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騎在蘭美達上，瑪麗蓮坐在後面，她的胳膊環抱著我。當我看車速表的時候，感覺風在我臉上吹過。65，68，71。我快到80了。我可以做到。80。我知道我可以做到。別的都不重要。車把在微微顫抖，然後越震越大，我開始失控了。瑪麗蓮在大聲叫喊，“停，停，埃夫，慢下來。我很害怕。請你停下來。好嗎，好嗎？”她一邊尖叫一邊捶我的背。
我醒了。心臟狂跳不止。我從床上坐起來，摸我的脈搏——超過100了。那個該死的夢！我對這個夢太熟悉不過了——我夢到過它很多次。我現在很清楚地知道這個夢是什麼引起的。昨晚在床上的時候，我讀了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自傳《一生漂泊》（On the Move），他在裡面描述了他曾經是“噸俱樂部”的一員，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是年輕的摩托車手，把他們的摩托車開到了一百碼以上。
這不僅僅是一個夢：它是對一個真實事件的記憶，我已經回放過無數遍了，既作為白日夢又作為夜間做的夢。我知道那個夢並且我恨它。真實的事件發生在我的實習期結束之後，我在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開始3年的精神科住院實習期之前，我有一個星期的假期。瑪麗蓮的母親同意在週末前後給我們看幾天孩子，然後我們坐上蘭美達出發去馬里蘭東海岸；就是在去那裡的路上發生了夢中的一幕。當時我並沒有想太多——也許我被瑪麗蓮的恐慌逗樂了。路上空蕩蕩的，我只是想加大油門。就像一個青少年，我對速度感到興奮，覺得自己絕對不會受傷。在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有多麼的輕率和愚蠢。我怎麼會把我的妻子也扯進這次特技表演，家裡還有兩個孩子呢？一心想跑到80碼，毫無保護，光著頭——那個時候頭盔還沒有發明出來呢！我討厭想到這一點，甚至現在也討厭寫到這件事。最近我的女兒伊芙（Eve），一名醫生，向我描述參觀一個滿病房都是癱瘓的年輕人的事，他們都是在摩托車或者衝浪板事故中摔斷了脖子，我聽的時候嚇得直抖。他們曾經肯定也覺得自己不可能受傷。
我們沒有撞車。最終，我恢復了理智，慢下來，然後在餘下的時間裡，我們安全地駛過馬里蘭東海岸迷人的小定居地。在回去的路上，當瑪麗蓮在午餐後睡午覺，我自己騎著車的時候，我騎到了水面浮油上，出了很糟糕的事故，把我的膝蓋嚴重擦傷了。我們中途暫時在一家急診室逗留。醫生清理了傷口，並且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抗毒素，然後我們回到巴爾的摩，沒有再發生小事故。兩天之後，就在我準備去住院實習期報到的時候，我出了疹子，然後很快演變成大面積的蕁麻疹。我對破傷風針中的馬血清產生了過敏反應，然後立刻我被送到霍普金斯醫院住院，因為擔心危及我的呼吸，需要做氣管切開術。醫生用類固醇給我治療，然後立即起效了，但是第二天我覺得好了，就中斷了類固醇的使用並出院。我第二天早上就開始了住院醫生實習期。然而那個時候，臨床上，類固醇還處在使用的早期，醫生並不明白要逐漸減少類固醇的用量，於是我就患上了急性的伴隨著抑鬱的戒斷綜合徵，接下來幾天裡有非常難消除的焦慮和失眠，以至於我需要大量使用氯丙嗪和巴比妥類催眠藥（barbiturates）來入睡。幸運的是，這是我唯一一次得抑鬱症。
在霍普金斯的第三天，我們第一年住院醫生要和非常令人敬畏的約翰·懷特霍恩（John Whitehorn）開啟動會議。約翰·懷特霍恩是精神科負責人，並且將在我的生命中成為一名重要人物。他是一個威嚴的人，極少露出微笑，他已經禿頂，頭頂四周有短短的灰色頭髮。他戴著金屬框眼鏡，幾乎所有人都怕他。我後來得知，即使其他科室的頭兒也對他極為尊敬，從來不直呼其名。我儘可能傾聽他說的話，但是因為缺少睡眠以及體內安眠藥的作用而如此疲憊，以至於早上我幾乎都不能動，然後在懷特霍恩醫生給我們致歡迎詞的時候，我在凳子上睡著了。［很多年之後，索爾·斯皮羅（Saul Spiro），一起當住院醫生的同道，和我一起回憶在霍普金斯的歲月，他告訴我，他對我非常尊敬，因為我有膽量在和老闆第一次開會的時候睡著！］
