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我在東京的賓館辦理入住時，與我的日本東道主碰了面。他是一位說英語的心理學家，從紐約飛過來，擔任我的翻譯。這位朋友住在隔壁房間，在這一週的行程中，將隨時待命。
“你能告訴我具體的日程安排嗎？”我問。
“你這個星期的日程安排，長谷川醫院的計劃負責人並沒有特別交代。”
“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倒是問過，但他們沒有回答：似乎是故意保密的。”
他只是看著我，聳了聳肩。
第二天早上，當我和他到達長谷川醫院時，我們受到熱烈歡迎，一大批精神科醫生和行政人員在門口等候，併為我獻上了一大束鮮花。他們告訴我，第一天上午是一個特殊的場合：醫院全體工作人員都會出席，聽取我對住院患者團體會談的意見。然後，他們把我帶進了一個大約坐了400人的禮堂。這種場合我見得多了，對團體會談的意見隨手拈來，所以我很放鬆，坐在那裡，準備做一個口頭描述，或者放一段團體會談的錄像。然而，讓我措手不及的是，他們精心準備了一場戲劇來重現團體會談的場景。上一個月，他們在醫院病房裡錄製了一場團體會談，然後加以改編，將其角色分配給不同的員工，顯然花了大量時間來排練這齣戲。這是一場精彩的表演，但是，唉，它呈現了我見過的最可怕的團體會談。帶領者環繞著團體，依次向每個成員提出建議並安排各種練習。沒有一個團體成員跟另一個成員說話——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做團體治療的例子。如果它是在錄製一場真正的團體會談，那麼我將毫不遲疑地阻止它，然後提出可替代的方案。但是，我怎麼能阻止一場精心編排的製作呢，而這肯定需要無數個小時的排練吧？這樣做太沒禮貌了，所以我坐在那裡，看完了整場演出（我的翻譯在我耳邊低語）。然後，在討論的時候，我非常、非常溫和地提出建議，強調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技巧。
在東京的一個星期裡，我盡力成為一名有幫助的老師，但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有用的。在那個星期，我意識到，日本文化裡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反對著西方的心理治療，尤其是團體心理治療：主要在於日本人羞於暴露自己或分享家庭的祕密。我自願帶領一個治療師的體驗團體，但這個想法被拒絕了，說實話，我鬆了一口氣。在那個星期的所有演講中，聽眾都很有禮貌，專心聽講，但沒有人發表意見或問一個問題。
瑪麗蓮在這趟旅行中也有類似的經歷。她在一個日本女子協會的安排下，在擠滿人群的漂亮禮堂裡，做了一場關於20世紀美國女性文學的演講。這場活動經過精心策劃，在演講前還安排了一場優美的舞蹈表演，聽眾都很專注，很有禮貌。但是，要求提問或發表意見時，大家都沉默了。兩週後，她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發表了同樣的演講，最後卻遭到了中國學生的問題轟炸。
在東京，我受到了殷勤的招待——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超喜歡我們的便當盒午餐——七層精緻的食物，排列有致。此外，還有許多場為歡迎我而舉辦的奢華宴會。我的東道主更慷慨地邀請我，使用他在夏威夷的360度全景觀公寓，隨時歡迎。
在研討會之後，無論走到日本的哪裡，我們都受到東道主或陌生人的盛情款待。在東京的一個晚上，我們正前往歌舞伎劇院，但迷路了，我們把門票出示給一位正在清洗大樓臺階的婦人，並向她問路。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兒，陪我們走了四個街區，把我們送到劇院門口。另一次在京都，我們下了巴士，正在市裡漫步，這時聽到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位老婦人正吃力地喘著氣，帶著我們丟在車上的雨傘追趕過來。沒過一會兒，在一個佛教寺廟裡，我們遇到一位陌生的大學教授，相談甚歡，他立即邀請我們到他家吃晚飯。