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創造你自己的健康文化
執迷於年少得志、對成功的定義日益狹隘，這個現象根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科學管理與智力測驗（參見第二章）。但現代社會的狂熱，則主要誕生於個人電腦掀起熱潮的一九八○年代，比爾．蓋茲和賈伯斯二十多歲就英雄出少年，橫空出世，轉眼致富。
賈伯斯看起來就像是個光芒萬丈的救世主，但蓋茲卻是很邊緣的書呆子。蓋茲成長於西雅圖的富裕社區，家中頗有人脈。他就讀於全美知名的私校湖濱中學，ＳＡＴ數學測驗成績得到八百分滿分（寫作測驗則是七百九十分），在校成績頂尖。他喜歡在無數個夜晚和週末到湖的對岸，窩在華盛頓大學的電腦實驗室，編寫蒐集交通數據的程式，或是駭進湖濱中學的成績系統。他幾乎注定要錄取哈佛大學。他年輕時唯一的反叛之舉，就是大三從哈佛休學，並在一九七五年與夥伴攜手創立微軟，在短短二十年間就成為全球首富。
賈伯斯帶給世界各種神奇的產品，蓋茲則留給我們一張指南：如果你想年紀輕輕就功成名就，那就在ＳＡＴ測驗考出高分，在學校取得絕佳成績，並把某個課外的嗜好練到頂尖。今天這個極度菁英領導的演算法文化，其實就是蓋茲文化。若說賈伯斯一心想改變世界，蓋茲則確實成功改變了社會對成功的看法，並成為年輕人的楷模。如果我們想讓自己和孩子功成名就，蓋茲就是絕佳的示範。
塑造了當代精神的不是賈伯斯，也不是哪位政治人物或文化偶像，而是比爾．蓋茲。當今社會執迷於盡早取得可以衡量的成就，這是我們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讓我們檢視這個文化，探討為什麼我們要臣服於此，而我們對於大器晚成的觀感又是如何受到影響。
文化，包括家庭、同儕和社會所給的影響，能把我們高高舉起，也能把我們重重打倒；能替我們的努力拍手叫好，也能讓我們動彈不得，而通常我們全得概括承受。文化也會傳遞社會的期望，我們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但是想法和行為卻不知不覺受到影響，甚至長達數十載。這些期望或是以口頭說出，或是不言而喻，時常藉由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想像。
正因如此，文化對大器晚成的人有很大的影響。如果覺得自己還沒找到天命，也還沒充分發揮潛能，那麼請務必檢視文化對你的影響，看看到底是什麼拖住了你的腳步。我已經指出了一個兇手，也就是社會對及早成功的執迷。現在我們再來檢視文化的其他影響，看看到底是什麼造就了現在與未來的我們。
文化的影響始於家庭。再好的家庭都會向孩子灌輸某些既有益也有害的常規。蜚聲國際的行為藝術家艾瑞克．瓦爾就是個絕佳的例子。瓦爾說，家庭和文化的價值觀逼著他要儘早取得成功，但最終卻適得其反，害他陷入災難。
我是在崇尚菁英與成就的系統裡長大，收到的訊息是：考高分，考超級高分，進頂尖大學，做頂尖工作，賺一大筆錢，成為舉足輕重的大人物。1
我剛畢業就進入一家娛樂公司，負責安排娛樂活動或是演講。如果某個商展想請瑪麗亞．凱莉或是海灘男孩，就由我負責跟經紀公司洽談。一年內，我當上了公司的合夥人，年紀輕輕，意氣風發，職業生涯可說是一帆風順。
然後情況卻急轉直下。企業開始不再請藝人到商展助陣。不過才短短幾週，我就變得一無所有……我失去了拚命掙得的一切，也失去了身分與頭銜。我三十歲，拿不出任何成績。
我感到很屈辱、很丟臉，覺得自己很沒用，不想在外拋頭露面，也不知道我這輩子還能做什麼，只是縮在浴室一角猛掉眼淚。
