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前前後後共有50名男女進出我們的癌症患者團體，除了寶拉之外，其他人都因原來的疾病去世了。寶拉戰勝了癌症，不料後來死於紅斑狼瘡。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如果要誠實地書寫死亡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並且要對大家有所裨益，我就必須向那些臨終患者虛心求教，但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這些團體會談之後，我經常感到嚴重的焦慮：我擔憂自己的死亡，睡不踏實，而且經常被噩夢造訪。
我的學生觀察員也開始出現困擾。團體會談還未結束，就有某個學生在觀察室裡情緒失控，開始哭泣，這種情況十分常見。直到今天，我仍後悔沒有為那些學生做好準備，或者為他們提供治療。
隨著死亡焦慮的加劇，我開始回想自己過去做過的各種心理治療——做住院醫生時的長程分析，在倫敦為期一年的治療，與帕特·鮑姆加特納（Pat Baumgartner）進行的完形療法，還有幾次行為治療和一個短程的生物能治療。當我回顧這些治療內容時，我想不起任何一次關於死亡焦慮的公開討論。這是真的嗎？在我接受的所有治療中，死亡，焦慮的主要來源，從沒有被提起？
我告訴自己，如果我要繼續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就必須重新接受治療，這一次要找一個願意陪我一起走進黑暗的人。我那時聽說羅洛·梅，《存在》（Existence）一書的作者，從紐約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蒂伯龍（Tiburon）接待患者，距離斯坦福大學約80分鐘的車程。我給他打了預約電話，一個星期後，我們在舒格洛夫路上他那可愛的房子裡見面了，在那裡可以遠眺舊金山灣區。
羅洛是一個高大、穩重、英俊的男人，年近70歲。他通常穿一件米色或白色的高領毛衣，外加一件淺色皮夾克。他的辦公室兼做書房，就在客廳的一旁。羅洛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牆上掛了幾幅他年輕時的畫作。我特別欣賞其中一幅關於法國蒙特聖米歇爾的尖塔教堂的畫。［羅洛去世後，他的遺孀喬治婭（Georgia）把那幅畫送給了我，現在我每天都能在辦公室看到它。］在幾次會談之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可以利用80分鐘的通勤時間，回顧我們上一次會談的錄音。我向他提出這個建議，他欣然同意，在我將談話錄音時，他似乎輕鬆自如。由於我在車裡聽了上一次會談的錄音，然後再與他開始每一次的會談，這大大增加了我的注意力；而且我相信，這也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從那時起，每當我的患者需要長途跋涉到我的辦公室時，我就建議他們也這樣做。
在寫下這幾頁的時候，我多麼希望能聽聽這些錄音啊，可是……唉，這已無異於痴心妄想。我把所有的錄音帶都存放在我的樹屋辦公室，在一張舊書桌的抽屜裡，而這間辦公室亟待修理。1974年，當我和我的家人前往牛津大學時，我委託了一位名叫塞西爾（Cecil）的老先生來修整我的辦公室，他非常友善，好像什麼都能修。話說多年前，他在我家門前晃盪，想找份差事做。我們確實有很多事要他去做，因為我對房屋維修一竅不通。不久之後，塞西爾和他那胖乎乎、笑眯眯的、烤得一手好蘋果派的妻子瑪莎（Martha）——看上去就像是從電影《歡樂滿人間》中跳出來的人物，把他們的小拖車開到了我家的一個角落裡，他們住在那裡，打理我們所有的維修事務，一干就是好幾年。當我休假回來的時候，我發現塞西爾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幾乎重建了我的工作室，但是所有那些搖搖晃晃的舊傢俱，包括那張飽經風霜的書桌和塞滿了我和羅洛會談錄音帶的抽屜，都在這個過程中銷聲匿跡了。我再也沒見到過那些錄音帶，有時我會異想天開，想象它們的全部內容出現在互聯網上的某個地方。
如今，時光飛逝四十載，我很難再回想起會談的細節，但我知道，我關注的是自己對死亡的想法，即使是我最恐怖的想法，羅洛也從來沒有避而不談，儘管它們令人感到不適。在那時，我對臨終患者的團體治療引發了可怕的噩夢，而這些噩夢在我醒後不久就人間蒸發了。有段時間，我向羅洛提議，我在附近的汽車旅館裡過夜，以便第二天一早就能見到他。他同意了；由於我對夢的記憶還是鮮活的，所以那幾次的談話特別充滿能量。我告訴他，我父親在69歲時去世了，我擔心自己也在這個年齡死去。他說這真奇怪，我是一個那麼理性的人，竟然還抱著這種迷信的觀念。我談到自己與臨終患者的工作，以及它們如何引發了我的死亡焦慮；他告訴我，我承擔這項工作就已表現出了足夠的勇氣，我感到焦慮這一點也不奇怪。