但是，他們的文化並不歡迎我的治療方法，我的著作也很少被翻譯成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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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全年休假的第一站。我剛剛完成了一項艱苦的任務——再次修訂了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像我這樣初寫教科書的人往往不知道，如果教科書受人歡迎，那麼作者就等於簽了終身契約。教科書必須每隔幾年就修訂一次，特別是如果這一領域出現了新的研究和變化——實際上，團體治療正是這種情況。如果沒有修訂，教師上課就會去尋找更新的教材。
1987年秋，我們還遭遇了空巢期：最小的孩子本，離開家去上斯坦福大學了。在把團體治療教科書的修訂稿交給出版社之後，我和瑪麗蓮為了慶祝自由，決定全年休假，出國旅遊，在巴厘島和巴黎停下來靜心寫作。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考慮寫一本風格不同的書。我這一生都喜歡講故事，而且我經常把一些治療故事，有時只有幾行，有時連續幾頁，偷偷地寫進我的專業著作中。多年來，團體治療教科書的許多讀者告訴我，他們願意忍受許多頁枯燥的理論，因為他們知道會有一個故事等在轉角處。所以，在我56歲的時候，我決定做出一個重大的人生轉變。我將繼續通過寫作教導年輕的心理治療師，但我會把故事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將把故事放在第一位，讓它成為我教學的主要工具。我覺得，是時候釋放我內心那個說故事的人了。
在去日本之前，我有必要熟悉一下我的新鮮玩意兒：一臺筆記本電腦。於是，我們在俄勒岡州的阿什蘭租了一間小屋，住了三個星期。我們曾多次造訪這座小鎮，因為那裡有非凡的戲劇節。我們晚上看戲，但在白天，我在筆記本電腦上苦練打字。當我對擺弄電腦有點信心時，我們便飛往旅程的第一站：在東京的研討會。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單指打字的打字員。我以前所有的書稿和文章都是手寫的（或者是口述，只有一次）。但為了使用這臺新電腦，我必須學會打字，而且我通過一種獨特的方法做到了。在去往日本的長途飛行中，我一直玩一種早期的電子遊戲：我的太空飛船受到外星船艦的攻擊，它們發射字母形狀的炮彈，而我只能在鍵盤上按相應的字母鍵擊退它們。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教學手段，當飛機降落在日本時，打字已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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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之行結束後，我們飛往北京，在那裡，我們與四位美國朋友碰頭，還有一位導遊——在那時導遊是必需的；然後，我們開始了兩個星期的中國之旅。我們去了長城、故宮，泛舟遊桂林，沉醉於靈秀的山水之間。而在這一路上，我繼續構思著如何寫一本治療故事集。
有一天，在上海，我感覺有點不舒服，沒有和其他人一同出去遊玩，上午就在賓館裡休息。我的公文包裡塞滿了口述的會談記錄，我從25個文件夾中隨機抽取了一個，是我和索爾（Saul），一名60歲的生物化學研究者，75次會談的摘要，我通讀了一遍。
那天下午，我獨自漫步在上海的后街小巷，遇見了一座高大宏偉但已廢棄的天主教堂。穿過一扇虛掩的門，我在過道里徘徊，直到看見了一間懺悔室。確定了沒有外人之後，我做了一件心馳神往的事兒：我溜進去坐在了神父的座位上！我想起了一代又一代的神父，他們在這間小屋子裡聽著別人的懺悔，我想象著他們聽到的一切——數不清的悔恨、羞恥和愧疚。我好羨慕那些上帝的代言人，羨慕他們可以對受苦之人宣佈：“你被原諒了。”何等療愈的力量！我的能力完全相形見絀。
