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威财经杂志《富比士》发行人

　　里奇．卡尔加德（Rich Karlgaard）

　　畅销作家、演讲家，曾获１９９７年度安永企业家奖。

　　卡尔加德从小就无法写出通顺文章，只有体育成绩突出。意外录取史丹佛大学后，尽量选择营养学分、修最容易过关的课。侥幸毕业后，依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好当洗碗工、夜间警卫、临时打字员等，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会在工作时恍神、偷懒，跟同事起莫名的争执，还会趁在酒铺值夜班时偷酒喝。

　　26岁时脑袋终于「开机」，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29岁创立矽谷顶尖的公关公司；34岁创办矽谷第一份商业杂志；44岁打破当时论资排辈的传统媒体文化，成为《富比士》杂志的发行人；46岁学会开飞机，３年后甚至以自己的飞行探险为题，写出畅销著作。卡尔加德在世界各地一年演讲超过50场，还在各大财经节目担任评论员，以幽默睿智的风格闻名。

　　着有《人生2.0》《软优势：卓越企业的永续之道》，并合著有《团队天才》。

　　译者简介

　　林力敏

　　专职译者，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毕业，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林荣三文学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项。

　　译有《原力思辨》《人生问题的有益答案》《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康乃尔最经典的思考逻辑课》《真确》《黑马思维》等（皆为先觉出版）。

　　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全都不是我们的错：没有所有科目全都拿Ａ、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得到绝佳成绩、没有进入心目中第一志愿的大学；或是没有在二十一岁走上人生的正道，因而错失拿到完全符合自己天分和兴趣的迷人职业的第一张门票；或是没有在二十二岁赚进数百万美元，在三十岁前赚进数十亿美元，登上《富比士》的封面；或是没有在三十五岁前终结疟疾、没有解决中东的纷争、没有担任总统的顾问、没有赢得第三座奥斯卡奖。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即使我们没有一开始就发光发热，也不表示就失败了。然而，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却形同共谋般让我们有这种感觉──怎么自己竟然没有像奥运短跑选手那样，从起点就拔腿猛冲，早早就获得成功？我在这里用了「共谋」二字，但并不是指有些坏家伙在神秘的小房间里密谋操控经济，让社会和金融体系对年少得志者格外有利。这共谋确实存在，但不邪恶，而且我们都参与其中。我的意思是，家长、学校、企业、媒体和阅听大众如今简直是疯了，过度把早早崭露头角视为至高、甚至是唯一算数的成就。

　　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年五十三岁的乔安1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她的少女时期充满波折，过得并不快乐。她的母亲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父亲赚的钱虽然还够维持家计，但性情冰冷，对妻子的病情漠不关心，乔安和他几乎说不上几句话。

　　在学校，乔安很不起眼，她的成绩中上，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老师回忆说，乔安还算聪明，但没什么特别的。此外，乔安个性内向，没让同学留下什么印象。她申请心仪的学校，未获录取，只考上备胎的大学。在大学里，她继续展现差强人意的平凡，成绩不至于被当，但也仅止于此。某个教授说，她对学业兴趣缺缺，倒热中另类摇滚，一整天摇头晃脑地听上好几个小时。

　　在毕业之际，乔安就像很多表现还行但缺乏目标的毕业生，模模糊糊想着或许可以读个英语教学研究所。然而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却很普通，只是低阶的行政人员，在当地商会当了一阵子的秘书。

　　出于无聊与好玩，乔安冲动地跟一个男子结婚，两人育有一女。然而他们的性情南辕北辙，乔安被动又爱幻想，丈夫易怒又有暴力倾向，所以虽然有孩子，但两年不到婚姻就吹了，两人在家暴阴影下离婚。

　　此时乔安将近三十岁，觉得自己走上了死路，不仅失业在家，还有个女儿得养。或许不令人意外，她的情况开始每况愈下。她罹患了忧郁症，有时会很想自杀，因此没办法做多少工作赚钱，家中经济跌到谷底。据她所说：「我一贫如洗，只差没有流落街头。」雪上加霜的是，前夫开始尾随她和他们的女儿，逼得她不得不申请禁制令。

　　然而乔安并非一无所有，她有个没人知道的独特天赋；先前的教育没有发现，师长没有看见，同学一无所知，但这天赋始终都在，静候发掘。在家中经济落入谷底的几个月里，她靠着领社会救济金养活女儿，像是在逃避般躲回自己童年的奇想。社会会说她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但凑巧的是，这却让她接近了她的天赋。当她放手任由想像力恣意驰骋时，天赋才开始沛然涌现。

　　现年六十八岁的肯恩，是另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在家中三个孩子里，他排行老么，小名叫波可，是西班牙文「小」的意思。他大哥是明星球员，是老师眼中的宝，很受欢迎，长相俊俏，能言善道，还赢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录取史丹佛大学。然而肯恩却没有英雄出少年，他在学校表现平平，并开始相信自己的小名是指「渺小」。

　　肯恩在加州读完中学，考进地方上的专科学校，没多久就被退学。他耸着肩说：「我漫无目标。」2后来他振作起来，重修被当的科目，顺利毕业，转到洪堡州立大学，主修山林管理。但是当他发觉这主要是在做文书工作，而不是在森林里跋山涉水，不禁感到幻灭。

　　肯恩的父亲是全国知名的财务顾问，肯恩开始跟着他工作，但两人处得并不好。他说：「我爸在今天可能会被诊断出患有亚斯伯格症。他这人常感焦躁不安，会来回踱步，手指忍不住东敲西叩，而且无法揣摩别人的感受。虽然他其实不是个残酷的人，但却会说出很残忍的话。」

　　九个月后，肯恩离开父亲的公司，自己在外当起财务顾问。但他没有多少客户，而且几年后大多数都跑了，他成天没事做，只好到工地打工赚钱，甚至在酒吧弹滑音管吉他卖艺。不过多数时间他都在读书。他说：「好几年来，我都在读商管的书，一个月也许会读上三十本商业杂志。在那十年间，我想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评估企业价值的理论。」

　　肯恩的父亲患有亚斯伯格症，在带人方面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肯恩的第一个兼职秘书工作九个月就辞职不干，还说肯恩是个跋扈又糟糕的老板。如今他承认：「我大概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肯恩二十多岁时，财务顾问的工作始终做得没什么起色。但他靠着那套理论得到一点创投基金，甚至当上临时的执行长，这让他燃起一股壮志，卖力投入工作。

　　肯恩到三十岁才开始发掘他的潜能。

　　你发觉这两位大器晚成的人是谁了吗？给点提示：乔安和肯恩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亿万富翁，时常登上《富比士》全球富豪榜。乔安．凯瑟琳．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就是Ｊ．Ｋ．罗琳，她是《哈利波特》的作者；肯恩．费雪（Ken Fisher）创办了费雪投资公司（Fisher Investments），替全球五万多个客户管理一千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你到哪里去了，乔．狄马乔？」美国民谣摇滚乐团赛门与葛芬柯在一九六○年代畅销金曲〈罗宾逊先生〉里唱道。写出这首歌的保罗．赛门明白，一九六○年代是个狂乱的时代，社会不再像一九四○和一九五○年代崇尚不爱出风头的沉默英雄，把他们当成文化象征。新的英雄要青春不羁，掌握潮流。

　　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我们会问：你到哪里去了，大器晚成的英雄？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在于，罗琳和费雪年少不得志，缓缓走过人生路，很晚才发迹，然后缴出惊人的成绩，但他们的故事却与今日社群媒体的文化脱节。现在罗琳五十多岁、费雪六十多岁，我们不禁想问：如今振奋人心的大器晚成者在哪里呢？美国、英国、西欧和急起直追的亚洲日益富裕，大器晚成的例子是不是比先前少了？还是有其他理由？难道今日社会高度竞争、强调资料分析、充满高度压力，不适合大器晚成的人以缓慢步调寻找自己的天赋？

　　我认为大器晚成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人类与社会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决定研究这个主题，进而写出这本书。我相信，如今我们比过去更迫切需要这些大器晚成的故事。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年纪轻轻即功成名就的少年英才。芮莉．韦斯顿（Riley Weston）的成就非常惊人，十九岁就跟迪士尼的分公司正金石影业签下三十万美元的合约，替电视影集《费莉希蒂》写剧本，描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个大一新生的故事。韦斯顿年纪轻轻就一鸣惊人，还登上《娱乐周刊》杂志好莱坞创意人物榜。

　　不过问题在于：韦斯顿的真名为金柏莉．克拉玛，是位住在纽约的三十二岁女性。她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三十二岁了，谁都不会用我。」3她说得大概没错。

　　早慧似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占尽好处。二○一四年，十七岁的马拉拉．优萨福扎伊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赢得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和西蒙．波娃女性自由奖。在科技界，神童帕尔默．拉奇二十岁就创办了欧酷拉虚拟实境公司（后来被脸书以二十亿美元收购），成为虚拟实境圈的要角。十四岁的少年罗伯特．奈伊开发出手机游戏「泡泡球」，才短短两周就赚进超过二百万美元。伊万．斯皮格是社交软体Snapchat 的创办人，二○一七年股票公开上市后，二十六岁的斯皮格身价就有五十四亿美元之谱。不过这都远远比不上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柏，现年三十四岁的祖克柏身价为六百亿美元，是全球最富有的前五大富豪。

　　即使在老成的西洋棋界，挪威的马格努斯．卡尔森以二十五岁之龄三度登上世界冠军。先前他十三岁就赢得西洋棋特级大师，二十一岁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二十三岁获《时代》杂志选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很多杂志现今都在歌颂少年有成的英才。《富比士》每年都会公布「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表彰青年才俊和明日之星。除此之外，《纽约客》有「四十岁以下二十位杰出青年榜」，《财星》有「四十岁以下四十位杰出青年榜」，《企业》有「三十五岁以下三十五位杰出青年榜」，《时代》有「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全在歌颂英雄出少年。4

　　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为青年才俊拍手鼓励并没有错，各种成功都值得认同与赞赏。然而现在这个时代并不只是认同青年才俊，而是过度称颂年轻时外显的成就，例如分数、金钱、名字和耀眼的工作等，其黑暗面便是在说：如果我们或孩子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取得佳绩，考进十大名校，改写一个产业，或者在某个改变世界的酷炫公司觅得人生第一份工作，那么在某方面来说就失败了，注定一辈子是输家。

　　我认为这种观点影响了许多层面，导致社会对年少便取得成就产生狂热，老师和家长因此犯下代价极大的错误，他们不当衡量我们的孩子，施加大量的压力，使家中蒙受毫无意义的心理与情绪负担。

　　在压力极大的城市，有些菁英幼稚园就会利用父母对三、四岁子女会输在起跑点上的恐惧。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国际学校为三岁孩童提供「完全沉浸式的第二外语教学课程」5，一年学费为二万美元。纽约的哥伦比亚文法学校更令人咋舌，一年学费为三万七千美元，你三、四岁的孩子会上「严格的学业课程」，上课地点包括三间图书馆、六间音乐教室和七间美术教室。《亲子》杂志写道：「哥伦比亚文法学校让孩子替未来做好准备──考取一流大学不是梦。」

　　这可是真心话，如果不是想让他们才三岁的孩子在起跑点就取得领先，家长又怎么舍得花费四万美元？这些贵族幼稚园说，高昂的学费是很值得的，可以让你的孩子在十五年后考进知名大学。这种说法无比直接──或者说无比吓人。如果你的孩子最后没有考进「大学名校」，人生就会充满艰苦。

　　家长让孩子就读适当的幼稚园之后，压力可没就此结束。「很多家长跟我连络，说他们十四岁的孩子在暑假没有好好做正经事，简直让他们急疯了。」6前史丹佛大学招生办公室职员伊莲娜．史密斯向《大西洋》杂志表示。现在她在矽谷经营大学申请顾问公司，客户通常得付一万美元以上的顾问费。

　　录取大学名校之后，花费更是惊人。如今在美国前二十大私立名校就读四年，包括学费、膳宿费和书籍费等开支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前二十大公立名校比较便宜，但四年的学费、膳宿费和书籍费等，依学生是在自己的州或跨州就读，平均也要花上十万至二十万美元。

　　坦白说，我们的社会无比崇尚年轻有为，幼稚园到大学的校方纷纷出招抢钱，我们则掷出千金，负债累累。从一九七○年以来，大学学费的调涨速度比通货膨胀7快了三倍之多，如今全美国的学贷总额达到一兆三千亿美元，违约率为十一．五％。无论如何，急切地想要早点成功所导致的潜在危机，甚至比二○○八年的房地产泡沫还严重。

　　值得吗？我们先停下来仔细思考，难道这辈子想活得成功圆满，就非得赢在起跑点上？老实说，我看不到任何依据。事实上，我还看到很多反例。

　　以最近的体坛为例。二○一八年的超级杯8，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阵中都没有多少五星级的早慧球员──准确地说，在两队合计四十四位先发球员中，只有六位在高中就是明星球员。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雷迪，高中时期连一级或二级球员都不是，而是「未入列」。费城老鹰队的四分卫尼克．福尔斯战功彪炳，获颁二○一八年超级杯最有价值球员奖，但他不仅高中时期只被列为第三级球员，该球季多数时间甚至长坐板凳，直到球队的先发四分卫卡森．温兹在季末因膝伤停赛才有上场机会；而即使是温兹本人，在高中时期的排名亦是「未入列」，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温兹高三时在校队主要不是担任四分卫，而是接球员。

　　由于温兹在高中是「未入列」，没有大学名队要他，他只得落脚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小球队。然而他在该校身高暴长到一百九十三公分，体重增为一百公斤出头，在大学赛场上大放异采。而在大学时才出头，以美式足球的标准来说其实算晚的了。现在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走着自己的路，可能像温兹这样后来居上？有多少人在高中是「未入列」，或在初入职场甚至是现在被刷掉？我们可能有什么目前还没有发现的天赋或热忱，能使我们展翅高飞？

　　Google 先前相信英雄出少年，原因显而易见。这家公司当初是由两位史丹佛研究生所创立，他们的ＳＡＴ测验数学成绩绝佳。最初几年，Google 招募年轻的程式设计师和数学天才，就像在找两位创办人的翻版。后来他们发觉员工的组成不太平衡，太多分析能力强的高智商天才，却缺乏人文知性和常识，导致网站首页设计不佳，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近年来 Google 也发觉，ＳＡＴ测验分数与名校的学历，并不能跟工作上的亮眼表现划上等号。

　　当今的潮流是出头要趁早，但大器晚成的人仍时有出色的成果。畅销小说家珍娜．伊凡诺维奇生于一九四三年，在纽泽西的蓝领家庭长大，后来成为家庭主妇，三十多岁才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的热情与天赋。但接下来十年，她出师不利，投稿屡遭回绝：「我把我写的神秘故事寄给编辑和出版经纪人，用一个大纸箱来装拒绝的回信。装满之后，我把纸箱烧了，然后套上丝袜，到派遣公司上班。」9

　　伊凡诺维奇四十多岁才学着写惊悚小说：「我花了两年……跟警察喝啤酒，学射击，练脏话，最后创造了史蒂芬妮．帕卢这个角色。」

　　亿万女富豪黛安．亨德里克斯10生于酪农家庭，在威斯康辛州卖房子维生，结婚，然后离婚，十年后遇到屋顶承包商凯恩，两人成婚，把信用卡额度用好用满，创办了ＡＢＣ供应公司（ABC Supply），销售窗户、水沟和屋顶等建筑用品。如今这家公司市值五十亿美元。另外，黛安还跨界制作好莱坞电影。说到电影，名演员汤姆．汉克斯也是个大器晚成的例子，他的父亲是厨师，母亲在医院工作，学生时期就读地方上的社区大学，曾经看起来没什么前途。太空人史考特．凯利在外太空待了破纪录的五百多天，却自称高中时感到很无聊，他甚至说：「正是因为我成绩落在后半段，其他同学才得以待在前半段。」11通用汽车执行长玛丽．芭拉12当初为了付大学学费，在通用汽车的工厂工作，检查挡泥板和引擎盖。全录公司前执行长厄苏拉．柏恩斯13儿时住在公共住宅，刚进入职场时是从执行助理当起。珍妮．珂妮（Jeannie Courtney）14五十岁时创办了享誉国际的治疗寄宿学校，专门协助迷惘的青少女；珂妮先前从没受过该领域的正式训练，只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经历，例如教八年级学生、开录影带店和卖房子等，相当不起眼。

　　「美国人没有事业第二春这回事。」《大亨小传》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提出过这个错误的观察。他大学就读普林斯顿，二十五岁前后就在文坛声名大噪，可说是年少得志，他本人也虚荣自负。然而那却是他人生的高峰，等步入三十多岁，便一路走下坡。费兹杰罗肯定遇到过各种大器晚成，或是各种开启事业第二春的人吧。费兹杰罗在四十四岁黯然离世，而雷蒙．钱德勒正是在这个年纪才开始写推理小说。一九三九年，也就是钱德勒五十一岁的时候，他才出版了第一本推理小说《大眠》。

　　现在事情有所不同吗？青年才俊们屡屡攻占新闻版面，但他们真像媒体说的那么成功吗？其实，他们很多都深陷泥淖。二○一四学年，在距离史丹佛大学只有五公里远的加州帕罗奥图市根恩高中，有三名深受及早成功压力所苦的学生15，自杀身亡。这所高中都是一心追求能早日有所成就的好学生，但截至该学年三月，却有四十二名学生因有自杀念头而住院或接受治疗。

　　根恩高中并非是特例。美国年轻人忧郁或焦虑的比例在过去五十年间日趋增加。如今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达到重郁症和／或焦虑症的比例，比一九六○年代高出五到八倍。最近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发现，美国高中生「有十六％表示认真在考虑自杀，十三％表示有自杀的计划，八％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试图自杀」16。

　　这些数字令人怵目惊心。一如美国其他的文化潮流，这份焦虑的情绪似乎也传播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二○一四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忧郁症是全球最多青少年罹患的疾病17。

　　如果认为考进好大学就能摆脱焦虑，那你就错了。过去十五年，美国大学生的忧郁症盛行率倍增18，自杀率更增加了三倍。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大学新生认为自己情绪健康的比例是五十年来的新低19。二○一三年，全美大学咨商师学会的调查指出，几乎所有受访的大学心辅主管20都认为，面临严重心理问题的校内学生愈来愈多。

　　自认面临情绪问题的学生，比例日渐增加。二○一四年，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的调查显示，有五十四％的大学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感到极度焦虑」21。

　　这种趋势实为严重的警讯。青少年患病数字增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诊断方式进步、求助管道增加，因此求助意愿也有所提高。但多数专家认为，这种情形是源于我们的文化期望正逐渐改变。评量表现的指标与方法愈来愈多，连最出色的学生都被种种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可不该是追求及早成功的下场。

　　大器晚成在过去被视为沉着与坚定，如今这愈来愈像是口头上的安慰，像是在说你有缺点与不足之处（毕竟你一定是因为某些原因才无法及早成功）。这种趋势很糟糕，贬低了我们身而为人的许多重要特质，例如经验、韧性，以及终生进步的能力。

　　即使是早早就获得成功的人，在要做出改变人生方向的重大决定时，也有人会质疑他们是否有某种缺陷，尤其女性最会被社会如此轻视。卡萝．珂恩（Carol Cohen）很早就表现亮眼，她就读波莫纳学院时担任学生会会长，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最终在洛杉矶的投资银行成为耀眼新星──当时她还不到三十岁。然后命运介入，人生出现转折：她离开一帆风顺的职场，专心养育四个儿女。当她试着重回投资银行业，却发觉大门已经关上。经过几周的求职挫败，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的信心垮了。我离开后，好多事情都改变了。金融交易不一样了，电子邮件、传讯沟通和投影片简报也都不一样了。」22

　　珂恩猜想她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于是在麻州剑桥市创办了 iRelaunch 公司，定位为「重返职场的专家」，为想重返职场的专业人士及有意招募他们的公司提供顾问服务。她也常就这个主题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当年珂恩年少得志，现在的她则是发展出事业第二春的耀眼案例。

　　事实上，多数人都是大器晚成的（或有这种潜力）。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卡住了。像我自己就是，还一连卡了好几年。二十五岁那年，尽管我有不错的大学学历，却跑去做洗碗工、夜间警卫和临时打字员等工作。当时的我很不成熟，也就难怪我愈来愈自卑，面对茫茫人生感到不知所措。回首当年，现在的我更能原谅二十多岁的自己，毕竟当时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即是大脑研究者称之为执行功能的区域）还没发育完全。我的大脑确实还没准备好成功。

　　你是否和我一样？你的孩子也像这个样子吗？我们面临沉重的成功压力，在学校、球队和初入职场时皆然，于是我们徬徨失措。然而神经科学清楚指出，我们不该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大脑执行功能发育完全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前后。我大概到二十七岁或二十八岁才觉得自己能够理性思考，擘画未来，才称得上是一个成人。这时离我参加ＳＡＴ测验（我只有中等成绩）已经十年了，离我从不错的大学毕业（但成绩差强人意）也隔了五年。我不寒而栗地想，如果当年我因为这两个失败，永远无法爬起来，该怎么办？我不禁庆幸，当年社会对及早成功的筛选机器不如今日这么有效率，一时的失败不会让你永远被否定。缔造纪录的太空人史考特．凯利自己也是大器晚成，学生时代的表现更是平庸，他告诉我：「虽然我人坐在教室里，但其实大多数时间都看着窗户外面。就算你拿枪指着我的头，我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强者。」23凯利的大脑还没准备好发光发热。

　　我们许多人觉得自己更像是凯利而不是祖克柏。我们一开始也跌跌撞撞，困惑不已，在职场或学校遇到瓶颈，习惯不佳，运气不好，不然就是自信心不足。然而我们有些人得以觉醒，找到自己的方向，踏上脱胎换骨之路；有些人则深陷羞惭，自认毫无机会，从来没有展现能力获致成功。对此我得说，一辈子无法散发光采对个人来说固然很糟，但是对社会也很糟。

　　也许，社会应该鼓励有潜力大器晚成的人，尤其现在我们活得更长、成年得更晚，也更常尝试新的职场机会。我们该知道，无论任何年纪都可以成功、卓越，都可以充分发挥所长。

　　所以到底什么是大器晚成的人？简单来说，他们通常有别人一开始看不出来的天赋，但却比预期更晚发挥其潜能。重点是「预期」，因为后来他们往往是以超乎预期的创新方式发挥潜能，连最亲近的人都大感讶异。在那之前，他们没有咬紧牙关设法满足父母或社会的期望，那样错误的道路只会让他们心力交瘁，甚至引发忧郁症或其他疾病。欧普拉说：「每个人都有至高的命运。」24大器晚成的人正是以自己的计划、凭自己的方法，找出自己至高的命运。

　　我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期间，曾询问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是怎么定义与看待大器晚成的，是否有什么扎实可靠的研究25能给出线索或指引？我实在很好奇。

　　简单来说，答案是没有26。目前很少有针对大器晚成的正式研究。多数学者似乎忽略了人类发展的这个层面，少数相关研究也只是在谈发展障碍。换言之，大器晚成通常被视为不良或异常。连在学术界，大器晚成的人都没获得多少尊重。

　　最近有些学者开始探索大器晚成的概念，破除「平均值的迷思」27，探究个人发展的错综复杂。举例来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智、大脑与教育计划主任陶德．罗斯，以及宾州大学正向心理学中心想像力学会科学总监史考特．考夫曼，两位都是大器晚成的人，在他们所写的相关书籍中，都提到差点被高中退学的往事。然而，对于「大器晚成」，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个普遍的具体定义。

　　为了协助填补这个缺口，我开始研究古今中外大器晚成的人。我访谈了数百人，他们要不是大器晚成，要不就是正在努力的路上。到底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轨迹？如何看待一开始的跌跌撞撞？又是怎么克服大多数大器晚成的人所面临的外在非难和自信危机？

　　我刚开始研究时，所持的论点是：社会过度关注年轻有为，贬低大器晚成，奖励少数人，却漠视多数人。我认为社会就像是条效率极高的输送带，把多数人输送到「技不如人」的垃圾桶；但其实我们需要的只是带着新技能、怀着新习惯，跳回同一条输送带上，就此摆脱阴霾，重返战局。

　　但后来我发现不是那样。我所访谈的大器晚成者，大多不是复制他人的习惯、技能和职场之路，那样做其实几乎都适得其反，只会换来失败与沮丧。

　　不妨思考一下他们刚开始的处境。文化和教育系统只会衡量少数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天分和热忱遭到忽略，通往发现、鼓励和潜能的道路因此封闭了。体制甚至没看到他们，遑论替他们打开成功之门。由此看来，他们没什么必要爬回那条鼓励及早成功的输送带上，勉强发奋振作，接受更多训练，背负更多学贷。毕竟，那条输送带只通往一个方向──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方向。

　　也许，大器晚成的人必须跳下输送带，另寻一条新路。我无比希望这本书能启发你或你的孩子这样去做。

　　本书的编排架构如下：前两章检视我们是如何步上这个过度强调及早成功的疯狂时代，个人和社会又为此付上多么大的代价。第三章探讨最新的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研究，指出我们不仅能在十几、二十岁就取得成功，更能在任何年龄都大器晚成；而现今对及早成功的执迷是出自人为建构，缺乏科学实证。第四章阐述六个大器晚成者独有的强大优势，我想你会感到讶异，并欣然松了一口气。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深入探索大器晚成的其他好处，虽然有些不太显著，甚至乍看之下还像是坏处，但只要我们抱持正确的观点，耐心演练，就能妥善驾驭，迎向一生的收获。

　　尽情享受这趟阅读之旅吧。等你读完之后，我们一起继续向前探索。

　　我们对英雄出少年的执迷

　　知名神经科学作家乔纳．雷勒1是英雄出少年的绝佳范例。他在洛杉矶出生长大，十五岁时赢得那斯达克赞助的论文比赛，获得一千美元奖金。之后他进入常春藤盟校中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科学，与人合写唐氏症基因起源的论文。不过他不只沉迷科学，也在校内跨足政治和文学，先是替《哥伦比亚评论报》写稿，后来还担任这份知名刊物的编辑长达两年。

　　一如预期，雷勒的下一步是赢得罗德奖学金。在牛津大学的沃尔森学院，他遵循学院创办人以撒．柏林的脚步修习哲学。雷勒博学多闻，像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一样，是位凤毛麟角的英才；他甚至也像杰佛逊一样，笔力万钧。二○○七年，二十六岁的雷勒出版了第一本书《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赢得绝佳评价。没多久，他又出版了两本书，分别是二○○九年的《大脑决策手册》，以及二○一二年的《纽约时报》畅销书《开启你立刻就能活用的想像力》。

　　雷勒不仅擅长许多学门，还深谙各种媒体，跨足出书、论文、专栏和部落格，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主持《广播实验室》节目，展现广播主持的天分。他也是深夜档政治讽刺电视节目《荷伯报告》等的来宾，一派机智，妙语如珠。

　　于是金钱跟着滚滚而来。据说雷勒的《开启你立刻就能活用的想像力》拿到一百万美元的预付版税。演讲也成为他的副业，获利颇丰，虽然不及《纽约客》的作家同事麦尔坎．葛拉威尔一场演讲就要价八万美元，但雷勒一小时的演讲最高也能索价四万美元。雷勒才二十九岁就口袋充实，他斥资二百二十万美元，买下位于好莱坞山的著名建筑舒尔曼住宅。

　　雷勒凭其耀眼才华发光发热，年纪轻轻即功成名就。

　　雷勒在出版和传媒上获得惊人成功，像是在对《安静，就是力量》的作者苏珊．坎恩2点头示威。这种崛起我们也许能称为「神童典范」3（Wunderkind Ideal）。二○○○年代初期，雷勒从资优生一跃成为畅销作家，再引起媒体现象，反映了年少得志这种新的文化英雄，在这个我们还试着要站稳脚步的千禧年，席卷而来。标准的神童就像是雷勒，早早就取得成功，名利双收，而且还人尽皆知。他们也许特别早慧，也许就是很聪明，拥有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般的魅力，不然就是家里人脉甚广。无论如何，神童不仅在自己所选的领域比别人更快攀上巅峰，而且通常能财源广进。

　　媒体是追踪神童崛起的重要媒介。过去几十年间，「神童」这个词在媒体平台的使用频率4一飞冲天。根据 Google，「wunderkind」（神童）这个单字在书籍、文章、报纸和其他媒体上的出现频率，从一九六○年至今增加了超过十倍。无怪乎近代可说是年少得志的美好时代。例子不胜枚举，歌手如5泰勒丝、爱黛儿、蕾哈娜、赛琳娜和小贾斯汀；饶舌歌手如威肯和钱斯；影星如珍妮佛．劳伦斯、玛格．罗比、亚当．崔佛和唐纳．葛洛佛；模特儿如卡戴珊三姊妹和哈蒂德姊妹花。这些都是跨平台的名人，极具文化影响力，而且崛起时都才二十多岁，甚至更年轻。

　　最新的媒体平台是网路，由很多年轻的「网红」6主宰。YouTubers 和 Instagram 的红人叱咤风云，如莉莉．辛格（IISuperwomanII）、杰克．保罗（jakepaul）、马克．菲施巴赫（Markiplier）、柔伊．萨格（Zoella）和丽丽．旁斯（lelepons）等，他们各自拥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名粉丝，有如拥有迷你版的媒体帝国，获得大型企业赞助、广告刊登费和出席费，而且闯出名号时才十多岁到二十岁出头。

　　在体坛，运动员及早展现天分是优势，可以让他们进入最好的球队、接受最好的训练、获得最好的资源。这些方面一向是如此，不同的是球员得更早就脱颖而出7。例如欧文．帕罗（Owen Pappoe）才十四岁就获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圣母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等三十所大学提供的美式足球奖学金；十三岁的卡登．马丁（Kaden Martin）、十一岁的泰坦．拉卡登（Titan Lacaden）和十岁的邦奇．杨（Bunchie Young）等美式足球新星，也都获得不少奖学金；而哈冯．芬尼（Havon Finney）甚至才九岁就得到内华达大学的美式足球奖学金。像这种从众多同侪中脱颖而出的年轻新星，不仅限于美式足球，长曲棍球、足球和排球等运动也把近三成的奖学金发给年纪小到还无法正式入队的小球员。

　　不过近年来，愈来愈年轻的不只是运动员而已。Ｐ．Ｊ．弗莱克成为明尼苏达大学金地鼠美式足球队的总教练时才三十六岁，打破十大联盟（Big Ten）的纪录。林肯．莱利在当上长年雄踞全美美式足球前二十强的奥克拉荷马大学捷足者队总教练时才三十三岁，年薪达三百一十万美元。肖恩．麦可维当上ＮＦＬ洛杉矶公羊队的总教练时才三十岁，是现代ＮＦＬ史上最年轻的总教练。

　　那么那些口中咀嚼雪茄，手握聘雇（与解雇）球员与总教练的生杀大权，在后台撮合交易的各球队总管8呢？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至少有十名ＭＬＢ的总管不到四十岁，密尔瓦基酿酒人队的大卫．史提恩斯是其中最年轻的，才三十一岁。即便如此，约翰．查卡当上ＮＨＬ凤凰城郊狼队总管时才二十六岁，是职业运动史上最年轻的总管，相较之下，史提恩斯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老人了。

　　众所皆知，科技是年轻人的玩意9，但实在年轻到令人惊讶。二○一六年，西雅图的线上薪资资讯公司 PayScale 调查三十二家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其员工的平均年龄，发现仅有六家的平均员工年龄超过三十五岁，有八家的平均员工年龄不到三十岁。这个调查结果也许证明了大家普遍的认知，但着实惊人。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全美劳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二．三岁。而在 PayScale 的调查中，脸书的平均员工年龄是数一数二年轻，仅二十八岁（平均薪资为二十四万美元），Google 的平均员工年龄为二十九岁（平均薪资为十九万五千美元）。

　　至于执行长、企业高层和企业主呢？最近《富比士》列出三十岁以下的十位商界富豪10，包括 Snapchat 执行长伊万．斯皮格和共同创办人巴比．墨菲，他们创办 Snapchat 时都才二十二岁。

　　那么我们国家的管控核心，也就是政界呢？三十五岁以下的全国政坛新秀包括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政策主任罗瑞拉．普拉利、希拉蕊竞选团队的媒体负责人珍娜．罗温斯坦、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助手席梦娜．桑德斯和左翼政治家班．威索等。在白宫，三十一岁的史蒂芬．米勒成为川普的资深政策顾问，二十八岁的荷蒲．希克斯则当上白宫连络室主任，但不久便辞职离开。

　　媒体紧紧抓住11神童崛起的风潮。我自己的《富比士》把「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扩大到整个产业，按各国分别排名，并在全球举办许多研讨会。目前几乎所有的主流杂志每年都会区分为商界、时尚界、广告业、娱乐业、餐饮业、诗坛甚至是肉品包装等领域，公布年轻有为者的榜单，例如「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或「四十岁以下四十位杰出青年榜」等。

　　但我们还是忘掉「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吧──谈到及早成功，三十岁已经逐渐被视为跟五十岁没两样了。《时代》杂志从二○一四年开始，每年推出「最有影响力青少年榜」12。你没看错，是「青少年」。世人对青春与年轻有为的痴迷堪称疯狂，时尚评论家西蒙．杜南说：「青春是最新的全球货币。」13

　　现在先暂停一下。称许年轻有为者并没有错，他们的成就值得认可，只是我们的文化对及早成功的痴迷已经对多数人有害了。对步调与做法各异的众人来说，像是在传达一个讯息：如果你没有很年轻就闯出名号、改变产业或赚进百万美元，你的人生路无疑是走错了。

　　我认为这个讯息远比多数人所想的更加危险。

　　二十世纪中叶左右，菁英领导开始凌驾于贵族政治（参见第二章）。这个趋势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更加急速发展，以致如今的社会普遍认为菁英领导和贵族政治是同一件事。天之骄子不是高高坐在信托基金上，他们拥有的财富更为现代。包括雷勒在内的大多数天之骄子，十六、七岁就在ＳＡＴ测验得到超级高分，进入顶尖大学。

　　由于菁英领导风行，我们满脑子想着考试分数和大学排名。学子参加大学入学考试14──也许考ＳＡＴ学业性向测验，也许考ＡＣＴ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也许两种都考，而现在两种都考的比例比过去都高。二○一七年，超过一百六十万名考生参加ＳＡＴ测验，而参加ＡＣＴ考试的考生人数首次比参加ＳＡＴ测验的考生多出约两千人。许多学生两者都考，在高二和高三期间考好几次，还考ＳＡＴ预考、ＳＡＴ科目考试和进阶先修课程考试。事实上，在二○一六学年期间，超过六百七十万名考生考过ＳＡＴ或ＳＡＴ预考相关考试。

　　由于大学的学费和学贷日益攀高，我们很容易忽略其实申请大学也所费不赀。学生真正开始申请大学前，包括为各种入学考试补习或请家教等，各种费用已经十分高昂。考试本身就是个产业，众人为了应考和备考花了数亿美元。应考产业每年赚进约十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一万五千人。

　　此外，有些一对一或多人线上教学锁定有钱的家长，学费索价数千美元。学费高昂的部分原因在于个人家教的市场需求很高，有钱的家长确实肯一掷千金。矽谷的家长为了孩子高中四年的家教费随手就掏出五万美元。普林斯顿评论公司和备考公司楷博教育集团等提供多人的团体补习课程，依然很热门，学费也比较负担得起。比方说，普林斯顿评论公司的三十小时团体课程索价一千到一千六百美元，依班级人数而定。然而个别家教更为风行，而且通常收费更高。在纽约担任家教老师的安东尼．格林（Anthony-James Green），最近以每小时一千美元的索价引起关注。套用公平教育倡议团体 FairTest 公共教育总监罗伯．谢佛（Robert A. Schaeffer）的话，这些价格清楚反映家长和学生处在大学入学的「军备竞赛」。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标准化考试花钱买优势不仅值得，而且必要。只要考试分数相当程度影响到大学的申请，就有人想多些竞争优势。

　　在升学考试之外，我们也同样看到追求及早成功的压力。以体育为例，最近《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指出，有七成的孩子在十三岁之前退出校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有一套现成的说法：「因为再也不好玩了。」15但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体育变得愈来愈专门，从小小年纪就得激烈竞争。这是出于两个原因。

　　其一是出于传统──但是速度加快了：有些孩子想在体育项目尽量有出色的表现。他们想在地区田径赛一展身手，在高中篮球队大显神威，在美式足球赛场斩获佳绩，怀抱雄心往前冲，看看自己能否赢得全额奖学金，站上至高的大学赛场，日后也许可以成为职业选手，甚至出征奥运。虽然所有时代的孩子都像这样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日益富裕的社会却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选手才八岁就有机会参加体育夏令营，十岁就买最好的训练器材、获得最好的教练指导，甚至也许十四岁就聘请个人训练员。简言之，如今当个顶尖的体育选手需要投入的时间与金钱，远较往昔更为可观。

　　让大家想在赛场及早崭露头角的第二个原因比较微妙，也更腐蚀人心。《华盛顿邮报》指出：「我们的文化不再支持稍长的孩子为了乐趣而投入练习。培养『成功』孩子的压力，让我们期望孩子成为人中龙凤。倘若他们无法跻身顶尖之林，我们会想赶快停损，要他们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项目。高中管弦乐团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无法当首席琴手的学生会怀疑是否值得继续练琴。」16

　　纯粹出于热爱而练球或练琴？那是二十世纪的想法啦！对许多学生来说，体育只是及早证明本事的手段。重点再次是进入好大学，以求尽早崭露头角。

　　顶尖成绩学习中心的茱迪．罗宾诺维兹（Judi Robinovitz）就表示，体育可以为个人经历加分。她以协助学子申请到最好的大学为业，推出《申请大学十大要项指南》，建议客户好好「持续提升困难科目的分数」17，取得「扎实的ＳＡＴ测验成绩」。这建议并不令人意外。此外，她也教客户如何参与课外活动，以尽量提升他们申请大学时的优势。她的第四和第六个建议如下，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她的用字遣词：

　　大学录取的利刃再次抵着学子。你是否注意到她没用热情和好玩等词？好玩与否并不重要。学子必须擅长某项运动（或乐器、戏剧、辩论，甚至是担任志工），至于是否乐在其中一点都不重要。大学考官要求学生展现卓越，他们得找到擅长的项目，把其他项目丢到垃圾桶，方得「享有优势」和「脱颖而出」。

　　为什么不呢？如今想考取大学比以往都难──连挤进以往如同「备胎」的大学都不容易。如下页表中所示，自二○○一年以来，想录取美国这十间名校日趋困难。

　　二○○一年，芝加哥大学录取了四十四％的申请者，二○一五年骤降至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二○○一年的录取率为三十四％，二○一五年下降至十四％。宾州大学二○○一年的录取率约为二十二％，二○一五年降至不到一半。事实上，在这十所大学里，有八所的录取率在短短十五年间减少一半至三分之二。在一个世代之间，竞争变得激烈许多，名校之门日益窄缩。回顾过往，以史丹佛大学为例，一九五○年的录取率将近八十五％，一九九○年的录取率为二十二％，如今只剩全美最低的四．六％。

　　抢破头的还不只是名校而已。过去十年间，各大学的录取率普遍大幅下降。西北大学的录取率从六十二％降至三十二％，塔尔萨大学的录取率从七十六％降至四十％，杜兰大学的录取率从五十五％降至二十六％，科罗拉多大学的录取率从五十八％降至二十二％，范德比大学的录取率从四十六％降至十三％。至于「备胎」型大学呢？即使是先前被称为「派对学校」的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如今的录取率也仅有三分之一。过去十年间，全美所有政府立案大学的录取率都下降了十％。明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大学是你能够「一申请就上」的。

　　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相关产业应运而生，不计代价地拚命激发学生的潜能。在亚马逊网站搜寻一下，就能看到简直是无穷无尽的相关书籍，诸如《淬炼孩子的恒毅力》《青少年学子的恒毅力宝典》《孩子的成功之道》《正向激励之道》《我是怎么把女儿教成了天才》《称霸全班的窍门》和《虎妈的战歌》，连「懒人包」系列丛书都共襄盛举，推出《教出聪明孩子懒人包》。不只如此，其他商品也不胜枚举，玩具、ＤＶＤ、软体、课程和益智游戏不断推陈出新，目标是把孩子变成天才。迪士尼旗下的小小爱因斯坦公司年赚四亿美元，主攻婴幼儿多媒体益智玩具市场，以「提升你家孩子的头脑」为号召，销售通路包括沃尔玛超市、塔吉特超市和亚马逊等。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很多公司推出健脑维他命、数学玩具、理科玩具和动脑工程玩具等，宣称能让孩子变得更有竞争力。说到底，我们实在不能坐视孩子在数理方面输人呀。

　　根据美国运通的调查，美国家长每年暑假花费一百六十亿美元18让小孩参加编写程式夏令营、科技营、音乐课、舞蹈课、补充教学课和私人家教班。全美家长每年替孩子培养体育专长的花费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并以一百美元时薪聘请专门的篮球教练和肌耐力教练，让孩子参加全明星队四处征战。《时代》杂志说：

　　地方联赛已让位给私人俱乐部队伍。这类队伍监管松散，各形各色，有些从属于职业队伍，有些则由缺乏经验的兼职教练带领。最厉害的队伍互相争夺出色的选手，在全国南征北讨。19

　　有些家庭花一成的收入在差旅、营队、设备和注册费上，让孩子为竞赛的胜利持续练习。

　　然而，如今孩子光是练习还不够，还需要练习得法──符合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瑞克森所谓的「刻意练习」20。麦尔坎．葛拉威尔在他二○○八年的畅销书《异数》中，讨论到艾瑞克森「练习一万个小时」的概念，使他广为人知。依据艾瑞克森的说法，刻意练习是专注于定义明确的具体目标与专业领域，从而有系统地凭借着练习提升自我。家长要是想让孩子做好刻意练习，必须聘请专业的老师或教练，他们有能力在如西洋棋、芭蕾或音乐等特定领域协助孩子精益求精，持续给予回馈；孩子自己也需要持续练习，不断跳出舒适圈。

　　企业家彭内洛普．特鲁克在她的书中谈及十一岁的儿子，就清楚呈现了这种苦战与疯狂。茱莉亚音乐学院有为大学前的学生举办培训活动，特鲁克的儿子为了参加其中的大提琴手征选，整整六个月每天花三小时练习拉一首四分钟的曲子。「他学着怎么改变曲子的节拍、怎么加上调音器演奏，然后练习怎么搭配不同的节拍器、怎么把演奏速度放慢，慢到将四分钟的曲子拉长为二十分钟。」21她儿子和私人大提琴老师甚至曾一小时只练五个音符。最后，没错，他雀屏中选了。

　　似乎任何孩子只要专心练习就能成为首席芭蕾舞者、西洋棋冠军、数学天才或米其林星级主厨。根据恒毅力、专注和练习的主流理论，任何孩子只要进行足够的刻意练习（还有家长得花一大笔钱），他们就能成为音乐会上的小提琴家或奥运级的马术家，这种设法追求顶尖的练习有助他们考进大学，日后功成名就。

　　所以这些趋势可能有什么后果？

　　在这种追求及早成功的高度压力下，太多孩子的身心健康出现了问题。在美国，有数百万名孩童22服用注意力缺失症的药物，主要原因是该病症导致他们无法乖乖坐着专心上课，损及考试成绩和学期分数，最终妨碍他们申请大学。心理学家暨医师利奥纳德．萨克斯，以烦恼重重的青少年为题，写出《浮萍男孩》和《棉花糖女孩》，他告诉我：

　　现在美国青少年服用注意力缺失症药物的比例比英国青少年高出十四倍，患有躁郁症的比例比德国青少年高出四十倍，服用理思必妥和津普速等行为控制药物的比例比义大利青少年高出九十三倍。正是在这个国家──且唯独在这个国家，我们只要碰到没有科科高分或乖乖坐好上课的学生，首选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吃药。没有其他国家这么做。这是美国特有的、很新的现象。23

　　有些人会说，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社会把大学申请失利当成某种医学疾病。如今，美国社会比往昔更把大学学历当成美好人生的门票。然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增加无几，家长只好努力把愈来愈多的学子，推向愈来愈小的窄门。

