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能力為衡量標準的殘酷謬誤
《烏龍大反擊》是部卡司二流的俗爛電影，票房卻出奇亮眼，一時蔚為風潮。故事發生在一所虛構的亞當斯大學，幾個資工系的書呆子對抗校內兄弟會。結果誰贏了？當然是書呆子囉。
這部片在一九八四年上映，現實世界的書呆子也正開始反敗為勝，遍地開花。一九七五年，比爾．蓋茲1讀完大三後從哈佛大學休學。蓋茲ＳＡＴ的數學測驗滿分，他覺得哈佛的教學進度太慢了，於是離開校園 ，跟住在西雅圖市郊的朋友保羅．艾倫創辦了微軟。一九八六年，微軟股票上市。一九九八年，微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二○一七年，蓋茲成為世界首富。
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多次訪問蓋茲，還曾經跟他一起旅行五天。當年他依然有說話時前後搖晃椅子的怪習慣，有些人認為這顯示他可能患有亞斯伯格症。與他成為全球慈善家之後的謹慎小心相比，當年他輕率得多，講話也直言無諱。
一九九○年代，蓋茲把微軟比喻為高智商工廠。「沒有人智商比我們高。我們贏過甲骨文，我們贏過昇陽，我們也把高盛比了下去。」他告訴我，軟體公司招募世界級高智商人才的價值在於，「一個真正優秀的程式設計師，勝過一千個平庸的程式設計師」。真正優秀的程式設計師擁有高人一等的智商。他的邏輯是：程式設計師的智商，和職業美式足球員的四十碼衝刺速度一樣；沒有哪個雙腿不快的傢伙能在ＮＦＬ踢球，也沒有哪個腦袋不快的傢伙能在微軟上班。
注意了：這位富豪是個神童，在智商上是個菁英，他的ＳＡＴ數學測驗滿分無疑證明了這點。這樣的人盡是招募高智商的程式設計師，打造出全球最有價值的企業。
你認為這個例子是否讓人更加相信，ＳＡＴ測驗不僅有助於錄取哈佛、史丹佛、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還有助於登上《富比士》全球四百大富豪排行榜？在我們的文化裡，智力測驗和ＳＡＴ測驗是變得更重要或更不重要？
答案顯而易見。
如今在這個世界，智商最高的人賺進最多錢──而且賺得飛快，不用一輩子，只需短短不到十年就富可敵國。我見過很多厲害的年少英才，也很佩服他們的天分、工作倫理和願景，但他們的成就卻反映了某些問題。愈來愈多的超級富豪在標準智力測驗上贏過九十九％的人──謹提醒，智力測驗為時短短幾個小時，在十六歲或十七歲時應考。
為什麼會這樣？
一九○五年，有個德國出生的瑞士人2在專利局擔任審查員。這是個大器晚成的人，遲至六歲才會講話；此時二十五歲的他，工作時很容易分心，屢次無法在局裡晉升。然而這一年，他利用空閒的時間，寫下一系列包括一篇博士論文和四篇論文在內，深深改變世界的文章。其中探討了光電效應、布朗運動、狹義相對論，還有質量與能量的關係，在最後一篇論文則以知名的方程式 E=mc2作結。他就是愛因斯坦，顛覆了我們對世界的基本認知。
不過一九○五年還有另外一系列的論文也很出名，至今仍在定義我們的世界，論文作者阿爾弗雷德．比奈3跟愛因斯坦一樣是個依靠自學的門外漢。一八五七年生於尼斯的比奈，大學時受法學教育，興趣廣泛又古怪，後來轉到神經科去研究，一輩子熱中於探討大腦的運作。比奈的研究方法天馬行空，例如他設計了一個記憶力測驗，以了解西洋棋手眼睛被蒙住時的表現；他研究催眠，因而危及了他的學術聲譽。此外，他還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研讀相關論文，自學一個當時新興的學門──心理學。
一八九九年，法國立法強制六到十四歲的學童接受義務教育。雜學的比奈獲邀參加兒童心理研究自由委員會，評估兒童的學習能力和模式。令人難過的是，他不久就發現有些孩子什麼課都跟不上進度。該拿這些孩子怎麼辦呢？首先，你需要明確衡量他們的能力──他們到底有多麼難以學好？於是在一九○五年，比奈和年輕的醫學生西奧多．西蒙設計了一個衡量三到十三歲孩童心智能力的測驗。他們研究五十個兒童的受測結果，決定中間分數和最高及最低分。這個測驗稱為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智力測驗。
重點是：比奈只認為這個測驗反映了孩童在某個時刻跟同儕相比的心智能力。他從來就沒有說過，我們只要讓三到十三歲的孩童接受這個測驗，就能知道他們一輩子的智力。這種不幸的認知是出自一個美國人之手。
一九九九年，記者尼可拉斯．雷曼（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傳播學院榮譽院長）出版了《大考：美國英才教育祕史》，探討ＳＡＴ測驗的緣起，指出其直接源自智力測驗。據雷曼所說，當初認為智力測驗對二十世紀美國至關重要的，是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路易斯．特曼。雷曼寫道：
特曼認為智力測驗是學界無與倫比的重大突破，能夠廣泛應用，並能奇蹟般地迅速衡量腦力。而在他眼中，腦力幾乎是一種生理特質，在現代至關重要。特曼推廣智力測驗不遺餘力，認為能衡量學生的能力，進行篩選，進而因材施教。4
特曼把智力測驗改為史丹佛─比奈測驗，他相信這個測驗能夠讓人類的處境及其自身愈來愈好。然而他的理念源自一個二十世紀初期諸多重要學者所懷抱的信念──優生學：優良（例如高智商）的人該多多生兒育女，把好基因傳下去；不優良的人最好少生小孩（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所謂的「不優良」指的是除了北歐血統之外的所有人）；例如智能障礙者這種「有缺陷」的人，則該當絕育。在特曼把比奈的原版測驗改為史丹佛─比奈測驗的二十年後，他與別人共同創辦了人類改良基金會，提倡要讓「劣等」種族絕育。
雖然這樣的想法在當年不幸地沒有受到質疑，但是特曼對心理學的正面貢獻不應被抹煞。一九一七年，美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一百七十萬名士兵接受史丹佛─比奈測驗，以迅速了解士兵的心智能力，並決定他們是否適合擔任戰爭機器；在測驗中得到高分的就派到情報單位或接受軍官訓練，低分的則上戰場作戰。另一方面，在篩選機制截然不同的英國，則讓出身名門的人前往情報單位或接受軍官訓練，上戰場作戰的則是勞工階級。與英國相比，特曼的智力測驗不僅更有效，似乎也更公平，比較不受出身的影響。
