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一直在我的意識中極為突出，因為它是弗洛伊德的出生地和心理治療的發源地。在看完幾本弗洛伊德的傳記之後，我對這座史上有名的城市產生了強烈的熟悉感，我很多喜愛的作家都出自此地，包括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弗朗茨·韋爾弗（Franz Werfel）、亞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和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因此，1970年，我很快就接受了斯坦福讓我去斯坦福維也納校區（Stanford campus in Vienna）為本科生上夏季課程的提議。這次搬家不是沒有牽扯很多複雜的因素：我有4個孩子，那個時候分別是15歲、14歲、11歲和1歲。我們帶上了我女兒的朋友，一位20歲的鄰居，她和我們一起住在學生宿舍，幫助照顧我們最小的孩子本（Ben）。我樂於接受給斯坦福本科生上課的機會，而瑪麗蓮，一如既往，喜歡旅居歐洲。
住在維也納市中心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那裡是弗洛伊德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一頭扎進他的世界，走他曾經走過的路，拜訪他去過的咖啡店，並望著伯格街19號，弗洛伊德曾居住過49年的那座大型、沒有任何標記的五層公寓樓發呆。幾年之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基金會（Sigmund Freud Foundation）買下了這棟建築，將它變成了弗洛伊德博物館（Freud Museum），在它上面做了一個紅色的醒目大橫幅，並向遊客開放，但是在我去拜訪的時候，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曾經在那裡生活或者工作過。這座城市在很多傑出和不那麼傑出的維也納人的房子上都放置了黃銅匾額標誌，包括莫扎特的幾座住宅，但是沒有任何東西來標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的住所。
30年後，在我寫小說《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的時候，去看過弗洛伊德的家，走過他的維也納街道，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利用這些回憶，還有我在那一年裡拍的照片，來為我想象中的尼采和著名的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的會面創作出了一個可信的視覺背景，其中布羅伊爾醫生曾經是弗洛伊德的指導者。
我在維也納的主要教學任務是，給斯坦福本科生上一門關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與著作的課程。我為此準備的40節課後來成了接下來15年我給精神科住院醫生上的“弗洛伊德欣賞”（Freud Appreciation）課的基礎。我總是向我的學生們強調，弗洛伊德不僅僅是精神分析（今天所有心理治療方法中佔比不到1%）的創立者，而且他還創造了整個心理治療領域：在弗洛伊德之前它根本就不存在。雖然我對當代正統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略有微詞，但是我一直極為尊重弗洛伊德的創造力和勇氣。在我做心理治療的時候，他經常出現在我腦海裡。例如，最近我見了一位患者，他受對家庭成員淫穢的強迫觀念所折磨，我立即想到了弗洛伊德的觀察結果，那就是在這種持久的強迫觀念背後通常都是憤怒。我對弗洛伊德變得這麼的不流行而感到遺憾。就像我的書《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中一章的標題所宣稱的，“弗洛伊德並不總是錯誤的”。
就在離開斯坦福到維也納之前，我經歷了兩次重大的創傷性事件。首先，一位親密的朋友，阿爾·韋斯（Al Weiss）因為腎上腺癌而死亡令我震驚不已，他是我在斯坦福認識的住院醫生。除了一起經歷過很多其他事情之外，阿爾還是我用魚叉捕魚的好夥伴，我們曾經一起去過下加利福尼亞州旅行過幾次。