　　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今日牺牲其他花费，毁掉一家共进晚餐的时光，把孩子累得筋疲力尽，他们会因此更快乐、更厉害，变成更好的人吗？这有助大家活得更好吗？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是适得其反。逼孩子及早成功的压力大有问题，这让他们过得很泄气。我们逼青少年像专业人士般辛勤练习，力求完美，在十多岁（甚至更小）就决定未来的人生道路，这样其实是在伤害他们。这是在揠苗助长，关上他们的探索之路，养出脆弱的孩子。我们原本该鼓励孩子怀抱远大梦想，敢于冒险，从人生无可避免的失败里记取教训，但我们不这么做，反而教他们战战兢兢，不敢犯下半点错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反而养出脆弱的花朵。记者梅根．麦卡德尔写了很多探讨青少年如何害怕犯错的报导，二○一四年她写下和一位认真学生的谈话：

　　在我的某场演讲后，有个十年级的女生上前怯生生地问我有没有空。我当然有时间跟她聊，我自己当年就是个胆怯的高中女生。当时她提出的问题是：「我了解为什么妳说要勇于尝试新的事物，接受挑战。可是我读的是国际文凭认证的学校，只有百分之五的学生在校平均成绩能拿到四分，所以我怎么能修无法拿Ａ的课？」24

　　她回复的大意是：如果妳在十年级不能尝试新的事物，又有什么时候可以呢？

　　着有畅销书《心态致胜》的史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萝．杜维克格外关注这个主题。某个夏末，我们谈到她在教大一新生的这些年间，发现哪些改变。她说：「我认为社会面临一个危机。现在的孩子比以往更疲惫、更脆弱、更害怕失败、更害怕打分数。我从很多孩子身上看到的是，他们想打安全牌，希望可以不用交出点什么东西，可以不用被检视。」25而他们可是史丹佛大学的学生──在人生里早早成功的「赢家」。年轻人不再乐观，反而恐惧失败。

　　而且事态每况愈下。

　　二○一一年来，青少年罹患忧郁症和自杀的比例26迅速增加。这格外可悲，因为青少年的日常习惯其实逐年在转好。美国青少年抽烟、喝酒和吸毒的比例日渐下降，其他已开发国家的青少年亦然，青少女怀孕的比例也已经降至史上最低。显而易见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

　　过去二十年间，青少年忧郁症和焦虑症的盛行率增加七十％。自二○○九年以来，青少年为心理问题就诊或上辅导室的比例增加一倍以上。过去三年间，因饮食失调而住院的青少年比例增加将近一倍。跟五十年前相比，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出现忧郁症状的比例增加了五到八倍27。

　　这问题不只发生在美国，全球各地的青少年普遍都面临了忧郁的症状。二○一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指出，忧郁症是全球最多青少年罹患的疾病28。有忧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半数青少年，最初是在十四岁出现症状29。在美国等高收入国家，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只有不到半数有接受治疗。不意外地，这常常会导致悲剧性的结果。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在二○一七年八月发布的报告，青少年自杀率节节攀高，其中青少女的自杀率比过去四十年都高。二○○七到二○一五年间，青少男的自杀率增加四成，青少女的自杀率增加五成以上。二○一一年，死于自杀的青少年在二十年间首次超过死于谋杀的人数，仅次于交通事故。死于其他原因的青少年人数逐渐下降，只有死于自杀的人数持续攀高。此外，企图自杀的人数也持续在增加。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专家萨利．柯坦说：「这些死亡人数只是冰山一角。」30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焦虑看起来跟现实世界的真正难题没有太大的关连，它们没有反映出饥荒、贫困、战争、安全威胁或其他通常会影响心理健康的事件。美国青少年在经济大萧条、二战和越战（当时实行征兵）期间，忧郁症的盛行率比今日低得多了。美国青少年变得忧郁，与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有关。

　　如今，社会对考试和成绩的重视更胜以往。学生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以往，放学后也得花更多时间接受大人的家教、训练、评分和奖励。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学生的焦虑与忧虑增加，花在专家口中的「自由玩乐」（也就是多数人所说的混日子）时间减少，学校和大人所主导的活动日趋重要。主宰所有事的是大人，不是孩子。这引发了沮丧、焦虑、精神病，甚至更糟的结果。

　　着有一百四十多篇关于青少年的论文与著作的心理学家让．特温格指出：「若说我们正面临数十年间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31特温格认为，忧郁症盛行率增加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从着重内在目标转为着重外在目标。内在目标关乎自己这个人的发展，例如锻炼你所选的技能或建立强烈的自我认同。相较之下，外在目标关乎物质获取和身分地位，例如高分、高收入和好脸蛋。特温格以数据指出，青少年如今比以前更看重外在目标。根据某个年度调查，大一新生认为「有钱」32比「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更重要，但五十年前的大一新生可是认为后者比较重要。

　　我们着重及早成功，例如尽量拉高测验分数和在校平均成绩、录取最棒的大学和走上正确的职场之路，青少年根本没多少时间能好好当个孩子。脸书创办人祖克柏（当时他二十二岁）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较聪明」，这种观点意谓着他们应该更早取得成功，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祖克柏二十三岁赚到第一个十亿美元，莉娜．丹恩二十五岁推出广为轰动的ＨＢＯ电视影集《女孩我最大》；而另一方面，有成千上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坐在父母家的地下室，苦思着为什么自己在学校表现差劲，没有拍出电影、没有颠覆产业，也没有推出时尚品牌。在人生明明就应该要多采多姿的时候，这份焦虑却麻痹了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

　　瑞银集团的研究报告显示，二○○八和二○○九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千禧世代对风险的畏惧33，超过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所有世代。他们更晚做生涯决定、更晚结婚、更晚投入职场，也比先前的世代更难五子登科34。

　　虽然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成年人的种种责任与包袱，但却比先前的世代更不愿意冒险。二○一六年，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年龄层中，只有五分之一在过去一年内换过住处35，远低于过去的世代。一九六三年，当所谓的沉默世代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时，有二十六％的人自称在过去一年内换过住处；二○○○年，当所谓的Ｘ世代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时，这个比例同样也是二十六％。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指出，今日的年轻世代也比以往都更晚从家里搬出去36。二○一六年，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年龄层中，有十五％的人住在父母家，比二○○○年高出五成，更比一九六三年高出将近一倍。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今日十八到三十四岁的人，比一九三○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更无法脱离父母独立自主。

　　然而我们的文化却强烈期望年轻人成功得更多、更快、更早，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传递出一个清楚的讯息：你现在就得成功，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生涯教练克丽丝汀．哈斯勒的著作《二十岁宣言》探讨年轻人的生活，以及她所谓的「期待落空」（Expectation Hangover）。「想到我得做到各个要点才能『闯出名堂』，还真令我丧胆。」37二十五岁的珍妮佛说，「这些要点包括：『依循你的热情、活出你的梦想、敢于冒险、建立对的人脉、找出人生导师、取得财务自主、担任志工、好好工作、考虑或实际去读研究所，还要谈场恋爱、活得幸福快乐与内心丰足。』我什么时候可以只是活在当下，乐在其中？」某个来自维吉尼亚州的二十四岁年轻人哀叹道：「你面临压力，必须在二十多岁就做出会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如果只有寥寥几个选项还比较轻松。」

　　在我为本书进行研究之际，也遇到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表达了类似的心情。现年二十五岁的梅格拥有不错的大学学历，独居，在中西部的大城市从事亮眼的工作，却为了同世代的年轻人发声道：「我时时刻刻感到一股必须做得更多的压力。」38

　　这有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与其他富裕的国家，向来就崇尚青春的外貌与文化。在一九六○年代文化革新期间，嬉皮代言人杰瑞．鲁宾叫年轻人永远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不过他这句话主要是在抗议越战，以及那些把年轻人卷入战争的（想必不可信的）大人。相较之下，过去这几十年间，我们的文化对青春的执迷主要不是关乎战争和理想主义，而是外在的成功。我们主要崇尚的价值不再是冒险犯难和自我探索，而是可衡量的艰难成就。模范青年的定义是成绩出色、称霸考场、考进顶尖大学，初入职场即从事人人称羡的工作，赚进耀眼收入，功成名就。

　　社群媒体平台直接诉诸年轻世代的焦虑，格外起了推波助澜之效。例如脸书和Snapchat，尤以 Instagram 为甚。我们早已知道电影、杂志和电视能形塑自我形象，强化模范样板，但现在社群媒体成为最厉害的镜子，反映我们文化的样貌。根据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39的一项广泛调查，脸书、Snapchat 和 Instagram 等视觉平台让年轻人互相比较，靠外貌赢取认同。该研究发现，Snapchat 是导致焦虑、忧郁和霸凌最严重的平台。这种互相比较与寻求认同的机会，正如特温格所言：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天拿自己的外表、钱财、地位和成就等外在条件，跟无法企及的完美标准做比较。

　　可叹的是，我们当中较为年长的人并没有过得多好。

　　许多产业都设法以年轻员工取代年长员工，科技公司尤其厌老爱少。以矽谷最成功的那些企业为例，员工的平均年龄40落在三十二岁以下。这指的可不是新创的独角兽公司，而是那些产业巨擘，如苹果、Google、特斯拉、脸书和 LinkedIn。这反映出矽谷流传多年的风气。二○一一年，创业投资家维诺德．柯斯拉对一位听众说：「基本上，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就生不出新点子了。」41

　　记者诺姆．舍伯以旧金山整形医师马塔拉索的故事，呈现矽谷的年龄歧视：

　　马塔拉索刚在旧金山开业时，客户主要是年纪较长的中年人，如青春不再的校园美女、被外遇的配偶，以及想外遇的配偶。如今他的生意蒸蒸日上，超乎原有的想像，客户涵盖各年龄层……他三不五时得把科技业的年轻员工打发走。几个月前，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才因为担心秃头来找他植发。42

　　求职顾问罗伯．威瑟斯43专门协助四十岁以上的客户在矽谷找工作。他建议年纪较高的求职者，请专业摄影师拍摄他们 LinkedIn 上的头像，以掩饰真实的年龄。他还建议他们到想求职企业的停车场和餐厅，了解该公司员工的穿着，这通常会让他五十多岁的客户舍弃西装和公事包，改成帽Ｔ和背包。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律师萝瑞．麦肯认为，科技公司执著于创新的想法以及高生产力，所以主管很容易就会陷入年龄的迷思，例如「年纪比较大的人没有办法工作得那么快，他们无法自行想出新点子」44、他们的想法和习惯已经僵化，以及他们和年轻世代处不来等。

　　矽谷确实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仍反映出背后大得多的问题：今日的中高龄求职者面临了过高的困难。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二○一六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十五岁以上的人45有九十二％认为年龄歧视在职场是司空见惯的。各地区的相关数据虽然取得不易，但根据二○一○年加州公平就业与住房部的调查，在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名受访者中，有五分之一认为有年龄歧视46，比种族歧视、性骚扰和性向歧视还高。根据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资料，年龄问题占加州各类申诉47的二十六％，在纽约州是二十二％，在德州是二十一％，在伊利诺州则是全美最高的三十七％。

　　乍看之下，年长者在今日的职场并没有那么屈居劣势。五十五岁以上的劳工失业率48在二○一八年是四％，年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从一九九○年代初期逐步上升至今。然而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出年长失业者的求职时间其实变长了。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二○一五年的研究报告显示，许多年长者面临长期失业的困境49。由于长期失业加上年龄歧视，他们想要找到工作更为艰难。五十五岁以上的劳工平均有四十五％处于长期失业（失业达二十七周以上）。根据许瓦兹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的调查，他们得花上三十六个星期50才找得到工作，年轻人则仅需花上二十六个星期。更糟的是，他们找到的新工作51时常待遇较低，工时较短，福利较差。根据该分析中心的数据，他们在新工作的待遇通常比前一份工作少二十五％。

　　这种情形对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冲击尤大52。这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近年的趋势是医疗照护等服务型工作增加，女性的学历普遍变高，职业妇女理应受益才对。但是根据一项二○一五年的研究，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其前景在经济大萧条之后节节下滑。二○○七年，在金融海啸前，五十岁以上的失业妇女仅有四分之一无法在六个月内找到工作；到了二○一三年，长期失业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失业的高龄妇女。

　　杜兰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在近期的共同研究同样指出，年长妇女在求职时面临了年龄歧视53。研究人员寄出四万封假的求职信，其中隐约透露了求职者的年龄，并追踪回复率。就行政职位来说，四十一到四十九岁求职者的回复率比年轻求职者低了三成左右，六十四岁以上求职者的回复率更比年轻求职者低了四十七％。

　　年长的男性求职者同样身陷困境。许瓦兹经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特瑞莎．吉拉度奇专精劳工经济，她说政府的工作年资统计就反映了此一事实。在过去五年间，高中以下学历的五十五岁以上男性其平均工作年资从十七．七年降至十六．七年，其他族群的平均工作年资却都有所增长。

　　他们可以称之为「新失业族群」。一项以此为题的研究指出，失业的年长劳工面临两个难题：他们比年轻劳工更难找到工作，也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高龄劳工无法找到正职的工作，只好不情愿地兼差打工，甚至心灰意冷，认为自己无法再找到工作，黯然退出职场。结果他们的退休金等存款节节探底，也不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尤其还缺乏健保的保障。」54

　　这种负面的趋势并不难发现：很多人的年纪还没大到能退休，但也没年轻到好找工作。现在很多劳工空有一身本事，却从职场被推开，他们老道的经验反而变成负累。

　　这是让许多人难以成眠的梦魇。

　　二○一二年夏天，本章开头所举的英才模范乔纳．雷勒正站在世界之巅，他的最新作品《开启你立刻就能活用的想像力》创下销售佳绩，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他替《纽约客》写稿，一小时的演讲最高能索价四万美元，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在《荷伯报告》担任来宾，斥资二百二十万美元买下好莱坞山的著名建筑杰作。雷勒已经获得多数专业作家穷尽一生都得不到的掌声与金钱。这位年纪轻轻的罗德奖学金得主真是不可一世。

　　但好景不常。

　　忽然间雷勒中箭落马，原因是他在《开启你立刻就能活用的想像力》里引用创作歌手巴布．狄伦的句子，却被发现纯属杜撰，狄伦根本没讲过那些话。揭穿雷勒的是巴布．狄伦的粉丝，也是作家的麦可．莫伊尼汉：

　　一则没有根据的引述顶多显得粗心，但还能被原谅。然而莫伊尼汉指出，雷勒还捏造了其他狄伦没说过的话。他想质问雷勒，但「雷勒却躲躲闪闪，最后甚至直接对我说谎」。后来雷勒向莫伊尼汉承认，他编造了那些句子，不是改变字词，就是把狄伦在不同时间、地点说的两句话凑在一起，以支持书中对想像力的论点。

　　在这个丑闻爆发的前几个月，已经有人怀疑雷勒56在 Wired.com 的部落格涉嫌抄袭。有些是抄自他自己的文章，也就是记者口中的「回收再利用」，多数新闻伦理学家也会说那只是粗心，不算违背职业道德。然而在巴布．狄伦事件后，外界发现雷勒还抄袭了别人的著作，受害者包括《新闻周刊》的科学记者莎朗．贝格利。

　　《纽约客》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很快就炒了雷勒，出版社下架了《大脑决策手册》与《开启你立刻就能活用的想像力》，后者也从亚马逊的电子书 Kindle 里消失。如今你只能在亚马逊的二手书市场找到这两本书。

　　至于雷勒本人呢？二○一六年，他想靠新作《关于爱之书》卷土重来，但外界迅速做出残酷的回应，例如作家珍妮佛．辛尼尔便评论道：

　　为什么雷勒这个早慧的天才会如流星般直坠？最好的解释出自文学经纪人史考特．孟德尔：「在我看来，如果期待某个年轻记者成为下一个奥立佛．萨克斯，就可能会有这种结果。」58孟德尔说。萨克斯担任精神科医师数十年，钻研心理学，然后才转头写出畅销书，并替《纽约客》撰稿。然而雷勒太快就从这个喜欢早慧天才的体系中获益。

　　我无意数落雷勒的过错，也不认为他是个想欺骗经纪人、出版社、编辑和大众的坏人。他是今日种种社会压力与期望的牺牲品，他尤其体现了小说家沃克．柏西在《二度降临》中的一句话：「你可能成绩全拿Ａ，却当掉了人生。」

　　在本书前言，我把大器晚成的人定义为「通常有别人一开始看不出来的天赋，但却比预期更晚发挥其潜能」。这里的关键字是预期。第二，他们走着自己的路，而没有咬紧牙关设法满足父母或社会的期望。他们可以像是创下纪录的太空人史考特．凯利，青少年时代明显提不起劲，在学校很难专心上课以解救人生，后来却在某本书、某个学科或某个人身上发现动力。他们可以在家照顾小孩十年，然后重返职场，感到面临十年的落后，却也多出十年的智慧。或者，他们可以在退休后终于开始追寻童年的梦想，或教导与带领他人，从而发现更深的人生意义。任何年龄的人都能大器晚成，而且还可以不只成功一次。

　　现在把这想像为障碍滑雪比赛。选手一个个出发，但你能从他们如何分别通过第一道、第二道和第三道定位杆，判断他们的相对成绩，知道他们是落后或超前预期的时间。现在把这套用在任何年龄的大器晚成者。社会设下不同的定位杆，预期大家在特定时刻来到特定位置，有些人通过得比较快──他们在国小、国中和高中成绩耀眼，在ＳＡＴ测验夺得高分，然后进入名校大学，得到理想工作。他们迅速通过一道道定位杆，得以上台领奖。

　　人生不是奥运障碍滑雪比赛，但如果你不是那些顶尖选手，在人生的某道定位杆落后了，再想迎头赶上可不容易。这影响我们很多人，是今日社会的重大问题。

　　事实上，导致我们无法及早成功的因子很多，例如身体或神经发展过慢、早期的童年创伤、非典型的学习方式、社经地位、城乡限制、疾病、成瘾、职场风波，甚至纯粹是运气不好。我们很多人在学校中无法充分发挥潜能，也就在大学及职场上落后，而原因在于我们被灌输了关于自身学习能力的负面讯息，例如：「你没有科学的脑袋」或「你当不了作家的」。

　　然后当我们年纪渐长，结婚生子，养儿育女，承担家庭的责任，于是手中的机会受到限制，职场之路也被影响。其他阻碍还包括意外、疾病、忧郁症和成瘾等。这类因子随处可见，拖延了我们发挥天分和能力的时间，而社会文化则让我们因此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包括我在内，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只是大器晚成，其他人也许隐约觉得职场之路还没走顺。所有人都有某个认识、在乎或深爱的对象似乎在人生里卡住了。但重点在于，我们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别人，即使社会让迎头赶上成为难事也不能放弃──而且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该放弃。

　　虽然社会称颂少年英雄，但在各个领域大器晚成的例子可说不胜枚举59。国际知名的盲人歌手安德烈．波伽利三十四岁才开始唱歌剧；舞蹈庞克乐团液晶大喇叭的创办人詹姆斯．墨菲三十五岁才发行第一张专辑，这个年纪在电子舞曲圈根本就是人瑞了；创作歌手露辛达．威廉斯四十五岁推出第五张专辑《砾石路上的车轮》，终于大红大紫；苏珊大婶四十八岁才在「英国达人秀」节目一鸣惊人；玛莎．史都华三十五岁在朋友家的地下室开始做餐点生意，四十二岁出版第一本食谱，日后家喻户晓。连强调前卫的时尚业都有人大器晚成：瑞克．欧文斯四十九岁杀出重围，王薇薇四十一岁成名，薇薇安．魏斯伍德四十二岁闯出名号。知名艺术家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三十多岁才在艺术圈找到方向，四十四岁凭〈七个简单的作品〉获得国际认可，五十九岁才借着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回顾展「艺术家在场」真正成名。

　　大器晚成的作家也是各形各色。恰克．帕拉尼克三十四岁出版第一本小说《斗阵俱乐部》；幽默作家大卫．塞德里三十八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托妮．莫里森三十九岁出版第一本小说《最蓝的眼睛》，五十六岁凭《宠儿》赢得普立兹奖；珍娜．伊凡诺维奇四十四岁以史蒂芬妮．帕卢为主角，写出畅销的犯罪小说系列；法兰克．麦考特六十三岁写出自传式畅销小说《安琪拉的灰烬》，抱得普立兹奖。

　　在商业界，汤玛斯．希伯四十一岁才创办他第一间成功的希伯系统公司，五十七岁创办第二间成功的Ｃ３公司；大卫．达菲尔德六十六岁创办仁科公司；盖瑞．贝瑞尔在联信等科技公司任职数十年，五十二岁才与高民环共同创办ＧＰＳ导航的领导品牌Garmin；约翰．托洛德七十岁创办 Vashon 航空；亿万富豪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大学读了十年，以滑雪指导员为业，四十岁却创办红牛能量饮料。最后，可别忘了当代最厉害的创新高手：史蒂夫．贾伯斯。严格来说，贾伯斯不算大器晚成，但他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无与伦比的东山再起，才率苹果推出 iPod、iTunes、iPhone 和 iPad。

　　你能想像五十二岁才在好莱坞突然爆红吗？摩根．费里曼就是这样。他在地方剧场浮沉多年，终于借由《温馨接送情》打开事业；该片女主角洁西卡．坦迪已经八十一岁，她也以本片首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艾伦．瑞克曼以在大银幕饰演坏人广为人知，他原本经营视觉设计工作室，四十二岁才凭《终极警探》里的演出初尝走红滋味；乔．汉姆被经纪公司放弃，在色情片公司担任场景设计师，三十六岁才凭《广告狂人》走红；布莱恩．克兰斯顿儿时流离艰辛，四十四岁才凭电视影集《左右做人难》发迹；珍．林奇四十五岁凭贾德．阿帕托执导的《四十处男》破茧而出；玛果．麦汀达尔在地方剧场打滚数十年，六十岁才凭着电视影集《火线警探》在事业上取得突破。

　　有名的人不胜枚举，但不有名的例子更多。世界上数以百万计大器晚成的人尽管并不有名，却成就非凡，他们充分实现自我，只是没有登上新闻版面而已。

　　创造力不只专属于年轻人。我们有些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累积经验，多方尝试，才能找出一条路，好好发挥天分。人生充满阻碍与挫折，充满迂回与失望。这些经验带来决心、本事和智慧，所以大器晚成的人通常更懂得自省、更谨慎体贴、更耐心十足、更设身处地、更能管控情绪、情商比较高，处理情绪的技巧也比较好（我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探讨）。无怪乎，他们比年纪轻轻就获得成功的人更能妥善面对逆境。正如杜维克在《心态致胜》中所说，年少得志的人过早以一套固定的观点解释自己为何能年纪轻轻就取得成功，于是过度自信，不再学习与成长。例如网坛坏孩子约翰．马克安诺，眼看着自己被后起之秀超越，也只能愈感火冒三丈。

　　在任何年纪、任何人生阶段，我们都有办法发光发热──这个想法对人生非常重要，但我们却正在逐渐失去这样的信念。我们愈来愈少跟自己说大器可以晚成，反而受困于一心崇尚早慧英才──神童──的社会文化。我们因此失去了价值观和安全感，这样的文化缩减了传统的成功之道，也剥夺了我们对自己生活与命运的主宰权。

　　我们疯狂地追求早早就得功成名就，做不到就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这导致我们国家浪费了很多人才，扼杀了很多创意。在健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应该要明白：无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每个人都能够绽放光芒、重获新生、成长茁壮，与成就非凡。

　　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却让它变得难上加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能力为衡量标准的残酷谬误

　　《乌龙大反击》是部卡司二流的俗烂电影，票房却出奇亮眼，一时蔚为风潮。故事发生在一所虚构的亚当斯大学，几个资工系的书呆子对抗校内兄弟会。结果谁赢了？当然是书呆子啰。

　　这部片在一九八四年上映，现实世界的书呆子也正开始反败为胜，遍地开花。一九七五年，比尔．盖兹1读完大三后从哈佛大学休学。盖兹ＳＡＴ的数学测验满分，他觉得哈佛的教学进度太慢了，于是离开校园 ，跟住在西雅图市郊的朋友保罗．艾伦创办了微软。一九八六年，微软股票上市。一九九八年，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二○一七年，盖兹成为世界首富。

　　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多次访问盖兹，还曾经跟他一起旅行五天。当年他依然有说话时前后摇晃椅子的怪习惯，有些人认为这显示他可能患有亚斯伯格症。与他成为全球慈善家之后的谨慎小心相比，当年他轻率得多，讲话也直言无讳。

　　一九九○年代，盖兹把微软比喻为高智商工厂。「没有人智商比我们高。我们赢过甲骨文，我们赢过升阳，我们也把高盛比了下去。」他告诉我，软体公司招募世界级高智商人才的价值在于，「一个真正优秀的程式设计师，胜过一千个平庸的程式设计师」。真正优秀的程式设计师拥有高人一等的智商。他的逻辑是：程式设计师的智商，和职业美式足球员的四十码冲刺速度一样；没有哪个双腿不快的家伙能在ＮＦＬ踢球，也没有哪个脑袋不快的家伙能在微软上班。

　　注意了：这位富豪是个神童，在智商上是个菁英，他的ＳＡＴ数学测验满分无疑证明了这点。这样的人尽是招募高智商的程式设计师，打造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

　　你认为这个例子是否让人更加相信，ＳＡＴ测验不仅有助于录取哈佛、史丹佛、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助于登上《富比士》全球四百大富豪排行榜？在我们的文化里，智力测验和ＳＡＴ测验是变得更重要或更不重要？

　　答案显而易见。

　　如今在这个世界，智商最高的人赚进最多钱──而且赚得飞快，不用一辈子，只需短短不到十年就富可敌国。我见过很多厉害的年少英才，也很佩服他们的天分、工作伦理和愿景，但他们的成就却反映了某些问题。愈来愈多的超级富豪在标准智力测验上赢过九十九％的人──谨提醒，智力测验为时短短几个小时，在十六岁或十七岁时应考。

　　为什么会这样？

　　一九○五年，有个德国出生的瑞士人2在专利局担任审查员。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迟至六岁才会讲话；此时二十五岁的他，工作时很容易分心，屡次无法在局里晋升。然而这一年，他利用空闲的时间，写下一系列包括一篇博士论文和四篇论文在内，深深改变世界的文章。其中探讨了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还有质量与能量的关系，在最后一篇论文则以知名的方程式 E=mc2作结。他就是爱因斯坦，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

　　不过一九○五年还有另外一系列的论文也很出名，至今仍在定义我们的世界，论文作者阿尔弗雷德．比奈3跟爱因斯坦一样是个依靠自学的门外汉。一八五七年生于尼斯的比奈，大学时受法学教育，兴趣广泛又古怪，后来转到神经科去研究，一辈子热中于探讨大脑的运作。比奈的研究方法天马行空，例如他设计了一个记忆力测验，以了解西洋棋手眼睛被蒙住时的表现；他研究催眠，因而危及了他的学术声誉。此外，他还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研读相关论文，自学一个当时新兴的学门──心理学。

　　一八九九年，法国立法强制六到十四岁的学童接受义务教育。杂学的比奈获邀参加儿童心理研究自由委员会，评估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模式。令人难过的是，他不久就发现有些孩子什么课都跟不上进度。该拿这些孩子怎么办呢？首先，你需要明确衡量他们的能力──他们到底有多么难以学好？于是在一九○五年，比奈和年轻的医学生西奥多．西蒙设计了一个衡量三到十三岁孩童心智能力的测验。他们研究五十个儿童的受测结果，决定中间分数和最高及最低分。这个测验称为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智力测验。

　　重点是：比奈只认为这个测验反映了孩童在某个时刻跟同侪相比的心智能力。他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们只要让三到十三岁的孩童接受这个测验，就能知道他们一辈子的智力。这种不幸的认知是出自一个美国人之手。

　　一九九九年，记者尼可拉斯．雷曼（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传播学院荣誉院长）出版了《大考：美国英才教育秘史》，探讨ＳＡＴ测验的缘起，指出其直接源自智力测验。据雷曼所说，当初认为智力测验对二十世纪美国至关重要的，是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雷曼写道：

　　特曼认为智力测验是学界无与伦比的重大突破，能够广泛应用，并能奇迹般地迅速衡量脑力。而在他眼中，脑力几乎是一种生理特质，在现代至关重要。特曼推广智力测验不遗余力，认为能衡量学生的能力，进行筛选，进而因材施教。4

　　特曼把智力测验改为史丹佛─比奈测验，他相信这个测验能够让人类的处境及其自身愈来愈好。然而他的理念源自一个二十世纪初期诸多重要学者所怀抱的信念──优生学：优良（例如高智商）的人该多多生儿育女，把好基因传下去；不优良的人最好少生小孩（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所谓的「不优良」指的是除了北欧血统之外的所有人）；例如智能障碍者这种「有缺陷」的人，则该当绝育。在特曼把比奈的原版测验改为史丹佛─比奈测验的二十年后，他与别人共同创办了人类改良基金会，提倡要让「劣等」种族绝育。

　　虽然这样的想法在当年不幸地没有受到质疑，但是特曼对心理学的正面贡献不应被抹煞。一九一七年，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一百七十万名士兵接受史丹佛─比奈测验，以迅速了解士兵的心智能力，并决定他们是否适合担任战争机器；在测验中得到高分的就派到情报单位或接受军官训练，低分的则上战场作战。另一方面，在筛选机制截然不同的英国，则让出身名门的人前往情报单位或接受军官训练，上战场作战的则是劳工阶级。与英国相比，特曼的智力测验不仅更有效，似乎也更公平，比较不受出身的影响。

　　史丹佛─比奈测验大为成功。美军达到目的，以致食髓知味。然而特曼对优生学的拥护，即使是从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都是有害的。一九一六年，特曼在其《智力的衡量》一书中写道：「边缘型的人格缺陷⋯⋯相当常见于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也很常见于黑人。他们的迟钝看来是源自种族因素，至少是源自家族血统⋯⋯这些族群的小孩该加以隔离，编在另外的班级⋯⋯他们无法妥善理解抽象的概念，但通常能训练成很有效率的工人⋯⋯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实在特别会生。」这段文字让人难以卒读。

　　不幸的是，在一九二○年代，几乎所有研究智力测验的顶尖学者都受到优生学运动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尔．布莱汉5接下特曼的火炬，他一九二六年替美国军方设计出ＳＡＴ测验，对优生学的拥护简直不输特曼。不过几年后，布莱汉对智力测验的想法却有了改变，他转为厌恶自己所设计的这项在将近一百年后仍让我们深深执迷的ＳＡＴ测验。

　　一九二二年，布莱汉撰着的《美国人的智力研究》迅速在学术圈造成轰动。和特曼与美国其他研究智力测验的知名学者一样，布莱汉认为有些种族确实比其他种族优越，例如他说：「我们的数据倾向于推翻『犹太人非常聪明』这个普遍说法。」他哀叹当时的移民太多，尤其是来自「地中海」国家那些发色与肤色较深的种族，「美国人的智力正在下降；当种族混合愈形普遍，智力更会加速直坠。尽管可能有点不堪，但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就是如此。」

　　可悲的是，当时这种想法随处可见。布莱汉的看法不仅没有损及他的学术生涯，还让他从研究智力测验的学者中脱颖而出（日后他转而抱持相反看法时，反而损害了他的学术生涯）。当美军想改进战时的智力测验时，布莱汉、特曼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都名列咨询名单中。后来军方偏好布莱汉修改过的版本，也就是ＳＡＴ测验。一九二六年，布莱汉毫不掩饰地表示，ＳＡＴ测验是一种更长久、更实用的智力测验。

　　由于军方采用ＳＡＴ测验，加上布莱汉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显赫身分，许多大学也开始纷纷拥护ＳＡＴ测验。一九三○年，西点军校（陆军）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率先采行ＳＡＴ测验，接着耶鲁大学也采纳了。不久，美国东北部的多数大学都跟进脚步。

　　ＳＡＴ测验大为风行，但布莱汉在设计出这项测验的两年后，立场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他认为这项测验主要不是在衡量学子的智力，而是在衡量他们的学习经历。一九二八年，他在获邀向一群优生学家演讲时说出自己的质疑。一九二九年，他写道：「我愈是投身这个领域，愈认为心理学家犯了大错。我们不应该再设计各种测验，宣称能测出哪些能力⋯⋯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心理颅相学的阶段（译注：颅相学主要是在研究如何由人的颅骨特征来判断其心理特质或人格）。」一九三四年，就在他过世前不久，他称这项测验是「天大的错误」：

　　智力测验风潮在约莫二十五到三十年前，伴随着科学史上的天大错误来到这个国家。人们误以为测验能排除学习经历的影响，单纯衡量天生的智力。但愿现在没人相信这个说法。其实测验分数绝对受到学校教育、家庭背景、英文能力和其他相关与无关的因素所左右。「天生的才智」的假说已经死了。

　　然而「天生的才智」理论不仅活得好好的，还正要席卷八方。两位哈佛大学的学者救了ＳＡＴ测验的声誉，更进一步掀起热潮。

　　一九三○年代，改革山雨欲来。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七月，股市重挫八十六％，失业率飙升至二十五％。媒体常拍下排队领汤喝的队伍，民众一个个面颊凹陷，整个画面象征着这个艰苦的时代，资本主义似乎失败了。然而美国的传统富豪相形之下却比较不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与一九二○年代靠股票和债券大赚特赚的新富阶级相比）。许多传统富豪仍住在豪宅，聘雇大批仆人，坐拥私人俱乐部与奢华游艇。

　　日后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眼看贫富悬殊，不禁感到义愤填膺。柯南特家不是美国东岸的传统富贵世家，他父亲只是个开照相制版店的小生意人。尽管柯南特成绩优异，但哈佛的同学非富即贵，他置身其中觉得如同次等公民。这种感觉在他一九三三年当上哈佛校长后，仍沉重地压在他的肩膀上。哈佛的富家子弟过着不同的人生，他看得怒火中烧。如同雷曼所说：「哈佛的公子哥儿如今过着看来完全不像大学生的生活。当时美国每四个劳工就有一个失业，一片愁云惨雾，但这些公子哥儿住在〔波士顿〕黄金湾岸区的私人公寓，由仆人服侍，出入波士顿的上流社交舞会，通常不去上课，学期末才临时上特殊家教班，以便通过考试。」

　　柯南特决定从根本动摇哈佛的阶级体系。能够取代富家或贵族子弟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另一种贵族──才智的贵族。这不是什么新想法，而是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古代中国也试过这个想法而且相当成功，当时他们的官员是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在美国，这也不是新东西了，如杰佛逊就说贵族的特权不是源自继承而来，而是源自「功绩」（merit）。杰佛逊不只是思想家，也是发明家，提出用「人体测量器」来衡量功绩：「我乐见人人可得赞扬，各适其位。」

　　柯南特的动力不只是对阶级感到愤恨，还出自正义感。柯南特找了助理院长亨利．钱西（Henry Chauncey）来协助他。钱西的祖父是纽约贵族，但家族财产被骗光，钱西出生时，家里已经没多少钱了。长大后的钱西没钱读哈佛，去了当时以心理学研究著称的俄亥俄州立大学，那是他很喜爱的领域。之后他转学到哈佛，获得奖学金，不仅攻读心理学，也投入心理学底下的新学门：智力衡量。

　　柯南特和钱西将ＳＡＴ测验视为对抗懒散贵族的武器。由于他们的卖力推广，ＳＡＴ测验从此深深在美国社会扎根。柯南特和钱西没有受优生学潮流的影响，两人的行动不是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他们是小罗斯福时代的左翼革新派。

　　柯南特尤其相信智力测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一九四○年，他进入美国国防部科研委员会。翌年他成为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开发出一九四五年美国对日本使用的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他甚至参与了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于新墨西哥州进行的「三位一体核试爆」计划，目睹原子弹的首次试爆。

　　与反闪族的ＳＡＴ测验发明人布莱汉不同，柯南特看见犹太难民对曼哈顿计划的成功有重大的贡献。由于希特勒与纳粹心狠手辣的反闪族暴行，德国顶尖犹太物理学家逃来美国，美国反而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获益。

　　然而柯南特明白，下一次美国也许就不会那么幸运，所以他更是坚信该让所有美国孩童接受智力测验，以确保可以找出弱势、乡下和穷人家的数理或工程天才，并给予支持。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生存延续，都有赖于能否善用智力测验。

　　ＳＡＴ测验持续风行，很快对美国文化产生影响。一九五○年代初期，哈佛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依然青睐美国东北部名门与私校的贵族子弟；但是到了一九六○年代，测验分数亮眼的犹太学生和偏乡学生纷纷进入常春藤盟校，非裔、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也旋即跟上脚步。

　　从一九五○到一九九○年代，ＳＡＴ测验了取代名门世家，成为名校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既然ＳＡＴ测验日益重要，ＳＡＴ准备课程自然应运而生。例如，一九九○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市场价值主要不在于他们发行的报纸，而是在于其旗下提供ＳＡＴ备考课程的楷博教育集团。ＳＡＴ测验曾经引发几次著名的争议，例如韩战期间，高分考生能否破例申请缓征；或是ＳＡＴ测验是否对少数族裔的穷人家小孩不公──而这正是布莱汉的担忧。最终对这股测验热潮提出重要批评的，意外的是这类测验最早的拥护者之一──特曼本人。

　　如今，各种智力和性向测验深入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很难想像以前从没有过这类测验。在过去，人类也许聪明，也许愚笨，也许心思敏捷，也许思虑迟缓，但是从来就没有一把能够为众人实际分类与排名的量尺。特曼的史丹佛─比奈测验能做到这一点，促成了日后诸多这类测验，为我们天生的才智和后天的学习打起分数。今天的美国人几乎都考过至少一种智力或人格测验，或是在高中考过ＳＡＴ测验或ＡＣＴ考试，又或是在大学考过ＧＲＥ、ＭＣＡＴ或ＬＳＡＴ。

　　所有这类测验都源自特曼率先提出的智力测验，也源自他一心把测验给标准化，让包括公职在内的国家机构采纳测验成绩。不过特曼不光只是热中于推广智力测验，他本身也是举足轻重的学者。

　　一九二一年，他创立了特曼天才研究计划6，这是心理学界第一个针对高智商个人的纵贯性研究，也是目前延续最久的一个。特曼与他的研究助理，在加州的公立学校中筛选出一千五百多位生于一九○○至一九二五年之间的天才儿童，其中男性比例略高，大多数为白人，几乎全部都来自中上阶级的家庭。

　　然而数十年过去，这些天才走过盛年，我们愈来愈能清楚看见他们其实并不特别，只是智商比较高而已。其中有些人确实颇为成功，例如有些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但整体而言，他们跟其他人几乎毫无差别，且由于他们大多已经走完人生路，这结果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些人大多数要不就是家庭主妇，要不就是从事一般工作，「像是警察、海员、打字员和归档员」。

　　尽管特曼仍然认为智力可以遗传，后来却气馁地写道：「总之，智力和成就之间的关系，还谈不上有什么高度的关联性。」

　　即便优生学最终落得恶名昭彰的下场，史丹佛─比奈测验也无法预测成就，美国社会仍然相当热中于智力测验。一九五一年，仅有八万名学生参加ＳＡＴ测验7；到了二○一五年，参加测验的学生居然高达一百七十万名。此外，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各地也有许多大学都采用ＳＡＴ测验分数。

　　如此大量地使用测验，催生了一个附带的效应。那就是为了及早批改大量试卷，测验单位会尽量少出需由真人批改的非选择题，多出可以由机器算分的选择题。这就是为什么ＳＡＴ测验虽然仍保有作文的部分，其他非选择题却都让位给选择题的原因。

　　由于智力测验和ＳＡＴ测验等背后的理论是错误的，测验结果通常也就不符预期。一九七五年，有两位学者各自以不同的研究，指出这类测验的明显错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坎贝尔定律」的见解：「如果一个量化社会指标用于社会决策的程度愈高，这指标就愈容易走样，也愈倾向于扭曲与损害这指标所测定的社会过程。」8换言之，我们愈看重ＳＡＴ测验，测验结果就会愈扭曲、愈容易走样。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则提出「古德哈特定律」：「任何用于管控的衡量方式皆不可靠。」换个说法就是：一旦考取高分成为受测的目标，这个测验就不再有效。再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任何东西只要有评分与奖励，就不再准确了。

　　这两个定律都指向一个糟糕的结果：我们对测验的执迷，尤其是对获取高分的渴望，反而致使测验不再能够有效地预测表现。像ＳＡＴ这种测验是要衡量学生经过多年学习与培养所得到的知识与能力，但我们却只关注考试，而不重视这些年来的学习与培养，这个测验因此无法妥善衡量我们的知识与能力，而是变成一场跟时间的竞赛──考验受试者是否能在特定时间内回答各个选择题。

　　根据古德哈特定律，我们愈是依据测验成绩奖励受试者，他们愈会千方百计地想要拿到好分数。于是有钱人会请私人家教，为应考做足准备，进而考出高上许多的分数──但只有分数高上许多，不代表他们确实有学好那些科目。靠这样就决定一个十六、七岁学生的未来，似乎不妥也不尽公平。

　　在智力测验之外，该时代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如今为企业界爱用的人格测验：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这种测验可以用来衡量感觉、直觉、情感和思维，据信能借此界定个体如何感受世界并从而做出决定。

　　一九一七年，凯瑟琳．布里格斯发现女儿的男友和他家人个性迥异。布里格斯平时借由自学、读名人传记探究这个问题，她逐渐想出一个把性格分为四类的理论。一九二三年，她在读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了解他对人类个性的分类时，赫然发觉荣格的想法跟她自己的理论相呼应，于是她匆匆把自己的理论写成论文发表。

　　一九二○年代末期，布里格斯的女儿伊莎贝尔．迈尔斯加入这个研究。迈尔斯是位作家，她不仅协助母亲的「分类」，还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获奖小说里协助推广这个理论。迈尔斯毕业于以学术严谨闻名全美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如今她跟着知名的管理顾问艾德华．海伊见习，学习测验的艺术、统计分析和资料验证，她认为这些技巧能够帮助布里格斯设计出测验的方法。

　　一九四四年，母女两人提出了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时值二次大战期间，有许多男性从军作战，女性只好代替丈夫进入职场，而她们希望这个测验能助这些妇女一臂之力。由于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概念源自于企业界，因此很得企业界的青睐，迅速在十年内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所使用的标准工具。一九六二年，迈尔斯写的手册由举办ＳＡＴ测验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买下。

　　心理学界从来不曾采用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他们认为该测验过于主观、会有使用者偏误，也无从证伪。学者安妮．墨菲．保罗称这个测验是「不负责任的空想」，着有多本社科类畅销书的华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则说：「说到准确度，如果一边是心电图，另一边是占星术，那么这个测验大概落在两者中间。」不过这个有九十三道题目及四个象限的测验至今仍广受欢迎，也是全球最风行的人格类型测验，世界各地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接受测验。

　　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这类的典型测验（外加数十种其他测验）让美国社会趋之若鹜，就学前的孩童会先做智力测验，再按成绩分班。ＳＡＴ测验和ＡＣＴ考试的成绩愈来愈能左右考生是否能被大学录取，其影响力甚至超过考生的在校平均成绩。在我们成年后的职涯中，每次找工作都得做各式各样的性向测验和人格测验。

　　我们时常使用许多测验──甚至是单一测验──为人排名，不仅对学生如此，对员工亦然。一九九○年代初期，微软、奇异和某些企业流行把所有员工按钟形曲线排名，奇异执行长兼总裁杰克．威尔许甚至公然表示，他会炒掉每年表现最差的十％员工。许多企业纷纷效法这两家全球前五大企业。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测验与排名带来一种错觉，看起来好像非常客观，又有确切的数字可以佐证。如今职场上的诉讼层出不穷，采用这种方式能让企业在拒绝替职员升迁或加薪时显得客观有据，因此比较不怕被告。这种做法似乎非常合情合理。

　　包括 Google 在内的部分企业虽然正式废除这种排名式的征人与升迁系统，也扬弃了在校的平均成绩和ＳＡＴ测验分数，却以逻辑问题和数学应用题取而代之9，因此许多申请者和批评者指出他们只是粉饰太平，换汤不换药。看来，即使企业想做对的事情，仍无法舍弃各种测验背后的好处。

　　虽然智力测验、ＳＡＴ测验、ＡＣＴ考试和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等面临批评，甚至经证实并不准确，它们却依然活得好好的，甚至大为风行。10ＳＡＴ测验和ＡＣＴ考试在二十一世纪的影响力更胜以往，盘据在美国高中生与家长的心头。且由于麦布二氏人格类型测验的成功，其他的人格测验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例如五大人格特质量表、九型人格测验以及ＤＩＳＣ性格测验等。也许这样的发展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而就在特曼、布莱汉和桑代克设法量化个人潜能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强大的趋势正在美国成形。

