的行李吭哧吭哧抬上巴士，而我們像小鳥一樣跳上去的時候，我們笑了。無事一身輕，我們覺得自己與我們遊覽的地方有了更深的聯結：奧林匹斯山，2500多年前第一屆奧利匹克運動會舉辦地；埃皮達魯斯的古老劇院；銘刻德爾斐神諭（Delphic oracles）的聖山，瑪麗蓮的最愛，因其美麗與鍾靈毓秀，而比作法國的弗澤萊。在旅程的最後，當我們回到機場的時候，我們驚奇地發現，我們的兩個旅行箱在空空的行李傳送帶上轉圈。帶著一種矛盾的心情，我們將它們取下來，然後乘飛機去下一站，克里特島。

在克里特島機場，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然後接下來一個星期悠閒地環島旅行。40年過去了，只剩下一些零碎的記憶，但是我和瑪麗蓮兩人都記得在克里特島的第一個晚上，坐在一家希臘小餐館裡，看著離我們的桌子一米多遠，正在流淌著的運河水上反射的月光，對著我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開胃菜大為驚歎：大淺盤裡盛著茄泥醬^[1]（baba ghanoush）、酸奶黃瓜（tzatziki）、紅魚子泥色拉（taramasalata）、大米羊肉菜葉包（dolmades）、傳統希臘式餡餅（spanakopita）、奶烙餡餅（tiropita）、希臘肉丸湯（keftedes）。我如此熱愛這些菜，以至於我在克里特島一次也沒有點過主食。

“我什麼都不想要。我什麼都不害怕。我是自由的。”（I want nothing.I fear nothing.I am free.）第二天，我們去遊覽克里特島首府伊拉克利翁，就在環繞著首都的古老威尼斯城牆外面，我拜訪了尼科斯·卡贊特扎吉斯（Nikos Kazantzakis）的墓，讀到墓碑上這三句話的時候，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因為寫我飛往希臘的飛機上正在讀的那本書——《基督最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卡贊特扎吉斯被驅逐出了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並且被禁止埋葬在這座城市之內。我跪在他的墓前，以向這個偉大的靈魂表示敬意，並且在我們旅行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讀他的《奧德賽：現代續篇》（Odyssey：A Modern Sequel）。

***

在宏偉的克諾索斯宮，我們被壁畫給迷住了，上面畫的是極具感染力的光著上身的女性，手裡捧著貢品，參加由女祭司主持的祭祀儀式。就像從我認識她起那樣，瑪麗蓮給我做了詳細的講解，並尤其留意這些女性形象佔據主導的畫面。她將會在20年之後，她於1997年出版的書《乳房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Breast）中討論到它們。

我們將車開到山上，並找到了一座樸實的克里特島修道院。雖然我們被邀請共進午餐，但是我們只被允許參觀這座修道院非常小的一部分，以免我們打攪到僧侶的冥想。此外，任何女性都不允許進入修道院的主體——甚至雌性動物都不行，包括母雞！

在伊拉克利翁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尋找古老的希臘硬幣，作為我們最大的兒子裡德的高中畢業禮物。在第一家店裡，我們被告知賣古董硬幣給遊客是非法的，但是每一位硬幣商人都忽視這一聲明並且樂意（儘管偷偷地）在一個隱蔽處向我們展示硬幣。在所有的硬幣商店，我們對司菲卡（Sfica）的印象最為深刻，他的店就在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正對面，前面的窗戶上畫著一隻巨大的金色大黃蜂。在與和善而博學的司菲卡先生談論了很長時間之後，我們為裡德買了一個希臘銀幣，然後我們倆各買了一個作為吊墜掛在胸前。他向我們保證，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不滿意都可以退給他。第二天，我們逛了一間位於地下室的小店，店主是一位乾瘦的猶太古董商人。我們在那裡買了一些便宜的羅馬銀幣，然後，在我們交易的過程中，給他看了我們剛從司菲卡那裡買的硬幣。他粗略看了一下，然後非常權威地宣佈：“假的——仿得不錯，但仍然是假的。”

我們回到司菲卡的店並要求退款。就像他等著我們回來一樣，他一言不發，大步流星地走到收銀機前面，滿臉威嚴地抽出一個裝著我們錢的信封。他將它交給我們，說，“我像我承諾的一樣把你們的錢給你，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們再也不能來這家店。”

在我們繼續環島旅行的時候，我們逛了其他硬幣商店，並且不止一次地描述了我們在司菲卡的店裡的遭遇。“什麼？”他們都說。“你侮辱了司菲卡？司菲卡，國家博物館的官方鑑定人？”他們把手放在頭的兩邊，然後擺著手說，“你們欠他一個道歉。”

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替換禮物，並開始質疑我們退回硬幣的決定。我們在克里特島待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決定利用一下從斯坦福同事那裡得到的度假禮物：一根很細的大麻煙卷。我們不習慣抽菸，點上它就去集市上一個戶外餐館吃晚飯，我們在那裡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品味著神奇的食物，音樂和舞蹈。在晚餐之後，我們在伊拉克利翁的街道上閒逛，漸漸迷路了，然後變得有點疑神疑鬼，想著我們正被警察跟蹤。打不到出租車，我們在如迷宮一樣的街道里到處亂跑，想找到我們的酒店，不知怎麼地，深更半夜，最後卻來到了空蕩蕩的一條街上，站在一家窗戶上畫著巨大黃蜂的店面前——司菲卡的硬幣店！就在我們發呆地看著那個大黃蜂的時候，出現了一輛空出租車。我們揮手把它叫停，然後很快安全地回到了酒店裡。

我們回倫敦的航班下午才出發，在我和瑪麗蓮慢慢品嚐我們的奶酪蛋糕早餐的時候，我們討論了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雖然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忍不住地想，我們最後停在了司菲卡的店門口，是不是在給我們發送某種神秘的信息。我們越討論越確信，我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這個錯誤只能通過我們卑躬屈膝地給司菲卡先生道歉，並且買回那些硬幣糾正過來。我們回到了那家店，並且違抗了司菲卡的禁令，走了進去。當我們見到司菲卡的時候，我們開始低聲下氣地說一些道歉的話，但是他把他的手指頭放在他的嘴唇上，打斷了我們的話，然後一言不發，重新取回了那三個硬幣。我們付了和之前一樣的價錢。幾個小時之後，在回倫敦的飛機上，我對瑪麗蓮說：“如果他和克里特島的所有商人們勾結在一起，如果他有膽量將同樣的假硬幣賣給我們兩次，那麼我會說：‘向您致敬，司菲卡先生！’”

一回到倫敦，我們就把硬幣拿到阿什莫爾博物館做官方評估。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收到了裁決書：所有的硬幣都是假的，除了我們在地下室小店猶太商人那裡買的小羅馬硬幣之外！一輩子的希臘探險就這樣開始了。

[1] 北非和地中海地區以茄子、芝麻醬、橄欖油、檸檬汁、大蒜製成的蘸醬。——譯者注

第23章存在主義治療

早年我做精神科住院醫生時，閱讀了羅洛·梅的《存在》一書，並在霍普金斯大學選修了我的第一堂哲學課，自從那時我就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將這些古老的智慧融進自己的心理治療領域。我閱讀的哲學書籍越多，就越認識到精神病學忽略了多少深刻的思想。我很懊悔自己在哲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基礎太過薄弱，並決心著手彌補我在學習經歷中的這些缺口。

我開始在斯坦福大學旁聽一些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本科生課程，其中大多數是由一位著名的教授達芬·弗勒斯達爾執教的，他是一名思維清晰的思想家和演講者。我發現這些課程使人著迷，儘管有些晦澀難懂；尤其是埃德蒙·胡塞爾^[1]和馬丁·海德格爾^[2]，讓人感覺很難懂。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雖然艱深，但也頗有趣味；所以，達芬講述海德格爾的課程我從頭到尾聽了兩次。後來，達芬和我成了終生至交。另一位講授我感興趣的課程的是範·哈維（Van Harvey）教授，儘管他一直堅持不可知論，但他卻是斯坦福大學宗教學系的首席教授。坐在教室的前排，我著迷地聽他講述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這是我上過的最令人難忘的兩門課程。範·哈維也成了我的摯友，至今我們還經常在一起吃午餐，聊哲學。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處在不斷變化中：我越來越少與自己系裡的同事在科研項目方面尋求合作。在心理學教授大衛·羅森漢（David Rosenhan）休假的時候，我替他教了幾堂變態心理學的本科生課程，但那也成了我的最後一課——最後一次教這樣的課程。

我逐漸遠離我最初歸屬的醫學科學，並開始讓自己立足於人文科學。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也是一個自我懷疑的時刻：我經常感到自己就像一個局外人，與精神病學科的最新發展失去了聯繫；與此同時，在哲學和文學方面我又是一個半吊子。逐漸地，我開始挑選那些與自己領域最為相關的思想家。我接納了尼采、薩特、加繆、叔本華、伊壁鳩魯/盧克萊修^[3]，而繞過了康德、萊布尼茨、胡塞爾和克爾凱郭爾，因為他們思想的臨床應用在我看來不大明顯。

我還有幸去上了英語文學教授阿爾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執教的課程，他是一位傑出的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後來與他在教學上攜手合作更是一件幸事。他和他的妻子麥克林（Maclin）都成了我的好友，麥克林也是一位作家。20世紀70年代早期，格拉德教授開設了一個新的博士課程——現代思想和文學，瑪麗蓮和我都加入了他的團隊。我開始更多地在人文科學領域耕耘，而醫學院的課程教得越來越少。在現代思想和文學的博士班，最早期的課程包括了“精神病學和傳記”，由我和斯坦福大學英語系的主任湯姆·莫澤（Tom Moser）共同執教，他也成了我的一位好友。瑪麗蓮和我則共同講授“小說中的死亡”，我還與達芬·弗勒斯達爾共同教過“哲學與精神病學”。

現在，我的閱讀興趣已經轉向那些著述存在主義思想的小說家和哲學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託爾斯泰、貝克特^[4]、昆德拉、赫爾曼·黑塞^[5]、穆蒂斯^[6]和克努特·漢姆生^[7]，這些作者基本上沒有涉及社會階層、求愛、性追求、神秘或者報復這類題材，他們的主題要更加深遠，觸及了人類存在的範疇。他們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裡掙扎著尋找意義，坦然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和不可逾越的孤立。我自己也經歷著這些人生困境。我覺得他們就在講我的故事：不僅是我的故事，還是每一個找我諮詢的患者的故事。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我的患者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衰老、喪失、死亡、重大的人生選擇（比如從事何種職業、與誰結婚）——經常被小說家和哲學家更加中肯地予以處理，比我自己領域的同行們要拿手得多。

我開始相信，我可以寫一本書，把存在主義文學的一些思想帶進心理治療，但同時又擔心自己這樣做有些狂妄自大。真正的哲學家會不會一眼看穿我的淺薄無知呢？雖然我把這些疑慮拋到一邊，開始工作，但我從未消除自己心中隱隱約約的焦慮。我也知道這將是一項艱鉅的長期任務。每天上午，我花4個小時在車庫上的小工作室裡閱讀和做筆記，然後中午騎車20分鐘抵達斯坦福大學，與學生和患者一起度過下午的時光。

除了回顧學術文獻，我還查閱了大量關於患者的臨床筆記。一遍又一遍，我試圖清除我對日常事務的關注，並沉浸於不可約減的存在體驗。死亡的念頭常浮現於我清醒的腦海中，縈繞在我的夢中。就在我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夢，至今它仍歷歷在目，彷彿昨夜之夢。

我的母親和她的親友們，現在全都過世了，靜靜地在樓梯上坐著。我聽見母親在尖聲呼叫我的名字。我特別注意到明妮（Minnie）姨媽坐在樓梯上，安靜地坐在最高的樓梯上。然後她開始移動，一開始很慢，然後越來越快，直到她的振動比大黃蜂還快。在那個時候，所有在樓梯上的人，我童年時的所有大人，所有死掉的人，都開始動得越來越快。亞伯叔叔伸手捏我的臉頰，咯咯地叫著“親愛的小傢伙”，就像他以前那樣。然後，其他人也伸手捏我的臉頰。一開始是深情的，然後變得兇狠而令人疼痛難忍。凌晨3點，我在恐懼中醒來，雙頰一陣一陣地痛。

這個夢是與死亡的邂逅。首先，死去的母親呼喚我，我看到家裡所有的死者都坐在陰森寂靜的樓梯上。接下來，他們都開始移動。我特別注意到我的明妮阿姨，她罹患閉鎖綜合徵一年後去世了。一次災難性的中風使她癱瘓了幾個月，除了眼睛之外，她無法移動全身的任何一塊肌肉。我一想到她的那種狀態，就覺得恐怖之極。在夢中，明妮開始移動，但很快就變得瘋狂。我想象死者親切地捏我的臉頰，以減輕我的恐懼。但是他們掐得越來越兇狠，然後變得懷有惡意：我正被拉著加入他們的行列，而且死神也將會找上門來。我的阿姨如大黃蜂般振動的形象，在我的腦海裡縈繞數日，揮之不去。她的完全癱瘓，如半死之人一般，太可怕了，所以在夢裡，我試圖讓她振動起來，以消除我的恐懼。我經常會被那些關於死亡或暴力的電影引發的噩夢所造訪，特別是關於大屠殺的電影。至於我處理死亡恐懼的主要方法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是逃避。

我一直相信自己將在69歲時死去，那是我父親去世的年齡。從孩提時代起，我就記得家人說過關於亞隆家族男性的兩件事：他們總是彬彬有禮，而且總是英年早逝。我父親的兩個兄弟在50多歲時死於冠狀動脈病，而我父親的冠狀動脈病，讓他在47歲時差點一命嗚呼。在醫學院的時候，我學到了更多生理學的知識，以及飲食對冠狀動脈硬化的影響，我堅決且永久地改變了我的飲食習慣，大大減少了動物脂肪的攝入量。我對紅肉敬而遠之，並逐漸轉向以素食為主。我服用降膽固醇藥物已經數十年，小心翼翼地觀察我的體重，並且定期鍛鍊身體；老天讓我活過了69歲，我自己都驚訝不已。

***

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和沉思，我終於認識到：面對死亡必須成為存在主義治療的主要關注點。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對死亡恐懼的強烈性和普遍性，但現在，當我回顧這一決定時，我不能否認我的觀點可能有失偏頗，因為這裡含有我個人對死亡的焦慮。幾個月來，我讀遍了所有關於死亡的書籍，從柏拉圖開始，到列夫·託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Death ofivan Ilyich）、雅克·肖龍（Jacques Choron）的《死亡和西方思想》（Death and Western Thought），以及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認》（Denial of Death）。

關於死亡的學術文獻浩瀚如煙，雜亂無章，而且晦澀難懂，它們被排除在精神病學的範疇之外，因此我意識到，我可以根據我與患者的工作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在那時，臨床文獻中幾乎沒有討論死亡的文章，我知道我必須找到自己的路子。然而，無論我多麼努力與患者討論對死亡的擔憂，我都無法與他們持久下去。我們還沒討論幾分鐘，然後很快就轉移話題了。回顧那個時期，我現在認為，自己一定是在無意識中還沒準備好與患者交流這些事情。

因此，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它影響了我接下來10年的臨床實踐：我將與那些不得不開口談論死亡的患者一起工作，因為他們馬上就要面臨生命的終點了。我開始為斯坦福大學腫瘤科的患者提供諮詢，他們被診斷出患有無法醫治的癌症。那時候，我參加了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8]的一場演講，她是一位與臨終患者打交道的先驅人物，我被她開口問一個重病患者的問題震驚了：“你病得有多厲害？”（How sick are you？）我發現這個問題很有價值：它傳達了非常多的信息，即我是開放的，願意去任何患者想去的地方，即使是最黑暗的地方。

面對臨終患者時隨之而來的巨大孤獨，讓我感到特別震驚。這種孤獨來源於兩個方面：第一，患者忍住不討論他們病態的、可怕的想法，因為怕讓家人和朋友感到沮喪；第二，患者身邊的人也遠離這個話題，以避免進一步惹惱患者。我看到的癌症患者越多，就越相信一個治療團體有助於緩解這種孤獨。當我最初談起自己的計劃時，那些腫瘤學家都持謹慎的態度，並不對此表示支持。那還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這樣的團體讓人感到有些魯莽，甚至是弊大於利。而且，它是前所未有的：在科學文獻中沒有一例關於癌症患者團體的報告。

但當我有了一些經驗之後，我更相信這樣一個團體可以提供很多東西，於是我開始在斯坦福大學醫學群體中大力宣傳團體治療。不久之後，寶拉·韋斯特（Paula West），一位患有轉移性乳腺癌的患者，出現在我的面前。在我與癌症患者的工作中，她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儘管寶拉正在應付她脊柱中令人痛苦的轉移瘤，但她非常優雅地面對自己的處境。後來，我在“與寶拉共舞”的故事中描述了我和她的關係，收錄在《媽媽及生命的意義》（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一書中。故事開頭是這樣的：

當她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我立刻被她的外表所吸引：她表現出的尊嚴、她那吸引人的燦爛微笑、那一頭短短的如男孩子般的閃亮白髮，還有那雙智慧、湛藍的雙眼散發出的光芒——我只能以顧盼生輝來形容。

“我叫寶拉·韋斯特，”她說，“我患有晚期癌症，但我並非癌症患者。”事實上，在我和她共度的許多年裡，我從沒有把她當作一個患者。接著她簡短明確地敘述了自己的病史：5年前她診斷出乳腺癌，手術切除，然後是另一側乳房罹癌，也被切除了。隨後是化療，伴隨著一大堆常見而可怕的反應：噁心、嘔吐、頭髮掉光。然後是放射療法，而且是被允許的最大劑量。但是，沒有什麼能夠減緩癌症擴散的速度——擴散進她的頭骨、脊椎和眼眶。儘管外科醫生切除了她的乳房、淋巴結、卵巢、腎上腺，但寶拉的癌細胞仍在惡性蔓延。

當我想象著寶拉的裸體，我看到滿布傷疤的胸部，沒有乳房，沒有肌肉，就像遭遇海難的大帆船空留下的骨架；在她的胸部以下，是手術疤痕交錯的腹部，而所有這些都被一個笨拙的、因類固醇而變得肥厚的臀部支撐著。簡而言之，這個55歲的女人沒有乳房，沒有腎上腺，沒有卵巢，沒有子宮，而且我敢肯定，也沒有性慾。

我一向欣賞那些身材堅實優美、胸部豐滿，有明顯感官享受的女人。然而，當我第一次見到寶拉時，最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發現她很漂亮，而且我愛上了她。

寶拉同意和另外3位臨終患者共同加入一個小團體。我們5個人，在精神病學大樓一間舒適的團體教室裡會談了90分鐘。我開門見山地說，所有的成員都在應對癌症，但我相信，通過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們可以彼此幫助。

其中一個成員叫薩爾（Sal），一個30來歲、坐在輪椅上的男人，像寶拉一樣，也是個活得特別出彩的人。儘管他罹患晚期的多發性骨髓瘤（一種令人痛苦的侵襲性骨癌，會造成身體多處骨折），從脖子到大腿都被包裹在繃帶中，但他的精神卻不屈不撓。死亡的迫近讓他的生活充滿了新的意義，使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現在他作為一名牧師來思考自己的疾病。他同意加入這個團體，希望幫助別人找到類似的救贖。

儘管薩爾提前6個月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體，但那時這個團體還是太小了，無法為他提供他想要的聽眾，於是他找到了其他平臺，主要是高中，在那裡他向陷入困境的青少年發表演講。我聽見他用雷鳴般的聲音把自己的話語傳達給他們。

你們想用毒品腐蝕自己的身體嗎？想要用酒精、大麻、可卡因謀殺它嗎？你想在汽車裡撞毀你的身體？拋棄生命？把它從金門大橋上扔下去？你不想要它了嗎？那麼，把你的身體給我！讓我享用它。我需要它。我將善待它——我想活下去！

當我聽到他的演講時，我顫抖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薩爾的特殊身份大大增強了他所傳遞的力量。那些高中生安靜地聽著，就像我一樣，感覺他的一字一句都是發自肺腑，因為他沒有時間去捉弄或偽裝。

另一個患者，伊芙琳（Evelyn），罹患嚴重的白血病，她給了薩爾擔當牧師的另一個機會。伊夫琳拖著輸血的吊瓶，滑著輪椅進入了這個團體，她告訴大家：“我知道我要死了，我可以接受它。這已經不重要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的女兒。她在毒害我最後的日子！”伊芙琳形容她的女兒是“一個心存報復、沒有愛的女人”。幾個月前，她的女兒照顧伊芙琳的貓，給它餵了錯誤的食物，然後她們倆發生了一場激烈而愚蠢的爭論。從那以後，她們再也沒有說過話。

聽完她的話，薩爾簡潔有力地說道：“聽我說，伊芙琳，我也快要死了。讓我問你：你的貓吃什麼很重要嗎？誰先低頭認錯又有什麼關係？你知道，你沒多少時間了。讓我們不要再假裝了吧。你女兒的愛，對你來說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告訴她這一點，就別死，請別死！這將毒害她的生命，她將永遠無法恢復，而且她將繼續毒害她的女兒！打破這個循環！打破這個循環，伊芙琳！”

薩爾的呼籲起作用了。雖然伊芙琳在幾天後去世了，但病房護士告訴我們，伊夫琳受薩爾言辭的影響，與她女兒發生了熱淚盈眶的和解。我為薩爾感到驕傲。這是我們團體的第一次勝利！

幾個月後，我覺得自己學得足夠多了，可以開始與更多的患者一起工作了。同時，我也考慮到，同質性團體的效果可能會更好。在我諮詢過的患者當中，轉移性乳腺癌患者佔了大多數，所以我決定成立一個完全由這類患者組成的團體。寶拉開始一本正經地招募成員。我們訪談並接受了7名新患者，然後正式開始“營業”。

出人意料地，寶拉以一個古老的哈西德教派的故事開始了首次會談：

一個拉比在與上帝談論天堂和地獄。“我要帶你去看看地獄。”上帝說，然後他把拉比領進了一個房間，裡面放著一張大圓桌。圍坐在桌旁的人們都十分飢餓和絕望。桌子中央有一個巨大的雜燴鍋，聞起來很美味，拉比的口水都流了出來。桌子上的每個人都拿著一把長柄勺。雖然長勺剛好夠到鍋裡，但它們的把手比用餐者的胳膊長得多：這樣，長勺便無法把食物送到他們嘴裡，所以沒人能吃到東西。拉比看到，他們的痛苦實在是太可怕了。

“現在，我要帶你去看看天堂。”上帝說，接著他們進了另一個房間，和第一個房間完全一樣。同樣的大圓桌，同樣的雜燴鍋。裡面的人配備著同樣的長柄勺子——但在這裡，每個人都營養良好、談笑風生。拉比不理解。“這很簡單，但它需要一定的技巧，”上帝說，“在這個房間裡，你看，他們學會了互相餵食。”

雖然我帶領了數十年的團體，但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鼓舞人心的開場。這個團體很快就凝聚起來，當老成員去世時，我引入新成員，並繼續帶領這個團體長達10年。後來，我邀請了精神科的住院醫生共同帶領這個團體一年；然後，一位新的精神病學教授——大衛·斯皮格爾（David Spiegel）加入進來，他和我一起工作了好幾年。

這個團體不僅為大量患者提供了許多安慰，而且也為我提供了深刻的教育。這裡我僅舉一例，我想到了一位每個星期都過來的、眼裡帶著疲憊和沮喪的女人，我們所有人都努力給她安慰，但是徒勞無益。突然有一天，她的眼裡出現了亮光，而且她穿了一件鮮豔的衣服。“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問她。她向我們表示感謝，並說上一週的小組討論幫助她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她下定決心為她的孩子做個榜樣，展示如何以優雅和勇氣面對死亡。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更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生命中的意義如何讓幸福感油然而生。它也是“漣漪”這一概念的典型例子——我們可以幫助許多人減少對死亡的恐懼。“漣漪”指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傳遞給別人，甚至是我們不相識的人；就像投擲到池塘裡的鵝卵石引起的漣漪一直擴散下去，直到不為肉眼所見，但它們仍在納米水平上繼續著。

從一開始，我就邀請了斯坦福大學那些感興趣的住院醫生、醫學院學生，還有一些本科生，通過單向鏡來觀察這個團體。與斯坦福大學的傳統治療團體相比，這些癌症患者的反應截然不同，前者不自在地容忍別人的觀察，而後者期望並歡迎學生。與死亡對抗，教會了他們許多關於生活的知識，他們渴望把這一點傳遞給別人。

寶拉對庫伯勒-羅斯的悲傷階段理論感到非常不滿。相反，她非常強調在與死亡的對抗中學習和成長，並經常談到她在過去3年裡的“黃金時期”。其他幾名團體成員也有同樣的體驗。就像他們當中一個人說的：“很遺憾，我不得不等到現在，直到我的身體佈滿了癌細胞，才學會如何去生活。”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幫助我形成存在主義治療的實踐。我經常這樣說：儘管死亡的現實可能會毀滅我們，但關於死亡的想法可能會拯救我們。死亡使我們意識到，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機會，我們就應該充分地生活，帶著最少的遺憾結束它。

我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的經驗，逐漸也應用到身體健康的來訪者身上，讓他們去面對自己終有一死的命運，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通常只需要簡單地傾聽，並加強來訪者對有限生命的認知。在很多場合，我都採取了一個簡單的練習：我要求患者在一張紙上畫一條直線，然後我說：“讓一端代表你的出生，另一端代表你的死亡。現在請在這條線上做一個標記，以表示你現在的位置，並對這張圖沉思一會兒。”這個練習總能讓人們深刻意識到生命的短暫與可貴。

[1] 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奧地利哲學家，20世紀現象學派創始人，被譽為“現象學之父”。——譯者注

[2]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譯者注

[3] 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學派創始人。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前99—約前55），古羅馬詩人、哲學家，伊壁鳩魯學派的繼承人。——譯者注

[4] 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活躍於20世紀法國的愛爾蘭作家，荒誕派戲劇的重要代表人物，成名劇本是《等待戈多》，1969年，他因“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5] 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國作家，詩人。黑塞一生獲得多種文學榮譽，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亞隆的小說《當尼采哭泣》部分靈感即來源於黑塞的《玻璃球遊戲》。——譯者注

[6] 穆蒂斯（AlvaroMutis，1923—2013），哥倫比亞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稱作“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影響力遍及全世界西班牙語系國家，2011年獲西班牙“塞萬提斯文學獎”。——譯者注

[7] 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作家，19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譯者注

[8] 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1926—2004），美國精神科醫生，國際知名的生死學大師，曾提出臨終的五個階段：否定、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幫助人們學會接受死亡。——譯者注

第24章與羅洛·梅一起面對死亡

算起來，前前後後共有50名男女進出我們的癌症患者團體，除了寶拉之外，其他人都因原來的疾病去世了。寶拉戰勝了癌症，不料後來死於紅斑狼瘡。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如果要誠實地書寫死亡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並且要對大家有所裨益，我就必須向那些臨終患者虛心求教，但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這些團體會談之後，我經常感到嚴重的焦慮：我擔憂自己的死亡，睡不踏實，而且經常被噩夢造訪。

我的學生觀察員也開始出現困擾。團體會談還未結束，就有某個學生在觀察室裡情緒失控，開始哭泣，這種情況十分常見。直到今天，我仍後悔沒有為那些學生做好準備，或者為他們提供治療。

隨著死亡焦慮的加劇，我開始回想自己過去做過的各種心理治療——做住院醫生時的長程分析，在倫敦為期一年的治療，與帕特·鮑姆加特納（Pat Baumgartner）進行的完形療法，還有幾次行為治療和一個短程的生物能治療。當我回顧這些治療內容時，我想不起任何一次關於死亡焦慮的公開討論。這是真的嗎？在我接受的所有治療中，死亡，焦慮的主要來源，從沒有被提起？

我告訴自己，如果我要繼續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就必須重新接受治療，這一次要找一個願意陪我一起走進黑暗的人。我那時聽說羅洛·梅，《存在》（Existence）一書的作者，從紐約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蒂伯龍（Tiburon）接待患者，距離斯坦福大學約80分鐘的車程。我給他打了預約電話，一個星期後，我們在舒格洛夫路上他那可愛的房子裡見面了，在那裡可以遠眺舊金山灣區。

羅洛是一個高大、穩重、英俊的男人，年近70歲。他通常穿一件米色或白色的高領毛衣，外加一件淺色皮夾克。他的辦公室兼做書房，就在客廳的一旁。羅洛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牆上掛了幾幅他年輕時的畫作。我特別欣賞其中一幅關於法國蒙特聖米歇爾的尖塔教堂的畫。［羅洛去世後，他的遺孀喬治婭（Georgia）把那幅畫送給了我，現在我每天都能在辦公室看到它。］在幾次會談之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可以利用80分鐘的通勤時間，回顧我們上一次會談的錄音。我向他提出這個建議，他欣然同意，在我將談話錄音時，他似乎輕鬆自如。由於我在車裡聽了上一次會談的錄音，然後再與他開始每一次的會談，這大大增加了我的注意力；而且我相信，這也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從那時起，每當我的患者需要長途跋涉到我的辦公室時，我就建議他們也這樣做。

在寫下這幾頁的時候，我多麼希望能聽聽這些錄音啊，可是……唉，這已無異於痴心妄想。我把所有的錄音帶都存放在我的樹屋辦公室，在一張舊書桌的抽屜裡，而這間辦公室亟待修理。1974年，當我和我的家人前往牛津大學時，我委託了一位名叫塞西爾（Cecil）的老先生來修整我的辦公室，他非常友善，好像什麼都能修。話說多年前，他在我家門前晃盪，想找份差事做。我們確實有很多事要他去做，因為我對房屋維修一竅不通。不久之後，塞西爾和他那胖乎乎、笑眯眯的、烤得一手好蘋果派的妻子瑪莎（Martha）——看上去就像是從電影《歡樂滿人間》中跳出來的人物，把他們的小拖車開到了我家的一個角落裡，他們住在那裡，打理我們所有的維修事務，一干就是好幾年。當我休假回來的時候，我發現塞西爾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幾乎重建了我的工作室，但是所有那些搖搖晃晃的舊傢俱，包括那張飽經風霜的書桌和塞滿了我和羅洛會談錄音帶的抽屜，都在這個過程中銷聲匿跡了。我再也沒見到過那些錄音帶，有時我會異想天開，想象它們的全部內容出現在互聯網上的某個地方。

如今，時光飛逝四十載，我很難再回想起會談的細節，但我知道，我關注的是自己對死亡的想法，即使是我最恐怖的想法，羅洛也從來沒有避而不談，儘管它們令人感到不適。在那時，我對臨終患者的團體治療引發了可怕的噩夢，而這些噩夢在我醒後不久就人間蒸發了。有段時間，我向羅洛提議，我在附近的汽車旅館裡過夜，以便第二天一早就能見到他。他同意了；由於我對夢的記憶還是鮮活的，所以那幾次的談話特別充滿能量。我告訴他，我父親在69歲時去世了，我擔心自己也在這個年齡死去。他說這真奇怪，我是一個那麼理性的人，竟然還抱著這種迷信的觀念。我談到自己與臨終患者的工作，以及它們如何引發了我的死亡焦慮；他告訴我，我承擔這項工作就已表現出了足夠的勇氣，我感到焦慮這一點也不奇怪。

我記得我告訴過羅洛，我對《麥克白》（Macbeth）中主人公所說的那一段話有多麼震驚：“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便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還有，想到在青少年時期那些影響我人生的大人物——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理查德·尼克松、託馬斯·沃爾夫^[1]、米奇·弗農^[2]、夏爾·戴高樂、溫斯頓·丘吉爾、阿道夫·希特勒、喬治·巴頓、米奇·曼託^[3]、喬·迪馬吉奧^[4]、瑪麗蓮·夢露、勞倫斯·奧利弗^[5]、伯納德·馬拉默德^[6]，這些人物都曾粉墨登場，在我所處的世界裡創造歷史，到如今，大江東去，浪花淘盡英雄，一切皆為塵埃。萬事萬物，真的，萬事萬物，隨風逝。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太陽底下一個珍貴的、神聖的瞬間。我曾經無數次沉思這個問題，但它每次都讓我震撼不已。

我從來沒有問過，但我確信，許多次這樣的談話會讓羅洛個人感到不舒服，畢竟他年長我22歲，比我更接近死亡。但他從來沒有退縮，總是陪著我，一起面對我追問人將必死的至暗時刻。我不記得有什麼重大的頓悟時刻，但我逐漸地開始發生變化，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感覺更舒適了。他讀了我的很多作品，包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最終稿，他對我總是慷慨以待。時至今日，我仍然深深感激他。

我記得羅洛第一次見瑪麗蓮的情景。那是在我和他的治療結束幾年後，我們前來參加了他為英國精神病學家萊因（我在倫敦時找他做過諮詢）準備的晚宴。羅洛打開他的家門，迎接我，然後向瑪麗蓮伸出雙手。她說：“我沒想到你會這麼熱情。”緊接著，羅洛回答道：“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漂亮。”

在治療結束後，患者和治療師建立一種社會關係，這是不尋常的，而且往往有很多問題。但是對我們來說，它對雙方都很有益。我和羅洛成了很好的朋友，兩人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去世。時不時，我就邀他一起在卡普里（他在蒂伯龍最喜歡的餐館）共進午餐，而且有好幾次我們回顧了他對我的治療。我們都知道，他對我是有幫助的，但至於怎麼幫到的卻一直是個謎。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知道，在治療中，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也不知道怎麼給你。”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羅洛為我提供了一種在場（presence）——他毫不猶豫地陪我進入黑暗的領地，讓我重溫了我所缺失的慈祥的父愛。他是一位前輩，理解我，接納我。當他讀到《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手稿時，他告訴我這是一本好書，並在封面上題寫了有力的宣傳語。後來，他在《愛情劊子手》（Love’s Executioner）的封面上也題寫了宣傳語“亞隆就像一位天使，書寫著圍困我們的魔鬼”，這是我得到過的最高褒獎。

***

大約在這段時間，我和瑪麗蓮的婚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她辭去了加州州立大學海沃德分校的終身教授職位，接受了斯坦福大學的一份工作——指導新成立的女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CROW），她在這個剛剛起步的女性研究領域為自己開創了一個新的職業生涯。她培養年輕的學生，並與斯坦福大學頂尖的女學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工作已經成為她生活的重心，我覺得她嚴重忽視了我們的婚姻。她有了一個全新的社交圈子：我越來越少地看到她，感覺我們正在遠離彼此。我清楚地記得，在舊金山的一個不祥的夜晚，在意大利小吃城的晚餐席上，我對她說：“你的新生活——你的新職位和你參與的女性事業——對你來說如獲至寶，但對我來說並非如此。你對它如此沉迷，以至於我們的關係不再使人受益，也許我們應該考慮分……”我從來沒有說完那句話，因為瑪麗蓮突然大哭起來，聲音太大了，三個侍者衝到我們的桌子前，餐廳裡的每個人都把臉轉向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關係的低谷時期，那時，瑪麗蓮和我經常與羅洛和喬治婭會面。一天晚上，羅洛很想做個實驗，邀請我們嘗試一些高檔的搖頭丸，那是別人送給他的禮物。喬治婭棄權了，並擔任當晚的監護人。我和瑪麗蓮都沒有嘗過搖頭丸，但我們感覺與羅洛和喬治婭在一起是安全的。結果證明，那是一個格外柔美和療愈的夜晚。服用搖頭丸之後，我們聊天，吃晚飯，聽音樂；就在這一天，我們都相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婚姻問題消失不見了。我們都改變了：我們放棄了負面的情緒，比以前更加珍惜彼此了。而且，事實證明，這種變化是永恆的！我們倆都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而且很奇怪，我們都再也沒有碰過搖頭丸。

