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前幾章後，各位可能認為子女長大成人後之所以罹患疾病，父母就是罪魁禍首。這樣的結論並不是我的原意，也不符合科學證據。教養方式無關父愛或母愛的多寡，而是有其他更平凡的因素影響著教養方式。父母的愛是無限的，原因無他：對於年幼子女的無私呵護深植於哺乳類腦部的依附機制中。
假如父母無法發揮愛護之心，是因為他們自己曾經深受傷害。我曾治療過溫哥華的毒癮者，接觸過許多藥物依賴的男男女女。他們生活艱困，可能有刑事記錄、染上毒癮、感染愛滋病、生活困頓、處於社會邊緣，不過拋棄子女，或是子女被帶離身旁都是他們心中最深的痛。而無一例外，他們所有人童年時都曾遭虐待或被拋棄。
如果父母未能對子女表現出無條件的接納，那是因為子女並沒有接收到父母所希望呈現的關愛，這份關愛經過父母人格的折射，展現出另一種樣貌。假如父母承受壓力、有未解的焦慮，或因情緒需求未獲滿足而感到不安，子女很可能陷入近距離拋棄的處境中，而這並不是父母的原意。
不論如何，我們的教養態度與反應很大程度上和我們自己的童年經驗相關。從詳盡的人類心理研究可以看出，教養方式反映了父母早期的童年制約經驗。
心理學家喜歡研究恆河猴這種靈長類，因為牠們體型相對較小，也容易照顧。在一群恆河猴中，約有兩成屬於「高反應者」，牠們和母親分離時，比較容易顯現出抑鬱的行為，HPA軸線的啟動時間更長、幅度更大，且交感神經容易過度亢奮，免疫活動受到抑制的程度也較深。以人類來說，這種高反應者的個性過度敏感。不論是恆河猴或人類，這種個體經常處於社會階層底端，其後代的行為、反應和社會地位也相似。
研究顯示，「改變環境可以扭轉體質為高反應者的宿命」，而且正面改變的影響可以延續至下一代。「受到母親特別呵護關愛的照顧時，牠們不會顯現出平常的行為失調，而會表現出早慧的行為發展，成年時更會爬升至階級頂層。雌性則會仿效其慈愛母親的照顧模式[1]。」
嚴格來說，我們觀察到的並不是學習的行為。父母與子女間的教養模式之所以相似，主要並不是認知學習的結果。世代之間教養方式的傳遞主要是心理發展所造成的，因為大腦的邊緣迴路於童年便已設定完成，PNI超系統內的連結也已建立。前幾章討論過，孩童情緒中樞的發展會受到父母情緒中樞的影響。因此孩童並不是透過模仿來學習父母的教養方式，就算有模仿的成分，也只是部分原因。子女長大成人後會採用何種教養模式，最大的影響是其情緒和依附迴路當初如何與父母互動，進而發展出來。孩童的壓力反應機制的發展也是依循同樣的模式。
一項成果驚人的動物實驗足以說明這個原則。煩寧（Valium）和安定文錠（Ativan）等鎮靜劑皆屬於苯二氮平類藥物。就和其他影響心理運作的藥劑一樣，人工鎮靜劑能發揮藥效是因為特定的大腦區塊上帶有受體，能接收大腦本身製造的天然鎮靜物質。杏仁核是大腦顳葉中的杏仁狀結構，是恐懼和焦慮反應的主要調節器官之一，上面佈滿了天然的苯二氮平物質受體，啟動時可以緩和恐懼的反應。與年幼時較少受到照顧的成年大鼠相比，年幼時常被母親舔舐、理毛的大鼠的杏仁核上含有較多苯二氮平物質受體。幼年時期母親的照顧會影響個體成年後腦部調節焦慮的生理機制，這樣的差異並非基因造成的[2]。
雖然人類的心理發展較動物複雜得多，但同樣具有世代之間複製教養行為和壓力反應的現象。孩童壓力反應的發展也有類似特質。一群加拿大研究人員寫道：「幼兒時期的母親照顧可以影響調解恐懼的神經系統發展，藉此『設定』子女對壓力的行為反應[3]。」簡言之，焦慮的母親很可能撫養出焦慮的下一代，代代相傳。
研究人員制定了分數量表，用以評估父母和子女親密關係的品質，並記錄三代之間的分數：分別是成年母親與其母親的感情，還有成年母親與其女兒的感情。結果發現兩組母女間的感情分數大致一致[4]。
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成年子女中，研究人員發現有HPA軸線與皮質醇分泌的擾動現象。父母的PTSD越嚴重，子女的皮質醇機制受損程度也越深[5]。
