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挪威哲學家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對他們信仰的深度感到極為敬佩，並且我想說，我的世俗觀念幾乎從來沒有影響到我的治療實踐。但是我必須承認，在我執業的所有這些年，只有少數幾個堅定的宗教人士找我尋求過幫助。我與虔誠個體接觸最多的時候是我與臨終患者的工作，並且我歡迎和支持他們每個人儘可能尋求宗教安慰。1964年，在斯坦福工作3年之後，我決定去參加為期8天的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y，NTL）短訓班，地點在南加州箭頭湖。這個為期一週的短訓項目提供了很多社會心理學活動，但是它的核心，還有我去那裡的原因，是每日三小時的團體會面。第一次會面的那天早上，我提前幾分鐘到場，在圍成一圈的13張椅子中選了一把坐下，然後環顧帶領者和其他早到的人。雖然我有很多帶領治療團體的經驗，並且大量參與團體治療研究和教學，但是我從來沒有在團體中作為一名成員待過。是時候補救一下了。
在其他人陸續入座的時候，沒有人說話。準時8:30，帶領者多蘿西·加伍德（Dorothy Garwood），一位有兩個博士學位（生物化學和心理學）的私人執業治療師，站起來介紹她自己：“歡迎來到1964年箭頭湖NTL短訓班，”她說。“這個團體將會在接下來的8天裡，每天這個時間見面3個小時，我希望我們所說的一切，我們的所有評論，都處在此時此地（in the here-and-now）。”
接下來是一大段沉默。我想：“說完了？”然後環視一遍，11張臉個個都流露出困惑，11個腦袋個個都迷惑地搖晃著。1分鐘之後，成員們迴應道：
“這個情況介紹未免太過於吝惜言辭了。”
“這是在開玩笑嗎？”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帶領者沒有給予任何迴應。逐漸地，共同的不確定性開始形成它自己的能量：
“真是可悲。我們就得到這種帶領者？”
“那太粗魯了。她在做她該做的。你不明白這是一個過程團體嗎？我們必須審查我們自己的過程。”
“對的，我有一種直覺，不只是直覺，她清楚地知道她正在做什麼。”
“你那是盲目的信仰：我從不喜歡，盲目的信仰。真相是我們正在苦苦掙扎，她在哪裡？反正不是在幫助我們。”
在評論之間有一些停頓，因為成員在等待帶領者的迴應。但是她微笑並保持沉默。
其他成員也投入進來。
“好吧，如果我們過去沒有在一起，那麼要求我們處在此時此地，怎麼可能呢？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我一直對這種沉默感到不自在。”
“嗯，我也一樣。我們花了不少錢，但是我們就坐在這裡，浪費時間。”
“就我個人來說，我喜歡這樣的沉默。和大家一起安靜地坐在這裡讓我很放鬆。”
“我也是。我剛剛進入了冥想。我感到自己注意力集中，準備好做任何事情了。”
***
在我參與這一交流，並對它加以反思的時候，我有了一個頓悟——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後來我把它整合到我團體治療方法的核心中去了。我剛剛見證了一個簡單但是格外重要的現象：所有的成員都面臨同一個刺激（在這個實例中，一位帶領者要求所有的評論都要停留在此時此地），而成員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做出迴應。一個共同的刺激和11個不同的迴應！為什麼？這個謎題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有11個不同的內在世界！這11個不同的迴應也許是通往這些不同世界的捷徑。
在沒有帶領者協助的情況下，接下來我們每個人做了自我介紹，並說了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及為什麼來這裡。我注意到，我是唯一的精神科醫生——有一位心理學家，而其他的都是教育工作者或者社會科學家。
我轉過頭直接和領導者說：“我對你的沉默感到好奇。你可以多說一點兒你在這裡的角色嗎？”
這次她簡短地回答了：“我的角色是成為帶領者，並承接成員對帶領者的所有感受和幻想。”
接下來7天時間我們繼續會面，並開始審視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團體中的一位心理學家成員是一個格外憤怒的人，經常譴責我自負和傲慢。幾天後他敘述了他做的一個夢，夢中他被一個巨人追趕——似乎是我。最後，我和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我是關於對他的憤怒的不舒服感，他是關於我在他身上激起的競爭感——並且我們修通了對彼此職業的一些不信任。
因為我是這次會議上唯一的醫生，所以我被叫去照顧另外一個團體中的一位成員，他在他的團體中突發精神病性反應，最後由我送去醫院就醫。這一結果讓我對小團體的力量有了更多的覺察——不僅有療愈的力量也有傷害的力量。
