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娜塔莉在一九九六年的春天與夏天壓力很大，可能是過於輕描淡寫了。三月，她十六歲的兒子在戒毒中心待了六個月後出院。他前兩年都因毒品和酒精一再被退學。五十三歲的娜塔莉原為護理師，她說：「我們很幸運能讓他去住院治療。他回家沒多久，先是我先生被診斷出罹癌，接著是我。」七月，她的先生比爾因腸道惡性腫瘤接受手術，術後醫師說癌細胞擴散到了肝臟。
娜塔莉不時會出現疲倦、頭暈、耳鳴的症狀，但都短時間內就會消失。她在確診前一年感覺特別疲憊。六月因為暈眩做了電腦斷層掃描，結果呈陰性。兩個月後她頭部的核磁共振卻顯示出多發性硬化症患者會有的異常徵兆，也就是中樞神經發炎，包覆神經細胞的脂性組織「髓鞘」受損、形成疤痕。
多發性硬化症是最常見的脫髓鞘性神經疾病，會損害中樞神經細胞的運作，其症狀依神經發炎和形成疤痕的位置而有所不同，侵犯的部位大多是脊髓、腦幹、視神經（視神經是傳遞視覺訊息至大腦的一束神經纖維）。若病變位於脊髓，會引起四肢與軀幹的麻木、疼痛等不適感，也可能伴隨肌肉僵硬或無力。若髓鞘脫失發生在大腦下方的小腦、腦幹，會導致複視、語言障礙、平衡失調。若患者有視神經炎，會引起短暫失明。患者普遍都有疲倦的症狀，嚴重程度遠超出一般的勞累。
娜塔莉頭暈的症狀持續到了秋天和初冬，當時她先生比爾是在腸道手術後的恢復期，而且做了十二週的化療，她一直在照顧他。過了一陣子，比爾已經能回去上班，做原本從事的房地產仲介。然後他在一九九七年五月進行第二次手術，切除肝臟腫瘤。
娜塔莉說：「比爾的肝臟被切除了75％。切除後，他的門靜脈（將腹部器官的血液輸往肝臟的主要血管）形成血栓，差點因此喪命。後來他頭腦變得很不清楚，而且很好鬥。」比爾在一九九九年去世，去世之前讓娜塔莉受到的煎熬實在是難以承受。
美國科羅拉多州曾有研究人員針對一百位復發緩解型的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做研究，這類型患者，時而沒有任何症狀，時而復發，反覆交替，娜塔莉就是這一型的患者。研究發現，承受極端壓力的患者，像是關係出現重大問題，或遭遇財務危機，病情惡化的可能性比其他患者高達近四倍[1]。
娜塔莉描述道：「我到一九九六年的聖誕節還是常常暈眩，但在那之後幾乎沒什麼問題，只是走路有點不穩。除了比爾的術後問題──七八月的時候我帶他看了四次急診，其他一切都沒問題。他看起來漸漸好轉，我們都希望不會再有併發症，結果換我病情惡化。」比爾不再出現緊急狀況後，娜塔莉以為自己能夠喘口氣，多發性硬化症卻再次找上門。
「我先生覺得他不想做的事就不需要做，他一直都是這種人。他生病的時候，認定自己因為生病，所以什麼事都不用做。他會坐在沙發上彈指，每次彈都讓人嚇一跳，連孩子們都對他很不耐煩。到了秋天，他病情好轉，終於能讓他跟幾個朋友出門幾天玩，我說：『他需要出門。』」
我問她：「那妳需要什麼？」
「我當時已經受夠了。我說：『帶他出門幾天，去打高爾夫球。』朋友就來把他接走。他才離開兩小時，我就發現自己的病情惡化。」
她從這次經驗學到什麼嗎？娜塔莉遲疑地說：「我需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助人者的角色脫身。但我就是做不到；如果有人需要幫忙，我就會幫。」
「不管自己發生什麼事嗎？」
「對，都過了五年，我還是學不會放慢步調。我的身體常常在抗議，但我就是停不下來。我一直學不會。」
在娜塔莉的婚姻關係中，身體有很多抗議的理由。比爾喝酒喝得兇，常常做出令她難堪的事。她說：「他只要稍微喝多了，就會變得很糟糕，一直和人爭辯、挑釁別人、亂發脾氣。我們出門去參加聚會的時候，如果有什麼讓他不開心，他會毫無理由當場破口大罵。這時我會馬上轉身離開，然後他就氣我不支持他。我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不到四十八小時，我就知道他不會在旁邊照顧我。」