20世紀90年代初，大約在他80歲的時候，羅洛罹患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s），每次發作他就變得糊塗、焦慮，持續數小時，有時長達一到兩天。有時候，情況比較嚴重時，喬治婭會打電話給我，我就去看望他，和羅洛一起在他家的後山上散步、聊天。直到今天，在我85歲的時候，我才完全理解他的焦慮。我也會有稍縱即逝的糊塗，有那麼一刻，忘記自己在哪裡或在做什麼。這就是羅洛所經歷的，但不是片刻，每次發作都是幾個小時或幾天。但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工作到最後一刻。在他的晚年，我參加了他的一次公共演講。他的言辭一如既往地有力，他的聲音洪亮而令人寬慰；但在最後，他重複了幾分鐘前講過的故事。當我聽到這裡時，我感到很難過，為他感到難過；而且我經常提醒我的朋友們，要對我坦誠，告訴我什麼時候該停止演講了。

一天晚上，喬治婭打電話來，說羅洛可能快要過世了，請我們馬上過去。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人輪流坐在羅洛旁邊，他已經失去了意識，並且患有晚期肺水腫，呼吸很費力，有時候深而長，接著又是短而淺。最後，在我輪班時，我坐在他身邊，輕撫著他的肩膀，他抽搐了一下，呼出最後一口氣，仙逝而去。喬治婭請我幫她一起為他淨身，等待殯葬師第二天早上過來，將他送往火葬場。

作者與羅洛·梅，加利福尼亞州1980年

那天晚上，羅洛的離世和即將發生的火化讓我心神不寧，我做了一個可怕而難忘的夢：

我和爸爸、媽媽、姐姐一起，在商場裡散步，然後我們決定上樓。我發現自己在電梯裡，但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家人都不見了。這是一個漫長的電梯之旅。當我下電梯時，我出現在一個熱帶海灘上。但我還是找不到我的家人，儘管我一直都在尋找他們。雖然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熱帶海灘就是我的極樂世界，但我開始感到無處不在的恐懼。

接下來，我穿上了一件睡衣，上面印有一個可愛的、面帶微笑的護林熊^[7]。然後，睡衣上的護林熊的笑臉變得明亮起來，閃閃發光。很快，這張臉變成整個夢的全部焦點，彷彿夢的所有能量都轉移到了可愛的、咧嘴笑的小護林熊的臉上。

這個夢把我驚醒了，與其說從恐懼中醒來，不如說是因為睡衣上的護林熊圖案的亮光，就好像我的臥室裡突然亮起了探照燈。

閃耀的護林熊背後隱藏著什麼呢？我確信它與羅洛的火化有關。他的死亡迫使我面對自己的死亡，通過我與家人之間的隔離、漫長的電梯之旅，這個夢形象地描繪了這一點。我的無意識如此容易上當，讓我大吃一驚。讓我感到尷尬的是，我的無意識竟然認同了好萊塢版的永生——包括了熱帶海灘的極樂世界。

那天晚上，我被羅洛的去世和他即將火化的恐懼所震撼，而我的夢嘗試去緩和這種體驗，使它變柔和，使它可忍受。死亡，被親切地偽裝成一趟通往熱帶海灘的電梯之旅。而火化的烈焰變成了一件睡衣，上面印著護林熊的卡通形象，穿著它迎接死亡的長眠。但是，恐怖並沒有被遏制，護林熊的形象閃醒了我。

[1] 託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1900—1938），20世紀美國作家，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天使，望故鄉》。——譯者注

[2] 米奇·弗農（Mickey Vernon，1918—2008），美國職業棒球手。——譯者注

[3] 米奇·曼託（Mickey Mantle，1931—1995），美國職業棒球明星，特點是左右手都能擊球。——譯者注

[4] 喬·迪馬吉奧（Joe DiMaggio，1914—1999），美國傳奇棒球運動員，曾與瑪麗蓮·夢露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譯者注

[5] 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國導演、製片人、演員。——譯者注

[6] 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美國小說家。——譯者注

[7] Smokey the Bear，美國國家林業局為宣傳防範森林火災而設計的卡通形象。——譯者注

第25章死亡、自由、孤獨和意義

20世紀70年代，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教科書一直在我的腦海中醞釀，但它似乎太過散漫無章，難以把握，因此我始終無法動筆。直到有一天，亞歷克斯·康福特來拜訪我們，事情才有所改觀。我記得，我們倆坐在修整過的樹屋工作室裡聊天。當我告訴他，我閱讀過的資料和我對這本書的想法時，他聚精會神地聽著。大約一個半小時後，亞歷克斯打斷了我，鄭重其事地宣告：“歐文，我聽到了，從頭到尾都在聽，而且我充滿信心，向你宣佈，現在是你停止閱讀、開始寫作的時候了。”

這正是我需要的！要不然我可能還需要折騰好幾年的時間。亞歷克斯很瞭解書——他出版了50多本書——他令人信服的語氣和對我的信任，使我可以清理記錄簿，並開始寫作了。所謂天時地利，我剛剛被邀請到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進修一年。雖然我繼續與幾個患者見面，但在1977～1978年我幾乎是全職寫作。有點遺憾的是，我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去了解中心的另外30位著名學者，包括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但是，我與社會學家辛西婭·愛潑斯坦（Cynthia Epstein）建立了友誼，至今我們仍有來往。

我的寫作進展非常順利，一年後完成了這本書。我從一個小插曲——亞美尼亞人的烹飪課寫起，這個烹飪課是由一位好友兼同事賀蘭特·凱查杜裡安（Herant Katchadourian）的母親艾弗尼亞·凱查杜裡安（Efronia Katchadourian）講授的。艾弗尼亞是一位很棒的廚師，但她不怎麼會說英語，完全是通過示範教學。在老師準備她的菜品時，我匆匆記下所有的配料和全部的步驟，但是，儘管我拼盡了全力，我做的菜還是沒法和老師媲美。當然，我想，這個問題並非無法解決：我決定更仔細地觀察她。在下一節課上，我看著她的每一個動作，只見她準備好了菜品，然後把它交給她的終身隨從——露西（Lucy），讓她把它放進烤箱裡。這一次，我一直盯著露西，看到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在放進烤箱之前，露西隨手扔進了幾把合她心意的調味料！我完全相信，就是那些額外的“扔進的東西”（throw-ins）讓一切都不同了。

我用這個小插曲做引子，旨在讓讀者相信，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並不是一種新奇神秘的方法，大多數有經驗的治療師都會使用這種方法，它就是那種有價值但沒有說出來的“扔進的東西”。

這本書分為四個部分——死亡、自由、孤獨和意義，在其中我分別描述了我的資料來源、臨床觀察，以及我所引用的哲學家和作家的作品。

作者與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約翰·卡普蘭（John Kaplan），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1978年

在這本書的四個部分中，死亡是篇幅最長的。在其他的專業文章中，我寫了很多關於與臨終患者工作的內容，但在這本書中，我關注的是在治療身體健康的來訪者時，覺察死亡所起到的作用。雖然我把死亡看作我們野餐時遠處的轟隆聲，但我也相信，真正去面對人必有一死的事實，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它幫助我們將世俗瑣事拋在一邊，激勵我們要不帶悔恨地活下去。我的一位癌症臨終患者哀嘆道：“真遺憾，我不得不等到現在，直到我的身體充滿了癌症，才去學習如何生活。”許多哲學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感慨。

自由，是許多存在主義思想家最為關心的終極問題。根據我的理解，它指的是，既然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沒有內在設計的宇宙中，我們必須是自己生活的作者，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行動。這種自由引發了巨大的焦慮，因此許多人都擁抱了神靈或獨裁者，以卸下這個重負。如果我們是自己所經歷的一切“無可爭議的作者”（薩特語），那麼我們最珍視的思想、最崇高的真理，我們信念的基石，都會因為意識到宇宙中的一切皆為偶然而遭到破壞。

第三個話題，孤獨，並不是指人際孤獨（比如孤單），而是指一種更基本的孤獨：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一人被拋到這個世界，然後又必須獨自離去。在古老的故事《普通人》（Everyman）中，一個人被死亡天使找上了門，告訴他，他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必須啟程去接受審判。這個人提出請求，他能否帶一個人在旅途中陪著他，死亡天使回答說：“當然可以——如果你能找到願意陪你去的人。”接下來的故事描述了他多次失敗的嘗試——例如，他的堂弟說他不能去，因為他的腳趾抽筋了。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但是，在這個基督教的道德故事裡，它不是另一個人，而是善行（good deeds）。日薄西山之時，唯一能陪伴我們、讓我們欣慰的事，就是知道我們的生活如意。

關於孤獨的討論，我主要關注治療師與患者的關係，關注我們與他人融合的願望，以及我們對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恐懼。隨著死亡的臨近，許多人意識到，當他們消亡時，他們整個的獨特世界也將毀滅——這個世界的景象、聲音和經歷不再為他人所知，甚至是人生伴侶也不知曉。到了85歲左右，我越來越強烈地體驗到這種孤獨感。我想起了我童年的世界——星期天晚上在盧巴姑媽家的聚會，從廚房飄來的氣味，烤牛胸肉，各種燉菜，大富翁遊戲，跟父親一起下象棋，母親的波斯羔羊皮外套的氣味——當我意識到，這一切現在只存在於記憶中時，我不禁顫抖起來。

第四個終極關懷（無意義）的討論，涉及了這些問題，比如：“我們為什麼被拋在這裡？如果萬物終將消逝，那麼人生所為何來？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艾倫·威利斯^[1]講過一個為他的狗蒙蒂（Monty）扔棍子，再讓他撿回的故事，一直讓我很有感觸。

如果我彎腰撿起一根棍子，他^[2]就會立刻跑到我面前。現在，一件偉大的事情發生了。他有了一項使命……他從來沒有想過去評價這項使命。他只是投身去執行這項使命。無論有多遠，無論什麼障礙，他都會跑過去或者遊過去，去拿到那根棍子。

拿到那根棍子之後，他將它帶回來：因為他的使命不只是拿到它，還要將它帶回來。不過，隨著他靠近我，他的動作越來越慢。他想把棍子交給我，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又討厭完成他的使命，再次處於等待的位置……

他是幸運的，有我給他扔這根棍子。而我在等上帝扔給我棍子，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誰知道，他什麼時候將再注意到我呢——如果他注意過我的話——並允許我，就像我允許蒙蒂一樣，完成自己的使命？

相信上帝為我們設定人生目的，這很令人安心。芸芸眾生髮現他們必須去為自己扔棍棒，這讓人感到挫敗不已。如果知道在某個地方存在著一種真實可見的人生目的，而不僅僅是感到人生要有目的，這是多麼令人安心啊！此時，奧維德^[3]的話語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有神靈還是有用的，所以，讓我們相信有神靈吧。”

雖然我經常把《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視作一門莫須有的課程的教科書，但我從未想過要創造一個新的治療領域。我只是想提高所有治療師對於患者生活中存在議題的意識。近年來，陸續出現了存在主義治療師的專業組織；2015年，在倫敦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存在主義治療師大會上，我通過視頻會議發表了講話。雖然我很高興在治療中越來越強調存在議題，但我很難想象建立一個獨立的治療學派。國際會議的組織者想對這一學派下一個全面的定義，但他們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畢竟，總有一些患者，他們的治療主要包括人際關係、自我評價、性方面或成癮問題；對這些患者來說，存在的問題可能並不切身相關。這對我們的培訓有一定影響。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學生問我，他們在哪裡可以被訓練成一個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我總是建議他們，先接受普通治療師的培訓，學習一系列的治療方法，然後在研究生課程或者督導中，再讓自己熟悉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專業知識。

[1] 艾倫·威利斯（Allen Wheelis，1915—2007），美國精神分析師，作家。代表作有《人們如何改變》（How People Change）、《傾聽者：精神分析師檢視他的生活》（The Listener：A Psychoanalyst Examines His Life）、《身份的尋求》（The Quest for Identity）等。——譯者注

[2] 原文用的是he，故在此用“他”。——譯者注

[3] 奧維德（Ovid，前43—18），古羅馬詩人，與賀拉斯、卡圖盧斯和維吉爾齊名。代表作有《變形記》《愛的藝術》和《愛情三論》。——譯者注

第26章住院患者團體和巴黎

1979年，我應邀臨時擔任斯坦福大學精神科住院部的醫務主任。當時，全國的精神病住院治療都處於一片混亂：保險公司削減了精神病住院治療的覆蓋率，要求患者儘快轉移到更便宜的病房和護理機構。由於大多數患者只在醫院停留一週或更短的時間，治療團體中的成員很少跟上一次會談相同，因此會談變得混亂與無效。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這種混亂，員工的士氣也空前低落。

我原本沒打算開展另一個團體治療計劃，但我心有不安，想去尋找新的挑戰。我的書桌清理乾淨了，存在主義治療的書也寫完了，我準備好了開始一個新計劃。鑑於我對團體治療有效性的深刻信念，以及創造一條新路徑帶領住院患者團體的誘人挑戰，我同意擔任這一職位兩年。我招募了一名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精神科病醫生，請他負責治療病房裡的藥物（精神藥理學既非我的強項，也非我的興趣所在），自己則全神貫注為流動中的住院病房設計一套全新的團體治療方案。我開始觀摩全國主要的精神病醫院住院病房的團體會談。我發現到處都是困惑：甚至最著名的學術醫院也沒有有效的住院患者團體方案。由於成員的快速流動，團體帶領者不得不在每次會談開始時都引入一兩個新成員，並邀請他們敘述自己為什麼住院。幾乎無一例外，這些敘述（隨後是治療師誘導其他成員做出迴應）填滿了整個會談。顯然沒有人從這些團體中得到多少益處，而且人員流失也頗為嚴重。我們亟需一種完全不同的策略。

斯坦福大學的急症部門有20個患者，我把他們分成一個高功能組，一個低功能組，每個組有6～8個成員（剩下的，大部分是剛入院的急症患者，還沒搞清楚狀況，在一兩天時間內無法參加任何團體）。經過幾次實驗之後，我發展出了一種切實可行的模式。因為成員的快速流動，我完全放棄了一次會談到下次會談要有連續性的想法，轉而開發了一種新模式：每個團體的壽命都將只有一次會談，帶領者的任務就是使這次會談儘可能高效。我為高功能患者設計了一個包含四個階段的模式：

1.每個患者將依次制定一個針對某些人際關係問題的議程，在會談中討論。（這項任務至少花費1/3的會談時間。）

2.團體會談的其餘時間都基於每個患者的議程來進行。

3.然後，團體會談結束後，觀察員（醫學、心理學或諮詢專業學生、住院醫生和護士，他們通過單向鏡觀察會談）進入房間，討論他們觀察到的會談內容，而患者則在外圍觀察。

4.最後，在結束前的10分鐘裡，團體成員對觀察員所做的討論做出迴應。

第一階段，制定議程，是患者和治療師最困難的任務。正如我所界定的，這個議程並不是關於患者為什麼進入醫院——例如，不是他們聽到可怕的聲音，或者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或者他們生活中的一些創傷事件。相反，會談的議程是關於他們人際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例如，“我很孤獨，我需要朋友，但沒人願意跟我在一起”。或者“每當我敞開心扉，卻引來眾人嘲笑”。或者“我覺得人們都很討厭我，我想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下一步治療師要做的就是，把它轉變為此時此地（here-and-now）的議程。當一位成員說：“我很孤獨……”治療師可以說：“你能談談你在這裡，在這個團體中感受到的孤獨嗎？”或者，“在這個團體中，你想和誰待在一起？”或者，“讓我們探索一下，在會談過程中，在今天這個團體中你覺得孤獨，你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治療師必須非常主動，但當它運作良好時，團體成員就可以相互幫助，改善他們的人際互動；而且效果明顯比只關注患者為何住院要好。

我努力給那些觀察員——護士、精神科住院醫生和醫學專業學生，在團體中安排一個積極的角色，這使得觀察員對團體治療會談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項調查中，患者評估會談的最後20分鐘（與觀察員進行的討論）是治療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事實上，有些患者在團體會談開始前，就習慣性地往觀察室偷看；如果那天沒有觀察員，他們就不太願意參加了。這些成員的反應類似於我的門診患者團體。如果成員們能夠看到觀察員，並從他們那裡得到反饋，那麼治療工作就會非常順利。

在低功能患者的日常團體中，我制定了一個模式，包括了一系列安全的、結構化的練習，訓練患者的自我表露、同理心、社交技能以及認清自己想要的改變。

最後，為瞭解決員工士氣低落的問題，我建立了一個每週一次的內部團體，即一個由員工（包括醫務主任和護士長）組成的團體，專門討論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團體很難帶領，但在改善員工緊張關係方面，最終將是無價的。

帶領了兩年的住院患者團體之後，我決定休假（斯坦福大學的教職員每6年就享受6個月的全職休假，或者是12個月的半薪休假），寫一本關於住院患者團體治療方法的書。我最初的打算是再去一次倫敦，那裡的寫作氛圍非常清爽，但瑪麗蓮堅持要去巴黎。所以，在1981年夏天，我們動身去法國，帶著我們12歲的兒子本。那時，我們的女兒伊芙在上醫學院，裡德完成了斯坦福大學的學業，維克多在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讀書。

***

旅行開始時，我們先拜訪了好友斯蒂娜（Stina）和賀蘭特·凱查杜裡安，他們夫妻倆住在芬蘭海岸附近的一座島上。賀蘭特在斯坦福大學精神科教過幾年書，他的執行能力非常出色，所以被任命為大學監察專員和教務主任。他是一位有天賦的講師，他開設的關於人類性行為的課程成為傳奇，是斯坦福大學史上最受關注的課程。他的妻子斯蒂娜，是一位記者、翻譯家和作家，她和瑪麗蓮志趣相投；他們的女兒尼娜（Nina），則和我們的兒子本成為終生好友。

島上種滿了松樹和藍莓，如同童話般的隱居地，四周是令人敬畏的海洋。在我們拜訪期間，賀蘭特說服了我，讓我從桑拿浴中一躍而入冰冷的北海，我居然照做了——但僅此一次。我們從芬蘭乘夜班渡輪到哥本哈根。我通常會暈船，甚至看到船的照片也會暈，但在一小劑大麻的幫助下，我平靜地漂浮到哥本哈根。在那裡，我給丹麥的治療師做了一天的工作坊。我們也遊覽了一些地方，參觀了克爾凱郭爾和安徒生的墳墓，他們都埋葬在阿瑟斯通墓園，相去不遠。

我們一到巴黎，就住進了一座公寓的第五層，沒有電梯，位於聖安德烈藝術街，離位於第五區的塞納河三個街區。在瑪麗蓮的幫助下，我找到了一間離穆浮塔街兩個街區的辦公室，那是法國政府為外國學者所預留的。

這是一次美妙的旅居。每天早晨，本爬上爬下五層樓，給我們買牛角麵包和《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然後再乘巴黎地鐵去國際雙語學校。瑪麗蓮正在寫一本新書——《母性、死亡和瘋狂的文學》（Maternity，Mortality，and the Literature of Madness），它是一部心理學視角的文學批評著作。我認識了她的許多法國朋友，我們應邀參加了許多晚宴，但是交流有些困難：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說英語，儘管我在跟法語老師努力學習，但沒取得什麼進展。在社交聚會上，我總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

我在高中和大學裡學過德語，也許是因為德語和我父母說的意第緒語相似，我學得很好。但是法語的輕快和節奏讓我感到困惑。也許這與我無法記住旋律或再現旋律有關。這個糟糕的語言基因一定來自我的母親，她在英語方面就有相當大的問題。但是法國的食物令人難忘！我特別期待早上的牛角麵包和下午5點的小吃。我們的街道是一條熱鬧的步行街，室外攤位上兜售著絕味的甜草莓，還有美食鋪在賣切片雞肝醬和瓦罐兔肉。在麵包和糕點房，我和瑪麗蓮都熱愛野草莓蛋撻，而本獨愛巧克力麵包。

雖然我不太懂法語，不能和瑪麗蓮一起去劇院，但我陪她聽了幾場音樂會——一次是在聖禮拜堂聆聽令人難忘的男高音，另一次是在夏特雷聆聽激動人心的奧芬巴赫^[1]。我最喜歡的地方還是博物館。我怎能不去欣賞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蓮》，尤其是本、瑪麗蓮和我還乘火車去了莫奈在吉維尼的鄉村別墅，看到了那座著名的日式橋，橫跨在漂浮的睡蓮之上。我漫步在盧浮宮，尤其流連於陳列古埃及和波斯藝術品的房間，還有雄偉的蘇薩^[2]獅子琉璃壁畫。

在這個美妙的巴黎旅居期間，我花了6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住院患者的團體心理治療》（Inpatient Group Psychotherapy），比我寫任何一本書都要快得多。它也是唯一一本由我口述的書。斯坦福大學非常慷慨，讓我的秘書貝亞·米切爾（Bea Mitchell）和我們一起去巴黎，每天上午我口述2～3頁的草稿，由她記錄。在下午，我進行編輯、校對，並準備第二天的寫作內容。貝亞·米切爾和我相處甚歡，每天我們倆散步兩個街區到穆浮塔街，然後找一家希臘餐館吃午餐。

1983年，《住院患者的團體心理治療》由基本圖書公司出版，隨後影響了許多住院病房的團體治療實踐。此外，許多實證研究也支持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但我再也沒有迴歸住院病房；相反，我回到了老路上，再次拓展我對存在主義思想的認識。

我決定學習更多的東方思想，以此繼續自己的哲學教育，這是一個我非常無知的領域，也是被《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完全忽視的領域。在去巴黎前的最後幾個月，我開始這一領域的閱讀，並與斯坦福大學的一些學者交流，其中包括我的一位住院醫生詹姆斯·坦澤爾（James Tenzel），他曾經跟隨著名的佛教老師葛印卡（S.N.Goenka），在印度伊格德布里的法崗內觀中心（Dhamma Giri）參加過靜修。我諮詢過的所有專家都告訴我，僅靠閱讀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從事個人的冥想練習。因此，在12月，巴黎之行快要結束之時，我告別了巴黎，告別了瑪麗蓮和本——他們還在那裡待一個月，獨自去了印度拜訪葛印卡。

[1] 奧芬巴赫（Offenbach，1819—1880），德籍法國作曲家，法國輕歌劇的奠基人和傑出的代表。——譯者注

[2] 蘇薩，古波斯帝國的都城，今屬伊朗胡齊斯坦省。——譯者注

第27章印度之行

這趟旅程中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時至今日，35年過去了，許多細節仍然歷歷在目。事實上，隨著我近來對冥想興趣漸濃，也抱著更多的尊重，這段旅程中的事件反而顯得越來越鮮活。

我在孟買下飛機，正趕上一年一度的象神節，只見洶湧的人群簇擁著巨大的象頭神——甘尼許（Ganesh），大家歡天喜地。我很久沒有一個人旅行了，對這個新世界和新的冒險感到非常興奮。第二天，我乘火車從孟買到伊格德布里，大約兩個小時的旅程，碰巧與三位可愛的印度姐妹同坐，她們全都穿著鮮豔的藏紅色和洋紅色長袍。

三位姐妹中最漂亮的那個坐在我身邊，醉人的肉桂和豆蔻的香氣撲鼻而來。另外兩個坐在我對面。我不時偷偷地瞥一眼我的同伴——她們的美麗讓人窒息，但大多數時候，我看著窗外令人吃驚的景色。火車沿河而行，河岸上擠滿了人，他們趟著河水，口中唸唸有詞，把小的甘尼許塑像浸在水中，還有許多人還拿著黃色的紙漿球。我指著窗外，向我身邊的姑娘問道：“對不起，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們在唱什麼？”

她轉過臉來，盯著我的眼睛，用優雅的印式英語回答道：“他們說，‘親愛的甘尼帕提（Canapati），明年再見’。”

“甘尼帕提？”我問道。

另外兩位姑娘吃吃地笑。

我的同伴回答說：“我知道，我們的語言和風俗容易讓人困惑。但也許你知道這位神更常見的名字，甘尼許。”

“謝謝。我還想問一下，他們為什麼把他浸在河水裡呢？”

“這個儀式告訴了我們宇宙的法則：有形到無形的輪迴是永恆不變的。甘尼許的雕像是泥塑的，在水裡，它們會溶解至無形。雖然肉體消亡了，但住在裡面的神仍然存在。”

“這真有趣，謝謝你。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拿著那些黃色的紙漿球？”

這一問，三位姑娘再次吃吃笑起來。“那些紙球代表了月亮。有一個關於甘尼許的古老傳說，說他吃了太多的拉杜（ladoos）……”

“拉杜？”

“拉杜是我們的一種糕點，一種有豆蔻糖漿的油炸面丸。甘尼許非常愛吃它們，有一天晚上，他吃得太多了，摔了一跤，肚子也脹破了。月亮看到了整個事件，覺得這太搞笑了，笑得停不下來。甘尼許被激怒了，他把月亮從宇宙中驅趕了出去。但是很快，每個人，甚至是眾神，都非常想念月亮，因此他們聚集起來，請求甘尼許的父親溼婆神（Lord Shiva），勸服甘尼許發發慈悲。甚至月亮也加入其中，向甘尼許道歉，他總算讓步了，並減輕了對月亮的懲罰：一個月裡，只有一天可以看見月亮全形，其餘時間則只能看見部分。”

“謝謝你，”我說，“多麼引人入勝的故事，而那個象頭神多麼好玩啊！”

我的同伴想了一會兒，補充道：“千萬不要讓我說的話使你看輕了宗教的嚴肅性。你仔細看看甘尼許的特徵，非常有意思——每個特徵都有其意義。”她解開長袍下脖子上帶著的甘尼許胸針，把它舉起來讓我看。“仔細看看甘尼許，”她說，“他的每一個特徵都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大腦袋告訴我們思想要大，大耳朵是要好好去聽，小眼睛是要聚精會神。哦，還有一件事，小嘴巴告訴我們要少說話，這突然讓我想起來，我是不是說得太多啦。”

“哦，不，遠非如此。”她是如此美麗，以至於有時我很難專注於她說的話，當然，我沒有告訴她這一點。“請繼續，告訴我，他為什麼只有一根象牙？”

“提醒我們要抓住好的，扔掉壞的。”

“他手裡拿著什麼？看起來像一把斧頭。”

“是的，它意味著我們應該斬斷牽掛。”

“這聽起來很像佛教。”我說。

“請不要忘記，佛陀誕生於溼婆的大洋。”

“最後一個問題了。他腳下的老鼠代表什麼？我看到每尊甘尼許的塑像都有。”

“哦，這是最有趣的一個特徵。”她說。她的眼神使我入迷，覺得自己好像要融化在她的凝視中。“老鼠代表著‘慾望’，甘尼許在教導我們必須控制慾望。”

突然，我們聽到連續的剎車聲，火車速度漸緩。我的同伴——我還不知道她的芳名，說道：“啊，我們快到伊格德布里了，我必須收拾東西下車了。我和我的姐妹要去那裡參加內觀靜修。”

“啊，我也是來參加這個靜修的。我非常喜歡我們的談話。也許我們可以在那裡繼續聊天——茶歇或是午餐的時候？”

她點點頭，說：“唉，到那裡不能再說話了……”

“我糊塗了，你說不，但你又在點頭同意。”

“是的，是的，對美國人來說，我們點頭的習慣一直是個問題。當我們點頭時，我們的意思是‘不’；當我們搖頭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是的’。我知道，這與你們的習慣正相反。”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行。但為什麼呢？為什麼不能再說話了？”

“在靜修時是不能說話的。禁語是內觀靜修時的一種規矩、戒律——在接下來的11天裡完全不可言語。而且，那個也是被禁止的，”她指著我腿上的書說，“靜修是不可以分心的。”

“好吧，再見，”我說，並滿懷希望地說，“也許我們可以在靜修結束後，再在火車上聊一聊。”

“不，我的朋友，我們不能這樣想。葛印卡教導我們，我們必須只生活在當下。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憧憬，只會使人不安。”

我常常想起她臨別時的話：“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憧憬，只會使人不安。”這句話字字珠璣，飽含真理，但實現它的代價是巨大的。我認為自己無法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也不願意那樣做。

***

在伊格德布里，我坐上出租車沒一會兒，就到了靜修中心，我登記好了，他們希望我捐點善款。我問參加者平均要支付多少費用，他們說大多數參加者都很窮，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考慮到有11天的靜修，還包括食宿，我就捐了200美元。然而，登記人員似乎對我的慷慨感到震驚，我瞥了他們一眼，他們都在搖頭表示讚賞。我環顧四周並注意到，在大約200名參加靜修的人當中，我是唯一的西方人！

一位工作人員把我所有的書都放在前廳的一個儲物櫃裡，然後把我帶到睡覺的地方。也許因為我捐了一大筆錢，所以被安排在一個只有四個同伴的房間裡。我們彼此默默地打了招呼。其中一個是盲人，有三四次他弄錯了地方，試圖躺在我的墊子上，我又引導他回到他的位置。整整10天，不許講話。只有葛印卡，偶爾他的助手，可以說話。

當我看到日程表時，才意識到自己簽署的協議有多嚴格。早上5點開始，吃一頓清淡的早餐，然後是冥想、誦經和聽課，一整天就過去了。唯一真正的一餐是素食午餐，但很快我就失去了食慾，幾乎不關心食物——這在靜修中是常有的事。

早餐後，我們在大廳裡集合，那裡有一個略高於地面的講臺，是為葛印卡準備的。大廳地上鋪著席子，當然，沒有傢俱。200名參加者全都是蓮花坐的姿勢，安靜地等待著葛印卡出現。鴉雀無聲的幾分鐘之後，四名隨從人員陪同葛印卡走上了講臺。他古銅色的皮膚，身著白色長袍，英俊、威嚴。教學之前，他誦唱了一段古佛經，用的是巴利語，這是一種失傳的印歐語系語言，上部座佛教做法事時用的語言。靜修期間，每天早上，他都要誦唱一段，一個富有魅力的男中音，簡直把我給迷住了。無論其他情況如何，每天早晨聆聽葛印卡誦經的愉悅，就足以抵消這趟旅程的艱辛了。在靜修結束時，我提醒自己買了一些他的光盤；多年來，每晚當我泡在熱水浴缸裡時，就會聽上一段。

我想搞明白為何誦經對我有這麼大的影響，第一個想到的是我父親的聲音，他跟隨留聲機唱片上的意第緒語歌手哼唱。然後，我又想到，葛印卡的誦經讓我依稀聽到在猶太教堂裡領唱者的吟唱。在我十幾歲時，我想做的就是儘快逃離猶太教堂，但現在回想，我記起的是聽到領唱者動聽嗓音的些許喜悅。我只能猜測，在我的內心深處埋藏著某種對魔法的渴望，渴望通過儀式和權威緩解孤獨的痛苦。我想幾乎人人都有這種渴望。我曾見過袒露心聲的皇帝，聽過許多身居高位的人的秘密，我知道沒有人能免於絕望，不去渴望神的懷抱。

***

前面兩日，葛印卡給我們講課，教我們如何專注於呼吸，如何體驗吸入空氣的涼爽，感受經由肺部呼出空氣的溫暖。然而，第一天才過去幾個小時，我就遇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蓮花坐。我不習慣坐在地板上，沒有一刻舒服過，我的膝蓋和背部開始疼痛。午餐休息時，我向葛印卡的一位助手報告了我的問題（儘管我們禁止彼此交談，但如果真的事出緊急，我們可以向助手報告）。他奇怪地看著我，大聲問我是不是在前世做了什麼，所以才有這樣不聽話的後背。不過，他還是給了我一把簡單的木椅，在接下來的靜修中，我都坐在椅子上，坐在200名信徒當中，而他們的蓮花坐都毫無問題，安然寧靜。順便說一下，這位助手關於前世的說法，是我在整個靜修期間聽到的唯一超自然的東西。紀律彷彿是無形的存在，直到一天晚上，有人放了一個響屁。先是幾個人大聲笑了出來，接著又有8～10個人笑了起來，持續了好幾分鐘。葛印卡中斷了這一天的教學，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到聽課的人少了幾個：那幾個笑出聲的人沒有出席，毫無疑問，他們被開除了。

第三天，葛印卡開始了正式的內觀教學，他指導我們專注於頭皮，直到有了某種感覺，也許是發癢，也許是刺痛，然後把注意力轉移到臉部，等待著那裡的某種感覺出現，然後再進入身體的下一個部位，脖子、肩膀，直到抵達我們的腳趾，全程關注自己的呼吸，同時留心變化無常。後來所有的指導，全都是專注於學習這種內觀技巧，葛印卡反覆提醒我們，佛陀就是用這種方法冥想的。

除了指導和誦經，葛印卡還做了幾次激發動機的演講，但幾乎所有的演講都讓我感到失望。他向我們保證，我們現在很富有，因為我們有了一種技術，可以讓我們更有意義地利用時間。例如，在巴士站等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內觀冥想，淨化我們的思想，就像園丁清掃花園中的雜草一樣。因此，他強調說，我們就比那些在巴士站只是乾等車的人更有優勢。這最後一種想法，即內觀可以讓一個人比其他人更有優勢，似乎不值得一提，而且與葛印卡的靈性訴求存在矛盾。

經過葛印卡連續不斷的教導，幾天之後，我感覺醍醐灌頂，這徹底改變了我的內觀練習的性質。我開始“清掃”，開始覺得好像蜂蜜澆在我的頭上，它正在慢慢滲透下來包裹住我的全身。那種感覺美妙極了，好像我的身體在嗡嗡作響或振動，突然間，我靈光一現：現在我完全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的追隨者會追求這種狀態，維持幾個星期，甚至幾年。沒有憂慮，沒有焦慮，沒有自我意識，也沒有分離感，只有妙音盈耳，一股暖流從天而降，沐浴全身。

嗚呼，這種別有洞天的美妙感覺只持續了一天半，然後我就再也無法重新進入了。總的來說，我恐怕會給自己的內觀冥想打不及格。它好像對我沒什麼幫助，我的睡眠完全被打亂了——在靜修期間，我很少睡超過四五個小時。這部分是由於太多的冥想造成的；部分則是因為我的盲人同伴，他老是弄錯地方，試圖爬上我的床鋪；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夜間警衛繞著靜修中心，整夜大聲吹哨，防範竊賊。我在此度日如年，感覺越來越乏味。除了洗衣服之外，我發現幾乎無事可做。不管是否需要，我總是經常洗衣服，甚至不時檢查一下，看看它們幹了沒有。

時不時，我遠遠望著火車上遇見的美麗同伴，當然，我們不能交談，儘管我常常確信，她也正在凝視著我的眼睛。雖然她警告說對未來的憧憬會擾亂內心的平靜，但我經常想象在靜修之後，我們在火車上再次相遇，這次沒有她的姐妹。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驅散那甜美的幻想——沒錯，這些幻想阻礙了通往平靜的道路。

而最糟糕的是，沒有書籍！我幾乎每天都要讀一兩章小說，但在辦理登記的時候，我就不得不與所有的閱讀材料作別。我感覺自己快要瘋了，就像一個戒毒中的癮君子。我在揹包裡發現了一張皺巴巴的白紙，如獲至寶，用一截鉛筆頭，編寫了一個故事，消遣自己。我回想起火車上那位同伴的話：“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憧憬，只會使人不安。”現在，我手裡拿著鉛筆，思考著這個想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我想象，假如莎士比亞將此話奉為金科玉律，於是決定不去寫《李爾王》（King Lear）。不僅是“李爾王”，恐怕他所有偉大的文學人物都將胎死腹中。是的，讚頌寧靜固然沒錯，它也十分美好，但是代價，我們要想想代價！

靜修結束後，我乘火車回到孟買，再也沒有見到那三個印度姐妹。離開印度之前，我想去遊覽瓦拉納西——印度的精神之都，但要途徑加爾各答，後者讓我見識了人類苦難的深淵，以前聞所未聞。出租車載我從機場到城裡，經過無數的貧民窟，家家都有一個炭爐，冒著黑煙，刺痛喉嚨，升騰空中，天色昏暗，彼時下午2點。每次我從賓館出來，憔悴的乞丐、盲人、麻風患者和瘦弱的孩子就迎面而來。麻風患者追著我跑，威脅要把褥瘡蹭我身上，除非我對他們施捨。每次出門，我總是在口袋裡塞滿硬幣，但他們的貧窮和匱乏是無止境的。我盡了最大努力使用剛剛學到的內觀技術，但是沒辦法達到寧靜。我新學到手的冥想練習，似乎無力抵抗真正的焦慮。

