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柏．麦特（Gabor Maté）

　

加拿大知名医师兼畅销作家，坚信身心不可二分，专长为儿童发展与创伤、创伤对于生理与精神状态的影响（包括自体免疫疾病、癌症、ADHD、成瘾等等）。现已退休，但仍持续进行著述，并受邀前往世界各地演讲。撰有多本探讨注意力缺失症、压力、发展心理学、成瘾的著作，作品译为超过二十五种语言。

　

　

一直以来，人类凭本能知道身心是无法分割。但现代化带来身心二分的思维，使得我们对于身心是一体的认知，与理智所视为的真理，这两者产生分歧。很可惜，现在往往是后者这种观点胜出。

因此，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将呼应古老智慧的现代科学发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用意是希望读者能引以为鉴，觉察我们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以太多不自觉的方式，促成了折磨自己的疾病。

这本书不是什么教战守则，我比较希望它能作为读者转变的契机。因为守则是来自外界，转变来自内心。简单的教战守则已经很多了，类别涵盖身、心、灵，每年都有新书出版，我无意再增添一本。守则是先假定有什么地方需要矫正，转变则是为了真正痊愈，让整体趋于完整。建言、守则可能有用，但洞悉自我还有身心的运行会更有价值。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产生的领悟，能启动转变。对于想寻求疗愈的读者，可以从第一页第一个案例开始。诚如伟大的生理学家华特．卡农（Walter Cannon）所说，身体有它的智慧。期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和我们皆有的内在智慧连上线。

　

书中的案例有些取自名人传记、自传，其他绝大部分来自我看诊的经验，或是经受访者同意，让我引述他们的医疗与个人经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名字和一些情况已做过更动。

为避免本书令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仅有部分添加注解。

读者意见欢迎来信至[email protected]。

　

　

玛莉年纪四十出头，身材娇小、温文有礼，我为她看诊了八年，还有她先生和三个小孩。她很爱笑，害羞的笑容给人谦和的感觉，每次她还很年轻的脸庞流露喜悦，总让人很难不亲切回应。我现在想到她，心里都还觉得温暖，但也很难过。

我本来和玛莉聊得不多，直到有天她开始出现得病的迹象，这个疾病最终夺走了她的性命。起初只是一个看似无害的小问题：她的指尖遭缝衣针刺伤，过了几个月都没法愈合。这个问题肇因于雷诺氏现象，由于手指的小动脉紧缩，造成组织缺氧，严重可能导致坏疽，玛莉遇到的就是最糟的这种情况。她经过几次手术和住院治疗，手指还是会抽痛，不到一年便央求要截肢。等真的截肢是病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强力麻醉药都帮不了疼痛不已的她。

雷诺氏现象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伴随其他疾病发生。吸烟者罹患风险较高，玛莉从青少年时期就是重度吸烟者，我希望她戒烟后，手指的血流就能恢复正常。她失败多次后，终于成功戒烟，但不幸的是，后来证实她罹患的是更严重的疾病，雷诺氏现象只是前兆。玛莉被诊断出硬皮症，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全身性红斑性狼疮，还有许多疾病有时可看出是因自体免疫引起的，像是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连阿兹海默症也有可能。自体免疫疾病的共通点是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身体，损害关节、结缔组织或各种器官，例如：眼睛、神经、皮肤、肠道、肝、脑。以硬皮症来说，免疫系统会发动自杀式攻击，导致皮肤、食道、心脏、肺部组织和其他组织发生硬化。

为什么身体会发生内战？

医学教科书是单单从生物学的观点解释。在一些个案中曾提到毒素是诱因，不过大多数情况都视遗传体质为主因。医疗上也反映了这种局限于生理的思维，无论是玛莉的专科医师还是我这个家庭医师都没想过，她的哪些个人经历可能致病。我们不知道她病发前的心理状况，忽视心理对病情的影响，仅在生理上表现出病征时一一进行治疗：发炎疼痛就用药物治疗，要移除坏疽组织、要改善血流就动手术，要恢复活动力就做物理治疗。

有天我内心突然出现一个想法，觉得玛莉需要有人倾听，于是我跟她约诊，一小时左右，让她有机会谈谈自己跟她的生活。她开始诉说后，意外揭露了不为人知的故事。其实在玛莉温顺羞怯的外表下积压了大量的情绪。她小时候曾遭受家暴、被遗弃，辗转于寄养家庭间。回想起七岁时蜷缩在阁楼，把妹妹们抱在怀里，听酒醉的养父母在下面争执咆哮，她说：「我随时都很害怕，但我得保护妹妹，我才七岁，没有人保护我。」她从未向人提起这些创伤，就连结婚二十年的丈夫也不知情。她学会隐藏所有情绪，即便是对自己也是一样，因为童年时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见、展现脆弱，会置她于危险之中。只有不顾自己的感受，为他人考虑，她才有安全感。她从小被迫担任照顾者的角色，忘了自己也应受到照顾和倾听，也值得获得关爱。

玛莉说她无法拒绝别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满足别人的需求。就算病情已经恶化，她还是以先生和快成年的小孩为主要考量。得到硬皮症会不会是她的身体终于发出抗议，抗议她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或许她的身体只是在做她心智所做不到的事：摆脱从小被强加于身上、现在变成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期望，也就是不要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我之前为《环球邮报》写的第一篇医学专栏谈过玛莉的案例，当时我就说：「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学会拒绝，最后身体可能会代替我们反抗。」我也引用医学文献探讨压力对免疫系统的负面影响。

处理情绪的方式可能导致硬皮症或其他慢性病，这种说法让一些医师很不满。加拿大一间大医院的风湿科医师就写信给《环球邮报》的编辑，大力抨击该报刊登我的文章，批评我缺乏经验，也没有做过研究。

专科医师对身心连结嗤之以鼻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对健康的二元论看法（将整体一分为二），影响了所有我们对于健康与疾病的看法。我们试图将身体脱离心理来加以理解。我们对人的描述，不管健康与否，好像成长、生活、工作、玩乐、恋爱、死亡的环境，和身体运作是可以切割的。

医学不像其他领域都应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观察结果视观察者的位置而定。匈牙利裔的加拿大学者汉斯．塞利（Hans Selye）是研究压力的先驱，诚如他所言，科学家在尚未验证前做的推测，会影响与限制他们的发现。他在《生活的压力》（The Stress of Life）一书中写道：「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明白，一项科学研究的初衷和最后得出的结论，受研究者个人观点的影响程度为何。在如此依赖科学和科学家的年代，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重点[1]。」

越专精于自己领域的医师，对某个身体部位或器官知道的越多，也越不会去了解该身体部位或器官的主人。我在这本书中访谈的患者几乎都表示，他们的专科医师和家庭医师并未曾与自己一起探究个人生活的部分。

本书从压力对健康的影响着手，尤其是潜藏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从小形塑的模式，由于已根深蒂固，感觉就像自己的一部份。不过对我来说，本书最核心的是我能够与各位分享的这些患者生命历程。

并非所有我们需要的资讯，都能透过实验或统计分析加以验证。我们能借由双盲测试和最精确的技术做实验，但疾病不是每个层面都能简化成实验数据加以证明。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在《医学的限制》（Limits to Medicine）中写道：「用医学去认识疗愈、苦痛、死亡的意义，好比用化学分析去认识陶器的艺术价值。」

加拿大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可说是史上最伟大的医师，一八九二年他就怀疑与硬皮症相似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与压力有关。从他发表相关论述至今，一百多年来不乏支持他的科学证据，对此医界并未正视。我们在生病痛苦时仰赖现代科学，使科学地位提升的同时，却太急于舍弃前人的智慧。

美国心理学家罗斯．巴克（Ross Buck）表示，在现代的医疗技术与药理学出现之前，医师都必须靠安慰剂效应，鼓励病人相信身体自愈的能力。为了做到这点，医师必须倾听病人，和病人建立关系，并且相信自己的直觉。现在的医师好像很难做到这些，因为我们几乎全都仰赖仪器和「客观、科学」的诊断、治疗。

所以会有风湿科医师写信斥责我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比较惊讶的是几天后有另一封寄给编辑的信，而且不是反对的声音。寄件人是加拿大卡加利大学的临床医学教授诺尔．赫许菲德（Noel B. Hershfield），他说：「心理神经免疫学这个新领域如今已发展成熟，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贡献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大脑和免疫系统有紧密关联。……一个人情绪的组成和面对长期压力的反应，的确可能是许多疾病的诱因。我们治疗许多疾病，却仍不清楚它们的成因，诸如硬皮症、大多数的风湿病、发炎性肠道疾病、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以及其他众多疾病。」

这封信让我意外得知有个别的医学领域。什么是「心理神经免疫学」？就我的了解，它是研究身心互动的科学，研究在人类的成长与一生的健康与疾病中，情绪和生理学如何融为一体。这个词看起来复杂，但它只是在说，这个领域研究的是心理（心智和情绪）如何与神经系统有深入的交互作用，这个两者又是如何与我们的免疫防御系统连结。有的人称它为「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以显示分泌荷尔蒙的内分泌腺也与身体出现的反应有关。关于这些系统之间如何运作的新研究已经进行到细胞的层面。

几百年来许多医师已发觉，情绪深深关系到疾病的发生或康复。他们做研究、著书、挑战当时的医学观念，不过一九八五年发表在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社论，却信誓旦旦告诉大家：「生病直接反映心理状态的说法，基本上只是传言[2]。」

到医学图书馆或上网稍微浏览，就足以发现探讨这门学问的研究论文、期刊文章、教科书都有增加的趋势。相关资讯也经由书籍与杂志渐渐散播。一般民众在很多方面走得比专业医师前面，而且不受制于正统医学的观念，比较容易接受不能简单地把身心分开来看，还有，人体是奥妙的有机体，不是只把各个部位组在一起。

免疫系统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并非毫不相干。举例来说，有研究显示，年轻健康的医学院学生正常会有的免疫防御机制，在期末考的压力下会受到抑制。对他们未来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越孤单的学生，免疫系统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精神病住院患者的免疫力下降也与寂寞有关。慢性压力对身体的长期影响应该要被好好评估。考试压力是短期且易察觉的，但有很多人是不知不觉在压力中度过一生，就好像有人用强势、批判的目光在审视着，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悦那位审视者。我们很多人如果不是独自生活，也是处在情感匮乏的关系中，内心深处的需求没有被察觉或尊重。孤独和压力影响很多人，但这些人可能还以为自己过着相当令人满意的生活。

压力是怎么转化成疾病的？压力是情绪受到强烈刺激时，一连串复杂的生理和生化反应。生理学上，情绪本身是神经系统的电子、化学物质、荷尔蒙的释放／分泌。主要器官的运作、免疫系统的健全、循环系统的活动，都会和情绪相互影响。如果情绪被压抑，像是玛莉小时候为寻求安全感所必须做的那样，会让身体对抗疾病的防御瓦解。压抑是将情绪从意识抽离，打入无意识的范畴，会扰乱生理防御功能，以致有些人的防御系统出错，健康的守护者反倒变成破坏者。

我在温哥华医院的缓和疗护科当过七年医师，看到许多慢性病患者都有和玛莉类似的情绪经验。来接受缓和疗护的癌症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者，例如渐冻症，明显也是用类似玛莉的反应机制和方式在处理情绪。在我自己的家医诊所，我也观察到某些患者身上有一样的情况，这些患者求诊的病症有多发性硬化症、溃疡性大肠炎和克隆氏症等发炎性肠道疾病、慢性疲劳症候群、自体免疫疾病、纤维肌痛症、偏头痛、皮肤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几乎每位我遇到的重大疾病患者，在人生重要的层面上都从来不懂得说不。如果有人表面上看起来个性、境遇和玛莉大相迳庭，背后也一定有隐忍的情绪。

我照护过一位中年男子是癌末病人，在卖鲨鱼软骨治癌的公司当执行长。他转来照护科的时候，刚被诊断出癌症已扩散全身。他到去世前几天都还在吃鲨鱼软骨，并不是因为他坚信鲨鱼软骨的疗效。鲨鱼软骨很难闻，就算隔一段距离还是闻得到刺鼻的腥臭味，我光是想像吃起来的味道都觉得可怕。他说：「我讨厌吃鲨鱼软骨，但我如果不吃，我的生意伙伴会很失望。」我说服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绝对有权利不为别人的失望负责。

人为了适应生活养成的习惯可能致病，强调这点的可能性是非常敏感的。特定行为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好比说吸烟容易导致肺癌。但是就多发性硬化症、乳癌、关节炎而言，比较难证明它们和情绪的关联。患者除了遭受疾病打击，还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而自责。有位五十二岁因乳癌接受治疗的大学教授，就曾略带怒气地对我说：「我得到癌症是因为遗传，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前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那篇社论曾批判：「将生病和死亡视为个人的失败，这种对受害者的责难是极为令人遗憾的。病人已经受疾病所苦，不应再承担这个后果的责任。」

错怪这个问题很棘手，我们后面再谈。我只是要说，责怪谁有缺失这不是重点，讲这些只会模糊焦点。我们之后会看到，撇除道德上的疑义，怪罪病患本身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

那篇社论把责怪和责任搞混了。每个人都怕受到责怪，但都希望自己更尽到责任，也就是说，遇到状况有能力回应，而不是只能下意识反应。我们想做自己人生的主宰，为自己做决定。真正的责任是由意识产生的。西医有个缺点是把医师奉为唯一的权威，病人往往只是接受治疗的对象，我们被剥夺了真正为自己负责的权利。没有谁应该因为自己生病、离世而遭受责难。生病这种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对自己能了解的越多，越不容易变成被动的受害者。

我们不只有在理解疾病的时候要考量到身心关系，想了解健康也是一样。多伦多大学精神医学系的罗伯特．麦德（Robert Maunder）教授，曾经写过身心在疾病中的交互作用，他有次在访谈中对我说：「正视压力的存在并回答压力所带来的问题，会比忽视压力更能保持健康[3]。」任何一丁点资讯、任何事实都可能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情绪和生理之间有关联却不告诉大家，等于是抢走大家维护健康的有力工具。

身—心的思维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全新的概念。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引述色雷斯地区的医师对希腊医师的批评：「希腊的医师有很多疾病都不知道如何医治，无非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整体。医师把身心分开来看，是当今人体治疗的一大疏失[4]。」苏格拉底也说身心无法分离，而且是在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出现的近二千五百年前！

写这本书不旦让我确认了我一开始在玛莉的案例中谈论的观点，也让我学到很多。这段过程也是一段自我的探索，帮助我探究自己是如何压抑情绪。而促使我踏上这个旅程的是一间癌症中心的咨商师，当时我是去那里研究压抑的情绪在癌症中扮演的角色。很多有恶性肿瘤的人，对于心理或生理上的痛苦，以及愤怒、悲伤、抗拒等让人不舒服的情绪，似乎都会反射性地否认。咨商师问我：「你本身和这个议题有什么关联？是什么吸引你研究这个主题？」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七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午我到护理之家探望七十六岁的母亲。母亲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症，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疾病，后来她甚至无法自己坐起来，已经没办法再住在家里。三个儿子都会定期带家人去看她，直到她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去世。

那天我走过护理之家的走廊时脚有点跛，因为早上我的膝盖才因软骨撕裂做过手术。之前每次在水泥地上慢跑，身体都借由疼痛向我传达讯息，我却一直无视，结果就变成这样。当我打开母亲房门时，身体就自动切换，若无其事地踏着正常步伐到她床边打招呼。想要掩盖跛脚的事实是我不自觉的反应，在我发现之前，就已经做了。我后来才开始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不必要的举动，毕竟母亲她一定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五十一岁的儿子在膝盖手术十二小时后是跛着脚。

所以是怎么回事？在让母亲知道也无妨的情况下，我还是不假思索想保护母亲，不让她知道我脚痛。这已经是内建的反射动作，无关乎当下有谁需要我这么做。这个压抑来自于记忆，这是一种重新制定的反应机制，这个反应机制在我大脑还在发育、根本不可能察觉的时候，就已经铭刻在脑海里。

我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出生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布达佩斯都在纳粹的占领下。外公外婆在我五个月大时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阿姨也在被驱逐出境后失联，父亲在劳改营里被迫为德军和匈牙利军服务，我和母亲则在犹太人隔离区勉强活了下来。有几周她不得不和我分开，那是让我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否则我一定会饿死或病死。母亲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中，不难想像以当时她的心理状态，很少能给我慈爱的笑容和全部的注意力，而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用这些来铭记安全感和无条件的爱。其实母亲说过，很多时候她都深感绝望，只有想到我需要照顾，她才有动力起床。我很小就知道我得努力吸引注意力，尽量不造成母亲的负担，如果有疼痛、不安，最好不要表现出来。

在正常的亲子互动中，婴儿毋需特别付出什么努力，就会得到照顾。我母亲没办法像这样无条件照顾我，而且她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即便那些恐怖的遭遇没有发生在我们家，她很可能也做不到给我全然的呵护。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母亲的保护者，最初的情况是不让她察觉我有疼痛。这个由婴儿一开始出于防卫发展出来的应对方式，不久深化为固定的性格模式，五十一年后影响还在，让我在母亲面前隐藏身体上再轻微不过的不适。

我没想过写这本书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这本来只是知识上的追求，想去探究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希望或许能为人类的健康与疾病提出解释。虽然已经有前人走过相同的路，但永远有更多新发现。那位咨商师的提问让我正视自身压抑的情绪，我发现把跛脚藏起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因此，这本书不只描述我从其他人或专业期刊上所学到的，也包含我对自身的观察。压抑的机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我们某种程度上都会自我否定、自我欺骗，多数时候就像我「决定」掩饰跛脚时一样，都是没有自觉的。说起来健不健康就只是程度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或缺少一些因素，像是遗传、环境危害这些可能致病因素。所以当我告诉大家压抑是造成压力的主因、促成疾病的一大推手，并不是在指着谁的鼻子怪他「让自己生病」。写这本书的用意在于增进大家对身体的认识与照顾，而非责备与感到羞愧，这两件事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已经超载了。可能我对责备过于敏感，但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羞愧则是最强烈的「负面情绪」，我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会避免。可惜这种长期以来对羞愧的恐惧，反而让我们看不清现实。

　

玛莉在许多医师的全力医治下，仍然在确诊硬皮症八年后，因并发症病逝于温哥华医院。临终前纵使心跳薄弱、呼吸费力，她脸上仍带着和煦的笑容。每隔一阵子她会请我安排私下探视，即使在医院的最后几天也一样。她只是想聊聊天，大大小小的事都聊，她曾说：「只有你会听我说。」

我有时会想，当玛莉小时候受虐、担心害怕的时候，觉得要为妹妹负起责任的时候，假如有人在她旁边倾听她、理解她，不知道她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或许如果有可靠的对象一直在身边，她就能学会重视自己、表达自己的感受，在有人超越她的身体和心理界限时，明确表达愤怒。若这才是她的命运，她会不会还活着？

　

　

　

如果说娜塔莉在一九九六年的春天与夏天压力很大，可能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三月，她十六岁的儿子在戒毒中心待了六个月后出院。他前两年都因毒品和酒精一再被退学。五十三岁的娜塔莉原为护理师，她说：「我们很幸运能让他去住院治疗。他回家没多久，先是我先生被诊断出罹癌，接着是我。」七月，她的先生比尔因肠道恶性肿瘤接受手术，术后医师说癌细胞扩散到了肝脏。

娜塔莉不时会出现疲倦、头晕、耳鸣的症状，但都短时间内就会消失。她在确诊前一年感觉特别疲惫。六月因为晕眩做了电脑断层扫描，结果呈阴性。两个月后她头部的核磁共振却显示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会有的异常征兆，也就是中枢神经发炎，包覆神经细胞的脂性组织「髓鞘」受损、形成疤痕。

多发性硬化症是最常见的脱髓鞘性神经疾病，会损害中枢神经细胞的运作，其症状依神经发炎和形成疤痕的位置而有所不同，侵犯的部位大多是脊髓、脑干、视神经（视神经是传递视觉讯息至大脑的一束神经纤维）。若病变位于脊髓，会引起四肢与躯干的麻木、疼痛等不适感，也可能伴随肌肉僵硬或无力。若髓鞘脱失发生在大脑下方的小脑、脑干，会导致复视、语言障碍、平衡失调。若患者有视神经炎，会引起短暂失明。患者普遍都有疲倦的症状，严重程度远超出一般的劳累。

娜塔莉头晕的症状持续到了秋天和初冬，当时她先生比尔是在肠道手术后的恢复期，而且做了十二周的化疗，她一直在照顾他。过了一阵子，比尔已经能回去上班，做原本从事的房地产仲介。然后他在一九九七年五月进行第二次手术，切除肝脏肿瘤。

娜塔莉说：「比尔的肝脏被切除了75％。切除后，他的门静脉（将腹部器官的血液输往肝脏的主要血管）形成血栓，差点因此丧命。后来他头脑变得很不清楚，而且很好斗。」比尔在一九九九年去世，去世之前让娜塔莉受到的煎熬实在是难以承受。

美国科罗拉多州曾有研究人员针对一百位复发缓解型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做研究，这类型患者，时而没有任何症状，时而复发，反复交替，娜塔莉就是这一型的患者。研究发现，承受极端压力的患者，像是关系出现重大问题，或遭遇财务危机，病情恶化的可能性比其他患者高达近四倍[1]。

娜塔莉描述道：「我到一九九六年的圣诞节还是常常晕眩，但在那之后几乎没什么问题，只是走路有点不稳。除了比尔的术后问题──七八月的时候我带他看了四次急诊，其他一切都没问题。他看起来渐渐好转，我们都希望不会再有并发症，结果换我病情恶化。」比尔不再出现紧急状况后，娜塔莉以为自己能够喘口气，多发性硬化症却再次找上门。

「我先生觉得他不想做的事就不需要做，他一直都是这种人。他生病的时候，认定自己因为生病，所以什么事都不用做。他会坐在沙发上弹指，每次弹都让人吓一跳，连孩子们都对他很不耐烦。到了秋天，他病情好转，终于能让他跟几个朋友出门几天玩，我说：『他需要出门。』」

我问她：「那妳需要什么？」

「我当时已经受够了。我说：『带他出门几天，去打高尔夫球。』朋友就来把他接走。他才离开两小时，我就发现自己的病情恶化。」

她从这次经验学到什么吗？娜塔莉迟疑地说：「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助人者的角色脱身。但我就是做不到；如果有人需要帮忙，我就会帮。」

「不管自己发生什么事吗？」

「对，都过了五年，我还是学不会放慢步调。我的身体常常在抗议，但我就是停不下来。我一直学不会。」

在娜塔莉的婚姻关系中，身体有很多抗议的理由。比尔喝酒喝得凶，常常做出令她难堪的事。她说：「他只要稍微喝多了，就会变得很糟糕，一直和人争辩、挑衅别人、乱发脾气。我们出门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让他不开心，他会毫无理由当场破口大骂。这时我会马上转身离开，然后他就气我不支持他。我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就知道他不会在旁边照顾我。」

比尔从高尔夫球假期回来后，有几个月容光焕发。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对象是他们家的友人。娜塔莉说：「我心想，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我牺牲自己的健康，整个夏天都在你身边照顾。你性命垂危的时候，我在医院守了七十二小时，想知道你过不过得了这关。你出院后我也照顾你，结果这就是你给我的回报，我受到很大的打击。」

心理压力会增加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这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第一个对多发性硬化症进行完整临床描述的人。一八六八年他在演讲中谈到，患者症状发作和「长时间感到悲伤或焦虑」有关。五年后，英国一位医师描述的案例也与压力有关：「从病因学来看，有必要提到这位悲惨的患者告诉护士的秘密，她说她会生病是因为丈夫被她捉奸在床[2]。」

我在写这本书时，访问了九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其中八位是女性（此病的患者中，女性占六成）。在娜塔莉的故事中所显现的情绪模式，在这九位患者身上都能明显看到，差别只在有没有那么戏剧化而已。

我的访问结果与其他公开发表的研究相符。一九七○年有篇研究文章提到：「许多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者表示，他们觉得此一疾病的病因可能牵涉到情绪压力[3]。」长期以来都有医学研究者，将以下情形列为助长此疾病形成的可能因素：与父母亲其中一方的情感连结过度紧密、心理上缺乏独立性、情感与对爱的需求极度强烈、无法感受或表达愤怒。一九五八年在一项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中，将近九成的案例都显示：「发病之前……患者曾经历过人生痛苦的事件带来创痛，危害到他们身体的『保全系统』[4]。」

一九六九年，有项研究是从以色列和美国的三十二位患者身上，检视心理历程在多发性硬化症中扮演的角色。85％的患者都是在经历压力大到不行的事件后不久，开始出现症状，接着就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他们的压力源性质差异很大，有人是所爱的人生病或离世，有人突然失去生计来源，或者，有人家庭遭逢重大变故，重新适应生活超出自己能力的范围。长期的婚姻冲突也是一种压力来源，工作责任变重则是另一种压力来源。研究者写道：「这些的共通点是，患者逐渐认知到自己无法解决眼前的困境，从而觉得自己很失败、无能[5]。」这些压力没有文化差异。

另一项研究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与不是患者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患者那一组曾遭遇重大危机的比例是对照组的十倍，婚姻冲突是五倍[6]。

我访问的那八位女性患者，只有一位还维持着第一段的长期关系，其他人都已经分手或离婚。有四位在发病之前曾遭到身体或精神上的虐待，其他几位则缺乏伴侣的情感支持。

　

露薏丝是一位记者，她在二十四岁时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她先是出现短暂的复视，几个月后腿部出现麻刺感。发病前两年，她都和长她九岁的男性艺术家住在北极圈内一个原住民的小部落。现在的她形容那位艺术家心理状况不稳定，对方后来因躁郁症住院治疗。她回忆道：「我把他偶像化了，他很有才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可能也有点怕他。」

露薏丝发现在北极生活异常辛苦。「我本来是被保护得好好的西岸女生，住到北极圈内就好像搬去西非的廷巴克图。离开几年后我看了心理医师，他说：『妳能活着出来已经很幸运了。』那里满是酒、死亡、杀戮、孤独，没有出路。我其实很怕我的交往对象，怕他嫌我不好或生气。一段夏日恋情本来应该只维持几个月，结果却持续了好几年。我尽力在撑，最后是他把我赶走。」

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厕所是在屋外，零下四、五十度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他最后妥协，买了一个尿桶，让我在夜里解尿，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常排尿，对吧？」

我询问：「那是妥协？」

「对，没错。我们得把尿桶搬出去倒，但他不想做。有一晚他把尿桶扔到雪地里，叫我去用屋外的厕所。我还得搬水，因为我们没有自来水。我没得选，如果要跟他在一起，就得忍受这些。」

「我记得我说最想要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尊重。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重要，重要到我愿意为此忍受很多事。」

露薏丝说她在早年的生活中就已经极度需要别人认可，尤其是在母女关系中。「我把母亲的角色移植到他身上，母亲一直在掌控我的人生……告诉我要穿什么、怎样布置房间，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是过分乖巧的小女孩，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同，我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或需求。我总是在迎合父母对我的期望。」

　

芭芭拉是心理治疗师，名声很好，为很多慢性病患者做治疗。她本身也是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对于她神经上面那些发炎受损的斑块，可能与她的童年经历造成的压抑有关，她坚决反对。

芭芭拉是在十八年前发病。当年她邀请一位男性到她家住两个礼拜，不久后就爆发第一次病症。这位男性是她在矫正机关辅导的反社会人格者，她说：「他做过很多治疗，会邀请他是想给他机会重新开始。」结果这人把她家搞得乌烟瘴气，也扰乱了她的婚姻。我问她难道不觉得邀请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到她家，显示自己有严重的界限问题？

「对，也不对。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因为就两个礼拜。但很明显，我不会再干这种事。我现在界限很清楚，我有位个案还叫我界限女王，她也是治疗师，所以我们是拿这在开玩笑。只可惜我得经历这些才学会。我有时候会觉得，多发性硬化症是在惩罚我太愚蠢。」

芭芭拉提到疾病是种惩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慢性病患者常遭受谴责或谴责自己，认定生病一定是自找的。如果我的压抑／压力论点确实暗指疾病是惩罚，我会赞同芭芭拉拒绝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寻求科学解释不能掺杂道德教诲与批判。邀请可能对自己有害的人到家里来住是很不明智的决定，说这个决定是压力的来源且促使她发病，仅仅是在指出压力与疾病的关系。这里是要讨论压力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这个后果不是指惩罚，而是生理上的事实。

芭芭拉坚称自己和父母一直很相亲相爱。「我和母亲很要好，我们一直都很亲密。」

我说：「我们是在幼年时期学习建立界限，妳怎么到后来这么辛苦才学会？」

「我知道要有界限，但我母亲不知道。我们大多都是因为这样起争执，她分不清界限哪边是她、哪边是我。」

芭芭拉的引狼入室在研究上会被定义为主要压力源，但在那之前还有界限不明带来的慢性压力，却不是那么容易辨识得出来。童年心理界限模糊，成年后会成为生理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些个人界限不清的人因为与压力共存，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不断承受负面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界限一直遭人侵犯，可是，他们却学会将此一现实排除在意识之外。

备受推崇的内科学教科书提到：「多发性硬化症的病因仍然不明[7]。」虽然病毒感染可能是病因之一，不过大多数研究都驳斥这点。基因或许有影响，因为的确有些人种似乎与此病绝缘，例如北美的因纽特人、非洲南部的班图人。不过我们无法以基因解释哪些人会得此病，以及为什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发性硬化症医疗中心前主任、神经学家路易．罗斯纳（Louis J. Rosner）写道：「有可能因为遗传基因增加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但这种病不会遗传。就算身上有所有该病的基因，也不一定会得病。因此专家认为该疾病必定是由环境因子引发[8]。」

更吊诡的是，有些人在核磁共振检查或解剖时发现中枢神经系统有脱髓鞘的迹象，却从未出现多发性硬化症的外显病征。为什么在神经病理学上同样拥有这些症状，有的人却能逃过一劫，其他人只能任由疾病发展？

罗斯纳医师提到的「环境因子」可能是在暗指什么？

罗斯纳医师撰文介绍多发性硬化症，虽然立意良善，但在导致发病的原因，排除了针对情绪压力的探究。他总结道，自体免疫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他解释说：「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身体组织过敏，产生抗体，攻击健康的细胞。」但他忽略了有大量的医学文献，将自体免疫与压力和性格放在一起探讨，如此重要的关联在本书之后的章节里会有更完整的讨论。

一九九四年，芝加哥大学附设医院神经科做了一项研究，探讨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交互作用，以及这两者对多发性硬化症的潜在影响。[9]实验使用大鼠，显示战或逃反应受阻碍时，人为引发的自体免疫疾病会恶化。而原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动物正常的压力反应会保护自身。

在讨论压力相关文献中所描述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或是我访问的对象，处境都类似上述芝加哥大学医院研究中可怜的实验动物：童年经历的制约，让他们受到了可怕和长期的压力，削弱了他们启动战或逃反应的重要能力。真正的问题不在外来压力，像是那些研究中引述的压力事件，而是受环境制约的无助感，让人无法有战或逃的正常反应。由此引发的内在压力遭到压抑，从而消失了。到最后，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或是必须满足别人的需求，已经让人感觉不到压力，反而觉得很正常。此时防御力已告丧失。

　

薇若妮卡三十三岁，三年前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她说：「我有次严重发病，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的脚很痛，麻木和刺痛感一直往上延伸快到胸口，再往下延伸，反复来回三天。我还觉得很酷，因为戳自己完全没有感觉！我完全没有跟别人说。」最后是她朋友说服她去看医生。

「妳从脚到胸口都觉得麻木、疼痛，但妳都没有跟别人说？为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如果跟爸妈说，他们会担心。」

「但如果是别人从脚到胸部都感觉麻木、疼痛，妳会觉得不重要吗？」

「不会，我会催他去看医生。」

「为什么妳对自己比对别人差？有想到什么原因吗？」

「没有。」

我问薇若妮卡在发病前是否承受了什么压力，她给了我一个值得省思的回应。她说：「不尽然是坏事。」

「我是被领养的，养母一直要我去查亲生父母是谁，她催了我十五年，我才终于去查。我本来不想，但照着她的要求去做总是比跟她争吵来得轻松，总是这样。」

「我找到他们，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恶，我不可能跟你们有血缘关系。知道自己的家族史让我很有压力，我不想知道自己可能是乱伦强暴生下来的小孩。看上去是这样，没有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的生母什么都没说。」

「加上当时我被裁员了，等着领失业救济金。这之前几个月，我把男友赶走，因为他是酒鬼，我再也受不了了，理智不是用在这种地方。」

这些压力就是这名年轻女子口中的不尽然是坏事：养母不管她是否愿意，不断施予压力，要她去和不健全的原生家庭重聚；发现自己的生母会怀孕也许是遭到乱伦强暴（加害者是堂兄，她的生母当时十六岁）；财务上捉襟见肘；与酒鬼男友分手。

薇若妮卡对养父的态度是正面的，她说：「他是我的英雄，永远支持我。」

「所以妳母亲给妳压力的时候，妳为什么不去找他帮忙？」

「我没有跟他独处的机会，要找到他得透过母亲。」

「那妳父亲对这整件事有什么反应？」

「他就在旁边袖手旁观，但我看得出他不是很高兴。」

「和爸爸很亲是好事，但妳可能要找一个更有主见的人来当妳的英雄。而且要痊愈的话，最好能做自己的英雄。」

　

一九八七年，英国的天才大提琴家贾桂琳．杜普蕾死于多发性硬化症衍生的并发症，享年四十二岁。她的姐姐希拉蕊后来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压力导致妹妹生病，神经科医生都向她确认与压力无关。

正统医学的观点后来也没什么改变。多伦多大学多发性硬化症医疗中心提供的手册告知患者：「多发性硬化症虽非由压力造成，仍强烈建议患者远离压力。」压力当然不会「造成」多发性硬化症。发病无疑有许多因素相互影响。但压力与此并没有关联吗？我们所检视的相关研究以及患者的人生经历，都可见与压力有关联。贾桂琳．杜普蕾即是一例，她一生的经历说明了，因压抑情绪而生的压力会导致什么样的悲剧。

杜普蕾的听众常在演奏会中潸然泪下。有人评论她的演奏「令人屏息、让所有人如痴如醉」。她热情的演出有时极为激昂，冲击观众的情绪，在舞台上的呈现完全不受拘束，和私下个性不同：她在台上秀发飞扬、身体摇摆，比起古典音乐会的拘谨，更多的是摇滚音乐的狂放。有观众回忆道：「她给人的感觉是温柔娴静的乡村妇女，但大提琴一到手中就像变了一个人[10]。」

直至今日，杜普蕾有些演奏会录音仍无人能超越，特别是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名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绝望的氛围中，所作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他在一九一七年写道：「所有美好纯净清新甘甜的，皆一去不复返。」当时他已七十，已近迟暮。姐姐希拉蕊．杜普蕾在《狂恋大提琴》中写道：「贾姬能揣摩迟暮老人的心境，这项才能令人惊奇、难以解释[11]。」

令人惊奇没错，但难以解释吗？可能没那么难。贾桂琳．杜普蕾没有察觉二十岁的自己已经来到人生的暮年，再过几年她就会发病，结束音乐生涯。她不曾说出口的情绪蕴含了太多懊悔、失落、无奈。她能对艾尔加感同身受，是因为她自己也承受着一样的苦痛。他的肖像总是让她心神不宁，她告诉姐姐：「姐，他一生悲惨，又生了病，但他灵魂的光亮却能穿透这些。这就是我在他的音乐中所感受到的。」

贾姬这番话何尝不是在描述自己打从出生开始的命运？她母亲还和她在妇产科医院时，就听闻自己先生过世的噩耗。从那时起，贾姬和母亲之间形成一种共生依存关系，双方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她既不能只当小孩，也无法真正长大。

贾姬是很敏感的小孩，安静内向、偶尔调皮。练琴以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很温和。她的音乐老师说六岁的她「非常有礼貌、家教很好」。她向世人展现亲切温顺的面貌，在她就读的女校，学校秘书记得她是幸福快乐的孩子；在高中同学的印象中，她是「友善开朗的女生，和大家相处融洽」。

贾姬的内在则截然不同。希拉蕊叙述有天妹妹突然大哭着说：「在学校大家都不喜欢我，很糟糕，他们都笑我。」贾姬有次在访谈中描述自己是「被其他小孩排挤的那种孩子，他们会成群结党重复一些不堪的话」。她年少笨拙、不善社交，对念书没兴趣而且话少。希拉蕊说妹妹一直以来都不太会用言语表达自己。她的传记作者伊莉莎白．威尔森在《杜普蕾的爱恨生死》中写道：「有一些比较敏锐的朋友注意到贾姬阳光的外表下，开始浮现忧郁的阴影[12]。」

在生病之前，贾姬一向都不让母亲知道自己的感受。希拉蕊想起儿时有段回忆蛮令人发毛的，当时贾姬面色凝重地悄悄对她说：「妳不要跟妈妈说，等我长大，我会没办法走路、没办法动。」该如何解释这个骇人的自我预言？若不是无从解释的神秘现象，就是无意识深处的投射，孩提时的她已经觉得无法自主行动、备受束缚、动弹不得。而在那句「不要跟妈妈说」的背后是无奈，因为知道母亲接收不到自己发出的讯号，就算试着显现出阴影黑暗面，传达自己的痛苦、害怕、焦虑，也只是徒劳。许久之后多发性硬化症找上门，她这一生对母亲的不满全部爆发，突如起来就发怒，难以控制、夹杂咒骂。从前那个温顺的小孩变成充满敌意的大人。

贾姬对大提琴纵有再多热爱，心里有部分对大提琴名家这个角色仍是抗拒的。音乐名家的形象掩盖了真实的她，成为她抒发情绪唯一的管道，也是让母亲注意自己唯一方式。多发性硬化症让她得以卸下这个角色，她的身体在替她说不。

要直接违背世人的期望，贾姬自己做不到。她十八岁已万众瞩目，却羡慕另一位演奏生涯面临危机的年轻大提琴家。她对朋友说：「那个女生很幸运，她想要放弃音乐的话，大可以就放弃。但我不行，因为太多人在我身上花了太多钱。」大提琴带领她来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但也束缚了她。她太害怕失去音乐事业带来的损失，因此受制于天赋和家人的期许。

希拉蕊提过贾姬的「琴话声」，这是因为直接表达情绪的能力从小就已受限，遂以大提琴代自己发声，将所有激狂、痛苦、无奈以及所有愤怒都倾注到音乐中。贾姬在青春期时，有位大提琴老师敏锐观察到，她透过演奏，强硬用乐器表现出她内在的那股侵略性。当她投入在音乐中时，其他时候被淡化或消弭的情绪让她整个人活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演出看起来如此吸引人，常让人听了难过，用俄罗斯大提琴家米夏．麦斯基的话来说，则是「有点可怕」。

距离初演二十年后，贾姬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她向朋友诉说自己第一次上台的感觉。朋友说：「她面前仿佛有一道砖墙阻绝了她和外界的沟通，直到开始在观众面前表演的那一刻，砖墙才瓦解，她终于觉得自己能说话了。她在表演时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成年后她曾在日记里写到，她从来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只能透过音乐。

在多发性硬化症让她再也无法演出之前，她和先生丹尼尔．巴伦波因的关系是她生命最后阶段的重心。巴伦波因是在以色列长大的阿根廷犹太人，有魅力、有教养、有国际视野，年纪二十出头已是国际音乐群星中的超新星。他是风靡乐坛的钢琴和室内乐演奏家，也渐渐成为有名气的指挥家。贾姬和巴伦波因相遇，两人之间的音乐交流自然激荡出热情的火花，甚至可说是超凡的体验，一场恋爱与婚姻就此展开，童话般的爱情让他们成为古典乐坛的佳偶。

可惜贾姬婚后并没有比在原生家庭拥有更多自我。熟悉她的人很快发现她讲话出现融合美式与英式的口音，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怪。贾姬无意间采用了她先生的说话方式，显示她被个性更强势的先生同化。她再次将自己塑造成别人需要和期望的样子，希拉蕊写道：「她内心宽广的世界除非透过演奏，否则没什么机会展示。她必须是顺应当下情境的那个贾姬。」

正在她身上进行的神经疾病尚未被诊断出来，但她已开始出现虚弱、跌倒等严重症状，这时，她依循一直以来的模式，保持沉默。她掩盖问题，没有惊动先生，装作是其他原因让她动作迟缓。

她婚后不久，希拉蕊问过她，如何适应跟先生工作与私人关系都在一起带来的压迫感。她说：「只能说我不觉得那是压力，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爱音乐也爱我先生，在这两者上我都有很充裕的时间。」但很快她就逃离了先生和事业，开始认为她先生阻碍她做真实的自己。她短暂离开这段婚姻，和姐夫发生关系来表达自己的不快乐，同时也再次显现她缺乏明确的界限。她深陷忧郁，有段时间完全不想和大提琴有任何关联。回归婚姻和事业后，她随即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

杜普蕾的琴话声一直是她唯一的话语声。希拉蕊称之为妹妹的救赎。但那并不是救赎。她的琴声是为了观众，而不是她自己。群众喜欢她慷慨激昂的演奏，可是对她重要的人却不曾真正倾听她。她的音乐令观众哭泣、受乐评称颂，但没有人真正听她说。悲哀的是她自己也对内心的声音掩耳不闻。艺术表达本身仅是展现情绪的一种形式，但不是解决的方式。

贾姬辞世后，希拉蕊听着妹妹一九七三年演奏艾尔加协奏曲的BBC录音带，那场音乐会由祖宾．梅塔指挥，是贾姬最后一次在英国公开演奏。「调音一会，稍作停顿，演奏开始。我吓一跳，她放慢了节奏。几个小节后一切再明白不过。我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贾姬一如既往在用大提琴发言。我听出她在说什么了……我几乎可以看见她脸上的泪水。她在向自己道别，为自己演奏安魂曲。」

　

　

汉斯．塞利在《生活的压力》中写道：「自从远古海洋出现生命，有生命的物质与无生命的环境之间，或是不同的生物体之间，就不断地在相互交流[1]。」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尤其是情绪互动，以无数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理机能，可说几乎无时无刻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这本书中各位也会看到，人际互动是决定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了解心理机制、情绪环境和生理之间的微妙平衡，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塞利说：「这或许听起来很怪，你可能根本感觉不出来身体细胞在做什么，例如像是发炎，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关系。但我不这样想[2]。」

从塞利这本开创先河的书到现在，虽然中间多了超过六十年以上的科学探索，但情绪带来的生理影响仍未被正视。当今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态度依旧是认为，身与心有所不同，而且可以和所处环境分开来看，对压力的定义也过度简化。

医学上总将压力视为让人极为烦恼、但为单一的事件，例如突然遭到解雇、婚姻破裂、亲友离世。这些重大事件会为许多人带来沉重压力，但人生中还有其他慢性压力，长期下来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加剧，也更有害，这些来自内在的压力在看不出端倪的情况下让我们付出代价。

从小习惯巨大内在压力的人，反而会在压力消失的时候，感到焦虑不安、百无聊赖、失去价值感。塞利观察到，人可能会对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素和可体松上瘾。这样的人会希望能感受到压力，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让压力消失。

我们说自己有压力的时候，通常是在说我们被要求过多，让我们感到神经紧张，这些要求大多来自工作、家庭、感情、健康、经济状况。但神经紧绷的感觉不代表压力，严格来说，有压力不一定会感到紧绷。这里对压力的定义不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是一系列可测的生理反应，牵涉到脑、内分泌腺、免疫系统以及其他器官。而且我们很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处于压力之中。

塞利指出：「压力不只是神经紧绷，没有神经系统的低等动物甚或植物，也有压力反应。……失去意识的病患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或甚至是体外培养的细胞，压力也能被生成[3]。」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意识清醒，但是没有觉得自己处在什么情绪中，或是和身体反应脱节，压力也可能产生相当强烈的作用。动物实验和人体研究均显示，压力的生理反应开始运转时，可能从行为上看不出什么影响，主观上也没有察觉。

所以压力到底是什么？塞利将压力视为一种生理过程，是身体一系列发生范围广泛的事件，无论压力的成因是什么、个体是否觉察到有压力。生物体发现自己的存在或健康受到威胁时，体内产生的变化就构成了压力，这些变化外在不一定看得出来。神经紧绷有时是压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不是。有压力的人可能不觉得紧绷，而压力生理机制没有启动的人，却可能觉得很紧绷。

塞利以橡皮筋和钢制弹簧为例来说明压力：橡皮筋被拉长、弹簧被挤压形成的变化，有的肉眼可辨，有的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来。

塞利的比喻阐明一个重点：当生物体被要求达到的目标超出其能力范围时，就会有过度的压力，如同橡皮筋会断裂，弹簧会永久变形。启动压力反应的开关可以是身体受感染或受伤，也可以是情绪创伤或感受到情绪威胁，甚至可能是想像出来的。就算没有觉察到威胁，或认为自己承受的压力是「好的」，都可能引发压力的生理反应。

　

艾伦是四十七岁的工程师，几年前被诊断出食道癌。他描述自己在诊断出恶性肿瘤的前一年里，过着持续精进自我的生活，并且谈到「好的压力」。他口中「好的压力」不只让他的健康走下坡，也让他得以忽视人生中的痛苦，这些长期以来的痛苦持续在干扰他身体系统的生理运作。

艾伦的食道下段和胃上部遭肿瘤侵犯的部分都被切除。由于癌症扩散到肠道周围的淋巴结，五次化疗后白血球过低，无法继续化疗。

他不吸烟、不喝酒，一直认为自己过着健康的生活，所以得到癌症让他很震惊。但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胃不好」，常常消化不良、火烧心，也就是胃酸逆流进入食道。胃中分泌的胃酸对食道壁具有腐蚀性。食道和胃之间隔着一个肌肉阀，这个肌肉阀和人体复杂的神经机制会确保食物从咽喉往下移到胃，并阻止胃酸往回流。胃酸长期倒流会损害下食道表面，易导致癌变。

艾伦不爱抱怨，这个问题只跟医师提过一次。他脑筋动得快、讲话也快，做什么事都快。他以为是因为自己吃饭习惯吃得很快，才会胃食道逆流。这样想其实不是没有道理，但也有可能是压力造成胃酸过多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不受意识控制，负责调节心律、呼吸、内脏肌肉收缩等功能。

我问艾伦在诊断出疾病之前，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压力。「有，我一直有压力，但是压力有两种，一种是坏的压力，一种是好的压力。」在他的认知里「坏的压力」是他和雪莱十年来完全不亲密的婚姻关系，他觉得这是他们至今没有小孩的主要原因。「她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她没办法对我浪漫、亲密，没办法给我我需要的一切，我得到癌症的时候正好是这段婚姻让我最挫折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这件事影响很大。」他眼中「好的压力」则来自工作。在诊断出罹癌的前一年，他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每周七天。我问他是否有拒绝过别人。

「从来没有，我其实很喜欢别人找我帮忙。我几乎没有真正后悔过自己答应的事。我喜欢有事情做，喜欢接下任务，别人只要开口我就会答应。」

「得到癌症之后呢？」

「我学会拒绝，我常常拒绝别人，因为我想活下去！我觉得学会拒绝对病情好转很有帮助。四年前他们说我的存活率只有15％，我下定决心要活下去，目标是五到七年。」

「什么意思？」

「五年就很不可思议了，但我知道目标是随自己订，我想我还是作弊多活两年。七年后的话……」

「你是指七年后你会回到过去那种疯狂的生活吗？」

「对，有可能，我不确定。」

「天大的错误！」

「也许吧，这个之后再说。我现在很听话，真的，我对每个人都会拒绝。」

　

压力的经历有三个组成要素。第一是个体视为威胁的事件，可能发生在身体上或情绪上，是导致压力的刺激事件，也称为压力源。第二是接收压力源讯息并做出解释的处理系统。对人类来说，这个处理系统是神经系统，主要是脑。最后是压力反应，也就是为了回应威胁而在生理和行为上做出各种的调适。

很明显可以看出，压力源的定义由接收讯息的处理系统决定。受到地震惊吓会让许多生物体直接感受到威胁，但对细菌来说不会。丢掉饭碗对一个领着月薪养家的人来说极具压力，对可以领高额资遣费的高阶主管来说就没那么严重。

受到刺激的人是什么样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心理状态也同样重要。失业的高阶主管虽然有经济保障，但如果他的自尊和使命感完全建立在该公司的职位上，仍然可能感受到极大的压力。相较之下，他的同事更重视的可能是家庭、社交，或心灵追求。遭到解雇可能在一个人心里是重大危机，在另一个人眼中却是转机，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每个压力事件都是当下的独立事件，但也会与过去相呼应。我们感受到的压力强度和长期的效应，依不同因素对个体的独特情况而不同。每个人对压力的定义关系到个人的性情，更甚者，关系到个人的过去。

塞利发现受压力影响的体内组织或器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在内分泌系统中，可以看出肾上腺的改变；在免疫系统中，压力影响了脾脏、胸腺、淋巴结；此外则是消化系统中的肠道内壁。经历压力后解剖的大鼠，都出现肾上腺肥大、淋巴器官缩小、肠道溃烂。

这些结果源于中枢神经传导和荷尔蒙。身体中有很多荷尔蒙，荷尔蒙是可溶性化学物质，影响器官、组织、细胞的运作。某个器官要影响另一器官的运作，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至血液循环中，即内分泌荷尔蒙。感受到威胁时，位于脑干上方的下视丘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作用在附近的脑下垂体。脑下垂体是嵌在颅骨底很小的内分泌腺，受CRH刺激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素」（ACTH）。

ACTH经血液输送至肾上腺，也就是埋于肾脏上方脂肪组织内的小器官。肾上腺外层的皮质组织称为肾上腺皮质，本身也是内分泌腺，受ACTH刺激会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当中主要是皮质醇，又称可体松。可体松作用于体内几乎所有组织，从脑到免疫系统、骨头乃至肠道，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身体透过这一套错综复杂的生理制衡机制，对威胁做出反应，在这之中可体松是很重要的部分。可体松的立即影响是让压力反应稳定下来，减缓免疫细胞的活动，使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

这一串由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形成的组合称为HPA轴。HPA轴是人体压力机制的核心，许多后面章节会谈到的慢性病都牵涉到它。由于下视丘与脑部产生情绪的区域有双向交流，情绪能经由HPA轴直接影响免疫系统和其他器官。

塞利发现的三大变化──肾上腺肥大、淋巴组织缩小、肠道溃烂──便是由于ACTH刺激肾上腺、可体松抑制免疫系统并导致胃酸侵蚀肠道。许多病人使用可体松药物治疗气喘、结肠炎、关节炎、癌症等，会有肠道出血的风险，因此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药物保护肠道内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慢性压力让我们更容易形成肠道溃疡。此外，可体松还会造成骨质流失。忧郁的人体内会分泌高浓度的可体松，这就是为什么停经后较为焦虑、忧郁的妇女，比较容易骨质疏松与髋部骨折。

以上概述的压力反应不尽完整，因为压力几乎牵涉到体内所有组织。如塞利所述：「要勾勒出压力反应的轮廓，不只需要囊括脑、神经、脑下垂体、肾上腺、肾脏、血管、结缔组织、甲状腺、肝脏、白血球，还必须标示它们之间多重的交互作用[4]。」而塞利在进行此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时，压力会对许多免疫系统内的细胞、组织产生作用这点还不太为人所知。身体在面临威胁时的紧急反应，还牵涉到心脏、肺脏、骨骼肌、大脑的情绪中枢。