史丹佛─比奈測驗大為成功。美軍達到目的，以致食髓知味。然而特曼對優生學的擁護，即使是從二十世紀初期的標準來看，都是有害的。一九一六年，特曼在其《智力的衡量》一書中寫道：「邊緣型的人格缺陷⋯⋯相當常見於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也很常見於黑人。他們的遲鈍看來是源自種族因素，至少是源自家族血統⋯⋯這些族群的小孩該加以隔離，編在另外的班級⋯⋯他們無法妥善理解抽象的概念，但通常能訓練成很有效率的工人⋯⋯從優生學的角度來看，他們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他們實在特別會生。」這段文字讓人難以卒讀。
不幸的是，在一九二○年代，幾乎所有研究智力測驗的頂尖學者都受到優生學運動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爾．布萊漢5接下特曼的火炬，他一九二六年替美國軍方設計出ＳＡＴ測驗，對優生學的擁護簡直不輸特曼。不過幾年後，布萊漢對智力測驗的想法卻有了改變，他轉為厭惡自己所設計的這項在將近一百年後仍讓我們深深執迷的ＳＡＴ測驗。
一九二二年，布萊漢撰著的《美國人的智力研究》迅速在學術圈造成轟動。和特曼與美國其他研究智力測驗的知名學者一樣，布萊漢認為有些種族確實比其他種族優越，例如他說：「我們的數據傾向於推翻『猶太人非常聰明』這個普遍說法。」他哀嘆當時的移民太多，尤其是來自「地中海」國家那些髮色與膚色較深的種族，「美國人的智力正在下降；當種族混合愈形普遍，智力更會加速直墜。儘管可能有點不堪，但從我們的數據來看就是如此。」
可悲的是，當時這種想法隨處可見。布萊漢的看法不僅沒有損及他的學術生涯，還讓他從研究智力測驗的學者中脫穎而出（日後他轉而抱持相反看法時，反而損害了他的學術生涯）。當美軍想改進戰時的智力測驗時，布萊漢、特曼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愛德華．桑代克都名列諮詢名單中。後來軍方偏好布萊漢修改過的版本，也就是ＳＡＴ測驗。一九二六年，布萊漢毫不掩飾地表示，ＳＡＴ測驗是一種更長久、更實用的智力測驗。
由於軍方採用ＳＡＴ測驗，加上布萊漢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的顯赫身分，許多大學也開始紛紛擁護ＳＡＴ測驗。一九三○年，西點軍校（陸軍）和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率先採行ＳＡＴ測驗，接著耶魯大學也採納了。不久，美國東北部的多數大學都跟進腳步。
ＳＡＴ測驗大為風行，但布萊漢在設計出這項測驗的兩年後，立場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他認為這項測驗主要不是在衡量學子的智力，而是在衡量他們的學習經歷。一九二八年，他在獲邀向一群優生學家演講時說出自己的質疑。一九二九年，他寫道：「我愈是投身這個領域，愈認為心理學家犯了大錯。我們不應該再設計各種測驗，宣稱能測出哪些能力⋯⋯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心理顱相學的階段（譯注：顱相學主要是在研究如何由人的顱骨特徵來判斷其心理特質或人格）。」一九三四年，就在他過世前不久，他稱這項測驗是「天大的錯誤」：
智力測驗風潮在約莫二十五到三十年前，伴隨著科學史上的天大錯誤來到這個國家。人們誤以為測驗能排除學習經歷的影響，單純衡量天生的智力。但願現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其實測驗分數絕對受到學校教育、家庭背景、英文能力和其他相關與無關的因素所左右。「天生的才智」的假說已經死了。
然而「天生的才智」理論不僅活得好好的，還正要席捲八方。兩位哈佛大學的學者救了ＳＡＴ測驗的聲譽，更進一步掀起熱潮。
一九三○年代，改革山雨欲來。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七月，股市重挫八十六％，失業率飆升至二十五％。媒體常拍下排隊領湯喝的隊伍，民眾一個個面頰凹陷，整個畫面象徵著這個艱苦的時代，資本主義似乎失敗了。然而美國的傳統富豪相形之下卻比較不受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與一九二○年代靠股票和債券大賺特賺的新富階級相比）。許多傳統富豪仍住在豪宅，聘雇大批僕人，坐擁私人俱樂部與奢華遊艇。
日後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眼看貧富懸殊，不禁感到義憤填膺。柯南特家不是美國東岸的傳統富貴世家，他父親只是個開照相製版店的小生意人。儘管柯南特成績優異，但哈佛的同學非富即貴，他置身其中覺得如同次等公民。這種感覺在他一九三三年當上哈佛校長後，仍沉重地壓在他的肩膀上。哈佛的富家子弟過著不同的人生，他看得怒火中燒。如同雷曼所說：「哈佛的公子哥兒如今過著看來完全不像大學生的生活。當時美國每四個勞工就有一個失業，一片愁雲慘霧，但這些公子哥兒住在〔波士頓〕黃金灣岸區的私人公寓，由僕人服侍，出入波士頓的上流社交舞會，通常不去上課，學期末才臨時上特殊家教班，以便通過考試。」
柯南特決定從根本動搖哈佛的階級體系。能夠取代富家或貴族子弟的是什麼呢？他認為是另一種貴族──才智的貴族。這不是什麼新想法，而是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古代中國也試過這個想法而且相當成功，當時他們的官員是經由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在美國，這也不是新東西了，如傑佛遜就說貴族的特權不是源自繼承而來，而是源自「功績」（merit）。傑佛遜不只是思想家，也是發明家，提出用「人體測量器」來衡量功績：「我樂見人人可得讚揚，各適其位。」
柯南特的動力不只是對階級感到憤恨，還出自正義感。柯南特找了助理院長亨利．錢西（Henry Chauncey）來協助他。錢西的祖父是紐約貴族，但家族財產被騙光，錢西出生時，家裡已經沒多少錢了。長大後的錢西沒錢讀哈佛，去了當時以心理學研究著稱的俄亥俄州立大學，那是他很喜愛的領域。之後他轉學到哈佛，獲得獎學金，不僅攻讀心理學，也投入心理學底下的新學門：智力衡量。
柯南特和錢西將ＳＡＴ測驗視為對抗懶散貴族的武器。由於他們的賣力推廣，ＳＡＴ測驗從此深深在美國社會扎根。柯南特和錢西沒有受優生學潮流的影響，兩人的行動不是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他們是小羅斯福時代的左翼革新派。