瑪莉．安思沃斯（Mary Ainsworth）早期曾與約翰．鮑比共事，後來擔任維吉尼亞大學的發展心理學教授。安思沃斯研發出一套評估父母與子女依附關係模式和品質的方法。在受試孩童一歲前，研究人員會至其家中觀察母親與幼兒的互動模式並記錄觀察結果。一歲時，每組幼兒與母親來到實驗室進行短暫的測驗，實驗名稱叫做「陌生情境」。「二十分鐘的測驗中，幼兒分別與母親待在一起、與母親跟一位陌生人共處、獨自與陌生人共處，或是獨自一人長達三分鐘。測驗原理是，在陌生的環境中將一歲的幼兒與其依附對象分開，應該可以啟動幼兒的依附行為，以利研究人員觀察幼兒與母親分離和重聚時的反應。最有利用價值的評估是發生在測驗中幼兒與母親重聚時[6]。」
研究發現，幼兒出生至今與母親的互動模式決定了幼兒在母親回到現場時會出現什麼反應。在家獲得母親協調陪伴的幼兒，與母親分離時，會出現想念母親的舉動；當母親回到房間時，幼兒會主動尋求肢體接觸，他們容易被安撫，很快又回到輕鬆玩耍的狀態。這種模式稱為安全型依附。另外還有數種不安全型的依附模式，分別是迴避型、矛盾型或無組織型。迴避型的幼兒與母親分離時不會出現抑鬱行為，重逢時則會迴避或忽視母親。這樣的行為不代表真正的獨立，而是一種假性自主，我們在類風濕患者身上觀察到類似的現象，他們抱持只能依賴自己的想法，因為向父母尋求協助只是徒勞無功。不過在身體內部，當父母回來時，迴避型幼兒的心律改變，顯示他們的確感受到生理壓力。不安全型依附的幼兒在家並未獲得協調教養，他們隱約接收到母親心不在焉的訊息，或是接觸時遠時近的矛盾訊息。
一歲時，幼兒對於關係的反應就已經展現出未來的個性與行為特徵。這項陌生情境測驗在不同國家重複實施過數百次，一歲時的觀察結果已是青少年時期行為精準的提前指標，可以預測受試者的情緒成熟度、同儕關係、學術表現等面向。安全型依附的幼兒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一致優於不安全型依附者。
不過丹尼爾．西格（Daniel Siegel）在《人際關係與大腦的奧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書中指出，關於教養模式世代間的傳遞，最重要的一項發現是，早在孩童出生之前，研究人員就能精準預測他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現。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瑪莉．曼恩（Mary Main）教授曾是安思沃斯博士的學生，她設計出一套方法，可以精準評估成人童年時期與父母的依附關係。這套方法著重的不是受訪者回答問題時講述的內容，而是說話的方式。比起受訪者有意識想要傳達的內容，他們的言談模式和「恰巧」選擇的關鍵字更能實際描繪出童年的情況。說話者欲透過文字來表達的意義僅能反映他們有意識的想法，通常會過濾掉痛苦的回憶。述說的模式──不論是流暢或結結巴巴、詳細或貧乏、一致或自相矛盾、有無佛洛伊德式口誤、插入語或明顯的偏離話題──觀察這些面向才能洞察真實的情況。
瑪莉．曼恩所研發的測驗叫做「成人依戀訪談」（AAI），就像在陌生情境中幼兒的反應一樣，我們也能根據成人的回答推測他們早期與父母互動時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多寡。
結果顯示，「AAI是幼兒與其父母依附關係最有力的預測指標」。也就是說，在依戀訪談過程中，從成年受訪者無意識揭露的童年情境，可以預測此人自己與子女的依附關係。因此，在子女出生前與父母進行AAI，其訪談內容可以精準預測受訪者子女一歲時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現。此外，二十年後再追蹤受訪者的子女會發現，他們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現同樣精準預測了他們在AAI時的述說模式。
也就是說，成人進行AAI時對自己童年的敘述，通常可以預測其教養未來子女的方式，進而預測其子女一歲時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現，而這又預示了子女二十年後在訪談中述說童年的方式！