除了一些不嚴重的焦慮和輕微抑鬱之外，兩週之後我從過敏反應中恢復了，但是我被這次經歷嚇壞了，所以決定尋求心理治療。我向總住院醫師，斯坦利·格里本（Stanley Greben）尋求建議。在那個時代，精神科住院實習醫生做個人分析是很常見，甚至是必需的，然後格里本醫生推薦我見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師，奧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一位年長的華盛頓-巴爾的摩精神分析研究所（Washington-Baltimor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資深培訓分析師，而且她師出名門：她是由弗裡達·弗洛姆-賴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分析的，而後者接受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分析。我對我們的總住院醫師極為尊敬，但是，在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之前，我決定徵求懷特霍恩醫生關於我類固醇戒斷之後的症狀和開始分析的意見。在我看來，他似乎對此沒有興趣，然後，當我提到要開始分析的時候，他輕輕地搖了一下頭，並且簡單評論道：“我相信你會發現吃幾顆苯巴比妥米那[1]（phenobarbital）也許更加有效。”要記得，那可是在安定發明出來之前，雖然一種新的叫作眠爾通的鎮靜性藥物很快就要上市了。
之後我得知，其他成員發現我有膽識（或者有夠愚蠢）去向懷特霍恩醫生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覺得樂不可支，因為他以對精神分析的極度懷疑而著稱。他採取的是折中主義的立場，遵循著阿道夫·邁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學態度，後者之前長期擔任約翰·霍普金斯精神科的主席，是一位經驗主義者，聚焦於患者的心理、社會和生物構成。從那以後，我從來沒有向懷特霍恩醫生說起過我的精神分析體驗，他也從沒過問。
霍普金斯精神科有一個分裂的人格：懷特霍恩的觀點在四層樓的精神科醫院和門診部盛行，同時極為正統的精神分析派別管理著諮詢服務。總體上來說，我站在懷特霍恩的領土之上，但是我也參加諮詢部門的精神分析會議，尤其是由路易斯·希爾（Lewis Hill）和奧托·威爾（Otto Will）帶領的案例研討會，這兩個人都是敏銳的分析師，也是世界級的講故事者。我如痴如醉地傾聽著他們的臨床案例報告。他們聰明、靈活，並且對他們的患者極其投入。我對他們描述的與一位患者的互動方式感到驚訝：如此地體貼，如此地關心，並且如此地寬宏大量。他們是我實踐（和講述）心理治療最早的榜樣之一。
但是大部分分析師工作的方式非常不同。我一週見到做四次個人分析的奧利芙·史密斯，就是按照正統弗洛伊德派的方式來工作的：她是一塊空白屏幕，不會通過話語或者面部表情展現她自己。我每天上午11點從醫院騎著我的蘭美達去她位於巴爾的摩市中心的辦公室，只要10分鐘的路程。經常，我在離開之前忍不住要快速看一眼郵件，而這導致我每次都晚到一兩分鐘——明顯是對分析的阻抗，我們常常對此加以討論，但是徒勞無功。
奧利芙·史密斯的辦公室與其他四位精神分析師在一個套間裡，他們四個人都被她分析過。在那個時候，我認為她很老了。她至少有70歲，白頭髮，有點駝背，而且單身。有一兩次，我在醫院看到她去諮詢，或者在精神分析會議中見到她，在那些場合裡她顯得更加年輕和活躍。我躺在沙發上，她的椅子放在一端，靠近我的頭，我要仰起脖子往後看才能看到她，有時候就是檢查一下她有沒有睡著。我被要求自由聯想，她的迴應僅限於做解釋，它們極少是有幫助的。她偶爾對中立性的背離是治療中最重要的部分。顯然很多人覺得她很有幫助——包括那個套間裡接受她精神分析的人和我的總住院醫師。我永遠都不理解為什麼精神分析對他們管用對我不行。回想起來，我認為她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合適的治療師——我只是需要一個更加有互動性的人。有很多次，我都有一個不厚道的想法，那就是我在我的分析中學到的主要東西就是，怎樣不做心理治療。
在去奧利芙·史密斯辦公室的途中，巴爾的摩1958年
她的收費是每次25美元，每週100美元，一年5000美元，是我當住院醫生的年薪的兩倍。每個星期六，我穿著醫院的白大褂，騎著蘭美達快速穿過巴爾的摩的小街，通過為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Su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做體檢來支付我的分析費用，每次體檢給我10美元。
