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在加州和美國的其他地方，會心團體運動爆發了。哪裡都是會心團體——其中一些與治療團體如此相似，因此令我極為感興趣。挨著斯坦福的一個社群，位於門洛帕克的自由大學（The Free University in Menlo Park），張貼了幾十個個人成長團體的廣告。斯坦福宿舍的客廳主辦了各式各樣的會心團體：24小時的馬拉松團體、心理劇團體、T團體和人類潛能團體。此外，很多斯坦福的學生在附近的成長中心，比如伊莎蘭尋求團體體驗，或者像全國成百上千人一樣，參加EST[1]或者生命源泉（Lifespring）[2]，它們倆都有大型的聚會，但是經常分成更小的會心團體類型的團體。
我像所有人一樣感到困惑。這些團體，會像很多人擔心的那樣，是一種威脅，是社會解體的前兆？或者它們剛好相反？有沒有可能它們有效地加強了個人成長？宣揚的東西越是過分，狂熱者就越是喧囂，而保守派的迴應就越是尖銳。我觀察了由訓練有素的帶領者帶領的T團體，在我看來很多成員都獲益了。我也參加了相當隨意的心理劇團體，它令我擔心，讓我懷疑成員是否在心理上受到了傷害。我在伊莎蘭參加了一個24小時的裸體馬拉松團體，但是沒有對這一團體體驗的效果做後續追蹤。在我看來，15位成員中的有一些受益了，但是我沒有辦法知道講話很少的成員的效果如何。很多人讚揚這些新的實驗團體；許多其他人譴責它們。這一情況急需一些實證性的評估。
我在芝加哥舉辦的一場團體治療會議上，聽了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一名教授莫特·利伯曼（Mort Lieberman）的演講，對他的工作印象非常深刻。我們促膝長談直到深夜，並且頗有雄心地同意一起探究會心團體的效果。我們的興趣正好重疊：他不僅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而且他還接受了成為T團體帶領者和團體治療師的訓練。他計劃在斯坦福待一年，然後我們很快請到了馬特·邁爾斯（Matt Miles），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育和心理學教授，也是一位研究者和統計學專家，讓他加入了我們的團隊。我們3人設計了關於會心團體的有效性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會心團體在斯坦福校園相當普遍，很多教職員工擔心學生會從強有力的對質，毫無保留的反饋，還有團體反對現存社會體制的姿態中遭受傷害。事實上，大學行政部門對校園裡的這些團體是如此的擔心，以至於他們立刻允許我們對它們進行研究。為了確保有大量的樣本，大學甚至允許我們給參與會心團體的學生學分。
我們最終的研究計劃需要由210名學生組成的樣本，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一個控制組，或者20個團體中的一個，每一個團體總共見面30個小時。參加這個課程的學生可以獲得3個學分。我們選擇了10個目前流行的方法，每一種方法有兩個團體：
傳統的國家訓練實驗室T團體
會心（或者個人成長）團體
格式塔治療團體
伊莎蘭（感官復甦）團體
TA（溝通分析）團體
心理劇團體
錫南濃[3]（對抗性的“電椅”）團體
精神分析取向團體
馬拉松團體
無帶領者，由磁帶帶領的團體
下一步，我們在每一種方法中招募兩位著名的團體帶領專家。莫特·利伯曼開發了一大套工具以測量成員的變化並評估帶領者的行為，我們招收並培訓了一批觀察員，在每一次會面中對成員和帶領者進行研究。大學的人文研究專家評審組一同意我們的研究計劃，我們就開始這一令人難忘的項目——它將會是對這樣的團體所進行的最大型、最嚴格的研究。
在研究的最後，我們寫了一本500頁的專題著作，並由基本圖書公司（Basic Books）出版，名為《會心團體：首要事實》（Encounter Groups：First Facts）。整個結果令人印象深刻：大約40%上一學期本科課程的學生都有顯著的正向人格改變，持續至少6個月。然而，還有16位“傷亡人員”——在團體體驗之後6個月，報告感覺更糟糕的學生。