瞭解家族歷史可上溯數代後，責怪就變得沒有意義。英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鮑比寫道：「瞭解這一點後，把父母當作反派的想法也就灰飛煙滅。」他的研究成果乃是以科學來解釋幼兒和童年時期依附的重要性。那我們該怪誰呢？
知道壓力會世世代代傳遞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本書所談及的個人生命史許多都提到數代家族成員患病，或是同一代好幾個成員罹患截然不同、毫不相干的疾病。
讀者可能還記得第一章提到一位風濕科醫師來信抨擊我所撰寫關於瑪莉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到，瑪莉童年經歷受虐與被拋棄，因此培養出壓抑的應對模式，而這種經驗是她罹患硬皮症的部分原因。這位專科醫師聲稱，硬皮症是一種遺傳疾病，而我的主張「毫無可信度」。她寫道：「這篇專欄可能誤導一般大眾，誤將發病的責任強加於硬皮症患者與其家屬上。」這位風濕科醫師所說的「強加責任」指的就是歸咎，但我們現在已經瞭解，究責並不是問題所在，重點在於世代之間壓力與焦慮無意識的傳承。
我的另一位患者凱琳同樣死於硬皮症。她的病程比瑪莉快得多，確診後不到一年就因病過世。我是在她過世前幾個月才和她熟識，雖然我接生過她的孩子，也一直是他們的醫生，不過在診斷出硬皮症之前，她自己的健康問題都是尋求另一位女醫師的協助。
凱琳就像瑪莉一樣，和善安靜，關心所有人，卻忘了照顧自己。當被問及自己的近況，她的回答總伴以溫暖並隱藏自我的微笑，用來保護傾聽者不被她的身體和情緒痛苦煩擾。她會快速岔開話題，改談別人關注的事情，遠離自己的煩惱。
我忘不了我和凱琳的最後一次對話，那時是在醫院病床邊。她的心肺幾乎已經快停止運作；距離死亡不過二十四小時。我問她覺得如何，她馬上把注意力轉到我身上，問我近來發生什麼事。我有點失望地說，當天早上我得知編輯砍掉了我為當地報社撰寫的每週醫學專欄。凱琳臉色沉下來，同情地對我細聲說：「喔，真糟糕，你那麼喜歡寫作。」罹患重病，即將於四十二歲走向死亡，留下丈夫和四位子女，但這位女士對於自己的悲苦情緒沒有吐露一個字。
在最近一次訪談中，凱琳的丈夫蘭迪這麼說：「她的個性長久以來就是愉悅和善，不論自己健康或生病。」據蘭迪的說法，凱琳「掩藏很多情緒」，尤其是沮喪的時候。有兩件事她極少談起：絕症和童年。「她提起童年的時候，都只會說到少數幾件快樂的事。」
從蘭迪的角度來看，凱琳童年的愉快回憶極少，中間間隔很長。她的爸爸是位成功的商人，就像嚴厲霸道的工頭，說什麼就是什麼。他們家有兩個小孩，而他對大女兒凱琳的要求很高。「在我看來，凱琳心裡認為，父母覺得懷上她是件很不碰巧的事。她覺得自己太早出生，她爸媽不想要她。」
凱琳生病末期發生了一件事，蘭迪講到這件事時都哭了：「我們坐在廚房裡，桌上滿是她該吃的藥，她很不舒服。突然間她大哭起來，說著：『真希望我有個媽媽。』其實她媽媽就住在幾個街區之外，但她們不親，所以她不會過來安慰她、抱抱她之類的。那時我們有請一位幫傭，她正在清理冰箱。她聽著很心疼，就走過來擁抱凱琳。我心想，真慚愧，幫傭其實也和凱琳不熟，但同情心比親生母親還多。」
「但我並不想怪她爸媽。他們家也不好過，她媽媽的爸爸拋家棄子，那時凱琳媽媽年紀也還很小，她沒有爸爸，而她的母親（凱琳的外婆）只能獨力養家。」
之後我訪問了凱琳的弟弟，印證了蘭迪對妻子童年的看法。她弟弟說：「家裡少有情感交流與關愛。父親對我們很惡劣，母親時時驚恐。我媽很善良，人很好，但她不會處理這些問題。」
「我父親很專橫。我想我們那時最多只有五、六歲，每週六他會命令我們去清理地下室，清理完才能上來。清理地下室之外，還要擦亮我爸的軍靴，一定要擦到閃閃發光才行。」
凱琳的弟弟說，凱琳有「美麗溫柔的靈魂」，但對父親來說，「她愚蠢無比，她去上大學這件事惹毛他。他完全不尊重她所做的任何事，比方說凱琳是國際母乳會（推廣母乳的組織）的成員，我爸嘲弄她：『妳要餵母乳餵到什麼時候，餵到他們成為青少年嗎？』」