我逐漸對多蘿西·加伍德有了更多瞭解，並且幾年之後，她和她丈夫、我和瑪麗蓮在毛伊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她絕不是一個內斂的人，但她是在塔維斯托克診所（一個位於倫敦的大型心理治療培訓和治療中心）接受的一種傳統的培訓，在這一傳統中，領導者一直在團體的外面，將她所有的觀察都限定在大團體現象上。3年之後，在塔維斯托克診所休假年期間，更清楚地理解了她的領導姿態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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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也就是1962年，當我從軍隊退伍，我們一家五口剛到達帕洛阿爾託的時候，我和瑪麗蓮就著手找地方住。我們本可以在斯坦福的教工住宿區買一棟房子，但是，就像在夏威夷，我們選擇住在一個多元化的社區。我們買了一棟有30年曆史的房子（按照加州標準幾乎算是古董了），離校園只有15分鐘車程。那個時候的經濟形勢和現在大不一樣：儘管薪水低微，但是我們花3.2萬美元買一座位於1英畝土地上的房子毫無困難。這個價格是我在斯坦福年薪的三倍；今天，帕洛阿爾託的經濟已經完全變了樣，一座相當的房子將會花費一位年輕教授30～40倍年薪。我父母給了我們7000美元作為這棟房子的首付，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從他們那裡拿錢。儘管那樣，在我完成我的培訓，我們已經是六口之家之後，在餐館吃飯時，我父親總是堅持要買單。我喜歡他這樣照顧我，所以只是稍微客氣一下。我通過為我成年的孩子（反過來，他們也只是稍微客氣一下）做同樣的事情，將他的慷慨傳承了下去。這是一種可以被人記住的方式：在我給我的孩子們買單的時候，我父親的臉經常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的孩子們買第一座房子的時候我們也給他們付了首付）。
一開始，當我到我的科系報到的時候，得知我被任命為新斯坦福退伍軍人管理醫院一個大型病房的醫學主任，這座醫院離醫學院只有10分鐘，並且完全由斯坦福教員管理。雖然我督導住院醫生，為醫科學生組織了一個過程團體（也就是，一個我們在裡面研究我們相互之間打交道的方式的團體），並且有空餘時間參加科系的講座和科研座談會，但是我在退伍軍人管理醫院並不開心。我感覺太多患者，幾乎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老兵，無法接受我的療法。很可能繼發獲益（secondary gains）太大了：公費醫療、免費的場所和食物，還有一個舒服的住所。在第一年的最後，我告訴大衛·漢堡，我在退伍軍人管理醫院看不到在我感興趣的領域中的科研機會。當他問我想要在哪裡工作的時候，我提議去斯坦福的門診部，那裡是住院醫生培訓項目的中心，並且是一個我可以組織團體治療項目培訓和研究的地方。已經觀察了我的工作，並參加了幾次我的病例研討報告，他對我有足夠的信心以同意我的請求。他一向樂於助人並且支持我的工作，所以從那個時刻開始，在很多年裡，我都沒有行政任務，幾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跟著我自己的臨床、教學和研究興趣走。
1963年，瑪麗蓮在約翰·霍普金斯比較文學項目中，完成了她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弗蘭茲·卡夫卡和阿爾貝·加繆作品中的審判主題”（The Motif of the Trial in the Works of Franz Kafka and Albert Camus））。她飛到巴爾的摩參加口試，順利通過，並且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博士學位。她回來之後希望在斯坦福謀得一個職位，但是當法語系的領導約翰·拉普（John Lapp）告訴她“我們不聘用教員的妻子”的時候，她極度悲痛。
一代人之後，隨著我對女性議題的覺悟增加，我也許會在另外一所大學謀求一個職位，這所大學足夠開明，可以僅僅按照她本身的情況來評價她，但是在1962年，那樣的想法從來沒有出現在我腦海中，瑪麗蓮也沒有。我對她深感同情。我知道她有足夠的資格獲得斯坦福的職位，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接受了這一現狀，並開始尋找其他替代選擇。
