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s de 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一個人無法直視的，唯有驕陽和死亡。”雖然我用這句箴言作為書名，但我在書中挑戰了它的真理，強調直視死亡可以使人獲益良多。在我寫《直視驕陽》（Staring at the Sun）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姐姐瓊去世了。瓊比我大7歲，生性溫柔，我深深地愛著她。成年以後，她住在東海岸，我在西海岸，但我們每週互通電話，從未中斷；每次我到華盛頓都會去她家裡，與她和她的丈夫莫頓小聚。莫頓是一名心臟病學家，一直慷慨大方，熱情好客。
瓊罹患嚴重的老年痴呆症，在她去世的前幾周，我最後一次去華盛頓，她已經認不出我了。由於我不自覺地感到已經失去了她，所以她過世的消息並沒有讓我受驚。相反，我覺得死亡對她及其家人是一種解脫，我對此深表歡迎。第二天，我便和瑪麗蓮飛往華盛頓參加她的葬禮。
我打算講一個故事來開始我的悼詞，這個故事發生在15年前的華盛頓，我母親的葬禮上。當時，為了懷念我的母親，我烘焙了一種叫凱奇爾（kichel）的傳統小烙餅，在葬禮結束後的家庭聚會上供大家享用。我烘焙的烙餅色香俱全，但是完全沒有味道：我按照母親的食譜來做的，不料忘了放糖！瓊一向善解人意，她說，如果我為她烘焙凱奇爾，一定不會忘記放糖。我講這個故事的重點是強調我姐姐的可人，儘管抵達葬禮現場時，我心情平靜，不覺悲傷，但在致悼詞時我泣不成聲，提前回到了座位上。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近到可以觸摸姐姐的純木製棺材。當陣陣強風吹起，掃過墓地，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姐姐的棺材開始搖晃。儘管理智尚存，但仍不免亂想：她要從棺材裡爬出來了，我不得不拼命忍住想要逃離墓園的衝動。所有我關於死亡的體驗，所有我陪伴過的臨終患者，所有我寫過關於死亡的超脫和理性的文字——都在我自己的恐懼中煙消雲散。
這一事件令我震驚不已。數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和改善我對死亡的焦慮。在我的小說和故事中，我把這些恐懼發洩出來，把它們投射到虛構的人物身上。在《叔本華的治療》中，團體帶領者朱利葉斯宣佈他被診斷出患有絕症，團體成員都極力安慰他。其中一名成員——帕姆（Pam），引用了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的回憶錄《說吧，記憶》（Speak，Memory）中的一段話，他把人生描述為兩個完全相同的黑暗世界——一個在出生之前，一個在死後——之間的火花一閃。
很快，菲利普——叔本華的替身和信徒，以他一貫優越的態度迴應道：“納博科夫無疑從叔本華那裡得到啟發的，叔本華說過，我們死後會和生前一樣，因此證明了不可能只有一種不存在。”
帕姆怒不可遏，對菲利普說道：“你認為叔本華曾經說過類似的話，你真了不起。”
菲利普閉上眼睛，開始背誦：“‘在千萬年的不存在之後，一個人驚訝地發現自己忽然存在了；他活了一會兒，然後再次進入同樣千萬年的不存在。’引自叔本華“生存空虛說”（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Vanity of Existence）的第三段，這對你來說夠不夠了，帕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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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它還有一點沒提到：亦即叔本華和納博科夫的言論都可以追溯到伊壁鳩魯，一位古希臘哲學家，他認為人類苦難的主要根源在於我們無處不在的死亡恐懼。為了減輕這種恐懼，伊壁鳩魯為他在雅典學校裡的學生們提出了一套有說服力的世俗理論，並規定他們要像背誦教義問答一樣學習這些理論。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對稱假設”：我們死後的虛無狀態與我們出生之前的狀態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想到我們“出生前”的狀態，我們從未感到焦慮。古往今來，哲學家們一直在抨擊這一觀點，但在我看來，它具有一種簡潔之美，並且擁有強大的力量。它為我的許多患者和我自己提供了安慰。
當我讀到更多關於伊壁鳩魯消解死亡恐懼的觀點時，我下一本書的靈感突然出現在腦海裡，並讓我著迷了好幾個月。構想是這樣的。一個人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在傍晚的森林裡，他被某種可怕的野獸追趕著。他一直跑，直到精疲力竭，他跌跌撞撞，感覺那傢伙向他撲來，然後意識到這就是他的死神。他驚醒了，尖叫著，心怦怦直跳，渾身是汗。他從床上跳了起來，迅速地穿好衣服，從臥室和家裡逃了出來，然後去找某個人——一位長者、思想家、治療師、牧師、醫生——任何一個可以幫他擺脫死亡恐懼的人。
