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拉里·扎羅夫（Larry Zaroff）坐在索薩利托的一家咖啡館裡，俯瞰整個舊金山灣區。風把海鷗吹得飄來蕩去，我們看著索薩利托渡船顛簸著朝市區行駛，直到它消失在視線之外。拉里和我在回憶大學生活：我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同學，並且一起上了大部分的課——很多折磨人的課程，比如有機化學、定性分析，還有比較解剖學——我們一起解剖了一隻貓的每一個器官和每一塊肌肉。我們努力去回憶，對我來說生命中最緊張的歲月，這時候拉里開始講起故事來，關於瘋狂的聯誼會，滿是大群友好的男男女女的酒會。
我生氣了。“聯誼會？什麼聯誼會？”
“當然是TEP。”
“你剛說的是什麼？”
“Tau Epsilon Pi[1]。你今天是怎麼了，埃夫？”
“我怎麼了？我真的很生氣。我在大學裡每天都見你，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喬治·華盛頓大學有聯誼會。為什麼我沒有被邀請參加？你為什麼沒有邀請我？”
“埃夫，我怎麼記得住啊？現在是2014年，我們是1949年上的喬治·華盛頓大學。”
當我和拉里分開之後，我給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好朋友赫布·科茨（Herb Kotz）打電話。赫布、拉里和我，大學的時候總是在一起。我們上的每一門課我們都是前三名，我們幾乎每天都一起開車去上學，在一起吃午飯。
“赫布，我剛才和拉里說了會兒話，他告訴我，他屬於一個聯誼會，喬治·華盛頓大學的TEP。你知道這回事嗎？”
“嗯，是的。我也是TEP的成員之一。”
“什麼？你也是？簡直不敢相信。你們為什麼不邀請我參加？”
“誰能記得住那麼久之前的事情啊？我也許確實邀請過你，但是我們也就星期五的時候在一起喝喝啤酒，而你不喜歡喝啤酒，你那個時候也不約會——對瑪麗蓮無比忠誠。”
我心裡一直懷有一絲怨恨，直到幾個月前，在大掃除的時候，瑪麗蓮發現了一封1949年的信，歡迎我加入Tau Epsilon Pi，還有一份會員證書。我的確曾經是那個聯誼會的一員，但是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聚會，並且把關於這個的記憶完全從我的腦海中抹去了！
***
這個插曲真實地描繪了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上學的時候有多麼緊張和焦慮，而這所大學離我家其實只有15分鐘車程。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些有快樂的大學回憶的人心懷嫉妒——班級精神，成為一生好友的室友，運動會上結成的隊友情誼，惡作劇，與教授之間良師益友的親密關係，還有類似於電影《死亡詩社》（Dead Poets Society）的祕密社團，這是我完全錯過了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知道，我那個時候是多麼焦慮和不安，幸虧我沒有上一所常春藤聯盟大學：如果上了那樣的大學，我相信我不會快樂，甚至可能無法存活下來。
在我的治療工作中，我的患者們經常會在他們的孩子經歷不同階段的時候，回憶起他們在相應階段的生活，我總是被這樣的情形打動。很多年前，當我的孩子在上高三，計劃上大學的時候，這樣的回憶也發生在我身上，當我的孫子德斯蒙德（Desmond）開始上大學的時候，它又一次發生在我身上。看到他有那麼多的可用資源和同學來幫助他選擇一所學校的時候，我既吃驚又嫉妒。德斯蒙德有大學顧問，介紹一百家小型文科院校的書面指南，還可以與大學招生團隊交談。我不記得我那個時候有任何指導：高中沒有大學顧問，當然，我的父母和親戚對這整個過程都一無所知。此外，關鍵的是，在我的高中或者街區，我不認識任何一個決定到外地上大學的人：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會選擇當地的兩所大學——馬里蘭大學或者喬治·華盛頓大學（那個時候，這兩所大學都是大型的、平庸的，沒有人情味的院校）中的一所。我的姐夫莫頓·羅斯（Morton Rose）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很尊重他：他是一位傑出的醫生，他上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然後在那裡上的醫學院，所以我被說服了：如果喬治·華盛頓大學對他來說足夠好，那麼它對我來說應該也足夠好。
