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腫瘤科醫師凱倫．蓋爾曼（Karen Gelmon）不認同常用來形容癌症的戰爭譬喻。她說：「這個譬喻隱含的想法是，只要你擁有足夠的力量，就能控制、驅逐疾病，暗指這是一場戰役。但我不認為這種觀點有所幫助，首先，這在生理學上站不住腳，其次，這也不是健康的心態。」
「身體所發生的大小事是一種流動的概念，有輸入、有輸出，沒有人可以掌控所有面向。我們得瞭解這種流動，認清有些事物可以掌控，有些無法。這不是戰爭，而是尋求平衡與和諧的拉鋸過程，目標是把各種衝突的力量加以調和。」
會把疾病當做戰爭來看，就是把疾病視作敵方，來自外界，生物體必須起而對抗、予以擊退。但這個觀點就算是在已經知道是哪種微生物入侵身體、而且能以抗生素治療的急性感染的狀況中，仍無法解釋以下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會受某種細菌或病毒襲擊，有些人卻能倖免？許多人體內都有同樣會引發所謂食肉感染的鏈球菌，但只有某些人會發病。另一種情況是，個體體內一直存在著細菌，某段時期並沒有出現問題，不過有時細菌又會發動致命的攻擊。是什麼情況造成這樣的差異？
十九世紀見證了此議題的熱烈爭論，持續數十年，意見相反的兩方皆是醫學史上的傑出人物，分別是微生物學先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生理學家克勞．伯納德（Claude Barnard）。巴斯德堅信，決定病程的是微生物的致病力，而伯納德認為宿主身體的虛弱程度才是關鍵。後來巴斯德在臨終病榻上承認錯誤：「伯納德說得對，微生物根本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土壤（指宿主身體）。」
垂死的巴斯德也許矯枉過正了，不過或許也是為未來發展提出警告。從那時起，尤其是二十世紀中抗生素出現後，我們幾乎忘了，疾病是發生在某個特定個體身上，出現在其生命歷程中特定時期的事件。一九七七年，一位主張身心合一的醫學研究者喬治．恩格爾（George Engel）問道：「為什麼這位患者會在此時得到這種疾病[1]？」實際上，現代醫學採取的是簡略的「因果」觀點。找不到明顯的外在因子時（大部分嚴重疾病都是如此），就只能聳聳肩無奈宣布：原因不明。「病因不明」大概是內科學教科書中最常出現的一句話了。
雖然我們鼓勵科學承認自己的限制，但疾病的因果理論本身就是誤解的根源。這無法解釋健康狀態如何轉化為患病，而患病又是如何恢復健康。
疾病永遠不會只有單一病因。就算我們已知某些疾病有顯著的危險因子（例如生物遺傳之於某些自體免疫疾病，或吸菸之於肺癌），但這些因子並非單獨存在。性格本身不會導致癌症：人不會單純因為壓抑怒氣而罹癌，也不會因為人太好而得到漸凍症。系統性模式認為，在疾病生成或恢復健康的過程中，是有許多步驟與因素共同作用。本書已說明過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根據生物心理社會的觀點，個體的生物狀態反映了其一生中與環境互動和能量互換的歷程，在這之中，心理及社會因素和身體一樣重要。就如蓋爾曼醫師所說的，治療是尋找平衡與和諧的過程。
我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英語中「治療」一字的古老字源乃意指「整體」，因此「完整」也有健康的意思。治療就是回復成完整的狀態。但要怎麼變得更為完整？而我們又是為什麼失去了完整？
原本完整的個體變得有所缺失，可能原因有二：失去了某樣東西，或是個體內在過於憂慮，因此原本順暢運作的部分出了問題。我們已經知道，壓力是個體對威脅的反應，原因包括基本的需求遭到否決，而這會擾亂身體內在的平衡。身體飢餓是剝奪的一種形式，不過在現代社會中，剝奪通常來自心靈，例如缺乏情緒養分，或是心理和諧的毀壞。
