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被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授予職業教學獎，讓我可以在倫敦的塔維斯托克診所待一年。我計劃學習塔維斯托克團體治療方法，並且開始正式寫一本關於團體治療的教科書。我們在漢普斯特德雷丁頓路上找到了一座靠近診所的房子，我們一家五口人（本，我們最小的兒子，還未出生）開始了在國外美好而難忘的一年。
我和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交換了辦公室，他是來自塔維斯托克診所的一位傑出的英國精神科醫生，要在斯坦福待一年。他在倫敦的辦公室在診所的正中間，讓我可以與教職員工有很多接觸。在那一年裡，每天早上我會從我們家步行到10個街區之外的診所，經過一座精美的18世紀教堂。教堂庭院裡有一個小小的墓園，裡面有20多座墓碑，有幾個已經歪了，字跡模糊不可辨認。街對面一座大公墓是一些19～20世紀傑出人物的安息之地，比如作家達夫妮·杜穆裡埃（Daphne du Maurier）。不遠處我會路過一座宏偉，帶廊柱的宅邸，夏爾·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在德國佔領法國期間就住在這裡。它被以10萬英鎊的價格在往外銷售，我和瑪麗蓮經常希望和幻想我們有資金可以買下它。一個街區之外是一座豪宅，電影《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中，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和迪克·範·戴克（Dick Van Dyke）在屋頂上跳舞的片段就在此取景。然後，我繼續朝著芬奇利路走到貝爾塞斯巷，進入一座四層樓的很普通的建築，那裡就是塔維斯托克診所所在地了。
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塔維斯托克的領導，是一個和藹親切的蘇格蘭人。他在我第一天去的時候彬彬有禮地迎接了我，把我介紹給他的員工，並邀請我參加所有的臨床研討會，觀察由員工帶領的治療團體。我被引見給參與團體工作的精神科醫生，在一整年的時間裡，我始終與皮埃爾·蒂爾凱（Pierre Turquet）、羅伯特·戈斯林（Robert Gosling）以及亨利·愛茲列爾（Henry Ezriel）保持接觸。雖然我覺得他們敏銳而熱情，但是他們領導團體的方式給我的印象是意想不到的冷漠和疏遠。塔維斯托克團體帶領者從不直接與任何一位特定的成員講話，100%的評論是對著空氣說的，他們的評論僅限於關於“團體”。我記得有一天晚上的會面中，其中一位帶領者，皮埃爾·蒂爾凱說，“如果這個團體的所有的成員，在這樣一個糟透了的大雨天，從倫敦很遠的角落裡趕過來，然後選擇談論板球，那好啊，我反正沒意見。”塔維斯托克的團體帶領者遵循的是威爾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的理念，聚焦於團體作為一個整體的無意識過程，對人際領域沒有興趣，除了在它與領導力和權威相關時。這就是評論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的團體而做出，而治療師從來不對單個患者講話的原因。
雖然我個人喜歡其中一些精神科醫生，尤其是鮑勃·戈斯林[1]（Bob Gosling），他邀請我們去他倫敦的家還有鄉間住宅做客，但是在幾個月之後，我得出了結論，這種團體治療的方法非常沒有效率，很多患者用腳在投票——出席率極低。他們有一個規定，除非有四位成員參加，會面將會取消，而這種情況確實經常發生。
那一年晚一些時候，我與其他來自教育、心理和商業領域的一百多個人，參加了在利茲市舉辦的為期一週的塔維斯托克團體會議（Tavistock group conference）。我清楚記得它是如何開始的：參會者被指示分成五個團體，使用五個指定的房間。開始鈴聲一響，參會者就衝到各個房間裡。有些成員爭奪領導權，有些要求關上門以免人太多，有些堅決要求程序規則（rules for procedure）。工作坊持續進行著，有小團體會面，每一個都指定了一個指導教師來反思團體過程，還有大團體會面，所有教員和參會者一起參加，以便研究大團體動力。
雖然塔維斯托克團體繼續被作為一種幫助個體學習團體動力和組織行為的工具來使用著，但是據我所知，塔維斯托克團體治療方法，幸虧開始日漸式微了。
我一般每週觀察一個或兩個小團體會面，並參加講座或者會議，但是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孤軍奮戰，完全沉浸在團體治療教科書的寫作之中。塔維斯托克教員覺得我的團體治療方法不合口味，就像我覺得他們的一樣。當我報告我的“治療因子”的研究工作（這一工作基於我與大量成功得到治療的團體患者的訪談）的時候，英國員工嘲笑這一典型的美國“客戶至上”癖。作為唯一的美國人，我覺得孤立無援。一年之後，當我當面見到約翰·鮑爾比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和塔維斯托克員工有過同樣的經歷，而且有時候，他幻想在觀眾裡面引爆一顆炸彈。我覺得如此地孤立，不被欣賞，渾身不自在，以至於那一年我決定為自己找一位治療師，就像我在人生各個不同時間點上所做的一樣。