但我還是得面對現實。既然我原本的信念體系失靈了，我就得另尋出路。從小到大，家人和社會都跟我說強者愈挫愈勇……但這套對我不管用了。而且我還很憤怒。我對這個商業世界、對沒有預測到會發生這種局面的股票分析師，以及跟錢有關的一切周遭事物都憤怒不已。我原先這麼相信財富，財富卻徹底令我失望。
之後，我跟很多遭遇過打擊的人聊過。我是在金錢方面遇到挫折，有些人是在婚姻，有些人則是在健康。他們受到重大打擊，因此尋找能夠麻痺痛苦的方法。我原本可能會採用這堆不健康的方法來逃離痛苦。
我懂了。我懂為什麼痛苦會把人壓垮，為什麼我們想靠麻痺自我來逃避現實。那時的我很幸運，找到的出路剛好是藝術。我跑去跟搞藝術的人混在一起。
回想起來，我會遇上藝術是因為藝術跟商業相反。藝術家、哲學家和自由自在的思想家不會一心只想著物質和俗世，我就是想去跟他們混在一起。那段期間，我變得很喜歡他們的觀點，很著迷於他們的天分，也發覺那才是我應該要走的路。
起初，跟習畫多年的他們相比我的水準很差。不過我很快就學會筆觸、濃淡、諧調與美感的竅門，整個世界彷彿在我面前敞開，我第一次重新看見了種種事物。
先前我為了能夠多賺點錢，對很多事物都視而不見，但現在我的眼睛突然睜開了。我看見了美、夕陽、花朵、色彩和光影，凡此種種第一次在我眼前綻放，真正讓我看見。
瓦爾受到從小到大的文化影響，崇尚要盡早功成名就。但這是一種壓力，逼著他順從主流觀點，遠離自身天賦，最終險些誤入歧途。當事業土崩瓦解，他不得不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雖然備感打擊，也終於撥雲見日。驚奇的是，跟過去的從商和投資相比，如今從事藝術活動的他反而賺得更多。
如果我們還沒充分發揮潛能，或者感覺自己走錯了路，自然會想問為什麼。這很自然，卻也很困難。誰想以批判的目光檢視社會規範，探討是什麼害我們無法好好展現本事？誰想認為自己的父母、朋友或師長也許正是害我們無法振翅高飛的罪魁禍首？然而文化是形塑想法、能力與命運的關鍵，我們豈能不探討？接下來，就讓我們檢視到底是哪些期望絆住了我們的腳步。重點會擺在包括家庭、團體和社會等文化，是如何左右了我們個人的道路。
我們首先遇到的是家庭文化。雖然有少數人不幸生在破碎的家庭，過著窮困或遭受冷落的日子，甚至被家暴，但多數人的家庭沒有那麼極端，大多不好也不壞，有支持、有照顧，但也養成某些缺點，例如輕微的偏見、無理的思考、有害的價值觀，以及重蹈父母的過錯。
我的父母都擁有大學學歷，但也有嚴重的盲點。我的母親擅於同理，卻不擅於論理。雖然她是高中畢業典禮時的學生致詞代表，還有個教微積分的父親，卻著迷於怪力亂神的事。當她聽到蹄聲時，想到的不是馬，而偏偏是斑馬。父親高中時是個體育健將，之後成為一名體育老師和教練，在高中擔任體育組長，是我們這個州的高中體壇王者。但他對商業一無所知，看到鎮上的有錢人就感覺自己矮了一截，在醫師、律師、油商、跑車業務員和鄉村俱樂部會員身旁就會局促不安。後來我才懂得這些，才知道雖然我們是個和樂的好家庭，但無論是母親的胡思亂想，還是父親的身分焦慮，其實都是一種無知。當年我之所以很晚才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正是由於我不知道某些事情──在這種家庭也沒有理由會知道。我們很多人就是處在像這樣的知識鴻溝下長大的。
為了要振翅高飛，我們務必要從家中獨立。這不是說得要轉身拒絕父母親的愛，完全抗拒他們的期望；而是自己要清楚，什麼有助於我們振翅，什麼則有礙於我們高飛。忠於家庭是一回事，盲目遵從家人的期望又是另外一回事，後者反而可能害我們無法充分發揮潛能。只是要從家中獨立並非一件易事。
