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輝英

要定位帕克‧巴默爾這本著作，本質上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書中所講固然是有關個人志業的問題，但他探測的深度、立基的根本，以及討論的範疇，遠在它的篇幅所能涵蓋之外。

但是，即使只談志業這個項目，我覺得帕克這本書，幾乎就可以做為包括你我在內的所有焦慮的現代人最好的追尋導覽，以及最熨貼的心靈撫慰劑。所謂志業，人們一向都認為是一種標竿─一種以某位偉人為楷模的努力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只是努力學著要去做別人而已，即使達成了目標，那也不是我們自己，而是戴著某位名人面具的我！作者帕克‧巴默爾坦率而直接地揭露長久以來，人類一心想要變成他人的普遍傾向！這個錯誤的傾向，不僅辜負了許多人欣然領受天賦禮物的心願，扭曲了人想成為自己的天性，而且真正是暴殄天物，浪費了老天給的最好禮物。帕克直指所謂志業，不應外求，而是該靜心傾聽我們內在的聲音，體認天命之所在─天命並不是強迫自己去追逐能力範圍以外的，而是要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寶藏，讓我去成就我生來就是的那個人！

這是何等的智慧和當頭棒喝！只有成就真我的天賦，才可能讓我們體現生命的價值！關於這部分，當我捧讀帕克這本書，然後回顧自己大半生的經歷時，赫然發現：我，一個在全華人世界享有盛名、作品有多種譯本的小說家，一路走來，不正如帕克所言，是迂迴又迂迴，經過許多的痛苦與不得已，最終才回到我的志業上，如魚得水，發揮最大的能力貢獻社會，影響了成千上萬的人？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公開場合，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年輕人「站在自己的條件上，過自己的生活」，這句話如果以帕克的語言來說，就是找到自己內在的天賦，欣然領受，並充分發揮。

比起很多必須要用心傾聽內在的聲音，才可能找到自己天賦的人來說（有些人即使這樣，也不容易發現自有的天賦），我實在幸運多了！因為我是一個從小就展現特長的孩子，而且這所謂的特長，不僅明顯，而且非常耀眼。

我十五歲時便偷偷投稿當時的諸大報，像新生副刊、聯合副刊及中央副刊等等，是典型的文藝少年。因為初高中讀的都是北一女，功課很緊，寫稿只有寒暑假，大約一年兩篇；怕被同學發現，所以都以筆名發表；而且當身分形將暴露，我就趕快再換個新筆名。

這種情形持續到大學畢業那一年。之前，大學選系組，父母雖都鍾意我讀藥學（因為那有執照，也算有保障），但因我讀書向來不用他們操心，所以在選志願時，父母雖有期待，卻未勉強。我那時熱愛文學、電影，醉心現代舞，以為寫作就該唸中文系，也如願上了中文系。臨畢業，人生的美好假期結束，長女身分讓我認真思考職業的問題。我發現以我當時單薄的寫作量和人生能源，根本不可能養家活口，因此也做了放棄寫作的打算。

那時，外貿人員收入可觀，母親希望我像那些表姊妹一般走這行；銀行業也算金飯碗，最後我屈從父親的意思，在銀行工作了一陣子，後來實在是做不下去了！每次帳對不上時，錯都發生在我身上，讓我很沒尊嚴。下一個工作我挑了廣告業，企畫撰文對我而言根本是牛刀小試。十年間，我一路跳槽一路高昇，職位愈做愈大（做到副總），薪水愈拿愈高（那時收入約等於相似經歷的女性的八到十倍），可是日子卻過得愈來愈不痛快。到了那種職階，必須做許多處理人事和行政的工作；和客戶之間的接觸變成最主要的工作內容，甚至下班之後都得應酬。這就是所謂的服務業，以客為尊變成夢魘；何況長期在團隊作業體系，永遠都是無名英雄，更必須和許多你不想磨合的人磨合，那種痛苦實難想像。

更重要的是，別人看我風光，我卻老覺得自己無根，我一直認為那不是我該終老的行業，幾乎不可能有歸屬感。

就在那時，我高齡懷孕，坐胎不穩，出入醫院三次之後，終於聽從醫生囑咐，辭去壓力奇大的工作，在家安胎。

出院後第一天，在報上看到第五屆時報文學獎徵文剩二十二天截止。我瞪著報紙，想起寫作這被我徹底丟棄十年的最愛，無聲自問：「棄劍十載，我可還能寫？」

大概只猶豫了五分鐘，我便下定決心：試試何妨？天知、地知、我知而已，對我何傷？

我花了十六天連寫帶謄便將之寄出。一個月後，有人找我，我挺著肚子又開始上半天班，不敢去奢望文學獎的事，乾脆就把它忘掉。

但是，我的天賦沒將我忘掉。我以《油麻菜籽》獲得五位決審一致通過，成為當年時報文學獎的短篇小說首獎；旋即改拍成電影，我也以此作和侯孝賢導演一起榮獲次年金馬獎改編劇本獎。也在這一年，我的《不歸路》獲得聯合報中篇小說獎，也馬上被改拍成電影；第三部小說《今夜微雨》亦拍成電影。自此我終於在漫長的漂泊之後，回身擁抱上天給我的禮物。此後二十年間，我另有十二部小說被拍成電視連續劇，在海內外擁有為數可觀的讀者，我用我的作品撫慰了無數受傷的心靈，我開脫了別人，也安頓了自己｜我的人生，在寫作的這二十多年志業生涯中，真正因憐憫而謙卑、因擁抱天賦而豐富，年過五十，或許我可以說：如今我成了自己。