我記得我告訴過羅洛，我對《麥克白》（Macbeth）中主人公所說的那一段話有多麼震驚：“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便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還有，想到在青少年時期那些影響我人生的大人物——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理查德·尼克松、托馬斯·沃爾夫[1]、米奇·弗農[2]、夏爾·戴高樂、溫斯頓·丘吉爾、阿道夫·希特勒、喬治·巴頓、米奇·曼託[3]、喬·迪馬吉奧[4]、瑪麗蓮·夢露、勞倫斯·奧利弗[5]、伯納德·馬拉默德[6]，這些人物都曾粉墨登場，在我所處的世界裡創造歷史，到如今，大江東去，浪花淘盡英雄，一切皆為塵埃。萬事萬物，真的，萬事萬物，隨風逝。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太陽底下一個珍貴的、神聖的瞬間。我曾經無數次沉思這個問題，但它每次都讓我震撼不已。
我從來沒有問過，但我確信，許多次這樣的談話會讓羅洛個人感到不舒服，畢竟他年長我22歲，比我更接近死亡。但他從來沒有退縮，總是陪著我，一起面對我追問人將必死的至暗時刻。我不記得有什麼重大的頓悟時刻，但我逐漸地開始發生變化，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感覺更舒適了。他讀了我的很多作品，包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最終稿，他對我總是慷慨以待。時至今日，我仍然深深感激他。
我記得羅洛第一次見瑪麗蓮的情景。那是在我和他的治療結束幾年後，我們前來參加了他為英國精神病學家萊因（我在倫敦時找他做過諮詢）準備的晚宴。羅洛打開他的家門，迎接我，然後向瑪麗蓮伸出雙手。她說：“我沒想到你會這麼熱情。”緊接著，羅洛回答道：“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漂亮。”
在治療結束後，患者和治療師建立一種社會關係，這是不尋常的，而且往往有很多問題。但是對我們來說，它對雙方都很有益。我和羅洛成了很好的朋友，兩人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去世。時不時，我就邀他一起在卡普里（他在蒂伯龍最喜歡的餐館）共進午餐，而且有好幾次我們回顧了他對我的治療。我們都知道，他對我是有幫助的，但至於怎麼幫到的卻一直是個謎。他不止一次地說：“我知道，在治療中，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也不知道怎麼給你。”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羅洛為我提供了一種在場（presence）——他毫不猶豫地陪我進入黑暗的領地，讓我重溫了我所缺失的慈祥的父愛。他是一位前輩，理解我，接納我。當他讀到《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手稿時，他告訴我這是一本好書，並在封面上題寫了有力的宣傳語。後來，他在《愛情劊子手》（Love’s Executioner）的封面上也題寫了宣傳語“亞隆就像一位天使，書寫著圍困我們的魔鬼”，這是我得到過的最高褒獎。
***
大約在這段時間，我和瑪麗蓮的婚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她辭去了加州州立大學海沃德分校的終身教授職位，接受了斯坦福大學的一份工作——指導新成立的女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CROW），她在這個剛剛起步的女性研究領域為自己開創了一個新的職業生涯。她培養年輕的學生，並與斯坦福大學頂尖的女學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工作已經成為她生活的重心，我覺得她嚴重忽視了我們的婚姻。她有了一個全新的社交圈子：我越來越少地看到她，感覺我們正在遠離彼此。我清楚地記得，在舊金山的一個不祥的夜晚，在意大利小吃城的晚餐席上，我對她說：“你的新生活——你的新職位和你參與的女性事業——對你來說如獲至寶，但對我來說並非如此。你對它如此沉迷，以至於我們的關係不再使人受益，也許我們應該考慮分……”我從來沒有說完那句話，因為瑪麗蓮突然大哭起來，聲音太大了，三個侍者衝到我們的桌子前，餐廳裡的每個人都把臉轉向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關係的低谷時期，那時，瑪麗蓮和我經常與羅洛和喬治婭會面。一天晚上，羅洛很想做個實驗，邀請我們嘗試一些高檔的搖頭丸，那是別人送給他的禮物。喬治婭棄權了，並擔任當晚的監護人。我和瑪麗蓮都沒有嘗過搖頭丸，但我們感覺與羅洛和喬治婭在一起是安全的。結果證明，那是一個格外柔美和療愈的夜晚。服用搖頭丸之後，我們聊天，吃晚飯，聽音樂；就在這一天，我們都相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婚姻問題消失不見了。我們都改變了：我們放棄了負面的情緒，比以前更加珍惜彼此了。而且，事實證明，這種變化是永恆的！我們倆都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而且很奇怪，我們都再也沒有碰過搖頭丸。