最終，當我的高中授予我艾瑪·K.卡爾獎學金（Emma K.Karr Scholarship）（上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的時候，這件事就這麼定了：每年的學費只有300美元。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我的整個人生，我的全部未來，都處在危險狀態。從我14歲遇到曼徹斯特醫生開始，我就知道我想要上醫學院，但是大家都知道，醫學院是按照嚴格的5%的比例來錄取猶太學生的；喬治·華盛頓醫學院每年只招100個學生，所以只錄取5個猶太人。我所屬的高中猶太人聯誼會（Upsilon Lambda Phi），有超過5個聰明的高三學生計劃參加醫學預科課程、申請醫學院，而那只是華盛頓好幾個這樣的聯誼會中的一個。競爭如此之激烈，所以，從我上大學的第一天起，我就確定了一個策略：我要把所有別的事情放在一邊，比所有其他人都努力，取得無比優異的成績，這樣醫學院就不得不錄取我。
結果我發現我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似乎我認識的每一位年輕人，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歐洲來的猶太移民的兒子，都認為與醫學相關的職業是理想的職業。如果不能上醫學院，他們就會選擇牙醫學院、法學院、獸醫學院，要不然，對我們中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最不濟的就是和自己的父親一起做生意。那個年代很流行的一個笑話就是：一個猶太男性有兩個選擇——要麼當醫生，要麼當個失敗者。
我的父母沒有參與我上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決定。那時我們的交流並不多：商店到我家開車要30分鐘，除了星期天，我基本上見不著他們。即使星期天的時候，我們也幾乎從不談論任何重要的事情。自從我母親指責我導致了我父親的心臟病之後，好幾年我都幾乎沒有和她說過話。我決定保持距離來保護我自己。我想要和我父親更加親近一點，但是他和母親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記得高三的時候開車送母親去商店。就在我們開到士兵之家公園附近，離商店只有5分鐘路程的時候，她問起我未來的計劃。我告訴她，我打算明年上大學，並且我決定爭取上醫學院。她點了點頭，似乎非常高興，但也僅限於此。我們沒有再說起過我的未來計劃。當我現在想起這段記憶的時候，我在想，她和父親是不是被我嚇到了，他們是否覺得他們不再能夠與我相處得好，他們已經失去我了，因為我屬於一個他們並不理解的文化。
儘管如此，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會為我支付大學和醫學院的學費和其他所有費用。不管我們的關係狀態如何，在我父母的文化中，不這樣做是難以想象的，而我對我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
因此，對我和我最親密的朋友來說，大學並不是夢想中的終點：它是一個需要儘早跨越的障礙。通常，在通過四年大學學習拿到學士學位之後，才能上醫學院，但是，醫學院偶爾也會錄取只上了三年大學的傑出申請者，只要他們上了所有的必修課程。我，還有我的同齡人，選擇了後面這個計劃，因此幾乎沒有選擇任何其他課程，而只選了必修的醫學預科課程（化學、生理學、生物學、物理學、脊椎動物解剖學，還有德語）。
我記得大學的哪些事情？整個大學三年我只上了三門選修課，全都是文學課程。我住在家裡，並且遵循一個極為嚴格的生活作息時間：勤奮學習、背書、在實驗室做實驗、整晚熬夜以準備考試，一週學習七天。
為什麼如此狂熱？為什麼如此匆忙？決定過一個現在所謂的“間隔”年，加入和平隊（那個時候還不存在這個組織），或者自願在其他國家參加人道主義工作，或者選擇在我的孩子和他們的同齡人中非常普遍的其他選項之一，對於我或者我的任何一個好朋友來說，都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醫學院入學的壓力始終存在。我們所有人都覺得，越快進入醫學院越好。但是我有一個額外的壓力：我需要鎖定與瑪麗蓮的關係。我需要成功，向她表明我將會有一個可靠的職業，並且將會成為一名重要的人物，這樣才能說服她嫁給我。她低我半個學期，她的法語老師極力勸她申請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該校立刻錄取了她。在她讀高三的時候，她女學生聯誼會的大姐姐建議她，她年紀還小，不應該這麼早就定下終身，她應該至少偶爾見見其他男孩。這我可接受不了，我至今還記得她約會過的兩個男孩的名字。她一離開家去上威爾斯利，我就變得對於失去她感到極其焦慮：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與她將會遇到的常春藤男孩競爭。我經常給她寫信，向她表達我的憂慮：我可能對她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她正在與其他男人約會，我可能會失去她。那個時候我的整個生活全都是關於醫學預科科學，而瑪麗蓮對那些毫無興趣。我保留著瑪麗蓮的信件，幾年前，那所大學的雜誌《威爾斯利》（Wellesley），發表了其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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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裡，我被焦慮壓垮了，入睡極其困難，我應該看心理治療師的，但是那時候似乎並沒有這個選項。然而，如果那時候我有像我自己一樣的治療師的話，我想我們之間的對話可能會是這樣的：