我撰寫了描述每一個團體的臨床發展和評估、帶領者的行為，還有對“高水平學習者”和“傷亡人員”的效果的章節。傷亡人員那一章獲得了來自會心團體運動反對者們的巨大關注，並且被全國上下幾百家報紙引用。它正好為保守的右翼勢力提供了他們想要的彈藥。另一方面，我關於高水平學習者（參加12次團體會面之後報告有持續的人格改變的大部分學生）的章節，沒有受到任何關注。這是最不幸的，因為我一直強烈地認為，這些團體，如果得到合適的帶領，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10年之後，會心團體運動逐漸消失了——在斯坦福的很多宿舍裡，它被《聖經》團體（Bible groups）取代了。而且，隨著會心團體的消亡，我們的書《會心團體：首要事實》也失去了它的讀者群，除了學者之外，因為他們發現很多研究工具很有用。我寫的所有書中，它是唯一一本已經絕版的。我妻子從來都不支持這個項目，因為它佔去了我很多時間，並且因為要參與一個重要的員工會議，我沒能在她生下我們第四個孩子本傑明·布萊克（Benjamin Blake）之後，開車把她從斯坦福醫院接回來。她記得這本書的一個評論者的評語：“這些作者一定是工作得非常賣力，因為這種平鋪直敘的文體是如此令人疲倦。”
***
我又花了兩年時間寫團體治療教科書（《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當我完成最終稿的時候，我飛到紐約去見大衛·漢堡以我的名義聯繫的出版商。我與基本圖書公司令人敬佩的創建者亞瑟·羅森塔爾（Arthur Rosenthal）共進了午餐，並選擇在他那裡出版，儘管其他出版社也提出邀約。回顧我在這些頁裡描述的生活，我回想起大衛·漢堡不僅大力支持我的研究，還促進了我的出版生涯的發展。
《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立即獲得了成功，在一兩年的時間之內，被美國大部分心理治療培訓項目列為教材；之後，它還在其他國家被列為教材。這本教科書歷經五次改版，對團體治療師的培訓起了重要作用，並賣出了超過100萬冊，隨著時間的推移，給了我和瑪麗蓮在財務上從未有過的安全感。和大部分年輕的精神病學教員一樣，我通過在週末的時候為各個精神病醫院做諮詢來增加收入，但是這本教科書一出版，我週末不再做諮詢，而是接受邀請做團體治療的講座。
在我教科書出版大約5年之後的一天，我整個獲取報酬的途徑徹底改變了，當時我在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給很多聽眾做講座。和往常一樣，我帶了一個我之前一週帶領的團體治療會面的錄像帶，我準備在教學的時候用。然而，福特漢姆的放映機壞掉了，技術人員最後無計可施，導致我一上午只能即興發揮，這一任務令我望而卻步，倍感壓力。下午的時候我做了兩場事先準備好的講座，然後與聽眾進行了漫長的問答環節，所以在一天結束的時候精疲力竭。在聽眾陸續退場的時候，我碰巧讀到了打印的項目書，並且注意到這次工作坊的費用是40美元（那是1980年）。我環顧了觀眾席，估計出有超過600人出席。我快速計算了一下，結果表明這次講座的主辦單位賺了超過20000美元，而他們只付給我400美元！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籤合同的時候都會分得每一次會議的合理份額，然後我講座的收入很快就令我大學的薪水相形見絀了。
[1] 維納爾·艾哈德（Werner Erhard）於1971年創辦的培訓機構，“EST”是Erhard Seminars Training（艾哈德研討會培訓）的簡稱，提供深度的個人和專業發展工作坊。——譯者注
[2] 創建於1974，是一傢俬人營利公司，提供新世紀（New Age）人類潛能培訓。——譯者注
[3] Synanon，幫助戒掉毒癮的集體心理治療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