比爾從高爾夫球假期回來後，有幾個月容光煥發。他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對象是他們家的友人。娜塔莉說：「我心想，你看我為你做了多少，我犧牲自己的健康，整個夏天都在你身邊照顧。你性命垂危的時候，我在醫院守了七十二小時，想知道你過不過得了這關。你出院後我也照顧你，結果這就是你給我的回報，我受到很大的打擊。」
心理壓力會增加多發性硬化症的風險，這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了。法國神經學家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第一個對多發性硬化症進行完整臨床描述的人。一八六八年他在演講中談到，患者症狀發作和「長時間感到悲傷或焦慮」有關。五年後，英國一位醫師描述的案例也與壓力有關：「從病因學來看，有必要提到這位悲慘的患者告訴護士的秘密，她說她會生病是因為丈夫被她捉姦在床[2]。」
我在寫這本書時，訪問了九位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其中八位是女性（此病的患者中，女性占六成）。在娜塔莉的故事中所顯現的情緒模式，在這九位患者身上都能明顯看到，差別只在有沒有那麼戲劇化而已。
我的訪問結果與其他公開發表的研究相符。一九七○年有篇研究文章提到：「許多多發性硬化症的研究者表示，他們覺得此一疾病的病因可能牽涉到情緒壓力[3]。」長期以來都有醫學研究者，將以下情形列為助長此疾病形成的可能因素：與父母親其中一方的情感連結過度緊密、心理上缺乏獨立性、情感與對愛的需求極度強烈、無法感受或表達憤怒。一九五八年在一項多發性硬化症的研究中，將近九成的案例都顯示：「發病之前……患者曾經歷過人生痛苦的事件帶來創痛，危害到他們身體的『保全系統』[4]。」
一九六九年，有項研究是從以色列和美國的三十二位患者身上，檢視心理歷程在多發性硬化症中扮演的角色。85％的患者都是在經歷壓力大到不行的事件後不久，開始出現症狀，接著就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他們的壓力源性質差異很大，有人是所愛的人生病或離世，有人突然失去生計來源，或者，有人家庭遭逢重大變故，重新適應生活超出自己能力的範圍。長期的婚姻衝突也是一種壓力來源，工作責任變重則是另一種壓力來源。研究者寫道：「這些的共通點是，患者逐漸認知到自己無法解決眼前的困境，從而覺得自己很失敗、無能[5]。」這些壓力沒有文化差異。
另一項研究將多發性硬化症患者，與不是患者的「對照組」進行比較。患者那一組曾遭遇重大危機的比例是對照組的十倍，婚姻衝突是五倍[6]。
我訪問的那八位女性患者，只有一位還維持著第一段的長期關係，其他人都已經分手或離婚。有四位在發病之前曾遭到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其他幾位則缺乏伴侶的情感支持。
露薏絲是一位記者，她在二十四歲時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她先是出現短暫的複視，幾個月後腿部出現麻刺感。發病前兩年，她都和長她九歲的男性藝術家住在北極圈內一個原住民的小部落。現在的她形容那位藝術家心理狀況不穩定，對方後來因躁鬱症住院治療。她回憶道：「我把他偶像化了，他很有才華，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我可能也有點怕他。」
露薏絲發現在北極生活異常辛苦。「我本來是被保護得好好的西岸女生，住到北極圈內就好像搬去西非的廷巴克圖。離開幾年後我看了心理醫師，他說：『妳能活著出來已經很幸運了。』那裡滿是酒、死亡、殺戮、孤獨，沒有出路。我其實很怕我的交往對象，怕他嫌我不好或生氣。一段夏日戀情本來應該只維持幾個月，結果卻持續了好幾年。我盡力在撐，最後是他把我趕走。」