***
我一決定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開始住院實習，瑪麗蓮就申請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博士項目。她被錄取了，然後在勒內·基拉爾（Rene Girard）的指導下工作，勒內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法語專業學者之一。她選擇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和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作品中的審判之謎，然後在她的鼓勵之下，我也開始閱讀卡夫卡和加繆，然後接著讀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還有其他的存在主義作家。第一次，我的工作和瑪麗蓮的開始趨於一致。我愛上了卡夫卡，他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我也為加繆的《陌生人》（The Stranger）和薩特的《噁心》（Nausea）感到震驚。通過敘事，這些作家以一種精神科著作似乎從未有過的方式深入到了存在的深處。
我們在霍普金斯的三年，我們的家族人丁興旺。我們最大的孩子，伊芙，就在方形大院的庭院中上幼兒園，我們和其他住院醫生就一起住在大院裡。裡德，一個活潑、頑皮的孩子，當瑪麗蓮在離家只有15分鐘路程的霍普金斯大學校園讀博士的時候，他很容易就適應了家政工的照顧。我們在巴爾的摩的最後一年，維克多（Victor），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出生，那座醫院就在我們家一個街區之外的小山上。我們很幸運，生的孩子都健康、可愛，我期待每天晚上還有周末和他們一起玩耍。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我職業生涯的負擔，雖然我確定對瑪麗蓮來說可不是這樣。
我熱愛這3年的住院實習期。從一開始，每一位住院醫生都要管理一個住院病房，並且還要排班看門診。霍普金斯的環境和員工有一種南方的文雅特質，現在想起來很有古昔之風。精神科大樓，菲普斯診所（Phipps Clinic），有兩個住院病房和一個門診部，是1912年開業的，當時的管理者是阿道夫·邁耶，然後1940年由約翰·懷特霍恩醫生接任。這座四層樓的紅磚建築堅固而莊嚴；那位電梯操作員，四十年如一日的彬彬有禮。護理人員，不管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只要醫生一進入護士站，就會馬上起立——啊，那都是過去啦！
雖然數百位患者已經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但是我在霍普金斯看過的第一批患者，我都記得格外清晰。有一位叫莎拉·B.，一個得州石油大亨的妻子，因為緊張型精神分裂症（catatonic schizophrenia）而住院了幾個月。她很沉默，經常幾個小時固定一個姿勢不動。我與她的工作完全憑直覺：督導幾乎起不到任何幫助，因為沒人知道怎麼治療這樣的患者——他們被認為是無法觸及的。
每一天，就在住院病房長長的走廊外面的小辦公室裡，我會小心地和她見面，每次不少於15分鐘。幾個月的時間裡她完全一言不發，因為她從來不通過言語或者姿勢對我的任何問題做出迴應，所以都是我在說。我告訴她那天怎麼過的，報紙的頭條，我對患者團體會議的想法，我正在自己的分析中探索的問題，還有我正在看的書。有時候，她的嘴脣會動一下，但是沒有發出一個字；她的面部表情從來沒有變過，而她大大的，充滿悲傷的藍色眼睛一直盯著我看。然後有一天，當我正在念叨天氣的時候，她突然站了起來，走向我，然後在我嘴巴上狠狠親了一口。我大吃一驚，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保持著鎮定，並且，在大聲地說出我對這個吻的原因的猜測之後，我護送她回病房，然後飛奔到我督導的辦公室來討論這次事件。我沒有向我的督導承認的一點是，我相當喜歡這個吻——她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性，她的吻激起了我的性慾，但是我從來沒有一刻忘記我的角色是醫生。在那次之後，之前的情況又持續了幾周，然後我決定讓她嘗試一個療程的甲哌啶嗪（Pacatal），一種剛剛上市的新型鎮定劑（現在早就被棄用了）。讓所有人意外的是，莎拉不到一週就變了一個人，說很多話，並且一般都相當連貫。在我的辦公室，我們在一起聊了很久，關於她發病前生活中的壓力，我還評論了很長時間內與沉默的她見面的感受，以及我在那些會面中是否給她造成了任何疑慮。她立刻迴應道，“不，亞隆醫生。你錯了。不要那樣想。在那段時間裡，你是我的麵包和奶油。”
我是她的麵包和奶油。我從來沒有忘記那句話和那個時刻。當我和一位患者在一起，對正在發生什麼毫無頭緒，不能說出有幫助或者清晰的話的時候，這句話就常常回響在我的腦海裡。就在那些時刻，我會想起莎拉·B.，並且提醒我自己，一位治療師的在場、詢問、關注，會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對人有滋養作用。
