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回憶錄讓我有機會回顧我作為一名作家的生命軌跡。在某一時刻，我從為其他專業學者寫研究型的文章和書籍，轉變到了為大眾寫心理治療方面的書籍，我追溯到這一轉變的開端，就是出版於1974年的一本奇怪的書，名字也很古怪——《日益親近》（Every Day Gets a Little Closer）。在這本書中，我不再使用定量研究的語言，並試著去模仿我一輩子都想超越的那些講故事者們的寫作手法。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繼續通過四本小說和三本故事集來教關於心理治療方面的知識。
我的轉變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我把金妮·埃爾金斯（Ginny Elkins，筆名）引入到我的治療團體的時候開始的，她是斯坦福創意寫作的斯特格納獎學金獲得者（a Stegner Fellow）。她的治療很成問題，因為她極為害羞，不願意從團體中要求獲得關注或者接受關注。幾個月之後，她完成了她的獎學金項目，並得到一份晚上教書的工作，時間與團體會面的時間剛好衝突。
雖然金妮想要繼續和我做個體治療，但是她付不起斯坦福的費用，所以我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約定。我同意不收取費用，條件是她每一次會談之後寫一個總結，描述在見面時她沒有用言語表達的感受和想法。對我來說，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然後我們把它們放在密封的信封裡交給我的祕書。在幾周的治療之後，我們可以閱讀彼此的總結。
為什麼提出這個不同尋常，甚至奇怪的提議？首先，金妮以一種不切實際的方式看待我——用心理治療的術語來說，她有急劇增加的正性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她將我理想化，對我一直很恭敬，在我面前將自己當成個小孩子。在我看來，閱讀我每次會談之後未經加工，未經審查的想法，對她來說也許是有用的現實檢驗（reality-testing），並且尤其重要的是，去了解我在如何幫助她方面所產生的懷疑和不確定性。所以我想要在治療中有更多的自我袒露，希望她同樣可以這樣做。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更加私人的原因：我渴望成為一名作家——一名真正的作家。寫學究氣的500頁教科書，緊接著與人合作寫500頁的關於會心團體的科研專著，其中的辛勞讓我感覺自己快要窒息了。我想象與金妮的這一計劃也許會為我提供一次不同尋常的練習，一次打破我專業枷鎖的機會，通過表達每一次一小時的會談之後立刻出現在腦海中的任何東西來找到我自己的聲音。此外，金妮是一位高超的語言大師，我認為通過寫作而不是口語溝通，她也許會更為自在。
我們每隔幾個月的筆記交換是非常有啟發性的。每當參與者研究他們自己的關係，他們就對會談更加投入。每一次我們閱讀彼此的總結，我們的治療就更為充實。此外，筆記提供了一種類似於羅生門的（Rashomon-like）體驗：雖然我們一起度過了同一個小時，但是我們對那個小時的體驗非常不同，並且珍視會談中不同的部分。我言簡意賅的解釋？唉，她甚至從來都沒聽見！相反，她所珍視的是我幾乎沒有注意到的小的個人行為：我對她的衣服或者外貌的恭維，我因為遲到幾分鐘而尷尬地道歉，她說諷刺的話的時候我的輕笑聲，我教她如何放鬆。
之後好幾年，我在給精神科住院醫生上心理治療課程的時候，用到了我們的總結，並且學生對我們不同的聲音和觀點的強烈興趣令我印象深刻。當我給瑪麗蓮看這些總結的時候，她認為它們讀起來像是一本書信體小說，建議將它們作為一本書來出版，並立刻主動要求編輯它們。不久之後，她和我們的兒子維克多出去做一次滑雪旅行，當維克多每天上午上滑雪課程的時候，她就刪減並理順我們的總結。
金妮對這個出版計劃很熱心：它將會是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我們同意平分版稅，而瑪麗蓮得到其中的20%。1974年，基本圖書公司以《日益親近》為名出版了這本書。回過頭來看，瑪麗蓮所提議的副標題，“重講一遍的治療”（A Twice-Told Therapy，改編自霍桑[1]）要比這個名字好得多，但是金妮喜愛巴迪·霍利（Buddy Holly）的那首老歌《每一天》（Everyday），一直想要讓那首歌成為她婚禮上播放的歌曲。幾年之後，當電影《巴迪·霍利》上映的時候，我非常仔細地聽了歌詞，並吃驚地發現金妮把歌詞弄錯了。歌詞實際上是“Every day it’s a-gettin’closer”（每一天都是靠得更近的一天）。
金妮和我各自寫了一篇前言和後記，我對寫這兩篇的記憶很深刻。雖然我在精神科門診部的辦公室寫了不少專業上的東西，但是我發現它對於獲得藝術寫作的靈感來說，太過於繁忙和喧鬧。那時候精神科佔據了斯坦福醫院的南翼，有科室主任和教職員工的辦公室還有很多間治療室。緊鄰的側廳是研究猴子的教員卡爾·普里布拉姆（Carl Pribram）在使用，其中一隻猴子時不時會跑出來，輕鬆穿過門診部和等候室，橫行肆虐。越過普里布拉姆的實驗室，就是一間檔案室，那裡存放著患者的記錄。它是一個陰暗、沒有窗戶的地方，但是安靜且無人打攪，空間大到足夠我來回踱步，構思複雜的句子，並大聲讀給自己聽。我喜歡這間陰氣沉沉的房間：它讓我想起我青少年時期在地下室學習的無數個小時，我寫只讀給自己聽的詩歌（雖然我偶爾讀一些給瑪麗蓮聽）。
