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我帶領過許多治療團體——精神科門診患者和住院患者；癌症患者、喪偶者、酗酒者和已婚夫婦；醫學生、精神科住院醫生和執業治療師——但是，我也是許多團體中的成員，直至今日，我80多歲了，仍是如此。
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一個無領導的治療師團體，在過去的24年裡，我們每兩週在其中一位成員的辦公室裡會談90分鐘。我們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完全保密：我們團體中發生的事情必須留在團體中。因此，這些段落將是我第一次披露關於這個團體的任何信息，我不僅得到了成員的允許，而且他們鼓勵我寫下來：我們都不想讓這個團體死亡，我們不是在尋求不朽，而是想鼓勵其他人也能分享我們所擁有的重要且豐富的經驗。
作為一名治療師，生活中的一個悖論是，我們在工作時從來不是一個人，但我們當中許多人都經歷了深深的孤獨。我們工作時沒有團隊——沒有護士、主管、同事或助手。我們許多人通過安排與同事共進午餐或一起喝咖啡，或參加案例討論，或通過尋求督導或個人治療，來改善這種孤獨感，但對許多人來說，這些補救措施還不夠深入。我發現，與其他治療師組成親密的團體定期會面是有助於復原的，這個團體可以提供友誼、指導、繼續教育、個人成長，偶爾還有危機干預。我強烈建議其他治療師也創建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團體。
我們這一群人的聚集誕生於2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執業精神病學家伊萬·G.（Ivan G.），當時在斯坦福大學做住院醫生，打電話邀請我加入一個定期會面的支持團體，地點在斯坦福大學醫院附近的一棟醫療辦公樓裡。他列出了其他同意加入團體的精神科醫生的名字——這些人我幾乎全都認識，其中有些人還很熟悉，因為在他們當精神科住院醫生時，我教過他們。
加入這樣一個團體，感覺就像一個巨大的承諾：不僅每隔一週有一個90分鐘的會面，而且它還會是一個沒有明確終點的持續團體。所以，當我接受這一邀請時，我知道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承諾，但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22年後居然我們還在繼續會面。這些年來，除了一次重大節日衝突之外，我們從未取消過一次會面，也沒有人因為瑣事而錯過。
我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個治療團體，儘管我經常羨慕我的團體患者。我也渴望成為一個治療團體中的一員，擁有一個值得信任的圈子。作為一名團體帶領者，我從以前的經驗中知道，這對成員們有多大的幫助。
曾經有6年的時間，我帶領一個治療師團體，過去一週又一週，我看到了它給參與者帶來的好處。莫林·萊什是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第五版的合著者，1980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一名研究員。他到斯坦福大學學習團體治療，作為他受訓的一部分，我邀請他共同帶領這個團體一年。從那以後，甚至幾十年後，他還在和我回憶在那些團體會談中的所見所聞。當我去倫敦休學術年假時，我帶著深深的遺憾結束了這個團體。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帶領過的唯一促成一段婚姻的團體。兩名成員開始了一段關係，並在團體結束後不久就結婚了。35年後，我在一次講座上看到了他們，仍然處在愉快的婚姻中。
因此，當伊萬·G.邀請我加入一個包括我以前學生的團體時，儘管有些不舒服，但我還是同意了——並非沒有焦慮：我和許多其他成員一樣，當著同事和以前學生的面暴露自己的脆弱、羞恥和自我懷疑，難免感到不安。我提醒自己，我已經長大了，會在尷尬中倖存下來的。
最初幾個月，我們都在決定應該組成什麼樣的團體。我們不想討論案例，儘管我們覺得應該有這個選項。最終，我們決定成為一個多用途的支持團體——換句話說，一個沒有帶領者的治療團體。我們一開始就清楚：雖然我對團體的經驗最多，但我不是團體的帶領者，也沒有人這樣看待我。為了避免陷入任何帶領者的角色，我強迫自己從一開始就特別自我暴露。在我多年的實踐中，我認識到，要想從這樣的經歷中獲益，就必須冒險（事實上，最近幾年，我通常在個體會談的初期就向患者指出這一點；而且每當我看到他們不夠配合時，我都會再次提及它）。
我們從11個成員開始，所有的心理治療師（10名精神病學家和1名臨床心理學家）全是男性。在早期階段，有兩名成員退出，第三個人因醫療原因離開。在過去的22年裡，這個團體一直非常有凝聚力：沒有一個成員主動退出，出勤率也非常高。只要我在城裡，從來沒有缺席過；其他成員也將這個團體會面放在第一位。
每當與妻子、孩子或同事之間的互動發生不愉快時，每當我在工作中受到阻礙時，每當我對患者或熟人因強烈的積極或消極情緒而煩擾時，每當我受到噩夢折磨時，我總是期待在下次見面時討論這個問題。當然，團體成員之間任何不舒服的感覺，也總是可以得到深度處理。
也許還有其他的沒有帶領者的治療師團體，致力於審視互動過程，以及團體成員的心理和生活，但是沒有一個引起我的注意，當然也沒有一個存在了這麼久。在這20多年中，我們經歷了四名成員的死亡和兩名成員的痴呆症，這迫使他們退出團體。我們討論過喪偶、再婚、退休、家人生病、孩子的問題以及搬遷到老年社區。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都致力於誠實地審視自己和彼此。