在那古老權威的寶座上坐了大約一個小時，沉思著，然後一件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一個白日夢裡面，《三封未開啟的信》的整個故事情節呼之欲出。我突然明白了這個故事的一切——它的人物、情節，以及其中的懸念。我急切地想要把它記錄下來，怕它消失不見了，但我沒有紙也沒有筆（這是前智能手機的時代）——沒法記錄我的想法。我尋遍教堂，在一個空書架上找到了一截鉛筆頭，但是連碎紙片也沒看見，所以我想到自己唯一可用的紙——護照上的空白頁，在上面草草寫下故事的要點。這就是我最終命名為《愛情劊子手》書中的第一個故事。
幾天之後，我們與朋友作別，離開中國，飛往巴厘島，在我們租來的異國情調的房子裡住了兩個月。在那裡，我開始認真寫作。瑪麗蓮也有一個寫作計劃，即她後來出版的《血誓姐妹：女性回憶中的法國大革命》（Blood Sisters：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men’s Memory）。四個孩子誠可貴，但自由價更高：這是自33年前法國蜜月旅行之後，我們第一次不帶孩子的長期旅居。
我們在巴厘島的房子看起來異乎尋常。從外面看，只見到高牆環繞著龐大的莊園，裡面則長滿了茂盛的熱帶植物。房屋沒有牆壁，只有垂簾分隔著房間。睡覺的地方在樓上，浴室在另外一棟建築裡。那裡的第一晚令人終生難忘：大約午夜時分，一大群飛行的昆蟲突然降臨在我們上方，數以百萬計，勢不可擋，我們不得不把床單拉到頭上。我盯著行李箱，打算一到天亮，就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但到太陽升起的時候，一切又恢復了平靜，一隻蟲子也看不到。服務員向我們發誓，這樣的白蟻成群交配每年只有這麼一晚。色彩斑斕的鳥兒，大膽地棲息在花園裡枝繁葉茂的樹上，鳴唱著奇怪的旋律。奇花異草的芬芳令我們迷醉，而且我們發現，廚房裡也擺著許多奇形怪狀的水果。6名員工住在莊園的小屋裡，他們平日的工作是清理、烹飪、園藝活、放音樂、為頻繁的宗教節日佈置鮮花和水果。從莊園的後門出去，沿著一條沙道步行3分鐘，就到了波瀾壯闊的庫塔海灘——當時還沒怎麼開發，原生狀態良好。而所有這一切，遠遠低於我們為帕洛阿爾託的房子收取的租金。
巴厘島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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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三封未開啟的信》，也就是我在護照上匆匆寫下關於索爾的故事之後，好幾個上午，我都在花園的長椅上翻閱案例筆記，為下一個故事做準備。在下午，瑪麗蓮和我則在海邊漫步好幾個小時，通常在不知不覺中，一個故事就會生根發芽，勢頭迅猛，迫使我把其他的筆記放在一邊，專心致志於眼前這個故事。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故事會把我帶到哪裡，或者它會變成什麼樣子。當我看著它生根發芽、轉眼變得枝繁葉茂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似乎成了旁觀者。
我經常聽作家說，是故事在寫自己，但直到那時我才明白這一點。兩個月後，我對瑪麗蓮數年前告訴我的一則舊聞——關於19世紀英國小說家威廉·薩克雷[1]的故事，有了全新而深刻的理解。一天晚上，當薩克雷從書房裡出來時，妻子問他今天寫得怎樣。他回答說：“哦，糟糕的一天！潘登尼斯（書中的一個人物）讓自己出盡洋相，我簡直無法阻止他。”
很快，我就習慣了聽書中的人物彼此對話。我一直在偷聽——甚至在一天的寫作結束後，我和瑪麗蓮漫步在無盡的黃金沙灘上，我都沒有錯過。不久之後，我又有了另一種寫作經驗，它是我人生中的巔峰體驗之一。當故事深入到某個地方，我發現自己善變的心開始和另一個故事調情，在我的直接感知之外，它躍然紙上。我認為這是一個信號——一個神祕的信號，自己傳達給自己的——我在寫的故事即將結束，一個新的故事即將誕生。
現在，我越來越感到不安的是，我所有的文字只存在於這臺陌生的電腦上，它們沒有任何紙質備份，而像閃存盤、時光機（Time Machine）和網絡硬盤這類東西還未誕生。不幸的是，我的手提式柯達打印機不喜歡旅行，在巴厘島待了一個月後，它就報廢了。由於擔心我的作品永久埋葬在電腦裡，所以我去尋求幫助。人們告訴我，整個巴厘島只有一臺打印機，在首府登巴薩（Denpasar）的一所計算機學校裡。有一天，我把我的電腦帶到學校，一直等到下課，然後請求或賄賂（我忘記用了哪種方法，也許兩種都用了）老師幫我打印一份珍貴的最新完稿的紙樣。