那裡的生活條件很差。「廁所是在屋外，零下四、五十度的時候，真的很難受。他最後妥協，買了一個尿桶，讓我在夜裡解尿，因為女性比男性更常排尿，對吧？」
我詢問：「那是妥協？」
「對，沒錯。我們得把尿桶搬出去倒，但他不想做。有一晚他把尿桶扔到雪地裡，叫我去用屋外的廁所。我還得搬水，因為我們沒有自來水。我沒得選，如果要跟他在一起，就得忍受這些。」
「我記得我說最想要從他那裡得到的是尊重。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覺得很重要，重要到我願意為此忍受很多事。」
露薏絲說她在早年的生活中就已經極度需要別人認可，尤其是在母女關係中。「我把母親的角色移植到他身上，母親一直在掌控我的人生……告訴我要穿什麼、怎樣佈置房間，從一開始就告訴我該怎麼做。我是過分乖巧的小女孩，也就是說，為了得到別人的贊同，我得克制自己的慾望或需求。我總是在迎合父母對我的期望。」
芭芭拉是心理治療師，名聲很好，為很多慢性病患者做治療。她本身也是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對於她神經上面那些發炎受損的斑塊，可能與她的童年經歷造成的壓抑有關，她堅決反對。
芭芭拉是在十八年前發病。當年她邀請一位男性到她家住兩個禮拜，不久後就爆發第一次病症。這位男性是她在矯正機關輔導的反社會人格者，她說：「他做過很多治療，會邀請他是想給他機會重新開始。」結果這人把她家搞得烏煙瘴氣，也擾亂了她的婚姻。我問她難道不覺得邀請一個很有問題的人到她家，顯示自己有嚴重的界限問題？
「對，也不對。我本來覺得沒什麼，因為就兩個禮拜。但很明顯，我不會再幹這種事。我現在界限很清楚，我有位個案還叫我界限女王，她也是治療師，所以我們是拿這在開玩笑。只可惜我得經歷這些才學會。我有時候會覺得，多發性硬化症是在懲罰我太愚蠢。」
芭芭拉提到疾病是種懲罰，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慢性病患者常遭受譴責或譴責自己，認定生病一定是自找的。如果我的壓抑／壓力論點確實暗指疾病是懲罰，我會贊同芭芭拉拒絕接受這個觀點。但是尋求科學解釋不能摻雜道德教誨與批判。邀請可能對自己有害的人到家裡來住是很不明智的決定，說這個決定是壓力的來源且促使她發病，僅僅是在指出壓力與疾病的關係。這裡是要討論壓力可能帶來的後果，但這個後果不是指懲罰，而是生理上的事實。
芭芭拉堅稱自己和父母一直很相親相愛。「我和母親很要好，我們一直都很親密。」
我說：「我們是在幼年時期學習建立界限，妳怎麼到後來這麼辛苦才學會？」
「我知道要有界限，但我母親不知道。我們大多都是因為這樣起爭執，她分不清界限哪邊是她、哪邊是我。」
芭芭拉的引狼入室在研究上會被定義為主要壓力源，但在那之前還有界限不明帶來的慢性壓力，卻不是那麼容易辨識得出來。童年心理界限模糊，成年後會成為生理壓力的主要來源。這些個人界限不清的人因為與壓力共存，內分泌和免疫系統不斷承受負面影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界限一直遭人侵犯，可是，他們卻學會將此一現實排除在意識之外。
備受推崇的內科學教科書提到：「多發性硬化症的病因仍然不明[7]。」雖然病毒感染可能是病因之一，不過大多數研究都駁斥這點。基因或許有影響，因為的確有些人種似乎與此病絕緣，例如北美的因紐特人、非洲南部的班圖人。不過我們無法以基因解釋哪些人會得此病，以及為什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多發性硬化症醫療中心前主任、神經學家路易．羅斯納（Louis J. Rosner）寫道：「有可能因為遺傳基因增加多發性硬化症的風險，但這種病不會遺傳。就算身上有所有該病的基因，也不一定會得病。因此專家認為該疾病必定是由環境因子引發[8]。」