最早教我們社會規範的就是家庭，其中父母扮演了關鍵的角色2。他們教我們外在的世事與做人處事的道理、協助我們建立對自己與家庭的認同、左右我們的喜好與認知，甚至影響我們對大學選系、求職、交友與擇偶的決定。有些家庭鼓勵孩子走上各式各樣的人生道路，有些家庭則反其道而行。
《回到未來》和《阿甘正傳》等片的導演勞勃．辛密克斯生於勞工家庭，在芝加哥南區長大。他十二歲跟爸媽說長大後想拍電影時，只不過是個孩子在訴說他對未來的夢想，但他的爸媽聽到卻板起臉來。辛密克斯說：「對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出生長大的那個世界來說，拍電影根本就是做夢。我爸媽會坐在那裡說：『你也不看看你生在什麼人家？你才沒辦法當導演呢！』」3
我們小的時候會觀察家人的價值觀和期望，並加以內化。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謂的「社會化」會把周遭想法與價值觀灌輸給我們，大幅影響我們對自己身分的形塑。從童年到成年，我們一再測試自己的社會化行為，在不知不覺中言行舉止漸漸變得跟家人相類似。
家人對我們的影響正反面都有。他們為我們畫下第一道往往是有益的界線：「別跟抽菸喝酒的傢伙混在一起。」但界線也可能變成局限：「如果你從商，絕對既辛苦又失敗。」「你爸當年一直想讀醫學院，可惜家裡窮。我們含辛茹苦，就是為了讓你能讀醫學院啊。」
我們逐漸長大，從由家庭而來的社會化，轉為尋求被更大的團體所接受與認同。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定義「團體」（古希臘文為 polis，又可指群體、社區等）的人，意指由具有共同價值觀的人所組成的群體。
團體可以是社交圈、黨派、階層、種族或部落；可以帶有強烈的地域認同，如美國東北部人或美國南方人；可以是社區、小鎮或大城裡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是具有獨特次文化的族群；可以是國中同學、公司同事或編織社的成員；可以是特定商品的愛好者，例如哈雷摩托車同好會或漫畫同好會；可以是大學美式足球隊、死之華搖滾樂團的粉絲團或歐普拉讀書俱樂部；可以是某部老影集的愛好者，如《星艦迷航記》《魔法奇兵》或《超時空奇俠》的影迷；可以是立場傾向於特定政黨的電視台的觀眾，如福斯新聞台的保守派觀眾和ＭＳＮＢＣ新聞台的自由派觀眾。
團體影響了我們嗎？當然。團體影響我們的成就、健康、收入、行為和福祉。4人人都想要有歸屬感。我們全都受到朋友、同事和所屬團體的成員所影響，無論是參加排球隊、讀書會、教會或射擊同好會皆然。
對融入家庭以外的大團體的嚮往始於青少年時期。無論我們生於何時何地，多半都會記得十幾歲時的同儕壓力，例如得穿某個牌子的球鞋、聽某種音樂等。這個時期，同儕和他們的觀感遠比家長更能影響我們的想法和行為。父母對此都心知肚明，並感到憂心忡忡。青少年常常想在同儕面前表現，於是灌酒、吸毒或飆車，危險行為樣樣來。
然而青春期過去後，同儕壓力並沒有隨之結束。5我們成年後仍然受到同儕的影響，身邊聚集的也往往是類似的同伴。如果多數朋友就讀研究所，我們可能也考慮去讀，以免格格不入；如果認識的多數人都買房生子，在職場力爭上游，我們也會有樣學樣。這樣彼此有熟悉的生活、有共同的話題與經驗，人際關係才能維持下去。