有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女士說道：「我搞不懂自己為什麼會得到癌症。我生活很健康，飲食均衡、有規律運動，一直都有好好照顧自己。如果有所謂健康的寫照，那我再符合不過。」她一直不知道壓抑情緒會引發的壓力，由於不知道壓力的存在，因此忽視了這個部分。她有意識地認真照顧自己，但自己所沒有意識到的部分就是漏洞所在。因此，知識與領悟擁具有轉變的力量，領悟比建議更有幫助。如果我們能以誠實、同理、清晰的視野審視自己，就能瞭解該如何照顧自己，看見原本隱藏在黑暗之中的自己。
獲得完整、健康的潛能就在我們自己手中，就像疾病與不和諧也是自己造成的。疾病就是不和諧。更準確地說，疾病是內在不和諧的展現。如果把疾病視作外來勢力，到頭來我們可能會向自己發動戰爭。
回歸健康的第一步是拋下所謂的正面思考。在安寧療護的過程中，我見過許多絕望的患者，百思不解自己怎麼會罹患癌症。有一位將近五十歲的男士對我說：「我一直都正面思考，我從來不向悲觀的想法屈服，我怎麼會得到癌症？」
對付極端樂觀，我的解毒劑是負面思考。「當然是開玩笑的」，我很快補充道：「我真正的意思是，我相信心態的力量。」一旦我們以正面這個詞來形容思考，就排除了現實中負面的部分，多數信奉正面思考的人都是如此。真正的正面思考必須含括現實中的所有面向，首先我們要有面對全面真相的自信，不論那是什麼模樣。
就如麥可．柯爾醫師所點出的，強迫樂觀是約束、逃避焦慮的方法之一。這種形式的正面思考是遭到創傷的孩童的應對機制。未意識到自己創傷還未痊癒的成人，會讓這種殘存的防禦機制變成一種生活原則。
症狀的出現或得知診斷的結果會啟動兩方面的探詢過程：此疾病反映了過去與現在的什麼問題？未來該怎麼做會有所助益？許多人都只著重治療二元體中的後半面向，未全面考慮到最初導致疾病顯現的原因。這種「正面」的方法充斥在書架上和媒體頻道中。
要能痊癒，我們必須凝聚負面思考的力量。負面思考並不是把哀傷悲觀的想法偽裝成「現實」，而是代表我們願意思考，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什麼面向失去平衡？我忽略了什麼？我的身體對什麼發出抗議之聲？如果不自問這些問題，那就永遠無法找出導致失衡的壓力來源。
更根本的問題是，不願捫心自問本身就是一種壓力。首先，「正面思考」背後無意識的信念是：我們不夠強壯，無法面對現實。讓恐懼握有主導權會引發童年的擔心恐懼感。不論個體是否意識到這種擔憂心態，都會帶來壓力。其次，缺乏對自我與自身情況的必要認知也是一大壓力來源，會啟動HPA軸線的壓力反應。第三，獨立、自主控制的能力增加之後，壓力會隨之減弱。
如果個人受到關係、罪惡感、依附需求、渴望成功、懼怕老闆、害怕無聊等種種因素驅使，那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自主。原因很簡單：只要個人受到任何因素驅使，就不可能擁有自主。像被風吹落的葉子，受到驅使的個人也是被更強大的力量操控著，其自主意志並未參與決策，即使這人自認為是自己「選擇」了充滿壓力的生活方式，就算是樂在其中也是一樣，其所做的選擇都帶有隱藏的附帶條件。就連驅使自己的力量，也還是無法拒絕。
患有氣喘的大學講師喬伊絲無法拒絕別人，而她的肺替她發出抗議。喬伊絲之所以害怕拒絕，不是擔心他人觀感，而是因為如果她不督促自己，就會感到一股空洞。喬伊絲說：「這種空洞感的背後是恐懼，我擔心如果不能滿足他人的需求，自己就好像不是真正存在。」如果喬伊絲運用了負面思考的力量，她就能接受自身中可怕的空洞感，能夠探索這種空洞的體驗，而不是一味以正面的功績來填補。
蜜雪兒三十九歲時診斷出乳癌，過去她長期習慣以幻想來尋求慰藉。她回想起童年的不快時說道：「難怪我活在幻想世界中，因為那樣比較安全。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則，用來保護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想要多快樂就多快樂，外在世界則截然不同。」
一份為期將近兩年的研究發現，比起較為腳踏實地的乳癌患者，習慣做愉快白日夢的患者的預後較差，負面感覺較少的患者的預後也不理想[2]。
另一份以乳癌復發患者為對象的研究報告顯示，「自述（心理）壓力不大……以及他人評價『適應良好』的患者，在一年後的追蹤檢查前過世的機率較高[3]。」