　　以下这段描述是否听起来很熟悉？一项新科技问世了，把世界串连在一起，第一批有远见的先驱大赚特赚，但离这片科技网络很远的贫穷劳工则备受打击，富翁与贫人之间的鸿沟前所未见地大，乡下的穷人蜂拥到都市，导致传染病盛行与犯罪率高涨，愤怒的民众无分左右，一肚子火，愈来愈多人怀疑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上文所说的新科技就是十九世纪末的铁路。由于铁路带来可观的财富、豪宅和游艇，一八九○年代常被称为「镀金时代」。然而这个年代也带来了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七年的经济萧条，当时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不景气（但一九三○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更加悲惨）。

　　在这段经济萧条时期及其之后，愈来愈多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寻求更好的方法，以管控贪婪的企业、过旺的经济，以及相应而生的社会问题，因而出现了史学家口中的「进步时代」（「进步」在现代是指民主党参议员柯瑞．布克和伊莉莎白．华伦所倡导的左翼自由派概念，但在一八九○年代，这个词指的是将科学化管理应用到各个方面，例如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和公共卫生等）。在政治面，进步主义否定了欧洲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事实上，进步主义获得两党一致的拥护，既有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的支持，也有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的相挺。

　　进步主义立意良善，尤其在公共卫生、工作安全、反托拉斯法和女性投票权上，催生了许多必需的改革。进步主义对教育和商管界也有深远但好坏参半的影响，如进步主义严格要求服从，让人类沦为会动的零件。让我们以该时代最为举足轻重的商业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泰勒为例。

　　「过去，以人为优先；未来，一定是以系统为优先。」11泰勒在他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里写道。他的想法简单明白，很吸引人：如果主管可以找出并开除浪费时间的员工，自然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主管需要观察员工的行为，加以纪录、衡量与分析，目标是不再有员工无所事事，不再有员工混水摸鱼，也不再有员工擅自施展创意。泰勒想简化复杂的生产流程，将其拆成一个个最小的重复步骤，让任何员工都能够迅速执行。

　　可以想见，泰勒主义需要专制地掌控人员与工作。不过泰勒认为这是在拯救劳工，让他们工作得更有效率，赚进更多钱。二十世纪的前十年间，泰勒的影响力达到高峰，例如福特汽车工厂就采用生产线组装的方式，充分实现了他的理论。正如泰勒所预测，福特付两倍工资给生产效率最高的员工，表示希望员工也能买得起自家品牌的车子。

　　泰勒打开了进步主义的潘朵拉之盒。泰勒主义催生了许多新的计时、簿记和会计方法，还有工作流程表、机速计算机、动作研究和生产线计数法，主管得以观测、评分、分析与控制劳工每分每秒的行为。这是泰勒式科学管理的核心，其价值难以置疑。如今有很多新的科技，像是云端计算、网际网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机器人和工作流程应用程式，看似跟泰勒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但其实他的许多概念仍主宰了整个业界。

　　说来奇怪，泰勒那套科学化管理系统也在教育界扎了根。12一百年前，美国教育界就认为泰勒的方法是管理大量移民家庭儿童的最佳方式。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一九一二年的著作《根除教育里的浪费》，为学校采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博比特认为，学校应该要像产业界那样有效率，根除浪费，关注产出，课程也该把学生变成有效率的工人。

　　就如泰勒那样，博比特相信高效率的产出取决于中央专制，贯彻由上而下的准确指导。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桑代克等教育圈的领袖，都公开提倡这种生产线式的架构，桑代克影响尤大，让社会以科学化的管理原则看待教学、课程以及组织架构，并很快就成为主流的教育模式。正如哈佛学者陶德．罗斯探讨天分差异的睿智大作《终结平庸》所说的，今日教育体系的僵硬与刻板，实源自工厂管理的概念：

　　我们的学校依然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踩着同样僵硬的〔泰勒式〕步伐跑流程。每堂课的时间长度是固定的，上课日是固定的，学期是固定的，学校提供同一套固定的「核心」课程，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每个（正常的）学生在同样的年纪从高中毕业，而且照理说也会具备同样的知识。13

　　史学家雷蒙．卡拉汉14在其一九六二年的著作《效率狂热与教育》中，探讨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如何影响美国的学校。书中检视了泰勒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善用校舍和教室空间以标准化工友的工作内容。另一项革新是老师必须记录自己的教学，以期把「浪费」降至最低。

　　我们可别以为自己比泰勒那个时期更为明智。举凡「不让任何孩子落后」「共同核心标准」和「迈向巅峰教育计划」等近期的教育革新，都让标准化测验在公共教育里的角色更形吃重。然而泰勒对教育的影响不只是标准化测验而已，如今我们的教育系统主要是按照一套工业系统在运作：持续迈向标准化和评鉴化，公开推广功利导向的数理科学课程，甚至统一以钟声表示上下课的时间──仿佛学生只是一辆辆福特T型车，在泰勒设计的生产线上被制造出来。

　　对多数人来说，这听起来很可笑。众所周知，我们全是以不同方法在学习。15学习是涉及神经、生理和情绪发展的累积过程，这表示我们全是以不同的步调在吸收、整合与应用知识。有些人刚接触基本原理就开始拿来应用，有些人则全部学齐后才开始实际应用，像我一样大器晚成的人尤其如后者般，就像恍然大悟一样，突然把整个来龙去脉都理清了。然而这种学习方式会一路影响学生的排名和表现。有些学生很适合现有的教学模式，有些学生则表现得不符预期。

　　标准化测验无法衡量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或实际投入的程度。老师被迫避开分析思考的教学，只教考试会考的内容，因而阻碍了学生的学习。这也贬低了专业教学的价值，就如同当年泰勒的理论贬低了工人自身技艺的价值一样。教育沦落为准备考试的过程，课程品质和教师的教学技能都受到危害。人文教育也因而枯竭。

　　我们对测验的执迷产生了什么后果？

　　如今，所谓的「成功」指的就是在智力测验和ＳＡＴ测验取得亮眼成绩，被比尔．盖兹、高盛、Google、亚马逊和其他聚集了高智商天才等企业所青睐的考试高手和天才神童。测验成绩最好的人赚得最多，也赚得最快。如今学校挑学生看的主要是智商和分数，学生前所未见地背负着需要及早成功的压力。压力锅般的教育系统在挑选「赢家」，也就是在校平均成绩和ＳＡＴ测验拿高分的学生，因此很多青年学子还没成年就远远被抛在后头了。很多年轻的成年人──尤其是年轻男性──决定对这样的成人世界说不，住在父母家中，天天打好几个小时电动。有的人饮酒作乐，有的人药物成瘾，靠各种方法逃避混乱与高压而不快乐的人生。研究显示，多数劳工觉得未获赏赐，提不起劲。很多人则是展现其他的技能，走在非典型的人生路上，大器而晚成。

　　许多学校和企业还持续使用以智力为基础的测验，反映出我们需要一个看起来客观与正当的人才界定系统，其效力却未经证实。重点在于，目前还没有人能设计出一个可以准确衡量个人潜能或天分的测验。原因很简单：人类的发展错综复杂，拥有很多面向，所以我们无法以单一测验或特定量表加以呈现。

　　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比以往更热中于替自己测验、分类与排名，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本章稍前，我提到当今世界第二富翁比尔．盖兹在ＳＡＴ数学测验拿到满分。他认为高智商人才赚进最多的钱，因此微软早期就是以求职者的智商预测其程式能力与商业头脑，许多企业也纷纷效法。

　　Google 的两位创办人赖利．佩吉和谢尔盖．布林在ＳＡＴ数学测验也考了将近满分。一九九八年，还在史丹佛攻读研究所的他们创办了 Google，两人直到二○一四年之前都会请求职者提供ＳＡＴ成绩（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现在明确声明不再这么做，但实际上 Google 仍会以各种题目和方法评估求职者的脑筋转得有多快）。

　　亚马逊创办人暨执行长杰夫．贝佐斯是世界首富，他的ＳＡＴ数学测验也是满分。根据记者布莱德．史东的报导，贝佐斯「认为亚马逊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只聘用最聪明的人才。早期他亲自负责面试，也会问求职者的ＳＡＴ测验分数。贝佐斯说：『每次我们招募一个人进来，那个人就该拉高下一次的聘用门槛，这样公司整体的智力永远在向上提升。』」16贝佐斯曾向记者开玩笑地说，他太太的ＳＡＴ测验分数很高，所以两人可说是门当户对。

　　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柏在ＳＡＴ数学和英文测验都拿到八百分的满分。苹果的共同创办人史蒂夫．沃兹尼克呢？他的ＳＡＴ数学测验也是满分。

　　再讲两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前述六位ＳＡＴ测验的数学神童身价总和为三千亿美元，他们所创办的企业总值为三兆六千亿美元，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的GDP高于这个数字。

　　Paypal 共同创办人暨脸书的董事彼得．提尔（他高中时是个西洋棋天才，毕业于史丹佛法学院，ＳＡＴ数学测验也拿了满分）表示，对整体经济繁荣有益是一回事17，受投资者青睐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美国经济有太多资金流向「位元」（bits）公司。18「位元」是一九九○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可拉斯．尼葛洛庞帝所创，这些公司的获利或是靠演算法提供特定服务（如 Google、脸书和亚马逊），或是靠演算法称霸金融市场（如摩根史坦利、高盛和无数对冲基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实体产品。他们靠聪明的演算法创造市场，而非创造产品。

　　按尼葛洛庞帝和提尔的话，相对于位元公司的是型态较旧的「原子」（atoms）公司，他们投入实体产品的生产，例如采收谷物、提炼原油、锻造不锈钢、制造汽车、装订书本、组装电视，产品最终需要依赖陆海空的方式运输到消费者手上。通用汽车就是典型的「原子」公司，他们在十七个国家拥有数十间工厂，员工超过二十万人，每年出产一千万辆汽车。

　　然而由于原子公司运用实体资源，需要工厂和商店，会制造垃圾，偶尔还会出现职灾，所以受到严格的监管，也要缴交大笔的税金。相较之下，位元公司是坐在电脑前面写程式，几乎没用到什么实体资源（主要用到电力，但电力的监管负担是由能源公司与水电公司承受），不太会制造污染，绝少出现职灾。挑战原子公司的位元公司，诸如Uber 和 Airbnb 等，型态既新又颠覆，旧的法规系统甚至都还跟不上。位元公司的另一个优势是税收，创办人和投资人被课以较少的资本利得税，而非较高的所得税。位元公司的获利通常较不受税法限制，脸书和 Google 等企业所缴的有效所得税率为十五％，标准普尔五百企业平均则缴纳二十％。

　　提尔认为今日的经济有利于位元公司，并非出自他的个人偏见（他以拥护自由意志的保守主义闻名），民主党的民调专家马克．潘也同意他的见解：「旧的实体经济被法规管得死死的，新的科技经济则获准嘲弄法规，得到庞大的利益。」19

　　难怪投资资金会涌向位元经济，而避开原子经济。Uber 主打线上叫车服务，成立才九年，全职员工才约一万人，但二○一八年的市值却高达七百二十亿美元。通用汽车已经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现在的市值则为五百二十亿美元。Uber 的市值竟然比通用汽车高出二百亿美元。位元公司享有巨大的市值优势，还能替自身延续优势，做更多投资与并购，付人才更多薪水，这些都非原子公司所能及。过去三十年来，位元公司获得愈来愈多不均的优势。

　　这跟年少得志和大器晚成的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投资报酬率如此不均，如果你是个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或家长），自然会面对一个问题：该怎么做才能进入位元公司？答案很简单，如同我们先前看到的，位元公司爱找头脑好的人、在测验里脱颖而出的天才，他们想要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在他们眼中，最能预测是否具备高超程式功力的就是ＳＡＴ数学测验。无论是学子、家长、老师和雇主，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二十一世纪全球市值最高的几家企业，皆是由在ＳＡＴ数学测验得到高分的人所创办。很少人说出这个事实，但我们心知肚明。现在经济起伏不定，社会给孩子极大的压力，要他们考出高分，才能进入最有前景的产业，受雇于最赚钱的企业。

　　然而逼人考取高分并及早取得成功的压力是有害的。

　　二○一四年，《富比士》点名一位三十岁的史丹佛辍学生为全球最有钱的白手起家女富豪。这位名为伊莉莎白．霍姆斯的女富豪，创办了血液检测公司 Theranos，开发出「一项新技术，不需透过静脉抽血，只要从指尖取一滴血，几乎不会痛，就能检测几百种疾病」20。霍姆斯认为她的公司能解救千百万人的性命。

　　投资人纷纷跟进，相信能靠这家血液检测公司赚进数十亿美元。一笔接一笔的私人资金挹注，该公司的市值达到一百亿美元。霍姆斯大权在握，靠着杠杆收购持有公司的半数股份，笑傲《富比士》榜单。

　　二○一六年，一切却土崩瓦解。《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凯瑞鲁发表二十多篇报导，直指 Theranos 根本行不通。轻刺指尖所采得的血液样本，常被破碎的皮肤组织所污染，而且更糟的是，就算没被污染，这种微量样本也比不上传统的静脉抽血。换言之，Theranos 的方法根本没有用，甚至还可能害民众错失检查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的时机，甚至接受了错误的治疗，失去性命。最早注意到问题的是 Theranos 的首席研究员伊恩．吉本斯。公司营运长除了向霍姆斯报告此事，还交代吉本斯守口如瓶。然而东窗终究事发，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就在霍姆斯把吉本斯叫进办公室开除他的那一晚，吉本斯自杀身亡。他的遗孀原本还以为霍姆斯和公司会表达哀悼之意，却赫然收到公司律师寄来的信，威胁说如果她向记者告发此事就等着被告。

　　霍姆斯满脑子想要及早成功，一开始看起来确实也注定会年少得志。她九岁时就写信给父亲说：「我这一生真正想做的，就是发现人类原以为不可能发现的事物。」21她儿时开始学中文，在休斯顿读高中时就卖程式语言给中国的大学，展开她的第一份事业。她考上史丹佛大学，拿到总统奖学金外加一笔研究主题任她自选的奖学金。大一暑假时，她在新加坡基因组研究中心工作。十八岁时，她发明了一款可穿戴式的给药贴片，申请了生平第一个专利。

　　霍姆斯天资聪颖，壮志过人。她心目中的商界英雄是创办苹果再带领公司攀上巅峰的贾伯斯。她很快就学习了贾伯斯的言词和癖性──穿黑色高领套头衫，双手并拢指尖朝上，据说她还会缓缓眨眼盯着你看，目光之犀利简直能把你的眼窝戳穿好几个洞。她也学到了贾伯斯为人诟病的做法，把公司管理得像个警察国家，一心防止员工互相谈论各自的工作内容。她也擅长运用贾伯斯那套「现实扭曲力场」──假想自己天纵英才，公司的产品将所向披靡。

　　贾伯斯年仅二十一岁就创办苹果，二十五岁时苹果公开上市，他成为身价上亿的年轻名流。霍姆斯愈来愈急着想趁早成名，赶快致富，以免输给她的偶像。当指尖采血技术证明无效，她却继续一意孤行，而非设法改良。她时常独自搭乘租来的湾流一五○私人喷射机到世界各地演讲。她以提告威胁媒体，还拜访《华尔街日报》总裁鲁柏．梅铎，试图阻止凯瑞鲁的报导。此外，她还叫 Theranos 偷偷使用旧技术检测血液样本，好满足沃尔格林连锁药局等客户。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可没真的停下来，《富比士》和《浮华世界》等也做了跟进报导。二○一六年，新闻传了开来：Theranos 讲大话却做不到，说谎欺瞒，还威胁知情人士不能说出真相。《富比士》两年前把霍姆斯列为全球最有钱的白手起家女富豪，如今则称她握有的 Theranos 股票一文不值。

　　我们该怎么描述霍姆斯？她天资聪颖，堪称万中选一，高中就精通中文与程式设计，在史丹佛大学拿总统奖学金，十八岁申请专利，十九岁凭超凡才智和魅力说服指导教授加入她的公司。然而她真的天生就热爱说谎，擅长欺诈，如同主导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前那斯达克主席伯纳．马多夫吗？我确实想过这个问题，但却不这么认为，至少霍姆斯一开始不是如此。在我看来，她的致命过错源自于她满心想要及早成功，一步登天，而缺乏慢慢耕耘的耐心。当她的神奇计划失利，Theranos 无法成功检测血液样本，她不是停下来改良技术，却反而变本加厉，把她的年少成功说得更加天花乱坠、上ＴＥＤ演讲、搭私人喷射机到世界各地、遇到想拆穿骗局的人就扬言提告。

　　霍姆斯是坏人吗？有几百万人这么想。我倒觉得她这些举动背后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没有那么非黑即白。她更像是陷在自己年少早成的故事里，而鼓吹这类故事的正是我们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和其他的富裕国家，在各方面过着一、两个世代以前还无法接受的多元生活。对于历史上许多被边缘化的族群来说，这是很重要的长足进步。过去三十年间22，非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的比例增加了一倍。现在麦可．乔丹和魔术强森23等不只是退役的传奇黑人球星，还是球队老板。《富比士》最新的24「美国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有十七位亿万富豪，其事业包括屋顶装修、货车运输和零售等。同性婚姻现在是联邦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全美五十个州都适用，包括苹果执行长提姆．库克等25，很多商界领袖都公开出柜。

　　虽然我们社会最近刚在公众和政治容忍度上开了倒车，但民调显示，最近几十年来，大众对教育和职场的多元开放26、性别平等和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都稳定增加。这种社会上的宽容态度延伸到许多方面，例如更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非主流的兴趣，以及激进的认同政治。现在我们可以身上满满刺青与穿洞，却依然保有很好的工作。我们可以性别流动，可以穿夹脚拖和帽Ｔ上班，成年后依然在搜集漫画书和打电动，这些行为在我们文化里的接受度远远高于过往。

　　然而当谈到及早成功和多元天分，却是背道而驰。我们对不同天分的接受度愈来愈低。有些人学习得比较慢，有些人拥有职场上没有用处的技能，社会对这样的人愈来愈苛刻。

　　我们的社会对国人变得更独立、更多元思考感到自豪。我们认为既然拥抱不同的身分认同和生活方式，自然也就拥抱了不同的学习步调和天分专长，我们也认为现在更多人享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然而这种认知错得离谱。我们丝毫没有发觉，这个社会过度看重网路公司和金融公司所偏好的迅速思考和程式能力。也许更糟的是，这个社会时常仰赖单一的测验或模糊的评等，而不是能反映复杂如人类潜能的详尽资料。

　　智力测验和ＳＡＴ测验变得多么凌驾一切啊！原先这些测验并不是用来论断某人这辈子是否能成功的。仅仅不过几十年前，就算你的在校成绩和测验分数都只是普普通通，人生的大门也不会在你面前关闭。ＳＡＴ测验分数不会大幅影响未来赚多少钱、跟谁结婚、别人又是怎么看待你。无论是蓝领或白领工作，重视的是正直、热忱、经验、可靠、工作伦理、团队合作与坚韧不拔，重点是情商而非智商。而如今，标准测验成绩排在后七十五％（即四分之三）的人可就艰辛许多。如果你需要不一样的学习方式，除非父母有办法让你读另类学校、请家教或在家自学，否则你就惨了。

　　无论我们是否认知或愿意承认这种情形，这都是文化上的重大倒退。

　　如今你可能什么对的事情都做了──努力读书、考ＳＡＴ、上社区大学或州立大学，但依然被抛在后头。你也许遵循着数代以来的「成功之路」，却仍一无所成，穷途潦倒。为什么？因为你不够聪明、不够早慧，十七岁时的考试技巧不够精湛，所以大概只是个不幸的庸才。

　　在过去，如果你高中或大学落居人后，还有不少机会能够迎头赶上。举例来说，从军就是一条改造人生的现成道路。以前从军的人──主要是来自劳工阶级的男性──可以借此培养纪律、学习成熟、发现楷模，并提升自己的眼界，然而现在我们却很少听到这类的故事，也没人这样讲了。以二○一六年出版了意外畅销作品《绝望者之歌》的杰德．凡斯为例，他艰苦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之后27，加入海军陆战队，退伍后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最后毕业于耶鲁法学院，成为矽谷顶尖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这是一段非凡的人生故事，包含了探索、成长和自我发展。然而这故事最非凡的地方正是在于它的非同寻常。以前像这类的故事随处可见，然而在现在这个表面宽容、实则严峻的社会，走在不同人生路上的人，很难功成名就、实现自我。

　　更糟的是，在这种一贯的社会风气下，我们看不见一个明摆着的普遍事实：人的潜能十分多样。有些人很幸运，学生时期就被单一面向的标准化测验所肯定，这些人堪称是幸运儿。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们较晚成熟的能力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得到发掘、认可或鼓励，有的人甚至还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多数人被误贴上「不够聪明」或「缺乏志向」的标签，被归类为「懒散」或「没劲」。可是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我们真正的能力与独特的专长没有发光发热。过早面对的压力和一贯的社会风气，让我们变得跟机器没两样。

　　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必败无疑。

　　机器无情地一年比一年更聪明，这个困境十分骇人。上一个世纪，当自动化技术问世的时候，主要是在取代单纯的劳力活，因此对我们知识导向的经济不太会构成威胁。随着机器人能组装的汽车零件愈来愈多，汽车工厂生产线的工人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接着机器人和人工智慧入侵专业的白领工作，才引起大学和媒体的注意。现在，这个危机的影响幅度才愈发清晰。

　　二○一六年秋天，前财政部部长兼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写道：「根据我的预测，到了本世纪中叶，二十五到五十四岁的人会有三分之一失业。每五年中，很可能就有超过一半的人失业长达一年。」28这预测是根据美国知名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的著作而来，他称这种即将浮现的失业潮为「美国的隐形危机」29。

　　就在二○一六年圣诞节前夕，白宫发表了一份五十页的报告书〈人工智慧、自动化和经济〉，指出：「美国应该投资人工智慧的开发，因为人工智慧有『许多好处』，包括为美国人提供未来就业所需的教育和训练，协助劳工分享未来经济成长的果实。」30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们继续读下去：「然而本报告书的作者群亦承认，有关人工智慧的各种影响，还有影响浮现的速度，大家仍莫衷一是。不同的研究人员，对接下来十到二十年间有多少工作会被人工智慧所取代的估计相差甚大，从九％到四十七％都有。」市场观察网（MarketWatch）在发布这则消息时，还下了带有戏谑意味的标题：「白宫：机器人将取代半数工作，但请大家鼓掌欢迎。」31

　　展望未来数年，数以百万计的白领员工原先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受自动化所影响，如今却逐渐明白自己的工作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便宜的软体程式就能轻易取代。的确，我们很难想像有哪一个工作不会被人工智慧和电脑自动化所取代。举凡医药、放射科、肿瘤科甚至某些手术都难逃自动化的结果。换言之，有些人得跟六位数美元的年薪和最受尊敬的职业说再见了。终身职的大学教授呢？线上学习网站已经在提供数位课程了。律师呢？LegalZoom 网站能协助顾客写遗嘱、开公司、申请离婚和注册商标。建筑师或工程师呢？市面上有 Autodesk 和 Revit 等建筑资讯模型软体和虚拟设计建构软体，且已经被用来实际设计建筑了。

　　麻省理工学院都市研究与计划教授法兰克．利维指出，「遵循特定规则」32的白领工作是最容易被取代的。这类工作需要遵照复杂的规则与规定，像是提交案件摘要、阅读图表或设计结构等，虽然目前能带来可观的报酬，却面临被取代的风险，未来这种工作机会几乎注定会消失。

　　我个人算是颇为乐观，多数人应该能成功调适，但个中陷阱显而易见。现在社会鼓励年轻人投入理工领域的相关工作，但讽刺的是，这类工作也许很快就会被人工智慧摧毁。举凡工程、金融、实验室和编写程式等许多遵循特定规则的工作，原本像是未来的保障或是安全的饭碗，却其实是陷阱，即将面临广泛的破灭。

　　社会正面临危机。我们执迷于测验分数、在校成绩，以及可衡量的年少得志，这原本初衷良善，却已然过犹不及。我们现在有的不是奖励各种才能的菁英领导制，而是日益狭隘的寡头制度，由智力测验和ＳＡＴ测验主宰生杀大权。少数早慧的天才占尽好处，但多数年轻学子还没成年就落居人后，天生我材也没用，狭隘的测验并没有发掘出他们潜藏的能力。像这样过度强调及早成功并不合适。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多数新生儿会活到二十二世纪，适合我们多数人的不是在ＳＡＴ测验考到高分或是一味投身理工领域，而是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好好发挥，在任何人生阶段都可能破茧而出。

　　在当前的这个困境，大学四年学费高昂，学贷日趋高涨。如今所有美国人共背负一兆三千亿美元的学贷（参见前言），违约率为十一．五％，比二○○八年的房地产泡沫更严重。我们担心孩子会错失人生成功的唯一机会，所以疯狂撒钱。这时代没有世袭头衔，没有明订的阶级阶梯，我们却催生了一个势利的新系统，极其崇尚智力测验成绩和大学名校的学历。

　　为了缓和这个危机，我们务必扬弃对及早成功的过度崇尚，别认为人生有一条快速的成功之道。这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公平，也无比残酷，既忽略了各自与生俱来的天赋，切断慢慢探索天分与热情的机会，还贬低了个性、经验、智慧、韧性、可靠、同理心和其他带来成功与满足的可贵价值，阻挡了多数人大器晚成的机会。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恰好相反。我们应该支持人人各异的才能与成功步调，开放各种机会，而不是专横地切断早期的探索之路。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发光发热，这么做实属必要，毕竟未来是人工智慧与自动化无所不在的世界，如此也更符合每个人各有不同成功步调与方式的真实情形。

　　然而社会不是偏重个人的差异性，而是极度偏好很早就展现考试才能，有资源上对的学校、上对的课程、找对的教练，既早慧又能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

　　在过去，成功不是赚进大钱、挣得名气或是尽早取得成就，而是有机会把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真实的自我夺人目光；如今，神童典范、我们对测验和排名的执迷以及奖励敏捷脑力而非经验与智慧的演算法经济，却毁了一切。

　　多数人都没有在ＳＡＴ测验取得超高成绩、无法读每年学费四万美元的幼稚园、不适合科学化管理原则下的学习进度与模式、不是运动天才、没有超级外向、没有壮志万丈，也没有脑力过人。

　　像我们这样没有在ＳＡＴ数学测验拿满分、没有顶尖成绩、学习得又慢又普通的人──所谓大器晚成的人──能走出什么样的人生呢？

　　这是本书接下来各章节的重点。好消息是，虽然如今的神童文化显得对我们很不利，但其实我们比想像中来得更有机会。

　　个人发展的多元步调

　　艾许莉十五岁就割腕自杀1，逃学在外，和年纪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约会。她当时深陷忧郁、自虐和不知所措的漩涡之中，如今她却是位咨商师和演说家。

　　艾许莉现在三十二岁，在度假饭店宴会厅的讲台上分享她的人生故事。那是在一月的某个周六晚上，观众大约有六百人，刚享用完他们的鸡肉大餐和甜点，把椅子转向讲台，听艾许莉分享她的人生。现在的她健康又自信，跟当年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再像她所说的「一再躲避责任、自残和逃跑」。

　　艾许莉所说的「自残和逃跑」并不只是譬喻而已。她告诉观众，她从国中就开始用剃刀割腕，父母发现后惊慌地想阻止她，但愈是阻止她就愈要反其道而行。他们试过用管教、奖励或是寻求辅导的方式，却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他们把她送到一所在凤凰城以北、有一小时车程的实验性寄宿学校春岭女子学院。

　　艾许莉喜欢翘课出去，在路上搭便车，最长曾在凤凰城过夜、消失将近二十个小时。这些行为愈演愈烈，让她深陷危险。后来校内一位辅导老师愿意真心倾听，让她开始重回正轨，拿到高中文凭，进入大学就读，取得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从她逃学到凤凰城至今，差不多过了二十年，现在的艾许莉以辅导徬徨的青少女为业。她说：「我向来想当个无所畏惧的人，但这份渴望一度让我用有害的方式去追求我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不仅能够以更健康的方式去当个无所畏惧的人，还可以站出来帮助别人。」

　　就像艾许莉的例子，今日社会对年少早成的疯狂追求并不符合实际的人生之路，而且违反了三个趋势。第一，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如今青少年在认知面和情绪面上，比先前世代成熟得更晚。第二，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变迁迅速，年轻人在大学或ＳＡＴ测验上展现的能力很容易就会过时，他们更需要在个人和职场上日新又新。第三，最新研究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虽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滑，但会学到新的能力；直至人生的尽头，几乎所有尚称健康的人都能在不同年龄、凭不同方式，取得耀眼的成就。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打造一个人人都能发挥一己之力的繁荣社会，就应该容许个人以多元步调发展自我。每个人都需要有机会──而且是很多机会，去遵循自己的头脑、天分和热忱，依着自己独特的步调前进。

　　年轻人成熟的速度因人而异。每个家长都明白，愈来愈多的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也确认了这个事实。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是一段特殊的年纪，这个阶段既不算是青少年，也不算是成年人。虽然在法律上十八到二十五岁被以成人看待，但其实许多人在这个年纪还缺乏某些重要的认知功能，尤其对大器晚成的人更是如此。

　　我自己的难堪故事就是个好例子。

　　我很喜欢当个小孩子。我国小时表现优异，各种运动都碰，跟父母、兄弟姊妹和朋友都处得很开心。进入青春期后，我的小小世界有了翻转。国中对我来说跟监狱没两样，其他男生的生理开始变得成熟，我却仿佛卡在雪堆里窒碍不前。他们对女生感兴趣，女生也对他们感兴趣。班上许多男女同学突然明白代数和几何，把头大的我抛在后头。我没办法读《梅岗城故事》这种严肃的名作。在学校中，我的成绩还算过得去，但不再名列前茅。五年级时我的成绩是整排满满的Ａ，国中时却大多只能拿到Ｂ。在球队里，我只是个替补。在人际关系上，同学找我碴、排挤我，还会扯我内裤逼得我满脸通红。还记得某天下午，一个九年级同学揍了我，我的眼镜都被打断了，但我没有反击，经过的同学都认为我根本是个鲁蛇。

　　升上高中后，我试着加入田径队，重新拾回一点尊严。长跑有利于瘦小的孩子，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疼痛忍受着。我一英里（一．六公里）跑四分三十六秒，不算太差；但我们学校的田径队是州冠军，我的成绩只能排在队上第四名，教练似乎没当我是一回事。我高三时的学业成绩在五百二十一名同学中只能排第九十四名，在校平均成绩则为三．二分，是进阶数学班里最糟的。

　　看来平庸就是我的命运。我读离家只隔三个路口的二年制大学，在经济学、微积分和化学等科目都学得很吃力。我参加越野赛，居然还赢了；但我们学校的田径队很小，参加的也是最弱的联赛，毕竟我们是人烟稀少的美国中西部二年制大学。

　　之后我得以转学到四年制大学，还要归功一个好笑的错误。我的一千码室内赛跑成绩是二分二十一秒，只能算是还好而已，只够参加全国二年制大学的室内运动会。但因为那是全国性的比赛，所以被史丹佛大学的教练注意到，而他误把那当作是一千公尺赛跑的成绩，以为我有在全美大学联赛上叱咤风云的机会。换言之，我的速度比他所以为的要慢了十％。虽然这十％不足以让我赢得田径奖学金，却让那位教练视我为有望在全美大学联赛出头的中距离赛跑选手，特地打电话请招生组忽略我在二年制大学不起眼的成绩和ＳＡＴ测验分数（后来我在校内比赛跟他聊天时才得知这个误会）。

　　我很想要说：我善用这个天外之喜，称霸田径赛场，还赢得罗德奖学金──可是并没有，我浪费了这个大好机会。我的成绩依旧不见起色。我和美式足球队员选一样的课，因为我（正确地）认为他们有些人会选最简单的课，也就是俗称的「米老鼠课」。尽管如此，我的成绩顶多也只拿到Ｂ，只有电影美学课拿了Ａ减。毕业后，我的室友个个胸怀大志，纷纷继续攻读法学所、化工所和神学院，我则去当警卫、洗碗工和打字员。后来我终于在《跑者世界》杂志担任了七个月的编辑助理，这才真正开启了我的职涯之路。但我工作时恍神又偷懒、跟同事起争执、拼错选手的名字，在被炒鱿鱼前就先行辞职不干。之后几个月，我会趁在酒铺值夜班时偷酒喝，醉醺醺地工作；下班后开福特老车回残破的公寓，半路在便利商店买垃圾食物打发早餐。

　　在一个寒夜，某个屈辱让我对自己的一无所成有了顿悟。

　　那时天色已黑，我走出警卫室，开始每小时例行的巡逻工作。我穿着美国保全公司的制服，黑长裤，短袖灰衬衫，胸前口袋别着闪亮的徽章，像是购物中心的警卫，只是我的警卫室位在北圣荷西一处货车出租场。我没带武器，只拿着一个冰球形状的大消防锁，巡视这个四周有围栏的租车场。我得把钥匙一一插进围栏上十来个检查箱里，证明我每小时都有妥善地巡逻。

　　突然间，暗夜的某处传出一阵狗叫声。那是大狗的叫声，目的是在示威，一直叫个不停。我拿起手电筒环顾四周，想知道声音来自何方，最后发现，原来是隔壁伐木场里有只罗威纳犬。

　　这时我猛然想到：隔壁伐木场请的保全不是人，而是一条狗。这就像是一记当头棒喝。我二十五岁，史丹佛毕业。几个月后，同样二十五岁的贾伯斯让苹果公开上市，改变电脑产业，荷包满满；而我则穷途潦倒，隔壁同事还是一条狗。

　　这就是二十五岁的我。

　　然后一切改变了。二十六岁时，我的头脑开机了──对，我真这样觉得。我在一家研究机构找到写技术文件的工作。二十九岁，我结婚了。我跟朋友创业，我们的公司后来成为矽谷顶尖的公关公司。三十四岁，我与别人合办矽谷的第一份商业杂志。三十八岁，《富比士》请我创办一份科技杂志。四十四岁，我成为《富比士》的发行人，展开演讲生涯，到全球各地演讲。四十六岁，我学会开飞机。四十九岁，我以自己的飞行探险为题，写出一本畅销书。我五年级时的梦想是闯出名堂，而这梦想正在实现。

　　回顾当年，我职涯的转捩点是在二十多岁下半。那些年，我不知怎么地，忽然从国中开始的漫长沉睡里醒了过来，二十九岁时才开始觉得自己的大脑终于能够完整运作。我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取代电视新闻；我读意识形态相异的政治杂志；我能够用直觉与逻辑思考，并能分辨两者的不同；我能写句子、写段落、写整篇文章；我学会规画并经营自己的事业；我能够预测生意机会、写企画书，还能妥善应对比我更为年长和成功的人士。

　　整个新世界在我眼前打开了。

　　为什么我会在二十多岁下半觉醒？我是怎么从浑浑噩噩的青年时光惊醒，拾起成年人的机会与责任？

　　愈来愈多研究显示2，在我们目前所认知的青春期到成人之间，还缺少了一个阶段。在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多数人还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年人，而是处于波动不定的后青春期，大脑的某些认知功能发展得还不完全。这个年龄层的前额叶皮质（即额叶的处理中枢）最晚才发展完全，时间通常落在二十五岁左右或更晚。前额叶皮质就位于额头的后方，负责处理诸如计划、组织、解决问题、回顾记忆、抑制反应以及分配注意力等复杂的工作。

　　认知科学家靠神经成像研究3前额叶皮质的两个重要特性，也就是发展得较晚以及庞大的体积。基本上，额叶（即前额叶皮质所在之处）的发展是由后往前，先从主要运动皮质区开始，再来是顶叶和颞叶皮质，最后才是前额叶皮质。

　　我们也许不该对此感到惊讶。与其他物种相较，我们的前额叶皮质显得很大。新皮质包含人脑进行高阶功能的整个部位，而以成人来说，前额叶皮质几乎足足占了新皮质的三分之一。相较之下，黑猩猩的前额叶皮质只占新皮质的十七％，狗的前额叶皮质只占新皮质的十三％，猫的前额叶皮质则只占新皮质的三％。

　　值得注意的是，前额叶皮质的许多关键变化出现在十几岁晚期到二十岁出头。髓鞘化是神经纤维被髓鞘质广泛包覆的过程，在髓鞘质的隔绝下，神经讯号得以更有效率地传递。此外，大量的突触修剪也发生在这段期间。这听起来也许像坏事，但其实不然，先前的神经暴增导致网络连结过于复杂紊乱，突触修剪则有助于化繁为简，让讯号的传递更加有效。另外，前额叶皮质在这段期间会提升跟其他脑区──尤其是和情绪与冲动相关的脑区──沟通的能力，整个脑部变得更能执行例如规画和解决问题等复杂的认知程序。

　　控制情绪和冲动、拟定复杂的计划、未雨绸缪，这些是成人的关键能力，但大多数十八到二十五岁的人却还没妥善地拥有这些能力。心理学家以「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来指称神经系统的成熟发展。因为缺乏执行功能，导致艾许莉的自残和逃跑，也导致我自己的毛躁与不成熟。执行功能跟智商、潜能和天分无关，只是一种能力，可以预见问题、有效规画、设想后果，并且看见风险与得利的机率。执行功能涉及发展自我（如身分认同、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管控情绪与设立目标。大多数的执行功能，主要是由脑中最慢、最大与发展得最晚的前额叶皮质，负责协调与控制。

　　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所赞助的一项针对脑部发展的纵贯性研究，追踪将近五千名三到十六岁的孩童和青少年（最初的平均年龄为十岁），发现他们的头脑是在二十五岁之后才发展完全。边缘系统负责产生情绪，前额叶皮质负责管理情绪，两者发展的时间相差甚大──边缘系统在青春期迅速发展，前额叶皮质则在接下来十年还持续发展。当边缘系统已经成熟，前额叶皮质却仍未成熟，这表示情绪也许远远凌驾于理性判断、策略思考和后果考量。

　　这也表示，大多数十八到二十五岁的人确实无法好好地管理情绪，也无法足够专注地做负责任的判断，但是这个年纪的人却正在接受各式测验、成绩和求职面试的评量，决定他们接下来的一辈子要怎么走。这一点都不合理。

　　还有别忘了，执行功能发展完全的平均时间虽然是二十五岁，但有些人二十岁就已经发展完全，有些人却是过了二十五岁、甚至超过三十岁才堪称发展完全。以我个人为例，我是到了将近三十岁才终于摆脱了后青春期。如果你跟我一样，青少年时很稚气、不怎么负责任，那么你可能也会比较晚才真正成熟。今日的为人父母者，你是否担心你十多岁的孩子缺乏专注力和纪律，不好好做事，又不太负责任？欢迎见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

　　心理学界目前正在争论年轻人是否为执行功能尚未启动的成人。确实是有十八岁的数学奇才和西洋棋高手，也有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杰出运动员、英勇士兵、演员、歌手和企业家，但他们的成功通常不是基于执行功能与决策拟定。租车公司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才向二十五岁以下的客人超收高额的费用。多数人是在二十五到三十岁前才有良好的执行功能，这吻合前额叶皮质成熟的时间。很多人甚至到了三十岁出头才具备完整的执行功能。

　　相较于前额叶皮质的晚熟，如今，我们的社会很早就让孩子接受种种测验，试图发掘他们的能力，且这种狂热更胜以往。想进高中校队的学生可不敢等高中再说，如果你想进高中美式足球、棒球、篮球或是足球校队，应该要早早就参加球队；如果你想主攻网球、游泳或体操等个人项目，则需要在私人教练、健身房、暑期训练和各种比赛砸下重金。

　　学业也是一样。如果希望孩子就读大学名校，可不会等到高中才开始规画。进名校需要顶尖成绩、超高的ＳＡＴ测验分数、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和出色事迹，从七或八年级就开始计划一点都不嫌早，因此全美数百万家长在家教和ＳＡＴ预备课程上才会每年花费总计将近十亿美元。

　　现在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年轻人比较晚才发展成熟，一个是学子比较早就接受测验，两者显然背道而驰。一小部分人能在二十五岁之前发光发热；多数人则表现平平，并在这场由教育家和焦虑的父母所设定的高压竞赛中伤痕累累。当我们在父母和其他大人无比重视的竞赛中落败，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完全放弃。然而社会始终执迷于为青少年做各种测验、追踪和排名，想评定他们未来的潜能──尽管他们要到二十五岁或更晚，认知功能才会发展成熟。

　　我们学成毕业、经济独立、结婚生子的年龄愈来愈晚。自一九七○年代末开始4进行的一项大规模国家研究发现，今天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与他们父母亲那个时代同年龄的人相比，还留在学校的比例多了一倍，还伸手向父母拿钱的机率增加了五十％，已婚的比例却只有一半。

　　为什么一大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才能长大？这问题随处可见，父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像「赖家王老五」，变成啃老一族。

　　传统那套如今已不再适用。愈来愈多年轻人不成家也不立业，窝回学校成了他们的最佳选项。很多年轻人或是四处旅行，或是不愿意定下来，或是拚命争取没有薪水的实习工作，或是辛苦地打零工，或是不肯踏入成年世界。一九七○年代末期，也就是战后婴儿潮世代成年之际，女性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一岁，男性则是二十三岁；到了二○○九年，女性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增加为二十六岁，男性则增加为二十八岁。由于大脑持续发展至二十多岁甚至是三十岁出头，所谓的成年通常比先前要来得更晚。

　　这代表着二十多岁是探索的年纪，充满各种可能。在这段期间，人们接受高等教育，邂逅未来伴侣，结交终生挚友，踏上职业之路。他们探险、旅行、投入不同关系，享有一种此生再也不会有的自由。

　　克拉克大学心理学教授杰佛瑞．阿奈特提出「成人初显期」5（emerging adulthood）的概念，呼吁社会把这种独立当作人生的一个阶段。在他看来，由于教育年限拉长、初阶工作减少和结婚年龄上升等社会和经济上的变迁，十八到三十岁之间需要单独视为一个新的阶段。

　　阿奈特自认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认为成人初显期是自我探索的重要阶段。这个年龄层的人，常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探索身分认同，经历起伏不定。探索除了也是青春期的一部分，但对二十多岁的人另有其重要性；这个年龄层的人可能性变少，需要替人生做长远的规画，所以探索的风险也比较高。

　　阿奈特提出一个具有争议的见解：延长青春期其实有好处。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是要惯坏年轻人，别担心，他的意思并非如此，他只是要提倡一个「超青春期」的阶段，包括持续刺激和增加挑战，借此让大脑维持弹性，不断接收新的认知刺激、面对困难问题，而非陷在重复性高的职业或实习工作。换言之，延长青春期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学习崭新技能，而且增加干劲和决心，其实对年轻人有益。

　　许多神经科学的研究，都支持在读大学前后或是中间挪出个一或两年，当作空档年。要是让大脑得以更有弹性地延长青春期的时间──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日后在职场往往会比同侪更具有认知优势。研究也发现，拥有高成就的人通常有更长的突触增长期6。学界明确指出：在前额叶皮质仍具有弹性时接触新鲜刺激和困难挑战，日后在职场更能成功。

　　有些组织或机构老早就清楚这一点。摩门教便鼓励年轻教徒从大学休学，到国外传教两年，他们大学毕业的年纪因而是二十四岁，而非一般常见的二十二岁。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年轻的教徒是在具有更接近成人的认知能力后才谋职、结婚或继续攻读研究所。

　　以到日本传教两年的摩门教徒奥伯利．达斯汀为例。他在幼稚园到高中阶段都读得很辛苦，读写不行，拼字也不佳。然而他在日本时，远离了看衰他的老师和同学，表现变得亮眼。他用功记下二百段《摩门经》经文的日语，学习葡萄牙语以利教导巴西移民日语──两年前他连自己的母语都学不好。回国后，他录取了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如今他已经是个攻读工程研究学位的陆军军官。他说：「我在日本跟别人共事时培养了不同能力，才有后来的我。」7

　　运动品牌耐吉的创办人菲尔．奈特在他精采（且坦率不讳）的自传《跑出全世界的人》中说，他当年毕业后休息了一段时间8，才得到创办运动鞋公司的灵感。奈特就读奥勒冈大学时是田径校队，毕业后当了两年兵才继续就读史丹佛商学院，硕士论文是探讨一九四○年代因二战而百废待举的日本，如何杀出重围，在一九六○年代全球蓬勃兴盛的体育用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奈特说服父亲资助他在史丹佛商学院毕业后环游世界，他并保证他之后会好好定下来，找份会计的工作维生。奈特在日本验证自己的论文，造访运动鞋工厂，后来他决定创业，把日本鬼冢株式会社（现为亚瑟士）的运动鞋进口到美国。