即便成年後，父親還是一樣專制，忍受多年後，凱琳的弟弟終於和父親斷絕關係並拒絕談論他。「對於我被逐出家門，凱琳很擔心，她不懂我為什麼要這樣，我試著說服她，這樣對我比較好，我現在過得很好，但她就是不懂。」
凱琳的弟弟敘述起一件事，和蘭迪所提到的事件十分相似，凱琳的弟弟講的時候也流下淚來：「凱琳過世前一天，躺在病床上──這幅景象令人難過──我太太坐在她身旁，握著她的手，凱琳對我太太說：『真希望我有個像妳一樣的母親，我沒有媽媽。』我很敬愛我媽，但她不是好媽媽，她不會愛人。」
在硬皮症發病前不到一年，凱琳的家人把她排除在家族企業之外，使她深深感到被拒絕。凱琳的弟弟表示：「他們從沒把姊姊列在計畫內，那時看起來並不奇怪。」凱琳自認受到拒絕，深感受傷，但她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直到臨終前才向弟弟吐露。而且凱琳一直堅持弟弟應該和家人重新建立聯繫，「她覺得自己有責任、義務要把事情處理好，凱琳一直都是這樣，試著讓事情變得更好。」
凱琳在家庭中被指派扮演特定的角色，這是幾個世代家族遺留下來給她的角色。我們推想，凱琳的母親童年時也未受到過協調教養。我們很確信，凱琳父親的嚴厲教養方式也是源自他自己的童年。凱琳的父母有許多未獲滿足的情緒需求，加總導致凱琳亟欲讓自己變得討人喜愛，成為溫順、忍氣吞聲的照顧者，絕不會生氣，也不會堅持自己的主張。這就是子女配合父母需求的成長過程，如果重複次數夠多，就會逐漸成為人格特質。
凱琳成功適應了她被指派的角色，不過代價是自己的健康，她終身承受壓力。在凱琳遭受拒絕且不再有韌性面對時，病情一發不可收拾，致命的自體免疫疾病在一年內終結了她的角色和人生。
漢斯．塞利這位壓力研究的先驅，曾提出「適應能量」的概念。「就彷彿我們有適應能力或適應能量的隱藏儲備，遍佈於全身……當所有適應能力用盡，無法回復、徹底耗盡時，我們就會死去[7]。」當然，老化就是消耗適應能量儲備的正常過程。不過就像俗話所說的「一夜白頭」，生理壓力也會使我們老化。凱琳的一生中，她的適應能量被挪去照顧他人，因而忽略了自己，童年時的家庭狀況決定了她的照顧角色，到疾病來襲時，她的能量已經耗盡。
要瞭解壓力、健康、疾病，適應能力是核心概念。適應能力指的是回應外界壓力的能力，不死板、有彈性，而且具創意，不會過度焦慮，也不會被情緒擊倒。沒有適應能力的人只要不受打擾，也能正常運作，不過一旦面臨失落或困境，就會感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無助，他們會責怪自己或旁人。個人的適應能力高低和家族過去數代的分化程度與適應能力息息相關，也和家族經歷過的外在壓力源類型有關。比方說，經濟大蕭條對數百萬人來說都是艱困的時期。家族數代的歷史使某些家族有能力適應、面對，但有些面臨同樣挑戰的家族在生理上則徹底崩潰。
麥可．柯爾寫道：「具高度適應能力的個體與家族，平均來看，較少罹患身體疾病，即便患病，嚴重程度通常只有輕微或中度。」
由於身體疾病生成的其中一個重要變因就是個人的適應能力，而適應能力又受到幾個世代以來情緒處理方式的影響，因此身體疾病就像情緒疾病一樣，是關係處理不佳的症狀，超越「患者」個人的界限。換句話說，身體疾病是當下與過去數代家族情緒系統失調的展現[8]。
反過來照顧爸媽的兒童將會面臨終身的壓抑。父母本身的童年需求未獲滿足，因此使其子女承擔了照顧角色，這種現象會代代相傳。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指出，「危害兒童的方式不只限於責打，家長跟子女間不恰當的共生關係也是許多病態的成因[9]。」
孩童對於家庭系統的習慣性適應行為會隨著時間逐漸成為其「性格」，之前提過，性格不會導致疾病，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某些個性特質（尤其是壓抑怒氣）會提高個體生活中的壓力。因此我們現在知道，「類風濕疾病性格」或「癌症性格」等概念不夠精確，原因在於：這種觀點把個人當作獨立的實體，沒有體認到個人身於多個世代的家庭系統之中，當然會受其影響。柯爾博士指出，比起癌症性格，「癌症位置」的概念會更有啟發性，「癌症性格的概念當然有一定的根據，不過這只著眼於人類運作的個體理論；而癌症位置考量到了人類運作的系統理論。在家庭系統中，每個成員的運作都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影響，彼此調節[10]。」
