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教科書一直在我的腦海中醞釀，但它似乎太過散漫無章，難以把握，因此我始終無法動筆。直到有一天，亞歷克斯·康福特來拜訪我們，事情才有所改觀。我記得，我們倆坐在修整過的樹屋工作室裡聊天。當我告訴他，我閱讀過的資料和我對這本書的想法時，他聚精會神地聽著。大約一個半小時後，亞歷克斯打斷了我，鄭重其事地宣告：“歐文，我聽到了，從頭到尾都在聽，而且我充滿信心，向你宣佈，現在是你停止閱讀、開始寫作的時候了。”
這正是我需要的！要不然我可能還需要折騰好幾年的時間。亞歷克斯很瞭解書——他出版了50多本書——他令人信服的語氣和對我的信任，使我可以清理記錄簿，並開始寫作了。所謂天時地利，我剛剛被邀請到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進修一年。雖然我繼續與幾個患者見面，但在1977～1978年我幾乎是全職寫作。有點遺憾的是，我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去了解中心的另外30位著名學者，包括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但是，我與社會學家辛西婭·愛潑斯坦（Cynthia Epstein）建立了友誼，至今我們仍有來往。
我的寫作進展非常順利，一年後完成了這本書。我從一個小插曲——亞美尼亞人的烹飪課寫起，這個烹飪課是由一位好友兼同事賀蘭特·凱查杜裡安（Herant Katchadourian）的母親艾弗尼亞·凱查杜裡安（Efronia Katchadourian）講授的。艾弗尼亞是一位很棒的廚師，但她不怎麼會說英語，完全是通過示範教學。在老師準備她的菜品時，我匆匆記下所有的配料和全部的步驟，但是，儘管我拼盡了全力，我做的菜還是沒法和老師媲美。當然，我想，這個問題並非無法解決：我決定更仔細地觀察她。在下一節課上，我看著她的每一個動作，只見她準備好了菜品，然後把它交給她的終身隨從——露西（Lucy），讓她把它放進烤箱裡。這一次，我一直盯著露西，看到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在放進烤箱之前，露西隨手扔進了幾把合她心意的調味料！我完全相信，就是那些額外的“扔進的東西”（throw-ins）讓一切都不同了。
我用這個小插曲做引子，旨在讓讀者相信，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並不是一種新奇神祕的方法，大多數有經驗的治療師都會使用這種方法，它就是那種有價值但沒有說出來的“扔進的東西”。
這本書分為四個部分——死亡、自由、孤獨和意義，在其中我分別描述了我的資料來源、臨床觀察，以及我所引用的哲學家和作家的作品。
作者與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約翰·卡普蘭（John Kaplan），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1978年
在這本書的四個部分中，死亡是篇幅最長的。在其他的專業文章中，我寫了很多關於與臨終患者工作的內容，但在這本書中，我關注的是在治療身體健康的來訪者時，覺察死亡所起到的作用。雖然我把死亡看作我們野餐時遠處的轟隆聲，但我也相信，真正去面對人必有一死的事實，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它幫助我們將世俗瑣事拋在一邊，激勵我們要不帶悔恨地活下去。我的一位癌症臨終患者哀嘆道：“真遺憾，我不得不等到現在，直到我的身體充滿了癌症，才去學習如何生活。”許多哲學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感慨。
自由，是許多存在主義思想家最為關心的終極問題。根據我的理解，它指的是，既然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沒有內在設計的宇宙中，我們必須是自己生活的作者，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行動。這種自由引發了巨大的焦慮，因此許多人都擁抱了神靈或獨裁者，以卸下這個重負。如果我們是自己所經歷的一切“無可爭議的作者”（薩特語），那麼我們最珍視的思想、最崇高的真理，我們信念的基石，都會因為意識到宇宙中的一切皆為偶然而遭到破壞。
第三個話題，孤獨，並不是指人際孤獨（比如孤單），而是指一種更基本的孤獨：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一人被拋到這個世界，然後又必須獨自離去。在古老的故事《普通人》（Everyman）中，一個人被死亡天使找上了門，告訴他，他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必須啟程去接受審判。這個人提出請求，他能否帶一個人在旅途中陪著他，死亡天使回答說：“當然可以——如果你能找到願意陪你去的人。”接下來的故事描述了他多次失敗的嘗試——例如，他的堂弟說他不能去，因為他的腳趾抽筋了。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但是，在這個基督教的道德故事裡，它不是另一個人，而是善行（good deeds）。日薄西山之時，唯一能陪伴我們、讓我們欣慰的事，就是知道我們的生活如意。