为维持体内平衡，我们需要启动压力反应。压力反应是非确定性的，没有特定成因，可能是对物理、生物、化学或精神上的攻击做出反应，或是要回应受攻击、受威胁的感知，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威胁的本质是破坏身体的恒定，而生物体的生理条件要维持在一特定的狭小范围内，才能生存并正常运作。要产生战或逃的反应，血液必须从内脏输送到肌肉，心跳也必须加速。大脑需专注面对威胁，忘记饥饿、性欲。储存的能量需转化成糖类才能供应身体，免疫细胞必须活化。肾上腺素、可体松与其他激素让以上任务得以实行。

这些运作都必须维持在安全范围内。血糖过高会导致昏迷；免疫系统过度活跃，不久便会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因此，压力反应或许可以不单单视为是身体对威胁做出的反应，也是身体在面临威胁时试图维持恒定。在一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举行的压力会议上，研究者用内在环境稳定的概念，将压力定义「为不和谐或受到威胁的恒定状态」[5]。在这样的定义下，压力源「是会干扰恒定状态的真实威胁或感觉到的威胁」[6]。压力源有哪些共通点？归根究底，所有压力源都让生物体感觉到没了维系生存的必要条件，或有失去的危险。失去食物供给的危险是一主要压力源。对人类来说，失去爱的危险也是一主要压力源。塞利写道：「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人类最大的压力源来自情绪[7]。」

有研究文献发现，导致压力的因素普遍有三种：不确定性、缺乏资讯、失去掌控[8]。这三者都出现在慢性病患者的生活中。许多人可能会有能掌控自己的错觉，后来才发现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决定和行为，都受到自己不知道的力量驱使。对某些人来说，要到生病了，才终于粉碎自己是在掌控中的错觉。

压力是生存必要的生理机制，所以如果说压力是疾病的根源，听起来很矛盾。要解开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我们必须区分急性压力与慢性压力。急性压力是身体面对威胁立即做出的短期反应；慢性压力是一个人暴露在压力源之下无法逃脱，可能是没有察觉亦或无能为力，因而长期启动的压力机制。

战或逃反应能帮我们在遇到立即性危险时生存下来，反应包含神经系统放电、荷尔蒙分泌、免疫反应改变。这些生理反应是为因应各种紧急情况，自然演化出来的。但同样的压力反应如果长期持续、无法解除，会造成伤害甚至永久性的损坏。可体松长期维持在高浓度会破坏组织，肾上腺素一直过多会提高血压、损害心脏。

有大量文献证明慢性压力会抑制免疫系统。有项研究比较两组人身上自然杀手细胞（NK细胞）这种免疫细胞的活动：实验组是阿兹海默症病患的照顾者（配偶），对照组是年龄、健康都与实验组相符的人。NK细胞是对抗感染和癌症的第一线士兵，能够攻击侵犯人体的微生物、破坏恶性突变细胞。研究发现，即使有些人的伴侣已经去世三年之久，照顾者的NK细胞一样受到严重抑制。而填写自己是社会支持度低的照顾者，免疫系统最不活跃，一如先前提过的医学生，在考试压力下，越孤单的学生免疫系统越脆弱。

另一项针对照顾者的研究是评估他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效。研究中，没有照顾者压力的对照组有八成的人对病毒产生免疫力，但在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照顾者中，仅有两成的人产生免疫力。长期照顾患者的压力会抑制免疫系统，让人容易感染流感。[9]研究也显示压力会延缓组织修复的速度。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照顾者这组，伤口痊愈的时间比对照组平均多九天。

压力越大，会造成越多的可体松经HPA轴分泌，而可体松会抑制发炎细胞的活动，减缓伤口愈合的速度。有牙医系的学生故意在自己的硬腭造成伤口，一次是在准备免疫学考试的时候，一次是在暑假，他们每个人的伤口都是在暑假愈合得更快。在压力下，白血球制造帮助伤口愈合的物质变少。

压力、受损的免疫系统、疾病，这三者之间常被观察到的关联，让更多人注意到塞利提出的「疾病的适应」论点。这种论点认为早期人类还在野外求生的时代，必须面对掠食者和其他危险，战或逃反应因此才不可或缺。可是在文明社会，虽然我们毋需再面临同样的生命威胁，战或逃反应仍会在没必要、也没帮助的时候启动。压力的生理机制常不恰当地受到激发，最后演变为疾病。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今战或逃反应存在的意义，和当初演化而来的原因其实没有差别：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存。只是我们感受不到用来警告我们有危险的直觉。我们的身体装有压力反应，但心智却没觉察到威胁。因此我们让身体持续处在生理压力中，仅隐约察觉到痛苦，或者根本毫无所觉。如塞利所说，人类现今最主要的压力源来自情绪，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是如此。人类就像无法逃跑的实验动物一样，发现自己被困在有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情绪模式中。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我们对自己经历的情绪似乎就越麻木不仁。我们不再能感受自己的身体正在经历什么，也因此无法采取保护自己的行动。压力带来的生理变化侵蚀我们的身体，不是因为战或逃反应已经过时无用，而是因为我们可能再也没有能力识别身体释放的讯号。

情绪和压力一样都是我们常用到的概念，但我们其实不清楚情绪确切的意思。情绪也和压力一样有几个构成要素。心理学家罗斯．巴克将情绪反应依自我觉察的程度，分为三个层面。

第三层情绪是内在的主观体验，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在这一层能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好比愤怒、喜悦、恐惧，以及伴随而来的身体感知。

第二层是别人看到的外显情绪，但自己不一定有所察觉。表现的方式是肢体语言，涵盖「非口语表达、习惯动作、声调、姿势、脸部表情、短暂碰触，甚至包含事情发生的时机、话语中的停顿。（这些）可能带来生理影响，但通常不被觉察[10]。」对自己传达出的情绪浑然不觉是很常见的，不过身边的人倒是把那些情绪看得很清楚。不管有意无意，我们在这一层的表达对别人的影响最大。

若是小孩显露出的感受让父母太过焦虑，他们第二层情绪的表现也是父母最难容忍的。巴克教授指出，父母处罚或禁止小孩表露情绪，会让小孩受到制约，在未来出现类似情绪的时候压抑自己，自己先封闭感受，以免招致羞愧感和拒绝。巴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能力会受到伤害……这人将来会不知道如何有效处理那些情绪以及情绪带来的渴望，结果就是感到无助[11]。」

研究压力的文献详尽记载着，不论是真正的无助或感觉上的无助，都极易引发压力的生理反应。后天习得的无助，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事人明明有机会从困境中脱身，却没这么做。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身处这种后来习得的无助状态中，例如被困在一段不正常甚至暴力的关系中、工作压力大、生活方式不是真的自由。

第一层情绪是由情绪刺激引起的生理变化，像是神经系统放电、荷尔蒙分泌、免疫反应改变等为因应威胁而生的战或逃反应。这些反应不受意识控制，也无法从外表直接观察到。它们就这样发生了，发生时我们可能没有自觉，也没有情绪表现。虽然这些反应有助于我们应付紧急威胁，但若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抗或避开此威胁，长期下来同样的压力反应反而会变得有害。

罗斯．巴克说，自我调节「有部分包含获得情绪能力，也就是以良好、适当的方式，处理感受和欲望的能力[12]。」情绪能力是假定为我们社会中普遍缺乏的能力，因为「冷静」（不带情感）的风气盛行，小孩常会听到大人说「不要这么情绪化」、「不要这么敏感」，而理性做为情绪性的反面，才是更为社会所推崇。

　

情绪能力包含：

• 能感受自己的情绪，才能察觉自己是否正处于压力中。
• 能有效表达情绪，才能确认自己的需求和维护自己的心理界限完整。
• 能分辨自己的心理反应是否切合当下情境，还是反映了过去遗留的影响。我们的所欲所求应符合当下的需要，而不是从童年而来的无意识、未获满足的需求。如果过去和现在分野模糊，我们会在无损的地方误以为自己有所损失，或以为自己面临损失的风险。
• 能察觉真正该满足的需求，不会为了得到接纳或认可而压抑自己。

欠缺这些情绪能力的话，压力就容易形成，破坏身体的恒定。长期如此会让健康状况不佳。本书里每位患者的故事中，都至少有一部分的情绪能力受到伤害，而当事人往往全然不知。

我们需要提升情绪能力，不让隐性压力危及健康。我们需要重拾情绪能力，照顾好自己。我们也需要培养孩子的情绪能力，作为最有效的预防针。

　

　

艾莉莎和她先生彼得想来寻求第二意见。因为艾莉莎等于被宣判了死刑，他们希望我能推翻这个结果。

艾莉莎是年纪四十出头的小学老师，来找我的一年前，她手上的小肌肉开始萎缩，拿取东西越来越困难，也会无缘无故跌倒。艾莉莎去找加拿大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高登．纽菲德博士寻求建议（他在学校系统担任顾问，艾莉莎因此认识他），相信自己「只是压力大」，而不想从医学的角度寻求答案。

艾莉莎强迫自己继续上课，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为身体着想，但她仍努力维持正常生活。纽菲德博士回忆道：「她工时非常长，体力超支，我没看过把自己逼到那种程度的人。」艾莉莎勉强才能拿起笔来，所以常为了把学生的作业改完，熬到大半夜。然后早上五点半便起床好提早到校，用僵硬的手握紧粉笔，在黑板上凌乱地写下当天上课的内容。随着情况恶化，她终于愿意转诊至渐冻症的国际权威安德鲁．艾森（Andrew Eisen）医师。经过电生理测试、临床检查，艾森医师确信她患有渐冻症。此时，彼得和艾莉莎请我重新判读检查结果，希望我能有不同的发现，挑战专科医师的看法，或更精确地说，是希望我能证实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有这些症状纯粹是因为压力导致。但是无可否认，艾森医师的诊断没有错，如他所说：「这是典型的案例。」

　

渐冻症初期症状视脊髓或脑干最先受攻击的位置而定：患者可能会肌肉抽搐或抽筋、出现语言障碍，或者吞咽困难，最后失去行动能力、四肢瘫痪，无法说话、吞咽、呼吸。除了一些据传康复的案例，病发后通常活不过几年，约五成的患者在五年内不敌病魔，不过也有人可以存活很久。渐冻症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不同的地方在于，患者虽然失去活动力，智力却没有减退。加拿大的心理学家苏姗娜．贺谨（Susannah Horgan）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描述：「渐冻症患者必须面对残缺的身体搭配健全的心智，多数患者在自己的故事中都会提及这件事为他们带来的痛苦[1]。」

造成渐冻症这种神经退化的原因还不清楚。有些证据显示可能与免疫系统关，包含神经系统中扮演免疫角色的细胞失能。微胶细胞具有保护大脑的功能，但过度活化反而有害。一九九五年《科学人》杂志有篇文章引用了振奋人心的初步数据，指出可能是微胶细胞引发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氏症与渐冻症[2]。

艾莉莎和彼得对渐冻症的反应令人讶异，他们迫切想从自己悲惨的处境中寻求解套。彼得是退休工程师，他会埋首研究艰涩的肌肉电生理学，引述意义不明的研究，提出让专家听了会寒毛直立的理论。他常常在艾莉莎回答我的问题时插嘴，艾莉莎则会在回答问题时，将眼神瞥向他，像在征求他的同意。显然他无法接受艾莉莎可能会死这件事，他感到害怕，而艾利莎不愿承认医师的诊断这点，也绝大部分是为了他。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和两个独立的个体对话，而是和一个个体、但有两个身体的人说话。纽菲德博士说：「艾莉莎没有办法有和彼得不同的想法，她在谈论彼得时，也显示不出他们是不同的个体。」

另一个同样明显的问题是，艾莉莎不会用语言表达情绪。她没有词汇可以直接描述自己的感受：任何与情绪有关的问题，她都用她是怎么想的来回答，过度深入，但却很难理解。她对世界的认知似乎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上，而不是实际的感受。纽菲德也同意：「她的情绪好像都被冻结了。」

让艾莉莎结冻的原因是她十分害怕被抛弃。她一出生就遭亲生父母弃养，也从未与养母建立连结关系。纽菲德博士在艾莉莎去世前三年对她了解很多，他说：「那段关系是空白的，根本等于没有。艾莉莎的养母偏爱另一个小孩，无论艾莉莎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到了青春期她终于变得疏离，因为她放弃了。在那之前，她用尽全力想和养母培养感情都没有成功。她们的关系处于真空状态。她觉得自我的存在感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洞窟里。」她的第一段婚姻很快就破碎。她从小到大一直认为自己必须照顾所有人。纽菲德说：「她从来没有喘息的时候，也没有心灵上的避风港。」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华特．布朗（Walter Brown）和彼得．穆勒（Peter Mueller）曾在一篇研究中，对渐冻症患者有格外相似的描述：「所有接触过他们的同仁都很喜欢、尊敬他们。他们的特点是会尽量避免向人求助[3]。」这项研究针对十位患者，进行访谈、临床评估、自填式的心理测验。两位作者的结论是，渐冻症患者的行为模式与其他人不同，似乎有两类：一类是始终表现得很能干，没办法开口求助或接受别人的帮助，一类是长期排斥所谓的负面情绪。研究中描述：「不依靠他人协助，持续做艰难的工作，在这些患者身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另外，许多患者似乎会「习惯性地否认、压抑或隔离……恐惧、焦虑、悲伤。……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必须保持愉悦。……有些人提到自己身体的退化时表现得若无其事，或是带着迷人的笑容。」后来旧金山的长老会医院做了另一项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可能会说答案还不明确，不过耶鲁的那项研究符合所有我们能看到对渐冻症患者的描述与观察，也符合与患者共处的临床医师所说的。

过去在慕尼黑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的神经科医师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题名为「为什么渐冻症患者人这么好？」[4]。文中讨论到许多临床医师对渐冻症患者的印象，在性格光谱上几乎全都「集中在最为和善的那一端」，和其他疾病的患者形成对比。

该论文的作者亚撒．威尔伯恩（Asa J. Wilbourn）医师表示，他们的同仁普遍在渐冻症患者身上看到和善这个特质，文中提到：「每次帮病人做完检查，送结果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出一些评论（例如，这个病患人还不够好，不可能是渐冻症）。他们和病患接触的时间很短暂，得到结论的方法明显也不科学，但他们几乎每次都说中。」

威尔伯恩医师说：「在慕尼黑研讨会上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发表论文的时候，每个人都豁然开朗说：『对耶，我有注意到，只是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这状况非常普遍，在检查很多渐冻症患者的实验室里已经是常识，而我们实验室的病例数非常多。我相信每个与渐冻症有关的人绝对都知道这个现象。」

我在自己的诊所以及缓和疗护科遇过的渐冻症患者也是类似的情形。

在渐冻症患者的人生故事中，童年时期情绪被剥夺或丧失状况总是一再出现。他们具有以下人格特质：不断自我鞭策、不愿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否认身体或情绪上的痛苦。这些行为和心理应对机制在发病更早之前就已经存在。虽然不是全部，但多数渐冻症患者心肠都非常好，是因为他们加诸于自身的形象必须符合个人和社会的期待。他们不像其他人自然显现出自己的个性，而是被限制在一个角色里，甚至不管这个角色是否会对他们带来伤害。这个角色本来应该是自己，但童年情绪空白的制约，导致他们无法建立完整的自我概念。而在自我意识薄弱的人身上，通常会融入他人的角色，对身心都不健康。

　

史蒂芬．霍金于二十一岁时确诊。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在剑桥大学的头两年，渐冻症病情急速加重，走路开始变得极为艰难，光是要移动几十公分都不得不撑拐杖。朋友都尽可能帮他，但多数时候他都避免让人协助。他会想办法借助墙壁、一些物体和拐杖的支撑，用缓慢的速度，费力地穿越室内和开放空间。很多时候这些辅助并不够用，……有时会看到霍金头上包着绷带出现，因为他重重摔了一跤，头上肿了一大包[5]。」

渐冻症患者伊芙琳．贝尔（Evelyn Bell），着有《沉默的呐喊》（Cries of the Silent），她戴的特殊眼镜框上附有雷射笔，可以照到拼字板上，让她费力逐一指出每个单字的字母，让志工抄录下来。这同样不是她第一次为了目标投注热忱。她叙述自己的生活「步调很紧凑」，一边带三个小孩，一边建立成功的事业：「我要做家事、教养小孩、做生意、照顾花圃、布置房间、当专属司机，要兼顾这么多很有压力，但我热爱扮演好每个角色。……养家的这几年，我在公司表现非常好，有多台公司车可以开，出国无数次，好几年都是加拿大地区的最佳业务员。我希望我在教育子女与每件事情上都做得很成功。」但伊芙琳．贝尔没有发觉，她的描述和她写在书前面的这句话形成反讽：「大家都知道钱可以赚回来，健康和婚姻却换不回来[6]。」

另一位渐冻症患者萝拉则是责任感太重，总是觉得自己对别人有责任。她是六十五岁的退休舞蹈老师，住在西岸，她家就像杂志上的屋子一样。她到家门口迎接我，虽然倚靠助行器帮忙支撑，还是展现出芭蕾舞者优雅的仪态。她在四年前确诊，当时正在为乳癌做化疗。她叙述道：「我去听音乐会，忽然间没办法拍手。我的手指在抽筋，不像平常那么灵敏。我在做化疗的时候，情况好像更严重了。我重重摔倒过几次，有次还撞到颧骨和眼窝。」她讲话断断续续的，声调几乎没有变化，但还是能听出她轻快幽默的语调和对生命的热爱。

萝拉的身体是在她辛苦忙碌工作一年后出问题，那段期间她和第二任丈夫布兰特买了一间房子，想做为民宿来经营。她说：「我一直都想开民宿，我找到这个地方，但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必须想办法凑到更多钱。我觉得很愧疚，因为布兰特还得出资帮我创业。第一年很辛苦，要布置那些房间。我们加盖了小屋，我管理民宿、建造小屋、装修布置。在我们搬来刚好一年的时候发现肿瘤。」几个月后接着诊断出渐冻症。

就算身体已经发出叛变讯号很长一段时间，渐冻症患者还是觉得要放下责任是不可能的，萝拉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在进行访谈的时候，民宿管家请假去了欧洲。萝拉说：「我们的房客七成都是回头客，因为你会跟房客成为朋友。我一直觉得很抱歉，我要跟客人说，管家这个月不在，我们不收房客。但上周末有三间房都住满，因为我没办法拒绝。他们是回头客，而且我很高兴见到他们。下周又有一位回头客要来，来过非常多次，跟我们有合作关系。」

我建议她：「能不能跟她说，亲爱的合作客户，我目前的状况非常不好，没有余力服务其他人。」

「是可以这样说，但是那个女孩子就要来了，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她。她知道我的状况，她说：『我会自己整理房间，早上自己准备麦片。』每位房客都这样讲，但我不能让他们这么做，我从来不会只准备麦片让人当早餐。」

「妳不会只服务一个人欸，早餐他们自己会弄。」

她大笑。「你讲的好简单，我需要上这样的课，或是找你咨询。」

知道别人的需求、然后拒绝对方，让萝拉产生罪恶感，这样的罪恶感一直出现在她小时候。萝拉的母亲在她十二岁时罹患乳癌（萝拉的家族有乳癌基因，她的妹妹比她早六个月诊断出乳癌），四年后过世。从青春期开始，萝拉就要负责照顾小她五岁的妹妹和小十岁的弟弟，甚至在此之前，她就习惯优先考虑父母的期望。

「我母亲是舞蹈老师，我很小就开始跳舞，一辈子都在跳舞。我进入皇家芭蕾舞团，但后来长太高，所以和朋友合开舞蹈教室教小朋友跳舞。」

「芭蕾舞的要求很严苛。妳小时候喜欢跳芭蕾吗？」

「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很讨厌。我讨厌周六下午不能和朋友去看表演，不然就是错过很多生日派对。」

「那妳怎么办？」

「我母亲会让我选，我觉得我会选练舞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想要我去练舞。」

「那妳比较想要什么？」

「我想和朋友出去。」

母亲逝世后，萝拉扮演起家里女主人的角色，不但要照顾弟弟妹妹，某些时候还要陪伴父亲。「他会问：『萝拉，妳今晚有什么活动？』我说：『我要跟康妮去看表演。』康妮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会说：『喔，那我找一个保母，我跟你一起去。』我所有朋友都会来我家，因为他们很喜欢我爸，他对每个人都很好。」

「妳爸跟妳和妳的女生朋友一起出去，妳有什么感觉？」

「哪个青春期的孩子会想让爸爸跟在身边？」

「妳有跟他说过，爸，我只想跟朋友在一起？」

「没有……我不喜欢他这样，但又不想让他难过。」

萝拉的第一任丈夫很风流，会嫁给他是想逃离原生家庭。他在她怀第三胎的时候丢下她一人，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支援。他们是青梅竹马。

我好奇地问：「他有外遇吗？妳当时已经忍了多久？」

「四年。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小孩，我选择相信婚姻。」她缓缓拿起手帕拭去眼角的泪。「我没有跟别人谈过这件事。」

「妳还是觉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明明都几百年前的事了……抱歉，有时候我情绪就会上来。」

「妳对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想法？」

「很讨厌，因为没什么用。」

「有情绪会让妳感到不安吗？」

「情绪上来时，通常表示有不好或难过的事发生，所以谁会希望自己情绪很多？」

就某方面而言，萝拉说得没错。如果小孩身边没有人接收他们的情绪，给予安慰、遏制他们的情绪，那他们感到难过或愤怒也没用。他们每件事都必须严格加以掌控，渐冻症者的身体僵硬，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后果？要压下强大的情绪、大声呐喊想要表达的东西，而神经系统可能就只有那么多能量，对于特别敏感的个体，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神经可能已丧失了再生的能力。渐冻症有没有可能是源于神经系统超载，无法重新蓄满？

克里夫兰的神经科专家在慕尼黑发表研究论文时，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文献探讨渐冻症患者明显脾气都很好？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种主观判断缺乏科学方法证明。我们精神科的同事表示，好脾气是非常难被量化。」也许只要研究者愿意多了解患者的人生经历，许多我们之前一直错过的讯息会渐渐浮现。

好心肠的掩饰之下是愤怒与痛苦，不管这人多么深信那个表象就是真正的自己。三十八岁的乔安是一名美丽的黑发女子，有一双明亮、忧伤的蓝眼睛，在去世前几个月来到缓和疗护科接受末期照护。她原本是舞者，但在跳舞时四肢突然莫名其妙不听使唤，这是她罹患渐冻症最初的症状。她对自己的肢体天生就能流畅多变地舞动很自豪，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渐冻症带来的打击更大。她说：「我宁可死于某种可怕的癌症。」她已经处于渐冻症末期，希望我答应到时候会终结她的性命。我向她保证不会让她感受到疼痛或无法呼吸，这是我谨守良知所能给她的承诺。

照顾将死之人会让你很快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乔安和我聊了很多，有次她告诉我：「我从小就经常梦到自己被活埋。我躺在地下棺材里，被关在里面无法呼吸。三年前被诊断出来后，我去渐冻人协会的办公室了解更多资讯，墙上有张海报写着：『得了渐冻症就像被活埋』。」

我不认为乔安这个一再出现的恶梦是巧合或超自然预言。孤独、受困、绝望、求助无门，这些意象都是她小时候内心的写照。她和父母或兄弟姊妹在一起时从未感受过真正自由地活着。我只能猜测是经过了多少代传承下来的压力，最终造成她在原生家庭的处境。在她死前，父母和兄弟姊妹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她。全心照顾她的医护人员是她新的家人，伴她度过在世的最后几周，一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她临走前那几天都陷入沉睡，我兑现了承诺，她离开时没有受苦。

　

史蒂芬．霍金在公众心中是当代的爱因斯坦，或许会有专家质疑这点，不过他聪明、想法有原创性、思考不设限，这些都是无庸置疑。他才二十岁就有轻微的语言障碍，但却以坚毅不屈的意志努力生活和工作，这令世人敬佩不已。一九六三年他被诊断出渐冻症时，医师评估最多只能再活两年。他有次性命垂危，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感染肺炎、陷入昏迷。但是确诊后四十年，尽管已经全身瘫痪，只能坐轮椅、身体完全无法自主移动，他照样出版了第二本畅销书。尽管无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依然到处受邀演讲，马不停蹄地飞往世界各地，并荣获许多项学术殊荣。

虽然偶有例外，但渐冻症的进程多半是可以预测的。多数患者诊断后都活不过十年，很多人没几年就走了。极少数人从看起来像是渐冻症的疾病中康复，但像霍金在渐冻症的摧残下活那么久真的是特例，而且他不但照常工作，还成就非凡。是什么让霍金能够超越令人绝望的统计数字，使医界大惑不解？

我们不能只把霍金的故事视为一种临床现象，应该还要考虑他的生命历程和感情关系。他能够如此长寿，足见他斗志顽强，不让自己被疾病击垮。我同意年轻的霍金拥有大多数渐冻症患者缺乏的无形资源。因为渐冻症摧毁人的身体却无损智力，思想家是最适合这种「精神生活」的人。霍金就算身体衰退，也无损他所扮演的角色，反倒可能强化了他的角色。而他在被诊断出渐冻症、身体变得虚弱之前，虽然天赋才智出众，生活却没什么目标。

霍金在认知和数学这方面一向有很强的能力和自信，却总是在意自己的身材。《霍金传》的作者写道：「他很古怪、别扭、身形瘦弱，身上的学校制服永远一团糟，他的朋友还说他讲话都含混不清。……他就是那种会被全班取笑的小孩，甚至被霸凌，是一些人私下看重，但大多数人都会回避的对象。」有些人隐隐感觉出他的实力，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不符合他们的想像。霍金的父亲看来是选中他这个孩子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很明显执意要让霍金取得自己没有达到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其中一项目标是让霍金进入英国最优秀的私立中学，霍金十岁时被安排参加西敏公学的奖学金考试，「考试的日子到来，霍金却生病了。他没有参加入学测验，因此没能进入这所英国最好的中学。」

当然有人会觉得他只是很不巧生了病，但我们也能把它看成是这个小孩唯一可以抵抗父母的办法。霍金的家人很注重隐私，我们无从得知真相为何，只知道后来当他不住在家里可以随心所欲时，反而显得很爱玩而不好学，变得相当懒散，时常与酒精为伍，翘课、不念书，这些都是大学生消极抵抗的典型方式。有阵子他的学业岌岌可危，还曾经考虑去从军。他是在诊断出渐冻症后，才开始将杰出的才智专注在研究上：解释宇宙的特性，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的理论差距衔接起来。由于他身体上的障碍，许多其他科学家需要肩负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他都不用做。他的传记作者写道：「有些人认为他在宇宙学上的巨大成就，要归因于他比其他科学家有更多可以专注思考的自由。有些人说，发病是他能力发挥的转捩点，发病之前的他不过是一般的学生。」

后者的观点很难让人接受，不过霍金自己承认，他是在发病后才开始努力生活。「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工作，意外发现自己还满喜欢的。」

很明显霍金极为幸运，虽然身体上有极大的限制，但还能够从事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

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霍金家人无条件的情感支持与实质照顾。这个照顾霍金的家人是他的第一任太太珍。事实上她甚至决定要为霍金奉献一生，但她之后就会发现，这么做会让自己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俩刚刚认识时，霍金就被诊断出渐冻症，不久后结婚。珍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很能接受自己要扮演无私奉献的照顾者。这里用「无私」这个词不是随便说说：珍缺乏一个完整、独立的自我，所以要她当霍金的护士、母亲、守护天使，她都完全认同。她在一九九三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我想要找出自己存在的意义，照顾他这个想法让我好像找到了。」她怀疑自己是否真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时，朋友们告诉她：「他需要妳，妳就必须做到。」于是她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对年轻人的配偶关系不只是两个个体在一起，两人更融为一体，身心灵合而为一。要不是珍以他的生活为主体，放弃争取自己的独立，霍金可能根本活不了那么久，更不用说要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他的传记作者表明：「如果没有珍的协助，他几乎绝对没办法活下去，或者有想要这么做的意志[7]。」

只要珍愿意一直牺牲自己，一直单方面给予精神灌溉，这段关系就能维持下去。虽然两人相爱，但她也会觉得自己被利用。她描述一九六五年时有一件奇怪的事，那时霍金还只是她的未婚夫，她手断了，包着石膏抵达霍金的公寓，「他正期待我能大大发挥文书处理的能力，帮他打求职信。我左手的白色石膏让外套鼓起来，走进房里时他一脸惊愕，失望的心情写在脸上，让我完全不再奢望会看到他表现任何一丁点同情。」

这个事件是他们关系的缩影：珍扮演着母亲／保母的角色，随时都在，默默付出、顺应对方，所做的事被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在没人做的时候才会被注意到。她陪霍金到世界各地，每天都有无数难关要克服，等到许久之后，霍金成为全球知名的高收入作家，情况才稍微好转。她觉得自己渐渐在消失，被榨干了，只剩「易碎的空壳，孤单又脆弱」，甚至有自杀倾向。霍金则是对她想争取独立表示不屑，甚至像被母亲抛弃的小孩一样感到愤怒。最后，一位护理师取代珍，离开原本的先生和霍金结婚。珍也找到另一个对象，因为有这段婚外情的支撑，她才有办法在和霍金最后几年的婚姻中，继续照顾他。

霍金能存活下来除了因为他的工作、前妻不遗余力的支持，可能也和另一件事有关：他的病释放了自我主张的一面。大多数渐冻症患者的「和善」，不只是生性善良体贴，也是在极端情况中发展出来的。由于主张自我的部分受到极大的压抑，和善的那部分就被放大到一种不太健康的程度。

如果有必要，我们在捍卫自己的界限时态度可以变得坚定，也应当如此。霍金对自己智力的信心，让他有余地展示强势的一面，尤其是在身体开始衰退之后。珍在回忆录里表示「很奇怪的是，他的步伐越不稳，他的意见就越坚定、越强硬。」

霍金和其他我们所看到的渐冻症患者一样，性格上有强烈的压抑。看起来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适当展现脆弱和情感交流是很罕见的。晚餐时，他们一家人在餐桌上吃饭并不会交谈，而是各自埋首于眼前的读物。霍金小时候住的屋子疏于打理的程度，已经不只是怪可以形容的，显示父母情感很疏离。他的传记作者叙述：「不管是他的母亲，还是父亲，似乎都不怎么在意家里的状况。地毯和家具用到破掉才换，壁纸因为贴太久而脱落也不管，走廊上和门后的墙上多处石灰脱落，留下坑坑洞洞。」

他的传记作者还写到他父亲和他关系疏远，「在他的童年和青春期中缺席」。根据珍的描述，霍金一家认为「表达情感或感激，是一种懦弱、失控、自我矮化……很奇怪，他们似乎对于展现温暖的一面感到羞愧。」

霍金和珍结婚后，他的家人不再积极照顾他，这件事让珍感到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是接受。她除了有照顾先生的责任，还要照顾三个小孩。霍金不愿承认自己的病带给她很多压力，她也顺着他的意思，这表示她从来没有喘息的机会。她回忆道：「我濒临崩溃，但任何提议只要可能意味他得为自己的病让步，他都坚决反对。这些提议或许能减轻我和孩子的负担。」他就是不愿意讨论问题，把所有随之而来的压力都留给珍去承受。珍说：「他一向不喜欢承认自己的情绪，他将我的情绪看成是不理性，认为这是我性格中的致命伤。」她尝试想从婆家那边得到支持，却不被理解、被冷漠以对，甚至对她有敌意。婆婆曾告诉她：「珍，妳要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喜欢过妳。妳不适合我们家。」当时，她已经默默在霍金身边照顾他数十年。

　

不知道各位读者是否从这一章看出，渐冻症患者有压抑情绪的倾向？是否看出渐冻症与童年的情感孤立和匮乏有关？是否看出虽然不是绝对，但大多数渐冻症缠身的患者都过着有压迫感的生活？

身心观有助渐冻症患者彻底直视自己的痛苦现实。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中，被诊断为渐冻症的患者似乎复原了，这点值得我们去探讨原因。克里斯蒂安．诺斯鲁普医师在《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中提到一例：

黛娜．强森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护理师，她透过重视身体的每个部分，甚至从渐冻症康复。

患病后过了几年，她开始无法控制呼吸肌和其他部位。她觉得自己会因呼吸困难而死。但是她当下决定死前至少要体验一次无条件爱自己的感觉。她形容自己是「一杯放在轮椅上的果冻」，每天坐在镜子前面十五分钟，选择一个身体部位去爱。她先从手开始，因为到了这时候她真正欣赏的部位只剩手。接下来每天都换不同的部位……

她也写日记纪录这段期间的心得，并体悟到自己从小就认为，如果要为他人付出、为人所接受、让自己有价值，就得牺牲自己的需求。直到这场病威胁到性命，她才明白为了成全他人一味牺牲自己，是在自寻死路[8]。

　

根据诺斯鲁普医师的描述，她的朋友是透过每天有意识练习自我情绪分析、练习爱自己，一点一点让身体各个部位「解冻」，最后能够痊愈。若我刚从医学院毕业读到这样的故事，我会毫不犹豫否定这件事的可信度。即便现在，我受过科学训练的部分，还是希望能看到这位患者有被诊断出渐冻症的证据。

但我现在不会觉得诺斯鲁普医师的描述不可能是真的。它和我对渐冻症的了解相符。艾莉莎的故事有段值得一提的插曲：这位老师的先生无法接受太太被诊断为渐冻症，而以下这段叙述暗示了事情本有可能往另一个方向发展。心理学家高登．纽菲德只有一次有机会和她单独谈话，没有她先生在一旁。纽菲德博士说：「我非常确定她带着情绪包袱，而已经没有活力了。那次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先生没有在旁边。她为自己的人生和罹病感到悲痛。结果这让她有很大的变化，她谈完后，接着物理治疗师见到她，非常惊讶她的肌肉弹性改善很多。但后来都没有机会再跟她单独会面，没法再让她来跟我谈。她已经关上了心房。」

　

　

　

三十九岁的蜜雪儿，乳房肿块已经伴随她七年，虽然会周期性变大、缩小，但她和她的医师都觉得没必要担心。「结果有天突然变很硬、发热，一夕之间长大。」切片结果是恶性肿瘤，蜜雪儿觉得自己知道原因，是因为压力。她说：「我快被生活搞死前，都还没事。后来我辞掉工作，完全没有收入……我当时情绪状态很糟，同时遭遇很多打击，不只有经济问题。」蜜雪儿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术，所幸癌细胞没有转移到淋巴结。后续进行化疗和放射治疗，过程中，没有一位医师问过她，她在得到癌症前，有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或是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无法解决。

乳癌患者常表示，医师不会主动想要了解他们个人，或是关心他们的社交和情绪状泰。他们的医师假定那些和病因或治疗都没有太大关系。

《英国医学期刊》曾报导一项历时五年的研究，以两百多位女性乳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试图了解像是离婚、丧亲等重大变故，是否会导致乳癌复发。作者的结论是：「女性乳癌患者毋须担心生活压力会促使乳癌复发[1]。」多伦多大学教授唐娜．史都华（Donna Stewart）是大学健康网络（UHN）妇女健康计划主持人，她对这项研究结果的评论是「很合理」。

史都华博士等人二○○一年在《心理—肿瘤学》期刊发表过一项研究，询问近四百位曾得乳癌的女性，觉得自己为什么会罹癌。四成二的受访者认为与压力有关，远高于饮食、环境、遗传、生活方式等因素[2]。史都华博士说：「我想这也反映了社会现况，大家以为什么都是压力造成的。与压力有关的证据很少，与荷尔蒙和基因有关的证据很多。」

许多女性和蜜雪儿一样，怀疑自己得到乳癌和压力大有关系，而科学和临床见解是站在她们这边的。其他癌症的研究都不像乳癌一样，曾被仔细检视心理因素和发病的潜在关联。在动物实验和人类的经验当中，有大量证据支持乳癌患者的看法，认同情绪压力是诱发乳癌的主因。

和史都华博士等人所言相反，「与基因有关的证据」并不多。仅有少数女性带有乳癌的高风险基因，而且女性乳癌患者中，仅有约7％是因为基因得病。就算有先天遗传因子，一定也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因为并非每一个有与乳癌相关基因的人，都会长出恶性肿瘤。在众多患有乳癌的男男女女中，遗传的影响微乎其微。

要将情绪和荷尔蒙区隔开来，是有些奇怪。荷尔蒙确实会促进或抑制肿瘤生长，但是荷尔蒙和压力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情绪影响生理的其中一项主要方式，就是透过荷尔蒙的作用。有些荷尔蒙会刺激肿瘤生长，比如雌激素；有些荷尔蒙则会让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无法摧毁癌细胞，促使癌症形成。

心理压力会影响荷尔蒙的分泌，两者关系密切。女性都知道，情绪压力会影响卵巢功能和月经周期，压力过大甚至可能导致月经没来。

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的情绪中枢密不可分，也和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相互连结，它们不是四个各别的系统，而是一个「超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运作，保护身体免受外来物质侵犯，让内在生理状况免受干扰。无论是急性压力或慢性压力，只要是压力刺激，都不可能只作用于超系统的其中一个部份。任一部分产生变化，整体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会在第七章说明此系统如何运作。

情绪也会直接调节免疫系统。我们先前提过的自然杀手细胞（NK细胞），是很重要的免疫细胞，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乳癌患者如果会表达愤怒、会采取反抗的态度，而且有较多社会支持的话，身上的NK细胞比较活跃。NK细胞会对癌细胞发动攻击，并摧毁癌细胞。因此相较于自我主张不强、社会支持连结少的女性，上述的乳癌患者扩散程度明显较小。研究人员发现，比起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情绪因素和社会参与更能影响生存率[3]。

许多研究，例如《英国医学期刊》的报导，仅从外来刺激的角度讨论压力，并没有讨论到个体的差异。压力是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每个人天生的脾性、人生历程、情绪模式、物质与心理资源、社会与经济支持，大不相同。就像第三章所说，每个人的压力源并不是都一样。

在多数乳癌案例中，患者面临的都是隐性的慢性压力。这些压力源自童年经历、早年建立的情绪模式、无意识的因应方式，这些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累积，容易让人生病。

　

蜜雪儿在酗酒家庭中长大，她的双亲都酗酒，早期经历形塑了她面对生活的方式，她认为自己会罹癌与此有关。多年来，她处理事情的方式都会无意中加重自己的负担，比如她会优先照顾别人的情绪，而忽略自己的。她说：「我父母一直让我很困惑，我觉得我会得癌症跟这有关……我相信父母也是尽他们所能在爱我们，我知道他们尽力了，但是这种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让人非常混淆，因为他们酗酒，到现在都还是。他们的爱，却让人感觉不是爱。」

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有以下情况的女性，比较容易形成乳癌：童年时期与双亲情感隔阂，或是受到其他因素干扰；习惯压抑情绪，尤其是愤怒的情绪；成年后缺乏社会关系的扶持；总是无私奉献，一直在照顾别人。心理学家曾在一项研究中，访问入院做乳房切片的患者（在病理报告还没出炉之前）。研究者单从患者的心理因素，就能推断对方是否有癌症，准确率高达94％[4]。在另一项德国的研究中，找来四十位罹患乳癌的女性，以及四十位年龄、病史、生活方式都与之相仿的对照组。研究者一样从对方的心理层面，就能判断出哪一位才是有罹患乳癌的人，准确率高达96％[5]。

一九七四年英国一项研究发现乳癌患者最大的共同点是「极度压抑愤怒」。研究人员把一六○位接连到医院做乳房切片的女性找来，一一做深度访谈，并让她们填一份自填式问卷。为了确认受试者所言属实，也分别另外访问了受试者的伴侣或其他家人。心理测验是在切片检查前做的，所以受访女性和访谈者都还不知道诊断结果。「我们最重大的发现，是乳癌和行为模式有重要关联。多数情况下是极度压抑愤怒，年过四十的患者则是会极端压抑其他感受[6]。」

另一份针对女性乳癌患者的心理分析评估，也得到相似的结论。研究中的患者「无法正常释放或处理愤怒、爱挑衅、（藏在善意外表下的）恶意。」研究者认为患者无法解决的矛盾，「表现在否认和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7]。」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珊卓．利维（Sandra Levy）博士及其团队，针对乳癌患者，研究其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与情绪应对模式之关联。结论是：「压抑愤怒以及被动、隐忍的回应方式，与疾病的后果有关[8]。」

压抑愤怒会增加罹癌风险，最现实的原因就是会使生理压力增加。如果无法觉察到自己界限被侵犯了，或无法在觉察到时坚定自己的立场，就会一再经历压力带来的伤害。在第三章谈过，压力是个体感知到身体上或情绪上的威胁时，产生的生理反应，不论个体是否立即意识到。

　

「我跟每个我认识的癌症患者一样，想到的第一件疑问是：『我做了什么得到这样的报应？怎么会是我？』我做错什么了吗？我每项都确认过了。得到乳癌的人不应该是我。我喂小孩喝母乳到快两岁，我很少抽烟，只有年轻时抽过，我没有酗酒，我运动，会注意脂肪有没有摄取过量。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说话的人是安娜，三个孩子的母亲，八年前四十多岁时发现乳房肿块。她有其中一种乳癌基因。

即便在这种少数有遗传因素影响的案例中，是否会罹患乳癌也不光是由遗传决定的。DNA检测的结果显示，安娜从父亲那里遗传到乳癌基因，其他亲戚也有相同基因，还比她年长，却没有形成乳癌。她相信是压力让她的乳癌形成。她的第一任先生是商人，在婚姻对她情绪虐待。在这段关系结束之前，她还受到身体虐待。「如果要我说我为什么罹癌，我会说是因为我让自己在那段婚姻中被毁掉。我有好几次差点自杀……」

「我不够看重自己。我这样够好了吗？这样你会爱我了吗？我觉得好像在跟我妈结婚。他跟我妈一个样。我对他来说永远不够好。现在回想会觉得，我怎么有办法待在那种婚姻里？我在治疗师那里因为这件事哭得很惨。我怎么能对自己的灵魂做这种事，已经伤到了灵魂。我伤害了我自己，也伤害到我的身体。」

「最后，我觉得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慢慢消失。我一天要吃八种处方药，有抗忧郁的、抗焦虑的、安眠药、止痛药、胃肠药。要不是死掉，要不就是逃出去。这个时候自保的本能出现，带我逃出去。」

安娜的行为符合「不切实际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前述那项乳癌患者的心理分析研究中提到的。她有三位兄弟姐妹，四个孩子中，唯有她照顾八十几岁的父亲。

「他会让我心软。他有困难的话，我会很难过。他会打来说：『我好孤单，今天没地方去，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姐很没品，她说：『那是他的问题啊，他有无数选择和机会。』」

「一年半前我要他申请一个月的喘息服务，结果我们大吵了一番。他那时候住院，我每天都在医院待整天，在那里一直坐、坐好几个小时。后来可以出院了，我觉得我已经照顾他到精神崩溃，我拿出王牌：癌症，当着社工还有大家的面，跟他说：『爸，你听我说，我得了癌症，我需要照顾自己。我没办法一直这样照顾你。拜托你（说到这里我已经哭了，因为我是家里的爱哭鬼），拜托，请在这里住一个月。』他说：『不要，为什么要？我不想去。』」

「社工跟喘息服务的负责人跟他说：『没有人想住养老院。你能不能为你女儿想想？你看，她在哭，她过得很苦。她也要跟先生在一起；她需要休息。』他说：『不要，我为什么要？』」

「我做切除双乳手术的时候，问我弟和我姐，能不能帮忙照顾爸爸。我说：『我这几个月，没办法让他来家里吃晚饭。我需要休养。』结果不到十天，我爸还是来我家吃晚饭，因为没有人理他，他们根本没发现。」

「妳对妳爸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觉得，妳做的都是理所当然。母亲是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就跟天地一样，本就应该在那。」

「对。我弟也是，我对他也像妈妈一样。他打电话来时，我孩子会说：『唐恩叔叔一定有问题，因为他又打来了。』他有忧郁症，有过几段难以想像的感情关系。他一有问题就跑来我这，然后又好几个月不回电话，打扰不得。」

「我在做化疗的时候，他来过一次。有天我们坐下来谈，那时候离我确诊过了一年半，已经做完化疗。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向别人说出自己的需求。我说：『唐恩，我需要你帮我个忙。我去癌症中心检查的时候，你要问我结果怎样。这对我很重要，我去了之后，我要你问我情况如何。』他往后躺，说：『我也需要妳帮我个忙。』然后开始不停说他跟哪个女生搞到快分手了。我就坐在那里，心想他真的什么都不懂。所以你说得对，那一刻我终于了解，我就是一个妈妈。」

安娜一直觉得被母亲抛弃，她母亲对她姐姐偏心。她说：「我没有妈妈。我妈根本不喜欢我，所以我没办法再失去我爸。就算是小孩，也够聪明，知道不能没有父母。但我爸爱我的方式有问题。」安娜注意到从青春期开始，父亲总是色瞇瞇看她，尤其会看她的胸部。

「我从他身上注意到某个东西，这是我花了大半辈子都在否认的，一直到后来我开始去咨商。就我所知，他没有对我做什么，但他却想要做什么。他看起来……有强烈的情欲，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女生……我对男人的一切反应都极为敏感。但是一个年轻女生，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的爸爸会那样感觉，是很困难的事。我的意思是，老天，你会找一万个理由，骗自己那不是真的。但是像我姐，我爸在的时候，她就不会穿着Ｔ恤出现。」

「我爸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知道我切除乳房的人，我没跟他说。我觉得也不会有人跟他说。他只知道我因为癌症做了手术。他问史蒂夫（安娜的第二任先生）：『跟乳房有关吗？』史蒂夫说：『对，是之前那个病的后续。』我爸没跟我说什么。我化疗期间，他对我很无礼、很恶劣。他会跑来我家门口，然后说：『去把假发戴上，妳这样不好看。』我会说：『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不舒服，而且我才刚从床上爬下来开门。』只是我语气不会那么平静，我根本是抓狂。」

「我最近开车载他回家，他说：『我得跟妳说一件事。我知道不应该找妳说，但是我没有别人可以找。』然后他开始说（他八十二岁了），他说他女友不想跟他上床。『男人会有需求。』很早他就教过我这件事。他直接跟我说，先生想上床的时候，做太太的绝对不能拒绝，因为如果拒绝，先生就有权去找别人上床。性爱是老婆的义务。现在他又跟我说，女友不跟他上床，但他有需求，该怎么办。我坐在那里想，这真的很不妥，你不应该跟自己的女儿讲这种事。」

「妳会在意……妳可以说：『爸，我不想听。』」我说。

「但这样会让他很难堪。他会很羞愧，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不让他羞愧是我该做的事。」

「什么时候必须说『我不要』，对我来说很陌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我会选择说谎，会不接电话，会说『我要去西藏，没办法参加。』什么都行，就是不会说『我不要』。如果想不到要说什么谎，就一律答应。」

成年压力与童年经历直接相关。有可怕的童年经历，成年后不一定会比别人有更多严重问题，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适应能力会被损伤。压力不会凭空出现。相同的外在事件，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产生的生理影响大为不同。一个情绪整合完善、有家人扶持的人，和一个孤单的人，就像治疗前的安娜，因为童年制约长期受罪恶感折磨，处理家人问题的方式，会明显不同。

　

有位乳癌患者在自填式问卷中对于自己童年经历的回答，很可能会让研究人员误判，这人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福特夫人在自传《生命中的时光》（The Times of My Life）中，勇敢地写下自己的酗酒问题，以及在她先生、小孩和其他人介入下，努力复原的经过。她也很坦率地揭露她被诊断以及治疗乳癌的过程。但是从她书中的描述，谈到童年，她仍带着玫瑰色眼镜。有些人为了表现出和父母在一起幸福快乐的样子，会压抑自己的感受，福特夫人就是典型的这种人。

贝蒂．福特嫁给一位正直但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丈夫的政治生涯主宰了她的人生，而她在这段夫妻关系中，情绪是被剥夺。「我好像在鼓励我先生喝酒。他太保守了，想要让他开口说爱我都很难，求婚时他说的是：『我想娶妳。』」许多年来，她都为下背痛所苦，被诊断为「骨关节炎」，靠止痛药和镇定剂治疗。为了减缓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她喝酒喝得凶。福特夫人形容自己常会自我怀疑，无法坚持自我主张：

　

我相信，杰瑞变得越重要，我就越不重要。我越是让自己像一张脚踏垫（我知道孩子们这么看我），越替自己感到可悲。我在这世上不也曾是某号人物吗？

在我心底，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自己曾是某号人物。我与玛莎．葛兰姆的事业不是很成功──我有舞蹈天赋，但不是优秀的舞者。而且自信心很容易动摇。

我很难接受别人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我也很清楚自己没有大学学历……

没受过高等教育、不及我母亲的一半。我用难以企及的模范──玛莎和我母亲──来衡量自己，然后相形见绌。这些都是酒精的绝佳配方。

我母亲是很优秀的女性，坚强、善良、有原则，从来没让我失望。她也是完美主义者，试着将她的孩子塑造得很完美。她从来不会将她的困扰带给我们，她会一肩扛起它们。她是我的最佳典范，所以当我无法肩负困难的时候，我看不起自己。无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期望[9]。

　

前第一夫人的这些自我揭露，显示她在某些方面似乎受到蒙蔽──她经历童年的方式、她和母亲的关系，还有她很少提到的父亲。这些都形塑了她的性格和应对方式。她没看出为了先生的需求和期望（变成「脚踏垫」一样的存在），而放弃自己，是童年制约造成的。她小时候养成的情绪压抑、对自我的严厉批判、完美主义，不仅仅是「酒精的绝佳配方」，也是乳癌的「绝佳配方」。

　

　

贝蒂．克劳兹（Betty Krawczyk）在她的第二本回忆录《把我关起来或放我走》（Lock Me Up or Let Me Go）中，曾写到她的女儿芭芭拉，二十七岁时因乳癌过世：

　

我上一次偏头痛是将近三年前，在缓和疗护科，芭芭拉的主治医师跟我说，我应该让芭芭拉知道，她想离开人世的话是OK的。

医师用温和的语气说：「她希望妳能允许她离世。」我们在另外一个小房间，那是特别留给我这种人的，全世界最恶质的那种人。

「说什么屁话啊！」我朝他破口大骂，他的建议让我感到震惊、恐惧。「她没有得到允许！我不准她死……」

我整个人已经崩溃，大哭不止。医师耐心等我哭完，他很习惯面对这种反应，那是他的工作。

「克劳兹女士，妳应该知道，芭芭拉的痛苦现在只会随时间不断增加。」

「她没有觉得痛苦！她点滴还吊在手上，早上才跟妹妹和爸爸讲话，昨天还有朋友来看她，她还抱着儿子，跟儿子说话……」

「那是她给大家的临别礼物，跟她爱的人告别。只剩妳还没跟她告别。她现在想跟妳说再见，她希望妳能允许她离开人世……」

「拜托不要！你以为自己是谁？神吗？你怎么能确定她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别无他法，只能开始哀求医师：「再给我几天时间，拜托。拜托你再帮她打点滴……」

「她不想打点滴。妳要坚强一点，给妳女儿她现在需要的。她需要妳帮她，让她走。妳现在唯一能帮她做的，就是让她走。」

我头痛欲裂，痛到我觉得自己可能比芭芭拉更早走，但是没有……。隔天傍晚，我……已经恢复不少，能告诉女儿，如果她累了、想离开了，我不会再想办法留住她。她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不管她去了哪里，她都会在那里等我。当天清晨，她在我怀中辞世，妹妹玛丽安也抱着她，还有爸爸也在身边[1]。

　

我就是那个缓和照护科的医师。我清楚记得，蜷缩在窗边病床上的芭芭拉，是电梯出来、走廊右手边第一间病房的病人。癌症末期让她形容枯槁。她话很少，看起来很忧伤。我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只知道跟病情有关的必要资讯。她被诊断出发炎性乳癌，好发于年轻女性，预后情形非常差。她拒绝再接受任何传统医疗，考量到她病情的严重程度，这个决定还算合理，但是相当少见。做这样的决定，不会单纯是因为接受医学事实，我感觉这位年轻患者有很深的孤立感，似乎从小就是如此。有时我会想要轻轻把她揽在怀中安抚她，像抱婴儿或小朋友那样。