在加爾各答待了三天之後，我搭上了火車，深夜抵達了聖城瓦拉納西，在空蕩蕩的火車站裡，我是唯一的遊客。一個小時後，一個腳踏車的車伕來到車站，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他同意帶我去瓦拉納西，並幫我找到住處。但這座城市滿是佛教朝聖者，以至於空床位稀缺。最後，經過兩個小時的尋覓，我在一個藏傳佛教寺院裡找到了一個小房間，它足夠我睡，但是太吵了。那天晚上我幾乎沒睡，因為整晚耳邊都是響亮而歡快的密宗（tanric）唱誦。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去往不同的寺院，參加佛教研討會、瑜伽課程和冥想練習。雖然我是一個失敗的冥想者，但我發現自己對佛經研討會和講座有極大的興趣——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佛教傳統裡蘊藏著偉大的智慧。但我也沒有考慮參加進一步的冥想訓練。那時候，我似乎秉持唯我論（solipsistic）——我在別的地方有一種完整的生活：我深愛的妻子和家人，我的工作，以及我幫助別人的方法。

我在恆河上乘船遊覽，但見沿岸每日進行的火化，樹上和屋頂上的猴群。一名騎摩托車的大學生做我的導遊，帶我去探索周邊地區。接下來，我去了鹿野苑（Sarnath），這裡有許多佛教聖地——比如，佛陀最初向弟子傳授佛法的鹿園，以及從原樹折斷處重生的菩提樹，佛陀就是在此樹下開悟的。

我行程安排從加爾各答到泰國，在泰國停留幾日，然後從那裡搭飛機回美國。可我去車站買回加爾各答的票時，售票員卻告訴我，沒有座位了，要等幾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為車站明顯冷冷清清。回到酒店後，我向經理求助，他微笑著告訴我，這個謎題的答案很簡單，我還沒有學會印度的這一套。他陪我回到火車站，向我要一張5美元的鈔票，然後把鈔票塞給售票員，售票員彬彬有禮，立即出示了一張票。更過分的是，當我登上火車時，我發現自己是整個二等車唯一的乘客。

我從加爾各答飛到泰國，在那裡，我參觀了水上市場和佛教廟宇，並經由一位朋友安排，與一位佛教學者喝著茶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對話。晚上，我的表親傑伊的一個朋友，帶我去鎮上體驗了一次風俗之旅。在我們去吃的那家海鮮大飯店，服務員沒有提供菜單，而是帶我們去環繞著餐廳的魚塘，讓我們在那裡挑選魚。他用一個長柄的漁網撈起魚，又帶我們前往一個大的新鮮蔬菜攤子，我在那裡挑選了配菜。我盡力用我的泰語告訴服務員“Phrik rxn”（“不要辣椒”），但一定是把這幾個詞說得支離破碎，因為我的話引得他們鬨堂大笑，以至於其他服務員也跑過來看熱鬧。晚飯後，導遊帶我去了一家泰式全身按摩院，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這樣的地方。

我從曼谷乘巴士到清邁，在那裡我看到了為砍伐森林而工作的大象。我還遇到了一位同行者——一位奧地利遊客，我們合僱了一位導遊，帶我們坐獨木舟沿湄公河而上。岸邊有一個當地的村莊，我們停了下來，加入了村裡男性的隊伍，他們正坐成一圈享受每天的鴉片煙，而女性，當然了，操勞著村莊裡所有的工作。我僅此一次的鴉片經驗並不激動人心：只是維持了幾個小時輕鬆柔和的心境。我們繼續前往清萊，沿途經過許多錯落有致的廟宇，宛若仙境，彷彿它們隨時都可以升空而去。在清萊，我和其他遊客一起踏上了一座連接泰國和緬甸的橋，不料在中途，我們遇到了嚴厲的緬甸軍警。但這些軍警卻允許我們在邊界線上待幾分鐘，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宣稱去過緬甸的。接下來，我飛往普吉島，停留數日，在海灘上散步，帶器械潛水，隨後打道回府，回我的加州。

雖然我很喜歡這趟旅行，但最終為此付出了代價。到家後不久，我患上了一種奇怪的疾病，疲乏、頭痛、頭暈、食慾不振，折磨了我好幾個星期。斯坦福大學醫院所有專家一致認為，我感染上了某種熱帶疾病，但沒人知道到底是什麼病。幾個月後，我完全康復了，為表示慶祝，我們去了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短暫旅行，在那裡租一間小屋住上兩星期。剛到那裡沒幾天，一日我在沙發上打盹，然後被蟲子咬醒了。第二天，我感覺比從印度回到家時還糟糕。我們趕緊飛回家，斯坦福大學醫學系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我當作登革熱和其他熱帶疾病來治療。雖然他們用盡了現代醫學的診斷測試，但從來沒有解開我的疾病之謎。

我又病了大約16個月，每天去斯坦福大學都很勉強，需要大量的休息。瑪麗蓮的一位好友後來告訴她，許多人都認為我中風了。最終，我決定重建自己的身體：我去了一家健身房，強迫自己每天都鍛鍊。不管我感覺有多糟糕，我完全無視身體上的任何藉口，堅持在健身房的鍛鍊，最終我恢復了健康。回顧那段時間，我想起12歲的兒子本，經常到我的臥室，和我一起靜靜地坐著。在那兩年裡，我錯過了和他打網球，從來沒有教他下棋，也沒有和他一起騎自行車。儘管他記得我們玩過西洋棋，讀過斯蒂芬·唐納森（Stephen Donaldson）的《託馬斯·卡維儂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omas Covenant）。

從那以後，我對那些罹患神秘的、無法診斷的疾病的患者，比如慢性疲勞綜合徵或纖維組織肌痛，便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和同情。這是我生命中的黑暗篇章，幾乎所有那些日子的回憶都逐漸淡去——但我知道那是對我耐力的終極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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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年來我沒有再做冥想，但我對這一實踐有了更高的認識，部分原因是我又認識了許多人，冥想讓他們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併為他們提供了一條通往慈悲的道路。在過去的三年裡，我讀了更多關於冥想的文章，與進行冥想練習的同事交談，並嘗試了不同的方法。通常，在晚上我感到煩躁不安時，就在互聯網上數不清的睡眠冥想中找一種聽聽，常常在冥想結束之前就安然入睡了。

印度是我第一次深入瞭解亞洲文化，但不是最後一次。

第28章日本、中國、巴釐島和《愛情劊子手》

1987年秋，我在東京的賓館辦理入住時，與我的日本東道主碰了面。他是一位說英語的心理學家，從紐約飛過來，擔任我的翻譯。這位朋友住在隔壁房間，在這一週的行程中，將隨時待命。

“你能告訴我具體的日程安排嗎？”我問。

“你這個星期的日程安排，長谷川醫院的計劃負責人並沒有特別交代。”

“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倒是問過，但他們沒有回答：似乎是故意保密的。”

他只是看著我，聳了聳肩。

第二天早上，當我和他到達長谷川醫院時，我們受到熱烈歡迎，一大批精神科醫生和行政人員在門口等候，併為我獻上了一大束鮮花。他們告訴我，第一天上午是一個特殊的場合：醫院全體工作人員都會出席，聽取我對住院患者團體會談的意見。然後，他們把我帶進了一個大約坐了400人的禮堂。這種場合我見得多了，對團體會談的意見隨手拈來，所以我很放鬆，坐在那裡，準備做一個口頭描述，或者放一段團體會談的錄像。然而，讓我措手不及的是，他們精心準備了一場戲劇來重現團體會談的場景。上一個月，他們在醫院病房裡錄製了一場團體會談，然後加以改編，將其角色分配給不同的員工，顯然花了大量時間來排練這齣戲。這是一場精彩的表演，但是，唉，它呈現了我見過的最可怕的團體會談。帶領者環繞著團體，依次向每個成員提出建議並安排各種練習。沒有一個團體成員跟另一個成員說話——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做團體治療的例子。如果它是在錄製一場真正的團體會談，那麼我將毫不遲疑地阻止它，然後提出可替代的方案。但是，我怎麼能阻止一場精心編排的製作呢，而這肯定需要無數個小時的排練吧？這樣做太沒禮貌了，所以我坐在那裡，看完了整場演出（我的翻譯在我耳邊低語）。然後，在討論的時候，我非常、非常溫和地提出建議，強調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技巧。

在東京的一個星期裡，我盡力成為一名有幫助的老師，但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有用的。在那個星期，我意識到，日本文化裡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反對著西方的心理治療，尤其是團體心理治療：主要在於日本人羞於暴露自己或分享家庭的秘密。我自願帶領一個治療師的體驗團體，但這個想法被拒絕了，說實話，我鬆了一口氣。在那個星期的所有演講中，聽眾都很有禮貌，專心聽講，但沒有人發表意見或問一個問題。

瑪麗蓮在這趟旅行中也有類似的經歷。她在一個日本女子協會的安排下，在擠滿人群的漂亮禮堂裡，做了一場關於20世紀美國女性文學的演講。這場活動經過精心策劃，在演講前還安排了一場優美的舞蹈表演，聽眾都很專注，很有禮貌。但是，要求提問或發表意見時，大家都沉默了。兩週後，她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發表了同樣的演講，最後卻遭到了中國學生的問題轟炸。

在東京，我受到了殷勤的招待——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超喜歡我們的便當盒午餐——七層精緻的食物，排列有致。此外，還有許多場為歡迎我而舉辦的奢華宴會。我的東道主更慷慨地邀請我，使用他在夏威夷的360度全景觀公寓，隨時歡迎。

在研討會之後，無論走到日本的哪裡，我們都受到東道主或陌生人的盛情款待。在東京的一個晚上，我們正前往歌舞伎劇院，但迷路了，我們把門票出示給一位正在清洗大樓臺階的婦人，並向她問路。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兒，陪我們走了四個街區，把我們送到劇院門口。另一次在京都，我們下了巴士，正在市裡漫步，這時聽到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位老婦人正吃力地喘著氣，帶著我們丟在車上的雨傘追趕過來。沒過一會兒，在一個佛教寺廟裡，我們遇到一位陌生的大學教授，相談甚歡，他立即邀請我們到他家吃晚飯。但是，他們的文化並不歡迎我的治療方法，我的著作也很少被翻譯成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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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全年休假的第一站。我剛剛完成了一項艱苦的任務——再次修訂了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像我這樣初寫教科書的人往往不知道，如果教科書受人歡迎，那麼作者就等於簽了終身契約。教科書必須每隔幾年就修訂一次，特別是如果這一領域出現了新的研究和變化——實際上，團體治療正是這種情況。如果沒有修訂，教師上課就會去尋找更新的教材。

1987年秋，我們還遭遇了空巢期：最小的孩子本，離開家去上斯坦福大學了。在把團體治療教科書的修訂稿交給出版社之後，我和瑪麗蓮為了慶祝自由，決定全年休假，出國旅遊，在巴釐島和巴黎停下來靜心寫作。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考慮寫一本風格不同的書。我這一生都喜歡講故事，而且我經常把一些治療故事，有時只有幾行，有時連續幾頁，偷偷地寫進我的專業著作中。多年來，團體治療教科書的許多讀者告訴我，他們願意忍受許多頁枯燥的理論，因為他們知道會有一個故事等在轉角處。所以，在我56歲的時候，我決定做出一個重大的人生轉變。我將繼續通過寫作教導年輕的心理治療師，但我會把故事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將把故事放在第一位，讓它成為我教學的主要工具。我覺得，是時候釋放我內心那個說故事的人了。

在去日本之前，我有必要熟悉一下我的新鮮玩意兒：一臺筆記本電腦。於是，我們在俄勒岡州的阿什蘭租了一間小屋，住了三個星期。我們曾多次造訪這座小鎮，因為那裡有非凡的戲劇節。我們晚上看戲，但在白天，我在筆記本電腦上苦練打字。當我對擺弄電腦有點信心時，我們便飛往旅程的第一站：在東京的研討會。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單指打字的打字員。我以前所有的書稿和文章都是手寫的（或者是口述，只有一次）。但為了使用這臺新電腦，我必須學會打字，而且我通過一種獨特的方法做到了。在去往日本的長途飛行中，我一直玩一種早期的電子遊戲：我的太空飛船受到外星船艦的攻擊，它們發射字母形狀的炮彈，而我只能在鍵盤上按相應的字母鍵擊退它們。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教學手段，當飛機降落在日本時，打字已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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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之行結束後，我們飛往北京，在那裡，我們與四位美國朋友碰頭，還有一位導遊——在那時導遊是必需的；然後，我們開始了兩個星期的中國之旅。我們去了長城、故宮，泛舟遊桂林，沉醉於靈秀的山水之間。而在這一路上，我繼續構思著如何寫一本治療故事集。

有一天，在上海，我感覺有點不舒服，沒有和其他人一同出去遊玩，上午就在賓館裡休息。我的公文包裡塞滿了口述的會談記錄，我從25個文件夾中隨機抽取了一個，是我和索爾（Saul），一名60歲的生物化學研究者，75次會談的摘要，我通讀了一遍。

那天下午，我獨自漫步在上海的后街小巷，遇見了一座高大宏偉但已廢棄的天主教堂。穿過一扇虛掩的門，我在過道里徘徊，直到看見了一間懺悔室。確定了沒有外人之後，我做了一件心馳神往的事兒：我溜進去坐在了神父的座位上！我想起了一代又一代的神父，他們在這間小屋子裡聽著別人的懺悔，我想象著他們聽到的一切——數不清的悔恨、羞恥和愧疚。我好羨慕那些上帝的代言人，羨慕他們可以對受苦之人宣佈：“你被原諒了。”何等療愈的力量！我的能力完全相形見絀。

在那古老權威的寶座上坐了大約一個小時，沉思著，然後一件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一個白日夢裡面，《三封未開啟的信》的整個故事情節呼之欲出。我突然明白了這個故事的一切——它的人物、情節，以及其中的懸念。我急切地想要把它記錄下來，怕它消失不見了，但我沒有紙也沒有筆（這是前智能手機的時代）——沒法記錄我的想法。我尋遍教堂，在一個空書架上找到了一截鉛筆頭，但是連碎紙片也沒看見，所以我想到自己唯一可用的紙——護照上的空白頁，在上面草草寫下故事的要點。這就是我最終命名為《愛情劊子手》書中的第一個故事。

幾天之後，我們與朋友作別，離開中國，飛往巴釐島，在我們租來的異國情調的房子裡住了兩個月。在那裡，我開始認真寫作。瑪麗蓮也有一個寫作計劃，即她後來出版的《血誓姐妹：女性回憶中的法國大革命》（Blood Sisters：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men’s Memory）。四個孩子誠可貴，但自由價更高：這是自33年前法國蜜月旅行之後，我們第一次不帶孩子的長期旅居。

我們在巴釐島的房子看起來異乎尋常。從外面看，只見到高牆環繞著龐大的莊園，裡面則長滿了茂盛的熱帶植物。房屋沒有牆壁，只有垂簾分隔著房間。睡覺的地方在樓上，浴室在另外一棟建築裡。那裡的第一晚令人終生難忘：大約午夜時分，一大群飛行的昆蟲突然降臨在我們上方，數以百萬計，勢不可擋，我們不得不把床單拉到頭上。我盯著行李箱，打算一到天亮，就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但到太陽升起的時候，一切又恢復了平靜，一隻蟲子也看不到。服務員向我們發誓，這樣的白蟻成群交配每年只有這麼一晚。色彩斑斕的鳥兒，大膽地棲息在花園裡枝繁葉茂的樹上，鳴唱著奇怪的旋律。奇花異草的芬芳令我們迷醉，而且我們發現，廚房裡也擺著許多奇形怪狀的水果。6名員工住在莊園的小屋裡，他們平日的工作是清理、烹飪、園藝活、放音樂、為頻繁的宗教節日佈置鮮花和水果。從莊園的後門出去，沿著一條沙道步行3分鐘，就到了波瀾壯闊的庫塔海灘——當時還沒怎麼開發，原生狀態良好。而所有這一切，遠遠低於我們為帕洛阿爾託的房子收取的租金。

巴釐島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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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三封未開啟的信》，也就是我在護照上匆匆寫下關於索爾的故事之後，好幾個上午，我都在花園的長椅上翻閱案例筆記，為下一個故事做準備。在下午，瑪麗蓮和我則在海邊漫步好幾個小時，通常在不知不覺中，一個故事就會生根發芽，勢頭迅猛，迫使我把其他的筆記放在一邊，專心致志於眼前這個故事。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故事會把我帶到哪裡，或者它會變成什麼樣子。當我看著它生根發芽、轉眼變得枝繁葉茂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似乎成了旁觀者。

我經常聽作家說，是故事在寫自己，但直到那時我才明白這一點。兩個月後，我對瑪麗蓮數年前告訴我的一則舊聞——關於19世紀英國小說家威廉·薩克雷^[1]的故事，有了全新而深刻的理解。一天晚上，當薩克雷從書房裡出來時，妻子問他今天寫得怎樣。他回答說：“哦，糟糕的一天！潘登尼斯（書中的一個人物）讓自己出盡洋相，我簡直無法阻止他。”

很快，我就習慣了聽書中的人物彼此對話。我一直在偷聽——甚至在一天的寫作結束後，我和瑪麗蓮漫步在無盡的黃金沙灘上，我都沒有錯過。不久之後，我又有了另一種寫作經驗，它是我人生中的巔峰體驗之一。當故事深入到某個地方，我發現自己善變的心開始和另一個故事調情，在我的直接感知之外，它躍然紙上。我認為這是一個信號——一個神秘的信號，自己傳達給自己的——我在寫的故事即將結束，一個新的故事即將誕生。

現在，我越來越感到不安的是，我所有的文字只存在於這臺陌生的電腦上，它們沒有任何紙質備份，而像閃存盤、時光機（Time Machine）和網絡硬盤這類東西還未誕生。不幸的是，我的手提式柯達打印機不喜歡旅行，在巴釐島待了一個月後，它就報廢了。由於擔心我的作品永久埋葬在電腦裡，所以我去尋求幫助。人們告訴我，整個巴釐島只有一臺打印機，在首府登巴薩（Denpasar）的一所計算機學校裡。有一天，我把我的電腦帶到學校，一直等到下課，然後請求或賄賂（我忘記用了哪種方法，也許兩種都用了）老師幫我打印一份珍貴的最新完稿的紙樣。

在巴釐島上，我文思如泉湧。沒有郵件、電話或其他幹擾，我寫得既快又好，順利程度前所未有。在這兩個月裡，我完成了十則故事中的四個。在每個故事裡，我都花費了大量時間掩飾患者的身份。我改變了患者的形貌、職業、年齡、國籍、婚姻狀況，甚至是性別。我想要確保沒人能認出他們，當然，我會把寫好的故事發給當事人，請求得到他們的書面許可。

在不寫作的時候，瑪麗蓮和我便探秘這座島嶼。我們崇敬巴釐島人的優雅，欣賞他們的藝術、舞蹈、木偶戲、雕刻和繪畫，讚歎他們的宗教遊行。海灘散步和淺灘潛水，都猶如天上人間。有一天，司機帶著我們和兩輛自行車去了巴釐島的最高點，我們向下滑行了幾英里，穿越村莊，經過賣菠蘿蜜和榴蓮的攤位。令我驚訝的是，國際象棋在巴釐島很受歡迎，我發現到處都有人在下棋。我經常很早到附近的餐館，和服務員一起玩幾局。

我和瑪麗蓮達成協議，在歐洲度過後面一半的年休假。我熱愛熱帶島嶼，而瑪麗蓮熱愛法國，在婚姻中，我們早已學會彼此妥協。瑪麗蓮剛剛正式辭去她在斯坦福大學的行政職位（但她堅持做一名高級學者，至今仍是），她還有一些專業上的職責，所以在去歐洲的路上，她回到了加州的帕洛阿爾託。我則停留在夏威夷的歐胡島，在那位日本東道主的漂亮公寓裡靜心寫作，在那裡我又寫了兩個故事。最後，五個星期之後，瑪麗蓮按響了門鈴，告訴我，是時候重新啟程了。

下一站是意大利的貝拉吉奧。一年前，我們倆都申請到了貝拉吉奧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心的住宿。她繼續寫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女性回憶錄，而我繼續創作我的心理治療故事。

在貝拉吉奧的住宿一定是學術界最大的福利之一。洛克菲勒住宅區距離科莫湖僅幾步之遙，擁有美麗的花園，技藝高超的廚師——每天晚上都會做不同花樣的意大利手工面，還有一幢漂亮的中央別墅——可容納30位學者，併為每個人提供獨立的書房。這些學者在進餐時間和晚間研討會上碰面，介紹各自的工作。我和瑪麗蓮每天上午寫作，下午則經常乘渡船去往科莫湖畔一個迷人的小村莊。這些學者當中有一個叫斯坦利·埃爾金斯（Stanley Elkins）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喜劇小說家，我與他興趣相投，交談甚多。斯坦利因患小兒麻痺症而殘疾，平常使用輪椅。他每天晚上都收聽電臺談話節目，在那裡蒐集情節和人物。

離開之後，我們在巴黎度過了剩下的4個月假期，在皇家港口大道租了一間公寓。瑪麗蓮在家裡寫作，我則挑選了萬神廟附近的一家露天咖啡館，在那裡我完成了最後四個故事。再一次，我拾起了日常法語課——唉，一如既往，完全無用。到傍晚和晚上，我們在城裡漫步，和她的巴黎朋友共進晚餐。

在露天咖啡館寫作特別合我胃口，下筆如有神助。後來，我回到家裡，在舊金山的北部海灘也找到一家露天咖啡館，寫作氛圍非常好，我就在那裡繼續練筆。因為我計劃這本書是寫給年輕治療師的教學故事集，所以我在每個故事的結尾都會寫幾段文字，闡明其中的理論要點。這個想法被證明不可行，於是，我花費幾個星期寫了一篇60頁的教學結語，放在這本書的最後。然後，我帶著極大的滿足把手稿寄給了出版社。

兩三個星期後，基本圖書公司負責這本書的編輯菲比·霍斯（Phoebe Hoss）聯繫了我。菲比是一位來自地獄的編輯（但也來自天堂），我倆之間註定要有一場史詩般的戰鬥。回憶起來，菲比只是對這些故事進行了微小的編輯，除了在一個地方，胖女人那個故事裡，插入了一個詞語——“肉體橫飛”（an avalanche of flesh）。這個詞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任何編輯都會添加一些詞（儘管我經常希望多加一些），但它絕對是一個毫無理由的詞語。不過，當菲比讀到我漫長的後記時，她快要瘋了，堅持要我完全放棄它。她完全確定，根本不需要最後的理論解釋，這些故事足以說明一切。我和菲比之間展開了一場大戰，持續好幾個月。我遞交了一個又一個版本的後記，每一個版本都遭到無情地刪減，直到幾個月後，她把我的60頁紙縮減到10頁，並堅持把它移到書的前面。今天，當我重讀這本書時，從簡潔的序言開始，我對自己激烈抵抗的回憶感到懊惱：菲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編輯，她完全是正確的，可惜我再也沒有碰到像她這樣的人。

當這本書即將發行時，我和瑪麗蓮飛往紐約，參加出版社舉辦的新書發佈會——這些事件如今很少見，但那個時代很流行。發佈會安排在週一晚上舉行，但週日的《紐約時報》一篇負面評論讓每一個人都很掃興。這本書的形式少有先例：只有弗洛伊德的一些病例史，以及羅伯特·林達（Robert Lindner）的《50分鐘的一小時》（The Fifty-Minute Hour）——一本關於催眠治療患者的書，與之接近。《紐約時報》的評論員，一位兒童精神病學家，對這種形式很不以為然，並在她的負面評論結尾處說，她更願意在專業期刊上閱讀她的病歷。

然而，就在週日晚上，午夜剛過，我被電話鈴吵醒了，喜出望外的是出版商打來電話，說《紐約時報》將於週三刊登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讚美評論，伊娃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直到今天，我仍感激伊娃·霍夫曼，而且很高興幾年後能與她會面。我在紐約和十幾個城市的書店裡參加過這本書的發佈會。這些全國性的圖書發佈會，連同專業的書籍推銷員——他們在機場與作者見面，再將作者準時送到演講現場，現在基本上都是過去式了。幾乎在每一家書店，奧利弗·薩克斯都先我一步，宣傳他的新書《錯把妻子當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我們的日程交集頗多，以至於我覺得我們是相識的，但不幸的是，我們從未謀面。我非常欣賞他的作品，在閱讀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一生漂泊》之後，還以粉絲的身份給他寫了一封信，但不久他就去世了。

出版後的幾周內，完全出乎意料，《愛情劊子手》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並持續了幾個星期。很快，我就被採訪和演講的邀請壓得喘不過氣來，記得我和菲利浦·洛帕特（Phillip Lopate）在午餐談話間還抱怨過自己的疲乏和壓力，他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是我在本寧頓學院寫作工作坊的導師之一。他向我建議道：“冷靜下來，享受關注——暢銷書是很少見的，而且誰知道，下一次機會是什麼時候呢！”啊，他是多麼明智啊。

23年後，出版社決定換個封面重新發行《愛情劊子手》，並要求我寫一篇新的後記。我重讀了這本書——許多年來的第一次，我對它產生了強烈的反應：既感到驕傲，但又懊惱自己的衰老，同時還嫉妒那個年輕的我。我情不自禁地想，這個傢伙寫得比我好多了。我很高興重溫那些親愛的老病號，他們當中許多人已不在人世。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胖女人”。我記得“胖女人”的故事是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寫的，只開頭一段就花了幾個小時，它介紹了反移情的概念，即治療師對患者不期而至的情緒反應。

貝蒂（Betty）踏進我辦公室的那天，當我看到她挪動那不足160釐米而重達110多公斤的身軀，走向我那張簡約的高科技辦公椅時，我深知等待我的是一場與反移情之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這個故事是為治療師而寫的教學故事，所以我才是故事裡的主角，患者則是次要角色。故事講的是治療師可能會對患者產生一些不合理的、有時是厭惡的情感，它在治療中可能構成一種可怕的障礙。治療師可能對患者產生極為極強的愛慕之情，也可能有來源於無意識的強烈的負面反應，這也許與治療師過去遇到的負麵人物有關。雖然我並未瞭解到對肥胖女性有負面情緒的所有原因，但我確信我和母親的關係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克服自己任性的情感，而用一種人本的、積極的態度對待患者。這個故事想說的就是這些，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誇大了自己反移情的程度。因此，我對貝蒂負面的反移情和我想要幫助她的願望之間的衝突，是整個故事的核心。

有一件事，尤其引起了我強烈的共鳴。貝蒂通過當地一家報紙上的個人廣告，找到一個約會對象（這是前婚戀網站時期的慣常做法），並在她的頭上戴了一朵玫瑰以便辨認。那個男人一直沒有出現。這不是貝蒂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她猜測，他從遠處看了一眼，然後消失了。我的心向她走近，當她描述自己在擁擠的酒吧裡努力保持鎮靜，寂寞地飲酒時，我不得不強忍住淚水。

我對故事結尾的描寫十分滿意，她向我索要一個告別擁抱，我寫道：“我們擁抱時，我驚訝地發現，我的兩隻手可以合抱住她。”

我選擇了寫下這個故事，就是要殘忍地揭露我對肥胖的令人不齒的想法。不，它遠不止於此：為了文學的張力，我故意誇大了自己的反感，把這個故事變成我（作為一個治療者）與背後作祟的惡意之間的對決。

我有些惶恐地把故事遞給貝蒂，讓她閱讀，徵求她的許可。當然，我改變了所有可以識別的細節，並問她是否還有其他想改的地方。我告訴她，為了讓教學效果更明顯，我誇大了自己的感受。貝蒂說她理解，簽署了發表這個故事的書面許可。

這個故事引起的反響很強烈。“胖女人”的故事引發了女性如洪水般的負面反應，她們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並且很憤怒。但更多是年輕治療師的正面迴應，這個故事使得他們在試圖解決自己對患者的負面情緒時，感到如釋重負。他們說，我的誠實讓他們在感覺消極的時候，更容易與自己待在一起，並使他們能夠開誠佈公地向上級或同事表達這種情感。

泰莉·格羅斯（Terry Gross）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一檔流行廣播節目《新鮮空氣》（Fresh Air）上採訪我，她對這個故事提出質疑，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痛斥”。最後，出於自衛，我大聲說：“你沒有讀到故事的結尾嗎？你難道不明白，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在治療中的心路歷程嗎？我對某些患者懷有消極的偏見，到最後我變了，作為一名治療師我變得成熟了。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我，而不是患者。”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被邀請回到她的節目。

雖然貝蒂從來沒有說過，但我想這個故事確實會引起她的痛苦。那個時候，我被矇蔽了雙眼。我太過雄心勃勃，太過魯莽，太過於逞一時之快，只顧著把它寫出來。對此，我至今深感遺憾。如果現在寫這個故事，我會嘗試將肥胖轉化為某種完全不同的狀況，更加徹底地虛構治療事件。

***

在新版《愛情劊子手》後記的結尾處，我寫下了一個年輕時的我會感到驚訝的發現：也就是說，我雖然80歲了，但我的心境還不錯，超出了預期。是的，我不能否認，晚年的生活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失去；但即便如此，在70、80和90歲時，我還是發現了更多的寧靜和幸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閱讀你自己的作品會更令人興奮！記憶衰退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當我翻開《三封未開啟的信》《不該死的人卻死了》以及作為書名的故事《愛情劊子手》時，我燃燒起了對自己的好奇心，因為我忘了這些故事是怎麼結束的！

[1] 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英國作家，代表作有《名利場》以及自傳體長篇小說《潘登尼斯》。——譯者注

第29章《當尼采哭泣》

1988年，我回到了教學和臨床的崗位，並與前斯坦福大學精神科住院醫生索菲亞·維諾格拉多夫（Sophia Vinogradov）合作，為美國精神病學出版社編寫了《團體心理治療簡明指南》（A Concise Guide to Group Psychotherapy）。但很快，一種熟悉的不安向我襲來：我感覺錯過了一個文學創作課題，感到無所適從。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再次沉浸於尼采的某些作品。我一直喜歡閱讀尼采，很快就陶醉於他那強有力的語言，無法將自己的思緒從這個19世紀的哲學怪才身上挪開，他是一個如此才華橫溢，但又如此孤獨和絕望，如此需要幫助的人。花了幾個月沉浸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才知道，自己的無意識早已選好了下一個課題。

現在，我感受到了兩種慾望的撕扯：繼續在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和教學生涯，還是冒險嘗試寫一本小說呢？我記不太清當時內心的衝突了。我只知道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將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放在一起：我將寫一本教學小說，嘗試把我的學生帶回19世紀晚期的維也納，在那裡他們可以觀察到心理治療的誕生。

為什麼是尼采呢？雖然他生活在弗洛伊德開啟了心理治療的時代，但他從來沒有被認為與精神病學有什麼關聯。然而，在心理治療即將誕生之前，尼采寫下許多擲地有聲的話語，散佈在他的作品裡，它們與治療師的教育有著密切關係。看看這些：

“醫生，幫助你自己；這樣，才可以幫助你的患者。這是最好的幫助——讓他，你的患者，親眼看見那個療愈自己的人。”

“你應該錘鍊自己並超越自己。但首先你要錘鍊自己，包括身體和靈魂。你不僅要創造自己，還要創造出更高級的東西。”

“因為那就是徹徹底底的我：捲起來，升上去，上升，一個栽培者，耕種者，以及嚴守紀律的人，他曾向自己提出建議，只為一個原因：成為你自己。”

“知道‘為何’，忍受‘任何’。”

“往往，我們更愛慾望，而不是慾望的對象。”

“有些人無法解開自己的枷鎖，卻可以救贖他們的朋友。”

我想象出一段虛構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尼采在心理治療的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想象，他和那些與心理治療誕生密切相關的人物打交道，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約瑟夫·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的導師）以及布洛伊爾的患者安娜·O.（第一個接受精神分析方法治療的人）。我在想，如果尼采，一位哲學家，在我們的領域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心理治療的面貌將會如何變化？

在那段醞釀期，我碰巧在閱讀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的小說《梵蒂岡地窖》（Lafcadio’s Adventures），看到了一句再貼切不過的話：“歷史是已經發生的小說，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這句話讓我震驚不已：它們描述的正是我想做的事情——寫一部可能成真的小說。我想寫一位心理治療的天才，如果歷史之軸稍微扭轉一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希望小說中的事件在另一個時空存在。

開始下筆時，我就感覺到小說中的人物呼之欲出，彷彿他們掙扎著要再活過一次。這些人物需要我盡心竭力，但我在斯坦福大學的職責束縛著我：要給住院醫生和醫學生上課，要參加系裡的會議，還要接待患者——包括個體治療和團體治療。為了寫好這本小說，我知道自己需要擺脫一切幹擾，所以在1990年，我安排了4個月的休假。按老規矩，由瑪麗蓮挑選一半的行程，而我挑選另一半。我選擇了世界上最安靜、最孤立的島嶼——塞舌爾群島，而她，一如既往地選擇了巴黎。

我們在塞舌爾的主要島嶼馬埃島度過了第一個月，而第二個月，則在另一個更小的島嶼普拉蘭島上度過。這兩個地方都很原始，有壯觀的海灘，而且出奇地安靜——沒有報紙、沒有網絡、沒有電話，是我遇到過的最適合寫作的地方。我們在上午寫作，我寫這部小說，瑪麗蓮寫《血誓姐妹》——她那本法國大革命女性回憶錄的英文擴充版（最初是法語版）。在下午，我們遊覽小島、漫步海灘、浮潛——與此同時，小說中的人物在我腦海中逐漸浮現。晚上，我們閱讀，玩拼字遊戲，在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然後為第二天的寫作琢磨情節。

我寫得小心翼翼，儘可能地貼近歷史事實。首先要確定的是時間背景。我希望生病的尼采去尋求心理治療，幾經考慮，我選定了1882年——那一年他出現自殺的念頭，迫切地需要幫助。他那段時期的信件透露，一年當中有300多天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包括劇烈的頭痛、衰弱、嚴重的視力問題和胃病。由於健康狀況不佳，1879年，他辭去巴塞爾大學的教職，終生漂泊、客居異鄉、踏遍歐洲，尋找宜人的氣候，以緩解他的痛楚。

他的信件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抑鬱。1882年，他寫給好友弗朗茨·奧維貝克（Franz Overbeck）的信，就是一封典型的信，其中寫道：“……在最根本處，是不可動搖的黑色憂鬱……我找不到任何意義再去多活半年，每一件事都充滿了痛苦，令人厭倦。我放棄了，無法再承受……我什麼事都做不好，所以，還有什麼好做！”

1882年，在尼采身上發生了一件災難性的事：他和路·莎樂美（Lou Salome）之間的激情（顯然不會有結果）慢慢熄滅了，這位年輕可愛的俄羅斯女人，註定還會深深吸引其他偉大的男人，其中包括了弗洛伊德和裡爾克^[1]。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羅·雷（Paul Ree）都很迷戀莎樂美，三人甚至計劃去巴黎共同生活。但這個計劃在1882年破滅了，當時保羅和莎樂美髮生了性關係。尼采悲痛欲絕，陷入巨大的絕望。因此，對我的書來說，一切似乎都指向了1882年：這是尼采生命的最低潮，是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而對我所有的主要人物來說，包括尼采、布洛伊爾、弗洛伊德（作為一名醫學生）和莎樂美，這也是有大量文檔資料的一年。

作為一名讀者，我一輩子都沉浸在小說裡，但在寫作方面還是一名業餘選手。我冥思苦想，如何在不改變歷史事件的情況下，把我想象的情節插進1882年。最後，我只能想到一個辦法：把整部小說放置進那一年莫須有的第13個月裡。也許我過於謹慎了：我勇敢地跳進小說，但為了保險起見，又留著一隻腳在現實裡——我借用歷史人物和事件而不是憑空虛構，甚至還從尼采的信件中拿走了一些對話。我感覺，自己好像在使用訓練輪學習騎自行車。