更弔詭的是，有些人在核磁共振檢查或解剖時發現中樞神經系統有脫髓鞘的跡象，卻從未出現多發性硬化症的外顯病徵。為什麼在神經病理學上同樣擁有這些症狀，有的人卻能逃過一劫，其他人只能任由疾病發展？
羅斯納醫師提到的「環境因子」可能是在暗指什麼？
羅斯納醫師撰文介紹多發性硬化症，雖然立意良善，但在導致發病的原因，排除了針對情緒壓力的探究。他總結道，自體免疫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他解釋說：「一個人會對自己的身體組織過敏，產生抗體，攻擊健康的細胞。」但他忽略了有大量的醫學文獻，將自體免疫與壓力和性格放在一起探討，如此重要的關聯在本書之後的章節裡會有更完整的討論。
一九九四年，芝加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科做了一項研究，探討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的交互作用，以及這兩者對多發性硬化症的潛在影響。[9]實驗使用大鼠，顯示戰或逃反應受阻礙時，人為引發的自體免疫疾病會惡化。而原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動物正常的壓力反應會保護自身。
在討論壓力相關文獻中所描述的多發性硬化症患者，或是我訪問的對象，處境都類似上述芝加哥大學醫院研究中可憐的實驗動物：童年經歷的制約，讓他們受到了可怕和長期的壓力，削弱了他們啟動戰或逃反應的重要能力。真正的問題不在外來壓力，像是那些研究中引述的壓力事件，而是受環境制約的無助感，讓人無法有戰或逃的正常反應。由此引發的內在壓力遭到壓抑，從而消失了。到最後，自己的需求不被滿足或是必須滿足別人的需求，已經讓人感覺不到壓力，反而覺得很正常。此時防禦力已告喪失。
薇若妮卡三十三歲，三年前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她說：「我有次嚴重發病，但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我的腳很痛，麻木和刺痛感一直往上延伸快到胸口，再往下延伸，反覆來回三天。我還覺得很酷，因為戳自己完全沒有感覺！我完全沒有跟別人說。」最後是她朋友說服她去看醫生。
「妳從腳到胸口都覺得麻木、疼痛，但妳都沒有跟別人說？為什麼？」
「但如果是別人從腳到胸部都感覺麻木、疼痛，妳會覺得不重要嗎？」
「不會，我會催他去看醫生。」
「為什麼妳對自己比對別人差？有想到什麼原因嗎？」
「沒有。」
我問薇若妮卡在發病前是否承受了什麼壓力，她給了我一個值得省思的回應。她說：「不盡然是壞事。」
「我是被領養的，養母一直要我去查親生父母是誰，她催了我十五年，我才終於去查。我本來不想，但照著她的要求去做總是比跟她爭吵來得輕鬆，總是這樣。」
「我找到他們，見到他們的第一印象是，噁，我不可能跟你們有血緣關係。知道自己的家族史讓我很有壓力，我不想知道自己可能是亂倫強暴生下來的小孩。看上去是這樣，沒有人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我的生母什麼都沒說。」
「加上當時我被裁員了，等著領失業救濟金。這之前幾個月，我把男友趕走，因為他是酒鬼，我再也受不了了，理智不是用在這種地方。」
這些壓力就是這名年輕女子口中的不盡然是壞事：養母不管她是否願意，不斷施予壓力，要她去和不健全的原生家庭重聚；發現自己的生母會懷孕也許是遭到亂倫強暴（加害者是堂兄，她的生母當時十六歲）；財務上捉襟見肘；與酒鬼男友分手。
薇若妮卡對養父的態度是正面的，她說：「他是我的英雄，永遠支持我。」
「所以妳母親給妳壓力的時候，妳為什麼不去找他幫忙？」
「我沒有跟他獨處的機會，要找到他得透過母親。」
「那妳父親對這整件事有什麼反應？」
「他就在旁邊袖手旁觀，但我看得出他不是很高興。」