贝蒂的回忆录里写到的那天早晨，我巡完房，和芭芭拉聊了一下。她问：「我还有多久时间？」

「没有多久。妳怎么想？」

「我已经受够了。你有给我会让我活着的东西吗？」

「只有点滴，不吊点滴妳过一、两天就会死。妳希望我们停掉点滴吗？」

「我妈没办法承受。」

「我感觉妳总是在替她想，妳可能很难真正照自己想要的做。但是妳不用再替她想。如果只替自己想，妳会怎么做？」

「我会拿掉点滴。」

「我了解妳妈妈的感受。对父母来说很难，我只能想像那该有多难受。但妳现在是我的患者，我主要是对妳负责。如果妳愿意，我可以跟她谈。」

我最近又和贝蒂．克劳兹见面，谈她女儿的事。芭芭拉死后，我们短暂交谈过，当时贝蒂很悲伤，想要理解女儿为什么会比她早走。不久后，我收到她的第一本回忆录《克拉阔特湾》（Clayoquot）。书里扉页上写道：「我写的书，书里解释了我和女儿的关系，她四月三十日在您那里因乳癌辞世。」读完后，我邀请贝蒂为本书接受访谈。结果，她刚写完本章开头引用的那几段，正好也想要找我谈。她希望我可以帮助她更了解芭芭拉过世前那半年讲的事情。

贝蒂是环保激进人士。她第一本书书名克拉阔特湾，是加拿大西岸享誉国际的雨林保护区，几年前面临伐木业的威胁。二○○一年九月，七十三岁的贝蒂，在跟伐木业的抗争中，因蔑视法庭命令，被关押四个半月。

《克拉阔特湾》大多是在描写她作为环保斗士的经历，不过也生动写实地讲述了她的个人生活。她有过四个先生、八个小孩，生活多彩多姿。贝蒂现在是朱利安的监护人，朱利安是芭芭拉的儿子，母亲过世时他才两岁。

芭芭拉在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月，发泄了对母亲积藏已久的怒气。贝蒂就是想了解芭芭拉对她的愤怒从何而来。

贝蒂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南方，她说当时那里「几乎等于是一个大沼泽」。她在书中写道：「我并不是从小就被教育成抗议人士。我被教育成一个南方乡下的贫穷白人女性[2]。」

除了明显的情感独立，年轻时的贝蒂有「可怕的恶梦和黑暗中不安的想像」。她很早离家，嫁给「第一个来求婚，能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的成年男性」。不久，她离开先生，不过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他有处女的搜集癖，我们婚后，他还是停不下来，最后变得太超过。」

接下来的二十年，她有过三段婚姻，生了五个孩子。芭芭拉是她的第七个孩子，在一九九六年贝蒂移居加拿大前不久才出生，当时她「带着六个孩子」，而她的第三段婚姻正面临破裂危机。在大学任教的先生，是情感疏离的工作狂，也爱喝酒。她写道：「我不喜欢他醉酒的样子。他会无比自以为是、爱骂人。所以我发现，自己会避免参加以前会去的社交活动，变得更忧郁……我开始会看着他，怀疑他到底是谁……我还以为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永远不会结束，春天永远不会到来。其实春天从没来过……我想，在那个永不到来的春天，最难过的两个人就属我和我的小孩芭芭拉了。」

贝蒂离开这段婚姻的方法，就是和他先生系上的主任坠入爱河，同他搬到加拿大西部卑诗省。芭芭拉大多成长于此，不过她们有时会在加拿大东岸和西岸之间、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移来移去。但贝蒂的第四段婚姻一样以失败收场。

芭芭拉从小身体虚弱，是个敏感的孩子。她四岁时开始出现呕吐的症状，始终找不出原因。后来几年也断断续续发作，贝蒂现在觉得，这应该跟女儿生活中的压力有关。芭芭拉后来药物成瘾，会自己注射止痛药和镇静剂。诊断出乳癌前，她正在戒药瘾。因为没有经历过安定的生活，她无法和男性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会不停换对象。她二十五岁生下朱利安，但她随后结婚的对象，已不是孩子的父亲。贝蒂说：「那段婚姻维持没多久。马丁不太能适应婚姻，还有多一个继子。」

芭芭拉相当聪明、敏感、有创造力。她是一名舞者，成立过儿童芭蕾教室。发现罹癌时，她边照顾朱利安，边在温哥华教芭蕾。

「她跟我说她照了乳房X光摄影，医院那边希望她做乳房切除术。她不愿意接受。芭芭拉脑袋很精，她查了这种癌症的所有资料，研究了美加地区她这个年龄层的人，接受治疗的结果。她不喜欢她看到的结果。她说：『我不要经历那些。我不想生病，我不想要身体被切掉，我不想做化疗。我要做全人治疗，尽力和癌症共处。』她请我和先生支持她的决定，尽量不干涉她。」

「妳有什么感想？」

「糟透了。我马上就想做点什么。我试着逼她找其他选项，她非常非常生气又固执，对我大吼，她以前没有吼过我。她走前最后那段时间，大概有半年，都对我很生气。她以前不会一直生气，如果生我的气，只会说：『妈，没关系，妳要这样想就这样想。』然后把门甩上之类的，但就只有这样。」

「那不太算是愤怒的表现，顶多是挫败和沮丧。」

「她老是因为一些原因觉得我伤害到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对这个小孩来说，是很糟糕的妈妈。我的个性很容易让她受伤。」

「妳流了很多眼泪。妳还在觉得愧疚吗？」

「可能比较是觉得，为什么她没生在有人可以好好照顾她的人家。她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对这个世界很敏感、很有想法、很温柔。」

「很温柔……她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孩子？」

「她非常早熟。我带她到哪，大家都会说她举止很成熟，还有……我不想说她是小大人，她有她对成人世界的理解方式。」

「那情绪方面呢？」

「情绪方面？她很亲切，是很有爱心的孩子，个性很温和，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一直都是最受老师疼爱的学生，但其他小孩好像也不会讨厌她。」

「妳知道有没有人想伤害她吗？」

「有发生过一件事。我们去路易斯安那探望我妈和我妹的时候。我妹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比芭芭拉大一岁，也比她大只。芭芭拉那时候大概十二岁，她没跟我说这件事，是我们回到加州，她才跟她妹妹玛格丽特讲。玛格丽特来跟我说，她们这位表哥想要爬到芭芭拉身上。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芭芭拉很生气。我记得我问玛格丽特：『她为什么不来跟我说？』她回说：『她觉得表哥是妳妹妹的孩子，这样会害妳们吵架。』」

我和贝蒂接着谈到了芭芭拉的病。芭芭拉确诊罹癌时，贝蒂正在竞选绿党的省议员。她后来辞掉候选人，专心陪生病的女儿。我问她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我感觉我们需要彼此，但是我的个性有些地方，老是让她感到生气。我的声音太大，动作太浮夸。我对她来说需要承受的太多了，我只能这样讲。我太大声、太武断、动作粗鲁，而她却很细致。她跟我个性相反，她喜欢思考、喜欢安静，会试着用比较全面的观点去看其他人。」

「听起来好像她希望妳不要那么爱批判。」

「她老是说我爱批判。我才待一下下，她就会叫我走。她每次对我感到厌烦都会告诉我。她会需要休息，是因为我让她觉得很累。」

「她过世前几个月吗？」

「对。」

「妳觉得是为什么？妳不可能让她觉得很累，没有人会让别人觉得很累。」

「我的个性一下就让她觉得累，太激烈了。」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觉得累？」

「一直工作的时候。所以你觉得，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像在工作。」

「妳在身边时，她需要很费劲。」

「原来……」

「我现在要说的话妳可能会觉得怪。一般人的心胸可能没那么开阔，能承受听到这些，但妳是一个一生都在追寻真理的人。芭芭拉来到妳生命中的时候，妳的生活一点都不安定。」

「没错。」

「妳怀她的时候，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快到尽头，妳感到很孤单。妳不觉得自己是有家室的人，然后开始发觉身边这个男的，虽然很聪明，可是情感上让妳觉得很孤单。妳脱离这段关系的方式，是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妳带着孩子，搭机到加拿大西岸。结果你的丈夫除了芭芭拉，得到其他所有孩子的监护权。一时之间，变成芭芭拉她要填补妳生命中的巨大空缺，从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压力不一定是我们一般会想到的那些，不必是战争、损失金钱、有人过世这种外在压力，会致病的其实是为了别人要调整自己，所产生的内在压力。」

「芭芭拉从这个男人身边换到另一个，显示她没有足够的自我可以依附。一段关系一旦结束，她就得投入下一段，才会觉得自己是好的。药瘾也是同样道理。」

「她来到妳生命中的时候，是妳在情感上特别需要别人、特别觉得疲累的时候。我猜她思想比较早熟，是因为她没有能依托的情绪环境，比较聪明敏感的小孩，就会高度发展智力，给自己依托，所以她们有比较接近大人的成熟思想和能力。」

「很有趣。」

「人类大脑某一区域如果发展得比较差，另一区域就会发展得比较好，如果小孩大脑有那个发展潜力的话。芭芭拉为了能让自己好过一点，发展出很高的智力，我猜是因为她小时候，妳没能给她当时她需要的情感滋养。」

「我也这样想。」

「如果家长没办法努力维持稳定的关系，就变成小孩要维持。所以她表现得很乖、很早熟、思想很成熟。等她到了开始发展抽象思想的年纪，大约十三、十四岁，大脑里面这些连结真的产生，她突然就变成妳思考上的共鸣箱。妳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她的需求上，而是建立在妳的需求上。有男生想爬到她身上，她没有告诉妳，是在保护妳。她不让妳知道，是因为她在替妳着想。」

「她希望能维持家里的和谐，这不是小孩该扮演的角色。小孩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去跟妈妈说：『那个混帐想爬到我身上！我才不管什么家庭和谐！』我知道妳会希望她这样做。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妳刻意造成的，可能要追溯到妳自己的童年经历。」

「妳最后那半年在芭芭拉身上看到的，是她开始在建立界限，开始会对妳说不，她以前压抑的愤怒都倾巢而出。」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看到的癌症患者或其他病患，都不知道怎么说不与表达愤怒。他们倾向于压抑怒气，最多就是说话讽刺，但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这可能是源于小时候的需求，想要和父母建立关系，想要维持这份关系。」

「我认为芭芭拉要跟妳维持感情，花了很多功夫。我记得我曾非常谨慎地跟她提起这个话题。她表示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但她不愿意多谈。她封闭她自己。我对她来说完全只是个陌生人。她没有要向我敞开心房。」

贝蒂说：「她不容易敞开心胸。最后那几个月，她其实会找我来，跟她抽一卷烟，这样我们就能放松聊天。」

「结果怎么样？」

「很不错，因为她会说自己的事。她说：『我觉得我并不知道癌症是什么，但它就在这里，降临在我身上。是我自己招来癌症，让癌症进到我的身体。』我记得我被她吓到，我说我听不懂。她说：『因为它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妈，妳也是这癌症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她过世前一晚见到某个人。她说有个男的要来带走她，她跟那个人说她还没准备好。隔天晚上她跟我说：『我希望他来──那个男的。』我说：『哪个男的？要帮妳叫医生吗？』她说：『不是，是要来带走我的那个男的，我跟他说我还没准备好。』但她说她现在准备好了。」

贝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父母为什么看不到小孩的痛苦？」

「我也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痛苦。我读了妳写的书，看得出来，妳其实没觉察到自己的痛苦，也就不可能清楚看见芭芭拉的痛苦。」

「如果妳以为这只是妳和芭芭拉的问题，妳会更觉得愧疚，但你怪罪自己的事，并不见得公允。事实上，妳也是某个成长环境和某种生活下的产物。妳确定要继续听我说吗？」

「请继续。」

「妳把《克拉阔特》献给芭芭拉，也献给妳『很棒的母亲』。妳妈妈或许很棒，可是妳在写的时候，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对她有多愤怒，还有她伤妳多深。」

「我从来没觉得不被爱啊。」

「当然妳没觉得，我也没有说妳妈不爱妳。但有部分的妳不这么想，因为妳让痛苦隔绝在外面。妳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没有自己情感的需求，同时也是在避开受伤的感觉。这就是在压抑痛苦。」

「妳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我知道自己以前很讨厌妹妹得到关注，她会憋气让自己脸色发青。后来她去念护理，拿到护理师证照，生了四个小孩。她有毒瘾又酗酒，不到五十岁就因为用药过量走了。爸妈试着要帮她……我妈用尽全力在帮她。」

「妳一下就变成在帮父母说话。」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位妈妈。」

「我觉得是因为妳是在抵挡父母让妳感受到的痛苦。妳会做恶梦……」

「如果喝冰茶喝得跟我一样多，每个人都会做恶梦……」

「恶梦跟我们最深层的焦虑有关。」

「我的恶梦跟我爸有关。我恨他。不久前我跟我哥聊，他以前常被我爸恐吓。虽然这样，他还是成为一名航太工程师。他一直都酗酒，但他在他那个领域很杰出。前阵子他说：『贝蒂，妳知道小时候我一直很佩服妳吗？因为妳不怕反抗爸爸。』其实不是这样，我怕死了，但我会稍微试着抵抗。」

「妳会做跟他有关的恶梦，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感受妳没办法跟妳妈说。」

「要怎么跟她说？说『我讨厌爸爸，我不知道妳到底干嘛跟他在一起』？」

「不是，只要说『妈妈，我讨厌爸爸』。」

「这样是不行的，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

「我不是要怪妳妈待在这段关系里，她有她自己的遭遇。她没办法好好反抗、打破现状。但对小孩来说，妈妈这边造成的伤害更大。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生，能与她共感。妈妈对小孩来说就是全世界，这个世界让小孩失望。爸爸以暴力、威胁人的形象出现时，这个世界要不是保护我们、要不就是不保护我们。」

「这不是妳母亲的错，是跟女性过去的社会地位，还有大人的感情关系有关。我要讲的只有小孩这部分。妳刚刚说：『这样是不行的』，妳真正的意思是，妳妈妈无法听妳心底的感受。我们通常不会觉得这是伤害，但其实这个伤害比什么都还深。如果女人和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结婚，还要扮演对方的妈妈，会没有心力和体力照顾小孩。所以跟妳争夺妈妈的爱的人，不是妳妹妹，是妳爸爸。」

　

因为贝蒂的父亲不成熟，加上贝蒂母亲无法真正自主，使得芭芭拉、她死于用药过量的阿姨、酗酒的舅舅、勇敢的母亲贝蒂，以及贝蒂的所有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伤害。而贝蒂的父母同样也因为背负前几代传承下来的痛苦。没有人该受到谴责，只是代代祖先都要为在芭芭拉身上的乳癌承担一部份责任。

　

　

《哈里逊内科学》（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第十二版中写道：「多数肺癌是肇因于吸烟摄入致癌物与肿瘤启动子。」这样的陈述包含部分事实，但科学上并不完全正确。

吸烟不必然导致癌症，就像掉入深水中不一定会溺死。的确吸烟会大幅提高罹癌的风险，但不只是肺部，其他器官如膀胱、咽喉也会受影响。不过从逻辑上来看，吸烟本身并不会导致上述癌症。如果说吸烟会导致肺癌，那么每位吸烟者都应该会得到肺癌。

数十年前，一位名叫大卫．季辛（David Kissen）的英国胸腔科医师指出，肺癌病患常有压抑情绪的倾向[1]。季辛在数项研究中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临床观察：「比起其他非癌症的肺病患者，肺癌患者的情绪宣泄管道较为贫乏与受限[2]。」季辛发现，无法有效表达情绪的男性罹患肺癌的风险是常人的五倍。更耐人寻味的是，肺癌患者中，抽烟但不把烟气吸入肺部的人，比起会吸入烟气者，前者压抑情绪的情况更为明显。季辛的观察显示，压抑情绪与抽烟两者共同作用，提高肺癌的风险，压抑程度越高，抽烟的伤害不必太大，癌症一样会上门。

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前瞻性研究印证了季辛的观点。这项研究共为期十年，于前南斯拉夫的茨尔文卡（Cvrenka）进行，研究人员来自德国、荷兰和塞尔维亚，研究目的是找出心理社会危险因子与死亡率的关系。茨尔文卡是一个工业城镇，人口约十四万人，之所以选择该地进行研究，部分原因是该地以高死亡率著称，另外也因为人口基数稳定，易于后续追踪。

研究选取该地约一成左右的居民做为研究对象，约包含一千名男性与四百名女性，于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共有一○九题，里面详细列出各种危险因子，如负面的生命经验、长期的绝望感、极度理性而非情绪化的应对机制等。胆固醇指数、体重、血压、抽烟史等身体状况也一一记录在案，已诊断出患有疾病的居民则被排除在研究计划之外。

在研究开始的十年后，研究对象中有六百多人过世，死因包括癌症、心脏病、中风等。而死亡的最大一项危险因子（尤其是癌症所造成的死亡），就是研究人员所谓的「理性与反情绪化」。在问卷中这一项共有十一个问题，主要在评量此特征：压抑怒气。「这些问题中，如果有十题或十一题回答为肯定，他们的癌症发生率是其他人的四十倍，其他人回答为肯定的，平均是三题……。我们发现吸烟者除非有十至十一题回答肯定，否则皆未罹患肺癌，也就是说，吸烟对肺脏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3]』。」

这样的结果不代表烟商不必为肺癌的高普及率负任何责任，其实正好相反，茨尔文卡研究中三十八位死于肺癌的受试者都是吸烟者。研究结果的重点是，吸烟本身不足以导致肺癌，而是压抑情绪以某种方式强化了吸烟对身体的伤害，不过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呢？

心理因子会对人体各个压力处理器官（如神经、荷尔蒙腺体、免疫系统、接受并处理情绪的大脑）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对癌症的诱发产生决定性的生理影响。

生物和心理活动并非独立进行；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超系统，其下的各个部分不能被视为独立或各自运作的机制。传统的西方医学认为身心分离，但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科学研究取代了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更贴近事实、更合一的观点。美国的研究人员坎达丝．珀特（Candace Pert）曾写道：「免疫学、内分泌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之间的学科分别已经走入历史[4]。」「心理神经免疫学」，或者更准确、全面的名称应该是：「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研究的即是，调节行为与生理平衡的器官和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运作。

大脑、神经系统、免疫器官与细胞，以及内分泌腺体是经由数种途径共同作用，随着研究持续进行，可能会发现其中更多关联。此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PNI）*的共同任务是确保生物顺利发展、生存、繁衍。PNI系统中各组成分子的相互连结能侦测内外的威胁，并整合行为和生化变化来因应，以最少的消耗保障安全。

PNI超系统的各个部分透过神经系统连结在一起，某些连结甚至是最近才发现的。比方说，过去认为只有荷尔蒙能启动免疫中心的作用，但其实免疫系统也和神经有广泛连结。所谓的初级免疫器官就是骨髓和胸腺（胸腺位于胸腔上部、心脏前方），在骨髓与胸腺中成熟的免疫细胞会移动到次级淋巴器官中，包括脾脏和淋巴腺。从中央神经系统延伸出去的神经纤维会提供讯息给初级和次级免疫器官，从大脑便能即时与免疫系统沟通。分泌荷尔蒙的内分泌腺体同样和中央神经系统有直接联系，因此大脑可以直接和甲状腺与肾上腺，或睾丸与卵巢等器官「沟通」。

另一方面，内分泌腺体制造的荷尔蒙以及免疫细胞产生的物质，也能直接影响脑部活动，藉此影响个体的行为。我们会有医学上称之为「不适行为」的经验，就是免疫系统对大脑产生作用。免疫细胞会分泌一种叫做细胞激素的化学物质，引发食欲低落、发烧、疲惫、困倦等感觉，促使我们打电话向公司请假。虽然这些感觉令人沮丧，但这种快速的行为调整，是人体为了保留体力，帮助我们对抗疾病。不过如果这类物质不正常分泌，就会干扰正常的人体运作，比方说导致过度或慢性疲劳。

惊人的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能产生的荷尔蒙与传讯物质，淋巴细胞与其他白血球细胞也几乎都能制造。淋巴球甚至能分泌脑内啡，这是一种体内自制的物质，作用类似吗啡，具有转换心情与止痛的功能。这些免疫细胞的表面也有受体，可以接收来自大脑的荷尔蒙与其他分子。

简言之，PNI超系统中的各个组成分子透过神经纤维串连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此外，它们彼此之间持续有生化上的连结对话。它们彼此能传送、接收无数物质，透过共同的分子语言沟通，能对同一个讯号各自做出反应。PNI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总机，随时忙着接收各单位传进的讯息，同时也向外发送出去。同样的，若有任何短期或慢性的刺激作用于PNI系统的任一部分，影响很可能不会限於单一部位。

PNI系统何以能进行多样的互动沟通？从显微镜下可以发现，每个细胞表面都有许多受体位置，可供传讯分子接合。一般神经细胞（也就是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可能上看百万个，坎达丝．珀特形容道：「假如你为目前科学界所发现的每一个受体都涂上不同颜色，那么细胞的表面会看起来非常缤纷，平均至少呈现七十个不同色调，一种受体可能就有五万个不同颜色[5]。」

传讯分子和大部分的荷尔蒙都是由胺基酸（蛋白质的基本构成元素）组成，它们是长链的胺基酸，正式名称是「肽」。这些化学物质的活动范围遍及全身。有位神经科学家建议以「资讯物质」来加以称呼，因为它们的功能就是在细胞或器官之间传递资讯。PNI系统各部分的资讯物质与另一部分的细胞种类之间有多种可能的互动形式。

PNI系统的枢纽是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所连接而成的HPA轴线。心理与生理的刺激会启动HPA轴线，透过轴线送出讯息，使身体对威胁做出反应。心理层面的刺激首先会经过情绪中枢评估，也就是所谓的边缘系统，包括部分大脑皮层和大脑更深层的结构。假如大脑将传入的讯息解读为威胁，下视丘就会让脑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素」（ACTH），ACTH进而会促使肾上腺皮层分泌皮质醇，进入血液循环中。

在这一串荷尔蒙连环反应的同时，下视丘会透过交感神经系统（负责战或逃的反应）向肾上腺的延髓送出讯息。肾上腺延髓会制造并分泌肾上腺素，立即使心肺及神经系统进入战或逃的备战状态。

无怪乎，生物个体最常解读为情绪压力的影响因子，同时也是HPA轴线最强大的诱发机制：「不确定感、冲突、失去掌控、缺乏资讯等心理因素常被视为最令人感到压力的刺激因子，能轻易启动HPA轴线运作。拥有掌控感与终结行为能立即抑制HPA的活动[6]。」

终结行为（consummatory behavior）是一种移除危险或消解紧张的行为。诱发压力的刺激因子不一定是掠食者或可能发生的实际灾祸等客观的外在威胁，也包含内在感知，例如觉得欠缺必要的某样东西，这是为什么缺乏掌控感、缺乏资讯，以及后文将谈到的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如缺乏关爱），会启动HPA轴线的运作。满足这类需求的终结行为则可以终止压力反应。

如果了解PNI系统内生化与神经的交互影响，我们就能理解情绪是如何与荷尔蒙、免疫防御与神经系统相互作用。在癌症的成因中，荷尔蒙扰动和免疫防御受损都有一席之地，肺癌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机械论的观点是，癌症成因是某种有害物质损害细胞的DNA，例如烟草制品，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无法解释，就算在吸烟量和种类完全一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吸烟者会得癌症，有些却不会。这个观点无法解释的疑问还包括：为什么有些人的细胞比较容易受损？为什么有些人的DNA可以自行修复，有些人却不行？为什么有些人的免疫系统与防御机制能抵挡癌症，有些人却不行？ 为什么即使是被诊断出同一种癌症、同一分期，且其他因素（年龄、性别、收入、健康状况）都一模一样时，患者之间的治疗结果或病程却大相迳庭？

基因或许能解释某些癌症的上述差异，不过如同我们之前提过的，以乳癌来说，多数人的癌症成因并不是基因。肺癌尤其不是基因影响的疾病，基因损害也不是遗传所造成。

癌症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起始期，正常细胞在此阶段开始转变为不正常细胞。我们可以将癌症视为细胞复制出了差错，细胞的分裂与死亡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正常进行。细胞原本应产生健康的后代，却逃离管控，分裂出畸形的细胞，再不断自我复制，不顾生物体的需求。每天人体内都有数百万个细胞生成、死亡，在无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本来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大量不正常的转化。坎达丝．珀特写道：「事实上，我们体内无时无刻都有数个微小的癌症肿瘤在成长。」

吸烟会直接对肺部细胞的基因物质造成伤害。据估计，肺脏细胞的DNA须累积出现十个病变或伤害点，才会诱发癌症。不过，不论在身体何处，这类基因体的伤害「鲜少导致肿瘤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多数初期病变都是暂时的，透过DNA修复或细胞死亡就会被消灭[7]。」也就是说，DNA的自身修复过程或细胞死亡会使细胞无法复制受损的基因物质，这也是多数吸烟者不会发展出临床肺癌的原因。而如果确实出现癌症，就代表DNA修复或细胞的正常死亡过程失灵。一九九九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曾检视心理因素对肺癌的影响，写道：「DNA修复出错与癌症发生率提升有关。压力可能改变DNA的修复机制；比方说，一份研究指出，忧郁程度较高的精神科住院病患，其淋巴球细胞DNA因X光照射而受损后，修复的功能较差[8]。」

细胞凋亡（apoptosis）是由生理调节引发的死亡，是维护生物体健康组织所必需的过程。细胞凋亡能确保正常组织能代换，淘汰掉基因物质衰弱的老旧细胞，为健壮的后代腾出空间。「细胞凋亡若失调，可能导致多种病理现象，包括肿瘤生成、自体免疫与免疫不全疾病、神经退化疾病[9]。」

HPA轴线活动所分泌的类固醇激素可透过多种方式调节细胞凋亡。习惯压抑情绪会使个人长期承受压力，而长期压力会在体内制造出不正常的生化环境。类固醇激素若持续偏离正常水平，会干扰正常的细胞死亡周期。一同参与细胞死亡作用的还有自然杀手细胞。而忧郁这种由压抑怒气主导情绪功能的心理状态，会与吸烟产生交互作用，降低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10]。

简言之，光是DNA损伤不足以引发癌症，还必须加上DNA修复功能受损与／或细胞死亡周期不正常，而压力与压抑情绪都对这两项因素有负面影响。就恶性肿瘤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癌症的起始机制而言，茨尔文卡的研究结果和英国医师大卫・季辛的观察其实都有生理学依据。

《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曾有一篇文章检视了PNI系统在健康人士与病患体内所扮演的角色。文章作者指出：「正常人的神经免疫机制能提供防御，抵抗感染、受伤、癌症，并能管控免疫和发炎反应，主动抵御疾病[11]。」换言之，疾病不单纯来自外界攻击，而是由于脆弱的宿主体内环境失调，自内部形成。

癌症变化的后续阶段分别是促进及进展。新生成的恶性细胞背离了正常的调节机制，逃脱死亡的命运，持续分裂、复制，导致肿瘤生成。在此阶段，体内的环境可能抑制或支持肿瘤生长。此时，PNI超系统透过HPA轴线所调节的荷尔蒙能发挥作用，在身体组织中制造出有利或不利肿瘤生长与扩散的环境。

美国马里兰州国家癌症研究院医学部门乳癌科主任马克．E．利普曼（Marc E. Lippman）医生写道：「个人长期的心理状态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要不是促进肿瘤成长，就是减缓或加剧环境压力的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可以调节心理因素与肿瘤的交互作用……因此无可避免的，心理因素可以透过改变内分泌，进而对肿瘤生物学产生影响[12]。」

荷尔蒙对癌症生成与扩散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许多癌症具荷尔蒙依赖性，或是发生于与荷尔蒙交互作用密切相关的器官，例如卵巢和睾丸。荷尔蒙依赖型的癌症细胞，其细胞膜上有各种荷尔蒙受体，以利接收促进细胞生长的荷尔蒙。乳癌就是一种荷尔蒙依赖型癌症。一般认为许多乳癌具雌激素依赖性，这也是使用雌激素抑制药物来治疗乳癌的原因。较少人知道的是，某些类型的乳癌拥有可接受多种其他「资讯物质」的受体，包括雄性素（男性性激素）、黄体激素、泌乳素、胰岛素、维他命D等，这些激素都是由HPA轴线分泌或调节的。

从人类经验跟动物实验都可看出，压力对于荷尔蒙有很大的影响。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介入操控母猴子间的支配关系，打破原本的支配模式，先前占优势地位的猴子被迫屈居从属位置，而原本居从属地位的猴子取得主导地位。

社会从属地位使HPA轴线与卵巢的荷尔蒙分泌失调。「比起居于从属地位的母猴，现居主导地位者所分泌的皮质醇较少。」居优势地位的母猴经期正常，排卵前的黄体酮浓度较高；而从属者的排卵频率降低，经期紊乱的频率提高。

研究人员改变实验情境，使原本居主导地位的猴子变成从属者时，其生殖功能几乎立即受到抑制，而皮质醇分泌量提升；而原本为从属的猴子取得主导地位时，情况正好相反[13]。

卵巢癌、子宫癌等女性妇科器官相关的癌症也和荷尔蒙息息相关。卵巢癌是常见的女性癌症，在所有癌症中，卵巢癌的肿瘤致死率最高，预后最差。虽然早期治疗颇为有效，不过多数病例获得诊断时，都已过了现行疗法能够治愈的阶段。

目前还没有能有效发现早期卵巢癌的筛检方式。超音波和CA-125血液检验可以用来监控，不过无法在出现症状或扩散至发病位置之外前发现病灶。保险经纪人达琳是在不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罹癌，她分享经验：「他们做了腹腔镜术检查我的卵巢，结果发现癌症。所以我没怀上小孩，反而切除了卵巢。」

不孕是卵巢癌的已知风险指标之一，可见荷尔蒙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如何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初经提早与延迟停经都会提高罹患卵巢癌的风险，怀孕和避孕药则能降低风险。由此看来，似乎排卵频率越高，罹患卵巢癌的机率也越高。另一方面，不孕症（完全不排卵）也会提高风险。显然荷尔蒙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复杂而难以捉摸。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女性的生殖荷尔蒙极易受心理状态及生活压力影响。二○○一年匹兹堡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荷尔蒙功能可能也和某些人格特质相关。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比较了长期无月经（闭经）和月经正常两群女性的心理特质。研究人员尤其对患有功能性下视丘闭经症（FHA）的受试者感到兴趣，她们无法正常排卵，却没有明显可见的疾病或症状。研究发现「患有FHA的女性较常出现失常态度，尤其想急切争取认同的女性。（她们）比较可能……显现出容易忧郁者身上常见的特质，像是完美主义、过于顾虑他人的评价等[14]。」

匹兹堡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停经女性的饮食习惯经常十分混乱，但不易察觉。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几乎总和童年未解的问题相关。压力使人难以照顾自己，同时也使健康状况变差。匹兹堡的研究人员写道：「患有FHA的女性反应常担心饮食和体重问题，害怕体重增加，且有暴饮暴食的倾向。」

饮食习惯和童年问题与当下的压力直接相关。个人所经历的压力大小，以及面对生命无常所发展出的应对机制，这两项因素都与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食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饮食习惯会直接影响女性生殖荷尔蒙的运作。举例来说，厌食症患者经常有停经的现象。

温哥华内分泌学家洁莉琳．普莱尔（Jerilyn Prior）特别关注女性的健康问题，她发现即便是经期正常、没有症状的女性，也有细微的荷尔蒙扰动现象。普莱尔在《加拿大诊断学期刊》中写道：「将近三分之一经期正常、无症状的健康女性会有排卵障碍，而根据生物学原则，这可能导致健康上的风险[15]。」

在普莱尔博士的研究中，无排卵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下视丘与脑垂腺传送给卵巢滤泡的讯号不平衡或不协调」，导致下视丘与脑垂体对卵巢的刺激不足。普莱尔博士指出，这种扰动「是因应生命周期、体重波动的变化、心理社会压力、过度运动或疾病所导致。」

白血病、淋巴瘤等血癌（制造血球的血液系统之癌症）也是荷尔蒙依赖型癌症，深受肾上腺所分泌的皮质醇影响。肾上腺皮质素会抑制白血病及淋巴瘤的分裂和扩散。因此，血癌部分成因可能包括HPA系统长期失调，导致血球与淋巴细胞不受正常抑制。目前可得知的研究指出，血癌病患的成人生活中常有情绪压力的存在。

罗彻斯特大学有项为期十五年的研究，是以淋巴瘤与白血病患者为对象，其中指出这些癌症「好发于情绪失落或分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会引起焦虑、伤心、愤怒或绝望等情绪[16]。」

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合成类似物是治疗白血病与淋巴瘤的重要成分。特别的是，阻碍白血病细胞复制所需要的类皮质醇荷尔蒙，只比身体一般运作所需的高出一点点。以白血病来说，急性压力会使皮质醇浓度暂时升高，有时就足以减缓病情。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急性压力使皮质醇暂时升高是有益健康且必要的状况；长期受压力所苦者，皮质醇浓度长期偏高才是不健康的情况。

大脑边缘区域与易受压力影响的HPA轴线能调节荷尔蒙，这些荷尔蒙除了会直接影响荷尔蒙依赖型癌症，也会作用于身体其他组织，进而影响癌症发展。这些易受荷尔蒙影响的身体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免疫系统。

一般习惯把癌症视为攻击人体的入侵者，因此就像遭到外国侵略一样，身体必须展开反攻。这种观点虽然简单易懂，却非事实。首先，即便部分癌症有烟草等外在的诱癌因素，还有部分因素是身体内部出了问题；而且，大多数癌症其实并没有确定的诱癌物。其次，决定癌症迅速扩张或消失殆尽的主要因素还是身体的内部环境，不论是局部或整个生物体。换言之，正常细胞会恶性转化，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生物体的生理－心理－社会状态所带来的影响不会小于癌症的种类。

癌细胞进展到细胞表面显现出异于正常身体蛋白质的分子时，应该得要被各种免疫反应摧毁。T细胞应会用有毒化学物质加以攻击；抗体应该要形成来加以抵御；特化的血球应该将之吞噬。不过如果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免疫系统可能会因为混淆而认不出形成癌症的突变细胞，或是因为过于虚弱，无法发动有效的抵御。

随着肿瘤的成长和发展而来的还有大量局部产生的化学物质，有些是由癌症细胞自体分泌的。这些化学物质包括生长因子、抑制物质及各种传讯分子。这些物质之间复杂的消长可能抑制或助长癌症发展。重点是，这种一连串错综复杂的生化反应深受PNI系统透过荷尔蒙和其他资讯物质所影响。

最后，情绪状态也可能对癌症转移的预防与助长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认知是，最好能在癌症扩散前「早期发现」，不过生物学现实是另一回事：肿瘤成长到能够侦测的阶段时，多半早就已经开始扩散。英国肿瘤科医师巴索．史托（Basil Stoll）指出：「原发肿瘤诊断出来的时候，即便是早期癌症，很高比例也已经明目张胆地转移至别处[17]。」只不过大多数的转移不是失败就是长期休眠。

「倍增时间」指肿瘤组织大小加倍所需的时间。倍增时间会因癌症种类而有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癌症，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就算是在容易发现的身体组织，如皮肤或乳房，肿瘤要成长到临床上可以察觉的程度，至少也要0.5克的大小，约等于五亿个细胞。单一恶性突变细胞约要翻倍三十次才会成长到这个大小[18]。以乳癌来说，倍增时间介于数天至一年半不等，平均约为四个月。「如果肿瘤细胞持续以相同速率成长，约需八年才会在临床上变得明显，有些资料甚至提出要更长的倍增时间，认为需十五至二十年才会在临床上变得明显[19]。」

不过现实情况中的肿瘤，其倍增速率并不是定值，其成长速率会依患者的生活状况而呈现不小的波动。还记得前章蜜雪儿的经历吗？她的乳房肿块已存在了七年之久，突然在经历急性压力后出现剧烈变化。

乳癌肿瘤直径稍大于半公厘时就可能发生转移，「如果癌症转移，通常在临床上可以察觉之前就已经发生[20]。」许多乳癌病例即使没有出现临床问题，似乎也都有癌细胞小幅扩散的现象。也有一些病例的转移会在远端组织中休眠，数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症状。摄护腺癌也有相同的情况，因此约有四成的病例在确诊之时已经开始扩散。事实上，从女性尸体的解剖研究中也得出极为相似的结论：两成五到三成的女性身上有少量的乳癌细胞，「（这个比例）远超过显现病征的人数[21]」。

因此重点不单纯是如何预防扩散，而是休眠的癌细胞何以转变成临床上的癌症？肿瘤的休眠会受许多荷尔蒙与免疫学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属于PNI系统的管辖，也都极易受生活压力影响。

不同患者的肿瘤成长速率有很大的差距，此外，诊断出同一种癌症、同一阶段的患者，是否发生转移和其存活时间也差异甚大。比方说，「许多肿瘤切除不完全的乳癌病例从未复发，或是继发性肿瘤在患者身体组织中休眠长达三十年才终于显现病征[22]。」这种个体差异似乎并不是癌症本身所造成，而是受患者体内环境的抑制或助长因素左右。体内环境则是深受患者身上的压力源及应对压力的各种方式影响。

多项癌症研究皆一致指出，无法表达情绪（尤其是和愤怒相关的情绪）是最大的危险因子。压抑怒气并非一种抽象的情绪特质，以神秘的方式导致疾病。它是主要的危险因子，因为会对生物体造成生理压力。这项因子不会单独作用，而是与其他危险因子相伴出现，例如绝望感和缺乏社会支持。无法感受或表达负面情绪的人，即使身旁有亲友，也形同孤立，因为真正的自己无法被正视。长期无法在内心最深处面对真正的自己则会带来绝望感，绝望感又引发无助感，因为个体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无法改变什么。

有一项研究是以健康女性为对象，这些女性除了例行身体检查中的子宫颈抹片结果异常以外没有其他症状。研究人员事前不知道抹片检查的结果，「单凭情绪状态问卷就能预测出，哪些研究对象已罹患早期癌症，准确率几乎有75％。研究人员发现『容易产生无助感』的人，以及最近六个月曾有过无法纾解的无助挫折感者，罹患癌症的机率最高[23]。」

茨尔文卡研究的对象将近一千四百人，研究人员根据受试者有无「理性与反情绪化」（压抑怒气）的心理特质与长期无助感，预测哪些人最可能罹患并死于癌症。十年后研究人员调查死亡记录时发现，预测的正确率高达78％。」

对大多数罹患卵巢癌的女性来说，遗传并不是关键的危险因子。但对于部分患者来说，遗传的确有重大影响。约有8％的女性卵巢癌患者带有其中一个已知会提高风险的基因变异。事实上，这也就是和乳癌相关的BRCA基因。变异发生在DNA某一股时，带有此种变异者在七十岁前罹患癌症的风险为63％；变异位于另一股时，在七十五岁前罹患卵巢癌的机率是27％[24]。对未带有变异基因但有一位一级亲属（母亲、姊妹、女儿）罹患卵巢癌者，自己患病的机率约为5％。这些数据再次显示，我们无法从基因本身并无法看出全貌，即便是高风险族群，也并非每个人都注定罹癌。

　

　

* PNI这个缩写较常用来指称研究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的「学科」。但如果要一直读写「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的全名，读者和我都会感到不耐烦，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本书的PNI指的是这个「生理系统本身」。

　

　

艾德在家医科一次例行的直肠检查中发现一个小瘤，结果被诊断出为摄护腺癌。艾德说：「我去做了切片。他们检查了摄护腺六个地方，其中一处出现异常。确定是摄护腺癌。那之后我审视了所有治疗方式，不是切、烧，就是毒。我和很多切除摄护腺的男性谈过，也和一些接受放射线治疗的患者聊过，他们大部分人的状况都很惨。」

我问他：「你没接受任何医学治疗吗？」

「我选择自然疗法，现正接受催眠治疗，深入审视自己和生活方式。」

「切、烧、毒」这种生动的描述指的是摄护腺癌的三大治疗方法：开刀、放射线治疗和化疗。虽然有些病患熬过这些治疗，没太多痛苦，但也有人因为难受的后果痛苦不堪，例如尿失禁和阳痿。有一份研究检视了超过十万个摄护腺切除术的病例，结论是「摄护腺切除术之后的并发症与再次入院的案例大幅高于原先的认知[1]。」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肿瘤科与流行病学医师欧提斯．白劳利（Otis Brawley）所搜集的统计数据可能会让积极医疗的支持者感到灰心。在筛检较普遍的地区，摄护腺癌的发生率也较高，接受治疗的人数较多，但摄护腺癌的死亡率不变[2]；在筛检最盛行的地区，死亡率甚至稍高。《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期刊》所刊登的研究发现也令人忧心：比起未接受任何医疗介入者，积极接受摄护腺癌治疗的男性死于其他癌症的机率较高[3]。

虽然部分摄护腺癌患者的确应该接受治疗，不过目前并不清楚哪些人适合医疗介入。大部分摄护腺癌病程发展很慢，就算癌症会引起健康问题，在那之前，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病情太急太猛，到诊断出癌症时，治疗已经没有用了。由于无法确定治疗能不能发挥效果，那「战胜」摄护腺癌的病患到底是战胜什么呢？战胜治疗，还是战胜疾病？

摄护腺癌是第一个被发现与荷尔蒙相关的人类癌症。就像女性乳癌患者移除卵巢后病情可能改善一样，患者被去势之后，由于雄性素（男性荷尔蒙）浓度降低，摄护腺肿瘤也会随之缩小。治疗方式包括睾丸切除术，也就是以手术切除睾丸，或是服用强效药物阻断男性荷尔蒙的效果。目前对于转移性摄护腺癌患者来说，这类「化学阉割」是第一线治疗方法。

许多男性至三十岁时，其摄护腺中会出现一些癌细胞，到了八十岁时，多数人的摄护腺中都会有癌细胞。五十岁男性患摄护腺癌的机率是42％。不过在所有年龄层，发展出明显临床病症的人数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就算是较年轻的男性，其摄护腺出现癌细胞的情况并不少见，随着年龄增加，癌细胞更是逐渐成为常态，不过只有少数人会形成肿瘤，进而引发症状、威胁生命。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促进癌症发展？什么样的人格特征或生活环境会干扰身体的防御机制，唤醒原本就存在的癌细胞，促使其激增？

　

艾德四十四岁，身材精壮，体格和脸庞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当我准备访问他时，他对正要出门购物的太太珍（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的故事请见第十八章）说：「有够肚烂，麻烦死了，但我得去看一下某某人的卡车，他车子发不动。」

我说：「我很快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说检查那个人的车很肚烂，以一个摄护腺癌患者来说，这是个有趣的人体譬喻。如果某件事对你没好处，只是肚烂，你会轻易拒绝别人吗？」

「我其实不太拒绝别人，我总是想要帮忙。」

「就算那件事令人蛋痛？」

「对，就算我不方便，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也会帮忙。」

「如果你不帮呢？」

「我会有罪恶感。」

艾德是一个乡村乐团的团长，以前会吸大麻。艾德和我聊了他成年后的第一段感情，前后长达十年。他和一位年纪稍长的女士同居，帮忙扶养女方的两个小孩，那时他每天喝酒浇愁。后来对方劈腿时才结束这段关系。

「我放弃了，我告诉自己，我不要忍下去了。我从来没有乱搞，就算曾有这种想法。从那天起，我戒酒约一年半，开始慢跑、做自己想做的事。感觉很自由，好像胸口的重担顿时消失了一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觉得愉快自在。」

「那你现在一天喝多少酒？」

「每天大概四罐啤酒吧。」

「为什么？」

「我和珍在一起之后，她的问题就变成我的问题，然后越来越沉重，所以我又开始喝酒。」

「所以你在这段婚姻里并不快乐。」

「我想最大的问题是控制，我让珍掌控这段婚姻，因为她有多发性硬化症，而且前一段婚姻有家暴（珍的故事请见本书第十八章）。她被管东管西的，连穿衣服都被管。这让我在这段婚姻里比较畏缩。」

「所以你觉得自己被管控，对此你有什么感觉？」

「充满怨恨。」

「你怎么处理？」

「我隐藏这种感觉。」

「你没告诉珍你不喜欢这样吗？」

「没有。」

「这让你想起什么？」

「童年，没错，就是我的童年。」

虽然艾德先前告诉我，他的「成长过程很棒」，但很显然，艾德已发觉到自己受父母控制，如果他未能达到父母的期待，就会充满罪恶感。他回想起他会因为「罪有应得而被打屁股」，而在我追问之下想起，约从八岁起，父亲就会用皮带抽打他。「他认为那是最好的办法。」

「那你觉得呢？」

「现在我不觉得那是最好的办法，但小孩没得选。我想要当好人，当你还小，仰望父亲时，你不知道父亲该是什么样子，你希望爸爸很完美，你也想当个完美的小孩。」

　

摄护腺癌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虽然睾固酮（人们一般相信这种荷尔蒙是雄性具侵略性的肇因）似乎会促使癌症发展，不过摄护腺癌却好发于年老男性。但是身体制造的睾固酮却会随着年龄下降。也没有研究显示罹患摄护腺癌的男性血液中的睾固酮浓度高于平均。就像乳癌的雌激素受体，肿瘤细胞对一般的睾固酮浓度的敏感度一定也被改变了。

就像肾上腺和卵巢所分泌的荷尔蒙，睾丸所合成的睾固酮也是由大脑的下视丘垂体系统，透过复杂的回馈控制所操控。这个系统对压力与情绪十分敏感，会据此发送一连串生物物质至血液循环中。情绪会直接对男性的性荷尔蒙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就像卵巢制造的女性荷尔蒙雌激素，或者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激素，也都会受到心理的影响。此外，曾有一小部分患者以手术切除脑中的垂腺来治疗摄护腺癌，也确实获得正面的效果[4]。

此外，环境因素显然不可小觑。比起在自己国内的日本男性，移民至夏威夷与美国本土的日本男性罹患摄护腺癌的比率较高：后者约为前者的二‧五倍。不过从没有临床症状的男性尸体解剖研究中发现，不论居住地在哪里，人体内存在休眠癌细胞的比例大同小异[5]。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个环境下的休眠癌细胞会发展成恶性肿瘤，其他环境却不会？这项研究有力地显示，压力扮演关键角色，影响某些人会罹患摄护腺癌并死亡，有些人又不会。

家族病史会提高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不过在多数病例中，这并不是主要因素。除了饱和脂肪可能有关外，相较于肺癌和香烟，摄护腺癌没有明确的诱癌环境因子。此外，考量地理差异极大，基因可能有些许影响。摄护腺癌在北欧国家最为普遍，在亚洲少见。世界上罹患摄护腺癌机率最高的种族／族裔群体是非裔美国人，罹病率是美国白人的两倍。

　

我们已看到有研究显示疾病与情绪孤立有相互关联，另一项与此一致的发现是，比起离婚或丧偶的男性，已婚男性被诊断出摄护腺癌的机率较低[6]。虽然我并未在文献中找到其他与摄护腺癌和心理因素相关的调查研究，但有一项研究是针对依赖需求较高的男性，也就是较无法独立、自力更生的成年男性。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依赖他人的男性罹患多种疾病的机率皆较高，其中包括摄护腺癌及其他数种癌症[7]。

全人的疗法将「人」置于中心，而非血液检验或病理报告，也会将患者个人的生命历程纳入考量。此方式鼓励患者仔细检视自己所面对的压力，不论是外在环境的压力或源自内在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摄护腺癌的诊断就像令人醒悟的警示，而不单纯只是一种健康的威胁。患者除了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疗法外，他们也被鼓励进行内省，检视生命中的各个面向，这因此可能提升存活率。

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于二○○○年四月与希拉蕊．柯林顿竞选参议院议员期间诊断出摄护腺癌，这似乎为他带来转变。这位前纽约市长曾被形容是充满拚劲，「不会疲倦、不感害怕、不曾自我怀疑的机器人市长」，「视工作伦理如命」[8]。他完全投入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天只睡四小时，剩下的二十小时大部分都在工作。据说他无法忍受没有行动，事必躬亲，必须掌控一切，「像将军一样发号施令」。他对受苦受难的个人与群体不表同情，情绪紧绷至极限。被诊断罹病之后，他发表了一份不同凡响的公开自白。关于癌症，他说：

　

它想让你想清楚自己是谁，想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对你才是重要的──你真正存在的核心在哪。我猜想，因为我担任公职这么久了，我过去以为政治就是我的核心……但其实不是。

这件事就像塞翁失马。我得到很多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更了解什么对我才是真正重要的。也许我还没全部想通，要是我以为自己可以在几周内就全部明白，那就太蠢了，但我想我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还有另一种和荷尔蒙相关的男性生殖道癌症──睾丸癌，情况则和摄护腺癌全然不同。这种罕见的疾病曾是年轻男性的第三大癌症死因，目前早期诊断的治愈率已超过九成。四度于环法自由车赛夺冠的蓝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晚期转移的睾丸癌患者，只要明智地结合手术、放射治疗及化疗，再加上决心，是有机会完全康复。

　

阿姆斯壮最早于一九九六年冬天注意到睾丸有些许肿胀，次年春天时开始觉得有不寻常的喘气现象，接着觉得乳头疼痛，一九九七年时由于咳嗽和下背疼痛，不得不退出环法车赛。阿姆斯壮写道：「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骑士，习惯否认问题[9]。」直到九月他开始咳血，而且睾丸又痛又胀，他才开始求医，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和脑部了。

关于睾丸癌，习惯否认问题的不只有自行车骑士。三十六岁的罗伊最早于二○○○年中觉得左边睾丸肿胀，不过拖了八个月才终于去看家庭医师，在此期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身体不适。他说：「我有一点不好意思，而且我害怕听到坏消息。」有一项英国研究指出，睾丸癌患者不愿就医的现象并不少见。「延误诊断很常见，不过更常见的是患者延误就医，而不是医生没有正确诊断出来……从出现症状到实施睾丸切除的延误时间最长高达三年……平均约为3.9个月[10]。」

或许是年轻人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尤其是性器官方面的毛病。不过理性来看，情况应该正好相反：如果男子气概是重点所在，年轻男性一发现睾丸有异状，应该要立即寻求协助，就像有遗传性秃头的男生一注意到头发变稀疏，通常会马上想办法治疗。不过根据蓝斯．阿姆斯壮的自传，否认患病背后大概有更深层的动机。

早在罹患癌症之前，阿姆斯壮就有压抑情绪的习惯。他的一位好友形容他「就像一座冰山，有山峰，但也有好大一部份潜藏在水面下」。

阿姆斯壮从来没见过生父，他轻蔑地表示生父只是「DNA捐赠者」。他的母亲琳达．慕尼汉，父母离异，当琳达十七岁生下大儿子阿姆斯壮时遭到抛弃。琳达的父亲原本是一位酗酒的越南老兵，在孙子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戒酒。

琳达是位充满活力又思想独立的年轻女子，不过生活情况使她变得非常依赖，不像个大人。阿姆斯壮曾说过：「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阿姆斯壮三岁时，琳达再婚。阿姆斯壮形容继父「矮小，留着大大的胡子，有爱夸口的习惯。」他时常殴打阿姆斯壮：「他喜欢用船桨来管教。如果我晚回家，他就拿出桨，一顿毒打；如果我说脏话，就又要被船桨揍，又是一顿痛殴。不只身体疼痛，情绪上也苦不堪言。我不喜欢继父，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睾固酮、脾气很大的怪胎，是伪君子的代表。」

阿姆斯壮青少年时，继父有婚外情，「他用船桨打我，我应付得来，但别的事我就处理不了了。」阿姆斯壮这么写道，指的就是继父出轨的事。后来父母的婚姻破裂。

　