亞隆醫生：你在電話裡說，你的焦慮讓你快承受不了了。你能多說一點兒嗎？
歐文：看看我的手指甲，咬到肉都露出來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當我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我都把它們藏起來：給您看看。我的胸口悶得喘不過氣來。我的睡眠完全毀了。我用迪西卷[2]（Dexedrine）和咖啡來打起精神，整晚熬夜準備考試，現在我不吃藥就睡不著。
亞隆醫生：你在吃什麼藥？
歐文：速可眠（Seconal），每晚都吃。
亞隆醫生：誰給你開的藥？
歐文：我從家人那裡順來的。從我記事起他們倆就每天晚上吃一片速可眠。我懷疑失眠是遺傳來的。
亞隆醫生：你提到今年你有很多學業上的壓力。你之前睡眠如何——比如，高中的時候？
歐文：有時候我的性壓力太大了，我必須手淫才能睡著。但是總體上來說，我睡得挺好，直到今年。
亞隆醫生：這一點為你關於失眠是否是遺傳的問題提供了答案。你覺得你的同學有和你一樣的焦慮程度和睡眠問題嗎？
歐文：我表示懷疑——我認識的非猶太醫學預科學生肯定不是這樣。他們似乎更為放鬆。其中一位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棒球隊的投手，其他人經常約會，或者忙於聯誼會活動。
亞隆醫生：所以這表明，它既不是遺傳的，也不是環境導致的，而是一種特定的心理運作方式，也許我們應該說，它甚至是你對你的環境所採取的特有的反應方式。
歐文：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一個狂熱分子。每一門課、每一門考試，我都用功過度。每當任何一門考試的成績公佈的時候，全班同學的成績會畫成一個曲線，然後我的成績是個另類，遠遠超出得A需要的分數。但是我需要確定性：我很瘋狂。
亞隆醫生：為什麼如此瘋狂？你覺得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歐文：嗯，首先，猶太學生被醫學院錄取的比例是5%：這已經讓人很有壓力了！
亞隆醫生：但是你說你用功過度了。A還不足夠——必須是“超級A”。和你情況一樣的猶太學生，和你一樣瘋狂嗎？
歐文：他們也極其勤奮。我們經常一起學習。但是他們沒有我這麼瘋狂。也許家庭生活更加愉快一些。他們生活中有其他事情，約約會、打打棒球——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更加平衡。
亞隆醫生：你生活的平衡呢？怎麼樣？
歐文：85%的時間學習，15%的時間擔憂。
亞隆醫生：15%的時間擔憂是關於醫學院錄取的事嗎？
歐文：那是一部分，還有別的——我和瑪麗蓮的關係。我絕對地、極度地想要和她共度一生。我們整個高中關係都很穩定。
亞隆醫生：你現在經常見她嗎？
歐文：她接下來四年要在馬薩諸塞州的威爾斯利上學，但是我們幾乎每隔一天就寫一封信。我有時候會打電話，但是長途電話太貴了。我母親會因為這件事情給我臉色看。瑪麗蓮熱愛威爾斯利，並且有一個正常而健康的大學生活，其中包括見其他男生，每一次當她順帶提到她約會的某個哈佛男生的時候，我就會情緒失控。
亞隆醫生：你害怕……？
歐文：顯而易見——我怕她遇到能給她提供更多東西的男生——長得更帥、更高的社會階層、見多識廣的家人，他所面對的更好未來——所有這些。
亞隆醫生：你能提供的是……？
歐文：這也就是為什麼被醫學院錄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我不覺得我有其他什麼優勢可以爭取得到她。
亞隆醫生：你在和其他女生約會嗎？
歐文：沒有，沒時間。
亞隆醫生：所以你過著修道院式的生活？但是那肯定很困難，尤其是當瑪麗蓮不是這樣的時候。
歐文：對的！換句話說，我很專一，但她不是。
亞隆醫生：通常，那也是有很大性壓力的幾年。
歐文：是的，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被性弄得半瘋半癲了。我能做什麼呢？我總不能見一個女生然後說：“我愛上了另外一個人，她在很遠的地方，我只想和你上床。”所以我要撒謊嗎？那個我可不太會。我並不是一個你可以稱之為圓滑的人，眼下我只能忍受。我總是做白日夢，遇見一位漂亮、淫蕩的隔壁鄰居，當她丈夫出差的時候，對性無比渴望。那就完美了。尤其是隔壁這一點——不用在路上花很多時間。
