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自從我的《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被採用為教科書以來，我在學生和治療師中就有了忠實的追隨者。他們是我的主要讀者，我從未指望有更廣泛的讀者群。因此，當我的治療故事集《愛情劊子手》在美國成為暢銷書並被廣泛翻譯時，我既驚訝又激動。當朋友們寫信告訴我，他們看到它在雅典、柏林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展出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後來，當我的小說有了外國讀者的時候，各種異國風情的版本：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俄羅斯、波蘭、加泰羅尼亞、韓國、中國版本等紛紛抵達我的信箱，讓我享受之極。我的絕大多數讀者來自其他國家，並以另一種語言理解我的書，我逐漸接受了這一事實（但從未完全理解這回事）。
多年來，瑪麗蓮沮喪地注意到，有一個重要的國家完全忽略了我，那就是法國。自從12歲開始上法語課以來，她就一直是個法國迷，尤其是她在法國的斯威特布萊爾學院（Sweetbriar College）讀了大三之後，更是如此。我曾多次嘗試提高自己的法語水平，邀請過好幾位不同的老師，但總是不盡如人意，因此我的妻子得出結論：我就不是學法語的那塊料。然而，在2000年，一家新的法國出版公司加萊德（Galaade）購買了我已出版的七本書的翻譯版權。從那以後，加萊德公司每年出版一本我的書，很快我就有了相當數量的法國讀者。
2004年，加萊德公司在巴黎右岸的馬里尼劇院（現在叫聖克勞德劇院）舉辦了一場公眾活動。法國頗受歡迎的雜誌——《心理學》（Psychologies）的出版商準備對我做採訪（當然，是通過翻譯員）。這家劇院是一座宏偉的古老建築，前排座位寬闊，兩排樓座，舞臺氣勢恢宏，偉大的法國演員讓-路易斯·巴勞特（Jean-Louis Barrault）曾在此演出。當我到達現場的時候，驚訝地發現票已售罄，而且我注意到，外面仍然排了很長的隊伍。我一走進劇院，就發現舞臺中央有一個巨大的紅色天鵝絨寶座，他們期待我坐在那裡向觀眾講話。那真是太招搖了！我堅持讓他們換一個不那麼耀眼的座位。當人群蜂擁而至的時候，我認出了瑪麗蓮那一幫講法語的朋友，他們多年來既不和我交談，也不讀我的書。採訪者問了非常棒的問題，我講了許多精彩的故事，翻譯的表現也不可思議，這個夜晚再好不過了。當她的朋友意識到我竟然並不是一個白痴時，我幾乎能感覺到瑪麗蓮的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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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位瑞士電影製作人薩賓·吉西格（Sabine Gisiger）聯繫我，想製作一部以我的生活為背景的紀錄片。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但當我參加米爾谷上師電影節（Mill Valley Film Festival of Guru），看到了她關於拉傑尼希（Rajneesh）[1]的電影時，我變得有點感興趣了。拉傑尼希是一個極具操縱性的邪教頭目，在俄勒岡州領導了一個公社。這部片子拍得不錯。當我問她為什麼選擇我作為電影的主題時，她回答說，她感到她被拉傑尼希的作品玷汙了，所以決心拍一部關於“正人君子”（decent person）的電影。正人君子——這一說法又深得我心。
我們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拍攝，薩賓擔任導演，菲利普·德拉奎斯（Philip Delaquis）擔任製片人，還有他們出色的音響和電影技術人員。劇組人員多次造訪我們在帕洛阿爾託的家，去了斯坦福大學，去了夏威夷和法國南部跟拍家庭度假，很快整個劇組就像我們的家庭成員一樣。我在很多場合都被拍攝過——公開演講、騎自行車、游泳、浮潛、打乒乓球，還有一次和瑪麗蓮泡在我們的熱水浴缸裡。
我一直在想，到底誰會想看一部展示我生活中所有這些平凡方面的電影呢？雖然我沒有投資這部電影，但是，隨著與製片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開始擔心他們會損失很多錢。最後，當我們全家和幾位密友在舊金山看到早期版本的私人放映時，我鬆了一口氣：薩賓和她的電影剪接師做了出色的工作，把幾十個小時的內容濃縮成一部連貫的74分鐘的電影。在我的建議下，它被命名為《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困惑，除了我的直系親屬和朋友之外，為什麼還有人對它有絲毫的興趣。此外，我感到有些難為情。雖然我開始把自己視為作家，並很看重我的著作——尤其是故事和小說，把它們當作我成年生活的主要篇章，但這部電影很少關注我的作家身份，而是聚焦於我的日常活動。然而，令我驚訝的是，這部電影在歐洲票房不俗，最終在50家影院上映，吸引了數十萬觀眾。