柯南特尤其相信智力測驗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極為重要。一九四○年，他進入美國國防部科研委員會。翌年他成為委員會的主席，負責開發出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使用的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他甚至參與了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於新墨西哥州進行的「三位一體核試爆」計畫，目睹原子彈的首次試爆。
與反閃族的ＳＡＴ測驗發明人布萊漢不同，柯南特看見猶太難民對曼哈頓計畫的成功有重大的貢獻。由於希特勒與納粹心狠手辣的反閃族暴行，德國頂尖猶太物理學家逃來美國，美國反而從希特勒的種族主義獲益。
然而柯南特明白，下一次美國也許就不會那麼幸運，所以他更是堅信該讓所有美國孩童接受智力測驗，以確保可以找出弱勢、鄉下和窮人家的數理或工程天才，並給予支持。在他看來，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生存延續，都有賴於能否善用智力測驗。
ＳＡＴ測驗持續風行，很快對美國文化產生影響。一九五○年代初期，哈佛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依然青睞美國東北部名門與私校的貴族子弟；但是到了一九六○年代，測驗分數亮眼的猶太學生和偏鄉學生紛紛進入常春藤盟校，非裔、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學生也旋即跟上腳步。
從一九五○到一九九○年代，ＳＡＴ測驗了取代名門世家，成為名校錄取學生的主要依據。既然ＳＡＴ測驗日益重要，ＳＡＴ準備課程自然應運而生。例如，一九九○年代，《華盛頓郵報》的市場價值主要不在於他們發行的報紙，而是在於其旗下提供ＳＡＴ備考課程的楷博教育集團。ＳＡＴ測驗曾經引發幾次著名的爭議，例如韓戰期間，高分考生能否破例申請緩徵；或是ＳＡＴ測驗是否對少數族裔的窮人家小孩不公──而這正是布萊漢的擔憂。最終對這股測驗熱潮提出重要批評的，意外的是這類測驗最早的擁護者之一──特曼本人。
如今，各種智力和性向測驗深入美國生活的各個層面，我們很難想像以前從沒有過這類測驗。在過去，人類也許聰明，也許愚笨，也許心思敏捷，也許思慮遲緩，但是從來就沒有一把能夠為眾人實際分類與排名的量尺。特曼的史丹佛─比奈測驗能做到這一點，促成了日後諸多這類測驗，為我們天生的才智和後天的學習打起分數。今天的美國人幾乎都考過至少一種智力或人格測驗，或是在高中考過ＳＡＴ測驗或ＡＣＴ考試，又或是在大學考過ＧＲＥ、ＭＣＡＴ或ＬＳＡＴ。
所有這類測驗都源自特曼率先提出的智力測驗，也源自他一心把測驗給標準化，讓包括公職在內的國家機構採納測驗成績。不過特曼不光只是熱中於推廣智力測驗，他本身也是舉足輕重的學者。
一九二一年，他創立了特曼天才研究計畫6，這是心理學界第一個針對高智商個人的縱貫性研究，也是目前延續最久的一個。特曼與他的研究助理，在加州的公立學校中篩選出一千五百多位生於一九○○至一九二五年之間的天才兒童，其中男性比例略高，大多數為白人，幾乎全部都來自中上階級的家庭。
然而數十年過去，這些天才走過盛年，我們愈來愈能清楚看見他們其實並不特別，只是智商比較高而已。其中有些人確實頗為成功，例如有些人當上了大學教授；但整體而言，他們跟其他人幾乎毫無差別，且由於他們大多已經走完人生路，這結果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這些人大多數要不就是家庭主婦，要不就是從事一般工作，「像是警察、海員、打字員和歸檔員」。
儘管特曼仍然認為智力可以遺傳，後來卻氣餒地寫道：「總之，智力和成就之間的關係，還談不上有什麼高度的關聯性。」
即便優生學最終落得惡名昭彰的下場，史丹佛─比奈測驗也無法預測成就，美國社會仍然相當熱中於智力測驗。一九五一年，僅有八萬名學生參加ＳＡＴ測驗7；到了二○一五年，參加測驗的學生居然高達一百七十萬名。此外，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各地也有許多大學都採用ＳＡＴ測驗分數。
如此大量地使用測驗，催生了一個附帶的效應。那就是為了及早批改大量試卷，測驗單位會盡量少出需由真人批改的非選擇題，多出可以由機器算分的選擇題。這就是為什麼ＳＡＴ測驗雖然仍保有作文的部分，其他非選擇題卻都讓位給選擇題的原因。
由於智力測驗和ＳＡＴ測驗等背後的理論是錯誤的，測驗結果通常也就不符預期。一九七五年，有兩位學者各自以不同的研究，指出這類測驗的明顯錯誤。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提出了後來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的見解：「如果一個量化社會指標用於社會決策的程度愈高，這指標就愈容易走樣，也愈傾向於扭曲與損害這指標所測定的社會過程。」8換言之，我們愈看重ＳＡＴ測驗，測驗結果就會愈扭曲、愈容易走樣。英國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則提出「古德哈特定律」：「任何用於管控的衡量方式皆不可靠。」換個說法就是：一旦考取高分成為受測的目標，這個測驗就不再有效。再說得更直白些就是：任何東西只要有評分與獎勵，就不再準確了。
這兩個定律都指向一個糟糕的結果：我們對測驗的執迷，尤其是對獲取高分的渴望，反而致使測驗不再能夠有效地預測表現。像ＳＡＴ這種測驗是要衡量學生經過多年學習與培養所得到的知識與能力，但我們卻只關注考試，而不重視這些年來的學習與培養，這個測驗因此無法妥善衡量我們的知識與能力，而是變成一場跟時間的競賽──考驗受試者是否能在特定時間內回答各個選擇題。
根據古德哈特定律，我們愈是依據測驗成績獎勵受試者，他們愈會千方百計地想要拿到好分數。於是有錢人會請私人家教，為應考做足準備，進而考出高上許多的分數──但只有分數高上許多，不代表他們確實有學好那些科目。靠這樣就決定一個十六、七歲學生的未來，似乎不妥也不盡公平。
在智力測驗之外，該時代還產生了另外一種如今為企業界愛用的人格測驗：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這種測驗可以用來衡量感覺、直覺、情感和思維，據信能藉此界定個體如何感受世界並從而做出決定。