對我來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每一次面對新的情況。在500多次的會面中，關於我自己和那些同事，每一次我都能發現一些新的和不同的東西。也許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最困難的經驗就是在那兩個討人喜歡的成員身上觀察到痴呆的發生和發展。我們面臨著許多困境。對於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我們要坦誠到什麼程度？我們該如何應對痴呆症所帶來的自大或否定？而更迫切的是，如果我們覺得不該將他看作患者，那麼應該怎麼做？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時，我們都會強烈要求該成員去看心理醫生，並進行神經心理測試，而且每次我們都會使用諮詢師的特權，命令該成員停止看患者。像大多數80多歲的人一樣，我也擔心自己患上痴呆症，有三到四次他們告訴我，我剛才說的那件事之前已經說過了。雖然令人傷心，但我還是很感激這個團體的誠實。然而，在我腦海的某個地方，潛藏著一種恐懼，那就是有一天一些團體成員堅持要我做神經心理測試。
當我們的一位年輕成員告訴我們，他剛剛被診斷患有不可治癒的胰腺癌時，我們都震驚了，當他公開和勇敢地討論所有的恐懼和擔憂時，我們充分地陪伴著他。在他生命的盡頭，病重到無法出門，我們就在他家舉行了一次會面。最後，整個團體成員都參加了他的追悼會。
每次有成員去世時，我們就會增加新的成員，以使我們的人數相對穩定。我們還全員參加了一位成員的婚禮，在另一位成員的家裡舉行的，而第三位成員主持了婚禮儀式。這個團體還參加了另外兩場婚禮和一名成員兒子的成人禮。還有一次，整個團體一起探訪了一家療養中心，因為一位患有嚴重痴呆的成員住在那裡。很多時候，我們都在討論增加女性成員，但由於每次只增加一名成員，所以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位女性會因為孤零零而感到不自在。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們在這個決定中犯了錯誤。我的直覺是，如果一開始就包括男女成員，那麼這個團體會變得更豐富。
我在團體中一直很活躍，在成立之初，當我們的團體似乎變得鬆散並回避深層問題時，我經常是那個跳出來做過程評價的人——也就是，評論這個團體正在過分關注安全和膚淺的問題；然而，幾年之後，其他人也開始像我一樣頻繁地扮演這個角色。我們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提供相互幫助。有時，我們會處理深層次的性格問題，比如喜歡諷刺、貶低他人的傾向，對佔用太多時間的內疚，對暴露或羞恥的恐懼；有時我們的重點只是提供支持，讓一位成員知道我們站在他身邊。最近，我被前一週發生的車禍嚇壞了。自從那次事故後，我就對開車感到焦慮，並開始懷疑我這個年齡，是否還應該坐在方向盤前面。另一名成員告訴我，他在幾年前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車禍，並在不安中度過了6個月。他認為，這是一種輕微的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事實證明，用這種方式重新定義它對我來說非常有用，我開車回家時感覺平靜多了，但仍然開得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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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珀伽索斯[1]的一名成員，這是由一位好友，斯坦福大學兒童精神病學部前負責人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於2010年創立的醫生寫作團體。我們10位醫生作家每月聚會兩個小時，討論彼此的寫作。聚會結束後，當天討論了誰的作品，誰就請客吃飯。這個團體閱讀了本書的許多頁，他們更喜歡書前面的三分之一，並敦促我將更多的內心生活融入文字。
團體成員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和一些短文，包括亨利·沃德·特魯伯羅德（Henry Ward Trueblood）的《外科醫生的戰爭》（A Surgeon’s War），這是一本精彩的回憶錄，描述了越戰期間一位外科醫生的前線生活。我們的成員經常在斯坦福大學舉辦新書朗讀會，我就參加過好幾次。
珀伽索斯後來擴大了，目前有四個珀伽索斯團體，由醫生和一些醫學生組成。我們團體中的詩人還舉辦了幾次詩歌朗誦會，因為受到了藝術作品的激發——例如，最近在斯坦福大學安德森藝術收藏館舉辦的繪畫展覽，或者聖勞倫斯絃樂四重奏樂團（St.Lawrence String Quartet）、斯坦福大學住院醫生樂團的音樂表演。我們每年還舉辦精神病學的專題演講，為學生寫作提供現金獎勵，並贊助一名人文醫學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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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參加了另一個每月一次的活動——林德曼團體（Lindemann Group），該團體以創始成員之一埃裡希·林德曼（Erich Lindemann）的名字命名。林德曼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精神病學家，曾長期擔任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最後幾年職業生涯是在斯坦福大學度過的。我在20世紀70年代該團體成立時首次加入，並參加了多年每月一次的會面。
