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回到了教學和臨床的崗位，並與前斯坦福大學精神科住院醫生索菲亞·維諾格拉多夫（Sophia Vinogradov）合作，為美國精神病學出版社編寫了《團體心理治療簡明指南》（A Concise Guide to Group Psychotherapy）。但很快，一種熟悉的不安向我襲來：我感覺錯過了一個文學創作課題，感到無所適從。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再次沉浸於尼采的某些作品。我一直喜歡閱讀尼采，很快就陶醉於他那強有力的語言，無法將自己的思緒從這個19世紀的哲學怪才身上挪開，他是一個如此才華橫溢，但又如此孤獨和絕望，如此需要幫助的人。花了幾個月沉浸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才知道，自己的無意識早已選好了下一個課題。
現在，我感受到了兩種慾望的撕扯：繼續在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和教學生涯，還是冒險嘗試寫一本小說呢？我記不太清當時內心的衝突了。我只知道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將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放在一起：我將寫一本教學小說，嘗試把我的學生帶回19世紀晚期的維也納，在那裡他們可以觀察到心理治療的誕生。
為什麼是尼采呢？雖然他生活在弗洛伊德開啟了心理治療的時代，但他從來沒有被認為與精神病學有什麼關聯。然而，在心理治療即將誕生之前，尼采寫下許多擲地有聲的話語，散佈在他的作品裡，它們與治療師的教育有著密切關係。看看這些：
“醫生，幫助你自己；這樣，才可以幫助你的患者。這是最好的幫助——讓他，你的患者，親眼看見那個療愈自己的人。”
“你應該錘鍊自己並超越自己。但首先你要錘鍊自己，包括身體和靈魂。你不僅要創造自己，還要創造出更高級的東西。”
“因為那就是徹徹底底的我：捲起來，升上去，上升，一個栽培者，耕種者，以及嚴守紀律的人，他曾向自己提出建議，只為一個原因：成為你自己。”
“知道‘為何’，忍受‘任何’。”
“往往，我們更愛慾望，而不是慾望的對象。”
“有些人無法解開自己的枷鎖，卻可以救贖他們的朋友。”
我想象出一段虛構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尼采在心理治療的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想象，他和那些與心理治療誕生密切相關的人物打交道，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約瑟夫·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的導師）以及布洛伊爾的患者安娜·O.（第一個接受精神分析方法治療的人）。我在想，如果尼采，一位哲學家，在我們的領域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心理治療的面貌將會如何變化？
在那段醞釀期，我碰巧在閱讀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的小說《梵蒂岡地窖》（Lafcadio’s Adventures），看到了一句再貼切不過的話：“歷史是已經發生的小說，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這句話讓我震驚不已：它們描述的正是我想做的事情——寫一部可能成真的小說。我想寫一位心理治療的天才，如果歷史之軸稍微扭轉一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希望小說中的事件在另一個時空存在。
開始下筆時，我就感覺到小說中的人物呼之欲出，彷彿他們掙扎著要再活過一次。這些人物需要我盡心竭力，但我在斯坦福大學的職責束縛著我：要給住院醫生和醫學生上課，要參加系裡的會議，還要接待患者——包括個體治療和團體治療。為了寫好這本小說，我知道自己需要擺脫一切干擾，所以在1990年，我安排了4個月的休假。按老規矩，由瑪麗蓮挑選一半的行程，而我挑選另一半。我選擇了世界上最安靜、最孤立的島嶼——塞舌爾群島，而她，一如既往地選擇了巴黎。