不久之後，剛成立的加州州立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聯繫了瑪麗蓮。從斯坦福同事那裡聽說了她的情況，他開車到我們家並給她提供了一個外語系副教授的職位。在海沃德（Hayward）教書瑪麗蓮必須一週四天，每天單程差不多花1個小時的通勤時間，在接下來的13年裡，她一直都在就此事進行談判。瑪麗蓮的起薪是每年8000美元，比我在斯坦福的起薪少3000美元。但是我們倆的工資加在一起，讓我們可以在帕洛阿爾託過上舒服的生活，支付一個全職家政工的工資，甚至還能進行幾次令人難忘的旅行。瑪麗蓮在加州州立大學有一個令她滿意的事業，她很快就晉升為終身副教授，然後是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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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接下來的15年裡，我大量參與團體治療，既作為臨床醫生、老師、研究者，也作為教科書作者。我在門診部開始了一個治療團體，而我的學生們，12個第一年在精神科住院醫生，通過單向鏡觀察這個團體——就像我是學生的時候，觀看傑裡·弗蘭克的團體一樣。一開始我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帶領，但是第二年我開始和一位精神科住院醫生一起帶領，他待了一年，然後由另一位住院醫生代替。
我的帶領方式逐漸朝著更加人性、透明的形式演變，並且逐漸遠離疏遠的專業風格。因為團體成員都是不拘禮節的加州人，稱呼對方都是直呼其名，所以我對於稱呼他們的姓氏，以及稱呼他們的名字但是讓他們叫我“亞隆醫生”感到越來越彆扭，所以我走出了令人震驚的一步，讓團體稱呼我“埃夫”。然而多年來，我仍然像斯坦福醫院的所有其他專業醫務人員一樣，穿著白大褂以堅守我的職業身份。最後我連這個也放棄了，並逐漸相信在治療中真正重要的是個人的坦誠和透明，而不是專業權威（我沒有扔掉那件白大褂——它仍然掛在家裡一個衣櫃的後面——作為我醫生身份的一件紀念品）。但是儘管脫掉了我那一行當的服裝，我仍然對醫學和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充滿敬意，還有後者的很多條款，比如：“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行醫”和“我的患者的健康將是我的首要考慮”。
在每一次團體治療之後，我口述我自己的理解和教學的長長總結。（斯坦福慷慨地配備了一名祕書給我）。在某個時刻——我不記得具體是什麼啟發了我——我突然想到患者讀我的總結和團體之後的反思可能會有幫助。這引起了治療師透明度方面的一次大膽、極不尋常的嘗試：每一次團體會面的第二天，我將一份團體總結髮給所有的成員。每一份總結描述了那次會面中的主要問題（一般兩到三個主題），還有每位成員的發言和行為。我在團體中說的每一句話後面，我都加上了原因，並通常會添加評論，有關我希望我說了但是沒有說的話，或者我說了但是後悔說了的話。
團體一般會通過評論我對前一次會面的總結作為開始。有時候成員們不同意，有時候他們會指出一些遺漏之處，但是會面的開始幾乎總是比前一次要更加活躍。我發現這一做法非常有用，所以我只要帶領小組就會沿用這些總結。當住院醫生和我一起帶領的時候，他們每隔一週寫總結。然而，寫總結需要如此多的時間和自我暴露，以至於，據我所知，整個國家的團體治療師幾乎沒有人效仿。雖然有些治療師對我的自我暴露有所批評，但是我不記得有任何一次分享我的想法和我個人的感受不是對患者有幫助的。為什麼這樣的自我暴露對我來說如此容易？首先，我選擇不參加任何研究生訓練——不管是弗洛伊德派、榮格派還是拉康派精神分析研究所。我完全擺脫了支配性的規則，並且只接受由我仔細監控結果的指導。有一些議題也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我根深蒂固的反偶像主義（在我早年對宗教信仰和儀式的反應中很明顯），我和一位沒有表情和人情味的精神分析師進行個人分析時的負性體驗，加上我工作的科系很年輕，領導開明，氛圍適合我進行嘗試。
我不喜歡每週一次的科系會議：我總是出席但是極少發言。任何一個主題——經費、申請基金、分配或者爭奪空間、與其他科系的關係、系主任的報告——都不吸引我。真正吸引我的是傾聽大衛·漢堡講話。我欣賞他深刻的反思，他解決衝突的方式，還有最重要的是，他了不起的修辭能力。我熱愛口頭語言，就像是其他人熱愛音樂演出一樣，而且我對一位真正有天賦的演講者的話語感到著迷。
我明顯沒有管理技巧，也從來沒有主動或者被動地負責過任何事情。坦白地說，我只想單獨一個人追求我自己的科研、寫作、治療和教學。我立馬就開始向專業雜誌投稿。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以及我感覺可以有所貢獻的領域。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不裝作沒有管理能力會是如何。