那個時候英國有很多種治療學派。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著名的英國精神科醫生R.D.萊因[2]（R.D.Laing）。從他的著作中看，他似乎是一位有趣而新穎的思想家。他最近剛成立了金斯利大廳，精神患者和他們的治療師一起住在一個療愈性的社區裡。此外，他以一種平等主義的方式對待患者，與塔維斯托克的方式非常不同。當我參加他在塔維斯托克做的講座的時候，我對他的智慧印象深刻，並且相當欣賞他打破傳統舊習惹怒當權派的觀點。但是我也覺得他有點沒有條理，而且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有很多聽眾會暗示他正在服用迷幻藥（LSD）——他那個年代特別流行的藥物。儘管如此，我選擇單獨見他來討論開始治療的事情。我記得問他在加州大蘇爾的伊莎蘭[3]（Esalen in Big Sur，California）的經歷，還有他的講座中提到的在那裡進行的裸體馬拉松團體（nude Marathon groups）。他用一種神祕的方式迴應說：“我劃我的獨木舟，他們劃他們的獨木舟。”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對我來說太過於不著調了。萬萬沒想到，幾年之後我自己會在伊莎蘭參加一個裸體馬拉松團體。
接下來我諮詢了倫敦克萊因派（Kleinian）精神分析的領軍人物。我記得我質疑他對我生命的頭兩年信息的刨根問底，然後問為什麼克萊因派精神分析一般會持續7～10年。在我們兩個小時的諮詢最後，他得出結論說（我也同意）我對他的方法的懷疑主義太過於嚴重。他的原話是：“你的背景音樂（也就是，我的阻抗）的音量太大，將會掩蓋精神分析的真正和絃。”你不得不佩服英國人的口才！
最後，我選擇查爾斯·裡克羅夫特（Charles Rycroft）作為我的治療師，他曾經是萊因的分析師。他是一名精神科醫生，也是倫敦“中間學派”的一位領軍人物，這個學派深受英國精神分析師費爾貝恩（Fairbairn）和溫尼科特（Winnicott）的影響。在接下來的10個月裡，我每週和裡克羅夫特見兩次。他當時55歲左右，相當友好體貼，儘管有一些冷淡。每一次我進入他在哈利街的辦公室——它有一種狄更斯式的外觀，地上鋪著厚厚的波斯地毯，有一個沙發，兩個舒適的裝了軟墊子的扶手椅——他都匆忙地掐滅在兩次治療間隙抽的香菸，握手歡迎我，友好地邀請我坐在面對他的椅子（不是沙發）上。他以一種平起平坐的方式對待我。我尤其記得他講述他在精神分析協會驅逐馬蘇德汗（Masud Khan）時所起的作用——我後來在我的小說《診療椅上的謊言》（Lying on the Couch）對這一敘述進行了再創作。
我從我們的會面中獲益了，但還是希望他可以更加活躍，有更多互動。他複雜的解釋幾乎從來不會讓我覺得有幫助，但即便如此，在幾個星期之後，我的焦慮減輕了，我感覺能夠更加有效率地寫作。為什麼？也許是因為他可靠的接納與共情。對我來說極為重要的是，知道有人和我站在一邊。後來我去倫敦的時候，會去拜訪他，我們經常一起回顧我們的治療。當他說，他後悔堅持只提供解釋的信條的時候，我相當欣賞他的直率。
我在倫敦的工作時間完全獻給了寫團體治療教科書。因為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所以我必須發明我自己的辦法，最後發現有三個主要的寫作資源：前幾年我給住院醫生上課時備課的內容，我寫下來併發郵件給成員的數百條團體總結，以及團體治療研究文獻，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可以從塔維斯托克診所極好的圖書館裡獲得。我不會打字（那個年代大部分專業人員都不打字）。每一天，我手寫3～4頁紙，然後交給我私人聘請的塔維斯托克的打字員，她每天晚上給我打出來，然後第二天早上我會做修改。
從哪裡開始呢？我從團體治療師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開始：如何選擇患者並組成一個團體。
選擇包括決定一位特定的患者是否適合一種特定類型的團體治療。組成團體處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患者是合適的，有幾個團體都可以為一名新成員提供空間，那麼哪個團體對那位患者來說最好？或者考慮另外一個（極不可能的）場景：想象有一個寫著100位患者名字的花名冊，足夠組成12個團體。治療師應該怎麼搭配這12個團體，以便它們可以獲得最大的效果呢？帶著這些問題，我查閱了研究文獻，然後寫了兩個學究氣、複雜難懂、極為詳盡並且相當無聊的章節。
就在我完成了患者選擇和團體組成的章節之後，我們的系主任大衛·漢堡，到倫敦造訪了我們，並且告訴了我一個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斯坦福任期委員會開了一次會，並且提早授予我終身教職。我下一年都還沒有排上終身教授候選人，所以不用焦慮地等待決定的結果當然讓我高興萬分。後來，看到同事和患者經歷那個痛苦的折磨，讓我對自己的幸運有了更多感激。