我們在塞舌爾的主要島嶼馬埃島度過了第一個月，而第二個月，則在另一個更小的島嶼普拉蘭島上度過。這兩個地方都很原始，有壯觀的海灘，而且出奇地安靜——沒有報紙、沒有網絡、沒有電話，是我遇到過的最適合寫作的地方。我們在上午寫作，我寫這部小說，瑪麗蓮寫《血誓姐妹》——她那本法國大革命女性回憶錄的英文擴充版（最初是法語版）。在下午，我們遊覽小島、漫步海灘、浮潛——與此同時，小說中的人物在我腦海中逐漸浮現。晚上，我們閱讀，玩拼字遊戲，在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然後為第二天的寫作琢磨情節。
我寫得小心翼翼，儘可能地貼近歷史事實。首先要確定的是時間背景。我希望生病的尼采去尋求心理治療，幾經考慮，我選定了1882年——那一年他出現自殺的念頭，迫切地需要幫助。他那段時期的信件透露，一年當中有300多天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包括劇烈的頭痛、衰弱、嚴重的視力問題和胃病。由於健康狀況不佳，1879年，他辭去巴塞爾大學的教職，終生漂泊、客居異鄉、踏遍歐洲，尋找宜人的氣候，以緩解他的痛楚。
他的信件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抑鬱。1882年，他寫給好友弗朗茨·奧維貝克（Franz Overbeck）的信，就是一封典型的信，其中寫道：“……在最根本處，是不可動搖的黑色憂鬱……我找不到任何意義再去多活半年，每一件事都充滿了痛苦，令人厭倦。我放棄了，無法再承受……我什麼事都做不好，所以，還有什麼好做！”
1882年，在尼采身上發生了一件災難性的事：他和路·莎樂美（Lou Salome）之間的激情（顯然不會有結果）慢慢熄滅了，這位年輕可愛的俄羅斯女人，註定還會深深吸引其他偉大的男人，其中包括了弗洛伊德和里爾克[1]。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羅·雷（Paul Ree）都很迷戀莎樂美，三人甚至計劃去巴黎共同生活。但這個計劃在1882年破滅了，當時保羅和莎樂美髮生了性關係。尼采悲痛欲絕，陷入巨大的絕望。因此，對我的書來說，一切似乎都指向了1882年：這是尼采生命的最低潮，是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而對我所有的主要人物來說，包括尼采、布洛伊爾、弗洛伊德（作為一名醫學生）和莎樂美，這也是有大量文檔資料的一年。
作為一名讀者，我一輩子都沉浸在小說裡，但在寫作方面還是一名業餘選手。我冥思苦想，如何在不改變歷史事件的情況下，把我想象的情節插進1882年。最後，我只能想到一個辦法：把整部小說放置進那一年莫須有的第13個月裡。也許我過於謹慎了：我勇敢地跳進小說，但為了保險起見，又留著一隻腳在現實裡——我借用歷史人物和事件而不是憑空虛構，甚至還從尼采的信件中拿走了一些對話。我感覺，自己好像在使用訓練輪學習騎自行車。
最終，我想到用一個思想實驗作為我寫作的基石：如果尼采被放置進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他從自己的著作中發明出一種心理療法，可以用來療愈他自己，想象一下將會發生什麼。
我常常想，真可惜，不能把故事搬到10年之後，想象兩個頂尖的天才（哲學家尼采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有一場治療的邂逅。但是歷史並不合作。1882年，弗洛伊德還是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他不可能提前十年成為一位著名的執業治療師。而到十年之後，尼采患上了一種災難性的腦部疾病（很可能是三期梅毒），這導致了他的餘生陷入重度痴呆。
如果不是弗洛伊德，那麼在1882年，尼采還可能向誰尋求幫助呢？我尋遍歷史，當時維也納沒有一個執業治療師，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沒有，因為，心理治療這一行根本還沒有誕生。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們通常認為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但實際上他遠不止於此：他本身就是心理治療的鼻祖。