最終，我想到用一個思想實驗作為我寫作的基石：如果尼采被放置進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他從自己的著作中發明出一種心理療法，可以用來療愈他自己，想象一下將會發生什麼。

我常常想，真可惜，不能把故事搬到10年之後，想象兩個頂尖的天才（哲學家尼采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有一場治療的邂逅。但是歷史並不合作。1882年，弗洛伊德還是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他不可能提前十年成為一位著名的執業治療師。而到十年之後，尼采患上了一種災難性的腦部疾病（很可能是三期梅毒），這導致了他的餘生陷入重度痴呆。

如果不是弗洛伊德，那麼在1882年，尼采還可能向誰尋求幫助呢？我尋遍歷史，當時維也納沒有一個執業治療師，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沒有，因為，心理治療這一行根本還沒有誕生。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們通常認為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但實際上他遠不止於此：他本身就是心理治療的鼻祖。

最終，我決定讓尼采去找約瑟夫·布洛伊爾醫生——弗洛伊德的良師益友。布洛伊爾是一位傑出的醫生，他經常應邀治療一些有名的人物，包括遭受各種疑難雜症折磨的皇室成員。此外，在1880年，布洛伊爾發明瞭一種獨特的心理療法，即精神分析的前身，以幫助一位名叫安娜·O.的患者，她患有歇斯底里症。布洛伊爾沒有告訴外人他對安娜·O.的創新治療，除了他的學生和家庭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可能還有其他一些醫學生知曉此事。而且他一直沒有發表關於安娜的案例，直到12年後，他才與弗洛伊德合著了一本書《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其中包括了安娜的病例。

但是，如何把布洛伊爾和尼采聯繫起來呢？我偶然發現了一個可用的歷史事實：在1882年，莎樂美的弟弟在布洛伊爾任教的醫學院就讀一年級。我想象著下面的場景：露·莎樂美，因為讓尼采飽受折磨而深感內疚，因此她向弟弟講述了自己的痛苦，而她弟弟曾經在課上聽布洛伊爾討論過對安娜·O.的治療，所以他勸姐姐向布洛伊爾求助。一位經驗老到的小說家會毫不費力地虛構所有這些事件，但我仍然堅持自己的那句咒語：“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

最終，故事情節的第一部分就位了。通過莎樂美，尼采去找布洛伊爾幫助治療他的身體疾病。布洛伊爾試圖找到一種方法解決尼采的心理困擾，但尼采過於驕傲，拒絕把自己的權力讓渡他人。布洛伊爾嘗試了他所知道的每一種策略，但都無濟於事，治療完全陷入僵局。在這個時候，我試圖忠實於尼采和布洛伊爾的原型，因此把自己寫進了一個死衚衕，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思考如何繼續下去。我知道，許多作家首先會寫出一個詳細的大綱，但我把這項工作交給了我的潛意識，讓人物和事件在我的腦海中有機地發展，而我只是簡單地記錄和微調。但這個時候，情節發展陷入了僵局。

瑪麗蓮和我聽說在馬埃島附近有一座美麗的小島，人跡罕至，名為西盧埃特島，我們坐渡船去那裡度過了一個週末。到達後不久，就有一場熱帶風暴來襲，狂風驟雨，我別無選擇，只好待在屋裡寫作。正是在這裡，我茅塞頓開，解決了尼采和布洛伊爾關係發展的問題。

我對自己的解決方案異常興奮，於是跑進瓢潑大雨中去找瑪麗蓮。最後，我在小旅館的休息室裡發現了她，在那裡，她大聲朗讀了這一章的最後幾行，描述的是尼采再次拒絕了布洛伊爾試圖治癒他的企圖，後者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傾聽著風聲、自己的腳步聲、腳下脆脆的冰雪的爆裂聲。突然，他有了一個主意——別無他法！一路上，他嘎吱嘎吱地踩著積雪，每踏一步都對自己呼喊：“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

瑪麗蓮對接下來發生什麼感到好奇，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我繼續讀出下面的內容。布洛伊爾的創意是反轉一下，讓尼采成為他的治療師，以此治療尼采這個頑固的患者。這個反轉是一個核心理念，後面所有的情結都圍繞著它而發展。

多年後，我寫了一篇關於這部小說的文章，收錄在文集《亞隆著作精粹》（The Yalom Reader）中，我大概知道了這個核心理念的來源。它可能來自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盧迪老師》^[2]，其中有一個關於兩位醫治者的故事，一位年輕的，一位年老的，他們分別住在一個大陸的兩端。年輕的醫治者約瑟夫（Joseph）生病了，陷入了絕望，於是開始了漫長的旅程，去尋求他的對手迪昂（Dion）的幫助。

在旅途中，一天晚上，在一片綠洲裡，這個年輕人遇到另一位年長的旅行者，並攀談起來，然後發現他原來就是迪昂，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個人！迪昂邀請這個年輕人到他的家中，他們在那裡共同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先是作為學生和老師，然後是同事。多年以後，迪昂病倒了，他把這位年輕的同事叫到床前，對他說：“我有一個天大的秘密要告訴你。你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相遇的時候，你告訴我，你正打算來找我嗎？”

“是的，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晚上，第一次和你見面的情景。”

“好吧，”迪昂說，“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在絕望之中，我正在去尋求你的幫助的路上！”

還有一個類似的角色轉換出現在《非常時刻》（Emergency）中，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戲劇片段，由精神病學家赫爾穆特·凱澤（Helmut Kaiser）1962年發表在《精神病學雜誌》上。在這齣戲劇中，一個女人去見一位治療師，請求他幫助自己的丈夫，後者也是一位治療師——陷入抑鬱，可能會自殺。

這位治療師同意了。“是的，我當然可以見他，叫他打電話預約吧。”

這個女人回答：“這就是問題所在。我丈夫否認自己抑鬱，並拒絕尋求治療。”

“那麼，”治療師說，“我很抱歉，我不知道還能幫上什麼忙。”

女人回答說：“你可以假裝成患者去找他，然後想辦法幫助他。”

可惜的是，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策略是否奏效，因為戲劇的下文沒有寫出來。

後來我想到，自己的人生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我曾經見過一位非常有創造力的精神病醫生唐·傑克遜（Don Jackson），他接診了一個患有慢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這個患者穿著一條紫色的褲子和一件飄逸的魔法長袍。他整天待在病房，傲慢地坐在高架椅子上，默默地關注著員工和患者，就好像他們是他的求助者一樣。傑克遜醫生仔細觀察了這位患者的王者風範足足幾分鐘，然後跪下來磕頭，高舉雙臂，把病房鑰匙交到了他的手裡，說：“尊敬的陛下，應該擁有這些的，是你，而不是我。”

這位患者不知所措，盯著鑰匙和跪拜在地的精神病學家，說出了許多天以來的第一句話：“米斯塔赫（Mistah），我們這裡有一個非常非常瘋狂的人。”

***

塞舌爾島之行快要結束時，我開始感到視力下降，並伴隨著對晨光的刺痛反應。一位當地的醫生給我開了一些藥膏，疼痛減輕了，但仍然畏光，很快我就不得不在黑暗中待到中午，這時光線才變得可以忍受。唯一沒有窗戶的房間是浴室，所以每天早上直到中午我都躲在浴室裡，靠著電腦本身的光亮寫作。這些都是角膜內皮營養失調（Fuchs’dystrophy）的初期症狀，幾十年來，這種角膜疾病引起了我的很多不適和視力問題。在這種疾病中，角膜上皮細胞的數量會減少，在夜間閉閤眼瞼的過程中會堆積液體。角膜於是變厚和腫脹，因此損害了視力。當早晨睜開眼睛時，角膜裡的液體慢慢蒸發，視力在白天逐漸恢復。

在塞舌爾島，這部小說進展順利，我原本打算瑪麗蓮去巴黎時，我再留下來多待幾日，但我必須去看眼科醫生。到了巴黎，我得知唯一的辦法就是移植角膜。等回到斯坦福之後，我做了這項手術。

我們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間公寓，房間的百葉窗很棒，可以讓我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在黑暗中寫作，直到完成此書。我把手稿寄給了我的經紀人諾克斯·伯格（Knox Burger），《愛情劊子手》就是他代理的。他立刻拒絕了，說：“我不可能賣這本小說，裡面什麼也沒發生。”然後，他建議我去閱讀一下《紅場》（Red Square）的手稿，是他手裡另一位作家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的新作，學習人家是如何編寫劇情的。我只好尋找其他的代理人，我把手稿寄給了威廉·莫里斯文學經紀公司的歐文·拉斯特（Owen Laster），他立刻接受了這本書，並把它賣給了基本圖書公司，這是一家有史以來只出版過一次小說的出版社，即艾倫·威利斯的《慾望博士》（The Doctor of Desire）。

作者站在《當尼采哭泣》免費贈書塔旁邊，維也納2009年

出版之後，《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簡短、輕蔑的評論，描述《當尼采哭泣》是一部“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說”。這是一個低潮。但在那之後，其他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系列高度積極的評論；幾個月後，《當尼采哭泣》榮獲加利福尼亞聯邦俱樂部的年度最佳小說金獎。而二等獎是馬丁·克魯茲·史密斯的《紅場》！瑪麗蓮毫不猶豫地把這條消息發給了《紐約時報》的評論員和我的前經紀人諾克斯·伯格。

《當尼采哭泣》在美國的銷量很好，但它在其他的國家更受歡迎。此書最終被翻譯成27種語言，在德國擁有的讀者數量最多，在希臘的人均閱讀量最高。2009年，維也納市長將《當尼采哭泣》選為年度圖書。每年維也納市長都會挑選一本書，印刷10萬冊，擺在藥店、麵包店、學校和年度書展的書架上，將它們免費分發給維也納市民。我和瑪麗蓮飛到維也納做了數天的公開演講，其中一個是在弗洛伊德博物館。在那裡，在弗洛伊德昔日的客廳裡，我與一位奧地利哲學家熱烈討論這本小說。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共進晚餐，維也納市政大廈2009年

這個星期的活動在市長主持的一場宴會中達到了高潮，這場在市政廳舉行的盛大晚宴有數百人參加。我演講結束之後，接著享用豐盛的晚餐，然後是一場熱鬧的維也納華爾茲舞，整晚活動才落下帷幕。由於我舞跳得很爛，瑪麗蓮只好與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一起跳華爾茲，後者是我們的好朋友，出生在維也納，但在斯坦福大學做精神病學家，他和妻子朱迪思（Judith）特地飛到維也納參加這場晚宴。對所有人來說，這是一次超級棒的體驗。

此書出版兩年之後，我到慕尼黑和柏林做巡迴演講，一位德國電影製片人過來找我，他想製作一部紀錄片，拍攝我走訪尼采曾經在德國居住過的地方。我們一起參觀了尼采位於洛肯（Röken）的出生地和兒時生活的家，以及他父親佈道的教堂。在教堂旁邊就是尼采的墓地，他妹妹和父母的墓地也在此。有傳聞說，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曾將尼采移葬，才得以讓他安葬於父母的中間。在尼采就讀的普夫達中學，一位老校長告訴我，即使尼采很擅長古典文學，但他並不是班上的第一名。在魏瑪的伊麗莎白的家裡——現在已經是博物館，我看到了尼采在耶拿醫院的官方住院記錄，診斷書上寫的是“麻痺性梅毒”，不久之後他就過世了。博物館的牆上掛著一張照片，內容是希特勒獻給伊麗莎白一束白玫瑰。幾天之後，在魏瑪的尼采檔案館，我看到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初期手稿，令人激動不已。

多年後，電影製片人平克斯·佩裡（Pinchas Perry）拍攝了電影《當尼采哭泣》。雖然這是一部低成本的電影，但知名演員阿曼德·阿山特（Armand Assante）卻將尼采演得惟妙惟肖。在與阿山特的談話中，我瞭解到，在他所有60部電影中，他對自己扮演尼采的表現最為自豪。

此書出版後的第11年，我收到了魏瑪檔案館一位研究員的來信，她是我之前去德國時候遇到的，這件事堪稱我平生最大的驚喜之一。她告訴我，她剛剛發現了一封信，是1880年一位朋友寫給尼采的，敦促他與約瑟夫·布洛伊爾博士商討他的醫療問題！但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Elisabeth）阻止了這個計劃，表面上是因為他已經諮詢了其他幾位著名的醫生。尼采把他的妹妹稱為“反猶太的傻瓜”，所以她有可能因為布洛伊爾是猶太人而反對這項計劃。這封建議尼采去拜訪布洛伊爾的信和後續的兩封信，在小說英文版的有聲讀物裡都可以聽到。這一令人吃驚的印證，讓我對紀德的格言堅信不疑：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

[1] 賴內·馬利亞·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奧地利著名詩人，與葉芝、艾略特被譽為歐洲現代最偉大的三位詩人。——譯者注

[2] 《盧迪老師》（Magister Ludi），又名《玻璃球遊戲》（The Glass Bead Game），其中一篇《懺悔長老》描述了兩位醫治者相互治療的故事。——譯者注

第30章《診療椅上的謊言》

《當尼采哭泣》把我推上雲端之後，我又被教科書《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拉回到地面，它尖叫著試圖吸引我的注意。10年過去了，這本書需要新的容顏，如果它要繼續與其他教科書競爭的話。在接下來的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裡日復一日地勞作，回顧過去10年的團體治療研究，補充相關的新內容，而最痛苦的部分是，刪掉那些舊材料。

而自始至終，在我的腦海裡，另一部小說正在滲透。在我騎自行車和入睡前的安靜時分，我嘗試著構建情節和人物，很快我就有了一個新故事，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診療椅上的謊言》（Lying on the Couch）。我被這一語雙關逗樂了：我的書既會涉及大量的謊言，也會涉及大量在診療椅上的心理治療^[1]。

我作為小說家的學徒生涯已經結束，我拋棄了自己的“柺杖”，不再為小說中的人物、事件要契合特定的歷史時間、地點而煩惱。關於這本新書，我很樂意創作一個完全虛構的情節，只有虛構的人物，除非這個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瘋狂，否則這將是永遠不會發生的虛構故事。然而，在這部喜劇小說的超現實事件背後，我想探討一些嚴肅和實質的問題。我們是該像早期的精神分析學家所堅持的，隱藏我們的真實自我，只提供解釋和空白的屏幕？還是應該開誠佈公，向患者吐露自己的感受和經歷？如果這樣做的話，可能有哪些隱患呢？

我在專業精神病學文獻中寫過很多文章，論述了治療關係高於一切的重要性。治療中的變革力量不是理性的洞察，不是解釋，不是宣洩，相反，而是兩個人之間深刻的真誠相遇。當代精神分析思想也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只有解釋是不夠的。就在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讀到了近年來被最為廣泛引用的一篇精神分析學論文，題目是《精神分析療法中的非解釋機制：某些比解釋更重要的東西》（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The‘Something More’Than Interpretation）。這個“某些更重要的東西”，被稱為“當下時刻”或“相遇時刻”。它與《診療椅上的謊言》中我虛構的人物歐內斯特在文章“彼此之間——心理治療中的真誠時刻”（On In-Betweenness：The Case for Authenticity in Psychotherapy）中嘗試表達的並沒有太大差別。

在我自己的實踐中，我堅持不懈地與患者們真誠地相遇，無論是團體治療還是個人治療。我傾向於積極主動，親力親為，並且經常專注於此時此地：很少有哪次會談我不去詢問彼此之間的關係。但是，治療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揭露他或她自己呢？治療師的透明度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它曾在業內引起激烈的爭論，而我在這部喜劇小說中也進行了極致的分析和解剖。

我重讀了一遍《診療椅上的謊言》，這是多年來的第一次，我被許多已經遺忘的事情震撼了。首先，儘管情節完全是虛構的，但它包含了我人生中許多真實的事件。這並不罕見：我聽索爾·貝婁^[2]說過：“當一個小說家出生時，他的家人就要倒黴了。”眾所周知，貝婁早期生活中的人物大多都跑進了他的小說裡。我也跟著這樣做了。大約在寫這本小說一年前，一個朋友的朋友試圖賣給我一家公司的股票，而我後來知道這家公司並不存在。我和妻子給了他5萬美元做投資。儘管我們很快收到了一家瑞士銀行非常正式的存款證明，但這個人還是有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懷疑。我把證書拿到了瑞士銀行的一家美國分行，結果得知這些簽名是偽造的。然後我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並把我所做的告知了那個騙子。就在我和聯邦調查局見面之前，他帶著5萬美元現金出現在我家門口。這個事件和這個騙子就是我小說裡彼得·馬康度（Peter Macondo）這個人物的靈感來源，他是一個以治療師為獵物的騙子。

但不僅僅是騙子，還有很多其他的熟人、事件和我自己的一部分，都以各自的方式跑進了這部小說。書裡就有我玩撲克的細節（包括我自己和其他玩家的滑稽樣）。由於我糟糕的視力，我已經不再玩撲克了，但直到今天，我和老牌友們一起吃午飯時，仍用我在小說裡給他們的名字稱呼對方。此外，書裡有一位患者（經過了改頭換面），她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對我很有誘惑力；還有一位精明而又傲慢的精神科醫生，他曾經督導過我。還包括了我在霍普金斯大學時代的一位朋友索爾（Saul），他在小說中叫保羅（Paul）。小說中大部分傢俱和藝術品也都是真實的，包括索爾為我製作的那尊玻璃雕塑——一個人看著一隻碗的邊緣，名為“西西弗斯在欣賞風景”。這份清單還有很長：寵物、書籍、衣服、動作、我最早的記憶、我父母的移民史、我與父親和叔叔玩的象棋和紙牌遊戲——所有這些都分散在小說中，甚至包括了我試圖從鞋子上弄掉雜貨店裡的木屑。我還講了一個關於馬歇爾·施特萊德（Marshal Streider）的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是華盛頓特區第五街和R街交口的一家小雜貨店的老闆。當一位顧客到他店裡要買一雙工作手套時，他說它們就在後面的儲藏室裡，然後他走出後門，飛跑到街上去買一副10美分的手套，再把它們以13美分賣給這個顧客。這實際上是我父親告訴我的真實故事，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在那開了一家商店。

關於一位分析師被驅逐出精神分析所的詳細描述，大致是基於1988年馬蘇德汗被英國精神分析協會開除的事件。我在英國的分析師查爾斯·賴克羅夫特目睹了此事，並向我進行了描述。而那個“護林熊”的夢是我自己的，發生在羅洛·梅去世後的一個夜晚。小說裡許多人物的名字對我來說都有個人意義——例如，主角的名字，歐內斯特·拉許（Ernest Lash）。在寫歐內斯特（Ernest）（他確實是非常真誠的（earnest））與他那位有誘惑力的患者時，我經常想到奧德修斯（Odysseus），他把自己捆綁（lashed）在船的桅杆上以抵抗海妖塞壬歌聲的誘惑——因此，“歐內斯特·拉許”就是這麼來的。我虛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中的另一個人物，是特里·富勒（Terry Fuller），這個名字來源於我以前的學生富勒·託裡（Fuller Torrey），他後來成為精神病學領域的傑出人物。馬歇爾·施特萊德（Marshal Streider），則仿效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名主管，這位主管步步為營，堅決維護法律（除了一次嚴重的誤判之外）。

雖然我個人堅決擁護治療師的真實真誠，但我決定向歐內斯特·拉許發起一個巨大的挑戰。由於小說中提到的各種原因，歐內斯特大膽地開展了一項實驗：他要對下一個走進他診療室的患者完全真實。嗚呼，無巧不成書，歐內斯特的下一個新患者，是一名律師，懷揣著她自己的秘密計劃：她是來複仇的，歐內斯特對此並不知情，原來她是歐內斯特一位患者的妻子，深信是歐內斯特說服了她丈夫和她離婚的。為了報復，她打算勾引他，然後使他名譽掃地。一位治療師決心坦誠相待，卻遇到一個設計圈套的患者，我從來沒有寫過這麼有趣的東西。另一個次要情節就更有趣了，我在小說中描述了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如何轟走一位違規的治療師——因為他做出了離經叛道的解釋，並選擇發出一份公開的召回通知——就像那些汽車製造公司一樣——召回所有曾經接受過他破壞性解釋的患者。

有好幾位電影製片人希望把《診療椅上的謊言》搬上大熒幕。已故演員兼導演哈羅德·雷米斯（Harold Ramis），拍過《土撥鼠日》（Groundhog Day）、《捉鬼敢死隊》（Ghostbusters）、《老大靠邊閃》（Analyze This）等影片，曾買下了小說的電影改編權。當他在舊金山街頭拍攝電影《神鬼願望》（Bedazzled）時，我們之間有了很多的聯繫。可惜啊，《神鬼願望》的票房慘淡，電影製片廠拒絕資助《診療椅上的謊言》，除非他先拍一部保準大賺的電影《老大靠邊閃2》（Analyze That）——是他賣座大片《老大靠邊閃》的續集。不幸的是，這部片子的票房也失敗了。儘管哈羅德·雷米斯繼續購買了好幾年的電影改編權，但他從來沒有為這個項目籌到足夠的資金。哈羅德·雷米斯很討人喜歡，2014年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傷心。

另一次難忘的經歷與王穎（Wayne Wang）導演有關。他導演了很多優秀的電影，比如《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煙》（Smoke）、《曼哈頓女傭》（Maid in Manhattan）等。他也購買了電影改編權，但同樣找不到資金支持。後來，他拍了一部電影名叫《最後的假期》（Last Holiday），講述的是一個患有絕症的女人奎恩·拉提法（Queen Latifah）的故事；他邀請我帶領一個為期兩天的訓練團體（T-group），地點是新奧爾良，目的是使演員們對治療致命疾病的相關問題有所體會。我與奎恩·拉提法、LL.酷傑（LL Cool J）和蒂莫西·哈頓（Timothy Hutton）一起工作，感覺非常愉快，我發現他們都格外開放、博學多識、工作態度認真，並且對我說的話很感興趣。

最後，一位才華橫溢的編劇泰德·格里芬（Ted Griffin）出現了，他是《十一羅漢》（Ocean’s Eleven）、《火柴人》（Matchstick Men）的編劇，在過去的幾年，電影版權一直在他手裡。在寫完劇本之後，他找到了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我的熒幕偶像之一，我很喜歡和他在電話裡交談。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實質性進展。此外，我這方面也擔心有些電影版本，可能會忽略小說的嚴肅寓意，並且過分地甚至是完全地集中在詐騙和色情上面。說起來，我現在因為主人公的情慾氾濫感到有點尷尬。我的妻子，一直是我的第一位讀者，她在手稿的最後一頁寫道：“除了給美國講述你的性幻想之外，你還有別的什麼想說的嗎？”

[1] lie在英文裡既有謊言，也有躺下的意思。——譯者注

[2]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美國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發言人，197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奧吉·馬奇歷險記》《洪堡的禮物》等。——譯者注

第31章《媽媽及生命的意義》

每一年系裡的畢業典禮上，精神科住院醫生都要演一出滑稽短劇，以此消遣斯坦福大學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年，我成了眾矢之的，住院醫生們嘲笑我，總是愛撫著一堆書脊上印有“亞隆”字樣的書籍。但我沒有感到冒犯，相反，看到自己寫的那些書，我感到非常高興。

那時候，我正在處理一本由出版社促成的書——《亞隆著作精粹》，它是由我兒子本精心編輯的，摘錄了我以前的作品以及最新的文章。在完成最後一篇文章後，我做了一個難忘的夢，是關於我母親的，我在另一本書《媽媽及生命的意義》中對此進行了描述。

一片幽暗。或許我快要死了。陰險之狀籠罩在我床邊：心臟監視器、氧氣罐、點滴瓶、纏繞的塑料管——這全都是死亡的徵兆。我閉上雙眼，滑入黑暗。

但接著，我從床上一躍而起，奔出病房，衝進陽光燦爛的回聲谷遊樂園；數十年前，我曾在這裡度過許多個夏日的星期天。我聽見旋轉木馬的音樂，我聞到爆米花和蘋果的香味。我徑直向前走著，在雪糕攤、雲霄飛車或摩天輪前都沒有停下來，而是一直走向鬼屋票亭前的長隊。我買好票，等著下一列纜車，它從拐角處駛來，噹啷一聲，停在我面前。我坐上去，放下安全杆，把自己保護好，最後朝四周看了一眼——在那裡，在一小群圍觀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揮舞雙臂，大聲喊叫，幾乎每個人都聽得見：“媽媽！媽媽！”就在這時，纜車搖晃了一下，向前移動，撞上鬼屋的大門，門打開了，露出黑暗的深淵。我拼命地向後靠，在被黑暗吞噬之前，再次大聲喊叫：“媽媽！我做得怎麼樣？媽媽？我做得怎麼樣？”

這個夢境的寓意是什麼呢？難道是想說，我一直都以這個可悲的女人作為主要觀眾來指導自己的整個人生嗎？這種可能性讓我感到吃驚。我的一生都試圖逃避，逃離我的過去——貧民窟，雜貨店——但是我能逃離我的過去，或者我的媽媽嗎？

我媽媽與外祖母之間的關係很不好，外祖母在紐約的一家養老院度過了她的晚年。除了清潔、做飯和在店裡工作之外，媽媽還經常乘坐四個小時的火車，為她母親帶去在家烘焙的糕點。但外祖母從沒有感謝過她，而總是熱情地讚美西蒙（Simon）——我媽媽的弟弟。他從來沒有帶去任何東西，除了一瓶七喜飲料之外。

我媽媽總是跟我說這個故事，後來我都充耳不聞了——我厭倦了她的滿腹牢騷。但現在，我的感覺不一樣了。很明顯，對我媽媽來說，她唯一的兒子完全不欣賞她。我經常問自己：我為什麼不同情她？我為什麼不能對她說：“多麼不公平！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你做糕點並乘車去看望你的母親，而她所做的一切就是讚美西蒙，讚美他的七喜飲料。這一定讓人感覺難受極了！”真的，對我來說，說那些話怎麼那麼困難呢？啊，我多麼希望自己足夠心軟，能夠將那些話都說出來。這種簡單的感激之舉，對她來說可能意義重大。也許，如果我說過這些話，她就不會在我的夢中縈繞了。

當然，這個夢想讓我吃驚的地方在於，當我走向死亡，走向那間黑暗的恐怖之屋時，我仍然在尋找存在的證明，但這個證明不是來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同事、學生或患者，而是來自我的母親！那個我非常不喜歡的母親，令我感到羞愧的母親。是的，在我的夢中，我求助於她。我對著她提出了自己人生的終極問題：“我做得怎麼樣？”關於早年生活中依戀的持久力，還有什麼比這更有說服力呢？

在我最近對一位年輕女性的治療中，這種遺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要求做幾次視頻的諮詢會談；在第二次會談中，我問到她和她父母的關係。“我的母親是一位聖人，我一直與她保持著一段溫暖而美好的關係。但是我的父親……好吧，那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跟我說說你和他的關係。”

“我能做的最好的描述就是，它非常像在《媽媽及生命的意義》中你和你媽媽的關係。我父親努力工作，支持這個家庭，但他是一個暴君。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對家裡的任何人，或者對他的公司裡的人說一句稱讚或好聽的話。後來，大約8年前，他的哥哥，也是他的商業夥伴，自殺了；生意每況愈下，我的父親破產了。他失去了一切。現在他憤怒抑鬱，整天什麼也不做，只是看著窗外。自從破產以來，我就一直在財務上支持他，但他沒有一個謝字。昨天早餐時，我們吵了一架，他把盤子扔在地上，走了出去。”

我和我的患者只有三次會談，但因為她讀了我的故事，所以我決定跟她分享我的遺憾——從來沒有同情過母親。“我想知道，”我對她說，“是否有一天，你會對你父親感到遺憾。”

她輕輕地點頭，說：“也許我會的。”

“我只是猜測，但我想你的父親完全投入了他作為提供者的角色，經營著一家大公司，在社會上和家族中大權在握，對於女兒的資助可能會感到非常的屈辱。”

她點點頭。“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件事。”

“你準備好了談它嗎？”

“我不確定。這事我要考慮一下。”

在下一週的會談中，她描述了她與父親的一次交流。“我掌管著一家大型服裝店，我們正在舉辦一個特別的活動來展示新的收藏品。我有幾張額外的入場券，並認為我的父親可能會喜歡它。他來了，但是然後，沒有和我討論它，直接走向員工區域，跟他們聊天，讓他們知道他是我的父親。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火就上來了並說：‘你怎麼能那樣做呢？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先跟我商量一下。我想把我的生意和個人生活分開。’他開始對我大喊，我也對他大喊大叫，最後他走進他的房間，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然後呢？”

“我準備離開了，但後來我想這對我母親來說將是一個悲慘的夜晚……是的，對我的父親來說也是如此；我想起了你對你母親所說的話。所以，我吸了一口氣，敲了他房間的門並對他說：‘爸爸，我很抱歉。但我有我的立場。我邀請你參加我的活動，但我不希望你和我的員工套近乎——我想要的就是和你分享這個活動。我們曾經不是經常那樣做嗎？’”

“說得多麼好啊。接下來呢？”

“這一次他沉默了，幾乎有點驚慌失措。他走到我面前抱住我，哭了起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哭聲。我也哭了。我們哭成一團。”

是的，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幾乎一字不差。

***

《媽媽及生命的意義》這本書收錄了我所寫過的最棒的教學故事——《治療悲傷的七堂課》（Seven Advanced Lessons in the Therapy of Grief），它可以作為存在主義治療師的入門讀物。

艾琳（Irene），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打電話給我請求幫忙。她的丈夫年紀尚輕，卻罹患癌症，生命垂危，艾琳的悲痛可想而知。幾年前，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帶領一個近期喪偶者的團體；這個項目結束之後，我自認為已是悲傷輔導的專家，所以同意和艾琳一起工作。艾琳非常聰明，但她對自己和他人都冷酷無情，她和我一起工作了兩年時間。我們在一起的工作向我展示，關於喪失我其實還有許多東西要學。因此，這個故事的標題是《治療悲傷的七堂課》。

第一堂課發生在我們的首次會談中，當時，她描述了前一天晚上所做的夢。

我仍然是一名外科醫生，但同時也是英語專業的研究生。上課之前我要預習兩篇不同的文章，一篇舊的和一篇新的，它們的名字都一樣。我沒有為上課討論做好準備，因為我沒有閱讀任何一篇文章。尤其是沒有讀過那篇舊的，要讀完那篇，才能讀懂第二篇。

我問她是否記得任何關於文章名字的事情。“啊，是的，我記得很清楚。兩篇文章，舊的和新的，名字都是“純真之死”（The Death ofinnocence）。”對於有我這樣的興趣和背景的治療師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禮物。想象一下，兩篇文章——一篇舊的，一篇新的——而舊的那篇（即一個人的早年歲月）又是理解新的那篇所必需的。

艾琳的夢，不僅預示了一場最高級的知識尋寶遊戲，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個夢（first dream）。正如我在《治療悲傷的七堂課》中所解釋的，自從1911年弗洛伊德第一次討論它以來，一種神秘感就包圍了患者在治療中報告的初期夢。弗洛伊德認為，第一個夢是未加修飾的，能揭露許多信息，因為一開始患者的防禦還沒那麼強。後來在治療過程中，一旦患者與治療師解析了不同的夢，無意識世界的織夢者就會越來越謹慎，從那以後，小心地編織出更為複雜和晦澀的夢境。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我經常把織夢者想象成一個胖胖的、歡樂的小人，在樹突和軸突的神經森林中過著愉快的生活。他白天睡覺，但在晚上，躺在嗡嗡作響的突觸墊子上，喝著甜美的花蜜，慵懶地為主人編織夢的序列。在第一次會談的前一晚，患者對即將來臨的治療充滿了矛盾的想法，當他入睡時，小人便開始了夜間工作，把這些恐懼和希望編織進一個夢境。然後，在治療會談結束後，小人得知治療師靈巧地破解了他的夢，從那以後他便小心翼翼，將夢的意義埋藏在更深的夜間偽裝中。當然，這只是一個可笑的童話而已——要是我不相信它有多好啊！

50年前，我開始接受個人分析，對於第一次會談的前一晚所做的夢，我至今記憶猶新，這個夢我在《治療悲傷的七堂課》中也描述過。

我躺在醫生的檢查臺上。但床單太小了，沒法完全覆蓋我。我看到一名護士將一根針紮在我的腿上——我的脛骨。突然間，爆發出一陣的嘶嘶、咯咯的聲音——嗖嗖嗖。

這個夢的核心——巨大的嗖嗖聲——對我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作為一個孩子，我一直遭受慢性鼻竇炎的困擾，每年冬天，母親都會帶我到耳鼻喉科專家戴維斯（Davis）醫生那裡，進行鼻竇引流和沖洗。我討厭他的滿口黃牙，還有他那魚一樣的眼睛，通過耳鼻喉科醫生經常戴在頭上的圓形鏡子看著我。當他將一根導管插入我的鼻孔時，我感到劇烈的疼痛，然後聽到巨大的嗖嗖聲——就像我在夢中聽到的一樣，因為注入的鹽水正在沖洗我的鼻腔。看到鉻合金排水盤裡那些黏糊糊的讓人噁心的膿液，我想自己大腦裡的某些東西也被沖走了。在我個人分析的第一個夢中，那種現實生活的恐怖與我擔心在診療椅上會出現可恥的、讓人噁心的想法，完美地結合了起來。

***

艾琳和我努力理解她的第一個夢。“所以你沒有讀過任何一篇文章，”我開口說道，“尤其是那篇舊文？”

“是的，是的，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問。我沒有讀過任何一篇文章，尤其沒看過那篇舊的。”

“關於這兩篇文章在你生命中的意義，你有什麼直覺嗎？”

“沒什麼直覺，”艾琳回答，“我確切知道它們的意思。”

我等她繼續下去，但她只是靜靜地坐著，望著窗外。除非我明確要求，否則艾琳不會主動開口，我還沒有習慣她這惱人的性格。

令人惱火，我讓沉默持續了一兩分鐘，最後逼問道：“艾琳，這兩篇文章的含義，是什麼？”

“那篇舊的文章，暗指我的哥哥，他在我20歲時去世了。而那篇新的文章，則是指我丈夫的死亡。”

“所以，這個夢告訴我們，除非你先處理好你哥哥的死亡，否則你可能無法面對你丈夫的死亡。”

“你說對了。就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討論的內容很有啟發性，但這個過程（即我們之間關係的本質）是對立的，而且是高度緊張的；最終，探討我們的關係才成為治癒的真正根源。在一次會談中，我們討論了她的一個夢——在夢中，一堵屍體堆砌成的牆將我們倆分隔開來，結果引爆了一場極端的痛苦：

“我的意思是，你怎麼能理解我？你的生活是不真實的——溫暖、舒適、天真。就像這間辦公室一樣。”她指著她身後那塞滿了的書架，還有窗外那緋紅的日本楓樹。“唯一缺少的就是幾塊印花布墊子，一個壁爐和噼啪作響的柴火。你的家人都在你身邊——在同一個城鎮。你享受著天倫之樂。你真的知道什麼叫喪失嗎？你認為你會處理好它嗎？假設你的妻子或你的一個孩子現在就要死了，你會怎麼做？還有你那件自命不凡的條紋襯衫——我討厭它。每當你穿上它，我都會退避三舍。我討厭它說的話。”

“它說什麼了？”

“它說：‘我解決了自己所有的問題。告訴我你的問題吧。’”

***

很多時候，艾琳的評論都擊中要害。有個關於瑞士雕塑家阿爾貝託·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故事，他的腿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折斷了。當他躺在街上，等待救護車時，有人聽到他說：“終於，終於，我的身上發生了一些事。”我確切地知道他的意思。好吧，艾琳知道我的底細。我在斯坦福大學教了30年書，住在同一所房子裡，看著我的孩子們走進同一所學校，從來沒有面對黑暗的悲劇：沒有艱難的、不合時宜的死亡——我的父親和母親都壽終正寢，父親去世時69歲，母親則90多歲，我的姐姐大我七歲，那個時候還活著。我還未曾失去親密的朋友，四個孩子都非常健康。

