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平原上走著走著，突然迎面遇到一堵牆，這牆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這牆是什麼？……死亡。”
——劉慈欣
感覺亞隆總是在他的人生中去碰這堵看不見、摸不著的無邊無際的牆。那應該是與他作為猶太人的悲慘民族歷史相關，在他個人身上則與他14歲時的經歷相關。我在讀著亞隆的這本回憶錄時如是想……
那一年，亞隆14歲，正值青春叛逆期，與家裡霸道的母親處於互相看不順眼的時期。恰恰在此時，亞隆正值壯年的父親突發危險的心臟病，在亞隆的父親疼得滿地打滾，瀕臨死亡時，他那無助的母親為了能夠有控制感，用亞隆的話說，就是回到了原始的思維方式——如果發生了什麼壞事，一定有誰做錯了什麼。那個人在那個時刻就成了處處與自己作對的兒子。因而，當天晚上，亞隆記得他的母親不止一次地朝他大叫：“你——你殺了他！”
亞隆的母親讓亞隆感覺到：自己的任性、不敬、對家庭造成的動盪殺死了父親。
我認為，因為這段經歷，亞隆終其一生也沒有原諒他的母親。正如亞隆的分析師告訴他的：“多麼可怕啊，這一切對你來說肯定很糟糕！”這一切，對一個正在象徵層面弒父的青少年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多少年以後，老年的亞隆在他的回憶錄中仍然能聽見他母親尖銳的嗓音：“你殺了他，你殺了他！”
成為著名心理治療師的亞隆，在理智上知道母親的性格來源於她的原生家庭：不識字，20歲時就背井離鄉去美國討生活，不但要不停地勞作支撐自己的家庭，供一對兒女讀書成才，還要不斷地接濟困難的孃家。儘管如此，她從來就沒有得到過自己母親的承認。亞隆從沒有把這番對母親的同情與理解向她表達過，“謝謝你，媽，謝謝你”也只發生在亞隆晚年的夢中（見亞隆的《媽媽及生命的意義》[1]一書）。因而，心理治療理想化的結局——父母與子女之間因為交流而修通創傷，並未發生。讀完亞隆的這本回憶錄，居然未看見他對自己母親死亡這件大事的描述，我認為，亞隆至今對自己的母親仍然心存芥蒂。
亞隆的幸運在於14歲時他的父親沒有死，那個急診醫生不但救活了他的父親，也在精神上用他的共情和理解治癒了極端恐懼的亞隆，同時他也成了正處於青春迷茫期的亞隆一個認同的榜樣——“成為一個醫生，將他給我的安慰傳遞到其他人身上”。如此，我認為亞隆在生命的旅程中是個幸運的人，在他的回憶錄中，我看到，他將這種幸運貫穿於他生命的始終。
亞隆自從“父親事故”後，對母親的怨恨，或者很早以前就對母親的怨恨，或者也因為母親自己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而對自己的兒子也有的怨恨，以及因認同那個在自己極端恐懼時安慰了自己的醫生，這樣的動力（矛盾情感）使亞隆在自己的專業和人生中充滿了活力。誰說恨只是恨呢？
我很奇怪，在讀亞隆這本回憶錄時並沒有多少像對他的其他書籍一樣的觸動。我這也不是第一次被邀請為他的書寫推薦序，前兩次分別是為《日益親近》和《浮生一日》寫序，那時，是心有慼慼的。
但這次，我讀後沒有感覺，要不要推掉這篇文章？可是出版社很早就和我預約了，現在在人家的書臨出版之前推掉，這種事我又做不來，我只有認真地、精神分析式地想想或者感受一下，是什麼東西隔離了我的感受，儘管亞隆老是說精神分析的壞話（他自己實際上做過兩次並且長達數年的精神分析）。他第二次的分析是跟偉大的羅洛·梅一起做的，因而獲益匪淺，也為他創立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奠定了基礎。
直到我信心滿滿地來寫這篇文章，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呢？我問自己。
因為看了《流浪地球》的電影，我讀了劉慈欣的原著小說，那其中深深的死亡焦慮也激活了我對死亡焦慮的思考，那堵巨大的、無邊無際的死亡之牆橫亙在我們所有人的面前，我們前面一片漆黑……
我是因為恐懼這種漆黑而隔離了感受嗎？亞隆一次又一次地對死亡的直視，以及在80多歲時寫的這本多少有點像盤點人生、交代後事的回憶錄，無疑是會激活讀者的死亡焦慮的。