我想象出一本書，由八九章組成，每一章都以同一段開頭：噩夢，驚醒，為擺脫死亡恐懼而尋求幫助。然而，每一章都設定在不同的世紀！第一章發生在公元前3世紀的雅典，做夢者將衝到雅典的集會，那裡是許多重要哲學流派的聚集地。他會走過柏拉圖創立的、現在由他侄子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掌管的學院（Academy），經過亞里士多德的學園（Lyceum），途徑斯多葛學派（Stoics）和犬儒學派（Cynics），最後到達他的目的地——伊壁鳩魯的花園，他將在日出時被允許進入。
另一章可能是在聖奧古斯丁時代，再一章放在宗教改革時期，然後是叔本華所在的19世紀晚期，又一章放在弗洛伊德時代，或許再一章放在薩特或加繆時代，還可以發生在穆斯林和佛教國家。
但一次只能發生一件事。我決定把公元前300年伊壁鳩魯時代的希臘寫一整集，然後再轉向後面的時期。幾個月來，我研究了那個時代希臘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他們的服飾、早餐種類和生活習慣。我還研究了古今的歷史和哲學文獻，閱讀了以古希臘為背景的小說［瑪麗·雷諾（Mary Renault）等人的作品］。最終我悲傷地意識到，寫這一章和其他章節所需要的研究將會耗盡我的餘生。我非常遺憾地放棄了這個計劃。這也是唯一一本我開了頭卻沒有結束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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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決定另闢蹊徑，以非虛構的形式討論伊壁鳩魯的作品，寫一本書，談談死亡焦慮。這本書就是後來成形的《直視驕陽》，於2008年出版。《直視驕陽》一書追溯了我對死亡的思考，它們浮現自我與健康的以及絕症患者的臨床實踐。書名取自17世紀拉羅什福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一個人無法直視的，唯有驕陽和死亡。”雖然我用這句箴言作為書名，但我在書中挑戰了它的真理，強調直視死亡可以使人獲益良多。
我不僅用臨床經驗來闡釋這個觀點，而且也運用文學中的小片斷。例如，狄更斯（Dickens）的《聖誕頌歌》（Christmas Carol）中的埃比尼澤·斯克魯奇（Ebenezer Scrooge），在故事的開頭，他是一個吝嗇的、離群索居的傢伙，但到最後，他成了一個善良、慷慨和深受愛戴的人。這種轉變從何而來？因為狄更斯給了他下了一劑猛藥——存在主義衝擊療法，讓“未來之靈”（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叫斯克魯奇看到自己的墓地以及墓碑上自己的名字。
在《直視驕陽》整本書中，都在講直面死亡是一種覺醒的體驗，它教會我們如何更充分地生活。對這個過程敏感的治療師經常會明白這一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我的臨床實踐中，我經常建議患者在一張紙上畫一條線，想象這條線的一端代表他們的出生，另一端代表他們的死亡。我要求他們指出自己現在所處這條線上的位置，然後仔細思考一會兒。在電影《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Yalom’s Cure）中，開頭我講的正是這個練習。
在我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的訓練期間，我從未聽說過在治療研討會或個案討論中談論過死亡。似乎這個領域仍然遵循著美國精神病學界大佬阿道夫·邁耶的建議：“不要在不癢的地方搔癢。”換句話說，除非患者提出來了，否則不要自找麻煩，尤其是那些我們可能無法緩解的領域。但我採取了相反的立場：死亡之癢自始至終都在，幫助患者探索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將會使其受益匪淺。
我完全同意捷克存在主義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觀點，他寫道，遺忘的行為讓我們預習了死亡的滋味。換句話說，死亡可怕之處不僅在於讓你失去未來，而且也在於讓你喪失過去。當我重讀自己的書時，我常常記不起我寫過的患者的面孔和名字：我把他們偽裝得很好，以至於認不出他們是誰了。有時候，我想起與患者們一起度過了親密而又糾結的時光，而現在全然記不起他們是誰了，不免感到心痛。
