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做精神科住院醫生時，閱讀了羅洛·梅的《存在》一書，並在霍普金斯大學選修了我的第一堂哲學課，自從那時我就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將這些古老的智慧融進自己的心理治療領域。我閱讀的哲學書籍越多，就越認識到精神病學忽略了多少深刻的思想。我很懊悔自己在哲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基礎太過薄弱，並決心著手彌補我在學習經歷中的這些缺口。
我開始在斯坦福大學旁聽一些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本科生課程，其中大多數是由一位著名的教授達芬·弗勒斯達爾執教的，他是一名思維清晰的思想家和演講者。我發現這些課程使人著迷，儘管有些晦澀難懂；尤其是埃德蒙·胡塞爾[1]和馬丁·海德格爾[2]，讓人感覺很難懂。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雖然艱深，但也頗有趣味；所以，達芬講述海德格爾的課程我從頭到尾聽了兩次。後來，達芬和我成了終生至交。另一位講授我感興趣的課程的是範·哈維（Van Harvey）教授，儘管他一直堅持不可知論，但他卻是斯坦福大學宗教學系的首席教授。坐在教室的前排，我著迷地聽他講述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這是我上過的最令人難忘的兩門課程。範·哈維也成了我的摯友，至今我們還經常在一起吃午餐，聊哲學。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處在不斷變化中：我越來越少與自己系裡的同事在科研項目方面尋求合作。在心理學教授大衛·羅森漢（David Rosenhan）休假的時候，我替他教了幾堂變態心理學的本科生課程，但那也成了我的最後一課——最後一次教這樣的課程。
我逐漸遠離我最初歸屬的醫學科學，並開始讓自己立足於人文科學。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也是一個自我懷疑的時刻：我經常感到自己就像一個局外人，與精神病學科的最新發展失去了聯繫；與此同時，在哲學和文學方面我又是一個半吊子。逐漸地，我開始挑選那些與自己領域最為相關的思想家。我接納了尼采、薩特、加繆、叔本華、伊壁鳩魯/盧克萊修[3]，而繞過了康德、萊布尼茨、胡塞爾和克爾凱郭爾，因為他們思想的臨床應用在我看來不大明顯。
我還有幸去上了英語文學教授阿爾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執教的課程，他是一位傑出的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後來與他在教學上攜手合作更是一件幸事。他和他的妻子麥克林（Maclin）都成了我的好友，麥克林也是一位作家。20世紀70年代早期，格拉德教授開設了一個新的博士課程——現代思想和文學，瑪麗蓮和我都加入了他的團隊。我開始更多地在人文科學領域耕耘，而醫學院的課程教得越來越少。在現代思想和文學的博士班，最早期的課程包括了“精神病學和傳記”，由我和斯坦福大學英語系的主任湯姆·莫澤（Tom Moser）共同執教，他也成了我的一位好友。瑪麗蓮和我則共同講授“小說中的死亡”，我還與達芬·弗勒斯達爾共同教過“哲學與精神病學”。
現在，我的閱讀興趣已經轉向那些著述存在主義思想的小說家和哲學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貝克特[4]、昆德拉、赫爾曼·黑塞[5]、穆蒂斯[6]和克努特·漢姆生[7]，這些作者基本上沒有涉及社會階層、求愛、性追求、神祕或者報復這類題材，他們的主題要更加深遠，觸及了人類存在的範疇。他們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裡掙扎著尋找意義，坦然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和不可逾越的孤立。我自己也經歷著這些人生困境。我覺得他們就在講我的故事：不僅是我的故事，還是每一個找我諮詢的患者的故事。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我的患者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衰老、喪失、死亡、重大的人生選擇（比如從事何種職業、與誰結婚）——經常被小說家和哲學家更加中肯地予以處理，比我自己領域的同行們要拿手得多。