一九一七年，凱瑟琳．布里格斯發現女兒的男友和他家人個性迥異。布里格斯平時藉由自學、讀名人傳記探究這個問題，她逐漸想出一個把性格分為四類的理論。一九二三年，她在讀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心理類型》，了解他對人類個性的分類時，赫然發覺榮格的想法跟她自己的理論相呼應，於是她匆匆把自己的理論寫成論文發表。
一九二○年代末期，布里格斯的女兒伊莎貝爾．邁爾斯加入這個研究。邁爾斯是位作家，她不僅協助母親的「分類」，還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獲獎小說裡協助推廣這個理論。邁爾斯畢業於以學術嚴謹聞名全美的斯沃斯莫爾學院，如今她跟著知名的管理顧問艾德華．海伊見習，學習測驗的藝術、統計分析和資料驗證，她認為這些技巧能夠幫助布里格斯設計出測驗的方法。
一九四四年，母女兩人提出了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時值二次大戰期間，有許多男性從軍作戰，女性只好代替丈夫進入職場，而她們希望這個測驗能助這些婦女一臂之力。由於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概念源自於企業界，因此很得企業界的青睞，迅速在十年內成為人力資源管理所使用的標準工具。一九六二年，邁爾斯寫的手冊由舉辦ＳＡＴ測驗的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買下。
心理學界從來不曾採用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他們認為該測驗過於主觀、會有使用者偏誤，也無從證偽。學者安妮．墨菲．保羅稱這個測驗是「不負責任的空想」，著有多本社科類暢銷書的華頓商學院教授亞當．格蘭特則說：「說到準確度，如果一邊是心電圖，另一邊是占星術，那麼這個測驗大概落在兩者中間。」不過這個有九十三道題目及四個象限的測驗至今仍廣受歡迎，也是全球最風行的人格類型測驗，世界各地每天都有許多人在接受測驗。
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這類的典型測驗（外加數十種其他測驗）讓美國社會趨之若鶩，就學前的孩童會先做智力測驗，再按成績分班。ＳＡＴ測驗和ＡＣＴ考試的成績愈來愈能左右考生是否能被大學錄取，其影響力甚至超過考生的在校平均成績。在我們成年後的職涯中，每次找工作都得做各式各樣的性向測驗和人格測驗。
我們時常使用許多測驗──甚至是單一測驗──為人排名，不僅對學生如此，對員工亦然。一九九○年代初期，微軟、奇異和某些企業流行把所有員工按鐘形曲線排名，奇異執行長兼總裁傑克．威爾許甚至公然表示，他會炒掉每年表現最差的十％員工。許多企業紛紛效法這兩家全球前五大企業。他們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測驗與排名帶來一種錯覺，看起來好像非常客觀，又有確切的數字可以佐證。如今職場上的訴訟層出不窮，採用這種方式能讓企業在拒絕替職員升遷或加薪時顯得客觀有據，因此比較不怕被告。這種做法似乎非常合情合理。
包括 Google 在內的部分企業雖然正式廢除這種排名式的徵人與升遷系統，也揚棄了在校的平均成績和ＳＡＴ測驗分數，卻以邏輯問題和數學應用題取而代之9，因此許多申請者和批評者指出他們只是粉飾太平，換湯不換藥。看來，即使企業想做對的事情，仍無法捨棄各種測驗背後的好處。
雖然智力測驗、ＳＡＴ測驗、ＡＣＴ考試和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等面臨批評，甚至經證實並不準確，它們卻依然活得好好的，甚至大為風行。10ＳＡＴ測驗和ＡＣＴ考試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力更勝以往，盤據在美國高中生與家長的心頭。且由於麥布二氏人格類型測驗的成功，其他的人格測驗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了出來，例如五大人格特質量表、九型人格測驗以及ＤＩＳＣ性格測驗等。也許這樣的發展一點也不讓人意外。而就在特曼、布萊漢和桑代克設法量化個人潛能的時候，還有另一個強大的趨勢正在美國成形。
以下這段描述是否聽起來很熟悉？一項新科技問世了，把世界串連在一起，第一批有遠見的先驅大賺特賺，但離這片科技網絡很遠的貧窮勞工則備受打擊，富翁與貧人之間的鴻溝前所未見地大，鄉下的窮人蜂擁到都市，導致傳染病盛行與犯罪率高漲，憤怒的民眾無分左右，一肚子火，愈來愈多人懷疑美國夢只是個神話。
上文所說的新科技就是十九世紀末的鐵路。由於鐵路帶來可觀的財富、豪宅和遊艇，一八九○年代常被稱為「鍍金時代」。然而這個年代也帶來了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七年的經濟蕭條，當時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不景氣（但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更加悲慘）。
在這段經濟蕭條時期及其之後，愈來愈多的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家開始尋求更好的方法，以管控貪婪的企業、過旺的經濟，以及相應而生的社會問題，因而出現了史學家口中的「進步時代」（「進步」在現代是指民主黨參議員柯瑞．布克和伊莉莎白．華倫所倡導的左翼自由派概念，但在一八九○年代，這個詞指的是將科學化管理應用到各個方面，例如經濟學、教育、社會學、心理學、組織行為和公共衛生等）。在政治面，進步主義否定了歐洲興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體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事實上，進步主義獲得兩黨一致的擁護，既有共和黨總統老羅斯福的支持，也有民主黨總統威爾遜的相挺。
進步主義立意良善，尤其在公共衛生、工作安全、反托拉斯法和女性投票權上，催生了許多必需的改革。進步主義對教育和商管界也有深遠但好壞參半的影響，如進步主義嚴格要求服從，讓人類淪為會動的零件。讓我們以該時代最為舉足輕重的商業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泰勒為例。