亞隆醫生：歐文，我相信你的不舒服遠遠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我認為做一些治療對你有幫助——你身上肩負了大量的焦慮而你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去理解為什麼你的生活如此失衡，為什麼你需要用功過度，為什麼你認為你給不了別人什麼，為什麼你冒著把她趕走的風險讓這個女生如此窒息。我相信我可以幫助你，我建議我們開始每週見兩次。
歐文：一週兩次！我來這裡差不多要半個小時——然後還要半個小時回去。一週就是四個小時。我幾乎每週都有考試。
亞隆醫生：我預料到了你可能會以這種方式迴應我。所以我還想說明一點。我沒有說到這一點，但是我有強烈的預感，隨著你醫學學習的深入，你也許會對精神科有特別的興趣，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在一起花的時間會有雙重作用：這些時間不僅能夠幫助你，而且它們還會增進你對這個領域的理解。
歐文：我明白其中的好處，但是那個未來似乎如此……如此……遙不可及。焦慮現在是正在逼近的敵人，我擔心每週拿出四個小時出來在這裡談話所減輕的焦慮，也許比它帶來的還要多。讓我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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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想，我希望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了心理治療，但是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我不認識任何曾經做過心理治療的人。不管怎樣，我度過了那恐怖的3年。瑪麗蓮和我在一起作為輔導員度過了幾個夏天，這對我幫助很大。那些在夏令營的日子讓我遠離了學業壓力，我沐浴在對她的愛意之中，照顧年輕的露營者，一邊打網球一邊教網球，並且和對醫學之外的東西感興趣的球員交朋友。有一年我的搭檔輔導員是保羅·霍恩（Paul Horn），他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長笛手，在他去世之前，我們一直都是朋友。
除了這些夏季的插曲，我的大學時代毫無人情味兒，班上人數眾多，與教授的接觸極少。然而，儘管內心充滿焦慮，講座又無趣，但是我覺得我所選的科學課程的內容很吸引人。尤其是有機化學——我覺得苯環的優美和簡潔，加上無限的複雜性，簡直令人著迷，並且有兩個夏天，我通過教其他學生這門課掙到了零花錢。但是，我最愛的三門選修課——是文學課程：現代美國詩歌（Modern American Poetry）、世界戲劇（World Drama）以及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在這些課程上我覺得我活過來了，並且盼望著閱讀書籍和撰寫論文——我在大學裡寫過的唯一的論文。
我上的世界戲劇課在我的腦海中印象比較深刻。那是我上過的人數最少的課——只有40個學生，課程的內容非常有趣。在那個班上，我有唯一一次和老師深刻接觸的記憶，她是一位迷人的中年女士，金色的頭髮盤成了一個圓髻。有一次她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以一種最為肯定的方式，評論了我寫的關於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的論文，告訴我說，我的寫作手法高超，我的思想很有原創性，並且問我是否考慮在人文學科領域發展。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她光彩照人的臉龐——她是唯一知道我名字的教授。
除了德語課得了B+之外，大學裡我所有其他課程都是A+，但是即使如此，申請醫學院也是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過程。我申請了19所學校，收到了18個拒絕和1個接受（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接受了我，它沒有辦法拒絕一個平均分接近4.0的本校大學生）。不管怎樣，醫學院排猶的錄取比例並沒有引起我的憤怒——它是普遍存在的，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所以，我追隨我父母的榜樣，將它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我從來沒有采取激進主義者的姿態，也沒有對體制中存在的大量不公平感到氣憤。回過頭去看，我認為我的缺乏勇氣是由於我的自尊心匱乏——我採信了我的壓迫者們的世界觀。