我開始相信，我可以寫一本書，把存在主義文學的一些思想帶進心理治療，但同時又擔心自己這樣做有些狂妄自大。真正的哲學家會不會一眼看穿我的淺薄無知呢？雖然我把這些疑慮拋到一邊，開始工作，但我從未消除自己心中隱隱約約的焦慮。我也知道這將是一項艱鉅的長期任務。每天上午，我花4個小時在車庫上的小工作室裡閱讀和做筆記，然後中午騎車20分鐘抵達斯坦福大學，與學生和患者一起度過下午的時光。
除了回顧學術文獻，我還查閱了大量關於患者的臨床筆記。一遍又一遍，我試圖清除我對日常事務的關注，並沉浸於不可約減的存在體驗。死亡的念頭常浮現於我清醒的腦海中，縈繞在我的夢中。就在我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做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夢，至今它仍歷歷在目，彷彿昨夜之夢。
我的母親和她的親友們，現在全都過世了，靜靜地在樓梯上坐著。我聽見母親在尖聲呼叫我的名字。我特別注意到明妮（Minnie）姨媽坐在樓梯上，安靜地坐在最高的樓梯上。然後她開始移動，一開始很慢，然後越來越快，直到她的振動比大黃蜂還快。在那個時候，所有在樓梯上的人，我童年時的所有大人，所有死掉的人，都開始動得越來越快。亞伯叔叔伸手捏我的臉頰，咯咯地叫著“親愛的小傢伙”，就像他以前那樣。然後，其他人也伸手捏我的臉頰。一開始是深情的，然後變得凶狠而令人疼痛難忍。凌晨3點，我在恐懼中醒來，雙頰一陣一陣地痛。
這個夢是與死亡的邂逅。首先，死去的母親呼喚我，我看到家裡所有的死者都坐在陰森寂靜的樓梯上。接下來，他們都開始移動。我特別注意到我的明妮阿姨，她罹患閉鎖綜合徵一年後去世了。一次災難性的中風使她癱瘓了幾個月，除了眼睛之外，她無法移動全身的任何一塊肌肉。我一想到她的那種狀態，就覺得恐怖之極。在夢中，明妮開始移動，但很快就變得瘋狂。我想象死者親切地捏我的臉頰，以減輕我的恐懼。但是他們掐得越來越凶狠，然後變得懷有惡意：我正被拉著加入他們的行列，而且死神也將會找上門來。我的阿姨如大黃蜂般振動的形象，在我的腦海裡縈繞數日，揮之不去。她的完全癱瘓，如半死之人一般，太可怕了，所以在夢裡，我試圖讓她振動起來，以消除我的恐懼。我經常會被那些關於死亡或暴力的電影引發的噩夢所造訪，特別是關於大屠殺的電影。至於我處理死亡恐懼的主要方法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是逃避。
我一直相信自己將在69歲時死去，那是我父親去世的年齡。從孩提時代起，我就記得家人說過關於亞隆家族男性的兩件事：他們總是彬彬有禮，而且總是英年早逝。我父親的兩個兄弟在50多歲時死於冠狀動脈病，而我父親的冠狀動脈病，讓他在47歲時差點一命嗚呼。在醫學院的時候，我學到了更多生理學的知識，以及飲食對冠狀動脈硬化的影響，我堅決且永久地改變了我的飲食習慣，大大減少了動物脂肪的攝入量。我對紅肉敬而遠之，並逐漸轉向以素食為主。我服用降膽固醇藥物已經數十年，小心翼翼地觀察我的體重，並且定期鍛鍊身體；老天讓我活過了69歲，我自己都驚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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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和沉思，我終於認識到：面對死亡必須成為存在主義治療的主要關注點。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對死亡恐懼的強烈性和普遍性，但現在，當我回顧這一決定時，我不能否認我的觀點可能有失偏頗，因為這裡含有我個人對死亡的焦慮。幾個月來，我讀遍了所有關於死亡的書籍，從柏拉圖開始，到列夫·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Death ofivan Ilyich）、雅克·肖龍（Jacques Choron）的《死亡和西方思想》（Death and Western Thought），以及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認》（Denial of Death）。