最終，我決定讓尼采去找約瑟夫·布洛伊爾醫生——弗洛伊德的良師益友。布洛伊爾是一位傑出的醫生，他經常應邀治療一些有名的人物，包括遭受各種疑難雜症折磨的皇室成員。此外，在1880年，布洛伊爾發明了一種獨特的心理療法，即精神分析的前身，以幫助一位名叫安娜·O.的患者，她患有歇斯底里症。布洛伊爾沒有告訴外人他對安娜·O.的創新治療，除了他的學生和家庭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可能還有其他一些醫學生知曉此事。而且他一直沒有發表關於安娜的案例，直到12年後，他才與弗洛伊德合著了一本書《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其中包括了安娜的病例。
但是，如何把布洛伊爾和尼采聯繫起來呢？我偶然發現了一個可用的歷史事實：在1882年，莎樂美的弟弟在布洛伊爾任教的醫學院就讀一年級。我想象著下面的場景：露·莎樂美，因為讓尼采飽受折磨而深感內疚，因此她向弟弟講述了自己的痛苦，而她弟弟曾經在課上聽布洛伊爾討論過對安娜·O.的治療，所以他勸姐姐向布洛伊爾求助。一位經驗老到的小說家會毫不費力地虛構所有這些事件，但我仍然堅持自己的那句咒語：“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
最終，故事情節的第一部分就位了。通過莎樂美，尼采去找布洛伊爾幫助治療他的身體疾病。布洛伊爾試圖找到一種方法解決尼采的心理困擾，但尼采過於驕傲，拒絕把自己的權力讓渡他人。布洛伊爾嘗試了他所知道的每一種策略，但都無濟於事，治療完全陷入僵局。在這個時候，我試圖忠實於尼采和布洛伊爾的原型，因此把自己寫進了一個死衚衕，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思考如何繼續下去。我知道，許多作家首先會寫出一個詳細的大綱，但我把這項工作交給了我的潛意識，讓人物和事件在我的腦海中有機地發展，而我只是簡單地記錄和微調。但這個時候，情節發展陷入了僵局。
瑪麗蓮和我聽說在馬埃島附近有一座美麗的小島，人跡罕至，名為西盧埃特島，我們坐渡船去那裡度過了一個週末。到達後不久，就有一場熱帶風暴來襲，狂風驟雨，我別無選擇，只好待在屋裡寫作。正是在這裡，我茅塞頓開，解決了尼采和布洛伊爾關係發展的問題。
我對自己的解決方案異常興奮，於是跑進瓢潑大雨中去找瑪麗蓮。最後，我在小旅館的休息室裡發現了她，在那裡，她大聲朗讀了這一章的最後幾行，描述的是尼采再次拒絕了布洛伊爾試圖治癒他的企圖，後者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傾聽著風聲、自己的腳步聲、腳下脆脆的冰雪的爆裂聲。突然，他有了一個主意——別無他法！一路上，他嘎吱嘎吱地踩著積雪，每踏一步都對自己呼喊：“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
瑪麗蓮對接下來發生什麼感到好奇，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我繼續讀出下面的內容。布洛伊爾的創意是反轉一下，讓尼采成為他的治療師，以此治療尼采這個頑固的患者。這個反轉是一個核心理念，後面所有的情結都圍繞著它而發展。
多年後，我寫了一篇關於這部小說的文章，收錄在文集《亞隆著作精粹》（The Yalom Reader）中，我大概知道了這個核心理念的來源。它可能來自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盧迪老師》[2]，其中有一個關於兩位醫治者的故事，一位年輕的，一位年老的，他們分別住在一個大陸的兩端。年輕的醫治者約瑟夫（Joseph）生病了，陷入了絕望，於是開始了漫長的旅程，去尋求他的對手迪昂（Dion）的幫助。
在旅途中，一天晚上，在一片綠洲裡，這個年輕人遇到另一位年長的旅行者，並攀談起來，然後發現他原來就是迪昂，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個人！迪昂邀請這個年輕人到他的家中，他們在那裡共同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先是作為學生和老師，然後是同事。多年以後，迪昂病倒了，他把這位年輕的同事叫到床前，對他說：“我有一個天大的祕密要告訴你。你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相遇的時候，你告訴我，你正打算來找我嗎？”