我開始每週參加醫學博士、哲學博士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的專題研討會，他是霍普金斯另外一名正教授，和懷特霍恩醫生一樣，是一位經驗主義者，只能被邏輯和證據說服。他教會我兩件重要的事情：基本的研究方法，還有團體治療的基本原則。在那個時候，團體治療還處在初始階段，弗蘭克醫生寫了這個領域少有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每一週，住院醫生——我們8個人的頭擠在一起——從最早使用的單向透視鏡，在牆上一個大約30釐米見方的洞裡，觀察他的門診患者團體治療。在團體聚會之後，我們會和弗蘭克醫生見面，討論這次聚會。我發現團體觀察是一個相當有用的教學方式，多年後，我將它用於我自己的團體治療教學之中。
在其他住院醫生結束這門課程很久以後，我每週還是繼續觀察團體。在這一年的最後，當他不在的時候，弗蘭克醫生會讓我來帶領團體。從一開始，我就喜歡帶領團體：很明顯的是，團體治療為成員提供了內容豐富的機會，來給出和接受關於他們的社會自我的反饋。對我來說，它是一個適合於成長的獨特、珍貴的機會，允許成員去探索和表達他們人際自我的一部分，並且獲得來自其他成員對他們行為的反饋。一幫相互信任的人，提供和獲得如此誠實和建設性的反饋，還能在哪裡做到這樣呢？門診患者團體治療只有幾個基本的規定：除了完全的保密性之外，成員承諾下一次會面要到場，一直坦誠地溝通，並且相互之間不要在團體之外見面。我記得自己嫉妒那些患者，並且希望我是這樣一個團體中的一員。
和懷特霍恩醫生不同，弗蘭克醫生熱情而親切——在我做住院醫生的第一年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讓我叫他“傑裡”（Jerry）。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師，一個和善的人，在道德、臨床能力，還有做研究所必需的能力方面，皆是楷模。在我離開霍普金斯之後很長時間，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每次他來加州都會與我見面。很難忘的是，我們兩家一起在牙買加度了一週假。在老年的時候，他患上了嚴重的記憶問題，每次我去東海岸的時候，我都會去一個住宅中心看望他。我見他的最後一次，他告訴我，他每天都觀看窗戶外面有趣的事情，然後每天清晨醒來，他的腦海裡都是一片白板。他用手輕擦他的額頭，然後說，“嗖——前一天所有的記憶都被清除了。完全不見了。”然後他笑了，抬起頭來看我，給了他的學生最後一個禮物：“你知道嗎，埃夫，”他安慰地說，“還好，還好。”多麼親切、可愛的人啊。每當我想起他，我臉上都會帶著笑容。幾十年之後，我被邀請在約翰·霍普金斯做第一個傑羅姆·弗蘭克心理治療講座（Jerome Frank Psychotherapy Lecture），我感到極為榮幸。
傑裡·弗蘭克的團體治療方法，完全符合那個時候在美國心理動力學理論中流行的人際關係療法（interpersonal approach）。人際關係（或者“新弗洛伊德派”）療法是對更老的，傳統弗洛伊德派立場的修正；它強調人際關係在一個人整個生命週期中的重要性，然而老式的療法主要強調生命的最早期階段。這一療法起源於美國，主要基於精神科醫生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工作，以及移民到美國的歐洲理論家的工作，尤其是卡倫·霍妮（Karen Horney）和埃裡希·弗洛姆（Erich Fromm）。我閱讀了大量人際關係方面的理論文獻，並且覺得它非常合乎情理。卡倫·霍妮的《神經症與人的成長》（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是我當住院醫生期間畫重點畫得最多的一本書。雖然沙利文有很多東西可以教，但不幸的是，他是一位相當糟糕的作家，以至於他的觀點從來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重視。然而，大體上來說，他的著作幫助我理解了，大部分患者陷入絕望之中，是因為他們不能建立和維持相互滋養的人際關係。然後，在我看來，團體治療隨之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舞臺，可以在其中探索和改變與人打交道的不良模式。我對團體過程感到著迷，並且在我整個住院實習期間，帶領了很多門診和住院患者團體。