每次兩小時的晚間會談，由8～10名治療師組成，其中一人提出手頭一個有問題的案例。多年來，我一直很享受這種友誼，直到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搬到斯坦福大學，加入了這個團體。他認為，由於他的資歷，團體成員都應該將案例提交給他。我和其他人都無法使他打消這個念頭，當這個團體陷入僵局時，我們有幾個人選擇退出了。在布魯諾去世後很多年，我被邀請再次加入，從那以後我一直很珍惜這個團體。
每個成員都可以以他或她自己的風格呈現案例。在最近的一次會面中，一名成員選擇使用心理劇的形式，並指定其他團體成員去扮演角色（患者、妻子、治療師、其他家庭成員、旁觀者等）。剛開始的時候，這看起來很愚蠢、不切題，但到了會談結束時，我們都覺得自己被困住了，無法向患者提供幫助——也就是說，我們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這個案例，這正是呈現案例的治療師和他的患者之間的情形。用這種方法傳達他的治療困境，生動形象而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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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最緊密交織的團體是我的家庭。我和瑪麗蓮結婚已經63年了，幾乎沒有哪天我不感謝自己的幸運，因為我有這樣一個非凡的人生伴侶。然而，正如我經常對別人說的那樣，一個人不是找到一段關係：一個人創造了一段關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都在努力創造我們今天的婚姻。不管我過去有過什麼抱怨，如今都煙消雲散了。我學會了接納她的一些缺點——她對烹飪、體育賽事、騎自行車、科幻小說以及科學本身漠不關心——但所有這些抱怨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感到幸運的是，她就像一部西方文化的活百科全書，跟她生活在一起，我提出的大部分歷史或文學問題，都能夠立即得到答案。
瑪麗蓮也學會了忽略我的不足——我的房間雜亂無章，拒絕打領帶，像個青少年一樣迷戀摩托車和敞篷車，以及我假裝對操作洗碗機和洗衣機一無所知。我們已經達成了一種相互理解，我無法想象自己是一個年輕的、衝動的、常常不顧後果的愛人。我們現在主要關心的是彼此的健康，擔心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先撒手而去，將會發生什麼。
瑪麗蓮是一位具有探究精神的學者，她對歐洲文學和藝術有著極其深刻的見解。像我一樣，她也是一個永遠的學生和讀者。與我不同的是，她性格外向，善於交際，她的許多友誼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我們都熱衷於寫作和閱讀，但我們的興趣並不總是相互重疊，在我看來這才是最好的。我被哲學和科學所吸引，尤其是心理學、生物學和宇宙學。而除了威爾斯利大學的植物學課程之外，瑪麗蓮沒有接受任何科學教育，完全不瞭解現代技術世界。為了讓她陪我去加州科學院的天文館和水族館，我不得不努力討好她；可一到那裡，她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公園對面的德揚藝術博物館，在那裡她會花十分鐘觀察一幅畫。她是我通往藝術和歷史世界的大門，但有時我無可救藥。雖然我是個無望的音盲，但她仍然嘗試喚醒我的音樂細胞。當我獨自開車時，如果沒有棒球比賽，我也經常在收音機上聆聽藍草音樂[2]。
瑪麗蓮喜歡品酒，多年來我一直假裝也很喜歡。但最近我放棄了所有的偽裝，公開承認我不喜歡任何酒的味道。這裡也許有遺傳因素：我的父母也不喜歡酒精飲料，除了偶爾喝一杯啤酒和酸奶油，這是他們在夏天經常喝的俄羅斯混合飲料。
幸運的是，感謝上帝，瑪麗蓮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她對神聖有一種神祕嚮往，而我是一個執著的懷疑論者，與盧克萊修（Lucretius）[3]、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4]、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5]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6]等人為伍。我們都喜歡電影，但選擇什麼電影往往是一種挑戰：她否決任何帶有暴力色彩或有點低俗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她的觀點，但當她不在的時候，我會沉迷於一部爾虞我詐的電影或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西部片。而當她一個人的時候，電視節目就總是固定在法國頻道。