“是的，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晚上，第一次和你見面的情景。”
“好吧，”迪昂說，“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在絕望之中，我正在去尋求你的幫助的路上！”
還有一個類似的角色轉換出現在《非常時刻》（Emergency）中，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戲劇片段，由精神病學家赫爾穆特·凱澤（Helmut Kaiser）1962年發表在《精神病學雜誌》上。在這齣戲劇中，一個女人去見一位治療師，請求他幫助自己的丈夫，後者也是一位治療師——陷入抑鬱，可能會自殺。
這位治療師同意了。“是的，我當然可以見他，叫他打電話預約吧。”
這個女人回答：“這就是問題所在。我丈夫否認自己抑鬱，並拒絕尋求治療。”
“那麼，”治療師說，“我很抱歉，我不知道還能幫上什麼忙。”
女人回答說：“你可以假裝成患者去找他，然後想辦法幫助他。”
可惜的是，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策略是否奏效，因為戲劇的下文沒有寫出來。
後來我想到，自己的人生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我曾經見過一位非常有創造力的精神病醫生唐·傑克遜（Don Jackson），他接診了一個患有慢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這個患者穿著一條紫色的褲子和一件飄逸的魔法長袍。他整天待在病房，傲慢地坐在高架椅子上，默默地關注著員工和患者，就好像他們是他的求助者一樣。傑克遜醫生仔細觀察了這位患者的王者風範足足幾分鐘，然後跪下來磕頭，高舉雙臂，把病房鑰匙交到了他的手裡，說：“尊敬的陛下，應該擁有這些的，是你，而不是我。”
這位患者不知所措，盯著鑰匙和跪拜在地的精神病學家，說出了許多天以來的第一句話：“米斯塔赫（Mistah），我們這裡有一個非常非常瘋狂的人。”
***
塞舌爾島之行快要結束時，我開始感到視力下降，並伴隨著對晨光的刺痛反應。一位當地的醫生給我開了一些藥膏，疼痛減輕了，但仍然畏光，很快我就不得不在黑暗中待到中午，這時光線才變得可以忍受。唯一沒有窗戶的房間是浴室，所以每天早上直到中午我都躲在浴室裡，靠著電腦本身的光亮寫作。這些都是角膜內皮營養失調（Fuchs’dystrophy）的初期症狀，幾十年來，這種角膜疾病引起了我的很多不適和視力問題。在這種疾病中，角膜上皮細胞的數量會減少，在夜間閉合眼瞼的過程中會堆積液體。角膜於是變厚和腫脹，因此損害了視力。當早晨睜開眼睛時，角膜裡的液體慢慢蒸發，視力在白天逐漸恢復。
在塞舌爾島，這部小說進展順利，我原本打算瑪麗蓮去巴黎時，我再留下來多待幾日，但我必須去看眼科醫生。到了巴黎，我得知唯一的辦法就是移植角膜。等回到斯坦福之後，我做了這項手術。
我們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間公寓，房間的百葉窗很棒，可以讓我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在黑暗中寫作，直到完成此書。我把手稿寄給了我的經紀人諾克斯·伯格（Knox Burger），《愛情劊子手》就是他代理的。他立刻拒絕了，說：“我不可能賣這本小說，裡面什麼也沒發生。”然後，他建議我去閱讀一下《紅場》（Red Square）的手稿，是他手裡另一位作家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的新作，學習人家是如何編寫劇情的。我只好尋找其他的代理人，我把手稿寄給了威廉·莫里斯文學經紀公司的歐文·拉斯特（Owen Laster），他立刻接受了這本書，並把它賣給了基本圖書公司，這是一家有史以來只出版過一次小說的出版社，即艾倫·威利斯的《慾望博士》（The Doctor of Desire）。
作者站在《當尼采哭泣》免費贈書塔旁邊，維也納2009年