「過去，以人為優先；未來，一定是以系統為優先。」11泰勒在他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裡寫道。他的想法簡單明白，很吸引人：如果主管可以找出並開除浪費時間的員工，自然可以提高生產力。因此，主管需要觀察員工的行為，加以紀錄、衡量與分析，目標是不再有員工無所事事，不再有員工混水摸魚，也不再有員工擅自施展創意。泰勒想簡化複雜的生產流程，將其拆成一個個最小的重複步驟，讓任何員工都能夠迅速執行。
可以想見，泰勒主義需要專制地掌控人員與工作。不過泰勒認為這是在拯救勞工，讓他們工作得更有效率，賺進更多錢。二十世紀的前十年間，泰勒的影響力達到高峰，例如福特汽車工廠就採用生產線組裝的方式，充分實現了他的理論。正如泰勒所預測，福特付兩倍工資給生產效率最高的員工，表示希望員工也能買得起自家品牌的車子。
泰勒打開了進步主義的潘朵拉之盒。泰勒主義催生了許多新的計時、簿記和會計方法，還有工作流程表、機速計算機、動作研究和生產線計數法，主管得以觀測、評分、分析與控制勞工每分每秒的行為。這是泰勒式科學管理的核心，其價值難以置疑。如今有很多新的科技，像是雲端計算、網際網路、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機器人和工作流程應用程式，看似跟泰勒相隔了十萬八千里，但其實他的許多概念仍主宰了整個業界。
說來奇怪，泰勒那套科學化管理系統也在教育界扎了根。12一百年前，美國教育界就認為泰勒的方法是管理大量移民家庭兒童的最佳方式。約翰．富蘭克林．博比特一九一二年的著作《根除教育裡的浪費》，為學校採行科學管理奠定了基礎。博比特認為，學校應該要像產業界那樣有效率，根除浪費，關注產出，課程也該把學生變成有效率的工人。
就如泰勒那樣，博比特相信高效率的產出取決於中央專制，貫徹由上而下的準確指導。諸如哥倫比亞大學學者桑代克等教育圈的領袖，都公開提倡這種生產線式的架構，桑代克影響尤大，讓社會以科學化的管理原則看待教學、課程以及組織架構，並很快就成為主流的教育模式。正如哈佛學者陶德．羅斯探討天分差異的睿智大作《終結平庸》所說的，今日教育體系的僵硬與刻板，實源自工廠管理的概念：
我們的學校依然像一個世紀以前一樣，踩著同樣僵硬的〔泰勒式〕步伐跑流程。每堂課的時間長度是固定的，上課日是固定的，學期是固定的，學校提供同一套固定的「核心」課程，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每個（正常的）學生在同樣的年紀從高中畢業，而且照理說也會具備同樣的知識。13
史學家雷蒙．卡拉漢14在其一九六二年的著作《效率狂熱與教育》中，探討科學化的管理方式如何影響美國的學校。書中檢視了泰勒對教育所產生的影響，例如善用校舍和教室空間以標準化工友的工作內容。另一項革新是老師必須記錄自己的教學，以期把「浪費」降至最低。
我們可別以為自己比泰勒那個時期更為明智。舉凡「不讓任何孩子落後」「共同核心標準」和「邁向巔峰教育計畫」等近期的教育革新，都讓標準化測驗在公共教育裡的角色更形吃重。然而泰勒對教育的影響不只是標準化測驗而已，如今我們的教育系統主要是按照一套工業系統在運作：持續邁向標準化和評鑑化，公開推廣功利導向的數理科學課程，甚至統一以鐘聲表示上下課的時間──彷彿學生只是一輛輛福特T型車，在泰勒設計的生產線上被製造出來。
對多數人來說，這聽起來很可笑。眾所周知，我們全是以不同方法在學習。15學習是涉及神經、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這表示我們全是以不同的步調在吸收、整合與應用知識。有些人剛接觸基本原理就開始拿來應用，有些人則全部學齊後才開始實際應用，像我一樣大器晚成的人尤其如後者般，就像恍然大悟一樣，突然把整個來龍去脈都理清了。然而這種學習方式會一路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有些學生很適合現有的教學模式，有些學生則表現得不符預期。
標準化測驗無法衡量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或實際投入的程度。老師被迫避開分析思考的教學，只教考試會考的內容，因而阻礙了學生的學習。這也貶低了專業教學的價值，就如同當年泰勒的理論貶低了工人自身技藝的價值一樣。教育淪落為準備考試的過程，課程品質和教師的教學技能都受到危害。人文教育也因而枯竭。
我們對測驗的執迷產生了什麼後果？
如今，所謂的「成功」指的就是在智力測驗和ＳＡＴ測驗取得亮眼成績，被比爾．蓋茲、高盛、Google、亞馬遜和其他聚集了高智商天才等企業所青睞的考試高手和天才神童。測驗成績最好的人賺得最多，也賺得最快。如今學校挑學生看的主要是智商和分數，學生前所未見地背負著需要及早成功的壓力。壓力鍋般的教育系統在挑選「贏家」，也就是在校平均成績和ＳＡＴ測驗拿高分的學生，因此很多青年學子還沒成年就遠遠被拋在後頭了。很多年輕的成年人──尤其是年輕男性──決定對這樣的成人世界說不，住在父母家中，天天打好幾個小時電動。有的人飲酒作樂，有的人藥物成癮，靠各種方法逃避混亂與高壓而不快樂的人生。研究顯示，多數勞工覺得未獲賞賜，提不起勁。很多人則是展現其他的技能，走在非典型的人生路上，大器而晚成。
許多學校和企業還持續使用以智力為基礎的測驗，反映出我們需要一個看起來客觀與正當的人才界定系統，其效力卻未經證實。重點在於，目前還沒有人能設計出一個可以準確衡量個人潛能或天分的測驗。原因很簡單：人類的發展錯綜複雜，擁有很多面向，所以我們無法以單一測驗或特定量表加以呈現。
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比以往更熱中於替自己測驗、分類與排名，這又是為什麼呢？
在本章稍前，我提到當今世界第二富翁比爾．蓋茲在ＳＡＴ數學測驗拿到滿分。他認為高智商人才賺進最多的錢，因此微軟早期就是以求職者的智商預測其程式能力與商業頭腦，許多企業也紛紛效法。
Google 的兩位創辦人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在ＳＡＴ數學測驗也考了將近滿分。一九九八年，還在史丹佛攻讀研究所的他們創辦了 Google，兩人直到二○一四年之前都會請求職者提供ＳＡＴ成績（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現在明確聲明不再這麼做，但實際上 Google 仍會以各種題目和方法評估求職者的腦筋轉得有多快）。