研究一再發現思考模式較快樂、煩惱較少的人比較容易罹患疾病，這似乎違背了一般認知。一般認為，正面情緒應該有益健康。的確，真實的愉悅和滿足感有益身體健康，但忽略心理不適感的「正面」心態會降低抵禦疾病的能力。
大腦管理、整合身體所有器官和系統的活動，同時協調我們與環境的互動。這種調節功能的先決條件是，我們對負面因素、危險信號、內在憂慮的訊號要有清晰的認知。如果孩童成長的環境長期充斥混雜的訊息，其大腦的發展會受到損害。大腦評估環境的能力受到削弱，也難以分辨哪些情況有益健康，哪些有害。這種能力受損的人（比如蜜雪兒）所做的決定容易引發更多壓力。他們越以「正面想法」、否認、幻想來壓抑焦慮感，壓力的作用期間就更長，傷害也越大。如果感覺不到高溫，就容易被燙傷。
誠實的負面思考無可避免會帶來我們不樂於面對的痛苦與衝突，但這是必經過程。孩童躲避痛苦和衝突的強烈需求，會發展成容易引發疾病的性格特質或應對方式。
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娜塔莉忍受酗酒又常施以情緒暴力的丈夫。她忠心地照顧他度過兩次癌症手術的恢復期，忍耐著他任性的要求。結果他背叛了她，但即便丈夫已過世數年，娜塔莉仍然無法放下他人的期望。「五年來，我還沒認清自己必須調整步伐。我的身體時常發出抗議，但我仍持續前進。我就是沒學到教訓。」娜塔莉怎麼解釋這種現象？「我體內的小護士不允許我停下來。」這是她告訴自己的說法，彷彿真有一位盛氣凌人的「小護士」控制著她的行為。娜塔莉無法拒絕的時候就容易感到壓力。要擺脫這些壓力，她必須接受令人痛苦的事實：這些都是她自己的決定，童年經歷使她難以堅持自己的需求。
許多人以為自己必須堅守著「快樂童年」的假象，因此缺乏自知之明，妨礙個人的成長。些許負面思考可以給予自己力量，看穿這些自我催眠的幻覺，破除傷害自我的行為模式。
珍是三十五歲的法務助理，二十四歲時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她時常感到虛弱、暈眩、疲憊，還有膀胱問題，甚至曾短暫失去視覺。她在醫療機構待了將近一年，一開始是在急性照護醫院，之後轉到復健機構。那之後少數幾次的復發就輕微得多。
珍十九歲就結婚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年紀比她大得多，充滿控制慾，還會惡言相向。「多半是情緒暴力跟言語辱罵，最後開始動手，他打我，那是促使我離開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和朋友講電話時，他會把對話錄起來。我兼兩份工作，晚上表演音樂，白天做看護。我把薪水都交給他。我不喜歡在他的樂團裡工作，一直奔波，我很寂寞。」
「我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受飲食障礙所苦。我入院時身高一六七公分，只有四十公斤，我有厭食症。我離開丈夫的隔天就入院了。」
「妳忍受暴力的年長丈夫長達五年，這不是巧合，我認為這和妳的原生家庭有關。」
「我不同意，我的家庭一點也不暴力，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我有兩個兄弟和一個姊姊，父母結婚四十五年，非常幸福。我有獲得關愛與溫柔的照顧。」
「我並沒有用暴力這個詞，我是說，妳的經歷和原生家庭有關。」
「這樣啊（長時間的沉默），我不知道耶，你覺得有什麼關聯？」
「我先問你，妳小時候是否曾遭過性暴力？」
「沒有，……不過我十一歲的時候，爸爸工作的夥伴有摸過我。那時我們在露營。我有告訴我爸媽，不是當下就說，是好幾年後。」
「我們當時在營火旁，我穿著短褲。他稱讚我很漂亮，我受寵若驚。他的手放在我的腿部內側，前後大概有半小時，但他開始撫摸時，我就找藉口離開。我知道自己很不舒服。」
「我感到很疑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甚至現在跟你說這件事時，還是覺得這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但我腦海就浮現出這件事，我記得那件事帶給我的感覺，骯髒、噁心、糟糕的感覺。」