20世紀90年代初，大約在他80歲的時候，羅洛罹患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s），每次發作他就變得糊塗、焦慮，持續數小時，有時長達一到兩天。有時候，情況比較嚴重時，喬治婭會打電話給我，我就去看望他，和羅洛一起在他家的後山上散步、聊天。直到今天，在我85歲的時候，我才完全理解他的焦慮。我也會有稍縱即逝的糊塗，有那麼一刻，忘記自己在哪裡或在做什麼。這就是羅洛所經歷的，但不是片刻，每次發作都是幾個小時或幾天。但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工作到最後一刻。在他的晚年，我參加了他的一次公共演講。他的言辭一如既往地有力，他的聲音洪亮而令人寬慰；但在最後，他重複了幾分鐘前講過的故事。當我聽到這裡時，我感到很難過，為他感到難過；而且我經常提醒我的朋友們，要對我坦誠，告訴我什麼時候該停止演講了。
一天晚上，喬治婭打電話來，說羅洛可能快要過世了，請我們馬上過去。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人輪流坐在羅洛旁邊，他已經失去了意識，並且患有晚期肺水腫，呼吸很費力，有時候深而長，接著又是短而淺。最後，在我輪班時，我坐在他身邊，輕撫著他的肩膀，他抽搐了一下，呼出最後一口氣，仙逝而去。喬治婭請我幫她一起為他淨身，等待殯葬師第二天早上過來，將他送往火葬場。
作者與羅洛·梅，加利福尼亞州1980年
那天晚上，羅洛的離世和即將發生的火化讓我心神不寧，我做了一個可怕而難忘的夢：
我和爸爸、媽媽、姐姐一起，在商場裡散步，然後我們決定上樓。我發現自己在電梯裡，但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家人都不見了。這是一個漫長的電梯之旅。當我下電梯時，我出現在一個熱帶海灘上。但我還是找不到我的家人，儘管我一直都在尋找他們。雖然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熱帶海灘就是我的極樂世界，但我開始感到無處不在的恐懼。
接下來，我穿上了一件睡衣，上面印有一個可愛的、面帶微笑的護林熊[7]。然後，睡衣上的護林熊的笑臉變得明亮起來，閃閃發光。很快，這張臉變成整個夢的全部焦點，彷彿夢的所有能量都轉移到了可愛的、咧嘴笑的小護林熊的臉上。
這個夢把我驚醒了，與其說從恐懼中醒來，不如說是因為睡衣上的護林熊圖案的亮光，就好像我的臥室裡突然亮起了探照燈。
閃耀的護林熊背後隱藏著什麼呢？我確信它與羅洛的火化有關。他的死亡迫使我面對自己的死亡，通過我與家人之間的隔離、漫長的電梯之旅，這個夢形象地描繪了這一點。我的無意識如此容易上當，讓我大吃一驚。讓我感到尷尬的是，我的無意識竟然認同了好萊塢版的永生——包括了熱帶海灘的極樂世界。
那天晚上，我被羅洛的去世和他即將火化的恐懼所震撼，而我的夢嘗試去緩和這種體驗，使它變柔和，使它可忍受。死亡，被親切地偽裝成一趟通往熱帶海灘的電梯之旅。而火化的烈焰變成了一件睡衣，上面印著護林熊的卡通形象，穿著它迎接死亡的長眠。但是，恐怖並沒有被遏制，護林熊的形象閃醒了我。
[1] 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1900—1938），20世紀美國作家，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天使，望故鄉》。——譯者注
[2] 米奇·弗農（Mickey Vernon，1918—2008），美國職業棒球手。——譯者注
[3] 米奇·曼託（Mickey Mantle，1931—1995），美國職業棒球明星，特點是左右手都能擊球。——譯者注
[4] 喬·迪馬吉奧（Joe DiMaggio，1914—1999），美國傳奇棒球運動員，曾與瑪麗蓮·夢露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譯者注
[5] 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國導演、製片人、演員。——譯者注
[6] 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美國小說家。——譯者注
[7] Smokey the Bear，美國國家林業局為宣傳防範森林火災而設計的卡通形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