很有可能，我在與科系的少壯派激進分子競爭的時候會感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所有人都在爭奪權力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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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參加箭頭湖的會議，不僅是要獲得成為一名成員的體驗，而且是要儘可能地學習“T團體”（T-group）——一個重要、非醫學的團體現象，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然後迅速在全國傳播開來。T團體中的“T”指的是“training”（訓練）——也就是，在人際關係和團體動力中發展技能。這一方法的創立者，也是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領導者，他們不是醫生，而是團體動力學者，他們想要改變組織中的態度和行為，後來是想要幫助個人更能為他人設想。他們的組織機構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NTL）會舉辦研討會，或者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oratories），一般為期幾天，地點在貝瑟爾和緬因州普利茅斯市，以及後來我參加的那個，位於加州箭頭湖。
國家訓練實驗室會辦很多活動：小型技能培訓團體，討論和問題解決團體，團隊建設團體，大團體。但是很快事態變得明顯，成員相互給予即時反饋的小型T團體，是目前最有活力和最引人入勝的訓練。
幾年下來，隨著國家訓練實驗室團體西移，以及隨著卡爾·羅傑斯進入這一領域，T團體將它的重點轉到個人改變上。“個人改變！”聽起來很像心理治療，不是嗎？成員被鼓勵給出和接受反饋，成為參與性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拿出誠意，敢於冒被傷害的風險。最終，團體的精神特質越來越多地轉變成為心理治療的一種類型。團體追求改變態度和行為，並改善人際關係——很快就有了一些常常能夠聽到的口號，比如“心理治療太好，不能患者獨享”。T團體進化成了一個新東西：“為正常人提供的心理治療”。
不足為怪的是，後面這一發展大大威脅到了精神科醫生，他們將自己看成是心理治療的主人，並且將會心團體（encounter groups）看成是一種輕率的、不正當的治療形式，侵犯了他們的領地。我的感覺大為不同。其中一位早期的先驅是社會科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他的格言是“沒有研究就沒有行動，沒有行動就沒有研究”），他造就了大量、複雜的數據，我發現這些數據遠比基於醫學的團體治療研究有趣得多。
我從箭頭湖團體經歷中借鑑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聚焦在此時此地，並且我開始將這一點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強力推進。正如我在箭頭湖學到的，告訴成員們聚焦於此時此地還不夠：我們需要提供基本原理和路徑圖。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制定了一個簡短的準備辭，在患者進入團體之前我會說給他們聽，其中我強調了，他們的大量人際關係問題會在團體中重新製造出來，因此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更加了解他們自己，併產生改變。接下來是（我不止一次地重複這一點），他們在團體中的任務，那就是去理解關於他們與團體中的每一位患者的關係以及與團體帶領者的關係中的一切。很多新成員通常會覺得這個準備辭的某些方面令人困惑，他們經常提出反對意見，說他們的問題和老闆，或者配偶，或者朋友，或者憤怒有關，聚焦於他們和團體成員的關係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將來不會再見這些人。
對這些常見的疑問，我的回答是，團體是社會的縮影，在團體治療中出現的問題將會重複或者類似於最初讓他們前來治療的人際關係問題。據我瞭解，這一步很關鍵。後來，我做了研究並發表了論文，證明為團體治療做好有效準備的患者，比那些沒有做好準備的患者在治療中進展得要好得多。
我與T團體運動的聯繫持續了好幾年，並且是國家訓練實驗室在林肯市、新罕布什爾州工作坊的教員之一，還是在俄亥俄州桑達斯基市為首席執行官們舉辦的為期一週的工作坊的教員之一。我至今仍感謝T團體先驅們向我展示了帶領和研究基於團體的人際互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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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下來，我逐漸為精神科住院實習醫師設計出一個密集的團體治療培訓項目，由幾個部分組成：每週的講座，對我每週一次的治療團體的觀察和團體後討論，讓住院醫生帶領治療團體並且我每週給予督導，最後，參與一個我與一位同事一起帶領的每週一次的個人過程團體。