用自己生命的追尋過程做他人著作的序，雖然有些不合常情；但是，如果您對照序和本書，我保證您當撫書而嘆；原來，這二者竟然如此若合符節！您也當明白：原來帕克是如此真誠不虛、如此洞見人生、如此帶著光和熱燭照我們探索的旅程！

（本文作者為知名小說家）

除第一章之外，本書其餘各章節最初均於過去十年內，以小品形式在其他出版品發表過。但我將所有文章全都重新改寫，有些修改幅度還不小。我希望能創作一本真正的書，而非僅是一部關於志業（vocation）的文章集錦。我想要藉本書對這個題目做一貫深入的探討。畢竟，這是一個跟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關係，可以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好的題目。

我之所以提及這些篇章的起源，一部分源於我對出處的重視，再者是當初因信任而邀請我提筆的人，都是我個人志業上重要的夥伴，在此我要特別記上一筆。

第二章「如今我成了自己」原是我在華倫威爾森學院戴維森講座1的授課內容，校方並將其印製成冊。2該講座的不凡使命幫忙架構出本書的經緯：從天命與志業的角度來看待並思考生命中的種種經驗，「不只從成功中學習，也從絕望與失敗中學習」；我不只是對年輕人這麼講，也是說給較年長的成年人聽。我很感激我的朋友，該校校長道格‧歐爾（Doug Orr），他延長了邀請期間，讓我在該校的講演更為完整；另外還要感謝唐與安‧戴維森（Don and Ann Davidson）贊助這個講座，引發此類反思；以及整個華倫威爾森社區對我的言語這麼善意的回應。

第三章「當道路封鎖」當初是因《織就》期刊3編輯約翰‧莫格巴各（John Mogabgab）4邀稿寫就，那是一份性靈類的季刊。約翰是我的多年好友，他是那種能陪你走過一生的最佳良伴。《織就》期刊從襁褓時期就在他的手中茁壯長大，該刊廣受好評，是此類刊物中最出色的代表之一。

第四章「一路而下」最初是為紀念亨利‧盧雲（Henri Nouwen）的《織就》特刊，以「負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為主題而寫。5對約翰跟我來說，亨利是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這一章是友誼力量超然的證明。本章我探究個人的憂鬱經驗。多虧朋友在身邊支持，還有一位雖已溘然長逝，但精神與我同在；如果沒有他們，我不可能這麼坦率地處理這個狀況。

第五章「由內引導」一開始是我在印第安那州校園事工辦公室（Indiana Office of Campus Ministries）的演講稿，該單位後來將它發行成冊。6我很感謝我的朋友，也是該單位執行長麥克斯‧凱斯（Max Case）的邀請及鼓勵。三十年前，全美上下許許多多校園事工、司祭，以及拉比7協助我踏出尋找天職的第一步，我對他們的感激無以言盡。尤其在當初那個時代，學界沒有幾個人願意討論靈性的問題，至少不願意公開討論— 謝天謝地，幸好今天的狀況已經大不相同。

第六章「總有這一季」是費茲學會（Fetzer Institute）會長洛柏‧萊曼（Rob Lehman）邀請我寫的，他也是我的好友及志業旅途中重要的夥伴。該文謹獻給費茲靜思中心「四季」，為其揭幕成立共襄盛舉。費茲學會並將本文印成小冊子，放在「四季」的臥房中，敦請來訪者一起思考。8對我來說，費茲這份小冊好比希爾頓大飯店枕邊的高級薄荷糖。我認為萊曼是走在尖端的先鋒，他讓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能去探索內在與外在生活之間的複雜關聯。

另外，我要特別感謝我在裘巴出版社（Jossey-Bass）的編輯波斯特（Sarah Polster）。她頭一個看出近年來我筆下的文章有「志業」這個題目貫穿其中，她相信這些篇章有變成一本書的可能。她的編輯技巧幫助我，讓這些小品的貫連性更為緊密，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

我也要感謝裘巴出版社其他多位員工，每一位都是出版界優秀傑出的工作者：布朗（Carol Brown）、福拉格（Joanne Clapp Fullagar）、高斯坦（Paula Goldstein）、娜莉（Danielle Neary）、馮德林（Johanna Vondeling），以及懷特尼（Jennifer Whitney）。

書中提到我個人的旅程，其中有大多數是我在家人的陪伴及支持下度過，今昔皆然。我未將他們納入我的故事中，因為他們的說法屬於他們自己；而我真能敘述、有權敘述的，也就是我個人的故事了。不過，在寫到我跟家人共同經歷的旅程片段時，我經常想到他們，心中充滿感激。

獻給莎莉‧巴默爾（Sally Palmer）、布倫特‧巴默爾（Brent Palmer）、陶德‧巴默爾（Todd Palmer），以及凱瑞‧巴默爾（Carrie Palmer）：感謝你們一路上給我的無限愛意。

獻給希瑟‧巴默爾（Heather Palmer）：謝謝妳為我的生命帶來新的笑聲及愛— 雖然，要是妳別再提醒我吃蔬菜的話，我可能會更加感激！

獻給雪倫‧巴默爾（Sharon Palmer）：謝謝妳獨有的編輯天賦，在我身為作者的志業中，它是不可或缺的。感謝妳在我學習如何讓生命發聲的過程中，不停以愛來支撐我，陪我走過這一切。

