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應邀臨時擔任斯坦福大學精神科住院部的醫務主任。當時，全國的精神病住院治療都處於一片混亂：保險公司削減了精神病住院治療的覆蓋率，要求患者儘快轉移到更便宜的病房和護理機構。由於大多數患者只在醫院停留一週或更短的時間，治療團體中的成員很少跟上一次會談相同，因此會談變得混亂與無效。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這種混亂，員工的士氣也空前低落。
我原本沒打算開展另一個團體治療計劃，但我心有不安，想去尋找新的挑戰。我的書桌清理乾淨了，存在主義治療的書也寫完了，我準備好了開始一個新計劃。鑑於我對團體治療有效性的深刻信念，以及創造一條新路徑帶領住院患者團體的誘人挑戰，我同意擔任這一職位兩年。我招募了一名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精神科病醫生，請他負責治療病房裡的藥物（精神藥理學既非我的強項，也非我的興趣所在），自己則全神貫注為流動中的住院病房設計一套全新的團體治療方案。我開始觀摩全國主要的精神病醫院住院病房的團體會談。我發現到處都是困惑：甚至最著名的學術醫院也沒有有效的住院患者團體方案。由於成員的快速流動，團體帶領者不得不在每次會談開始時都引入一兩個新成員，並邀請他們敘述自己為什麼住院。幾乎無一例外，這些敘述（隨後是治療師誘導其他成員做出迴應）填滿了整個會談。顯然沒有人從這些團體中得到多少益處，而且人員流失也頗為嚴重。我們亟需一種完全不同的策略。
斯坦福大學的急症部門有20個患者，我把他們分成一個高功能組，一個低功能組，每個組有6～8個成員（剩下的，大部分是剛入院的急症患者，還沒搞清楚狀況，在一兩天時間內無法參加任何團體）。經過幾次實驗之後，我發展出了一種切實可行的模式。因為成員的快速流動，我完全放棄了一次會談到下次會談要有連續性的想法，轉而開發了一種新模式：每個團體的壽命都將只有一次會談，帶領者的任務就是使這次會談儘可能高效。我為高功能患者設計了一個包含四個階段的模式：
1.每個患者將依次制定一個針對某些人際關係問題的議程，在會談中討論。（這項任務至少花費1/3的會談時間。）
2.團體會談的其餘時間都基於每個患者的議程來進行。
3.然後，團體會談結束後，觀察員（醫學、心理學或諮詢專業學生、住院醫生和護士，他們通過單向鏡觀察會談）進入房間，討論他們觀察到的會談內容，而患者則在外圍觀察。
4.最後，在結束前的10分鐘裡，團體成員對觀察員所做的討論做出迴應。
第一階段，制定議程，是患者和治療師最困難的任務。正如我所界定的，這個議程並不是關於患者為什麼進入醫院——例如，不是他們聽到可怕的聲音，或者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或者他們生活中的一些創傷事件。相反，會談的議程是關於他們人際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例如，“我很孤獨，我需要朋友，但沒人願意跟我在一起”。或者“每當我敞開心扉，卻引來眾人嘲笑”。或者“我覺得人們都很討厭我，我想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下一步治療師要做的就是，把它轉變為此時此地（here-and-now）的議程。當一位成員說：“我很孤獨……”治療師可以說：“你能談談你在這裡，在這個團體中感受到的孤獨嗎？”或者，“在這個團體中，你想和誰待在一起？”或者，“讓我們探索一下，在會談過程中，在今天這個團體中你覺得孤獨，你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治療師必須非常主動，但當它運作良好時，團體成員就可以相互幫助，改善他們的人際互動；而且效果明顯比只關注患者為何住院要好。
我努力給那些觀察員——護士、精神科住院醫生和醫學專業學生，在團體中安排一個積極的角色，這使得觀察員對團體治療會談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項調查中，患者評估會談的最後20分鐘（與觀察員進行的討論）是治療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事實上，有些患者在團體會談開始前，就習慣性地往觀察室偷看；如果那天沒有觀察員，他們就不太願意參加了。這些成員的反應類似於我的門診患者團體。如果成員們能夠看到觀察員，並從他們那裡得到反饋，那麼治療工作就會非常順利。
在低功能患者的日常團體中，我制定了一個模式，包括了一系列安全的、結構化的練習，訓練患者的自我表露、同理心、社交技能以及認清自己想要的改變。
最後，為了解決員工士氣低落的問題，我建立了一個每週一次的內部團體，即一個由員工（包括醫務主任和護士長）組成的團體，專門討論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團體很難帶領，但在改善員工緊張關係方面，最終將是無價的。