隨著我第一年的進展，所有的資料，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臨床症狀，我的督導們極具個性的方法——這些快要將我淹沒了，我渴望獲得某個全面的解釋體系。精神分析似乎是最可能的選項，並且那個時候美國大部分的精神科培訓項目都是精神分析取向的。雖然今天精神科主席通常是神經科學家，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大部分接受的是精神分析訓練。約翰·霍普金斯，除了諮詢服務之外，是一個很大的例外。
就這樣，我盡職盡責地與奧利芙·史密斯見面，每週四次，閱讀弗洛伊德的著作，並參加科室諮詢派別的精神分析取向會議。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我對精神分析取向變得越來越懷疑。我個人分析中的評論似乎不切題並且不準確，並且我漸漸覺得，雖然她想要對我有所幫助，但是她太過於被保持中立的命令限制住了，不敢向我顯露她的任何真實自我。此外，我逐漸相信，對早年生活，原始的性和攻擊驅力的強調，有嚴重的侷限性。
那個時候，除了一些軀體治療比如胰島素休克療法（insulin coma therapy）和電休克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之外，生物心理學療法所能做的並不多。雖然我親自執行過很多次這些療法，並且有時候見過效果奇好的康復，但是這些治療方法都是偶然發現的本質上不同的療法。例如，幾個世紀以來醫生觀察到，各種身體狀況，比如發燒或者瘧疾所導致的抽搐，對精神病和抑鬱症有很好的效果。因此他們尋找引起低血糖昏迷和癲癇的方法，既通過化學（Metrazol，卡地阿唑[2]），也通過ECT途徑。
在我住院實習期的第一年的末尾，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剛出版的一本名為《存在》（Existence）的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包括兩篇由梅寫的傑出的長文，幾篇翻譯自歐洲心理治療師和哲學家，比如路德維格·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歐文·施特勞斯（Erwin Straus）和尤金·閔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的章節。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雖然很多章節是用聽起來很深刻的語言寫就的，這種語言似乎旨在令人費解而不是讓人容易懂，但是梅的文章異常明晰。他清晰地講述了存在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並向我介紹了索倫·克爾凱郭爾（
Kierkegaard）、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其他存在主義思想家的相關見解。當我看我1958年買的羅洛·梅的《存在》的時候，我幾乎在每一頁都能看到表示贊成或者異議的符號。這本書向我表明，有第三條道路，除了精神分析思想和生物學模型之後，還有另外一個選項——這條道路是從過去2500年的哲學家和作家的智慧中提煉出來的。在我寫這本自傳的時候，瀏覽之前的舊書，我驚訝地發現，大約40年之後，羅洛在上面簽名並且寫下：“獻給埃夫，一位教我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同道。”這讓我熱淚盈眶。
我參加了關於精神科歷史的一系列講座，從菲利普·皮內爾[3]延伸到弗洛伊德。講座很有趣，但是，在我看來存在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我們這一領域是在18世紀從皮內爾開始的。在我聽的時候，我不斷地想到很久之前所有寫到過人類行為和人類痛苦的思想家——比如哲學家伊壁鳩魯（Epicurus）、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蒙田（Montaigne）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這些想法，還有羅洛·梅的書，使我相信，是時候開始一段哲學教育了，所以在我住院實習期的第二年，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霍姆伍德校區參加了一個為期一年的西方哲學史課程，瑪麗蓮也在那個校區學習。我們的教科書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在多年閱讀生理學、醫學、外科、產科教科書之後，這本書對我來說簡直是美味佳餚。
從那個概論課程之後，我就成了哲學的自學者，自己廣泛閱讀，並且旁聽霍普金斯的課程，後來還旁聽了斯坦福的課程。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怎麼將這一智慧應用到我的心理治療領域中去，但是，在內心深處，我知道我已經找到了我終生的事業。