　　十年后，奈特才创立了自己的运动鞋品牌耐吉。对他来说，经商是一条探索之路。他认为，如果他一毕业就进入职场，也许会进某间公司当会计，像他父亲那样一辈子沮丧气馁，感到有志难伸。

　　奈特的空档年其实有两段。第一段是他大学毕业后先入伍两年，所以进入史丹佛商学院时是二十四岁。第二段是在二十六岁，在真实世界验证自己商学院论文的主张：日本的运动用品准备席卷世界。

　　「走出去让自己长大」不是什么新想法，举凡和平工作团、傅尔布莱特计划和「为美国而教」组织都让一代代年轻人得以接触世界。「从军使人成长」也不是什么新想法，以色列、瑞士、挪威、丹麦和新加坡等很多国家都采行征兵制，而且不只是为了国防上的理由。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没有征兵的富裕国家都还要低。

　　大众文化迅速转为认同空档年的好处，连慢半拍的大学都转变了。以作家凯尔．狄努西欧为例，他十八岁大一时读得很辛苦，跟父母说他想要读完下学期就休学，父亲警告他：「你休学的话就再也不会回学校了。」9但狄努西欧还是休学了。后来他写道：「我的分数没差到该休学的程度，但我很没有读书的动力，修课也只是在虚应故事。我对自己这么浪费学费感到很罪恶，没办法再这样度过三年。」

　　狄努西欧这种反应并不少见，幸好最后他的父亲对他的决定仍给予祝福，只是要他自力更生。这是很严格的父爱（有钱的父母绝少能做到），却是狄努西欧需要的。他到《冲浪》杂志实习，睡在车里，在海里洗澡。不久，他发觉在财务困窘的杂志社当基层人员不是他想要的未来。而他也就这样靠一己之力在加州讨生活，接着还到波多黎各的餐厅洗碗，之后带着年龄与智慧真心地重返大学。

　　狄努西欧探索人生的故事发人省思，而最新研究也支持空档年的好处。

　　在学者安德鲁．马丁追踪的三百三十八个学生中，选择有空档年的学生在那之前就像狄努西欧那样，比同侪缺乏动力；但在空档年之后，他们却大多找到了动力。马丁说：「他们表现得更好，职业选得好、就业状况佳，还培养了各种人生技能……空档年如同一种教育，养成技能，带来深省，促成个人的发展。」10

　　马丁进而表示，空档年能增加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在职场和继续深造上享有竞争优势。空档年能为年轻人重新加满油──前提是他们准备好承担责任。狄努西欧的父亲不肯提供赞助反而好，这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开销和决定负起责任，睡在车上，靠洗碗赚钱维生。

　　原本就很有动力的学生大概不会因为空档年变得更有动力，但有些人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空档年，并提出其他好处。举凡摩门教、和平工作团与征兵制国家都认为，这种职场或教育的「绕路」，能够让人更成熟、更负责、更完整。

　　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无论是志愿役或义务役，当过兵的年轻人通常工作比较认真、饮酒量较少，犯罪率也较低。根据二○一五年美国空档年协会的全国性调查，受访者中，有九十七％认为自己在空档年后变得更成熟11，九十六％认为变得更有自信，八十六％认为学到了有助职涯发展的技能，七十五％认为对他们选择工作很有帮助。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公开提倡年轻人过空档年，认为：「空档年是很好的机会。年轻人能借此开阔视野，成为更成熟、负责的公民。这种经历能提升人格和自信，淬炼决策能力，对我们的社会很有帮助。」12

　　空档年变得大为风行，连最不愿改变的高等教育界都转为欣然乐见。在美国，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塔夫茨大学、明德学院和纽约史基摩学院等，有超过一百六十所大学13支持空档年的想法。

　　欧巴马总统的女儿玛莉娅14在进入哈佛之前，过了一年的空档年，在独立片商米拉麦克斯影业工作，相关新闻在推特掀起热潮。

　　空档年也可以很赚钱。以专精软体产业的风险投资人马克．米尔斯为例，他是纽约曼哈顿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儿时在加拿大温尼伯市附近长大。他父亲认为他该具备一技之长，如此万一读书升学这条路走得不顺遂，他至少还能自食其力。于是米尔斯接受焊工的训练。他说：「在高中之后学这种专业技术依然大有意义。在北美，技术类的职业短缺五十万人以上，薪资待遇就这么一直涨呀涨。如果是有经验的技师、焊工或水电工，工作努力一点，一年要赚十万美元并不困难。你只要花也许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受两年训，二十岁就能赚这么多，投资报酬率很高。而且你随时可以收手不干，回头上大学。」15

　　这样的想法，能够给年经人一段探索外在世界与内在能力的时光，让他们有机会迎向不一样的挑战。如果过于强调及早成功，许多学生和毕业生就很难慢下脚步选择过一段空档年，他们会担心之后很难向研究所或企业的面试官解释，也担心会因此落居人后或职涯不顺。不过接下来我会分享些好消息，也许有助于减少这种担心。

　　研究指出，年纪和经验其实能提升神经连结和认知能力，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变得更聪明、更有创意。与矽谷的迷思完全相反，年长员工也许会比年轻员工更能干、更创新，也更擅长合作。有些人认为，认知能力在年轻时就会达到高峰，之后每况愈下，或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小说《洪堡的礼物》所说的「滑向坟墓的漫长下坡」，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多次达到不同的认知高峰。

　　这个别开生面的发现出自麻省总医院的博士后研究员萝拉．吉儿曼，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约书亚．哈茨霍恩。二○一五年，他们利用「testmybrain.org」和「gameswithwords.org」等网站，对将近五万名网友进行了头脑测验，发现我们在不同年龄会达到不同的认知高峰。哈茨霍恩说：「无论你处在哪个年龄，都有某些能力在上升或下降，也有某些能力持平。大概没有哪个年龄是大多数能力都处在高峰的，所有能力全处在高峰更是不可能。」16

　　数据显示，我们的各种认知能力是在不同的年龄层达到高峰。举例来说，资讯处理速度达到高峰的时间比较早，约在十八岁或十九岁；短期记忆力则要到二十五岁左右，然后维持到三十五岁前后；评估复杂模式（如他人情绪）的能力晚得多，四、五十岁才达到高峰。

　　吉儿曼和哈茨霍恩以字汇测验衡量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亦即后天累积的知识。结果如他们所料，晶体智力达到高峰的时间比较晚，但晚的程度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居然要到七十岁前后才达到高峰。

　　吉儿曼说，这项研究「有别以往，呈现我们在不同年龄的转变」。而不仅他们的研究导出这种结果，还有其他也证实了人脑能够适应不同人生阶段的其他研究。

　　一九五○年代初期，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大学生瓦尔纳．沙依17展开了一项探讨成人发展的研究。现年九十岁的沙依表示，当年他选择这项研究的原因有二，一是这让他晚上还有空在旧金山湾对岸的影印店打工，二是他的家庭医师有在替老年人看诊。无论年轻的沙依究竟为什么会对人脑和老化产生兴趣，总之他选对了研究领域，让他以二十一岁之龄就在老年医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说。后来沙依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所，开始了他投入一生的研究：「西雅图纵贯性研究」。

　　「纵贯性研究」是指追踪研究对象的整个人生。该研究想探讨的是，诸如伴侣过世或重大疾病等人生变故，如何影响不同年龄的认知能力。沙依发现，有很多因子会加速认知能力的下降，但这种下降也可以减缓甚至反转；例如接受伴侣死亡的事实、继续受教育、保有好奇心，都能减缓下降的速度。沙依向《西雅图时报》表示道：

　　怎么生活会影响你怎么变老……你不会一老就突然变成另一个物种。思绪敏捷和思考灵活的益处显而易见。虽然人会变老，但如果你先前擅长解决问题或成功挥别变故，这些能力在年老之后大概不太会改变。18

　　对于人脑的适应能力，西雅图纵贯性研究持续有新发现。该研究现任负责人雪莉．威利斯发现，虽然航空管制员的认知处理速度和短期记忆力会随年龄而稳定缓降，但是他们的工作表现却能够保持不变。这怎么可能呢？原因在于航空管制员的两个关键能力──空间推理和冷静情绪，会在中年阶段逐渐提升。美国心理学会说：

　　头脑在中年不仅保有很多年轻时的能力，还能得到许多新的能力，如同重新布线，统合数十年的经验和行为。举例而言，研究显示中年的头脑更冷静、较不神经质，能妥善因应不同状况。有些人的认知能力甚至在中年还会有所提升。19

　　密西根大学神经科学家派翠西亚．瑞特─洛伦茨说：「人脑始终能保持弹性，重新组织，维持能力。」20

　　这对所有大器晚成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重点是，我们要乐于付出心力，必须投资在健康与学习上，保持对周遭事物的好奇。这样一来，我们终其一生便能在许多阶段达到不同脑力的高峰，连番大放异采。

　　认知研究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智力21：流质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晶体智力。流质智力不受过往知识所限，是在推理与解决新问题，辨识抽象模式，运用逻辑来归纳与演绎，这种智力在人生早年达到高峰。晶体智力则是运用技能、知识和经验，多数成人的这种智力包括职业知识和业余知识（如嗜好、音乐、艺术和大众文化等），而且与流质智力不同，中年之后晶体智力仍会持续上升。

　　乔治亚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菲利浦．阿克曼和他的同事发现，年纪和知识密切相关，中老年人确实比年轻人更有知识。阿克曼指出，为了弥补流质智力的下降，最佳策略是选对22工作和目标，充分善用晶体智力，也就是既有知识与能力。

　　再以航空管制员的工作为例。我们会认为年轻人思绪敏捷，流质智力高，对从事这份工作有利。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超过三十一岁就不能接受航空管制的训练，三十一岁已经是流质智力逐渐下降的年纪。而即如前述的西雅图纵贯性研究所指出的，三十到五十多岁的航空管制员尽管流质智力逐渐下降，他们却能借由日益提升的空间推理和冷静情绪加以弥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强制要求航空管制员退休的年纪是五十六岁，也就是在空间推理等能力下降的时候。然而，诸如教学、法律、政治、写作或顾问等依赖晶体智力和知识的工作则不然，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其能力在整个职涯多保持稳定。

　　当然，大多数的工作要有最佳表现，流质智力和晶体智力就需要平衡，手术开刀和财务分析就是好例子。流质智力随着年龄下降，工作上的知识（晶体智力）则上升，抵销流质智力的衰减，让人在中年之后有更出色的表现。工作不同，流质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平衡就会不同。在医学领域，肝脏移植由于涉及周边许多细小血管，比其他器官的移植更为复杂、棘手。一位梅奥诊所的肝脏移植专家坦言道，他的手术功力在五十岁出头达到巅峰：「肝脏移植就像打地鼠游戏，到处都在冒血，你的动作必须要快。」23虽然他的手眼协调能力（流质智力）下降，诊断能力（晶体智力）却有所提升，而且能一直提升到七十多岁。那么医院该如何因应他逐年增减的能力呢？梅奥诊所的解决之道是让年长和年轻的外科手术医师搭配，相辅相成，截长补短。

　　写程式等工作更重视流质智力，这是 Google 和亚马逊拥有许多年轻员工的关键原因。然而软体专案与软体商务的管理工作则更需要晶体智力，所以你会看到 Google 把最重要的云端服务事业交由六十岁出头的黛安．格林负责；六十五岁前后的汤玛斯．希伯也老当益壮，带领他最新的软体公司Ｃ３，投入竞争激烈的人工智慧和物联网领域。

　　就某方面来说，头脑会持续形成神经连结24，提升模式辨识能力，但我们年轻时尽管突触反应迅速，却不见得具备这能力。随着年纪增长，我们会发展新的能力、磨利旧的能力，诸如社会意识、情绪管理、同理心、幽默感、倾听能力、调适型智能以及风险报酬评估力等。这些能力都有助于我们实现潜能，甚至一再发光发热。

　　那么创造力呢？25别开蹊径的能力呢？答案是，我们同样远比原先所想的更能保有创造力。

　　瑞典卡罗琳学院动态演算实验室共同负责人赫克托．泽尼尔，二○○八年针对三千四百位四到九十一岁受试者，探讨他们随意思考的能力。研究的构想在于，随意思考是超脱明显的表象，跟创意息息相关。有创造力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不只会想到苹果成熟了，还能像牛顿一样想像看不见的重力。

　　那么泽尼尔和他的同事怎么测出随意思考呢？他们设计了以电脑呈现的十二次虚拟掷硬币、十次虚拟掷骰子以及网格上的排盒子等五个简短的「随机物品生成」26测验，受测者必须尽量提供出乎意料的答案。研究人员发现，一如他们所预料，随意回答（以及隐含的创造力）的高峰出现在二十五岁；但出人意料的是，随意思考能力（以及隐含的创造力）直到六十多岁仍几乎都没有什么下降。

　　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科临床教授埃尔克诺恩．高德伯，在其二○一八年的新书《创造力》中表示，我们的创造产能会随着年龄增加。根据他的看法，左脑和右脑是由「警觉网络」27（salience network）所连结，该网络会把右脑的新鲜感受拿出来，跟左脑储存的影像与模式相比较，彼此衡量评估。因此，与中年人相比，小孩子虽然拥有更多新鲜的感受，但却缺乏把新鲜感化为创新想法或创造产能的背景脉络。

　　可是这个见解合乎现实吗？人在年岁增长后还是具有创新能力吗？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至少令我感到很意外。那就是：尽管现今社会无比崇尚年轻，获奖的科学家、创新者和企业家的年纪，却多半比以前要来得大。

　　一个世纪以前，爱因斯坦和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凭借着他们在二十五岁左右的研究分别获得诺贝尔奖。一九一五年，二十五岁的威廉．罗伦兹．布拉格凭借他二十二岁时的研究夺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率先以Ｘ光研究水晶的原子结构）。年轻是研究科学的一大优势，狄拉克以诗道尽这种现象：

　　然而如今做出获奖研究或其他创新的学者，年纪却愈来愈大。西北大学学者班杰明．琼斯和布鲁斯．温伯格在二○○八年的研究指出，诺贝尔奖得主平均29是在三十九岁时提出获奖的研究。如今二十五岁的人（跟爱因斯坦、狄拉克和布拉格岁数相当）能提出重大的科学突破，五十五岁的人也可以。琼斯推测，这也许是因为现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更为艰深，你就是得花更多时间、学更多东西，然后才能做研究。就神经科学来说，你既需要年轻时的流质智力，也需要年长时的晶体智力，两者兼备才能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

　　美国资讯科技暨创新基金会最近的研究指出，最为创新的年龄30其实是在四十多岁末，几乎比琼斯和温伯格得出的平均年龄还高出十岁。而在美国，专利申请的平均年龄31是四十七岁，似乎符合这项研究的看法。

　　对并非从事科学研究或创新的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在达到高峰后能维持多久？最新的研究也激励人心。根据泽尼尔的随意思考研究，创意高峰期会延续到六十多岁，符合吉儿曼、哈茨霍恩与西雅图纵贯性研究的结果。有些人的创意高峰期还延续到八十多岁，甚至更高岁数，下面这个惊人故事正属一例。

　　智慧型手机和电动车都不能缺少一个东西：锂离子电池。虽然你大概听过贾伯斯和马斯克的大名，但大概没听过约翰．古迪纳夫。古迪纳夫是出身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五十七岁时共同发明了锂离子电池。过了几十年，他在二○一七年提出另一种新电池的专利申请，《纽约时报》盛赞道：「便宜轻巧，安全可靠32，将为电动车掀起革命，把燃油车踢出市场。」他申请这项专利的时候已经高龄九十四岁了！而且他不是在养老院做这项创新研究，而是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跟研究团队携手合作。

　　堪萨斯市的考夫曼基金会以「创业」为研究主题：为什么我们会跨出脚步，打造自己的事业？根据他们的研究，创业的平均年龄33为四十七岁。在医学和资讯科技等日新月异的产业，创业的平均年龄比较低，但也还是有四十岁，而非二十多岁。惊人的是，五十岁以上的创业者比二十五岁以下的创业者多出一倍。

　　发展心理学家与心理分析学者爱利克．艾瑞克森34的研究也显示，创业高峰多在四十多岁。他认为，四十到六十四岁是一段特殊的年纪，此时创意和经验两相结合，还有想获得人生意义的普遍人类渴望。创业就是人们在追寻他所谓的「积极生产」（generativity）的方式，他们想要做出在死后仍会继续留传的正面贡献。

　　所有关于人脑和年老的研究都显示，我们年岁增长后仍大有创新的能耐。然而这也表示职涯的概念有待修正。我们需要可以选择更晚进入职场，在职涯中场时需要有更多弹性，在职涯尾声也需要有余裕以自身步调慢慢离场。

　　可惜的是，今天的职场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的生产线思维：我们找个工作、往上升迁、责任变重、薪水变多，然后在六十岁左右断然被迫退休或资遣；法律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会以「变老就淘汰」来描述这种情形。然而比较好的方式是容许个人发展的多元步调，把职涯看作弧线。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突触速度和短期记忆）衰退，在某些方面（实际模式辨识力、情商和智慧）却有提升，而且创造力还不太会随着年华老去而下降。

　　我相信，若雇主有此认知，便很有机会对职涯采取创新的观点。我在媒体业接触过数千位企业主管，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招募人才并好好留住他们是第一要务。哪间公司要是没做到、哪间公司要是在员工达到特定年龄前就资遣他们，就是没让员工充分发挥能力。如果你希望公司有最好的员工、他们能够发挥最好的表现，现在就是反思「变老就淘汰」的时候了。

　　年长员工的问题不在自身，而在多数组织的典型职涯规画。企业会给好员工更高的职位、权力和薪水，直到这样做不再有意义的那天──而那天终究会到来。无论是运动员、外科医师、程式设计师、机师或老师，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候达到能力、薪水以及愿意长时间工作的高峰。当一个人的效率和产能臻于高峰，再要求雇主继续加薪并不公平，除了太花钱之外，也挡住了年轻员工的升迁之路。因此，雇主会想踢走这些员工。

　　然而这样做对员工和雇主都是损失。雇主失去多年培育的出色员工，但明明他们对工作驾轻就熟，仍能做出莫大贡献。如果他们依然表现出色且愿意工作，资遣他们不啻为人力资本的浪费。

　　「变老就淘汰」在许多层面都不利于我们发光发热。与其采取「变老就淘汰」的单向思维，何不把职涯看作弧线？

　　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假设某个产业的人是在四、五十岁达到高峰。这里的高峰包含专业技能、团队协调、管理技巧、沟通能力、工作产出以及长时间工作的意愿，例如整周搭机四处拉业务，诸如此类。

　　「变老就淘汰」的传统做法也许会说：你到了五十五岁就滚吧，公司没那么多钱聘你。然而我们可以把职涯看作弧线，承认几乎所有员工都会在某个时候达到高峰，但连「高峰之后」的资深员工都能做出长足贡献。所以企业何不改变做法，例如在员工达到某个年龄后便不再加薪甚至是减薪，不再调升其职衔，从「部门副总监」改为「资深顾问」等。

　　这种弧线职涯不包含强制退休的年龄。如果某个六十五岁或七十二岁的员工想工作、对公司能做出可贵的贡献、所领薪资又合理，那么让他继续工作又何乐而不为？（给企业执行长的建议：如果贵公司的人资或法务部门想不通这一点，就换成想得通的人吧！）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理由是促进年龄多元。在弧线下弯处的年长员工不必再为自己辩护，能自由给出独到的建议或提醒：「这主意很好，但我们一定得先讨论你对销售的基本预设，而且要从头到尾讨论过，以免犯下惨重的错误。」如果年长员工不受重视，就很难像这样子单刀直入。公司所能犯下的糟糕决定，位居第一的是扼杀年轻员工的创意，其次就是让他们得不到资深员工的协助，盲目犯下明明能避免的错误。

　　我们每个人都该有机会以自己的步调发光发热。在此我要再说一次：我认为现在是容许个人发展其多元步调，不过度强调标准化测验，让每个人把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刻。

　　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点空档，我们需要体认到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各不同，有相异的能力、背景和发展，循不同道路走向成功。然而如今我们反其道而行，大幅偏袒早慧的年少英才，要求脑部还在发展的学子和年轻人「证明」自己──考取对的学校、修对的科目、做对的工作。至于另有专才的人，路可难走了。

　　那我们其他人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在身体、认知或情绪上发展得比较慢，没有及早成功，到底该怎么办？请开心点，如下一章将要说的，我们自有独特的优势。

　　等待是值得的：大器晚成者的六大优势

　　「丑地方」是我们大学部的图书馆，我朋友周一到周四都会去那里。丑地方由一九六○年代的钢筋和玻璃建成，一如其名，外观不太好看，比较像是州办公室而非图书馆，但那里却是史丹佛学生夜复一夜的读书去处。而我们与其说是去看架上的书，不如说是为了逃离宿舍和室友、淫声和八卦、草坪上的饮酒狂欢以及休息室里吃剩的饼干，以能安静和专注地读书。在史丹佛，我们每天晚上几乎都会到丑地方读四到六个小时的书。

　　我的室友鲍伯每天晚上要不是在排球队练球，要不就是都在丑地方读书。他有一套习惯，先是把几罐百事可乐跟课本、笔记本、原子笔和黄色萤光笔一起放进背包，带进个人阅读间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期间以糖分和咖啡因做燃料，全神贯注，猛读几十页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学课本，天塌下来也不管，膀胱胀大到不行他也毫不理会。如果需要写报告，鲍伯会在黄格笔记纸上一口气写下四十页的内容，然后冲去厕所解放，返回我们寝室喝一罐百事可乐，再把报告打出来。

　　鲍伯大三时获选进入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之后就带着这套读书方法和他聪明的脑袋进入史丹佛法学院，以近乎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相当成功的公司证券律师。

　　我试过鲍伯的读书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有模有样：我买了跟他类似的背包，把课本、阅读资料、原子笔、笔记本和黄色萤光笔放在里面。有时候他跟我在晚餐后会一起走去丑地方，边走边聊运动和女人，然后他到自己最爱的读书间全力以赴，我则找别间设法向他看齐。

　　然而我其实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鲍伯能捧著书和百事可乐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读得聚精会神，我则连十五分钟都坐不住。我尽量认真在一小时──又或许是半小时──中努力阅读日本各县的概况或是工业时代对英国小说的影响，但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后我迟早会离开读书间，走向杂志柜，一连好几个小时阅读过期的《运动画刊》。当年《运动画刊》有很多在谈田径或其他奥运项目的文章，我聚精会神读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里的室内撑竿跳比赛报导、圣摩里兹的四人雪橇赛，连冰壶运动看起来都很酷，我一页一页把这些全读进脑中。

　　不用说，在丑地方夜读杂志对我的成绩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对日本各县还是一知半解。后来我还是设法取得了政治科学的学位：我只修满最低的毕业学分，在校平均成绩只有三．一，除了电影美学拿了Ａ减，其他每科都拿Ｂ。但其实我的成绩单上原本会出现很多Ｃ的。在史丹佛，最晚可以在期末考前两周退选，所以如果自己知道该科成绩会在Ｃ以下，你自然会干脆退选，于是奇烂无比的成绩就不会出现在成绩单上。

　　鲍伯一路拿Ａ，进了史丹佛法学院；我一路拿Ｂ，在《跑者世界》担任编辑助理（没多久就辞职），还当过警卫和洗碗工。我显然虚掷了在丑地方看杂志的时间，平白浪费了大好机会。这些都没错吧？

　　现在把时间往后拨个几年，我的前额叶皮质和执行功能终于发展成熟，就算时间较晚，但我起码是个还行的成人了。我在帕罗奥图某间研究机构找到写技术文件的工作，还替矽谷某家广告公司撰写文案，结了婚，买了房，拥有一辆福斯新车，有麦金塔电脑，有雷射印表机，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过得还不算差。

　　我朋友东尼的抱负更大，他的雄心壮志远胜于我。他在矽谷银行做信贷员，对于升迁缓慢感到很苦恼。他一心想当上银行副总裁，然后成为成功的风险投资家或大企业家，名利双收。他真的是很迫不及待，多次跟我说他想当个矽谷的玩家。某天，他看到我用麦金塔替多位矽谷客户做电子报，便问我是否有可能用麦金塔设计杂志，用 Quark XPress 之类的排版设计软体搭配 Adobe 的部分字体，再用雷射印表机印出来。我回答：当然有可能。

　　「我们来做一份矽谷的商业杂志吧。」东尼说，「大家会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他是认真的。东尼请我设计了一些样品，拿给他的儿时好友德瑞卜看。德瑞卜是个年轻的风险投资人，给了东尼六万美元当作资本，而这够他辞掉矽谷银行的工作了。一年后，我们发行了矽谷第一份商业杂志《上风》（Upside）。

　　东尼负责筹钱和卖广告，我则是负责编辑和设计，第一要务是决定《上风》的样貌。我直觉认为商业杂志需要爆点，要热血沸腾、大胆冒险，抓住新创事业、风险投资、投资银行和股票上市激烈竞争的本质，也就是对名利的你争我夺。但是某天我却茅塞顿开，觉得商业杂志应该要更像是《运动画刊》那样的运动杂志。

　　若干年前，在丑地方的杂志柜，我读了从一九五四年创刊号开始的每一期《运动画刊》，之后也始终是忠实读者。我一读再读，对乔治．普林普顿、丹．詹金斯、安妮塔．凡索斯和法兰克．德福的好文笔，出色的字型和标题都有深刻的印象。我也喜欢杂志中好看的照片和图示，尤其是阿诺德．罗斯和隆纳．希尔勒的漫画插图；漫画比照片更能表现出高尔夫球选手在想推杆入洞赢得大赛时，是如何紧张得浑身大汗。我喜欢漫画插图，觉得漫画能够解决《上风》的一大问题。商业杂志不如运动杂志有趣的一大原因在于，商场上的动作不是发生在体育馆，面对加油吆喝的观众，由摄影机团团围绕，在球迷面前决定比赛输赢，留下报导与画面传诸后世。商场上的关键时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是某笔巨大交易的敲定或破局？还是某个关键职员怀着绝佳点子迈出大门，创办新公司，跟旧东家打对台？

　　漫画是展现这种时刻的最佳方式，于是我决定《上风》看起来要像《运动画刊》。当然杂志里不会有球赛的照片，但是包括呈现商场故事的漫画等其他元素一应俱全。我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多年前我在丑地方的杂志柜里曾花时间再三阅读。

　　事实证明我的直觉很正确。出刊第一年，娃娃脸的升阳电脑执行长登上杂志封面，画得像是米开朗基罗那尊肌理无比细腻的大卫像。我做了一篇甲骨文公司的深入调查报导，创办人劳伦斯．艾利森有如成吉思汗，和众将军运筹帷幄，脚边堆满砍掉的人头。我让苹果执行长约翰．史考利变成坐在沙坑里的小公子（Little Lord Fauntleroy），把他弄得灰头土脸。《上风》问世短短两年就成为科技界和风投圈的瞩目焦点。微软的比尔．盖兹接受我四小时的访问，《富比士》还打算买下我们的杂志社；只是后来富比士媒体集团总裁决定雇用我，从而展开了我后续美好的职业生涯。

　　我当年在丑地方阅读杂志根本没有白费时间。也许我的成绩是毁了没错，但那却造就了我的职涯。

　　到目前为止，我都着重在谈论大器晚成的人所面临的问题，而那主要是学校和企业日趋看重及早成功，将大器晚成贬低为事后诸葛或某种缺陷。这种偏见可能对大器晚成的人造成一辈子的阴影。当许多人小时候只因为没考好几个狭隘的测验就自认技不如人，社会整体都会反受其害。现在，让我们来检视大器晚成的人所具有的优势。

　　首先是好奇心。所有健康的小孩都具有好奇心1，但社会崇尚及早成功的输送带对此无动于衷，只希望小朋友赶快长大，把好奇心替换成专注的决心。社会不希望我们从输送带跳下来，浪费时间东闯西逛──例如窝在图书馆的杂志柜，害成绩从Ａ掉到Ｂ。输送带是要我们别把课外时间花在休闲娱乐，而是花在有助于申请学校或工作的活动。

　　大器晚成的人比较有好奇心吗？研究无法告诉我们答案，但根据实际观察，他们似乎保有更多童年的好奇心，就如同他们也保有更多具有孩子气的特质。孩子气的特质不利于及早取得成功，于是当输送带加快速度，成为主要的筛选机制，好奇心便成为学校和企业眼中的缺点。我们被耳提面命要转身离开杂志柜、返回读书间，压下孩子气的好奇心，好好认真做点正经事。

　　然而，我们二十多岁时会发生一件有趣的事。那时头脑的前额叶皮质发展完全（参见第三章），执行功能趋于完善，冲动反应减少，我们变得更加留意长远的后果。简言之，大约二十五岁时──有的人早些，有的人晚些──我们真正变成大人，准备面对成人的责任。

　　这时，谁比较有办法成功快乐、健康满足？是输送带上学会压抑儿时好奇心的年少早成者？还是终于能凭着执行功能替儿时好奇心指引方向的大器晚成者？

　　二○一七年，《财星》「最令人向往的百大企业榜」曾访问过多位执行长，请他们描绘最想要的员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生物科技公司 Genentech 执行长比尔．安德森便看重「好奇心、对这个领域的热忱，还有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渴望与拚劲」2；财务软体公司 Intuit 执行长布拉德．史密斯说：「要认同我们的企业价值，把失败当作学习的机会，而且情商和好奇心比智商更重要。」企业顾问麦克．菲多斯和珍妮．吉哈德说好奇心是「备遭忽略的企业创新关键」3。在《企业》杂志上，全球行销顾问唐．派柏斯甚至说道：

　　好奇心对创新至关重要，值得花一整章大书特书，甚至写成整本专着来探讨。然而好奇心对我们还有其他助益，例如带来动力。伦敦的科学期刊《立方》（Cube）便写道：「好奇心是一个认知程序，带来充满动力的行为。好奇心与动力彼此回馈，我们对一个事物愈感到好奇，愈是有动力；愈是有动力，则学得愈多、愈发好奇。」5还说好奇心能让多巴胺激增。

　　然而好奇心和服用或注射药物不同，它可以一直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而且年龄愈大愈有助益。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好奇心对健康有长远的帮助，「对维护年长者的认知功能和身心健康影响甚钜」6。

　　孩子气的好奇心原来如此可贵，是让我们成功以及持续成功的关键。现在回到我先前的提问：是当个年少早成的人，舍弃好奇心，选择专注，二十五岁后却发现他们（及雇主和其他所有人）但愿自己没那么刻苦用功？还是当个大器晚成的人，起先备遭忽略，但持守孩子气的好奇心，后来却很庆幸自己拥有这种强大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同情心。这指的是能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难处，知道该如何伸出援手。同情心包括宽宥艰难的感受。同理心是对别人感同身受，同情心则是超越同理心，要实际帮助他人一臂之力（LinkedIn 执行长杰夫．韦纳做过类似的区分）。同理心是感同身受7，身同此痛；同情心则是采取行动。同情心对公共和个人生活无疑至关重要，尤其在医护、教育和司法等领域。

　　然而这个优势太常因为我们亟欲成功而遭到牺牲。为了取得更多的分数或财富，我们简直杀红了眼，许多人忽略了仁慈和同情心的重要。从一九九○年代至今，大学生愈来愈不关心他人8的福祉，关心的程度降至三十年来的最低点。输送带想通往及早成功，却为同情心带来危机。

　　许多大器晚成的人，在面对人生起伏时，会更有同情心。他们更懂得反思深省9，较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的难处更够将心比心，展现出心理学家所说的利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这些利社会行为让我们对矛盾、缺憾与负面人性有更深的理解，许多人因而变得更宽恕、更体谅、更有恻隐之心。大器晚成的人走过「更多风景的道路」，经历人生的苦难与折磨，更懂得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愿意助他人一臂之力。同情心对他们身边的人有益，对他们自己也有益。

　　有学者把这种从人生经历获得的进化称为「自我中心的减少」10；《ＥＱ》的作者丹尼尔．高曼则称此为「有更宽广的眼界」11。无论是什么样的定义，同情心都使我们更了解在面前互动的对方与一起共事的同事，甚至更了解我们所领导的下属。

　　这听起来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但其实施比受更有福，对付出的人也有很大的好处。丹尼尔．布朗在二○一三年出版的《船上的男孩》中，讲述参加一九三六年奥运的美国八人划船队12的故事：那些年轻人身处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来自并无传统划船名队的华盛顿大学，由一位很不传统的教练所带领（这本书类似一九八一年的电影《火战车》，该片描述一名剑桥大学的田径选手自行聘请专业教练，违反一九二○年代业余体坛的不成文规定）。布朗为这本书取材研究时，发现其中一位桨手乔．兰恩兹的家境极为清寒，因为家里没东西给他吃，兰恩兹十二岁就被踢出家门，自食其力。这个故事是兰恩兹还在世的姊妹告诉布朗的。尽管已经相隔了七十年，她仍讲得老泪纵横，诉说当年是如何心如刀割，眼睁睁看兰恩兹只带着一个布袋就走出家门。

　　兰恩兹的故事成为《船上的男孩》里的一条伏流。这个小伙子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心里有什么伤疤？船员必须彼此信任、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他是如何重新学着相信别人，成为划船队的一员？

　　布朗在快六十岁时才着手写《船上的男孩》，六十二岁付梓出版。这本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足足两年。布朗说：「我三、四十岁时没法写出这本书。那时动笔只会写出一本完全不同的书，缺乏层次和深度。」后来他对少年兰恩兹的苦难感同身受，才写得出如此扣人心弦的情感深度。

　　有些人会误以为同情心代表软弱无力或多愁善感，对布朗这种以重现人类经验为生的作家或艺术家确实有益，但在刀光剑影的商场可没半点帮助。但事实上，同情心是件困难的事，需要勇气。展现出真正的同情心往往需要做出困难的决定与面对艰苦的现实

　　无论在商场、部队或政界，许多最顶尖的领袖都走过崎岖的道路，因而怀抱深深的同情心。北卡罗莱纳大学学者许慕尔．梅瓦尼发现，下属往往觉得有同情心的主管显得更加坚强13、更为认真投入，也更让人愿意追随。

　　如果管理风格结合了同情心、真诚和正直，员工会更愿意留在公司14，也会表现得更好，这直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获利。根据一份二○一二年的研究，富有同情心的管理能减少二十七％的病假15，以及四十六％的残疾抚恤金。另一个研究团队在检视过许多个案研究后则发现：「宽宏仁慈与开阔务实的执行长表现亮眼，他们在十年里平均创造了七百五十八％的报酬率，而标准普尔五百企业平均只有一百二十八％。」16密西根大学教授金．卡麦隆解释，懂得同情的主管能够「使财务表现、顾客满意度和生产力等组织效能大幅提高」17。

　　同情心能带来非常实际的报酬。大器晚成的一个益处是我们长年经历尝试与犯错，再重整旗鼓，因此更有同情心，也更会批判性思考。我们变得宏观，能做出好的决策，成为更敏锐的艺术家、更出色的领导者，以及更明智的企业主。这个特质值得珍惜，组织、企业和人资部门都应当要重视。《你快乐，所以你成功》的作者艾玛．赛佩拉说：「同情心对获利有益，对关系有益，能激发长久的忠诚。此外，同情心还能大幅提升健康。」18

　　麦可．马杜斯八岁时遭遇了穷人家常见的困境。他儿时住在明尼亚波里斯，母亲在两家餐厅当服务生挣钱，外婆负责照顾他，祖孙三人住在砖造旧公寓的二楼。这样就够艰辛了，但马杜斯说：「接下来的事情更糟。我外婆过世了，家里变得空空洞洞。之后我继父住了进来，又多了个酗酒的问题。」19

　　马杜斯的母亲开始成天喝酒，一连数周都瘫在床上，叫她弟弟带食物和更多酒来。继父也成天坐在厨房里灌酒，茫然望着窗外。马杜斯说：「酒精让我失去了母亲。那时我开始流落街头，惹祸上身。」他十几岁时结党抢劫店家和偷车，不到十八岁就被逮捕多达二十四次。

　　相较之下，瑞克．安克尔十几岁时就过得很不错。20安克尔高三时是圣露西亚高中棒球队的明星投手，十一胜一败，自责分率为○．四七，平均每局只被击中二．二球，或者说平均每九局能三振二十位打者，简直不可思议。一九九七年，他获《今日美国报》选为年度最佳高中球员。在他毕业之际，圣路易红雀队便以二百五十万美元签下他。他在小联盟立刻造成轰动，在一九九九年获选为小联盟最佳球员，二十岁进入大联盟，成为圣路易红雀队的明星投手，二○○○年带领球队在国家联盟中区夺得分区第一，在年度最佳新秀票选得到第二名。

　　接下来安克尔的棒球生涯开始分崩离析。摧毁这个耀眼新星的不是受伤、生病或吸毒，而是一个最神秘的症状。突然间，他就是无法照自己所想的把球投出去。

　　事情始于二○○○年的季后赛。总教练托尼．拉．鲁萨指派安克尔出战跟亚特兰大勇士队的第一场比赛。安克尔前两局投得很好，但第三局投出四次保送和五次暴投，成为从一八九○年以来首位在同一局投出五次暴投的大联盟投手。休季期间，队医替他检查，并无发现异状。二○○一年开季，他重新背负起众人的希望，但希望旋即破灭，他继续失分与暴投。他被降到小联盟后更是深陷泥淖，才四又三分之一局就投出十七次保送和十二次暴投。红雀队把他踢到新手联盟，也就是美国职棒最底下的联盟。他沦为体育频道和体育广播节目的笑柄。

　　珍娜生于南河镇的蓝领家庭21，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她从艺术系毕业后旋即结婚，生下两个孩子，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三十多岁时，她决定写本具有美国精神的小说。她前后写了三份书稿，但都不受出版社青睐，让她气馁又沮丧。朋友建议她写言情小说，但是她的前两份书稿依旧乏人问津。之后她找了份打字员的临时工作，七个月后却得知有家出版社愿意出二千美元买她的第二本言情小说。她取了个笔名叫史黛菲．霍尔，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言情小说作家的名字。接着珍娜写了十一本言情小说，开始小有名气。

　　就在她崭露头角之际，却开始对言情小说感到厌烦。她不想再写风花雪月的做爱场景，想改写惊悚小说。尽管出版社不同意，但是四十多岁的珍娜接下来十八个月完全推掉言情小说的写作，专心研究惊悚小说的写法。

　　有个台湾年轻人大学联考落榜两次22，让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失望透顶。这个年轻人对艺术很感兴趣，服完兵役后前往美国，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攻读戏剧和电影。他原本想当个演员，但搞不定英文发音，于是把注意力转到执导，看见一线希望。

　　毕业后，他进入纽约大学蒂施艺术学院就读，凭着《荫凉湖畔》和《分界线》两部短片获奖，执导天分开始得到认可。接着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签下了他，这个新手导演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接着……没了。好莱坞似乎对这个来自台湾的家伙没什么兴趣，而且这个时候他也已经三十六岁了，在家带孩子，潦倒不得志，由担任分子生物学研究员的太太赚钱维持家计。

　　现在来听听好消息。这些看似凄惨的失败故事都有个快乐的结局。马杜斯当年是明尼亚波里斯的小混混，如今是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胸腔外科主任；安克尔在小联盟如同笑柄般浮沉多年，但快三十岁时却东山再起，在红雀队转任外野手和打击强棒。珍娜．伊凡诺维奇在那十八个月学会怎么写惊悚小说，以史蒂芬妮．帕卢这个角色写出一系列畅销大作，成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惊悚小说女作家。生于台湾的李安终于在三十六岁得到机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导演，作品包括《喜宴》《卧虎藏龙》《绿巨人浩克》和《断背山》等。

　　大器晚成的人往往具有的第三个优势是韧性。根据《今日心理学》杂志的定义：「韧性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特质，有些人尽管被人生击倒，却能够变得更加顽强，卷土重来。」23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临床心理学教授莫顿．谢维兹补充说明道，韧性不是一种被动的特质，而是「对逆境持续采取因应的行动」24。

　　大器晚成的人更有韧性吗？他们确实更熟悉逆境，而且年岁增长后，会更有克服逆境的窍门和想法，以往前迈进。华顿商学院管理学与心理学教授亚当．格兰特认为，在发展韧性方面，成熟的人更能管理情绪，因此比年纪较轻的人具有优势：「韧性在某部分仰赖一组能自然学得的行为。我们年龄愈是增加，愈是受到这类行为所吸引。」25

　　重构困境是另一个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学到的关键策略。哈佛研究指出，有些学生能将困境当成自己成长的机会26，因而比忽视困境的学生表现得更好，生理压力也比较小。

　　年纪轻轻就取得成功的人，在这个富裕的社会中享有诸多优势，但他们的一大劣势是：他们会更加认为成功是自己的功劳。这点不难理解。青少年和年轻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27，这是从以父母亲为中心的童年迈向独立成熟的成年人时所必经的过程。然而当年少得志的人遇到挫折，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不是无比责怪自己，深陷在自我谴责中；就是怨天尤人。大器晚成的人则往往比较谨慎，他们能看出自己该为挫折负哪些责任，而非一味责备自己，也不会怪东怪西。史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萝．杜维克告诉我，跟二○○八年时的大一新生相比，二○一八年的新生比较「玻璃心」28。这些新生都年少得志，眼里也常几乎只看到自己，缺乏韧性，一点挫折就可能让他们自认为是天才的海市蜃楼分崩离析。

　　大器晚成的人也有更多的支持网络。青少年时常借由同侪来界定自己，进而相互比较。少年得志的人万一在比较时败下阵来，可能会感到难以忍受，也许在小圈圈里永远擡不起头，也很难向外面的专家寻求面对困境的方法；大器晚成的人则因为已经碰过许多挫败，有其他的支持网络，因此具有前者尚未培养出来的因应方式。

　　在直冲天际的ＳＡＴ高分、加拉巴哥群岛的暑期研究计划、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信、高盛的实习机会等通往英雄出少年的输送带上，看不到像谭美．乔．博内尔这样的人。

　　谭美成长于新墨西哥州图拉罗萨镇外的牧场29，离一九四五年七月三位一体核试爆的地点只有约八十公里远。住着二千九百人的图拉罗萨镇常刮大风，最高的人工建筑是一座九公尺高的开心果雕塑。谭美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就读堪萨斯州的中美拿撒勒大学。这所大学很小，二○一八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将其列为美国中西部第七十五名的地区型大学。从该校毕业之后，谭美继续就读位于希拉国家森林保护区南端，堪称是穷乡僻壤的西新墨西哥州大学研究所；在最新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所列出的前一百四十一所西部地区型大学的排名中，西新墨西哥州大学榜上无名30。

　　谭美起先想走向外面的世界，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她在就读中美拿撒勒大学时申请加入空军，却未获录取。就读西新墨西哥州大学时，她改为申请海军，结果录取卢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的预备军官学校。她在训练中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和热忱，开始崭露头角。

　　记者兼作家汤姆．沃尔夫在他一九七九年描绘战机飞官和水星计划太空人的非虚构小说《真材实料》中，细述为了到达军事飞行的巅峰，技能与紧绷需要如「金字形神塔」31（ziggurat）般提升，以及当上战机飞官的困难。谭美就具备这种技巧、胆识与意志，最终成为第一批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女飞官。一九九一年波湾战争时，由于女性不准驾驶战斗机作战，所以她只能在训练中扮演敌军，和男飞官进行模拟空战。

　　现在你也许猜到她是先前声名大噪的谭美．舒兹（冠夫姓）了。二○一八年，她驾驶的西南航空七三七民航客机，左引擎在高空中爆炸，把机舱窗户炸出了破洞，一名乘客生命垂危。飞机在不到五分钟内从海拔三万一千英尺骤降至一万英尺，乘客纷纷尖叫呕吐。最后她安全驾驶班机着陆，全球媒体高声喝采，大赞她的冷静与「钢铁般的胆识」32，还有媒体把她跟萨利机长相提并论。曾任飞官的萨利后来也转任民航机机长，在二○○九年的飞行途中遭遇鸟袭，导致两具引擎失灵，但他成功把客机降落在哈德逊河上，所有人员生还。

　　舒兹冷静解决危机时是五十六岁，萨利则是五十八岁。他们的故事反映出大器晚成者的另一个优势。我所能想到最好的词是沉着。沉着是「内心的平静与镇定，尤其是处于艰难的状况下，情绪平稳无波」。沉着是什么样的优势？这真的是会随着年龄提升的特质吗？