勞累過度的第一年住院醫生，對於花這麼多時間學習團體治療反應如何？大量的怨言！有些忙碌的住院醫生尤其抗拒每週花兩個小時時間觀察我帶領的團體，並且經常遲到或者乾脆不來。但是幾周過去之後，一個未曾預料到的現象發生了：隨著團體成員更深地投入，並願意冒更大的風險，學生們對在他們面前展開的戲劇場面越來越有興趣，然後出勤率一下就上來了。不久他們就把這個團體稱為“亞隆的冷暖人間”（Yalom’s Peyton Place，這個名字出自20世紀60年代一部電視連續劇）。我認為這種效果類似於沉浸在一個結構良好的故事或者小說之中，並且我認為治療師急切地想要看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一個進展順利的好兆頭。即使現在，在實踐了半個世紀之後，我通常會期待每一次新的會面，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並且帶著會發生什麼新的進展的預期。如果那種感覺不見了，如果我在一次會面開始之前沒有任何期待，我想象患者也許正體驗著類似的感受，然後做出努力去面對和改變這種狀況。
學生的觀察對患者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巨大的問題讓我大為焦慮，因為我注意到當學生在鏡子後面的時候，團體成員是多麼的緊張不安。我試著安慰患者們，說精神科學生也和專業治療師一樣，遵守同樣的保密原則，但是效果甚微。然後我嘗試了一個試驗：我想要將觀察者令人不快的存在轉變成積極的東西。我讓團體成員和學生在會面的最後20分鐘交換位置。因此，團體成員在觀察室裡，觀察我和學生們在會談後的討論。這一步立刻就讓治療過程和教學變得更加有趣！治療團體的成員帶著強烈的興趣傾聽學生對他們的評論，學生們覺得他們被密切監視著，所以他們在觀察團體的時候注意力更為集中。最後我又增加了另外一個步驟：團體成員對觀察者的評論和觀察者本人（他們甚至覺得觀察者比團體成員更加緊張）有如此之多的情緒，所以他們需要額外的時間來討論他們對觀察者的觀察。所以我附加了額外的20分鐘，學生回到觀察室，而我和患者回到團體室，並討論觀察者的評論。我意識到這對於每日的實踐來說，耗費了太多的時間，但是我相信，這種安排大幅度增加了治療團體和教學的效率。
所有這些都是新的。這一時期，我不是某個傳統治療學派中的一員，我對此心存感激。我給予我自己完全的自由來創造一種新的方法，並且對實效研究有足夠多的瞭解來測試我的假設。回過頭看，連我自己也感到驚喜。很多富有經驗的治療師會對別人觀察他們做治療感到不自在，但是我對有人觀察毫不介意。這一自信和我自己的內在版本並不相符——在內心深處，有一個焦慮、侷促不安、自我懷疑的青少年和年輕人，我曾經就是那樣。但是在心理治療方面，尤其是在團體治療中，我逐漸變得可以完全自如地冒險，並承認錯誤。我對這些創新有一些焦慮，但是焦慮對我來說不足為奇，我已經學會去忍受它了。
在我80歲生日的時候，在我家裡舉辦了一個聚會，並邀請了早先那幾年在斯坦福的所有住院醫生。他們很多人提起了他們的團體治療培訓經歷，並評論到，在他們的整個培訓課程中，觀看我的團體是他們唯一一次親自觀察一位資深醫生做治療。當然，這讓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霍普金斯的培訓，以及我們觀看治療團體時候的那扇小單向鏡。所以，謝謝您，傑裡·弗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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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職員工不會應為教學做得好而得到晉升。那句“不出版就出局”的老笑話並不是玩笑：它是學術生活的真實寫照。門診項目的20個團體為科研和發表文章提供了極好的機會。治療師如何讓患者做好參加團體治療的準備，如何搭配團體成員，為什麼有些成員很早就從團體中退出，以及什麼是最有效的治療性因素，這些我都研究過。
隨著我繼續教授團體治療，我意識到急需一本全面的教科書，而我的所有經驗（講座、研究和治療創新）都可以整合到一本教科書裡。在斯坦福工作幾年之後，我開始列出這樣一本書的提綱。
在這個時期，我還與精神病研究中心（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MRI）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有創新精神的醫生和研究者，例如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唐·傑克遜（Don Jackson）、保羅·瓦茲拉威克（Paul Watzlawick）、傑伊·哈利（Jay Haley）和維吉尼亞·薩提亞（Virginia Satir）。有一整年，我每個週五都會上維吉尼亞·薩提亞教的一門全天的聯合家庭治療（conjoint family therapy）課程，並且我逐漸尊重家庭治療的有效性——一種全家人和治療師一起見面的治療形式。在那個時候，聯合家庭治療比現在要普遍得多，我在帕洛阿爾託認識至少十幾個只做家庭治療的治療師。