在我住院實習期後期，我到附近的帕圖森特研究所（Patuxent Institute）進行為期3個月的見習，那是一個關押精神不正常的犯人的監獄。我為患者做個體治療，並且每天帶領一個由性犯罪犯人組成的治療團體——我曾經帶領過的最困難的團體之一。成員在花費說服我他們已經調整好了上的精力，遠比在解決他們的問題上多。因為他們被判處不定刑期——也就是說，他們要被一直監禁，直到精神病學家宣佈他們已經康復了——他們不情願暴露很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覺得我在帕圖森特的經歷非常吸引人，在那一年的最後，我確定我有足夠的材料來寫兩篇論文：一篇關於性變態者的團體治療，一篇關於窺陰癖者。
窺陰癖者的文章是那個主題上最早的論文之一。我指出窺陰癖者不只是想看裸體的女性：如果窺陰癖者要體驗到巨大的愉悅感，那麼就必須暗中觀看被禁止的東西。我所研究過的窺陰癖者沒有一位通過去脫衣舞廳、招妓或者看色情文學尋求滿足。第二，雖然窺陰癖者總是被看成是一種令人氣惱、古怪但是無害的犯罪，我發現並不是這樣。我所治療過的很多犯人，一開始只是窺陰癖者，然後朝著更加嚴重的犯罪發展，比如非法入侵和性侵犯。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我在醫學院裡做過的穆里爾的案例報告，然後就像我通過講一個故事引起了聽眾的興趣一樣，我關於窺陰癖者的論文是以偷窺者湯姆（Peeping Tom）的原型作為開始的。我的妻子，在努力獲得博士學位的同時，幫助我檢索到了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傳說的早期講述版本，她是11世紀的一位貴婦人，為了給市民們免除由她丈夫強加的重稅，自願騎著馬赤身裸體穿過街道。所有的市民，除了湯姆，通過拒絕觀看她的裸體來表達感恩。但是可憐的湯姆忍不住偷看了裸體的貴族，頓時眼睛就被刺瞎了。這篇文章立刻就被接收了，發表在《普通精神病學檔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
不久之後，我關於帶領性罪行犯人團體治療技術的文章發表在《神經與精神疾病雜誌》（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與我在帕圖森特的工作無關，我還發表了一篇關於老年痴呆症（senile dementia）的診斷的文章。因為住院醫生髮表論文並不常見，所以霍普金斯的全體教員給予了非常正面的反應。他們的讚揚令我感到滿足，但是也讓我有一點困惑，因為寫作對我來說很容易。
***
約翰·懷特霍恩總是穿著白襯衣，打著領帶，外穿一套棕色的西裝。我們住院醫生猜測，他有兩三套一模一樣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穿別的衣服。在每個學術年開始的時候，整個班的住院醫生都要參加他每年舉辦的雞尾酒會，我們都怕這個酒會：我們必須站幾個小時，穿著西裝和領帶，只給喝一小杯雪莉酒，沒有其他食物或者飲料。
在我們的第三年住院實習期，我和其他的5位也是第三年的住院醫生，每週五都要與懷特霍恩醫生一起度過一整天。在他訪談他的每一位住院患者的時候，我們坐在他辦公室旁邊一個大拐角處的會議室裡。懷特霍恩醫生和患者坐在軟墊座椅上，我們8個住院醫生坐在1米開外的木凳子上。有些訪談只持續10或者15分鐘，其他的持續一個小時，有時候會持續兩三個小時。
他出版的書《訪談和臨床人格研究指南》（Guide to Interviewing and Clinical Personality Study），那個時候是美國大部分精神科培訓項目的教科書，給初學者提供了臨床訪談的系統方法，但是他自己的訪談風格一點也不繫統。他極少詢問症狀或者痛苦的領域，而是遵循著一個“讓患者教你”的計劃。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仍然記得其中一些例子：一位患者正在寫關於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的博士論文，另一位患者是聖女貞德（Joan of Arc）方面的專家，還有一個是來自巴西的富有的咖啡種植園主。在這三個例子中，懷特霍恩醫生都會長時間地訪談患者，至少90分鐘，專注於患者的興趣。我們學到了許多東西，關於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歷史背景、針對聖女貞德的陰謀、波斯弓箭手的準確度、專業焊接學校的課程，還有所有我們想要知道的（甚至更多）關於咖啡豆的品質與它所生長的緯度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我感覺無聊然後想自己的事情，然後10分鐘或者15分鐘之後，不料一位有敵意、謹慎、多疑的患者現在更加坦誠地談到他的內在生活。“你和患者是雙贏，”約翰·懷特霍恩說。“患者的自尊被你對他的興趣和你願意從他那裡學習的態度提升了，你得到了啟迪，並且最終獲悉你需要知道的關於他的疾病的一切。”