事實上，成人跟兒童和青少年同樣深受同儕壓力影響。每次團體要我們做什麼事、穿什麼衣服，同儕壓力就來了。當你跟著穿上那件難看的衣服，聽到不懂（或難笑）的笑話卻哈哈大笑，就是在傳達你想成為其中一分子。像這類的同儕壓力有些是健康、正向的，例如參加登山社或戒菸會；但有些卻不太正面，沒有讓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凡斯在《絕望者之歌》寫道，鏽帶地區和阿帕拉契山區的某些群體失能、停擺，無從協助個人邁向成功：「在彌德頓，人人成天說要努力工作，〔但〕你到一些鎮上看看，三成的年輕人每週工作不到二十小時，頹靡懶散而不自知。」6在這種窮困的鄉間、內城或郊區，除非你能斬斷自身與周圍的關係才有可能成功，而這並不容易。
有無數的研究、書籍和報告指出，兒童貧困跟許多健康、表現與行為指標有高度的關聯性。7在健康方面，與一般小孩相比，窮人家小孩的低出生體重率高一．七倍，鉛中毒率高三．五倍，夭折率高一．七倍，短期住院率高兩倍。在表現方面，窮人家小孩的留級或輟學率高兩倍，學習障礙率高一．四倍。社會與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其孩童更容易有情緒與行為問題，更常遭到虐待或忽視，也更容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我們很容易就會認為，窮人所面臨的困境只是因為缺乏經濟資源，尤其今日的貧富差距8已來到一九二○年代以來的新高，情勢自然分外嚴峻。然而問題其實更加錯綜複雜。凡斯指出，貧窮社區的問題也是出在文化。少數人成功往上爬後，往往會離開社區，其他人就沒有成功的楷模，往往會有毒癮或酗酒問題。企業因為招募不到合格的員工而紛紛搬離當地，社區互信破滅，未來黯淡無光，沒有人願意長期投資或努力工作，怒火與不滿四處瀰漫，大家甚至會把乖乖從事低賤工作視為一種背叛行為。
即使是市區或郊區的成功社區，對居民也深有影響，而且還不見得是正面的。這類地方對居民的期望和要求很高，反而像是另一種陷阱，把孩子推向崩潰的邊緣。孩子從小到大學著要胸懷大志、勤奮不懈、辯才無礙、數理絕佳、進入頂尖名校、從事高薪的工作，卻往往難以自我探索，只是被推上輸送帶，往同一個方向送，不被鼓勵發展其他興趣或選擇不同的職業。這條輸送帶是通往成功的窄道，卻剝奪了自我發現的機會。
健康心理學家席拉．摩甘說：「由於同儕壓力，我們不願落居人後，於是過著並不真正喜歡的生活，追尋著別人所定義的『成功』。」9這種人常像本章前面提及的行為藝術家瓦爾，乍看之下是功成名就，實則卻走錯了路，鎮日做著沒有衝勁或不合興趣的工作，難保哪天就垮掉了。
撇開貧困消沉與富裕高壓等物質層面，團體的文化常規還構成其他障礙，連多屬正面的文化亦有害處。
舉我自己所處的文化為例。我屬於明尼蘇達州和北達科他州的斯堪地那維亞路德宗人，我們覺得展現情緒和提出問題是很奇怪的。我到加州讀大學時，覺得大家吵吵鬧鬧，自吹自擂，簡直恬不知恥。但客觀來說，灣區只是有另一套文化與表達的方式而已。回首當年，我現在才明白自己所生長的美國中西部文化崇尚淡泊沉默，優點是堅忍與勤勉，卻也有其缺點，局限了我在加州的機會，絆住了我的腳步。與北達科他州的生活相比，我在加州學到，提問題不但是稀鬆平常的事，而且相當有幫助；那不是咄咄逼人，反而有益學習。至於自我推銷，也只要做得適當就行，跟自吹自擂是兩碼子事。
如果你不知道加州文化認同哪些行為，就很難在該州出頭。
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所有團體都會灌輸有礙於我們的觀念。無論是就讀貴族中學、生長於犯罪頻傳的區域或是窮鄉僻壤，我們都會受到該團體的文化影響，有遵從種種期望的壓力。