我沉浸在那個昏暗的房間度過的時間裡，推敲合適的詞句。它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沒有數據、沒有事實、沒有統計學、沒有教學——只是讓我的思緒流轉。我不會唱歌，但是我在給自己歌唱。同時，我確信，身邊堆成山的圖表，成千上萬患者的故事，都滲入了我的意識之中，就這樣，我的前言如此開頭：
每當我偶然看到一本陳舊的預約本，寫滿了幾近遺忘的患者的名字，而曾經我和他們一起經歷過最為溫柔的時光，我就感到一陣酸楚。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微妙時刻。他們身上發生過什麼？我的多層文件櫃，我堆積成山的錄音帶，經常讓我想起某座廣闊的墓地：人們的生活被塞進了臨床文件夾，聲音被錄在了磁帶上，無聲而永恆地表演著他們的戲劇。與這些墓碑共處一室讓我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無常之感。即使我覺得自己全神貫注於當下，我也能感覺到衰敗的幽靈在觀看和等待著——一種最終會戰勝生活體驗的衰敗，但是用它的冷酷無情，給人們帶來深刻與美。將我的體驗與金妮的聯繫在一起的渴望非常強烈；我被延緩衰敗，延長我們短暫的壽命的機會迷住了。知道它會存在於讀者的腦海中而不是在一間被遺棄的倉庫，裡面裝滿沒人讀過的臨床記錄和沒人聽過的磁帶，讓我感覺好得多。
寫這篇前言是轉化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尋找一個更加充滿感情的聲音，同時將我的注意力轉到無常這一現象上來，而無常是我進入存在主義世界觀的入口。
***
在我治療金妮的大約同一時間，我有了另一次文學際遇。瑪麗蓮的一位同事給了我們一份禮物，讓我們看到了不為人知的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他於1961年自殺。在一所大學圖書館，她的同事看見了一批隱藏的未發表的信件，是海明威寫給他的朋友巴克·拉納姆（Buck Lanham）的，後者是諾曼底登陸部隊的主要將領。儘管他不允許複製這些信件，瑪麗蓮的同事偷偷地將信件口述並用一個小錄音機錄下來，然後寫下逐字稿，並將他的原稿借給我們幾天，允許我們從中意譯但是不能直接引用。
這些信件對理解海明威的心理有很大啟發。我去華盛頓特區拜訪巴克·拉納姆以蒐集更多信息，那時候他是施樂（Xerox）的一名主管，承他的好意，他向我談及了與海明威的友誼。在閱讀了海明威的很多著作之後，瑪麗蓮和我僱了一位臨時保姆，動身去加州薩拉託加的蒙太佛莊園，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度過了一個長週末，來一起合作寫一篇文章。
我們的文章，“海明威：一種精神病學觀點”，1971年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上，並立即被全世界數百家報紙奉為話題。我們兩個人所寫的任何東西，不管是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獲得過這樣多的關注。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海明威強硬的外表之下隱藏的心虛。雖然他堅強，並不懈地驅使著自己從事艱難的男性活動，比如拳擊、深海捕魚、捕獵大型動物，但是在他給拉納姆將軍的信中，他很脆弱和單純。他尊敬貨真價實的東西——強大而勇敢的軍隊將領——將自己說成是“渺小的作家”。雖然我非常欣賞他的作家身份，但是我不欽佩他的公眾形象——它太過於粗糙、太過於陽剛、太缺少同情心、太沉迷於酒精。他的信展現出了一個更加溫柔，更加不自信的孩子，被一位真正強悍勇敢的成年人迷住了。
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始部分就提出了我們的意圖：
海明威面對危險和死亡的經歷會激起我們關於存在方面的思考，雖然我們欣賞這些，但是我們在其中找不到像托爾斯泰（Tolstoy）、康拉德（Conrad）以及加繆那種程度的普世性和永恆性。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海明威的世界觀如此侷限？我們推測海明威視野的侷限性是與他個人人格的侷限性相關聯的……毫無疑問，他是一位有天賦的作家，但他無疑也是個備受困擾的人，一輩子都有深深的緊迫感，62歲的時候在偏執型抑鬱性精神病（paranoid depressive psychosis）狀態下自殺。
雖然我和瑪麗蓮一直緊密合作——我們每個人相互閱讀對方的作品——這是我們唯一一篇合寫的文章。我們仍然記得這次愉快的經歷，並且感覺，也許我們會再次聯手，即便在我們很老了之後。
[1] 霍桑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名為《重講一遍的故事》（A Twice-Told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