「和爸爸很親是好事，但妳可能要找一個更有主見的人來當妳的英雄。而且要痊癒的話，最好能做自己的英雄。」
一九八七年，英國的天才大提琴家賈桂琳．杜普蕾死於多發性硬化症衍生的併發症，享年四十二歲。她的姐姐希拉蕊後來懷疑，有沒有可能是壓力導致妹妹生病，神經科醫生都向她確認與壓力無關。
正統醫學的觀點後來也沒什麼改變。多倫多大學多發性硬化症醫療中心提供的手冊告知患者：「多發性硬化症雖非由壓力造成，仍強烈建議患者遠離壓力。」壓力當然不會「造成」多發性硬化症。發病無疑有許多因素相互影響。但壓力與此並沒有關聯嗎？我們所檢視的相關研究以及患者的人生經歷，都可見與壓力有關聯。賈桂琳．杜普蕾即是一例，她一生的經歷說明了，因壓抑情緒而生的壓力會導致什麼樣的悲劇。
杜普蕾的聽眾常在演奏會中潸然淚下。有人評論她的演奏「令人屏息、讓所有人如癡如醉」。她熱情的演出有時極為激昂，衝擊觀眾的情緒，在舞台上的呈現完全不受拘束，和私下個性不同：她在台上秀髮飛揚、身體搖擺，比起古典音樂會的拘謹，更多的是搖滾音樂的狂放。有觀眾回憶道：「她給人的感覺是溫柔嫻靜的鄉村婦女，但大提琴一到手中就像變了一個人[10]。」
直至今日，杜普蕾有些演奏會錄音仍無人能超越，特別是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這部作品是名作曲家愛德華．艾爾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絕望的氛圍中，所作的最後一部重要作品。他在一九一七年寫道：「所有美好純淨清新甘甜的，皆一去不復返。」當時他已七十，已近遲暮。姐姐希拉蕊．杜普蕾在《狂戀大提琴》中寫道：「賈姬能揣摩遲暮老人的心境，這項才能令人驚奇、難以解釋[11]。」
令人驚奇沒錯，但難以解釋嗎？可能沒那麼難。賈桂琳．杜普蕾沒有察覺二十歲的自己已經來到人生的暮年，再過幾年她就會發病，結束音樂生涯。她不曾說出口的情緒蘊含了太多懊悔、失落、無奈。她能對艾爾加感同身受，是因為她自己也承受著一樣的苦痛。他的肖像總是讓她心神不寧，她告訴姐姐：「姐，他一生悲慘，又生了病，但他靈魂的光亮卻能穿透這些。這就是我在他的音樂中所感受到的。」
賈姬這番話何嘗不是在描述自己打從出生開始的命運？她母親還和她在婦產科醫院時，就聽聞自己先生過世的噩耗。從那時起，賈姬和母親之間形成一種共生依存關係，雙方被緊緊綑綁在一起。她既不能只當小孩，也無法真正長大。
賈姬是很敏感的小孩，安靜內向、偶爾調皮。練琴以外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她很溫和。她的音樂老師說六歲的她「非常有禮貌、家教很好」。她向世人展現親切溫順的面貌，在她就讀的女校，學校秘書記得她是幸福快樂的孩子；在高中同學的印象中，她是「友善開朗的女生，和大家相處融洽」。
賈姬的內在則截然不同。希拉蕊敘述有天妹妹突然大哭著說：「在學校大家都不喜歡我，很糟糕，他們都笑我。」賈姬有次在訪談中描述自己是「被其他小孩排擠的那種孩子，他們會成群結黨重複一些不堪的話」。她年少笨拙、不善社交，對念書沒興趣而且話少。希拉蕊說妹妹一直以來都不太會用言語表達自己。她的傳記作者伊莉莎白．威爾森在《杜普蕾的愛恨生死》中寫道：「有一些比較敏銳的朋友注意到賈姬陽光的外表下，開始浮現憂鬱的陰影[12]。」
在生病之前，賈姬一向都不讓母親知道自己的感受。希拉蕊想起兒時有段回憶蠻令人發毛的，當時賈姬面色凝重地悄悄對她說：「妳不要跟媽媽說，等我長大，我會沒辦法走路、沒辦法動。」該如何解釋這個駭人的自我預言？若不是無從解釋的神秘現象，就是無意識深處的投射，孩提時的她已經覺得無法自主行動、備受束縛、動彈不得。而在那句「不要跟媽媽說」的背後是無奈，因為知道母親接收不到自己發出的訊號，就算試著顯現出陰影黑暗面，傳達自己的痛苦、害怕、焦慮，也只是徒勞。許久之後多發性硬化症找上門，她這一生對母親的不滿全部爆發，突如起來就發怒，難以控制、夾雜咒罵。從前那個溫順的小孩變成充滿敵意的大人。