第三層文化是社會，即擁有相同地理或社會領域，隸屬於同一政府，並受主流文化期許所影響的大型社會群體。社會的定義是「最高層級的文化群體，具有範圍最廣的文化認同」10。社會向我們灌輸最經久的文化、期許、道德與行為標準11，決定了我們的國家認同，傳遞了涉及政治、性別、種族、宗教、健康、性傾向、金錢觀和成功觀等，幾乎是所有層面的偏見與隱含的期望，我們再加以內化。
以美國社會為例，其所推廣的既有較為正面的觀念（如相信機會、公平競爭和法治），也有比較負面的（如不切實際的完美身材、執迷於及早成功，和崇尚名利）。無論我們自己是否有意識到，這些標準與期許深深地左右了我們的選擇和行為。多數人儘管略有察覺，但仍常忽視社會文化的深遠影響。
根據尼爾森市場調查公司的資料，美國人每天花在看電視、逛網路、聽廣播、用手機ＡＰＰ和電子閱讀器的時間將近十一個小時。12沒有錯，將近有半天的時間。這些管道告訴我們該相信什麼、該如何行為以及要看些什麼。當然，有些人會刻意抗拒，設法走自己的路，追尋自己的興趣；但對多數人來說，社會壓力無所不在，且出奇龐大，影響我們的期望、夢想和對自我的認知，形塑我們眼中的自己。
最無遠弗屆的壓力大概來自於大眾媒體13──報紙、雜誌、書籍、廣播、電玩、電影和電視。儘管社群媒體日趨興盛，引起高度的關注，但對青少年影響最大、最能左右他們各種社會發展的媒體，終究還是電視。電視不是互動型的媒介，觀眾僅能單向接收，無從反駁，也無從爭論（朝螢幕大吼大叫不算），因此電視對我們的認知發展影響甚鉅。美國高中生平均花在被動地觀看電視的時間14，比坐在教室上課和跟朋友相處都還要多。連零到兩歲的嬰兒，平均每天都會看一個半小時的電視。在美國，每戶家庭平均擁有兩台電視，有超過四成的家庭擁有三台以上。
大眾媒體看起來相對無害，畢竟我們被動接收的內容是由我們自行選擇的。但其實大眾媒體能主宰我們對世界的印象，教導我們如何應對進退與形塑自己，也對我們的觀點與志向以及如何建構我們眼中的社會現實，有很大的影響。
更有甚者，大眾媒體藉由「強化既有的價值觀和心態，以及呈現規範與基準」15，在推行自己的一套社會化內容。我們只要打開電視看新聞或夜間脫口秀，一下子就知道他們認為哪些價值觀是好的、哪些價值觀是壞的。現今多數人獲取資訊的方式不是來自實際經歷，而是從媒體而來。
如今媒體日益把我們推向特定群體的觀點。福斯新聞台的粉絲跟ＭＳＮＢＣ新聞台的粉絲，以針鋒相對換取自我認同。脫口秀主持人吉米．金摩的粉絲看不起吉米．法倫的粉絲。媒體給觀眾很多機會去建立自我認同，並深深沉溺其中。此外，我們還從媒體學習團體之外的事，例如青少年常透過戲劇學習如何調情、交往、分手或說笑。媒體提供觀眾心理學家所說的「社會認同的滿足」（social identity gratifications）。
然而媒體不只教我們如何調情或說笑，也在散播文化、種族和性別偏見，有時會呈現刻板的人物或行為，有時會過度放大或忽視少數族群。觀眾看多了會以為那就是事實。常看電視的觀眾年深日久地耳濡目染，以為世界就像電視演的那樣，這也就是學者所謂的「涵化」16（cultivation）。
舉例來說，成天看電視的觀眾也許會認為，十個男的就有一個在當警察，然而其實是每一百個裡面才有一個是警察。媒體大肆吹捧苗條的身材，許多女性因而以瘦為美，認為纖瘦才有魅力、才符合標準。研究人員尤其擔心媒體會造成種族、族群與性向的刻板印象，導致暴行的增加。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媒體能讓觀眾看見自己以外的族群，有助於減少偏見和刻板印象。在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諜海雙龍》等黑人主演的電視影集起了推波助瀾之效。二○○○年代初期，脫口秀《艾倫秀》和情境喜劇《威爾和格蕾絲》廣受觀迎，由同志擔綱主持與主演，使社會對同志的接受度大為提高。