然後，在我離開的前一天和牙醫見面的時候，他發現我的牙齦上有一個可疑病變。他取了一個活組織標本，然後告訴我，我會在到達維也納之後收到病理報告。我那個時候正讀到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口腔癌，可能是由大量吸菸造成的，並對我自己的吸菸習慣起了警覺：我每天從我的收藏中選一個不同的菸斗，一天的大部分時候都在抽它，並且酷愛產自巴爾幹半島的壽百年（Sobranie）菸草的芳香。我在維也納等報告的時候，我一想到我可能不久就會得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同樣的癌症的時候，就極為焦慮。
我在維也納的第一週毅然戒菸，結果難以入睡，一包又一包的吃咖啡味的硬糖來緩解我嘴裡想含點東西的渴望。最後我收到我牙醫的一封電報，說我活組織切片檢查的結果是陰性的。然而，在我等待家人到來的時候，我仍然在哀悼我的朋友。我試著強迫自己去工作——我早到維也納一個星期來準備我要上的40節課——但是仍然如此的焦慮，以至於我決定尋求幫助。我想要諮詢一位傑出的維也納心理治療師，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被廣泛閱讀的《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的作者，但是從他的電話應答服務中得知他到海外去做講座了。
當我的妻子和孩子們到達的時候，我安定了下來並且舒服多了，而我們在維也納與斯坦福學生待在一起的3個月，最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段難忘的積極體驗。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因為每天和斯坦福學生的接觸而感到非常興奮。我們每頓飯都和學生們一起吃，包括為我們的兒子本慶祝1歲生日的那次晚宴。一個巨大的蛋糕出現在了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所有的學生一起唱“祝你生日快樂”歌，而我的女兒伊芙，把本舉起來面對所有人。瑪麗蓮分別帶我們的每一個孩子去薩赫酒店，去吃著名的薩赫蛋糕（Sachertorte）——它名副其實，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糕點。
我們和學生們一起做了兩次班級旅行。第一次是沿著多瑙河乘船旅行，沿岸是無數朵燦爛的向日葵，它們朝向太陽，隨著太陽在天空中的移動而轉動。那一天的最後是遊覽布達佩斯，這座城市顯得陰鬱而嚴肅，但是仍然很有魅力。然後，在夏季課程的最後，我們和全班一起乘火車去了薩格勒布，我們最後在那裡道別。把我們的孩子留在斯坦福宿舍和他們的保姆在一起，我和瑪麗蓮租了一輛車，用幾天時間開車從美到令人難忘的達爾馬西亞海灘到杜布羅夫尼克，然後從那裡開車到平靜的塞爾維亞鄉村。
雖然我在維也納的時間大量用在上課和學生上，但沒有抵擋住文化財富的魅力。瑪麗蓮帶著我遊覽了貝爾維第宮，並給我介紹古斯塔夫·克里木特（Gustav Klimt）和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他們從此和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一起，成了我最喜歡的畫家。雖然我從來沒有和我的德國出版商提起過克里木特，但是幾年之後，當他們出版我的書籍德文版的時候，幾乎全部選擇他的作品作為封面。
孩子們在滿目蒼翠的城市公園散步，小心翼翼地不踩上草坪——以免年老的維也納女士斥責他們——並且他們在城市周圍的森林遠足，在那裡人們用友好的“上帝保佑你”（Gruss Gott，德語）相互打招呼。當然，我們去了歌劇院，觀看了令人難忘的《霍夫曼傳奇》（The Tales of Hoffmann）的表演。在一個傳奇的世界裡，維也納帶給我們豐富的景觀體驗，而這個世界才剛剛從納粹歷史中恢復。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40年之後，這座城市給我的一本書頒了獎，免費發放了10萬本，並且用持續一週的慶祝活動來向我致敬。
維也納之行的最後，我終於在電話上聯繫到了維克多·弗蘭克爾，並向他介紹我是一位斯坦福精神病學教授，因為一些個人問題而受到困擾，需要得到幫助。他說他非常忙，但是他同意當天下午見我一面。
弗蘭克爾，一位矮小、有魅力、白頭髮的男士，在門口親切地歡迎了我，然後很快對我的眼鏡起了興趣，馬上問我製造商是誰。我不知道，然後把眼鏡摘下來遞給他。它是從加州一個叫作“四隻眼”的連鎖店裡買的廉價鏡框，在稍微查看了一下之後，他對它不再有興趣。他自己厚厚的青灰色鏡框相當好看，我也這樣告訴他了。他笑了，然後帶我進入他的客廳，揮著一隻手，指著一個巨大的書架，書架上塞滿了他的書——《活出生命的意義》的各種翻譯版本。
