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在家醫科一次例行的直腸檢查中發現一個小瘤，結果被診斷出為攝護腺癌。艾德說：「我去做了切片。他們檢查了攝護腺六個地方，其中一處出現異常。確定是攝護腺癌。那之後我審視了所有治療方式，不是切、燒，就是毒。我和很多切除攝護腺的男性談過，也和一些接受放射線治療的患者聊過，他們大部分人的狀況都很慘。」
我問他：「你沒接受任何醫學治療嗎？」
「我選擇自然療法，現正接受催眠治療，深入審視自己和生活方式。」
「切、燒、毒」這種生動的描述指的是攝護腺癌的三大治療方法：開刀、放射線治療和化療。雖然有些病患熬過這些治療，沒太多痛苦，但也有人因為難受的後果痛苦不堪，例如尿失禁和陽痿。有一份研究檢視了超過十萬個攝護腺切除術的病例，結論是「攝護腺切除術之後的併發症與再次入院的案例大幅高於原先的認知[1]。」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的腫瘤科與流行病學醫師歐提斯．白勞利（Otis Brawley）所搜集的統計數據可能會讓積極醫療的支持者感到灰心。在篩檢較普遍的地區，攝護腺癌的發生率也較高，接受治療的人數較多，但攝護腺癌的死亡率不變[2]；在篩檢最盛行的地區，死亡率甚至稍高。《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期刊》所刊登的研究發現也令人憂心：比起未接受任何醫療介入者，積極接受攝護腺癌治療的男性死於其他癌症的機率較高[3]。
雖然部分攝護腺癌患者的確應該接受治療，不過目前並不清楚哪些人適合醫療介入。大部分攝護腺癌病程發展很慢，就算癌症會引起健康問題，在那之前，病人可能就已經死了。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病情太急太猛，到診斷出癌症時，治療已經沒有用了。由於無法確定治療能不能發揮效果，那「戰勝」攝護腺癌的病患到底是戰勝什麼呢？戰勝治療，還是戰勝疾病？
攝護腺癌是第一個被發現與荷爾蒙相關的人類癌症。就像女性乳癌患者移除卵巢後病情可能改善一樣，患者被去勢之後，由於雄性素（男性荷爾蒙）濃度降低，攝護腺腫瘤也會隨之縮小。治療方式包括睪丸切除術，也就是以手術切除睪丸，或是服用強效藥物阻斷男性荷爾蒙的效果。目前對於轉移性攝護腺癌患者來說，這類「化學閹割」是第一線治療方法。
許多男性至三十歲時，其攝護腺中會出現一些癌細胞，到了八十歲時，多數人的攝護腺中都會有癌細胞。五十歲男性患攝護腺癌的機率是42％。不過在所有年齡層，發展出明顯臨床病症的人數相對較少。也就是說，就算是較年輕的男性，其攝護腺出現癌細胞的情況並不少見，隨著年齡增加，癌細胞更是逐漸成為常態，不過只有少數人會形成腫瘤，進而引發症狀、威脅生命。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是什麼促進癌症發展？什麼樣的人格特徵或生活環境會干擾身體的防禦機制，喚醒原本就存在的癌細胞，促使其激增？
艾德四十四歲，身材精壯，體格和臉龐都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當我準備訪問他時，他對正要出門購物的太太珍（她患有多發性硬化症。她的故事請見第十八章）說：「有夠肚爛，麻煩死了，但我得去看一下某某人的卡車，他車子發不動。」
我說：「我很快問你一個問題。」
「好。」
「你說檢查那個人的車很肚爛，以一個攝護腺癌患者來說，這是個有趣的人體譬喻。如果某件事對你沒好處，只是肚爛，你會輕易拒絕別人嗎？」
「我其實不太拒絕別人，我總是想要幫忙。」
「就算那件事令人蛋痛？」
「對，就算我不方便，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也會幫忙。」
「如果你不幫呢？」
「我會有罪惡感。」
艾德是一個鄉村樂團的團長，以前會吸大麻。艾德和我聊了他成年後的第一段感情，前後長達十年。他和一位年紀稍長的女士同居，幫忙扶養女方的兩個小孩，那時他每天喝酒澆愁。後來對方劈腿時才結束這段關係。
「我放棄了，我告訴自己，我不要忍下去了。我從來沒有亂搞，就算曾有這種想法。從那天起，我戒酒約一年半，開始慢跑、做自己想做的事。感覺很自由，好像胸口的重擔頓時消失了一樣。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覺得愉快自在。」
「那你現在一天喝多少酒？」
「每天大概四罐啤酒吧。」
「為什麼？」
「我和珍在一起之後，她的問題就變成我的問題，然後越來越沉重，所以我又開始喝酒。」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控制，我讓珍掌控這段婚姻，因為她有多發性硬化症，而且前一段婚姻有家暴（珍的故事請見本書第十八章）。她被管東管西的，連穿衣服都被管。這讓我在這段婚姻裡比較畏縮。」