「如果妳有個十一歲的女兒，碰到類似這種事，妳會希望她怎麼做？」
「天啊，我一定不希望她拖了好幾年才說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會想要和她聊一聊，幫助她瞭解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她沒告訴妳呢？」
「我會想說，她是不是不敢告訴我。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想……」珍努力忍住淚水，但仍想要繼續訪談。
「妳記憶中的童年是快樂的。」
「一點也沒錯。」
「請談談妳的厭食症。」
「我那時大概是十五歲吧。那時還不知道是厭食症，一直到後來發展成暴食症才發覺。我會把午餐丟掉，早餐也不吃。我瘦巴巴的，爸媽很擔心。」
「妳還記得那時候的想法嗎？」
「主要是和其他年輕女孩一樣，顧慮身體形象。我記得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太胖，我從來都不胖。我只是想說，如果更瘦一些，我會更受歡迎。我的自我價值來自別人是否喜歡我，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我認為這背後的原理是，自我價值來自個人是否感到受父母重視。」
「我覺得如果沒有每科都拿到優異，爸媽就不會愛我。我有一個姊姊，她那一陣子讓爸媽很頭痛，所以所有注意力都在她身上。我姊還有異常出血的問題，所以我們小時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她還住院過，爸媽好長一段時間都以為她得了白血病。」
「讓我來複述一遍，妳小時候除非全科成績優異，否則就覺得爸媽不愛自己；十一歲時遭遇不適當的性挑逗，雖然感到不舒服卻沒有告訴爸媽；十五歲時開始厭食。但妳說童年過得非常快樂，這出了什麼問題？」
珍笑了，「因為我回顧青少年時期的時候，並不覺得很糟，真的。飲食障礙也才剛開始發作……」
「妳有發現妳在逃避我的問題嗎？」
「你問我出了什麼問題……那的確不像是快樂的童年，但我也不覺得童年過得不開心。」
珍從童年回憶中剔除了黑暗的記憶，這其實很常見。有一份研究比較了多發性硬化症患者與無此病症的對照組，請兩組受試者評價童年的家庭生活屬於不快樂、稍微快樂、非常快樂[4]。兩邊都有超過八成的受試者認為，自己的家庭生活屬於稍微快樂或非常快樂，似乎在兩組多數受試者的記憶中，童年都是在夢幻國度中成長，兩組如此回答的比例大致相當。但當他們和珍一樣談起情緒和生活時，童年的理想化景象經常破滅。
「厭食症是我逃避感覺的方式，至於我為什麼會這樣做，我也不知道。」
「也許妳看著父母因姊姊的問題苦惱，想要保護他們。妳擔下照顧者的角色。妳現在很可能仍然扮演這個角色，即便妳自己沒有察覺……繼續照顧著爸媽、兄弟姊妹、丈夫。」
「我照顧他們大家。我丈夫生氣或沮喪時，我第一個念頭是，該怎麼讓他好一點？雖然他的情緒並不是我造成的。這是我的直覺行為。現在我正幫助他治療攝護腺癌（艾德的故事請見第八章），很聰明吧？」
「妳沒辦法幫助他痊癒，反而可能使自己的病症發作。」
「去年就發作過，那時他剛被診斷出罹癌。他的母親生病，後來過世時，也發作過一次，那時我好擔心他，因此忘了照顧自己。我吃得不健康，而且休息不夠。我對我爸媽也是這樣。如果某件事他們知道了可能受傷難過，我就不會告訴他們。我從來沒和他們談過飲食障礙的事，如果多發性硬化症發作，我也不一定會講。我總是輕描淡寫，免得他們擔心。」
成人回想起原生家庭的生活時，常常遺漏了孩童為獲得家長的認可與接受所付出的隱藏代價。加拿大記者潘蜜拉．瓦林（Pamela Wallin）於二○○一年診斷出腸道癌症，她在回憶錄《既然你問了》（Since You Asked）中提供了鮮明的例證。在她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了成人回憶以及孩童的真實情緒之間出現巨大裂痕。她在書開頭處先警告讀者：「我提醒大家，接下來的篇章讀起來可能很像小鎮遊記，或是家人的付費廣告，但對我來說，這都是真的。我覺得我擁有一個近乎完美的童年。」不過這種理想化的景象和瓦林女士坦率描寫的情境極不協調。