我相信，許多患者的症狀背後都隱藏著死亡焦慮。舉個例子，想想一些特殊生日（30歲、40歲或50歲）帶來的不適感，因為它們提醒了我們時間的無情流逝。我最近接待了一個患者，她描述了幾個晚上可怕的噩夢。其中一個是入侵者威脅她的生命，另一個是她感覺自己墜入太空。她說自己50歲生日快到了，而她害怕家人為她舉辦生日聚會。我敦促她去探索，50歲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回答說，50歲真的很老了，並回憶起她母親50多歲時的樣子。她的父母都在60多歲時去世了，所以她總以為自己的人生過了三分之二。在我們見面之前，她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自己的死亡、葬禮或是宗教信仰，雖然我們會談的內容充滿痛苦，但我相信，揭開死亡的神祕面紗最終會讓她感到寬慰。死亡焦慮潛伏在人生的許多重要事件中（空巢綜合徵、退休、中年危機、高中或大學聚會），以及我們對他人死亡的悲傷。我相信，大多數噩夢都是由死亡焦慮所驅動的，在夢中它猶如脫韁野馬。
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距離撰寫《直視驕陽》已有10年之久，距離我的死亡又近了10年——我不相信自己還能像當時那樣冷靜地去寫這個主題。在過去的一年裡，我不僅失去了姐姐，還失去了三個最親密的老朋友——赫伯·科茨、拉里·扎羅夫和鮑勃·伯傑。
拉里和赫伯是我在大學和醫學院的同學。在實習期間，我們是解剖屍體的搭檔，並且同住一間宿舍。我們三個帶著各自妻子一起到過許多地方度假：波克諾山、馬里蘭東海岸、哈德遜谷、五月岬和納帕谷。我們在一起度過許多日日夜夜，聊天、騎自行車、玩遊戲、聚餐，樂此不疲。
拉里一直在紐約的羅切斯特（Rochester）做心臟外科醫生，但在執業30年之後，他改弦更張，在斯坦福大學獲得醫學史博士學位。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給本科生和醫學院學生教授文學，有一天突然死於主動脈瘤破裂。我在他葬禮上的簡短悼詞中，試圖通過描述一次假期旅行增加一點輕鬆的調子。那次我們6個人一起去波克諾山，當時拉里正值不修邊幅的時期，穿著一件破舊的、皺巴巴的T恤就進了一家高檔餐廳。我們一直嘮叨他的外表，直到他站起來離開桌子。10分鐘後他回來了，看上去衣冠楚楚：他剛從我們服務員的身上買下一件襯衫！（幸運的是，這個服務員在櫃子裡放了一件備用襯衫。）雖然我想在葬禮上用這個故事來緩和氣氛，但我還是哽咽了，費力地把這些話講完。
赫伯（曾是一名婦科醫生，後來成為一名腫瘤學家）逐漸患上了痴呆症。他的最後幾年生活在一種混亂和肉體痛苦的狀態中，我覺得和我姐姐一樣，早在他去世之前我就失去了他。我因為得了嚴重的流感，不能去華盛頓參加他的葬禮，但我委託一位朋友在葬禮上宣讀我的悼詞。
我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寬慰，然而，在他葬禮舉行的那一刻，在舊金山的我變得焦躁不安，漫無目的地走了一小段路，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多年前已經遺忘的場景湧上心頭。當赫伯和我在大學和醫學院讀書時，我們經常在星期天和他的叔叔路易（Louie）一起玩撲克，他的叔叔是個單身漢，和赫伯的家人住在一起。路易是一個討喜可愛的人，但有疑病症的傾向，他總是在晚上一開始就宣佈，他不確定自己那晚是否能玩好牌，因為“樓上有什麼不對勁兒”，他指著自己的頭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暗示，趕緊拿出自己全新的聽診器和血壓袖帶，只要付5美元的費用，就給他量血壓、聽心跳，並宣佈他是健康的。路易是個玩牌好手，那5美元在我們手裡根本攥不了多久：通常到晚上牌局結束時，他就連本帶利都收了回去。
我喜歡那些夜晚。但是路易叔叔早已離世，現在，赫伯也去世了，我感受到一種令人震驚的孤獨，因為我意識到，那些夜晚的那些場景，再也沒有人和我一起見證了。它現在只存在於我的腦海中，在我神經迴路的某個神祕角落裡噼啪作響；而當我也死去時，它就將完全消失。當然，數十年來，理論上我對這些事情早已一清二楚，並且在我的書中、講座中以及許多治療時刻中無數次強調它們，但現在我感受到了它們，感受到當我們逝去時，我們每一段珍貴的、快樂的、獨特的記憶，都將與我們的存在一起煙消雲散。
我也很緬懷鮑勃·伯傑，他是我60多年的摯友，在赫伯去世幾周後也離世了。在一次心臟驟停後，鮑勃昏迷了幾個小時才甦醒過來，在一段短暫的清醒時間裡，他給我打了電話。他一如既往地開玩笑說：“我從另一邊給你捎來一條消息。”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他的病情迅速惡化，陷入昏迷，兩週後過世了。