她的記憶力很好——有時甚至太好了：她對電影的記憶如此清晰，以至於幾十年後，很多老電影她都不願再看一次，而我則樂於看老電影，因為我幾乎忘記了它們的所有情節，所以這些電影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她最喜歡的作家是普魯斯特（Proust），而他對我來說太矯揉造作了；我更傾向於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特羅洛普（Trollope）[7]。在當代作家中，我讀過大衛·米切爾（David Mitchell）、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和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而她會投票給埃琳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科爾姆·託賓（Colm Toibin）和瑪克辛·洪·金斯頓（Maxine Hong Kingston）。不過，我們都喜歡J.M.庫切（J.M.Coetzee）。
儘管有四個孩子，但瑪麗蓮從未錯過一年的教學。我們依靠來自歐洲的年輕互惠生和日常家庭幫傭。像大多數在加州長大的人一樣，我們的孩子也選擇留在這裡，我們感到很幸運，他們都住在附近。我們一家人經常聚在一起，通常一起過暑假，最常去的地方是考艾島（Kauai）的哈納雷海灣（Hanalei）。下面這張2015年的照片就是我們和孩子及孫子的合影。這照片只發布了幾天，臉譜網（Facebook）就以不雅為由刪除了它（如果你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我的兒媳正在給我最小的孫子哺乳）。
我們的家庭生活包括很多遊戲。我和三個兒子在附近的球場打了多年的網球——這些都是我最美好的回憶。很小的時候，我就教裡德和維克多下國際象棋，他們都成了很好的棋手。我喜歡帶他們去參加比賽，他們總是會拿到閃閃發光的獎盃。裡德的兒子德斯蒙德和維克多的兒子傑森也都是很有實力的棋手，我們每次家庭聚會幾乎都有一到兩場象棋比賽。
全家福，夏威夷哈納雷2015年
家庭聚會上也有很多其他的遊戲。在拼字遊戲方面，我的女兒伊芙一直都是衛冕冠軍。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小賭一把撲克牌，以及經常和裡德和本玩的紙牌遊戲，規則和賭注還是沿用我和父親、亞伯叔叔玩的那一套。
有時，維克多會用魔術逗我們玩。在高中時，他就以惡作劇聞名；在整個青春期，他以一名職業魔術師的身份，常常在成人和兒童的場合表演。任何一個參加了他高中畢業典禮的人都會記得，維克多莊嚴肅穆地走過通道去領取他的文憑，突然他頭上的學位帽一下子燃燒起來。畢業典禮被“哦哦哦”和“啊啊啊”以及巨大的掌聲打斷。我和其他人一樣震驚不已，求他告訴我是怎麼做到的。作為一名職業的魔術師，他堅決拒絕透露任何他的專業祕密，甚至是懇求他的父親，但這一次他可憐我，把學位帽燃燒的祕密告訴了我：原來帽簷裡藏著一個鋁箔盆，裡面存放著打火機液，一根小小的火柴；瞧！學位帽燃燒起來了（請不要在家裡嘗試）。
我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和寫作，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家庭，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錯過了很多。我後悔沒有花更多時間和每個孩子在一起。在我的朋友拉里·扎羅夫的追悼會上，他的一個孩子描述了一個寶貴的家庭傳統，每個週六的大部分時間，父親都會和他的三個孩子一起度過。他們一起吃午飯，進行一對一的交談，去書店給每個人選一本書。多麼可愛的傳統啊！當我聽著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希望也能更深入地走進每個孩子的生活。如果能再來一次，我會做得不一樣。
在日常生活中，瑪麗蓮一人扮演父母兩角，她把大部分寫作都推遲到孩子們長大後。在完成了學術著作之後，她也開始跟隨我的腳步，為更廣泛的公眾寫作。1993年，她出版了《血誓姐妹：女性回憶中的法國大革命》，此後她還出版了另外七本著作，其中包括《妻子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Wife）、《國際象棋“王后”誕生記》（Birth of the Chess Queen）、《乳房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Breast）、《法國人如何發明愛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社會性別》（The Social Sex），以及她與兒子裡德——一位藝術攝影師合著的《美國人的安息之地》（The American Resting Place）。她的每一本書對我來說都是一次大冒險。我們總是彼此的第一個讀者。她認為，我對女性乳房的迷戀激發了她去寫《乳房的歷史》，這是一項關於女性身體在整個歷史中如何被看待和表現的文化研究。然而，我最喜歡的是《國際象棋“王后”誕生記》，在這本書中，她追溯了幾百年來在棋盤上從未出現過的棋子，它首次出現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當時在棋盤上還是最弱的棋子。隨著歐洲女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它逐漸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並在15世紀末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Queen Isabella）統治時期，它獲得了現在的地位，成為棋盤上最強大的棋子。我在書店和大學裡參加了很多次瑪麗蓮的新書發佈會，並以極大的自豪看著她。目前，她即將完成另一本書《多情的心》（The Amorous Heart），這本書將探索心如何成為愛情的象徵。