對於一位擁抱存在主義體系的治療師來說，這樣一種受到保護的生活是一個不利因素。很多時候，我都渴望冒險走出象牙塔，走入現實世界的艱難困苦。多年來，我想象過在休假時做一名藍領工人，可能是底特律的一名救護車司機，或者是鮑厄裡^[1]的一名快餐廚師，或者是熟食店裡一個做三明治的人，但我從來沒有付諸實踐。去巴釐島隱居寫作，走訪同事在威尼斯的公寓，或者科莫湖畔貝拉吉奧的學術福利，這些魅惑是不可抗拒的。在很多方面，我與艱難困苦已經絕緣了。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婚姻的離別之苦，也從來沒有面對過成年人的孤獨。我和瑪麗蓮的關係並不總是風平浪靜——感謝那些狂風驟雨（Sturm und Drang），因為我們都從中學到了東西。

我告訴艾琳，她是對的，我承認自己有時羨慕那些生活在邊緣的人。我告訴她，有時候，我擔心自己可能會鼓勵患者為我去做一次英勇的冒險。

“但是，”我告訴她，“你說我沒有悲劇經驗是不對的。我會情不自禁地想到死亡。當我和你在一起時，我經常想象，如果我的妻子病入膏肓會是怎樣，每次我都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悲傷。我清醒地意識到，我在行進的途中，我進入了另一個人生階段。所有的衰老跡象——膝蓋軟骨受損、視力衰退、背痛、老年斑、灰白的鬍鬚和頭髮、夢見自己的死亡——都在告訴我，我正在走向人生的終點。”

她聽著，但什麼都沒說。

“還有一件事，”我補充道，“我選擇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希望他們引領我更接近我自己人生的悲劇核心。他們確實做到了；結果我回去接受了三年的治療。”

經過這樣的反駁，艾琳點點頭。我知道那個點頭——那個典型的點頭，下巴猛然一動，接著是兩三次輕微點頭——她身體的莫爾斯密碼告訴我，我做出了令人滿意的迴應。我已經掌握了治療悲傷的第一課，治療師不能高高在上，而是必須近距離地接觸死亡。接下來還有更多的課程，我圍繞著它們構造出整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患者才是真正的老師，而我只是替她傳遞課程的中間人。

***

我最欣賞的一篇文章無疑是《匈牙利貓的詛咒》（The Hungarian Cat Curse）。在這個故事中，歐內斯特·拉什（Ernest Lash）（他暫時告別《診療椅上的謊言》）試圖治療梅吉斯（Merges）——一隻惡毒的、說德語的貓，它有九條命，不過現在是最後一條命了。梅吉斯是一個遊歷甚廣的傢伙，在早年生活中，它曾與海德格爾家的貓——贊西佩（Xanthippe）結交；現在，它正在無情地糾纏著歐內斯特的情人——阿蒂米斯（Artemis）。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故事是一場鬧劇；但在另一個層面上，我認為它可能是我對死亡和緩解死亡恐懼的最深刻的討論。我在拜訪鮑勃·伯傑期間寫下了這個故事的大部分，鮑勃是我自從醫學院時的好友，在我寫這本回憶錄時不幸離世。我把這個故事背景設置在布達佩斯，而在匈牙利長大的鮑勃為我的人物、街道和河流賦予了特色的名字。

我很懷念在米爾山谷的一家書店舉辦的新書發佈會，我的兒子本擔任戲劇導演，和我一起大聲朗讀了歐內斯特與梅吉斯的對話。我對追悼會並沒有什麼興趣，但如果我死後家人決定要辦一場，我希望有人讀這段對話——它可以緩和一下氣氛。所以，本，請你扮演貓的角色，再挑一個你的兄弟或者你最喜歡的演員，扮演歐內斯特。

[1] 鮑厄裡（Bowery），美國紐約市的一條街，以低級旅館、廉價酒吧眾多著稱。——譯者注

第32章快變成希臘人啦

在所有翻譯我作品的國家裡面，希臘是最小的國家之一，但在我心裡佔據的面積卻最大。1997年，阿格拉出版公司（Agra Publications）的老闆史塔夫羅斯·帕索波洛斯（Stavros Petsopoulos）購買了我所有書籍的希臘文版權，並聘請了一對夫妻——雅尼斯·澤瓦斯（Yannis Zervas）和伊文吉尼雅·安德利賽納斯（Evangelia Andritsanou）擔任譯者。從此，我們家和他們開始了一段長久而有意義的關係。雅尼斯是在美國受訓的精神病學家，也是知名的希臘詩人，而伊文吉尼雅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兼翻譯家。儘管希臘在心理治療領域從未扮演過重要角色，並且只擁有約500萬的識字人口，但它很快就成為我在世界上擁有讀者數量最高的國家，而且我在那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知名作家。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第一次去希臘，不幸弄丟了行李，然後瑪麗蓮和我便輕裝上陣，旅遊了5天。後來我們又進行了兩次非同尋常的訪問。第一次是在1993年訪問土耳其之後，當時我為伊斯坦布爾的貝克科伊醫院的精神病學家開辦了一個工作坊。然後在博德魯姆帶領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個人成長小組，由18名土耳其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組成。博德魯姆是愛琴海邊的一個古老的小鎮，被荷馬（Homer）描述為“永恆的蔚藍之地”。這個團體努力工作了整整兩天，我對其中許多成員的成熟和開放印象深刻。在工作坊結束之後，其中一位精神科醫生艾薩·瑟馬克（Aya Cermak）為我們做嚮導，帶著我和瑪麗蓮穿過土耳其西部的部分地區，然後回到伊斯坦布爾，這位醫生與我至今仍保持著聯繫。我們在伊斯坦布爾搭飛機前往雅典，然後登上去萊斯博斯島的渡輪。瑪麗蓮一直對詩人薩福^[1]感興趣，後者於公元前七世紀曾住在萊斯博斯島，諸多女弟子環繞在她身邊。

剛下輪渡，我們就看到一家小型摩托車租賃商店，我們興奮不已，馬上租了一輛老舊但看起來還能騎的摩托車去探險萊斯博斯島。一天行程將結束，太陽消失在大海里，這時摩托車發出最後一聲喘息，在一座廢棄的村莊外邊報廢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一家廢棄賓館的廢墟上過夜，瑪麗蓮發現一隻大型齧齒動物快速穿過四英尺^[2]高的浴室，因此幾乎一夜沒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摩托車商店用一輛卡車載來另一輛替換車，我們的旅程才得以繼續。我們倆路過熱情的村莊，在小酒館裡閒逛，與其他客人聊天，看著悠閒自得的白鬍子老人喝著松香酒、玩著西洋雙陸棋。

2002年，我在新奧爾良又遇到了雅尼斯，我們在那裡參加美國精神病學協會舉辦的會議，而我獲得了宗教和精神病領域的“奧斯卡·普菲斯特獎”（Oskar Pfister Award）。我很驚訝自己得了這個獎，我問委員會為什麼會選擇我——一個公開的宗教懷疑論者，他們回答說，我比大多數其他精神病醫生都更多地面對過“宗教問題”。我的演講後來以一篇題為“宗教與精神病學”（Religion and Psychiatry）的專題論文發表，並被翻譯成希臘文和土耳其文。在演講結束之後，我和雅尼斯共進午餐，他代表史塔夫羅斯·帕索波洛斯邀請我赴雅典演講。

一年後，我們抵達雅典，然後又乘坐一架小型飛機飛行了45分鐘前往錫羅斯島，這是希臘的一座小島，雅尼斯和伊文吉尼雅在島上有一棟避暑別墅。由於時差的緣故，我總是需要適應幾天才能公開演講。我們在島上小鎮厄木波利斯島的一家小旅館休息，每天的早餐是自家烤的羊角麵包，搭配著無花果醬——來自庭前草坪上那顆茂盛的無花果樹。兩天後，我們計劃去雅典舉行新聞發佈會，但就在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渡船公司罷工，於是史塔夫羅斯訂了一架小型的四座飛機。

去往雅典的短程飛行中，我們的飛行員竟然讀過《當尼采哭泣》，他和我熱情地談論這本書。然後，機場的出租車司機也居然認出了我，一路上都與我分享《診療椅上的謊言》中他最喜歡的部分。到了希爾頓酒店，大約有20名記者參加了新聞發佈會。我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從來沒有舉行新聞發佈會。在這裡，我像一個真正的名人。

第二天，有2500人到酒店的宴會廳聽我的演講。門廊裡擠滿了人，以至於我只能迂迴通過地下廚房進場。由於只訂購了900副耳機，所以同聲傳譯的想法不得不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我把報告刪去了一半，以把時間留給接下來的翻譯。翻譯員本已準備好依照我的講稿工作，現在她陷入了恐慌，但好在最終克服了困難並表現出色。聽眾不停地用提問和評論打斷演講。其中有人激烈質問我為什麼不充分回答他的所有問題，幾近鬧場，最後警察不得不把他請了出去。

在演講結束後，我開始簽名售書，許多顧客都帶來了禮物——自產的蜂蜜、自釀的希臘葡萄酒、自己畫的畫。一位可愛的老婦人堅持要我收下一枚金幣，那是她逃離土耳其時父母縫在她衣服裡的，當時她還是個孩子。

那天晚上，我整個人沉浸在疲憊、滿足和被愛之中，但同時又對這種備受愛戴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做什麼，只能順其自然，儘量維持心理平衡。滿載禮物回到酒店房間，結果我們又看到另外一件禮物：一隻兩英尺長完全由巧克力製成的船，還帶著飄揚的帆。瑪麗蓮和我嚼得津津有味。

接下來的一天，我在雅典市中心的赫斯提亞書店簽名售書。雖然我前前後後在十幾家書店做過籤售，但這一次是籤售中的籤售。整個隊列從書店門口延續了八個街區，導致了大片的交通堵塞。人們不僅在店裡買了新書，而且還帶了以前買的書給我籤。書寫他們的名字很費勁，因為大多數都很陌生（例如，Docia，Ianthe，Nereida，Tatiana）而且很難拼寫。後來，只好讓讀者把他們的名字大大地寫在黃色紙條上，夾在自己書裡一起給我。很多人都在拍照，但這阻礙了隊伍前進，很快他們又被要求不要拍照。一小時之後，購書者被告知，我最多隻能籤四本；又過了一個小時，變成了三本；到最後，限一本新書和一本舊書。即使如此，籤售活動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我簽了超過800本新書，舊書的數量恐怕還要更多。最近，我聽說這家可敬的赫斯提亞書店關門大吉了，成為希臘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令人唏噓不已。

排隊購書的大多數顧客都是女性——一如我其他籤售會的情況——而且至少有50位可愛的希臘女性曾在我耳邊悄聲細語：“我愛你。”這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為了避免我動心，史塔夫羅斯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希臘女性經常使用這些詞，比美國人更為隨意。

***

10年後，當一位年邁的英國醫生找我做諮詢時，我又想起了赫斯提亞書店的籤售會。由於他對自己一輩子單身，對自己懷才不遇感到不滿，所以他對找我諮詢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想要我的幫助；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嫉妒我寫作生涯的成功，因為他相信自己也有寫作的天賦。在我們的諮詢快結束時，他講了一個困擾自己50年的故事：他曾在希臘的一所女子學校教了兩年英文，在歡送儀式結束之際，他正準備離開，一位年輕美麗的希臘學生給了他一個臨別擁抱，並在他耳邊低聲說：“我愛你。”從那以後，他就對那個年輕學生念念不忘，她的低聲耳語總在他心裡迴響，併為自己沒有勇氣踏上這條好像為他準備的生活道路而自我悔恨。我向他提供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但我知道，我唯一不能說的是：“當希臘女人說‘我愛你’時，對她們來說，這個詞的意思和美國或英國並不一樣。事實上，一天下午，有50個希臘女人在我耳邊說了同樣的話。”

赫斯提亞書店籤售會的第二天，帕提昂大學（Panteion University）授予了我這輩子唯一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站在一個宏偉的大禮堂，面對數量龐大的觀眾，禮堂牆壁上張貼著亞裡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和埃斯庫羅斯的畫像，不禁令人肅然起敬。第二天晚上，瑪麗蓮在雅典大學（University of Athens）發表了關於女權主義問題的演講。這讓亞隆家族備感榮耀！

四年之後，2009年，我們再次訪問希臘。瑪麗蓮受阿尼納大學（University ofioannina）之邀，談論她的書《乳房的歷史》。知道我們要來希臘，奧納西斯基金會（Onassis Foundation）邀請我在雅典最大的音樂廳梅加隆，為我的新書《叔本華的治療》（The Schopenhauer Cure）做一場演講。

當我們到達雅典時，邀請方安排了私人行程——參觀新建的衛城博物館（Acropolis Museum），這裡幾周後才對外開放。一走進去，我們就嚇了一大跳，透過玻璃地板，在我們的腳下，層層疊疊的文明遺蹟追溯到數千年前。博物館的其他地方擺滿了埃爾金石雕（Elgin Marbles），埃爾金是一位英國人的名字，他把半數的石雕從雅典衛城運回了大英博物館。這些丟失的（有人說是被偷的）部分，以不同於原始顏色的石膏模型展出。如何將藝術作品歸還原產國，今天成為所有博物館困擾的問題。然而，站在這個國家，我們與希臘人感同身受。

在雅典梅加隆音樂廳演講2009年

雅典衛城博物館2009年

我們從雅典再飛往約阿尼納，瑪麗娜·弗瑞利-扎卡（Marina Vrelli-Zachou）教授邀請瑪麗蓮到約阿尼納大學發表演講，這所大學竟然有兩萬名學生。一如往常，當我聽到瑪麗蓮對觀眾演講時，我得意地坐下來，抑制住衝動，不讓自己大聲喊出：“嘿，嘿，這是我老婆。”第二天，東道主帶我們遊覽了鄉村，以及荷馬筆下的古代遺址多多納。我們在希臘圓形劇場待了很長時間，坐在兩千年前建造的座位上；然後，我們漫步到樹木叢林，那裡曾有神諭詮釋過烏鴉的語言。關於這個地方的一些東西——它的沉重，它的尊嚴和歷史——深深地打動了我，儘管我是懷疑論者，但我還是隱約體驗到神聖的感覺。

我們漫步穿過約阿尼納鎮，那裡毗鄰一個美麗的湖泊，最後來到一座可追溯到羅馬時期的猶太教堂，現在它仍然是城中小猶太社區的禮拜場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阿尼納幾乎所有猶太人都被殺害了，只有極少的倖存者返回。剩下的一群人是如此之少，以至於猶太教堂現在允許女性去充人數，因為按照猶太律法的規定，若要舉行宗教儀式，至少需要十名猶太男性。在集市上散步，看著老人們玩西洋雙陸棋，啜飲茴香酒，我們聞到了這鄉間美妙的氣味，但有一種芳香（果仁蜜餅）使我無法抗拒，我聞著香味來到了麵包房，在那裡我至少找到了兩打不同的品種。至今我仍然幻想能去約阿尼納隱居寫作，最好是在這家麵包店附近。

在約阿尼納大學的書店，我們兩個人都在籤售時，瑪麗蓮詢問店主我在希臘讀者中的受歡迎度。“亞隆是我們這裡最著名的美國作家。”他說。瑪麗蓮又問：“那菲利普·羅斯^[3]呢？”“我們也喜歡他，”他回答道，“但我們把亞隆視為希臘人。”

多年來，記者們問起我在希臘受歡迎的情形，我總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知道，儘管我沒有說過一句希臘語，但我仍然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甚至在美國，我對有希臘血統的人也感到格外親切。我對希臘的戲劇、哲學以及荷馬都很著迷，但它並不能解釋這種情況。這可能更像一種中東現象，因為我的讀者在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的比例也很高。

令人驚訝的是，我經常收到來自伊朗的學生、治療師和患者的電子郵件。我不知道在波斯語地區，我的書到底賣出了多少本：伊朗是唯一未經許可出版我的作品，而且也不提供版稅的國家。伊朗的同行朋友告訴我，他們對弗洛伊德、卡爾·榮格、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卡爾·羅傑斯和亞伯拉罕·馬斯洛的書都很熟悉，並且希望能與西方的心理治療師有更多的接觸。不幸的是，由於我不再出國旅行，不得不拒絕去伊朗演講的邀請。

今天，世界上有如此多令人驚駭的新聞，所有的人都變得疲憊或麻木。但是，每當新聞播音員提到希臘時，我和瑪麗蓮都會立即關注。我將永遠對希臘人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並很感激自己被視為希臘的榮譽國民。

[1] 薩福（Sappho），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古希臘“九大詩人”中唯一的女性。——譯者注

[2] 1英尺=0.3048米。

[3]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33—2018），美國當今文壇地位最高的作家之一，曾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第33章《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

裡爾克（Rilke）的書《給年輕詩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在我的腦海中佔有重要地位，多年來我一直想象為年輕的治療師寫這樣一部作品，但我始終無法為這一計劃找到合適的形式和架構。直到1999年的一天，瑪麗蓮和我參觀了南加州聖馬力諾的亨廷頓花園，情況才有所改變。我們去那裡參觀一些特別的庭院，尤其是日本的花園和盆景。在參觀快結束時，我逛進了亨廷頓圖書館，瀏覽了一個新展覽：“英國文藝復興的暢銷書”。暢銷書？這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讓我震驚的是，16世紀的暢銷書，10種當中有6種是關於“小貼士”的書。例如，1570年，託馬斯·塔瑟（Thomas Tusser）的《百個務農好點子》（A Hundreth Good Pointes of Husbandry）就提供了100條關於農作物、牲畜以及農夫農婦管好家的小貼士。到16世紀末，它被重印了11次。

一直以來，我的書都是在腦海裡慢慢發芽，沒有一個突然降臨的時刻。《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是唯一的例外。當我離開文藝復興暢銷書展臺的時候，我的下一本書是什麼樣子，已經瞭然於胸。我要為年輕治療師寫一本小貼士的書。此時，一個患者的容貌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她是我多年前見過的一位作家。在放棄了兩部未完成的小說之後，她向我宣告：她再也不會開始另一部小說了，除非關於一本書的某些想法浮現，並且咬住她不放。沒錯，那天在亨廷頓花園，一本書就把我咬住不放，我把其他事務都推到一邊，第二天就開始了寫作。

這個過程很簡單。自從早年在斯坦福大學開始，我就一直保存著一份名為“教學思想”的檔案，把我臨床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和案例存放到裡面。我要做的只是打開這個“教學思想”的檔案。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筆記，直到其中一個念頭吸引我，然後再用幾段文字充實它。這些小貼士並不是按照特定順序寫的，但在最後，我對所寫的內容進行了調整，並將它們分成了五個部分：

1.治療師與患者的關係

2.如何探索存在的問題

3.日常治療中出現的問題

4.夢的應用

5.治療師的特權和危險

我本來希望能寫出100條，就像《百個務農好點子》那樣，但寫到84條時，我把這個檔案已經用盡（由於我繼續在看新的患者，所以又建立了新的檔案，9年後，在第二版中，我又增加了11條）。

從一開始，我的心裡就有一個書名：我把裡爾克那本書的名字稍加修改，稱之為《給年輕治療師的信》。但當我快寫完時，一個驚人的巧合發生了：基本圖書公司邀請我參加編寫一個指導性的叢書，名為“給年輕……的信”（其中包括治療師、數學家、持相反意見者、天主教徒、保守主義者、廚師等等）。雖然我對基本圖書公司非常忠誠，但我不太願意加入這個系列。然而，由於他們選擇了裡爾克的書名，所以我需要一個新的名字。當然不能叫《治療師的百個小貼士》，而大家又都反對《治療師的84個小貼士》。最終，我的經紀人桑迪·迪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提議叫《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我對這個名字本來不大感興趣，但又沒有想出一個更好的名字，這些年來也就慢慢接受了。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反對經濟壓力催生的簡單化、手冊化、問題解決式的認知行為療法。同時，我也在抗擊精神病學對藥物的過度依賴。這場戰鬥今天仍在繼續，儘管有大量的研究證據表明，良好的治療結果取決於治療關係的強度、溫暖、真實和共情。我希望，《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將有助於為精神痛苦保留一種人性和人道的治療途徑。

為此，我故意使用挑釁的語言：我竭力教給學生們不一樣的內容，與許多人在行為取向培訓項目中所學的恰恰相反。“避免下診斷”“為每位患者創造新的治療”“把患者當一回事”“空白屏幕？忘了它吧！真實一些！”“在每次會談中檢視此時此地”。

在《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中，有幾個部分強調了共情的重要性，並傳達了羅馬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的古老觀點：“我是人，所以，沒有人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其中一段，“共情：從患者的視角看世界”，敘述了我最喜歡的臨床故事之一。我的一個患者，整個青春期都在與她批判一切的父親進行艱苦的鬥爭。她渴望兩個人能夠和解，開始一段新的關係，她期盼父親開車送她去上大學——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他們倆好幾個小時都待在一起。但是，這次期待已久的旅行被證明是一場災難：她的父親一如往常，大肆抱怨路邊那條骯髒的、滿是垃圾的小溪。而她在另一邊，看到的是一條沒有受到汙染、美麗淳樸的小溪。最終，她不再理會父親，陷入了沉默，兩個人在剩下來的旅途（以及他們的生活）中，相互遠離對方。很多年以後，她碰巧再次開車故地重遊，並且驚訝地發現原來有兩條小溪——路的兩邊各有一條。“這一次我成了司機，”她傷感地說，“我從駕駛員位置上看到的那條小溪，正如我父親所描述的那樣，骯髒且滿是汙染。”但是，等到她學會從父親的窗口去看世界時，已經太晚了——她的父親早就過世了。“所以，從患者的窗口看，”我提醒治療師們，“試著從患者的視角來看世界。”

現在重讀《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讓我覺得整個人都暴露無遺：所有我最得意的計策和迴應都在那裡，所有人都能看到。直到最近，一個患者在我的辦公室哭泣，我還對她說：“如果那些眼淚能說話，它們要說些什麼？”當我重讀這本書，在其中一則小貼士中看到一模一樣的句子時，我覺得好像是自己在剽竊自己（希望她沒有讀過這本書）。

有些小貼士鼓勵治療師要誠實，勇於承認錯誤。重要的不是錯誤本身，而是你如何對待它們。還有些小貼士鼓勵新手治療師善用此時此地（here-and-now），也就是，關注治療師與患者關係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的最後一則小貼士，“珍惜治療特權”，尤其打動我：我常常被人問道，為什麼85歲了還在繼續執業。第85條小貼士（巧合的是，我今年85歲）開頭就宣佈了一則簡單的聲明：我與患者的工作豐富了我的生活，它給我的生命帶來了意義。我很少聽到心理治療師抱怨生活缺乏意義。治療師所過的生活是服務他人的生活，每天我們都把目光集中在別人的需求之上。我們不僅樂於幫助我們的患者改變，而且希望他們的改變將波及其他人。

我們的治療特權還在於：我們是秘密的收集者。每一天，患者都用他們的秘密給我們恩惠，而且常常是從未分享過的。這些秘密讓我們看到了人生境遇的後臺，沒有社會虛飾、角色扮演、虛張聲勢或舞臺造型。被賦予這樣的秘密，是極少數人的特權。有時候，這些秘密極其灼人，我回到家擁抱著妻子，慶幸自己的幸運。

此外，這項工作還為我們提供了超越自我的機會，讓我們能夠看見人類狀況的真實和悲劇性。但我們得到的又不止於此。我們成為探索者，沉浸於最偉大的事業——人類心靈的發展和維護。我們與患者攜手前進，享受著發現的樂趣——當各種不相干的概念碎片突然順暢地融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一種“頓悟”體驗油然而生。有時，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嚮導，陪伴別人穿過他自己的房間。看著他們打開房門，進入從未進過的房間，看到自己的房間裡許多美麗而富有創意的特徵，發現這個房子竟有一雙未曾打開的翅膀。這是多麼難得的享受啊！

最近，我參加了在斯坦福教堂舉行的聖誕節禱告，聆聽牧師簡·肖（Rev.Jane Shaw）的佈道，這篇佈道強調了愛和同情的重要性。我被她的呼籲所感動，她要求我們儘可能地將這種感情付諸實踐。關懷和慷慨的行為可以為我們所處的任何環境添彩。

她的話語促使我重新考慮愛在自己職業中的角色。我開始意識到，在我討論心理治療的實踐時，我從來沒有使用過愛或同情這樣的詞。這是一個巨大的疏漏，現在我希望糾正一下，因為我知道，作為一名治療師，我在工作中經常體驗到愛和同情，並盡我所能幫助患者表達他們對別人的愛和慷慨。如果我對某個患者沒有這種感覺，那麼我不太可能對他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試圖保持警惕，提醒自己對患者是否懷有愛的感覺。

***

最近，我接診了一位新患者——喬伊斯（Joyce），她是一個抑鬱且憤怒的年輕女性，因為致命的癌症剛剛動過一次大手術。她一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就感覺到她的恐懼，我對她深表同情。然而，在我們的第一次會談中，我感到她很難親近。儘管她明顯受到了折磨，但她也傳達出一條信息：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而讓我感到困惑的是，她的抱怨變來變去：這個星期，她痛恨地談到鄰居和朋友的惱人習慣；下個星期，她又哀嘆自己的孤立無援。事情不太順利，每個星期當我想到下一次會面時，我都感到自己畏縮了。有時候，我甚至考慮將她轉介給另一位治療師。但我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她讀過我的很多書，她從一開始就強調，她看過很多治療師，而我是她最後的選擇。

在第三次會談中，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突然意識到，她的相貌和我一個好朋友的妻子艾琳（Aline）十分相像，有好幾次，我都有一種短暫的、不可思議的經驗，認為我是在跟艾琳說話，而不是喬伊斯。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我都不得不把自己拉回現實。雖然我現在和艾琳相處得很好，但一開始，我發現她愛自以為是、令人不悅。如果她不是好朋友的妻子，我早就避開她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有可能，我的無意識以某種奇怪的方式，把我對艾琳的憤怒轉移到了喬伊斯身上？

喬伊斯一反常態地開始了我們的第四次會談。沉默了片刻之後，她說：“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我知道，我們必須面對兩個人之間有問題的關係，於是我回答：“告訴我，你在上次會談結束時的感受。”

她以前都回避這樣的詢問，但今天她卻讓我大吃一驚：“和我們每次會談後的感覺一樣：我覺得糟透了。完全暈頭轉向，好幾個小時都緩不過來。”

“聽你這麼說，我很難過，但說多些好嗎？喬伊斯，是怎麼回事？”

“你什麼都懂，你寫了那麼多書。這就是為什麼我找你。你很聰明，我感到如此自卑。我知道你覺得我一無是處，我敢肯定你知道我所有的問題，但你就是沒有告訴我。”

“我知道這對你而言有多麼痛苦，喬伊斯，但我也很高興你能如實說出來：這正是我們需要去做的。”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是怎麼回事？我的問題是什麼？我該如何解決它？”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不知道你的問題，但我知道，我們可以一起把問題找出來。我知道你很害怕，很憤怒。而且，想到你所經歷的事情，我能理解那種情形：要是我，我也會有那樣的感受。如果我們像今天這樣繼續工作，我就可以幫助你。”

“但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是我不值得你浪費時間嗎？為什麼我會越來越糟糕？”

我知道我必須做點什麼，並決定冒險一試。“我來說一點可能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事情，你聽一下。”我猶豫了——這是一次深層的自我暴露，我還是有點遲疑。“你長得很像我一位好友的妻子——上一次面談時，有好幾次，我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坐在這張椅子上的是她，而不是你。雖然我現在對這個人很友好，但一開始我並不待見她。我發現她愛出風頭，令人討厭，和她在一起很不舒服。我告訴你這些是因為（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而且我感到很尷尬）我可能無意識地把對她的感覺轉移到你身上了。我想你也許已經感覺到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我接著說道：“但是，喬伊斯，我想說清楚，這不是我對你的感覺。我完全支持你。我對你充滿同情心，我想全力幫助你。”

喬伊斯似乎很驚訝，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謝謝你這麼說。我見過很多心理醫生，但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分享他的心裡話。我今天不想離開你的辦公室了——我想讓我們再談12個小時，我感覺好極了。”

患者接受了我的坦白，把它視作我的心聲；從那時起，一切都改變了。我們進行得很順利，也很用心；我期待著每一次會談。該如何描述我的方法呢？我相信，這是一種同情心和愛的表現。我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形容。

第34章與叔本華一起的兩年

我的哲學閱讀一直以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為主，這是一個探討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思想學派。其中包括了許多古希臘學者、克爾凱郭爾、薩特，當然還有尼采。直到後來我才發現了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他關於無意識影響性衝動的觀點啟發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在我看來，叔本華為心理治療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正如我的小說《叔本華的治療》裡的人物菲利普（Philip）所說：“沒有叔本華，就不會有弗洛伊德。”

叔本華是一個粗暴、無畏和極其孤獨的人。他是19世紀的堂吉訶德，攻擊包括宗教在內的所有勢力。叔本華也是一個飽受折磨的人，他的不幸、悲觀和徹底的厭世，是其作品背後主要的能量來源。他有一個著名的刺蝟比喻，表達了他對人際關係的看法：寒冷的天氣驅使刺蝟抱團取暖，但它們擠在一起時，身上的硬刺又刺傷彼此。最終，它們發現，彼此最好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一個擁有足夠內在熱量的人（比如叔本華），最好完全遠離他人。

當我第一次閱讀叔本華時，他深刻的悲觀主義讓我大吃一驚。我想知道，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他是如何繼續思考和工作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逐漸明白，他相信知性理解可以減輕人生的重負，哪怕是最卑微的人。雖然人生短暫，卻因理解而自得其樂，即使理解揭示了我們最基本的衝動，讓我們面對人生的無常。在《論存在之虛無》（On the Vanity of Existence）中，他寫道：

人生永遠不會快樂，但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自認為會帶來快樂的事物。他很少能達到目標，即使達到了目標，他也只會感到失望。人生猶如船行大海，當一隻船最終抵達港灣，船體已是千瘡百孔，桅杆和繩索都已消失無蹤了。而且，不管他是快樂還是不幸，這都是一回事。因為他的一生終究不過是白駒過隙，稍縱即逝。

除了極端的悲觀主義，叔本華強烈的性衝動也折磨著他，他無法以非性的方式與人建立關係，這使他長期脾氣暴躁。只有在童年性衝動尚未萌發之前，以及在晚年他的慾望變得平緩之後，他才體驗到一些快樂。例如，在他的主要著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中，他寫道：

由於生殖系統的巨大活力仍處在沉睡狀態，而大腦已經有了充分的活力，所以童年實為天真和快樂的時期，是人生的天堂，是我們終此一生都熱切想要重返的失樂園。

但是，在叔本華的作品裡找不到任何肯定的東西，他的悲觀主義是不屈不撓的：

走到人生盡頭，如果一個人足夠真誠，並且足夠理智，他是不會想要重來一趟的。若非如此不可，他會寧願選擇徹底的不存在。

我對亞瑟·叔本華瞭解越多，就越覺得他的人生悲慘：一位偉大的天才受到如此無情的折磨，這是多麼可悲啊。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極度需要治療的人。他和父母的關係簡直就是一出俄狄浦斯的戲劇。首先，他拒絕進入家族的商貿活動，這激怒了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是一位受歡迎的小說家，叔本華對她崇拜有加。當他的父親自殺時，16歲的亞瑟想方設法要佔有和控制她，以至於她最終斷絕了他們的關係，並在她生命的最後15年裡拒絕見面。他是如此害怕自己還沒死透就被埋葬，因此他立遺囑死後幾天再將他入土，弄得他的屍臭瀰漫附近鄉野。

當我考慮到他的悲慘生活時，我開始突發奇想，叔本華有沒有可能受惠於心理治療呢？如果他來找我諮詢，我能找到一種方法來安慰他嗎？我開始想象我們的治療場景，漸漸地，一本關於叔本華小說的大綱成形了。

叔本華接受心理治療——想象一下！啊，是的，是的——多麼具有挑戰性的想法！但是，誰能在這個故事中擔任他的治療師呢？叔本華出生於1788年，比心理治療的誕生早了一個多世紀。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富有同情心的、有文化的、受過哲學訓練的前耶穌會士，他可以提供深入的冥想修行，叔本華也會願意參加。這個想法有一些可取之處。叔本華在世的時候，有成百上千的耶穌會士失去工作：1773年，教皇宣佈瞭解散耶穌會的命令，直到41年後才予以恢復。但由於整個情節無法連貫起來，於是我放棄了這個想法。

後來，我決定創造一個叔本華的替身，一個具有叔本華的智慧、興趣和個性（包括厭世、性強迫和悲觀主義）的當代哲學家。於是，我構思了菲利普這個角色。我把他放在心理治療唾手可得的20世紀。但是，什麼樣的治療對菲利普最有效呢？像他這樣嚴重的人際問題最需要的就是治療團體。那麼誰做團體治療師？我需要一個富有經驗的團體治療師，所以我創造了朱利葉斯（Julius）——一個明智的、上了年紀的執業醫師，他的方法與我的團體治療相似。

接下來，我創建了其他的角色（治療團體的成員），將菲利普引入到團體中，然後讓這些角色自由地互動。我並沒有預先的設置：只是記錄下我腦海中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想想吧！叔本華的克隆人進入一個治療團體，製造混亂，挑戰帶領者，激怒其他成員，但最終產生了巨大變化。想想我要傳達給這一領域的信息：如果團體治療可以幫助“亞瑟·叔本華”，一個當代最為悲觀和厭世的人，那麼團體治療可以幫助任何人！

後來，回顧這部完成的小說，我意識到，在訓練團體治療師方面，它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工具。因此，在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第五版中，我在許多地方都向學生讀者推薦這部小說的不同篇章，在那裡他們可以讀到治療原理的戲劇化描述。

我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來寫這部小說，交替呈現了團體治療的會談過程和叔本華的心理傳記。我懷疑許多讀者對這種格式感到困惑，甚至在寫作過程中，我也時常擔心弄出一個尷尬的混合體。儘管如此，我相信叔本華的心理傳記將會幫助讀者理解菲利普——叔本華的替身。但那只是部分原因：我承認我對叔本華的作品、人生和心靈如此著迷，以至於我不能錯失機會猜測他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同時，我也無法抗拒去探索叔本華是如何啟發弗洛伊德的，以及如何為心理治療設置了舞臺。

我相信，這本書是我寫的有效團體治療的最好證明。朱利葉斯是我一直努力想成為的治療師。然而，在這本書中，他罹患了一種無法治癒的惡性黑色素瘤。儘管身患疾病，他仍然繼續尋找意義，甚至在死亡臨近時，還藉此強化每個團體成員的生命。他坦率、仁慈、專注於當下，不遺餘力地幫助成員瞭解自己並探索彼此的關係。

這本書的書名得來全不費功夫：“叔本華的治療”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時，我就欣然接受了。我喜歡它的一語雙關：作為一個人，叔本華得到了治療；而作為思想家，叔本華為我們所有人提供了療愈。

出版12年後，這部小說仍然非常活躍。一家捷克電影公司正在將其改編為電影。正如我從臨床哲學（clinical philosophy）領軍者那裡得知的，《叔本華的治療》也加速了這一領域的誕生。

幾年前，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年會上，大批團體治療師觀賞了由莫林·萊什（Molyn Leszcz）帶領的半天演出，演員們扮演小說中的團體成員。莫林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第五版的合編者。我的兒子本，挑選演員，指導製作，並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演員們沒有劇本，但他們被要求想象自己在治療團體中，待在他們的角色裡面，並自發地與其他成員互動。我則參與互動環節的討論。我的另一個兒子維克多，將這次演出剪輯成一部電影，併發布在他的教育網站上。能夠退居幕後，看著自己想象中的人物鮮活地互動，實在太令人愉悅了。

第35章《直視驕陽》

在我寫《直視驕陽》（Staring at the Sun）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姐姐瓊去世了。瓊比我大7歲，生性溫柔，我深深地愛著她。成年以後，她住在東海岸，我在西海岸，但我們每週互通電話，從未中斷；每次我到華盛頓都會去她家裡，與她和她的丈夫莫頓小聚。莫頓是一名心臟病學家，一直慷慨大方，熱情好客。