關於死亡的學術文獻浩瀚如煙，雜亂無章，而且晦澀難懂，它們被排除在精神病學的範疇之外，因此我意識到，我可以根據我與患者的工作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在那時，臨床文獻中幾乎沒有討論死亡的文章，我知道我必須找到自己的路子。然而，無論我多麼努力與患者討論對死亡的擔憂，我都無法與他們持久下去。我們還沒討論幾分鐘，然後很快就轉移話題了。回顧那個時期，我現在認為，自己一定是在無意識中還沒準備好與患者交流這些事情。
因此，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它影響了我接下來10年的臨床實踐：我將與那些不得不開口談論死亡的患者一起工作，因為他們馬上就要面臨生命的終點了。我開始為斯坦福大學腫瘤科的患者提供諮詢，他們被診斷出患有無法醫治的癌症。那時候，我參加了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8]的一場演講，她是一位與臨終患者打交道的先驅人物，我被她開口問一個重病患者的問題震驚了：“你病得有多厲害？”（How sick are you？）我發現這個問題很有價值：它傳達了非常多的信息，即我是開放的，願意去任何患者想去的地方，即使是最黑暗的地方。
面對臨終患者時隨之而來的巨大孤獨，讓我感到特別震驚。這種孤獨來源於兩個方面：第一，患者忍住不討論他們病態的、可怕的想法，因為怕讓家人和朋友感到沮喪；第二，患者身邊的人也遠離這個話題，以避免進一步惹惱患者。我看到的癌症患者越多，就越相信一個治療團體有助於緩解這種孤獨。當我最初談起自己的計劃時，那些腫瘤學家都持謹慎的態度，並不對此表示支持。那還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這樣的團體讓人感到有些魯莽，甚至是弊大於利。而且，它是前所未有的：在科學文獻中沒有一例關於癌症患者團體的報告。
但當我有了一些經驗之後，我更相信這樣一個團體可以提供很多東西，於是我開始在斯坦福大學醫學群體中大力宣傳團體治療。不久之後，寶拉·韋斯特（Paula West），一位患有轉移性乳腺癌的患者，出現在我的面前。在我與癌症患者的工作中，她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儘管寶拉正在應付她脊柱中令人痛苦的轉移瘤，但她非常優雅地面對自己的處境。後來，我在“與寶拉共舞”的故事中描述了我和她的關係，收錄在《媽媽及生命的意義》（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一書中。故事開頭是這樣的：
當她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我立刻被她的外表所吸引：她表現出的尊嚴、她那吸引人的燦爛微笑、那一頭短短的如男孩子般的閃亮白髮，還有那雙智慧、湛藍的雙眼散發出的光芒——我只能以顧盼生輝來形容。
“我叫寶拉·韋斯特，”她說，“我患有晚期癌症，但我並非癌症患者。”事實上，在我和她共度的許多年裡，我從沒有把她當作一個患者。接著她簡短明確地敘述了自己的病史：5年前她診斷出乳腺癌，手術切除，然後是另一側乳房罹癌，也被切除了。隨後是化療，伴隨著一大堆常見而可怕的反應：噁心、嘔吐、頭髮掉光。然後是放射療法，而且是被允許的最大劑量。但是，沒有什麼能夠減緩癌症擴散的速度——擴散進她的頭骨、脊椎和眼眶。儘管外科醫生切除了她的乳房、淋巴結、卵巢、腎上腺，但寶拉的癌細胞仍在惡性蔓延。
當我想象著寶拉的裸體，我看到滿布傷疤的胸部，沒有乳房，沒有肌肉，就像遭遇海難的大帆船空留下的骨架；在她的胸部以下，是手術疤痕交錯的腹部，而所有這些都被一個笨拙的、因類固醇而變得肥厚的臀部支撐著。簡而言之，這個55歲的女人沒有乳房，沒有腎上腺，沒有卵巢，沒有子宮，而且我敢肯定，也沒有性慾。
我一向欣賞那些身材堅實優美、胸部豐滿，有明顯感官享受的女人。然而，當我第一次見到寶拉時，最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發現她很漂亮，而且我愛上了她。
寶拉同意和另外3位臨終患者共同加入一個小團體。我們5個人，在精神病學大樓一間舒適的團體教室裡會談了90分鐘。我開門見山地說，所有的成員都在應對癌症，但我相信，通過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們可以彼此幫助。
其中一個成員叫薩爾（Sal），一個30來歲、坐在輪椅上的男人，像寶拉一樣，也是個活得特別出彩的人。儘管他罹患晚期的多發性骨髓瘤（一種令人痛苦的侵襲性骨癌，會造成身體多處骨折），從脖子到大腿都被包裹在繃帶中，但他的精神卻不屈不撓。死亡的迫近讓他的生活充滿了新的意義，使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現在他作為一名牧師來思考自己的疾病。他同意加入這個團體，希望幫助別人找到類似的救贖。