在巴厘島上，我文思如泉湧。沒有郵件、電話或其他干擾，我寫得既快又好，順利程度前所未有。在這兩個月裡，我完成了十則故事中的四個。在每個故事裡，我都花費了大量時間掩飾患者的身份。我改變了患者的形貌、職業、年齡、國籍、婚姻狀況，甚至是性別。我想要確保沒人能認出他們，當然，我會把寫好的故事發給當事人，請求得到他們的書面許可。
在不寫作的時候，瑪麗蓮和我便探祕這座島嶼。我們崇敬巴厘島人的優雅，欣賞他們的藝術、舞蹈、木偶戲、雕刻和繪畫，讚歎他們的宗教遊行。海灘散步和淺灘潛水，都猶如天上人間。有一天，司機帶著我們和兩輛自行車去了巴厘島的最高點，我們向下滑行了幾英里，穿越村莊，經過賣菠蘿蜜和榴蓮的攤位。令我驚訝的是，國際象棋在巴厘島很受歡迎，我發現到處都有人在下棋。我經常很早到附近的餐館，和服務員一起玩幾局。
我和瑪麗蓮達成協議，在歐洲度過後面一半的年休假。我熱愛熱帶島嶼，而瑪麗蓮熱愛法國，在婚姻中，我們早已學會彼此妥協。瑪麗蓮剛剛正式辭去她在斯坦福大學的行政職位（但她堅持做一名高級學者，至今仍是），她還有一些專業上的職責，所以在去歐洲的路上，她回到了加州的帕洛阿爾託。我則停留在夏威夷的歐胡島，在那位日本東道主的漂亮公寓裡靜心寫作，在那裡我又寫了兩個故事。最後，五個星期之後，瑪麗蓮按響了門鈴，告訴我，是時候重新啟程了。
下一站是意大利的貝拉吉奧。一年前，我們倆都申請到了貝拉吉奧的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心的住宿。她繼續寫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女性回憶錄，而我繼續創作我的心理治療故事。
在貝拉吉奧的住宿一定是學術界最大的福利之一。洛克菲勒住宅區距離科莫湖僅幾步之遙，擁有美麗的花園，技藝高超的廚師——每天晚上都會做不同花樣的意大利手工面，還有一幢漂亮的中央別墅——可容納30位學者，併為每個人提供獨立的書房。這些學者在進餐時間和晚間研討會上碰面，介紹各自的工作。我和瑪麗蓮每天上午寫作，下午則經常乘渡船去往科莫湖畔一個迷人的小村莊。這些學者當中有一個叫斯坦利·埃爾金斯（Stanley Elkins）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喜劇小說家，我與他興趣相投，交談甚多。斯坦利因患小兒麻痺症而殘疾，平常使用輪椅。他每天晚上都收聽電臺談話節目，在那裡蒐集情節和人物。
離開之後，我們在巴黎度過了剩下的4個月假期，在皇家港口大道租了一間公寓。瑪麗蓮在家裡寫作，我則挑選了萬神廟附近的一家露天咖啡館，在那裡我完成了最後四個故事。再一次，我拾起了日常法語課——唉，一如既往，完全無用。到傍晚和晚上，我們在城裡漫步，和她的巴黎朋友共進晚餐。
在露天咖啡館寫作特別合我胃口，下筆如有神助。後來，我回到家裡，在舊金山的北部海灘也找到一家露天咖啡館，寫作氛圍非常好，我就在那裡繼續練筆。因為我計劃這本書是寫給年輕治療師的教學故事集，所以我在每個故事的結尾都會寫幾段文字，闡明其中的理論要點。這個想法被證明不可行，於是，我花費幾個星期寫了一篇60頁的教學結語，放在這本書的最後。然後，我帶著極大的滿足把手稿寄給了出版社。
兩三個星期後，基本圖書公司負責這本書的編輯菲比·霍斯（Phoebe Hoss）聯繫了我。菲比是一位來自地獄的編輯（但也來自天堂），我倆之間註定要有一場史詩般的戰鬥。回憶起來，菲比只是對這些故事進行了微小的編輯，除了在一個地方，胖女人那個故事裡，插入了一個詞語——“肉體橫飛”（an avalanche of flesh）。這個詞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任何編輯都會添加一些詞（儘管我經常希望多加一些），但它絕對是一個毫無理由的詞語。不過，當菲比讀到我漫長的後記時，她快要瘋了，堅持要我完全放棄它。她完全確定，根本不需要最後的理論解釋，這些故事足以說明一切。我和菲比之間展開了一場大戰，持續好幾個月。我遞交了一個又一個版本的後記，每一個版本都遭到無情地刪減，直到幾個月後，她把我的60頁紙縮減到10頁，並堅持把它移到書的前面。今天，當我重讀這本書時，從簡潔的序言開始，我對自己激烈抵抗的回憶感到懊惱：菲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編輯，她完全是正確的，可惜我再也沒有碰到像她這樣的人。