大眾媒體在過去七十餘年間深深影響我們。如今，社群媒體冒出頭來，影響簡直無遠弗屆。社群媒體堪稱大眾的自媒體，迅速激起互相比較的新文化，男女老少爭相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像這類的虛假形象往往跟現實天差地別，卻充斥在我們左右，無處不在，無孔不入，使媒體主導的常規與觀點更加根深蒂固。
這些和大器晚成有什麼關係呢？
大器晚成的人所面臨的問題在於：他們很可能會被大眾媒體和社群媒體的許多標準與期望所妨礙。即使自己不受影響（例如家裡沒有電視），但媒體會影響社會的許多規範，規範進而直接影響到我們。因此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對職業的選擇、對關係的想法以及對人生目標的設定，都受到媒體左右。非主流的人可能會懷疑、甚至厭惡自己，感到與旁人格格不入。二十歲沒有發生過性關係很丟臉，所以年輕的處女要對朋友隱瞞這個祕密；二十五歲的青年男女還在打零工想出路，會覺得自己很失敗；我們要是走在另類的道路上，便很容易懷疑自身的價值。今日媒體過度推崇年輕有為，對孩子、同儕和我們自己都造成嚴重的影響。比利時的統計學家與心理學家阿道夫．凱特勒有句批評這個社會黑暗面的名言：「社會替犯罪鋪好路，罪疚的人只是加以實現罷了。」
大眾媒體展現了遙不可及的完美範本，叫我們拿自己的身材、婚姻、房子、車子、家人、性生活和所住地區互相比較。在社群媒體上，別人──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過得多麼光鮮亮麗，而我們自己過得多麼平凡無奇，甚至是乏善可陳。戒癮團體有句很實用的建議：別拿自己的裡子跟別人的外在做比較。這個建議很好，但在社群媒體的時代，做到的人寥寥可數。
為什麼如此困難？我們不是有自由意志嗎？以下讓我們來探究社會學家所謂的社會規範，了解為什麼我們很難不顧外在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
社會規範是社會裡的不成文規則17，並沒有法律效力。社會中的種種規範可說是一切的基礎，有助於控制與維繫舉凡語言、飲食、愛、性、婚姻、偏見、物欲和人際關係等行為；有些看似自然的舉動，例如替老人家開門或是讓位給殘障人士等，或是我們偏好的音樂、書籍或政策等個人喜好，也都受其影響。實在很難想像人類社會如果沒有規範會是什麼光景。有了規範，我們才懂得做人處事的道理，得以維繫秩序、預測人際關係，行為才有意義。
我們理解了規範，就更能夠明白學界所說的「規範性社會影響」（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這種影響源自於人類想跟別人一致的普遍天性。
規範性社會影響的力量，來自於我們需要被別人接受。人類畢竟是社會性的動物，亟需歸屬感，非常渴望人際連結，所以行為舉止和想法觀念往往會跟家人、團體和社會相似。
現在就讓我們來檢視規範性社會影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想像你參加一項心理學研究18，和另外七位受試者圍坐在一間小實驗室的桌子旁。
研究人員說明今天的實驗目的在探究視覺的判斷力。她在大家面前放了兩張卡片，左邊的卡片畫著一條線，右邊的卡片則畫著三條長度不等的線，如圖5-1所示。
接著她請你們各自從右邊那張卡片選出跟左邊那張卡片等長的線。其他人其實都已經跟研究人員講好了，只是照表演出，只有你不知道。