2014年秋天，這部電影在蘇黎世上映，製片人邀請瑪麗蓮和我出席全球首映式。雖然我決定不再出國旅行，但這次的邀請盛情難卻。我們飛到蘇黎世，參加了兩場放映會，第一場面向受邀的治療師和貴賓，第二場面向普通觀眾。每次放映結束時，我都會回答一些問題，並感到自我暴露得太多，尤其是我和瑪麗蓮泡在浴缸裡的鏡頭，儘管只有我們的頭和肩膀是看得見的。但是，有些鏡頭又讓我興奮不已：在一次家庭度假中，我們的外孫女艾萊娜（Alana）和孫子戴斯蒙德參加了一場舞蹈比賽，另一個外孫女莉莉·維吉尼亞（Lilli Virginia）——一位專業的歌曲作者和歌手，則在電影結束時熱情獻唱。
幾個月後，當電影在法國上映時，瑪麗蓮飛往巴黎參加首映式，並在電影結束後向觀眾發表了講話。當她看到我們的面孔出現在《潛望鏡》（Pariscope）（一份關於巴黎每週要事的流行刊物）的頭版時，她顯得非常激動。
又過了幾個月，這部電影在洛杉磯上映，但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它沒有引起大眾的興趣。儘管《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發表了一篇讚賞的評論，但它還是幾天後就下映了。
《潛望鏡》封面2015年5月20日
之前在蘇黎世參加了電影的首映式後，我又神使鬼差地接受了去莫斯科演講的邀請。因為有一筆非常慷慨的費用，還有一架從蘇黎世飛往莫斯科的私人飛機。那次飛行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當時只有四名乘客：瑪麗蓮，我，一位多年前只見過一次的患者，還有我以前一位患者的密友——一位俄羅斯寡頭[2]，這架飛機是他的。我坐在這位寡頭的旁邊，在整個飛行過程中，我和他進行了非常親切的交談。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深思熟慮、感情充沛的人，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讓他感到困擾。我很同情他的痛苦，但出於禮貌，並沒有深談。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次飛行的目的就是讓我為這個四面楚歌的人提供一些治療。要是我早知道，要是有人更直截了當，我就會更專注地幫助他了。
我演講的主辦方是莫斯科精神分析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這是一所大型的培訓學校，場地是一個經常用於舉辦搖滾音樂會的地方。贊助方原本計劃提供700臺同聲傳譯的耳機，但有1100人到場，造成了十分混亂的局面，後來主持人放棄了同聲傳譯的想法。他要求收回耳機，並指示一位非常焦急的翻譯人員進行現場翻譯。
開始演講後，我注意到，我所說的笑話沒有一個引來笑聲，我意識到存在嚴重的翻譯問題。後來，主持人告訴我，這位緊張的翻譯員需要15分鐘安定下來，但從那以後翻譯就很棒了。會議之後，主辦方用俄語上演了一出關於“阿拉貝克斯”（Arabesque）的戲劇，這是《浮生一日》中關於一個俄羅斯芭蕾舞女的故事。兩名美若天仙的演員身著異國服飾，將這個故事表演出來，角落裡，一位沉默的老人（我猜是我自己）觀賞著這一幕。舞臺背景是一個巨大的電影銀幕，上面投射出一雙藝術家的手，手裡的畫筆創造出一幅幅美麗出奇的畫卷。在活動結束後，瑪麗蓮和我都展開了馬拉松式的簽名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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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在莫斯科，我還接受了一份不同尋常的邀請，與一群銀行職員討論存在主義問題，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我們聚集在一棟摩天大樓頂層一間漂亮的大房子裡。大約有50人出席了會議，其中包括銀行行長，他是少數會說英語的人之一。當然，我不懂俄語，而翻譯使討論變得沉悶。聽眾似乎對存在主義毫無興趣，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我以為他們不願意在經理面前自由討論，我努力去探索這個問題，但沒有效果。銀行行長坐在前排，眼睛盯著iPad，20分鐘後，他打斷了我們的討論，宣佈說，歐盟剛剛對俄羅斯實施了更具破壞性的制裁，他希望我們用剩餘時間來討論他們對這一轉變的擔憂。