那個時候，我正在治療一位患有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的患者，並請求唐·傑克遜成為我的聯合治療師，做幾次家庭治療。我們一起發表了關於我們的調查結果的一篇論文。第二年，我在治療中見過幾個家庭，但是最終我覺得個體和團體治療更加有趣。自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做過家庭治療，雖然我經常會將患者轉介給家庭治療師。精神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成員是格雷戈裡·貝特森，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並且是精神分裂症“雙重束縛”理論的創建者之一。貝特森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健談者，每個星期二的晚上會在他家裡舉辦開放式談話，我經常參加並且樂在其中。
我在斯坦福工作的第一年，還有一個令我感興趣的領域是“性機能障礙”，在我做住院醫生，在帕圖森特研究所與性罪行犯人工作的時候，就接觸過這個領域。在斯坦福，我週末定期給監禁在阿塔斯卡德羅州立醫院（Atascadero State Hospital）的性罪行犯人做諮詢，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在實踐中看了很多患者，他們是窺淫癖者、裸露癖者，或者有其他形式的令人不安的性強迫或者性成癮問題。我經常治療男同性戀者，回想起來，他們主要是因為社會對他們的看法而痛苦。我在斯坦福做了一個病例研討報告，關於我與這些患者的一些工作，結束之後，立刻有一位在斯坦福外科學系（Stanford Department of Surgery）工作的整形外科醫生唐·勞布（Don Laub），問我是否想為一個新項目做會診醫生，這個項目是由他發起的，目標人群是一些想要通過手術改變性別的變性患者。“跨性別者”（transgender）這個術語尚不存在。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手術不是在美國做的——想要改變性別的患者一般是在提華納市或者卡薩布蘭卡市做手術。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外科學系轉介了大約10位患者給我做手術前的評估。這些患者沒有一個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我對他們想要改變性別的強大動機印象深刻。他們大部分很窮，為了做這個手術存了很多年的錢。他們都在解剖學上是男性，想要成為女性——外科醫生尚不能提供更加具有挑戰性的從女性變成男性的手術。外科學系請了一位社會工作者來帶領一個術前團體，提供關於女性舉手投足方面的培訓。我參加了一次課程練習，在練習中，患者坐在一根橫木上，指導者將一枚硬幣滾到他們的大腿上，教他們把膝蓋分開，用裙子接住硬幣，而不是條件反射地像男人一樣用膝蓋夾住硬幣。
這個項目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但是幾個月之後就碰到了麻煩：一位手術後的患者成了夜總會的脫衣舞娘，到處給自己打廣告說是斯坦福醫院的傑作，另一個患者在他的男性生殖器被切除之後，想要以毆打罪（battery）起訴醫院。這個項目被叫停了，又過了很多年之後，斯坦福才再次提供這樣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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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在帕洛阿爾託的頭五年，1962～1967年，正好與民權、反戰、嬉皮，還有避世[1]（beatnik）運動的興起重合——它們都是從舊金山灣區往外開枝散葉的。學生在伯克利發起了自由言論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擠滿了舊金山的海特-黑什伯裡區。但是在斯坦福，30英里[2]之外，形勢相對平靜。瓊·貝茲（Joan Baez）住在這個地區，瑪麗蓮和她一起參加了一次反戰示威遊行。我對這個時期最為鮮活的記憶是參加鮑勃·迪倫（Bob Dylan）在聖何塞的一次大型演唱會，沒想到瓊·貝茲也上臺助演了幾次。我成了瓊·貝茲一輩子的粉絲，並且幾年之後，她在咖啡館演出之後，有幸和她跳了一支舞，令我激動萬分。
