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尼采哭泣》把我推上雲端之後，我又被教科書《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拉回到地面，它尖叫著試圖吸引我的注意。10年過去了，這本書需要新的容顏，如果它要繼續與其他教科書競爭的話。在接下來的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裡日復一日地勞作，回顧過去10年的團體治療研究，補充相關的新內容，而最痛苦的部分是，刪掉那些舊材料。
而自始至終，在我的腦海裡，另一部小說正在滲透。在我騎自行車和入睡前的安靜時分，我嘗試著構建情節和人物，很快我就有了一個新故事，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診療椅上的謊言》（Lying on the Couch）。我被這一語雙關逗樂了：我的書既會涉及大量的謊言，也會涉及大量在診療椅上的心理治療[1]。
我作為小說家的學徒生涯已經結束，我拋棄了自己的“柺杖”，不再為小說中的人物、事件要契合特定的歷史時間、地點而煩惱。關於這本新書，我很樂意創作一個完全虛構的情節，只有虛構的人物，除非這個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瘋狂，否則這將是永遠不會發生的虛構故事。然而，在這部喜劇小說的超現實事件背後，我想探討一些嚴肅和實質的問題。我們是該像早期的精神分析學家所堅持的，隱藏我們的真實自我，只提供解釋和空白的屏幕？還是應該開誠佈公，向患者吐露自己的感受和經歷？如果這樣做的話，可能有哪些隱患呢？
我在專業精神病學文獻中寫過很多文章，論述了治療關係高於一切的重要性。治療中的變革力量不是理性的洞察，不是解釋，不是宣洩，相反，而是兩個人之間深刻的真誠相遇。當代精神分析思想也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只有解釋是不夠的。就在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讀到了近年來被最為廣泛引用的一篇精神分析學論文，題目是《精神分析療法中的非解釋機制：某些比解釋更重要的東西》（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The‘Something More’Than Interpretation）。這個“某些更重要的東西”，被稱為“當下時刻”或“相遇時刻”。它與《診療椅上的謊言》中我虛構的人物歐內斯特在文章“彼此之間——心理治療中的真誠時刻”（On In-Betweenness：The Case for Authenticity in Psychotherapy）中嘗試表達的並沒有太大差別。
在我自己的實踐中，我堅持不懈地與患者們真誠地相遇，無論是團體治療還是個人治療。我傾向於積極主動，親力親為，並且經常專注於此時此地：很少有哪次會談我不去詢問彼此之間的關係。但是，治療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揭露他或她自己呢？治療師的透明度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它曾在業內引起激烈的爭論，而我在這部喜劇小說中也進行了極致的分析和解剖。
我重讀了一遍《診療椅上的謊言》，這是多年來的第一次，我被許多已經遺忘的事情震撼了。首先，儘管情節完全是虛構的，但它包含了我人生中許多真實的事件。這並不罕見：我聽索爾·貝婁[2]說過：“當一個小說家出生時，他的家人就要倒黴了。”眾所周知，貝婁早期生活中的人物大多都跑進了他的小說裡。我也跟著這樣做了。大約在寫這本小說一年前，一個朋友的朋友試圖賣給我一家公司的股票，而我後來知道這家公司並不存在。我和妻子給了他5萬美元做投資。儘管我們很快收到了一家瑞士銀行非常正式的存款證明，但這個人還是有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懷疑。我把證書拿到了瑞士銀行的一家美國分行，結果得知這些簽名是偽造的。然後我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並把我所做的告知了那個騙子。就在我和聯邦調查局見面之前，他帶著5萬美元現金出現在我家門口。這個事件和這個騙子就是我小說裡彼得·馬康度（Peter Macondo）這個人物的靈感來源，他是一個以治療師為獵物的騙子。
但不僅僅是騙子，還有很多其他的熟人、事件和我自己的一部分，都以各自的方式跑進了這部小說。書裡就有我玩撲克的細節（包括我自己和其他玩家的滑稽樣）。由於我糟糕的視力，我已經不再玩撲克了，但直到今天，我和老牌友們一起吃午飯時，仍用我在小說裡給他們的名字稱呼對方。此外，書裡有一位患者（經過了改頭換面），她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對我很有誘惑力；還有一位精明而又傲慢的精神科醫生，他曾經督導過我。還包括了我在霍普金斯大學時代的一位朋友索爾（Saul），他在小說中叫保羅（Paul）。小說中大部分傢俱和藝術品也都是真實的，包括索爾為我製作的那尊玻璃雕塑——一個人看著一隻碗的邊緣，名為“西西弗斯在欣賞風景”。這份清單還有很長：寵物、書籍、衣服、動作、我最早的記憶、我父母的移民史、我與父親和叔叔玩的象棋和紙牌遊戲——所有這些都分散在小說中，甚至包括了我試圖從鞋子上弄掉雜貨店裡的木屑。我還講了一個關於馬歇爾·施特萊德（Marshal Streider）的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是華盛頓特區第五街和R街交口的一家小雜貨店的老闆。當一位顧客到他店裡要買一雙工作手套時，他說它們就在後面的儲藏室裡，然後他走出後門，飛跑到街上去買一副10美分的手套，再把它們以13美分賣給這個顧客。這實際上是我父親告訴我的真實故事，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在那開了一家商店。