瓊罹患嚴重的老年痴呆症，在她去世的前幾周，我最後一次去華盛頓，她已經認不出我了。由於我不自覺地感到已經失去了她，所以她過世的消息並沒有讓我受驚。相反，我覺得死亡對她及其家人是一種解脫，我對此深表歡迎。第二天，我便和瑪麗蓮飛往華盛頓參加她的葬禮。

我打算講一個故事來開始我的悼詞，這個故事發生在15年前的華盛頓，我母親的葬禮上。當時，為了懷念我的母親，我烘焙了一種叫凱奇爾（kichel）的傳統小烙餅，在葬禮結束後的家庭聚會上供大家享用。我烘焙的烙餅色香俱全，但是完全沒有味道：我按照母親的食譜來做的，不料忘了放糖！瓊一向善解人意，她說，如果我為她烘焙凱奇爾，一定不會忘記放糖。我講這個故事的重點是強調我姐姐的可人，儘管抵達葬禮現場時，我心情平靜，不覺悲傷，但在致悼詞時我泣不成聲，提前回到了座位上。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近到可以觸摸姐姐的純木製棺材。當陣陣強風吹起，掃過墓地，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姐姐的棺材開始搖晃。儘管理智尚存，但仍不免亂想：她要從棺材裡爬出來了，我不得不拼命忍住想要逃離墓園的衝動。所有我關於死亡的體驗，所有我陪伴過的臨終患者，所有我寫過關於死亡的超脫和理性的文字——都在我自己的恐懼中煙消雲散。

這一事件令我震驚不已。數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和改善我對死亡的焦慮。在我的小說和故事中，我把這些恐懼發洩出來，把它們投射到虛構的人物身上。在《叔本華的治療》中，團體帶領者朱利葉斯宣佈他被診斷出患有絕症，團體成員都極力安慰他。其中一名成員——帕姆（Pam），引用了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的回憶錄《說吧，記憶》（Speak，Memory）中的一段話，他把人生描述為兩個完全相同的黑暗世界——一個在出生之前，一個在死後——之間的火花一閃。

很快，菲利普——叔本華的替身和信徒，以他一貫優越的態度迴應道：“納博科夫無疑從叔本華那裡得到啟發的，叔本華說過，我們死後會和生前一樣，因此證明瞭不可能只有一種不存在。”

帕姆怒不可遏，對菲利普說道：“你認為叔本華曾經說過類似的話，你真了不起。”

菲利普閉上眼睛，開始背誦：“‘在千萬年的不存在之後，一個人驚訝地發現自己忽然存在了；他活了一會兒，然後再次進入同樣千萬年的不存在。’引自叔本華“生存空虛說”（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Vanity of Existence）的第三段，這對你來說夠不夠了，帕姆？”

***

我之所以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它還有一點沒提到：亦即叔本華和納博科夫的言論都可以追溯到伊壁鳩魯，一位古希臘哲學家，他認為人類苦難的主要根源在於我們無處不在的死亡恐懼。為了減輕這種恐懼，伊壁鳩魯為他在雅典學校裡的學生們提出了一套有說服力的世俗理論，並規定他們要像背誦教義問答一樣學習這些理論。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對稱假設”：我們死後的虛無狀態與我們出生之前的狀態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想到我們“出生前”的狀態，我們從未感到焦慮。古往今來，哲學家們一直在抨擊這一觀點，但在我看來，它具有一種簡潔之美，並且擁有強大的力量。它為我的許多患者和我自己提供了安慰。

當我讀到更多關於伊壁鳩魯消解死亡恐懼的觀點時，我下一本書的靈感突然出現在腦海裡，並讓我著迷了好幾個月。構想是這樣的。一個人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在傍晚的森林裡，他被某種可怕的野獸追趕著。他一直跑，直到精疲力竭，他跌跌撞撞，感覺那傢伙向他撲來，然後意識到這就是他的死神。他驚醒了，尖叫著，心怦怦直跳，渾身是汗。他從床上跳了起來，迅速地穿好衣服，從臥室和家裡逃了出來，然後去找某個人——一位長者、思想家、治療師、牧師、醫生——任何一個可以幫他擺脫死亡恐懼的人。

我想象出一本書，由八九章組成，每一章都以同一段開頭：噩夢，驚醒，為擺脫死亡恐懼而尋求幫助。然而，每一章都設定在不同的世紀！第一章發生在公元前3世紀的雅典，做夢者將衝到雅典的集會，那裡是許多重要哲學流派的聚集地。他會走過柏拉圖創立的、現在由他侄子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掌管的學院（Academy），經過亞裡士多德的學園（Lyceum），途徑斯多葛學派（Stoics）和犬儒學派（Cynics），最後到達他的目的地——伊壁鳩魯的花園，他將在日出時被允許進入。

另一章可能是在聖奧古斯丁時代，再一章放在宗教改革時期，然後是叔本華所在的19世紀晚期，又一章放在弗洛伊德時代，或許再一章放在薩特或加繆時代，還可以發生在穆斯林和佛教國家。

但一次只能發生一件事。我決定把公元前300年伊壁鳩魯時代的希臘寫一整集，然後再轉向後面的時期。幾個月來，我研究了那個時代希臘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他們的服飾、早餐種類和生活習慣。我還研究了古今的歷史和哲學文獻，閱讀了以古希臘為背景的小說［瑪麗·雷諾（Mary Renault）等人的作品］。最終我悲傷地意識到，寫這一章和其他章節所需要的研究將會耗盡我的餘生。我非常遺憾地放棄了這個計劃。這也是唯一一本我開了頭卻沒有結束的書。

***

於是，我決定另闢蹊徑，以非虛構的形式討論伊壁鳩魯的作品，寫一本書，談談死亡焦慮。這本書就是後來成形的《直視驕陽》，於2008年出版。《直視驕陽》一書追溯了我對死亡的思考，它們浮現自我與健康的以及絕症患者的臨床實踐。書名取自17世紀拉羅什福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一個人無法直視的，唯有驕陽和死亡。”雖然我用這句箴言作為書名，但我在書中挑戰了它的真理，強調直視死亡可以使人獲益良多。

我不僅用臨床經驗來闡釋這個觀點，而且也運用文學中的小片斷。例如，狄更斯（Dickens）的《聖誕頌歌》（Christmas Carol）中的埃比尼澤·斯克魯奇（Ebenezer Scrooge），在故事的開頭，他是一個吝嗇的、離群索居的傢伙，但到最後，他成了一個善良、慷慨和深受愛戴的人。這種轉變從何而來？因為狄更斯給了他下了一劑猛藥——存在主義衝擊療法，讓“未來之靈”（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叫斯克魯奇看到自己的墓地以及墓碑上自己的名字。

在《直視驕陽》整本書中，都在講直面死亡是一種覺醒的體驗，它教會我們如何更充分地生活。對這個過程敏感的治療師經常會明白這一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我的臨床實踐中，我經常建議患者在一張紙上畫一條線，想象這條線的一端代表他們的出生，另一端代表他們的死亡。我要求他們指出自己現在所處這條線上的位置，然後仔細思考一會兒。在電影《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Yalom’s Cure）中，開頭我講的正是這個練習。

在我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的訓練期間，我從未聽說過在治療研討會或個案討論中談論過死亡。似乎這個領域仍然遵循著美國精神病學界大佬阿道夫·邁耶的建議：“不要在不癢的地方搔癢。”換句話說，除非患者提出來了，否則不要自找麻煩，尤其是那些我們可能無法緩解的領域。但我採取了相反的立場：死亡之癢自始至終都在，幫助患者探索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將會使其受益匪淺。

我完全同意捷克存在主義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觀點，他寫道，遺忘的行為讓我們預習了死亡的滋味。換句話說，死亡可怕之處不僅在於讓你失去未來，而且也在於讓你喪失過去。當我重讀自己的書時，我常常記不起我寫過的患者的面孔和名字：我把他們偽裝得很好，以至於認不出他們是誰了。有時候，我想起與患者們一起度過了親密而又糾結的時光，而現在全然記不起他們是誰了，不免感到心痛。

我相信，許多患者的症狀背後都隱藏著死亡焦慮。舉個例子，想想一些特殊生日（30歲、40歲或50歲）帶來的不適感，因為它們提醒了我們時間的無情流逝。我最近接待了一個患者，她描述了幾個晚上可怕的噩夢。其中一個是入侵者威脅她的生命，另一個是她感覺自己墜入太空。她說自己50歲生日快到了，而她害怕家人為她舉辦生日聚會。我敦促她去探索，50歲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回答說，50歲真的很老了，並回憶起她母親50多歲時的樣子。她的父母都在60多歲時去世了，所以她總以為自己的人生過了三分之二。在我們見面之前，她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自己的死亡、葬禮或是宗教信仰，雖然我們會談的內容充滿痛苦，但我相信，揭開死亡的神秘面紗最終會讓她感到寬慰。死亡焦慮潛伏在人生的許多重要事件中（空巢綜合徵、退休、中年危機、高中或大學聚會），以及我們對他人死亡的悲傷。我相信，大多數噩夢都是由死亡焦慮所驅動的，在夢中它猶如脫韁野馬。

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距離撰寫《直視驕陽》已有10年之久，距離我的死亡又近了10年——我不相信自己還能像當時那樣冷靜地去寫這個主題。在過去的一年裡，我不僅失去了姐姐，還失去了三個最親密的老朋友——赫伯·科茨、拉里·扎羅夫和鮑勃·伯傑。

拉里和赫伯是我在大學和醫學院的同學。在實習期間，我們是解剖屍體的搭檔，並且同住一間宿舍。我們三個帶著各自妻子一起到過許多地方度假：波克諾山、馬裡蘭東海岸、哈德遜谷、五月岬和納帕谷。我們在一起度過許多日日夜夜，聊天、騎自行車、玩遊戲、聚餐，樂此不疲。

拉里一直在紐約的羅切斯特（Rochester）做心臟外科醫生，但在執業30年之後，他改弦更張，在斯坦福大學獲得醫學史博士學位。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給本科生和醫學院學生教授文學，有一天突然死於主動脈瘤破裂。我在他葬禮上的簡短悼詞中，試圖通過描述一次假期旅行增加一點輕鬆的調子。那次我們6個人一起去波克諾山，當時拉里正值不修邊幅的時期，穿著一件破舊的、皺巴巴的T恤就進了一家高檔餐廳。我們一直嘮叨他的外表，直到他站起來離開桌子。10分鐘後他回來了，看上去衣冠楚楚：他剛從我們服務員的身上買下一件襯衫！（幸運的是，這個服務員在櫃子裡放了一件備用襯衫。）雖然我想在葬禮上用這個故事來緩和氣氛，但我還是哽咽了，費力地把這些話講完。

赫伯（曾是一名婦科醫生，後來成為一名腫瘤學家）逐漸患上了痴呆症。他的最後幾年生活在一種混亂和肉體痛苦的狀態中，我覺得和我姐姐一樣，早在他去世之前我就失去了他。我因為得了嚴重的流感，不能去華盛頓參加他的葬禮，但我委託一位朋友在葬禮上宣讀我的悼詞。

我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寬慰，然而，在他葬禮舉行的那一刻，在舊金山的我變得焦躁不安，漫無目的地走了一小段路，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多年前已經遺忘的場景湧上心頭。當赫伯和我在大學和醫學院讀書時，我們經常在星期天和他的叔叔路易（Louie）一起玩撲克，他的叔叔是個單身漢，和赫伯的家人住在一起。路易是一個討喜可愛的人，但有疑病症的傾向，他總是在晚上一開始就宣佈，他不確定自己那晚是否能玩好牌，因為“樓上有什麼不對勁兒”，他指著自己的頭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暗示，趕緊拿出自己全新的聽診器和血壓袖帶，只要付5美元的費用，就給他量血壓、聽心跳，並宣佈他是健康的。路易是個玩牌好手，那5美元在我們手裡根本攥不了多久：通常到晚上牌局結束時，他就連本帶利都收了回去。

我喜歡那些夜晚。但是路易叔叔早已離世，現在，赫伯也去世了，我感受到一種令人震驚的孤獨，因為我意識到，那些夜晚的那些場景，再也沒有人和我一起見證了。它現在只存在於我的腦海中，在我神經迴路的某個神秘角落裡噼啪作響；而當我也死去時，它就將完全消失。當然，數十年來，理論上我對這些事情早已一清二楚，並且在我的書中、講座中以及許多治療時刻中無數次強調它們，但現在我感受到了它們，感受到當我們逝去時，我們每一段珍貴的、快樂的、獨特的記憶，都將與我們的存在一起煙消雲散。

我也很緬懷鮑勃·伯傑，他是我60多年的摯友，在赫伯去世幾周後也離世了。在一次心臟驟停後，鮑勃昏迷了幾個小時才甦醒過來，在一段短暫的清醒時間裡，他給我打了電話。他一如既往地開玩笑說：“我從另一邊給你捎來一條消息。”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他的病情迅速惡化，陷入昏迷，兩週後過世了。

鮑勃和我第一次在波士頓見面是在我讀醫學院的第二年。雖然我們後來生活在不同的海岸，我們仍然是終身的朋友，經常通過電話和拜訪保持聯繫。在我們第一次見面50年後，他讓我幫他寫一篇他青少年時期的文章，當時德國人佔領了他的祖國匈牙利。他告訴我，在納粹佔領布達佩斯期間，他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參加了抵抗運動。他向我敘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例如，在16歲那年，他和另一名反抗軍騎著摩托車，尾隨在一群猶太人後面，這些猶太人被綁在一起，被迫穿過樹林走向多瑙河，他們即將被驅入河中淹死。雖然沒有希望救任何一個人，但鮑勃和他的朋友疾馳而過，投擲手榴彈，試圖炸死納粹警衛。後來，當鮑勃離開了幾天，試圖找到他的母親，但沒有成功。他們的房東把他的室友，另一個親密的朋友，交給了納粹，納粹把他拖到街上，拉下了他的褲子。他們看見他受了割禮，就向他的腹部開了一槍，讓他等死，並警告圍觀的人不要救他，甚至連一杯水也不行。我聽了這麼恐怖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全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到了晚上結束時，我對他說：“鮑勃，我們已經很親密了。我們認識已經50年了。為什麼你以前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他的回答震驚了我：“歐文，你還沒準備好聽它。”

我沒有抗議。我知道他是對的：我還沒有準備好聽他說，我一定是用多種方式把這個信息告訴了他。我一直避免接觸任何形式的大屠殺。在我十幾歲時，盟軍剛解放集中營不久，新聞影像中出現了少數的倖存者，骨瘦如柴，如骷髏一般，而屍體更是堆積如山，被推土機推來推去，我感到驚恐不已。幾十年後，當瑪麗蓮和我去看《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時，她就自己開車前往，因為她知道我很可能在電影結束前就要離場。我確實這樣做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可預測的公式。如果我看到或讀到任何有關大屠殺的恐怖報道，我就會被一場感情風暴所席捲：可怕的悲傷、出離的憤怒、嚴重的痛苦，想到受害者的慘痛經歷，想到自己處在他們的位置（我安全地待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完全是我的運氣；我父親的妹妹和她的全家，以及我叔叔亞伯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全都慘遭殺害）。我從來沒有明確地向鮑勃表達過我的感情，但他卻通過許多方式發現了它們：他告訴我，雖然我聽他講過一些其他的戰時故事，但我從來沒問過他一個問題。

半個世紀後，在尼加拉瓜機場，有人試圖綁架鮑勃，這是一次可怕的遭遇。他受了很大的創傷，就在那之後不久，他聯繫了我，讓我寫他在納粹佔領布達佩斯時期的青少年生活經歷。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一起討論綁架事件，以及它引發的所有戰爭年代的回憶。

我把他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和我們的友誼寫成了一部中篇小說《我要叫警察》（I’m Calling the Police），在美國以電子書的形式出版。在歐洲，則有8個國家以平裝本出版了這本書。書名取自這部小說中一個特別驚悚的故事。雖然此書出版距離戰爭結束已有60多年，但鮑勃對納粹仍心有餘悸，不願把自己的真名印在書的封面上。我提醒他，任何活著的納粹分子都已經90多歲，無法再傷人了，但他堅持在英文版和匈牙利語版上使用化名——羅伯特·布倫特（Robert Brent）。經過一場持久的辯論之後，他才做出讓步，同意在7種譯本上寫他的真名，包括德語譯本。

我常常對鮑勃的勇氣和堅韌感到驚奇。作為一個孤兒，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一個難民營來到美國，連一句英文都不會。在波士頓拉丁高中讀了不到兩年，他就被哈佛大學錄取。在大學，他不僅成績優異足以進入醫學院，而且還進入了校足球隊——所有這些都是靠他獨自一人做到的。後來，他與帕特·唐斯（Pat Downs）結婚，後者是一位醫生，她的父母也都是醫生，祖父是曼哈頓跨教派的河濱教堂的著名牧師——哈里·愛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在結婚前，鮑勃要求帕特改信猶太教，帕特同意了。在改變過程中，帕特告訴我，一切進展順利，直到拉比宣佈猶太飲食法禁止食用貝類，包括龍蝦。帕特早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緬因州度過，她被嚇了一跳。她一輩子都在吃龍蝦，覺得這太過分了，可能會破壞協議。這位拉比，也許是因為帕特那著名的祖父，非常渴望把她拉進自己的圈子，因此，在與一個拉比財團協商之後，他破了一個罕見的例外：她，在所有猶太人中，將被允許吃龍蝦。

鮑勃選擇受訓成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他告訴我，只有當他手裡拿著一顆跳動的心臟時，他才覺得自己完全活著。作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他有著非凡的職業生涯，成為波士頓大學的外科學教授，在專業期刊上撰寫了500多篇研究和臨床論文；而且，若非另一位外科醫生克里斯蒂安·巴納德（Christian Barnard）捷足先登，他差點就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

***

2015年年底，在我的姐姐和三位密友去世之後，我患了幾個星期的流感，食慾不振，體重下降，緊接著發生了急性胃腸炎，很可能是食物中毒，上吐下瀉使我嚴重脫水。我的血壓急劇下降，十分危險，我的兒子裡德開車把我從舊金山送到了斯坦福大學急診室，我在那裡待了一天半。我接受了7升的靜脈輸液，血壓才逐漸恢復正常。在等待腹部CT掃描結果時，我第一次有了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可能快要死了。我的醫生女兒伊芙和妻子陪著我，安慰我；而我試圖用自己與患者工作時經常提到的一個觀念來自我安慰：未曾活過的感覺越強烈，死亡的恐懼就越大。這個觀念讓我平靜下來，因為我想到，我對自己的生活幾乎沒有遺憾。

出院之後，我的體重只有139磅，比我的平均體重輕20磅。有時候，我對醫學教育的模糊記憶造成了問題。在這次，我被一條醫學格言所困擾：如果患者的體重有不明病因的顯著下降，就要考慮是否為隱匿性的癌症。我想象著自己的腹部充滿了轉移性病變。在這期間，我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思想實驗來安慰自己：想象一下，一個鐳射聚光燈不可阻擋地沿著巨大的時間標尺掃射，光束掃過的一切都消失在過去的黑暗中，而聚光燈未到之處都隱藏於未來的黑暗中。只有那些被激光點亮的東西才有生命和意識。這種想法總是給我帶來安慰：它使我感到幸運，在這一刻還活著。

我有時認為，寫作本身就是我努力在抵抗時間的流逝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對此，福克納（Faulkner）說得最好：“每位藝術家的目的都是捕捉運動並將其定格，這樣到某個時刻，當一位陌生人讀到它時，它便又活過來了。”我相信，這種想法解釋了我對寫作的激情——永不停止地寫。

我篤信這一觀點：如果一個人活得充實，沒有深深的悔恨，那麼他就會更加平靜地面對死亡。我不僅從許多垂死的患者那裡，而且還從託爾斯泰這樣偉大的作家那裡，聽到了這樣的信息，他筆下的伊凡·伊里奇（Ivan Ilych）意識到自己臨死時如此悲慘，是因為他活得太糟糕了。我所有的閱讀經驗和生活經驗都告訴我要充分地活著，這樣可以無怨無悔地死去。在我的晚年，我有意識地對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慷慨大方，並以一種知足常樂的態度進入耄耋之年。

另一個提示我大限將臨的是我的電子郵件。20多年來，我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粉絲來信。我試著回覆每一封信——我把它當作自己的修行，就像佛教徒每日必做的慈悲觀想。想到我的工作給那些寫信的人提供了一些東西，我感到很高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也意識到電子郵件的數量增加，這是因為人們知道我時日無多了。這一信息越來越顯露無遺，比如幾天前收到的這封郵件：

……我很久以前就想給您寫信，但我想您會被電子郵件淹沒，沒有時間把它們全部讀完；然而，我還是得給您發這封郵件。就像您自己說的那樣，您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也許您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再不寫就太遲了。

或者如第二天收到的另一封郵件：

……坦率地說，我認為您會理解這一點，我意識到某個時候您將不會再在這裡。我不想認為您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也不願後悔在太晚的時候聯繫您……與您交流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對談論死亡不感興趣，他們也沒有與自己將死的事實建立個人聯繫。

最近幾年，有些時候，我在開始演講時會感激聽眾規模如此龐大，然後說道：“我意識到，隨著我年齡的增長，聽眾數量越來越多。當然，這是對我極大的肯定。但如果我帶上存在主義的眼鏡，我就看到黑暗的一面，我在想，人們為什麼這麼著急來看我呢？”

[1]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代表作《洛麗塔》。——譯者注

第36章最後的作品

當我第一次聽到愛因斯坦對量子理論的迴應時，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只聽他說：“上帝不和宇宙擲骰子。”像大多數有科學頭腦的青少年一樣，我崇敬愛因斯坦，聽到他信仰上帝，感到非常震驚。這一事實讓我對自己的宗教懷疑主義起了疑問，我向我的初中科學老師尋求解釋。他的回答是：“愛因斯坦的上帝是斯賓諾莎的上帝。”

“那是什麼意思？”我問道，“斯賓諾莎是誰？”我瞭解到，斯賓諾莎是一位17世紀的哲學家和科學革命的先驅。儘管他經常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上帝，但他所在的猶太社區在他24歲時將其作為異端趕出教會，許多學者（可以說是絕大多數）都認為他私底下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的老師告訴我，如果斯賓諾莎在17世紀對上帝的存在表示懷疑，那將是很危險的，所以他經常用“上帝”這個詞來保護自己。然而，當斯賓諾莎使用“上帝”這個詞時，大多數學者都知道，他指的是有序的自然法則。我從圖書館的A-Z傳記區挑選出一本斯賓諾莎的生平，儘管我對此懂得不多，但我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更多地瞭解這位愛因斯坦心目中的英雄。

大約70年後，我遇到了一本重新點燃我興趣的書。我得知斯賓諾莎被逐出猶太教會後，拒絕依附於任何宗教團體。取而代之的是，他以磨鏡片為生，製作眼鏡和望遠鏡，過著節儉、孤獨的生活，並撰寫了改變歷史進程的哲學和政治文章。那本書就是小說家兼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寫的《斯賓諾莎的背叛》（Betraying Spinoza）。我一本接一本地閱讀了她那些非凡的小說，但只有《斯賓諾莎的背叛》，部分是哲學，部分是小說，部分是傳記，點燃了我心中的火。寫一部關於斯賓諾莎的小說這個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但我又覺得無從下筆。一個主要活在自己思想裡的人，他的生活是孤獨的，沒有錯綜複雜的劇情，也不夠浪漫，他在租來的房間裡度過成年時光，磨著鏡片，揮舞著羽毛筆，如何去寫一部關於他的小說呢？

幸運的是，我被邀請去阿姆斯特丹，給一個荷蘭心理治療師協會做演講。儘管我年紀大了，很少期待出國旅行，但我對這次機會很歡迎，並同意舉辦一個工作坊，條件是他們要安排一個“斯賓諾莎日”。在這一天裡，將有一位知識豐富的導遊陪同我和妻子去探訪斯賓諾莎在荷蘭的蹤跡：他的出生地、各種住所、他的墳墓，而最重要的是，一座小小的、位於萊茵斯堡小鎮的斯賓諾莎博物館。所以，在阿姆斯特丹一整天的活動結束之後，瑪麗蓮、我和導遊（荷蘭斯賓諾莎協會的主席，也是一位著名的荷蘭哲學家）開始了我們的使命。

我們參觀了斯賓諾莎早年生活的阿姆斯特丹街區，看到了他後來居住的房子，並在運河上搭乘了他曾經坐過的駁船。現在，關於斯賓諾莎的荷蘭，我有了許多視覺上的細節，但還沒有構成一部小說所必要的敘事。當我去參觀斯賓諾莎博物館時，一切發生了變化。起初，我發現博物館裡沒有任何斯賓諾莎的私人物品，因此感到很失望。取而代之的是，我看到了他使用過的磨鏡設備的複製品，以及他死後別人畫的一幅肖像。此外，我們的導遊告訴我，這幅肖像可能並不準確，因為他一生中沒有留下任何畫像。斯賓諾莎所有的畫像都是基於書面描述而繪成的。

接著，我轉向博物館的主要景點：斯賓諾莎的私人圖書館，裡面藏有151本16～17世紀的書。我一直期待捧著斯賓諾莎手指觸摸過的書，希望他的精神對我有所啟發。儘管公眾不被允許觸摸這些書，但我得到了特別許可。當我虔誠地把一本書捧在手中時，我的導遊飄到我身邊，輕輕地說：“原諒我，亞隆博士……也許你知道……斯賓諾莎的手從來沒有碰過這本書，或者說，這個圖書館裡的任何一本書：這些書都不是斯賓諾莎真正所擁有的那些。”

我驚呆了。“這是怎麼回事？我不明白。”

“斯賓諾莎在1677年去世後，他那點兒遺產根本不夠支付他的葬禮費用，所以他唯一的財產（他的圖書館）不得不被拍賣掉。”

“但是這些書，這些古籍呢？”

“這名拍賣商極為謹慎。在拍賣會上，他對每一本書都做了極其詳細的描述——日期、出版商、城市、裝訂等等。在斯賓諾莎去世200年後，一位富有的贊助人提供資金重建斯賓諾莎的整個圖書館，而購買者忠實地遵循了拍賣商的圖書描述。”

儘管我對所見所聞都很感興趣，但是這些不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我沮喪地轉身離開，但就在那一刻，我無意中聽到了“納粹”這個詞，它出現在我們的導遊和博物館警衛的對話中。“為什麼提到納粹？他們對這個博物館做了什麼？”他們給我講了一個驚人的故事。納粹佔領荷蘭後不久，一群ERR的士兵出現在這裡，封閉了博物館，並沒收了整個圖書館。

“那麼，這個圖書館又要被重建了？”我問，“這意味著這些書兩次從斯賓諾莎的手上遺失？”

“不，根本沒有。”我的導遊安慰我說，“讓所有人驚訝的是，納粹盜取的全部藏品，除了幾卷遺失外，其餘的都藏在一個封閉的鹽礦裡，戰爭結束後被人們發現了。”

我大吃一驚，並充滿了疑問：“ERR——又代表著什麼？”

“納粹頭子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的工作小組，負責在整個歐洲搶劫猶太人的財產。”

我的心開始怦怦直跳。“但為什麼？為什麼？整個歐洲一片火海。但他們為什麼要沒收這個小村莊的圖書館？他們完全可以洗劫倫勃朗^[1]和維米爾^[2]的所有作品。”

“沒人知道答案，”我的導遊回答，“我們唯一的線索是指揮搶奪的官員撰寫的報告——它是紐倫堡審判時的證據。現在已屬於公共資料，你可以很容易在網上搜到它。它實際上是說，斯賓諾莎圖書館裡面的書籍對探索斯賓諾莎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斯賓諾莎問題？”我問，我變得更加好奇了，“那是什麼意思？納粹對斯賓諾莎有什麼樣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把圖書館裡的所有書籍保存下來，而不是像對待整個歐洲其他猶太人的東西一樣，將之化為灰燼？”

就像一對啞劇演員一樣，我的兩位主人聳了聳肩，攤開他們的手掌——他們沒有答案。

我帶著一個耐人尋味的未解之謎離開了博物館！對一個靈感枯竭的小說家來說，這真是天降甘露！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現在我有一本書了，”我對瑪麗蓮說，“情節有了，標題也有了！”我一回到家裡，就開始寫《斯賓諾莎問題》。

***

不久之後，我對納粹的“斯賓諾莎問題”提出了一個完全可信的解釋。我在閱讀中得知，所有德國人（包括納粹在內）的文學偶像歌德對斯賓諾莎的作品非常著迷。事實上，歌德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斯賓諾莎的《倫理學》（Ethics）放在口袋裡整整一年了！對一個執著於納粹理念的人來說，這必定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德國最偉大的作家怎麼可能如此專注於斯賓諾莎，一個葡萄牙裔的荷蘭猶太人？

我決定將兩個人的生活敘事交織在一起——一個是17世紀的猶太哲學家本尼迪克特·斯賓諾莎，另一個是偽哲學家、納粹宣傳者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作為希特勒核心圈子裡的反猶分子，羅森伯格下令沒收斯賓諾莎的圖書館，但下令把書籍保存起來而非燒燬的，也是羅森伯格。1945年，在紐倫堡審判中，羅森伯格與另外11名納粹頭目一起被判處絞刑。

我讓兩個人的故事交替呈現——斯賓諾莎在17世紀的生活，羅森伯格在20世紀的生活，並在這兩個人物之間建立了一種虛構的聯繫。然而，很快，在兩個時代之間來回切換變得太過麻煩，我決定先寫出整個斯賓諾莎的故事，然後再寫羅森伯格的故事，最後施以必要的打磨拋光，把這兩個故事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天衣無縫。

敘述兩個不同世紀的故事增加了許多必要的研究，因此，《斯賓諾莎問題》所花費的時間比我出版的任何其他書籍都要多（《存在主義心理治療》除外）。但我從不認為它有多辛苦：相反，每天早上都受到刺激，渴望開始閱讀和寫作。我讀了斯賓諾莎的主要著作（並非毫無困難），以及對這些作品的評論，還有許多傳記；然後，為瞭解開剩下的謎團，我還會請教斯賓諾莎學者——麗貝卡·戈德斯坦和史蒂芬·納德勒（Steven Nadler）。

我花了更多的時間研究納粹黨的誕生和發展，以及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儘管希特勒尊重羅森伯格的能力，並指派他擔任重要的職務，但他更喜歡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陪伴。有傳言說，希特勒曾把羅森伯格的主要作品《20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扔到房間的另一頭，大聲喊道：“誰能理解這種東西！”羅森伯格不像其他人那樣深受希特勒的寵愛，他感到非常痛苦，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尋求心理幫助，我在小說中引用了一份真實的精神病學報告。

與我的其他小說不同，《斯賓諾莎問題》並不是一本教學小說，但是心理治療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與知心朋友的持續討論中，兩位主角的內心世界暴露無遺。斯賓諾莎向弗朗哥（Franco）傾訴，他這位朋友有時會扮演治療師的角色；而羅森伯格則看過幾次心理醫生，一位虛構的精神病學家弗里德里希·普菲斯特（Friedrich Pfister）。事實上，弗朗哥和普菲斯特是我虛構的唯一重要的人物：其他角色都是歷史人物。

遺憾的是，《斯賓諾莎問題》對美國讀者並沒有多大吸引力，但它在國外卻找到了一群有欣賞力的讀者：在法國，它被授予2014年的“讀者大獎”（Prix des Lecteurs）。2016年，我收到了荷蘭同行漢斯·凡·維恩加登（Hans van Wijngaarden）的電子郵件，他告訴我，剛剛發現一幅很可能是斯賓諾莎生前的肖像，1666年由貝倫德·葛拉特（Berend Graat）所畫。凝視斯賓諾莎那深情的眼睛，我很遺憾在寫小說之前沒有看到這幅畫。如果看到這幅畫，也許我會覺得自己和他有了更親密的聯繫，就像之前看到尼采、布洛伊爾、弗洛伊德、莎樂美和叔本華的肖像一樣。

最近，曼弗瑞德·沃爾特（Manfred Walther）給我發了一篇他2015年的學術文章，題為《斯賓諾莎納粹時期在德國的存在》（Spinoza’s Presence in Germany During the Nazi Era），文章描述了斯賓諾莎不僅對歌德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費希特（Fichte）、霍爾德林（Holderin）、赫爾德（Herder）、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等德國著名哲學家均有影響。如果我在寫這部小說時讀到這篇文章，那麼它將會增強我的論點，即斯賓諾莎確實是納粹反猶運動的一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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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個寫作計劃，《浮生一日》（Creatures of a Day），不需要多少費力的研究。我只需突襲我的“寫作想法”檔案就可以了。這個過程非常簡單：我反覆閱讀這份檔案中的臨床案例，直到其中的一個似乎有了某種能量呼之欲出，然後，我便圍繞著它構建我的故事。許多故事都只有一次會談，它們描述了老年患者處理晚年生活的問題，比如退休、衰老和麵對死亡。與我所有的著作一樣（《斯賓諾莎問題》除外），我的目標讀者仍然是在技藝方面需要指導的年輕治療師。像往常一樣，我把最後的草稿發給我的患者，並取得了書面許可——除了兩位已故的患者，我知道他們也會同意的；同時，我把他們的身份隱藏得更深。

《浮生一日》這個書名來自馬可·奧勒留的一則沉思：“我們都不過是浮生一日，記憶者與被記憶者都一樣。”在書名故事中，我描述了一次治療會談，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一個患者對我隱瞞了重要的信息，因為他擔心會損害我對他的好感。當我探索他渴望在我的腦海中永存時，我發現那種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危及他自己的治療，於是我想到了馬可·奧勒留，碰巧我正在閱讀他的《沉思錄》（The Meditations）。我走到書桌前，拿起我的《沉思錄》給他看，並暗示他也許會發現這本書很有用，因為其中一則沉思強調了存在的短暫性以及我們每個人不過是浮生一日。這個故事中還包含了一個次要情節，涉及第二個患者，我也建議他去閱讀馬可·奧勒留。

當我正在閱讀和享受一位傑出思想家的作品時，治療會談中出現某些情況使我將這位作者推薦給我的患者，這種情況並不罕見。通常情況下，這個建議總是以失敗告終，但在這個真實的故事裡（《浮生一日》中沒有虛構的事件），兩位患者都接受了這本書。諷刺的是，他們倆看重的都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則信息，而是在馬可·奧勒留那裡找到了另外的明智建議。

這也是常有的事兒。患者和治療師是一對旅途夥伴，在他們的旅途中，患者看到的和受益的景象，治療師卻完全錯過了，這是很常見的。

[1] 倫勃朗（Rembrandts，1606—1669），17世紀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代表作《夜巡》，現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美術館。——譯者注

[2] 維米爾（Vermeer，1632—1675），17世紀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代表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現藏於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譯者注

第37章呀！短信治療

過去的15年來，我在舊金山帶領一個執業治療師的督導小組。在第三年的時候，我們接受了一位新成員，一位在東海岸執業多年後搬遷到舊金山的分析師。她向小組提交的第一個案例是一名住在紐約的患者，她仍在通過電話會談為其提供治療。電話會談！我很震驚！一個人在沒有真正見到患者的情況下，怎麼可能進行有效的治療呢？治療師難道不會錯過所有的細節——複雜的眼神、面部表情、微笑、點頭、臨走時的握手——這些對治療關係的親密性來說至關重要的細節？

我告訴她：“你不能做遠程治療！你不能對一個不在你辦公室的人進行治療。”天啊，我真是個老學究！她則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認為治療進展很順利，非常感謝我的關心。但我對此表示懷疑，幾個月來我一直用猜疑的眼光看著她，直到我承認她有完全的自知之明。