我完全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們顯然對於存在主義沒有什麼熱情，但是，再一次，只有沉默。我再次表達了我的擔憂，即成員可能不願在他們的經理在場的情況下發表意見，但是盡我所能，仍然找不到打破僵局的辦法。除了我的報酬之外，我的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可展示的，而且報酬的支付方式也很奇怪。有人告訴我，我將在第二天在學校為我舉行的晚宴上收到它。第二天晚上，吃完甜點之後，有人悄悄地遞給我一個平常的沒有標記的信封，裡面塞滿了美元。我揣測以這種神祕的方式收到報酬，是對我的恩惠，誤以為這樣我可以避免繳納所得稅；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家銀行一直在尋找途徑打發掉額外的現金。
作者和他的妻子瑪麗蓮在克里姆林宮2009年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儘量避免長途飛行，更喜歡通過視頻會議來參與。一般是去我家附近的一個視頻會議辦公室，向觀眾發表演講並回答問題，時間大約90分鐘。自從我決定停止出國旅行以來，我已經做了幾十次視頻會議的演講，但最近的一次，2016年5月，與中國心理學界合作，是最不尋常的一次。中國的三位精神病醫生對我進行了90分鐘的採訪，翻譯員則飛到舊金山參加這場活動，他坐在我旁邊，現場翻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第二天，主辦方告訴我，這次採訪的觀眾人數相當多，但當他們給我發來訪談者的照片和精確的數字時，我驚呆了：有191234名觀眾。
當我對觀眾的規模表示驚訝和懷疑時，中國主辦方回答說：“亞隆博士，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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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發來的郵件，我特別重視回覆每一封信，通常會用“謝謝你的來信”或“我很高興拙作對你有幫助”寥寥數語。我很小心地提到來信者的名字，這樣他或她就可以確定我真的讀過這封信，並且親自寫了回覆。這需要一些時間，但我感覺自己在做的事情，就像我的佛教朋友每天做的觀想慈悲一樣。幾乎每天，我也會收到來自世界某些地方的諮詢請求，要麼是通過Skype，要麼願意飛來加利福尼亞州與我見面。前幾天，一位男士寫信問我是否可以和他的母親——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療師，在她的100歲生日會上通過Skype交談。
除了粉絲郵件，讀者有時還會送禮物，我們的房子裡裝飾著來自希臘、土耳其、伊朗和中國的物品。但最引人注目的禮物出自薩克拉里斯·庫圖齊斯（Sakellaris Koutouzis）之手，他是一位著名的希臘雕塑家，生活和工作在卡林諾斯島。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電子郵件，他在郵件中詢問我的住址，並告訴我他很喜歡我的書，正在按照我的照片（他在網上找到的）製作我的石膏半身像。我也在網上查了他的資料，得知他是一位很有造詣的雕刻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展出。我堅持要付運費，但他拒絕了。一個月後，一座比真人還大的半身像到達我的家門口，裝在一個巨大的木箱裡。現在它坐落在我們的房子裡，真是和我太相似了，以至於每次看到它，我都會嚇一跳。我和我的孩子們經常用眼鏡、領帶或我的一頂帽子來裝飾它。
儘管我試圖轉移這些聲望的象徵，但我毫不懷疑，它們也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我也相信，我的資歷、舉止和聲譽提高了我作為一名治療師的效力。在過去的25年裡，大多數與我聯繫過的患者，是因為他們讀過我的一些文章，所以來到我的辦公室時，對我的治療能力有著強烈的信心。在我的一生中，也遇到過幾位有聲望的治療師，我對這種深刻的印象有一些體驗：卡爾·羅傑斯臉上的皺紋仍然歷歷在目。50年前，我請求和他進行一次談話，然後飛到南加州度過了一個下午。我給他帶去了一些我寫的書，我記得他告訴我，儘管我的團體治療教科書寫得很好，但他認為最特別的是我和金妮合著的書《日益親近》。維克多·弗蘭克爾和羅洛·梅的臉龐也在我的腦海中清晰可見，如果我有藝術天賦（可惜我沒有），我可以憑記憶把他們精確地素描出來。
作者與薩克拉里斯·庫圖齊斯為他製作的雕像2016年