蓝斯．阿姆斯壮的母亲同样也无法保护儿子不被打。这种情况下，小孩必然会对母亲的无能为力深感伤害，不仅怨恨家暴的继父，也对无法保护自己的母亲感到愤怒。阿姆斯壮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情绪，而我认为这就是他倾向否认并刻意忽略自己身体疼痛的根源。

前面提到，比起自己遭受虐待，阿姆斯壮更难忍受母亲被丈夫背叛。

不快乐的母亲的孩子会借由压抑自己的苦恼来照顾母亲，尽量减轻她的负担，因此阿姆斯壮的责任是自己照顾自己，不要依赖他人。阿姆斯壮二十五岁时诊断出罹癌，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母亲，他写道：「我不够坚强，无法告诉她我病了。」后来阿姆斯壮接受友人的提议，由朋友替他转达。

阿姆斯壮的母亲后来以坚强的力量、关爱与勇气挺身面对挑战，陪伴儿子撑过预后高度不确定的梦魇时期；面对令人徬徨的选择，做出正确的治疗决定；挺过艰难的脑部手术和化疗。阿姆斯壮之所以下意识要保护母亲，并不是成年后面对的实际情况，而是童年的经验已经形塑了他的应对方式。

我强烈怀疑压抑情绪对睾丸癌的诱发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问题值得进行研究，与患者做详尽的访谈，了解他们情绪方面的感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患者与母亲的亲近程度与认同感。阿姆斯壮的母亲与他的太太克莉丝汀相貌十分相似，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我相信这不是巧合。在阿姆斯壮引人入胜的自传中有一张这三人的照片，你很难分辨哪一位是母亲，哪位是妻子。

　

　

一九九○年深秋，吉米和琳达结婚了，婚礼办在医院安宁病房院区的小教堂里，此时吉米的皮肤癌已入侵脊椎，婚礼五天后他便过世。婚礼当时，琳达已怀有八个月身孕。除了吉米的父亲，所有家人都出席了婚礼，也都陪他走过人生的最后几周。我宣布吉米死亡的一个月又一天后，他的女儿艾丝黛出生了，当时我也在场。琳达前一段婚姻的两个小孩也是我帮忙接生的。

医生对吉米的病情无计可施。虽然他和琳达在一起五年了，但我直到一九九○年夏天，他因为长期背痛来就诊，才第一次见到他。结果背痛是因为皮肤癌转移到脊椎（几年前他才开过刀，将腿部的皮肤癌切除）。黑色素细胞是皮肤中的一种色素细胞，而吉米的病症──恶性黑色素瘤就是黑色素细胞形成的肿瘤，致死率极高，且极易扩散至其他器官，好发于壮年期。

我对吉米的了解不深，不过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讨人喜欢。那时他三十一岁，友善有礼，有着一头沙褐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爱尔兰裔宽阔的脸庞上布满雀斑。

白皮肤的人暴露于紫外线辐射下是恶性黑色素瘤的主要危险因子。特别是像吉米这种发色浅、有雀斑、眼珠颜色是灰色或蓝色的人容易罹患。深色皮肤的族群较不容易罹患皮肤癌，以夏威夷来说，高加索人罹患皮肤癌的机率是非高加索人的四十五倍[1]。温哥华当地的皮肤科医生组成一个「防晒巡逻队」，在夏天时到海滩边进行劝说，警告享受日光浴的人们皮肤癌的危险。防晒不足的问题好解决，只是，情绪压抑却没那么好解决。关于压抑与癌症发展的关联，在一些最具说服力的研究中，恶性黑色素瘤一直是研究的主题。

吉米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化疗和放射线治疗让他很不舒服，最后他说：「我受够了，这太扯了，我就要死了，但我不要病成这样死掉。」不久之后，他的腿瘫痪了，住进安宁病房，死神在几周之后就找上门来。我停止执业前，琳达和她的孩子们都还是找我看诊。我最近打给她，她和吉米的姊姊唐娜都愿意为本书接受访问。

我请琳达描述她先生吉米的个性。她说：「吉米很随和、悠哉、轻松，他喜欢和人相处，你问我他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压力，我想了好久。他不是压力大的人，不过他酗酒，几乎每天都喝。我拖了好几年才跟他结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每天都喝啤酒，至少四罐以上。」

「喝酒会改变他的性情吗？」

「要喝更多才会……他会变得像一只可爱的大熊，忍不住要告诉大家他有多爱他们。他一喝醉，就会到处拥抱别人，连男生也抱，好像他们都是他的大哥哥一样。他会到处说：『你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开始哭。」

「他不会动粗，不容易生气或沮丧。不过他很忧郁，内心很郁闷，但我不知道原因。」

「我只想得到一件事，关于他父亲的一个秘密，他不愿告诉我，他不想谈这件事。他也不会讲自己的心情，不太分享心事。」

「他的童年过得怎么样？」

「他在加拿大东部长大，他总是说小时候过得很快乐，他的父母一直在一起，不过都有酗酒问题。据我所知，他爸爸从很早就开始酗酒，他妈妈好像是从吉米青少年时期开始喝。」

后来我询问比吉米年长两岁的姐姐唐娜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小时候喝得很凶。我和唐娜谈了两次，第一次她说：「我童年过得很自在，我的弟弟妹妹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很愉快，很快乐的一家人……」

「吉米就是个小男孩，快乐的小孩。我们常常一起玩，会去后院打水仗，就是玩水枪，他一直是有张快乐脸庞的小孩。」

「妳记忆中的父母是什么样子？」

「我爸非常和蔼可亲，很有趣的一个人，他常常会跟我们开玩笑、打闹、搔痒逗弄我们。他很会模仿，他会模仿唐老鸭，别人家的小孩会来我们家说：『叫你爸学鸭子说话。』」

「他很逗趣，但他说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们会跟他玩闹，可是爸爸说话的时候很有威严……他要是不开心或生气，如果他受够了，那就完了。如果他叫我们做什么，就一定要去做。」

「为什么？」

「不然就会被处罚、大声责骂。」

唐娜十九岁时结婚，搬到别的地方。吉米二十二岁之前都住在家里，某次借口要去温哥华找朋友，然后打电话回家和爸妈说他不会回来了，后来就只偶尔回家。

「他就打电话说他不回来了。他在橱柜最上层的抽屉留了一封信解释原因。」

「他跑掉了。」

「对，至于原因，我记得他和我爸妈说：『我不敢告诉你们，因为我不想伤你们的心……』」

「所以说，吉米觉得自己要是独立，会伤了父母的心。」

「我们几个小孩都这么觉得。对我妈来说，小孩就是全世界，我们是她的一切。她想要做到尽善尽美，但她也很黏我们，我很困扰，但吉米最严重。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们太黏彼此了，到了一种不健康的地步。我觉得父母迟早要放手让小孩自主，但情感上，我妈放不开。我觉得对他们有义务，吉米的这种感觉一定比我严重好几倍。正常来说，随着小孩长大，父母应该要理解并接受和孩子分开。」

「吉米人是跑到西岸了，但不代表他内心也获得自由。」

「当然没有，他觉得很愧疚，他觉得非常非常糟。他是跑到西岸了，不过他无法排解这种情绪。」

唐娜说，即使到了人生的终点，吉米还是觉得难以承担父母情绪上的痛苦。「劳动节周末前，吉米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黑色素瘤的状况，他说：『唐娜，我没办法打给爸妈，我无法处理他们的情绪，你可以帮我打吗？』我说没问题，我会帮你打。然后他说：『跟他们说不要哭哭啼啼的打给我，我会受不了。』」

我和唐娜说，也许她回想到的「快乐脸庞」并不是真实的，至少其中有某部分可能是吉米面对父母的焦虑与怒气而发展出来的应对机制，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情绪让自己感到痛苦。吉米借由否定自己的情绪来安抚父母。

谈话过后几天，唐娜打给我。我们之前的谈话唤醒了她许多回忆，她需要谈一谈。

「那天跟你谈完之后，我就和平常一样，晚上上床睡觉，不过凌晨四点就醒来，太神奇了，好多回忆都涌上来。」

「你提到琳达说吉米内心很郁闷，似乎是和父亲有关。我很了解吉米，没错，他内心很忧郁。我可以回想到他还小的时候，我爸和他一起做过的事就是在客厅的地毯上稍微打闹，他们很开心，但我只想得起这一件事。除此之外，爸爸从没参与过吉米的人生，从来没去看他的曲棍球比赛或和他玩。」

「最扯的是，爸爸总是说他很爱我们，可是他做的事很伤人。我有一个弟弟很胖，我爸会在大家面前取笑他，他会说一些难听的话，对吉米也是这样。」

「我从来没对我爸生气，我一直为他开脱，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很生气，我想到吉米和他的成长过程与人生中的一切。我一直想到爸爸老是在大呼小叫，不管是要修东西但手边没有合适的工具，或是螺丝掉地上了，或是某件事没照惯例进行，他就会大声怒吼，我们都很害怕，然后逃开。突然之间，我想起他的声音、喊叫、怒骂，我觉得没有人该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中，我们不该经历这样的生活。」

「即使到了最后……我爸来看吉米，他们从东部开车过来，其实都是我妹和妹夫开车，我爸一路上都醉醺醺的。那时是吉米住进安宁病房的前几周。我爸走进公寓，就坐在那喝酒，连走进卧房看他儿子都不愿意。」

「我们都试着为他掩护。我们不想让吉米知道爸爸不敢面对他、不敢看到他生病的样子。最后，爸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房间问他：『吉米，要帮你拿什么吗？你需要什么吗？』」

「我爸走出房间，走到冰箱前，突然说：『怎么连苹果汁都没有？真不敢相信！』」然后又开始在公寓里对我们怒吼抱怨。我们都傻住了。他拿起外套怒气冲冲的出门去买苹果汁给吉米。

「然后我爸就回家了，就这样。他没有去医院看吉米。他就直接回去，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吉米。有一件事很奇特……琳达和吉米在他死前五天结婚，那时琳达怀着艾丝黛。」

「吉米那天几乎是半昏迷状态。」

「对，止痛药的用量增加很快，他昏昏沉沉的。」

「我一直想到一件事……婚礼之后，吉米很虚弱，不过他把手举高然后说：『你看，你看，就跟爸爸的戒指一样。』他的婚礼乐团也和我爸的一样。很奇特，那是吉米亲口说的，『就跟爸爸的戒指一样。』」

吉米这种情绪应对的模式，在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之中，早已广泛被记录过。一九八四年一项研究评量了三个族群对压力刺激的生理反应，三组研究对象分别是黑色素瘤患者、心脏疾病患者和没有病症的对照组。每位受试者都接上一台肤电仪，记录他们观看可能引发心理压力的投影片时，皮肤上的电流反应。投影片会显示辱骂、令人不快或抑郁的字句，例如「你好丑」、「你活该」等。除了肤电仪记录受试者的生理反应，研究人员也会询问他们阅读各个句子时，感觉平静或困扰的主观认知。研究人员因此可得出每位受试者神经系统实际感受到的沮丧程度，同时也记录了受试者对于情绪压力的主观感知。

三组受试者的生理反应都相同，不过黑色素瘤组否认因投影片上的文字而感到焦虑或沮丧的机率最高。「这项研究发现，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应对反应与习惯可以被描述为『压抑』，这与心脏疾病患者的反应差异相当大，后者显现全然相反的应对模式[2]。」

黑色素瘤组的压抑程度是三组受试者中最高的；而心脏病组似乎是最不压抑的。（这并不代表心脏病患者的反应有益健康，事实上，压抑与反应过大之间的中庸状态才是健康的。）这份研究显示，人们感受到情绪压力时，身体系统会出现可以量测的实质影响，同时仍然可以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完全将自己的感受隔离开来。

「C型」人格的概念是在研究黑色素瘤患者后首次被提出来，比起一般人，癌症患者身上更常见到这种人格特质。「A型」人格的特征包括「易怒、紧绷、急躁、好斗、控制狂」，这种人易患心脏疾病。「B型」人格的人安定、温和，有能力感受并表达情绪，不容易被煽动，情绪也不会失控崩溃。「C型」人格则是「极度配合、有耐性、被动、缺乏斗志、顺应……C型人格和B型有相像之处，因为两者表现得都很随和、好相处……不过B型能够表达愤怒、恐惧、伤心等情绪，而我们认为C型人格会压抑『负面的』情绪，尤其是怒气，同时表面上还是努力维持着坚强快乐的假象[3]。」

会不会是疾病改变了患者的性格，影响患者的应对方式，因此也许无法反映发病之前的情绪运作模式？不过从吉米太太跟姐姐所讲述的故事可以看出，吉米终其一生都有压抑、「和善」、缺乏冲劲等情绪模式，是源自他很小的时候。研究人员在研究黑色素瘤患者对压力的生理反应后，注意到：「人在被诊断出罹患某种疾病后，不管是癌症或心血管疾病，患者惯常应对压力的方式都不会有急遽变化，也不会突然发展出新的应对模式……面对压力时，人们通常会使用现有的资源与防御机制。」

心理压力是如何转变成恶性的皮肤病灶？未暴露于阳光下的身体部位，其黑色素肿瘤的数量之所以增加，荷尔蒙很可能是部分原因。研究者指出，荷尔蒙可能过度刺激制造色素的细胞[4]。

从许多其他癌症病患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黑色素瘤患者所具有的C型人格特质。一九九一年，澳洲墨尔本的研究人员曾调查结肠或直肠癌患者有无任何人格特质方面的危险因子。研究人员比较了六百多位刚被确诊的患者与人数相当的对照组，发现癌症患者更常显现以下特质：「否认并压抑怒气等负面情绪……维持『和善」、『好人』的外在表现，压抑可能冒犯他人的反应，避免冲突……。以直肠癌来说，这种情绪模式的风险与过去所知的危险因子，如饮食习惯、酒精摄取、家族病史等，是互为独立的因素[5]。」肠道癌症的病例中，患者自述忧郁的比例也较高。我们已经看到，乳癌、黑色素瘤、摄护腺癌、白血病、淋巴瘤、肺癌患者身上都有相似的特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项长期的研究，试图了解年轻人的心理生物学特质，能否用来预测未来容易罹患什么疾病。接下来的十八年，共一一三○位进入医学院的白人男性学生接受了心理测验，测验问题包括情绪应对方式以及童年与父母的关系。研究人员也记录了受试者的生物数据（例如脉搏、血压、体重、胆固醇指数）以及生活习惯，如抽烟、咖啡及酒精摄取。研究结束时，几乎所有受试者皆已毕业，而且多数为医生，年龄分布为三十至六十多岁。研究人员检视其健康状态时发现，多数人保持健康，但也有人罹患心脏病、高血压、心理疾病、癌症或已自杀，各项疾病的人数大致相同。

当初研究人员构想此项计划时，并未预料到癌症会和受试者原本的心理因素相关，不过其研究数据确实显示了此种关联。癌症患者与自杀者的个性呈现惊人的相似性：「研究结果似乎显示，癌症患者『比其他群体更倾向否认并压抑会引发冲突的冲动及相关情绪[6]。』」

研究人员发现，健康的多数人和各个疾病患者是各自有一套独特的心理特质。后来罹患癌症的那些医学院学生受试者，忧郁、焦虑及愤怒部分的得分也最低，他们同时也是和父母最疏远的群体。所有群体中，癌症患者最无法表达情绪。这是否代表存在着所谓的「癌症性格」？答案并非简单明确的是或否。

黑色素瘤的例子显示，试图将罹病原因简化为单一因素是徒劳的。白皮肤本身并不是罹患这种癌症的原因，因为并非所有白皮肤的人都会得到黑色素瘤。光是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也不足以致病，因为只有少数被晒伤的浅肤色的人会得到皮肤癌。压抑情绪本身也不是所有恶性黑色素瘤的成因，因为并非所有情绪压抑的人都会得到黑色素瘤或其他癌症。不过加总以上三种因素就有可能致命。

虽然我们不能断言某种人格类型会导致癌症，但某些人格特质比较可能造成生理压力，因此确实会提高罹癌的机率。压抑、无法拒绝他人、缺乏愤怒的觉察，这些特质会使个人比较容易陷入情绪无法表达、需求被忽视、善良被滥用的情境。不论个人有没有意识到压力，这些情况都会诱发压力。多年来一再发生、程度倍增之下，可能会伤害身体的衡定状态与免疫系统。削弱身体的生理平衡与免疫防御、进而提高罹病机率或降低抵御能力的，并非个性本身，而是压力。

也就是说，人格特质连接了生理压力，然后通往疾病。某些特质（也就是应对方式）会增加慢性压力的可能性，进而提高罹病的风险。这些特质的共通点就是贫弱的情绪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无法学习如何有效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情绪经历可能会转化成伤及生理的状况。而能否学会表达情感，童年是关键时期。

成长的过程决定了我们身体与心灵的关系。童年时期的情绪环境会与个人天生的脾性相互影响，形塑出人格特质。所谓的人格并不是固定的特质，而是我们在童年时期发展出来的应对机制。天生的「特质」与「对环境的反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个人固有的个性，无关环境，而后者是为求生存而发展出的行为模式。

某些特质我们以为是天生的，其实可能不过是习惯性的防御机制，在无意中培养出来的。人们通常会认同这些习惯，以为是自己无法剔除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会因为某些特质而厌恶自己，比方说，可能有人会形容自己是「控制狂」。事实上，人类没有与生俱来喜好控制的性格倾向。「爱控制」性格的根源是深层的焦虑。如果幼儿或儿童认为自己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可能会发展出类似强迫症的应对方式，对枝微末节焦虑不已。这类人害怕自己无法控制事情的发展时，就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相信，一定要掌握生活和环境中的每一个面向，才能确保自己的需求获得满足。这种习惯一开始只是面对情绪剥夺时别无他法的反应，不过随着年纪增长，其他人会因此讨厌他，他也会厌恶自己。控制的欲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应对方式」。

情绪压抑也是一种应对方式，而不是无法改变的人格特质。本书中接受访问的众多成人中，没有一位被问到以下问题时，能给予肯定的答复：孩童时期，如果感到伤心、沮丧或生气，有没有人可以倾诉，即便那个人就是引发这种负面情绪的人？在我二十五年的临床经验中（包括十年的安宁疗护经验），我从来没听过有癌症病患或慢性疾病患者对以上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许多孩童被制约为要压抑情绪，并不是因为受到刻意的伤害或虐待，而是因为父母自己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童年时期感受到的焦虑、愤怒或伤心，或者单纯因为过于忙碌烦扰，而没有注意到孩子的情绪。养成终身压抑习惯的原因很简单：「我爸或我妈需要我快快乐乐的」，这使众多小孩成长为背负压力、抑郁或患病的大人。

　

吉儿是一位芝加哥的制片人，她罹患晚期卵巢癌，她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在诊断出来的前一年就很担心吉儿，因为她目睹吉儿撑过一段压力极大的时期，她说：「我当时就觉得，这迟早会演变成心理负担以外的问题。」

「大约三年前，吉儿与人合作制作影片。制片公司表现不佳，整件事变成吉儿的一场梦魇，因为她觉得自己必须完成整个专案计划。一旦她加入了，就一定要交出高品质成品。她花费的时间比所获得的报偿多了三至五倍，我认为这是吉儿的身体再也受不了的一大原因。」

我和吉儿的访谈很有启发，她十分的坦白，但心理上仍然充满否认。吉儿详细讲述了她和父母跟配偶关系中的压力，却彻底否认这可能是她患病的原因。她五十岁，能言善道，常过于深入讲述每个话题的繁复细节，我认为这是她掌控焦虑感的方法。对话中如果出现沉默，即便非常短暂，吉儿显然会感到不自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戴着假发，她的头发因化疗而脱落。

她在婚姻中扮演了母亲般的角色。当吉儿的丈夫克里斯得到一种急性疾病而虚弱不已时，她以母亲般的关怀和奉献照顾他、打电话给医生、彻夜照料，确保他获得妥善照顾，同时还得兼顾工作。这段期间，吉儿还要准备全国研讨会的报告，并为初出茅庐的制片人后辈组织夜间读书会。才刚结束读书会，吉儿隔天就要出发参加研讨会，半夜两点连忙收拾行李，赶搭早晨的班机。

照顾先生的日子结束后不久，吉儿开始察觉卵巢癌最初的症状。不过先生对她的照顾简直是天差地别。几个月来，克里斯不曾替她询问过医疗问题，似乎没有察觉她的痛苦，也没发现她体重下滑，这段期间吉儿可说全是「靠止痛药撑着」。吉儿说：「连在电梯里碰到的陌生人都会问我『还好吗？』」卵巢癌并不容易发现，医生花了好几个月才做出正确诊断。

吉儿得知自己罹患卵巢癌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怜的丈夫和母亲，我是他们的支柱啊，我对他们感到抱歉，他们要失去我这个支柱了。」

妇科肿瘤科医师向夫妻俩说明了预后的状况，指出由于吉儿获得诊断时已是晚期，所以五年以上的生存率不高。克里斯处于否认的状态，吉儿说：「他好像没听到。我刚接收到这些讯息，需要谈一谈，但开车回家的路上，克里斯只是一直在那里说我们要对抗癌症、战胜病魔。他真的不记得医生对于预后的说明了，之后也没想起来，完全不管。」

除了要面临手术，吉儿还得应付决定要过来陪伴的母亲。「她本来没有要来，她已经习惯被当作大家的注目焦点，而且她不喜欢搭飞机。可是大家都对她说：『妳女儿要住院耶，妳不去陪她吗？』所以她只好当个尽责的母亲，过来陪我。」

「如果妳是这么看待这件事，妳对她过来觉得如何？」

「一开始我很高兴她没有要来，我不希望她过来。我知道她只是利用我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从我爸过世之后就一直是我在照顾她，我爸交代我要照顾我妈。」

「我猜你从出生起就一直在照顾妈妈。」

「对，从我出生开始。我爸以前常对我说，不要管她。他很有保护欲，又常对妈感到恼怒，可是又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爱她。他也很了解我妈的局限，所以他牺牲自己，尽可能包容她。」

「有一次我爸去机场接我，我刚从东南亚出差回来，我累坏了。我妈是老师，我爸想要载我去学校，他说：『跟妳妈打声招呼，她和学生都在等妳』，我说：『爸，不要，我不想去，我很累了，这趟旅程榨干我了，我只想回去休息。』『就为妳妈去嘛，她很期待的。』他就真的开车把我载去学校，我妈和学生在那边等，我爸还叫我戴着我买回来的斗笠，逗大家开心。我妈一生都被百般呵护，我爸知道她就是要这种面子，让她炫耀给学生看，她女儿出国，然后回来看她。我为了讨好父亲扮演这个角色，这种事常常发生。」

「妳不会鼓励小孩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不要被迫以那种方式去照顾别人吗？吉儿，妳生了重病，即将面临重大手术，而妳妈不只来了，她还待了一整个月。」

「她很烦人，一整个月我都要满足她的要求，真的，我很尽责，非常非常尽责。是我在照顾她，我撑过来了，我和朋友说这件事，他们都叫我不要让她来。」

「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我的小孩要开刀，不希望我去陪，我会接受。不过，我会希望就算我在场，他们也能感到自在。但如果我不配合我妈，我会感到有罪恶感、心情很糟，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压力。」

吉儿回想自己的童年，当时她并不是顺从的小孩，反而很叛逆。「我不是个乖小孩。我爸说他绝对不希望我有像我这样的小孩，我是爸妈的大麻烦。青春期时他们也觉得我很难搞。我大学时成绩倒是不错，不过我不喜欢上学。后来我结婚了，丈夫是专业人士。所以对我爸妈来说，结果还不错。」

吉儿的妈妈在我们访谈后不久过世，即使吉儿即将面临人生终点，她还是觉得有必要照顾母亲。她所写的讣文感谢母亲大老远前来陪伴，并在卵巢癌手术后照料自己。

　

　

十四年前，玛莎三十九岁，她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路来到明尼苏达州的梅奥医院，征询第二位医师的意见。肠道专科医师建议她切除整个大肠，这样才能控制克隆氏症的病情。玛莎说：「如果医生说要接受手术，我会接受的，只是很不情愿。」

十五多年来，玛莎时不时肠道出血、贫血、发烧、疲倦、腹部疼痛。这些症状是在她第三个小孩出生之后不久开始出现的。「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忙碌的一段时期，非常徬徨。我丈夫杰利在蒙大拿州读牙医，最后一年了，我那时二十三岁，有三个小孩。」那时玛莎的小孩分别是四岁、两岁、五个月，一家人没有收入，所以玛莎要一边顾小孩，一边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杰利毕业后，一家人搬到凤凰城，杰利在那里开业。

「我身体不舒服，第三个小孩出生后，我累到完全没有知觉。我在凤凰城完全没有朋友，我一开始就不想来这里，我想要待在蒙大拿。而且，我丈夫有过外遇，那是压倒我的最后一击。我开始感到腹部疼痛。」

几个月后，夫妻两人回到蒙大拿参加杰利的毕业典礼，「那时候我肠道出血，我婆婆在诊所工作，她看到我不对劲，马上送我去医院。就是那时候诊断出克隆氏症的」。克隆氏症是炎症性肠病（IBD）的两大类型之一，另一种是溃疡性结肠炎。两种的特征都包括肠道发炎，不过发炎模式不太一样。溃疡性结肠炎比较常见，发炎的起始部位是直肠，然后向上蔓延，可能扩及整个结肠。此类型的发炎范围是连续性的，不过深度只限于表层的黏膜。

而克隆氏症的发炎会深入整个肠壁，从食道到大肠，消化道任何部位都可能受到影响，不过最常见的发炎部位是回肠，也就是小肠的第三段（最后一段），也会影响到结肠。不像溃疡性结肠炎，克隆氏症的发炎范围不是连续性的，因此正常组织和发病部位会交替出现。IBD也和关节、眼睛、皮肤的发炎有关。

IBD的症状和发病部位有关，两种类别中，腹泻和腹部疼痛都是常见的症状。患者可能一天排便数次，甚至可能失禁。如果影响到结肠，就可能出现血便，或和玛莎一样单纯出血。克隆氏症患者尤其常出现发烧和体重减轻等症状。还可能出现其他并发症，例如发炎所造成的瘘管（肠道与皮肤或阴道等其他器官之间所形成的通道）。

所有年龄层都可能出现IBD，但尤好发于年轻人，最常见的发病年龄为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

玛莎入院接受皮质酮治疗后，症状很快就稳定下来。不过出院后不久，玛莎又开始出血，只好再次入院。「我接受了输血，不过到出院的时候我又开始出血了，那一次我直接休克，进了加护病房。出院后我试着想振作起来。」

「我发现，我大概是不想要回到婚姻中，不想回那个家。不然我想不通为什么每到该出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出血。我为什么不直接离开我丈夫呢？我想我那时候还太年轻吧。其实，我回家后发现他又外遇了。我说：『我要走了，够了。』我应该那时就离开的，但我还是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三、四年我都病恹恹的，我常常感到疲倦。我最大的孩子，那时应该五岁了，得帮我带另外两个小孩，因为我多数时间只想睡觉。」

「那段时间妳丈夫在做什么？你们的关系如何？」

「我一直为他妥协。他很易怒，我很怕他。他会用肢体动作威吓我，虽然从来没打我，但他会大吼、威胁，很有攻击性，而且还喝很多酒。有一次他在孩子面前羞辱我，情况很糟，他就站在我面前对我怒骂。」

「我一直默默承受，他很会歪曲事实，有办法把所有错都推到我身上，总是让我感到很不安。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他怎么能把事情都扭曲成是我的错。」

「有没有人跟妳提过，妳的病可能和压力有关？」

「没有，没有医务人员提过这件事。不过医院有一张问卷很有意思，上面问：『过去一年来，是否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我记得看到这道问题时想着，天啊，总算有人真的关心我生活中的事情了，那对我来说很重要。」

医学界认为IBD是「自发」性疾病，成因不明。遗传有些许影响，不过不是主因。约有10-15％的患者有IBD的家族病史，一级亲属中患有IBD者，其罹病风险约为2-10％[1]。患者常直觉认为IBD和生活压力有关，就像玛莎把出血和压力联想在一起，事实上，研究显示「多数IBD患者认为压力是疾病的主要肇因[2]。」

对玛莎来说，她到梅奥医院就诊的前一年所发生最直接的压力源，就是她两个青少年女儿离家到加州上大学。丈夫对她的情绪暴力不断，虽然不再酗酒，但又染上赌瘾，她很依赖女儿的情感支持。一旦两位女儿离家，玛莎的病情就恶化到必须动手术的地步。玛莎后来透过咨商才逐渐了解，她的情绪发展有多不完整，而且依赖他人。

　

提姆，五十二岁，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承认自己亟需取悦他人。「我花了大把时间安抚别人，想让别人感到佩服，却没有审视自己的内心。」提姆有两位哥哥，都没有稳定受认可的职业。其中一位五十多岁了，最近才结婚。提姆的妈妈对他两位兄长很严厉，而提姆极力避免受到相同的批判。

「我觉得自己是完美的儿子，结了婚、买了有围栏的房子，还有三个小孩。也许某种程度上，我在不自觉中想尽力讨好我妈。」一项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母亲爱控制人，且倾向自认为牺牲者[3]。」没有人会刻意成为自己孩子的牺牲者，或故意变得爱控制。另一种比较不带批判性的说法是，小孩自以为需要为母亲的痛苦情绪负责。

提姆注重细节，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他的太太南西说：「他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过于仔细，他常常问我：『这事妳有时间表吗？别忘了做时间表』，快把我逼疯了。」前述的研究检视了七百余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做出的结论是，有很高比例的患者「有强迫性人格特质，注重整洁、守时、认真、尽责。其他特质还包括情绪表达拘谨、过度理智化、对道德及标准行为的态度僵化固执……类似的特质也常被用来描述克隆氏患者的性格[4]。」

提姆表示自己对人对己都很严厉，这又是另一个使他会批判自己的特质。「我是完美主义者，我觉得自己没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我比较冷血。十五年来，就算我一天要跑厕所十二至十五次，甚至血尿，我都没有请过假。昨天有一位员工请假一天，他家的狗前一天晚上死了。我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来上班就因为狗死掉？只不过是一只狗啊，怎么这样就不来上班？』其他员工说：『你没养过狗吗？你是没心没肝吗？』但我就是没办法理解。」

道格拉斯．卓斯曼（Douglas Drossman）医师是国际知名的肠胃学家，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暨精神病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肠胃学会官方期刊《肠胃学》的副主编。卓斯曼医生认为肠道疾病不只是生理系统出问题，也反映了生活中的压力。他一直以来都力倡这个观点。一九九八年卓斯曼医师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中写道：「根据临床报告、现有的研究文献与临床经验，我认为至少有间接证据可以证明，心理社会因素会影响患病机率与疾病活动，最可能的机制就是透过心理免疫途径[5]。」

IBD的发炎现象是肠道免疫活动失调的结果。肠道的功能除了消化和吸收外，也是身体抵御外界入侵的主要阻碍之一。肠道内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经过，仍然属于外界，物质和有机体必须穿透肠道黏膜后，才算是真正进入身体内部。由于肠道组织的保护功能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因此肠道备有自己的免疫系统，会和身体整体的免疫系统合作防卫。

发炎是身体的巧妙机制，可用来隔离并摧毁有害的有机体或有毒粒子。方式包括组织肿胀以及涌入大量免疫细胞与抗体。启动防御功能时，肠道的黏膜处于「持续受控或协调的发炎状态[6]」，这就是健康人体内通常的情况。

免疫机制的强大破坏力必须受到精准调节，确保平衡，如此方能执行其保卫任务，同时不伤害到它负责守卫的脆弱身体组织。有些物质会引起发炎，有些会抑制。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引发疾病。肠道若无力启动发炎反应，则可能会招致致命的感染；另一方面，如果无法抑制发炎反应，那么可能会伤到肠道组织。就如同一篇期刊文章所指出的，IBD最主要的异常其实就是肠道黏膜中「促进发炎与反发炎」分子产生的失衡现象。情绪因素可能会透过PNI超系统的神经和免疫途径产生作用，破坏平衡，引起发炎。如加拿大研究人员指出，「肠道生理的绝大多数面向会受神经免疫因素影响[7]。」

神经系统深受情绪影响，进而又与免疫管控和发炎反应密切相关。神经肽是一种神经细胞分泌的蛋白质分子，作用是促进或抑制发炎。肠道内最容易发生IBD的部位，神经肽浓度很高。局部发炎反应的调节与身体的压力反应都和神经肽有关。举例来说，有一种神经肽叫做P物质，它能诱使特定免疫细胞释放组织胺和摄护腺素等会引起发炎的化学物质，因此能有效刺激发炎反应。肠道中的免疫细胞也和神经细胞密切相关，造成慢性压力的情绪处理模式可能会透过PNI超系统的中介，以及由压力启动促进发炎的分子，引发肠道中的发炎性疾病。

肠道不只是消化器官，也是一个感觉体系，拥有自己的神经系统，与大脑的情绪中枢紧密相连。大家从字面就能了解「肝肠寸断」是悲伤哀痛的意思，大部分人也都记得小时候紧张焦虑时肚子痛的感觉。肠道的感觉，不论舒服或不适，都是身体与外界互动时产生的正常反应，帮助我们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安全与否。恶心感、腹痛或温暖舒适的感觉都能引导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肠道会分泌自己的神经传导质，也会受全身荷尔蒙系统的影响。肠道是身体抵御有毒物质的重要防线，扮演免疫防御的重要角色。肠道的运作与心理活动密不可分，无时无刻不在评估环境所带来的刺激并做出反应。肠道组织的健全会大幅受心理因素影响，对发炎、甚至恶性病变的抵抗力也容易受情绪压力影响。一份的义大利研究显示，以溃疡性结肠炎来说，「长期压力会在数月至数年内提高恶化的风险[8]。」

诺尔．赫许菲德医师是一位肠胃学家，之前他的读者投书激起我对心理神经免疫学的兴趣。一九九九年，他在《加拿大肠胃学期刊》中发表文章，指出IBD用药的临床试验中，有安慰剂反应的比例为六成，而其他以麻醉剂与安慰剂控制疼痛效果的对照实验中，有安慰剂效应的患者比例为55％。抗忧郁药物的对照实验比例也是55％，这就是所谓的「55％法则」。

多数人可能以为安慰剂纯粹是想像力的作用，是一种「心智胜过物质」的案例。不过安慰剂效应虽然是由想法或情绪所引发，但完全属于生理学的范畴，是身体启动了神经与化学活动，以舒缓症状或促进治疗。

赫许菲德医师提议研究那些借由安慰剂改善病情的患者有何特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过去哪些经验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反应？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对现在的处境、成长过程、婚姻、与社会的关系满意吗？」不论病患复原良好或状况不佳，很少有医生会问他们这些问题，不过只要问了，答案都会很有启发性。赫许菲德医生在文章结尾提出一个在现今医学氛围下看似激进、不过其实合理又实际的建议：「也许我们应该教导医疗同仁关于疾病的心理社会面向、康复的心理动力，以及治愈的生化机制；并且教导他们，并非所有人类疾病都能以内视镜、活体组织切片等『高科技』方式来解决，这些方式只能确认病症，无法提供治疗[9]。」

提博是我一位朋友，有过一次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发作经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时他承受「可怕的绝望、恐惧跟忧虑感」。他二十岁出头时父亲过世，扶养母亲跟妹妹的责任突然就落到他的肩上。提博的母亲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被解雇，且看起来很难再找到另一份工作。提博回想：「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他发高烧、结肠出血，被送进医院。

「他们给我类固醇。我住院住了三周，不过一开始接受治疗后，我的状况就开始好转，我喜欢护理师围在身边的感觉，那时医院还没有缩减人力，护理师有时间照顾病患。医生告诉我很多未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状况，像是生病、癌症等等。我心想：『我才不要变成那样。』我搜集很多这种疾病的资讯，读到有人说溃疡性结肠炎可能是心理因素引发的，和压力有关。所以我买了一本传授放松技巧的书，我按照书中的指示躺下来，放松脚趾、舒展腿部、放松全身。」

「我好久没有吃药了，只有住院的时候有吃药。他们告诉我要遵从各种饮食方式，但我心想，我才不要那样过活。不管怎样，我决定要掌控情况，下定决心不要让外界压力影响我，有意识地尽量减少生活中的压力。之后的三十年，我很幸运只发生偶尔腹泻或出血，都不需要吃药或就医。」

我并不是建议IBD患者都躺下放松脚趾头来治疗，不过我朋友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很快就决定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就如同赫许菲德医生所提到的，IBD的最终解答也许不是某种最新科技或神奇药物，而是唤起患者的自愈能力，运用那55％的解决方法。

　

　

派翠西亚最近似乎被激怒了。「那些医生让人火大，一副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样子，当着我的面说我是装的，叫我不要再问其他医生的意见了，还说我根本不会痛。」

派翠西亚是一位店员，二十八岁时切除胆囊，却还是持续腹痛。「我都说自己是假性胆囊炎。我比较多是肚子被灌满气的那种痛，肚子会鼓起来，然后呕吐，吐完会好一点。我会去急诊，他们要嘛不理我，要嘛就是说我没有胆囊，不可能有这些症状。之后我开始对一些食物过敏，也更常拉肚子。」

派翠西亚看过好几位医生，做过许多检查，最后被诊断为大肠激躁症。医学上称肠躁症为一种功能性疾病，指其症状无法以解剖学、病理学、生化学的异常，或是感染来解释。有的医生遇到有功能性症状的患者，常会翻白眼，因为在他们看来，功能性在医学上是被用来说「脑袋的问题」。这当中有几分真实，因为患者的经历有部分源自大脑。

费欧娜的病史和在急诊室的遭遇，与派翠西亚很相似。她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也做了胆囊手术，但腹痛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决。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痛，腹部会剧烈绞痛，爆痛的那种。医生所有能做的测试都做了，还是找不到原因，他们就诊断为肠躁症。我没有腹泻或便秘，只有腹痛，会痛到上面来。」

我说：「严格来说，那不是肠躁症。」

「我一直都这样讲。我之前被诊断的病名叫作痉挛性结肠，现在改叫肠躁症。帮我诊断的是多伦多的医生，我照了胃镜、钡剂X光，他们开一堆药给我，换了三四种。那些药根本就没有用。」

「我可以好几个月都没什么不舒服，然后偶尔几天又发作。有时候痛只持续两分钟，有时候好几小时，让人很虚弱。发作时会严重绞痛，可以痛到喘不过气。最近发作都很严重，可能发作一小时，感觉就像一年那么久。」

「在多伦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哪里有问题，只让我在医院吊点滴，这样要痛起来的话，可以自己按止痛剂。有的护士跟我说，我去那里只是想得到关注，才能拿到更多麻醉药，说我对麻醉药上瘾了。我回说，那就不要再开给我，那只会让人昏睡，根本是因为睡着才比较不痛。我讨厌那个东西。」

腹痛是肠躁症的主要特征，但是按照今天对肠躁症的定义，单凭腹痛不足以诊断为肠躁症。肠躁症患者必须在没有病状的情况下，经历腹痛合并肠道功能异常，如腹泻或便秘[1]。症状因人而异，也有可能同一人每次症状不同。像派翠西亚的肠胃问题，就没有固定的发作模式。

「我不是便秘就是腹泻，几乎没有正常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大号，一大就拉肚子。有时候一天拉好几次，有时候在厕所待三个小时还出不来。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有时是用喷的，有时不是。」

　

不确定性会让医护人员感到不安，使得像派翠西亚和费欧娜这样的病人，生活变得极为痛苦。我们预期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身上的症状和某种疾病刚好吻合，并且能从病理检查得到明确的结论。诚如肠胃学家卓斯曼所言：「四十年前，医疗社会学者芮妮．福克斯（Renee Fox）提到，医学生从学生的身分转换到医生，最难的是接受医疗实务本身的不确定性。可是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遇到这些无法以原发疾病解释的常见症状，就会产生不确定性[2]。」体检数据、扫描检查、X光检查、抽血检查、内视镜检查、切片检查、肌电诊断检查等结果，都摆在眼前，却与患者的说法不符，我们自然会怀疑患者，随之而来的就是不确定性。于是，患者发现自己被医生随便打发；更甚者，被指责对药物成瘾、神经质、「只想得到关注」。肠躁症、慢性疲劳症候群、纤维肌痛的患者，都常遭遇这种情形。

玛格达本身是医生，她很清楚自己肚子痛到没力，去急诊室不会有什么改善。她同样被诊断为肠躁症。「我大多是腹部疼痛和胀气。因为没有人找得到问题，就说是肠躁症。大肠镜和各种检查都做了，什么都没查出来。」

「我几乎每天肚子痛。有时候痛得躺在办公室地上，抱着热敷垫，心想要怎样才能撑过这个下午，要怎么开车回家。我痛得十分厉害，而且常常痛。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在肚子痛，没有一天到了中午还不痛的，而且好几年了！我敢说其他人痛到这种程度，已经去急诊了好几次。只是我不会去那种地方，因为我知道去了会怎样。我不觉得会有帮助。我没去急诊，但不是因为没有那么严重。」

肠躁症或是未诊断出疾病的腹痛，直到不久前，人们都还以为纯粹是肠道异常收缩所致，因此称为痉挛性结肠。但现在已经证实，这些功能失调不单是消化道的问题，有个关键是神经系统如何感知疼痛，并进行判读。

这项新发现是由一些观察研究中得来。其中，又以脑电图和脑部扫描尤为特别。研究发现，以人为方式扩张肠道时，有功能性腹痛的受试者，和没有腹痛的受试者，两者的大脑反应具有典型差异[3]。

欲研究肠道扩张造成的疼痛，也能在内视镜前端套上气球，伸进肠道后充气。这类研究中，有功能性疾病的组别，都一再表现出「过敏反应」，并且表示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疼痛，和平常经历的很像。有项研究比较充气对患者和对照组的影响。「气球充气至60毫升时，6％的对照组和55％的肠躁症患者，感受到疼痛……在充入气体的各阶段进行估算，两组受试者的肠壁压力，都大致相同。然而，肠壁压力引发疼痛之发生率，在肠躁症患者身上是一般人的近十倍[4]。」

消化道的其他部位，从食道到小肠，都做过相同研究。结果显示，有功能性腹痛的患者，其神经系统会从另一条路径，将消化道的生理讯息传送至大脑。卓斯曼教授写道：「功能性疾病出现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研究肠躁症患者的消化道生理学，和一般人有何不同，现在才开始发觉脑生理学的差异。」

正子放射造影（PET）这种扫描，透过记录血流变化，测量脑区的活动。受试者的直肠膨胀时，正子扫描会显示大脑有反应的区域。直肠扩张时，或甚至只是想到直肠会扩张，肠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会活化，一般人则不会[5]。

前额叶皮质是大脑储存情绪记忆的地方，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解释现有的生理刺激或心理刺激，最早可以回溯到婴儿时期的经验。此区大脑活化，表示发生了具有情绪意义的事件。曾经历慢性压力的人，前额叶皮质和相关结构，一直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很容易感应到威胁。前额叶活化不是由个体有意识决定，而是许久之前形成的神经路径，自动受到激发。

在另一项研究中，受到声音刺激时，肠躁症患者的脑波，比对照组波幅更大，再次显示患者在生理上过度警觉[6]。

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神经系统的反应？只要我们将检视的目光，从人体器官，扩大至患者的人生，答案就会浮现。肠道疾病的患者曾受虐的比例很高，尤其是肠躁症或其他功能性疾病的患者。

北卡罗莱纳大学医院肠胃科曾针对女性患者进行研究，44％的女性表示曾遭受性虐待和／或身体虐待。「有受虐经验的女性，骨盆疼痛的风险高出四倍，腹部以外的症状（如：头痛、背痛、疲劳）多两到三倍，手术次数也较多[7]。」相同单位最近又做了研究，受访的女性有整整三分之二经历过身体虐待和／或性虐待。受虐的患者接受手术的次数同样较多，例如胆囊手术、子宫切除术、开腹手术。她们也有「较多疼痛的情况、消化道以外的身体症状、无法下床的天数、心理困扰、功能性障碍[8]。」

生理上的直接创伤，像是严重的脑挫伤、神经断裂或损伤，会对神经系统造成生理干扰，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心理创伤怎么会影响疼痛感知？

消化道的神经系统有一亿多个神经细胞，光是小肠的神经细胞就和整条脊椎的一样多[9]。这些神经细胞不只协调食物的消化吸收、排除废物，也构成感官的一部分。消化道借由收缩肌肉、改变血流、分泌大量生物活性物质，对情绪刺激做出反应。这种肠-脑的整合，对生存不可或缺。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会需要立即将大量血液，从肠道输送至心脏和四肢肌肉。

因此，消化道也布满许多感觉神经，能传送讯息至大脑。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与我们原先以为的相反，由肠道将讯息传向大脑的神经纤维，竟远比由大脑传向肠道的还多[10]。

眼、耳、皮肤等感觉器官，将接收到的资料传送至大脑，大脑再转传至消化道；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将大脑情绪中心解读过的资料，传至消化道。消化道随之产生生理现象，强化我们解读到的情绪，再将信号回传至大脑，升高我们在消化道有意识所接收的感觉。假如我们无法接收消化道的感受，处境会变得危险。

不过很显然，如果我们能感受到身体的每个微小变化，根本就没办法活。消化、呼吸、输送血液至器官或四肢，以及其他无数功能，必须在不干扰意识的情况下运作。大脑需有感觉的临界值或阈值，低于临界值的刺激可以被接受，归类为一般状况；高于临界值则会让大脑警觉到，体内或体外有潜在威胁。也就是说，人体对痛觉等感觉，需有设定非常精密的自动感应器。

经历太多「肝肠寸断」的感受，神经系统会变得过度敏感。因此，疼痛由消化道经脊髓传导至大脑的过程，会由于心理创伤有所改变，参与反应的神经会更容易受刺激。创伤越大，感觉阈值会变越低。对神经系统已变得非常敏感的人来说，肠道内腔的气体体积和肠壁压力值，即使在正常范围内，一样会引发疼痛。

同时，前额叶皮质会进入高度警觉的状态，对正常的生理过程有不舒服的反应。直肠扩张时，肠躁症患者除了会比一般人痛，也比较焦虑、激动、疲劳。在情绪压力下，大脑皮质区会放大身体的不适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副教授、UCLA／CURE神经肠道疾病计划共同主持人张林（Lin Chang，音译），将现今对肠躁症的发现，概述如下：「外在压力源和内在压力源，都会诱发肠躁症。外在压力源包括童年受虐和其他病理压力，会改变压力反应，让个体更容易形成肠躁症。之后若是遇到感染、手术、抗生素、心理社会压力源，皆可能导致发病和恶化[11]。」

压力绝对有可能引起肠道收缩。举例而言，曾遭受性虐待的女性，骨盆底肌肉长期紧绷，排便时无法放松，因此容易便秘。另外，曾受到极度惊吓的人，会因压力刺激，造成结肠不自主蠕动。有位将成为医生的年轻人，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实验中的受试者：「研究者精心安排了一场骗局，骗一位自愿做乙状结肠镜检查的四年级医学生，他们发现到癌症。结果这导致他的消化道收缩力增加或痉挛，一直到骗局结束才改善。这类研究证实，压力会影响患者和一般人的结肠功能[12]。」

这些关于肠躁症的新发现，也适用其他消化道疾病。派翠西亚除了有肠躁症，还有医学难以解释的火烧心症状。她心酸地说：「我有一个很麻烦的消化道问题，一直诊断不出来。就算吃得再清淡，还是一样胃酸过多，任何有味道的食物都不能吃。」

「我一直做检查，他们一直说我没问题……应该说，有一次的确有检查到一点问题，但他们说，那点问题和我的实际感受，根本不成比例。他们把一个东西放进我鼻子，穿到食道，测胃酸的量，然后跟我说，测到一点点胃酸，但不至于让我痛到这种程度。」

「我吃『保卫康』吃了三、四年，应该完全没有胃酸过多的现象，而且本来应该只要吃六周。我也每天吃『治胃美悬液』或『嘉胃斯康』，还是有胃酸过多的症状，但是他们却测不出来。」

这种胃酸往上逆流至食道中所造成的长期困扰，称为胃食道逆流。一九九二年，有项针对胃食道逆流患者的研究，探讨胃酸逆流和压力的关系。患者受压力刺激时，火烧心的感觉显著增加，但是胃酸的客观测量值始终没变。换句话说，压力降低了疼痛阈值[13]。

肠胃专科医生如果不了解疼痛的神经生理学或心理学，在用内视镜检查派翠西亚的下食道时，就会直接表示，他观察到的逆流情况，不足以解释其疼痛的程度。而同样无所隐瞒的派翠西亚，每天都因为胃酸逆流极为不适，会觉得医生很敷衍。

这里并不是说，胃食道逆流患者没有比一般人更常出现逆流的情形。或许有，而且同样是肠—脑的问题。有研究者比较健康对照组和胃食道逆流患者，发现食道括约肌静止压低下的情形，比较常出现在患者的组别。食道括约肌的效能降低，会使胃酸逆流较常发生[14]。

我们的心智和大脑对胃酸逆流有什么影响？答案是透过迷走神经。迷走神经负责调节下食道括约肌的弹性，并受下视丘影响。如先前所说，容易感受到压力出现的皮质区，有大脑的情绪中心，会传送讯息至下视丘。而胃食道逆流的患者，疼痛阈值低，加上食道括约肌过松，两种现象都与压力有关。

这一章里的三位受访者，只有派翠西亚的症状加起来，有完全达到肠躁症的诊断标准，不过她们三位的疼痛情形很相近。在前述的北卡罗莱纳研究中，多数患者都受过性虐待或身体虐待，但是这三位受访女性，不管是小时候或成年后，都没有这种遭遇。既然如此，她们的疼痛阈值低，要如何解释？

神经系统的疼痛「自动感应器」，不一定要有受虐经历才会下修感应标准，长期的情绪压力便足以降低疼痛阈值，并致使大脑过度警觉。受虐固然是这类压力的主要原因，不过成长中的儿童，还可能有其他更难以察觉、无形、却也有害的压力。许多家庭中都有这种沉重的压力，双亲很爱小孩，很怕小孩受伤。有些小孩没有受到任何虐待，甚至有被爱和被保护的感觉，他们则可能是有影响到疼痛感知和肠道功能的其他经历。

让玛格达严重腹痛的急性压力源，是与工作有关。当时她在纽约的医院工作，原本的实验室主任刚辞职，她和新任主管处得不好。「新的主管刚来就跟我过不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在想办法把我弄走。我爱我的工作，但我讨厌那个工作环境，这种情况很惨，让人非常紧绷、不舒服。」

「我工时超长，早上七点到办公室，原则上，通常下午四点准时离开，除非有什么会要开，还蛮常会有。我午餐时间不休息，其他时间也都不休息。我把工作带回家，周末继续做。我没认真算过，但是我连续工作好几小时，压力超大，办公室政治很黑，加上我很怕在我的领域找不到工作，这一科已经开始没落了。但我又不想开诊所，也不想回去重当住院医生。」

「不管肚子多痛，我礼拜一早上七点一定会出现，而且从来不会把事情搞砸，从来没有过。我没请过病假，不给他们任何机会赶我走，他们永远抓不到我的把柄。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我非常非常想离开，但是不知道要去哪。」

玛格达生于二战后的东欧难民营，父母是犹太大屠杀的波兰幸存者。父母的苦难一直让她有很深的罪恶感，觉得自己要为了他们负起责任。她决定从医不是出于本意，是因为考虑到父母的需要和期望，也让父母可以不用替她的未来担心。

「看我天生的强项，会发现我对语言很擅长，很会说理。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绝对不会学医。其实我很讨厌医科，可是我必须骗自己。」