帕克‧巴默爾

於一九九九年七月

寫於威斯康辛州麥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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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河面冰封，問我

我犯過哪些錯。問我，

是否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的人生？有人

輕輕緩緩走進我的思緒，有人

想要拉我一把或者推我下水：問我

最濃最強的愛與恨，造成的結果

有什麼分別。

我將傾聽你所言。

你、我，轉身回頭

注視靜默的河水，等待。我者皆知

底下河水在流動，隱而未現；而

眼前的寧謐，卻

承載了長長遠遠的來來去去。

河水傳遞的訊息，就是我要說的。

——史塔佛（William Stafford）「問我」（ASK ME）9

　

「問我，是否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的人生。」對某些人而言，這句話是荒唐之言，不過是詩人不按牌理出牌的邏輯和用辭。一路走來、林林總總，當然就是我的人生！不然還有哪個人生？是要叫我拿來跟什麼比較？

然而對其他人來說，詩人的話也可能是鏗鏘確鑿、一針見血、騷動人心的；我，就是其中一個。這些話讓我想起過往的某些時刻—如果當初我的眼清目明，思慮清晰，當可察知我所過的生活，跟我想體現的生活並不相同。在那些個時刻，我偶或瞥見自己真實的生活，那個暗藏於冰封河面之下的生活。秉著詩人的精神，我不禁要問：究竟我生來此世要成就什麼？究竟我是誰？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真正覺醒，並開始仔細思考志業的問題，是在三十出頭的時候。當時的我表面看來如魚得水，沒有任何差池，只是，我的靈魂並不太把表象的順利當一回事。累積財富、掌握權力、爭強鬥勝、保住飯碗，生活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有意義的目標嗎？在追尋的途中我開始瞭解，的確，要過一個不是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可能的。我心懷恐懼，唯恐我正過著不是我的生活，彷彿意識到體內另外暗藏一個比較深入、真實的生活。可是又不甚確定那究竟是什麼，沒有把握另外一個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能否信得過，有沒有可能達到——深夜之中我會突然驚醒，盯著天花板發上好幾個鐘頭的呆。

後來我碰巧讀到這句貴格會格言：「讓生命發聲」（Let your life speak）。這句話對我頗具鼓舞作用，而我自以為瞭解其中意涵：「讓最高尚的真理和價值引領你。一言一行均以最嚴厲的標準為依歸，自我要求。」當時我有幾位英雄標竿，他們的作為似乎正是如此，成為我演繹這句話的最佳化身——這句話是鼓勵我們活出像馬丁‧路德‧金恩10、羅莎‧帕克斯11、印度聖雄甘地，或是桃樂絲‧黛12這樣目標崇高的人生。

所以我就把所有想得到的偉大理想通通條列下來，準備一項一項去實踐。可是結果往往少有值得讚嘆的，多半很可笑，有時候還光怪陸離。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幾乎都不太真實，是對真正自我的扭曲—就好比是從外表過生活，而非從裡到外讓生活自然煥發。我只是找到一種「聖潔」的方式生活，但其實那並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我不過是拿我的生命來模仿這些英雄，卻沒有真正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讓生命發聲」對我有了不同的意涵，這個新的體會既忠於這些語句的隱晦，也反映出我自身經驗的複雜：「在你告訴生命你想要怎麼過之前，先聽聽生命怎麼說，看它想要你過什麼樣的生活。在你告訴生命你決定要實踐哪些真理和價值之前，讓生命替你揭開你所具備的真理，讓它告訴你你擁有的價值。」

年輕時代對「讓生命發聲」的理解，引領我一意將最高的價值往自己身上塞，也不管是否合適，便執意將自己的生活改造成符合這套價值的模樣。這些價值之所以聽起來像是我們「應該」實踐的目標，只是因為我們總是被灌輸這樣的觀念。我們慣於將道德倫理簡化成一張清單，再次核對—也許只是拿某些暢銷的美德書所列的道德標準來做對照—然後竭盡所能要成為一個好人，盡量不要做壞事。

當我們尚未成熟，生命中總有些時候會需要拿這些價值來做我們的盔甲，免得自己瓦解潰散。不過，如果在成年之後還經常反覆出現這樣的時刻，這裡頭就有很大的問題了。不管是東施效顰地模仿別人的生活，或者倚賴抽象的規範過活，最終都是要失敗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

志業，如果照我之前尋覓的方式來看的話，其實是意志力的表現，是嚴酷的決心，一味要生命朝東或朝西，也不管它究竟是否真想要朝那個方向走。如果自我傷天害理，非要靠有形的束縛才會向真理和良善低頭，那麼這種方式就有點道理。可是如果自我沒有這些病狀，而是想要追求一己的整體性（我相信這才是實情），那麼以意志和信念來追逐志業，就成了對自身的殘害—這種以洞見為名的暴力，縱使再怎麼崇高偉大，都是從外部強加於自我之上，而非從內在油然而生、自然長成的。真正的自我一旦遭到違逆，一定會極力反抗，甚至不惜代價，除非我們發現其中的真相，並付以相當的尊重，否則它會一直扼住我們的生活不放。

　

累積財富、掌握權力、爭強鬥勝、保住飯碗，
生活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有意義的目標嗎？
在追尋的途中我開始瞭解，
的確，我真的可能過一個不是自己的生活。

　

