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福工作的很多年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混在一起了，但是我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s）清晰地銘刻在我的腦海裡。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繼續給醫科學生和住院醫生上課，並且招募了他們中很多人作為我心理治療研究的合作者。我在期刊上發表了關於給酗酒者和剛剛喪偶者做團體治療方面的文章。到了一定的時候，我的出版商請我著手開始團體治療教科書的第二版。因為知道這個項目會要求我傾注全部的精力，所以我申請了6個月的學術休假，然後1974年，我、瑪麗蓮還有我們5歲大的兒子本，一起動身去牛津，我將會在那裡的沃恩福德醫院精神科有一間辦公室。我們的女兒伊芙，已經開始在衛斯理安學院上大學，我們另外兩個兒子留在帕洛阿爾託繼續上學，我的幾位老朋友幫忙照顧他們，他們將會住在我家裡。
我們在牛津市中心租了一間房子，但是我們到達前不久，一架英國大型客機墜毀了，所有乘客全部罹難，包括租給我們房子的那個人家的父親。所以，在最後時刻，我們匆忙間去找另外一處牛津住宅。當我們發現一間都不剩的時候，我們在黑博爾頓只有一間小酒館的小村子裡租了一間迷人的茅草小屋，離牛津大約30分鐘路程。
黑博爾頓很小，非常英式，並且非常僻靜：寫作的完美環境！修訂一本教科書是一件高要求而又無趣的工作，但是如果這本書要與時俱進的話，就必須修訂。我分析了我剛完成的一些研究，想要更多地理解在治療中什麼真正幫到了患者。我給大量通過團體得到成功治療的患者設計了一個由55個陳述句（與情感宣洩、理解、支持、指導、普遍性、團體凝聚力等等有關）組成的問卷，並且在最後時刻一時興起，我臨時扔進去一連串5個非正統的陳述句，我將其稱作“存在主義因素”——比如“意識到不管我與其他人多麼親近，我必須獨自面對生活”，或者“意識到不可能逃避生活中的某些痛苦以及死亡”。我讓患者將這些按照最沒有幫助到最有幫助分成幾組（一種“快速排序”），並且驚奇地發現這個臨時放進去的存在主義因素類別遠比我預期的排名要高。很明顯，存在主義因素在有效的團體治療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已經意識到的要大得多，然後我著手寫一個新的章節，來講清楚這一點。
就在我開始論述這個觀點的時候，我接到來自美國的一通電話，通知我剛剛被授予了精神病學領域久負盛名的斯特雷克獎（Strecker Award）。當然，我很開心，但是沒持續多久。兩天之後，我收到一封正式的信件，提供了更多細節：我被要求一年之後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給很多聽眾做一次演講。這個沒問題。但是接下來我得知我必須在4個月的時間之內提交一篇專題論文，主題任由我選擇，這篇論文將會由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限量出版。寫這篇專題論文是這個世界上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一旦我開始一個寫作計劃，我就會一心一意，將所有其他事情暫停。我想婉拒這個獎，但是幾位同事勸阻了我，最終我達成了一個妥協：我將會寫一篇關於團體治療中的存在主義因素的專題論文，這篇論文將會有雙重功能——既是斯特雷克專題論文，也是我教科書修訂版中的一章。就在我回顧這一時刻的時候，我相信這是我在這一方面工作的起點，這一工作將在我的教科書《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出版的時候達到頂點。
黑博爾頓位於科茨沃爾德，英格蘭南部的一個鄉村地區，以春夏季節綠草如茵、繁花遍野的田園風光而聞名於世。我們把本送到當地的幼兒園，那個地方非常之好，然後整體的居住環境也很不錯，只有一個例外——天氣。我們被加州的陽光慣壞了，而在6月中旬，瑪麗蓮還買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外套。到7月下旬的時候，我們如此沮喪，如此地渴望見到太陽，所以在一個下著雨的清晨，我們跑去了牛津一家旅行社，請求飛到最近的有陽光又便宜的地方去。旅行推銷員會心一笑——她以前接待過滿腹抱怨的加州遊客——然後給我們預定了去希臘的旅程。“你們和希臘，”她向我們保證，“將會成為最好的朋友。”
