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ermak）為我們做嚮導，帶著我和瑪麗蓮穿過土耳其西部的部分地區，然後回到伊斯坦布爾，這位醫生與我至今仍保持著聯繫。我們在伊斯坦布爾搭飛機前往雅典，然後登上去萊斯博斯島的渡輪。瑪麗蓮一直對詩人薩福[1]感興趣，後者於公元前七世紀曾住在萊斯博斯島，諸多女弟子環繞在她身邊。在所有翻譯我作品的國家裡面，希臘是最小的國家之一，但在我心裡佔據的面積卻最大。1997年，阿格拉出版公司（Agra Publications）的老闆史塔夫羅斯·帕索波洛斯（Stavros Petsopoulos）購買了我所有書籍的希臘文版權，並聘請了一對夫妻——雅尼斯·澤瓦斯（Yannis Zervas）和伊文吉尼雅·安德利賽納斯（Evangelia Andritsanou）擔任譯者。從此，我們家和他們開始了一段長久而有意義的關係。雅尼斯是在美國受訓的精神病學家，也是知名的希臘詩人，而伊文吉尼雅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兼翻譯家。儘管希臘在心理治療領域從未扮演過重要角色，並且只擁有約500萬的識字人口，但它很快就成為我在世界上擁有讀者數量最高的國家，而且我在那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知名作家。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第一次去希臘，不幸弄丟了行李，然後瑪麗蓮和我便輕裝上陣，旅遊了5天。後來我們又進行了兩次非同尋常的訪問。第一次是在1993年訪問土耳其之後，當時我為伊斯坦布爾的貝克科伊醫院的精神病學家開辦了一個工作坊。然後在博德魯姆帶領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個人成長小組，由18名土耳其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組成。博德魯姆是愛琴海邊的一個古老的小鎮，被荷馬（Homer）描述為“永恆的蔚藍之地”。這個團體努力工作了整整兩天，我對其中許多成員的成熟和開放印象深刻。在工作坊結束之後，其中一位精神科醫生艾薩·瑟馬克（Aya Cermak）為我們做嚮導，帶著我和瑪麗蓮穿過土耳其西部的部分地區，然後回到伊斯坦布爾，這位醫生與我至今仍保持著聯繫。我們在伊斯坦布爾搭飛機前往雅典，然後登上去萊斯博斯島的渡輪。瑪麗蓮一直對詩人薩福[1]感興趣，後者於公元前七世紀曾住在萊斯博斯島，諸多女弟子環繞在她身邊。
剛下輪渡，我們就看到一家小型摩托車租賃商店，我們興奮不已，馬上租了一輛老舊但看起來還能騎的摩托車去探險萊斯博斯島。一天行程將結束，太陽消失在大海里，這時摩托車發出最後一聲喘息，在一座廢棄的村莊外邊報廢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一家廢棄賓館的廢墟上過夜，瑪麗蓮發現一隻大型齧齒動物快速穿過四英尺[2]高的浴室，因此幾乎一夜沒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摩托車商店用一輛卡車載來另一輛替換車，我們的旅程才得以繼續。我們倆路過熱情的村莊，在小酒館裡閒逛，與其他客人聊天，看著悠閒自得的白鬍子老人喝著松香酒、玩著西洋雙陸棋。
2002年，我在新奧爾良又遇到了雅尼斯，我們在那裡參加美國精神病學協會舉辦的會議，而我獲得了宗教和精神病領域的“奧斯卡·普菲斯特獎”（Oskar Pfister Award）。我很驚訝自己得了這個獎，我問委員會為什麼會選擇我——一個公開的宗教懷疑論者，他們回答說，我比大多數其他精神病醫生都更多地面對過“宗教問題”。我的演講後來以一篇題為“宗教與精神病學”（Religion and Psychiatry）的專題論文發表，並被翻譯成希臘文和土耳其文。在演講結束之後，我和雅尼斯共進午餐，他代表史塔夫羅斯·帕索波洛斯邀請我赴雅典演講。
一年後，我們抵達雅典，然後又乘坐一架小型飛機飛行了45分鐘前往錫羅斯島，這是希臘的一座小島，雅尼斯和伊文吉尼雅在島上有一棟避暑別墅。由於時差的緣故，我總是需要適應幾天才能公開演講。我們在島上小鎮厄木波利斯島的一家小旅館休息，每天的早餐是自家烤的羊角麵包，搭配著無花果醬——來自庭前草坪上那顆茂盛的無花果樹。兩天後，我們計劃去雅典舉行新聞發佈會，但就在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渡船公司罷工，於是史塔夫羅斯訂了一架小型的四座飛機。