「所以你覺得自己被管控，對此你有什麼感覺？」
「充滿怨恨。」
「你怎麼處理？」
「我隱藏這種感覺。」
「你沒告訴珍你不喜歡這樣嗎？」
「沒有。」
「這讓你想起什麼？」
「童年，沒錯，就是我的童年。」
雖然艾德先前告訴我，他的「成長過程很棒」，但很顯然，艾德已發覺到自己受父母控制，如果他未能達到父母的期待，就會充滿罪惡感。他回想起他會因為「罪有應得而被打屁股」，而在我追問之下想起，約從八歲起，父親就會用皮帶抽打他。「他認為那是最好的辦法。」
「那你覺得呢？」
「現在我不覺得那是最好的辦法，但小孩沒得選。我想要當好人，當你還小，仰望父親時，你不知道父親該是什麼樣子，你希望爸爸很完美，你也想當個完美的小孩。」
攝護腺癌有個令人困惑的現象：雖然睪固酮（人們一般相信這種荷爾蒙是雄性具侵略性的肇因）似乎會促使癌症發展，不過攝護腺癌卻好發於年老男性。但是身體製造的睪固酮卻會隨著年齡下降。也沒有研究顯示罹患攝護腺癌的男性血液中的睪固酮濃度高於平均。就像乳癌的雌激素受體，腫瘤細胞對一般的睪固酮濃度的敏感度一定也被改變了。
就像腎上腺和卵巢所分泌的荷爾蒙，睪丸所合成的睪固酮也是由大腦的下視丘垂體系統，透過複雜的回饋控制所操控。這個系統對壓力與情緒十分敏感，會據此發送一連串生物物質至血液循環中。情緒會直接對男性的性荷爾蒙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就像卵巢製造的女性荷爾蒙雌激素，或者腎上腺分泌的腎上腺素、皮質醇等激素，也都會受到心理的影響。此外，曾有一小部分患者以手術切除腦中的垂腺來治療攝護腺癌，也確實獲得正面的效果[4]。
此外，環境因素顯然不可小覷。比起在自己國內的日本男性，移民至夏威夷與美國本土的日本男性罹患攝護腺癌的比率較高：後者約為前者的二‧五倍。不過從沒有臨床症狀的男性屍體解剖研究中發現，不論居住地在哪裡，人體內存在休眠癌細胞的比例大同小異[5]。那麼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某個環境下的休眠癌細胞會發展成惡性腫瘤，其他環境卻不會？這項研究有力地顯示，壓力扮演關鍵角色，影響某些人會罹患攝護腺癌並死亡，有些人又不會。
家族病史會提高罹患攝護腺癌的風險，不過在多數病例中，這並不是主要因素。除了飽和脂肪可能有關外，相較於肺癌和香菸，攝護腺癌沒有明確的誘癌環境因子。此外，考量地理差異極大，基因可能有些許影響。攝護腺癌在北歐國家最為普遍，在亞洲少見。世界上罹患攝護腺癌機率最高的種族／族裔群體是非裔美國人，罹病率是美國白人的兩倍。
我們已看到有研究顯示疾病與情緒孤立有相互關聯，另一項與此一致的發現是，比起離婚或喪偶的男性，已婚男性被診斷出攝護腺癌的機率較低[6]。雖然我並未在文獻中找到其他與攝護腺癌和心理因素相關的調查研究，但有一項研究是針對依賴需求較高的男性，也就是較無法獨立、自力更生的成年男性。這項研究的結論是，依賴他人的男性罹患多種疾病的機率皆較高，其中包括攝護腺癌及其他數種癌症[7]。
全人的療法將「人」置於中心，而非血液檢驗或病理報告，也會將患者個人的生命歷程納入考量。此方式鼓勵患者仔細檢視自己所面對的壓力，不論是外在環境的壓力或源自內在的壓力。在此情況下，攝護腺癌的診斷就像令人醒悟的警示，而不單純只是一種健康的威脅。患者除了選擇接受或不接受的療法外，他們也被鼓勵進行內省，檢視生命中的各個面向，這因此可能提升存活率。
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於二○○○年四月與希拉蕊．柯林頓競選參議院議員期間診斷出攝護腺癌，這似乎為他帶來轉變。這位前紐約市長曾被形容是充滿拚勁，「不會疲倦、不感害怕、不曾自我懷疑的機器人市長」，「視工作倫理如命」[8]。他完全投入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天只睡四小時，剩下的二十小時大部分都在工作。據說他無法忍受沒有行動，事必躬親，必須掌控一切，「像將軍一樣發號施令」。他對受苦受難的個人與群體不表同情，情緒緊繃至極限。被診斷罹病之後，他發表了一份不同凡響的公開自白。關於癌症，他說：
它想讓你想清楚自己是誰，想通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什麼對你才是重要的──你真正存在的核心在哪。我猜想，因為我擔任公職這麼久了，我過去以為政治就是我的核心……但其實不是。
這件事就像塞翁失馬。我得到很多意外的收穫。我覺得我更瞭解自己了，也更瞭解什麼對我才是真正重要的。也許我還沒全部想通，要是我以為自己可以在幾週內就全部明白，那就太蠢了，但我想我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還有另一種和荷爾蒙相關的男性生殖道癌症──睪丸癌，情況則和攝護腺癌全然不同。這種罕見的疾病曾是年輕男性的第三大癌症死因，目前早期診斷的治癒率已超過九成。四度於環法自由車賽奪冠的藍斯．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便是晚期轉移的睪丸癌患者，只要明智地結合手術、放射治療及化療，再加上決心，是有機會完全康復。