　　头脑确实会因年龄的增加而寻求平静。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海蒂．格兰特．海佛森认为，冷静是快乐的关键。在她看来，当我们年岁增长后，「快乐不再是那么纯然的激动，像是青少年在父母出远门时开派对那样，而是变得平静与放松，就像是工作过度的妇女，整天梦想着要泡热水澡。后者并没有比前者不『快乐』，只是理解快乐的方式不同」3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凯西．莫吉纳、赛班达．卡法和珍妮佛．艾克指出，兴奋和得意会让年轻人感到快乐34，平和与放松则会让较年长的人感到快乐。

　　研究早就指出，冷静的领导者比较具有成效。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伊莉莎白．柯比，以左图呈现表现与情绪的关系，说明当表现达到高峰后，若情绪太强烈，表现就会迅速下降35。

　　畅销书《ＥＱ致胜》的作者崔维斯．布莱德贝利指出，我们在冷静时比较有办法解决问题36，也比较能好好倾听；前海豹部队队员布兰特．格列森说，在压力之下，我们会受冷静的领导者吸引。37这并不令人意外。沉着等同于内心的平静、镇定与情绪的平稳，表现出内心的平衡，对任何领导者、飞官、海豹部队队员和处于极度高压下的人都是优势，而这是大器晚成的人自然会发展出来的特质。

　　在约定俗成的标准下38，以下这位三十六岁的美式足球教练做的职涯选择可说是愚蠢无比。前一年，他是奥克兰突击者队的跑卫教练，而他一心想成为总教练。现在，他终于得其所愿──但他的球队不是在ＮＦＬ，而是在一个半职业联盟。许多半职业联盟的球员是高中球星，早早攀上巅峰，却在大学里不上不下，于是只能待在这个联盟。这位教练待的是圣荷西阿帕契队，队中多数球员一场比赛只领五十美元，靠着兼职当体育老师、保险业务员、工地工人或酒保贴补家用。这支球队是在二年制大学的场地比赛，对战沙加缅度海盗队和维多利亚钢铁人队之类的小队，所在的西海岸联盟飘着旧护膝和失意者的气味。

　　圣荷西阿帕契队是在圣荷西一块凹凸不平的运动场上练球，旁边是一间高中体育馆。某天练完球后，这位教练在散步经过体育馆时，听见了喊声和哨声。他走了进去，看到高中篮球队在练全场紧迫盯人。他稍微起了点兴趣，于是在场边的看台上坐下。

　　全场紧迫盯人的意思是防守方紧盯着进攻方，不让他们把球带过中线。首先从挥手干扰敌方把球传进场内开始；如果球成功传进场内，防守方就得试着绊住敌方，不让球运过中线。全场紧迫盯人在身心上都非常累人，通常只在比赛快结束却落后时才会实行，希望逼迫对手发生失误。

　　这招有时能利用对手的惊慌而发挥效用，但如果对手已经有了准备，通常能靠掩护制造空档。这位教练在看台上看得津津有味，感到既新鲜又熟悉。突然间他灵光一闪：如果把全场紧迫盯人改造为美式足球版的战术呢？

　　比尔．华许就这么开始构思出职业美式足球界五十年来最大的战术革新，也就是所谓的西岸式进攻：采取高百分比的短传，把球员分散在场上。在这次场边观球的十五年后，华许靠着这套战术率领旧金山四九人队赢得超级杯，阵中瘦瘦高高的四分卫是最初在篮球场上展现体育长才的乔．蒙塔纳。

　　大器晚成的华许也许是史上所有职业运动教练中最好的例子。他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大器晚成的人特别会拥有的优势，正是洞见。

　　什么是洞见？依照常见的用法，洞见是突然想通了什么，那天在高中体育馆的华许就是如此。不过洞见不只是新颖的见解或是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头脑中储存着的大量经验、模式和情境，化为价值连城的想法。我们请七十二岁的纽约大学医学院神经科临床教授高德伯，为我们说明得更清楚些。

　　在《创造力》一书中，高德伯破除了创造力来自右脑（推理则在左脑）的普遍认知。他指出，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右脑在儿时发展成熟，左脑则跟前额叶皮质一起发展，有些学者估计是在二十五岁左右发展完全，而高德伯的经验却是在「三十岁出头到三十五岁」39。右脑进行视觉辨识和处理新想法，左脑则储藏记忆、模式和语言。此外，左脑也能「生成」，从既有模式想像出新的想法，创造出高德伯所谓的「对未来的记忆」。语言本身就能生成，例如虽然脑海中并没有某个故事的记忆，小说家却能靠字母、文字和文法结构创造出故事。

　　尽管左脑能靠既有记忆和模式生成新的想法，却得由右脑来理解。那么大脑是如何处理新的想法，并决定加以重视？经过右脑处理后又会如何？高德伯指出，有一个「警觉网络」在协调左脑和右脑，能协助左脑重视特定的新想法。

　　高德伯的意思很清楚。随着我们年纪增加，大脑更能敏锐判断哪些新的想法确实管用。警觉网络沟通左右脑，经过其中储存的记忆与模式的辅助，知道哪些新想法是重要的。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也许有更多新的想法，但是判断这些想法是否有用的能力还不完全。让六岁小孩自己逛迪士尼乐园你就会明白这点了。父母亲则会看地图，计算怎么走最有效率，判断哪些设施和园区最让孩子感兴趣。

　　当年我窝在丑地方读《运动画刊》，对我是弊大于利，我没有研读课业，成绩跟着遭殃。十多年后，我才从当年「浪费」的美好时光里得出可贵的洞见。为什么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在那些年，我学到跟矽谷相关的事、创业的举步维艰、风险投资、股票发行之道，也学到商业杂志的诀窍。老实说，我觉得商业杂志大多都很无聊。

　　我的洞见是设计一本读起来像运动杂志的商业杂志。由于我的脑中不仅储存着后来读到的商业杂志，也储存着多年前读《运动画刊》的记忆，所以我才冒出了这个洞见。我像是小说家，运用左脑的生成能力，创造「未来的记忆」：一本读起来像《运动画刊》的商业杂志。

　　洞见是大器晚成者的优势吗？莫札特和祖克柏等早慧的英才确实能有宝贵的洞见，但当左脑发展成熟，新的想法往往更能转化为有用的洞见。换言之，我们年龄愈大，愈能得到有用的洞见。因此，我认为洞见是大器晚成的人另一个根本的优势。

　　综观各个时代和文化，智慧被视为人类成就的顶点。从古代以来，这观念就见诸哲学书籍和宗教经文。事实上，「哲学」的希腊文就是指「爱智慧」。在古印度和古中国，印度教、佛教和道家都在探讨智慧的概念，强调情绪的平衡。然而我们至今还在问：到底什么是智慧？对此我还想加问一句：大器晚成的人如何获得智慧？

　　虽然人类着迷于智慧，智慧却直到五十年前才成为实证研究的主题。加州奥林达的老年神经心理学家维维安．克莱顿，在一九七○年代还是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从古至今的文献，设法定义并量化智慧40。她认为智慧是通常考量到现实状况的深思行为；后来她把出于知识与同情心的行为也纳入这个概念。她早期的研究奠下根基，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到了一九八○年代，其他心理学家也开始探讨智慧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许多心理学家推测，我们从生活经验得到智慧，所以智慧关乎年龄。一九八○年代，德国心理学家保罗．贝堤斯和同为心理学家的乌苏拉．施陶丁格合作，提出「柏林智慧研究计划」，率先探讨智慧的本质。施陶丁格现为哥伦比亚高龄化研究中心主任，她说那个研究计划源自「对智慧这个人类发展顶点的好奇」41，并把智慧定义为「应对生活实际根本层面的老练知识系统」。

　　近期的学术研究，呼应了埃森哲北美公司执行长朱莉．史威特在二○一八年对我说的：「出色的主管知道如何应对灰色地带。」42在我看来，这是对智慧绝佳的定义。

　　各种研究显示，智慧并非与生俱来，也无法一蹴可几。不是ＳＡＴ测验拿高分或是大学名校毕业就会有智慧。如现代社会这般汲汲营营，在银行有八位数美元的存款，或是在 Instagram 被一百万个网友追踪，都不会让你拥有智慧。

　　反之，智慧来自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难题之后，所淬炼出的复杂人格和经验特质。43智慧来自多年的起起伏伏，来自一生面对新挑战所结合的知识、经验和直觉。如同作家丹尼尔．布朗所说，智慧是能看见我们年轻时不易看见的生命层次，。

　　智慧随着年龄和经验而增加。虽然纯粹的认知速度也许会下降，但施陶丁格说：「依据知识和经验的推理与认知能力不会下降。」44这也许是对智慧绝佳的定义：依据知识和经验的推理与认知能力。

　　过去几年的研究指出，中年人远比年轻人更擅长许多人际互动，例如判断对方真正的意图，还有调控情绪反应等。智慧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攀上高峰，然后长久维持高点直至生命的末尾。这种由经验而来的能耐有许多益处，包括做出更好的决定、更着重正向、更擅长应对、更沉着冷静、更迅速准确地解读各种模式。

　　脑中储存的资料愈多，理应愈容易侦测出熟悉的模式。一般认为年纪和创造力呈反比，但其实很多年长的人都能迅速辨别模式，区分轻重缓急，很快得到合理的解方。高德伯说，「认知模板」45（cognitive templates）在年长者的脑中依模式辨认而发展，促成有智慧的行为和决策。

　　高德伯在《大脑的悖论》一书中谈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擅长一种「认知魔术」：「我脑中出现过去所没有的有趣变化。我遇到乍看很棘手的问题，却常像变魔术般，直接跳过艰辛的思考，好像根本没必要苦恼一样，解决之道自然而然就冒了出来。我似乎有办法瞬间想出洞见，简直轻而易举。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智慧？」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汤玛斯．汉斯做了很多关于「社会技能」46（social expertise）的研究。根据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中的事件，我们的社会技能在中年达到高峰，更能准确解读事情；中年人也远比年轻人更能判断别人的个性与解读不同的情势。我们的头脑长年建立连结，能重组近似的模式，做出合适的判读。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约翰．加布里埃利认为，「大脑辨别模式的能力委实惊人，尤其我们中年时虽然某些方面略有衰减」，但建立连结的能力却「大幅提升」47。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搜集并储存资料，这是得花较长时间才能想起事情的原因之一。我们就是有更多事情要记。年长者的脑中储藏了大量的资料，远比年轻人要多，所以提取记忆自然得花更多时间。此外，年长者脑中储藏的资料更为精细。一项研究指出，虽然年轻人在认知处理速度的测验上表现出色，但年长者展现出「对细微差异的敏锐」48。

　　基于我们社会崇尚神童文化、赞许年少得志者的优越认知能力，现在我们不妨改问：大器晚成的人优势从何而来？研究显示，特定智慧的神经回路49也许发展自长年的经验。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老年研究院主任狄利浦．杰斯特，数十年来探讨认知老化和智慧发展，他认为前额叶皮质也许属于跟智慧相关的脑区网络。

　　为了探究智慧和相关神经的连结，杰斯特和他的同事先大量检视和智慧及其定义相关的现有文献，接着搜集学者专家眼中的「智慧」特质，找出智慧的六个要素，例如对人生的实用知识、情绪控制的能力、对自身强项与弱项的掌握，以及利社会行为（包含同情心、同理心和利他主义）等。接下来，他们以脑部成像、遗传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病理学，检视个别要素的相关研究。

　　结果他们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杰斯特说：「根据所有〔脑部成像〕研究，我们认为脑中有智慧的神经回路。」这回路涉及前额叶皮质（控制高阶脑部功能）、前扣带回（协调前额叶皮质不同部分的冲突），以及纹状体与杏仁核（奖励回路的一部分）。杰斯特说，智慧来自这些脑区活动的平衡：「某方面来说，智慧是平衡。如果非常倾向利社会行为，所有东西都给别人，你可活不下去。不过当然啰，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跟别人分享，人类这物种也无法存续。你必须要有平衡。」

　　为什么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人老化时，大脑的活动会改变。现在想一下「半脑老化不对称假说」50：某半边的前额叶皮质在年轻时较不活跃，但随着年龄增加开始变得活跃，这使得前额叶皮质整体活跃了起来。年轻人从事某些活动时只有一边的脑半球是活跃的，年长者则倾向于使用左右两个脑半球51，这称为双偏向（bilateralization），表现愈好的人愈可能是双偏向的。52此外，在中年时，活跃的脑部会由原本的枕叶（负责处理感觉），转移到前额叶皮质（负责高阶脑部功能，如评估概率、管理情绪和设定目标）。研究人员把这些改变称为「大脑整合」53（brain integratio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乔治．波特克科斯热中于研究智慧，他认为大脑整合在中年会自然发生，增进我们的专业技能、判断力和智慧。当我们年纪增加，灰质会减少，白质会增加。灰质组成基本的认知网络，白质则把各网络连结在一起，所以虽然灰质很重要，但也许白质才会真正替我们带来优势。包括波特克科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诸如语言等复杂技能是取决于白质的多寡。白质由髓鞘质组成，而髓鞘质含有大量脂肪，在数兆个神经纤维周围形成保护层，如同电缆外的隔绝物质，让脑神经更有效地传递讯号。

　　波特克科斯认为髓鞘质会在中年时增加。他扫描了七十名十九到七十六岁受试者的脑部，发觉额叶和颞叶的髓鞘质到了中年仍在持续增生。依照他的说法，髓鞘质让大脑「增加频宽」：「我现在五十岁，确实发觉我如今是以开阔得多的眼光在看事情，更容易看到全貌。这是中年大脑惊人的成熟。这是智慧。」

　　我们早就推测年龄、神经发展和智慧彼此相关，但现在才借着科学加以验证。这是租车公司不太愿意把车子租给未满二十五岁的人的原因之一，也是美国宪法规定年满三十五岁才能参选总统的原因之一。早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开国元勋就明白，大脑老一点会更有智慧。

　　最后再提供一个好消息：智慧的发展跟社会崇尚54的及早成功无关。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莫妮卡．阿德特原先假设，如果刚成年时的成熟度愈高，年长后会愈有智慧；然而她的纵贯性研究却证明并非如此：年少就成熟或成功与否，都跟日后的成熟与智慧无关。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淬炼而成。

　　尽管如今的神童文化崇尚及早成功，看似对大器晚成的人设下了不必要的障碍，但其实他们自有很好的优势，能追寻成功、实现自我。这些优势包括好奇心、同情心、韧性、沉着、洞见和智慧，全由时间淬炼而成。

　　大器晚成的人必然是走在与众不同的艰辛道路，经历重重阻碍、产生自我质疑、被逼着合群与从众，还面对着种种逼迫的压力。但正如接下来将说明的，我们从阻碍中觅得隐藏的珍宝，发掘独特的自我，发现人人都能走向卓越，施展自己真正的潜能。在重重阻碍中，藏着我们真正的力量，藏着我们内蕴的天分，藏着大器晚成者秘密的优势。

　　我们会发现这些优势──只是需要点耐心。

　　创造你自己的健康文化

　　执迷于年少得志、对成功的定义日益狭隘，这个现象根植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与智力测验（参见第二章）。但现代社会的狂热，则主要诞生于个人电脑掀起热潮的一九八○年代，比尔．盖兹和贾伯斯二十多岁就英雄出少年，横空出世，转眼致富。

　　贾伯斯看起来就像是个光芒万丈的救世主，但盖兹却是很边缘的书呆子。盖兹成长于西雅图的富裕社区，家中颇有人脉。他就读于全美知名的私校湖滨中学，ＳＡＴ数学测验成绩得到八百分满分（写作测验则是七百九十分），在校成绩顶尖。他喜欢在无数个夜晚和周末到湖的对岸，窝在华盛顿大学的电脑实验室，编写搜集交通数据的程式，或是骇进湖滨中学的成绩系统。他几乎注定要录取哈佛大学。他年轻时唯一的反叛之举，就是大三从哈佛休学，并在一九七五年与伙伴携手创立微软，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成为全球首富。

　　贾伯斯带给世界各种神奇的产品，盖兹则留给我们一张指南：如果你想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那就在ＳＡＴ测验考出高分，在学校取得绝佳成绩，并把某个课外的嗜好练到顶尖。今天这个极度菁英领导的演算法文化，其实就是盖兹文化。若说贾伯斯一心想改变世界，盖兹则确实成功改变了社会对成功的看法，并成为年轻人的楷模。如果我们想让自己和孩子功成名就，盖兹就是绝佳的示范。

　　塑造了当代精神的不是贾伯斯，也不是哪位政治人物或文化偶像，而是比尔．盖兹。当今社会执迷于尽早取得可以衡量的成就，这是我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让我们检视这个文化，探讨为什么我们要臣服于此，而我们对于大器晚成的观感又是如何受到影响。

　　文化，包括家庭、同侪和社会所给的影响，能把我们高高举起，也能把我们重重打倒；能替我们的努力拍手叫好，也能让我们动弹不得，而通常我们全得概括承受。文化也会传递社会的期望，我们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是想法和行为却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甚至长达数十载。这些期望或是以口头说出，或是不言而喻，时常借由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想像。

　　正因如此，文化对大器晚成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觉得自己还没找到天命，也还没充分发挥潜能，那么请务必检视文化对你的影响，看看到底是什么拖住了你的脚步。我已经指出了一个凶手，也就是社会对及早成功的执迷。现在我们再来检视文化的其他影响，看看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现在与未来的我们。

　　文化的影响始于家庭。再好的家庭都会向孩子灌输某些既有益也有害的常规。蜚声国际的行为艺术家艾瑞克．瓦尔就是个绝佳的例子。瓦尔说，家庭和文化的价值观逼着他要尽早取得成功，但最终却适得其反，害他陷入灾难。

　　瓦尔受到从小到大的文化影响，崇尚要尽早功成名就。但这是一种压力，逼着他顺从主流观点，远离自身天赋，最终险些误入歧途。当事业土崩瓦解，他不得不重新检视自己的价值观，虽然备感打击，也终于拨云见日。惊奇的是，跟过去的从商和投资相比，如今从事艺术活动的他反而赚得更多。

　　如果我们还没充分发挥潜能，或者感觉自己走错了路，自然会想问为什么。这很自然，却也很困难。谁想以批判的目光检视社会规范，探讨是什么害我们无法好好展现本事？谁想认为自己的父母、朋友或师长也许正是害我们无法振翅高飞的罪魁祸首？然而文化是形塑想法、能力与命运的关键，我们岂能不探讨？接下来，就让我们检视到底是哪些期望绊住了我们的脚步。重点会摆在包括家庭、团体和社会等文化，是如何左右了我们个人的道路。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家庭文化。虽然有少数人不幸生在破碎的家庭，过着穷困或遭受冷落的日子，甚至被家暴，但多数人的家庭没有那么极端，大多不好也不坏，有支持、有照顾，但也养成某些缺点，例如轻微的偏见、无理的思考、有害的价值观，以及重蹈父母的过错。

　　我的父母都拥有大学学历，但也有严重的盲点。我的母亲擅于同理，却不擅于论理。虽然她是高中毕业典礼时的学生致词代表，还有个教微积分的父亲，却着迷于怪力乱神的事。当她听到蹄声时，想到的不是马，而偏偏是斑马。父亲高中时是个体育健将，之后成为一名体育老师和教练，在高中担任体育组长，是我们这个州的高中体坛王者。但他对商业一无所知，看到镇上的有钱人就感觉自己矮了一截，在医师、律师、油商、跑车业务员和乡村俱乐部会员身旁就会局促不安。后来我才懂得这些，才知道虽然我们是个和乐的好家庭，但无论是母亲的胡思乱想，还是父亲的身分焦虑，其实都是一种无知。当年我之所以很晚才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我不知道某些事情──在这种家庭也没有理由会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处在像这样的知识鸿沟下长大的。

　　为了要振翅高飞，我们务必要从家中独立。这不是说得要转身拒绝父母亲的爱，完全抗拒他们的期望；而是自己要清楚，什么有助于我们振翅，什么则有碍于我们高飞。忠于家庭是一回事，盲目遵从家人的期望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反而可能害我们无法充分发挥潜能。只是要从家中独立并非一件易事。

　　最早教我们社会规范的就是家庭，其中父母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他们教我们外在的世事与做人处事的道理、协助我们建立对自己与家庭的认同、左右我们的喜好与认知，甚至影响我们对大学选系、求职、交友与择偶的决定。有些家庭鼓励孩子走上各式各样的人生道路，有些家庭则反其道而行。

　　《回到未来》和《阿甘正传》等片的导演劳勃．辛密克斯生于劳工家庭，在芝加哥南区长大。他十二岁跟爸妈说长大后想拍电影时，只不过是个孩子在诉说他对未来的梦想，但他的爸妈听到却板起脸来。辛密克斯说：「对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出生长大的那个世界来说，拍电影根本就是做梦。我爸妈会坐在那里说：『你也不看看你生在什么人家？你才没办法当导演呢！』」3

　　我们小的时候会观察家人的价值观和期望，并加以内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谓的「社会化」会把周遭想法与价值观灌输给我们，大幅影响我们对自己身分的形塑。从童年到成年，我们一再测试自己的社会化行为，在不知不觉中言行举止渐渐变得跟家人相类似。

　　家人对我们的影响正反面都有。他们为我们画下第一道往往是有益的界线：「别跟抽烟喝酒的家伙混在一起。」但界线也可能变成局限：「如果你从商，绝对既辛苦又失败。」「你爸当年一直想读医学院，可惜家里穷。我们含辛茹苦，就是为了让你能读医学院啊。」

　　我们逐渐长大，从由家庭而来的社会化，转为寻求被更大的团体所接受与认同。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定义「团体」（古希腊文为 polis，又可指群体、社区等）的人，意指由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群体。

　　团体可以是社交圈、党派、阶层、种族或部落；可以带有强烈的地域认同，如美国东北部人或美国南方人；可以是社区、小镇或大城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是具有独特次文化的族群；可以是国中同学、公司同事或编织社的成员；可以是特定商品的爱好者，例如哈雷摩托车同好会或漫画同好会；可以是大学美式足球队、死之华摇滚乐团的粉丝团或欧普拉读书俱乐部；可以是某部老影集的爱好者，如《星舰迷航记》《魔法奇兵》或《超时空奇侠》的影迷；可以是立场倾向于特定政党的电视台的观众，如福斯新闻台的保守派观众和ＭＳＮＢＣ新闻台的自由派观众。

　　团体影响了我们吗？当然。团体影响我们的成就、健康、收入、行为和福祉。4人人都想要有归属感。我们全都受到朋友、同事和所属团体的成员所影响，无论是参加排球队、读书会、教会或射击同好会皆然。

　　对融入家庭以外的大团体的向往始于青少年时期。无论我们生于何时何地，多半都会记得十几岁时的同侪压力，例如得穿某个牌子的球鞋、听某种音乐等。这个时期，同侪和他们的观感远比家长更能影响我们的想法和行为。父母对此都心知肚明，并感到忧心忡忡。青少年常常想在同侪面前表现，于是灌酒、吸毒或飙车，危险行为样样来。

　　然而青春期过去后，同侪压力并没有随之结束。5我们成年后仍然受到同侪的影响，身边聚集的也往往是类似的同伴。如果多数朋友就读研究所，我们可能也考虑去读，以免格格不入；如果认识的多数人都买房生子，在职场力争上游，我们也会有样学样。这样彼此有熟悉的生活、有共同的话题与经验，人际关系才能维持下去。

　　事实上，成人跟儿童和青少年同样深受同侪压力影响。每次团体要我们做什么事、穿什么衣服，同侪压力就来了。当你跟着穿上那件难看的衣服，听到不懂（或难笑）的笑话却哈哈大笑，就是在传达你想成为其中一分子。像这类的同侪压力有些是健康、正向的，例如参加登山社或戒烟会；但有些却不太正面，没有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凡斯在《绝望者之歌》写道，锈带地区和阿帕拉契山区的某些群体失能、停摆，无从协助个人迈向成功：「在弥德顿，人人成天说要努力工作，〔但〕你到一些镇上看看，三成的年轻人每周工作不到二十小时，颓靡懒散而不自知。」6在这种穷困的乡间、内城或郊区，除非你能斩断自身与周围的关系才有可能成功，而这并不容易。

　　有无数的研究、书籍和报告指出，儿童贫困跟许多健康、表现与行为指标有高度的关联性。7在健康方面，与一般小孩相比，穷人家小孩的低出生体重率高一．七倍，铅中毒率高三．五倍，夭折率高一．七倍，短期住院率高两倍。在表现方面，穷人家小孩的留级或辍学率高两倍，学习障碍率高一．四倍。社会与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其孩童更容易有情绪与行为问题，更常遭到虐待或忽视，也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穷人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因为缺乏经济资源，尤其今日的贫富差距8已来到一九二○年代以来的新高，情势自然分外严峻。然而问题其实更加错综复杂。凡斯指出，贫穷社区的问题也是出在文化。少数人成功往上爬后，往往会离开社区，其他人就没有成功的楷模，往往会有毒瘾或酗酒问题。企业因为招募不到合格的员工而纷纷搬离当地，社区互信破灭，未来黯淡无光，没有人愿意长期投资或努力工作，怒火与不满四处弥漫，大家甚至会把乖乖从事低贱工作视为一种背叛行为。

　　即使是市区或郊区的成功社区，对居民也深有影响，而且还不见得是正面的。这类地方对居民的期望和要求很高，反而像是另一种陷阱，把孩子推向崩溃的边缘。孩子从小到大学着要胸怀大志、勤奋不懈、辩才无碍、数理绝佳、进入顶尖名校、从事高薪的工作，却往往难以自我探索，只是被推上输送带，往同一个方向送，不被鼓励发展其他兴趣或选择不同的职业。这条输送带是通往成功的窄道，却剥夺了自我发现的机会。

　　健康心理学家席拉．摩甘说：「由于同侪压力，我们不愿落居人后，于是过着并不真正喜欢的生活，追寻着别人所定义的『成功』。」9这种人常像本章前面提及的行为艺术家瓦尔，乍看之下是功成名就，实则却走错了路，镇日做着没有冲劲或不合兴趣的工作，难保哪天就垮掉了。

　　撇开贫困消沉与富裕高压等物质层面，团体的文化常规还构成其他障碍，连多属正面的文化亦有害处。

　　举我自己所处的文化为例。我属于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的斯堪地那维亚路德宗人，我们觉得展现情绪和提出问题是很奇怪的。我到加州读大学时，觉得大家吵吵闹闹，自吹自擂，简直恬不知耻。但客观来说，湾区只是有另一套文化与表达的方式而已。回首当年，我现在才明白自己所生长的美国中西部文化崇尚淡泊沉默，优点是坚忍与勤勉，却也有其缺点，局限了我在加州的机会，绊住了我的脚步。与北达科他州的生活相比，我在加州学到，提问题不但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且相当有帮助；那不是咄咄逼人，反而有益学习。至于自我推销，也只要做得适当就行，跟自吹自擂是两码子事。

　　如果你不知道加州文化认同哪些行为，就很难在该州出头。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团体都会灌输有碍于我们的观念。无论是就读贵族中学、生长于犯罪频传的区域或是穷乡僻壤，我们都会受到该团体的文化影响，有遵从种种期望的压力。

　　第三层文化是社会，即拥有相同地理或社会领域，隶属于同一政府，并受主流文化期许所影响的大型社会群体。社会的定义是「最高层级的文化群体，具有范围最广的文化认同」10。社会向我们灌输最经久的文化、期许、道德与行为标准11，决定了我们的国家认同，传递了涉及政治、性别、种族、宗教、健康、性倾向、金钱观和成功观等，几乎是所有层面的偏见与隐含的期望，我们再加以内化。

　　以美国社会为例，其所推广的既有较为正面的观念（如相信机会、公平竞争和法治），也有比较负面的（如不切实际的完美身材、执迷于及早成功，和崇尚名利）。无论我们自己是否有意识到，这些标准与期许深深地左右了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多数人尽管略有察觉，但仍常忽视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

　　根据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的资料，美国人每天花在看电视、逛网路、听广播、用手机ＡＰＰ和电子阅读器的时间将近十一个小时。12没有错，将近有半天的时间。这些管道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该如何行为以及要看些什么。当然，有些人会刻意抗拒，设法走自己的路，追寻自己的兴趣；但对多数人来说，社会压力无所不在，且出奇庞大，影响我们的期望、梦想和对自我的认知，形塑我们眼中的自己。

　　最无远弗届的压力大概来自于大众媒体13──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玩、电影和电视。尽管社群媒体日趋兴盛，引起高度的关注，但对青少年影响最大、最能左右他们各种社会发展的媒体，终究还是电视。电视不是互动型的媒介，观众仅能单向接收，无从反驳，也无从争论（朝萤幕大吼大叫不算），因此电视对我们的认知发展影响甚钜。美国高中生平均花在被动地观看电视的时间14，比坐在教室上课和跟朋友相处都还要多。连零到两岁的婴儿，平均每天都会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在美国，每户家庭平均拥有两台电视，有超过四成的家庭拥有三台以上。

　　大众媒体看起来相对无害，毕竟我们被动接收的内容是由我们自行选择的。但其实大众媒体能主宰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教导我们如何应对进退与形塑自己，也对我们的观点与志向以及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影响。

　　更有甚者，大众媒体借由「强化既有的价值观和心态，以及呈现规范与基准」15，在推行自己的一套社会化内容。我们只要打开电视看新闻或夜间脱口秀，一下子就知道他们认为哪些价值观是好的、哪些价值观是坏的。现今多数人获取资讯的方式不是来自实际经历，而是从媒体而来。

　　如今媒体日益把我们推向特定群体的观点。福斯新闻台的粉丝跟ＭＳＮＢＣ新闻台的粉丝，以针锋相对换取自我认同。脱口秀主持人吉米．金摩的粉丝看不起吉米．法伦的粉丝。媒体给观众很多机会去建立自我认同，并深深沉溺其中。此外，我们还从媒体学习团体之外的事，例如青少年常透过戏剧学习如何调情、交往、分手或说笑。媒体提供观众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认同的满足」（social identity gratifications）。

　　然而媒体不只教我们如何调情或说笑，也在散播文化、种族和性别偏见，有时会呈现刻板的人物或行为，有时会过度放大或忽视少数族群。观众看多了会以为那就是事实。常看电视的观众年深日久地耳濡目染，以为世界就像电视演的那样，这也就是学者所谓的「涵化」16（cultivation）。

　　举例来说，成天看电视的观众也许会认为，十个男的就有一个在当警察，然而其实是每一百个里面才有一个是警察。媒体大肆吹捧苗条的身材，许多女性因而以瘦为美，认为纤瘦才有魅力、才符合标准。研究人员尤其担心媒体会造成种族、族群与性向的刻板印象，导致暴行的增加。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媒体能让观众看见自己以外的族群，有助于减少偏见和刻板印象。在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谍海双龙》等黑人主演的电视影集起了推波助澜之效。二○○○年代初期，脱口秀《艾伦秀》和情境喜剧《威尔和格蕾丝》广受观迎，由同志担纲主持与主演，使社会对同志的接受度大为提高。

　　大众媒体在过去七十余年间深深影响我们。如今，社群媒体冒出头来，影响简直无远弗届。社群媒体堪称大众的自媒体，迅速激起互相比较的新文化，男女老少争相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像这类的虚假形象往往跟现实天差地别，却充斥在我们左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使媒体主导的常规与观点更加根深蒂固。

　　这些和大器晚成有什么关系呢？

　　大器晚成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很可能会被大众媒体和社群媒体的许多标准与期望所妨碍。即使自己不受影响（例如家里没有电视），但媒体会影响社会的许多规范，规范进而直接影响到我们。因此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对职业的选择、对关系的想法以及对人生目标的设定，都受到媒体左右。非主流的人可能会怀疑、甚至厌恶自己，感到与旁人格格不入。二十岁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很丢脸，所以年轻的处女要对朋友隐瞒这个秘密；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女还在打零工想出路，会觉得自己很失败；我们要是走在另类的道路上，便很容易怀疑自身的价值。今日媒体过度推崇年轻有为，对孩子、同侪和我们自己都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利时的统计学家与心理学家阿道夫．凯特勒有句批评这个社会黑暗面的名言：「社会替犯罪铺好路，罪疚的人只是加以实现罢了。」

　　大众媒体展现了遥不可及的完美范本，叫我们拿自己的身材、婚姻、房子、车子、家人、性生活和所住地区互相比较。在社群媒体上，别人──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过得多么光鲜亮丽，而我们自己过得多么平凡无奇，甚至是乏善可陈。戒瘾团体有句很实用的建议：别拿自己的里子跟别人的外在做比较。这个建议很好，但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做到的人寥寥可数。

　　为什么如此困难？我们不是有自由意志吗？以下让我们来探究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规范，了解为什么我们很难不顾外在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社会规范是社会里的不成文规则17，并没有法律效力。社会中的种种规范可说是一切的基础，有助于控制与维系举凡语言、饮食、爱、性、婚姻、偏见、物欲和人际关系等行为；有些看似自然的举动，例如替老人家开门或是让位给残障人士等，或是我们偏好的音乐、书籍或政策等个人喜好，也都受其影响。实在很难想像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规范会是什么光景。有了规范，我们才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得以维系秩序、预测人际关系，行为才有意义。

　　我们理解了规范，就更能够明白学界所说的「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这种影响源自于人类想跟别人一致的普遍天性。

　　规范性社会影响的力量，来自于我们需要被别人接受。人类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亟需归属感，非常渴望人际连结，所以行为举止和想法观念往往会跟家人、团体和社会相似。

　　现在就让我们来检视规范性社会影响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想像你参加一项心理学研究18，和另外七位受试者围坐在一间小实验室的桌子旁。

　　研究人员说明今天的实验目的在探究视觉的判断力。她在大家面前放了两张卡片，左边的卡片画着一条线，右边的卡片则画着三条长度不等的线，如图5-1所示。

　　接着她请你们各自从右边那张卡片选出跟左边那张卡片等长的线。其他人其实都已经跟研究人员讲好了，只是照表演出，只有你不知道。

　　实验反复进行了好几次。有时比你早选的受试者会一致选出错误的答案。他们的错误非常明显，请问你是要从众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个经典实验是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一九五一年所设计的。如果受试者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很显然是由于团体压力所导致。阿希总共找了五十位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学生参加实验，每位学生跟五到七名「假受试者」一起受试，每次实验进行十八轮，假受试者在其中十二轮给出错误的答案。实验结果连阿希都大吃一惊。在那十二轮故意答错的情况中，有七十五％真正的受试者至少从众一次，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为什么他们会从众，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在访谈时，有一小部分的受试者说，他们认为大家给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大多数受试者却坦言他们知道答案是错的，却还是将错就错，以免自己被认为是个「异类」。换言之，他们是在寻求认同，避免和别人不一样。后来许多后续研究19所做出的从众答错率甚至更高，达到八十％之谱。

　　这就是规范性社会影响的力量。

　　学者接下来转为探讨：我们有多能察觉社会规范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平时我们也许在听到难笑的笑话时会挤出假笑、迎合大家的错误答案、明明就爱吃汉堡却要装出一副纯素饮食才是正确的样子。在这种时刻，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外在影响，有多少是出于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

　　研究一再显示，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从众。20如今我们之所以更为环保，更愿意节约能源和资源回收，规范性社会影响厥功至伟。邻居把垃圾分类桶摆在户外，于是我们就见贤思齐；旅馆毛巾的重复使用率提升了将近三十％；大学生的大量饮酒比例也成功下降了。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受试者却把规范性社会影响列为最不重要的影响因子。

　　经过了数十次的实验，结果愈来愈清楚：规范性社会影响拥有很强大的说服力。然而我们对此却始终一无所知，不予留意。多数人根本无法分辨自身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席尔迪尼说：「规范性社会影响无远弗届，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人在解释自己行动的背后原因时，能察觉是规范性社会影响使然。」21

　　这就是规范性社会影响如此有利，甚至不利于大器晚成的原因。规范性社会影响无影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有时令人不愿相信，实际上却几乎影响我们所有的行为、选择和意见。

　　社会规范大幅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期望，许多人相信学习、成长、成功的道路都只有一条；而今天的成功之路就是及早取得成功。心理学家称这种想法为「规范性思维」。

　　规范性思维让我们认为社会上多数人走的路才是正道。22这当然有其好处，毕竟人世复杂无比，参考他人的做法通常比较容易。然而，虽然许多人希望人生能够按图索骥，但现实却是没有特定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无论生理、认知、道德或职场的发展，都不只一条。因此，规范性思维对我们有害。

　　首先，规范性思维会使社会产生隐伏的隔阂，我们被依照收入、阶级、种族、宗教、性别和教育分门别类。这些隔阂源自人类对隔绝的普遍恐惧。在各种「排外」的小圈圈里，你得懂里面那一套，不是属于特定的阶级，就是够有钱，才有办法当其中的一分子。在小圈圈里，你得懂大家的默契、认识对的人、有共同的信念，否则就会格格不入，总感觉：你无法融入，你不是我们的一分子。

　　规范性思维的第二个坏处在于，可能会导致无止无尽的有害比较。我们拿眼中的正常标准衡量自己或孩子的进步与成功，包括学习走路、读书、成绩、测验、毕业、大学、起薪、职业、婚姻以及房子等。我们也拿自己跟父母比，他们四十岁时在哪个位置？五十岁呢？我们还会跟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比，甚至拿自己的小孩跟朋友的小孩比。如果我们落居下风，就担心是不是走慢了？孩子是不是跟不上？我是鲁蛇吗？我们感到很害怕，把跟别人不一样当成是天大的问题。

　　而这完全是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总有其他好路可走，一样能带你通往目标、专业与成就。这在体坛和乐坛都清楚可见，摇滚乐手、乡村音乐歌手、饶舌歌手和歌剧女伶都能在乐坛成就非凡，足球矮将和篮球高个也都可以在体坛叱咤风云。不过在大多数领域，却不容易条条大道都通往成功。我该怎么初涉职场就进入Google 工作？我该怎么让面试官相信，由于我曾经当过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更能胜任主管一职？如果我还没把钱拿来投资公寓的话，怎样投资最好？我们感到一头雾水，于是遵照规范，有样学样，跟大家走同样的路。但是对大器晚成的人来说，这条路上早已塞满年轻有为的人了！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那里，却为时已晚，机会早就没了，我们又迟了一步！于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边缘化，甚至感到很羞耻。

　　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反抗我们文化中的这种期望？为什么我们不扬弃「正常」，抛开主流，开心踏上人迹罕至的僻径？原因在于，文化规范难以打破。

　　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是人类最大的文化特性。我们的自我认知是被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所形塑的。从演化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物种是人「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传记作者珍妮．霍华德说：「称其为宗族、网络、部落或家族都可以。无论你怎么称呼，也无论你是谁，总之你需要它。」23

　　埃默里大学教授格雷戈里．柏恩斯与其研究团队，对从众心理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做过重要的研究。他们对受试者在从众压力下的脑部活动24很有兴趣，于是以功能性磁振造影扫描受试者的脑部，以研究当他们偏离常规时的生理效应。研究发现，当受试者想摆脱多数人的影响，跟负面情绪相关的杏仁核就会变得活跃。这表示，即使多数人明显是错的，对抗规范性社会影响仍可能对生理造成负面的影响。换言之，从认知角度而论，我们天生就倾向遵从大家的意见，就算大家的意见错得离谱也一样。

　　我们对反对群体的人简直恨得无以复加，称他们是背刺、背骨、叛徒或逃兵。在当今的美国政坛，最激烈的争斗往往不是发生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而是发生在争论何谓正确价值的同党同志之间。这种正统之争往往会催生出专制或独裁。此外，所有文化和社会都发展出对付叛徒的手段，小至耸耸肩和翻白眼，大至贬损和攻击，甚至判刑或杀害。极为普遍的惩罚是逐出社会──视异议为反叛，视创新为怪诞，视独特为异常。

　　这是文化对个体的秘密宰制。这是由家庭、团体和社会所创造的压倒性规范浪潮，也是由规范性社会影响、规范性思维和文化认知所形成的从众压力。那么天分与步调不同的大器晚成者，又该怎么做？好奇的人、探索的人和创新的人，又该怎么跳脱主流文化的输送带，打造自己的命运？

　　放弃！给大器晚成者的颠覆建议

　　放弃。

　　没错，就是放弃。

　　我在前一章的结尾问道：「好奇的人、探索的人和创新的人，又该怎么跳脱主流文化的输送带，打造自己的命运？」方法就是放弃。放弃现在所处的位置、放弃糟糕的工作、放弃讨厌的课程、放弃弊多于利的朋友，以及放弃我们感到后悔的人生。

　　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文化与社会规范威力强大，像是尚未形诸文字的规条，我们的所思所想及言行举止都受其影响。违反文化与社会规范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起身力行。为什么？很简单，文化与社会规范对我们并不怎么适用。在现今这个时刻，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是偏向年少有为者的。

　　不妨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化是怎么看待放弃的：放弃代表你是个草莓族，扛不住压力，不够坚忍不拔，意志也不够坚定。放弃永远不会赢，赢家永远不放弃。如果你是爱放弃的人，成功永远跟你无缘。

　　我们的文化成天灌输一个概念：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到底，百折不挠，克服重重困难，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放弃。没错，坚持不懈确实是个优点，我们听过无数顽强的人最终达致成功的故事。一般文章以及科学论文都说，坚韧是成功与快乐之钥。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就得尽量认真努力，愿意牺牲、受苦，意志无比坚定。

　　许多著作都在称颂决心和坚毅1，例如记者查尔斯．杜希格的《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前海豹部队队员乔可．威林克的《自律就是自由》、凯莉．麦高尼格的《轻松驾驭意志力》、威廉．麦克雷文的《钢铁意志》，还有乔登．彼得森的畅销作品《生存的十二条法则》。这些著作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称颂纪律、韧性与决心。书中的论点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成立，但如今韧性与决心简直被视为成功的唯一方法。

　　韧性十分可贵，无庸置疑。塞缪尔．詹森写道：「杰作不是出自本事，而是出自坚韧。」本书后面也会谈到，如果运用得宜，有耐心与目标，韧性就是一大利器。不过我认为，目前我们对坚韧的执迷着实过头了。

　　坚韧确实能带来成功，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有时候放弃才是正确的决定。事实上，为了正确的理由放弃，可能会换来极大的成功。丹尼尔．布朗六十多岁才写出畅销多国的杰作《船上的男孩》，在他人生的早期，他不得不做出几个艰难的决定，而这让他身边最重要的人大失所望。

　　布朗的第一个重大放弃是从高中休学。他解释道：

　　布朗这样的决定，是一般认知下的放弃吗？他缺乏勇气吗？缺乏企图心吗？他该坚持留在高中里受苦受难，也许注定精神崩溃吗？不，我倒认为放弃是他的最佳选择。他对别人的期望说不，包括对父母的期望说不，换得健康许多的生活。

　　后来他抛开父亲的期望，又做了另一个带点叛逆的放弃：

　　没有人会想一再地碰到点挫折就放弃。然而我们也可以不那么在意放弃，而这也许对大器晚成的人特别有利。在这个以神童为典范的时代，放弃是件被忽略甚至被社会文化所禁止的事。然而其实在职场、创新和生活几乎各个层面，我们都能善用放弃。不但可以换得解脱，刻意放弃还能让你向目标跃进一大步。

　　虽然我们的文化崇尚坚持，但有时坚持却并非良策。研究指出，坚持有三个问题：第一，韧性和意志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第二，放弃反而有益健康；第三，放弃常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首先，第一个问题在于，硬是要一心投入连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事物，反而会让你效率不彰。结果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却难以好好坚持下去。这个「自我耗损」（ego depletion）的概念，由于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在一九九○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实验而为人所熟知。一九九六年，鲍迈斯特和先前在凯斯西储大学的同事爱伦．布拉兹夫斯基、马克．穆拉文与黛安娜．泰斯合作，研究受试者在抗拒美食的诱惑时，意志力会受到什么影响。

　　鲍迈斯特让受试者待在一间弥漫着现烤巧克力饼干香味的会议室，然后他拿出真正的饼干和巧克力。有些人可以吃饼干和巧克力，但是有些人却被迫只能吃生萝卜，后者就是意志力和决心要面临考验的受试者。

　　结果被迫只能吃生萝卜的受试者很不开心。鲍迈斯特写道，许多受试者「显得很想吃巧克力，他们眼巴巴地直盯着看，有几位甚至还把饼干拿起来闻」3。

　　当每个人都吃完自己那份之后，鲍迈斯特请他们解一个题目，以了解他们的毅力。那些不准吃巧克力的受试者能坚持解题多久呢？实验结果十分显著：被迫只能吃生萝卜的受试者比较缺乏毅力，他们只花了其他受试者一半的时间解题（其他受试者是对照组，在第一阶段能吃巧克力，在第二阶段才考验他们的毅力）。很显然，如果受试者在第一阶段就需要消耗意志力来抵抗巧克力的诱惑，他们在第二阶段就没有充足的毅力能够坚持下去。