出版之後，《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簡短、輕蔑的評論，描述《當尼采哭泣》是一部“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說”。這是一個低潮。但在那之後，其他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系列高度積極的評論；幾個月後，《當尼采哭泣》榮獲加利福尼亞聯邦俱樂部的年度最佳小說金獎。而二等獎是馬丁·克魯茲·史密斯的《紅場》！瑪麗蓮毫不猶豫地把這條消息發給了《紐約時報》的評論員和我的前經紀人諾克斯·伯格。
《當尼采哭泣》在美國的銷量很好，但它在其他的國家更受歡迎。此書最終被翻譯成27種語言，在德國擁有的讀者數量最多，在希臘的人均閱讀量最高。2009年，維也納市長將《當尼采哭泣》選為年度圖書。每年維也納市長都會挑選一本書，印刷10萬冊，擺在藥店、麵包店、學校和年度書展的書架上，將它們免費分發給維也納市民。我和瑪麗蓮飛到維也納做了數天的公開演講，其中一個是在弗洛伊德博物館。在那裡，在弗洛伊德昔日的客廳裡，我與一位奧地利哲學家熱烈討論這本小說。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共進晚餐，維也納市政大廈2009年
這個星期的活動在市長主持的一場宴會中達到了高潮，這場在市政廳舉行的盛大晚宴有數百人蔘加。我演講結束之後，接著享用豐盛的晚餐，然後是一場熱鬧的維也納華爾茲舞，整晚活動才落下帷幕。由於我舞跳得很爛，瑪麗蓮只好與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一起跳華爾茲，後者是我們的好朋友，出生在維也納，但在斯坦福大學做精神病學家，他和妻子朱迪思（Judith）特地飛到維也納參加這場晚宴。對所有人來說，這是一次超級棒的體驗。
此書出版兩年之後，我到慕尼黑和柏林做巡迴演講，一位德國電影製片人過來找我，他想製作一部紀錄片，拍攝我走訪尼采曾經在德國居住過的地方。我們一起參觀了尼采位於洛肯（Röken）的出生地和兒時生活的家，以及他父親佈道的教堂。在教堂旁邊就是尼采的墓地，他妹妹和父母的墓地也在此。有傳聞說，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曾將尼采移葬，才得以讓他安葬於父母的中間。在尼采就讀的普夫達中學，一位老校長告訴我，即使尼采很擅長古典文學，但他並不是班上的第一名。在魏瑪的伊麗莎白的家裡——現在已經是博物館，我看到了尼采在耶拿醫院的官方住院記錄，診斷書上寫的是“麻痺性梅毒”，不久之後他就過世了。博物館的牆上掛著一張照片，內容是希特勒獻給伊麗莎白一束白玫瑰。幾天之後，在魏瑪的尼采檔案館，我看到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初期手稿，令人激動不已。
多年後，電影製片人平克斯·佩裡（Pinchas Perry）拍攝了電影《當尼采哭泣》。雖然這是一部低成本的電影，但知名演員阿曼德·阿山特（Armand Assante）卻將尼采演得惟妙惟肖。在與阿山特的談話中，我瞭解到，在他所有60部電影中，他對自己扮演尼采的表現最為自豪。
此書出版後的第11年，我收到了魏瑪檔案館一位研究員的來信，她是我之前去德國時候遇到的，這件事堪稱我平生最大的驚喜之一。她告訴我，她剛剛發現了一封信，是1880年一位朋友寫給尼采的，敦促他與約瑟夫·布洛伊爾博士商討他的醫療問題！但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Elisabeth）阻止了這個計劃，表面上是因為他已經諮詢了其他幾位著名的醫生。尼采把他的妹妹稱為“反猶太的傻瓜”，所以她有可能因為布洛伊爾是猶太人而反對這項計劃。這封建議尼采去拜訪布洛伊爾的信和後續的兩封信，在小說英文版的有聲讀物裡都可以聽到。這一令人吃驚的印證，讓我對紀德的格言堅信不疑：小說是可能發生的歷史。
[1] 賴內·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奧地利著名詩人，與葉芝、艾略特被譽為歐洲現代最偉大的三位詩人。——譯者注
[2] 《盧迪老師》（Magister Ludi），又名《玻璃球遊戲》（The Glass Bead Game），其中一篇《懺悔長老》描述了兩位醫治者相互治療的故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