因為在亞隆的傳記裡找不到對他母親死亡的描述，這樣的人生大事件為什麼沒有出現在他的傳記裡，這樣的疏漏讓我對亞隆這樣大的心理學家直到80多歲還未達成與自己母親的和解，或者是還不能去提及母親的死亡多少感到一些失望。但是，我又問，為什麼他就一定要與母親和解呢？不和解自然有自己的理由，儘管我也這樣發出存在主義式的疑問。但，我還是心有不甘，直到我看到書架上由出版社寄給我的還未來得及讀的另一本亞隆的書《媽媽及生命的意義》。
在這本書裡，亞隆解答了所有的我對他與母親關係的疑惑。
“幽暗。或許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糾纏著我，心臟監視器、氧氣筒、點滴、七纏八繞的塑料管，這全部都是死亡的象徵。我閉上雙眼，滑入黑暗……我揮舞雙臂，拼命喊叫，聲音大到人人都聽得見：‘媽媽！媽媽！’我在被黑暗吞噬之前再度大喊：‘媽媽！我表現得怎麼樣？媽媽？我表現得怎麼樣？’”亞隆繼續寫道：“我從枕頭上爬起身來，想把夢境甩掉，即使在這時，這些字眼依舊哽在我的喉頭：‘媽媽！我表現得怎麼樣？媽媽？我表現得怎麼樣？’”
亞隆是多麼的沮喪，他問自己：“難道我的一生都以這名可悲的婦人為主要聽眾？終我一生，我都想要逃離、躲開我的過去——猶太小村莊、統艙、猶太區、猶太教徒祈禱時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猶太長袍和雜貨店。終我一生，我都在追求解放和成長。難道我既沒有逃脫我的過去，亦未擺脫母親？”
亞隆的這些夢出現在他的母親去世10年之後，也出現在他時日不多的晚年，讀到這裡時，我無比觸動，無論你如何了不起，那個內在的、母親的小孩總是會出賣你，如果要探究的話，這些與母親的糾結又意味著什麼呢？
中國人說“棍棒底下出孝子”。亞隆說，受虐兒童常常很難擺脫病態家庭的陰影，而慈愛的父母教養下成長的孩子往往沒有這方面的困難，好父母的天職就是讓羽翼已豐的孩子順利離家。
儘管死亡就如同劉慈欣描述的那堵牆，沒有人可以逾越，但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可以坦然赴死的。
而受母親（或任何行使照顧職能的成人）虐待的孩子內在總有一個聲音：你不好，所以母親不能愛你。而尋求母親的認可就如同亞隆夢中喊出的：“媽媽，我表現得怎麼樣？”
回到精神分析所有描述母嬰關係的理論上，母親的原初情緒關注，母親作為最初客體的鏡印功能型塑了嬰兒的原初自體印象。我的一個在人生重要階段都會出現危機的患者告訴我：我一直恐懼死亡，好像我直到現在，總在有意無意地尋求目光的關注。我的母親是個孤兒，我從小感到的家庭氣氛總是冷冷的，我的母親身上像裹了個盔甲，我接受了心理治療後與母親交談時，我發現她是不能觸碰早年的創傷的。比如，當我提到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我說，他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他該有多可憐！我母親會生氣地說：可憐什麼，他享受父親的撫卹金，那是多麼的幸運！
這看起來像是陽性賦義，我內心感慨道，也許中國人正是用這樣的人生態度來走出困境的。但是，比昂說：如果一個人不能去感受自己遭遇的苦難，痛就不是痛了，但，這不過是運用了一些原始的防禦，這種苦難會傳遞給下一代。科胡特說環境需要讓人能感受自己是個人……
人對於終有一死是有焦慮的，但是，如果好好地活過，是可以像亞隆一樣從容赴死的。而這種糾纏我的患者數十年的死亡恐懼不是因為我們必死無疑的現實，而是缺乏早年養育者溫馨的目光關注，對孩子來說，母性目光的溫馨關注就是生命的暖流，反之則是死亡般的寂靜。環境應該能提供人去感受自己的可能，不光是愛，還包括恨。溫尼科特說：人只有能感受恨時，才是完整的，才能真正成為人。
在亞隆的回憶錄中，他不是完美的，卻是完整的人。他對死亡充滿恐懼，但不影響他在人生中勇往直前，這本寫於生命晚年的回憶錄因為他自展缺陷而顯現出他人生的優雅，我也因此懂得了他為何總是很幸運，他因為怨恨過而整合了他的愛和恨，並因此內化了一個對生命充滿深情的整合的客體，因而在他的人生中總是與對生命的深情相遇。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想到了多年前一個美國同行對我說的話：“勤勞勇敢的中國人該是去面對自己情感的時候了，哪怕體驗一下痛呢？”
童俊
武漢市心理醫院
2019年2月18日
[1] 此書簡體中文版已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