實驗反覆進行了好幾次。有時比你早選的受試者會一致選出錯誤的答案。他們的錯誤非常明顯，請問你是要從眾還是相信自己的判斷？
這個經典實驗是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在一九五一年所設計的。如果受試者給出了錯誤的答案，很顯然是由於團體壓力所導致。阿希總共找了五十位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學生參加實驗，每位學生跟五到七名「假受試者」一起受試，每次實驗進行十八輪，假受試者在其中十二輪給出錯誤的答案。實驗結果連阿希都大吃一驚。在那十二輪故意答錯的情況中，有七十五％真正的受試者至少從眾一次，也給出了錯誤的答案。
為什麼他們會從眾，給出明顯錯誤的答案？在訪談時，有一小部分的受試者說，他們認為大家給的答案是正確的；但大多數受試者卻坦言他們知道答案是錯的，卻還是將錯就錯，以免自己被認為是個「異類」。換言之，他們是在尋求認同，避免和別人不一樣。後來許多後續研究19所做出的從眾答錯率甚至更高，達到八十％之譜。
這就是規範性社會影響的力量。
學者接下來轉為探討：我們有多能察覺社會規範對自身行為的影響？平時我們也許在聽到難笑的笑話時會擠出假笑、迎合大家的錯誤答案、明明就愛吃漢堡卻要裝出一副純素飲食才是正確的樣子。在這種時刻，我們是否知道自己的反應有多少是出於外在影響，有多少是出於我們自由意志的選擇？
研究一再顯示，大多數人都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如此從眾。20如今我們之所以更為環保，更願意節約能源和資源回收，規範性社會影響厥功至偉。鄰居把垃圾分類桶擺在戶外，於是我們就見賢思齊；旅館毛巾的重複使用率提升了將近三十％；大學生的大量飲酒比例也成功下降了。然而在這些研究中，受試者卻把規範性社會影響列為最不重要的影響因子。
經過了數十次的實驗，結果愈來愈清楚：規範性社會影響擁有很強大的說服力。然而我們對此卻始終一無所知，不予留意。多數人根本無法分辨自身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席爾迪尼說：「規範性社會影響無遠弗屆，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人在解釋自己行動的背後原因時，能察覺是規範性社會影響使然。」21
這就是規範性社會影響如此有利，甚至不利於大器晚成的原因。規範性社會影響無影無形，看不見、聽不到，有時令人不願相信，實際上卻幾乎影響我們所有的行為、選擇和意見。
社會規範大幅影響我們對自己的期望，許多人相信學習、成長、成功的道路都只有一條；而今天的成功之路就是及早取得成功。心理學家稱這種想法為「規範性思維」。
規範性思維讓我們認為社會上多數人走的路才是正道。22這當然有其好處，畢竟人世複雜無比，參考他人的做法通常比較容易。然而，雖然許多人希望人生能夠按圖索驥，但現實卻是沒有特定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而且無論生理、認知、道德或職場的發展，都不只一條。因此，規範性思維對我們有害。
首先，規範性思維會使社會產生隱伏的隔閡，我們被依照收入、階級、種族、宗教、性別和教育分門別類。這些隔閡源自人類對隔絕的普遍恐懼。在各種「排外」的小圈圈裡，你得懂裡面那一套，不是屬於特定的階級，就是夠有錢，才有辦法當其中的一分子。在小圈圈裡，你得懂大家的默契、認識對的人、有共同的信念，否則就會格格不入，總感覺：你無法融入，你不是我們的一分子。