志業並不是用意志求來，它是從聆聽得來的。我必須聽聽我生命的聲音，試著瞭解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不是我想要它變成怎麼樣就怎麼樣，否則我的生命是絕不可能在這個世界展現其真實的一面，就算我的企圖再怎麼真誠，都是枉然。

這個看法其實暗藏在「志業」（vocation）一字之中。Vocation 根源於拉丁文的 voice（聲音），不是指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我聽到的召喚。我得先聽聽生命告訴我我是什麼人，才能夠告訴生命我要怎麼過。我必須傾聽、跟隨存在於我的本質中的真理與價值；這裡指的並非那些我「必須」遵守的標準，而是如果我過的是屬於我的生活，就不得不實踐的那些標準。

在這一層對志業的理解背後，存在著一個事實，那就是自我並不想要傾聽，因為這會危及它的勢力範圍：每個人都有另一種生活，不同於每天意識到的這個「我」，試圖穿越皮囊底下的這個「我」。詩人對這一點相當明瞭，也難怪古今先哲都這樣訓誡我們：自我戴著防護的面具，以自圓其說的本領，用它自己的方式來界定自己，這跟真實自我中間存在巨大的鴻溝。

要感受這兩者中間的不同，是需要時間跟困苦的遭遇的—在所謂生活的經驗底下，有一個更深入、更真實的生活等著被感知，它一直在那裡蠢蠢欲動，等著被揭發。光是這點就夠讓「傾聽生命的聲音」無從依循。從上學的第一天開始，我們一直被教導要傾聽萬事萬物和身旁每一個人的聲音，就是不要聆聽自己的聲音；要從環繞在我們四周的人群和力量中，去找出關於生活的所有線索。這樣的訓練，無異讓「傾聽生命的聲音」難上加難。

我帶過幾次靜修活動，在靜修的過程中，時不時就會有參加者給我看他們的筆記。多半不脫這樣的情況：靜修指導員說什麼，他們就全盤照抄，有時則是記下群體中某些智者的話語，不過卻很少在筆記中看到從他們自己口中說出的話。我們到處尋找指引，但就是不往自己內心當中去找。

我敦請靜修者換個方式記筆記，因為我們講出來的話通常都含有一定的諮詢效果，可能是我們想要給自己的建議。在我們的文化中有一個很奇怪的迷思，認為每個人都瞭解自己嘴巴裡講出來的話！然而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真正理解這些話的意義——尤其是當這些話來自比智力或自我深沉的地方，當我們內在的導師感到很安全，願意說出真相時，便會冒出這些話來。在那些時候，我們必須仔細聽聽生命在講些什麼，並且將它記下來，免得忘記這些真理，或者否認自己曾經聽到過這些聲音。

　

Vocation根源於拉丁文的voice（聲音），
不是指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我聽到的召喚。
我得先聽聽生命告訴我我是什麼人，
才能夠告訴生命我要怎麼過。
我必須傾聽、跟隨存在於我的本質中的真理與價值。

　

當然，口語並非生命發聲的唯一方式。透過行動、反應、直覺、本能、感應和身體當下的狀態傳達出來的，或許比言語更為懇切。我們就像植物一樣，充滿各式各樣的向性，把我們導往特定的經驗，避開某些閱歷。如果我們可以學著解讀自己對周遭經驗的反應—這是所有人在世界上每過一天就會不知不覺地寫下的文本—那麼，我們便能從中找到活出更真切的生活所需的引導。

不過，如果我讓生命說出我想要聽的事，以及樂於轉述給其他人聽的事，我也必須讓它說出我不想聽的話，或者我絕對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內容。我的生命並不只有優點和善行，它也涵蓋了缺點和限制、罪愆和陰暗面。在探索「整體性」的過程中，有一點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卻經常被忽略—擁抱自己感到自信驕傲的部分一點都不難，但是，我們也得接受連自己都討厭，或甚至是自覺可恥的那些部分。這是為什麼詩人說：「問我，我犯過哪些錯。」

在以下章節中，我會常常談到我自己的錯誤，諸如我走過的歧路、我對自己真實境況的誤讀，因為在這些時刻中，藏有我個人志業的重要線索。雖然這些過錯可能曾經為其他人帶來痛苦，我對此感到難過，正如詩人的感傷，但我並不因此而意志消沉。我們的生活是「真理的實驗」（且讓我借用甘地自傳的副書名），而在一項實驗中，成功跟失敗的結果是同等重要的。13如果沒有犯過這些錯，我不曉得我怎麼能夠得知我這個人究竟承載了什麼樣的真理，我的使命又是什麼，不過這樣講起來，我好像應該寫出一本更豐厚的鉅著！

「如何」傾聽生命的聲音，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索的問題。在我們的文化之中，一碰到跟人性靈魂有關的問題，我們收集相關資料的方式往往不是很有效；因為靈魂對於傳喚或是交互詰問並不會有任何反應，最多就是一直站在被告席上保持緘默，最糟糕的狀況則是棄保潛逃，從此音訊全無。只有在平靜、誘人的、值得信賴的狀況下，靈魂才會說真話。

靈魂就像一頭未馴服的野獸—頑強、精力充沛、精明、自大傲慢，同時又害羞得不得了。要想窺看這頭野獸，萬不能大剌剌地闖過林地，大聲叫它出來；如果我們願意悄悄地走進樹林，在樹下靜靜坐上一兩個鐘頭，這頭野獸也許就會冒出來，讓我們匆匆一瞥，瞧見這頭幾經尋覓的珍奇異獸。