阿姆斯壯最早於一九九六年冬天注意到睪丸有些許腫脹，次年春天時開始覺得有不尋常的喘氣現象，接著覺得乳頭疼痛，一九九七年時由於咳嗽和下背疼痛，不得不退出環法車賽。阿姆斯壯寫道：「運動員，尤其是自行車騎士，習慣否認問題[9]。」直到九月他開始咳血，而且睪丸又痛又脹，他才開始求醫，那時候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肺部和腦部了。
關於睪丸癌，習慣否認問題的不只有自行車騎士。三十六歲的羅伊最早於二○○○年中覺得左邊睪丸腫脹，不過拖了八個月才終於去看家庭醫師，在此期間，他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身體不適。他說：「我有一點不好意思，而且我害怕聽到壞消息。」有一項英國研究指出，睪丸癌患者不願就醫的現象並不少見。「延誤診斷很常見，不過更常見的是患者延誤就醫，而不是醫生沒有正確診斷出來……從出現症狀到實施睪丸切除的延誤時間最長高達三年……平均約為3.9個月[10]。」
或許是年輕人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身體出了問題，尤其是性器官方面的毛病。不過理性來看，情況應該正好相反：如果男子氣概是重點所在，年輕男性一發現睪丸有異狀，應該要立即尋求協助，就像有遺傳性禿頭的男生一注意到頭髮變稀疏，通常會馬上想辦法治療。不過根據藍斯．阿姆斯壯的自傳，否認患病背後大概有更深層的動機。
早在罹患癌症之前，阿姆斯壯就有壓抑情緒的習慣。他的一位好友形容他「就像一座冰山，有山峰，但也有好大一部份潛藏在水面下」。
阿姆斯壯從來沒見過生父，他輕蔑地表示生父只是「DNA捐贈者」。他的母親琳達．慕尼漢，父母離異，當琳達十七歲生下大兒子阿姆斯壯時遭到拋棄。琳達的父親原本是一位酗酒的越南老兵，在孫子出生的那一天開始戒酒。
琳達是位充滿活力又思想獨立的年輕女子，不過生活情況使她變得非常依賴，不像個大人。阿姆斯壯曾說過：「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一起長大的。」阿姆斯壯三歲時，琳達再婚。阿姆斯壯形容繼父「矮小，留著大大的鬍子，有愛誇口的習慣。」他時常毆打阿姆斯壯：「他喜歡用船槳來管教。如果我晚回家，他就拿出槳，一頓毒打；如果我說髒話，就又要被船槳揍，又是一頓痛毆。不只身體疼痛，情緒上也苦不堪言。我不喜歡繼父，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睪固酮、脾氣很大的怪胎，是偽君子的代表。」
阿姆斯壯青少年時，繼父有婚外情，「他用船槳打我，我應付得來，但別的事我就處理不了了。」阿姆斯壯這麼寫道，指的就是繼父出軌的事。後來父母的婚姻破裂。
藍斯．阿姆斯壯的母親同樣也無法保護兒子不被打。這種情況下，小孩必然會對母親的無能為力深感傷害，不僅怨恨家暴的繼父，也對無法保護自己的母親感到憤怒。阿姆斯壯似乎沒有察覺到這些情緒，而我認為這就是他傾向否認並刻意忽略自己身體疼痛的根源。
前面提到，比起自己遭受虐待，阿姆斯壯更難忍受母親被丈夫背叛。
不快樂的母親的孩子會藉由壓抑自己的苦惱來照顧母親，盡量減輕她的負擔，因此阿姆斯壯的責任是自己照顧自己，不要依賴他人。阿姆斯壯二十五歲時診斷出罹癌，他不知道該怎麼告訴母親，他寫道：「我不夠堅強，無法告訴她我病了。」後來阿姆斯壯接受友人的提議，由朋友替他轉達。
阿姆斯壯的母親後來以堅強的力量、關愛與勇氣挺身面對挑戰，陪伴兒子撐過預後高度不確定的夢魘時期；面對令人徬徨的選擇，做出正確的治療決定；挺過艱難的腦部手術和化療。阿姆斯壯之所以下意識要保護母親，並不是成年後面對的實際情況，而是童年的經驗已經形塑了他的應對方式。
我強烈懷疑壓抑情緒對睪丸癌的誘發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個問題值得進行研究，與患者做詳盡的訪談，瞭解他們情緒方面的感受。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患者與母親的親近程度與認同感。阿姆斯壯的母親與他的太太克莉絲汀相貌十分相似，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我相信這不是巧合。在阿姆斯壯引人入勝的自傳中有一張這三人的照片，你很難分辨哪一位是母親，哪位是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