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聽到愛因斯坦對量子理論的迴應時，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只聽他說：“上帝不和宇宙擲骰子。”像大多數有科學頭腦的青少年一樣，我崇敬愛因斯坦，聽到他信仰上帝，感到非常震驚。這一事實讓我對自己的宗教懷疑主義起了疑問，我向我的初中科學老師尋求解釋。他的回答是：“愛因斯坦的上帝是斯賓諾莎的上帝。”
“那是什麼意思？”我問道，“斯賓諾莎是誰？”我瞭解到，斯賓諾莎是一位17世紀的哲學家和科學革命的先驅。儘管他經常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上帝，但他所在的猶太社區在他24歲時將其作為異端趕出教會，許多學者（可以說是絕大多數）都認為他私底下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的老師告訴我，如果斯賓諾莎在17世紀對上帝的存在表示懷疑，那將是很危險的，所以他經常用“上帝”這個詞來保護自己。然而，當斯賓諾莎使用“上帝”這個詞時，大多數學者都知道，他指的是有序的自然法則。我從圖書館的A-Z傳記區挑選出一本斯賓諾莎的生平，儘管我對此懂得不多，但我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更多地瞭解這位愛因斯坦心目中的英雄。
大約70年後，我遇到了一本重新點燃我興趣的書。我得知斯賓諾莎被逐出猶太教會後，拒絕依附於任何宗教團體。取而代之的是，他以磨鏡片為生，製作眼鏡和望遠鏡，過著節儉、孤獨的生活，並撰寫了改變歷史進程的哲學和政治文章。那本書就是小說家兼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寫的《斯賓諾莎的背叛》（Betraying Spinoza）。我一本接一本地閱讀了她那些非凡的小說，但只有《斯賓諾莎的背叛》，部分是哲學，部分是小說，部分是傳記，點燃了我心中的火。寫一部關於斯賓諾莎的小說這個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但我又覺得無從下筆。一個主要活在自己思想裡的人，他的生活是孤獨的，沒有錯綜複雜的劇情，也不夠浪漫，他在租來的房間裡度過成年時光，磨著鏡片，揮舞著羽毛筆，如何去寫一部關於他的小說呢？
幸運的是，我被邀請去阿姆斯特丹，給一個荷蘭心理治療師協會做演講。儘管我年紀大了，很少期待出國旅行，但我對這次機會很歡迎，並同意舉辦一個工作坊，條件是他們要安排一個“斯賓諾莎日”。在這一天裡，將有一位知識豐富的導遊陪同我和妻子去探訪斯賓諾莎在荷蘭的蹤跡：他的出生地、各種住所、他的墳墓，而最重要的是，一座小小的、位於萊茵斯堡小鎮的斯賓諾莎博物館。所以，在阿姆斯特丹一整天的活動結束之後，瑪麗蓮、我和導遊（荷蘭斯賓諾莎協會的主席，也是一位著名的荷蘭哲學家）開始了我們的使命。
我們參觀了斯賓諾莎早年生活的阿姆斯特丹街區，看到了他後來居住的房子，並在運河上搭乘了他曾經坐過的駁船。現在，關於斯賓諾莎的荷蘭，我有了許多視覺上的細節，但還沒有構成一部小說所必要的敘事。當我去參觀斯賓諾莎博物館時，一切發生了變化。起初，我發現博物館裡沒有任何斯賓諾莎的私人物品，因此感到很失望。取而代之的是，我看到了他使用過的磨鏡設備的複製品，以及他死後別人畫的一幅肖像。此外，我們的導遊告訴我，這幅肖像可能並不準確，因為他一生中沒有留下任何畫像。斯賓諾莎所有的畫像都是基於書面描述而繪成的。
接著，我轉向博物館的主要景點：斯賓諾莎的私人圖書館，裡面藏有151本16～17世紀的書。我一直期待捧著斯賓諾莎手指觸摸過的書，希望他的精神對我有所啟發。儘管公眾不被允許觸摸這些書，但我得到了特別許可。當我虔誠地把一本書捧在手中時，我的導遊飄到我身邊，輕輕地說：“原諒我，亞隆博士……也許你知道……斯賓諾莎的手從來沒有碰過這本書，或者說，這個圖書館裡的任何一本書：這些書都不是斯賓諾莎真正所擁有的那些。”
我驚呆了。“這是怎麼回事？我不明白。”
“斯賓諾莎在1677年去世後，他那點兒遺產根本不夠支付他的葬禮費用，所以他唯一的財產（他的圖書館）不得不被拍賣掉。”
“但是這些書，這些古籍呢？”
“這名拍賣商極為謹慎。在拍賣會上，他對每一本書都做了極其詳細的描述——日期、出版商、城市、裝訂等等。在斯賓諾莎去世200年後，一位富有的贊助人提供資金重建斯賓諾莎的整個圖書館，而購買者忠實地遵循了拍賣商的圖書描述。”
儘管我對所見所聞都很感興趣，但是這些不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我沮喪地轉身離開，但就在那一刻，我無意中聽到了“納粹”這個詞，它出現在我們的導遊和博物館警衛的對話中。“為什麼提到納粹？他們對這個博物館做了什麼？”他們給我講了一個驚人的故事。納粹佔領荷蘭後不久，一群ERR的士兵出現在這裡，封閉了博物館，並沒收了整個圖書館。
“那麼，這個圖書館又要被重建了？”我問，“這意味著這些書兩次從斯賓諾莎的手上遺失？”