亞馬遜創辦人暨執行長傑夫．貝佐斯是世界首富，他的ＳＡＴ數學測驗也是滿分。根據記者布萊德．史東的報導，貝佐斯「認為亞馬遜成功的關鍵在於他們只聘用最聰明的人才。早期他親自負責面試，也會問求職者的ＳＡＴ測驗分數。貝佐斯說：『每次我們招募一個人進來，那個人就該拉高下一次的聘用門檻，這樣公司整體的智力永遠在向上提升。』」16貝佐斯曾向記者開玩笑地說，他太太的ＳＡＴ測驗分數很高，所以兩人可說是門當戶對。
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在ＳＡＴ數學和英文測驗都拿到八百分的滿分。蘋果的共同創辦人史蒂夫．沃茲尼克呢？他的ＳＡＴ數學測驗也是滿分。
再講兩個讓人目瞪口呆的數字：前述六位ＳＡＴ測驗的數學神童身價總和為三千億美元，他們所創辦的企業總值為三兆六千億美元，世界上只有九個國家的GDP高於這個數字。
Paypal 共同創辦人暨臉書的董事彼得．提爾（他高中時是個西洋棋天才，畢業於史丹佛法學院，ＳＡＴ數學測驗也拿了滿分）表示，對整體經濟繁榮有益是一回事17，受投資者青睞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並不相同。在他看來，美國經濟有太多資金流向「位元」（bits）公司。18「位元」是一九九○年代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所創，這些公司的獲利或是靠演算法提供特定服務（如 Google、臉書和亞馬遜），或是靠演算法稱霸金融市場（如摩根史坦利、高盛和無數對沖基金），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實體產品。他們靠聰明的演算法創造市場，而非創造產品。
按尼葛洛龐帝和提爾的話，相對於位元公司的是型態較舊的「原子」（atoms）公司，他們投入實體產品的生產，例如採收穀物、提煉原油、鍛造不鏽鋼、製造汽車、裝訂書本、組裝電視，產品最終需要依賴陸海空的方式運輸到消費者手上。通用汽車就是典型的「原子」公司，他們在十七個國家擁有數十間工廠，員工超過二十萬人，每年出產一千萬輛汽車。
然而由於原子公司運用實體資源，需要工廠和商店，會製造垃圾，偶爾還會出現職災，所以受到嚴格的監管，也要繳交大筆的稅金。相較之下，位元公司是坐在電腦前面寫程式，幾乎沒用到什麼實體資源（主要用到電力，但電力的監管負擔是由能源公司與水電公司承受），不太會製造汙染，絕少出現職災。挑戰原子公司的位元公司，諸如Uber 和 Airbnb 等，型態既新又顛覆，舊的法規系統甚至都還跟不上。位元公司的另一個優勢是稅收，創辦人和投資人被課以較少的資本利得稅，而非較高的所得稅。位元公司的獲利通常較不受稅法限制，臉書和 Google 等企業所繳的有效所得稅率為十五％，標準普爾五百企業平均則繳納二十％。
提爾認為今日的經濟有利於位元公司，並非出自他的個人偏見（他以擁護自由意志的保守主義聞名），民主黨的民調專家馬克．潘也同意他的見解：「舊的實體經濟被法規管得死死的，新的科技經濟則獲准嘲弄法規，得到龐大的利益。」19
難怪投資資金會湧向位元經濟，而避開原子經濟。Uber 主打線上叫車服務，成立才九年，全職員工才約一萬人，但二○一八年的市值卻高達七百二十億美元。通用汽車已經有一百一十年的歷史，現在的市值則為五百二十億美元。Uber 的市值竟然比通用汽車高出二百億美元。位元公司享有巨大的市值優勢，還能替自身延續優勢，做更多投資與併購，付人才更多薪水，這些都非原子公司所能及。過去三十年來，位元公司獲得愈來愈多不均的優勢。
這跟年少得志和大器晚成的人有什麼關係？關係在於：投資報酬率如此不均，如果你是個滿懷雄心壯志的年輕人（或家長），自然會面對一個問題：該怎麼做才能進入位元公司？答案很簡單，如同我們先前看到的，位元公司愛找頭腦好的人、在測驗裡脫穎而出的天才，他們想要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在他們眼中，最能預測是否具備高超程式功力的就是ＳＡＴ數學測驗。無論是學子、家長、老師和雇主，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二十一世紀全球市值最高的幾家企業，皆是由在ＳＡＴ數學測驗得到高分的人所創辦。很少人說出這個事實，但我們心知肚明。現在經濟起伏不定，社會給孩子極大的壓力，要他們考出高分，才能進入最有前景的產業，受雇於最賺錢的企業。
然而逼人考取高分並及早取得成功的壓力是有害的。
二○一四年，《富比士》點名一位三十歲的史丹佛輟學生為全球最有錢的白手起家女富豪。這位名為伊莉莎白．霍姆斯的女富豪，創辦了血液檢測公司 Theranos，開發出「一項新技術，不需透過靜脈抽血，只要從指尖取一滴血，幾乎不會痛，就能檢測幾百種疾病」20。霍姆斯認為她的公司能解救千百萬人的性命。
投資人紛紛跟進，相信能靠這家血液檢測公司賺進數十億美元。一筆接一筆的私人資金挹注，該公司的市值達到一百億美元。霍姆斯大權在握，靠著槓桿收購持有公司的半數股份，笑傲《富比士》榜單。
二○一六年，一切卻土崩瓦解。《華爾街日報》記者約翰．凱瑞魯發表二十多篇報導，直指 Theranos 根本行不通。輕刺指尖所採得的血液樣本，常被破碎的皮膚組織所汙染，而且更糟的是，就算沒被汙染，這種微量樣本也比不上傳統的靜脈抽血。換言之，Theranos 的方法根本沒有用，甚至還可能害民眾錯失檢查出自己患有嚴重疾病的時機，甚至接受了錯誤的治療，失去性命。最早注意到問題的是 Theranos 的首席研究員伊恩．吉本斯。公司營運長除了向霍姆斯報告此事，還交代吉本斯守口如瓶。然而東窗終究事發，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就在霍姆斯把吉本斯叫進辦公室開除他的那一晚，吉本斯自殺身亡。他的遺孀原本還以為霍姆斯和公司會表達哀悼之意，卻赫然收到公司律師寄來的信，威脅說如果她向記者告發此事就等著被告。
霍姆斯滿腦子想要及早成功，一開始看起來確實也注定會年少得志。她九歲時就寫信給父親說：「我這一生真正想做的，就是發現人類原以為不可能發現的事物。」21她兒時開始學中文，在休斯頓讀高中時就賣程式語言給中國的大學，展開她的第一份事業。她考上史丹佛大學，拿到總統獎學金外加一筆研究主題任她自選的獎學金。大一暑假時，她在新加坡基因組研究中心工作。十八歲時，她發明了一款可穿戴式的給藥貼片，申請了生平第一個專利。