　　他们的毅力用完了，他们的坚持耗尽了。

　　鲍迈斯特实验的突破性发现是：意志力、决心、毅力等自制的力量是会耗损的。韧性不仅仅是一种有待熟练与发展的技能或习惯，而是和肌肉一样，要是操劳过度，我们会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崩溃。鲍迈斯特认为，我们的韧性「出奇有限」，意志力是「稀有且珍贵的资源」，自我耗损代表「人类自制能力潜在的严重限制」。

　　其实早在一九二○年代，佛洛伊德就已经推测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了。他认为，自我（ego，由意志控制的自己）需要某种心理能量，以抵抗本我（id，本能的自己）和超我（superego，内化了文化规则的自己）。他以马和骑士为例，来比拟三者的关系：骑士（自我）通常能控制方向4，但有时却无法制止马（本我和超我）走牠想走的路。鲍迈斯特的实验验证了这个见解：当骑士疲累，马就握有主导权了。

　　比尔．鲍尔曼令人惊叹的教练生涯，正反映出人类毅力的极限。过度坚持可能会让我们累垮，甚至生病。鲍尔曼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在俄勒冈大学担任田径与越野长跑的教练，他也是运动品牌巨擘耐吉的共同创办人。即如他的传记所述：「鲍尔曼的执教生涯训练出三十一位奥运选手、五十一位全美大学明星队员、十二位全美纪录保持人、二十二位全美田径赛冠军，以及十六位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的好手。」5其中包括传奇长跑选手史蒂夫．普雷方丹。

　　鲍尔曼凭着训练中长距离跑者出名，这本身就是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鲍尔曼自己在大学时期是一名美式足球员和短跑选手，而非中长距离跑者。在体育界，光谱的两端分别为强横猛冲的美式足球和短跑选手（快缩肌选手），以及刻苦死撑的中长距离跑者（慢缩肌选手），无论是就生理或心理层面来看，两者可说是天差地别。鲍尔曼能训练跟他在身心层面彻底相反的刻苦型选手，格外引人注目。

　　那么，鲍尔曼是如何跨越这道鸿沟的？一九六二年，他前往纽西兰，拜访自学的大器晚成型教练亚瑟．莱迪亚德。当时训练中长距离跑者的主流方式，是让选手每天做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例如拚命跑四百公尺，跑完休息两分钟，然后再跑四百公尺，反复进行十或二十轮，这种训练能迅速见效。但莱迪亚德发现，选手会在受训的几个月后遇到瓶颈，此时如果增加训练的强度，有些选手确实可以更上层楼，但是大多数的选手却会因此受伤或是生病。莱迪亚德认为，这是因为每天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会使乳酸堆积，导致血液的酸碱值下降，损及身体的免疫力。选手白天练到筋疲力尽，晚上却无法好好休息，不出问题也难。因此他针对中长距离跑者，开发了一套非正统的训练方式。

　　同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莱迪亚德先前从未受过教练或科学方面的训练，他只是实验、观察、记录、量测脉搏、监控数据，并加以调整。一开始，没有任何单位付钱给他，他只好靠着送牛奶来支持他的业余嗜好。

　　然而后来莱迪亚德却靠着他的方法获得非凡的成果。他带着中距离跑者彼得．史奈尔和马拉松选手巴瑞．麦基等，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长距离有氧训练。他们的目标是一周跑一百英里（一百六十公里），周日则要跑二十英里以上，但跑得要够慢──慢到可以一路边跑边聊天。

　　建立了有氧训练的基础后，莱迪亚德让选手交替接受不同的训练方式，先是在山区练跑增强肌力，再以轻松的长跑排除山区练跑产生的乳酸，恢复健康的血液酸碱值。即使在赛季前和赛季期间，他会以短跑和高强度的训练来「磨利」选手，但隔天总会穿插轻松的慢跑。这套方法成效显著。一九六○年罗马奥运，莱迪亚德训练的田径选手勇夺男子八百公尺与五千公尺金牌，马拉松项目也赢得铜牌。纽西兰在该年度人口仅有二百四十万，却主宰了接下来二十年的男子长跑赛事。这样说不太正确，主宰赛事的其实是一个前牛奶送货员：亚瑟．莱迪亚德。

　　鲍尔曼对莱迪亚德的成功感到很惊奇，抄了满满的笔记返回美国。

　　鲍尔曼的传记作者肯尼．摩尔写道：「鲍尔曼开始鼓励俄勒冈大学的选手，训练完应该要感到『兴高采烈，而非疲惫不堪』6……他会查看大家的状态，摸他们的脖子量脉搏，观察他们的眼神，叫紧绷又疲惫、尤其是脉搏没有很快回到每分钟一百二十下的选手去冲澡。他服膺的信条是：与其操过度，不如留点力。」

　　摩尔指出，鲍尔曼的奇特做法在教练圈不受欢迎：「他们一开始瞧不起鲍尔曼提出的那套『难易交错法』。多数教练信奉的是：『付出愈多，收获愈多。』但鲍尔曼却驳斥说：『拜托，练得巧才是进步的关键。』双方针锋相对。其他人嘲笑鲍尔曼的放松式训练，还说他减压的做法是在惯坏选手。」

　　这里举鲍尔曼的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坚韧的崇尚不能过度，我们每个人在身心层面的韧性都是有限的。如果过度鼓励坚忍不拔──尤其是在不对的地方坚持，只会让我们把韧性耗尽。韧性若是用在迎合家人、团体或是社会的期望，意志力会被削弱，导致白天筋疲力尽，晚上却难以成眠。如此一来，当我们要去追寻崭新的道路与真正的热忱时，决心与毅力可能早已被消磨殆尽了。

　　认为意志力能够像「肌肉」般锻炼的想法是种误解，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传统认为我们可以靠特定的训练或习惯加强这种肌肉，然而科学研究指出并非如此，我们就是无法把意志力放在所有地方，否则会因为过劳而累垮。当我们被迫去做自己兴致缺缺或是不符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时，动机与驱力便会因此减低。

　　《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的共同作者比尔．柏内特和戴夫．埃文斯，在书中提到一位刚成为知名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成功女士。7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意涵：这位女士先前在大学表现出色，每科都拿Ａ，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所以才能进入前十大法学院，获得知名法律事务所的青睐。在法学院中，她的成绩必须名列前茅。进入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后，每周必须埋首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至少五年的时间，才有成为合伙人的资格。这可是一连好几年的苦工和压力，几乎没日没夜。但愿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并非如此。她咬紧牙关，翻山越岭，终于当上了合伙人，但此时她却心力交瘁，不但没有为新的职位与百万美元年薪感到开心，反而天天哭着睡觉，身心俱疲，绝望无助，再难咬牙苦撑下去。

　　我们可以酌量从意志力「帐户」中提款，但无法一提再提、提个没完。我们需要妥善地有所取舍。

　　坚持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有时候放弃反而更健康。8绝大多数我们渴求的东西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得也得不到。研究显示，如果我们放弃无从实现的目标，多半会感到比较快乐、比较轻松，也比较不容易生病。没错，放弃其实对身体有益。

　　许多以青少年到中老年阶段的研究显示，放弃目标对身体健康大有助益。其中有三个研究发现，如果能放弃无法达到的目标，我们的荷尔蒙分泌会更为健康，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好。不放弃则容易忧郁、沮丧，高度紧绷，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引发气喘等健康问题，而且容易生病。换言之，在不对的地方坚持对身体有害。

　　坚持的第三个问题在于，放弃经常能行得通。我很常以二十世纪晚期的英特尔及其执行长安迪．葛洛夫9为例。

　　我跟葛洛夫有私交。他生于匈牙利，原名为安德拉斯．葛洛弗（Andras Grof），是个坚忍不拔的家伙。一九五六年苏联以坦克镇压匈牙利的民主抗争时，他钻过铁丝网，逃出被共产党统治的祖国。他二十岁抵达纽约时，口袋空空，举目无亲。后来他进入当年毋须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赢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奖学金，赴西岸研读化工。葛洛夫在加州大学很快就崭露头角，让同样毕业于该校的矽谷知名科技人高登．摩尔注意到他，给了他一份在快捷半导体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摩尔和同事罗伯特．诺伊斯离开快捷半导体，创办了英特尔。年轻的葛洛夫也追随他们的脚步，成为英特尔的第三名员工。整个一九七○年代，英特尔大多数营收和获利都来自记忆体晶片。一九七一年，英特尔推出前景看好的新产品，也就是微处理器；尽管这是个划时代的产品，但是在一九七○年代为英特尔赚进的钱却微乎其微，完全比不上生财的主力记忆体晶片。

　　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期，日本和南韩先后进入记忆体晶片的市场，跟英特尔削价竞争。一九八○年代初期，英特尔面临了财务危机。葛洛夫提出激进的解方：英特尔应该要放弃记忆体晶片的市场，把未来赌在微处理器上。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的反弹，诺伊斯认为放弃记忆体晶片的市场跟认输没两样，但葛洛夫却非常坚持。多年后，葛洛夫回忆道：「我问摩尔，如果别人接手我们的公司，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个新老板会怎么做？摩尔回答：『那家伙会踢开我们（笑），从记忆体晶片的市场抽身。』」10而英特尔这么做了，他们放弃每况愈下的市场，专心迎向未来。

　　经验丰富的高科技创业家都会跟你说，知道什么时候要放弃很重要。像英特尔这样的成功企业，三天两头都在放弃不同的专案与业务。又如成功的企业家、亿万富豪理查．布兰森，也放弃过许多表现不佳的事业，诸如维珍可乐、维珍数位、维珍汽车和维珍婚纱等，族繁不及备载。

　　在矽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愈常失败，就愈快成功。」为了失败，你得去要尝试；然后再更努力地尝试。若是某个时刻，你眼看前途无望，而你的时间、天分与资金都有更好的用途，那么就去追寻下一个机会吧。当企业家因为勇于放弃而获致成功，我们又为什么要为那些放弃本就毫无希望的事情的人，贴上「意志不坚」的标签呢？适时放弃的将军可是会赢得掌声，博得战术灵活之名呢。

　　放弃当然并不容易，那是件困难的事。我们放弃时会感到内疚，觉得颜面无光。放弃意谓着摆脱文化的期望，忽视社会的压力。这个社会强调矢勤矢勇，崇尚不屈不挠，结果有些人明明不喜欢目前的方向，却继续疲惫不堪地硬着头皮走下去。坚持到底会迎来成功的故事很多，但是很少有故事会说适时放弃并另寻他路是一件好事。

　　我们执迷于及早成功，贬低放弃，一旦放弃就自认没用，这个想法既不公平又有害于人。当社会这般压迫个人，加深文化规范的桎梏，「放弃」便不再是自我探索的有效方法，而是如同脏话般的禁忌，甚至像泰勒主义，强调：无论如何，绝对要待在我们文化所接受的、通往成功的输送带上。

　　不仅我们的文化排斥放弃，我们也都会因为认知上的谬误，难以放弃糟糕的工作。有些东西食之无味，却弃之可惜。最适合用来定义这些谬误的经济学概念为：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关乎过去，是已经花在某个计划或人生方向11的金钱、时间或精力，投入得愈多、愈久，想放弃就愈加困难。当我们对自己说「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和金钱，不能就此放弃」时，就已经犯下了沉没成本谬误。12

　　第二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机会成本。13与沉没成本不同，机会成本关乎未来。根据机会成本，我们每在某个工作或方向投入一小时或一块钱，就等于是牺牲了把这一小时或一块钱花在其他更好的工作或方向上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不去在意沉没成本，或许可以把花在某个不怎么样的地方的时间与精力，转换到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也许会更快乐或赚进更多钱。

　　问题是：成年人很难摆脱沉没成本谬误。我们不应该老是惦记着沉没成本，却一直这样做。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尔．亚克斯与凯萨琳．布鲁默的研究发现，我们非常不擅长衡量沉没成本，多数成年人在这方面竟然还不如孩童和狗。没错，比狗都不如。我们就是深陷于沉没成本谬误。14

　　为什么会这样？两位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我们过度执著于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不要浪费」这条规则。当我们放弃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所有投入在学钢琴、准备医学院考试、想讨父母开心而追寻某个梦想的时间与精力，全都付诸流水。他们所做的一个实验情境就反映了这种心态：

　　假设你花一百美元买了去密西根滑雪的周末票。几个星期后，你觉得在威斯康辛滑雪会比在密西根滑雪更好玩，于是又花五十美元买了在威斯康辛滑雪的周末票。当你把威斯康辛的周末票放进钱包时，却赫然发现这两张票的时间都是在同一个周末。现在票来不及卖给别人，也无法退票了，只能两者择一。你会选择去哪里滑雪？15

　　你会选择去哪里滑雪？比较贵的地方，还是你觉得会比较好玩的地方？

　　有超过一半的受试者说，他们会选择比较没那么好玩的地方，也就是到密西根去滑雪。为什么呢？因为去密西根滑雪的周末票比较贵（沉没成本），不去那里的话会比较浪费。许多实验也同样显示出，我们会因为看重沉没成本，想避免浪费，所以不愿放弃行不通的路。

　　基于沉没成本谬误，即使某条路走不通，想放弃却很痛，仿佛投入的资源白费了。我们也许花很多年攻读博士，也许设法成为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也许从事某个职业，倘若现在断然放弃，这些年付出的时间、金钱、汗水和泪水岂非一场空。

　　我们之所以不易做出积极的改变，进而把人生活得更好，最大的阻碍就是沉没成本谬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心理因素挡在我们前面。着有畅销书《谁说人是理性的！》的心理学家暨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利认为，「认知失调」16也是使我们不易放弃的原因。如果长时间做某件事情，我们就会过度辩护自己的行为。例如，假设我们已经从事某份工作十年之久，就算天天都感到不满，仍然会说服自己相信：我爱这份工作。艾瑞利还认为，我们其实很喜欢为所爱的事物受苦。这种心理强烈到如果我们正为了某个事物在受苦，就反而会认为自己一定很爱这个事物！兄弟会、姊妹会、部队和球队都善用这种心理，让成员艰辛受苦。透过将侮辱转化为承诺，这些过程将我们想要有所归属以及为自己行动辩护的强烈欲望结合在了一起。

　　然而，如果我们不愿放弃为了大学、工作或错误的道路所投下的成本，代价可能会很高昂。所有执迷不悟的分分秒秒，都是在放弃其他可贵的潜在机会。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浪费不是放弃错误之路而牺牲过往，而是没有谋求改变而牺牲了未来。

　　我们不妨把放弃称为战术撤退，也可以把它想成转向或是重生。对爱玩牌的人来说，放弃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盖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很重要，但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并另觅他路也很重要。我们都曾经因为没有及早辞掉陷入死巷的工作或是没有及早结束不愉快的感情，而感到后悔。当我们放弃一条行不通的路，也就释放了宝贵的意志力与决心，以投入更好的事物。我们时间有限，注意力也有限。

　　放弃不必然代表软弱或是懒惰，而是对自己诚实。放弃其实是说「不」，而「说不」常常是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最佳方式──例如向半夜寄来的邮件说不，向某个工作说不，向某座城市说不，向无从达成的目标说不。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每个不凡的成功人士，都是会放弃的人。赛斯．高汀在《低谷》中提到，真正成功的人是「很懂得放弃的人」17，只要发觉现有之路无法通往终极目标，就会改变方向。壮士断腕，方得把时间与精力挪给其他事物，确实往前迈进。高汀说，知道什么时候要放弃走不通的路，「让你觉得自己拥有主宰权」。

　　放弃有什么陷阱吗？有的。放弃是出于对真实自我与才能的了解，我们当然得自行负起责任。放弃代表我们既知道自己的潜能，也知道自己的局限。对多数人来说，这种自我了解具有强大的力量。当我们发觉自己走错了路，需要另择他途，这时候放弃就是一种翻转人生的力量。

　　这就是关键：放弃是一种力量。

　　当我们基于正确的理由做出决定，放弃就不是举白旗投降，而是在说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们。放弃就好像是走在一条发现之路上，我们尝试某件事，发现自己不喜欢，于是另寻其他途径。无论是放弃社团、学校、工作或嗜好，放弃是我们定义自己的方式。被迫要坚持不懈或是盲从会使人凋零，慢慢死去；放弃则是成长──活着的过程。

　　《苹果橘子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李维特解释道：

　　若要说出一个我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答案就是懂得放弃。打从一开始，我的信条就是「快点失败」。假设我有一百个点子，要是其中有二到三个点子能写成论文就算很好运了。我身为经济学家的一大本事就是知道快点失败的必要，当某个研究计划看起来就是会失败的样子，我愿意断然放弃，抛诸脑后。18

　　请记得，对多数大器晚成的人来说，放弃不见得是永远的。有很多人曾经休学，后来又复学了。这是空档年（参见第三章）变得热门的原因。这种放弃是一种耐心。身体或内心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向某个挑战或人生阶段。这种耐心展现出：失败往往是过程或阶段，不是终点。放弃可以让粗浅的喜好转变为真正的热忱──从喜欢摄影到制作电影；从喜欢写韵文变成撰写文案；从学法变成执法；从在医学院读得死去活来，到在护理工作找到一片天。

　　如果我们不尝试，然后放弃，又要如何找到真正的热忱呢？

　　真的不可能。

　　这带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放弃？这个问题无法轻易回答，因为放弃是很个人的决定。不过学界有些不错的建议。例如李维特曾说：「几乎所有做不好的事，我都放弃了。」19深谙沉没成本的亚克斯说：「第一件事就是撕掉ＯＫ绷，赶快去做。」20亚克斯认为，真正成功离职或转向的人都剑及履及，迅速决定，立刻行动，「我认为重点是别回头看。我知道这样讲有点陈腔滥调，但很多人就是这样才能往前迈进。」我个人认为，只要你有清楚的Ｂ计划，只要你能看见重生的样子，那就放弃吧。正如戒除坏习惯那样，只要你有替代的方向，要放弃行不通的路就比较容易。

　　我希望你好好记住，放弃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放弃是力量而非失败。我们需要克服与生俱来的沉没成本谬误，看见放弃的真貌：放弃是优势，是「快速失败」与灵活转向的能力。

　　事实上，人人都会放弃。大器晚成的成功者只是更擅于此道。

　　自我怀疑是你的超能力

　　多数人都太过怀疑自己了。大器晚成的人和年轻有为的人都会这样，只是对前者而言，自我怀疑似乎负担更重。如今，通往成功的输送带上只分成年轻有为的人和其他的失败者，于是愈来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在这个数据与分析俯拾即是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大家的表现──成绩、薪水和脸书按赞数等。公开透明有其好处，却也如同一股强风，把更多人吹往自我否定的一边。

　　此外，我们的文化（如第五章所探讨的）创造出各种模子，叫我们一定要融入。我们的家庭也许充满冲突与愤怒，也许过度吹毛求疵，也许对我们加诸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也许考试成绩平平，进了「错的」大学，读了「错的」科系。如今的社会文化告诉我们，如果不走快速的成功之路，当心付出代价。如果做不符规范的事，评判马上就到。如果从及早成功的输送带跳下来，首先会摔个遍体鳞伤。

　　最后，许多大器晚成的人都经历过人生的难受转折，例如离婚、重病或丧偶，内心因而产生动摇。我们下有孩子，上有父老，难保谁不会忽然身子出毛病，或是天降横祸，逼我们不得不离开职场。这类的外力足以把人击垮。许多妇女在面对研究人员所谓的「竞争的压迫感」──怀孕、顾小孩以及其他家庭责任时，每每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淖中。这些事情往往会影响晋升或是进修，导致比预期更晚才取得成功。眼看着同学平步青云，同事蒸蒸日上，自己却因为这类事情窒碍不前，对自我的怀疑也就愈来愈大。

　　现在让我们先暂停一下。大器晚成者的成功之路必然与俗常有别，然而我们也许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反而时常困在狭小的孔洞中，低估自己的能力与贡献。这种自我怀疑会带来诸如困窘、惊慌或是不知所措等各种痛苦，长期下来，还会产生比单纯的痛苦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让你终生消极或是自我破坏，从而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

　　以上是坏消息。

　　那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说来奇怪，自我怀疑其实是通往成功的秘密武器。如果运用得宜，其中所蕴藏的资讯与干劲，有助于对抗自满，提升我们的准备与表现。我们会质疑结果、测试新招，欣然发现各种解决问题之道，例如好奇与韧性等各种与大器晚成有关的优点。不仅如此，我们也能成为更有智慧的领导者、老师、家长和朋友。妥善地运用自我怀疑，我们会更能将心比心地理解自己与他人。

　　关键是，要把自我怀疑化为资讯与动力。这个能力不会凭空出现，大器晚成的人必须学习管理无可避免的自我怀疑感，并善用方法使其从缺点转为优点。最佳策略就是富有同情心的诚实。我们必须学会承认我们的自我怀疑，并以更健康、更有建设性的方式重新构建它。我们需要学会看见自我怀疑真正的样子：它不多不少，就只是资讯。

　　如果能单纯地把自我怀疑视为资讯，它就可以不再是终生的敌人，而是可靠的顾问，有助我们达到目标，最终开花结果。

　　自我怀疑到底是什么？「doubt」（怀疑）这个字来自拉丁文的 dubitare，意思是「摇摆、犹豫与不确定」。从演化的角度来看1，怀疑是一件好事，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求生方式。老祖宗会「摇摆犹豫」，难以决定要不要渡过湍急的河流，这种怀疑使他们存活了下来。如今我们遇到可能在骗人的画家时，会「不确定」要不要买下画作，这就是一件好事。对危险或模糊的状况抱持怀疑的态度是人类的生存之道，对演化十分重要。

　　自我怀疑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抱持摇摆2、犹豫与不确定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及能力和决定没有信心。这可以是好事，怀疑自身的能力确实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好处；然而如果过度的话，反而会错失机会，浪费潜能。由于社会文化沉迷于比较和排名，许多有望发光的大器晚成者时常陷入自我怀疑。我们面对达不到的标准，或是选择不达到标准，因而容易忽视自己独特的能力。

　　多数人处理自我怀疑的方式，不见得有多理想。许多人因此自废武功，毁掉成功之机。我们凭空变出障碍，横在任何测试自身真正实力的考验前面，这样就算最后失败了，还可以用一套完美的说词，保护我们对自己天分和能力的信念：在那场大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当然发挥不出实力啦。或是用拖延来砸自己的脚：我在最后一刻才写履历，难怪没得到那份工作。或是：都怪我们老板啦！我成天都在忙着工作，哪有时间准备那场重要的简报，所以才会那么惨。要是能够给我多一、两天的时间就好了。

　　这种自我妨碍不是单纯在制造借口3，而是故意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以保护自己免于面对可能的缺点。这些只是小小的坏习惯，像是迟到、讲八卦、事事干涉、说反话嘲讽或完美主义等，我们不见得确实知道这些行为是在阻碍自己，甚至还可能误以为它们是优点，但其实这些行为时常是种拖累。

　　此外，这种人常怀有心理学家所谓的「明天幻想」（tomorrow fantasy）：等明天情况合适，我们就会付出最大的努力；当时间对了，我们就会完全发挥才智，当然也会换来成功：我不怎么在乎这个案子，所以随便啦！但只要是我有兴趣的案子，我就会认真、努力去执行，然后大家就会见识到我的真本事。我们靠着这种幻想，避免自己的能力真正受到考验。然而这固然保护了脆弱的自我，却也让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成功。

　　有些大器晚成的人，以学界所谓的「强化他人」4（other enhancement）来因应自我怀疑，这是另一种砸自己脚的思维。这类人心想：年轻有为的人比较有天分、比较好看、比较沉着；他们原本就天赋异禀，注定就是要成功：她ＳＡＴ测验考那么高分，又那么有自信，我拿什么跟人家比？我永远比不上她。或是：他又帅又年轻，所以才会得到那份工作。他们只会录取好看的人当业务员啦。我们把别人的成功归诸于他们的先天优势，却贬低了自己的天分与能力。我们认为他们天生就是比较行，所以能活得更光鲜亮丽。社会对年少有成的执迷只是在火上加油，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认为自己有多少价值。

　　最后，另一个常见且可能是最为有害的因应方式是「刻板印象威胁」5（stereotype threat）。我们内化了对自己负面的刻板印象，因此认为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擅长某件事，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气力。例如许多人达不到义务教育的目标，就认为自己学习能力不好：你在学校永远都不会表现得有多好。或是：你就是个没什么干劲的人。

　　我们相信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并以它们为借口来避开某些领域、挑战或是职业。例如我们也许自认数学不好或是缺乏领导能力，然后不是设法撕掉这种标签，而是避开数学或需要带领他人的情况。我们还没有机会发展能力，真正测试本事，就先自我放弃了。刻板印象威胁既保护了自己，也限制了自己。

　　这些适得其反的因应策略，是否有出现在你身上？至少我就有，而且我还强烈怀疑有些大器晚成的人就被这么被绊住了脚步。这些不是因应自我怀疑的唯一方法6，却是我们在崇尚年轻有为的社会中，用来保护自己免于失望或失败的策略。不过别担心，这些只是路上的小坑洞，道路的另一头是释放了自我怀疑的真正价值。

　　想像你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就像影集《宅男行不行》里的谢尔顿或伦纳德。你研究原子粒子、解开弦论、研究宇宙的奥秘、发表数百篇论文，还是名校的终身职教授。你在学生、同事、家人与朋友眼中聪明绝顶，是世人推崇备至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你不会对自己有多少怀疑吧？

　　错。

　　二○○五年，社会学家约瑟夫．赫尔曼诺维奇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最聪明与最成功的物理学家7，也就是现实世界里的谢尔顿或伦纳德，反而经常怀疑自己。他们愈有成就，就愈常如此。

　　赫尔曼诺维奇访问多位顶尖物理学家，请他们评价自己。受访者都在知名期刊发表过上百篇被引用了数千次的论文，也在知名大学担任终身职教授。赫尔曼诺维奇起先认为他们不太会怀疑自己，毕竟他们可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物理学家。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这些物理学家坦言道8：「如果你的研究计划一连被退了两、三次，你会担心自己是否已经廉颇老矣，或者你的想法根本就是错的。」「我一直都蛮怀疑自己的。我老是觉得自己压根就不合格，也没有准备好，但还是得证明自己办得到。」「好还是不好、做得如何、符不符合标准等不安的感觉……驱策了很多物理学家。」

　　想一想，连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学家都经常自问：我是不是够好？我能够成功吗？我拥有成功所需的条件吗？你原先可能以为他们功成名就，因此会自信满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我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

　　无论我们多成功都一样。还没发光发热的人也许更会怀疑自己，但这不代表自己很糟糕、没有能力或是技不如人。自我怀疑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如果以为只有你、我或是某人会面临这个问题，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赢得多座奥斯卡金像奖的梅莉．史翠普也曾在《欧普拉》杂志上坦言自己感到很不安：「我对自己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演戏啊，为什么有人还想看我出现在大银幕上呢？』」9无论是普立兹奖得主玛雅．安杰洛，或是知名的音乐家、享誉国际的脑外科手术医师，还是再聪明、再有创意的人，也都无法免于这种恐惧。他们都会担心哪天终于有人拉开帘幕，揭露他们既愚笨又无能的样貌。如玛雅．安杰洛所说：「我写过十一本书，但每次都会想：『糟糕，他们就要发现了。我骗过了大家，但现在他们就要发现我不怎么样了。』」10

　　所有健康的人都会怀疑自己。有些大器晚成的人也许觉得这是他们特有的负担，但其实无论贫富贵贱，所有人都会这样。从演化的角度观之，自我怀疑是有好处的，能让我们警戒、让我们有干劲；只有我们失控地诉诸上述的自我妨碍和强化他人等因应策略，自我怀疑才会变得有害。此外，许多研究显示，轻度的怀疑自己其实能够提升表现与成就。没错，自我怀疑能让你表现得更好。11包括高尔夫、跳绳、射击、学科考试和分析测验等相关研究，都明确显示适度的自我怀疑能够提升水准。这是事实，自我怀疑的受试者无论是在场下或是上场时，都会更为努力。在球场上或是在学界里，自我怀疑的受试者更注重练习，投入更多的努力。善用自我怀疑便不致过于自满。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从小到大，社会偏颇地拿我们跟年少得志者相比，害我们愈来愈怀疑自己，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但是大器晚成的人和正在成功路上的人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前者不让自我怀疑成为阻碍，而是藉其协助自己成长。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

　　但确实做得到。

　　在第四章，我曾经称赞了知名美式足球教练比尔．华许的洞见。我在《富比士》的早期，曾邀请刚返回史丹佛执教的华许替科技特刊《富比士ＡＳＡＰ》写专栏。华许先前在短短三年内就让联盟最差的旧金山四九人队脱胎换骨，拿下超级杯冠军。他担任教练期间，四九人队又夺冠两次，甚至在他离开之后还能两度封王。比尔．华许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美式足球教练。连原本诋毁他的人都承认，这个想出西岸式进攻的家伙很不简单，堪称是美式足球界的创新大师。我曾多次到他在史丹佛的办公室拜访，每次他会聊个一小时，我则是振笔疾书，记下笔记。

　　在我们首次碰面前，我想像中的他是个像将军一样，超级自信的人，毕竟他可是位见过大风大浪的成功教练。然而当我们实际碰面后，华许看起来却与我的想像完全相反，他对自己的怀疑就像是开放性的伤口那么显而易见。他三不五时就改换坐姿，修正自己讲的话，起身到他藏书丰富的架上确认详情。他明明是一位成就非凡的美式足球教练，却表现得像是个神经兮兮的大学教授。

　　我们的对话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点。华许谦虚地谈着他在执教上的进步。他总是在学习、总是在实验，也总是在怀疑自己。

　　有一天我问他，「自信」在成功职涯中的角色为何。他嗤之以鼻地说：「自信唷，我的执教生涯遇过很多超级自信和虚张声势的家伙。一开始你可能会这样就冒出头、得到第一份工作，也许还会往上升迁个两级。可是自信会害你不再学习。过了一阵子，自信就会变得像是个笑话一样。在我的执教生涯里，我还真的看过很多自信满满的吹牛大王，在四十岁后就再也没有长进了。」

　　华许迟至四十六岁才真正首次当上总教练，四十八岁才进入职业足坛。他起步很晚，却是史上数一数二的教练。在选秀或采取危险战术时，他从来不试图压抑对自我的怀疑，而是利用怀疑来实验与重新评估、再次实验与再次评估。

　　我认为，华许正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我怀疑的缩影。我们应该藉自我怀疑来提升表现，日新又新。这就是重点所在。为了要发光发热，我们全都需要学习不要畏惧，而是拥抱自我怀疑，视其为提升表现与成长的机会。

　　但是要怎么做呢？

　　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个人信念的核心，这涉及心理学家所谓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而要了解自我效能，就得从亚伯特．班度拉谈起。

　　亚伯特．班度拉堪称是心理学界的巨擘。12然而除非你很关注这个领域，否则可能不会听过他的大名。《普通心理学评论》期刊在二○○二年认为他是仅次于Ｂ．Ｆ．史金纳、尚．皮亚杰和佛洛伊德，史上第四重要的心理学家。班度拉赖以建立其崇高地位的理论就是自我效能：个人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去完成某项行为的自信程度。

　　班度拉在一九二五年生于加拿大亚伯达省西北部一个寒风阵阵的平原小镇，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么。他小时候读的学校很小，全校只有两个老师。因为教育资源十分有限，他说：「学生必须靠自己学习。」13

　　班度拉靠自学发现：「多数课本上的内容都会忘记，但是自学却能让你持续受益。」14这段在加拿大的穷乡僻壤靠自己学习的经历，无疑在日后成为他看重自我导向和个人动因的原因。

　　后来班度拉录取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打算主修生物科学。他晚上要工作，早上则跟其他同学一起通勤上课。有一个学期，他们抵达学校时课程都还没开始，他不得不找个方法打发这段空档。他说：「有一天早上，我在图书馆打发时间。有人忘了把开课表还回去，我于是拿来看看，想找门课来填补空档，结果发现有一门心理学的课正巧适合。后来那门课点燃了我的兴趣，让我找到了生涯之路。」15

　　班度拉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大学毕业，接着进入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拿到史丹佛的教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史丹佛大学任教至今。

　　他一九七七年发表的论文16〈自我效能：迈向行为变化的统合理论〉引发国际关注，大幅改变了心理学的走向，自我效能从此成为心理学界的显学。自我效能到底是什么？

　　根据班度拉的定义，个人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去发展策略、完成任务，凭各种努力取得成功的自信程度。更简单地说，自我效能就是个人对自我能力的信念，例如考试、创业、演讲、谈生意或跑完马拉松等。自我效能高很好，因为除非真心相信能取得想要的成果，否则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尝试的动力，遇到困难也很难坚持下去。

　　过去几十年来，有数十个检验自我效能17在学习、职涯发展和职场成功上重要性的研究。许多横断面与纵贯性的研究证实，自我效能高对薪水、工作满意度和成功的可能性都有利。自我效能在诸如恐惧症、忧郁症、社会技能、自我肯定、疼痛控制、烟瘾、健康与运动员表现等各个领域，都有经过研究与检验。

　　为什么自我效能这么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有想达成的目标，也有想改掉的习惯，但是付诸实行却不容易。班度拉和其他学者发现，自我效能在我们追寻目标和面对难题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大器晚成的人而言，尤其更是如此。由于社会崇尚及早成功，大器晚成的人时常无法得到自我效能的两个主要来源18：精熟经验与社会楷模。

　　精熟经验是指擅长某样事物或达成某个目标，例如成绩出色、称霸球场或通过面试，这些都有助于增加自我效能。然而许多大器晚成的人这类经验较少。因为与社会的模子不符，也许考试分数不佳、未获升迁，或是达不到某个文化期望，时常难以成功，所以不像年轻有为的人常处在众人的鼓掌声中，也就难以提升自我效能。

　　社会楷模是自我效能的另一个来源，其意为当看到跟我们相似的人取得成功，就更相信自己也有成功的能力。可惜这个世界成天尽是呈现英雄出少年的故事，因此大器晚成的人往往缺乏社会楷模，也就难以增进自我效能。

　　在此，有个关键区别需要强调：自我怀疑和自我效能是两回事。自我效能高的人，会把困难的问题纯粹视为需要做好的任务。就像梅莉．史翠普那样，他们也许会一直感到自我怀疑，但无论如何都会往前迈进，于是对所做的事逐渐产生喜好，也决心好好培养起兴趣，遇到挫败或失望会恢复得比较快。另一方面，自我效能低的人会避开困难的挑战，认为那些超出自身的能耐。他们往往关注自己的失败或不好的表现，因此失去了信心。

　　换言之，自我怀疑是件好事，但若是缺乏自我效能就是坏事了。自我效能低对我们非常有害。自我效能几乎影响了人生的各个层面，诸如学习、工作、恋爱和生活状况等。对于大器晚成的人来说，强大（至少更强）的自我效能带来打破社会规范的自信，得以继续走自己的路，追寻自己的成功。如果我们想要开花结果，就务必要建立高度的自我效能。的确，就算建立了高度的自我效能，我们依然会怀疑自己（有时候甚至还会非常怀疑），但仍能保有个人动因，即使满怀疑问仍相信自己，迈开步伐大步前行。这份信念是将自我怀疑变成干劲和资讯的重要基础。

　　幸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已经行之有年的行为来提升自我效能，那就是：说话。

　　语言是人类的标志。语言使我们建立深厚的关系与复杂的社会，也使我们互相教导与学习。不过我们独处时也会使用语言，例如无论事态好坏我们都会自言自语，又或许在脑中响起小小的声音，就像个内在的啦啦队长或是内在的异议分子。心理学家和其他领域把这种小小的声音称为「自我对话」19，它形塑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能够借由自我对话拉开跟现实经历的距离，以反思生活。就某方面来说，在和自己对话时，我们是试着更客观地看待事情。这份客观对大器晚成的人助益甚大，能够帮忙他们克服家人、朋友和社会传递的负面讯息。

　　很多人把自言自语当成怪癖，但是研究发现，自我对话能影响认知、行为和表现。正向的自我对话能调节情绪、想法和精力，从而提升表现，还能提升自信、促进协调，以及增加专注力。就像童书《小火车做到了》里的「我想我可以，我想我可以」等句子，如此确实能减少自我怀疑，增进自我效能，提升实际表现。这样讲有点老掉牙，但自我对话确实能激励自己。

　　无论是正向的自我对话，或是其与自我效能的关系，皆是运动心理学的热门研究主题。希腊色萨利大学的安东尼斯．赫兹乔杰迪斯带领研究团队，探讨自我对话如何影响水球选手的掷球准度与距离。他们发现，球员以自我对话激励自己的效果显著20，两项实验的实验组都优于对照组。他们的研究发现如图7-1所示。

　　这项研究显示，整体而言，激励型的自我对话能够大幅提升自我效能和实际表现。这项实验还证明了班度拉的假设：自我效能的增加可以提升表现。

　　无论我们的能力是高是低，自我对话都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和表现，这在包括管理、顾问、心理学、教育和沟通等体育以外的许多领域皆获得证实。21而无论是射飞镖、手球、垒球或跳高等，自我对话也都能提升自我效能和表现。借由自我对话，年轻作家和企业家在面对难题时能更有自信，也更为强韧。

　　我自己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当年我学开飞机的时候，就是靠着跟自己说话大幅提升了四十五度转弯、保持相同高度或侧风降落等各式表现。我参加私人飞机考试的时候，考官也称许我使用了自我对话，他说那表示我「了解状况」。自我对话无疑帮助我保持专注。

　　就连我们是怎么称呼自己的也都有影响。密西根大学自我控制与情绪实验室主任伊森．克罗斯发现，以自己名字或第二人称你来称呼自己的人，比以第一人称我称呼自己的人，在压力下表现得更好。在某项研究中，为了制造压力，克罗斯告诉受试者他们只有五分钟准备，然后就要向评审演讲。他请一半的受试者试着使用第一人称我来消除紧张：为什么我这么害怕？22另一半受试者则使用名字或第二人称你称呼自己：为什么凯西这么害怕？或是：为什么你这么害怕？在他们演讲完之后，研究人员请他们自己评估刚刚的表现有多丢脸，结果以名字或你称呼自己的受试者自认比较没有那么丢脸，他们的表现也确实更为自信、更能侃侃而谈，胜过以第一人称我称呼自己的受试者。

　　把自己当成别人「可以给自己客观、有益的回馈」23，因为如此能够拉开跟自己的距离，以第三人的角度从远处关注自己。克罗斯说：「我们能建议别人怎么解决问题的一大理由在于，我们自己没有陷进问题里。当自身抽离之后，能更清晰地思考。」因此我们用第二或三人称称呼自己，把自己当成别人，更能给出客观的建议。

　　如果你疲惫不堪，想为自己的精神打气，那么不妨考虑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这将有助你以合逻辑的客观角度衡量情况，而不会陷入情绪化的偏颇角度中。

　　如果大器晚成的人想要增加自我效能，语言的激励力量并不仅限于自我对话，也适用于怎么跟别人说话，尤其是在面对自我效能低的孩子、伴侣或同事的时候。口头暗示能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处理好某个先前把我们压垮的工作或难题。我们会相信自己有处理困难状况的能力，也会付出更多努力。根据班度拉所说24：「当自我效能的感觉提升，人们为了成功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会锻炼技能，增进个人效能。」25

　　反过来说，负面的回馈会打击脆弱的自我效能。班度拉说，自我效能低的人可能会陷入「恶化循环」，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再批评他们能力不足，也别泼冷水说他们做好的某件事其实很简单。

　　这只是再次验证了我们都已知道的：文字具有力量。

　　别说：「这又没什么难的。」而是说：「这是个挑战，但你可以的。」别对你自己说：「天啊！我快完蛋了！」而是说：「艾力克斯，你有能力办到，这样做就对了！」简单的口头鼓励能协助所有人大步向前，增进自我效能。

　　但是要注意的是，口头鼓励并不是要像个盲目乐观的啦啦队长一样。积极正面是一回事，不切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该拿陈腔滥调来搪塞挫折与错误，而是要视为反思和学习的机会。为了能够从自我对话或是任何的口头鼓励得到充分的好处，我们的描述需要合乎现实，否则如果太过夸张可笑或是天花乱坠，只会适得其反，减少自我效能。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激励和现实之间寻得平衡呢？

　　当我们帮助自己或是某个我们在乎的大器晚成者处理自我怀疑的问题或是克服挫折时，要斟酌字句与语调，善用心理学家所谓的「框架」26。

　　画框会隐隐约约地将我们视线引导到画面上，影响我们如何观看颜色和线条。同理，我们也能利用认知框架来形塑行为27。举例来说，我们处理批评的框架是什么？处理挫折的框架是什么？面对新挑战的框架又是什么？

　　多数时候我们是根据过去或好或坏的经验，自动采用框架，自己不见得会意识到。许多大器晚成的人在面对难题时，习惯会采用负面或是有害的假设，自我效能愈低的人愈会这样。都还没有开始动手做，心中就认为已经失败了。这种负面框架会阻碍成功的机会。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在面对挑战时，我们是否可以改为使用正面框架？答案是：当然可以。

　　哈佛商学院教授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近期以观察唱卡拉ＯＫ、上台演讲和算数学时的焦虑感，研究框架对情绪的影响。多数人遇到这类焦虑会设法压抑，而布鲁克斯则研究另一种方式：将焦虑重新框架为兴奋。28与那些试图冷静下来的人相比，那些将焦虑的能量重新框架为兴奋的人，确实会感受到更多的热情，也会表现得更好。

　　布鲁克斯发现，我们能够很简单地做到这点，例如自我对话（大声说：「你很兴奋！」「快兴奋起来啊！」）。这可以将焦虑化为机会，而非威胁。根据布鲁克斯的研究，我们很能控制感觉和情绪。借由改变框架和自我对话，能够有助于构建我们实际感受时的方式。

　　这对大器晚成的人来说，可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的认知框架因为多年来的负面反馈和资讯而产生了扭曲，导致我们遇到事情时就自动以有害的框架限制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框架。29

　　多数心理学研究里的框架模式，都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30：学习对表现、促进对预防、健康对不健康，或者是像上述的实验，兴奋对焦虑。正面框架如学习、促进、健康和兴奋，会带来更好的韧性、创新与学习；负面框架如表现、预防、不健康和焦虑，导致成果不彰，造成逃避风险的心态，偏颇地视新状况为失败的机会。

　　如果我们有办法自行选择框架，又为什么要让它扯后腿？大体上，研究人员都认为许多自发的框架目的是在保护自己，大器晚成的人就经常这样。然而自我保护型的框架，例如跟自己说「我不够好」或「我会搞砸」等，绑手绑脚，妨碍自己学习、进步与成功。如果接受自我局限的框架，我们便无法达成目标，无法发现热忱，也无法活出人生的意义。

　　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不会这样，他们不会预设用自我保护型的框架观看万事万物，而是学着自己重设框架。我们都能自由地重设框架，将任何想法变得更为正面，就像因为上台而紧张的受试者把焦虑重新框架为兴奋一样。重设框架不等于忽视现实，而是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使其具有更有益的意义。

　　简单地说，重设框架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发现负面框架，然后用正面框架取而代之。假设你刚刚面试工作没上，觉得很糟糕（谁不会呢？），这时该问自己的是：你想觉得糟糕多久？久到上社群媒体把那家公司狂骂一顿？重设框架最困难的部分在于：知道自己可以选择在什么框架下，处理某个艰难的状况。求职遭拒的正面框架可以是：哇，好令人心痛啊！但是我学到了什么？也许是我准备不周，也许是我感觉那工作不适合我，而面试官发现了我的这个想法。换言之，你如何帮助某个好朋友、你会怎么对他说，就怎么重设框架。如果你明白自己有预设的框架（「我就是这样，不是大器晚成，是永远不成啦」），光是这种认知就是很大的解脱。如果你知道尽管状况很差，却还是能选择好的框架，你就可以破除自我保护的锁链，训练头脑，迈向成功。

　　重设框架的第二步是把难题连结到更大的目标：这次上台演讲不只让人跃跃欲试，还能让别人看到我，得到更多的机会。这个更大的目标应该清楚明确，令你向往，不仅让人兴奋，还让人生升级。

　　框架在事后也很重要。如果你毁了一个机会，别痛骂自己，别猛找借口，而是把错误化为学习的机会。别说：我毁了那次演讲，或是：他们给我的时段很烂，而是问自己：观众从什么时候开始无精打采？然后承认：丽莎，妳没有发挥全力。下次妳要准备得更聪明点。事后框架是极有威力的工具，无论对大器晚成的人或是任何人都是如此。