「偽記憶症候群」會發揮作用：在意識層次，人們常只記得童年中快樂的片段。就算真的想起令人憂煩的事件，相關的情緒面向常遭到壓抑。孩童於情於理會記得父母之愛，但情感上不被瞭解或支持的感受很容易被掩蓋。在瓦林女士的情況中，她曾一再獨自被關在黑暗的房間中，卻不敢向父母述說她的恐懼和憤怒，這個孩子對此有何感受，書中並沒有提及相關回憶。另一起更令人痛苦的事件再次顯示她缺乏安全感，不敢告訴父母。當時她剛步入青春期，教室中發生令人擔憂的情況，她尋求母親的協助和介入。瓦林女士的母親是女兒學校的老師。「她只斥責我一次。我們小學有一個老師會在課堂上揉捏我們剛發育的胸部，媽媽不願相信我的指控，因為對方是她敬重的同事。她說我應該教其他女同學該怎麼坐，才不會讓他有不受歡迎的猥褻舉動。我想這種回答也是反映了當時的民情吧。我們照做了，然後就只是等待學年結束，升上一個年級，不再接觸到他……我們似乎都撐過了這種經歷，沒有留下情緒創傷。」問題就在於這句「似乎都撐過了」，情緒創傷通常都是難以察覺，但任何傷疤都比原來的健康組織脆弱，復原能力較低：除非被發現並獲得照顧，否則未來很可能再出現痛苦與裂痕。
瓦林女士的書中出現一句間接的論述：「孩子時常無法向父母暢所欲言」，這是她唯一一次提到自己孩童時未曾被好好聆聽。書中沒有描寫到，當孩童覺得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成人不知該如何傾聽時，會有多大的挫折感。整體上，她仍然堅稱自己內心沒有「個人的惡魔需要驅除」，但這其實是充分顯示她對焦慮、怒氣、負面情緒的否認，符合許多研究對癌症病患的觀察。
透過幻想等方式來轉移注意力能幫助孩童忍受某些經驗，否則很可能會觸發特定反應，使自己惹上麻煩。當個人有意識地記得過去事件，卻遺漏了相關的創傷情緒，這就是一種解離現象。這能解釋為什麼許多人都有「快樂的童年」，就像罹患全身性紅斑狼瘡的艾莉絲，即便父親專制、母親情緒心不在焉，她仍對童年有美好的回憶。
「我爸脾氣很差，他一旦生氣，你無法預料會發生什麼事，可能碗盤飛來飛去，他還會亂踢人。」
「妳被踢過嗎？」
「從來沒有，我是他最喜歡的小孩。」
「妳是怎麼得到這個地位？」
「我消失不見。我很早就學會這項技能。」
「妳記得小時候會覺得不開心嗎？」
「不開心？不會啊。」
「這種情況中的小孩難道不會傷心或不快樂嗎？」
「其實已經麻木了。」
「所以其實妳不知道自己是否傷心或不快樂，是因為妳已經沒有感覺了。」
「對，我不記得童年的完整片段。」
「為什麼有人會讓自己變麻木？妳不能找人聊聊嗎？妳媽媽呢？」
「不行，我沒辦法和我媽談，一個原因是，我不想讓她知道我不開心，另外，她也不是獨立的個體，她依附著我爸，她總是事不關己的樣子。」
「小孩會的詞彙不多。我麻木了，但另一方面，在這種麻木之中，我很快樂。」
「是嗎？」
「我會玩娃娃……好，其實不是……我要說的是，我會咬娃娃！」
「什麼叫做咬娃娃？」
「娃娃是塑膠製的，我會咬它們的手指和腳趾！」
「妳壓抑著怒氣，損毀娃娃。妳想想看，什麼時候我們會讓自己麻木？」
「痛苦的時候……」
「到後來，麻木久了，妳就能幻想自己很快樂。那是因為妳對一大部分的現實沒有知覺了，所以才感到快樂。也就是說，妳沒有踏實地在過生活。」
「我同意。」
最後回到保險經紀人達琳身上。她在不孕症檢查時意外診斷出罹患卵巢癌。她的生命歷程絲毫和痛苦扯不上關係。照她的敘述，她一生中唯一的負面經驗，就是罹患卵巢癌，以及即便早期就獲得診斷並接受治療，仍意外復發。她說，最初的預後「值得慶祝」，後來的復發則「令人心碎」。
「我一直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也都有好好照顧自己。我飲食均衡、有運動習慣，保持良好的體態，從來沒有壞習慣。」達琳的唯一一個危險因子就是不孕。就我看來，達琳所描述的人生過於美好，因此不像是真的。整個童年中，她想不到任何一件不快樂的事情，從來不會感到恐懼、憤怒、焦慮或憂傷。