霍姆斯天資聰穎，壯志過人。她心目中的商界英雄是創辦蘋果再帶領公司攀上巔峰的賈伯斯。她很快就學習了賈伯斯的言詞和癖性──穿黑色高領套頭衫，雙手併攏指尖朝上，據說她還會緩緩眨眼盯著你看，目光之犀利簡直能把你的眼窩戳穿好幾個洞。她也學到了賈伯斯為人詬病的做法，把公司管理得像個警察國家，一心防止員工互相談論各自的工作內容。她也擅長運用賈伯斯那套「現實扭曲力場」──假想自己天縱英才，公司的產品將所向披靡。
賈伯斯年僅二十一歲就創辦蘋果，二十五歲時蘋果公開上市，他成為身價上億的年輕名流。霍姆斯愈來愈急著想趁早成名，趕快致富，以免輸給她的偶像。當指尖採血技術證明無效，她卻繼續一意孤行，而非設法改良。她時常獨自搭乘租來的灣流一五○私人噴射機到世界各地演講。她以提告威脅媒體，還拜訪《華爾街日報》總裁魯柏．梅鐸，試圖阻止凱瑞魯的報導。此外，她還叫 Theranos 偷偷使用舊技術檢測血液樣本，好滿足沃爾格林連鎖藥局等客戶。
然而，《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可沒真的停下來，《富比士》和《浮華世界》等也做了跟進報導。二○一六年，新聞傳了開來：Theranos 講大話卻做不到，說謊欺瞞，還威脅知情人士不能說出真相。《富比士》兩年前把霍姆斯列為全球最有錢的白手起家女富豪，如今則稱她握有的 Theranos 股票一文不值。
我們該怎麼描述霍姆斯？她天資聰穎，堪稱萬中選一，高中就精通中文與程式設計，在史丹佛大學拿總統獎學金，十八歲申請專利，十九歲憑超凡才智和魅力說服指導教授加入她的公司。然而她真的天生就熱愛說謊，擅長欺詐，如同主導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前那斯達克主席伯納．馬多夫嗎？我確實想過這個問題，但卻不這麼認為，至少霍姆斯一開始不是如此。在我看來，她的致命過錯源自於她滿心想要及早成功，一步登天，而缺乏慢慢耕耘的耐心。當她的神奇計畫失利，Theranos 無法成功檢測血液樣本，她不是停下來改良技術，卻反而變本加厲，把她的年少成功說得更加天花亂墜、上ＴＥＤ演講、搭私人噴射機到世界各地、遇到想拆穿騙局的人就揚言提告。
霍姆斯是壞人嗎？有幾百萬人這麼想。我倒覺得她這些舉動背後的原因更加錯綜複雜，沒有那麼非黑即白。她更像是陷在自己年少早成的故事裡，而鼓吹這類故事的正是我們的社會。
今天的美國和其他的富裕國家，在各方面過著一、兩個世代以前還無法接受的多元生活。對於歷史上許多被邊緣化的族群來說，這是很重要的長足進步。過去三十年間22，非裔美國人從大學畢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現在麥可．喬丹和魔術強森23等不只是退役的傳奇黑人球星，還是球隊老闆。《富比士》最新的24「美國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有十七位億萬富豪，其事業包括屋頂裝修、貨車運輸和零售等。同性婚姻現在是聯邦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在全美五十個州都適用，包括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等25，很多商界領袖都公開出櫃。
雖然我們社會最近剛在公眾和政治容忍度上開了倒車，但民調顯示，最近幾十年來，大眾對教育和職場的多元開放26、性別平等和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都穩定增加。這種社會上的寬容態度延伸到許多方面，例如更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非主流的興趣，以及激進的認同政治。現在我們可以身上滿滿刺青與穿洞，卻依然保有很好的工作。我們可以性別流動，可以穿夾腳拖和帽Ｔ上班，成年後依然在蒐集漫畫書和打電動，這些行為在我們文化裡的接受度遠遠高於過往。
然而當談到及早成功和多元天分，卻是背道而馳。我們對不同天分的接受度愈來愈低。有些人學習得比較慢，有些人擁有職場上沒有用處的技能，社會對這樣的人愈來愈苛刻。
我們的社會對國人變得更獨立、更多元思考感到自豪。我們認為既然擁抱不同的身分認同和生活方式，自然也就擁抱了不同的學習步調和天分專長，我們也認為現在更多人享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然而這種認知錯得離譜。我們絲毫沒有發覺，這個社會過度看重網路公司和金融公司所偏好的迅速思考和程式能力。也許更糟的是，這個社會時常仰賴單一的測驗或模糊的評等，而不是能反映複雜如人類潛能的詳盡資料。
智力測驗和ＳＡＴ測驗變得多麼凌駕一切啊！原先這些測驗並不是用來論斷某人這輩子是否能成功的。僅僅不過幾十年前，就算你的在校成績和測驗分數都只是普普通通，人生的大門也不會在你面前關閉。ＳＡＴ測驗分數不會大幅影響未來賺多少錢、跟誰結婚、別人又是怎麼看待你。無論是藍領或白領工作，重視的是正直、熱忱、經驗、可靠、工作倫理、團隊合作與堅韌不拔，重點是情商而非智商。而如今，標準測驗成績排在後七十五％（即四分之三）的人可就艱辛許多。如果你需要不一樣的學習方式，除非父母有辦法讓你讀另類學校、請家教或在家自學，否則你就慘了。
無論我們是否認知或願意承認這種情形，這都是文化上的重大倒退。
如今你可能什麼對的事情都做了──努力讀書、考ＳＡＴ、上社區大學或州立大學，但依然被拋在後頭。你也許遵循著數代以來的「成功之路」，卻仍一無所成，窮途潦倒。為什麼？因為你不夠聰明、不夠早慧，十七歲時的考試技巧不夠精湛，所以大概只是個不幸的庸才。
在過去，如果你高中或大學落居人後，還有不少機會能夠迎頭趕上。舉例來說，從軍就是一條改造人生的現成道路。以前從軍的人──主要是來自勞工階級的男性──可以藉此培養紀律、學習成熟、發現楷模，並提升自己的眼界，然而現在我們卻很少聽到這類的故事，也沒人這樣講了。以二○一六年出版了意外暢銷作品《絕望者之歌》的傑德．凡斯為例，他艱苦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之後27，加入海軍陸戰隊，退伍後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最後畢業於耶魯法學院，成為矽谷頂尖投資公司的負責人。這是一段非凡的人生故事，包含了探索、成長和自我發展。然而這故事最非凡的地方正是在於它的非同尋常。以前像這類的故事隨處可見，然而在現在這個表面寬容、實則嚴峻的社會，走在不同人生路上的人，很難功成名就、實現自我。