單一個人屬於多代的家庭系統，家庭和個人則又是更大整體中的一分子：也就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與社會。就像蜜蜂不能脫離蜂巢，人類的運作也不能獨立於整體社會環境。因此討論不能只停留於家庭系統，因為家庭成員的健康受系統影響的同時，社會、經濟與文化因素也在形塑家庭生活。
整體而言，各種癌症和自體免疫疾病都是文明病。雖然資本主義下的工業化社會為多數人類解決了許多問題，居住環境、食物供應、衛生條件都達到一定標準，但也為已獲得基本生存需求者製造了許多新的壓力。我們常把這些壓力視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是人類生活不可避免的挑戰，好似人類生活並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可以跟身在其中的人類脫離。如果我們觀察最近才體驗到都市文明的人，就更能清楚發現，所謂「進步」的好處，隱含破壞生理平衡的代價，這還不包括情緒和心靈的空虛。漢斯．塞利寫道：「觀察祖魯族可以發現，都市化的壓力提高了高血壓和心臟病的發生率。貝都因等阿拉伯遊牧民族定居於科威特市後，潰瘍性結腸炎發生率有提高的現象，據推測這就是都市化的後果[11]。」
現行社會經濟體系，加上「全球化」的趨勢，對家庭的主要影響是，家庭結構受到削弱，也破壞了提供人類生存意義與歸屬感的連結。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當今孩童享受成人呵護陪伴的時間最為短暫。大家庭、村落、社群、鄰里過去所提供的人際聯繫，現在為托兒所與學校取代，在這些機構中，孩童主要面對的是同儕，而不是可靠的家長或類似家長的替代角色。小家庭是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不過即便是小家庭都面臨難以負荷的壓力。現今許多家庭的兩位父母都必須工作才能打平幾十年前單薪就能負擔的基本開銷。漢斯．塞利寫到：「嬰兒和母親分離，或是其他減少人際接觸機會的安置形式，都是常見的感覺剝奪；這個現象可能會是疾病的主要成因。」
影響醫療的身心分離觀點也是現今文化中主要的意識形態。我們通常不會把社會經濟結構與習俗視為健康或患病的決定因素，這些通常不在「考量範圍內」。不過科學數據毫無爭議已顯現出，社經關係的確對健康具有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儘管媒體和醫學界不斷宣傳，高血壓、吸菸、高膽固醇是導致心臟病最主要的原因，不過證據顯示，工作壓力的影響力大於其他危險因子的總合。此外，壓力（尤其是工作壓力）是高血壓和高膽固醇的重要推手。
經濟關係會影響健康狀況，最明顯的原因就是，較高收入者較有餘裕選擇健康飲食、生活習慣、工作環境，並進行舒緩壓力的活動。多倫多約克大學衛生政策和管理學系的副教授丹尼斯．拉斐爾（Dennis Raphael）最近發表一篇研究，探討加拿大等國社會因素對心臟病的影響。研究結論是：「決定一個人能夠健健康康還是生病最重要的生活因素之一就是收入。此外，比起社會整體的經濟情況，個別成員的所得分配對於北美社會的整體健康狀況影響更大……許多研究顯示，相較於醫療與生活型態方面的危險因子，社會經濟情況才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成因，而生命早期的情況影響力尤大[12]。」
瞭解世代相傳的行為和罹病模式，並知道社會因素對家庭和個人生活的影響之後，我們該拋下沒有助益的責怪態度。放下責怪，我們才能向前邁進，擔起必要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