我現在仍然能夠感受收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因為高興而引發的顫抖：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時刻。我跑到電話邊去給瑪麗蓮打電話。她試圖表現得很熱情，但其實她從來沒有懷疑過我會被錄取。我的生活從那之後就改變了——突然之間，我有了空餘時間。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再次開始閱讀。我報名參加大學網球隊，並且設法打了一場大學運動代表隊的雙打比賽，還參加了大學象棋隊，並作為第二臺次參加了幾場大學校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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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醫學院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不僅因為學業要求，還因為瑪麗蓮大三那年要去法國。我刻苦學習，背下我被要求學習的東西，也許比準備醫學預科的時候還要用功。我在醫學院唯一的快樂，來源於我一輩子的朋友赫布·科茨和拉里·扎羅夫的友誼。他們是我解剖實驗室的搭檔，我們一起解剖了一具屍體，我們將其命名為阿伽門農（Agamemnon）。
因為不願意再忍受與瑪麗蓮的分離，我在醫學院第一年的末尾，決定申請轉學到波士頓，並且，說來也怪，我被波士頓大學醫學院（Bos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作為轉校生錄取了，在瑪麗蓮從法國回來一年後，我們訂婚了。在波士頓，我在馬爾伯勒街上的一座大型的四層樓後灣區公寓租了一間房子，那是我離開家的第一年。從此，我的生活從內到外，開始變得更好。醫學院的一些其他學生也住在同一棟樓裡，我很快就開始交朋友了。不久，我們三四個人就每天一起坐車去學校。其中的一位叫鮑勃·伯傑，後來成了我一輩子的好朋友。後面會再多講一點關於鮑勃的事情。
我在波士頓上醫學院的第二年的主要項目是週末和瑪麗蓮見面。威爾斯利學院對於無年長婦女陪伴的女生在校園外面過夜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所以每一週，瑪麗蓮都必須虛構某個聽起來合理的理由在外面過夜，並獲得一位思想開放的朋友的邀請函。我們週末花一部分時間學習，沿著新英格蘭海岸兜風，參觀波士頓的博物館，然後在德根公園餐廳吃晚飯。
那段時期，我的內在生活也在改變。我不再狂熱，只有一點焦慮，並且終於開始睡得很香。即使在我讀醫學院的第一年，我就知道，我會進入精神病學科，雖然我只聽了幾次精神病學的講座，並且從來沒有和一位精神科醫生交談過。我認為甚至在上醫學院之前，我就已經決定選擇精神病學科了：它來自於我對文學的熱情，並且來自一個信念，那就是精神病學科讓我接近我熱愛的所有偉大作家。我最大的快樂是沉浸在小說的世界裡，並且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一個人一生中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寫一本優秀的小說。我一直都對故事充滿渴望，從我小時候讀《金銀島》（Treasure Island）開始，我就全身心投入在偉大的作家貢獻給我們的敘事之中。即使在我85歲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還是迫不及待地晚上回去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拉德茨基進行曲》（The Radetzky March）。我每天只看一點，免得一晚上就都看完了。就像在這本書中一樣，故事不僅是生活敘事，是對人類慾望、恐懼，還有對意義的追尋的探索，而我被完全迷住了，痴迷於戲劇的雙重意義——不僅關於一個特定的存在，而且是關於在整個文化中發生的平行過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奧匈帝國（Austrian-Hungarian Empire）。
作者在波士頓大學醫學院求學時的房間1953年
雖然我對文學有熱情，但是醫學也不是一個隨意的決定，因為我一直也對科學著迷，尤其是生物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而且，我還有強烈地想要對人有所幫助的願望，並將曼徹斯特醫生在我危急時刻提供給我的東西，傳遞下去。
[1] 希臘字母，分別是第19、第6和第16個字母。——譯者注
[2] 一種中樞神經刺激劑，Dexedrine是商標名，成分是右旋苯異丙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