帶領了兩年的住院患者團體之後，我決定休假（斯坦福大學的教職員每6年就享受6個月的全職休假，或者是12個月的半薪休假），寫一本關於住院患者團體治療方法的書。我最初的打算是再去一次倫敦，那裡的寫作氛圍非常清爽，但瑪麗蓮堅持要去巴黎。所以，在1981年夏天，我們動身去法國，帶著我們12歲的兒子本。那時，我們的女兒伊芙在上醫學院，裡德完成了斯坦福大學的學業，維克多在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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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開始時，我們先拜訪了好友斯蒂娜（Stina）和賀蘭特·凱查杜裡安，他們夫妻倆住在芬蘭海岸附近的一座島上。賀蘭特在斯坦福大學精神科教過幾年書，他的執行能力非常出色，所以被任命為大學監察專員和教務主任。他是一位有天賦的講師，他開設的關於人類性行為的課程成為傳奇，是斯坦福大學史上最受關注的課程。他的妻子斯蒂娜，是一位記者、翻譯家和作家，她和瑪麗蓮志趣相投；他們的女兒尼娜（Nina），則和我們的兒子本成為終生好友。
島上種滿了松樹和藍莓，如同童話般的隱居地，四周是令人敬畏的海洋。在我們拜訪期間，賀蘭特說服了我，讓我從桑拿浴中一躍而入冰冷的北海，我居然照做了——但僅此一次。我們從芬蘭乘夜班渡輪到哥本哈根。我通常會暈船，甚至看到船的照片也會暈，但在一小劑大麻的幫助下，我平靜地漂浮到哥本哈根。在那裡，我給丹麥的治療師做了一天的工作坊。我們也遊覽了一些地方，參觀了克爾凱郭爾和安徒生的墳墓，他們都埋葬在阿瑟斯通墓園，相去不遠。
我們一到巴黎，就住進了一座公寓的第五層，沒有電梯，位於聖安德烈藝術街，離位於第五區的塞納河三個街區。在瑪麗蓮的幫助下，我找到了一間離穆浮塔街兩個街區的辦公室，那是法國政府為外國學者所預留的。
這是一次美妙的旅居。每天早晨，本爬上爬下五層樓，給我們買牛角麵包和《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然後再乘巴黎地鐵去國際雙語學校。瑪麗蓮正在寫一本新書——《母性、死亡和瘋狂的文學》（Maternity，Mortality，and the Literature of Madness），它是一部心理學視角的文學批評著作。我認識了她的許多法國朋友，我們應邀參加了許多晚宴，但是交流有些困難：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說英語，儘管我在跟法語老師努力學習，但沒取得什麼進展。在社交聚會上，我總覺得自己像個鄉巴佬。
我在高中和大學裡學過德語，也許是因為德語和我父母說的意第緒語相似，我學得很好。但是法語的輕快和節奏讓我感到困惑。也許這與我無法記住旋律或再現旋律有關。這個糟糕的語言基因一定來自我的母親，她在英語方面就有相當大的問題。但是法國的食物令人難忘！我特別期待早上的牛角麵包和下午5點的小吃。我們的街道是一條熱鬧的步行街，室外攤位上兜售著絕味的甜草莓，還有美食鋪在賣切片雞肝醬和瓦罐兔肉。在麵包和糕點房，我和瑪麗蓮都熱愛野草莓蛋撻，而本獨愛巧克力麵包。
雖然我不太懂法語，不能和瑪麗蓮一起去劇院，但我陪她聽了幾場音樂會——一次是在聖禮拜堂聆聽令人難忘的男高音，另一次是在夏特雷聆聽激動人心的奧芬巴赫[1]。我最喜歡的地方還是博物館。我怎能不去欣賞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蓮》，尤其是本、瑪麗蓮和我還乘火車去了莫奈在吉維尼的鄉村別墅，看到了那座著名的日式橋，橫跨在漂浮的睡蓮之上。我漫步在盧浮宮，尤其流連於陳列古埃及和波斯藝術品的房間，還有雄偉的蘇薩[2]獅子琉璃壁畫。
在這個美妙的巴黎旅居期間，我花了6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住院患者的團體心理治療》（Inpatient Group Psychotherapy），比我寫任何一本書都要快得多。它也是唯一一本由我口述的書。斯坦福大學非常慷慨，讓我的祕書貝亞·米切爾（Bea Mitchell）和我們一起去巴黎，每天上午我口述2～3頁的草稿，由她記錄。在下午，我進行編輯、校對，並準備第二天的寫作內容。貝亞·米切爾和我相處甚歡，每天我們倆散步兩個街區到穆浮塔街，然後找一家希臘餐館吃午餐。
1983年，《住院患者的團體心理治療》由基本圖書公司出版，隨後影響了許多住院病房的團體治療實踐。此外，許多實證研究也支持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但我再也沒有迴歸住院病房；相反，我回到了老路上，再次拓展我對存在主義思想的認識。
我決定學習更多的東方思想，以此繼續自己的哲學教育，這是一個我非常無知的領域，也是被《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完全忽視的領域。在去巴黎前的最後幾個月，我開始這一領域的閱讀，並與斯坦福大學的一些學者交流，其中包括我的一位住院醫生詹姆斯·坦澤爾（James Tenzel），他曾經跟隨著名的佛教老師葛印卡（S.N.Goenka），在印度伊格德布里的法崗內觀中心（Dhamma Giri）參加過靜修。我諮詢過的所有專家都告訴我，僅靠閱讀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從事個人的冥想練習。因此，在12月，巴黎之行快要結束之時，我告別了巴黎，告別了瑪麗蓮和本——他們還在那裡待一個月，獨自去了印度拜訪葛印卡。
[1] 奧芬巴赫（Offenbach，1819—1880），德籍法國作曲家，法國輕歌劇的奠基人和傑出的代表。——譯者注
[2] 蘇薩，古波斯帝國的都城，今屬伊朗胡齊斯坦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