在早上的訪談之後，我們在他寬敞舒服的辦公室吃一個持續兩小時的午餐，食物是在上好的骨瓷中用悠閒的南方風格提供的：一大盤沙拉、三明治、鱈魚蛋糕，還有直到今天我最愛的一道菜——切薩皮克灣蟹肉餅。談話從沙拉延伸到三明治，到甜點和咖啡，涉及很多個主題。除非我們將他引到別的方向上，懷特霍恩傾向於討論他關於元素週期表的新想法。他會走到黑板邊，把一直掛在他辦公室的元素週期表拉下來。雖然在來霍普金斯之前，他在哈佛接受的精神科訓練，並且是位於聖路易斯（St.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系主任，但是他一開始是一位生物化學家，並且對大腦的化學過程進行過大量研究。我記得我向他提過關於偏執思維（paranoid thinking）的起源的問題，他給了一個很詳盡的回答。有一次，當我正在經歷一個關於人類行為極為決定論的想法的階段，我向他提出，關於施加在一個人身上的所有刺激的全部知識，將會讓我們能夠精確地預測他或她的反應，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為。我將它與撞擊白球相比較——如果我們知道力度，方向和旋轉角度，我們就會知道被擊中的這個球的反應。我的立場促使他採取對立的觀點，一種對他來說陌生和不舒服的人道主義視角。在熱烈的討論之後，懷特霍恩醫生對其他人說，“毫無疑問，亞隆醫生從拿我開心中獲得了些許樂趣。”回想起來，他也許是對的：我確實回憶起來，我用計謀讓他採取了我通常信奉的人道主義觀點，是有那麼一點開心。
我對他唯一失望的一點，是我借給他一本卡夫卡的《審判》的時候，我喜歡這本書，部分原因是它以隱喻地方式描述了神經質以及沒有緣由的內疚。懷特霍恩醫生幾天後搖著頭把這本書還給我。他告訴我，他讀不懂這本書，他寧可和真實的人聊天。到那個時候，我已經在精神科待了3年，但是我尚未遇到任何一位對哲學家或者小說家的深刻見解感興趣的醫生。
在午餐之後，我們回去觀察懷特霍恩醫生的訪談。到四五點的時候我開始坐立不安，很想要出去，和我的固定球伴（一位醫科學生）打網球。住院醫生網球場就在60米之外，夾在精神科和小兒科中間，很多個星期五的黃昏，我一直期待著能出去，直到太陽的最後一絲光線消失殆盡，然後只能嘆一口氣，把我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訪談上。
在我培訓期間，與約翰·懷特霍恩最後一次接觸發生在我住院實習期的最後一個月。一天下午他召喚我去他的辦公室，當我關上身後的們，坐在他面前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似乎少了一些嚴肅。我弄錯了，還是我看出了友好，甚至是一絲微笑？在一段典型的懷特霍恩式停頓之後，他身子朝我靠過來，然後問我：“你對未來有什麼計劃？”當我說，我下一步是在部隊服兩年的強制兵役時，他愁容滿面地說：“你多麼幸運活在和平年代。我的兒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於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一臺該死的絞肉機。”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很抱歉，但是他閉上眼睛搖著頭，表示他不希望再繼續談他的兒子。他問我參軍之後的計劃。我告訴他我對未來還不確定，而且還要養活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我告訴他，我也許會在華盛頓或者巴爾的摩開始執業行醫。
他搖了搖頭，然後指著整齊擺在他的桌上，我發表的論文說：“這些發表的論文很說明問題。它們代表著一個人必須攀登的學術階梯的臺階。我的直覺告訴我，如果你繼續以這種方式思考和寫作，你會在一所大學的教學部門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比如約翰·霍普金斯。”他最後的話一直在我耳邊迴盪很多年：“如果你不追求學術生涯，將會是公然對抗命運。”這次會面的最後，他給了我一張他的照片，並且親自寫下題詞：“獻給歐文·亞隆醫生，帶著深情和欣賞。”它今天還掛在我辦公室裡。在我寫這一段的時候，我正看著它，不太自在地和“搖擺”喬·狄馬喬的照片放在一起。“帶著深情和欣賞”——現在當我思考這些話語的時候，我感到吃驚：那個時候我從來沒有在他身上認出這些情感。只有現在，當我寫這個的時候，我才記起來，他，還有傑羅姆·弗蘭克，的確是我的導師——偉大的導師們！我知道現在到了拋棄我完全是自學成才的想法了。