「很多上课内容我都不喜欢。我的解剖学差一点就被当掉。根本是恶梦，微积分学不好，物理学也学不好，我没有那种头脑。我一直都不擅长临床工作，我连我有没有听到过舒张期的心杂音都不知道！我就是没那种本事。我应该没有摸出过脾脏，我只是装作有的样子。这些都不是我擅长或想做的事。」

「我以为当医生是我自己想要的。父母从来没有要我当医生，或是说我不可以做什么。他们只是常会提到，有能力帮助他人多好，而且连纳粹也需要医生。」

「真的，我以前也常听人这样讲。还有知识随时可以带着走的安全感。」

「对，而且没有人拿得走。不管是哪个年代、发生什么事，永远都有人需要医生。还可以自己当老板，多棒。我爸妈从小就这样对我洗脑。」

「我后来在实验室做研究员，跟他们想像的不一样，不是『一般的』那种医生。我妈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我在做什么，从没真的满意过。我做的事好像比较次等。我没有把听诊器放到病人身上，我也不开处方签。真正医生做的事我都没做，我就是一直看检体和载玻片。她没当面讲，但或多或少都对我很失望。」

她发现，常规的治疗方法对她没什么帮助，于是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由于从小就受到压抑，她对父母的不满开始一一浮现。「我感受不到胸中的怒火，对我爸的，因为小时候他会大吼大叫，让我很害怕。」

「我和我妈的关系问题更大。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是最要好的姐妹。她是我的朋友、支持者、盟友、我放学回家倾诉好几小时的对象、我觉得亲近的人、了解我的人等等的。我做了很多很多次咨商，才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糟糕的关系。她对我的过度保护害了我。她让我觉得自己很不会跟人相处，也不知道怎么自处。她没有让我长大，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为我好，让我还是非常不成熟。」

由于父母曾经历过大屠杀的苦难，加上她的成长环境，玛格达无可避免选择了无视自己的意愿，这么做让她很容易受压力影响，造成伤害。而觉得自己被工作困住，被实验室的新主管排挤，是让她腹痛恶化的导火线。在那种处境下，她没办法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跟小时候在家一样。后来她才终于明白，她疼痛的来源与压抑有关，她以前没意识到自己在压抑愤怒。

前面谈到，消化道的感觉是身体感官很重要的部分，有助于我们评估环境、判断情况是否安全。消化道的感觉会放大大脑情绪中心觉得重要的感知，转传至下视丘。消化道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讯号，让我们很难忽视。因此，疼痛也是一种感知方式。生理上，在直接管道被我们阻断的资讯，会经由疼痛途径输送。疼痛是有效的次要感知方式，在我们关上主要感知时，会发出警讯，将遭到忽视会造成危害的讯息，提供给我们。

费欧娜的腹痛最初被归为「痉挛性结肠」，后又改称为肠躁症。她的童年没有玛格达那么戏剧性，但是两者在情绪部分有相似之处。她长期持有一种恐惧，害怕真正的自己不被接受。

「小时候我爸是成年人，现在我自己也是成年人，我真的相信他都不是故意要批评我，但他一天到晚都在批判我。我跟我的女生朋友说，我十七岁都还没真正开始工作，就已经觉得我的履历，比不上我姐和我哥的。只要我爸在，就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履历，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问：「妳小时候难过的时候，会跟父母说过吗？」

「身体难受有，心情难受没有。我一直都不太会讲这种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觉得太个人了。现在比较会，五年前我是不可能跟你谈的。」

费欧娜受访时，生活中的现实压力是来自婚姻。在这段关系的八年中，她生了两个小孩。「我先生有忧郁症和恐慌症，有时候会非常焦虑，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了。他人很好，我也很爱他。他这个人很善良，但是照顾他让我好累。我像妈妈一样，我有三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六岁、一个三十九岁。」

「妳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妳的疼痛，是反映了一些妳没注意到的事？先不要把这些疼痛看成是一个毛病，它们也有可能是消化道借此在向妳传达讯息。我们没注意到情绪讯号的时候，身体会说：『那好，我现在给妳一些身体上的讯号。』如果这些讯号妳也没注意到，就麻烦大了。」

那次对话过了一周，费欧娜打来给我。她坦言，她先生有很严重的药瘾，而她长期都忽视这个问题。她压抑自己的焦虑和愤怒，一直天真地希望先生会戒掉。由于我的访问，她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

派翠西亚有肠躁症和胃食道逆流，是本章三位受访女性中，童年的情绪经历问题最大的一位。她不只在成长过程中，感觉真正的自己不被接受，还觉得父母打从一开始就不想生她。

「我知道他们不想要我。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可能是青春期或成年后。我想了想我妈跟我说过的话，发觉小时候就有一些迹象。我那时候听不出来，只知道自己听了很不舒服。她老是说：『妳知道吗？我觉得妳不太像这个家的一份子，可能当初抱错小孩了。』她会笑着说这句话。但是啊，人在讲真心话的时候，常会假装是在开玩笑。」

肠躁症患者会比别人更常出现其他身体症状。许多肠躁症患者很容易感受到疼痛，比如常常偏头痛。读者如果有掌握到本章的概念，这点应该很好理解，因为压力的经历会让神经系统变敏感。从派翠西亚的病史可以看得出来，疼痛感知增强这点，适用于全身。她除了有肠躁症和胃食道逆流，还有间质性膀胱炎和纤维肌痛。

肠躁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开立药物，通常都要吃上几个月或几年。刚上架的新药仍无法确定长期服用是否安全，把希望寄托在新药上，风险总是很高。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已有大量例子。有项激励人心的研究证实，即使少量的心理学介入都能有帮助：「一项肠躁症患者的对照研究发现，患者在三个月进行八次认知行为治疗，每次两小时，能增加他们有效采取认知与行为的策略，同时减少腹部症状。而且在两年后的追踪检查中，症状持续改善中。」[15]

在纽约当医生的玛格达，透过心理治疗排解压抑的怒气，以解决令她虚弱无力的腹痛。她也进入更符合自己兴趣和特质的行业。她说：「以前我八成的时间都在疼痛之中度过，这种情况已经消失很久了。过去两、三个月又改善更多。最近我在清办公室冰箱，发现一瓶舒缓肠道痉挛的药。我真的想不起来上次吃是什么时候了，应该是好几个月前。」

费欧娜决定听进腹痛的警告。她发现先生很明显不愿戒除药瘾，于是离开了他。她和两个孩子搬到新的城镇，诉请离婚，再也没有疼痛症状了。

　

　

阿兹海默症正逐渐成为这个世代的梦魇。现正步入、或已步入中晚年的族群，富裕的生活与先进的医疗照护能确保他们比历史中任何世代都更长寿，但另一方面，罹患失智症的人数也将超越过去世代。

随着年龄增长，失智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失智症带来庞大的财务开支，照顾者的体力与情绪负担也很沉重。心智正常的人很难想像失智症患者的痛苦，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记忆、思维、自我逐渐消解，退化成幼儿般的混乱。接着是对情绪表达、言语、身体机能失去掌控，最后随着病程进展，瘫痪和死亡接踵而来。

有一位阿兹海默症患者说：「对能思考的人来说，这是最悲惨的下场。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内在及外在逐一崩解。」这是大卫．申克（David Shenk）的《遗忘》（The Forgetting）一书中与患者的访谈。

申克的著作也引用了十七世纪爱尔兰作家强纳生．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文字。史威夫特这位伟大的作家，晚年时心智退化如小人国的国民民，记忆衰退、思想失序。史威夫特罹患失智症早期所写的一封信中哀伤地提到：「我不能读写，记不起任何事情，也无法对话。」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你从信中涂抹修改的痕迹就知道，我写不到十行字，就犯了那么多错误。而且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阿兹海默症患者首先退化的结构是大脑颞叶灰质中央的海马回，位于两耳的旁边。海马回负责形成记忆，也扮演重要的压力调节角色。众所周知，长期高浓度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可能导致海马回缩小。

早期的生命经验、情绪压抑和终身压力会不会提高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机率？科学研究结果是肯定的，深入审视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生命经验（不论是一般民众或名人，如史威夫特跟美国前总统雷根），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动物实验有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显示生命早期的人际关系可能对晚年罹患失智症与否有重大影响。大鼠幼儿时期如果受到妥善照顾，老年时海马回细胞几乎没有缺损[1]，牠们的记忆力未受损伤；相较之下，未受到照顾的大鼠海马回萎缩的机率较高，老年时记忆力受损的情况较严重。

人类方面，广受报导的「修女研究」发现，生命早期发展较差的语文能力，与晚年失智和过早死亡有关。这项回溯性研究检视了年轻实习修女的手写自传，这是她们进入修道院第一年所做的记录，书写时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六十余年后，研究人员审视了自传记录与这些年老修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思维能力。此外，修女也同意于死后接受尸体解剖。结果显示，年轻时的自传中想法较少、用字较不生动者，年老时发展出临床阿兹海默症的机率较高，大脑中也较易出现典型病变[2]。

文字的丰富与贫乏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生命早期情绪关系的品质。经典作品《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当然拥有高语文天赋，不过进一步审视史威夫特的人生和作品就会发现，情绪经验的「感受」与「直接」的情绪表达十分匮乏。他强大的语文能力主要在于智识与尖刻的机智话语，由于其幽默隐藏在一本正经的文字里，只有细腻的读者才会察觉。幽默可能是一种应对方式，用来封锁痛苦的情绪、掩饰怒气，并使自己能为旁人所接受。

我们可以从史威夫特无礼讽刺的被动攻击式写作手法，还有故事中赤裸裸的叙述段落，推论出让他反感的强烈负面情绪。

史威夫特幼时曾经历过严重的情绪创伤，他将这段经历归咎于自己的保母。史威夫特的父亲，在唯一的儿子出生前七个月去世。史威夫特一岁时，他被迫与母亲分开，好多年没见到她。后来曾短暂重逢，不过母亲再一次离开了他。

强纳生再次见到母亲时，他已经二十岁，这次会面是他安排的。虽然他和母亲相处时间极为短暂，他把记忆中的母亲高度理想化，这种现象在情绪压抑的人身上很常见。他在写给母亲的颂词中写道：「如果虔诚、真理、正义、慈善是通往天国的路，她就在那里。」

史威夫特长期压抑他对母亲的愤怒，这股怒气后来在他的厌女文字以及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中爆发出来。对于女性，史威夫特显露「冷漠、面无表情的怒气」，甚至展现肢体暴力。近期自传学家维多利亚．格兰迪尼（Victoria Glendinning）写道：「对于和他较为亲近的女性，史威夫特的情绪永冻层仍然冰封着，他不能冒险融化冰冻，没有人可以拥有影响他的力量、消融他沉着自持的力量、伤害的力量……唯一的情绪出口十分受限、不带威胁性，对象是无力、臣服的女性[3]。」

史威夫特一辈子厌恶亲密关系，他对于情感接触的恐惧或脆弱，其实是未受到情感呵护的小孩所发展出来的防御反应，这样的孩童得快速学会照顾自己。「似乎没有成人特别在乎强纳生，他也不关心任何大人。」

有些高敏感的人似乎可以预知身体／心灵深处正在运作的机制，这种现象很不可思议。我们之前已提过，大提琴家贾桂琳．杜普蕾和死于渐冻症的舞者乔安似乎都展现出这种能力。史威夫特死前十三年就预测了他晚年的失智，他写下《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 Swift）时的健康状况还很好。

　

可怜的男士，他迅速凋零，

从他的脸庞就一目了然：

脑袋长年晕眩，

永远不会缓解，至死方休：

此外，他的记忆衰败；

他想不起任何一位朋友；

也忘掉了上一顿晚餐的地点……

　

有一次史威夫特与朋友散步时，也表达过类似的预感，他看着一棵枯萎的树说：「我会和那棵树一样；我会从头开始死去。」

史威夫特享年六十七岁，在那个年代可说是相当长寿。晚年他持续退化，逐渐失智，不过即便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还是能吐出几句感伤的智慧之言，虽然可能只是无意识的死记硬背。格兰迪尼写道：「一七四四年三月十七日礼拜天，史威夫特生命已来到最后的几个月，他坐在摇椅中，伸出手想抓住桌上的一把餐刀。安．里奇威把餐刀挪到他搆不着的地方，史威夫特耸了耸肩，前后摇摆着，口中念念有词：『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我。』」

不论发病年龄，阿兹海默症患者从诊断到死亡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八年。少数情况下，患者可能早在六十几岁就发病。比方说奥古丝．迪特（Auguste Deter）女士于一九○一年进入法兰克福一间精神病院时只有五十一岁，她的症状包括无法解释的行为异常、情绪爆发及记忆断层。不可逆的心理与生理衰弱最终导致她于入院四年后死亡。当时没有确知的诊断，不过迪特女士死后，其病症冠上了她的精神科医师的名字，也就是杰出的爱罗斯．阿兹海默（Alois Alzheimer）。

虽然迪特女士的退化情形类似老年失智症，过去认为这虽然不幸，却是老化的正常过程，不过此患者的年纪相对较轻，因此阿兹海默医师认为迪特女士罹患的可能是某种未知的病症。当时新的实验室技术使医师可以解剖检验迪特女士的脑部，得出现在所知的诊断依据：阿兹海默症特有的脑部组织病变。正常的神经细胞完全毁坏，取而代之的是纤维束纠结与斑块，大卫申克将此形容为：「坚硬的褐色肿块……杂乱的颗粒与短促弯曲的线条，好似吸引微小垃圾的磁石[4]。」

看过阿兹海默症的研究后，我们现在知道，失智并不是老化的必经过程，而是病症的展现。医学界提出过多种理论试图解释阿兹海默症的成因，不过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几年前，研究发现阿兹海默症患者脑部的铝含量比一般人高，许多人纷纷丢弃家中的铝制餐具，希望能借此避免患病。后来才发现，患者脑部出现铝金属不是造成退化的原因，而是结果。更令人好奇的是，生前完全没有出现阿兹海默症病兆的人，其脑部也发现了纠结和斑块。（还记得吗？我们之前也看过类似的例子，没有临床癌症的女性乳房和年老自然死亡的男性摄护腺中也都有癌细胞存在。）此外，在修女与阿兹海默症研究中有个更特殊的例子。「玛莉修女是一位非凡的女士，她是修女研究中的标竿。她死于一百○一岁高龄，在过世前的认知测验中得到高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脑部也有许多神经纤维纠结和老年斑块，这些都是阿兹海默症的典型病征[5]。」

目前逐渐获得认可的国际科学研究共识指出，阿兹海默症和多发性硬化症、气喘、类风湿性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病症一样，属于自体免疫疾病。这些都是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所造成的疾病。在自体免疫疾病中，自我及非自我（应受攻击的外来物质）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

近来俄罗斯的研究者将阿兹海默症的病理过程描述为「自体免疫侵略[6]」。加拿大医师发现，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属中，发生其他自体免疫疾病的机率较高，显示他们之间有某种相同的体质[7]。用来治疗关节炎的抗发炎药物可以成功减缓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脑部组织发炎（有一群义大利科学家将此称为「老化发炎」）。西班牙研究人员则在患者的脑部组织中发现免疫系统的组成分子，包括特化的免疫细胞与化学物质[8]。科学家已经发现，搞糊涂的免疫系统会制造一种独特的抗体来对抗脑部。奥地利研究者指出，「毫无疑问，免疫系统在阿兹海默症的神经退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

自体免疫疾病都和身体生理的压力调节系统失衡有关，特别是下视丘所启动的荷尔蒙连锁反应：荷尔蒙激增会使肾上腺释放皮质醇与肾上腺素。许多研究显示，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生理压力反应失调，其中包括下视丘垂体荷尔蒙与皮质醇分泌异常。阿兹海默症患者中都有皮质醇分泌过量的现象，这和海马回受损的程度有关。

宋蔡（Cai Song，音译）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知名研究者，也是《基础心理神经免疫学》（Fundamentals of Psychoneuroimmunology）教科书的共同作者。宋蔡医师说：「我相信阿兹海默症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长期压力作用于老化的免疫系统可能就是病因[10]。」

我们已经知道，脑部的情绪中枢对压力反应的神经和荷尔蒙机制有深远影响。压抑负面情绪是长期且严重的压力来源，会造成伤害，强纳生．史威夫特因早期剥夺而在无意识中经历的悲伤、愤怒和厌恶情绪就是一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者指出，以阿兹海默症等自体免疫疾病来说，负面情绪是触发疾病的重大危险因子。

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就是美国前总统隆纳．雷根。他于八十三岁首次诊断出这种疾病，那时是他第二任任期结束的六年后，在给美国人民的道别信中，他感伤地写道：「我步上了进入人生黄昏岁月的旅程。」退化过程缓慢而令人忧伤。

和史威夫特一样，雷根在童年时期也受到创伤。他的父亲杰克有酗酒的毛病。艾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在《雷根回忆录》（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an）这本非正规的传记中写道：「四岁时，爸爸因公共场合酒醉而被逮捕，他对这件事还似懂非懂。小荷是位爱幻想、温和有礼的小男孩，还不知道酗酒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得和尼尔（其兄）在棒球赛的下午挂着一袋袋刚爆好的爆米花，被叫去『游乐园里兜售。』」[11]

莫瑞斯虽然是一位细腻敏锐的传记作家，但这次他猜错了，至少不是完全正确。虽然幼童可能不会认知到家庭丑闻，但情绪上可以感受到充满压力的家庭生活中的负面氛围。而关闭情绪、逃离现实就是大脑立即可用的防御机制。因此，雷根这位沟通大师虽然能讲出鼓动人心的语言，却表达不出自己真实的情绪。莫瑞斯写道，「说实在的，我无以言喻」变成了雷根的口头禅，「是他不得不表达情绪时千篇一律的标准用语。」

如果关闭情绪的机制早在大脑发展的关键期就出现，那么分辨现实的能力可能就会遭到永久的伤害。雷根总统终其一生有分辨现实与虚构的障碍，他的一位前未婚妻表示：「他无法分辨事实与想像。」这显示在幼时与成年后的心智中，雷根以幻想取代痛苦的现实。出版人暨编辑麦可．柯达（Michael Korda）在其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自传《因缘际会：出版风云四十年，这些人、那些事》（Another Life）中写道：「雷根的记忆是有选择性。」以下是书中节录：

　

很多人也知道他会混淆虚构与现实，以下是一则轶事：雷根总统向荣誉勋章得主分享美国第八航空队轰炸机驾驶员的故事，当时那架B-17轰炸机被高射炮击毁，机长命令组员穿上降落伞跳机逃生。正当机长准备逃离已着火燃烧的飞机时，他看到机腹球型砲塔的操作员被困在里面，受了重伤无法从上方的舱口脱困，即将独自死去而害怕不已，机长见状脱下自己的降落伞……趴下来，把手臂伸进枪塔中，握着年轻操作员的手，和他说：「孩子，不要怕，我陪你一起。」不久后飞机撞击地面坠毁。

雷根和荣誉勋章得主都眼眶泛泪，不过媒体很快就发现，这件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里的情节，而总统无意之中把它当成真实事件了[12]。

　

雷根总统类似的轶事多不胜数，据说他也很不会认人。有一次雷根看着自己大儿子在一群学生中间却认不出来，还要儿子提醒：「爸，是我啊，你儿子麦克。」

当时即将上任的雷根曾形容自己是「飓风平静的中心」。莫瑞斯描述雷根的性格「极度孤立……这个孩子以一种奇异的平静之鞘封闭自己……感性能力瘫痪。」这种防御和自发瘫痪的目的显而易见。就像另一位曾拒绝年轻雷根追求的女士所说：「我一直都知道，小荷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小荷是雷根早期担任广播播报员时的暱称，而小荷是会受伤的，他把痛苦及愤怒深埋起来。雷根以下这段描述最能清楚呈现他之后的情绪压抑：雷根十一岁时，某次回到家发现爸爸在屋外醉得一蹋糊涂，「爸爸平躺在雪地里，手臂往外伸展着。他醉得不省人事。我站在他身旁，盯着他看，一两分钟之久……我发现自己为他感到难过。他的手向外舒展，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确实如此，他的头发因积雪融化而浸湿，呼吸时鼾声大作，我感觉不到对他的憎恶。」

「我感觉不到憎恶」道尽了孩子对父亲的愤怒。心理治疗常见到这种「透过否认来肯定」的过程：说话者不经意间透漏自己「没有」感到某种情绪（通常是愤怒），而这种情绪是原先都没有被问到过的。这种自我陈述的真实性超乎说话者的认知。确实，他感觉不到憎恶，不过这是因为他觉察感受的能力在很久以前就受损了。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其自我陈述透露怒气超乎了自己的认知范围。「我感觉不到憎恶」这种否认陈述，显示出说话者内心中怒气与压抑的冲突。

雷根的母亲显然耽溺于自悯中，丈夫四处留情与酗酒所带来的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没有余裕关心孩子，就像后来雷根没有心力顾及自己的小孩一样。小孩因受到忽略而感到愤怒，处理这种怒气的方式通常就是把母亲的形象理想化，雷根很可能就是这么做。南西罹患乳癌时雷根的反应，显现他否认怒气的程度之深。南西是雷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照顾全家的人，仿佛就是雷根母亲的替代角色。雷根夫妇的医生约翰．赫顿（John Hutton）负责通知总统这个消息。艾德蒙．莫瑞斯描述一九八七年十月的这段经过如下：

　

南西雷根罹患乳癌。

十月五日，约翰．赫顿准备好要在内阁会议后告诉雷根总统这个消息──「总统先生，关于第一夫人的乳房X光片，恐怕我有一个坏消息。」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小荷的否认心态有多么坚决。他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握着笔，轻声冷漠地说：「你是医生，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谈话结束。

约翰不知所措地前往官邸，他对南西说：「雷根夫人，总统太震惊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陪南西待到雷根总统返家，雷根还带着工作回来。两人尴尬地问候；没有人提起这个消息。赫顿离开时更加困惑了。

　

这种例子并不表示雷根总统没有感情；真正无法予人关爱者至少会假装拥有同情心。情况正好相反，情绪排山倒海而来，意识无法承受，而在生理方面的影响甚至更加深远。我们再一次看到，避免感受情绪其实会带来更严重、持久的生理压力。人们不了解自己的内心状态，因此较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压力的伤害。此外，健康的情绪表达本身就有舒缓压力的效果。压力所引发的长期荷尔蒙与免疫变化是阿兹海默症等疾病的温床。

雷根大学时代的自传文章以想法和观点来掩盖情绪的贫乏，与高龄未罹患阿兹海默症的修女所使用的文字相比，有天壤之别。修女年轻时文字描述中的情感越丰富，年老后罹患失智症的比例就越低，其间的相关性令人惊叹；写作和雷根一样缺乏情感的修女后来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机率较高。

其他人其实可以察觉到压抑情绪的人在掩盖什么。莫瑞斯提到一位认识雷根的著名好莱坞女星，当时雷根是快速窜起的新星，但她却对其风采不为所动，不过她表示：「在他没完没了、带着些许紧张的幽默感背后掩藏着绝望，令人心疼。」

莫瑞斯曾经询问雷根总统，他年轻时最渴望什么。「他沉默了很久，他想要逃避问题。」后来雷根终于回答道，他最悔恨的，并不是没有人爱他，而是「我找不到人来爱。」莫瑞斯写道：「我记下这些文字，并以对传记作家来说极为实用的技法──『倒反修辞』来理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真实感受与口中所言的相反。」

　

　

　

经典著作《医学原理与实作》（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的第一版中，重量级的作者威廉．奥斯勒指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起因很可能是神经问题。」以现代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心理情绪的压力。作者提到「在疾病与震惊、担忧、悲伤之间，存在着关联。」

威廉．奥斯勒绝非没没无闻的理论家，他是英语世界中最著名的医师暨作者。同样是医生作家的谢温．B．努兰（Sherwin B. Nuland）就说过，奥斯勒「可说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临床导师」。奥斯勒曾任教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与牛津大学。由于对医学有卓越贡献，他在英国受封为爵士。他所写的教科书广受采用，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奥斯勒死后的二十八年，已发行至第十六版。

罗宾森（C. E. G. Robinson）是一位温哥华的内科医师，一九五七年他刊登于《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的短篇文章引用了奥斯勒的文字：「类风湿疾病发病前，患者有长期或持续压力现象的频率之高，令我颇为讶异……我认为许多类风湿患者的情绪与心理面向应受到重视[1]。」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所谓自体免疫疾病的特点就是免疫系统向身体发起内战。研究已证明压力与自体免疫疾病之间的关联，也已阐明压力影响的生理潜在途径。

称为类风湿疾病的医学症状为数众多且彼此重叠，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关节黏连性脊椎炎、全身性红斑狼疮等。在这种种疾病中，失调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身体本身的组织，尤其常针对软骨、腱鞘、关节黏膜、血管壁等结缔组织。这些疾病的特质是在四肢和脊椎关节、皮肤和眼睛黏膜等表皮组织，以及心肺等内脏器官，出现各种发炎现象，以全身性红斑狼疮来说，发炎甚至会扩及脑部。

许多类风湿疾病的患者都习惯极度隐忍，打从心底不愿寻求协助。他们会长时间默默地忍耐着痛苦，不会大声说出抱怨让旁人听到，对于服药减缓症状也十分抗拒。

　

西利雅是位三十多岁的女性，经历过动脉炎发作，也就是动脉的广泛性发炎，这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她的疼痛十分剧烈。「两天来，我身体好痛，因为吞了太多消炎止痛药而呕吐。我的女性友人说：『妳投降了没？』然后她带我来急诊。」

「『妳投降了没？』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很固执。我生病的时候，我总会怕别人不相信我，或以为我有疑病症。」

「所以到了这种地步，都痛到不行，连走路都没办法了，妳还在担心别人会以为妳有疑病症。那我们假设，如果是妳朋友、妳的丈夫或小孩承受这种痛苦，妳不会尽快带他们去看医生吗？」

「会。」

「那为什么标准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回溯到很久以前，回溯到我小时候。」

类风湿患者所展现的隐忍个性是幼时习得的应对方式。西利雅总是替他人感到焦虑。虽然她自己儿时受虐，却总是顾念着要保护母亲免于被家暴伤害。她担心家里没有钱、担心家庭暴力的事情会被外界发现。

「我最担心弟弟变成少年犯，或是有坏事发生在他身上。」

「那妳自己呢？」

「我一直觉得自己总会找到办法撑过去。我不想承认事情实际上有多么令人沮丧，我会一步步理性分析到我可以接受、处理的地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关节炎与风湿病协会的马里兰分会，曾进行过一项医学精神病学的密集研究，以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为对象，发现「虽然受试者来自不同背景，患者的心理特质、弱点与生命中的冲突都意外地相似[2]。」其一共通特质是假性独立，研究者称之为「矫枉过正的过度独立」。西利雅以为自己能独自撑过所有困难，这种固执想法是一种应对机制，因儿时情绪需求受到忽略而发展出来的补偿心态。西利雅这种情况中的小孩要能撑过去，就得向自己与全世界假装没有自己满足不了的需求，包括把情绪压力缩小到孩童可以承受的程度，而这种习惯可能延续终身。

矫枉过正的过度独立来自于幼年时期家长与孩童间的角色互换，这也解释了西利雅何以对身体疼痛的耐受程度那么高，以至于友人拖她到急诊室时会说出「妳投降了没？」这种话。

英国的精神病学研究者约翰．鲍比（John Bowlby）出版过《依附》（Attachment）一书，这是他经典三部曲的第一部，探讨亲子关系对于人格发展的影响。书中写道：「孩童或青少年与家长之间的角色反转，除非时间非常短暂，否则几乎必然是家长异常状态的征象，更会造成孩童的病况发展[3]。」与家长之间的角色反转会使孩童与外界的关系产生偏斜，带来庞大压力，会是往后身心疾病的强大肇因。

针对类风湿疾病患者的心理研究所发现的其他特质包括完美主义、害怕自己的愤怒冲动、否认敌意，以及强烈的匮乏感。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特质和「癌症性格」十分相似，也会提高罹患多发性硬化症、渐冻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这些特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也不是固定无法改变的。

前面提到的马里兰研究发现，「这些患者的发展历程中，有一项显著的共通点，就是于生命早期失去一或两位家长。」读者应该也已经注意到，本书所提及的早期个人历程中，不乏与家长分离、被抛弃，甚至父亲或母亲死亡的经历。更普遍的是情绪剥夺，这也是研究文献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一份一九六七年的澳洲研究以全身性红斑狼疮患者为对象，发现：「比起对照组，有较多患者自陈童年经历情绪剥夺，起因是『无破碎的』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问题[4]。」

压抑怒气也和矫枉过正的过度独立一样，是解离的一种形式，这种心理过程的起因根植于童年。孩童在无意识中隔离感觉或讯息，因为如果意识到了，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问题。鲍比把这种现象称为「防御性排除」。「某些讯息在以前接收、消化后造成很大的伤害，往后这类讯息就很可能会被防御排除掉[5]。」

换言之，愤怒的孩童陷入麻烦，经历过拒绝。而愤怒和拒绝的目标必须在内心转为朝向自己，以便维护与家长的依附关系。而这进一步带来「强烈的匮乏感与贫乏的自我概念」，研究人员在类风湿疾病患者身上常见到这种特质。鲍比解释道：「愤怒的目标时常转而离开依附对象，朝向自己，导致不恰当的自我批判[6]。」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身体的防御目标转而朝向自己，在社会生活及身体里，这样的行为等同叛变。在个别生物体内，身体的叛变来自免疫系统的混淆，正好反映了心理无意识中对于自我与非自我的困惑。界限混乱失序时，免疫细胞就会把身体当作外界物质，发动攻击，就像心理上的自我被导向内在的责备与怒气所攻击一样。

这样的多重混淆反映了在情绪─神经─免疫荷尔蒙这个超系统（也就是PNI系统）中，身心机制联系的断裂。

情绪正好与PNI网络中的其他元素相映互补：就如同免疫与神经系统，情绪能保护生物体免于外界威胁；也像神经系统及贺尔蒙，情绪能确保必要的欲望及需求获得满足；最后，情绪也和其他所有系统共同协助维持并修复内在环境。

恐惧、愤怒、爱等情绪就和神经冲动、免疫细胞或荷尔蒙活动一样，都是生物体生存所必备的机制。在演化过程的初期，吸引或厌恶等原始反应成为生物生存及繁衍的重要机制。情绪和其运作所需的身体细胞、组织一直是生存的基本要件，并随着时间演化。这也难怪连结所有身体恒定及防御系统的基本分子也参与了情绪反应。即便是最原始、缺乏基本神经系统的生物，也都拥有脑内啡等传讯物质。情绪器官与PNI系统互动的说法并不精准，应该说，情绪器官就是此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七章提到，细胞激素与免疫细胞所分泌的传讯分子会吸附在脑细胞的受体上，进而影响身体状态、心情与行为。情绪会影响免疫活动，这只是整体的其中一面。要完整说明情绪系统与免疫机制相同、互补的保护工作，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免疫细胞与像是愤怒这种情绪所扮演的角色异同。

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在动物世界中，愤怒并不是「负面情绪」，动物会感受到愤怒是因为某些必要的需求受到威胁或不被满足。虽然动物并无法意会到情绪现象，牠们的确是有情绪，也会感受到第一层情绪所带来的生理变化。同样的，动物也会展现与第二层情绪相关的行为。第一层情绪的生理变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帮助生物体为战或逃反应做好准备。但因为战或逃都需耗费大量能量，并带来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因此第二层情绪的展现可发挥重要的调解功能：在各方参与者免于受伤的情况下化解冲突。

被逼到绝境的动物会摆出凶猛的怒火来面对追捕者，不论是借由吓退狩猎者或蓄积成功反抗的能量，怒气也许能救牠一命。若有来自家族、群体、部队以外同一物种的陌生个体侵入自己的领地，动物也会被激怒。如果双方立刻为争议领地展开肢体冲突，其一甚至双方很可能会受伤。因此大自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双方可以透过显露怒气来较劲，例如裸露牙齿、做出带有威胁性的肢体动作或声音。怒气较有威吓力的一方通常会获胜，同时避免任一方受伤。

要能适时运用愤怒，生物体必须能区分有无威胁。最基本的就是自我与非自我的区分。如果个体不知道自我的界限范围，就无法判断可能有害的事物是否正在侵入。我们必须能精准判断敌己，才能区分熟悉与陌生、良性或可能有害。愤怒包含了辨别外来与危险事物，以及对之做出反应。

免疫系统的首要任务也是区分自我与非自我，因此免疫活动也是从辨别开始。辨别是一种感官功能，由神经系统中的感觉器官执行。我们可以说，免疫系统也是一种感觉器官。如果免疫系统无法担当辨别的责任，那会和看、听、尝、感觉等能力受损一样危险。神经系统的另一项功能是记忆，免疫系统必须能够记忆，才能回想起外界哪些事物是好的、有益的，哪些是中立的，还有哪些可能有害。

在家长的警戒注意之下，幼童探索周遭环境，学习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不行；哪些舒适、哪些会痛；什么是危险或安全。这些习得的资讯储存于发育中脑部的记忆库中。免疫能力也是学习而来的。记忆储存在免疫系统专门的细胞中，这些细胞能立即回想起之前遭遇过的威胁。就如同神经系统能终身学习，免疫系统也能复制专门用来辨识新威胁的免疫细胞，借此建立新的「记忆」。

免疫细胞遍布血液和所有身体组织和部位中，因此免疫系统就像一个「游动的大脑」，用来侦测敌踪。而「游动大脑」的感觉器官（例如身体的眼、耳、味蕾）就是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这些受体能区分良性与恶性。身体正常细胞的细胞膜上具有自体抗原，受体借此来辨别敌我，万无一失。每一种细胞上都有自体抗原这种蛋白质，外来生物与物质则没有这种自我的标记，因此会被免疫系统当成攻击的目标。人类才刚开始了解自体抗原的多样类别，《科学》期刊中一篇文章指出：「未来很可能还会发现多种自我标记[7]。」

T细胞是一种淋巴球，在胸腺中发育成熟后开始负责「记忆」外来抗体。人体内有上亿个T细胞。它们与其他免疫小体「必须学习认识体内每一种组织、细胞、蛋白质，必须能够区分血液中的血红素、胰脏分泌的胰岛素，以及眼睛里的玻璃液等种种物质。它们必须驱逐无数种侵入的生物体，但不可以攻击自己的身体[8]。」

各种免疫细胞如何辨识敌方微生物或其他有害物质，而免疫细胞战队又是如何消灭这些入侵者，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还有很多奥秘尚待发掘，而已知的机制牵涉一连串极其复杂的生化过程、互动与作用。此处的重点在于，免疫系统和情绪具有共同的功能：首先是「意识」到敌我的区别；其次，辨别善类与威胁；最后，接纳有益成长的因子，同时能够限制或消灭任何的危害。

一旦区分敌我的心理能力故障了，必将扩及生理面向。压抑怒气会导致免疫失调。无法有效消化、表达感觉，或是习惯优先满足他人需求、鲜少考虑自己，这些都是慢性疾病患者身上常见的行为模式。这些应对方式代表着自我界限的模糊，心理层次无法区分自我与非自我，因此细胞、组织、身体器官的层面也将出现同样的混淆状况。免疫系统搞糊涂了，无法辨别自己与他者，或是因为过于虚弱而无法抵御危害。

一般来说，对自身发动攻击的免疫细胞会立刻被消灭或失去活性，否则这些免疫细胞会反过来攻击应该保护的身体组织，可能导致过敏反应或自体免疫疾病。另一方面，如果健康的免疫细胞被放射线、药物或HIV病毒摧毁，身体就失去抵抗感染的能力，肿瘤的生长也不再受到监控。长期的情绪压力对于免疫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会弱化防御。

有一项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的健康亲戚所做的研究，说明了自我压抑与免疫叛变之间的关系。正常来说，只有遭微生物或可能有害的外来分子入侵时，身体才会产生抗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其中一个实验里程碑是找到一种因免疫系统混淆而攻击自身的抗体，称为「类风湿因子」，简称RF。70％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体内有RF，但没有症状者身上也可能出现。这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调查，没有症状的受试者中，某些性格特质是否和抗体的有无相关。

研究受试者包含三十六位女性成人或青少女，她们全都没有类风湿疾病。其中有十四位拥有RF抗体，她们在心理量表上的分数显著高于没有抗体的女性。这份心理量表反映的特质包括：抑制怒气与在意自身行为的社会接受度。RF阳性族群在另一份量表的分数也较高，反映出的特质有「顺从、害羞、认真、虔诚、有道德」。

受试者身上出现这种抗体显示，情绪压抑已经启动攻击自身的免疫反应，只是还不到出现临床病征的地步。我们可以预期，假如这些RF阳性受试者的生活中出现额外的压力事件，就可能进一步助长免疫叛变，启动发炎反应或诱发疾病。研究者做出结论表示：「情绪波动加上RF，可能导致类风湿性疾病[9]。」个人体内没有攻击自身的RF抗体，也可能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不过一如我们所预料，有另一项研究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压力程度必须更高，才会诱发疾病[10]。

一份一九八七年的文献则指出，「各种研究累积大量证据，显示心理压力对于风湿性关节炎的诱发、恶化与影响占有一席之地[11]。」

　

瑞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性，她的经验能说明压力对于诱发自体免疫疾病的明显影响。在一次重现童年情绪创伤的事件发生后，瑞秋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第一次发作。

瑞秋的成长过程与哥哥冲突不断，她一直认为哥哥是家里较受偏爱的小孩。瑞秋的父母分居，她特别觉得受到父亲的排挤，她说：「我总是像次等公民，他想要的孩子就是我哥。我还记得以前独自跟在他们后头，看着我爸和我哥勾肩搭背；我记得以前总是我得坐后座。我妈好几年前告诉我，我和哥哥去芝加哥找我爸那次，是因为我妈说：『两个小孩都带去，否则就都不准带』，他从来就不希望我在场。」

瑞秋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乖巧的小女孩，从来不惹麻烦」，长大成人后仍是如此。两年前的犹太新年，她到妈妈家为家人准备晚餐。过程很匆忙，因为哥哥在节日前不久才决定要和家人团聚，所以她得赶着离开，以免碰到哥哥。「他不想要和我共处一室，所以我们达成协议，我会提早到我妈家，帮忙煮饭，下午四点我就离开，让我哥、嫂嫂、姪女和我妈共度犹太新年。」

我不禁打断她：「我没搞错吧？妳是说，妳回去煮饭、准备所有东西，然后离开，让其他人能够团圆吃饭？妳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协议？」

「因为是犹太新年啊，我觉得家人应该要能团圆。」

「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在我妈家里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疼痛，痛到你没办法想像。我被送到医院，是腿上的关节炎发作，完全出不了力。我通常不会因为痛而大喊，但我确信那天整间急诊室都听到我的声音了。隔天我又回到医院，因为变成全身都在痛，动弹不得。就算是坐在轮椅上，我还是忍不住痛得大叫。」

　

类风湿性疾病的发病与发作和压力相关，而且压力会影响病情的严重程度。有一项一九六七年展开的研究，以五十位刚诊断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年轻成人为研究对象，共追踪五年。研究之初先评估了受试者发病之前的心理社会压力程度，后续每年进行两次身体检查，每年并针对手腕与手部进行X光检验，这是此疾病好发部位。研究进行到尾声时，研究人员依据组织损坏的程度将受试者分为三类：第一类在身体检查中没有肿胀的现象，X光结果中也没有骨质侵蚀；第二类的软组织呈现肿胀，但无骨质侵蚀；第三类的手腕与手部有骨质侵蚀现象。研究结果刊登在《美国医学期刊》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最终被归类于第三类的受试者，比起其他两类的患者，在研究一开始时，「访问者就判断，出现与发病相关的心理社会的压力因子，频率显著较高[12]。」

本书的大部分访谈都是在受访者家中进行，吉拉是位五十一岁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她坚持要在附近的麦当劳碰面。她符合心理学文献所描述的典型类风湿患者：「牺牲自我、顺从、在意他人的评价、害羞、压抑、完美主义」。

吉拉是在多发性肌炎（广泛性的肌肉发炎）发作后确诊罹病，她寻求医疗协助时，肩膀跟臀部的大部分肌肉皆已流失。呼吸道的肌肉也虚弱到只能浅浅地呼吸；她没办法擡起手臂或腿，也不能吞咽固体食物。医师见到她时，立刻要她入院，为她做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药物。「他说我就和行尸走肉一样，我不该还在走来走去。他们测试肺部功能时，要我对着机器吹气，结果指针动也不动，完全静止。我以前有点像是挖东墙补西墙，但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我走路的时候，没发现自己没把腿擡起来，而只是在摆动。」

「妳觉得为什么会没有注意到？」

「我想是因为我很忙吧，我也很累，我有两个小孩，年纪都还很小，我常追着他们跑。」

「我很好奇，为什么妳想约在麦当劳？」

「在家的话，我会一直在意我家的样子，一定要整齐清洁。如果有人来我家，发现某些地方有灰尘，那……」

「这并不是整洁的问题，这是完美主义。灰尘是摆脱不了的，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妳无法接受灰尘，代表妳凡事都要追求完美，妳是这样的人吗？」

「是吧。其实在我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前更严重……。我的阿姨会叫我女超人。我先生得到外地工作，他在锯木厂当学徒。我要一个人应付两个小孩。我也要上班，常常加班，因为我们刚买房子。有时候我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做十个小时。」

「妳做什么工作？」

「我以前在邮局上班，其实我很喜欢那边的工作。」

「妳喜欢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做十个小时？」

「去上班简直就像去度假。我很喜欢那边的同事，我和主管很好；没有人会为难我。但我身边的人好像都觉得邮局工作很无聊，我不懂他们怎么会觉得无聊或想抱怨，我过得很开心。我想这也是我会得风湿病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太虐待自己了，休息不够，睡眠不足。」

除了工作和家事，吉拉还觉得自己必须把花园和后院维持得很完善。她家位于两户退休夫妇中间，他们把花园维护得十分完美，吉拉担心如果自己疏于照料，会害别人的房价下跌。「没错，完美无瑕，他们每周都会除草，所以我也得每周除草，才能跟上他们的标准。」吉拉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十分用心，不希望他们和她一样错失机会。所以周末时，她会开车载小孩去上钢琴课、歌唱课、芭蕾舞课、民族舞蹈课以及体育活动。

吉拉没有丈夫的协助，独自完成以上工作，此外，还在邮局上小夜班，工作时间从下午四点半至凌晨一点，好几年来每晚只睡四小时。「我得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我的物理治疗师告诉我：『妳身体痛的时候，就得停下来。妳得休息，因为身体在告诉妳，该停下来了。』我照做了，不过家事没法达到以前的标准。以前我会每两天吸地板，现在是我先生负责吸地，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来。但我不满意他吸地板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会再做一遍，但我不会让他知道，我只是在收尾。我家不像以前那么干净整齐了。」

吉拉在菲律宾长大，读者至此一定能猜想得到她的成长环境。她是最大的孩子，下面有七个弟弟妹妹，必须照顾所有手足。他的爸妈会无情地批评她，只要做错事，就会被责打。

「我有气喘，每次我被打，气喘就会发作。每次开始气喘，我妈就会说：『这是上帝对你的处罚，因为妳不乖，没做好份内工作，还会回嘴。』所以我尽力做好每件事，我不是故意要不乖。我尽力了，但还是会因为忘记而被处罚。有时候我就是达不到她的标准。我妈也是完美主义者。」

在结婚头几年，吉拉的丈夫也会打她。后来这种暴力转为情感冷漠，而且还是会病态地嫉妒和控制。

吉拉发病之后，她发现应从心理方面着手。她知道疾病尽管让人困扰，但也许是在教她一些道理，而这是医学体系帮不上忙的地方。在吉拉的要求之下，她被转介给一位精神科医师。「他劝我不要那么沮丧，他说我该把我丈夫当成大儿子。我就没再回诊，我才不想要第三个小孩，我要的是一个丈夫。」

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女性，在压力较大的时期，免疫系统的扰动会增加，不过婚姻关系较好的患者，比较不会病情恶化，发炎与疼痛的状况较少[13]。另有一份研究发现，关系上的压力增加与关节的频繁发炎相关[14]。

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压力是我们认知到威胁后所出现的反应。实验室研究显示，在我们认知到有威胁的当下或之后，许多身体器官与组织都比较容易出现发炎或损伤[15]。我们若将某种刺激解读为可能有危险，就可能立刻使血管扩张、肿胀、出血，提高组织损伤的机率并降低疼痛阈值。只要透过访问技巧，增强受试者对威胁的感知，就能快速诱发上述变化。

庞大的心理压力可能透过几个可能途径，以关节、结缔组织、身体器官发炎的形式展现。西元二世纪时，古罗马医学家加伦（Galen）留下了一个理论，指出身体的任一部位皆可透过神经连结影响其他部位。身体之所以能面对压力，快速反应变化，无疑是神经系统的立即活动所促成。脑部的放电能刺激远端的神经末梢，释放强大的促进发炎分子，透过免疫细胞的过度反应，引发关节损伤。部分神经衍生化学物质也是有效的刺激物质，会诱发疼痛。在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的发炎关节液与血液循环中，能发现高浓度的上述物质。这类反应快速的机制，很可能就是瑞秋忙着准备自己无法参加的犹太新年晚餐时，使关节炎症状急性发作的原因。从第一次发作时症状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瑞秋对于和哥哥的相处，情绪压抑非常深。

自体免疫疾病属于慢性疾病，涉及整个PNI超系统，尤其是大脑─荷尔蒙─免疫之间的连结。压力导致PNI系统失衡，是自体免疫疾病发病以及后续发作的生理因素，这项假设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据的支持。

详细讲解压力作用于PNI系统，进而导致自体免疫疾病的多种可能机制会牵涉到太多细节，无关乎本书主题。重点在于，身体的压力机制（尤其是重要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因长期的过度刺激而失衡。肾上腺若正常分泌皮质醇，能够调节免疫系统，减缓免疫细胞产物所诱发的发炎反应。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身上，因应压力的皮质醇反应低于正常值，由此可以看出免疫活动失调与发炎反应过盛的原因。一方面，免疫系统不受正常控管，攻击自身身体，导致发炎；另一方面，必要的抗发炎反应被弱化，无法发挥效果。

也难怪所有自体免疫疾病一致使用的药物就是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皮质醇（更精确的说法是其合成类似物）。皮质醇是压力反应中最重要的一种荷尔蒙，而研究显示，个体历经长期压力后，体内最失调的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自体免疫的结缔组织类疾病，如全身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症、关节黏连性脊椎炎，都显示生物体的正常压力管控机制已筋疲力尽或瓦解。

　

筋疲力尽，这是之前一位关节黏连性脊椎炎病患向我描述发病前（甚至发病后仍是如此）的生活时，我脑海中浮现的词。

罗伯是一位杰出的劳工领袖，他在办公室中接受访谈。罗伯将近五十岁，体格壮硕，个性亲切，声音宏亮，热情又幽默。他要转头接电话或从不同角度看对方时，必须转动整个躯干，脊椎完全动不了。「我从脖子到屁股都动弹不得。」

罗伯二十五岁时开始觉得脚跟痛，之后十二年，肩膀关节与锁骨也一直在痛。他求医过几次，不过很快就放弃了。「医生一直跟我说是这种病、那种病，又说不是这种病、那种病，不给你东西缓解疼痛，你还能怎么办？」臀部与腿部痛了五年后，罗伯才又去看了风湿科医师。

「我惯用左腿的情形很严重，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太太注意到我右腿比较瘦小，因长期未使用而肌肉萎缩。她开始小题大作，叫我一定要去看医生。」

在罗伯发病至获得诊断的十二年间，罗伯从来没有放下工作。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经历很常见。「工作太累」都不足以形容我治疗过的任何一位工会员工。他们的工时极长，此外这份工作本身的压力就令人喘不过气，冲突频繁、政治较劲、工时长又不固定、会议不断，责任永远没有卸下的一天。「我们的退休方案非常优惠，原因就是没有人能活到六十五岁领退休金……就算有，也是少之又少！这就是劳工运动者的退休金优渥的原因，因为没有人退得了。」

罗伯的风湿病刚发病的时候，他一年要飞十万英里，跑遍整个北美。罗伯说，他曾连续四个半月都在出差。「好长一段时间没回家，我在美国南部处理罢工的事，因为我任职的国际工会中没有人能够应付。我奔波于各地，一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只能「用零碎时间」补眠。

「那你的私人生活如何？」

「已婚有两个小孩。劳工运动是会扼杀婚姻，我认识的朋友中没有人还和第一任太太在一起。我刚入行认识的朋友中，有些人已经过世，有些人有过两、三段婚姻，其中一个还结婚五次！这种工作简直把我们生吞活剥。」

「我从来就不在家，没有出过力，我现在觉得很愧疚。以前我太笨了，还不觉得愧对家人，没发现自己拥有这么多。我现在和孩子很亲，但他们已经长大了。我儿子小时候、青少年时，我都不太记得他；是有照片啦。我甚至一直到我女儿二十岁，才惊觉自己有女儿。」

「我应该没有质疑过这种工作型态，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这就是工会职场文化的一部分。破裂的婚姻和酗酒都很常见。我是这群朋友中第一个戒酒的。」

吸引罗伯组织工会并持续投注心力的动力，就是有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致力于迈向更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我从不拒绝的原因，因为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世上总是有不公的事件。我能够贡献己力，让世界更美好，对此我感到很幸运。」

罗伯现在已经学会拒绝过分的要求。有意思的是（这多半并不是巧合），由于关节黏连性脊椎炎使他的肋骨和脊椎黏连在一起，这意外在情绪表达方面带来一项好处。

「在表达愤怒方面，我比其他人有个优势，就是我蛮会运用语言。我从来不会乱吼，我不必这么做，因为我能透过控制呼吸，表达正确的用语。关节黏连性脊椎炎的一个好处是，这种病使肋骨僵硬，因此肋骨前后无法动弹。」罗伯解释道，人在沮丧或愤怒失控时，呼吸会变得很浅，得用肋骨间的肌肉来扩大胸腔，吸气进入肺部，但因为他罹患这种病，没办法这么做。

「为了要发出有力的声音，控制自己讲话的方式，我得用横膈膜呼吸。通常你不会这样呼吸，而是利用肋骨前后收缩来浅浅地呼吸。但因为我得用横膈膜呼吸，我的内脏会上下移动。比起肋骨，人更能控制横膈膜的肌肉。」横膈膜呼吸有助于有效控制情绪，还能确保大脑的思考部位获得充分的氧气供给。

「以前我得刻意练习，现在我的肋骨沾黏了，我只能这样呼吸。」

「最有意思的是，瑜珈呼吸老师总会叫我们要用横膈膜呼吸，这样才健康，但关节黏连性脊椎炎逼得我非这样不可。」

「生病让我更清楚地表达想讲的话。多数人生气会大吼，你可以从这看出他们在生气，他们是透过语言来传达怒气。但因为我的呼吸方式受限，我得用短句说话，我可以缩短词汇，清晰宏亮地说话，而非大吼。控制呼吸的同时，你也控制了脾气和愤怒，我所谓的控制是，善用愤怒来达到目的。」

罗伯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意会到大自然巧妙又难以解释的机制，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应该在健康时学会这些，否则大自然只好透过让人罹病来教导。

有一份研究显示了此奥妙的可能原因，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令人疼痛不已的发炎也具有保护功能：关节的柔软度和一周之后压力的降低显著相关。研究人员的结论是：「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涵，冲突发生与关节疼痛之间的关联，呈现出一种恒定系统，其中透过疾病的恶化，负面的社交互动可以受到调节[16]。」

换言之，疾病的发作迫使患者避开带来压力的互动。身体在替你说不。

　

　