因此，因為我的名聲，患者向我透露了他們從未告訴過別人的祕密，甚至是對以前的治療師也沒說的。如果我不帶評判、帶著同理心去接納他們，那麼我的干預可能會因為他們對我的偏愛而更有分量。最近，在同一個下午，我接待了兩個讀過我的著作的新患者。第一個是一位退休的治療師，驅車數小時從家裡來到我的辦公室。她擔心自己的囤積傾向（只囤積在她家裡的某個房間）和她的強迫行為：離開家時，她會在開車不到一個街區時，就要回家看看門是否鎖好，爐子是否關了。我告訴她，我不認為這些問題會在與我的簡短治療中得到解決，而且它們也沒嚴重到影響她的生活。我認為她是一個整合能力很強的人，擁有美滿的婚姻，正在為退休後的生活尋找意義，其中碰到了一些難題而已。她很高興聽到我說她不需要治療。第二天，她給我發來這些話：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有多喜歡和重視我們上週四的諮詢，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感覺到了你的支持和認可——我做得很好，我很快樂，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真的很感謝你認為我不需要任何治療。在我離開你的辦公室後，感到不那麼焦慮了，更自信了，更能接受自己了。我覺得這是一份真正的禮物。就一次會談，卻如此美妙！
後來，同一天下午，一個來自南美洲的中年男子到舊金山拜訪朋友，順便來做一次諮詢。他幾乎花了整整一個小時談論他對妹妹的擔憂，後者幾乎一生都在與厭食症抗爭。父母去世後，他因為妹妹醫療和精神護理費用負擔過重，以至於他一直無法結婚成家。我問他，為什麼是他，而不是他的大家庭的其他成員承擔照顧她的全部責任。然後，他帶著極大的焦慮和猶豫，給我講了一個他從未和任何人分享過的故事。
他比妹妹大13歲，有一天，在妹妹2歲，他15歲時，他的父母讓他幫忙照顧妹妹幾個小時，而他們和他的哥哥姐姐要去參加一場婚禮。當他們不在的時候，他和女朋友打了很長時間的色情電話（他的父母非常不喜歡她，並明確禁止他們交往）。在談話過程中，他的妹妹從敞開的前門爬了出去，摔下幾級臺階，她的身體和臉都受到了嚴重的挫傷。當他的父母回來時，他不得不承認了一切——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刻——儘管他妹妹的傷勢很輕，幾天後瘀傷就消失了，但這些年來，他一直暗自擔心並確信她的厭食症就是那次摔出來的。而且，在他妹妹受傷後的25年裡，這是他第一次向別人透露這段經歷。
我用我最深沉和最正式的聲音告訴他，我仔細地聽了他對我說的關於他妹妹的事，在考慮了所有的證據之後，我現在鄭重宣佈他是無辜的。我向他保證，他已經為自己的過失付出了代價，並再次向他保證，她的摔倒絕不會引起厭食症。我還建議他回國後在治療中繼續探索這一點。他如釋重負地哭了起來，謝絕了我對繼續治療的建議，並向我保證，他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他邁著輕盈的步子離開了我的辦公室。
在這些只有一次的諮詢中，我識別出患者的努力和優勢，並送上我的祝福，但患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歸功於他們灌輸給我的力量。
不久前，一位女士講述了她一生中最悲傷的事件之一。在她青春期後期，就在離家去上大學之前，她與那位傑出而又生疏的父親一起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她非常期待能和他獨處，但他卻打開公文包，整個旅程都在工作，沒有跟她說一句話，她感到沮喪極了。我回答說，我們的治療提供了一個重演那次事件的機會——她和我（一位年長的重要人物）將展開一個小時的治療之旅，但我們的旅行會有所不同：她將得到充分的許可，甚至是鼓勵，去提出問題，去訴說抱怨，去表達感情。而且，我一定會做出充分的迴應和對答。她深受感動，並最終放下心結。
所有這些關注和掌聲，對我的自我認知有什麼樣的影響？有時我會感到興奮，有時會感到不安，但總的來說，我保持著平衡。每次在我的支持團體或我的案例討論團體中與同事們碰面時，我都意識到，他們都是有幾十年實踐經驗的傑出醫師，他們的工作和我的工作一樣有效。所以我不必把這些奉承放在心上。我所能做的就是認真對待我的工作，成為我能達到的最好的治療師。我提醒自己，我被理想化了，我們所有人都渴望一個智慧的、無所不知的白髮老人。如果我被選中去填補這個空缺，那麼我很樂意接受這個職位。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
[1] 拉傑尼希（1931—1990），即奧修（Osho），印度靈性大師，創辦了奧修教，後被多個國家認定為邪教組織。——譯者注
[2] 俄羅斯寡頭，指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一夜暴富的俄羅斯大資本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