鮑勃和我第一次在波士頓見面是在我讀醫學院的第二年。雖然我們後來生活在不同的海岸，我們仍然是終身的朋友，經常通過電話和拜訪保持聯繫。在我們第一次見面50年後，他讓我幫他寫一篇他青少年時期的文章，當時德國人佔領了他的祖國匈牙利。他告訴我，在納粹佔領布達佩斯期間，他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參加了抵抗運動。他向我敘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例如，在16歲那年，他和另一名反抗軍騎著摩托車，尾隨在一群猶太人後面，這些猶太人被綁在一起，被迫穿過樹林走向多瑙河，他們即將被驅入河中淹死。雖然沒有希望救任何一個人，但鮑勃和他的朋友疾馳而過，投擲手榴彈，試圖炸死納粹警衛。後來，當鮑勃離開了幾天，試圖找到他的母親，但沒有成功。他們的房東把他的室友，另一個親密的朋友，交給了納粹，納粹把他拖到街上，拉下了他的褲子。他們看見他受了割禮，就向他的腹部開了一槍，讓他等死，並警告圍觀的人不要救他，甚至連一杯水也不行。我聽了這麼恐怖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全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到了晚上結束時，我對他說：“鮑勃，我們已經很親密了。我們認識已經50年了。為什麼你以前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他的回答震驚了我：“歐文，你還沒準備好聽它。”
我沒有抗議。我知道他是對的：我還沒有準備好聽他說，我一定是用多種方式把這個信息告訴了他。我一直避免接觸任何形式的大屠殺。在我十幾歲時，盟軍剛解放集中營不久，新聞影像中出現了少數的倖存者，骨瘦如柴，如骷髏一般，而屍體更是堆積如山，被推土機推來推去，我感到驚恐不已。幾十年後，當瑪麗蓮和我去看《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時，她就自己開車前往，因為她知道我很可能在電影結束前就要離場。我確實這樣做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可預測的公式。如果我看到或讀到任何有關大屠殺的恐怖報道，我就會被一場感情風暴所席捲：可怕的悲傷、出離的憤怒、嚴重的痛苦，想到受害者的慘痛經歷，想到自己處在他們的位置（我安全地待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完全是我的運氣；我父親的妹妹和她的全家，以及我叔叔亞伯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全都慘遭殺害）。我從來沒有明確地向鮑勃表達過我的感情，但他卻通過許多方式發現了它們：他告訴我，雖然我聽他講過一些其他的戰時故事，但我從來沒問過他一個問題。
半個世紀後，在尼加拉瓜機場，有人試圖綁架鮑勃，這是一次可怕的遭遇。他受了很大的創傷，就在那之後不久，他聯繫了我，讓我寫他在納粹佔領布達佩斯時期的青少年生活經歷。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一起討論綁架事件，以及它引發的所有戰爭年代的回憶。
我把他青少年時期的生活和我們的友誼寫成了一部中篇小說《我要叫警察》（I’m Calling the Police），在美國以電子書的形式出版。在歐洲，則有8個國家以平裝本出版了這本書。書名取自這部小說中一個特別驚悚的故事。雖然此書出版距離戰爭結束已有60多年，但鮑勃對納粹仍心有餘悸，不願把自己的真名印在書的封面上。我提醒他，任何活著的納粹分子都已經90多歲，無法再傷人了，但他堅持在英文版和匈牙利語版上使用化名——羅伯特·布倫特（Robert Brent）。經過一場持久的辯論之後，他才做出讓步，同意在7種譯本上寫他的真名，包括德語譯本。
我常常對鮑勃的勇氣和堅韌感到驚奇。作為一個孤兒，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一個難民營來到美國，連一句英文都不會。在波士頓拉丁高中讀了不到兩年，他就被哈佛大學錄取。在大學，他不僅成績優異足以進入醫學院，而且還進入了校足球隊——所有這些都是靠他獨自一人做到的。後來，他與帕特·唐斯（Pat Downs）結婚，後者是一位醫生，她的父母也都是醫生，祖父是曼哈頓跨教派的河濱教堂的著名牧師——哈里·愛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在結婚前，鮑勃要求帕特改信猶太教，帕特同意了。在改變過程中，帕特告訴我，一切進展順利，直到拉比宣佈猶太飲食法禁止食用貝類，包括龍蝦。帕特早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緬因州度過，她被嚇了一跳。她一輩子都在吃龍蝦，覺得這太過分了，可能會破壞協議。這位拉比，也許是因為帕特那著名的祖父，非常渴望把她拉進自己的圈子，因此，在與一個拉比財團協商之後，他破了一個罕見的例外：她，在所有猶太人中，將被允許吃龍蝦。