規範性思維的第二個壞處在於，可能會導致無止無盡的有害比較。我們拿眼中的正常標準衡量自己或孩子的進步與成功，包括學習走路、讀書、成績、測驗、畢業、大學、起薪、職業、婚姻以及房子等。我們也拿自己跟父母比，他們四十歲時在哪個位置？五十歲呢？我們還會跟兄弟姊妹、親朋好友比，甚至拿自己的小孩跟朋友的小孩比。如果我們落居下風，就擔心是不是走慢了？孩子是不是跟不上？我是魯蛇嗎？我們感到很害怕，把跟別人不一樣當成是天大的問題。
而這完全是適得其反，弄巧成拙。在人生的各個層面，總有其他好路可走，一樣能帶你通往目標、專業與成就。這在體壇和樂壇都清楚可見，搖滾樂手、鄉村音樂歌手、饒舌歌手和歌劇女伶都能在樂壇成就非凡，足球矮將和籃球高個也都可以在體壇叱吒風雲。不過在大多數領域，卻不容易條條大道都通往成功。我該怎麼初涉職場就進入Google 工作？我該怎麼讓面試官相信，由於我曾經當過全職的家庭主婦，所以更能勝任主管一職？如果我還沒把錢拿來投資公寓的話，怎樣投資最好？我們感到一頭霧水，於是遵照規範，有樣學樣，跟大家走同樣的路。但是對大器晚成的人來說，這條路上早已塞滿年輕有為的人了！等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那裡，卻為時已晚，機會早就沒了，我們又遲了一步！於是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被邊緣化，甚至感到很羞恥。
為什麼沒有更多人反抗我們文化中的這種期望？為什麼我們不揚棄「正常」，拋開主流，開心踏上人跡罕至的僻徑？原因在於，文化規範難以打破。
我們是社會性的動物，這是人類最大的文化特性。我們的自我認知是被社會網絡和人際關係所形塑的。從演化的角度來說，我們這個物種是人「們」。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傳記作者珍妮．霍華德說：「稱其為宗族、網絡、部落或家族都可以。無論你怎麼稱呼，也無論你是誰，總之你需要它。」23
埃默里大學教授格雷戈里．柏恩斯與其研究團隊，對從眾心理背後的神經科學原理做過重要的研究。他們對受試者在從眾壓力下的腦部活動24很有興趣，於是以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受試者的腦部，以研究當他們偏離常規時的生理效應。研究發現，當受試者想擺脫多數人的影響，跟負面情緒相關的杏仁核就會變得活躍。這表示，即使多數人明顯是錯的，對抗規範性社會影響仍可能對生理造成負面的影響。換言之，從認知角度而論，我們天生就傾向遵從大家的意見，就算大家的意見錯得離譜也一樣。
我們對反對群體的人簡直恨得無以復加，稱他們是背刺、背骨、叛徒或逃兵。在當今的美國政壇，最激烈的爭鬥往往不是發生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而是發生在爭論何謂正確價值的同黨同志之間。這種正統之爭往往會催生出專制或獨裁。此外，所有文化和社會都發展出對付叛徒的手段，小至聳聳肩和翻白眼，大至貶損和攻擊，甚至判刑或殺害。極為普遍的懲罰是逐出社會──視異議為反叛，視創新為怪誕，視獨特為異常。
這是文化對個體的祕密宰制。這是由家庭、團體和社會所創造的壓倒性規範浪潮，也是由規範性社會影響、規範性思維和文化認知所形成的從眾壓力。那麼天分與步調不同的大器晚成者，又該怎麼做？好奇的人、探索的人和創新的人，又該怎麼跳脫主流文化的輸送帶，打造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