我有一位七岁病人准备在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之前已经动过两次手术，父母也已经熟悉例行程序，不过希望其中一项手术室规定可以稍微变通。因为之前他们的女儿被绑在担架上，周围都是戴口罩的陌生人，手臂还因为要接上静脉导管而被固定住，使她情绪十分不稳，不停挣扎。父母希望这次能在麻醉剂让女儿昏睡之前陪伴她。虽然院方人员觉得如果家长在场，小孩会黏人，更会乱动，不过还是配合了。结果这次的麻醉过程十分顺利。

隔离家长是医院传统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忽略了依附关系的重要性，家长可以调节孩童的情绪、行为和生理指数。家长在场与否对孩童的生理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孩童的神经化学输出、大脑情绪中枢的脑电活动、心律、血压、与压力相关的荷尔蒙含量都会呈现极大差异。

除非符合特定明确的内外在条件，否则生命无法存续。比方说，我们无法适应高血糖值，也不能在核爆辐射的环境下生存。自我调节的功能，不论是心理或身体方面，都可以类比为温度调节器：即便室外天气状况极端，仍能确保屋内的温度维持稳定。如果气温过低，暖气系统就会开启；假如气温过高，冷气就会开始运作。以动物来说，自我调节功能展现在恒温动物身上，使之能生存在各种环境中，比起变温动物，前者能适应更极端的冷热环境，而不会结冻或过热。变温动物由于不能自我调节体内环境，栖地的选择大幅受限。

孩童几乎没有生物自我调节的能力；其心律、荷尔蒙浓度、神经系统活动等内部生理状态，完全是依赖与成人照顾者的关系来维持。爱、恐惧、愤怒等情绪能达到保护自我的目的，同时维持与父母和其他照顾者不可或缺的关系。只要威胁到年幼个体与成人关系的稳定，都会成为心理压力，因为只要关系受到干扰，年幼个体的内部环境就会产生骚动。

童年以后，情绪和社会关系仍对生理状态有重要影响。纽约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精神科和神经科学系的麦荣．霍夫（Myron Hofer）教授曾写道：「即便长大成人，也不一定就有独立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互动可能终身都在内部生物系统的日常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1]。」整体背景和我们与他人连结的关系，能大幅影响我们对于环境挑战的生物反应。一位杰出的研究者曾贴切地描述道：「适应并没有完全发生在个体内部[2]。」

人类物种的演化并不是以单独个体的方式进行，我们是社会动物，生存有赖强大的家族与部落的情感连结。我们都知道，社交跟情感连结是人类神经与化学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我们日常和他人互动时，身体都可能经历到剧烈的生理变化。「你又把吐司烤焦了」，这句话以怒吼或带着微笑表达，会引发明显不同的身体反应。考虑到人类的演化史与现有的科学证据，如果剔除心理情绪的网络来了解健康与疾病，会非常偏离事实。「基本前提是，人类就和其他社会动物一样，其生理恒定和健康状态不仅会受实体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也至关重要[3]。」

以此生物心理社会角度观之，个体的生物与心理运作、人际与社会关系会共同作用，彼此影响。

　

乔伊丝是四十四岁的应用语言学教授。她注意到自己加诸在身上的压力是引发气喘症状的主因。「我觉得每次气喘发作，都是因为我担下负荷不了的工作。虽然我自认能够应付，不过身体会提出抗议。」

「我在大学教书已经十年了，有好几年我是唯一的女性，现在这一点改变了，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现在有四名女性，这很棒，但我内心还是不由自主想要担下更多工作。我必须证明自己。我的系上从来没有女性获得终身职。这里的环境对女性的想法或女教授并不有利。」

「我把很多『应该』内化了。这很难。我的问题就是不会拒绝。对我来说，拒绝别人会带来很大的空洞，这让我害怕不已。我千方百计要填满这些空洞。」

去年秋天和冬天，乔伊丝的气喘尤其令她感到困扰。她需要使用比平常剂量更高的吸入型药物，才能使呼吸道畅通并压制肺部发炎。「我发现气喘逼我拒绝，本来根据交换计划，我得去巴尔的摩，但我说：『不，我没办法去，』这发生过不只一次，我会以『气喘发作』来当作借口，取消行程。我躲在这个借口背后，因为我没办法直接说：『我不要。』」

气喘的原因是围绕小支气管的肌肉纤维绷紧，造成小支气管（肺部的细小呼吸道）可逆性收缩。在此同时，小支气管的黏膜也肿胀发炎。PNI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与气喘的过程有关，包括情绪、神经、免疫细胞与荷尔蒙。神经性放电遇上多种刺激会使呼吸道收缩，情绪就是刺激因子之一。气喘另一个典型症状──小支气管黏膜的发炎反应，则是由免疫系统引起，最终导致呼吸道黏膜肿胀和小支气管中发炎碎屑的堆积。

气喘发作时，收缩的小支气管中受阻的并不是吸入空气的过程，而是呼出。气喘患者吐气困难，感觉胸口开始绷紧，于是肺部启动咳嗽反射动作，试图要畅通阻塞的呼吸道。急性气喘发作时，费力的吐气过程会使收缩的小支气管发出气喘典型的哮鸣声，噘起的嘴唇也会发出类似哨音的声音。较轻微的患者中，唯一的症状可能只有咳嗽。有些患者长期有气喘症状，有些人只是间歇发作。

引发气喘的原因众多，依个人体质而定，可能是过敏原、运动、冷空气、阿斯匹灵等药物、哭泣、大笑、呼吸道病毒感染或情绪激动。气喘是少数主流医界认定与身心有重要关联的疾病。

不论直接的触发因子是阿斯匹灵、冷空气或是焦虑感，情绪都会大幅影响容易发作的程度。长期的情绪压力会使免疫系统变得敏感，因此容易对触发因子过度反应。

情绪影响气喘发炎反应的另一个管道是荷尔蒙。糖皮质素是一种消炎类固醇，皮质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肾上腺接收到大脑下视丘垂体系统的讯号后会分泌糖皮质素。若HPA轴线受损，皮质醇分泌量下降，就会促进发炎。德国特里尔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患有异位性皮肤炎或气喘的儿童面对压力时，皮质醇分泌量较低。「研究人员请病童说故事或做心算时，比起健康孩童，前者唾液中的糖皮质素浓度上升幅度较小[4]。」事实上，人造的类皮质醇荷尔蒙就是重要的气喘治疗药物。

在许多针对孩童跟成人气喘患者的研究中，记录到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因为关系所引发的情绪状态极为相关[5]。研究人员观察气喘孩童与父母的互动，发现有典型的不安全型依附现象。和健康孩童跟囊肿纤化症病童相比，气喘孩童所表现出的分离焦虑程度都较高。囊肿纤化症是一种先天肺部疾病，严重程度比气喘高出许多[6]，因此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不是造成焦虑的原因。

有一项研究是在测试条件下，观察二至十三岁气喘病童与健康孩童的呼吸模式。研究人员让每位孩童聆听母亲跟陌生人的录音，「不论声音语调如何，比起陌生女性的声音，气喘病童听到母亲声音时较常显现出不正常的呼吸模式。这项耐人寻味的结果呈现了情绪对呼吸的特殊影响，这和一般的预测相反，显示气喘病童并未将母亲视为令人安心的慰藉[7]。」

德国的研究显示，比起健康孩童，气喘病童更常与父母双方建立长期的负面互动模式，而且程度是逐渐加剧。比起健康孩童的家长，病童父母更常对子女表现出批判行为[8]。以客观的指标来说，气喘孩童感到挫折或受批评时，肺部呼出的气流量减少，显示呼吸道正在收缩。研究人员请气喘病童回想强烈愤怒或恐惧的事件时，也记录到气流量降低的现象。

患者本身跟其家属并不一定辨识得出诱发气喘的压力。费城儿童辅导诊所的萨尔瓦多．米努庆（Salvador Minuchin）医师研究过气喘等儿童疾病。他认为高敏感的孩童会于无意识中观察环境中的线索，尤其是家长的情绪状态。他注意到使儿童患病的家庭系统有四个共同特征：纠结、过度保护（控制）、僵化、缺乏冲突解决方案。「病态纠结的家庭系统的特征包括易起反应、彼此间高度牵扯。这可从以下方面看出来：过度互相依赖、侵入个人界限、自我与家庭成员的分化认知不足、贫乏的……界限观[9]。」

乔伊丝最近一次气喘发作是在一次家族聚会后开始的，持续了好几个月。那次事件中，她觉得自己被哥哥抨击，唤起她童年惊恐的情绪与压抑的怒气。

近来一项澳洲研究显示，正面的社交关系对调节压力很重要。此研究访问了五百一十四位须接受乳房组织切片的女性，其中将近半数后来被诊断出癌症，另一半则是良性肿瘤。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威胁性的生活压力源和社会支持间存在重大关联。经历客观上具高度威胁性的压力源且缺乏亲密情感的社会支持的女性，罹患乳癌的机率增加了九倍[10]。」

研究人员对这项发现感到意外。他们写道：「我们发现具严重威胁性的人生经历与缺乏社会支持间存在交互关系，这让我们有些意外，毕竟两者若独立存在并不会产生影响。」

不过我们不应对这项发现感到讶异。读者应该记得第一章面临考试压力的医学生，其免疫系统活动减弱，而越孤独的学生免疫能力越低。情感和社交连结维系我们的生存，理论上不能与人类的生理运作分开看待，实际上，两者更是息息相关。

有一项为期十七年的追踪研究是以加州阿拉米达郡的居民为对象，检视社交连结或孤立感与癌症发病的关联。这项研究开始之时，受试者皆未罹癌。「社会孤立似乎是女性的主要危险因子，不仅是实际的孤立状态，孤立的感觉也有影响……有鉴于情绪会影响荷尔蒙调节，孤立的确可能对于这类癌症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1]。」研究人员将女性乳癌、卵巢癌、子宫癌归类为荷尔蒙相关癌症。

社交与人际压力源等其他外界压力，对每个人的生理影响并不相同，那除了天生个性以外，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个体差异呢？

其一关键因素就是情绪发展。假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病童在二十五岁时需要再接受手术，那时施打麻醉剂就不再需要父母陪伴，那时她会有足够的自制力，因此就算没有父母在旁，神经传导质活动或压力荷尔蒙也不会失衡。不过我们不能视这种现象为理所当然，因为并不是每个人步入成年就自动学会情感独立。不论在任何年龄，我们的情绪运作受依附需求、恐惧与焦虑所控制的程度，都会进而影响我们对潜在压力源的反应。

根据已故美国精神科医师穆雷．鲍温（Murray Bowen）所阐述的家庭系统理论，疾病并不是发生在单一人类个体身上的单纯生物事件。家庭系统的观点认为，个体的生理运作之间时时刻刻存在关联。母亲与胎儿之间的连结自是不言而喻，不过这种生理关联并不止于出生，个体成熟后都不一定会断绝。我们已经看过，这类关系终身都会是重要的生物调节因子。

家庭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分化，定义是「与他人进行情绪接触的能力，同时保有控制自我情绪运作的自主性」。分化能力不足者，「会缺乏自我与他人间的情绪界限，也缺乏思考和情绪感受之间的『界限』，因此理智容易受情绪影响。这样的人会不自主吸收他人的焦虑感，使自己也感到庞大的焦虑[12]」。

分化能力健全者能以自己的情绪来回应，不为符合他人的期待，也不刻意反抗；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冲动表现出来。麦可．柯尔（Michael Kerr）医生曾与穆雷．鲍温共事，他是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家庭中心的主任。柯尔医师将分化分为两种类型：功能分化和基础分化，两者表面上看似相似，不过以健康与压力的观点观之，其实天差地别。

功能分化指的是个人有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行事的能力。比方说，其他人（例如我的员工、配偶、子女）得承受我的焦虑，忍受我的坏脾气、不可靠的习惯、贫乏的情绪互动，甚至是霸凌行为，我才能正常过日子；如果其他人拒绝我为他们分派的任务，我就完蛋，那么我就只具有功能分化。另一方面，如果其他人不必替我分担情绪，我也能顺利维持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我能理解他人，且对人对己都不隐藏情绪，那么我就具有基础分化的能力。基础分化的程度越低，个人就越容易经历情绪压力与身体疾病。

一项压力、适应和免疫的研究是以一千四百位西点军校的年轻军校生为研究对象，为期长达四年。该研究记录了军校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一般血液检验结果，调查其容易感染E-B病毒的程度（E-B病毒是引发传染性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病毒）。研究结果发现，最容易感染病毒或罹患临床疾病的族群有以下共同特质：对自己的期望很高、课业上遇到困难、父亲成就很高[13]。我们由此可看出，压力与自认须达到家长期望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内在生物环境与小孩持续需要获得认可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另一项研究比较相同数量的已婚女性与离婚或分居女性。研究人员透过已婚女性的自述来评估其婚姻品质和满意度，再透过血液抽样检视所有受试者的免疫系统活动。差劲的婚姻品质与低落的免疫反应「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在离婚或分居组中，与低落的免疫功能最密切相关的两项心理因素，就是自关系破裂后的时间间隔（离婚姻破裂的时间越近，免疫受到抑制的程度就越高），以及对前任配偶的依附程度（情绪依附程度越高，免疫功能就越低落）[14]。女性的自我调节能力越好，对失败关系的情绪依附程度越低，免疫系统就越活跃。也就是说，分化能力越佳，健康状况就越好。

任何关系中，权力较低落的一方会负荷这段关系中较大比例的焦虑感，这也是女性因焦虑或抑郁接受治疗的人数比男性高出许多的原因。（此处所说的权力高低，端视是哪一方必须去满足另一方的需求。）这并不是指，妻子心理失衡的程度会比丈夫高，即使丈夫可能看起来地位较高。此处要强调的是关系的失衡，也就是说妻子在负担自己压力与焦虑的同时，也同时在承受丈夫的负面情绪。

为了维系关系而较压抑自己需求的那一方，罹患身体疾病的机率也较高，所以女性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与抽烟无关的癌症的比例较高。柯尔医生写道：「身心关联和人际连结的存在意味着，某人的焦虑可能以身体症状的形式出现在另一人身上。情绪障碍就是一例，为维护关系和谐而做出较多改变的患者配偶，反而容易出现症状[15]。」

自然界的最终目标在于抚育个人从绝对依赖走向独立，更精确来说，是成长为社群中相互依赖的成熟个体。「发展」就是在我们的基因编程容许的范围内，由完全的外界调节演进为自我调节的过程。自我调节能力良好的人最有能力在社群中成功地与他人互动，并培养同样具有能力自我调节的下一代。

任何违逆大自然规画的发展都威胁到生物体长远的生存。几乎从生命之初，我们就能观察到安全感与自主性两种需求之间的紧绷关系。发展意味着以渐进、符合年龄的方式，由追求安全感转向追求自主性，由依附走向个体化。不过两种需求都不会完全消失，任一方都不能压倒另一方。

步入成年后，随着自我调节的能力提升，自主需求也会提高，便会追求真正做出选择的自由。任何打击个体自主性的事物都会是压力的来源。如果个体缺乏有效回应社会或生理环境的力量，或当感到无助、没有实质选择时──也就是说，自主性遭削弱时，压力就会放大。

不过自主性的行使，不能破坏生存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不论是与密友，或是和其他重要他人的关系，例如雇主、同事、社会权威人物等。如果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在幼儿或孩童时期发展不足，那么成年后就会倚重与他人的关系来维持恒定。依赖程度越深，关系断裂或不稳时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大。因此，主观和生理压力的高低，会与情绪依赖的程度成正比关系。

为了尽量降低关系不稳所产生的压力，个体可能会放弃部分的自主性。不过这并不是健康的做法，因为失去自主性，个体本身也会产生压力。即便放弃自主性表面上看似是维持关系「稳定」的必要之举，即便主观上因「巩固」关系而感到宽心，这样做仍会提升压力。假如一个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需求，以便让自己可以为旁人所接受，这人透过罹患疾病而付出代价的风险也会提高。

保护自己不因关系不稳而感到压力的另一种方式是关闭情绪。容易受到伤害的个体为了安全感，可能自人群抽离自己，断绝亲密关系。这种应对方式也许可以避免焦虑，阻挡主观的压力感受，不过实际上生理方面仍会感受到压力。情绪的亲密关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建造围墙、阻挡亲密感的人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而是冰封自己的情绪。这些人会因需求未受满足而备感压力。

社会支持有助于减缓生理压力。有充分证据显示，健康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阿拉米达郡的研究中，社交关系越孤立的人，得到多种疾病的机率越高。有三项年长者的研究皆显示，五年内的死亡率与社会整合程度直接相关，意指社交连结越多，其死亡率越低。研究者一致的结论是「社交连结与支持……本身就是预测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有效指标，与其他危险因子无涉[16]。」

因此，在成人生活中，调节生物的压力有赖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一边是社交和关系的稳定，另一边是实质的自主性。只要平衡被打乱，即使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都会是压力来源。

　

　

瑞秋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第一次发作是在犹太除夕，她是位矮小的女士，不过一五○公分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旁倚靠着一只巨大的泰迪熊，因此特别显得娇小。瑞秋十分瘦弱，令人联想到营养不良、情绪遭剥夺的早产儿。

「我出生的时候，肺部吸入羊水，生命头四周都待在保温箱中。那时是一九六一年，人们不知道保温箱中的婴儿也需要抚摸碰触。所以我出生的第一个月就只有针头戳来戳去。我的母亲没有来看我，因为她得照顾我哥哥，如果我的父亲有来……我也不知道会怎样。」

假如瑞秋之后受到呵护关爱，那么生命的第一个月遭遇情绪剥夺且缺少抚摸接触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瑞秋的出生所被赋予的目的几乎在受孕当时就宣告失败。她的母亲原本希望能借由怀孕维持婚姻，不过在瑞秋出生之前就被丈夫抛弃。你可以想像瑞秋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孤单一人，还须照顾一个幼儿（瑞秋的哥哥）和一个婴儿。

在这种情况下，瑞秋养成习惯，随时须证明自己有理由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第一天性会是这样）。她总是预期自己会被抛弃，她说：「我觉得别人只要认识我，就一定会离我而去。」前一次假期，瑞秋收到好几个邀请，她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居然有人希望她在场而不求其他回馈，瑞秋简直无法理解。

自从瑞秋被诊断出类风湿性关节炎后，她开始接受治疗，因此比以前更容易察觉自己的感受。愤怒仍然是她最难以发觉的情绪。瑞秋生气通常是因为自觉被忽视或贬低，例如最近一次是因为她的母亲批评她找治疗师的决定。「她不懂我为什么要挪出部分福利补助金，付费接受治疗，她觉得我应该找个医疗保险给付的精神科医师就好。但其实我终于找到了能够沟通的对象，但她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想到钱的部分。」不过瑞秋没办法平静地表达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会开始争执，想寻求母亲的理解。与母亲愤恨争执的后果是长达一周的厌食情绪，这是她将怒气导向自己的方式。

当瑞秋需要证明自己时，她会吞下自己的怒气，试图为自己辩解，以安抚或说服来让对方「理解」。这样的举动是这个脆弱孩子的直觉反应，她须费尽力气才能让爸妈满足自己的需求。由于担心并害怕被抛弃，她压抑任何可能遭到拒绝的情绪。

童年经历只有部分留存在意识与记忆中。虽然无法直接想起细节，她仍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况。不过即便没有这些资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确定，瑞秋幼年时期的经历：她对于亲密关系的绝望感；虽然将近四十年来徒劳无功，她仍持续追求母亲的理解。这些行为都代表着极度精确的记忆，在婴儿发育初期就铭刻在脑海之中。这份记忆终身指引她的行为，也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温床。

潜在疾病的生理环境早在生命初期就已形成。婴儿时期的经历就决定了大脑的压力反应机制，就像暗含的、无意识的记忆影响了我们对自己、他人、世界的行为和态度。癌症、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我们讨论过的疾病都不是成人时期突然出现的新病症，而是终身经历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形塑这些经历的人际互动与生物体内的印记可能发生在生命初期，我们完全无从想起。

一项义大利研究显示，比起健康的对照组，罹患生殖器官癌症的女性表示与其父母的关系较不亲近，她们也较少显露情绪[1]。

另一项大型欧洲研究比较了三五七位癌症患者与三三○位健康人士，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罹患癌症的女性对童年住处较少有正面回忆。将近40％的癌症患者在十七岁以前经历过父亲或母亲的死亡，这个比例是对照组的2.5倍[2]。

之前提过有一项追踪研究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生为对象，为期长达三十年。受试者于就读医学院时接受访谈，若内容显示童年时与父母的亲近程度低于一般平均值，则患病的风险特别高，而且至中年时，这些受试者自杀、罹患心理疾病、高血压、冠状动脉心脏病或癌症的机率较高。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以哈佛大学的大学生为对象，访问他们对父母关爱的感受，三十五年后再次调查受试者的健康状态。至中年时，对于父母关爱有高度正面感受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罹病；相较之下，对于父母的关爱有负面感受的学生中，将近九成患病。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是否感受到被爱的程度，很明显与健康状态相关[3]。」

触摸是新生儿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体验，这是我们早期接受关爱的方式。哺乳类的母亲都会给予子女触觉的刺激，例如，鼠类会舔舐幼鼠，灵长类会抚摸幼兽。艾许利．蒙特谷（Ashley Montague）在其杰出著作《触摸：肌肤对人类的重要性》（Touching: The Human Significance of the Skin）中写道：「新生儿与幼童接受关爱的各种形式，对其身体与行为的健全发展至关重要。对人类来说，触觉刺激极有可能对其情绪和情感关系的健全发展有深远影响；『舔舐』动作本身与其象征意义都和关爱密切相关。简言之，人类不是透过指导来学习关爱，而是先被爱，然后才学会爱人。」

由动物实验可知，身体接触可刺激生长荷尔蒙的分泌，促进体重增加和身体发育，这项发现也适用于人类。一项针对早产儿的研究将住在保温箱中的新生儿分成两组，其营养摄取等条件皆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其中一组新生儿每天获得三次各十五分钟的触觉刺激，为期共两周，另一组则无。与对照组相比，「给予婴儿触觉刺激，结果使其体重显著上升、头围增加、行为指标也有所增进[4]。」瑞秋婴儿时期缺乏触觉刺激，有害其身体发育，同时也为她带来不受期待与关爱的最初模糊印象，而后来的事件则强化印证了这些早期印象。

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理与心理发展。情绪互动就和身体接触一样重要，两者颇为类似，因为当我们提到被抚摸时的情绪体会，我们是可以辨识得出来。人际关系透过感觉器官与大脑形塑了我们从幼儿到成人的演化过程。社交─情绪的互动对人类大脑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这些互动就开始调节PNI超系统的状态、活动和发展。我们处理心理和生理压力的独特方式都在生命的头几年已大致成形。

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曾研究过罗马尼亚在希奥塞斯古执政期间，当地育幼机构中受到严重忽略的孤儿的皮质醇浓度。在这类机构中，保育人员与孩童的比例为一比二十，所以除了最基本的照顾外，孩童很少被抱起或抚摸。他们会出现自我拥抱的动作，举止抑郁，这些都是被遗弃的幼童常出现的行为。唾液检验发现其皮质醇浓度异常，显示其HPA轴线已经受损[5]。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自体免疫疾病与癌症等病症的患者常有HPA轴线受扰的现象。

童年经历的虐待、创伤或严重疏忽会带来负面后果，这是易懂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许多人未曾遭受虐待或创伤，却仍罹患压力相关疾病？这些人患病并不是因为曾经遭遇负面的经历，而是因为没有获得正面的对待。哥伦比亚大学发展心理生物学系主任麦荣．霍夫（Myron Hofer）在一九九六年于《身心医学》的特刊中写道：「矛盾在于，某种东西或某人的不存在怎么会制造出这样的扰动……一定有某种失落的生物反应，而我们一定要找出来[6]。」

缺少某个东西或某人为什么会产生生理扰动？当我们去回想关于压力的讨论，答案就一目了然。所有压力源都代表环境中可能或确实缺乏某种必要元素，而生物体认为这些元素是生存所必需的。在《何谓压力》（What Is Stress）一书中，作者写道：「压力刺激……显示某个东西不见了或即将消失，而此东西对生物体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渴望的[7]。」

对所有年幼的恒温生物来说，父母是生存所必需。人类幼童倚赖成人照顾的时间长度远超过其他动物的子代，而原因远不止于立即的生理需求。父母所扮演的照顾角色除了提供食物、遮蔽处，传授生活技巧等知识并保护免于狩猎者伤害外，从罗马尼亚孤儿院这个令人心疼的例子可看出，在孩童的生理与情绪系统成熟之前，父母也扮演调节生理状态的重要角色。父母的关爱不单是温馨愉悦的情绪感受，同时也是生理和心理健全发展至关重要的生物条件。父母的关爱和注意也能促使大脑回路、PNI系统、HPA轴线达到最佳的成熟状态。

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人类新生儿的大脑较成人的小、不成熟。举例来说，马出生第一天就能奔跑，而人类要到一岁半或更久之后，奔跑所需要的神经回路、视觉空间感知、肌肉协调能力才会发展完成。为什么我们出生时的神经能力如此不足？解剖学上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人的头部体积太大。出生时，新生儿脑部就已经是全身直径最大的器官，是最容易卡在产道中的部位。演化过程中，随着人类智力增长，手部动作越趋精细复杂，头部体积必须成长，以便容纳脑部这些能力的发展，在此同时，人类骨盆逐渐缩小，以利于双足平衡步行。如果人类骨盆和马一样大，就没办法以双脚行走。也就是说，演化过程中，人类头部体积增大，而骨盆逐渐缩小。假如怀孕末期胎儿头部的尺寸比现在还大，恐怕没有人能够顺利生产。

四分之三的脑部体积增长与将近九成的脑部发展是在出生之后才开始，大部分会于三岁之前完成。出生之后，人类大脑的成长速率和在子宫内一样，哺乳类动物中就只有人类是如此。出生一个月后，神经连结（突触）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令人惊奇，某些时期一秒甚至会新增数百万个新突触。

决定发展过程的除了天生的基因条件，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就算是最优质坚韧的麦种也无法于贫瘠干涸的土地上生长。数十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已证实，父母呵护关爱的情感互动为人类大脑发展所必需。情感互动可能刺激或抑制神经细胞与回路的生长，其中机制相当复杂，牵涉到天然化学物质的分泌。简单来说，幼儿经历「快乐」的事件时，身体会分泌脑内啡这种「奖励化学物质」，这是大脑天然生成的类鸦片物质。另一方面，动物实验显示，如果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长期维持高浓度，会使重要的脑部中枢萎缩。

大脑中的神经回路与神经化学会根据环境刺激来发展。出生时视力正常的婴儿如果被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中五年，必然失明且视力无法回复，因为视觉回路的发展需要光线刺激。「达尔文式」的竞争将决定哪些神经元与突触存活下来──受到使用的得以保留下来并成长茁壮，而无适当环境刺激的神经元成长则会受限，或是萎缩、死亡。

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长成能够自立、自我调节的个体，并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类和谐共处。孩童自我调节的神经生物系统若要健全发展，与父母的关系至关重要，父母必须能察觉、了解孩童的感受，并以通达细腻的同情心回应孩童的情绪。情绪就是生理反应的状态，不论是正面的「我还要」，或是负面的「我不要了」。婴儿和幼童还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因此如果没有透过与父母互动进行调节，生理上可能面临筋疲力竭，甚至死亡，因此与父母的亲近关系是调节婴儿生理状态的要素。

自我调节需要不同的头脑区块协调运作，且须由上部、较晚开始发展的区块良性主导下部。脑干是头脑中最早开始发展的部分，也是维持生命最重要的部分。脑干又称为「爬虫类脑」，是产生本能生存冲动之处，也掌管基本的自主功能，包括饥饿与口渴的感觉、心血管与呼吸运动、体温。人脑中最晚发展的部分称为新皮质，位于大脑前端。皮质之所以称为「皮」，因为它是薄薄一层灰质，包裹着大脑白质。前额叶皮质负责调控我们对外界的反应，不会听令于原始冲动，而是学习分辨什么是友善的、中立的，和有敌意的，还有哪些是有益于社交、哪些无益，再据此行事。其功能包括冲动的控制、社会情绪智商与动机。皮质协调任务的重点不在于展开行动，而是抑制头脑较底层部位产生的冲动。

边缘情绪系统负责居中协调皮质的调节任务和脑干的基本生存目标。边缘系统包括位于皮质跟脑干之间的脑部结构，也含括皮质的部分区域。边缘系统为生存所必需，如果缺少边缘系统，而光有皮质的调节跟思考能力，就会像生活白痴的脑袋一样，空有智识而无真实世界的生活知识。

情绪能为我们解读世界。情绪具有发出信号的功能，我们的内在状态受外界刺激影响时，会透过情绪告诉我们。我们能以过去经验的记忆过滤当下的刺激，情绪再据此做出回应，情绪也会根据过去的认知来预测未来。

就像视觉回路的发展需要光线刺激一样，负责情绪体验与调节的脑部结构发展（不论位于皮质或中脑）也需要父母的刺激。边缘系统在「解读」、接收父母情绪讯息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记忆中枢（不论有无意识）透过与父母的互动不断强化，并借此为未来解读世界做准备。孩童与照顾者的关系能刺激回路分泌血清素、正肾上腺素、多巴胺等重要的神经传导质，并加以协调，这些激素对于情绪稳定、觉醒、动机与注意力来说相当重要。

孩童的世界观是透过与父母的互动逐渐建立起来：可能是充满爱与接纳的世界；或是充斥忽视与冷淡的环境，孩童必须奋力搜寻探求，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或更凄惨的充满恶意的世界，自己必须随时保持超乎寻常的警戒。我们与最初照顾者的关系会在神经回路中建立关系范本，未来的关系容易依循此模式。我们如何受到理解，就会以相同的方式认识自己；最深层的无意识中如何感受关爱，就会以同样模式爱护自己；幼时内心感受到何种程度的同理照顾，就如此仿效照顾自己。

婴幼儿时期若经历过依附关系的断裂，可能对脑部的压力反应机制跟免疫系统产生长期影响。大量动物实验皆证实，早期依附关系的扰动和成人时期失衡的压力回应能力间存在强烈关联。反过来说，幼儿时期若拥有呵护关爱的依附互动，则成人时期会有较佳的生理压力反应。

要满足人类的依附需求，光有身体的亲近感跟触摸是不够的，丰富饱满的情感连结也同样重要，尤其是所谓「协调」陪伴的品质。协调是一种微妙细腻的过程，父母须「调整至」了解孩子情感需求的状态。这样的行为十分直觉，但也很容易因父母压力过大或出现情绪或财务等问题而分心。若父母童年时期未曾经历过协调陪伴，很可能就无法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女。没有协调关系的孩童可能感受到关爱，但无法在更深的层次上以自己的真实模样获得理解，他们学会向父母呈现出「能够获得认可」的一面，压抑父母不接受的情绪反应，也学会因为出现这种反应而否定自己。

不论原因为何，幼儿的照顾者如果压力过大而无法提供必要的协调陪伴，幼儿长大后很可能会长期感到情感孤立，不论现实是否真是如此，会总觉得没有人能分享自己的感受、没有人「了解」。此处讨论的并不是缺乏爸妈的关爱，也不是爸妈与孩童之间实际的分离，而是孩童并未感觉到自己被看见、获得理解与同情，也没有在情感上被同理。这种实体上亲近，但情感上分离的现象称为「近距离分离」。父母与孩童间缺乏协调接触，或父母因压力而于互动时分心，都会产生近距离分离的现象。

协调互动中断的例子包括：父母与孩童令人非常愉悦的目光凝视交会时，由父母首先移开视线；或因父母想要互动而坚持逗弄休息中的孩童，即便孩童当时需要自高强度的互动中稍微喘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理论家暨研究者艾伦．舒尔（Allan Schore）写道：「灵长类的实验显示，即便母亲就在视线范围内，但若情感上心不在焉，幼儿也会表现出严重的分离反应。我认为近距离分离在早期的人格发展中是一种常见而影响力深远的现象[8]。」

在近距离分离中，父母人是在现场，但情感上心不在焉。在现代的高压社会中，这样的家长孩童互动模式越来越常见。近距离分离时，孩童所经历的心理压力和实际与家长分离相仿。近距离分离对幼童的影响是在无意识的心理层次，而不是有意识的思想感受层面，因此孩童长大成人后回想童年经验时，不会想起某次特定事件，而是一种由「失落」所引发、深层弥漫的生物反应。

近距离分离的经验会内化为个人的心理机制：童年时受到如此「训练」的成人所选择的关系很可能会重现近距离分离的模式。举例来说，这些人选择的伴侣很可能也不会了解、接纳、欣赏他们原本的模样。因此近距离分离所引发的心理压力将会于成人生活中延续下去，通常仍然是在无意识中发生。

　

　

　

读了前几章后，各位可能认为子女长大成人后之所以罹患疾病，父母就是罪魁祸首。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的原意，也不符合科学证据。教养方式无关父爱或母爱的多寡，而是有其他更平凡的因素影响着教养方式。父母的爱是无限的，原因无他：对于年幼子女的无私呵护深植于哺乳类脑部的依附机制中。

假如父母无法发挥爱护之心，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深受伤害。我曾治疗过温哥华的毒瘾者，接触过许多药物依赖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艰困，可能有刑事记录、染上毒瘾、感染爱滋病、生活困顿、处于社会边缘，不过抛弃子女，或是子女被带离身旁都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痛。而无一例外，他们所有人童年时都曾遭虐待或被抛弃。

如果父母未能对子女表现出无条件的接纳，那是因为子女并没有接收到父母所希望呈现的关爱，这份关爱经过父母人格的折射，展现出另一种样貌。假如父母承受压力、有未解的焦虑，或因情绪需求未获满足而感到不安，子女很可能陷入近距离抛弃的处境中，而这并不是父母的原意。

不论如何，我们的教养态度与反应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自己的童年经验相关。从详尽的人类心理研究可以看出，教养方式反映了父母早期的童年制约经验。

心理学家喜欢研究恒河猴这种灵长类，因为牠们体型相对较小，也容易照顾。在一群恒河猴中，约有两成属于「高反应者」，牠们和母亲分离时，比较容易显现出抑郁的行为，HPA轴线的启动时间更长、幅度更大，且交感神经容易过度亢奋，免疫活动受到抑制的程度也较深。以人类来说，这种高反应者的个性过度敏感。不论是恒河猴或人类，这种个体经常处于社会阶层底端，其后代的行为、反应和社会地位也相似。

研究显示，「改变环境可以扭转体质为高反应者的宿命」，而且正面改变的影响可以延续至下一代。「受到母亲特别呵护关爱的照顾时，牠们不会显现出平常的行为失调，而会表现出早慧的行为发展，成年时更会爬升至阶级顶层。雌性则会仿效其慈爱母亲的照顾模式[1]。」

严格来说，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学习的行为。父母与子女间的教养模式之所以相似，主要并不是认知学习的结果。世代之间教养方式的传递主要是心理发展所造成的，因为大脑的边缘回路于童年便已设定完成，PNI超系统内的连结也已建立。前几章讨论过，孩童情绪中枢的发展会受到父母情绪中枢的影响。因此孩童并不是透过模仿来学习父母的教养方式，就算有模仿的成分，也只是部分原因。子女长大成人后会采用何种教养模式，最大的影响是其情绪和依附回路当初如何与父母互动，进而发展出来。孩童的压力反应机制的发展也是依循同样的模式。

一项成果惊人的动物实验足以说明这个原则。烦宁（Valium）和安定文锭（Ativan）等镇静剂皆属于苯二氮平类药物。就和其他影响心理运作的药剂一样，人工镇静剂能发挥药效是因为特定的大脑区块上带有受体，能接收大脑本身制造的天然镇静物质。杏仁核是大脑颞叶中的杏仁状结构，是恐惧和焦虑反应的主要调节器官之一，上面布满了天然的苯二氮平物质受体，启动时可以缓和恐惧的反应。与年幼时较少受到照顾的成年大鼠相比，年幼时常被母亲舔舐、理毛的大鼠的杏仁核上含有较多苯二氮平物质受体。幼年时期母亲的照顾会影响个体成年后脑部调节焦虑的生理机制，这样的差异并非基因造成的[2]。

虽然人类的心理发展较动物复杂得多，但同样具有世代之间复制教养行为和压力反应的现象。孩童压力反应的发展也有类似特质。一群加拿大研究人员写道：「幼儿时期的母亲照顾可以影响调解恐惧的神经系统发展，借此『设定』子女对压力的行为反应[3]。」简言之，焦虑的母亲很可能抚养出焦虑的下一代，代代相传。

研究人员制定了分数量表，用以评估父母和子女亲密关系的品质，并记录三代之间的分数：分别是成年母亲与其母亲的感情，还有成年母亲与其女儿的感情。结果发现两组母女间的感情分数大致一致[4]。

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中，研究人员发现有HPA轴线与皮质醇分泌的扰动现象。父母的PTSD越严重，子女的皮质醇机制受损程度也越深[5]。

玛莉．安思沃斯（Mary Ainsworth）早期曾与约翰．鲍比共事，后来担任维吉尼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教授。安思沃斯研发出一套评估父母与子女依附关系模式和品质的方法。在受试孩童一岁前，研究人员会至其家中观察母亲与幼儿的互动模式并记录观察结果。一岁时，每组幼儿与母亲来到实验室进行短暂的测验，实验名称叫做「陌生情境」。「二十分钟的测验中，幼儿分别与母亲待在一起、与母亲跟一位陌生人共处、独自与陌生人共处，或是独自一人长达三分钟。测验原理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将一岁的幼儿与其依附对象分开，应该可以启动幼儿的依附行为，以利研究人员观察幼儿与母亲分离和重聚时的反应。最有利用价值的评估是发生在测验中幼儿与母亲重聚时[6]。」

研究发现，幼儿出生至今与母亲的互动模式决定了幼儿在母亲回到现场时会出现什么反应。在家获得母亲协调陪伴的幼儿，与母亲分离时，会出现想念母亲的举动；当母亲回到房间时，幼儿会主动寻求肢体接触，他们容易被安抚，很快又回到轻松玩耍的状态。这种模式称为安全型依附。另外还有数种不安全型的依附模式，分别是回避型、矛盾型或无组织型。回避型的幼儿与母亲分离时不会出现抑郁行为，重逢时则会回避或忽视母亲。这样的行为不代表真正的独立，而是一种假性自主，我们在类风湿患者身上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抱持只能依赖自己的想法，因为向父母寻求协助只是徒劳无功。不过在身体内部，当父母回来时，回避型幼儿的心律改变，显示他们的确感受到生理压力。不安全型依附的幼儿在家并未获得协调教养，他们隐约接收到母亲心不在焉的讯息，或是接触时远时近的矛盾讯息。

一岁时，幼儿对于关系的反应就已经展现出未来的个性与行为特征。这项陌生情境测验在不同国家重复实施过数百次，一岁时的观察结果已是青少年时期行为精准的提前指标，可以预测受试者的情绪成熟度、同侪关系、学术表现等面向。安全型依附的幼儿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一致优于不安全型依附者。

不过丹尼尔．西格（Daniel Siegel）在《人际关系与大脑的奥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书中指出，关于教养模式世代间的传递，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早在孩童出生之前，研究人员就能精准预测他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玛莉．曼恩（Mary Main）教授曾是安思沃斯博士的学生，她设计出一套方法，可以精准评估成人童年时期与父母的依附关系。这套方法着重的不是受访者回答问题时讲述的内容，而是说话的方式。比起受访者有意识想要传达的内容，他们的言谈模式和「恰巧」选择的关键字更能实际描绘出童年的情况。说话者欲透过文字来表达的意义仅能反映他们有意识的想法，通常会过滤掉痛苦的回忆。述说的模式──不论是流畅或结结巴巴、详细或贫乏、一致或自相矛盾、有无佛洛伊德式口误、插入语或明显的偏离话题──观察这些面向才能洞察真实的情况。

玛莉．曼恩所研发的测验叫做「成人依恋访谈」（AAI），就像在陌生情境中幼儿的反应一样，我们也能根据成人的回答推测他们早期与父母互动时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多寡。

结果显示，「AAI是幼儿与其父母依附关系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也就是说，在依恋访谈过程中，从成年受访者无意识揭露的童年情境，可以预测此人自己与子女的依附关系。因此，在子女出生前与父母进行AAI，其访谈内容可以精准预测受访者子女一岁时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此外，二十年后再追踪受访者的子女会发现，他们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同样精准预测了他们在AAI时的述说模式。

也就是说，成人进行AAI时对自己童年的叙述，通常可以预测其教养未来子女的方式，进而预测其子女一岁时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而这又预示了子女二十年后在访谈中述说童年的方式！

了解家族历史可上溯数代后，责怪就变得没有意义。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写道：「了解这一点后，把父母当作反派的想法也就灰飞烟灭。」他的研究成果乃是以科学来解释幼儿和童年时期依附的重要性。那我们该怪谁呢？

知道压力会世世代代传递后，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本书所谈及的个人生命史许多都提到数代家族成员患病，或是同一代好几个成员罹患截然不同、毫不相干的疾病。

读者可能还记得第一章提到一位风湿科医师来信抨击我所撰写关于玛莉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玛莉童年经历受虐与被抛弃，因此培养出压抑的应对模式，而这种经验是她罹患硬皮症的部分原因。这位专科医师声称，硬皮症是一种遗传疾病，而我的主张「毫无可信度」。她写道：「这篇专栏可能误导一般大众，误将发病的责任强加于硬皮症患者与其家属上。」这位风湿科医师所说的「强加责任」指的就是归咎，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究责并不是问题所在，重点在于世代之间压力与焦虑无意识的传承。

我的另一位患者凯琳同样死于硬皮症。她的病程比玛莉快得多，确诊后不到一年就因病过世。我是在她过世前几个月才和她熟识，虽然我接生过她的孩子，也一直是他们的医生，不过在诊断出硬皮症之前，她自己的健康问题都是寻求另一位女医师的协助。

凯琳就像玛莉一样，和善安静，关心所有人，却忘了照顾自己。当被问及自己的近况，她的回答总伴以温暖并隐藏自我的微笑，用来保护倾听者不被她的身体和情绪痛苦烦扰。她会快速岔开话题，改谈别人关注的事情，远离自己的烦恼。

我忘不了我和凯琳的最后一次对话，那时是在医院病床边。她的心肺几乎已经快停止运作；距离死亡不过二十四小时。我问她觉得如何，她马上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问我近来发生什么事。我有点失望地说，当天早上我得知编辑砍掉了我为当地报社撰写的每周医学专栏。凯琳脸色沉下来，同情地对我细声说：「喔，真糟糕，你那么喜欢写作。」罹患重病，即将于四十二岁走向死亡，留下丈夫和四位子女，但这位女士对于自己的悲苦情绪没有吐露一个字。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凯琳的丈夫兰迪这么说：「她的个性长久以来就是愉悦和善，不论自己健康或生病。」据兰迪的说法，凯琳「掩藏很多情绪」，尤其是沮丧的时候。有两件事她极少谈起：绝症和童年。「她提起童年的时候，都只会说到少数几件快乐的事。」

从兰迪的角度来看，凯琳童年的愉快回忆极少，中间间隔很长。她的爸爸是位成功的商人，就像严厉霸道的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家有两个小孩，而他对大女儿凯琳的要求很高。「在我看来，凯琳心里认为，父母觉得怀上她是件很不碰巧的事。她觉得自己太早出生，她爸妈不想要她。」

凯琳生病末期发生了一件事，兰迪讲到这件事时都哭了：「我们坐在厨房里，桌上满是她该吃的药，她很不舒服。突然间她大哭起来，说着：『真希望我有个妈妈。』其实她妈妈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但她们不亲，所以她不会过来安慰她、抱抱她之类的。那时我们有请一位帮佣，她正在清理冰箱。她听着很心疼，就走过来拥抱凯琳。我心想，真惭愧，帮佣其实也和凯琳不熟，但同情心比亲生母亲还多。」

「但我并不想怪她爸妈。他们家也不好过，她妈妈的爸爸抛家弃子，那时凯琳妈妈年纪也还很小，她没有爸爸，而她的母亲（凯琳的外婆）只能独力养家。」

之后我访问了凯琳的弟弟，印证了兰迪对妻子童年的看法。她弟弟说：「家里少有情感交流与关爱。父亲对我们很恶劣，母亲时时惊恐。我妈很善良，人很好，但她不会处理这些问题。」

「我父亲很专横。我想我们那时最多只有五、六岁，每周六他会命令我们去清理地下室，清理完才能上来。清理地下室之外，还要擦亮我爸的军靴，一定要擦到闪闪发光才行。」

凯琳的弟弟说，凯琳有「美丽温柔的灵魂」，但对父亲来说，「她愚蠢无比，她去上大学这件事惹毛他。他完全不尊重她所做的任何事，比方说凯琳是国际母乳会（推广母乳的组织）的成员，我爸嘲弄她：『妳要喂母乳喂到什么时候，喂到他们成为青少年吗？』」

即便成年后，父亲还是一样专制，忍受多年后，凯琳的弟弟终于和父亲断绝关系并拒绝谈论他。「对于我被逐出家门，凯琳很担心，她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试着说服她，这样对我比较好，我现在过得很好，但她就是不懂。」

凯琳的弟弟叙述起一件事，和兰迪所提到的事件十分相似，凯琳的弟弟讲的时候也流下泪来：「凯琳过世前一天，躺在病床上──这幅景象令人难过──我太太坐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凯琳对我太太说：『真希望我有个像妳一样的母亲，我没有妈妈。』我很敬爱我妈，但她不是好妈妈，她不会爱人。」

在硬皮症发病前不到一年，凯琳的家人把她排除在家族企业之外，使她深深感到被拒绝。凯琳的弟弟表示：「他们从没把姊姊列在计划内，那时看起来并不奇怪。」凯琳自认受到拒绝，深感受伤，但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临终前才向弟弟吐露。而且凯琳一直坚持弟弟应该和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义务要把事情处理好，凯琳一直都是这样，试着让事情变得更好。」

凯琳在家庭中被指派扮演特定的角色，这是几个世代家族遗留下来给她的角色。我们推想，凯琳的母亲童年时也未受到过协调教养。我们很确信，凯琳父亲的严厉教养方式也是源自他自己的童年。凯琳的父母有许多未获满足的情绪需求，加总导致凯琳亟欲让自己变得讨人喜爱，成为温顺、忍气吞声的照顾者，绝不会生气，也不会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子女配合父母需求的成长过程，如果重复次数够多，就会逐渐成为人格特质。

凯琳成功适应了她被指派的角色，不过代价是自己的健康，她终身承受压力。在凯琳遭受拒绝且不再有韧性面对时，病情一发不可收拾，致命的自体免疫疾病在一年内终结了她的角色和人生。

汉斯．塞利这位压力研究的先驱，曾提出「适应能量」的概念。「就仿佛我们有适应能力或适应能量的隐藏储备，遍布于全身……当所有适应能力用尽，无法回复、彻底耗尽时，我们就会死去[7]。」当然，老化就是消耗适应能量储备的正常过程。不过就像俗话所说的「一夜白头」，生理压力也会使我们老化。凯琳的一生中，她的适应能量被挪去照顾他人，因而忽略了自己，童年时的家庭状况决定了她的照顾角色，到疾病来袭时，她的能量已经耗尽。

要了解压力、健康、疾病，适应能力是核心概念。适应能力指的是回应外界压力的能力，不死板、有弹性，而且具创意，不会过度焦虑，也不会被情绪击倒。没有适应能力的人只要不受打扰，也能正常运作，不过一旦面临失落或困境，就会感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无助，他们会责怪自己或旁人。个人的适应能力高低和家族过去数代的分化程度与适应能力息息相关，也和家族经历过的外在压力源类型有关。比方说，经济大萧条对数百万人来说都是艰困的时期。家族数代的历史使某些家族有能力适应、面对，但有些面临同样挑战的家族在生理上则彻底崩溃。

麦可．柯尔写道：「具高度适应能力的个体与家族，平均来看，较少罹患身体疾病，即便患病，严重程度通常只有轻微或中度。」

　

由于身体疾病生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变因就是个人的适应能力，而适应能力又受到几个世代以来情绪处理方式的影响，因此身体疾病就像情绪疾病一样，是关系处理不佳的症状，超越「患者」个人的界限。换句话说，身体疾病是当下与过去数代家族情绪系统失调的展现[8]。

反过来照顾爸妈的儿童将会面临终身的压抑。父母本身的童年需求未获满足，因此使其子女承担了照顾角色，这种现象会代代相传。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指出，「危害儿童的方式不只限于责打，家长跟子女间不恰当的共生关系也是许多病态的成因[9]。」

孩童对于家庭系统的习惯性适应行为会随着时间逐渐成为其「性格」，之前提过，性格不会导致疾病，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某些个性特质（尤其是压抑怒气）会提高个体生活中的压力。因此我们现在知道，「类风湿疾病性格」或「癌症性格」等概念不够精确，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把个人当作独立的实体，没有体认到个人身于多个世代的家庭系统之中，当然会受其影响。柯尔博士指出，比起癌症性格，「癌症位置」的概念会更有启发性，「癌症性格的概念当然有一定的根据，不过这只着眼于人类运作的个体理论；而癌症位置考量到了人类运作的系统理论。在家庭系统中，每个成员的运作都会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彼此调节[10]。」

单一个人属于多代的家庭系统，家庭和个人则又是更大整体中的一分子：也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与社会。就像蜜蜂不能脱离蜂巢，人类的运作也不能独立于整体社会环境。因此讨论不能只停留于家庭系统，因为家庭成员的健康受系统影响的同时，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也在形塑家庭生活。

整体而言，各种癌症和自体免疫疾病都是文明病。虽然资本主义下的工业化社会为多数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居住环境、食物供应、卫生条件都达到一定标准，但也为已获得基本生存需求者制造了许多新的压力。我们常把这些压力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挑战，好似人类生活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可以跟身在其中的人类脱离。如果我们观察最近才体验到都市文明的人，就更能清楚发现，所谓「进步」的好处，隐含破坏生理平衡的代价，这还不包括情绪和心灵的空虚。汉斯．塞利写道：「观察祖鲁族可以发现，都市化的压力提高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发生率。贝都因等阿拉伯游牧民族定居于科威特市后，溃疡性结肠炎发生率有提高的现象，据推测这就是都市化的后果[11]。」

现行社会经济体系，加上「全球化」的趋势，对家庭的主要影响是，家庭结构受到削弱，也破坏了提供人类生存意义与归属感的连结。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当今孩童享受成人呵护陪伴的时间最为短暂。大家庭、村落、社群、邻里过去所提供的人际联系，现在为托儿所与学校取代，在这些机构中，孩童主要面对的是同侪，而不是可靠的家长或类似家长的替代角色。小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过即便是小家庭都面临难以负荷的压力。现今许多家庭的两位父母都必须工作才能打平几十年前单薪就能负担的基本开销。汉斯．塞利写到：「婴儿和母亲分离，或是其他减少人际接触机会的安置形式，都是常见的感觉剥夺；这个现象可能会是疾病的主要成因。」

影响医疗的身心分离观点也是现今文化中主要的意识形态。我们通常不会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视为健康或患病的决定因素，这些通常不在「考量范围内」。不过科学数据毫无争议已显现出，社经关系的确对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尽管媒体和医学界不断宣传，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是导致心脏病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证据显示，工作压力的影响力大于其他危险因子的总合。此外，压力（尤其是工作压力）是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的重要推手。

经济关系会影响健康状况，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较高收入者较有余裕选择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工作环境，并进行舒缓压力的活动。多伦多约克大学卫生政策和管理学系的副教授丹尼斯．拉斐尔（Dennis Raphael）最近发表一篇研究，探讨加拿大等国社会因素对心脏病的影响。研究结论是：「决定一个人能够健健康康还是生病最重要的生活因素之一就是收入。此外，比起社会整体的经济情况，个别成员的所得分配对于北美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影响更大……许多研究显示，相较于医疗与生活型态方面的危险因子，社会经济情况才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成因，而生命早期的情况影响力尤大[12]。」