當這本書即將發行時，我和瑪麗蓮飛往紐約，參加出版社舉辦的新書發佈會——這些事件如今很少見，但那個時代很流行。發佈會安排在週一晚上舉行，但週日的《紐約時報》一篇負面評論讓每一個人都很掃興。這本書的形式少有先例：只有弗洛伊德的一些病例史，以及羅伯特·林達（Robert Lindner）的《50分鐘的一小時》（The Fifty-Minute Hour）——一本關於催眠治療患者的書，與之接近。《紐約時報》的評論員，一位兒童精神病學家，對這種形式很不以為然，並在她的負面評論結尾處說，她更願意在專業期刊上閱讀她的病歷。
然而，就在週日晚上，午夜剛過，我被電話鈴吵醒了，喜出望外的是出版商打來電話，說《紐約時報》將於週三刊登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讚美評論，伊娃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直到今天，我仍感激伊娃·霍夫曼，而且很高興幾年後能與她會面。我在紐約和十幾個城市的書店裡參加過這本書的發佈會。這些全國性的圖書發佈會，連同專業的書籍推銷員——他們在機場與作者見面，再將作者準時送到演講現場，現在基本上都是過去式了。幾乎在每一家書店，奧利弗·薩克斯都先我一步，宣傳他的新書《錯把妻子當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我們的日程交集頗多，以至於我覺得我們是相識的，但不幸的是，我們從未謀面。我非常欣賞他的作品，在閱讀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一生漂泊》之後，還以粉絲的身份給他寫了一封信，但不久他就去世了。
出版後的幾周內，完全出乎意料，《愛情劊子手》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並持續了幾個星期。很快，我就被採訪和演講的邀請壓得喘不過氣來，記得我和菲利浦·洛帕特（Phillip Lopate）在午餐談話間還抱怨過自己的疲乏和壓力，他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是我在本寧頓學院寫作工作坊的導師之一。他向我建議道：“冷靜下來，享受關注——暢銷書是很少見的，而且誰知道，下一次機會是什麼時候呢！”啊，他是多麼明智啊。
23年後，出版社決定換個封面重新發行《愛情劊子手》，並要求我寫一篇新的後記。我重讀了這本書——許多年來的第一次，我對它產生了強烈的反應：既感到驕傲，但又懊惱自己的衰老，同時還嫉妒那個年輕的我。我情不自禁地想，這個傢伙寫得比我好多了。我很高興重溫那些親愛的老病號，他們當中許多人已不在人世。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胖女人”。我記得“胖女人”的故事是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寫的，只開頭一段就花了幾個小時，它介紹了反移情的概念，即治療師對患者不期而至的情緒反應。
貝蒂（Betty）踏進我辦公室的那天，當我看到她挪動那不足160釐米而重達110多公斤的身軀，走向我那張簡約的高科技辦公椅時，我深知等待我的是一場與反移情之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這個故事是為治療師而寫的教學故事，所以我才是故事裡的主角，患者則是次要角色。故事講的是治療師可能會對患者產生一些不合理的、有時是厭惡的情感，它在治療中可能構成一種可怕的障礙。治療師可能對患者產生極為極強的愛慕之情，也可能有來源於無意識的強烈的負面反應，這也許與治療師過去遇到的負面人物有關。雖然我並未瞭解到對肥胖女性有負面情緒的所有原因，但我確信我和母親的關係起了一定的作用，我知道，我必須努力克服自己任性的情感，而用一種人本的、積極的態度對待患者。這個故事想說的就是這些，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誇大了自己反移情的程度。因此，我對貝蒂負面的反移情和我想要幫助她的願望之間的衝突，是整個故事的核心。