儘管薩爾提前6個月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體，但那時這個團體還是太小了，無法為他提供他想要的聽眾，於是他找到了其他平臺，主要是高中，在那裡他向陷入困境的青少年發表演講。我聽見他用雷鳴般的聲音把自己的話語傳達給他們。
你們想用毒品腐蝕自己的身體嗎？想要用酒精、大麻、可卡因謀殺它嗎？你想在汽車裡撞毀你的身體？拋棄生命？把它從金門大橋上扔下去？你不想要它了嗎？那麼，把你的身體給我！讓我享用它。我需要它。我將善待它——我想活下去！
當我聽到他的演講時，我顫抖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薩爾的特殊身份大大增強了他所傳遞的力量。那些高中生安靜地聽著，就像我一樣，感覺他的一字一句都是發自肺腑，因為他沒有時間去捉弄或偽裝。
另一個患者，伊芙琳（Evelyn），罹患嚴重的白血病，她給了薩爾擔當牧師的另一個機會。伊夫琳拖著輸血的吊瓶，滑著輪椅進入了這個團體，她告訴大家：“我知道我要死了，我可以接受它。這已經不重要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的女兒。她在毒害我最後的日子！”伊芙琳形容她的女兒是“一個心存報復、沒有愛的女人”。幾個月前，她的女兒照顧伊芙琳的貓，給它餵了錯誤的食物，然後她們倆發生了一場激烈而愚蠢的爭論。從那以後，她們再也沒有說過話。
聽完她的話，薩爾簡潔有力地說道：“聽我說，伊芙琳，我也快要死了。讓我問你：你的貓吃什麼很重要嗎？誰先低頭認錯又有什麼關係？你知道，你沒多少時間了。讓我們不要再假裝了吧。你女兒的愛，對你來說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告訴她這一點，就別死，請別死！這將毒害她的生命，她將永遠無法恢復，而且她將繼續毒害她的女兒！打破這個循環！打破這個循環，伊芙琳！”
薩爾的呼籲起作用了。雖然伊芙琳在幾天後去世了，但病房護士告訴我們，伊夫琳受薩爾言辭的影響，與她女兒發生了熱淚盈眶的和解。我為薩爾感到驕傲。這是我們團體的第一次勝利！
幾個月後，我覺得自己學得足夠多了，可以開始與更多的患者一起工作了。同時，我也考慮到，同質性團體的效果可能會更好。在我諮詢過的患者當中，轉移性乳腺癌患者佔了大多數，所以我決定成立一個完全由這類患者組成的團體。寶拉開始一本正經地招募成員。我們訪談並接受了7名新患者，然後正式開始“營業”。
出人意料地，寶拉以一個古老的哈西德教派的故事開始了首次會談：
一個拉比在與上帝談論天堂和地獄。“我要帶你去看看地獄。”上帝說，然後他把拉比領進了一個房間，裡面放著一張大圓桌。圍坐在桌旁的人們都十分飢餓和絕望。桌子中央有一個巨大的雜燴鍋，聞起來很美味，拉比的口水都流了出來。桌子上的每個人都拿著一把長柄勺。雖然長勺剛好夠到鍋裡，但它們的把手比用餐者的胳膊長得多：這樣，長勺便無法把食物送到他們嘴裡，所以沒人能吃到東西。拉比看到，他們的痛苦實在是太可怕了。
“現在，我要帶你去看看天堂。”上帝說，接著他們進了另一個房間，和第一個房間完全一樣。同樣的大圓桌，同樣的雜燴鍋。裡面的人配備著同樣的長柄勺子——但在這裡，每個人都營養良好、談笑風生。拉比不理解。“這很簡單，但它需要一定的技巧，”上帝說，“在這個房間裡，你看，他們學會了互相餵食。”
雖然我帶領了數十年的團體，但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鼓舞人心的開場。這個團體很快就凝聚起來，當老成員去世時，我引入新成員，並繼續帶領這個團體長達10年。後來，我邀請了精神科的住院醫生共同帶領這個團體一年；然後，一位新的精神病學教授——大衛·斯皮格爾（David Spiegel）加入進來，他和我一起工作了好幾年。
這個團體不僅為大量患者提供了許多安慰，而且也為我提供了深刻的教育。這裡我僅舉一例，我想到了一位每個星期都過來的、眼裡帶著疲憊和沮喪的女人，我們所有人都努力給她安慰，但是徒勞無益。突然有一天，她的眼裡出現了亮光，而且她穿了一件鮮豔的衣服。“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問她。她向我們表示感謝，並說上一週的小組討論幫助她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她下定決心為她的孩子做個榜樣，展示如何以優雅和勇氣面對死亡。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更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生命中的意義如何讓幸福感油然而生。它也是“漣漪”這一概念的典型例子——我們可以幫助許多人減少對死亡的恐懼。“漣漪”指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傳遞給別人，甚至是我們不相識的人；就像投擲到池塘裡的鵝卵石引起的漣漪一直擴散下去，直到不為肉眼所見，但它們仍在納米水平上繼續著。