去往雅典的短程飛行中，我們的飛行員竟然讀過《當尼采哭泣》，他和我熱情地談論這本書。然後，機場的出租車司機也居然認出了我，一路上都與我分享《診療椅上的謊言》中他最喜歡的部分。到了希爾頓酒店，大約有20名記者參加了新聞發佈會。我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從來沒有舉行新聞發佈會。在這裡，我像一個真正的名人。
第二天，有2500人到酒店的宴會廳聽我的演講。門廊裡擠滿了人，以至於我只能迂迴通過地下廚房進場。由於只訂購了900副耳機，所以同聲傳譯的想法不得不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我把報告刪去了一半，以把時間留給接下來的翻譯。翻譯員本已準備好依照我的講稿工作，現在她陷入了恐慌，但好在最終克服了困難並表現出色。聽眾不停地用提問和評論打斷演講。其中有人激烈質問我為什麼不充分回答他的所有問題，幾近鬧場，最後警察不得不把他請了出去。
在演講結束後，我開始簽名售書，許多顧客都帶來了禮物——自產的蜂蜜、自釀的希臘葡萄酒、自己畫的畫。一位可愛的老婦人堅持要我收下一枚金幣，那是她逃離土耳其時父母縫在她衣服裡的，當時她還是個孩子。
那天晚上，我整個人沉浸在疲憊、滿足和被愛之中，但同時又對這種備受愛戴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做什麼，只能順其自然，儘量維持心理平衡。滿載禮物回到酒店房間，結果我們又看到另外一件禮物：一隻兩英尺長完全由巧克力製成的船，還帶著飄揚的帆。瑪麗蓮和我嚼得津津有味。
接下來的一天，我在雅典市中心的赫斯提亞書店簽名售書。雖然我前前後後在十幾家書店做過籤售，但這一次是籤售中的籤售。整個隊列從書店門口延續了八個街區，導致了大片的交通堵塞。人們不僅在店裡買了新書，而且還帶了以前買的書給我籤。書寫他們的名字很費勁，因為大多數都很陌生（例如，Docia，Ianthe，Nereida，Tatiana）而且很難拼寫。後來，只好讓讀者把他們的名字大大地寫在黃色紙條上，夾在自己書裡一起給我。很多人都在拍照，但這阻礙了隊伍前進，很快他們又被要求不要拍照。一小時之後，購書者被告知，我最多隻能籤四本；又過了一個小時，變成了三本；到最後，限一本新書和一本舊書。即使如此，籤售活動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我簽了超過800本新書，舊書的數量恐怕還要更多。最近，我聽說這家可敬的赫斯提亞書店關門大吉了，成為希臘金融危機的受害者，令人唏噓不已。
排隊購書的大多數顧客都是女性——一如我其他籤售會的情況——而且至少有50位可愛的希臘女性曾在我耳邊悄聲細語：“我愛你。”這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為了避免我動心，史塔夫羅斯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希臘女性經常使用這些詞，比美國人更為隨意。
***
10年後，當一位年邁的英國醫生找我做諮詢時，我又想起了赫斯提亞書店的籤售會。由於他對自己一輩子單身，對自己懷才不遇感到不滿，所以他對找我諮詢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想要我的幫助；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嫉妒我寫作生涯的成功，因為他相信自己也有寫作的天賦。在我們的諮詢快結束時，他講了一個困擾自己50年的故事：他曾在希臘的一所女子學校教了兩年英文，在歡送儀式結束之際，他正準備離開，一位年輕美麗的希臘學生給了他一個臨別擁抱，並在他耳邊低聲說：“我愛你。”從那以後，他就對那個年輕學生念念不忘，她的低聲耳語總在他心裡迴響，併為自己沒有勇氣踏上這條好像為他準備的生活道路而自我悔恨。我向他提供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但我知道，我唯一不能說的是：“當希臘女人說‘我愛你’時，對她們來說，這個詞的意思和美國或英國並不一樣。事實上，一天下午，有50個希臘女人在我耳邊說了同樣的話。”
赫斯提亞書店籤售會的第二天，帕提昂大學（Panteion University）授予了我這輩子唯一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站在一個宏偉的大禮堂，面對數量龐大的觀眾，禮堂牆壁上張貼著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伊壁鳩魯和埃斯庫羅斯的畫像，不禁令人肅然起敬。第二天晚上，瑪麗蓮在雅典大學（University of Athens）發表了關於女權主義問題的演講。這讓亞隆家族備感榮耀！