　　聪明的框架对你和组织都有好处。认知心理学家指出，有效替难题重设框架是组织成功的关键31，丰田汽车的自动生产系统是如此，洛杉矶贫民区的宠物领养团体是如此，全美各地的手术室也是如此。懂得重设框架的人更能解决问题、面对难关、大幅改变，并成为更出色的团队成员。更有甚者，能够熟练地重设框架的人，也会是一位好的领导者。领导者是发言人，他们建立共识，集中大家的焦点，创造共同的意识，激励众人的行动。领导者若能把难题重新框架为学习的机会，把组织改变重新框架为互助合作，就会持续取得成果。同理，大器晚成的人如果学会处理自我怀疑，学会把难题与阻碍重新框架为机会，则不仅可以当个更好的团队成员，还可以胜任更大的领导工作。

　　重设框架只是以花俏手法粉饰太平吗？不，并不是的。重设框架不是假装一切完美或是风平浪静，而是以正向的方式诠释眼前的难题，设法找出更好的道路往前迈进。重设框架不是关掉负面的想法或是压抑担忧和恐惧，也不是把错的负面想法转化为错的正面想法，而是往后退一步，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把想法置入更正向的现实框架中。

　　自我对话和重设框架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能在自己和难题之间稍微拉开距离，它们能发挥更大的功效。即如前所述，研究证实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是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想避免深陷在错误与失败里确实不容易，连最成功的大器晚成者都不见得能做到。当周遭众人用刻板印象看待我们、贬低我们，我们想要跳脱更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研究证实了效果，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不过我们还有另一个处理自我怀疑的工具，能用来协助自己更健康与更客观地看待事情。而且放眼整个工具箱，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自我疼惜（self-compassion）。

　　在讨论自我怀疑时，主流建议我们需要反着做──要更自信、更肯定、更大胆。然而自信的问题在于达成的方式。我们很常用廉价的方式，例如贬低他人或是拿自己跟最弱的对象相比，来建立自信。我们遵循社会规范，社会看重什么，我们就看重什么；社会怎么定义成功，我们就怎么定义成功。可是这些廉价的方式无法长久，难以为继，好的时候会导致自恋，坏的时候则会导致忧郁。

　　大器晚成的人处理自我怀疑和增加自我效能的方式好得多了。正如我们容许个人以多元步调发展自我，我们也要对自己宽容些，即是增加对自我的疼惜32──一种以内在同情接受自己的形式。自我疼惜鼓励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和极限，从更客观与更真实的角度看待自己。有助于借由自我对话来激励打气，把焦虑的状况重新框架为兴奋的良机。

　　自我疼惜如何能发挥效果？关键是：无论社会怎么说，我们都要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够好了。我们虽然都会犯错，但人人生来就有权利追寻天命。当我们犯了错，也就有责任从中学习，等学好之后，自然该抛诸脑后，继续往前走。像这样子接受自己，是大器晚成的人实现自我疼惜的基础。

　　当我们不再逼自己及早成功，不再迎合神童典范，就更容易接受批评与指教。当我们对自己客气些，就更容易把难题和错误重新框架为学习的机会。杜克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马克．利里率领他的团队，研究自我疼惜的人是如何处理伤痛事件的。他们发现，自我疼惜能隔离自我陷溺，能在被批评时减少负面的感受，也能够不至于太痛苦地承认自己在不好的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总结道：「大致来说，研究发现自我疼惜能减少对负面事件的反应，其方式与自尊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比自尊更有益。」33

　　自我疼惜跟情绪复原力34（emotional resilience）息息相关；情绪复原力是大器晚成者的强项，包括安慰自己、发现自身错误、从中学习启示，以及激励自己去追寻成功等。自我疼惜也跟乐观、满足、自主，还有较低程度的焦虑、忧郁、压力和罪咎等情绪幸福感35（emotional well-being）密切相关。可想而知，相较于其他人，自我疼惜的人更容易从错误、失败和缺点中进步，因为他们能更客观地检视自己。此外，长远来看，善待自己所能产生的自我价值感，远较看似无边的自信所产生的自我价值感，更为稳固。

　　最后，自我疼惜能提升干劲。36自我疼惜的人比较不害怕失败。一项研究发现，同为考不及格的受试者，自我疼惜的人更认真地准备补考，也会投入更多准备时间。由于自我疼惜让人觉得失败也不要紧，所以能激励人再一次、更努力地去尝试。

　　自我疼惜并非软弱。研究自我疼惜的重要学者克莉丝汀．涅夫说：「你身处壕沟之中，是希望遇到敌军还是友军呢？」37自信是感觉自己很好，但这很可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疼惜则是鼓励自己更客观地接受事实。后者要是失败了，框架不是我好烂，我好烂，而是人有错手，马有失蹄，没有人是从来不犯错的。这种心理框架能大幅改变自我怀疑和失败。如果能说这很正常，人就是会失败，你就有机会从经验中成长。反之，如果以为自我怀疑和失败不正常，那么失败时就会陷入怨天尤人的情绪，怪东怪西。偏偏每个人都会失败──尤其是选择走及早成功的路追寻成功与快乐的人更是容易。

　　如果自我疼惜不是与生俱来，大器晚成的人又要怎么培养这种能力呢？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留意脑中的声音，也就是我们指导自己如何走过人生的自我对话。这声音通常太具有批判性，我们许多人只要一感觉犯错就把自己骂翻。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留意这声音，承认当中的批评，重新框架得更有同理心。

　　涅夫说：「你怎么在乎与关心你所爱的人，就应该怎么和颜悦色地对待自己，这就是自我疼惜。我们需要更为人性化的框架，所以自我疼惜才如此不同：『我是个不完美的人，过着不完美的人生。』」38

　　多数人通常对别人比较有同情心。如果好友跟我们说，他们遇到什么惨事或犯了什么错，我们通常会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比较平复之后，我们大概会鼓励他们从中记取教训，计划下面几步，坚持挺过难关。

　　由此观之，自我疼惜可说是：我们怎么对待好友或爱人，就怎么对待自己，就算他们（我们）犯错了也是一样。这不是在自己骗自己，而是改变跟自己说话的方式。脑中对自己的尖刻批评不是敌人，自我疼惜是要学着跟这种批评做朋友，保持客观的距离，把批评化为激励自己的利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会迅速重整旗鼓，往前迈进，而不是逼死自己。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介凡人，会犯错、会沮丧，但不会一直沉溺其中。我们都需要摆脱错误的认知和社会的压力，别深陷于徬徨不安和自我怀疑之中。

　　总结来说，健康的人都会怀疑自己，但大器晚成的人则是常常怀疑过度了。为了保护自我的形象，我们采取无济于事的处理机制，结果适得其反，像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成功的大器晚成者会寻求自我效能，以期跟自我怀疑化敌为友。自我效能是以合理、正向的态度，自认能完成某个任务，依事实拟订计划，借由自我对话、框架／重建框架与自我疼惜发光发热。这些方法是大器晚成者的成功基础，与好奇心、同情心、韧性与沉着相辅相成，有助获致成功。

　　这些大器晚成者的特质现在显得重要，在未来可能更形重要。许多人很快就会发现，程式能胜任我们的工作，许多「遵循特定规则」的工作会被人工智慧所取代（见第二章）。从事更复杂工作的人将会更多，但是单纯的工作却会愈来愈自动化，我们的能力很快就会沦为明日黄花。

　　你大概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当各层面的工作变得更复杂与统合，好奇心、同情心和洞见等大器晚成者的特质便更趋重要。自我怀疑能培养承认错误、支持自我效能、替难题重设框架和展现怜悯心等多项能力，全都有助于面对未来的需求：创新、持续学习以及团队合作。这些都是大器晚成者的强项，是未来所需的技能，能让我们从许多年轻有为的人中脱颖而出。

　　这不代表大器晚成的人注定只能当个好员工。上述许多技巧也能有效地运用在领导统御上。领导者若能展现怜悯心、支持自我效能、替任务重设框架，就更有办法赢取信任，促进创新。领导者若愿意正视现实，邀他人协助解决问题，则更有办法克服难关。这种领导者更无私、更有知识，更能跟团队成员携手并进。像比尔．华许这样拥抱自我怀疑的领导者更能提升表现，增进向心力。执此见解的人可不只我而已。现在麦肯锡、德勤和美世咨询39等全球知名顾问公司都有志一同，强调好奇心、同情心和沉着等大器晚成者的强项，并认为它们是未来领袖的关键能力。

　　如果运用得当，自我怀疑就不是阻碍，而是大器晚成者的超能力。

　　成长缓慢？让自己转换到更好的环境吧！

　　也许老朋友就是会拿当年的难听绰号叫你；也许尽管你长年表现良好，主管却不让你升迁，只因为你学历不够亮眼，放在公司网页上不好看。这类情况常常让人感觉被困住，无法破茧而出，摆脱旧的自己。

　　大器晚成的人学历不突出，跌跌又撞撞，太常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你原本是「收发室的小鲍」，就算后来进修取得会计学位，在同事眼中你大概还会是「收发室的小鲍」；如果你想当「超强的财务经理鲍伯」，大概得换间公司才行。同理，如果妳高中时的绰号是「书呆子凯蒂」，即使过了二十年，在高中老友眼中妳可能还会是「书呆子凯蒂」；如果想真正变成「干练职场女性兼两个好孩子的凯蒂老妈」，也许得跟其中几个老友说掰掰，甚至索性搬到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很难承认，别人会另眼看待我们的成功或不成功。就像花盆里长得太大的玫瑰，你需要换个工作、公司甚至是城市，才能充分发挥潜能，否则有些人可能依然如故，还把你当作先前不怎么样的你。

　　你拚命提升自己，往上突破，却可能动摇人际现况，威胁社交或专业里的阶级。如果你变得比身边的人更好，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成就与人生，感到落居下风，所以（有意无意地）试图把你往后拉。

　　为什么别人甚至朋友会试图把你「往后拉」？因为动物和人类生来在意地位。螃蟹会把想爬出陷阱或桶子的螃蟹往下扯，大家要死一起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称这个现象为「螃蟹心理」1。就人类来说，谁鹤立鸡群，谁往往就容易被团体里的其他人贬低。

　　大器晚成的人若突然取得成功，就容易会「小庙容不下大佛」，可能成为你那个阶级、宗教或种族的叛徒。有时候，别人的贬低话语会毫不掩饰地随着嫉妒、憎恨或恶意汹涌而出，但更常见的是下意识地流露出来，例如把警告伪装为担心：「我不知道耶，莎拉，我只是不希望妳受伤。」记者兼作家汤姆．沃尔夫曾解释在他的著作《电子酷爱酸碱测试》和《真材实料》背后的逻辑：「我在探究任何主题时，多少都会以『地位』作为论述的基础。比方说，《真材实料》不是在谈太空，而是在谈太空人之间的争权夺势。」2在沃尔夫的书中，人类对地位的死命争夺着实引人入胜。不过真正处于最底下的人，也就是对身为地位最低的大器晚成者而言，那可不好受。

　　在这类情况下，解决之道很清楚：我们需要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花盆。这种移植如同个人再造，很少有容易或是平顺的情况，所以不同时代和文化的文学作品都有这类的故事：青年男女逐渐长大，开始独立思考，而且自己不见得是家人或文化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只是离开家人或文化从来就不简单。

　　移植换盆可以平和也可以激烈。你可能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换工作或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做出改变，跨出第一步──无论多小都行，以迈向一个更能成功的丰饶环境。

　　当我们想要提升或是重塑自己时，往往会面临抵抗；这个抵抗不只来自外界，还来自自己。多数人都会抗拒改变，连摆脱痛苦或碍事的事情都会抗拒。团体或「部落」让我们感到安心，所以有吸引力（参见第五章）。然而如果团体害我们停滞不前呢？如果团体对我们不利，但其他地方看起来也都很可怕，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呢？

　　大器晚成的人会面临的另一个阻碍是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在脑中说：「我高中很害羞，一辈子都会很害羞。」仿佛这是不变的真理。然而那只是过去还没有成就的自己。这种说法像是我们有某些固定的行为特征，终生不变。结果，我们便不另觅出路，另寻花园。

　　哈佛大学教授陶德．罗斯在《终结平庸》中，指出行为特征并非是终其一生不会改变的：

　　你的个性外向或内向？这个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的问题，把我们拉进一场历史最久远、最具争议性的心理学论辩中：人格的本质。论辩的其中一方是特质心理学家，主张行为是由定义明确的人格特质所决定的，例如内向和外向……相对而言，情境心理学家声称环境对我们人格的影响力，远高于个人特质。3

　　数十年来，特质心理学家和情境心理学家僵持不下，但罗斯认为情境心理学家已然获胜，他们提出的证据也更好。这对大器晚成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过去的行为，无论有多么愚蠢、多么糟糕又或是多么无能，都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性格。如果我们改变行为和情境，换个花盆，就可以挥别过往。

　　罗斯自己就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高中辍学，平均成绩为Ｄ。这样的他曾说明当年是如何换个环境，到韦伯州立大学就读的：

　　换盆的阻碍不只在心理层面。多数人都正面看待网路和搜寻引擎的发明，也应当如此，因为那让我们更容易取得资讯，也打开了出版和投资等事业的大门并加以大众化，还促进了网际合作。然而网路和搜寻引擎也阻碍了我们对人生的重塑，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与失败都留在网路上，重塑人生沦为过时的理想。在某方面来说，我们集体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失去了一个很美国的理想，也就是重新开始的权利。

　　另一个阻碍则较为单调。在美国，人民迁徙的频率正在遽然减少。4与一九九○年代初期相比，美国国内的搬迁比例减少了一半左右。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有人认为原因出在更多人买了房子，背负着高额房贷，所以不再搬来搬去。此外，消费水准愈来愈高，搬家在现实与心理层面的代价愈来愈高昂。以前美国人搬家只需要租一辆货车，现在多数家庭需要租六辆才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双薪的关系，当家里有两个人在工作，两个人要一起离职、一起在相同地点同时找到工作，可说十分困难。工资停滞也是原因之一，现在很多人就算换了公司或工作，薪水也不会比原来高出多少。

　　除了上述那些实际上的困难之外，还有人的问题。离开原本居住的社区是一件痛苦的事，要离开邻居和友人也不容易，他们很爱我们，也会很想念我们。

　　不过说到底，真正的朋友和家人会希望我们有最好的发展，就算这意谓着他们只能想念我们也没有关系。

　　金柏莉．哈灵顿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她的第一本作品《成熟的时刻》在五十岁时才出版。之前她在洛杉矶和波特兰的广告公司担任文案人员和创意总监时，始终想写散文和出书，她发现如果想实现梦想就得离开大城市的广告圈，最后她选择落脚佛蒙特州的乡间。

　　哈灵顿离开「职业的大泡泡」，来到更多元丰富（但不「酷」）的环境，获得很正面的经验。这种经历其实有很多研究支持，那是迎向人生的新旅程，拥抱更合乎真实自我的角色和职业。研究显示，「当人处于适合的环境，身心满意度会更高」，而其中当然包括工作环境。

　　正如作家丹尼尔．克柏和提摩西．贾基所指出的，成功转职的人比较重视个人和公司的契合，而不是个人和工作的契合。6换言之，就工作的成功与满足而言，公司的文化和环境比实际的工作内容影响更大。这意谓着求职者不只要搜集特定工作的资讯，也要了解与评估公司的文化。此外，如果求职者个人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相契合，他们的「工作态度」会更好，也更有可能发光发热。依据克柏和贾基的说法，如果求职者找到的工作环境充分符合其需求，他们会更认真、更忠心、更全神投入，工作表现和工作满意度也会更高。

　　现有研究和哈灵顿的故事清楚显示，找到正确的花盆结果会大不相同。虽然你可能光是想到换公司或城市就感到害怕，但这却是发光发热的有力契机。

　　你要问自己的核心问题是：我是不是待在最能让我发光发热的花盆里？想找到完美的花盆太过不切实际或太耗时间，因此你也该问的问题是：哪些花盆最能支持我的天分、性情和热忱？

　　苏珊．坎恩在她探讨性格内向者的名著《安静，就是力量》中，引述相关研究指出，有些人几乎在任何花盆都能成功7，有些人只在特定花盆才能成功，多数人则落在中间。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天分和性情跟环境相契合，就比较有成功的可能。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杰洛米．凯根指出，有些婴儿属于「高反应型」8（high-reactive），一点光线和声音就很容易哭，他们长大后往往会比较敏感、个性内向，还比较喜欢安静独处；有些婴儿则属于「低反应型」（low-reactive），他们不太在意光线和声音，长大后通常比较外向，爱与别人来往。

　　伦敦大学儿童照护专家杰．贝尔斯基指出，高反应型的儿童长大后若碰到压力，更可能会受忧郁、焦虑或害羞所苦。9如果他们待在错误的花盆，就会受到伤害；但如果他们受到良好的照顾，处在稳定的家庭环境，就会有出色的表现。

　　作家大卫．杜伯斯依据儿童对压力的不同反应，把他们类比为不同的植物。低反应型的儿童和大人就像在哪里几乎都能盛开的蒲公英一样，大多外向，在很多地方表现良好；高反应型的儿童则像兰花，只会在特定环境才有好的表现。

　　这个兰花假说对我们所探讨的大器晚成很有帮助。如果迟迟未能成功，也许代表是偏向兰花型，却处在不适合自己的花盆里。我绝对就是如此。我在北达科他州的毕斯马克市长大，那里不是多适合我的花盆。和许多小城镇一样，在当地崭露头角的多半是高中明星球员（如美式足球、篮球和冰球）、冲劲十足的人，以及诸如擅长建造与维修油井、水道、桥梁和建筑等空间智商高的人，这类蒲公英型的人几乎在哪里都能成功。然而内向的人，例如喜欢读书、抽象概念较好的兰花型人才，在这里却没有多少合适的花盆，他们通常比较适合大城市或是大学城。

　　你是蒲公英或兰花呢？当你思考该选择哪个花盆，最好要先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现在假设你决定借由转职来改换环境。如果你得要赚钱养家，我不太建议换到截然不同的行业。这种激烈的举动是年轻人和退休人士的特权，至于三十几到五十几岁需要养家的人，最好是考虑换到「附近的空间」，也就是类似的工作。例如哈灵顿从写广告文案换成写散文和出书。哈灵顿之前培养了撰写广告文案的专业技能，虽然决定抛开产品和受众，不过她没有抛开天分和对写作的爱，而是在附近的空间继续发挥。

　　再以另一个我所熟知的行业为例：新闻业。

　　一般来说，新闻业的薪水不高。放眼全美国的所有媒体，从报纸、电视到网路，大概只有几千个从业人员能赚到中产阶级以上的收入。因此，很多记者在结婚生下两、三个孩子之后，就突然不想领记者这份薪水了。他们觉得记者这个行业前景不好，于是跳槽到附近的空间：公关业。

　　跳槽过去之后，记者将会感觉身分地位会有所下降。尽管公关业的薪水较高，但是记者是个自傲的群体，大多对公关业抱着不好的印象。许多记者会想：「我这辈子不可能进公关业，那违反了我的原则。」然而阮囊羞涩的记者跳槽到公关业后，却往往会发现这一行比他们原本所想的更有意思。他们调查客户、研究问题，想出有意思的解决之道，然后付诸实行。资深的公关人员就像是管理顾问，能玩更高阶的游戏、跟资深的客户合作，他们尊敬你的经验，对你的见解洗耳恭听。而且由于你不是资浅的菜鸟，不需要为了媒体发表会埋首奋战到三更半夜，或随机打给不想理你的记者。

　　我认识很多原本从没想过要进公关业，但现在却在这一行做得愉快又得意的记者。而且你猜怎么着？他们感觉重获新生。我的前同事昆汀．哈代10先前是《富比士》的矽谷分社社长，后来到《纽约时报》当记者，表现出色，屡次获选为在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等领域全球最重要的记者。

　　如今哈代是 Google 云端平台的总编辑。他去了顾客端，感到如鱼得水。原本他在新闻业德高望重，但升迁到了顶，薪水也不会再高，甚至可能不进反退，于是他大胆转换职业，在 Google 领着高薪，在这个如今最重要的数位科技龙头和绝顶天才共事，与微软和亚马逊竞争得不亦乐乎。

　　哈代的职业转换很合理，他是移到附近的空间。很多记者会变得愤世嫉俗，但哈代在变成那样之前、在还能谈成优渥薪资时就转换跑道，继续向上攀升。

　　还有一个换盆的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觉得旧朋友绊住脚步，于是换一组朋友和同事。我的建议跟换职业如出一辙。有时候我们知道现有的环境有害，需要换个地方，跟之前断个干净；然而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环境，工作普普通通，同事还算可以，朋友们替你解闷，但无法助你向前。这时候你该怎么做？把好的坏的一股脑全都抛开，冒险换个花盆吗？

　　风险较小的方式是参加同侪团体。历史最悠久的同侪团体大概是国际演讲协会，该会创办于一九二四年，旨在协助成员训练公开演说的技巧，从而增进在职场中的自信（《安静，就是力量》的作者苏珊．坎恩便格外推荐内向害羞的人参加）。另一个重要的同侪团体是匿名戒酒会，由两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酗酒者于一九三○年代成立，旨在协助其他的酗酒者戒酒，也协助他们两人自己戒酒。后来除了戒断组织外，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也都成功复制了匿名戒酒会的模式。

　　还有一个有趣的职业同侪团体是维斯达奇国际组织（Vistage International），该会需缴会费才得以加入，会员都是小企业的老板。小企业的老板碰到重大难关要找谁谈？生意点子枯竭怎么办？旗下主管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怎么办？薪水付不出来怎么办？他们自己的家庭或健康亮红灯怎么办？他们大概不会跟员工吐苦水，也不太能跟董事会的成员寻求建议，免得被视为软弱，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刻被捅一刀。

　　在维斯达奇国际组织，成员能向其他直接竞争关系的老板们诉苦，大家给的建议与忠告又有可信度，你只需要在改天也贡献建议而已。由于彼此间没有人情纠葛，成员也可以比较安心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寻求协助，接受建议。

　　宗教团体则是另一种也很不错的同侪团体。我曾问马鞍峰教会的创办人华理克牧师，他们教会的崛起背后有何秘密，他回答说：「小组。马鞍峰真正的工作、真正带来向心力的，不是我在周日的布道，而是周一到周五的小组活动。」11我自己的教会，还有很多类似的教会，在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小组活动，成员讨论如何走出离婚的痛苦、扶养年幼的孩子、教导十多岁的孩子、走出失业的阴影、动手创业和其他的议题。与匿名戒酒会和其他戒断组织一样，教会小组是免费的，由非专业人士带领，互相保守秘密，只有一个要求：别人怎么帮助你，你就怎么帮助别人。这种小型团体是风险较低的安全方法，供你探索转换花盆的选项。

　　一旦你决定移到更适合的花盆，下一步是创造未来的愿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哈尔．赫希菲尔德指出，愈能清楚看见未来的自己，做的决定愈好。12你必须看见未来发光发热的自己，相信那个人确实是你。从心理学来说，这叫做「创造身分目标」（creating an identity goal）。学者彼得．戈维哲、帕斯卡．席兰、费兰纳．米查斯基和安德烈．塞弗特认为，如果能把转换职场跑道等重要目标连结到身分目标13，效果将会相当显著。在你的想像中，你想成为的自己会怎么穿着、饮食和说话？这个崭新的你又会怎么跟别人互动？

　　我们换花盆时，行为会产生改变，但要留意不要太违背自己的基本特质，而是要善用、延伸并化其为助力。我在写《人生２．０》时，访问过一位从纽约搬到爱荷华州德梅因市的男士，他从事保险业，在纽约时常被批评不够强势：「你要强硬一点。」当他搬到爱荷华州，别人却说相反的话：「放松一点。」幸好他比较有办法放松一点。德梅因市适合他的低调个性，他在那里做得有声有色。我上次和他聊天时，他在西德梅因有很漂亮的房子，通勤上班只要十五分钟。他很爱那个社区，也喜欢市郊的景观，就算哪天怀念起大城市，芝加哥和明尼亚波里斯都不算太远。

　　确保有好花盆的最佳方式，就是自己打造一个，古往今来成千上万个企业创办人都是这么做的。一般认为，创办企业是为了财务理由，为了发大财。现实是，创办企业的理由形形色色：为了发大财、为了证明想法、为了改变现状、为了报复前老板、为了「在宇宙里留下痕迹」、为了填补市场的缺口、为了杀时间等。这些理由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想要掌控。企业家能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产品、员工和文化，动手打造花盆。

　　三十年来，我报导、谈论商界，各形各色的成功企业总是令我感到惊奇。我不是指五花八门的产品、产业或地点，而是指琳瑯满目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也就是千变万化的花盆形状与土壤。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一九七一年创办联邦快递时，是以军事化管理这家市值六百五十亿美元的商业龙头。史密斯是海军陆战队退役14，他要求男性员工穿白衬衫打领带，严格照表操课，开会绝对不能迟到。无论员工适不适合这家公司，但总之联邦快递的企业文化一清二楚，没有任何模糊地带。相较之下，理查．布兰森的公司15就显得松散许多，因为那就是长发披散的叛逆小子布兰森自己想要的风格。

　　软体巨擘威睿公司（VMware）由黛安．格林共同创办与经营16，在工作狂风气盛行的矽谷，她却希望公司有利于员工的家庭生活。二○一九年一月之前，格林还是 Google云端平台的执行长时，就常鼓励员工要回家吃饭，照顾孩子。Google 云端平台的竞争对手是由安迪．杰西带领的亚马逊网路服务，他负责向创办人暨执行长贝佐斯汇报17，而后者以无比严苛的领导风格著称。亚马逊的企业文化很严格，对需要向贝佐斯汇报的人员尤其如此。某些人能在亚马逊的花盆开花结果，但更多人做不到。如果求职者先在Glassdoor 等职缺评论网研究过企业的文化，就不会对企业的花盆里有各色各样的土壤和形状感到讶异。

　　因此，找对花盆──无论是按地点或组织文化──对我们能否成功十分重要。有些人偏向蒲公英型，在许多花盆都能盛开；但许多大器晚成的人则更像是兰花型的，需要特定的环境。

　　然而，就算不知道下一个花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是可以换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致力于这个过程，原因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目标承诺」（goal commitment）。许多研究指出，目标承诺是达成目标的关键18，能大幅提升健康、学科和工作表现。研究显示，与空有目标却没有说出来的学生相比，写下学业目标、做出承诺的学生更常达成目标，成绩也进步更多。根据一项二○○二年的研究，「承诺是促成改变的关键要素之一」。

　　如果承诺是改变的关键，我们该怎么做？大器晚成的人该怎么对换盆这种连根拔起的改变做出承诺？

　　方法就是：跨出第一步。

　　就这样，跨出第一步就对了。别担心这一步会不尽完美。你反正就研究某个兴趣、某个同侪团体、某个地方以及某个愿望，同时想像你的下一个花盆。

　　不过要小心，换盆并不是在逃避某样事物。戒断团体称不断换盆的行为是「大地游戏」──把所有问题都怪罪给身边的人，相信只要在另一个城市重起炉灶，一切会海阔天空。换盆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如果怀抱的不是像「大地游戏」那样的思维，若现有的花盆确实无法帮助你成功，或许就是该换盆的时候了。如果你拿不定主意，千万别就此打退堂鼓。脱离现有生活并不容易，时常会面临阻碍。许多人梦想着跟现在截然不同的未来，却得面临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强大阻力。但人生所有的改变本来就会有反作用力，这是现实，你得学着接受。

　　「我们在人生路上需要调整身分。」19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心理学教授拉文纳．海森说。海森跟进研究了一百二十位女性超过五十年的时间，她观察她们的个性、特质、社会影响和个人发展等，发现改变自己从来就不嫌晚。「就算六十岁也不嫌晚。」20海森说：「人可以下定决心更像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在我的研究中，大概有十来位女性在她们六十到七十岁的时候，个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改变。」

　　要记得，在换花盆方面，大器晚成的人更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更好奇、更有韧性、不怕走到歧路、不怕背离传统，真心想看一看转角后或是山丘背后有些什么东西。我们的长处激发我们做出改变，找到对的人和对的地方，得到成功的机会。

　　换盆真正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定义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下定义。永远不会有完美的花盆，我们永远会成长、永远会学习，并且以学习到的经验迎向下一个难关，以及下一个花盆。我们如果敢于离开不快乐的生活，就得以追寻热情，替生活重拾光与热。我们有权利重新开始，有权利替自己下定义，有权利替自己做决定，这是人类理想的基础。

　　且让我们一起做到吧。

　　大器晚成者：成功没有期限

　　现年九十二岁的杰瑞黛．魏斯1已经退休了，她很清楚什么叫作「坚持」。她三十多岁时，在海军服役的丈夫待遇普通，魏斯要养育年纪仍小的孩子还要持家，经济十分拮据。但是日后，她却绽放光芒，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女性股票投资人。

　　魏斯一九二六年生于旧金山，当地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主修财经。大学时期，她只要有空档时间就跑到图书馆，有什么商管或投资方面的书就读；不久，一本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以其说服力十足的逻辑，让魏斯为之心折（这本书也让另一位年轻人爱不释手，那个人名为华伦．巴菲特）。《证券分析》的作者班杰明．葛拉汉和大卫．陶德认为，股票代表对真实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所以具有「内在价值」；而且股票市场对内在价值的定价总是错误的。一九二○年代股市狂飙，价格过高，疯狂超过内在价值；一九二九年股市暴跌，一九三○年代初期大多数股票的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大众对股票弃如敝屣。葛拉汉和陶德说，市场上的股价几乎总是错的。短期来看，股市像是台投票机器，在比谁比较受欢迎；但长期来看，股市其实更像个天平，股价会比较接近内在价值。

　　一九四九年，葛拉汉和陶德推出他们更出名的著作《智慧型股票投资人》，这本六百四十页的巨作多年下来竟然卖出超过一百万本。二○一八年夏天我动笔撰写本书的时候，该书还位居亚马逊财经类书籍畅销榜第三名。不过，《智慧型股票投资人》问世并深入阐述内在价值的投资哲学时，魏斯早已超脱葛拉汉和陶德的原理，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哲学。

　　魏斯对内在价值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意见，但她对如何确定价值心怀疑虑。葛拉汉和陶德很爱使用「本益比」和「市帐率」，如今投资人也都还在使用它们。如果你打开财经频道ＣＮＢＣ，每天几乎都能听到知名财经主持人吉姆．克瑞莫在谈论某档股票的本益比和市帐率。如果你在 Google 搜寻某家企业的股票，本益比和市帐率这两个词也会立刻映入眼帘。不过魏斯对此却抱持怀疑的态度，她始终相信企业高层能够操纵这两个比率。

　　魏斯认为，反映企业财务健康与动能的指标不是盈余，而是股息。她发现当股息增加，股价就会上涨。根据企业过去的股息增减，可以建立一套模式，了解特定某日的股价过高或过低。

　　魏斯很想测试这个新理论，于是向投资公司投递履历。但她立刻撞上两堵墙：一是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投资圈的反闪族风潮，一是她的女性身分。虽然她拥有亮眼的财经学历，读过葛拉汉、陶德和所有重要投资教科书，却没有公司愿意录取她，最多也只让她做个秘书。

　　一九六二年，魏斯家在圣地牙哥的生活用她的话说是「仅堪勉强度日」。但是因为某档股价偏低的股票符合她按股息分析的「绩优股」标准，于是她买下了一百股。这笔投资成功了，接下来四年她按其股息理论的投资也全都成功了。四十岁的魏斯相信自己投资有术，于是她不再申请投资工作，而是创办了一份名为《投资品质趋势》的报纸，创刊号推荐三十四档「股价偏低」的「特选绩优股」。一九六六年四月，她列出的这三十四档绩优股包括ＩＢＭ、家乐氏和通用汽车。

　　如今这份报纸名为《ＩＱ趋势》，由魏斯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凯利．莱特接掌，仍在替读者赚钱。魏斯当年创办报纸的时候，面临资金不足的窘境，虽然她从一九六二年的那一百股开始，就在股市中赚钱，但一开始的本金少之又少。一九六六年她办报时，手头不甚宽裕，只能投入二千美元。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她硬撑着把订户的每一毛钱都投入股市，花了三年才转亏为盈。她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

　　然而魏斯还没脱离跟性别偏见的抗战。二○一七年，伦敦《每日电讯报》介绍她时写道：「没有人想听一介女流建议他们该怎么投资。魏斯还留着某位男子寄给她的信，信上说他不想听女人的建议，除非那女人是在转述男人的建议。为了避开这种偏见，她署名为Ｇ．魏斯，任谁看了都以为那份报纸是男人办的，直到一九七七年她登上热门电视节目《华尔街周报》为止。」

　　「那时我在行里已经够久了，顾客靠着我的服务赚钱。」魏斯说。那年她五十一岁，投资世界才正开始注意到她。

　　魏斯的大器晚成可以归功于坚持──由她的深切热情而生的耐心。耐心是她投资哲学的一部分（也是葛拉汉和陶德另一位门徒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之一）。这样的投资不会让你一夜致富。魏斯其实也常在股票泡沫晚期赔钱，例如投资人扬弃价值股，对网路股趋之若鹜的一九九九年代。不过她相信自己的投资哲学，在许多年的投资循环里，于股市中加以验证。偶尔哪一年情势没那么好也不会让她心烦意乱。

　　魏斯是位大器晚成的模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无论你再天才、再幸运与拥有再多的热忱，想要有所成就就得要坚持。我为了本书访问诸多大器晚成的人时，他们几乎都说一旦你找到热忱和「花盆」，就要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有耐心，如果我们对热忱有所坚持，在人生任何阶段都有机会获得重大的突破。许多「一夜致富」的例子，其实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五十年的坚持不懈，才能水到渠成。由于我们执迷于及早成功，长年努力所换得的成功常被错误地归功于天分。本书已经提出了许多大器晚成的例子，这些事例应该被视为激励我们学习、尝试、坚持，最终开花结果的榜样。

　　无论有多么沉着、多么有备而来，许多人还是会暗自心想：我到底有没有本事和毅力活出我的人生？那指的可能是放弃安逸的工作、离开一群朋友，或在意志与信念动摇时坚持不懈。

　　答案很简单：你当然有。

　　我怎么能说得如此肯定？许多人甚至无法节食减肥超过一周，又怎么能撑过数年的困境与牺牲？我们得面对无可避免的挫败、父母的反对与朋友的质疑，又怎么能坚持住这趟有别凡俗的重新发现之旅？

　　我的肯定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天生就是说故事的高手。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以故事思考、以故事说话、以故事沟通，甚至以故事做梦。可以说，人类预设的认知模式就是叙事。我们的直觉会从混沌中找寻原因，思考前因后果，反省来龙去脉，把生活中的随机事件理出个因果关系。故事帮助我们这么做。说故事乍看之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可是让自己坚持下去的武器，远比我们所想像得更有威力。

　　第二，当我们年岁增长，经验变多，学得（惨痛的）人生启示，会变得更有毅力。毅力如同神经架构和心理特质等层面，比我们所知道的更有弹性。毅力和天分、情绪管理以及所有关乎成功的心理特质，都会受到经验的影响。当我们成长，毅力也能增长。当然，毅力不会自动增长，在面临忧郁、打击或是遭到忽视的时候，毅力就跟其他特质一样也会衰减，所以我们得要主动培养。奇妙的是，电影院通常比健身房更能锻炼我们的毅力。

　　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故事的力量和毅力的弹性，再分析两者的关连。

　　故事不只描述过去发生的事情，还会协助我们决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会帮助我们形塑态度、增进自己的福祉。对大器晚成的人来说，这是个大好消息。许多研究发现，故事能改变我们的思考、行动和感觉。2换言之，如果大器晚成的人改变对自己说的故事，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听起来像是励志书会说的那套口号，但是确实如此，故事真的能够促进成长与成功。

　　近年来，心理学界有一门很新的分支名为叙事心理学，就是以叙事的力量为前提。一九八○年代，心理学家西奥多．萨宾3、杰罗姆．布鲁纳4和丹．麦克亚当斯5提出了叙事心理学，探究人类如何靠建构、讲述和重述故事来产生意义。神经科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支视头脑为容器、机器或ＣＰＵ等，叙事心理学则视头脑为「说故事大师」。

　　当然，心理学界早就知道头脑会说故事。早在心理学运用文献探讨之前，佛洛伊德与他的后继者似乎就直觉地知道心理崩溃跟故事崩溃有关6。

　　许多佛洛伊德的学说后来颇受质疑，但佛洛伊德很擅长为病人把混乱的人生理出脉络。佛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关键洞见是：他们发现病人不知为何就是无法清楚说出自身的故事，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故事可说。他们需要像修补手稿般修补残破的故事。换言之，心理分析真正的价值是跟病人合力研究没什么意义的随机记忆和往事，拼凑蛛丝马迹，再化为前后连贯的叙事。故事是病人从过去的某个地方来到现在，然后以有意义的方式导向未来。

　　就某方面来说，建构叙事不只帮助个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生命事件，也形塑了他们的现实。

　　冷冰冰的客观现实毕竟是一片混沌，充满人物、地方、日期和时间，不断游移、变化，有爱与美丽，也有不幸、灾难和悲剧。虽然随机发生也许是某种宇宙观或演化观的基础，但是随机却通常不会产生好的故事。

　　所以我们都在做小说家、史学家、传记家和讣闻写手的工作：我们把叙事结构加诸在原本随机排列的事件上，为它们理出条理与意义，让我们可以管控与处理。我们借由赋予事件秩序，给予它们意义。

　　然而故事并不是事件被赋予有意义的秩序而已，也不只是时间、日期与事情的清单。故事是来自非常真实的选择──我们选择纳入什么、排除什么、放大什么、缩小什么。叙事的冲动根深蒂固，我们往往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故事。我们在星空中看出故事、在云朵间看出故事，甚至在形状和声音中也都能看出故事。

　　以弗里茨．海德和玛丽安．西梅尔在一九四四年的经典实验为例。他们让受试者看一个简短的动画，动画中有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圈在盒子里面和周围移动。他们问受试者看到什么，受试者说出简短的故事，把三角形和圆圈说得如同活生生的人，用「强势」「生气」「暴躁」和「急着戒备」等性情形容其中一个急躁的三角形7（持平来说，这个三角形很急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较小的三角形跟他的女友圆圈跑了）。

　　受试者不只会把人物的性格赋予在非人的物体上，他们也看见了物体的自主性（agency）──它们能自己行动、自由选择，并决定自己的命运。法国哲学家保罗．吕格尔8撰写了大量关于叙事和身分的文章，把自主性定义为受苦的反面。在他看来，当我们无法凭自由意志独立行动时，就会受苦、屈服与放弃。

　　如果失去了自主性，我们要如何重新获得？方法是修改与重写我们在不断变化的叙事里的角色。

　　如果说叙事心理学教了我们什么事，那就是建构叙事能够大幅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想法，尤其是在艰苦时期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叙事能改变人生的方向。有许多研究以不同对象9为研究主体，诸如大学生、最高戒备等级的囚犯、患有关节炎等慢性疼痛的病人、刚生下第一胎的妇女、刚被解雇的男性、各种社会阶级的人、各个种族的人，以及美国和纽西兰等不同国别的人等，结果发现，光是创造个人叙事就能对健康和行为产生正面的效益。

　　叙事心理学背后的概念，不是要骗我们相信某些不好的事件或经验其实是好的；叙事心理学是想在一个接一个事件中找出意义──但愿还能找出动力。叙事心理学让我们了解情况不断在改变。在人生中，我们在胜利、失败、无聊和狂喜之间来回摆荡，有时候过一天就好像经历了四季一样。我们要如何对抗万千情绪，继续顽强地坚持下去？很简单，故事给予我们框架，用来承受人生的风雨阴晴。

　　这对大器晚成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多数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还没写下真正的故事──发现天命与彻底发挥潜能的时刻还没到来。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下情节，让自己把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呢？

　　根据叙事心理学，在我们对自己说故事时，叙事比事实更重要。换言之，故事不必真实也能有效。10我们的个人故事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迈进。这个故事可以基于事实、贴近现实，甚至一点也不真实。我们借由跟自己反复讲述有关未来的乐观故事，才能坚持下去。这些故事往往比我们更为坚强。《新约圣经》里彼得的故事给基督徒不少激励。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垂死之际，彼得面对罗马士兵的威胁，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彼得在该有勇气时胆怯，一定备感惭愧，就算偷溜回去重做渔夫也是情有可原。然而在接下来那几天，新的叙事──耶稣的复活──让原本懦弱的彼得摇身一变成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开的基石。他最后殉道而死，圣彼得大教堂便是以他命名。具有意义的故事能带领我们度过艰辛的难关。

　　运用在毅力上，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完全依据成功的机率做决定，我们不太会冒什么险，也不太能成什么大事。但事实是，正因为故事不准确，所以能让我们坚持向前。几乎所有叙事都带点谎言。故事不是严谨查核事实的纪录片，而是容许诠释并因此取得成功。如果冷冰冰地全然以理性来看待人生，人类生来的唯一目标就是活得够长，然后生出后代。然而如果故事说我们是生来成大事的，我们就更可能坚持下去，撑过黑暗与艰辛。

　　由此可见，故事是一种工具，大器晚成的人能够利用以面对人生的逆境。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尚未成功的原因推给懒惰、头脑不好或运气不好，很难会对未来有什么正向的愿景，故事带着我们迎向绝望与毁灭；反之，如果我们承认犯过错误、面对难题并从中学习，会感觉自己对人生更有自主性。冯内果在《夜母》写道：「我们就是我们伪装出来的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想要伪装成什么样的人多加小心。」

　　现在花点时间想一想你自己的故事吧。

　　你被老板打枪或被公司解雇，就代表你的职场之路走进了死巷吗？代表你无比失败，永远无法成功吗？还是说，那是天大的好事，让你获得了自由，得以找寻更符合个人天赋的工作？

　　在写自己的故事时，大器晚成的人容易落入一个圈套，那就是相信命运。虽然我们经常会混淆，但是命运和天命是两回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奇电影大师霍华．苏伯写道：「你追寻的是天命，你屈从的是命运。天命源于自身，命运源于外界。命运的力量无法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它从后头推着你。天命则是在前面吸引你的力量，有如磁铁，而你选择去抓住它。」11

　　我们往后倒进命运。

　　我们往前追寻天命。

　　大器晚成不是来自接受命运，不是来自屈从外在，不是来自放弃自主，而是来自承认过去，然后受乐观的个人叙事──无论真假──所鼓舞，往前追寻天命。如果我们想熬过负面质疑和文化压力，我们务必要对自己说对的故事。

　　我相信大器晚成的人能够坚持下去的第二个理由是：毅力并非固定不变。12二○一六年畅销著作《恒毅力》的作者安琪拉．达克沃斯，无疑是研究恒毅力的专家。「恒毅力」是毅力与恒心的另一个说法，当然达克沃斯有其更为复杂的定义。但总之，如果你有恒毅力，就能坚持下去。达克沃斯请各形各色的成人接受测验，搜集测验数据，设计出恒毅力量表，如图9-1所示。

　　意外吗？恒毅力竟然随着年龄而增加。图中Ｘ轴显示，六十岁以上的人最具有恒毅力，二十多岁的人恒毅力则最低。但这不表示二十多岁的你就一定无法坚持到底，很多二十多岁的人其实是很坚持不懈的。这张图只表示坚持的能力大概会随着年龄而增加。

　　如图中所示，毅力、经验和年龄彼此相关。达克沃斯认为，这些数据显示我们逐渐建立人生哲学，学着从失望里恢复，学着区分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低风险目标、什么又是值得坚持的高风险目标，于是毅力跟着逐渐增加，而这些都是大器晚成的人逐渐浮现的特质。

　　到底为什么人生经验会改变个性呢？在达克沃斯看来，这单纯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先前不知道的东西。13无论社会怎么看待年龄和学习的关系，这种知识的累积极具价值。我们逐渐学到人生启示，然后随着年岁增长，我们又遇到新的状况。达克沃斯写道：「我们正面迎向新的状况。换言之，我们会适时做出改变。」14

　　在毅力方面，大器晚成的人所拥有的各式经验，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现在先厘清几点。虽然第六章称颂了放弃的价值，但并非暗示人生在某些时刻就不需要毅力（或说恒毅力）。如果我们想成就大事，显然需要坚持，也需要在被打倒后重整旗鼓。第六章的意思是，如果背后没有热忱，硬撑下去的恒毅力效果就不大，甚至对自己有害。那会阻碍好奇心与多方尝试，剥夺成长与成熟所需的时间。由于社会替成功订下了时间表与进度表，我们会下意识地捏造热情的幻觉，而不是慢慢发掘自己真正的任务与意义。成功与持续地成功，需要的是决心；那是个人的坚持，而非自恋的自信，或硬逼自己要及早成功。