儘管我們有著強烈的事業心，但瑪麗蓮和我一直植根於我們的家庭，60多年來扮演著父母和祖父母的角色。我們努力使我們的家不僅成為孩子們的歡樂之所，而且也成為我們的朋友和孩子的朋友的歡樂之所。在我們的房子裡，舉辦過許多次婚禮儀式、讀書會和嬰兒派對[8]。也許我們比大多數人更感到這種必要性，因為我們離開了自己在東海岸的原生家庭，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了一個新的家庭和朋友網絡，紮根於未來而不是過去。
雖然我們一生中去過很多地方旅行——去過許多歐洲國家，去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許多熱帶島嶼，去過中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但我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不願意離開家。時差反應比前幾年更嚴重，我經常在長途旅行中生病。倒是瑪麗蓮，雖然只比我小9個月，但一說到旅行，就好像一下子年輕了20歲。當一個遙遠的國家邀請我講課時，我總是拒絕，常常建議視頻會議取而代之。我只是跑一跑夏威夷，有時去華盛頓特區和紐約；然後為了參加俄勒岡州莎士比亞節，每年會去亞什蘭。
在2014年的紀錄片《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中，我們的女兒伊芙坦率地告訴電影製片人，我和瑪麗蓮總是把我們的關係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超出了我們與孩子的關係。我本能地想抗議，但我相信她是對的。伊芙說，她自己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隨即補充道，她的婚姻沒有超過25年。在觀影后與觀眾的討論中，有幾位觀眾指出，我們的婚姻顯得非常持久牢固，而我們的四個孩子都離婚了。我回答說，我懷疑有一些歷史因素在起作用：40%～50%的當代美國婚姻以離婚告終，而在我同齡人中，離婚是非常罕見的。在我人生的前25年或30年裡，我從來不認識一個離婚的人。在與觀眾討論我們孩子的離婚問題時，瑪麗蓮總是想大聲說：“嘿，我們的三個孩子已經再婚，有了很好的第二次婚姻。”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舊金山2006年
孩子們每次離婚後，瑪麗蓮都和我沒完沒了地討論我們可能做錯了什麼。父母對孩子的婚姻破裂負有責任嗎？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問過自己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離婚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段痛苦的經歷。瑪麗蓮和我分擔著孩子們的悲傷，直到今天，我們與所有的孩子和孫子輩緊密地聯繫著，併為彼此間的支持而感到欣慰。
[1] 珀加索斯（Pegasus），希臘神話中生有雙翼的神馬，被其足蹄踩過的地方有泉水湧出，詩人飲之可獲靈感。——譯者注
[2] 藍草音樂，起源於美國南部和西部的一種音樂風格，用吉他和小提琴等樂器演奏。——譯者注
[3] 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前99—約前55），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詩人和哲學家，以哲理長詩《物性論》（De Rerum Natura）著稱於世。——譯者注
[4]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猶太裔美國人，身份有專欄作者、記者、隨筆作家等，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上帝並不偉大》《人之將死》等。——譯者注
[5] 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1967—），美國著名哲學家、神經學家、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暢銷書作家，被《連線》雜誌評選為2012年影響世界的50人之一，撼動道德世界的科學勇士，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道德景觀：科學如何決定人性價值》《自由意志：用科學為善惡做了斷》等。——譯者注
[6]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英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和科普作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上帝的錯覺》等。——譯者注
[7] 特羅洛普（Trollope，1815—1882），英國作家，代表作為《巴塞特郡紀事》。——譯者注
[8] 嬰兒派對（baby showers），其實為嬰兒出生前舉辦的父母及其親朋好友的派對，大家熱情地為將要出生的嬰兒準備各種禮物。——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