有一件事，尤其引起了我強烈的共鳴。貝蒂通過當地一家報紙上的個人廣告，找到一個約會對象（這是前婚戀網站時期的慣常做法），並在她的頭上戴了一朵玫瑰以便辨認。那個男人一直沒有出現。這不是貝蒂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她猜測，他從遠處看了一眼，然後消失了。我的心向她走近，當她描述自己在擁擠的酒吧裡努力保持鎮靜，寂寞地飲酒時，我不得不強忍住淚水。
我對故事結尾的描寫十分滿意，她向我索要一個告別擁抱，我寫道：“我們擁抱時，我驚訝地發現，我的兩隻手可以合抱住她。”
我選擇了寫下這個故事，就是要殘忍地揭露我對肥胖的令人不齒的想法。不，它遠不止於此：為了文學的張力，我故意誇大了自己的反感，把這個故事變成我（作為一個治療者）與背後作祟的惡意之間的對決。
我有些惶恐地把故事遞給貝蒂，讓她閱讀，徵求她的許可。當然，我改變了所有可以識別的細節，並問她是否還有其他想改的地方。我告訴她，為了讓教學效果更明顯，我誇大了自己的感受。貝蒂說她理解，簽署了發表這個故事的書面許可。
這個故事引起的反響很強烈。“胖女人”的故事引發了女性如洪水般的負面反應，她們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並且很憤怒。但更多是年輕治療師的正面迴應，這個故事使得他們在試圖解決自己對患者的負面情緒時，感到如釋重負。他們說，我的誠實讓他們在感覺消極的時候，更容易與自己待在一起，並使他們能夠開誠佈公地向上級或同事表達這種情感。
泰莉·格羅斯（Terry Gross）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一檔流行廣播節目《新鮮空氣》（Fresh Air）上採訪我，她對這個故事提出質疑，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痛斥”。最後，出於自衛，我大聲說：“你沒有讀到故事的結尾嗎？你難道不明白，這個故事是關於我在治療中的心路歷程嗎？我對某些患者懷有消極的偏見，到最後我變了，作為一名治療師我變得成熟了。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我，而不是患者。”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被邀請回到她的節目。
雖然貝蒂從來沒有說過，但我想這個故事確實會引起她的痛苦。那個時候，我被矇蔽了雙眼。我太過雄心勃勃，太過魯莽，太過於逞一時之快，只顧著把它寫出來。對此，我至今深感遺憾。如果現在寫這個故事，我會嘗試將肥胖轉化為某種完全不同的狀況，更加徹底地虛構治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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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版《愛情劊子手》後記的結尾處，我寫下了一個年輕時的我會感到驚訝的發現：也就是說，我雖然80歲了，但我的心境還不錯，超出了預期。是的，我不能否認，晚年的生活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失去；但即便如此，在70、80和90歲時，我還是發現了更多的寧靜和幸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閱讀你自己的作品會更令人興奮！記憶衰退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當我翻開《三封未開啟的信》《不該死的人卻死了》以及作為書名的故事《愛情劊子手》時，我燃燒起了對自己的好奇心，因為我忘了這些故事是怎麼結束的！
[1] 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英國作家，代表作有《名利場》以及自傳體長篇小說《潘登尼斯》。——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