「我有兩個妹妹，我是長女，我們三姊妹很親近。我爸媽也是，他們也都非常健康。此外，我也和丈夫的家人很親近。我很幸運擁有這些家人和交情深厚的朋友，有些從五歲就認識了。我的親友總是鼓舞我，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非常幸運。」
達琳一九九一年移除了癌症病變的右卵巢，保留了左卵巢，希望未來還能懷孕，一年後的確成功受孕了。
「我們談到癌症康復後的五年標竿，我成功撐過來了。切除卵巢五年半之後，當時我兒子四歲，那時開始出現一些我以為無害的症狀：我感到疲倦、體重減輕了一些，不過只有兩公斤多，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兒子還小，我也有工作，家事也很忙，下背部常常痠痛，但我以為是帶小孩、幫他穿脫雪衣造成的。」
「一九九六年再次被診斷罹癌，那時已經轉移了，我們深受打擊，預後和前一次非常不一樣，癌症已經擴散到另一邊的卵巢、子宮、部份下腹部。」
「我有點好奇，妳有卵巢癌的病史，怎麼沒有早一些察覺這些症狀？如果妳有朋友病情和妳一樣，也出現了這些症狀，妳會給她什麼建議？」
「喔，如果是我朋友，就算只是甲溝炎，我也會叫她們去看醫生。」
「妳對待別人跟對待自己的方式差異很大，我從這點察覺，妳的人生也許不完全是妳描繪的樣子。另外一點是，在形容人際關係時，妳說『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覺得』是一種修飾詞，我感覺這透露了一種不確定感，反映出妳內心的掙扎。也許妳的感覺和認知衝突；不然妳應該會直接說『我非常幸運』。」
「我也注意到，妳在談論病痛時會微笑，似乎想要軟化談話內容的衝擊。妳是怎麼學會這樣做的？原因又是什麼？我常見到人們談論身體疼痛、痛苦的事件、意外或想法時，會出現微笑的反射動作。不過小孩剛出生時，他們是不會隱藏感覺的。如果嬰兒不舒服、不高興，他一定會哭，顯現出傷心、怒氣等情緒。我們隱藏疼痛或悲傷的行為是後天學習而來的反應。某些情況下隱藏負面情緒可能情有可原，不過很多人時常自動直覺地這麼做。」
「人們被訓練成在不自覺中縮小自己，以照顧他人的情緒需求，有些人的情況比較嚴重。這些人會藏起自己的痛苦與哀傷，甚至向自己隱瞞。」
達琳仔細地聆聽，不表贊同，也沒有反對。「這個觀點很有意思，我們該在卵巢癌支持團體中提出來討論。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我想你也不需要我馬上做出回應。這個觀點直覺易懂，發人深省，謝謝你提出來。」
培養出負面思考的勇氣，我們才能審視自己的真實樣貌。我們討論過許多種疾病，這些患者的應對機制極為相似：壓抑怒氣、否認弱點、「矯枉過正的過度獨立」。沒有人是故意變成這副德行，大家都不是有意識地養成這些性格特質。負面思考能幫助我們瞭解生命中的真實情況，而我們對環境的感知又是如何形塑性格特質。承受情緒折磨的家庭關係幾乎是每一種重大疾病的危險因子，例如退化性神經疾病、癌症、自體免疫疾病。本書的目的並非責怪家長、上一代的家人或配偶，而是要幫助大家拋下已證實有害健康的迷思。
「負面思考的力量」需要我們撤下美好的濾鏡。不責怪他人，擔下健康關係的責任才是關鍵。
請剛被診斷出疾病的人開始檢視自己的關係，藉此瞭解疾病的本質，這不是件簡單的事。對不習慣表達感覺、鮮少承認自己也有情緒需求的人來說，要鼓起自信、拼湊語句，以同理與堅定的態度跟自己的親人述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而患病時的他們比平時更脆弱、更需要他人的支持，因此更是難上加難。
這個困境沒有一蹴可幾的方法，但如果置之不理，壓力源持續存在，會招致更多疾病。不論患者如何自救，如果不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進行清晰、富有同理的評估，那心理負擔仍舊無法減輕。