那就是為什麼本章一開頭的那首詩以靜默做結，而我也因此感到羞赧，因為在本章結尾，我並不是將讀者帶往寂靜，而是演講稿，一頁又一頁的長篇大論！不過，我希望我的演講稿真誠地記錄下我聽到的聲音，在沉靜中，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同時我也希望本書讀者能夠從文字的書寫和閱讀中，聽到始終圍繞在我們身旁的靜寂。這份寂靜永遠會邀請我們探尋生命的意義，也會不斷提醒我們字句永遠無法探觸的意義深度。

　

我們就像植物一樣，充滿各式各樣的向性，
把我們導往特定的經驗，避開某些閱歷。
如果我們可以學著解讀自己對周遭經驗的反應，
那麼，我們便能從中找到活出更真切的生活所需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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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業白描

字斟句琢，用心鋪陳，薩頓（May Sarton）短短幾個字引人對志業遐思，既真切又精準——至少，我因此展開對志業的探索。

　

如今我成了自己。

物換星移，曠日廢時。

我已全然溶解，撼搖，

這麼久一直戴著其他人的面具……14

　

要成為今天的你得花上多少時日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時戴上根本就不屬於自己的面具。要發現深處的自我—每個人體內真實的自我，承載真正志業的種子—中間得要受得住本我的瓦解，歷經諸般動搖與撼動。

我從小在教會長大，也是在那裡，我初識「志業」一詞。我在宗教的薰陶中成長，對其傳統相當看重：對於其信念的謙遜，對多元世界的尊重，對公平的關懷。然而我從這種種教導中所瞭解的「志業」卻是扭曲的觀念，一直要到我變得比較堅強以後，才有能力把這個觀念丟掉。為什麼我說那觀念是扭曲的？因為我們一直被灌輸，天命或志業是來自外在的聲音，是出於道德要求的聲音，要求我們變成不是我們的樣子—變成一個陌生人，也許是比較優秀的人，但卻是我們能力所不及的那個人。

　

天命並不是強迫自己去追逐能力範圍以外的，
而是要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寶藏；
天命的呼喚並不是外來的聲音召喚我，
要我變成不是我自己的那個人，
而是來自當地當下的聲音，
讓我去成就我生來就是的那個人。

　

對志業的那種看法根植於對自我的極端不信任，認定自我是有罪的，除非藉由外在的道德力量，否則無法扭轉其「自私利己」的本性。當我竭力要實現自己的生命時，這種想法讓我感覺自己的作為並不恰當，它讓我對於「我是誰」和「我應該是誰」當中存有差距這件事產生罪惡感，我愈是力圖縮短其中鴻溝，愈是感到精疲力竭。

今天，我對志業的理解已經不同—我不再把它視為亟欲達成的目標，而是我們即將領受的天賦。天命並不是強迫自己去追逐能力範圍以外的，而是要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寶藏；天命的呼喚並不是外來的聲音召喚我，要我變成不是我自己的那個人，而是來自當地當下的聲音，讓我去成就我生來就是的那個人，實踐呱呱墜地那一刻，上帝所賦予我的最初自我。

這項天賦很神奇，是自我與生俱來的禮物。要打開心胸接受這項天賦，事實上比你企圖成為另外一個人更難！有時候我忽略我的天賦，或是將其隱藏，逃開不管，甚至浪費虛擲—我想我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反應的人。以下這則哈西德教派故事是如此簡短，卻是如此令人深思，它揭露人類想要變成他人的普遍傾向，同時也點出實踐自我非常重要。當朱斯亞拉比（Rabbi Zusya）垂垂老矣，他說：「在接下來我要去的世界裡，他們不會問我：『怎麼你不當摩西？』他們會問：『怎麼你不當朱斯亞？』」15

如果你不相信我們帶著老天饋贈的天賦來到這個世上，而且我們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贈禮，只要注意剛出生的小寶寶或是非常年幼的小小孩，這個疑惑便多少可以獲得解答。幾年前，我女兒帶著她剛出生的小嬰兒到我家來住了一陣子。我仔細觀察這個孫女兒，看著她初入人世的這些日子，突然間，已經五十出頭的我，居然看透當我二十多歲為人父母時所無從理解的：我這孫女兒來到這世間，就是要成為她「這樣」的一個人，而不是某甲、某乙或某丙那樣的人。

她並不是以一塊原始材料的姿態出現，等著這個世界為她捏出她的樣貌；她帶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外形，和她自己那神聖的靈魂，來到這人世。聖經信仰稱之為神的形象，而我們，都是依此形象被造出的。牟敦（Thomas Merton）16稱之為真我（true self）。貴格會教友稱它是內在的光芒，或是每個人內在賦有的「神性」。人道主義者說是認同和完整。不管你叫它什麼，它都是一顆價值不菲的珍珠。

在我孫女兒剛出生的那些時日，我便著手觀察自她出生以來，根植在她身上的性向和癖性。我注意著她的喜惡，到今天我都還持續留意，看她會受什麼吸引，對什麼抗拒，她如何動作，做些什麼，說些什麼。

我把這些觀察全部寫在一封信上，等到她二十歲左右，我要確保這封信能交到她手上，附上類似這樣的引言：「這是妳初到人世的模樣，只是草圖，還不是定稿—只有妳自己才能畫出最後的成品。不過，這是很愛妳的一個人所勾勒的草圖。也許這些筆記可以幫助妳早些開始爺爺沒能及早進行的事情：記住妳最初來到世間的樣子，要找回妳真我的天賦。」