大約6年前，我對遠程治療的看法有所改變。當時我收到一位患者請求幫助的電子郵件，她要求通過Skype（一種網絡電話工具）為她做心理治療。她住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方圓五百里之內都找不到心理治療師。事實上，由於一段極其痛苦的感情破裂，她故意選擇移居到如此偏僻的地方。她猶如驚弓之鳥，如果她住在附近的話，我敢肯定她也不會願意和我或其他治療師在辦公室面對面地會談。我以前從來沒有通過Skype做治療，而且，鑑於我對這種方法的懷疑，因此不免猶豫再三。但由於她沒有其他選擇，我最終決定為她進行視頻治療（但我沒有向任何同事提及此事）。一年多來，她和我每週通過Skype見面。她的臉填滿了我的電腦屏幕，我開始感覺離她很近，在一瞬間，我們相隔幾千英里的距離似乎就消失了。一年結束，她在治療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從那以後，我通過視頻看了許多來自遙遠國家的患者，比如南非、土耳其、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我現在相信，現場治療和視頻治療的療效幾乎沒有什麼區別。然而，我確實很重視仔細挑選患者。對那些情況嚴重需要藥物或住院治療的患者，我不會使用這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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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當我第一次聽說短信治療（text therapy）——治療師和來訪者完全通過短信交流時，我再次驚呆了。通過短信治療！呀！這似乎是一種扭曲的、沒有人情味的、拙劣模仿的治療過程。這簡直是胡鬧！我可不想和它扯上任何關係，還當我是個老學究好了。後來，奧倫·弗蘭克（Oren Frank），“談話空間”（Talkspace，美國最大的線上短信治療機構）創始人，打電話告訴我，他的公司現在正在提供通過短信進行的團體治療，並懇請我指導他的治療師。短信團體治療！我又一次驚呆了。一群從未見過對方的人（為了保持匿名，他們的臉從來沒有在顯示器上出現過，而是通過符號表示），完全通過文字交流——這簡直是瞎胡鬧！我無法想象通過短信進行的團體治療，但我同意參與，幾乎完全是出於好奇。

我觀察了幾個團體，這次我是對的。我所見到的團體治療變得無法收場，這個項目很快就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這家公司將全部精力放在使用短信的個體治療上。很快，另外的短信治療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幾個國家相繼開業。而三年前，我同意督導那些負責談話空間員工培訓的治療師。

現在我80多歲了，很少閱讀專業期刊，也很少出差去參加這個領域的專業會議，我覺得自己越來越與新的發展脫節了。儘管短信治療似乎沒什麼人情味，也與我注重親密的治療方法截然相反，但我意識到，短信治療將在未來的治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對抗個人迂腐的一種方式，我選擇跟上這種迅速發展的傳遞心理治療的方法。

這種平臺模式為來訪者提供了與某個治療師發送和接收文本的機會（如果需要的話，每天都可以），每月收取合理的固定費用。這種療法的運用正在迅速發展，在我寫這本書時，美國最大的公司談話空間已經簽約了1000多名治療師。許多這樣的平臺正在其他國家開張——中國就有三家公司與我取得了聯繫，每家公司都聲稱自己是中國最大的互聯網治療公司。

新方法發展迅速。很快，談話空間不僅提供短信治療，而且還有可能讓來訪者和治療師互留語音信息。然後，不用多久，來訪者還可以選擇通過實時視頻會議進行會談。很快，只有50%的會談通過發短信，另外25%通過電話，25%通過視頻。我預期會有一個不可避免的順序，即來訪者只在治療的初期階段使用短信，然後逐漸發展到音頻，最後是視頻——這才是真材實料的。但我大錯特錯了！事情不是這樣的！許多來訪者更喜歡短信，拒絕電話和視頻聯繫。這對我來說似乎有悖常理，但我很快意識到，許多來訪者對短信的匿名性感到更安全，而且，年輕的來訪者對發短信非常滿意：他們從小就習慣發短信，而且經常喜歡發短信而不是打電話聯繫朋友。目前看來，短信治療將在我們領域的未來繼續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一直以來，我都沒把短信治療當作一回事：在我看來，它就像是真實事物的蹩腳摹本。當我檢視被督導者的工作時，我確信這種方式並沒有提供我為患者提供的那種治療。然而，漸漸地，我開始明白，雖然與面對面中提供的治療不一樣，但它確實也為來訪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毫無疑問，許多來訪者看重短信治療並經歷了改變。我敦促談話空間開展一些細緻的結果研究，最初的發現確實支持了重大變化的存在。我在他們的短信平臺上看到了患者的評論，表達了他們對這個過程的重視程度。一位患者發短信說，她把治療師的一些話打印出來，並貼在冰箱門上，以便定期檢閱它們。如果來訪者半夜驚恐發作，他們可以立即給治療師發短信。雖然治療師可能在幾小時內不會讀到短信，但仍然有一種即時接觸的感覺。此外，來訪者可以很容易回顧他們的整個治療，回顧他們告訴治療師的每一個字，從而衡量自己取得了多大的進展。

督導短信治療師與督導傳統的治療師有所不同。比如說，當我督導短信治療師的工作時，我不必依賴治療師有時對一小時內發生的事情不可靠的回憶；相反，我可以得到治療師和患者之間交流的所有信息的完整記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逃過督導的眼睛。

最後，我強烈敦促我所督導的短信治療師關注治療關係的本質：人性化的、共情的、真誠的，以至於出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訓練有素的治療師使用發短信的方法比起照本宣科的治療師使用面對面的會談，可能提供了一種更有人情味的接觸。

第38章我的團體生活

幾十年來，我帶領過許多治療團體——精神科門診患者和住院患者；癌症患者、喪偶者、酗酒者和已婚夫婦；醫學生、精神科住院醫生和執業治療師——但是，我也是許多團體中的成員，直至今日，我80多歲了，仍是如此。

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一個無領導的治療師團體，在過去的24年裡，我們每兩週在其中一位成員的辦公室裡會談90分鐘。我們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完全保密：我們團體中發生的事情必須留在團體中。因此，這些段落將是我第一次披露關於這個團體的任何信息，我不僅得到了成員的允許，而且他們鼓勵我寫下來：我們都不想讓這個團體死亡，我們不是在尋求不朽，而是想鼓勵其他人也能分享我們所擁有的重要且豐富的經驗。

作為一名治療師，生活中的一個悖論是，我們在工作時從來不是一個人，但我們當中許多人都經歷了深深的孤獨。我們工作時沒有團隊——沒有護士、主管、同事或助手。我們許多人通過安排與同事共進午餐或一起喝咖啡，或參加案例討論，或通過尋求督導或個人治療，來改善這種孤獨感，但對許多人來說，這些補救措施還不夠深入。我發現，與其他治療師組成親密的團體定期會面是有助於復原的，這個團體可以提供友誼、指導、繼續教育、個人成長，偶爾還有危機幹預。我強烈建議其他治療師也創建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團體。

我們這一群人的聚集誕生於2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執業精神病學家伊萬·G.（Ivan G.），當時在斯坦福大學做住院醫生，打電話邀請我加入一個定期會面的支持團體，地點在斯坦福大學醫院附近的一棟醫療辦公樓裡。他列出了其他同意加入團體的精神科醫生的名字——這些人我幾乎全都認識，其中有些人還很熟悉，因為在他們當精神科住院醫生時，我教過他們。

加入這樣一個團體，感覺就像一個巨大的承諾：不僅每隔一週有一個90分鐘的會面，而且它還會是一個沒有明確終點的持續團體。所以，當我接受這一邀請時，我知道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承諾，但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22年後居然我們還在繼續會面。這些年來，除了一次重大節日衝突之外，我們從未取消過一次會面，也沒有人因為瑣事而錯過。

我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個治療團體，儘管我經常羨慕我的團體患者。我也渴望成為一個治療團體中的一員，擁有一個值得信任的圈子。作為一名團體帶領者，我從以前的經驗中知道，這對成員們有多大的幫助。

曾經有6年的時間，我帶領一個治療師團體，過去一週又一週，我看到了它給參與者帶來的好處。莫林·萊什是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第五版的合著者，1980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一名研究員。他到斯坦福大學學習團體治療，作為他受訓的一部分，我邀請他共同帶領這個團體一年。從那以後，甚至幾十年後，他還在和我回憶在那些團體會談中的所見所聞。當我去倫敦休學術年假時，我帶著深深的遺憾結束了這個團體。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帶領過的唯一促成一段婚姻的團體。兩名成員開始了一段關係，並在團體結束後不久就結婚了。35年後，我在一次講座上看到了他們，仍然處在愉快的婚姻中。

因此，當伊萬·G.邀請我加入一個包括我以前學生的團體時，儘管有些不舒服，但我還是同意了——並非沒有焦慮：我和許多其他成員一樣，當著同事和以前學生的面暴露自己的脆弱、羞恥和自我懷疑，難免感到不安。我提醒自己，我已經長大了，會在尷尬中倖存下來的。

最初幾個月，我們都在決定應該組成什麼樣的團體。我們不想討論案例，儘管我們覺得應該有這個選項。最終，我們決定成為一個多用途的支持團體——換句話說，一個沒有帶領者的治療團體。我們一開始就清楚：雖然我對團體的經驗最多，但我不是團體的帶領者，也沒有人這樣看待我。為了避免陷入任何帶領者的角色，我強迫自己從一開始就特別自我暴露。在我多年的實踐中，我認識到，要想從這樣的經歷中獲益，就必須冒險（事實上，最近幾年，我通常在個體會談的初期就向患者指出這一點；而且每當我看到他們不夠配合時，我都會再次提及它）。

我們從11個成員開始，所有的心理治療師（10名精神病學家和1名臨床心理學家）全是男性。在早期階段，有兩名成員退出，第三個人因醫療原因離開。在過去的22年裡，這個團體一直非常有凝聚力：沒有一個成員主動退出，出勤率也非常高。只要我在城裡，從來沒有缺席過；其他成員也將這個團體會面放在第一位。

每當與妻子、孩子或同事之間的互動發生不愉快時，每當我在工作中受到阻礙時，每當我對患者或熟人因強烈的積極或消極情緒而煩擾時，每當我受到噩夢折磨時，我總是期待在下次見面時討論這個問題。當然，團體成員之間任何不舒服的感覺，也總是可以得到深度處理。

也許還有其他的沒有帶領者的治療師團體，致力於審視互動過程，以及團體成員的心理和生活，但是沒有一個引起我的注意，當然也沒有一個存在了這麼久。在這20多年中，我們經歷了四名成員的死亡和兩名成員的痴呆症，這迫使他們退出團體。我們討論過喪偶、再婚、退休、家人生病、孩子的問題以及搬遷到老年社區。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都致力於誠實地審視自己和彼此。

對我來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每一次面對新的情況。在500多次的會面中，關於我自己和那些同事，每一次我都能發現一些新的和不同的東西。也許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最困難的經驗就是在那兩個討人喜歡的成員身上觀察到痴呆的發生和發展。我們面臨著許多困境。對於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我們要坦誠到什麼程度？我們該如何應對痴呆症所帶來的自大或否定？而更迫切的是，如果我們覺得不該將他看作患者，那麼應該怎麼做？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時，我們都會強烈要求該成員去看心理醫生，並進行神經心理測試，而且每次我們都會使用諮詢師的特權，命令該成員停止看患者。像大多數80多歲的人一樣，我也擔心自己患上痴呆症，有三到四次他們告訴我，我剛才說的那件事之前已經說過了。雖然令人傷心，但我還是很感激這個團體的誠實。然而，在我腦海的某個地方，潛藏著一種恐懼，那就是有一天一些團體成員堅持要我做神經心理測試。

當我們的一位年輕成員告訴我們，他剛剛被診斷患有不可治癒的胰腺癌時，我們都震驚了，當他公開和勇敢地討論所有的恐懼和擔憂時，我們充分地陪伴著他。在他生命的盡頭，病重到無法出門，我們就在他家舉行了一次會面。最後，整個團體成員都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每次有成員去世時，我們就會增加新的成員，以使我們的人數相對穩定。我們還全員參加了一位成員的婚禮，在另一位成員的家裡舉行的，而第三位成員主持了婚禮儀式。這個團體還參加了另外兩場婚禮和一名成員兒子的成人禮。還有一次，整個團體一起探訪了一家療養中心，因為一位患有嚴重痴呆的成員住在那裡。很多時候，我們都在討論增加女性成員，但由於每次只增加一名成員，所以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位女性會因為孤零零而感到不自在。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們在這個決定中犯了錯誤。我的直覺是，如果一開始就包括男女成員，那麼這個團體會變得更豐富。

我在團體中一直很活躍，在成立之初，當我們的團體似乎變得鬆散並迴避深層問題時，我經常是那個跳出來做過程評價的人——也就是，評論這個團體正在過分關注安全和膚淺的問題；然而，幾年之後，其他人也開始像我一樣頻繁地扮演這個角色。我們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提供相互幫助。有時，我們會處理深層次的性格問題，比如喜歡諷刺、貶低他人的傾向，對佔用太多時間的內疚，對暴露或羞恥的恐懼；有時我們的重點只是提供支持，讓一位成員知道我們站在他身邊。最近，我被前一週發生的車禍嚇壞了。自從那次事故後，我就對開車感到焦慮，並開始懷疑我這個年齡，是否還應該坐在方向盤前面。另一名成員告訴我，他在幾年前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車禍，並在不安中度過了6個月。他認為，這是一種輕微的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事實證明，用這種方式重新定義它對我來說非常有用，我開車回家時感覺平靜多了，但仍然開得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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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珀伽索斯^[1]的一名成員，這是由一位好友，斯坦福大學兒童精神病學部前負責人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於2010年創立的醫生寫作團體。我們10位醫生作家每月聚會兩個小時，討論彼此的寫作。聚會結束後，當天討論了誰的作品，誰就請客吃飯。這個團體閱讀了本書的許多頁，他們更喜歡書前面的三分之一，並敦促我將更多的內心生活融入文字。

團體成員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和一些短文，包括亨利·沃德·特魯伯羅德（Henry Ward Trueblood）的《外科醫生的戰爭》（A Surgeon’s War），這是一本精彩的回憶錄，描述了越戰期間一位外科醫生的前線生活。我們的成員經常在斯坦福大學舉辦新書朗讀會，我就參加過好幾次。

珀伽索斯後來擴大了，目前有四個珀伽索斯團體，由醫生和一些醫學生組成。我們團體中的詩人還舉辦了幾次詩歌朗誦會，因為受到了藝術作品的激發——例如，最近在斯坦福大學安德森藝術收藏館舉辦的繪畫展覽，或者聖勞倫斯絃樂四重奏樂團（St.Lawrence String Quartet）、斯坦福大學住院醫生樂團的音樂表演。我們每年還舉辦精神病學的專題演講，為學生寫作提供現金獎勵，並贊助一名人文醫學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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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參加了另一個每月一次的活動——林德曼團體（Lindemann Group），該團體以創始成員之一埃裡希·林德曼（Erich Lindemann）的名字命名。林德曼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精神病學家，曾長期擔任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最後幾年職業生涯是在斯坦福大學度過的。我在20世紀70年代該團體成立時首次加入，並參加了多年每月一次的會面。

每次兩小時的晚間會談，由8～10名治療師組成，其中一人提出手頭一個有問題的案例。多年來，我一直很享受這種友誼，直到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搬到斯坦福大學，加入了這個團體。他認為，由於他的資歷，團體成員都應該將案例提交給他。我和其他人都無法使他打消這個念頭，當這個團體陷入僵局時，我們有幾個人選擇退出了。在布魯諾去世後很多年，我被邀請再次加入，從那以後我一直很珍惜這個團體。

每個成員都可以以他或她自己的風格呈現案例。在最近的一次會面中，一名成員選擇使用心理劇的形式，並指定其他團體成員去扮演角色（患者、妻子、治療師、其他家庭成員、旁觀者等）。剛開始的時候，這看起來很愚蠢、不切題，但到了會談結束時，我們都覺得自己被困住了，無法向患者提供幫助——也就是說，我們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這個案例，這正是呈現案例的治療師和他的患者之間的情形。用這種方法傳達他的治療困境，生動形象而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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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最緊密交織的團體是我的家庭。我和瑪麗蓮結婚已經63年了，幾乎沒有哪天我不感謝自己的幸運，因為我有這樣一個非凡的人生伴侶。然而，正如我經常對別人說的那樣，一個人不是找到一段關係：一個人創造了一段關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都在努力創造我們今天的婚姻。不管我過去有過什麼抱怨，如今都煙消雲散了。我學會了接納她的一些缺點——她對烹飪、體育賽事、騎自行車、科幻小說以及科學本身漠不關心——但所有這些抱怨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感到幸運的是，她就像一部西方文化的活百科全書，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提出的大部分歷史或文學問題，都能夠立即得到答案。

瑪麗蓮也學會了忽略我的不足——我的房間雜亂無章，拒絕打領帶，像個青少年一樣迷戀摩托車和敞篷車，以及我假裝對操作洗碗機和洗衣機一無所知。我們已經達成了一種相互理解，我無法想象自己是一個年輕的、衝動的、常常不顧後果的愛人。我們現在主要關心的是彼此的健康，擔心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先撒手而去，將會發生什麼。

瑪麗蓮是一位具有探究精神的學者，她對歐洲文學和藝術有著極其深刻的見解。像我一樣，她也是一個永遠的學生和讀者。與我不同的是，她性格外向，善於交際，她的許多友誼證明瞭這一點。雖然我們都熱衷於寫作和閱讀，但我們的興趣並不總是相互重疊，在我看來這才是最好的。我被哲學和科學所吸引，尤其是心理學、生物學和宇宙學。而除了威爾斯利大學的植物學課程之外，瑪麗蓮沒有接受任何科學教育，完全不瞭解現代技術世界。為了讓她陪我去加州科學院的天文館和水族館，我不得不努力討好她；可一到那裡，她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公園對面的德揚藝術博物館，在那裡她會花十分鐘觀察一幅畫。她是我通往藝術和歷史世界的大門，但有時我無可救藥。雖然我是個無望的音盲，但她仍然嘗試喚醒我的音樂細胞。當我獨自開車時，如果沒有棒球比賽，我也經常在收音機上聆聽藍草音樂^[2]。

瑪麗蓮喜歡品酒，多年來我一直假裝也很喜歡。但最近我放棄了所有的偽裝，公開承認我不喜歡任何酒的味道。這裡也許有遺傳因素：我的父母也不喜歡酒精飲料，除了偶爾喝一杯啤酒和酸奶油，這是他們在夏天經常喝的俄羅斯混合飲料。

幸運的是，感謝上帝，瑪麗蓮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她對神聖有一種神秘嚮往，而我是一個執著的懷疑論者，與盧克萊修（Lucretius）^[3]、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4]、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5]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6]等人為伍。我們都喜歡電影，但選擇什麼電影往往是一種挑戰：她否決任何帶有暴力色彩或有點低俗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她的觀點，但當她不在的時候，我會沉迷於一部爾虞我詐的電影或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西部片。而當她一個人的時候，電視節目就總是固定在法國頻道。

她的記憶力很好——有時甚至太好了：她對電影的記憶如此清晰，以至於幾十年後，很多老電影她都不願再看一次，而我則樂於看老電影，因為我幾乎忘記了它們的所有情節，所以這些電影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她最喜歡的作家是普魯斯特（Proust），而他對我來說太矯揉造作了；我更傾向於狄更斯、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特羅洛普（Trollope）^[7]。在當代作家中，我讀過大衛·米切爾（David Mitchell）、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和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而她會投票給埃琳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科爾姆·託賓（Colm Toibin）和瑪克辛·洪·金斯頓（Maxine Hong Kingston）。不過，我們都喜歡J.M.庫切（J.M.Coetzee）。

儘管有四個孩子，但瑪麗蓮從未錯過一年的教學。我們依靠來自歐洲的年輕互惠生和日常家庭幫傭。像大多數在加州長大的人一樣，我們的孩子也選擇留在這裡，我們感到很幸運，他們都住在附近。我們一家人經常聚在一起，通常一起過暑假，最常去的地方是考艾島（Kauai）的哈納雷海灣（Hanalei）。下面這張2015年的照片就是我們和孩子及孫子的合影。這照片只發布了幾天，臉譜網（Facebook）就以不雅為由刪除了它（如果你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我的兒媳正在給我最小的孫子哺乳）。

我們的家庭生活包括很多遊戲。我和三個兒子在附近的球場打了多年的網球——這些都是我最美好的回憶。很小的時候，我就教裡德和維克多下國際象棋，他們都成了很好的棋手。我喜歡帶他們去參加比賽，他們總是會拿到閃閃發光的獎盃。裡德的兒子德斯蒙德和維克多的兒子傑森也都是很有實力的棋手，我們每次家庭聚會幾乎都有一到兩場象棋比賽。

全家福，夏威夷哈納雷2015年

家庭聚會上也有很多其他的遊戲。在拼字遊戲方面，我的女兒伊芙一直都是衛冕冠軍。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小賭一把撲克牌，以及經常和裡德和本玩的紙牌遊戲，規則和賭注還是沿用我和父親、亞伯叔叔玩的那一套。

有時，維克多會用魔術逗我們玩。在高中時，他就以惡作劇聞名；在整個青春期，他以一名職業魔術師的身份，常常在成人和兒童的場合表演。任何一個參加了他高中畢業典禮的人都會記得，維克多莊嚴肅穆地走過通道去領取他的文憑，突然他頭上的學位帽一下子燃燒起來。畢業典禮被“哦哦哦”和“啊啊啊”以及巨大的掌聲打斷。我和其他人一樣震驚不已，求他告訴我是怎麼做到的。作為一名職業的魔術師，他堅決拒絕透露任何他的專業秘密，甚至是懇求他的父親，但這一次他可憐我，把學位帽燃燒的秘密告訴了我：原來帽簷裡藏著一個鋁箔盆，裡面存放著打火機液，一根小小的火柴；瞧！學位帽燃燒起來了（請不要在家裡嘗試）。

我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寫作，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家庭，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錯過了很多。我後悔沒有花更多時間和每個孩子在一起。在我的朋友拉里·扎羅夫的追悼會上，他的一個孩子描述了一個寶貴的家庭傳統，每個週六的大部分時間，父親都會和他的三個孩子一起度過。他們一起吃午飯，進行一對一的交談，去書店給每個人選一本書。多麼可愛的傳統啊！當我聽著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希望也能更深入地走進每個孩子的生活。如果能再來一次，我會做得不一樣。

在日常生活中，瑪麗蓮一人扮演父母兩角，她把大部分寫作都推遲到孩子們長大後。在完成了學術著作之後，她也開始跟隨我的腳步，為更廣泛的公眾寫作。1993年，她出版了《血誓姐妹：女性回憶中的法國大革命》，此後她還出版了另外七本著作，其中包括《妻子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Wife）、《國際象棋“王后”誕生記》（Birth of the Chess Queen）、《乳房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Breast）、《法國人如何發明愛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社會性別》（The Social Sex），以及她與兒子裡德——一位藝術攝影師合著的《美國人的安息之地》（The American Resting Place）。她的每一本書對我來說都是一次大冒險。我們總是彼此的第一個讀者。她認為，我對女性乳房的迷戀激發了她去寫《乳房的歷史》，這是一項關於女性身體在整個歷史中如何被看待和表現的文化研究。然而，我最喜歡的是《國際象棋“王后”誕生記》，在這本書中，她追溯了幾百年來在棋盤上從未出現過的棋子，它首次出現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當時在棋盤上還是最弱的棋子。隨著歐洲女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它逐漸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並在15世紀末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Queen Isabella）統治時期，它獲得了現在的地位，成為棋盤上最強大的棋子。我在書店和大學裡參加了很多次瑪麗蓮的新書發佈會，並以極大的自豪看著她。目前，她即將完成另一本書《多情的心》（The Amorous Heart），這本書將探索心如何成為愛情的象徵。

儘管我們有著強烈的事業心，但瑪麗蓮和我一直植根於我們的家庭，60多年來扮演著父母和祖父母的角色。我們努力使我們的家不僅成為孩子們的歡樂之所，而且也成為我們的朋友和孩子的朋友的歡樂之所。在我們的房子裡，舉辦過許多次婚禮儀式、讀書會和嬰兒派對^[8]。也許我們比大多數人更感到這種必要性，因為我們離開了自己在東海岸的原生家庭，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了一個新的家庭和朋友網絡，紮根於未來而不是過去。

雖然我們一生中去過很多地方旅行——去過許多歐洲國家，去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許多熱帶島嶼，去過中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但我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不願意離開家。時差反應比前幾年更嚴重，我經常在長途旅行中生病。倒是瑪麗蓮，雖然只比我小9個月，但一說到旅行，就好像一下子年輕了20歲。當一個遙遠的國家邀請我講課時，我總是拒絕，常常建議視頻會議取而代之。我只是跑一跑夏威夷，有時去華盛頓特區和紐約；然後為了參加俄勒岡州莎士比亞節，每年會去亞什蘭。

在2014年的紀錄片《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中，我們的女兒伊芙坦率地告訴電影製片人，我和瑪麗蓮總是把我們的關係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超出了我們與孩子的關係。我本能地想抗議，但我相信她是對的。伊芙說，她自己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隨即補充道，她的婚姻沒有超過25年。在觀影后與觀眾的討論中，有幾位觀眾指出，我們的婚姻顯得非常持久牢固，而我們的四個孩子都離婚了。我回答說，我懷疑有一些歷史因素在起作用：40%～50%的當代美國婚姻以離婚告終，而在我同齡人中，離婚是非常罕見的。在我人生的前25年或30年裡，我從來不認識一個離婚的人。在與觀眾討論我們孩子的離婚問題時，瑪麗蓮總是想大聲說：“嘿，我們的三個孩子已經再婚，有了很好的第二次婚姻。”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舊金山2006年

孩子們每次離婚後，瑪麗蓮都和我沒完沒了地討論我們可能做錯了什麼。父母對孩子的婚姻破裂負有責任嗎？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問過自己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離婚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段痛苦的經歷。瑪麗蓮和我分擔著孩子們的悲傷，直到今天，我們與所有的孩子和孫子輩緊密地聯繫著，併為彼此間的支持而感到欣慰。

[1] 珀加索斯（Pegasus），希臘神話中生有雙翼的神馬，被其足蹄踩過的地方有泉水湧出，詩人飲之可獲靈感。——譯者注

[2] 藍草音樂，起源於美國南部和西部的一種音樂風格，用吉他和小提琴等樂器演奏。——譯者注

[3] 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前99—約前55），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詩人和哲學家，以哲理長詩《物性論》（De Rerum Natura）著稱於世。——譯者注

[4]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猶太裔美國人，身份有專欄作者、記者、隨筆作家等，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上帝並不偉大》《人之將死》等。——譯者注

[5] 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1967—），美國著名哲學家、神經學家、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暢銷書作家，被《連線》雜誌評選為2012年影響世界的50人之一，撼動道德世界的科學勇士，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道德景觀：科學如何決定人性價值》《自由意志：用科學為善惡做了斷》等。——譯者注

[6]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英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和科普作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上帝的錯覺》等。——譯者注

[7] 特羅洛普（Trollope，1815—1882），英國作家，代表作為《巴塞特郡紀事》。——譯者注

[8] 嬰兒派對（baby showers），其實為嬰兒出生前舉辦的父母及其親朋好友的派對，大家熱情地為將要出生的嬰兒準備各種禮物。——譯者注

第39章關於理想化

45年前，自從我的《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被採用為教科書以來，我在學生和治療師中就有了忠實的追隨者。他們是我的主要讀者，我從未指望有更廣泛的讀者群。因此，當我的治療故事集《愛情劊子手》在美國成為暢銷書並被廣泛翻譯時，我既驚訝又激動。當朋友們寫信告訴我，他們看到它在雅典、柏林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展出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後來，當我的小說有了外國讀者的時候，各種異國風情的版本：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俄羅斯、波蘭、加泰羅尼亞、韓國、中國版本等紛紛抵達我的信箱，讓我享受之極。我的絕大多數讀者來自其他國家，並以另一種語言理解我的書，我逐漸接受了這一事實（但從未完全理解這回事）。

多年來，瑪麗蓮沮喪地注意到，有一個重要的國家完全忽略了我，那就是法國。自從12歲開始上法語課以來，她就一直是個法國迷，尤其是她在法國的斯威特布萊爾學院（Sweetbriar College）讀了大三之後，更是如此。我曾多次嘗試提高自己的法語水平，邀請過好幾位不同的老師，但總是不盡如人意，因此我的妻子得出結論：我就不是學法語的那塊料。然而，在2000年，一家新的法國出版公司加萊德（Galaade）購買了我已出版的七本書的翻譯版權。從那以後，加萊德公司每年出版一本我的書，很快我就有了相當數量的法國讀者。

2004年，加萊德公司在巴黎右岸的馬里尼劇院（現在叫聖克勞德劇院）舉辦了一場公眾活動。法國頗受歡迎的雜誌——《心理學》（Psychologies）的出版商準備對我做採訪（當然，是通過翻譯員）。這家劇院是一座宏偉的古老建築，前排座位寬闊，兩排樓座，舞臺氣勢恢宏，偉大的法國演員讓-路易斯·巴勞特（Jean-Louis Barrault）曾在此演出。當我到達現場的時候，驚訝地發現票已售罄，而且我注意到，外面仍然排了很長的隊伍。我一走進劇院，就發現舞臺中央有一個巨大的紅色天鵝絨寶座，他們期待我坐在那裡向觀眾講話。那真是太招搖了！我堅持讓他們換一個不那麼耀眼的座位。當人群蜂擁而至的時候，我認出了瑪麗蓮那一幫講法語的朋友，他們多年來既不和我交談，也不讀我的書。採訪者問了非常棒的問題，我講了許多精彩的故事，翻譯的表現也不可思議，這個夜晚再好不過了。當她的朋友意識到我竟然並不是一個白痴時，我幾乎能感覺到瑪麗蓮的沾沾自喜。

***

2012年，一位瑞士電影製作人薩賓·吉西格（Sabine Gisiger）聯繫我，想製作一部以我的生活為背景的紀錄片。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但當我參加米爾谷上師電影節（Mill Valley Film Festival of Guru），看到了她關於拉傑尼希（Rajneesh）^[1]的電影時，我變得有點感興趣了。拉傑尼希是一個極具操縱性的邪教頭目，在俄勒岡州領導了一個公社。這部片子拍得不錯。當我問她為什麼選擇我作為電影的主題時，她回答說，她感到她被拉傑尼希的作品玷汙了，所以決心拍一部關於“正人君子”（decent person）的電影。正人君子——這一說法又深得我心。

我們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拍攝，薩賓擔任導演，菲利普·德拉奎斯（Philip Delaquis）擔任製片人，還有他們出色的音響和電影技術人員。劇組人員多次造訪我們在帕洛阿爾託的家，去了斯坦福大學，去了夏威夷和法國南部跟拍家庭度假，很快整個劇組就像我們的家庭成員一樣。我在很多場合都被拍攝過——公開演講、騎自行車、游泳、浮潛、打乒乓球，還有一次和瑪麗蓮泡在我們的熱水浴缸裡。

我一直在想，到底誰會想看一部展示我生活中所有這些平凡方面的電影呢？雖然我沒有投資這部電影，但是，隨著與製片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開始擔心他們會損失很多錢。最後，當我們全家和幾位密友在舊金山看到早期版本的私人放映時，我鬆了一口氣：薩賓和她的電影剪接師做了出色的工作，把幾十個小時的內容濃縮成一部連貫的74分鐘的電影。在我的建議下，它被命名為《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困惑，除了我的直系親屬和朋友之外，為什麼還有人對它有絲毫的興趣。此外，我感到有些難為情。雖然我開始把自己視為作家，並很看重我的著作——尤其是故事和小說，把它們當作我成年生活的主要篇章，但這部電影很少關注我的作家身份，而是聚焦於我的日常活動。然而，令我驚訝的是，這部電影在歐洲票房不俗，最終在50家影院上映，吸引了數十萬觀眾。

2014年秋天，這部電影在蘇黎世上映，製片人邀請瑪麗蓮和我出席全球首映式。雖然我決定不再出國旅行，但這次的邀請盛情難卻。我們飛到蘇黎世，參加了兩場放映會，第一場面向受邀的治療師和貴賓，第二場面向普通觀眾。每次放映結束時，我都會回答一些問題，並感到自我暴露得太多，尤其是我和瑪麗蓮泡在浴缸裡的鏡頭，儘管只有我們的頭和肩膀是看得見的。但是，有些鏡頭又讓我興奮不已：在一次家庭度假中，我們的外孫女艾萊娜（Alana）和孫子戴斯蒙德參加了一場舞蹈比賽，另一個外孫女莉莉·維吉尼亞（Lilli Virginia）——一位專業的歌曲作者和歌手，則在電影結束時熱情獻唱。

幾個月後，當電影在法國上映時，瑪麗蓮飛往巴黎參加首映式，並在電影結束後向觀眾發表了講話。當她看到我們的面孔出現在《潛望鏡》（Pariscope）（一份關於巴黎每週要事的流行刊物）的頭版時，她顯得非常激動。

又過了幾個月，這部電影在洛杉磯上映，但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它沒有引起大眾的興趣。儘管《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發表了一篇讚賞的評論，但它還是幾天後就下映了。

《潛望鏡》封面2015年5月20日

之前在蘇黎世參加了電影的首映式後，我又神使鬼差地接受了去莫斯科演講的邀請。因為有一筆非常慷慨的費用，還有一架從蘇黎世飛往莫斯科的私人飛機。那次飛行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當時只有四名乘客：瑪麗蓮，我，一位多年前只見過一次的患者，還有我以前一位患者的密友——一位俄羅斯寡頭^[2]，這架飛機是他的。我坐在這位寡頭的旁邊，在整個飛行過程中，我和他進行了非常親切的交談。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深思熟慮、感情充沛的人，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讓他感到困擾。我很同情他的痛苦，但出於禮貌，並沒有深談。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次飛行的目的就是讓我為這個四面楚歌的人提供一些治療。要是我早知道，要是有人更直截了當，我就會更專注地幫助他了。

我演講的主辦方是莫斯科精神分析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這是一所大型的培訓學校，場地是一個經常用於舉辦搖滾音樂會的地方。贊助方原本計劃提供700臺同聲傳譯的耳機，但有1100人到場，造成了十分混亂的局面，後來主持人放棄了同聲傳譯的想法。他要求收回耳機，並指示一位非常焦急的翻譯人員進行現場翻譯。

開始演講後，我注意到，我所說的笑話沒有一個引來笑聲，我意識到存在嚴重的翻譯問題。後來，主持人告訴我，這位緊張的翻譯員需要15分鐘安定下來，但從那以後翻譯就很棒了。會議之後，主辦方用俄語上演了一出關於“阿拉貝克斯”（Arabesque）的戲劇，這是《浮生一日》中關於一個俄羅斯芭蕾舞女的故事。兩名美若天仙的演員身著異國服飾，將這個故事表演出來，角落裡，一位沉默的老人（我猜是我自己）觀賞著這一幕。舞臺背景是一個巨大的電影銀幕，上面投射出一雙藝術家的手，手裡的畫筆創造出一幅幅美麗出奇的畫卷。在活動結束後，瑪麗蓮和我都展開了馬拉松式的簽名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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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在莫斯科，我還接受了一份不同尋常的邀請，與一群銀行職員討論存在主義問題，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我們聚集在一棟摩天大樓頂層一間漂亮的大房子裡。大約有50人出席了會議，其中包括銀行行長，他是少數會說英語的人之一。當然，我不懂俄語，而翻譯使討論變得沉悶。聽眾似乎對存在主義毫無興趣，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我以為他們不願意在經理面前自由討論，我努力去探索這個問題，但沒有效果。銀行行長坐在前排，眼睛盯著iPad，20分鐘後，他打斷了我們的討論，宣佈說，歐盟剛剛對俄羅斯實施了更具破壞性的制裁，他希望我們用剩餘時間來討論他們對這一轉變的擔憂。我完全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們顯然對於存在主義沒有什麼熱情，但是，再一次，只有沉默。我再次表達了我的擔憂，即成員可能不願在他們的經理在場的情況下發表意見，但是盡我所能，仍然找不到打破僵局的辦法。除了我的報酬之外，我的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可展示的，而且報酬的支付方式也很奇怪。有人告訴我，我將在第二天在學校為我舉行的晚宴上收到它。第二天晚上，吃完甜點之後，有人悄悄地遞給我一個平常的沒有標記的信封，裡面塞滿了美元。我揣測以這種神秘的方式收到報酬，是對我的恩惠，誤以為這樣我可以避免繳納所得稅；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家銀行一直在尋找途徑打發掉額外的現金。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在克里姆林宮2009年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儘量避免長途飛行，更喜歡通過視頻會議來參與。一般是去我家附近的一個視頻會議辦公室，向觀眾發表演講並回答問題，時間大約90分鐘。自從我決定停止出國旅行以來，我已經做了幾十次視頻會議的演講，但最近的一次，2016年5月，與中國心理學界合作，是最不尋常的一次。中國的三位精神病醫生對我進行了90分鐘的採訪，翻譯員則飛到舊金山參加這場活動，他坐在我旁邊，現場翻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第二天，主辦方告訴我，這次採訪的觀眾人數相當多，但當他們給我發來訪談者的照片和精確的數字時，我驚呆了：有191234名觀眾。