鮑勃選擇受訓成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他告訴我，只有當他手裡拿著一顆跳動的心臟時，他才覺得自己完全活著。作為一名心臟外科醫生，他有著非凡的職業生涯，成為波士頓大學的外科學教授，在專業期刊上撰寫了500多篇研究和臨床論文；而且，若非另一位外科醫生克里斯蒂安·巴納德（Christian Barnard）捷足先登，他差點就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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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底，在我的姐姐和三位密友去世之後，我患了幾個星期的流感，食慾不振，體重下降，緊接著發生了急性胃腸炎，很可能是食物中毒，上吐下瀉使我嚴重脫水。我的血壓急劇下降，十分危險，我的兒子裡德開車把我從舊金山送到了斯坦福大學急診室，我在那裡待了一天半。我接受了7升的靜脈輸液，血壓才逐漸恢復正常。在等待腹部CT掃描結果時，我第一次有了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可能快要死了。我的醫生女兒伊芙和妻子陪著我，安慰我；而我試圖用自己與患者工作時經常提到的一個觀念來自我安慰：未曾活過的感覺越強烈，死亡的恐懼就越大。這個觀念讓我平靜下來，因為我想到，我對自己的生活幾乎沒有遺憾。
出院之後，我的體重只有139磅，比我的平均體重輕20磅。有時候，我對醫學教育的模糊記憶造成了問題。在這次，我被一條醫學格言所困擾：如果患者的體重有不明病因的顯著下降，就要考慮是否為隱匿性的癌症。我想象著自己的腹部充滿了轉移性病變。在這期間，我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思想實驗來安慰自己：想象一下，一個鐳射聚光燈不可阻擋地沿著巨大的時間標尺掃射，光束掃過的一切都消失在過去的黑暗中，而聚光燈未到之處都隱藏於未來的黑暗中。只有那些被激光點亮的東西才有生命和意識。這種想法總是給我帶來安慰：它使我感到幸運，在這一刻還活著。
我有時認為，寫作本身就是我努力在抵抗時間的流逝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對此，福克納（Faulkner）說得最好：“每位藝術家的目的都是捕捉運動並將其定格，這樣到某個時刻，當一位陌生人讀到它時，它便又活過來了。”我相信，這種想法解釋了我對寫作的激情——永不停止地寫。
我篤信這一觀點：如果一個人活得充實，沒有深深的悔恨，那麼他就會更加平靜地面對死亡。我不僅從許多垂死的患者那裡，而且還從托爾斯泰這樣偉大的作家那裡，聽到了這樣的信息，他筆下的伊凡·伊里奇（Ivan Ilych）意識到自己臨死時如此悲慘，是因為他活得太糟糕了。我所有的閱讀經驗和生活經驗都告訴我要充分地活著，這樣可以無怨無悔地死去。在我的晚年，我有意識地對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慷慨大方，並以一種知足常樂的態度進入耄耋之年。
另一個提示我大限將臨的是我的電子郵件。20多年來，我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粉絲來信。我試著回覆每一封信——我把它當作自己的修行，就像佛教徒每日必做的慈悲觀想。想到我的工作給那些寫信的人提供了一些東西，我感到很高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也意識到電子郵件的數量增加，這是因為人們知道我時日無多了。這一信息越來越顯露無遺，比如幾天前收到的這封郵件：
……我很久以前就想給您寫信，但我想您會被電子郵件淹沒，沒有時間把它們全部讀完；然而，我還是得給您發這封郵件。就像您自己說的那樣，您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也許您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再不寫就太遲了。
或者如第二天收到的另一封郵件：
……坦率地說，我認為您會理解這一點，我意識到某個時候您將不會再在這裡。我不想認為您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也不願後悔在太晚的時候聯繫您……與您交流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對談論死亡不感興趣，他們也沒有與自己將死的事實建立個人聯繫。
最近幾年，有些時候，我在開始演講時會感激聽眾規模如此龐大，然後說道：“我意識到，隨著我年齡的增長，聽眾數量越來越多。當然，這是對我極大的肯定。但如果我帶上存在主義的眼鏡，我就看到黑暗的一面，我在想，人們為什麼這麼著急來看我呢？”
[1]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代表作《洛麗塔》。——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