賈姬對大提琴縱有再多熱愛，心裡有部分對大提琴名家這個角色仍是抗拒的。音樂名家的形象掩蓋了真實的她，成為她抒發情緒唯一的管道，也是讓母親注意自己唯一方式。多發性硬化症讓她得以卸下這個角色，她的身體在替她說不。
要直接違背世人的期望，賈姬自己做不到。她十八歲已萬眾矚目，卻羨慕另一位演奏生涯面臨危機的年輕大提琴家。她對朋友說：「那個女生很幸運，她想要放棄音樂的話，大可以就放棄。但我不行，因為太多人在我身上花了太多錢。」大提琴帶領她來到前所未見的高度，但也束縛了她。她太害怕失去音樂事業帶來的損失，因此受制於天賦和家人的期許。
希拉蕊提過賈姬的「琴話聲」，這是因為直接表達情緒的能力從小就已受限，遂以大提琴代自己發聲，將所有激狂、痛苦、無奈以及所有憤怒都傾注到音樂中。賈姬在青春期時，有位大提琴老師敏銳觀察到，她透過演奏，強硬用樂器表現出她內在的那股侵略性。當她投入在音樂中時，其他時候被淡化或消弭的情緒讓她整個人活了過來。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演出看起來如此吸引人，常讓人聽了難過，用俄羅斯大提琴家米夏．麥斯基的話來說，則是「有點可怕」。
距離初演二十年後，賈姬罹患了多發性硬化症，她向朋友訴說自己第一次上台的感覺。朋友說：「她面前彷彿有一道磚牆阻絕了她和外界的溝通，直到開始在觀眾面前表演的那一刻，磚牆才瓦解，她終於覺得自己能說話了。她在表演時一直都有這種感覺。」成年後她曾在日記裡寫到，她從來不知道如何用言語表達，只能透過音樂。
在多發性硬化症讓她再也無法演出之前，她和先生丹尼爾．巴倫波因的關係是她生命最後階段的重心。巴倫波因是在以色列長大的阿根廷猶太人，有魅力、有教養、有國際視野，年紀二十出頭已是國際音樂群星中的超新星。他是風靡樂壇的鋼琴和室內樂演奏家，也漸漸成為有名氣的指揮家。賈姬和巴倫波因相遇，兩人之間的音樂交流自然激盪出熱情的火花，甚至可說是超凡的體驗，一場戀愛與婚姻就此展開，童話般的愛情讓他們成為古典樂壇的佳偶。
可惜賈姬婚後並沒有比在原生家庭擁有更多自我。熟悉她的人很快發現她講話出現融合美式與英式的口音，聽起來有種說不出的怪。賈姬無意間採用了她先生的說話方式，顯示她被個性更強勢的先生同化。她再次將自己塑造成別人需要和期望的樣子，希拉蕊寫道：「她內心寬廣的世界除非透過演奏，否則沒什麼機會展示。她必須是順應當下情境的那個賈姬。」
正在她身上進行的神經疾病尚未被診斷出來，但她已開始出現虛弱、跌倒等嚴重症狀，這時，她依循一直以來的模式，保持沉默。她掩蓋問題，沒有驚動先生，裝作是其他原因讓她動作遲緩。
她婚後不久，希拉蕊問過她，如何適應跟先生工作與私人關係都在一起帶來的壓迫感。她說：「只能說我不覺得那是壓力，我覺得自己很幸福。我愛音樂也愛我先生，在這兩者上我都有很充裕的時間。」但很快她就逃離了先生和事業，開始認為她先生阻礙她做真實的自己。她短暫離開這段婚姻，和姐夫發生關係來表達自己的不快樂，同時也再次顯現她缺乏明確的界限。她深陷憂鬱，有段時間完全不想和大提琴有任何關聯。回歸婚姻和事業後，她隨即被診斷出多發性硬化症。
杜普蕾的琴話聲一直是她唯一的話語聲。希拉蕊稱之為妹妹的救贖。但那並不是救贖。她的琴聲是為了觀眾，而不是她自己。群眾喜歡她慷慨激昂的演奏，可是對她重要的人卻不曾真正傾聽她。她的音樂令觀眾哭泣、受樂評稱頌，但沒有人真正聽她說。悲哀的是她自己也對內心的聲音掩耳不聞。藝術表達本身僅是展現情緒的一種形式，但不是解決的方式。
賈姬辭世後，希拉蕊聽著妹妹一九七三年演奏艾爾加協奏曲的BBC錄音帶，那場音樂會由祖賓．梅塔指揮，是賈姬最後一次在英國公開演奏。「調音一會，稍作停頓，演奏開始。我嚇一跳，她放慢了節奏。幾個小節後一切再明白不過。我非常清楚是怎麼回事。賈姬一如既往在用大提琴發言。我聽出她在說什麼了……我幾乎可以看見她臉上的淚水。她在向自己道別，為自己演奏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