“不，根本沒有。”我的導遊安慰我說，“讓所有人驚訝的是，納粹盜取的全部藏品，除了幾卷遺失外，其餘的都藏在一個封閉的鹽礦裡，戰爭結束後被人們發現了。”
我大吃一驚，並充滿了疑問：“ERR——又代表著什麼？”
“納粹頭子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的工作小組，負責在整個歐洲搶劫猶太人的財產。”
我的心開始怦怦直跳。“但為什麼？為什麼？整個歐洲一片火海。但他們為什麼要沒收這個小村莊的圖書館？他們完全可以洗劫倫勃朗[1]和維米爾[2]的所有作品。”
“沒人知道答案，”我的導遊回答，“我們唯一的線索是指揮搶奪的官員撰寫的報告——它是紐倫堡審判時的證據。現在已屬於公共資料，你可以很容易在網上搜到它。它實際上是說，斯賓諾莎圖書館裡面的書籍對探索斯賓諾莎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斯賓諾莎問題？”我問，我變得更加好奇了，“那是什麼意思？納粹對斯賓諾莎有什麼樣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把圖書館裡的所有書籍保存下來，而不是像對待整個歐洲其他猶太人的東西一樣，將之化為灰燼？”
就像一對啞劇演員一樣，我的兩位主人聳了聳肩，攤開他們的手掌——他們沒有答案。
我帶著一個耐人尋味的未解之謎離開了博物館！對一個靈感枯竭的小說家來說，這真是天降甘露！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現在我有一本書了，”我對瑪麗蓮說，“情節有了，標題也有了！”我一回到家裡，就開始寫《斯賓諾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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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後，我對納粹的“斯賓諾莎問題”提出了一個完全可信的解釋。我在閱讀中得知，所有德國人（包括納粹在內）的文學偶像歌德對斯賓諾莎的作品非常著迷。事實上，歌德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把斯賓諾莎的《倫理學》（Ethics）放在口袋裡整整一年了！對一個執著於納粹理念的人來說，這必定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德國最偉大的作家怎麼可能如此專注於斯賓諾莎，一個葡萄牙裔的荷蘭猶太人？
我決定將兩個人的生活敘事交織在一起——一個是17世紀的猶太哲學家本尼迪克特·斯賓諾莎，另一個是偽哲學家、納粹宣傳者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作為希特勒核心圈子裡的反猶分子，羅森伯格下令沒收斯賓諾莎的圖書館，但下令把書籍保存起來而非燒燬的，也是羅森伯格。1945年，在紐倫堡審判中，羅森伯格與另外11名納粹頭目一起被判處絞刑。
我讓兩個人的故事交替呈現——斯賓諾莎在17世紀的生活，羅森伯格在20世紀的生活，並在這兩個人物之間建立了一種虛構的聯繫。然而，很快，在兩個時代之間來回切換變得太過麻煩，我決定先寫出整個斯賓諾莎的故事，然後再寫羅森伯格的故事，最後施以必要的打磨拋光，把這兩個故事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天衣無縫。
敘述兩個不同世紀的故事增加了許多必要的研究，因此，《斯賓諾莎問題》所花費的時間比我出版的任何其他書籍都要多（《存在主義心理治療》除外）。但我從不認為它有多辛苦：相反，每天早上都受到刺激，渴望開始閱讀和寫作。我讀了斯賓諾莎的主要著作（並非毫無困難），以及對這些作品的評論，還有許多傳記；然後，為了解開剩下的謎團，我還會請教斯賓諾莎學者——麗貝卡·戈德斯坦和史蒂芬·納德勒（Steven Nadler）。
我花了更多的時間研究納粹黨的誕生和發展，以及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儘管希特勒尊重羅森伯格的能力，並指派他擔任重要的職務，但他更喜歡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陪伴。有傳言說，希特勒曾把羅森伯格的主要作品《20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扔到房間的另一頭，大聲喊道：“誰能理解這種東西！”羅森伯格不像其他人那樣深受希特勒的寵愛，他感到非常痛苦，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尋求心理幫助，我在小說中引用了一份真實的精神病學報告。