關於孤獨的討論，我主要關注治療師與患者的關係，關注我們與他人融合的願望，以及我們對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恐懼。隨著死亡的臨近，許多人意識到，當他們消亡時，他們整個的獨特世界也將毀滅——這個世界的景象、聲音和經歷不再為他人所知，甚至是人生伴侶也不知曉。到了85歲左右，我越來越強烈地體驗到這種孤獨感。我想起了我童年的世界——星期天晚上在盧巴姑媽家的聚會，從廚房飄來的氣味，烤牛胸肉，各種燉菜，大富翁遊戲，跟父親一起下象棋，母親的波斯羔羊皮外套的氣味——當我意識到，這一切現在只存在於記憶中時，我不禁顫抖起來。
第四個終極關懷（無意義）的討論，涉及了這些問題，比如：“我們為什麼被拋在這裡？如果萬物終將消逝，那麼人生所為何來？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艾倫·威利斯[1]講過一個為他的狗蒙蒂（Monty）扔棍子，再讓他撿回的故事，一直讓我很有感觸。
如果我彎腰撿起一根棍子，他[2]就會立刻跑到我面前。現在，一件偉大的事情發生了。他有了一項使命……他從來沒有想過去評價這項使命。他只是投身去執行這項使命。無論有多遠，無論什麼障礙，他都會跑過去或者游過去，去拿到那根棍子。
拿到那根棍子之後，他將它帶回來：因為他的使命不只是拿到它，還要將它帶回來。不過，隨著他靠近我，他的動作越來越慢。他想把棍子交給我，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又討厭完成他的使命，再次處於等待的位置……
他是幸運的，有我給他扔這根棍子。而我在等上帝扔給我棍子，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誰知道，他什麼時候將再注意到我呢——如果他注意過我的話——並允許我，就像我允許蒙蒂一樣，完成自己的使命？
相信上帝為我們設定人生目的，這很令人安心。芸芸眾生髮現他們必須去為自己扔棍棒，這讓人感到挫敗不已。如果知道在某個地方存在著一種真實可見的人生目的，而不僅僅是感到人生要有目的，這是多麼令人安心啊！此時，奧維德[3]的話語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有神靈還是有用的，所以，讓我們相信有神靈吧。”
雖然我經常把《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視作一門莫須有的課程的教科書，但我從未想過要創造一個新的治療領域。我只是想提高所有治療師對於患者生活中存在議題的意識。近年來，陸續出現了存在主義治療師的專業組織；2015年，在倫敦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存在主義治療師大會上，我通過視頻會議發表了講話。雖然我很高興在治療中越來越強調存在議題，但我很難想象建立一個獨立的治療學派。國際會議的組織者想對這一學派下一個全面的定義，但他們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畢竟，總有一些患者，他們的治療主要包括人際關係、自我評價、性方面或成癮問題；對這些患者來說，存在的問題可能並不切身相關。這對我們的培訓有一定影響。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學生問我，他們在哪裡可以被訓練成一個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我總是建議他們，先接受普通治療師的培訓，學習一系列的治療方法，然後在研究生課程或者督導中，再讓自己熟悉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專業知識。
[1] 艾倫·威利斯（Allen Wheelis，1915—2007），美國精神分析師，作家。代表作有《人們如何改變》（How People Change）、《傾聽者：精神分析師檢視他的生活》（The Listener：A Psychoanalyst Examines His Life）、《身份的尋求》（The Quest for Identity）等。——譯者注
[2] 原文用的是he，故在此用“他”。——譯者注
[3] 奧維德（Ovid，前43—18），古羅馬詩人，與賀拉斯、卡圖盧斯和維吉爾齊名。代表作有《變形記》《愛的藝術》和《愛情三論》。——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