我們給本在溫徹斯特一個適意的夏令營報了名，而我們的兒子維克多（他是在6月學期結束之後過來和我們待在一起的）去愛爾蘭參加青少年自行車騎行去了。然後我和瑪麗蓮登上了一架去雅典的飛機。第二天，我們將會從那裡開始5天的巴士之旅，遊覽旅行推銷員承諾的永遠陽光燦爛的伯羅奔尼撒半島。
我們心情愉快地到達了雅典，準備好好探索一番，但是我們的行李沒能一起抵達。我們只有一個手提行李，裝的大部分都是書，我們在雅典住的酒店附近，找到一家深夜還在營業的綜合商店，我們在那裡買了幾件旅行必需品：剃鬚刀、剃鬚膏、牙刷、牙膏、內衣，還給瑪麗蓮買了一件太陽裙。我們接下來5天穿著同樣的衣服，當瑪麗蓮想要游泳的時候，她穿上她僅有的一件T恤和我的內褲。我們丟掉行李的沮喪很快就消失了，並且我們很快習慣了輕裝上陣。事實上，隨著幾天過去，當我們看著和我們一同旅行的人將他們的行李吭哧吭哧抬上巴士，而我們像小鳥一樣跳上去的時候，我們笑了。無事一身輕，我們覺得自己與我們遊覽的地方有了更深的聯結：奧林匹斯山，2500多年前第一屆奧利匹克運動會舉辦地；埃皮達魯斯的古老劇院；銘刻德爾斐神諭（Delphic oracles）的聖山，瑪麗蓮的最愛，因其美麗與鍾靈毓秀，而比作法國的弗澤萊。在旅程的最後，當我們回到機場的時候，我們驚奇地發現，我們的兩個旅行箱在空空的行李傳送帶上轉圈。帶著一種矛盾的心情，我們將它們取下來，然後乘飛機去下一站，克里特島。
在克里特島機場，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然後接下來一個星期悠閒地環島旅行。40年過去了，只剩下一些零碎的記憶，但是我和瑪麗蓮兩人都記得在克里特島的第一個晚上，坐在一家希臘小餐館裡，看著離我們的桌子一米多遠，正在流淌著的運河水上反射的月光，對著我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開胃菜大為驚歎：大淺盤裡盛著茄泥醬[1]（baba ghanoush）、酸奶黃瓜（tzatziki）、紅魚子泥色拉（taramasalata）、大米羊肉菜葉包（dolmades）、傳統希臘式餡餅（spanakopita）、奶烙餡餅（tiropita）、希臘肉丸湯（keftedes）。我如此熱愛這些菜，以至於我在克里特島一次也沒有點過主食。
“我什麼都不想要。我什麼都不害怕。我是自由的。”（I want nothing.I fear nothing.I am free.）第二天，我們去遊覽克里特島首府伊拉克利翁，就在環繞著首都的古老威尼斯城牆外面，我拜訪了尼科斯·卡贊特扎吉斯（Nikos Kazantzakis）的墓，讀到墓碑上這三句話的時候，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因為寫我飛往希臘的飛機上正在讀的那本書——《基督最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卡贊特扎吉斯被驅逐出了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並且被禁止埋葬在這座城市之內。我跪在他的墓前，以向這個偉大的靈魂表示敬意，並且在我們旅行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讀他的《奧德賽：現代續篇》（Odyssey：A Modern Sequel）。
***
在宏偉的克諾索斯宮，我們被壁畫給迷住了，上面畫的是極具感染力的光著上身的女性，手裡捧著貢品，參加由女祭司主持的祭祀儀式。就像從我認識她起那樣，瑪麗蓮給我做了詳細的講解，並尤其留意這些女性形象佔據主導的畫面。她將會在20年之後，她於1997年出版的書《乳房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Breast）中討論到它們。
我們將車開到山上，並找到了一座樸實的克里特島修道院。雖然我們被邀請共進午餐，但是我們只被允許參觀這座修道院非常小的一部分，以免我們打攪到僧侶的冥想。此外，任何女性都不允許進入修道院的主體——甚至雌性動物都不行，包括母雞！