我們抵達世界之時，都帶著與生俱來的天賦—結果我們用盡前半生把它丟得一乾二淨，然後又向他人求助，好讓自己醒悟。年輕的時候，包圍著我們的期待多半與我們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沒什麼關聯，大家對我們的指望並非出自對我們本體獨特性的洞悉與理解，而只不過是想把我們安插在一個個的位置上。不論在家庭、學校、職場或宗教社群裡，我們都被訓練成遠離真我，朝向可被接受的形象前進。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社會壓力之下，原型被扭曲得完全無法辨認；而我們自己在恐懼的驅使下，往往會更加背叛真我，以取得他人的認同。

　

打從生命開端不久，
我們就有可能會迷失自我，
走上一條完全不屬於自己的路途。

　

我們的前半生在對原始天賦的矇昧下度過，接下來如果有幸覺醒、了悟、能夠承認我們之前的損失，我們便會用下半生努力找回一度擁有、卻遭遺棄的天賦，好在自己身上重現其貌。

一旦丟失了真我，又要怎麼把它找回來？有一個方法是從早年的事件中去尋找線索，往我們的生活還相當接近天生之質的那些年歲找去。幾年前我彷彿穿過時空隧道，發現跟我自己有關的幾條線索。一位朋友寄給我一份破破爛爛的報紙，是一九五七年五月我讀高中時的校刊，當時我接受訪問，談到我這輩子想要做什麼。那時，就要升上高年級的我對訪問者說，我想要成為一個海軍飛行員，還想在廣告界一展長才。

我的確只是「把別人的面目拿來戴在自己臉上」，我還可以告訴你這些人究竟是誰。父親有位同事曾是海軍飛行員，他是愛爾蘭人，很有群眾魅力，天性浪漫，充滿狂野的綺麗幻想，講話很漂亮，卻又不流於天花亂墜。我就是想要成為像他這樣的人。

另外，我小的時候有個朋友，他父親做的就是廣告業。雖然我並不渴望自己的個性像他，因為那實在太配不上我的格調了。不過，那輛跑車還有其他大型玩具似乎是他這個人的裝飾品，這些物質上的享受倒是讓我垂涎不已。

如今我已年過四十，對今日身為貴格教友的我來說，當時那些自我期許實在滿離譜，天差地遠，將來我搞不好還是和平主義者、作者，或是行動份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打從生命開端不久，我們就有可能會迷失自我，走上一條完全不屬於自己的路途。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當時想要成為飛行員和廣告人的夢想，包含著通往真我核心的線索，只不過得花上很多很多年，我方能洞悉：就定義上來說，線索是隱有寓意的密碼，自然就得透過解讀來瞭解其中的意義。

隱藏在「廣告人」的渴望背後，是我畢生對語言及其說服力量的迷戀，這也是讓我數十年來保持寫作於不懈、無法自已的一股力量。而海軍飛行員的夢想隱藏的則是比較複雜的東西：那是我個人對暴力問題的關懷。在最早的時候，以軍事幻想的方式呈現，幾年下來，逐漸轉型成為今日我對和平反戰的追求。經過這些年之後，反過來看高中時代我信以為亟欲努力成就的面貌，另外一面的真義也隨之出現。

再繼續往前回溯，回到生命更早期的階段，當時的線索不需要這麼多拆解，原生的天賦和使命可以比較清楚察覺。唸小學時我就對飛行著了迷。很多小男孩在那個年紀都跟我一樣，把放學後和週末假期的大部分時間都投注在設計、製造、試飛，最後還常把那些用不怎麼牢靠的輕質木材做成的模型飛機試到摔壞。

不過我跟多數男生不一樣的是，我另外花很多時間創作八到十二頁不等，跟飛行有關的書。我會把一張紙橫放，在正中央畫一條垂直線；做一些圖解，比方機翼的橫斷面圖；把紙捲進打字機裡；為說明空氣如何流過翼面、產生真空，使飛機上升的文字下個標題。接下來我會將這張紙摺半，和其他數張已完成的紙釘在一塊，最後再仔細地將封面畫好。

我一直認為，小時候耐著性子做這件事的意義相當鮮明：那是出於對飛行的執迷，我夢想成為飛行員，要不至少當個飛航工程師。然而最近，當我在一個老舊的紙箱裡找出這幾份當時的創作成果，豁然間我看清了真相，它比我想像的要更為明白。我並不是真想要當飛行員、飛航工程師，或是做什麼跟飛行有關的工作，我是想要當作者、想要寫書—這才是打從我小學三年級以來，至今始終努力在做的事情。

從一開始，生命就留下跟自我和志業有關的種種線索，只是這些線索不見得容易解讀。不過若是努力瞭解這些線索，你就會發現這麼做相當值得——尤其在我們二十、三十，甚或四十郎當，徬徨在人生路口，深深感覺迷失，偏離我們原生天賦很遠很遠的時候。

這些線索使我們免於落入志業的傳統窠臼。自古以來，所謂的志業總是要我們做「該做的事」，聽起來是很高尚，可是一味要自己配合某些不著邊際的道德標準，並不是尋找天職的辦法。唯有堅持真實的自我，做自己，以朱斯亞的身分在這個世上安身立命，而非強迫自己變成摩西，我們才能發現自己的天命。追尋志業最為根柢的問題並非「我該用這一生來做什麼？」，而是更基礎，也是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我是誰？我的本性是什麼？」