更糟的是，在這種一貫的社會風氣下，我們看不見一個明擺著的普遍事實：人的潛能十分多樣。有些人很幸運，學生時期就被單一面向的標準化測驗所肯定，這些人堪稱是幸運兒。其他人可就沒這麼幸運了，我們較晚成熟的能力要在很久之後才會得到發掘、認可或鼓勵，有的人甚至還沒有這樣的機會，於是多數人被誤貼上「不夠聰明」或「缺乏志向」的標籤，被歸類為「懶散」或「沒勁」。可是事實上，這只是因為我們真正的能力與獨特的專長沒有發光發熱。過早面對的壓力和一貫的社會風氣，讓我們變得跟機器沒兩樣。
在這場競爭中，我們必敗無疑。
機器無情地一年比一年更聰明，這個困境十分駭人。上一個世紀，當自動化技術問世的時候，主要是在取代單純的勞力活，因此對我們知識導向的經濟不太會構成威脅。隨著機器人能組裝的汽車零件愈來愈多，汽車工廠生產線的工人開始變得憂心忡忡；接著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入侵專業的白領工作，才引起大學和媒體的注意。現在，這個危機的影響幅度才愈發清晰。
二○一六年秋天，前財政部部長兼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寫道：「根據我的預測，到了本世紀中葉，二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會有三分之一失業。每五年中，很可能就有超過一半的人失業長達一年。」28這預測是根據美國知名人口統計學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的著作而來，他稱這種即將浮現的失業潮為「美國的隱形危機」29。
就在二○一六年聖誕節前夕，白宮發表了一份五十頁的報告書〈人工智慧、自動化和經濟〉，指出：「美國應該投資人工智慧的開發，因為人工智慧有『許多好處』，包括為美國人提供未來就業所需的教育和訓練，協助勞工分享未來經濟成長的果實。」30看起來還不錯？但我們繼續讀下去：「然而本報告書的作者群亦承認，有關人工智慧的各種影響，還有影響浮現的速度，大家仍莫衷一是。不同的研究人員，對接下來十到二十年間有多少工作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的估計相差甚大，從九％到四十七％都有。」市場觀察網（MarketWatch）在發布這則消息時，還下了帶有戲謔意味的標題：「白宮：機器人將取代半數工作，但請大家鼓掌歡迎。」31
展望未來數年，數以百萬計的白領員工原先認為自己的工作不受自動化所影響，如今卻逐漸明白自己的工作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便宜的軟體程式就能輕易取代。的確，我們很難想像有哪一個工作不會被人工智慧和電腦自動化所取代。舉凡醫藥、放射科、腫瘤科甚至某些手術都難逃自動化的結果。換言之，有些人得跟六位數美元的年薪和最受尊敬的職業說再見了。終身職的大學教授呢？線上學習網站已經在提供數位課程了。律師呢？LegalZoom 網站能協助顧客寫遺囑、開公司、申請離婚和註冊商標。建築師或工程師呢？市面上有 Autodesk 和 Revit 等建築資訊模型軟體和虛擬設計建構軟體，且已經被用來實際設計建築了。
麻省理工學院都市研究與計畫教授法蘭克．利維指出，「遵循特定規則」32的白領工作是最容易被取代的。這類工作需要遵照複雜的規則與規定，像是提交案件摘要、閱讀圖表或設計結構等，雖然目前能帶來可觀的報酬，卻面臨被取代的風險，未來這種工作機會幾乎注定會消失。
我個人算是頗為樂觀，多數人應該能成功調適，但箇中陷阱顯而易見。現在社會鼓勵年輕人投入理工領域的相關工作，但諷刺的是，這類工作也許很快就會被人工智慧摧毀。舉凡工程、金融、實驗室和編寫程式等許多遵循特定規則的工作，原本像是未來的保障或是安全的飯碗，卻其實是陷阱，即將面臨廣泛的破滅。
社會正面臨危機。我們執迷於測驗分數、在校成績，以及可衡量的年少得志，這原本初衷良善，卻已然過猶不及。我們現在有的不是獎勵各種才能的菁英領導制，而是日益狹隘的寡頭制度，由智力測驗和ＳＡＴ測驗主宰生殺大權。少數早慧的天才占盡好處，但多數年輕學子還沒成年就落居人後，天生我材也沒用，狹隘的測驗並沒有發掘出他們潛藏的能力。像這樣過度強調及早成功並不合適。如今，人類的平均壽命愈來愈長，多數新生兒會活到二十二世紀，適合我們多數人的不是在ＳＡＴ測驗考到高分或是一味投身理工領域，而是發現自己真正的天賦，好好發揮，在任何人生階段都可能破繭而出。
在當前的這個困境，大學四年學費高昂，學貸日趨高漲。如今所有美國人共背負一兆三千億美元的學貸（參見前言），違約率為十一．五％，比二○○八年的房地產泡沫更嚴重。我們擔心孩子會錯失人生成功的唯一機會，所以瘋狂撒錢。這時代沒有世襲頭銜，沒有明訂的階級階梯，我們卻催生了一個勢利的新系統，極其崇尚智力測驗成績和大學名校的學歷。
為了緩和這個危機，我們務必揚棄對及早成功的過度崇尚，別認為人生有一條快速的成功之道。這對多數人來說並不公平，也無比殘酷，既忽略了各自與生俱來的天賦，切斷慢慢探索天分與熱情的機會，還貶低了個性、經驗、智慧、韌性、可靠、同理心和其他帶來成功與滿足的可貴價值，阻擋了多數人大器晚成的機會。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恰好相反。我們應該支持人人各異的才能與成功步調，開放各種機會，而不是專橫地切斷早期的探索之路。如果我們想在未來發光發熱，這麼做實屬必要，畢竟未來是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無所不在的世界，如此也更符合每個人各有不同成功步調與方式的真實情形。
然而社會不是偏重個人的差異性，而是極度偏好很早就展現考試才能，有資源上對的學校、上對的課程、找對的教練，既早慧又能夠在考試中取得高分的人。
在過去，成功不是賺進大錢、掙得名氣或是盡早取得成就，而是有機會把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以真實的自我奪人目光；如今，神童典範、我們對測驗和排名的執迷以及獎勵敏捷腦力而非經驗與智慧的演算法經濟，卻毀了一切。
多數人都沒有在ＳＡＴ測驗取得超高成績、無法讀每年學費四萬美元的幼稚園、不適合科學化管理原則下的學習進度與模式、不是運動天才、沒有超級外向、沒有壯志萬丈，也沒有腦力過人。
像我們這樣沒有在ＳＡＴ數學測驗拿滿分、沒有頂尖成績、學習得又慢又普通的人──所謂大器晚成的人──能走出什麼樣的人生呢？
這是本書接下來各章節的重點。好消息是，雖然如今的神童文化顯得對我們很不利，但其實我們比想像中來得更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