在伊拉克利翁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尋找古老的希臘硬幣，作為我們最大的兒子裡德的高中畢業禮物。在第一家店裡，我們被告知賣古董硬幣給遊客是非法的，但是每一位硬幣商人都忽視這一聲明並且樂意（儘管偷偷地）在一個隱蔽處向我們展示硬幣。在所有的硬幣商店，我們對司菲卡（Sfica）的印象最為深刻，他的店就在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正對面，前面的窗戶上畫著一隻巨大的金色大黃蜂。在與和善而博學的司菲卡先生談論了很長時間之後，我們為裡德買了一個希臘銀幣，然後我們倆各買了一個作為吊墜掛在胸前。他向我們保證，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不滿意都可以退給他。第二天，我們逛了一間位於地下室的小店，店主是一位乾瘦的猶太古董商人。我們在那裡買了一些便宜的羅馬銀幣，然後，在我們交易的過程中，給他看了我們剛從司菲卡那裡買的硬幣。他粗略看了一下，然後非常權威地宣佈：“假的——仿得不錯，但仍然是假的。”
我們回到司菲卡的店並要求退款。就像他等著我們回來一樣，他一言不發，大步流星地走到收銀機前面，滿臉威嚴地抽出一個裝著我們錢的信封。他將它交給我們，說，“我像我承諾的一樣把你們的錢給你，但是有一個條件：你們再也不能來這家店。”
在我們繼續環島旅行的時候，我們逛了其他硬幣商店，並且不止一次地描述了我們在司菲卡的店裡的遭遇。“什麼？”他們都說。“你侮辱了司菲卡？司菲卡，國家博物館的官方鑑定人？”他們把手放在頭的兩邊，然後擺著手說，“你們欠他一個道歉。”
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替換禮物，並開始質疑我們退回硬幣的決定。我們在克里特島待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決定利用一下從斯坦福同事那裡得到的度假禮物：一根很細的大麻煙卷。我們不習慣抽菸，點上它就去集市上一個戶外餐館吃晚飯，我們在那裡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品味著神奇的食物，音樂和舞蹈。在晚餐之後，我們在伊拉克利翁的街道上閒逛，漸漸迷路了，然後變得有點疑神疑鬼，想著我們正被警察跟蹤。打不到出租車，我們在如迷宮一樣的街道里到處亂跑，想找到我們的酒店，不知怎麼地，深更半夜，最後卻來到了空蕩蕩的一條街上，站在一家窗戶上畫著巨大黃蜂的店面前——司菲卡的硬幣店！就在我們發呆地看著那個大黃蜂的時候，出現了一輛空出租車。我們揮手把它叫停，然後很快安全地回到了酒店裡。
我們回倫敦的航班下午才出發，在我和瑪麗蓮慢慢品嚐我們的奶酪蛋糕早餐的時候，我們討論了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雖然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忍不住地想，我們最後停在了司菲卡的店門口，是不是在給我們發送某種神祕的信息。我們越討論越確信，我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這個錯誤只能通過我們卑躬屈膝地給司菲卡先生道歉，並且買回那些硬幣糾正過來。我們回到了那家店，並且違抗了司菲卡的禁令，走了進去。當我們見到司菲卡的時候，我們開始低聲下氣地說一些道歉的話，但是他把他的手指頭放在他的嘴脣上，打斷了我們的話，然後一言不發，重新取回了那三個硬幣。我們付了和之前一樣的價錢。幾個小時之後，在回倫敦的飛機上，我對瑪麗蓮說：“如果他和克里特島的所有商人們勾結在一起，如果他有膽量將同樣的假硬幣賣給我們兩次，那麼我會說：‘向您致敬，司菲卡先生！’”
一回到倫敦，我們就把硬幣拿到阿什莫爾博物館做官方評估。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收到了裁決書：所有的硬幣都是假的，除了我們在地下室小店猶太商人那裡買的小羅馬硬幣之外！一輩子的希臘探險就這樣開始了。
[1] 北非和地中海地區以茄子、芝麻醬、橄欖油、檸檬汁、大蒜製成的蘸醬。——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