像所有其他人一樣，1963年我們被約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被暗殺的消息驚呆了。它打碎了我們在帕洛阿爾託的平靜生活不會受到外部世界中的不幸影響的想象，我們買了第一臺電視機，以見證圍繞著肯尼迪的死亡和追悼會的活動。我回避所有的宗教信仰和實踐，但是在這次事件中，瑪麗蓮感覺到需要歸屬感和儀式感，所以將我們的兩個大孩子（8歲的伊芙和7歲的裡德）帶到斯坦福紀念教堂參加了宗教活動。儀式的感染力沒有完全退去，所以我們總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我們家舉辦逾越節晚餐（Passover Seder）。從沒有學會希伯來文，所以我請我的一位朋友代勞，念儀式的禱詞。
儘管我的童年充滿了不愉快的回憶，但是我一直都喜歡我從小吃的食物：東歐猶太菜餚，並且不吃豬肉。瑪麗蓮可不是這樣。每當我出差的時候，孩子們就知道她會給他們做豬排。我堅持著一些典禮儀式。我讓我的兒子割包皮，隨後和朋友還有家人一起辦一次正式的宴會。裡德，我三個兒子中最大的一個，選擇做猶太成人禮。除了這幾項猶太傳統之外，我們還會豎起聖誕樹，在長襪裡給孩子塞滿禮物，並安排一場盛大的聖誕節宴席。
經常有人問我，缺乏宗教信仰是不是我生活或者精神科實踐中的一個問題。我的回答總是否定的。首先，我要說我是“無宗教信仰的”而不是“反宗教的”。我的立場絕不是不同尋常的：對於我斯坦福社區和我醫學以及精神科同事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當我和我少數幾個虔誠的朋友［比如，達芬·弗勒斯達爾（Dagfinn ），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挪威哲學家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對他們信仰的深度感到極為敬佩，並且我想說，我的世俗觀念幾乎從來沒有影響到我的治療實踐。但是我必須承認，在我執業的所有這些年，只有少數幾個堅定的宗教人士找我尋求過幫助。我與虔誠個體接觸最多的時候是我與臨終患者的工作，並且我歡迎和支持他們每個人儘可能尋求宗教安慰。
全家福，加利福尼亞州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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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20世紀60年代，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工作中，基本上不問政治，但是我不禁注意到文化上的改變。我的醫科學生和精神科住院醫生開始穿涼鞋而不是“得體的”鞋子，而且一年接著一年，他們的頭髮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亂糟糟。幾個學生將他們自制的麵包帶給我作為禮物。甚至教員聚會上都有大麻滲透進來，而性道德徹底改變了。
當這些改變發生的時候，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保守派中的一員了，但是當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住院醫生穿著紅色格子長褲或者其他離譜的服裝的時候，我還是震驚了。但這是加州，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這些變化。我逐漸地變得更為寬鬆，不再打領帶，在某些教員聚會上享用大麻，我在這些聚會上也穿著喇叭褲。
20世紀60年代，我們的3個孩子（我們的第四個孩子，本傑明（Benjamin），直到1969年才出生）也被捲入了他們自己的戲劇性經歷中。他們步行去當地的公立學校上學，交朋友，上鋼琴和吉他課，打網球和棒球，學習騎馬，加入藍鳥和4-H[3]俱樂部，併為我們後院的兩隻小山羊建了畜欄。他們兄弟姐妹比較少的朋友經常來我們家玩。我們的房子是褪色的手工抹灰牆，前門被鮮紫色三角梅（bougainvillea）環繞，前庭有一個小池塘和噴泉。進門之後的主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木蘭樹，小孩子們會繞著它騎三輪腳踏車。附近有一個網球場，離家只有半個街區，我每週兩次和鄰居打雙打，等我的3個兒子長大一點之後，我就和他們打。