我們坐在客廳一個陽光充足的角落，然後弗蘭克爾開始說，他可能不能見我太長時間，因為他前一天剛剛從英國回來，然後給他的粉絲回信直到凌晨4點。我覺得很奇怪：似乎他想讓我對他印象深刻。此外，他沒有問我聯繫他的原因，而是對我在斯坦福的精神病學群體表達了巨大的興趣。他問了很多問題，然後立刻繼續描述維也納精神病學群體的刻板，他們拒絕承認他的貢獻。我開始覺得我是在瘋帽子[1]的茶話會（Mad Hatter’s tea party）上：我向他求助是為了做心理治療方面的諮詢，而他想要從我這裡獲得安慰，因為他從維也納專業群體中受到了不尊重待遇。在接下來的談話中他一直在抱怨，而沒有問一句我為什麼要來。我們第二天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問我他是否能夠受到邀請，去給斯坦福的精神病學教員和學生做講座。我答應他我會盡量安排。
《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本寫於1946年，令人感動並深具啟迪性的書，在世界各地有無數讀者，即使到今天也是心理學類的暢銷書。在書裡，弗蘭克爾講述了他在大屠殺期間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他與全世界分享他的故事的決心怎樣讓他活了下來。我聽了他關於生命的意義的講座好幾次：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講者，每一次講座都振奮人心。
然而，在幾個月之後他去斯坦福訪問中，出了不少問題。很明顯，在他和他的妻子到訪我家期間，他對不拘禮節的加州文化感到不太舒服。有一次，我家的互惠生[2]（au pair）（一位來自瑞士的年輕女士，和我們住在一起並幫忙照顧我們的孩子）哭著來找我們，因為他責罵了她：他要喝茶，但是她用陶器而不是瓷杯上茶。
他給斯坦福住院醫生做的臨床演示，結果卻變成了一場災難。他的意義療法（logotherapy）演示主要包括，在10～15分鐘的詢問之後，由他決定患者生命的意義應該是什麼，並且以一種獨裁的方式加諸患者之上。在一次演示訪談中，一位比較任性、長髮，穿著拖鞋的精神科住院醫生站起來表示抗議，大步走出房間，同時小聲抱怨：“這不人道！”這一時刻對所有人來說都糟透了，再多的道歉都不能平息維克多的怒火，他再三要求開除那位住院醫生。
有時候我試圖給他一些反饋，但是他幾乎總是將它理解為刻薄的批評。在他離開加州之後我們有一些通信，一年之後他寄給我一篇手稿，想要我的評論。有一頁詳細地描述了他在哈佛的一場講座，在這次講座中，聽眾有五次站起來大聲鼓掌。儘管他請我做出評論，但是我左右為難，所以，在糾結該如何迴應之後，我決定要坦誠。我以一種儘量溫和的方式回覆道，在鼓掌上花太多筆墨偏離了他的報告的初衷，並且可能導致有些讀者得出結論說他太看重鼓掌這件事。他立刻回覆了，說，“埃夫，這你就不懂了——你不在現場，他們確實起立鼓掌了五次。”即使我們中間的佼佼者有時候也會被我們的創傷和我們對讚揚的需求所矇蔽。
最近，我讀了斯坦福的同事和朋友，漢斯·斯坦納（Hans Steiner）教授，寫的20世紀60年代在維也納醫學院（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當學生時候的自傳性描述，獲得了另外一個視角。作為一名學生，漢斯對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印象極為正面，他將他描述為一位傑出的老師，他的創造性方法相比於維也納其他精神病學教員的刻板，簡直是一股清流。
幾年後，我和維克多·弗蘭克爾一起都在一個大型的心理治療會議上發言，我參加了他關於《活出生命的意義》的講座。一如既往，他令聽眾著迷，並贏得了雷鳴般的喝彩。我們之後見了面，他和他的妻子埃莉諾（Eleanor）親切地擁抱我。幾年之後，當我寫《存在主義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時候，我又仔細地溫習了他的著作，越發意識到他對我們這一領域的創新性和基礎性貢獻所具有的重要性。莫斯科有一個心理治療研究所，那裡設有意義療法的博士學位，沒多久之前，我訪問了那裡並被一張和維克多真人一樣大的照片所吸引。在凝視它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了他有多麼巨大的勇氣，還有他的痛苦有多深。我從他的書中得知，他在奧斯威辛的可怕經歷如何令他深受創傷，但是早期在維也納和斯坦福和他見面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完全共情他並提供我本可以給予的支持。後來，在與這個領域中其他領軍人物（比如羅洛·梅）的關係上，我不會再重複同樣的錯誤。
[1] 瘋帽子是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的人物。——譯者注
[2] 互惠生（au pair），也叫寄居生，通常為女性，住在外國家庭裡學習外語並幫助照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