四年之後，2009年，我們再次訪問希臘。瑪麗蓮受阿尼納大學（University ofioannina）之邀，談論她的書《乳房的歷史》。知道我們要來希臘，奧納西斯基金會（Onassis Foundation）邀請我在雅典最大的音樂廳梅加隆，為我的新書《叔本華的治療》（The Schopenhauer Cure）做一場演講。
當我們到達雅典時，邀請方安排了私人行程——參觀新建的衛城博物館（Acropolis Museum），這裡幾周後才對外開放。一走進去，我們就嚇了一大跳，透過玻璃地板，在我們的腳下，層層疊疊的文明遺蹟追溯到數千年前。博物館的其他地方擺滿了埃爾金石雕（Elgin Marbles），埃爾金是一位英國人的名字，他把半數的石雕從雅典衛城運回了大英博物館。這些丟失的（有人說是被偷的）部分，以不同於原始顏色的石膏模型展出。如何將藝術作品歸還原產國，今天成為所有博物館困擾的問題。然而，站在這個國家，我們與希臘人感同身受。
在雅典梅加隆音樂廳演講2009年
雅典衛城博物館2009年
我們從雅典再飛往約阿尼納，瑪麗娜·弗瑞利-扎卡（Marina Vrelli-Zachou）教授邀請瑪麗蓮到約阿尼納大學發表演講，這所大學竟然有兩萬名學生。一如往常，當我聽到瑪麗蓮對觀眾演講時，我得意地坐下來，抑制住衝動，不讓自己大聲喊出：“嘿，嘿，這是我老婆。”第二天，東道主帶我們遊覽了鄉村，以及荷馬筆下的古代遺址多多納。我們在希臘圓形劇場待了很長時間，坐在兩千年前建造的座位上；然後，我們漫步到樹木叢林，那裡曾有神諭詮釋過烏鴉的語言。關於這個地方的一些東西——它的沉重，它的尊嚴和歷史——深深地打動了我，儘管我是懷疑論者，但我還是隱約體驗到神聖的感覺。
我們漫步穿過約阿尼納鎮，那裡毗鄰一個美麗的湖泊，最後來到一座可追溯到羅馬時期的猶太教堂，現在它仍然是城中小猶太社區的禮拜場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阿尼納幾乎所有猶太人都被殺害了，只有極少的倖存者返回。剩下的一群人是如此之少，以至於猶太教堂現在允許女性去充人數，因為按照猶太律法的規定，若要舉行宗教儀式，至少需要十名猶太男性。在集市上散步，看著老人們玩西洋雙陸棋，啜飲茴香酒，我們聞到了這鄉間美妙的氣味，但有一種芳香（果仁蜜餅）使我無法抗拒，我聞著香味來到了麵包房，在那裡我至少找到了兩打不同的品種。至今我仍然幻想能去約阿尼納隱居寫作，最好是在這家麵包店附近。
在約阿尼納大學的書店，我們兩個人都在籤售時，瑪麗蓮詢問店主我在希臘讀者中的受歡迎度。“亞隆是我們這裡最著名的美國作家。”他說。瑪麗蓮又問：“那菲利普·羅斯[3]呢？”“我們也喜歡他，”他回答道，“但我們把亞隆視為希臘人。”
多年來，記者們問起我在希臘受歡迎的情形，我總是說不出個所以然。我知道，儘管我沒有說過一句希臘語，但我仍然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甚至在美國，我對有希臘血統的人也感到格外親切。我對希臘的戲劇、哲學以及荷馬都很著迷，但它並不能解釋這種情況。這可能更像一種中東現象，因為我的讀者在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的比例也很高。
令人驚訝的是，我經常收到來自伊朗的學生、治療師和患者的電子郵件。我不知道在波斯語地區，我的書到底賣出了多少本：伊朗是唯一未經許可出版我的作品，而且也不提供版稅的國家。伊朗的同行朋友告訴我，他們對弗洛伊德、卡爾·榮格、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卡爾·羅傑斯和亞伯拉罕·馬斯洛的書都很熟悉，並且希望能與西方的心理治療師有更多的接觸。不幸的是，由於我不再出國旅行，不得不拒絕去伊朗演講的邀請。
今天，世界上有如此多令人驚駭的新聞，所有的人都變得疲憊或麻木。但是，每當新聞播音員提到希臘時，我和瑪麗蓮都會立即關注。我將永遠對希臘人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並很感激自己被視為希臘的榮譽國民。
[1] 薩福（Sappho），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古希臘“九大詩人”中唯一的女性。——譯者注
[2] 1英尺=0.3048米。
[3]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33—2018），美國當今文壇地位最高的作家之一，曾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