了解世代相传的行为和罹病模式，并知道社会因素对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影响之后，我们该抛下没有助益的责怪态度。放下责怪，我们才能向前迈进，担起必要的责任。

　

　

曾任教于加州史丹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布鲁斯．利普顿（Bruce Lipton），提出过一项科学见解，对疾病、健康、治疗的了解有深远的影响。在公开的演说和私人访谈中，他喜欢向听众抛出一道科学考题：「个别细胞的脑部在哪里？」不论在演说或访谈中，常见的答案都是：「当然是细胞核。」

只不过，细胞核并不是细胞的大脑。大脑是决策的器官，也是我们与外界环境接触的介面。不过在个别细胞中，功能类似于大脑的角色并不是细胞核，而是细胞膜。

在人类胚胎发展的过程中，神经系统和皮肤都来自同样的组织──外胚层。个别细胞的细胞膜即兼有皮肤和神经系统的功能。细胞膜就像皮肤，包围着细胞，保护其内在环境；同时，细胞膜表面有数百万个分子受体，仿佛细胞的感觉器官，可以「视」、「听」、「感觉」；细胞膜也像大脑一样，能够解读外界传来的讯息；细胞膜还能促进与外界环境的物质和讯息交换。细胞的「决策」也于细胞膜中进行，而非储存遗传物质的细胞核。

了解基本的生物现实后，就能看穿常见的假定：基因决定人类的一切行为和健康。基因本身并不能解释人类复杂的心理特征、行为、健康或疾病。基因只是程式，功能等同一套规则，是合成蛋白质时参照的生物范本，赋予个别细胞独特的结构与功能。它们是有生命的动态建筑和机械蓝图。而蓝图是否能落实，并不是基因本身所能决定的。基因的存在与运作都是在生物体的环境之中。细胞的活动不只受细胞核中基因的影响，生物整体的需求和生物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环境可以开启或关闭基因的作用。因此，人类发展、健康及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其养育的环境。

人类的环境包括身体环境和心理的情绪环境，在我们一生中，这些环境形塑我们的发展，影响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个别细胞的环境就是其周遭，包含从附近细胞所接收的传讯物质、受远端控制的神经末梢，以及遥远器官所分泌并进入全身循环系统的化学物质。资讯物质附于细胞表面的受体上，然后视当时细胞的开放程度，细胞膜可能会制造「作用物质」前往细胞核，指示基因合成何种蛋白质以执行特定功能。布鲁斯．利普顿解释，这些受体—作用蛋白质综合体称为「感知蛋白质」，它们就像「开关」一样，整合细胞功能与其环境：

「虽然感知蛋白质是由分子基因机制所制造，但感知过程是由环境信号所『控制』或启动……。近来的干细胞研究强调环境的控制影响力。干细胞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细胞与环境的互动将主导其分化命运，分化结果并不是由独立的基因编码所决定[1]。」

利普顿博士精妙地讲解了生物体的运作，其重点在于，在任何时间点，细胞可能处于防御模式或成长模式，但此两种模式不能同时存在。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储存于细胞记忆中，如果早期的环境长期充满压力，那么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与PNI超系统中的各个器官所接收到的电子、荷尔蒙以及化学讯息就会一再显示：外界环境不安全，甚至有敌意。这些感知会于分子层次写入细胞的编码之中。儿时经验会制约身体对于外界的立场，个人无意识中对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信念也受其影响。利普顿博士把这种过程称为信念生物学。幸好，信念生物学虽然深深刻印于生理机制中，但人类经验和我们不断发展的潜能仍能将之反转。

我们已经知道，压力是压力源与处理系统互动的结果。人类的神经系统就是处理系统，运作受到大脑情绪中枢的影响。生命初期灌输至处理系统的信念生物学会一直左右我们的压力反应。我们能否认出压力源？我们是否放大或缩小对自身幸福的潜在威胁？我们认为自己孤独无助吗？永远都不需要帮助吗？从来就不值得接受帮助吗？是否被爱？或必须努力争取爱？或是毫无获得爱的可能？这些都是无意识的信念，根植于细胞层次。不论在有意识的层次如何思考，这些信念仍「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也许将我们困在封闭的防御模式，也有可能允许我们迈向成长与健康。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检视几项根深蒂固的认知。

　

　

1. 我必须坚强

　

艾莉丝是位艺术家，喜欢阅读，智商很高。大约十年前，她四十二岁的时候诊断出全身性红斑狼疮。艾莉丝在欧洲长大，二十几岁时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她的爸爸非常专制，脾气捉摸不定，艾莉丝说她妈妈「和爸爸是一体的」。

艾莉丝说：「我想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无法拒绝时，身体会替你说出口，我之前听过，也认同这个道理，但我就是不想承认这说的就是我。」

我问她：「为什么？」

「这等于在说我不够坚强……不管是什么事，我就是不够坚强，所以做不到。」艾莉丝的话让我想到一位卵巢癌患者，她也不喜欢这个论点，她说因为那让她看起来很「窝囊」。

我说：「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不够强壮』呢？如果我要举重，举一万磅，然后有人对我说：『你不够强壮』，我会同意他的说法。」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说：『你白痴吗？』」

「这就对了，有时候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够强壮，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过高。这样的话，不够强壮有什么错呢？」

「我必须坚强」的核心是防御，这是许多慢性疾病患者的特征。如果小孩认为父母无法提供情绪支持，很容易会发展出「我可以独自应付一切」的态度，否则就可能感觉受到拒绝。不要受到拒绝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寻求帮助，永远不要承认「弱点」，相信自己够坚强，能够独自面对所有无常。

艾莉丝很快就承认，当朋友打电话来倾诉问题时，她不会评断或指责对方软弱。他们对于倚赖艾莉丝感到十分自在，觉得她有同理心又能提供支持。显然艾莉丝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种双重标准和人的优缺点无关。艾莉丝缺乏的是掌控力，这是她儿时以来的体会。孩童没有掌控力，因此总在不必坚强的时候故作如此。

　

　

2. 我不该生气

　

静子四十九岁，有两个小孩，皆已长大成人。她二十一岁时诊断出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才刚以外籍学生的身分来到加拿大。静子的生母在她四岁时过世，之后父亲的再婚对象是静子的阿姨，也就是她母亲的姊妹。静子说：「我继母爱做生意，胜过爱小孩。」静子的爸爸虽然会满足女儿的一切物质需求和欲望，但常不在家。

五年前，静子和感情疏远的丈夫离婚。「我的婚姻很糟，我和我先生住在一起时，我总是感到疲倦，忙着顾小孩。（疲惫是类风湿疾病的常见症状。） 我如果在下午三点前躺在沙发上，他一定会抱怨：『妳什么事都没做，一事无成。』他说我把他当成免费饭票。」

「妳会觉得生气吗？」

「我一直对他很生气。」

「妳有表达出来吗？」

「没有……因为继母的教导，我觉得我不该感到愤怒。」

　

　

3. 如果我生气，我就不能得到爱

　

罹患食道癌的艾伦对于婚姻很不满意。读者大概还记得，他认为太太没办法对他「浪漫、亲密，没办法给我我需要的一切。」

「你会如何表达不满？你生气过吗？你感到愤怒吗？」

「很难讲，因为我现在随时都在生气。不过我们最近比较常讨论问题了。」

「在你诊断出癌症之前，你怎么处理这股怒气？」

「我不知道，但我了解你的意思，你说的大概没错。」

「你是从哪里学到压抑怒气？」

「这是个好问题，我想我没有深入思考过。我认为这来自被喜欢的渴望。如果你生气，别人就不喜欢你了。」

　

　

4. 我该为全世界负责

　

雷斯利是五十五岁的社工，患有溃疡性结肠炎，他也认为自己的疾病来自关系中的压力。「症状是从我第一段婚姻开始，当时我压力很大，那是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不过已经很久没那么严重了，我现在偶尔会出血，不过都只有一点点。」

「我和第一任太太的关系总是起起伏伏。我觉得她不想让彼此更亲近。那从来就不是伴侣的关系。我必须为她设想，那快把我逼疯了，因为我得想出我们能一起做什么事。她从来不告诉我她想做什么。我得想出一部我们都会喜欢的电影，时间要两人都能配合，这样大家才会满意。」

「扮演这样的角色你不会烦吗？」

「当然会。」

「那你怎么处理这股怒气？」

「吞下去，不用怀疑。我无法反抗，否则她就会说：『你看吧，我们的婚姻不幸福。』和她起冲突会被当作婚姻不幸福。」

「我以前凡事得小心翼翼。我和现在的太太开始交往的时候，如果吵架，我心里其实很开心。我告诉她，我很高兴两人可以实实在在地吵架、意见不同，而她不会因此离开我。我内心害怕别人离开，担心被抛弃。」

雷斯利在出现症状后好几个月，才寻求医疗协助，「我还没准备好承认自己脆弱、有问题。这和我的完美主义有关，我希望自己一切都很好，什么问题都没有。」

雷斯利九岁时，父亲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过世，两年后又目睹哥哥突然因脑动脉瘤去世，「在那之后，我每晚都要做一个仪式，有点像强迫症，确保大家都不会死，『不要死，不要死……』这是我操控生命中的人不要死去的方法。」

「有一次在和精神科医师谈话时，我说：『我不再进行那个仪式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次顿悟的体验，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成为一名社工，现在我试图拯救全世界！』」

「我想要拯救全世界却不成功，这让我备感压力，两三年前我因为压力过大请假。后来我终于发现，我救不了全世界。我和精神科医师一起想出一个口号来提醒自己：『我只是引导他们，我不是上帝。』这对我很有效。」

「你认为世界一切的纷乱都是自己的错吗？」

「不管是不是我的错，我曾经以为拨乱反正的责任在我身上。」

「这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爸妈，我是说我的案主，情况不佳，我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懂得不够多。我必须涉猎更广，精进技巧，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法、更加努力、读更多书、参加工作坊。」

雷斯利把案主说成爸妈，我们不必多想就能了解这种佛洛伊德式口误所隐含的意思。在雷斯利的父亲跟哥哥过世之后，雷斯利就是母亲的主要陪伴者与慰藉，事实上，他从出生起就开始扮演这种角色。

「我妈希望我开心，她一直担心我过得不快乐，而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我童年时尽量过得开心，我不知道忧郁是什么，甚至不知道难过是什么感觉。」

「我妈总是说我是很好带的小孩，但我哥哥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个性很好，所以她可以半夜把我叫醒，陪我玩一阵子，然后再哄我去睡，我就会乖乖睡着。」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猜是因为她很孤单或需要别人的注意。」

「所以你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照顾别人。」

「我爸妈的婚姻很糟，他们会吵架，在我爸过世前很严重。让我妈开心是我的工作。」

　

　

5. 我可以处理一切

　

唐恩是五十五岁的公务员，因为肠道癌症切除了部分结肠。除了长期压力外，唐恩的强迫症是对职场工作过分认真。他说：「工作量的问题会使我生气，我不确定愤怒这个用字对不对，比较像是气馁，如果我无法处理当时办公桌上累积的大量工作。」

「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变得很紧绷，然后会去散个步放松一会，然后再回来重新投入工作，完成交办事项。」

「你有没有想过和指派工作给你的人反应，告诉对方工作量太大，一个人应付不了？」

「从来没有，因为我可以处理一切。我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个分部里处理最多文件、达成最高标准的人。」

「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好胜心，其次是我的薪水不错，所以我该拿出好表现。我的原则是，你派工作给我，我就会做；你给我更多工作，我就多做一点；你给的工作少，我就少做一些。」

「那如果他们裁减人力，让比较少的人分担一样多的工作呢？」

「那我就分担多一点。其实，如果有人抱怨工作量太多，我常常就把他的工作拿过来做。我常常会有罪恶感，觉得某件事我可以做得更好，总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多。」

「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形象很自豪：比别人更快完成更多工作。」

「这种心态和你的童年有什么关联吗？」

「部分原因是我妈。如果我的成绩单有三科优等，三科甲等，我妈会说：『为什么不是六科优等？』我做的一切永远都不够好。她总是觉得我会成为某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刚出社会时去当工地工人，她非常失望。」

　

　

6. 没有人希望我存在，没有人爱我

　

吉尔妲．雷纳一生都认为没有人希望她存在。吉尔妲的丈夫在她死后找到一些手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吉尔妲内心绝望之深。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右手问，左手答」，吉尔妲用右手写下问题，左手写下答案。这个做法和标题尤其耐人寻味：右脑的思考较为全面并掌管情绪，而左手是受右脑控制。其中一道右手的问题是：「癌症是妳内心的母亲吗？」左手回答：「她不希望我存在。」

　

　

7. 除非我做些什么，否则我就像不存在一样。我得证明自己值得存在

　

乔伊丝是罹患气喘的大学教授，她谈到自己如果不埋首于某件事，就会感受到可怕的空洞感。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空洞感是来自，我害怕如果我不达成任务、完成要求，就好像不是真正存在。小时候我很少被考虑到。在我爸和我妈、我爸和我哥的紧张关系中，我就像局外人。我是比哥哥小八岁的妹妹，那个完美的小女孩，身边好多事在发生。这让我觉得，除非我做些什么事，否则就像不存在一样。」

　

　

8. 除非病重，否则我不值得获得照顾

　

两年前，安琪拉四十五岁时，诊断出子宫癌。在这之前，她就一直受酗酒所苦，另外还有厌食症、暴食症、忧郁、纤维肌痛等问题。她曾为减重做过肠绕道术，一年内减掉一百五十磅，不过因为压力和饮食习惯并没有改善，所以很快就复胖回来。

「我觉得癌症像一份大礼，帮助我摆脱加拿大税务局。过去十二年来，我在那做查帐员，我恨透这份工作了。从小时候开始，只要有对峙和冲突，我很难不往心里去。人们被查帐时总是很生气，他们就把对政府与缴税的愤恨投射到我身上，而我通通收下了。」

「妳讨厌这份工作，又对健康有害，为什么要等到得癌症妳才能摆脱这份工作？」

「我常常觉得忧郁，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工作，我知道其他工作类型不允许你那么常生病，而我常常生病。担任政府雇员就像一个小齿轮，还有上百位其他员工和你做一样的事情，如果我工作没有完成，上级会把工作丢给其他人。所以我才留在这，出于恐惧。」

「那癌症是怎么帮妳逃离税务局的？」

「被诊断罹癌后，我开始和咨商师谈，他们鼓励我审视自己的感觉和人生，我发现我过去试图挤进不适合我的地方。」「其实我有严重出血的现象已经两年了，医生一直做检验，做了两次切片，第二次终于发现癌细胞。」

「当医生对我说出癌症这个词时，在那一刹那，我直觉想到税务局。其实这一切很明显，过去十二年来我一直接收到这个讯息，但我一直忽略它。」

「这就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要得癌症才能辞掉这份工作？」

「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病，我一直觉得心理疾病不算，暴食症不算。大家都觉得心理疾病没什么，我周遭类似的评断很多。」

「但人有大脑啊，那是实实在在的器官，心理疾病和子宫癌一样，都是生理出了问题。」我说。

「我同意，不过那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家人和社会已经制约了我的想法。」

「我觉得光是忧郁或是工作害我生病还不够，我很在意其他人的想法，尤其是我的家人。」

安琪拉被诊断出癌症后所寻求的支持系统成功帮助她面对自己的问题。她说：「我感到安全，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尤其在我脱离税务局的麻烦时刻。他们鼓励我为自己行动、为自己去爱，做我热爱的事。」

　

以人类来说，大部分父母对于子女都有无条件的爱，他们也希望能让孩子感受到这份爱。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孩子无意识中的感知，而感知是来自小孩内心对与世界互动方式的解读。这些解读深植于细胞层次，建构出信念生物学，影响了我们的感觉、行为与反应。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许多疾病的主要肇因就是无意识的信念所引发的庞大压力。如果想要痊愈，就必须踏上一段艰辛、缓慢的旅程，反转生命早期就开始扎根的信念。不论接受何种外部的治疗，能够痊愈的原动力其实位于内心，体内环境必须有所改变。要寻求健康并充分认识健康，就必须直探自身信念生物学的核心，这意味着要重新思索并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

不论选择何种治疗方式：有或无补充疗法的传统医学；能量医疗或各种身心疗法等替代疗法；印度传统医学、瑜珈、中医针灸等古老东方医疗；常见的冥想技巧；心理治疗；营养治疗……治愈的重点在于个人主动、自由、知情的选择。有好多课程、书籍等资源都一再教导着该如何找回我们内心追求自由的能力。挣脱压抑与充满压力的外在环境当然是必要条件，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摆脱根深蒂固的信念生物学的专制统治。

　

　

温哥华肿瘤科医师凯伦．盖尔曼（Karen Gelmon）不认同常用来形容癌症的战争譬喻。她说：「这个譬喻隐含的想法是，只要你拥有足够的力量，就能控制、驱逐疾病，暗指这是一场战役。但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有所帮助，首先，这在生理学上站不住脚，其次，这也不是健康的心态。」

「身体所发生的大小事是一种流动的概念，有输入、有输出，没有人可以掌控所有面向。我们得了解这种流动，认清有些事物可以掌控，有些无法。这不是战争，而是寻求平衡与和谐的拉锯过程，目标是把各种冲突的力量加以调和。」

会把疾病当做战争来看，就是把疾病视作敌方，来自外界，生物体必须起而对抗、予以击退。但这个观点就算是在已经知道是哪种微生物入侵身体、而且能以抗生素治疗的急性感染的状况中，仍无法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受某种细菌或病毒袭击，有些人却能幸免？许多人体内都有同样会引发所谓食肉感染的链球菌，但只有某些人会发病。另一种情况是，个体体内一直存在着细菌，某段时期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有时细菌又会发动致命的攻击。是什么情况造成这样的差异？

十九世纪见证了此议题的热烈争论，持续数十年，意见相反的两方皆是医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分别是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生理学家克劳．伯纳德（Claude Barnard）。巴斯德坚信，决定病程的是微生物的致病力，而伯纳德认为宿主身体的虚弱程度才是关键。后来巴斯德在临终病榻上承认错误：「伯纳德说得对，微生物根本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土壤（指宿主身体）。」

垂死的巴斯德也许矫枉过正了，不过或许也是为未来发展提出警告。从那时起，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抗生素出现后，我们几乎忘了，疾病是发生在某个特定个体身上，出现在其生命历程中特定时期的事件。一九七七年，一位主张身心合一的医学研究者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问道：「为什么这位患者会在此时得到这种疾病[1]？」实际上，现代医学采取的是简略的「因果」观点。找不到明显的外在因子时（大部分严重疾病都是如此），就只能耸耸肩无奈宣布：原因不明。「病因不明」大概是内科学教科书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了。

虽然我们鼓励科学承认自己的限制，但疾病的因果理论本身就是误解的根源。这无法解释健康状态如何转化为患病，而患病又是如何恢复健康。

疾病永远不会只有单一病因。就算我们已知某些疾病有显著的危险因子（例如生物遗传之于某些自体免疫疾病，或吸烟之于肺癌），但这些因子并非单独存在。性格本身不会导致癌症：人不会单纯因为压抑怒气而罹癌，也不会因为人太好而得到渐冻症。系统性模式认为，在疾病生成或恢复健康的过程中，是有许多步骤与因素共同作用。本书已说明过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根据生物心理社会的观点，个体的生物状态反映了其一生中与环境互动和能量互换的历程，在这之中，心理及社会因素和身体一样重要。就如盖尔曼医师所说的，治疗是寻找平衡与和谐的过程。

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英语中「治疗」一字的古老字源乃意指「整体」，因此「完整」也有健康的意思。治疗就是回复成完整的状态。但要怎么变得更为完整？而我们又是为什么失去了完整？

原本完整的个体变得有所缺失，可能原因有二：失去了某样东西，或是个体内在过于忧虑，因此原本顺畅运作的部分出了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压力是个体对威胁的反应，原因包括基本的需求遭到否决，而这会扰乱身体内在的平衡。身体饥饿是剥夺的一种形式，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剥夺通常来自心灵，例如缺乏情绪养分，或是心理和谐的毁坏。

有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女士说道：「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得到癌症。我生活很健康，饮食均衡、有规律运动，一直都有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所谓健康的写照，那我再符合不过。」她一直不知道压抑情绪会引发的压力，由于不知道压力的存在，因此忽视了这个部分。她有意识地认真照顾自己，但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就是漏洞所在。因此，知识与领悟拥具有转变的力量，领悟比建议更有帮助。如果我们能以诚实、同理、清晰的视野审视自己，就能了解该如何照顾自己，看见原本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自己。

获得完整、健康的潜能就在我们自己手中，就像疾病与不和谐也是自己造成的。疾病就是不和谐。更准确地说，疾病是内在不和谐的展现。如果把疾病视作外来势力，到头来我们可能会向自己发动战争。

回归健康的第一步是抛下所谓的正面思考。在安宁疗护的过程中，我见过许多绝望的患者，百思不解自己怎么会罹患癌症。有一位将近五十岁的男士对我说：「我一直都正面思考，我从来不向悲观的想法屈服，我怎么会得到癌症？」

对付极端乐观，我的解毒剂是负面思考。「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很快补充道：「我真正的意思是，我相信心态的力量。」一旦我们以正面这个词来形容思考，就排除了现实中负面的部分，多数信奉正面思考的人都是如此。真正的正面思考必须含括现实中的所有面向，首先我们要有面对全面真相的自信，不论那是什么模样。

就如麦可．柯尔医师所点出的，强迫乐观是约束、逃避焦虑的方法之一。这种形式的正面思考是遭到创伤的孩童的应对机制。未意识到自己创伤还未痊愈的成人，会让这种残存的防御机制变成一种生活原则。

症状的出现或得知诊断的结果会启动两方面的探询过程：此疾病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的什么问题？未来该怎么做会有所助益？许多人都只着重治疗二元体中的后半面向，未全面考虑到最初导致疾病显现的原因。这种「正面」的方法充斥在书架上和媒体频道中。

要能痊愈，我们必须凝聚负面思考的力量。负面思考并不是把哀伤悲观的想法伪装成「现实」，而是代表我们愿意思考，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什么面向失去平衡？我忽略了什么？我的身体对什么发出抗议之声？如果不自问这些问题，那就永远无法找出导致失衡的压力来源。

更根本的问题是，不愿扪心自问本身就是一种压力。首先，「正面思考」背后无意识的信念是：我们不够强壮，无法面对现实。让恐惧握有主导权会引发童年的担心恐惧感。不论个体是否意识到这种担忧心态，都会带来压力。其次，缺乏对自我与自身情况的必要认知也是一大压力来源，会启动HPA轴线的压力反应。第三，独立、自主控制的能力增加之后，压力会随之减弱。

如果个人受到关系、罪恶感、依附需求、渴望成功、惧怕老板、害怕无聊等种种因素驱使，那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主。原因很简单：只要个人受到任何因素驱使，就不可能拥有自主。像被风吹落的叶子，受到驱使的个人也是被更强大的力量操控着，其自主意志并未参与决策，即使这人自认为是自己「选择」了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就算是乐在其中也是一样，其所做的选择都带有隐藏的附带条件。就连驱使自己的力量，也还是无法拒绝。

患有气喘的大学讲师乔伊丝无法拒绝别人，而她的肺替她发出抗议。乔伊丝之所以害怕拒绝，不是担心他人观感，而是因为如果她不督促自己，就会感到一股空洞。乔伊丝说：「这种空洞感的背后是恐惧，我担心如果不能满足他人的需求，自己就好像不是真正存在。」如果乔伊丝运用了负面思考的力量，她就能接受自身中可怕的空洞感，能够探索这种空洞的体验，而不是一味以正面的功绩来填补。

蜜雪儿三十九岁时诊断出乳癌，过去她长期习惯以幻想来寻求慰藉。她回想起童年的不快时说道：「难怪我活在幻想世界中，因为那样比较安全。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用来保护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想要多快乐就多快乐，外在世界则截然不同。」

一份为期将近两年的研究发现，比起较为脚踏实地的乳癌患者，习惯做愉快白日梦的患者的预后较差，负面感觉较少的患者的预后也不理想[2]。

另一份以乳癌复发患者为对象的研究报告显示，「自述（心理）压力不大……以及他人评价『适应良好』的患者，在一年后的追踪检查前过世的机率较高[3]。」

研究一再发现思考模式较快乐、烦恼较少的人比较容易罹患疾病，这似乎违背了一般认知。一般认为，正面情绪应该有益健康。的确，真实的愉悦和满足感有益身体健康，但忽略心理不适感的「正面」心态会降低抵御疾病的能力。

大脑管理、整合身体所有器官和系统的活动，同时协调我们与环境的互动。这种调节功能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对负面因素、危险信号、内在忧虑的讯号要有清晰的认知。如果孩童成长的环境长期充斥混杂的讯息，其大脑的发展会受到损害。大脑评估环境的能力受到削弱，也难以分辨哪些情况有益健康，哪些有害。这种能力受损的人（比如蜜雪儿）所做的决定容易引发更多压力。他们越以「正面想法」、否认、幻想来压抑焦虑感，压力的作用期间就更长，伤害也越大。如果感觉不到高温，就容易被烫伤。

诚实的负面思考无可避免会带来我们不乐于面对的痛苦与冲突，但这是必经过程。孩童躲避痛苦和冲突的强烈需求，会发展成容易引发疾病的性格特质或应对方式。

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娜塔莉忍受酗酒又常施以情绪暴力的丈夫。她忠心地照顾他度过两次癌症手术的恢复期，忍耐着他任性的要求。结果他背叛了她，但即便丈夫已过世数年，娜塔莉仍然无法放下他人的期望。「五年来，我还没认清自己必须调整步伐。我的身体时常发出抗议，但我仍持续前进。我就是没学到教训。」娜塔莉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我体内的小护士不允许我停下来。」这是她告诉自己的说法，仿佛真有一位盛气凌人的「小护士」控制着她的行为。娜塔莉无法拒绝的时候就容易感到压力。要摆脱这些压力，她必须接受令人痛苦的事实：这些都是她自己的决定，童年经历使她难以坚持自己的需求。

许多人以为自己必须坚守着「快乐童年」的假象，因此缺乏自知之明，妨碍个人的成长。些许负面思考可以给予自己力量，看穿这些自我催眠的幻觉，破除伤害自我的行为模式。

珍是三十五岁的法务助理，二十四岁时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她时常感到虚弱、晕眩、疲惫，还有膀胱问题，甚至曾短暂失去视觉。她在医疗机构待了将近一年，一开始是在急性照护医院，之后转到复健机构。那之后少数几次的复发就轻微得多。

珍十九岁就结婚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年纪比她大得多，充满控制欲，还会恶言相向。「多半是情绪暴力跟言语辱骂，最后开始动手，他打我，那是促使我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和朋友讲电话时，他会把对话录起来。我兼两份工作，晚上表演音乐，白天做看护。我把薪水都交给他。我不喜欢在他的乐团里工作，一直奔波，我很寂寞。」

「我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受饮食障碍所苦。我入院时身高一六七公分，只有四十公斤，我有厌食症。我离开丈夫的隔天就入院了。」

「妳忍受暴力的年长丈夫长达五年，这不是巧合，我认为这和妳的原生家庭有关。」

「我不同意，我的家庭一点也不暴力，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姊姊，父母结婚四十五年，非常幸福。我有获得关爱与温柔的照顾。」

「我并没有用暴力这个词，我是说，妳的经历和原生家庭有关。」

「这样啊（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道耶，你觉得有什么关联？」

「我先问你，妳小时候是否曾遭过性暴力？」

「没有，……不过我十一岁的时候，爸爸工作的伙伴有摸过我。那时我们在露营。我有告诉我爸妈，不是当下就说，是好几年后。」

「我们当时在营火旁，我穿着短裤。他称赞我很漂亮，我受宠若惊。他的手放在我的腿部内侧，前后大概有半小时，但他开始抚摸时，我就找借口离开。我知道自己很不舒服。」

「我感到很疑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甚至现在跟你说这件事时，还是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我脑海就浮现出这件事，我记得那件事带给我的感觉，肮脏、恶心、糟糕的感觉。」

「如果妳有个十一岁的女儿，碰到类似这种事，妳会希望她怎么做？」

「天啊，我一定不希望她拖了好几年才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会想要和她聊一聊，帮助她了解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她没告诉妳呢？」

「我会想说，她是不是不敢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珍努力忍住泪水，但仍想要继续访谈。

「妳记忆中的童年是快乐的。」

「一点也没错。」

「请谈谈妳的厌食症。」

「我那时大概是十五岁吧。那时还不知道是厌食症，一直到后来发展成暴食症才发觉。我会把午餐丢掉，早餐也不吃。我瘦巴巴的，爸妈很担心。」

「妳还记得那时候的想法吗？」

「主要是和其他年轻女孩一样，顾虑身体形象。我记得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太胖，我从来都不胖。我只是想说，如果更瘦一些，我会更受欢迎。我的自我价值来自别人是否喜欢我，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我认为这背后的原理是，自我价值来自个人是否感到受父母重视。」

「我觉得如果没有每科都拿到优异，爸妈就不会爱我。我有一个姊姊，她那一阵子让爸妈很头痛，所以所有注意力都在她身上。我姊还有异常出血的问题，所以我们小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她还住院过，爸妈好长一段时间都以为她得了白血病。」

「让我来复述一遍，妳小时候除非全科成绩优异，否则就觉得爸妈不爱自己；十一岁时遭遇不适当的性挑逗，虽然感到不舒服却没有告诉爸妈；十五岁时开始厌食。但妳说童年过得非常快乐，这出了什么问题？」

珍笑了，「因为我回顾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并不觉得很糟，真的。饮食障碍也才刚开始发作……」

「妳有发现妳在逃避我的问题吗？」

「你问我出了什么问题……那的确不像是快乐的童年，但我也不觉得童年过得不开心。」

珍从童年回忆中剔除了黑暗的记忆，这其实很常见。有一份研究比较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与无此病症的对照组，请两组受试者评价童年的家庭生活属于不快乐、稍微快乐、非常快乐[4]。两边都有超过八成的受试者认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属于稍微快乐或非常快乐，似乎在两组多数受试者的记忆中，童年都是在梦幻国度中成长，两组如此回答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当他们和珍一样谈起情绪和生活时，童年的理想化景象经常破灭。

「厌食症是我逃避感觉的方式，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也不知道。」

「也许妳看着父母因姊姊的问题苦恼，想要保护他们。妳担下照顾者的角色。妳现在很可能仍然扮演这个角色，即便妳自己没有察觉……继续照顾着爸妈、兄弟姊妹、丈夫。」

「我照顾他们大家。我丈夫生气或沮丧时，我第一个念头是，该怎么让他好一点？虽然他的情绪并不是我造成的。这是我的直觉行为。现在我正帮助他治疗摄护腺癌（艾德的故事请见第八章），很聪明吧？」

「妳没办法帮助他痊愈，反而可能使自己的病症发作。」

「去年就发作过，那时他刚被诊断出罹癌。他的母亲生病，后来过世时，也发作过一次，那时我好担心他，因此忘了照顾自己。我吃得不健康，而且休息不够。我对我爸妈也是这样。如果某件事他们知道了可能受伤难过，我就不会告诉他们。我从来没和他们谈过饮食障碍的事，如果多发性硬化症发作，我也不一定会讲。我总是轻描淡写，免得他们担心。」

成人回想起原生家庭的生活时，常常遗漏了孩童为获得家长的认可与接受所付出的隐藏代价。加拿大记者潘蜜拉．瓦林（Pamela Wallin）于二○○一年诊断出肠道癌症，她在回忆录《既然你问了》（Since You Asked）中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在她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成人回忆以及孩童的真实情绪之间出现巨大裂痕。她在书开头处先警告读者：「我提醒大家，接下来的篇章读起来可能很像小镇游记，或是家人的付费广告，但对我来说，这都是真的。我觉得我拥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童年。」不过这种理想化的景象和瓦林女士坦率描写的情境极不协调。

「伪记忆症候群」会发挥作用：在意识层次，人们常只记得童年中快乐的片段。就算真的想起令人忧烦的事件，相关的情绪面向常遭到压抑。孩童于情于理会记得父母之爱，但情感上不被了解或支持的感受很容易被掩盖。在瓦林女士的情况中，她曾一再独自被关在黑暗的房间中，却不敢向父母述说她的恐惧和愤怒，这个孩子对此有何感受，书中并没有提及相关回忆。另一起更令人痛苦的事件再次显示她缺乏安全感，不敢告诉父母。当时她刚步入青春期，教室中发生令人担忧的情况，她寻求母亲的协助和介入。瓦林女士的母亲是女儿学校的老师。「她只斥责我一次。我们小学有一个老师会在课堂上揉捏我们刚发育的胸部，妈妈不愿相信我的指控，因为对方是她敬重的同事。她说我应该教其他女同学该怎么坐，才不会让他有不受欢迎的猥亵举动。我想这种回答也是反映了当时的民情吧。我们照做了，然后就只是等待学年结束，升上一个年级，不再接触到他……我们似乎都撑过了这种经历，没有留下情绪创伤。」问题就在于这句「似乎都撑过了」，情绪创伤通常都是难以察觉，但任何伤疤都比原来的健康组织脆弱，复原能力较低：除非被发现并获得照顾，否则未来很可能再出现痛苦与裂痕。

瓦林女士的书中出现一句间接的论述：「孩子时常无法向父母畅所欲言」，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到自己孩童时未曾被好好聆听。书中没有描写到，当孩童觉得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成人不知该如何倾听时，会有多大的挫折感。整体上，她仍然坚称自己内心没有「个人的恶魔需要驱除」，但这其实是充分显示她对焦虑、怒气、负面情绪的否认，符合许多研究对癌症病患的观察。

透过幻想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能帮助孩童忍受某些经验，否则很可能会触发特定反应，使自己惹上麻烦。当个人有意识地记得过去事件，却遗漏了相关的创伤情绪，这就是一种解离现象。这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有「快乐的童年」，就像罹患全身性红斑狼疮的艾莉丝，即便父亲专制、母亲情绪心不在焉，她仍对童年有美好的回忆。

「我爸脾气很差，他一旦生气，你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可能碗盘飞来飞去，他还会乱踢人。」

「妳被踢过吗？」

「从来没有，我是他最喜欢的小孩。」

「妳是怎么得到这个地位？」

「我消失不见。我很早就学会这项技能。」

「妳记得小时候会觉得不开心吗？」

「不开心？不会啊。」

「这种情况中的小孩难道不会伤心或不快乐吗？」

「其实已经麻木了。」

「所以其实妳不知道自己是否伤心或不快乐，是因为妳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我不记得童年的完整片段。」

「为什么有人会让自己变麻木？妳不能找人聊聊吗？妳妈妈呢？」

「不行，我没办法和我妈谈，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不开心，另外，她也不是独立的个体，她依附着我爸，她总是事不关己的样子。」

「小孩会的词汇不多。我麻木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麻木之中，我很快乐。」

「是吗？」

「我会玩娃娃……好，其实不是……我要说的是，我会咬娃娃！」

「什么叫做咬娃娃？」

「娃娃是塑胶制的，我会咬它们的手指和脚趾！」

「妳压抑着怒气，损毁娃娃。妳想想看，什么时候我们会让自己麻木？」

「痛苦的时候……」

「到后来，麻木久了，妳就能幻想自己很快乐。那是因为妳对一大部分的现实没有知觉了，所以才感到快乐。也就是说，妳没有踏实地在过生活。」

「我同意。」

　

最后回到保险经纪人达琳身上。她在不孕症检查时意外诊断出罹患卵巢癌。她的生命历程丝毫和痛苦扯不上关系。照她的叙述，她一生中唯一的负面经验，就是罹患卵巢癌，以及即便早期就获得诊断并接受治疗，仍意外复发。她说，最初的预后「值得庆祝」，后来的复发则「令人心碎」。

「我一直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也都有好好照顾自己。我饮食均衡、有运动习惯，保持良好的体态，从来没有坏习惯。」达琳的唯一一个危险因子就是不孕。就我看来，达琳所描述的人生过于美好，因此不像是真的。整个童年中，她想不到任何一件不快乐的事情，从来不会感到恐惧、愤怒、焦虑或忧伤。

「我有两个妹妹，我是长女，我们三姊妹很亲近。我爸妈也是，他们也都非常健康。此外，我也和丈夫的家人很亲近。我很幸运拥有这些家人和交情深厚的朋友，有些从五岁就认识了。我的亲友总是鼓舞我，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非常幸运。」

达琳一九九一年移除了癌症病变的右卵巢，保留了左卵巢，希望未来还能怀孕，一年后的确成功受孕了。

「我们谈到癌症康复后的五年标竿，我成功撑过来了。切除卵巢五年半之后，当时我儿子四岁，那时开始出现一些我以为无害的症状：我感到疲倦、体重减轻了一些，不过只有两公斤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儿子还小，我也有工作，家事也很忙，下背部常常酸痛，但我以为是带小孩、帮他穿脱雪衣造成的。」

「一九九六年再次被诊断罹癌，那时已经转移了，我们深受打击，预后和前一次非常不一样，癌症已经扩散到另一边的卵巢、子宫、部份下腹部。」

「我有点好奇，妳有卵巢癌的病史，怎么没有早一些察觉这些症状？如果妳有朋友病情和妳一样，也出现了这些症状，妳会给她什么建议？」

「喔，如果是我朋友，就算只是甲沟炎，我也会叫她们去看医生。」

「妳对待别人跟对待自己的方式差异很大，我从这点察觉，妳的人生也许不完全是妳描绘的样子。另外一点是，在形容人际关系时，妳说『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觉得』是一种修饰词，我感觉这透露了一种不确定感，反映出妳内心的挣扎。也许妳的感觉和认知冲突；不然妳应该会直接说『我非常幸运』。」

「我也注意到，妳在谈论病痛时会微笑，似乎想要软化谈话内容的冲击。妳是怎么学会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我常见到人们谈论身体疼痛、痛苦的事件、意外或想法时，会出现微笑的反射动作。不过小孩刚出生时，他们是不会隐藏感觉的。如果婴儿不舒服、不高兴，他一定会哭，显现出伤心、怒气等情绪。我们隐藏疼痛或悲伤的行为是后天学习而来的反应。某些情况下隐藏负面情绪可能情有可原，不过很多人时常自动直觉地这么做。」

「人们被训练成在不自觉中缩小自己，以照顾他人的情绪需求，有些人的情况比较严重。这些人会藏起自己的痛苦与哀伤，甚至向自己隐瞒。」

达琳仔细地聆听，不表赞同，也没有反对。「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们该在卵巢癌支持团体中提出来讨论。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想你也不需要我马上做出回应。这个观点直觉易懂，发人深省，谢谢你提出来。」

培养出负面思考的勇气，我们才能审视自己的真实样貌。我们讨论过许多种疾病，这些患者的应对机制极为相似：压抑怒气、否认弱点、「矫枉过正的过度独立」。没有人是故意变成这副德行，大家都不是有意识地养成这些性格特质。负面思考能帮助我们了解生命中的真实情况，而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又是如何形塑性格特质。承受情绪折磨的家庭关系几乎是每一种重大疾病的危险因子，例如退化性神经疾病、癌症、自体免疫疾病。本书的目的并非责怪家长、上一代的家人或配偶，而是要帮助大家抛下已证实有害健康的迷思。

「负面思考的力量」需要我们撤下美好的滤镜。不责怪他人，担下健康关系的责任才是关键。

请刚被诊断出疾病的人开始检视自己的关系，借此了解疾病的本质，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对不习惯表达感觉、鲜少承认自己也有情绪需求的人来说，要鼓起自信、拼凑语句，以同理与坚定的态度跟自己的亲人述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患病时的他们比平时更脆弱、更需要他人的支持，因此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困境没有一蹴可几的方法，但如果置之不理，压力源持续存在，会招致更多疾病。不论患者如何自救，如果不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进行清晰、富有同理的评估，那心理负担仍旧无法减轻。

我们已经了解，他人的期望或意图并非压力源，我们自己的感知才是。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珍，因为担心丈夫的摄护腺癌且自认有责任为他寻求合适的医疗措施，使自己的病情发作。丈夫艾德则憎恨珍处处「控制」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向珍表示自己的感受。珍以为自己必须为艾德负责，而艾德以为珍只是想控制他，双方的认知都套用了幼年记忆中的关系范本。

汉斯．塞利写道：「我们的紧绷跟挫折多半是来自于这种强迫性的需求：我们扮演了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我们必须先承认，我们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坚强，这是拥有负面思考力量的第一步。永远坚强的自我形象是为了隐藏弱点，这也就是孩童的相对弱点。我们不必为自身的弱点感到羞愧。坚强的人也会需要帮助，某人可以是某些领域的佼佼者，同时在别处无助困惑。我们无法做到所有事情。许多患者都发觉，追求坚强、无懈可击的自我形象会带来压力，打乱体内的和谐，但有些人太晚才了解到这一点。罹患肠道癌症的唐恩叙说自己患病以前的心态是「我可以处理一切」。吉尔妲．雷纳也是在癌症复发之后才了解到：「我没法帮到每个罹患卵巢癌的女性，也没法读完每一封收到的信，因为那让我累垮了。」

假如我们学会负面思考，我们就不会再缩小自己的失落情绪。本书有不少受访对象都以「一点点而已」、「也许」、「可能会」等词汇来修饰自已的伤痛与压力。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薇若妮卡经历过与酗酒的男朋友分手、经济状况一贫如洗等艰难状况，当她回想起这些事件所累积的压力时，仍轻描淡写地说道：「不尽然是坏事。」

我是否按照最真实的自我过人生，还是只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我的信念与所作所为有多少是自己决定的？又有多少是为了符合为了取悦父母所创造出的自我形象？承受剧烈腹痛的玛格达之所以成为医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因为父母明确命令或要求她，而是因为玛格达早在自己年纪够大能决定一生志业前，就把父母的想法内化成自己的一部份。

「我不及我母亲的一半」，前美国第一夫人贝蒂．福特这么写道，「我母亲是很优秀的女性，坚强、善良、有原则，从来不会让我失望。她也是完美主义者，试着将她的孩子塑造得很完美[5]。」如果福特女士拥有负面思考的力量，她就能自问，试着将孩子「塑造」得很完美，这样的行为能有多好？与其以酗酒逃离自我批判并一辈子承受压力，贝蒂也许能驳斥这难以企及的完美目标。她也许能沾沾自喜地说：「我不及我母亲的一半，我甚至连她的四分之一都不想要达到，我只想做自己。」

患有渐冻症的萝拉不希望管家放假时还接民宿房客，但因此很有罪恶感。她仍然担下接待的工作，因为她的罪恶感大于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去照顾房客的压力。

对许多人来说，罪恶感代表他们选择为自己做某件事。我会提醒大部分严重疾病的患者，如果他们没有罪恶感，那大概是身体某些地方失衡了。他们一直把自己的需求、情绪、利益放在后头。负面思考的力量能帮助他们拥抱罪恶感，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有了负面思考的力量，艾德也许会说：「罪恶感吗？太好了，万岁！这代表我做对了，总算为自己做了某些事。」

对于太太珍的关心呵护，艾德表示：「我想最主要的一点是控制的问题，」他对此「充满怨恨」，不过处理方式是「隐藏这种感觉」。负面思考的力量能帮助艾德接受坚持自己的主张所带来的罪恶感，反抗妻子对个人决定的干预。曾有一位治疗师对我说：「罪恶感与怨恨两害相权，请务必选择罪恶感。」这则建议很有智慧，我也向许多人分享。如果拒绝别人会让你产生罪恶感，而妥协会留下怨恨，那么请选择罪恶感，因为怨恨等同心灵自杀。

分子研究者坎达丝．珀特写道：「健康不仅在于快乐的想法，有时候，解放长期压抑的怒气，以此点燃免疫系统，会成为治疗最有效的推动力[6]。」

以健康的方式生气是七A疗愈法则的其中之一。七A疗愈法则的目的是破除七个深植于心的迷思，这些迷思会提高患病机率并阻碍治疗，接下来本书将一一讨论。

　

　

　

恶性黑色素瘤的发病和身体挺过疾病的能力都与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恶性黑色素瘤虽然可能致命，但也有许多自然缓解的记录，意指癌症在没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下自行消失。在所有癌症中，自然缓解的机率只有1％，但以恶性黑色素瘤来说，机率上升到11％[1]。

《癌症》期刊记录了一则自然治愈的病例，患者是七十四岁的男性。医生在其胸壁上可疑的黑痣中发现癌症，并切除黑痣；七年后癌症复发，同样出现在胸膛上，这次长出了数个小型黑痣。新的病变来自原本黑色素瘤的局部扩散。这次患者不愿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八个月后的追踪回诊发现，原本散布于胸膛的小黑痣变得较为平坦，颜色也变浅了。患者接受活体组织切片；结果显示该部位有色素沉着的现象，但已经没有癌症了。一年后，临床迹象进一步显示患者已经痊愈。

这项免疫学上的发现十分有启发性。痊愈过程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淋巴球攻击肿瘤；之后，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吞噬了黑色素瘤；最后，抗体涌入，消灭癌症。这位患者的身体动员了令人生畏的免疫资源，击退癌症。

由这项自然缓解的现象可以导引出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临床上发展成黑色素瘤之前，免疫力量不足以摧毁癌细胞？其次，发病之后，是什么原因帮助某些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抵御这种可能致命的癌症？以其他疾病来说，即便患者的病理情况相似的，治疗结果却有高度差异，对此我们也提出疑问。

旧金山的研究人员针对黑色素瘤患者中的C型（会压抑负面的情绪），曾进行过一系列共三项研究。在为期十八个月的追踪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压抑与复发或死亡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自然杀手细胞的功能是攻击异常细胞，向癌症拉出一道防线；自然杀手细胞也能吞噬黑色素瘤。在情绪压抑的乳癌患者中，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力较低落。

上述其中一项研究检视了黑色素瘤最初厚度与性格的关系。第一次组织切片的肿瘤厚度与预后有关：厚度越厚，预后就越不乐观。研究也发现，在C型黑色素瘤应对量表中的分数越高，也和较厚的肿瘤相关：「C型黑色素瘤患者的特质包括，较能接受罹患黑色素瘤的事实、较关心家庭成员而非自己、尽量不去想罹癌这件事、让自己很忙、表现得很有毅力、旁人给予坚强能干的评价[2]。」

上述旧金山的研究印证了早先另一项研究的结论：较难接受患病事实（也就是说，病患的反应并非听天由命、较不顺从）的黑色素瘤患者，也比较不容易复发[3]。

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F. I. 福吉（F. I. Fawzy）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即便是粗浅的心理支持也能发挥影响力。研究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包含三十四位分期相同的黑色素瘤患者。「福吉的介入极少，只在六周期间，进行六次有组织的小组讨论，每次约九十分钟。这些小组会议提供了⑴黑色素瘤的基本资讯与基础的饮食建议；⑵压力管理技巧；⑶强化应对技巧；⑷职员与其他组员的心理支持。」六年后，未接受心理支持的三十四位受试者中，十位过世，另有三人复发。另一组中，只有三人过世，四人复发[4]。研究刚开始时，在有支持的小组的患者，其免疫功能就有增进的现象[5]。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能引导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症患者认识自己、帮助他们更加接纳自我、对自己的情绪应对方式更有自信，将能提升他们对抗癌症的能力。五十五岁的哈莉叶是位作家，她相信右小腿上的恶性黑色素瘤能自然缓解，是因为她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癌症，其中包括密集的心理治疗。

「我不太相信医生，我做了些研究，发现墨西哥有一间替代疗法诊所。他们把黑色素瘤当成一种全身的疾病，这点我很喜欢。我觉得只针对小腿动手术而没有任何追踪不太对劲。所以我去了墨西哥，他们提供我一整套的疗法，包括疫苗、饮食规划、补品、热敷小腿的草药膏。我每个月都回诊，后来是每三个月、每六个月回去一次。然后我开始觉得，我处理的方式有问题。比方说，我在加拿大没有家庭医师，我很抗拒医师的权威性，可是我却接受墨西哥医生提供的疗法。」

「我想说，至少要找一位家庭医师，于是找到了你。我一提到黑色素瘤，你就说：『妳知道黑色素瘤患者有一套独特的心理特征吗？』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过这点，可是你一描述那些特征，我就发现自己完全符合。你还说，我应该接受手术，你可以替我安排，可是光是动手术可能效果不大，我还得处理情绪障碍等种种问题。」

「所以我接受了六周的心理治疗，强度很高，那之后我接受手术。手术医师看到我很惊讶，他说他原本取下的组织切片显示我罹患侵袭性黑色素瘤，是晚期了，而且很深，他对手术治疗的期望很低。不过他开刀时只找到异常的色素组织，黑色素瘤已经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墨西哥的疗程还是心理治疗发挥了效果。我不清楚墨西哥疗程的详细内容，不过可能包括刺激免疫系统的卡介苗，这种方法在某些病例中成功击退黑色素瘤。哈莉叶相信是所有疗法共同发挥效果，她说：「我相信墨西哥的疗法的确有效，不过患部一直有刺痛感，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祛除──隐约的刺痛与黑暗。」

「心理治疗对妳有什么启发？」

「我得从头说起，我妈过世时，我还很小。我有一个姊姊、一个妹妹，那时我们都还不到四岁，我和妹妹还在包尿布。我妹妹刚满八个月大，时常肠绞痛。我们都没得到什么关爱，仅有的一些关注也是在我妹身上。因为我爸是业务员，时常出差，我们也跟着东奔西跑。我妈过世不到一年，我爸就再婚了，后母长得很像我妈，不过简直是个巫婆，她有自己的问题，对我们很差，最后，她把我们送到加拿大法语区的修道院。」

「我最早的记忆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穿着洋装，坐在地上，自己玩着洋娃娃。我很好，自己玩着，不过感觉就是没有人际连结。周遭都没有人，我完全孤立。感觉很安全，虽然没有快乐感，不过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

「就是独自一人。」

「就是独自一人，没错……不要有接触。」

「还有其他回忆片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脑海中都有一个躺在云朵上的画面；我躺在云床上，上方是灰色无彩的天空，有一道阳光照射到我身上，不过冷冷的。那是完全孤单的感觉，即便是那道阳光，可能是爱，但实际上不是。我发现，学会不要有感觉是让自己生存下去的方法。」

这种经验，或是哈莉叶从中得到的结论，使她一生孤立，在她认为减损多于滋养的关系中也是孤立无依。她所接受的密集心理治疗，目标就是开发情绪能力，也就是与环境建立良善关系的能力，一个人须在这样的关系中负起责任，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也不自我伤害（请见第三章）。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压力时，这样的关系是必备的内在条件，如此才能避免创造不必要的新压力，也才能继续治疗过程。我们很少有人一步就进入成年，就拥有完备的情绪能力。辨识出自己的情绪能力不足，并不是为了自我批判，而是提醒自己进一步成长与蜕变。

练习七A疗愈法则有助于培养情绪能力。

　

　

1. 接受（Acceptance）

　

接受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愿意了解、承认实际情况。接受就是有勇气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加入负面思考，但不会以此主导面对未来的方式。接受不代表屈服于使我们烦恼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否认当下的实际情况。某些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他们不值得、不够「好」、不应得到圆满，接受的概念向此提出挑战。

接受也意味着与自己建立富有同理心的关系，抛下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过于泛滥的双重标准。

身为医师，我看过许多饱受折磨的人，要选出一位比所有人都更为痛苦的患者似乎不太有意义，不过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人，我绝对选她。她的故事没有出现在本书任何一章，不过她所患的疾病也几乎可以放在所有章节。这里，我把她称作可琳。她五十岁出头，患有以下疾病：第II型糖尿病、病态肥胖、肠躁症候群、忧郁、冠状血管疾病（经历两次心脏病发）、高血压、狼疮、纤维肌痛、气喘，以及最近诊断出的肠道癌症。可琳说：「我光吃药就够了，不必吃早餐了，只要吃药就好。单是早餐时段就要吞十三颗药丸。」