宇宙萬物皆有其本性，既蘊藏潛能，也各有其極限，每天都跟周遭事物互動相處的我們，應當非常清楚這個道理。拿做陶來說，這個工作並不光是陶藝家想把陶土做成什麼樣子，陶土也會透過陶藝家的手，告訴她什麼可行，什麼行不通—如果她拒絕聆聽，只會勉強做出醜樣子的成品，還可能一碰即碎。建築工程要從材料上觀察的更多，如果工程師不尊重鋼鐵、木材或是石頭的本性，造成的失敗不僅是美學的問題，如此造成的橋樑或是房子，極可能有倒塌的危險，置人類性命於旦夕。

人本身也有天性，其中包含潛能和限度。如果不先探究你所運用的材料就冒然尋求天職，那你架構在自己生命上的成品只會醜態畢露，危害你自己和身邊某些人的性命。為求實踐最高價值而「勉強裝出」某種樣子並非美德，這樣的行徑也非實行天職之途。這是無知，有時是自大傲慢，企圖置本性於不顧，而這麼做是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天職得往真正的自我裡去求，不管它是否跟我們認為自己「應有」的樣子相符合。唯有如此，才會找到我們積極尋覓的喜悅，同時也會找到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服務人世。真正的天職結合了自我和服務，就像畢克納17對志業的定義：「它是個人最深的喜悅與世界最深的需求接軌之處」。18

畢克納的定義始於個人，接著朝世界的需求移動：他的說法充滿智慧，志業並非始於世界的需求（那可以是任何一切），而是發自人類自我的本性、發自帶給自我喜樂的源頭，而這深刻的喜樂則源於我們體會到，我們活在這人世間，是為了實踐上帝賜予我們的天賦。

一反我們薄弱的道德文化傳統，此處強調喜悅和自我，並非自私的行為。貴格導師史提爾（Douglas Steere）常喜歡這麼說，遠古時人類提問「我是誰？」，不可避免會引來同樣重要的「我是誰的？」這個問題—因為自我無法獨存於關係之外。因此，我們必須探問這個關於自我的問題，並且盡可能坦誠地回答，不管結果終會如何。唯有如此，才能發現我們生命的歸屬。

　

天職得往真正的自我裡去求，
不管它是否跟我們認為自己「應有」的樣子相符合。
唯有如此，
才會找到我們積極尋覓的喜悅，
同時也會找到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服務人世。

　

當我漸漸認知到真我的種子早在我出生之時即已播下，我對自己賴以生長的這個生態系統也懂得愈來愈多—在這個往來互動的網路中，我受召來此與每一種生靈唱和地、負責任地、和樂地共同生存。只有當我瞭解種子和生態、自我和團體，我才能夠體現愛我的鄰人和愛我自己的聖誡。

　

朝向黑暗之旅

大部分的人長途跋涉，穿過荒煙蔓草，才逐漸體會到自我跟志業的感覺。這趟旅程跟觀光業販售的自由自在「旅遊套裝行程」可是一點都不像，說起來還比較接近古老的朝聖之旅——「往神聖中心前進的蛻變之旅」，千辛萬苦，充滿磨難與晦暗。19

傳統的朝聖過程中，艱辛並不被看做是突發意外，而是旅程的一部分。險惡的環境、惡劣的天氣、不小心跌倒了，或是迷失了方向——此類挑戰多半不在我們能力控制範圍之內，因此可以卸去本我握有主控權的幻象，留出空間，讓真我浮現。如此，朝聖者也才有機會發現他／她尋覓的神聖中心。苦其心智、勞其筋苦之後，錯覺的迷霧散去，一天醒來，我們會發現神聖中心就在這裡，就在當下—在旅程的每一個段落，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各地各處，神聖中心就深藏在我們心中。

不過，在我們到達這個光明萬丈的中心之前，黑暗是必經的過程。黑暗並非故事之全部（每一趟朝聖都是充滿喜悅與開心），但它卻經常被略過不提。好不容易逃離黑暗，邁向光明，我們總忍不住要告訴人家我們的信心未曾動搖，不願承認也曾有在恐懼中畏縮不前的漫漫長夜。

對我個人而言，身處黑暗的經驗對尋找自我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說出事實真相則幫助我待在光明裡。不過，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讓我想要說出事實：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今天正行在黑暗中，所有人年輕時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如果我們這些年長者把自己的陰影面隱而不言，這對年輕人是很大的傷害。我年輕的時候，鮮有長者願意談這些邪惡陰暗的事情，大半都假裝他們只知道成功是怎麼一回事。二十出頭歲我開始碰到不愉快的事情，陰影罩頂，我還以為自己非常失敗，簡直無可救藥。後來才明白，當時我不過是正要展開一趟所有人類共有的旅程。

我個人旅程中的故事並不比別人的重要，卻也毫不遜色，而它是我討論志業這個主題的最佳資料來源，因為要想籠統概略地談這個題目，是講不清楚的，唯有透過細節，方能窺見真理之貌。我想要列舉這趟辛苦旅程中的一些細節，希望藉此提煉出關於志業的洞見精華。這麼做，一方面是送給年輕一輩的誠實贈禮，另一方面則是提醒有需要的人，個人經驗中的細微區別包含了對自我跟志業的極大指引。