從一開始，我就邀請了斯坦福大學那些感興趣的住院醫生、醫學院學生，還有一些本科生，通過單向鏡來觀察這個團體。與斯坦福大學的傳統治療團體相比，這些癌症患者的反應截然不同，前者不自在地容忍別人的觀察，而後者期望並歡迎學生。與死亡對抗，教會了他們許多關於生活的知識，他們渴望把這一點傳遞給別人。
寶拉對庫伯勒-羅斯的悲傷階段理論感到非常不滿。相反，她非常強調在與死亡的對抗中學習和成長，並經常談到她在過去3年裡的“黃金時期”。其他幾名團體成員也有同樣的體驗。就像他們當中一個人說的：“很遺憾，我不得不等到現在，直到我的身體佈滿了癌細胞，才學會如何去生活。”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幫助我形成存在主義治療的實踐。我經常這樣說：儘管死亡的現實可能會毀滅我們，但關於死亡的想法可能會拯救我們。死亡使我們意識到，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機會，我們就應該充分地生活，帶著最少的遺憾結束它。
我與臨終患者一起工作的經驗，逐漸也應用到身體健康的來訪者身上，讓他們去面對自己終有一死的命運，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通常只需要簡單地傾聽，並加強來訪者對有限生命的認知。在很多場合，我都採取了一個簡單的練習：我要求患者在一張紙上畫一條直線，然後我說：“讓一端代表你的出生，另一端代表你的死亡。現在請在這條線上做一個標記，以表示你現在的位置，並對這張圖沉思一會兒。”這個練習總能讓人們深刻意識到生命的短暫與可貴。
[1] 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奧地利哲學家，20世紀現象學派創始人，被譽為“現象學之父”。——譯者注
[2]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譯者注
[3] 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無神論者，伊壁鳩魯學派創始人。盧克萊修（Lucretius，約前99—約前55），古羅馬詩人、哲學家，伊壁鳩魯學派的繼承人。——譯者注
[4] 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活躍於20世紀法國的愛爾蘭作家，荒誕派戲劇的重要代表人物，成名劇本是《等待戈多》，1969年，他因“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5] 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國作家，詩人。黑塞一生獲得多種文學榮譽，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亞隆的小說《當尼采哭泣》部分靈感即來源於黑塞的《玻璃球遊戲》。——譯者注
[6] 穆蒂斯（AlvaroMutis，1923—2013），哥倫比亞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稱作“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影響力遍及全世界西班牙語系國家，2011年獲西班牙“塞萬提斯文學獎”。——譯者注
[7] 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作家，19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譯者注
[8] 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1926—2004），美國精神科醫生，國際知名的生死學大師，曾提出臨終的五個階段：否定、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幫助人們學會接受死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