隨著我3年住院實習期的結束，懷特霍恩醫生也在結束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漫長職業生涯，我與其他的住院醫生和醫學院的全體教學員工一道，出席了他的退休晚會。我清楚地記得他是如何開始他的告別演說的。在利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教授（我的兒童精神病學督導，之後不久就擔任了哈佛精神病學系主任）生動的介紹之後，懷特霍恩醫生站了起來，走到麥克風前，開始用他慎重、正式的聲音說道，“有人說，一個人的品格可以從他朋友的品格中判斷出來。如果是這樣……”他停了下來，然後非常緩慢地，仔細地從左到右掃視了眾多聽眾，“那麼我肯定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在那之後，我只和約翰·懷特霍恩有過兩次接觸。幾年之後，我在斯坦福教書的時候，他的一位近親聯繫我，說約翰·懷特霍恩介紹他來找我做心理治療，我很高興能夠在幾個月的心理治療中為他提供了幫助。然後，1974年，在我和他面對面接觸15年之後，我接到了約翰·懷特霍恩女兒的電話，我從沒見過她。她告訴我，她的父親得了一次嚴重的中風，快要死了，指名要求我去見他。我完全驚呆了。為什麼是我？我能為他做什麼呢？但是，我當然沒有猶豫，第二天早上我就飛越整個國家，來到華盛頓，在那裡，和往常一樣，我住在我姐姐瓊，還有她的丈夫莫頓家裡。我借了他們的汽車，接上我的母親——她一直都喜歡坐著汽車兜風，然後開車去巴爾的摩近郊的一座療養院。我為我的母親在大堂安排了一個舒服的座椅，然後坐電梯去懷特霍恩醫生的房間。
他顯得比我記憶中的要小很多。他身體有一半癱瘓了，並且有表達性失語，使得他講話的能力大為削弱。看到我認識的人中最健談的一位，現在流著口水，艱難地找話說，是多麼令人震驚。在幾次欲言又止之後，他終於努力說出：“我……我……我很害怕，害怕極了。”我也很害怕，被一座偉大的雕像摔在地上，躺在廢墟中的景象嚇壞了。
懷特霍恩醫生培訓了兩代精神病醫生，他們中很多現在是頂尖大學的主席。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是我？我能為他做什麼？”
我到頭來也沒做太多。我表現得就像一個緊張的來訪者，拼命地搜尋安慰的話。我向他提起我在霍普金斯和他一起度過的時光，並且告訴他我有多麼珍惜我們一起度過的週五，他教了我很多關於訪談患者的知識，我是如何接受了他的建議並且成了一名大學教授，我是怎麼在我的工作中模仿他，帶著尊嚴和興趣治療患者，我是如何遵循他的建議，讓患者教導我。他發出了一些聲音但是不能形成詞語，終於在30分鐘之後，他陷入了深度的睡眠。我離開的時候身體在發抖，並且仍然對為什麼他會叫我來感到困惑。之後我從他的女兒那裡得知，在我拜訪兩天之後，他去世了。
“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了好幾年。為什麼要見一個貧窮的移民雜貨商惶恐不安、自我懷疑的兒子？也許我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兒子的替身。懷特霍恩醫生去世的時候如此孤獨。要是我能多為他做點什麼就好了。很多次我希望能夠有第二次機會。我應該多說一點我是怎麼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並且告訴他當我給患者做訪談的時候經常會想起他。我應該試著表達他正感受到的恐懼。或者我應該碰碰他，或者抓住他的手，或者親吻他的臉頰，但是我斷了這個念頭——我所認識的他一直都是一個拘謹，疏遠的人，此外，他是那麼的絕望，以至於他也許會將我的溫柔姿態體驗為一種侵犯。
大約20年之後，在一次午餐閒聊中，大衛·漢堡（David Hamburg）（在我離開部隊之後將我帶到斯坦福的精神病學系主任）告訴我，他在清理房間的時候，找到來自約翰·懷特霍恩，對我的任命表示支持的一封信。他給我看了那封信，我對它最後一句話感到震驚：“我相信亞隆醫生將會成為美國精神病學界的一名領導者。”現在，在我重新考慮我和約翰·懷特霍恩的關係的時候，我覺得我理解了為什麼在他臨終之前，召喚我到他身邊。他一定將我看成是可以傳承他的工作的人。我剛剛看了一眼掛在我桌子上方的他的照片，試著去捕捉他的目光。我希望通過我的微薄之力，將他的工作傳承下去，以慰他在天之靈。
[1] 一種鎮靜安眠劑。——譯者注
[2] 一種中樞神經刺激劑，Metrazol是商標名，大量服用會導致抽搐和休克。——譯者注
[3] Philippe Pinel，一位18世紀的醫生，他引入了一種治療精神病的人道療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