二十年来，可琳都是我的病人，我所知的事情，多半是由她告诉我，就和其他跟我分享人生故事的患者一样。可琳小时候经历过所有你能想像得到的各种界限剥夺与暴力。成年后，可琳长年照顾丈夫、孩子、手足、朋友，还有任何进到她家中的人。一直到最近，可琳都无法说不，即便是现在，可琳健康状况危急，而且只能靠电动机车代步，拒绝别人仍然令她十分痛苦。

「我把自己看作一大坨黏液，没有形状。我可以看见别人的气场，而我的是黑灰色的，没有边界。就好像在雾中看东西，可以看出部分轮廓，但看不见整体。」

「如果妳看到其他难以坚持自己界限的人，妳也会把他们当作一大坨黏液吗？」

「不会，我认识好几个过重的人，但我不会把他们归类为大坨黏液。那是我对自己形象的认知，在情绪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像团果冻。」

「那现在是谁在和我说话？是一大坨黏液在说话吗？妳在家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真实存在的感觉？」

「我想有一点吧，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一点』吧。」

「有一小部分的我想要取得掌控，不让其他人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替我做决定。」

「妳还会怎么形容自己？妳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不和人乱搞，不会劈腿，也不说谎，我遵守这块土地的法律，尽量对别人好。」

「那是因为妳不知道怎么拒绝，还是出于真诚的关心？」

「都有，主要是真诚的关心。」

「那妳怎么会形容自己是一大坨黏液？」

「因为在拒绝我妈这方面，我就是果冻。几天前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说：『不，妳夏天的时候再来会比较好，现在不方便。』但我就是说不出口，我不愿做出拒绝别人的决定。」

「如果别人告诉妳，他们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妳会怎么说？」

「我会说，你很难把心里的话告诉妈妈……但你要更坚强一点。」

「除了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妳对他们有什么想法？」

「我会认为他们很害怕，担心坚持自我会被拒绝。」

「妳也可以这么看待自己，妳会自动给予他人同理关怀，却没有以同样方式对待自己。妳无法拒绝他人，是因为妳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至少妳可以给予难以拒绝的人同理关怀。」

我继续说道：「现在来谈谈妳让自己陷入的困境。一方面，妳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另一方面，妳又因此谴责、批判自己，结果就是把自己视为一大坨黏液。如果有同理关怀，妳就能清楚发现自己也和其他无法拒绝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妳就能以同理而非批判的方式对自己说，这个人很害怕、受伤很深。那个人无法拒绝别人，因为这马上会引发被拒绝的危险，那个人就是我。」

「妳不能强迫自己拒绝，就像妳无法强迫别人拒绝一样，但妳能以同理关怀对待自己。」

「我会握着别人的手，陪着他说出『不』，但我不会这样对待自己。」

「而如果他们说不出口，妳还是会接纳他们。妳会说：『我了解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你只是还没准备好。』」

「但我不会对自己这么说，我会对自己生气。」

「我认为对妳最有帮助的会是给予自己同理关怀，妳可以试试看。」

「这能回复我所流失的能量吗？」

「妳的能量多半都用来照顾别人，剩下的气力则被用来批判自己，对自己这么严厉会用掉很多能量。」

「客观的事实是，妳现正面对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承受很大的风险，这无庸置疑。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不过面对这么多状况，妳越能同理对待自己，就等于给了自己更多机会。」

给予自己同理心不代表要喜欢自己的每一种特质，只是把自己也当成其他受苦、需要帮助的人，给予一样不带批判的接纳。

　

　

2. 觉察（Awareness）

　

所有寻求治愈或希望保持健康的人，都必须拿回了解情绪真相的能力，神经学家奥立佛．萨克斯在其著作《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中精采地阐述了这一点。萨克斯在书中提到一则轶事，是关于一群失语症患者对于当时总统雷根电视演说的反应。

失语症的患者丧失说话或理解口说内容的能力，这是由中风或其他因素造成重大脑部损伤而导致。「总统站在那儿，带着迷人的风采，演员的架势，操着一再演练过的说辞，装腔作势，又富有情绪渲染力。所有失语症患者都笑得前仰后合。其实并不是所有人：有些人看起来不知所措，有人怒不可遏，一两位有点担忧，不过多数人都被逗乐了。总统一如往常富有感染力，不过这次显然是令人开怀大笑。这些病患在想什么？他们没有抓到雷根总统的意思吗？又或者他们了解得太多了？[6]」

这些失语症病患针对雷根无意识中表现出的第二层情绪做出反应，第二层情绪包括语调、肢体语言、脸部表情等。患者发现雷根总统的情绪和口说的讯息相冲突，也就是说，他们看穿了总统有意或无意中的掩饰。患者读取到的是雷根总统的真实情绪，不是他在脑海中出编织出的文字，而他非常擅长向和他一样关闭情绪的人传达这些讯息。其中一位萨克斯的患者表示：「他要不是脑伤，就是在隐瞒些什么。」这让我们回想起雷根传记作者的话：他的真实感受与口中所言的相反。

幼童十分善于注意到真实情绪的蛛丝马迹。开始学习语言后，我们可能会丧失解读情绪的能力，那是因为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接收到相互冲突的讯息，我们所听到的话语传达一种讯息，但情绪又透露出另一种，两相冲突的情况下，其一会被忽略。就像儿童眼睛斜视时，大脑会抑制其中一眼看到的影像以避免双影。而被抑制的那一眼除非接受矫正，否则会丧失视力。同样的，我们压抑了解读情绪的能力，以避免持续与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产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我们是无法获胜的。因此随着语言能力的累积，我们失去情绪能力。而失语症患者则经历了完全相反的历程。就像盲人能发展出敏锐的听力，失语症患者解读实际情绪的能力则是大大增强。

精神科学研究人员在二○○○年五月份的《自然》杂志中写道：「即便脸部表情和语调明显透露此人正在说谎，一般人要从骗子的神态举止识破谎言，成功机率通常和瞎猜没两样。听不懂语言的人较善于察觉情绪相关的谎言。」

完整的觉察意指找回感知实际情绪的能力，并抛下「自己不够坚强，无法面对生命中的真相」这种令人麻痹的看法。这不是什么神秘的道理，就如同盲人学会更加注意声音；失语症患者由于大脑的认知部分无法理解讯息的内容，因此学会更仔细观察自己内心对于语言的反应。这些内在的反应与直觉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逐渐遗失的能力。

当然，我们不必放弃语言能力也可以重新学会感知情绪。不过培养觉察会需要练习：时常注意自己内心的状态，并学习信任这些内在感知，而非自己或他人所传达的语言文字内容。注意口气为何？语调呢？眼睛是瞇细，或张大？笑容放松或紧绷？我们有什么感觉？是哪里传来的感觉？

觉察也意味着学习认识自己感到压力时会出现什么征兆，了解当意识忽视压力源时，身体如何向我们传递讯息。在动物与人类研究中，研究者皆观察到，比起主观意识的觉察或客观观察到的行为，生理的压力反应更能准确探知生物体真实的感受。汉斯．塞利写道：「比起意识，垂体更能敏锐侦测压力。不过，只要知道该注意什么，人们还是可以学习辨识危险的信号。」

在《生活的压力》中，塞利汇整了生理上的危险信号，他列出一连串生理征兆，例如心跳加速、出汗、频尿、头痛、背痛、腹泻、口干；以及情绪征兆，例如情绪紧绷或过度紧戒、焦虑、失去生活之乐；另外是行为方面的表现，包括不寻常的冲动、易怒、过度反应的倾向。我们可以学着解读这些征兆，不只把它们当作应克服的问题，而且要视为应关注的身体讯号。

　

　

3. 愤怒（Anger）

　

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这么说道：「我从来不生气，我只是长出一颗肿瘤。」本书提到众多针对癌症患者的研究，再再印证了这句玩笑话。我们也知道，压抑怒气会提高生物体所感受到的生理压力，因此是众多疾病的危险因子。

压抑怒气会提高患病机率，而感受怒气则有助于治愈，至少对延长生命有益。举例来说，曾对医生发怒的癌症患者，其寿命较平静的患者长。而且比起压抑怒气，表现怒气所带来的生理压力较少。

除了研究，我们也看到，前几章的每一位受访者，不论其疾病或症状为何，都承认自己难以表达愤怒。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静子说：「因为继母的教导，我觉得我不该感到愤怒。」承受剧烈腹痛的玛格达表示：「我感受不到胸中的怒火。」

这里讲到的怒气是颇令人困惑，也引发许多问题。我们看到那么多孩童因家长的情绪爆发而担心受怕，又怎么能鼓励大家表达怒火？在众多患者的生命历程中，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模式：发怒的家长与压抑的小孩。难道玛格达的父亲应该压抑自己的怒气吗？吉米死于恶性黑色素瘤，他的姊姊唐娜说过：「我一直想到爸爸提高音量的情景，我想起他的声音、喊叫、怒骂，我觉得没有人该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中，我们不该经历这样的生活。」

表面上，这看似相互矛盾。如果表达怒气是「好的」，那玛格达和吉米、唐娜的父亲不就是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吗？但他们怒火所产生的影响具有腐蚀性，残害了子女的自我概念和健康状况。压抑怒气也许有负面的后果，但如果表达怒气会伤害他人，我们仍应鼓励这样的行为吗？

矛盾之处不止于此。不受控的怒火不仅会对发泄对象或旁观者造成伤害，甚至可能致发怒者于死地。怒气爆发之后，心脏病可能随之发作。一般来说，怀有敌意者罹患高血压与心脏病的机率较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曾针对近两百位男女进行研究，发现敌意和追求主导权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显著独立危险因子[7]。」大量研究皆显示敌意与高血压、冠心病之间的关联。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轻易推论出，怒气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心理─神经─免疫机制的作用。愤怒状态会启动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的战或逃活动过于高涨时，血管会收缩，提高血压并减少心脏的氧气供给。愤怒状态引发压力反应，此时分泌的荷尔蒙会提高脂质（包括血清中的胆固醇）浓度，进一步提高动脉阻塞的风险。

记者兰斯．莫罗在他关于心脏病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很确定，是没来由的怒气害我陷入心脏病的困境，基因也是原因之一。」在原生家庭中学会压抑的孩童，后来怒气爆发时，这股没来由的怒气就成了心脏病的诱因。

那么该如何化解愤怒的两难困境呢？如果表现或压抑怒气都有对身体有害，我们应如何追求健康、踏上治愈之路？

压抑怒气与失控的发泄都是异常的宣泄情绪方式，这都是疾病的根源。压抑的问题在于缺乏宣泄，而发泄则包含异常的压抑与不受控且过于激烈的发泄，两者交替出现。针对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应对方式，多伦多的医师暨心理治疗师艾伦．凯平（Allen Kalpin）和我的谈话令我深受启发，他点出，不论是压抑或暴怒，都显示个人害怕真诚踏实地体验怒气。

凯平医生对于真诚体验怒气的说法令我惊讶，但又十分贴近我的观察。他的解释让我了解到对怒气常见认知中的矛盾之处。他说，健康的怒气是赋权且放松的过程。真实的生气体验是一种「生理上的经历，而无发泄的举动。这种经验包括一股能量流经整个身体系统，加上发动攻击的准备。同时，所有焦虑完全消失。」

「健康的生气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激烈的举动，而是会观察到肌肉的紧绷都放松下来，下巴放松了，因此嘴巴张大；声带放松了，所以语调变低。肩膀垂下来，所有肌肉紧绷的迹象都消失了。」

凯平医师的疗法最初是由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哈比．达文卢（Habib Davanloo）所发展出来。达文卢医生会于治疗过程中录影，因此他和患者都能看见自己肢体动作所展现的情绪。凯平也将部分心理疗程录了下来。

「在一段影片中，病患描述有数股强大的电流流经身体，这是他说明的当下正在发生的过程，不过外表上他就只是坐着说话。如果看影片时没有开声音，你就只会看到一个人看起来很专注、很放松，不一定猜得到这个人正在生气。」

如果生气等于放松，那暴怒又是什么？当我暴怒时，我的脸部紧绷，肌肉僵硬，我很确定自己看起来绝对不放松。凯平医生在此点出关键的区别：「问题在于，人们暴怒时到底经历到什么感受？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真的询问他们，会发现多数人描述的是焦虑。如果问他们身体上的反应，或者说，在生理方面，他们暴怒时感受到的身体反应是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形容出某种焦虑的形式。」

我说：「没错，声音紧缩、肌肉紧绷、呼吸变浅，这些都是焦虑的征兆，不是生气。」

「对，他们在生理上没有感受到怒气，只是发泄出来而已。」

孩童生气时，总是伴随着焦虑，而透过暴怒来发泄怒气就是抵抗焦虑的防御机制。由于怒气与爱、渴望连结等正面情绪共存，因此生气会引发焦虑。但由于怒气也会堆叠起攻击的力量，这又威胁到依附。因此即便没有外在或家长对于生气的禁令，感受到怒气本身就具有引发焦虑的特质。艾伦．凯平指出：「具攻击性的冲动被罪恶感压抑下来，之所以会有罪恶感，是因为同时存在爱等正面情绪。因此，怒气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生成，对于心爱的人产生攻击冲动，会引发极大的焦虑和罪恶感。」

当然，家长越阻挠或禁止小孩生气，这种感觉就越容易引发焦虑。在怒气被完全压抑，或长期压抑与暴怒交替出现的患者身上，他们的早期童年经验都包括家长无法接受小孩自然出现的怒气。

如果个人的无意识害怕自己的攻击冲动，便会出现多种防御机制，其中一类就是释放，此时个人仿佛退化到孩提时期，当怒气累积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就透过发泄来处理。「发泄、怒吼、喊叫，甚至是捶打，这些行为都是在防止个人体验到怒气。这种防御机制不会将怒气留在体内，个人无法深深体会。释放的防御机制使个人无法真正感受怒气。」

避免体验怒气的另一种方法是压抑，因此压抑和释放可说是一体的两面，两者皆反映出恐惧与焦虑，也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情绪，都会引发生理上的压力反应。

许多人对所爱之人生气的能力都麻痹了，我们在之前的访谈中一再看见这个现象。例如珍十一岁时被性骚扰，却不敢对父母开口，她将亲子关系理想化，而不是承认自己对父母的怒气。珍的丈夫艾德认为太太总是控制他，对此深怀怨恨，却不敢坦率、直接地表达怒气。吉儿患有卵巢癌，责怪医生延误诊断，但丈夫克里斯好几个月来没有注意到她的不适或体重减轻，吉儿却没有不满。雷斯利患有溃疡性结肠炎，只能「吞下」他对前妻的怒气，「不用怀疑，我无法反抗，否则她就会说：『你看吧，我们的婚姻不幸福。』」他很高兴在现在这段婚姻中，表达怒气不再被视为对关系的一种威胁。

对于愤怒、伤心、拒绝等「负面」情绪的焦虑感可能深埋于体内，最终将透过PNI机制中多样且极细微的交互关联和身心连结，转化为生物体的变化，这就是疾病生成的途径。怒气被制伏时，免疫系统也放下防御。当愤怒的攻击力量转而朝向自己，会使免疫系统感到困惑，因此我们的生理防御不再能提供防护，甚至可能展开叛变，攻击自己的身体。

心理治疗师路易．欧曼（Luis Ormont）写道：「不要把癌症看成疾病，而是将之视为体内生化信号的失调，这种观点可能会很有启发。」欧曼会于团体治疗中协助癌症患者启动愤怒。「要重整失调的信号，就要冲击身体的免疫防御，因此欲使身体重获健康的介入手段，光靠治标的方式是不够的。情绪对生化系统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免疫疗法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心理治疗[8]。」

被诊断出罹患癌症、自体免疫疾病、纤维肌痛的患者，或为长期疲劳、神经疾病所苦的人都听过以下建议：放松、正面思考、减轻压力，这些固然是好建议，但如果没有辨认出自己主要的压力来源──愤怒的内化，并着手处理，也是徒劳无功。

愤怒不一定要以带着敌意的方式发泄出来。首先，这是需要体会的生理过程。其次，愤怒具有认知价值，它能提供重要资讯。怒气不会凭空出现，所以如果我感到愤怒，一定是为了回应我的某种感知，可能是个人关系中的失落或失落危机，或反映出界限确实或可能遭到侵犯。如果我能允许自己体会这股怒气并思考背后的原因，就能赋权给自己，而且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根据不同情况，我可能选择以某种方式展现怒气或放下愤怒，关键在于不要压抑愤怒的体验。我可以视情况需要，选择以语言或行为表现怒气，但不必以失控的方式发泄出来。在健康的生气过程中，掌控大局的是个人，而不是不受控制的情绪。

治疗师乔安．彼得森（Joann Peterson）示：「愤怒是大自然赋予孩童的能量，让他们为自己站出来大声说：『我很重要』。健康的愤怒与有害的情绪和肢体暴力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尊重界限。为自己挺身而出，并不会侵犯他人的界限。」

　

　

4. 自主（Autonomy）

　

疾病其来有自，也诉说着一段历史。疾病是终身努力争取自我所导致的结果。

单纯以生物学观点来看，生物实体的存续看似是大自然的最终目标。不过事实上，自然的更高目标是维护自主、能自我调节的心灵。心灵能够撑过身体重伤，但若心灵的完整与自由受到伤害，一而再，再而三之后，身体就会开始生病。

杰森五岁时罹患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他二十三岁时，因糖尿病引发血管损伤而使右眼失明，另外他还有心肌疲弱、心脏瓣膜渗漏、肾功能不全等症状。有时由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导致可逆性神经发炎，因此无法行走。杰森和妈妈海瑟是我的病人已有十年，过去一年来，杰斯因急重症被送到急诊室数次，原因包括心脏衰竭、脑膜炎等。他剩下的生命可能不长了，他的内科医师表示杰森的预后「应慎重」。

海瑟长期处于焦虑、疲惫不堪的状态，其中交杂着怨恨，海瑟认为这是因为杰森顽固、不愿好好照顾自己，不吃合适的食物、没有注意自己的胰岛素需求量、不按时看诊、不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以母亲来说，放手的风险很高。海瑟的亲身经验是，只要她没有照管一切，杰森就会发病。好几年来，只要她放松警戒，即便只有短短一天，杰森就有极高的机率陷入昏迷或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杰森最近一次入院之前曾呕吐长达数周，因此感到虚弱、脱水、时常痉挛。某次癫痫发作时，海瑟就在杰森的病床边，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护理师、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奔跑赶来，杰森的眼睛往后翻，手脚颤抖。医生帮他从手臂静脉注射药物，这时杰森突然坐起身来，张开双眼，直直看着我大喊：『放手！』但我做不到，我才不会让我儿子死掉。」

杰森不记得这起事件，他说：「我一定完全昏迷了。」

我问：「你猜测得出自己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吗？」

「第一个浮现的想法就是放手，我说『放手』不是让我死去的意思，而是『不要那么蛮横，放松一点，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我的人生，我会犯错，妈妈必须让我这么做。得了糖尿病和被人操控几乎就是我人生的全貌。」

不论母亲的意图为何，也不论由海瑟负起照顾全责的情况有多大比例是杰森所造成的，杰森明显缺乏自主，他无法坦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杰森渴望获得自主并对母亲怀有怒气，这些情绪以反抗的形式展现出来，包括抗拒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告诉海瑟：「我一直感到窒息，不论我怎么做，似乎都是错的。我说『放手』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后退一点』，让我照自己的意思过活。我要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当然我会犯错，孰能无过呢？我从来没有犯错的自由。」

就如同本书提到的众多个人经验和研究，假如杰森和海瑟的经历能告诉我们什么道理，那就是人际界限模糊会造成问题。海瑟一直把杰森当成小孩子，担下所有责任，妨碍杰森拥有自主权；而杰森的反应同样像个小孩子，使自己裹足不前。

归根究柢，疾病本身就是界限的问题。有些研究在预测哪些人会患病，我们检视这些研究就会发现，在未能建构自主的自我概念之前，界限就被严重侵犯的人，是风险最高的族群。一九九八年《美国预防医学期刊》发表了关于「负面儿童经验」（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计划共有超过九千五百名成人受试者，结果显示家庭中的情绪虐待、性侵害、暴力、药物滥用、心理疾病等童年压力源和成年后的危险行为、不良健康、死亡有相关性。原生家庭失能与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有「强烈正相关」，也就是指童年时家庭失能的情况越严重，成年后的健康状况就越差，最终死于癌症、心脏病、受伤或其他疾病的机率也越高[9]。

在孩童的生活中，比起界限被侵犯，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界限的情况更为常见。许多家长无法协助孩子建立界限，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发展期也没有机会构筑界限。不知道何谓界限，又要如何建立界限呢？

在自身与父母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孩子会身陷这段关系而无法脱身。这样的情况会成为个人之后与外界互动时的范本。关系交缠，也就是麦可．柯尔所称的「缺乏分化」，会主导个人往后的亲密关系。这有两种呈现样貌，一是孤僻、消沉、不惜以自己为代价来抵抗权威，就如杰森一样，另外一种是如海瑟那样，长期、强迫性地照顾他人。某些人会同时有这两种形式，端视互动对象而呈现不同的面貌。免疫系统混淆时会导致疾病，这反映出身体无法区分自我与非我，同样的道理，治愈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或夺回自主的自我界限。

乔安．彼得森是专业发展研讨会（PD Seminars）的教育长，这是一个全人治疗与心理成长机构，这位治疗师暨团体领导人说过：「界限和自主对健康很重要。我们透过身体来体验生命，如果我们无法述说生命经历，那么身体会代替心灵和嘴巴表达出来。」

彼得森博士表示：「个人的界限是一种自我或他人的能量经验。我不想用气场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词汇，不过在身体的边界之外，还有一种能量的表达形式。我们不仅能透过语言表达界限，我认为还有这种非语言的能量表达方式。」在彼得森博士的著作《好好出口气》（Anger, Boundaries, and Safety）中，她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概念：「界限是看不到的，是来自有意识的内心感受，定义着自我。这从扪心自问开始：『在我的人生和人际关系中，我想要什么？希望拥有多一些什么？少一些什么？不要什么？我有哪些明确的限制？』在此自我定义的过程中，透过自我参照，我们就能勾勒出在此当下的人生中所重视、欲求的事物；控制的中心就在我们的内心。」

而自主就是从内在的控制中心发展出来。

　

　

5. 依附（Attachment）

　

依附是我们与世界产生连结的方式，在最初的依附关系中，我们学会（或失去）坦承、照顾自我、维持健康的能力。在这些早期的依附关系中，我们懂得体验愤怒，或是对之感到恐惧并进而压抑。我们于此时培养出自主意识，或是因自主的凋零而难受。连结也对治疗十分重要。有众多研究显示，没有社会连结的个体（也就是寂寞的人）罹病机率较高。不论是哪一种疾病，拥有真诚的情绪支持的患者，其治疗的预后较佳。

德瑞克今年七十一岁，自从十四年前在摄护腺发现一个小结节，就每年接受PSA检查。两年前，医生在他的组织切片中发现了癌细胞。「肿瘤科医师说我是高风险病患，他吓到我了，所以我同意接受六个月的荷尔蒙治疗，这缩小了肿瘤的体积，但也完全消灭了睾固酮。每三个月要注射一次。荷尔蒙疗法结束之后，肿瘤科医师还希望我接受七周的放射治疗。我说，不要，我不要做放射治疗。我读过很多相关资讯，放射疗法和手术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不过三至五年后，癌症常常会复发。而且放射线除了杀死恶性细胞，也会摧毁很多……很多好的细胞。」

「刚获得诊断后，你情绪上有什么感受？」

「其实，那是我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任何朋友，我把这件事藏在心里，只和太太跟两个女儿说。」

「罹癌之前我简直过着隐居生活，非常注重隐私。现在我很外向，身边有很多朋友。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就算是住在山洞里，只要门上有把锁，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以快快乐乐在那里度过余生。现在我的优先顺序都变了。以前我很喜欢组装蒸汽火车，我可以一天花十六个小时在工作室里组模型，这样就很开心。不过自从罹癌之后，我有两年没进工作室了。」

「现在我的生活需要很多人陪伴，癌症病患会支持彼此。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敞开心胸聊聊。之后的日子，我们会一直谈论癌症，这似乎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

「不论是否罹患癌症，一般人不都需要支持和倾诉情绪、谈论困境的机会吗？你觉得为什么你会需要癌症来教会你这一点？」

「我也想过这件事。我刚确定得了癌症时，我在自己周遭筑了一堵墙，不让任何人进来，因为我自己在墙内感觉很安全。那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整整十一个月，我把所有精力都拿来抵抗癌症。当我觉得癌症终于痊愈后，我才开始卸下心防，开始和别人分享我的经验，和他们说，我之前得癌症，但现在痊愈了。我对这点感到很自豪。」

「你战胜癌症之后才开始分享这个经历，对抗病魔、最需要支持时反而不愿意。你为什么也把太太挡在外头？」

「我从来不觉得她支持我……但其实……我知道她的确在支持我……但我就是不愿让她进来。我筑了一道墙，不让任何人进来。」

对于连结的渴望可能带来痛苦，一旦遭到拒绝，会引发愤怒，因此有时候，比起让自己体会这种渴望，我们反而觉得感受苦涩和暴怒比较容易。亲密的连结需求不被满足，这是所有怒气的背后原因。我们必须了解当初使我们关闭情绪的弱点所在，如此才能治愈。我们已不再是无助、依赖他人的小孩子；我们不必再害怕情绪弱点。世人都需要人际连结，我们大可让自己满足这项需求，也要挑战「自己不值得被爱」这种深植于心的观念，这种信念在潜移默化之下使许多人罹患慢性疾病。寻求连结是治愈的先决条件。

　

　

6. 自我主张（Assertion）

　

除了接受、觉察、体验怒气、培养自主、庆贺自己拥有依附的能力并敢于追求连结，再来要讨论的是自我主张：对自己与世界宣布自己的存在，我就是我。

本书一再目睹患者表示如果自己不行动，就会感到空虚与令人害怕的空洞。在恐惧中，我们误将现实与喧嚣划上等号，误以为要参与活动才是存在，以为要追求成就才有意义。自我主张其中的自我宣告意义，其实比有限的自主行为更为深层。自我主张就是宣告自己的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正面评价，无关乎个人经历、个性、能力或外界对我们的看法。自我主张所挑战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才能显现存在的价值」。

自我主张不需要行动或反应，重点在于存在，无关乎行动与否。

因此，自我主张可说是行动的反面，不仅在狭义上拒绝从事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更进一步是放下该做些什么的想法。

　

　

7. 自我肯定（Affirmation）

　

肯定自我，就等同做出正面积极的宣告，并朝有价值的事物迈进。追求下述两种价值有助于治疗与保持完满。

第一种价值就是创造的自我。我们常听说，上帝是依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欲望，表现方式可能有很多种：写作、艺术、音乐、创作，或是任何独特的方式，例如烹饪、园艺、社交。重点在于，要实践创造的冲动，这不仅有助于治愈自己，也能治愈他人；逃避创造则会扼住身体和心灵。

汉斯．塞利写道：「在我们心中的，必得找到出口，否则会在不合适的地方爆发开来，又或者绝望地被挫折围困。伟大的艺术就是以大自然预见的速度与管道，表达我们的生命力。」

第二种价值是宇宙本身，也就是我们与周遭一切的连结。人类是断绝、孤立、毫无连结的看法具有毒性，而不论生命是多么残酷、多么频繁地呈现其阴暗面，我们都要知道，这只是苦涩的幻觉，这是致病的信念生物学的其中一种面貌。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了解，孤立于宇宙的感觉是虚假不实的：人的一生并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是有灵性、生气的陶土。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在短暂的时光中拥有意识，但从未脱离宇宙而存在。

我访谈过一些患者，有的重新肯定了自己对传统信仰的信心，有的会冥想，也有的人是和大自然沟通交流。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内心和外在的光明。对多数人来说，追寻过程并不容易。

有一位心灵导师曾说过：「寻找，就寻见。」寻找是过程也是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某种东西存在，才可能如此热切地追寻。

许多人从心理着手，未曾思考自己的灵性需求；也有人只透过灵性方式来寻求治愈，只追寻上帝与宇宙的自我，却不了解找到并发展个人自我的重要性。请牢记，健康有三大支柱：身、心、灵，忽略任何一个面向只会招致不平衡与疾病。

　

　

第一章

　

1. Hans Selye, The Stress of Life,rev. ed. (New York:McGraw-Hill,1978), 4.

2. M.Angell,"Diseas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Psyc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3 June 1985.

3. Interview with Dr. Robert Maunder.

4. Plato, Charmides,quoted in A.A.Brill, Freud's Contribution to Psychiatry, (New York, W.W. Norton,1944),233.

　

　

第二章

　

1. G. M.Franklin,"Str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cute Exacerbations in Multiple Sclerosis,"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2, no. 1 (1988).

2. I.Grant,"Psychosomatic-Somatopsychic Aspects of Multiple Sclerosis,"in U. Halbriech, ed., Multiple Sclerosis:A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 no. 37, Progress in Psychiatry series (Washington/London: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3. V.Mei-Tal,"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a Somatic Disorder:Multiple Sclero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2, no. 1 (1970), 68.

4. G. S. Philippopoulous,"The Etiologic Significance of Emotional Factors in Onset and Exacerbations of Multiple Sclero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 (1958): 458–74.

5. Mei-Tal,"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 ..,"73.

6. I.Grant,"Severely Threatening Events and Marked Life Difficulties Preceding Onset or Exacerbation of Multiple Sclerosis,"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52 (1989): 8–13. Seventy-seven per cent of the MS group, but only 35 per c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experienced marked life adversity in the year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disease."The excess in marked life stress was most evident in the 6 months before onset. ... 24 of 39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62 per cent) reported a severely threatening event, as compared with six of 40 controls (15 per cent). . . . Significantly more patients than controls experienced marital difficulties (49 per cent vs. 10 per cent). ... Eighteen of 23 first cases and 12 of 16 relapsing cases reported marked adversity."

7. J. D.Wilson., ed.,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2th ed.(New York: McGraw-Hill, 1999), 2039.

8. L. J. Rosner,Multiple Sclerosis: New Hope and Practical Advice for People with MS and Their Families (New York:Fireside Publishers, 1992), 15.

9. E.Chelmicka-Schorr and B. G.Arnason, "Nervous System–Immune System Interactions and Their Role in Multiple Sclerosis," Annals of Neurology, supplement to vol. 36 (1994), S29–S32.

10. Elizabeth Wilson, Jacqueline du Pré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9), 160.

11. Hilary du Pré and Piers du Pré, A Genius in the Family:An Intimate Memoir of Jacqueline du Pré (New York:Vintage, 1998)

12. Wilson, Jacqueline du Pré.

　

　

第三章

　

1. Selye, The Stress of Life,xv.

2. Ibid., 414.

3. Ibid., 62.

4. Ibid., 150.

5. E. M. Sternberg (moderator),"The Stress Response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Diseas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7, no. 10 (15 November 1992), 855.

6. A. Kusnecov and B. S. Rabin,"Stressor-Induced Alterations of Immune Function: Mechanisms and Issues,"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Allergy and Immunology 105 (1994), 108.

7. Selye, The Stress of Life, 370.

8. S. Levine and H.Ursin,"What Is Stress?"in S. Levine and H.Ursin, eds., Psychobiology of Stress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7.

9. W.R.Malarkey,"Behavior:The Endocrine-Immune Interface and Health Outcomes," in T.Theorell, ed., Everyday Biological Stress Mechanisms, vol. 22, (Basel: Karger, 2001), 104–115.

10. M.A.Hofer,"Relationships as Regulators:A Psychobiologic Perspective on Bereavement,"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6, no. 3 (May–June 1984), 194.

11. Ross Buck,"Emotional Communication,Emotional Competence,and Physical Illness:A Developmental-Interactionist View," in J. Pennebaker and H.Treve, eds.,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Inhibition and Health (Seattle: Hogrefe and Huber, 1993), 38.

12. Ibid.

　

　

第四章

　

1. Suzannah Horgan,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ALS:A Collaborative Exploration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Divis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lgary, 2001).

2. Wolfgang J. Streit and Carol A.Kincaid-Colton,"The Brain's Immune System," Scientific American 273, no. 5 (November 1995).

3. W.A.Brown and P.S. Mueller,"Psychological Function in Individual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2, no. 2 (March–April 1970), 141–52.The countervailing study is by J. L. Houpt et al.,"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9, no. 5, 299–303.

4. A.J.Wilbourn and H.Mitsumoto,"Why Are Patients with ALS So Nice?"presented at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ALS Symposium on ALS/MND, Munich, 1998.

5. Michael White and John Gribbin, Stephen Hawking:A Life in Science (London: Viking, 1992).

6. Evelyn Bell, Cries of the Silent (Calgary:ALS Society of Alberta,1999),12.

7. Jane Hawking, Music to Move the Stars (London: Pan/Macmillan, 1993).

8. Christiane Northrup,Women's Bodies,Women's Wisdom: Creating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and Healing (New York:Bantam Books,1998),61.

　

　

第五章

　

1. Jill Graham et al.,"Stressful Life Experiences and Risk of Relapse of Breast Cancer: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4 (15 June 2002).

2. D. E. Stewart et al.,"Attributions of Cause and Recurrence in Long-Term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March–April 2001).

3. Sandra M.Levy and Beverly D.Wise,"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Cary L. Cooper, ed., Stress and Breast Cancer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1988), 77–96.

4. M.Wirsching,"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efore Biops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6 (1982), cited in Cary L. Cooper, ed., Stress and Breast Cancer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3),13.

5. C. B. Bahnson,"Stress and Cancer:The State of the Art," Psychosomatics 22, no. 3 (March 1981), 213.

6. S. Greer and T. Morris,"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of Women Who Develop Breast Cancer:A Controlled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9 (1975), 147–53.

7. C. L. Bacon et al. "A Psychosomatic Survey of Cancer of the Breast,"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4 (1952):453–60,paraphrased in Bahnson,"Stress and Cancer."

8. Sandra M.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5), 166.

9. Betty Ford, Betty:A Glad Awakening (New York: Doubleday,1987), 36.

　

　

第六章

　

1. Betty Krawczyk, Lock Me Up or Let Me Go (Vancouver: Raincoast, 2002).

2. Betty Shiver Krawczyk, Clayoquot:The Sound of My Heart (Victoria: Orca Book Publishers, 1996).

　

　

第七章

　

1. D. M.Kissen and H.G. Eysenck,"Personality in Male Lung Cancer Patient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 (1962), 123.

2. T. Cox and C. MacKay,"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in the Aeti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Canc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6 (1982), 385.

3. R. Grossarth-Maticek et al.,"Psychosocial Factors as Strong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from Cancer,Ischaemic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The Yugoslav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9, no. 2 (1985), 167–76.

4. C. B. Pert et al., "Neuropeptides and Their Receptors:A Psychosomatic Network,"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135, no. 2 (August 1985).

5. Candace Pert, Molecules of Emotion:Why You Feel the Way You Feel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 22–23.

6. E.R.De Kloet,"Corticosteroids,Stress,and Aging," Annals of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663 (1992), 358.

7. Rajesh K. Naz, Prostate: Basic and Clinical Aspects (Boca Raton: CRC Press,1997), 75.

8. J. K.Kiecolt-Glaser and R.Glaser,"Psychoneuroimmunology and Immunotoxicology: Implications for Carcinogene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1 (1999), 271–72.

9. C.Tournier et al.,"Requirement of JNK for Stress-Induced Activation of the Cytochrome c-Mediated Death Pathway," Science 288 (5 May 2000), 870–74.

10. W.Jung and M.Irwin,"Reduction of Natural Killer Cytotoxic Activity in Major Depress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Cigarette Smoking,"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1 (1999), 263–70.

11. H.Anisman et al.,"Neuroimmune Mechanisms in Health and Disease: 2. Diseas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55, no. 8 (15 October 1996).

12.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146–47.

13. C. Shively et al.,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of Social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 Female Cynomolgus Monkeys, Biological Psychiatry 41 (1997), 871–82.

14. M. D. Marcus et al.,"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functional hypothalamic amenor.rhea,"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76, no. 2 (August 2001), 315.

15. J. C. Prior,"Ovulatory Disturbances:They Do Matter," Canadian Journal of Diagnosis,February 1997.

16. J. G. Goldberg, ed.,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81), 46.

17. B.A.Stoll, ed., Prolonged Arrest of Cancer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82), 1.

18.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146.

19. C. L. Cooper, ed., Stress and Breast Cancer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88), 32.

20. Ibid.

21. Ibid., 31–32.

22. Ibid., 123.

23. J. G. Goldberg, ed.,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 45.

24. L.Elit,"Familial Ovarian Cancer,"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47 (April 2001).

　

　

第八章

　

1. G. L. Lu-Yao et al., "Effect of Age and Surgical Approach on Complications and Short-Term Mortality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A Population-Based Study," Urology 54, no. 2 (August 1999), 301–7.

2. Study discussed in the periodical Cancer, 1997, cited in ibid.

3. C. J. Newschaffer et al.,"Causes of Death in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and in a Comparison Nonprostate Cancer Cohor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92, no.8 (19 April 2000), 613–22.

4. S. M. Levy, ed., Biological Mediators of Behavior and Disease: Neoplasia (New York: Elsevier Biomedical, 1981), 76.

5. Roger S. Kirby et al., Prostate Cancer (St. Louis: Mosby, 2001), 29.

6. Ibid., 87.

7. R. P. Greenberg and P. J. Datto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end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ncer,"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3, no. 1 (February 1981).

8. Andrew Kirtzman, Rudy Giuliani: Emperor of the Cit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2001).

9. Lance Armstrong, It's Not about the Bike: My Journey Back to Life (New York: Berkley Books, 2001).

10. A. Horwich, ed., Testicular Cancer: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Philadelphia: Williams & Wilkins, 1991), 6.

　

　

第九章

　

1.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19.

2. W.Kneier and L.Temoshok,"Repressive Coping Reaction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Melanoma as Compared to Cardiovascular Patient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8, no. 2 (1984), 145–55.

3. L.Temoshok and B. Fox,"Coping Styles and Other Psycho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Medical Status and to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Cutaneous Malignant Melanoma," in B. Fox and B. Newberry, eds., Impact of Psychoendocrine Systems in Cancer and Immunity (New York: C. J. Hogrefe, 1984), 263.

4.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17.

5. G.A. Kune et al.,"Personality as a Risk Factor in Large Bowel Cancer: Data from the Melbourne Colorectal Cancer Stud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1 (1991): 29–41.

6. C. B.Thomas and R.L.Greenstreet,"Psych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Youth as Predictors of Five Disease States: Suicide, Mental Illness, Hypertens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umor," Hopkins Medical Journal 132 (January 1973), 38.

　

　

第十章

　

1. Malcolm Champion et al., eds., Optimal Management of IBD: Role of the Primary Care Physician (Toronto:The Medicine Group, 2001).

2. G. Moser et al.,"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Beliefs about the Etiology of Their Disease—A Controlled Stud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5 (1993), 131, cited in R. Maunder,"Mediators of Stress Effect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Not the Usual Suspect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48 (2000), 569–77.

3. G. L. Engel, as paraphrased in G. F. Solomon et al.,"Immunity,Emotions,and Stress," Annals of Clinical Research 6 (1974), 313–22.

4. G. L.Engel,"Studies of Ulcerative Colitis III:The Nature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9 (1955),31,cited in A.Watkins,ed., Mind-Body Medicine:A Clinician's Guide to Psychoneuroimmunology (New York:Churchill Livingstone,1997),140.

5. D. A.Drossman,"Presidential Address:Gastrointestinal Illness and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0 (1998): 258–67.

6. S. R.Targan,"Biology of Inflammation in Crohn's Disease:Mechanisms of Action of Anti-TNF-Alpha Therapy," Canad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Update on Liver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vol. 14, supplement C (September 2000).

7. H.Anisman et al.,"Neuroimmune Mechanisms in Health and Disease: 1: Health,"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55, no. 7 (1 October 1996), 872.

8. S. Levenstein et al., "Stress and Exacerbation in Ulcerative Colitis:A P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Enrolled in Remi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95, no. 5, 1213–20.

9. Noel Hershfield,"Hans Selye,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the Placebo Response," Canad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11, no. 7 (October 1997): 623–24.

　

　

第十一章

　

1. Y. Ringel and D.A.Drossman,"Toward a Positive and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edscape/gastro/journal> 2, no. 6 (26 December 2000).

2. Drossman,"Presidential Address,"259.

3. Ibid.

4. E.A.Mayer and H.E.Raybould,"Role ofVisceral Afferent Mechanisms in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Gastroenterology 99 (December 1990): 1688–1704.

5. Drossman,"Presidential Address,"263.

6. Lin Chang,"The Emotional Brain,i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Oakville: Pulsus Group, 2001), 2. Highlights from a symposium held during Canadian Digestive Diseases Week,Banff,Alberta,26 February 2001.

7. J. Lesserman et al.,"Sexual and Physical Abuse History in Gastroenterology Practice: How Types of Abuse Impact Health Statu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8 (1996), 4–15.

8. Ibid.

9. M. D. Gershon, The Second Brain:The Scientific Basis of Gut Instinc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8), xiii.

10. Mayer and Raybould,"Role of Visceral Afferent Mechanisms in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11. Lin Chang,"The Emotional Brain ..."

12. Drossman,"Presidential Address," 262.

13. L.A. Bradley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Symptoms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88, no.1 (January 1993), 11–18.

14. W.J. Dodds et al.,"Mechanisms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in Patients with Reflux Esophagiti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7, no. 25 (16 December 1982), 1547–52.

15. D.A.Drossman et al.,"Effects of Coping on Health Outcome among Women with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2 (2000), 309–17.

　

　

第十二章

　

1. M. J. Meaney et al.,"Effect of Neonatal Handling on Age-Related Impair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Hippocampus," Science 239 (12 February 1988), 766–68.

2. D.A. Snowdon et al., "Linguistic Ability in Early Life and the Neuropathology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Findings from the Nun Stud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03 (April 2000), 34–38.

3. Victoria Glendinning, Jonathan Swift:A Portrait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98).

4. David Shenk, The Forgetting:Alzheimer's:The Portrait of an Epidemic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5. D.A.Snowdon,"Aging and Alzheimer's Disease:Lessons from the Nun Study," Gerontologist 38, no. 1 (February 1998), 5–6.

6. V.A. Evseev et al.,"Dysregulation in Neuroimmunopathology and Perspectives of Immunotherapy," Bulletin of Experimental Biological Medicine 131, no. 4 (April 2001), 305–308.

7. M. F. Frecker et al.,"Immunological Associations in Familial and Non-familial Alzheimer'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anadian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 21, no. 2 (May 1994), 112–19.

8. M. Popovic et al.,"Importance of Immunological and Inflammatory Processes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9, no. 3–4 (September 1995), 203–36.

9. F. Marx et al.,"Mechanisms of Immune Regula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A Viewpoint," Arch Immunol Ther Exp (Warsz) 47, no. 4 (1999), 204–209.

10. J. K. Kiecolt-Glaser et al.,"Emotion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New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neuroimmun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002), 83–107.

11. Edmund Morris, 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a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9).

12. Michael Korda, Another Life (New York:Random House,1999).

　

　

第十三章

　

1. C. E.G. Robinson,"Emotional Factors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77 (15 August 1957), 344–45.

2. B. R. Shochet et al.,"A Medical-Psychiatric Study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Psychosomatics 10,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69), 274.

3. John Bowlby, Attachment, 2nd ed.(New York:Basic Books,1982),377.

4. R.Otto and I.R.Mackay,"Psycho-Social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9 September 1967), 488–93.

5. John Bowlby, Loss (New York:Basic Books,1980),69.

6. Bowlby, Attachment, 68.

7. Michael Hagmann,"A New Way to Keep Immune Cells in Check," Science, 1945.

8. P.Marrack and J. W.Kappler,"How the Immune System Recognizes the Body," 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93.

9. G. F.Solomon and R.H.Moos,"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o the Presence of Rheumatoid Factor in Asymptomatic Relatives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7, no. 4 (1965), 350–60.

10. M.W. Stewart et al.,"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ess and Disease Activity for Immunologically Distinct Subgroups of People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3, no. 2 (May 1994), 251–58.

11. D. J.Wallace,"The Role of Stress and Trauma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eminars in Arthritis and Rheumatism 16, no. 3 (February 1987), 153–57.

12. S. L. Feigenbaum et al.,"Prognos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66 (March 1979).

13. J. M. Hoffman et al.,"An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Disease Activity Among Women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rthritis Care Research 11, no. 4 (August 1998), 271–79.

14. J. M. Hoffman et al.,"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Stress as a Factor in Disease Exacerbations among Women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 no. 3a (Summer 1997), 279–86.

15. L. R. Chapman, et al.,"Augmenta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by Activity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rchives of Neurology 1 (November 1959).

16. Hoffman,"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Stress . .."

　

　

第十四章

　

1. Hofer,"Relationships as Regulators."

2. Buck,"Emotional Communication,Emotional Competence,and Physical Illness,"42.

3. Seeman and McEwen,"Impact of Soci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 .."

4. E.Pennisi,"Neuroimmunology:Tracing Molecules That Make the Brain-Body Connection," Science 275 (14 February 1997), 930–31.

5. G.Affleck et al.,"Mood States Associated with Transitory Changes in Asthma Symptoms and Peak Expiratory Flow,"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2, 62–68.

6. D.A.Mrazek,"Childhood Asthma:The Interplay of Psychiatric and Physiological Factors," Advances i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4 (1985), 16–32.

7. Ibid., 21.

8. I. Florin et al.,"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Psychophysiological Reactivity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with Asthmatic Children," in Pennebaker and Treve,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Inhibition and Health, 188–89.

9. S. Minuchin et al, "A Conceptual Model of Psychosomatic Illness in Children,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Therap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2 (August 1975), 1031–38.

10. M.A. Price et al.,"The Role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rcinoma. Part II: Life Event Stressors, Social Support, Defense Style, and Emotional Control and Their Interactions," Cancer 91, no. 4 (15 February 2001), 686–97.

11. P.Reynolds and G.A.Kaplan,"Social Connections and Risk for Cancer:Prospective Evidence from the Alameda County Study," Behavioral Medicine, (Fall 1990), 101–10.

12. For a full discussion of differentiation, see Michael E. Kerr and Murray Bowen, Family Evaluation: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1988), chapter 4, 89–111.

13. S. E.Locke,"Stress,Adaptation,and Immunity:Studies in Humans,"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4 (1982), 49–58.

14. J. K. Kiecolt-Glaser et al.,"Marital Quality, Marital Disruption, and Immune Func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9, no. 1 ( January–February 1987).

15. Kerr and Bowen, Family Evaluation, 182.

16. Seeman and McEwen,"Impact of Soci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 ..,"459.

　

　

第十五章

　

1. L.Grassi and S. Molinari,"Early Family Attitudes and Neoplastic Disease,"Abstracts of the Fifth Symposium on Stress and Cancer, Kiev, 1984; cited in H. J. Baltrusch and M.E.Waltz,"Early Family Attitudes and the Stress Process—A Life-Span and Personological Model of Host-Tumor Relationships: Bio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ancer and Stress in Central Europe," in Stacey B. Day, ed., Cancer, Stress and Death (New York: Plenum Medical Book Company, 1986), 275.

2. Ibid., 277.

3. L. G. Russek et al.,"Perceptions of Parental Caring Predict Health Status in Midlife: A 35-Year Follow-up of the Harvard Mastery Stress Stud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9 (1997), 144–49.

4. M.A.Hofer,"On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Early Lo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8 (1996), 570–80.

5. "Kisses and Chemistry Linked in Rats,"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17 September 1997.

6. Hofer,"On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Early Loss."

7. S. Levine and H.Ursin,"What is Stress?"in S. Levine and H.Ursin,eds., Psychobiology of Stres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17.

8. Allan Schore,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elf: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378.

　

　

第十六章

　

1. M.Marmot and E.Brunner,"Epidemi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Long-Term Stress in Daily Life,"in T.Theorell,ed., Everyday Biological Stress Mechanisms, vol. 22 (Basel: Karger, 2001), 89–90.

2. C. Caldji et al.,"Maternal Care During Infancy Reg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ural Systems Mediating the Expression of Fearfulness in the Rat," Neurobiology 95, no. 9 (28 April 1998), 5335–40.

3. C. Caldji et al.,"Variations in Maternal Care in Infancy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ess Reactivity," Biological Psychiatry 48, no. 12, 1164–74.

4. L. Miller et al.,"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al Bonding among Wom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6 (1997), 1134–39.

5. R.Yehuda et al.,"Cortisol Levels in Adult Offspr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 Relation to PTSD Symptom Severity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7, no. 1–2 (2001), 171–80.

6. D. J. Siegel, The Developing Mind:Toward a Neurobiology of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9), 73.

7. Selye, The Stress of Life, 81.

8. Kerr and Bowen, Family Evaluation, 259.

9. Caldji,"Variations In Maternal Care in Infancy . .."

10. M.Kerr,"Cancer and the Family Emotional System,"in J. G. Goldberg,ed.,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297.

11. Selye, The Stress of Life, 391.

12. D. Raphael, Social Justice Is Good for Our Hearts:Why Societal Factors—Not Lifestyles—Are Major Causes of Heart Disease in Canada and Elsewhere (Toronto: CSJ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2002), xi;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socialjustice.org.

　

　

第十七章

　

1. B. H.Lipton,"Nature,Nurtu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renatal and Perinatal Psychology and Health 16, no. 2 (2001), 167–80.

　

　

第十八章

　

1. Kerr and Bowen, Family Evaluation, 279.

2. Mogens R.Jensen,"Psychobiological Factors Predicting the Course of Breast Canc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5, no. 2 (June 1987), 337.

3. Levy, Behavior and Cancer, 165.

4. S.Warren et al.,"Emotional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Sclerosis: Case-Control Evidence of a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35 (1982), 821–31.

5. Ford, A Glad Awakening.

6. Candace B. Pert, Molecules of Emotion, 193.

　

　

第十九章

　

1. A. J. Bdurtha et al.,"A Clinical, Histologic, and Immunologic Study of a Case of Metastatic Malignant Melanoma Undergoing Spontaneous Remission," Cancer 37 (1976), 735–42.

2. Rogentine et al., cited in B. Fox and B. Newberry, eds., Impact of Psychoendocrine Systems in Cancer and Immunity (New York:C. J. Hogrefe, 1984),259.

3. Ibid., 267.

4. F. I. Fawzy et al.,"Malignant Melanoma: Effects of an Early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Coping,and Affective State on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6 Years Lat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1993), 681–89; cited in Michael Lerner, Choices in Healing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1994), 159.

5. F. I. Fawzy et al.,"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 for Cancer Patients: Changes over Time in Immunologic Measur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7 (1990), 729–35.

6. Oliver Sacks,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and Other Clinical Tales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0).

7. A. F.Siegman et al.,"Antagonistic Behavior, Dominance, Hostility,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2 (2000), 248–57.

8. L. R. Ormont,"Aggression and Cancer in Group Treatment" in Jane G. Goldberg, ed., The Psychotherapy of Cancer Patient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226.

9. V. J. Felitti et al.,"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ative Medicine 14, no. 4 (1998), 245–58.

　

当身体说不的时候

过度压抑情绪、长期承受压力，身体会代替你反抗

When the Body Says No
Understanding the Stress-Diseas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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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嘉柏・麦特（Gabor Maté）

译者　　　　李佳缘、林怡婷

责任编辑　　汪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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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11 月1 日　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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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32-8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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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03 by and Gabor Ma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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