與我的其他小說不同，《斯賓諾莎問題》並不是一本教學小說，但是心理治療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與知心朋友的持續討論中，兩位主角的內心世界暴露無遺。斯賓諾莎向弗朗哥（Franco）傾訴，他這位朋友有時會扮演治療師的角色；而羅森伯格則看過幾次心理醫生，一位虛構的精神病學家弗里德里希·普菲斯特（Friedrich Pfister）。事實上，弗朗哥和普菲斯特是我虛構的唯一重要的人物：其他角色都是歷史人物。
遺憾的是，《斯賓諾莎問題》對美國讀者並沒有多大吸引力，但它在國外卻找到了一群有欣賞力的讀者：在法國，它被授予2014年的“讀者大獎”（Prix des Lecteurs）。2016年，我收到了荷蘭同行漢斯·凡·維恩加登（Hans van Wijngaarden）的電子郵件，他告訴我，剛剛發現一幅很可能是斯賓諾莎生前的肖像，1666年由貝倫德·葛拉特（Berend Graat）所畫。凝視斯賓諾莎那深情的眼睛，我很遺憾在寫小說之前沒有看到這幅畫。如果看到這幅畫，也許我會覺得自己和他有了更親密的聯繫，就像之前看到尼采、布洛伊爾、弗洛伊德、莎樂美和叔本華的肖像一樣。
最近，曼弗瑞德·沃爾特（Manfred Walther）給我發了一篇他2015年的學術文章，題為《斯賓諾莎納粹時期在德國的存在》（Spinoza’s Presence in Germany During the Nazi Era），文章描述了斯賓諾莎不僅對歌德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費希特（Fichte）、霍爾德林（Holderin）、赫爾德（Herder）、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等德國著名哲學家均有影響。如果我在寫這部小說時讀到這篇文章，那麼它將會增強我的論點，即斯賓諾莎確實是納粹反猶運動的一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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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個寫作計劃，《浮生一日》（Creatures of a Day），不需要多少費力的研究。我只需突襲我的“寫作想法”檔案就可以了。這個過程非常簡單：我反覆閱讀這份檔案中的臨床案例，直到其中的一個似乎有了某種能量呼之欲出，然後，我便圍繞著它構建我的故事。許多故事都只有一次會談，它們描述了老年患者處理晚年生活的問題，比如退休、衰老和麵對死亡。與我所有的著作一樣（《斯賓諾莎問題》除外），我的目標讀者仍然是在技藝方面需要指導的年輕治療師。像往常一樣，我把最後的草稿發給我的患者，並取得了書面許可——除了兩位已故的患者，我知道他們也會同意的；同時，我把他們的身份隱藏得更深。
《浮生一日》這個書名來自馬可·奧勒留的一則沉思：“我們都不過是浮生一日，記憶者與被記憶者都一樣。”在書名故事中，我描述了一次治療會談，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一個患者對我隱瞞了重要的信息，因為他擔心會損害我對他的好感。當我探索他渴望在我的腦海中永存時，我發現那種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危及他自己的治療，於是我想到了馬可·奧勒留，碰巧我正在閱讀他的《沉思錄》（The Meditations）。我走到書桌前，拿起我的《沉思錄》給他看，並暗示他也許會發現這本書很有用，因為其中一則沉思強調了存在的短暫性以及我們每個人不過是浮生一日。這個故事中還包含了一個次要情節，涉及第二個患者，我也建議他去閱讀馬可·奧勒留。
當我正在閱讀和享受一位傑出思想家的作品時，治療會談中出現某些情況使我將這位作者推薦給我的患者，這種情況並不罕見。通常情況下，這個建議總是以失敗告終，但在這個真實的故事裡（《浮生一日》中沒有虛構的事件），兩位患者都接受了這本書。諷刺的是，他們倆看重的都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則信息，而是在馬可·奧勒留那裡找到了另外的明智建議。
這也是常有的事兒。患者和治療師是一對旅途夥伴，在他們的旅途中，患者看到的和受益的景象，治療師卻完全錯過了，這是很常見的。
[1] 倫勃朗（Rembrandts，1606—1669），17世紀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代表作《夜巡》，現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美術館。——譯者注
[2] 維米爾（Vermeer，1632—1675），17世紀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代表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現藏於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