我們已經瞭解，他人的期望或意圖並非壓力源，我們自己的感知才是。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珍，因為擔心丈夫的攝護腺癌且自認有責任為他尋求合適的醫療措施，使自己的病情發作。丈夫艾德則憎恨珍處處「控制」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向珍表示自己的感受。珍以為自己必須為艾德負責，而艾德以為珍只是想控制他，雙方的認知都套用了幼年記憶中的關係範本。
漢斯．塞利寫道：「我們的緊繃跟挫折多半是來自於這種強迫性的需求：我們扮演了不屬於自己的角色。」我們必須先承認，我們並沒有自以為的那麼堅強，這是擁有負面思考力量的第一步。永遠堅強的自我形象是為了隱藏弱點，這也就是孩童的相對弱點。我們不必為自身的弱點感到羞愧。堅強的人也會需要幫助，某人可以是某些領域的佼佼者，同時在別處無助困惑。我們無法做到所有事情。許多患者都發覺，追求堅強、無懈可擊的自我形象會帶來壓力，打亂體內的和諧，但有些人太晚才瞭解到這一點。罹患腸道癌症的唐恩敘說自己患病以前的心態是「我可以處理一切」。吉爾妲．雷納也是在癌症復發之後才瞭解到：「我沒法幫到每個罹患卵巢癌的女性，也沒法讀完每一封收到的信，因為那讓我累垮了。」
假如我們學會負面思考，我們就不會再縮小自己的失落情緒。本書有不少受訪對象都以「一點點而已」、「也許」、「可能會」等詞彙來修飾自已的傷痛與壓力。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薇若妮卡經歷過與酗酒的男朋友分手、經濟狀況一貧如洗等艱難狀況，當她回想起這些事件所累積的壓力時，仍輕描淡寫地說道：「不盡然是壞事。」
我是否按照最真實的自我過人生，還是只是為了滿足他人的期望？我的信念與所作所為有多少是自己決定的？又有多少是為了符合為了取悅父母所創造出的自我形象？承受劇烈腹痛的瑪格達之所以成為醫生，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也不是因為父母明確命令或要求她，而是因為瑪格達早在自己年紀夠大能決定一生志業前，就把父母的想法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
「我不及我母親的一半」，前美國第一夫人貝蒂．福特這麼寫道，「我母親是很優秀的女性，堅強、善良、有原則，從來不會讓我失望。她也是完美主義者，試著將她的孩子塑造得很完美[5]。」如果福特女士擁有負面思考的力量，她就能自問，試著將孩子「塑造」得很完美，這樣的行為能有多好？與其以酗酒逃離自我批判並一輩子承受壓力，貝蒂也許能駁斥這難以企及的完美目標。她也許能沾沾自喜地說：「我不及我母親的一半，我甚至連她的四分之一都不想要達到，我只想做自己。」
患有漸凍症的蘿拉不希望管家放假時還接民宿房客，但因此很有罪惡感。她仍然擔下接待的工作，因為她的罪惡感大於拖著行動不便的身體去照顧房客的壓力。
對許多人來說，罪惡感代表他們選擇為自己做某件事。我會提醒大部分嚴重疾病的患者，如果他們沒有罪惡感，那大概是身體某些地方失衡了。他們一直把自己的需求、情緒、利益放在後頭。負面思考的力量能幫助他們擁抱罪惡感，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有了負面思考的力量，艾德也許會說：「罪惡感嗎？太好了，萬歲！這代表我做對了，總算為自己做了某些事。」
對於太太珍的關心呵護，艾德表示：「我想最主要的一點是控制的問題，」他對此「充滿怨恨」，不過處理方式是「隱藏這種感覺」。負面思考的力量能幫助艾德接受堅持自己的主張所帶來的罪惡感，反抗妻子對個人決定的干預。曾有一位治療師對我說：「罪惡感與怨恨兩害相權，請務必選擇罪惡感。」這則建議很有智慧，我也向許多人分享。如果拒絕別人會讓你產生罪惡感，而妥協會留下怨恨，那麼請選擇罪惡感，因為怨恨等同心靈自殺。
分子研究者坎達絲．珀特寫道：「健康不僅在於快樂的想法，有時候，解放長期壓抑的怒氣，以此點燃免疫系統，會成為治療最有效的推動力[6]。」
以健康的方式生氣是七A療癒法則的其中之一。七A療癒法則的目的是破除七個深植於心的迷思，這些迷思會提高患病機率並阻礙治療，接下來本書將一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