　　此外，第六章鲍迈斯特的自我耗损，与此处达克沃斯的恒毅力量表是两回事。自我耗损是指我们在特定时刻的意志力或恒毅力有限，如果逼得太紧就会消耗精光；达克沃斯的恒毅力量表，则反映出整体恒毅力能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加而变多。但我们仍需要把精力和恒毅力留给真正的热忱。无论我们在恒毅力量表的分数有多高，我们的恒毅力还是有用尽的时候。

　　因此，我们该避免轻率地面对所有的难题，有些难题就是不值得解决。如同第六章所说，如果滥用毅力或意志力，只会让自己筋疲力尽，甚至体弱生病。此外，我们不该坐等恒毅力自己发挥出来。如果我们想充分发挥毅力，就要有信念、目标和耐心。

　　而这三个特质都能随着我们日渐成熟而提升。

　　有一种信念──姑且称之为廉价的信念──是单纯期待明天会胜过今天，交通可以更顺畅，周末会艳阳高照。如同苏伯对命运的描述，这种信念没有责任的重量。无论是让事情变好、清空车道或让太阳普照，都是宇宙的工作。相较之下，毅力是另一种更负责任的信念。希望明天会更好是一回事，决定要让明天更好是另外一回事，两者天差地别。坚毅的人所具有的信念，跟运气完全无关，而是跟意图有关。

　　第二个重要特质是目标。有目标的人明显会更有干劲15地活出生命的意义。根据达克沃斯的研究，目标量表的分数和恒毅力量表的分数有关。目标驱策着我们，让我们更能坚持下去，并相信这种追寻有其意义。这不表示我们得要当个圣徒，而是让我们看见目标所连结的更宽广的世界。

　　最后是耐心。黛安．格林是我在矽谷极喜欢的大器晚成者，是在提倡「快点冲破世界」的企业文化下展现耐心的楷模。她成长于马里兰州的滨海城市安那波利斯，热爱海洋。她小时候就会抓螃蟹，并以每只五美元的价格卖出。大学时期她边主修工程，边从事滑浪风帆运动，甚至十九岁就创办了世界滑浪风帆大赛。大学毕业后，她在一家离岸石油公司工作，但她发现海上钻油平台是由男性主宰，她连去都不能去，于是毅然辞职，改到滑浪风帆公司工作，后来跳槽到科尔曼露营用品公司。

　　三十三岁时，格林重返学校读书，取得资工硕士学位，进入软体业。「我终于准备好做大人的工作了。」16她说。一九九八年，格林四十三岁，和丈夫与另外三人共同创办了威睿软体公司，主打一套能提升电脑硬体效能的技术。然而尽管威睿软体公司大为成功，五十五岁的格林却在担任执行长时被解雇，部分原因是她太过低调，在媒体前太害羞，不符合这个期望看到年轻外放的执行长的时代。不过她的职业生涯并未因此结束。二○一○年，她成为 Google 的董事，在二○一九年一月之前都担任 Google 云端平台的执行长。

　　你也许会抗议我不该把像格林这样的矽谷富豪列为大器晚成的人，但我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她自认为到了三十三岁才「终于准备好做大人的工作」。事实上，格林不像雷勒、霍姆斯和无数殒落的天才那样，在人生的前三十三年疯狂追求功成名就，而是在冒险、在探索，她为了五美元抓马里兰的螃蟹、创办世界滑浪风帆大赛、学习小艇竞技、在石油公司和男员工混在一起，还在露营用品公司修补产品。

　　格林的故事听起来既疯狂又明智。她从未坐定不动，但也很有耐心，违抗传统，走自己的路。只有在这个疯狂崇尚及早成功的时代，她的故事才显得另类。她的耐心展现于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方法。在她经营威睿软体公司的时候，正是她两个孩子的成长期，她坚持每晚回家吃晚餐，即使在一九九○年代矽谷风生水起的狂热时期依然以家庭为重。相较之下，在霍姆斯的血液检测公司 Theranos，安全主管每晚七点半像个间谍一样在公司游走，隔天早上怒斥前一天早走的同事，责怪他们为公司牺牲奉献的程度不够。在本书付梓之际，威睿软体公司市值为五百六十亿美元，Theranos 却已然破产。

　　格林的故事证明了神经科学刚刚揭开的理论：诸如自我管理、高度专注和模式识别等成功的技巧，源自时间与经验的淬炼。个中启示是我们需要尝试，我们需要学习。

　　但我们也需要耐心。

　　坎恩在《安静，就是力量》写道：「人生的秘诀在于到对的光下。对某些人而言，那是百老汇的镁光灯；对某些人而言，那是亮着台灯的书桌。你要运用毅力、专注、洞察力和感受力，去做你爱的工作，去做你认为重要的工作。解决问题，发挥创意，深入思考。想出你这辈子要怎么对世界做出贡献，好好付诸实行。」17

　　这是很好的建议。然而除非我们无比幸运，否则找出「对的光」的唯一方法，就是像格林那样耐心寻找。无论是耐心尝试新的事物或是追寻新的热情，所需要的意志力皆是有限的资源（参见第六章），所以大器晚成的人必须小心衡量如何「使用」毅力。这是一大难题：如何决定何时应该坚持，何时又应该放弃？

　　重点是：认识自己。

　　大器晚成的人是另一种羽毛的鸟、另一个品种的猫，或是另一款布料，随你怎么比喻都行。总之，大器晚成的人不符合神童典范，也不适合及早成功的输送带，不能遵照年轻有为的人的模式，奢望得到成功。那并无意义，难以为继，只会耗尽毅力，阻碍探索。大器晚成的人必须思考自己的不同，了解自己的局限（与天赋），明白自己注定要走不同的路。

　　第八章提及五十岁才写出第一本作品的金柏莉．哈灵顿，曾回想当初是如何接受自己的：

　　哈灵顿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虽然毅力会随着年龄增加，但如果我们想要好好发挥，就需要发现（或重新发现）最符合真实自我的叙事。

　　对我来说，这发生在二○一六年的一个领导力研讨会时。那是个很简单的活动，主办单位请我们写下这辈子最自豪的五十个成就，有些是可以写在履历表上的成就，有些则是不敢写在上面的白痴成就，例如迅速解出《纽约时报》上的填字字谜，还有些是暗地里感到自豪的成就，例如我写的就很疯狂。

　　那件事发生在我还在就读史丹佛时的春假期间，校园中有一半的人好像都去滑雪度假了。我从来没滑过雪，身上也没钱，但当时正是我跑步生涯的巅峰，我每周大概要跑一百一十公里。

　　那个周六，我穿上慢跑鞋，跑向校园西边的沙丘路，打算跑个二十二公里左右，然后喝点啤酒，找个垒球赛看。我跑了约八公里，忽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也许我可以往后转，沿着陡峭的弯路，跑上圣塔克鲁兹山观景线。然后我开始跑上这条海拔爬升四百公尺的山路，心想稍后兴致一过就会转头打道回府。没想到我一路跑上山顶，而且又生出另一个疯狂的念头：何不从西边跑下山，一路跑到太平洋？

　　我身上没带半点水或零食。当我跑到圣格雷戈里奥沙滩，已经跑了超过四十一公里，口干舌燥。我很渴望能摄取一点糖分，但是口袋空空，于是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做过，也从没想过会我做的事──站在圣格雷戈里奥的杂货店外面，向路人讨钱，用来买一瓶开特力和两条士力架巧克力棒。到了这个时候，我该要搭便车回家了，但是另一个疯狂的念头再次浮上心头：何不慢跑回去，无论多慢都行？

　　在我到达山脚之前的平地上，有个前来度假的英国人骑着单车陪我。我慢慢提高速度，开特力不再在我胃里翻搅。然而当我们来到山脚时，这个暂时的朋友道了声再见，剩我孤军奋战，独自跑上这条海拔爬升四百公尺的山路。在山顶的斯凯隆达村，我拿讨剩的钱买了一罐可乐和一条士力架，可乐嘶嘶的泡泡刚消，就被我狂灌进肚子里。在下山返回史丹佛的路上，我心想：这真是疯了，但我不能现在停下来。

　　在离校园不到三公里的距离时，我累到出现妄想。我感觉有些车子会猛冲过来，打算把我辗毙，然后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跑到马路上去了，我的判断力正在迅速崩毁。不过我还是顺利回到了宿舍，买了三罐可乐，把一张椅子从寝室拖进淋浴间，摆在莲蓬头下，脱下满是汗水的衣物和血淋淋的鞋子，坐在那里畅饮可乐，很久很久，慢慢感到一股深深的得意。天啊！我刚花七个半小时跑了八十三公里，上山又下海。

　　现在，四十一年过去，这段疯狂而荣耀的长跑熠熠生辉，让我选择摆在五十项个人成就清单的最上头。这个活动意在找出驱使自己向前的原因，我从中学到很多，也很扼腕没能早几十年学到这个启示。

　　而我学到的启示是：我最有成就的时候，并不是打算要证明什么，而是打算要发现什么。

　　在那趟长跑中，我每弯过一个路口、每越过一道山丘，都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的思路是：如果我再多跑一点点，会遇到什么呢？如果我再多跑一公里，耐着性子，靠着毅力，能看见什么呢？如果我向路人讨点钱，会怎么样呢？我并没有把这趟长跑当作竞赛，也没有把它当作在证明我的恒毅力，没有任何计划。一旦我想要这样做就毁了，我根本连第一步都跨不出去。我所做的只是一次跑过一道山丘，耐着性子，靠着毅力，最终越过了一座山──还越过两次。

　　这对我很管用。

　　我发觉，当好奇心主宰着我，我会有绝佳的表现。这时，探险感也主宰着我。我迈出脚步，感觉好像被一种无可名状的美好力量推着跑。我变得有毅力、有耐心，不必勉强硬撑，于是真正得到成功。这个活动让我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驱动我的是什么东西。当我往前探索，没有特定目标，只是想看一看路上接下来会有什么的时候，我最能够发光发亮，就是有一股力量推我向前，让我轻轻松松就能坚持下去。我不认为有很多年轻有为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大多是由目标驱使──在ＳＡＴ测验考出超高分、每个科目都拿Ａ、挤到金字塔的最顶端等。这种态度向来对他们管用，通往成功的输送带很赞赏这种竞争心态。

　　那趟长跑让我明白，我是另一种人。比起目标、竞争和获胜，我更受好奇心、探险和发现所驱使。这是我现在追寻的成功之道，在事业、生活或嗜好皆然。好奇心和探索给了我冲劲，最终使我发挥更大的力量，因为我的好奇心永远用之不竭。反之，我要是得依循固定的目标与僵硬的时间表，为了竞争而竞争，可没办法撑太久。外界或许为此会说我在逃避，但其实不是那样，我只是天生和年少得志的人不一样。

　　成功没有期限，我们未来的故事可以改变。什么时候下定决心都可以，几岁达成突破也都可以。研究显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失去某些能力，却也会得到更重要的其他能力。因此，我们该问自己的不是：我们过去只是这样，天分也只有这样，哪有办法成功？我们该问的是：我们有这种过去，也有这些天分，所以能怎么样成功？

　　如果我们没有被迫遵循某个成功的标准进度，就能够依照自己的规画焕发光芒，更有使命感，更感到心满意足。一味追捧年轻的天才、崇尚及早成功，会害我们看不到这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得知道自己仍拥有力量。也许感觉不像十几二十岁的那种由幻想所生，仿佛眼前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通往主流文化所定义的某种成功的力量。不，大器晚成的人所拥有的是另一种力量，那是拥抱人生真实的样貌，拥抱一回回的潮起潮落与一次次的峰回路转。这力量是去探索与经历，是去做自己、了解自己、珍视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不同、很个人的旅程。不执著于社会僵硬的进度表是一种解脱，会换来更能自由开展的真实职涯与人生。当我们面对迟来的挑战时，永远不会知道优势为何。失败旁边往往有得来不易的突破，艰辛的尽头是崭新的起点，柳暗花明后会又有一村。

　　当我们走在更长的成功之路上，会更清楚自己身处何处，想前往何方，未来又会有哪些多样的机会。在这趟艰辛的旅程，我们寻得意义，觅得自信，发展出各种能力，尝试各式各样崭新的事物，重新发现旧有的真理，征服对自我的质疑，不再退缩。我们更加看重自己，勇于迎向挑战──去相信、创造与前行。无论这个崇尚年少得志的文化怎么说，人生没有一份完美的计划，自我实现的道路绝对不只一条。

　　我们很有天分，我们是大器晚成者，我们有精采的天命去追寻。

　　说出你自己的故事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亲朋好友，还有在聚会或工作上初次见面的人，纷纷问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写一本谈大器晚成的书。有些作家喜欢守口如瓶，不把新书计划告诉别人，免得走楣运或点子被偷走，但我向来都不会有所保留。在这种时刻对方难免会回说：「那你应该要看某某书，跟某某聊一聊。」通常他们的建议都很宝贵。我说出我的新书计划，是我赚到了。

　　然而本书所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往往带有高昂的情绪。对方会忽然眼睛一亮，抓住我的手说：「我也是很晚才成功的！」仿佛许多大器晚成的人都身处阴影之中，现在终于有人开了一扇窗。我发现每个人都自认是大器晚成，希望让你知道他的故事，就算是乍看之下成功得很早的人也不例外。在第四章，我提到我的大学室友鲍伯，他获选进入优秀大学生联谊会，在法学院的成绩也很优异，短短五年就成为全球著名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然而不久前我碰到他，他却坚称他也是大器晚成，还一一细数他高中时的挫折与失败。

　　「当大家说：『我也是很晚才成功的！』妳觉得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我问我太太玛姬。

　　「他们想要被认可。」她说，「多数人不觉得自己是以能够成为的真正模样被认可，他们觉得自己还有更多面向没有被发现。」

　　我为了这本书进行了研究后，深信美国人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面临了潜能未被发现的危机。我不禁好奇，如今身处政治光谱两端的愤怒民众，是否只是痛苦地觉得自己没有被看到，却怪错了地方？有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认可、奖赏与尊重，希望有人看见他们的痛苦和潜能。这照理说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然而我们却基于无知的善意，设计了一部人类筛选机器和一条通往及早成功的输送带，于是必然导致这种不满与不快。

　　我们都有责任认同、推广大器晚成。这是我们欠自己、欠孩子、欠朋友、欠朋友的孩子的。如果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被认可与发现，人类的进步就会停滞。这是给动荡的社会、狂热的政治和毁灭的处方笺，否则将来我们都会深受其害。

　　反过来说，现在正是雇主、中学和大学等挺身而出的最好时机。大器晚成的市场很大，还没有多少人关注到，现在正是时候。雇主和各级学校可以为大器晚成者做点对的事情，也等于帮自己一个很大的忙。

　　对雇主而言：脸书在二○一七年的平均薪资1是二十四万美元，Google 为了招揽名校2理工科毕业生开出的新人平均年薪是十七万五千美元，你们有办法跟他们竞争吗？当然没办法。然而无情的现实是，如果你想招揽成绩优异的名校毕业生，又不得不跟脸书等公司竞争。但是这样人力成本会太高，获利受到严重的压缩，所以你大概不会这么做。那么你就需要另一种策略，要像奥克兰运动家队那样靠着「魔球」致胜。就如同麦可．路易士的畅销书《魔球》所述，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薪资支出向来是最低的，无法像洋基队、红袜队和巨人队那样高价竞逐球星，所以需要从埋没的好手中挖宝。在此，且容我向各位老板建议：你们也该这样。

　　幸好，你们很幸运，许多被埋没的大器晚成者有待发掘。去找出他们吧！给他们一点关爱，协助他们锻炼能力，你会得到一群好员工。他们既聪明又忠诚，擅于创新，深具智慧，拥有毅力。此外，也扬弃「变老就淘汰」的思维吧！把职涯看作弧线，很多资深员工依然能做出长足的贡献（参见第三章）。

　　对家长而言：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纾解你们的焦虑。你们不必紧盯着孩子的成长步调，向朋友哀叹他们落居人后，孩子不仅知道你们在这样做，而且感到很愤恨。别再认为你们可以光靠砸钱「解决」他们落后的问题。你们要做的只是爱他们、倾听他们的挫折与梦想、适时给予陪伴、接受他们的模样，并且珍惜他们的好奇、梦想、尝试、失败、心碎与突破。罗宾．威廉斯在电影《心灵捕手》饰演的心理学教授尚恩说：「这些都是好东西呀。」

　　对高中而言：你们办学成功与否，不是由今年有多少学生录取哈佛和加州理工学院来衡量，而是取决于有多少学生在二十年或更久之后，变得成熟独立，快乐满足。

　　对社区大学而言：你们握有对大器晚成者来说很可贵的钥匙。你们向来有，但现在的机会更胜以往。

　　对一般大学而言：如果你们不是州里最顶尖的公立学校或是全美前五十大名校，前景似乎有点惨淡。不过如果你们满足大器晚成者的需求，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在眼前。他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他们。

　　对宗教与心灵领袖而言：在社会推崇及早成功的狂热中，你们绝对目睹了许多家庭与个人所经历的痛苦。世界上的不同信仰都有一个有力的认知：人类是神圣的生物。我们都负有崇高的天命：无论花再多时间都要发现自己的天赋，追寻最深切的目标，好好发光发热。

　　谢谢你们读这本书。现在换我倾听你们大器晚成的故事吧。

编按：读者可至「圆神书活网」（www.booklife.com.tw）搜寻本书书籍页面，下载全书注释。

　　注释

　　撰写本书的想法已经存在我心中几十年了，我终于在二○一四年写下自己从二十到二十七岁挣扎奋斗、大器晚成的经历。我开始动笔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大概写了六千个字，或者说是现在你手上这本书七％左右的篇幅。后来我是如何从这样粗略的起头写出一整本书呢？

　　答案是：很多的帮助与鼓励。给我最大帮助的是 Jeff Leeson，我认为他是这本书的执行编辑兼共同作者。先前我谈企业文化的书《软优势》（The Soft Edge）就是跟他合作的，他协助我整合想法、理出架构，再深入研究，最终成品就是《软优势》这本探讨为何有些企业能够成功数十载的著作。

　　Jeff Leeson 对本书的贡献更多。我天生擅长概念思考，喜欢搜集事例，他则擅长组织架构，很清楚哪里行得通、哪里行不通，哪里太紧、哪里太松，哪里切题、哪里离题，哪里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阐明。我本来会陷在一个又一个死胡同里，但有他在凡事就迎刃而解。现在他和妻子Rachel在明尼亚波里斯经营高阶出版顾问公司 Benson-Collister，如果你需要最专业出色的出版咨询服务，请跟他们连络。

　　Aevitas Creative 的超级出版经纪人 Todd Shuster 在收到本书提案的一个月内，就有八家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他在出版业界的地位显现无遗；他的同事 Chelsey Heller和 Justin Brouckaert 也都非常优秀。企鹅蓝灯书屋旗下 Crown Currency 出版社的 Roger Scholl 开出的条件雀屏中选，而且他跃跃欲试，还给了绝佳的出版策略建议。在此感谢 Currency 出版社负责本书的整个团队：Tina Constable、Ayelet Gruenspecht、Nicole McArdle、Megan Perritt、Campbell Wharton、Erin Little 以及 Jayme Boucher。Fortier 公关公司的 Mark Fortier 真是超级明星，团队成员 Lauren Kuhn 也不遑多让。Nancy Rosa和 Lior Taylor 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Ken Gillett 和 Target 行销公司的团队也是功臣。作家 Michael S. Malone（我二○一五年著作《团队天才》的共同作者）、Susan Salter Reynolds 和 Nic Albert 也有长足贡献。Elizabeth Gravitt 协助我查证重要的研究和事实。

　　我在富比士待了二十七年，在此要感谢我的同事，尤其要感谢创办人 Steve Forbes 很早就对本书充满兴致。也谢谢执行长 Mike Federle、亚洲分社执行长 Will Adamopoulos、Randall Lane、Moira Forbes、Mark Howard、Mike Perlis、Sherry Philips、Jessica Sibley、Tom Davis 以及 Janett Haas。此外，我想感谢 Interconnect-Events 的 Shari Rosen 和 Julia Mart，感谢ＡＡＲＰ的 Jo Ann Jenkins、Jonathan Stevens、Ramsey Laine Alwin 和 Staci Alexander，感谢富比士商业和科技学校的 Bob Daugherty 和Ray Powers，感谢 TEDxFargo 的 Greg Tehven，感谢史丹佛大学的 Tom Byers，感谢我的朋友 Mark 与 Donnamarie 夫妇跟 Bob 与 Deborah Schueren 夫妇很早就支持我，仔细阅读书稿，提出宝贵的建议。同样也感谢我的老友 Bruce Perry 和 Jeffrey Prater。

　　从二○一六年起，Keppler Speakers公司即负责我的演讲代理工作，我想谢谢他们整个团队，包括：Ronda Estridge、Gary McManis、John Truran、Jay Callahan、Jay Conklin、Chris Clifford、Nathan Thompson、Joel Gheesling、Jeff Gilley、Alison Goehring、Kelly Skibbie、Jared Schaubert、Theo Moll、Joel Murphy、Warren Jones、Patrick Snead、Randy Ehman以及Jim 和 Debbie Keppler。此外，在此也要大大感谢 Tony D’Amelio、Mike Humphrey、David Lavin、Danny Stern、Mark French、Christine Farrell、Katrina Smith，还有其他协助打造我演讲生涯的经纪人。

　　我也很感谢本书的多位受访者，包括：Leonard Sax、Jean Courtney、Scott Kelly、Carol Dweck、Stuart Smith、Vera Koo、Kimberly Harrington、Jerry Bowyer、Pontish Yeramyan、Ken Fisher、Tess Reynolds、Daniel James Brown、Carol Cohen Fishman、Dr. Richard Karl、Joe Rainey、Elkhonon Goldberg、Beth Kawasaki、Erik Wahl、Adriane Brown 等。不是每位受访者都写入了书中，所以我要再次感谢这些慷慨的贵人。

　　这本书得到很多著作的启发，在此特别要提出的，包括：苏珊．坎恩的《安静，就是力量》、陶德．罗斯的《终结平庸》、约翰．谭姆尼的 The End of Work、史考特．考夫曼的《绝非天赋》、菲尔．奈特的《跑出全世界的人》、安琪拉．达克沃斯的《恒毅力》、利奥纳德．萨克斯的《浮萍男孩》和《棉花糖女孩》、卡萝．杜维克的《心态致胜》、莱恩．霍利得的《障碍就是道路》、杰佛瑞．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亚当．格兰特的《反叛，改变世界的力量》、保罗．科尔贺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杰德．凡斯的《绝望者之歌》、埃尔克诺恩．高德伯的《创造力》、丹尼尔．品克的《动机，单纯的力量》、尼可拉斯．雷曼的《大考》。这些书都很棒。

　　我太太玛姬是大器晚成的芭蕾舞者和水彩画家，给我许多很好的建议和灵感。同样助写有功的包括我的两个孩子凯蒂和彼得，还有我优秀的手足玛莉与乔伊。当我在国、高中时期，跌跌撞撞、步履蹒跚，我的母亲佩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最后，感谢我已故的父亲迪克和姊妹丽兹，我好希望你们能够读到这本书。

　　前言

　　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全都不是我们的错：没有所有科目全都拿Ａ、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得到绝佳成绩、没有进入心目中第一志愿的大学；或是没有在二十一岁走上人生的正道，因而错失拿到完全符合自己天分和兴趣的迷人职业的第一张门票；或是没有在二十二岁赚进数百万美元，在三十岁前赚进数十亿美元，登上《富比士》的封面；或是没有在三十五岁前终结疟疾、没有解决中东的纷争、没有担任总统的顾问、没有赢得第三座奥斯卡奖。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即使我们没有一开始就发光发热，也不表示就失败了。然而，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却形同共谋般让我们有这种感觉──怎么自己竟然没有像奥运短跑选手那样，从起点就拔腿猛冲，早早就获得成功？我在这里用了「共谋」二字，但并不是指有些坏家伙在神秘的小房间里密谋操控经济，让社会和金融体系对年少得志者格外有利。这共谋确实存在，但不邪恶，而且我们都参与其中。我的意思是，家长、学校、企业、媒体和阅听大众如今简直是疯了，过度把早早崭露头角视为至高、甚至是唯一算数的成就。

　　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年五十三岁的乔安1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她的少女时期充满波折，过得并不快乐。她的母亲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父亲赚的钱虽然还够维持家计，但性情冰冷，对妻子的病情漠不关心，乔安和他几乎说不上几句话。

　　在学校，乔安很不起眼，她的成绩中上，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老师回忆说，乔安还算聪明，但没什么特别的。此外，乔安个性内向，没让同学留下什么印象。她申请心仪的学校，未获录取，只考上备胎的大学。在大学里，她继续展现差强人意的平凡，成绩不至于被当，但也仅止于此。某个教授说，她对学业兴趣缺缺，倒热中另类摇滚，一整天摇头晃脑地听上好几个小时。

　　在毕业之际，乔安就像很多表现还行但缺乏目标的毕业生，模模糊糊想着或许可以读个英语教学研究所。然而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却很普通，只是低阶的行政人员，在当地商会当了一阵子的秘书。

　　出于无聊与好玩，乔安冲动地跟一个男子结婚，两人育有一女。然而他们的性情南辕北辙，乔安被动又爱幻想，丈夫易怒又有暴力倾向，所以虽然有孩子，但两年不到婚姻就吹了，两人在家暴阴影下离婚。

　　此时乔安将近三十岁，觉得自己走上了死路，不仅失业在家，还有个女儿得养。或许不令人意外，她的情况开始每况愈下。她罹患了忧郁症，有时会很想自杀，因此没办法做多少工作赚钱，家中经济跌到谷底。据她所说：「我一贫如洗，只差没有流落街头。」雪上加霜的是，前夫开始尾随她和他们的女儿，逼得她不得不申请禁制令。

　　然而乔安并非一无所有，她有个没人知道的独特天赋；先前的教育没有发现，师长没有看见，同学一无所知，但这天赋始终都在，静候发掘。在家中经济落入谷底的几个月里，她靠着领社会救济金养活女儿，像是在逃避般躲回自己童年的奇想。社会会说她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但凑巧的是，这却让她接近了她的天赋。当她放手任由想像力恣意驰骋时，天赋才开始沛然涌现。

　　现年六十八岁的肯恩，是另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在家中三个孩子里，他排行老么，小名叫波可，是西班牙文「小」的意思。他大哥是明星球员，是老师眼中的宝，很受欢迎，长相俊俏，能言善道，还赢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录取史丹佛大学。然而肯恩却没有英雄出少年，他在学校表现平平，并开始相信自己的小名是指「渺小」。

　　肯恩在加州读完中学，考进地方上的专科学校，没多久就被退学。他耸着肩说：「我漫无目标。」2后来他振作起来，重修被当的科目，顺利毕业，转到洪堡州立大学，主修山林管理。但是当他发觉这主要是在做文书工作，而不是在森林里跋山涉水，不禁感到幻灭。

　　肯恩的父亲是全国知名的财务顾问，肯恩开始跟着他工作，但两人处得并不好。他说：「我爸在今天可能会被诊断出患有亚斯伯格症。他这人常感焦躁不安，会来回踱步，手指忍不住东敲西叩，而且无法揣摩别人的感受。虽然他其实不是个残酷的人，但却会说出很残忍的话。」

　　九个月后，肯恩离开父亲的公司，自己在外当起财务顾问。但他没有多少客户，而且几年后大多数都跑了，他成天没事做，只好到工地打工赚钱，甚至在酒吧弹滑音管吉他卖艺。不过多数时间他都在读书。他说：「好几年来，我都在读商管的书，一个月也许会读上三十本商业杂志。在那十年间，我想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评估企业价值的理论。」

　　肯恩的父亲患有亚斯伯格症，在带人方面并不是一个好榜样。肯恩的第一个兼职秘书工作九个月就辞职不干，还说肯恩是个跋扈又糟糕的老板。如今他承认：「我大概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肯恩二十多岁时，财务顾问的工作始终做得没什么起色。但他靠着那套理论得到一点创投基金，甚至当上临时的执行长，这让他燃起一股壮志，卖力投入工作。

　　肯恩到三十岁才开始发掘他的潜能。

　　你发觉这两位大器晚成的人是谁了吗？给点提示：乔安和肯恩都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亿万富翁，时常登上《富比士》全球富豪榜。乔安．凯瑟琳．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就是Ｊ．Ｋ．罗琳，她是《哈利波特》的作者；肯恩．费雪（Ken Fisher）创办了费雪投资公司（Fisher Investments），替全球五万多个客户管理一千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你到哪里去了，乔．狄马乔？」美国民谣摇滚乐团赛门与葛芬柯在一九六○年代畅销金曲〈罗宾逊先生〉里唱道。写出这首歌的保罗．赛门明白，一九六○年代是个狂乱的时代，社会不再像一九四○和一九五○年代崇尚不爱出风头的沉默英雄，把他们当成文化象征。新的英雄要青春不羁，掌握潮流。

　　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我们会问：你到哪里去了，大器晚成的英雄？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在于，罗琳和费雪年少不得志，缓缓走过人生路，很晚才发迹，然后缴出惊人的成绩，但他们的故事却与今日社群媒体的文化脱节。现在罗琳五十多岁、费雪六十多岁，我们不禁想问：如今振奋人心的大器晚成者在哪里呢？美国、英国、西欧和急起直追的亚洲日益富裕，大器晚成的例子是不是比先前少了？还是有其他理由？难道今日社会高度竞争、强调资料分析、充满高度压力，不适合大器晚成的人以缓慢步调寻找自己的天赋？

　　我认为大器晚成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人类与社会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决定研究这个主题，进而写出这本书。我相信，如今我们比过去更迫切需要这些大器晚成的故事。

　　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年纪轻轻即功成名就的少年英才。芮莉．韦斯顿（Riley Weston）的成就非常惊人，十九岁就跟迪士尼的分公司正金石影业签下三十万美元的合约，替电视影集《费莉希蒂》写剧本，描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个大一新生的故事。韦斯顿年纪轻轻就一鸣惊人，还登上《娱乐周刊》杂志好莱坞创意人物榜。

　　不过问题在于：韦斯顿的真名为金柏莉．克拉玛，是位住在纽约的三十二岁女性。她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三十二岁了，谁都不会用我。」3她说得大概没错。

　　早慧似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占尽好处。二○一四年，十七岁的马拉拉．优萨福扎伊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赢得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和西蒙．波娃女性自由奖。在科技界，神童帕尔默．拉奇二十岁就创办了欧酷拉虚拟实境公司（后来被脸书以二十亿美元收购），成为虚拟实境圈的要角。十四岁的少年罗伯特．奈伊开发出手机游戏「泡泡球」，才短短两周就赚进超过二百万美元。伊万．斯皮格是社交软体Snapchat 的创办人，二○一七年股票公开上市后，二十六岁的斯皮格身价就有五十四亿美元之谱。不过这都远远比不上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柏，现年三十四岁的祖克柏身价为六百亿美元，是全球最富有的前五大富豪。

　　即使在老成的西洋棋界，挪威的马格努斯．卡尔森以二十五岁之龄三度登上世界冠军。先前他十三岁就赢得西洋棋特级大师，二十一岁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二十三岁获《时代》杂志选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很多杂志现今都在歌颂少年有成的英才。《富比士》每年都会公布「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表彰青年才俊和明日之星。除此之外，《纽约客》有「四十岁以下二十位杰出青年榜」，《财星》有「四十岁以下四十位杰出青年榜」，《企业》有「三十五岁以下三十五位杰出青年榜」，《时代》有「三十岁以下三十位杰出青年榜」，全在歌颂英雄出少年。4

　　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为青年才俊拍手鼓励并没有错，各种成功都值得认同与赞赏。然而现在这个时代并不只是认同青年才俊，而是过度称颂年轻时外显的成就，例如分数、金钱、名字和耀眼的工作等，其黑暗面便是在说：如果我们或孩子没有在大学入学考试取得佳绩，考进十大名校，改写一个产业，或者在某个改变世界的酷炫公司觅得人生第一份工作，那么在某方面来说就失败了，注定一辈子是输家。

　　我认为这种观点影响了许多层面，导致社会对年少便取得成就产生狂热，老师和家长因此犯下代价极大的错误，他们不当衡量我们的孩子，施加大量的压力，使家中蒙受毫无意义的心理与情绪负担。

　　在压力极大的城市，有些菁英幼稚园就会利用父母对三、四岁子女会输在起跑点上的恐惧。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国际学校为三岁孩童提供「完全沉浸式的第二外语教学课程」5，一年学费为二万美元。纽约的哥伦比亚文法学校更令人咋舌，一年学费为三万七千美元，你三、四岁的孩子会上「严格的学业课程」，上课地点包括三间图书馆、六间音乐教室和七间美术教室。《亲子》杂志写道：「哥伦比亚文法学校让孩子替未来做好准备──考取一流大学不是梦。」

　　这可是真心话，如果不是想让他们才三岁的孩子在起跑点就取得领先，家长又怎么舍得花费四万美元？这些贵族幼稚园说，高昂的学费是很值得的，可以让你的孩子在十五年后考进知名大学。这种说法无比直接──或者说无比吓人。如果你的孩子最后没有考进「大学名校」，人生就会充满艰苦。

　　家长让孩子就读适当的幼稚园之后，压力可没就此结束。「很多家长跟我连络，说他们十四岁的孩子在暑假没有好好做正经事，简直让他们急疯了。」6前史丹佛大学招生办公室职员伊莲娜．史密斯向《大西洋》杂志表示。现在她在矽谷经营大学申请顾问公司，客户通常得付一万美元以上的顾问费。

　　录取大学名校之后，花费更是惊人。如今在美国前二十大私立名校就读四年，包括学费、膳宿费和书籍费等开支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前二十大公立名校比较便宜，但四年的学费、膳宿费和书籍费等，依学生是在自己的州或跨州就读，平均也要花上十万至二十万美元。

　　坦白说，我们的社会无比崇尚年轻有为，幼稚园到大学的校方纷纷出招抢钱，我们则掷出千金，负债累累。从一九七○年以来，大学学费的调涨速度比通货膨胀7快了三倍之多，如今全美国的学贷总额达到一兆三千亿美元，违约率为十一．五％。无论如何，急切地想要早点成功所导致的潜在危机，甚至比二○○八年的房地产泡沫还严重。

　　值得吗？我们先停下来仔细思考，难道这辈子想活得成功圆满，就非得赢在起跑点上？老实说，我看不到任何依据。事实上，我还看到很多反例。

　　以最近的体坛为例。二○一八年的超级杯8，费城老鹰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阵中都没有多少五星级的早慧球员──准确地说，在两队合计四十四位先发球员中，只有六位在高中就是明星球员。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雷迪，高中时期连一级或二级球员都不是，而是「未入列」。费城老鹰队的四分卫尼克．福尔斯战功彪炳，获颁二○一八年超级杯最有价值球员奖，但他不仅高中时期只被列为第三级球员，该球季多数时间甚至长坐板凳，直到球队的先发四分卫卡森．温兹在季末因膝伤停赛才有上场机会；而即使是温兹本人，在高中时期的排名亦是「未入列」，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温兹高三时在校队主要不是担任四分卫，而是接球员。

　　由于温兹在高中是「未入列」，没有大学名队要他，他只得落脚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小球队。然而他在该校身高暴长到一百九十三公分，体重增为一百公斤出头，在大学赛场上大放异采。而在大学时才出头，以美式足球的标准来说其实算晚的了。现在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走着自己的路，可能像温兹这样后来居上？有多少人在高中是「未入列」，或在初入职场甚至是现在被刷掉？我们可能有什么目前还没有发现的天赋或热忱，能使我们展翅高飞？

　　Google 先前相信英雄出少年，原因显而易见。这家公司当初是由两位史丹佛研究生所创立，他们的ＳＡＴ测验数学成绩绝佳。最初几年，Google 招募年轻的程式设计师和数学天才，就像在找两位创办人的翻版。后来他们发觉员工的组成不太平衡，太多分析能力强的高智商天才，却缺乏人文知性和常识，导致网站首页设计不佳，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近年来 Google 也发觉，ＳＡＴ测验分数与名校的学历，并不能跟工作上的亮眼表现划上等号。

　　当今的潮流是出头要趁早，但大器晚成的人仍时有出色的成果。畅销小说家珍娜．伊凡诺维奇生于一九四三年，在纽泽西的蓝领家庭长大，后来成为家庭主妇，三十多岁才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的热情与天赋。但接下来十年，她出师不利，投稿屡遭回绝：「我把我写的神秘故事寄给编辑和出版经纪人，用一个大纸箱来装拒绝的回信。装满之后，我把纸箱烧了，然后套上丝袜，到派遣公司上班。」9

　　伊凡诺维奇四十多岁才学着写惊悚小说：「我花了两年……跟警察喝啤酒，学射击，练脏话，最后创造了史蒂芬妮．帕卢这个角色。」

　　亿万女富豪黛安．亨德里克斯10生于酪农家庭，在威斯康辛州卖房子维生，结婚，然后离婚，十年后遇到屋顶承包商凯恩，两人成婚，把信用卡额度用好用满，创办了ＡＢＣ供应公司（ABC Supply），销售窗户、水沟和屋顶等建筑用品。如今这家公司市值五十亿美元。另外，黛安还跨界制作好莱坞电影。说到电影，名演员汤姆．汉克斯也是个大器晚成的例子，他的父亲是厨师，母亲在医院工作，学生时期就读地方上的社区大学，曾经看起来没什么前途。太空人史考特．凯利在外太空待了破纪录的五百多天，却自称高中时感到很无聊，他甚至说：「正是因为我成绩落在后半段，其他同学才得以待在前半段。」11通用汽车执行长玛丽．芭拉12当初为了付大学学费，在通用汽车的工厂工作，检查挡泥板和引擎盖。全录公司前执行长厄苏拉．柏恩斯13儿时住在公共住宅，刚进入职场时是从执行助理当起。珍妮．珂妮（Jeannie Courtney）14五十岁时创办了享誉国际的治疗寄宿学校，专门协助迷惘的青少女；珂妮先前从没受过该领域的正式训练，只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经历，例如教八年级学生、开录影带店和卖房子等，相当不起眼。

　　「美国人没有事业第二春这回事。」《大亨小传》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提出过这个错误的观察。他大学就读普林斯顿，二十五岁前后就在文坛声名大噪，可说是年少得志，他本人也虚荣自负。然而那却是他人生的高峰，等步入三十多岁，便一路走下坡。费兹杰罗肯定遇到过各种大器晚成，或是各种开启事业第二春的人吧。费兹杰罗在四十四岁黯然离世，而雷蒙．钱德勒正是在这个年纪才开始写推理小说。一九三九年，也就是钱德勒五十一岁的时候，他才出版了第一本推理小说《大眠》。

　　现在事情有所不同吗？青年才俊们屡屡攻占新闻版面，但他们真像媒体说的那么成功吗？其实，他们很多都深陷泥淖。二○一四学年，在距离史丹佛大学只有五公里远的加州帕罗奥图市根恩高中，有三名深受及早成功压力所苦的学生15，自杀身亡。这所高中都是一心追求能早日有所成就的好学生，但截至该学年三月，却有四十二名学生因有自杀念头而住院或接受治疗。

　　根恩高中并非是特例。美国年轻人忧郁或焦虑的比例在过去五十年间日趋增加。如今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达到重郁症和／或焦虑症的比例，比一九六○年代高出五到八倍。最近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发现，美国高中生「有十六％表示认真在考虑自杀，十三％表示有自杀的计划，八％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试图自杀」16。

　　这些数字令人怵目惊心。一如美国其他的文化潮流，这份焦虑的情绪似乎也传播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二○一四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忧郁症是全球最多青少年罹患的疾病17。

　　如果认为考进好大学就能摆脱焦虑，那你就错了。过去十五年，美国大学生的忧郁症盛行率倍增18，自杀率更增加了三倍。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大学新生认为自己情绪健康的比例是五十年来的新低19。二○一三年，全美大学咨商师学会的调查指出，几乎所有受访的大学心辅主管20都认为，面临严重心理问题的校内学生愈来愈多。

　　自认面临情绪问题的学生，比例日渐增加。二○一四年，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的调查显示，有五十四％的大学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感到极度焦虑」21。

　　这种趋势实为严重的警讯。青少年患病数字增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诊断方式进步、求助管道增加，因此求助意愿也有所提高。但多数专家认为，这种情形是源于我们的文化期望正逐渐改变。评量表现的指标与方法愈来愈多，连最出色的学生都被种种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可不该是追求及早成功的下场。

　　大器晚成在过去被视为沉着与坚定，如今这愈来愈像是口头上的安慰，像是在说你有缺点与不足之处（毕竟你一定是因为某些原因才无法及早成功）。这种趋势很糟糕，贬低了我们身而为人的许多重要特质，例如经验、韧性，以及终生进步的能力。

　　即使是早早就获得成功的人，在要做出改变人生方向的重大决定时，也有人会质疑他们是否有某种缺陷，尤其女性最会被社会如此轻视。卡萝．珂恩（Carol Cohen）很早就表现亮眼，她就读波莫纳学院时担任学生会会长，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最终在洛杉矶的投资银行成为耀眼新星──当时她还不到三十岁。然后命运介入，人生出现转折：她离开一帆风顺的职场，专心养育四个儿女。当她试着重回投资银行业，却发觉大门已经关上。经过几周的求职挫败，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我的信心垮了。我离开后，好多事情都改变了。金融交易不一样了，电子邮件、传讯沟通和投影片简报也都不一样了。」22

　　珂恩猜想她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于是在麻州剑桥市创办了 iRelaunch 公司，定位为「重返职场的专家」，为想重返职场的专业人士及有意招募他们的公司提供顾问服务。她也常就这个主题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当年珂恩年少得志，现在的她则是发展出事业第二春的耀眼案例。

　　事实上，多数人都是大器晚成的（或有这种潜力）。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我们卡住了。像我自己就是，还一连卡了好几年。二十五岁那年，尽管我有不错的大学学历，却跑去做洗碗工、夜间警卫和临时打字员等工作。当时的我很不成熟，也就难怪我愈来愈自卑，面对茫茫人生感到不知所措。回首当年，现在的我更能原谅二十多岁的自己，毕竟当时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即是大脑研究者称之为执行功能的区域）还没发育完全。我的大脑确实还没准备好成功。

　　你是否和我一样？你的孩子也像这个样子吗？我们面临沉重的成功压力，在学校、球队和初入职场时皆然，于是我们徬徨失措。然而神经科学清楚指出，我们不该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大脑执行功能发育完全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前后。我大概到二十七岁或二十八岁才觉得自己能够理性思考，擘画未来，才称得上是一个成人。这时离我参加ＳＡＴ测验（我只有中等成绩）已经十年了，离我从不错的大学毕业（但成绩差强人意）也隔了五年。我不寒而栗地想，如果当年我因为这两个失败，永远无法爬起来，该怎么办？我不禁庆幸，当年社会对及早成功的筛选机器不如今日这么有效率，一时的失败不会让你永远被否定。缔造纪录的太空人史考特．凯利自己也是大器晚成，学生时代的表现更是平庸，他告诉我：「虽然我人坐在教室里，但其实大多数时间都看着窗户外面。就算你拿枪指着我的头，我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强者。」23凯利的大脑还没准备好发光发热。

　　我们许多人觉得自己更像是凯利而不是祖克柏。我们一开始也跌跌撞撞，困惑不已，在职场或学校遇到瓶颈，习惯不佳，运气不好，不然就是自信心不足。然而我们有些人得以觉醒，找到自己的方向，踏上脱胎换骨之路；有些人则深陷羞惭，自认毫无机会，从来没有展现能力获致成功。对此我得说，一辈子无法散发光采对个人来说固然很糟，但是对社会也很糟。

　　也许，社会应该鼓励有潜力大器晚成的人，尤其现在我们活得更长、成年得更晚，也更常尝试新的职场机会。我们该知道，无论任何年纪都可以成功、卓越，都可以充分发挥所长。

　　所以到底什么是大器晚成的人？简单来说，他们通常有别人一开始看不出来的天赋，但却比预期更晚发挥其潜能。重点是「预期」，因为后来他们往往是以超乎预期的创新方式发挥潜能，连最亲近的人都大感讶异。在那之前，他们没有咬紧牙关设法满足父母或社会的期望，那样错误的道路只会让他们心力交瘁，甚至引发忧郁症或其他疾病。欧普拉说：「每个人都有至高的命运。」24大器晚成的人正是以自己的计划、凭自己的方法，找出自己至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