當我對觀眾的規模表示驚訝和懷疑時，中國主辦方回答說：“亞隆博士，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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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發來的郵件，我特別重視回覆每一封信，通常會用“謝謝你的來信”或“我很高興拙作對你有幫助”寥寥數語。我很小心地提到來信者的名字，這樣他或她就可以確定我真的讀過這封信，並且親自寫了回覆。這需要一些時間，但我感覺自己在做的事情，就像我的佛教朋友每天做的觀想慈悲一樣。幾乎每天，我也會收到來自世界某些地方的諮詢請求，要麼是通過Skype，要麼願意飛來加利福尼亞州與我見面。前幾天，一位男士寫信問我是否可以和他的母親——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療師，在她的100歲生日會上通過Skype交談。

除了粉絲郵件，讀者有時還會送禮物，我們的房子裡裝飾著來自希臘、土耳其、伊朗和中國的物品。但最引人注目的禮物出自薩克拉里斯·庫圖齊斯（Sakellaris Koutouzis）之手，他是一位著名的希臘雕塑家，生活和工作在卡林諾斯島。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電子郵件，他在郵件中詢問我的住址，並告訴我他很喜歡我的書，正在按照我的照片（他在網上找到的）製作我的石膏半身像。我也在網上查了他的資料，得知他是一位很有造詣的雕刻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展出。我堅持要付運費，但他拒絕了。一個月後，一座比真人還大的半身像到達我的家門口，裝在一個巨大的木箱裡。現在它坐落在我們的房子裡，真是和我太相似了，以至於每次看到它，我都會嚇一跳。我和我的孩子們經常用眼鏡、領帶或我的一頂帽子來裝飾它。

儘管我試圖轉移這些聲望的象徵，但我毫不懷疑，它們也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我也相信，我的資歷、舉止和聲譽提高了我作為一名治療師的效力。在過去的25年裡，大多數與我聯繫過的患者，是因為他們讀過我的一些文章，所以來到我的辦公室時，對我的治療能力有著強烈的信心。在我的一生中，也遇到過幾位有聲望的治療師，我對這種深刻的印象有一些體驗：卡爾·羅傑斯臉上的皺紋仍然歷歷在目。50年前，我請求和他進行一次談話，然後飛到南加州度過了一個下午。我給他帶去了一些我寫的書，我記得他告訴我，儘管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寫得很好，但他認為最特別的是我和金妮合著的書《日益親近》。維克多·弗蘭克爾和羅洛·梅的臉龐也在我的腦海中清晰可見，如果我有藝術天賦（可惜我沒有），我可以憑記憶把他們精確地素描出來。

作者與薩克拉里斯·庫圖齊斯為他製作的雕像2016年

因此，因為我的名聲，患者向我透露了他們從未告訴過別人的秘密，甚至是對以前的治療師也沒說的。如果我不帶評判、帶著同理心去接納他們，那麼我的幹預可能會因為他們對我的偏愛而更有分量。最近，在同一個下午，我接待了兩個讀過我的著作的新患者。第一個是一位退休的治療師，驅車數小時從家裡來到我的辦公室。她擔心自己的囤積傾向（只囤積在她家裡的某個房間）和她的強迫行為：離開家時，她會在開車不到一個街區時，就要回家看看門是否鎖好，爐子是否關了。我告訴她，我不認為這些問題會在與我的簡短治療中得到解決，而且它們也沒嚴重到影響她的生活。我認為她是一個整合能力很強的人，擁有美滿的婚姻，正在為退休後的生活尋找意義，其中碰到了一些難題而已。她很高興聽到我說她不需要治療。第二天，她給我發來這些話：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有多喜歡和重視我們上週四的諮詢，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感覺到了你的支持和認可——我做得很好，我很快樂，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真的很感謝你認為我不需要任何治療。在我離開你的辦公室後，感到不那麼焦慮了，更自信了，更能接受自己了。我覺得這是一份真正的禮物。就一次會談，卻如此美妙！

後來，同一天下午，一個來自南美洲的中年男子到舊金山拜訪朋友，順便來做一次諮詢。他幾乎花了整整一個小時談論他對妹妹的擔憂，後者幾乎一生都在與厭食症抗爭。父母去世後，他因為妹妹醫療和精神護理費用負擔過重，以至於他一直無法結婚成家。我問他，為什麼是他，而不是他的大家庭的其他成員承擔照顧她的全部責任。然後，他帶著極大的焦慮和猶豫，給我講了一個他從未和任何人分享過的故事。

他比妹妹大13歲，有一天，在妹妹2歲，他15歲時，他的父母讓他幫忙照顧妹妹幾個小時，而他們和他的哥哥姐姐要去參加一場婚禮。當他們不在的時候，他和女朋友打了很長時間的色情電話（他的父母非常不喜歡她，並明確禁止他們交往）。在談話過程中，他的妹妹從敞開的前門爬了出去，摔下幾級臺階，她的身體和臉都受到了嚴重的挫傷。當他的父母回來時，他不得不承認了一切——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刻——儘管他妹妹的傷勢很輕，幾天後瘀傷就消失了，但這些年來，他一直暗自擔心並確信她的厭食症就是那次摔出來的。而且，在他妹妹受傷後的25年裡，這是他第一次向別人透露這段經歷。

我用我最深沉和最正式的聲音告訴他，我仔細地聽了他對我說的關於他妹妹的事，在考慮了所有的證據之後，我現在鄭重宣佈他是無辜的。我向他保證，他已經為自己的過失付出了代價，並再次向他保證，她的摔倒絕不會引起厭食症。我還建議他回國後在治療中繼續探索這一點。他如釋重負地哭了起來，謝絕了我對繼續治療的建議，並向我保證，他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他邁著輕盈的步子離開了我的辦公室。

在這些只有一次的諮詢中，我識別出患者的努力和優勢，並送上我的祝福，但患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歸功於他們灌輸給我的力量。

不久前，一位女士講述了她一生中最悲傷的事件之一。在她青春期後期，就在離家去上大學之前，她與那位傑出而又生疏的父親一起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她非常期待能和他獨處，但他卻打開公文包，整個旅程都在工作，沒有跟她說一句話，她感到沮喪極了。我回答說，我們的治療提供了一個重演那次事件的機會——她和我（一位年長的重要人物）將展開一個小時的治療之旅，但我們的旅行會有所不同：她將得到充分的許可，甚至是鼓勵，去提出問題，去訴說抱怨，去表達感情。而且，我一定會做出充分的迴應和對答。她深受感動，並最終放下心結。

所有這些關注和掌聲，對我的自我認知有什麼樣的影響？有時我會感到興奮，有時會感到不安，但總的來說，我保持著平衡。每次在我的支持團體或我的案例討論團體中與同事們碰面時，我都意識到，他們都是有幾十年實踐經驗的傑出醫師，他們的工作和我的工作一樣有效。所以我不必把這些奉承放在心上。我所能做的就是認真對待我的工作，成為我能達到的最好的治療師。我提醒自己，我被理想化了，我們所有人都渴望一個智慧的、無所不知的白髮老人。如果我被選中去填補這個空缺，那麼我很樂意接受這個職位。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

[1] 拉傑尼希（1931—1990），即奧修（Osho），印度靈性大師，創辦了奧修教，後被多個國家認定為邪教組織。——譯者注

[2] 俄羅斯寡頭，指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一夜暴富的俄羅斯大資本家。——譯者注

第40章老年新手

小時候，無論在哪裡（班級、棒球隊、網球隊、夏令營）我都是年紀最小的；但現在，無論我去哪裡（演講、餐館、讀書會、電影院、棒球比賽）我都是最老的。最近，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系主辦了一次為期兩天的精神科醫生繼續教育會議，我應邀出席並發表了演講。當我看向觀眾席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同事，我只看到幾個灰白頭髮的，沒有一個白髮的。我不僅是最老的，而且是老中之老！另外16場講座和研討會聽下來，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年齡，以及自我20世紀50年代開始行醫以來這個領域的變化。所有當前的發展——精神分裂症、雙相障礙和抑鬱症的新精神藥理學，正在進行的新一代藥物試驗，對睡眠障礙、飲食失調和注意力缺陷障礙的高科技治療——這些發展大部分我都沒跟上。回想當年，作為一名有前途的年輕教員，我為自己緊跟每一項新的發展而感到特別驕傲。現在，我在許多演講中都感到迷茫，尤其是當我聽了一場關於腦部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f the brain）的講座時，它描述了刺激和抑制大腦關鍵部位的方法，比用藥物更有效、更精確，而且沒有副作用。這將是我的領域的未來嗎？

1957年，當我第一次擔任住院醫師時，心理治療是精神病學的核心，我和同事們都對它充滿了熱情。但現在，在我參加這次會議的八場演講中，很少有人提到心理治療。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很少讀精神病學方面的書。我經常假裝這是因為視力問題——我做過角膜手術，也做過雙側白內障手術——但這是一個蹩腳的藉口。我可以在Kindle上閱讀大字體的專業材料來跟上形勢。事實上（要承認還真有點尷尬）是我不再感興趣了。當我開始對此感到內疚時，我就安慰自己說，我已經投入了時間。而且現在85歲了，我應該可以自由地閱讀我想讀的東西了。然後，我補充說：“此外，我還是一位作家，需要跟上當代的文學潮流。”

當輪到我在斯坦福大學的會議上發言時，與其他演講者不同，我沒有講課，也沒有幻燈片。事實上（在此我要第一次懺悔）我從來沒有做過或使用過幻燈片！取而代之的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同事兼密友大衛·斯皮格爾熟練而親切地採訪了我，談論我作為一名治療師的職業生涯和發展。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很舒服的方式，時間過得如此之快，以至於會議結束時，我感到很吃驚。當觀眾們起立鼓掌時，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們在向我告別。

因為極少有精神病醫生到我這個年紀還在執業，所以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你還在給別人看病？這不是出於經濟原因，我有足夠的錢過舒適的生活。而是因為我實在太愛自己的工作了，在不得不放棄之前，我絕不放手。這麼多人邀請我進入他們的私密生活，我感到非常榮幸，而且經過這麼多年，我想自己可能越來越擅長此道了。

也許，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擅長挑選患者。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一直在做限時治療：我在第一次面談就會告訴患者，我們的治療最多隻能持續一年。當我快80歲的時候，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思維和記憶還能保持多久。我不希望患者過度依賴一個可能很快退休的人。此外，我還發現，在一開始設定終止日期通常會提高治療效率，讓患者更快地投入工作。弗洛伊德的早期弟子之一奧託·蘭克（Otto Rank）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同樣的看法。我很小心，如果我們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年內取得相當大的進步，我就不會接受這個患者。我會把那些病情更嚴重、需要精神藥物治療的患者轉介給其他精神科醫生（因為我跟不上新研究的步伐，幾年前我就不再開處方了）。

由於我幫助過很多人處理衰老問題，我以為自己已經為即將到來的各種喪失做好了充分準備，但我發現它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得多。膝蓋疼痛、失去平衡，清晨背部僵硬、疲勞，視力和聽力衰退，皮膚斑紋，所有這些都讓我擔心不已，但與記憶的衰退比起來，這些又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最近的一個星期六，我和妻子出去散步，在舊金山吃午飯；回到公寓後，我意識到自己忘了帶鑰匙。在有備用鑰匙的鄰居回來之前，我們不得不在外面等了幾個小時。那天晚上，我們去看了由法布里斯·梅爾奎特（Fabrice Melquiot）主演的一部戲劇——《聞所未聞的世界》（The Unheard of World），該劇講述了一種想象中的來世生活。它由我的兒子本製作，並由他的劇團“傻瓜暴怒”（FoolsFURY）演出。瑪麗蓮和我同意在演出結束後，與觀眾一起討論這齣戲，她從文學的角度，而我從哲學和精神病學的角度。雖然我的講話似乎令聽眾滿意，但在演講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忘記了一個重要且有趣的論點，我打算討論這個論點。於是，我一邊自動巡航式地講話，一邊瘋狂地在腦海中搜尋這個丟失的想法。過了十多分鐘，它突然跳進我的意識，我才將其表達出來。我不知道觀眾是否看出我丟失材料後的瘋狂搜尋，但在那十分鐘裡，當我對觀眾講話時，我聽到一句話在我的腦海裡盤旋：“是這樣——時候到了。我應該停止公開演講了。要記得羅洛。”我指的是我之前描述過的一個場景：羅洛·梅在年紀很大時做過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把一個小故事重複講了三次。我發誓，永遠不要讓觀眾看到我衰老的景象。

第二天，我把一輛租來的車還給租車行（我的車在車行裡）。那是下班時間，租車行已經關門了。我遵照張貼的指示：把車鎖上，把鑰匙放進鎖著的投遞盒裡。但就在幾分鐘後，我發現我把袋子忘在車裡了，袋子裡有錢夾、鑰匙、錢和信用卡。最後，我不得不打電話給美國汽車協會（AAA），打開車取回我的袋子。

儘管這是一個不常見的記憶失靈的事故，但輕微的失誤幾乎每天都會發生。那個微笑著接近我的男人是誰？我認識他，我確定，但是他的名字，啊，就是想不起來。我和瑪麗蓮經常去半月灣海灘附近的那家餐廳叫什麼名字？電影《謀害老媽》（Throw Momma from the Train）裡那個滑稽的喜劇演員叫什麼來著？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在哪條街上？那種基於九種不同性格類型的奇怪療法叫什麼？那個創造了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的精神病學家，我以前認識的，叫什麼名字？我能認出熟悉的面孔，但名字卻消失不見——有些能想起來，有些每次被提醒後又馬上消失了。

昨天，我和朋友範·哈維共進午餐，他比我大幾歲（是的，周圍還有幾個這樣的）。他建議我讀一本叫西蒙·馬維爾（Simon Mawer）的小說《玻璃屋》（The Glass Room），我建議他試試克里斯托弗·尼科爾森（Christopher Nicholson）的《冬天》（Winter）。幾個小時後，我們互發電子郵件問對方：“你推薦的那本小說叫什麼名字？”當然，我應該帶一個記事本。但是要記得帶上記事本——啊，這就是問題。

鑰匙、眼鏡、手機、電話號碼和停車地點，忘記這些已是我的家常便飯。但是，弄丟我的公寓鑰匙和汽車鑰匙是不常見的，可能與我前一晚的失眠有關。我確信自己知道失眠的原因。那天晚上，我看了一部法國電影《愛》（Amour），它講述了一個年邁的、充滿愛心的丈夫幫助他生病的妻子面對死亡的煎熬。這對夫婦很像瑪麗蓮和我，這部電影整晚都縈繞在我的心頭。《愛》是一部很棒的電影，但請聽我一句：在你80歲之前去看它。

我一直擔心自己的記憶衰退可能會迫使我放棄看患者，因此，為了防患未然，我大量使用計算機口述程序：在每次會談結束後，我都會口述一頁或兩頁的會談摘要，然後，在下一次會談之前，非常仔細地閱讀這些摘要。出於這個原因，我總是在兩個患者之間空出至少20分鐘。而且，在過去的幾年裡，我每天最多隻看三個患者。當很久以前的患者給我發郵件時，一開始我經常是頭腦一片空白，但是讀幾句舊筆記之後，就會打開整個故事的水龍頭。

然而，記憶衰退也有好的一面：我遺忘了許多書籍的情節，這使我能夠重獲閱讀的樂趣。我發現，我喜歡的當代小說越來越少，所以我再次回到書櫃裡成排的“最愛”：《百年孤獨》（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格倫德爾》（Grendel）、《遠大前程》、《馬科洛爾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Maqroll）、《荒涼山莊》（Bleak House）、《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朱莉婭嬸嬸和編劇》（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織工馬南》和《眾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其中許多著作我都如初次閱讀一般。

在《直視驕陽》中，我描述了“漣漪”的概念，作為緩解死亡焦慮的一種方式。我們每個人，往往不自覺地創造了有影響力的同心圓，可以影響其他人很多年，甚至是幾個世代。我們對他人的影響就像池塘裡的漣漪一樣，不斷地傳播，直到肉眼看不見，但仍在納米水平繼續下去。正如約翰·懷特霍恩和傑裡·弗蘭克在我身上產生的漣漪，我相信，我也對自己的學生、讀者和患者產生了漣漪，特別是我的四個孩子和七個孫子。我還記得，女兒伊芙打電話告訴我她考上了醫學院時，我留下歡喜的眼淚。去年，當我得知她的女兒阿拉娜（Alana）被杜蘭大學醫學院錄取時，我的眼淚又流了出來。在剛過去的聖誕節，我和3歲的孫子艾德里安（Adrian）坐下來，開始了我們的第一場國際象棋比賽。

作者給他3歲的孫子上第一堂國際象棋課2016年

***

我應該何時退休呢？這真是一個難題。我經常被要求幫助患者處理這個決定。不久前，我和霍華德（Howard）進入治療程序，他是一位成功的、非常聰明的避險基金經理，85歲了，他的妻子堅持要他去尋求治療，因為他無法停止長時間地盯著電腦屏幕工作。他住在西海岸，每天凌晨4:30就起床，監控股票市場，然後一整天都盯著屏幕。儘管他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完善一個電腦程序來做他的工作，但他覺得自己應該對投資者負責，絕不要離顯示器太遠。他的三個搭檔，兩個弟弟和一個終生摯友，他們很少錯過自己每天的九洞高爾夫球，霍華德卻覺得他必須扛下他們的工作。他知道自己和妻子及三個女兒擁有的錢。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消費能力，但他還是無法停下來。這是他的責任，他說。他不能完全信任自己設計的用於交易的電腦程序。是的，他承認自己沉迷於觀察股票行情的漲落，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生活方式。而且，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在市場上大獲成功感覺真是太棒了。

“想象你的生活中沒有工作，霍華德，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承認我害怕停下來。”

“試著想象一下，沒有工作的生活。”

“我懂你的意思。我承認這沒有意義。我承認我很害怕停下來。一整天那麼長，我該做什麼呢？旅行觀光，只有那麼些地方。所有有趣的地方，你叫得出名字的，我都去看過了。”

我又繼續追問：“我在想，你是不是覺得工作讓你感覺活著，如果沒有工作，你就會進入生命的最後階段——衰老和死亡。我們一起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分開，怎麼樣？”

他專心地聽著，點了點頭。“我會考慮這些問題。”

我懷疑他是否真的會。

***

我是一個85歲的新手，和霍華德一樣，與年老做鬥爭。有時，我接受這樣的想法：退休應該是休息與寧靜的時刻，是滿足回想的時刻。然而，我也知道，我早年的生活中就有一些不安分的情緒，如果我放慢腳步，這些情緒就會繼續製造動盪，並有可能浮出水面。更早的時候，我引用過狄更斯的話：“我圍繞著一個圓圈而行，越接近終點，也就越接近起點。”這句話總在我心頭縈繞。越來越多的時候，我感覺到一些力量把我拉回到起點。又一天晚上，我和瑪麗蓮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辦的“傻瓜暴怒作坊展”——每兩年由我兒子本的公司贊助一次——在這個活動中，來自全國各地的20家小型劇院展示了他們的作品。演出開始之前，我們在聰明仔餐廳匆匆吃了一點，這是一家小型猶太熟食店，似乎來自20世紀40年代（我童年時期）的華盛頓特區。熟食店的牆上幾乎全是家庭照片——從東歐抵達埃利斯島的一群憂鬱、睜大眼睛、驚恐不安的難民。這些照片讓我感到震驚：它們像極了我自己的大家庭。我看到一個悲傷的小男孩，在他的成年禮上發表演講，感覺他好像就是我。我看到一個婦人，馬上就想起了我的母親。我突然對她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情，為自己在這些篇章裡苛求她而感到羞愧和內疚。像我母親一樣，照片中的女人看起來沒有受過教育、惶恐不安、拼命工作，只為了在一種陌生的新文化中存活下來，養活她的家庭。我的生活是如此富有、優越、安定——主要得益於我母親的辛勤工作和慷慨。當我看著她和所有難民的眼睛時，我坐在熟食店裡低聲哭泣。我一生都在探索、分析和重建我的過去，但現在我意識到，我的內心充滿了淚水和苦難，我可能永遠也無法擺脫。

***

自從我1994年從斯坦福大學提前退休以來，我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基本相同：每天上午寫作3～4個小時，通常是每週6～7天；每天晚些時候開始看患者，一週五次。我在帕洛阿爾托住了50多年，我的辦公室距離我家只有50米遠。大約35年前，我在舊金山的俄羅斯山（Russian Hill）買了一套公寓，可以看到美麗的城市和海灣，我在週四和週五下午去那裡上班。瑪麗蓮週五晚上過來和我在一起，我們通常在舊金山度過週末，我覺得這是一個樂趣無窮的城市。

我為自己的假退休而自責。“有多少85歲的精神病醫生還像我一樣努力工作？”我是否像我的患者霍華德一樣，繼續工作以逃避衰老和死亡？這些問題讓我感到震驚，但我也有自己的答案庫。“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的衰老使我更能理解和安慰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我是一個作家，沉醉於寫作的過程中，為什麼要放棄呢？”

作者在帕洛阿爾託的辦公室2010年

是的，我承認：我對最後一句話感到非常不安。我以前總是有一堆書縈繞在腦海裡，等待著被寫出來，但現在再也沒有了。一旦我完成了這本書，我確信再也沒什麼書在等著我去寫了。當我的朋友和同事聽到我這樣說時，無不嗤之以鼻。他們以前聽過太多次了。但我恐怕這次不一樣了。

我總是讓我的患者去探索遺憾，並敦促他們追求一種無悔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我也幾乎沒有什麼悔恨。我有一個非凡的女人作為我的人生伴侶。我有可愛的孩子和孫輩。我生活在世界上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有理想的天氣、優美的公園、富裕的生活、很少的犯罪，這裡還有斯坦福大學——世界上最棒的大學之一。而且，我每天都收到郵件提醒我，我曾經幫助過遙遠的地方的某個人。因此，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所說的話很適用於我：“這就是人生？那麼再來一次！”

致謝

我很感激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幫助過我的許多人。珀伽索斯的成員，即每月一聚的斯坦福大學醫生寫作團體，為其中好幾章提出了意見。特別感謝這一團體的創始人漢斯·斯坦納，以及我的朋友蘭迪·溫加滕（Randy Weingarten），他是一名精神病學家和詩人，他給出了“老年新手”這一章節的標題。還要感謝我的患者，他們允許我描述治療中發生的事。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換掉了所有的名字，並在嘗試傳達每一次相遇的某些真相的同時，把所有可以識別的細節都隱藏起來。我的患者自始至終都在教育我、激勵我。遇到山姆·道格拉斯（Sam Douglas）和丹·格斯爾（Dan Gerstle）做我的編輯，實在是極大的幸運。感謝大衛·斯皮格爾，一如既往地感謝我的文稿經紀人桑德拉·迪傑斯特拉（Sandra Dijkstra）和她的同事安德里亞·卡瓦拉羅（Andrea Cavallaro），從一開始就給予我熱情的支持。終生摯友朱利葉斯·卡普蘭（Julius Kaplan）和貝亞·格利克（Bea Glick）攪動了我的記憶，我的四個孩子和七個孫子、孫女也是一樣。最要感謝的是，我深愛的妻子瑪麗蓮，她幫助我回憶起許多陳年往事，並擔任我的私人總編。

譯後記

我這個人有些奇怪，但凡大家都喜歡的，我便不怎麼喜歡。

因此，在歐文·D.亞隆大紅大紫的當下，我並沒有特別去關注他。至於他的著作，我大概也只認真讀了兩三本而已。根本比不上他的鐵桿粉絲，上過他的絕大部分課程，讀過他的絕大部分著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亞隆曾經是我的最愛。2007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學校心理諮詢中心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帶領者張亞老師讓我們每個人選一個自己鍾情的治療流派。有選精神分析的，有選認知行為的，有選人本主義的，而我則選了存在主義。當時，一共有三個人“選了”存在主義流派。除我之外，另外一個同學不知道選什麼，還有個同學則是因為那天缺席了。

現在想想，那兩位同學好像比我更加“存在主義”。

後來，張亞給了我們一本繁體版的圖書，讓我們去複印、閱讀。這本書就是歐文·D.亞隆寫的《存在心理治療》^[1]，由臺灣張老師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分上下兩冊。上冊的主題是“死亡”，下冊的主題是“自由”“孤獨”“無意義”。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不得不承認我愛上了亞隆。當時，市面上還沒幾本亞隆的中文版書，我另外只找到了一本《當尼采哭泣》，同樣如飢似渴地讀起來。與《存在心理治療》是在書桌邊讀完的不同，《當尼采哭泣》大半是在地鐵上讀完的。後來更驚訝的是，《當尼采哭泣》竟然被拍成了電影。

按照讀書會的要求，在閱讀《存在心理治療》時，我要跟同學們做一個分享。這次分享深受同學們喜歡，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震撼，而震撼他們的，其實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提問：“你們誰能試試，一個下午就坐在那裡曬太陽，什麼事也不幹？”當時的我們忙於聽課、讀書、看文獻、做諮詢、找兼職，一個下午什麼都不幹，那不是瘋了嗎？由此可見，當時我們那群年輕人的死亡焦慮有多麼嚴重！

讀罷《存在心理治療》，我還寫了一篇讀書筆記——《談存在心理治療的終極關懷》，發表在《大眾心理學》雜誌上。算是我閱讀這本書的一個心得體會，也是對自己如何面對存在既定（existential givens）的暫時解答。當時整天忙忙碌碌，但卻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後來我才知道，人生意義這個問題，是無法向人提問的。只能我們自己去回答它，讓它消解在自己的日常行動中。

不管怎麼說，亞隆算是我在存在主義治療領域的引路人，而且在那段孤獨和找不到意義的日子裡，他還是我當之無愧的人生導師。

再後來，我讀到了奧地利意義療法創始人維克多·弗蘭克爾的著作、英國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艾美·凡·德意珍（Emmy Van Deurzen）的著作和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羅洛·梅的著作。還有幸見到了羅洛·梅的合作者和繼承者科克·施奈德（Kirk Schneider），以及艾瑞克·克雷格（Erik Craig）、埃德·孟德洛維茲（Ed Mendelowitz）、路易斯·霍夫曼（Louis Hoffman）、楊吉膺（Mark Yang）等一批當代的存在心理學家，並結識了中國的存在心理治療代表人物王學富。

在這期間，我與合作者翻譯了科克·施奈德和奧拉·克魯格（Orah Krug）的著作《存在—人本主義治療》（Existential-Humanistic Therapy），翻譯了艾美·凡·德意珍的《歐陸哲學的貢獻：我們如何理解幸福和苦難》（Continental Contribut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Suffering）、路易斯·霍夫曼的《存在心理治療的五大存在既定》（Existential Givens，中文標題為譯者所擬）和納什·波波維奇（Nash Popovic）的《存在焦慮與存在喜悅》（Existential Anxiety and Existential Joy），還參與編寫了楊吉膺主編的《存在主義心理學與道（英文版）》（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the Way of the Tao）（我寫的那篇文章《無用之用：死亡面前的自由》由楊立華翻譯成英文）。

在2012年，我還遇到了兩本很好的書，一本是米克·庫伯（Mick Cooper）的《存在主義治療》（Existential Therapies），另一本是博·雅各布森（Bo Jacobson）的《存在主義心理學的邀請》（Invitation to Existential Psychology）。它們讓我對存在主義治療和存在主義心理學增添了很多認識。庫伯認為，存在主義治療這個詞彙代表了諸多不同的治療實踐，在書中他提出了6種不同的存在治療取向，而亞隆的治療取向屬於美國的存在-人本主義治療流派，與羅洛·梅、科克·施奈德同宗。雅各布森則擴展了亞隆的存在既定理論，把存在主義理論融進了6個基本的生命困境和生活問題：幸福與痛苦，愛與孤獨，逆境與成功，死亡焦慮與生命承諾，自由選擇與人生義務，生命意義和無意義。這幾年，在空閒的時候，我便將這兩本書翻譯幾頁，一是學習知識，二是幫助自己度過生活困境。比較遺憾的是，一直未能尋到合適的出版方將這兩本書出版。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在大家都學習和追隨亞隆的時候，其實我更想說的是，亞隆並不是存在心理治療的全部，這個領域真的很豐富多彩。

不過，我跟亞隆的緣分也似乎未盡。2017年年底，偶然有一天，我在華章心理的公眾號上看到，亞隆平生的最後一本著作，也就是他的自傳《成為我自己》將被引進出版。我便隨手轉發了這則消息，並期待它能早日與讀者見面。沒想到的是，第二天好友楊立華就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翻譯亞隆自傳。由於當時手上已有幾本書稿，我沒有立即答應下來，但出於對亞隆和存在主義的情感，我也沒有推辭。後來，是立華一直與華章心理保持聯繫，邀我參加試譯，簽訂合同，而我則坐享其成，只等待著分配給我的那一部分任務。

幸好亞隆不僅是一位心理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暢銷書作家，他的文筆流暢，行文簡潔，基本上沒有什麼長句、難句，所以翻譯起來並不怎麼費事。為瞭如期完成任務，我和立華達成協議：由他翻譯第1～22章，我翻譯第23～40章。當我在朋友圈分享這一消息時，陳蕊老師自告奮勇幫我校對稿件，其中有14章經過陳蕊的潤色，還有好友Alice也幫我校對了兩章，在此向她們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不得不提的是，在我們翻譯這本書時，臺灣心靈工坊出版的《成為我自己》已經面市，這一繁體版雖有幾處翻譯錯誤，且語言風格與我們有所差異，但其文采斐然，有目共睹，偶有詞窮之時，它便成為我們的靈感之源。

亞隆在《成為我自己》這本自傳中，竭力為讀者呈現一個真實平凡的自我。作為一位心理治療大師，在第1章中，他回憶起來的竟然是12歲那年，那個毫無同理心的自己。他曾騎著自行車從兒時玩伴家門前經過，衝著她大喊“嘿，麻子”，以一種殘忍的、毫無同理心的方式來獲取她的關注。誰知亞隆這一生安慰過多少受傷的心，但在85歲之際，他仍然對這種大多數男孩都玩過的把戲耿耿於懷，他心中一直想要說的是：“原諒我，愛麗絲。”

潛藏在亞隆心中的另一個情結是，他自認為在年少時沒有遇到人生導師。他多麼渴望一位穿著西裝、學識淵博的有影響力的人，走進他父親的雜貨店，然後宣稱他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小夥子。但這終究是一場夢，從來都沒有發生。當他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亞隆並不喜歡自己的生活、街坊、學校、玩伴；而在這個幻想中，他第一次被一個來自外部世界的使者所認同，這個外部世界比他所在的貧民區要好得多。

亞隆與母親的關係也不得不提。每當母親心煩意亂的時候，她就會認為：如果發生了什麼壞事，一定有誰做錯了什麼，那個人就是亞隆。因此，在父親病重的那天晚上，母親不止一次地朝他大喊：“你——你殺了他！”那晚之後，亞隆決定從此對她關上心門。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他們就像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陌生人。但你知道，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正如亞隆所說：“我與母親的關係是我一輩子的傷痛，但矛盾的是，她的形象幾乎每一天都在我的腦海中閃過。”

除了和立華一起試譯了前三章的內容之外，我主要翻譯的是《成為我自己》的後半部分，其中少了些成長的痛苦，多了一些趣事。

有一次，亞隆去印度，跟葛印卡學內觀靜修，在火車上遇到三位印度姑娘，最漂亮的那位坐在他旁邊。一路上，亞隆跟鄰座的姑娘聊了許多，問了她許多有關印度宗教和文化的問題。快下車時，姑娘說：“我們要下車了，我們要去靜修中心。”亞隆說：“太好了，我也要去那裡。到了那兒，我們還可以聊聊。”姑娘說：“不行，靜修是要禁語的。”亞隆則緊追不捨：“那結束後，我們在火車上還能聊聊。”姑娘說：“葛印卡教導我們，不要對過去有回憶，也不要對未來有憧憬，要活在當下！”

旅行雖然樂趣多多，但有時也要付出代價。印度、泰國之行到家後不久，亞隆就患上了一種奇怪的疾病：疲乏、頭暈、食慾不振。斯坦福大學醫院的專家一致認為，他感染上了某種熱帶疾病，但沒人知道到底是什麼病。幾個月後，他終於康復了，為表示慶祝，他和瑪麗蓮又去了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旅行。誰知，剛到那裡沒幾天，在沙發上打盹時被蟲子咬醒了。第二天，他的感覺糟糕至極，趕緊飛回了家。但斯坦福大學醫院的專家仍然診斷不出他得了什麼病。就這樣，亞隆又莫名其妙地病了大約16個月。

另一次不幸的遭遇發生在塞舌爾島之行快要結束時。雖然在塞舌爾島上，亞隆文思如泉湧，寫作《當尼采哭泣》所遇的難題被一一解決，但就在這時，多年的眼疾使他的視力開始下降，並伴隨著對晨光的刺痛反應。後來，他不得不待在沒有窗戶的浴室裡，靠著電腦本身的光亮寫作，直到中午。跟隨瑪麗蓮到達巴黎之後，他們租了一間公寓，房間的百葉窗很棒，於是，接下來的兩個月裡，亞隆便在黑暗中寫作，直至完成了《當尼采哭泣》。等回到斯坦福大學之後，亞隆做了角膜移植手術。

這就是亞隆平凡一生的一些片段。讀《弗洛伊德自傳》，如其人格一般，我們讀到的是極其剋制與收斂。讀《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亦是文如其人，帶給我們滿篇的奇幻和神秘。讀亞隆的自傳《成為我自己》，則讓我們瞭解到大師生活中的平凡、真實和歡樂。

說不喜歡亞隆是假的，希望大家別隻關注亞隆，可能只是想把他多分一點給我。

鄭世彥

[1] 如今，這本書已有中文簡體版，由商務印書館2015年出版，書名為《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譯者注

讚譽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推薦序三

推薦序四

第1章 同理心的誕生

第2章 尋找人生導師

第3章 我想要她走

第4章 繞回原地

第5章 圖書館，從A到Z

第6章 宗教戰爭

第7章 賭博的小夥子

第8章 憤怒簡史

第9章 紅色的桌子

第10章 遇見瑪麗蓮

第11章 大學時代

第12章 與瑪麗蓮結婚

第13章 我的第一位精神科患者

第14章 實習期：神秘的黑木醫生

第15章 約翰·霍普金斯的歲月

第16章 被分配到天堂

第17章 回到岸上

第18章 在倫敦的一年

第19章 短暫而騷亂的會心團體生活

第20章 旅居維也納

第21章 日益親近

第22章 牛津和司菲卡先生的魔法硬幣

第23章 存在主義治療

第24章 與羅洛·梅一起面對死亡

第25章 死亡、自由、孤獨和意義

第26章 住院患者團體和巴黎

第27章 印度之行

第28章 日本、中國、巴釐島和《愛情劊子手》

第29章 《當尼采哭泣》

第30章 《診療椅上的謊言》

第31章 《媽媽及生命的意義》

第32章 快變成希臘人啦

第33章 《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

第34章 與叔本華一起的兩年

第35章 《直視驕陽》

第36章 最後的作品

第37章 呀！短信治療

第38章 我的團體生活

第39章 關於理想化

第40章 老年新手

致謝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