在車輪上的一家人，帕洛阿爾託20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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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我們拜訪了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家。我們和3個孩子住在我姐姐家裡，而我母親和父親開車過來。我和女兒伊芙一起坐在沙發上，兒子裡德坐在我腿上，維克多和他的表弟哈維（Harvey）在旁邊的地板上玩耍。我父親，坐在鄰近的軟墊座椅上，告訴我他頭疼，然後兩分鐘之後，突然之間，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失去意識栽倒在地。我摸不到任何脈搏。我姐夫，一位心臟病科醫生，從他的醫用出診包裡拿出注射器和腎上腺素，然後我將腎上腺素注射到我父親的心臟裡——但是沒有用。直到後來我才記起來，在他昏迷之前，我看到他的眼睛固定在他的左邊，表明他大腦的左邊中風了，不是心臟驟停。我母親跑到房間裡，抱著他。直到現在我都能聽見她的哭聲，一聲又一聲，“我親愛的巴雷爾”（意第緒語）。我的眼淚直流。我感到震驚，並且深受感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母親流露出這樣的柔情，第一次意識到他們是多麼愛對方。當救護小隊到了的時候，我記得我的母親仍然在哭，但是對我姐姐和我說，“拿出他的錢包”。我姐姐和我忽略了她的請求，並且都覺得她在這個時候不應該還想著錢。但她當然是對的：他的錢包、銀行卡，還有錢都在救護車裡不見了，再也沒有找到。
我以前見過屍體——醫學院第一年解剖的屍體，病理學課上在太平間看到的屍體——但這是我第一次見一個我愛過的人的屍體。這種事情很多年都不再發生，直到羅洛·梅去世。我父親的葬禮是在馬里蘭阿納卡斯蒂亞的一座公墓裡舉行的，在儀式之後，每一位家庭成員恭敬地在棺木上灑上一鏟子泥土。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頭昏眼花，所以我姐夫抓著我的胳膊扶著我，以免我摔進墓穴裡。我父親的死亡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安靜、毫不起眼。直到今天我還後悔對他了解得不夠多。當我回到那個公墓，徘徊於一排排墓碑之間，那裡安息著我的父親、母親，還有來自名為希爾茲的猶太小村莊的鄉親，我和我的父母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口，我為此感到心痛。
有時候，當瑪麗蓮描述她和她父親在公園裡散步的溫柔回憶的時候，我感覺淒涼和不公平。我的散步和我父親的關心呢？我父親一輩子都在辛苦工作。他的商店一週五天晚上10點關門，星期六的時候一直到12點——他只有星期天不用工作。和我父親一起度過的時光裡，唯一讓我覺得溫柔的部分是星期天一起下棋。我記得他總是對我下的棋感到高興，即使在我10歲或者11歲的時候開始贏他時也是一樣。不像我，他從來沒有一次因為輸棋而發脾氣。也許這是我一輩子都在下棋的原因。也許下棋為我提供了和我辛勤工作、溫柔的父親一丁點兒接觸的機會，可他沒有機會看到我成長為一個更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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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剛開始在斯坦福的生活。在那個時候，我不認為我完全懂得我有多麼的幸運。我在一所偉大的大學有一個工作崗位，工作完全獨立，並且住在一塊幸福的地區，那裡的天氣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再也沒有見過雪（除了在滑雪度假地）。我的朋友們，大部分是斯坦福的同事，隨和而開明。我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一句反猶的話。雖然我們並不富有，我和瑪麗蓮有一種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感覺。我們最喜歡的短期旅行目的地是下加利福尼亞，在一個儘管不太大的但是多姿多彩，名為穆萊赫的地方。我們有一個聖誕節帶著四個孩子去了，他們完全享受那裡的墨西哥氛圍，到處是墨西哥玉米粉圓餅（tortillas）和彩飾陶罐[4]（pinatas）。我和孩子們潛水，用魚叉潛水捕魚，用捕到的魚做吃的，歡樂無比。
瑪麗蓮在1964年回到法國參加會議，並且非常想讓一家人去歐洲旅遊。結果比這更好：我們在倫敦待了一整年。
[1] beatnik指的是“垮掉的一代”的一員。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不接受當時的社會價值觀，並通過穿著和生活方式表現出來。——譯者注
[2] 1英里=1609.344米。
[3] 4-H是美國一個青少年組織，4個H分別是head（思維）、heart（心靈）、hands（手）和health（健康）。——譯者注
[4] 彩飾陶罐，墨西哥人過聖誕節或生日將玩具、糖果等禮物盛在此種罐內，懸於天花板上，由矇住眼的兒童用棒擊破。——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