這個關於我終身教職的消息，戲劇性地影響了我的寫書計劃。我不再為在我的想象中，坐在任期委員會席位上，嚴厲、經驗主義取向、面容消瘦的教授們而寫。我很高興被解放了，現在開始為一個完全不同的群體寫教科書：為努力學習如何幫助他們的患者的學生執業者而寫。因此，這本書接下來的所有章節都更加生動，點綴著臨床片段，有些只有幾行，有些有三四頁。但是最開始的兩章就像水泥一樣；它們讓我難以下嚥，我找不到一種方法讓它們變得更為有趣。25年之後，我出版了《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第五版，而在四次大的改版之後，每一次都需要兩年密集的文獻綜述和編輯，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在倫敦寫的那兩章（現在的第8章和第9章），似乎與全書不相稱，像是另一個人以生硬、極其無聊的方式寫的。當我寫第六版的時候，我決定將這兩章徹底改頭換面。
我的三個孩子，分別是9歲、12歲和13歲，自然是不情願離開他們在帕洛阿爾託學校裡的朋友，但是最後逐漸愛上了他們在倫敦的那一年。我們的女兒，伊芙，當她因為書法不好而被附近的國會山學校拒絕的時候，她挺沮喪的，但是她慢慢重視她後來上的那所學校，漢普特斯西斯女校，在那裡她交到了不少好朋友，那一年結束的時候她書法寫得好極了，不過很快還給了老師。我們的兒子裡德去了附近的大學學院學校，他在那裡很自豪地穿著紅黑條紋的短上衣以及帽子。他糟糕的書法，甚至比伊芙的更差，得到了一定的注意但是被完全忽視了，因為，就像學校校長几次告訴我的那樣，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英式橄欖球手”。8歲大的維克多在當地的英國學校茁壯成長。他不喜歡每天中午睡午覺，但是放學回家路上的糖果店讓他獲得了不少歡樂。
雖然我們在歐洲的時候買了一輛車，但是我們在倫敦極少用到它，去哪裡都坐地鐵：去英國皇家國家劇院，參加當地的讀詩會，去大英博物館和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通過瑪麗蓮與一本法-美文學雜誌《亞當》（Adam）的接觸，我們認識了亞歷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我們與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他在2000年去世。亞歷克斯是和我關係密切的兩位天才之一——另一位是喬希·萊德伯格（Josh Lederberg），斯坦福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分子生物學家。那個時候，亞歷克斯在妻子和情人之間來回周旋，在她們兩家都有一整套行頭。他有著一顆淵博的頭腦，可以就任何一個主題說個不停——英國和法國文學、印度神話和藝術、世界各地的性行為、他的專業領域老年病學、17世紀歌劇。他曾經告訴我們，他問他的妻子想要什麼聖誕節禮物，而她的回答是：“任何東西，除了知識之外！”
作者和家人，倫敦1967～1968年冬天
我總是喜歡和亞歷克斯交談——他擁有如此罕見、多產、迷人的頭腦。我知道他是被瑪麗蓮強烈吸引的，但是我也和他建了友誼，不僅在倫敦，也在他之後去我們位於帕洛阿爾託的家的時候。
亞歷克斯最後和他的妻子離婚了，娶了他的情婦，還寫了《性之樂趣》（The Joy of Sex），這本創紀錄的暢銷書。然後，主要是為了逃避英國的稅收，他搬到了聖巴巴拉的一個智囊團，民主制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離帕洛阿爾託只有幾個小時。雖然《性之樂趣》是他最著名的書，但是亞歷克斯還寫了50本其他的書，從老年病學著作到詩歌和小說。他寫得很快並且很輕鬆。我對他的流暢感到歎服，自愧不如：他的第一稿也是最後一稿，而我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要打10～20遍草稿。我的孩子們在遇見他之前就知道他的名字，因為亞歷克斯的幾首詩歌被收錄在了一本現代詩歌選集中，是他們在帕洛阿爾託學校裡的教材。和他一起在我們附近的街道上走是一件難得的樂事，因為亞歷克斯可以立刻認出鳥的叫聲，說出鳥的名字，並輕鬆地模仿鳥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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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倫敦讓我們著迷，但我們是專一的加州人，極為想念那裡的陽光。一家樂於助人的旅行社將我們全家送到吉爾巴島，離突尼斯海岸不遠的一座大型島嶼上，度了一個星期的假，那裡據說是奧德修斯（Odysseus）擱淺的食蓮者（Lotus Eaters）的島嶼。我們參觀了集市、羅馬古蹟，還有一座有兩千年曆史的猶太教堂。我進去的時候，一位穿著阿拉伯服裝的看門人問我，是不是猶太人中的一員，當我點頭的時候，他抓著我的胳膊，手挽著手一起走向誦經壇（Bimah），位於猶太教堂中心的那座祭壇。他將一本古老的《聖經》放在我的手上，謝天謝地，他沒有測試我的希伯來語。
[1] 鮑勃是羅伯特（Robert）的暱稱。——譯者注
[2] 萊因（R.D.Laing，1927—1989），英國精神病學家，存在主義精神病學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存在主義研究》。——譯者注
[3] 創建於1962年，是人類潛能運動的發源地，以格式塔療法、感官復甦等培訓而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