關於一位分析師被驅逐出精神分析所的詳細描述，大致是基於1988年馬蘇德汗被英國精神分析協會開除的事件。我在英國的分析師查爾斯·賴克羅夫特目睹了此事，並向我進行了描述。而那個“護林熊”的夢是我自己的，發生在羅洛·梅去世後的一個夜晚。小說裡許多人物的名字對我來說都有個人意義——例如，主角的名字，歐內斯特·拉許（Ernest Lash）。在寫歐內斯特（Ernest）（他確實是非常真誠的（earnest））與他那位有誘惑力的患者時，我經常想到奧德修斯（Odysseus），他把自己捆綁（lashed）在船的桅杆上以抵抗海妖塞壬歌聲的誘惑——因此，“歐內斯特·拉許”就是這麼來的。我虛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中的另一個人物，是特里·富勒（Terry Fuller），這個名字來源於我以前的學生富勒·托裡（Fuller Torrey），他後來成為精神病學領域的傑出人物。馬歇爾·施特萊德（Marshal Streider），則仿效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名主管，這位主管步步為營，堅決維護法律（除了一次嚴重的誤判之外）。
雖然我個人堅決擁護治療師的真實真誠，但我決定向歐內斯特·拉許發起一個巨大的挑戰。由於小說中提到的各種原因，歐內斯特大膽地開展了一項實驗：他要對下一個走進他診療室的患者完全真實。嗚呼，無巧不成書，歐內斯特的下一個新患者，是一名律師，懷揣著她自己的祕密計劃：她是來複仇的，歐內斯特對此並不知情，原來她是歐內斯特一位患者的妻子，深信是歐內斯特說服了她丈夫和她離婚的。為了報復，她打算勾引他，然後使他名譽掃地。一位治療師決心坦誠相待，卻遇到一個設計圈套的患者，我從來沒有寫過這麼有趣的東西。另一個次要情節就更有趣了，我在小說中描述了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如何轟走一位違規的治療師——因為他做出了離經叛道的解釋，並選擇發出一份公開的召回通知——就像那些汽車製造公司一樣——召回所有曾經接受過他破壞性解釋的患者。
有好幾位電影製片人希望把《診療椅上的謊言》搬上大熒幕。已故演員兼導演哈羅德·雷米斯（Harold Ramis），拍過《土撥鼠日》（Groundhog Day）、《捉鬼敢死隊》（Ghostbusters）、《老大靠邊閃》（Analyze This）等影片，曾買下了小說的電影改編權。當他在舊金山街頭拍攝電影《神鬼願望》（Bedazzled）時，我們之間有了很多的聯繫。可惜啊，《神鬼願望》的票房慘淡，電影製片廠拒絕資助《診療椅上的謊言》，除非他先拍一部保準大賺的電影《老大靠邊閃2》（Analyze That）——是他賣座大片《老大靠邊閃》的續集。不幸的是，這部片子的票房也失敗了。儘管哈羅德·雷米斯繼續購買了好幾年的電影改編權，但他從來沒有為這個項目籌到足夠的資金。哈羅德·雷米斯很討人喜歡，2014年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傷心。
另一次難忘的經歷與王穎（Wayne Wang）導演有關。他導演了很多優秀的電影，比如《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煙》（Smoke）、《曼哈頓女傭》（Maid in Manhattan）等。他也購買了電影改編權，但同樣找不到資金支持。後來，他拍了一部電影名叫《最後的假期》（Last Holiday），講述的是一個患有絕症的女人奎恩·拉提法（Queen Latifah）的故事；他邀請我帶領一個為期兩天的訓練團體（T-group），地點是新奧爾良，目的是使演員們對治療致命疾病的相關問題有所體會。我與奎恩·拉提法、LL.酷傑（LL Cool J）和蒂莫西·哈頓（Timothy Hutton）一起工作，感覺非常愉快，我發現他們都格外開放、博學多識、工作態度認真，並且對我說的話很感興趣。
最後，一位才華橫溢的編劇泰德·格里芬（Ted Griffin）出現了，他是《十一羅漢》（Ocean’s Eleven）、《火柴人》（Matchstick Men）的編劇，在過去的幾年，電影版權一直在他手裡。在寫完劇本之後，他找到了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我的熒幕偶像之一，我很喜歡和他在電話裡交談。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實質性進展。此外，我這方面也擔心有些電影版本，可能會忽略小說的嚴肅寓意，並且過分地甚至是完全地集中在詐騙和色情上面。說起來，我現在因為主人公的情慾氾濫感到有點尷尬。我的妻子，一直是我的第一位讀者，她在手稿的最後一頁寫道：“除了給美國講述你的性幻想之外，你還有別的什麼想說的嗎？”
[1] lie在英文裡既有謊言，也有躺下的意思。——譯者注
[2]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美國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發言人，197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奧吉·馬奇歷險記》《洪堡的禮物》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