我的黑暗之旅是從陽光普照的地方開始的。我在芝加哥郊區長大，後來進入明尼蘇達州的卡勒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就讀。這個學校真是棒得不得了，我在這裡找到好多可以戴在自己臉上的新面目—比起中學時戴過的更像我自己的面目，不過仍舊是別人的。大學畢業後我沒加入海軍，也沒進入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圈，我戴著其中一個面目來到紐約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信神職人員就是我的天命。當時的決心跟我幾年前想做廣告或海軍飛行員一樣篤定。

第一年結束時上帝對我說話了，透過平庸的成績跟強烈的悲慘境遇對我發言，讓我知道我是絕不可能在教會獲授聖職的，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成長於一九五○年代的人多半服膺權威，我也不例外，於是我離開協和神學院，往西來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往後，在一九六○年代大半的時間，我都為社會學博士學位奮鬥不懈，學著盡量不要那麼容易受權威所左右。

當然，一九六○年代的柏克萊是個混合著陰暗與光明的驚奇之地。然而與當今的迷思相反，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較少為陰暗所誘惑，而多是走向光明。當我們離開柏克萊，是帶著一顆堅定的信心，一種為大我而努力的情懷，一股對社會改革的熱情。

唸研究所期間，我教了兩年書，雖然我發現自己熱愛教學而且還做得滿好的，但我在柏克萊求學的經驗讓我相信，留在大學任教是一種逃避。取而代之的，我開始關心起「都市危機」（urban crisis）的議題。一位朋友老是問我，「為什麼你要回歸美國？」所以當我在六○年代末離開柏克萊時，我同時也離開了學術圈。的確，我自以為出汙泥而不染（有些人可能會說我趾高氣昂）、滿腔熱血，對學術界的墮落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手上還高舉正義之劍，一副打算披荊斬棘的模樣。接下來我就搬到華盛頓特區，不再擔任教職，轉而開始從事社區組織的工作。

我從那份工作中得到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後來成為我一本書的內容。20關於志業我學到一點，那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跟他的內心是可能產生衝突拉鋸的。道德感驅使我從事都市危機方面的工作，不過這麼做又跟我心中漸生的、感覺教學才是我的志業相違背。我的心要我繼續教書，不過理性價值和本我又告訴我，我應該拯救城市。我要怎麼調節兩者之間的衝突呢？

從事社區組織工作的收入一直不太穩定，兩年後，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提供我一份教職，而且它不要求我完全放下我的理想與高調。「你不用一整個星期都待在學校，」校長這麼說。「我們希望你讓學生投入社區活動。這是個終身職路線（tenure-track）的職位，不用上太多課，完全沒有出席系務會議的義務。儘管繼續你的社區工作，只要把我們的學生也帶著就行了。」

　

在我們到達這個光明萬丈的中心之前，
黑暗是必經的過程。
好不容易逃離黑暗，邁向光明，
我們總忍不住要告訴人家我們的信心未曾動搖，
不願承認也曾有在恐懼中畏縮不前的漫漫長夜。

　

不用開會這一點簡直就像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我因此接受了喬治城大學的邀請，開始帶大學部學生參與社區組織的工作。不久後我發現，在這項安排背後還隱藏了一份更大的贈禮。透過教育的眼光重新看待我的社區工作，我發現即使身為一個組織者，我也從未停止扮演教師的角色—只不過我的教室是開放的，四面沒有牆壁隔起來。

事實上，我也做不了別的：我慢慢才瞭解到，教學是我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自然之道。不論我成了神職人員還是企業執行長，詩人還是政治家，我會做的，始終都只是教學。它是我的志業核心，不管我扮演什麼角色，都會找到辦法去呈現它。喬治城大學的這份工作讓我邁開第一步，擁抱這個事實，開始我對「教育不插電」（education unplugged）的終身探索。

不過就算工作已經重做調整，有一項事實還是不曾改變，那就是組織工作的粗糙混亂跟我那十分敏感的個性格格不入。歷經五年以來的衝突競爭，我已經不行了。我太敏感，容易發怒，這樣沒辦法成為一個優秀的社區組織者—我的志業已經發展得超過我所能掌握了。一直以來，我始終被都市危機的「應做事項」驅使，而不是受真我的感受指引。由於缺乏對自己能力限度和潛力的認知，本我跟道德感索性當起家來，帶我走到這靈魂無法承受的境地。

我對自己頗感失望，因為我不夠堅強、沒能承住這個挑戰，既失望又羞恥。不過朝聖者一定都會發現，要能完成終極的追尋，不僅要接受勇氣與長處的導引，也要在短處與弱點的協助下發現自己的真理。要不是我太敏感、經常發脾氣，又加上實在精疲力竭，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現我需要離開社區組織工作的這一個原因：身為組織者，我其實是帶領其他人走向我自己從未去過的地方—一個叫做社區的地方。如果我想要更完整地從事社區相關工作，我就必須更加沉浸在社區之中，而不是當初那個程度就夠了。

我是個中產階級的男性白人，並非典型的團體生活領導者。像我這樣的人被教育成獨立自主，而非習慣與他人互相依存。我所受的訓練向來都是競爭、求勝，渴望獲得獎賞的滋味。不過，我的體內有一些什麼在渴望、企求體驗互助社群，棄絕競爭，若非這次身心俱疲，體內的呼喊永無受到注意的可能。

所以我就跟華盛頓的工作單位請了一年的安息假，前往費城郊外一個叫做攀朵山（Pendle Hill）的地方。攀朵山成立於一九三○年，是隸屬於貴格會的一處生活與學習社區，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學習。成員約七十人左右，參加者均以提供內在旅程、非暴力社會改革，以及兩者間連結的教育為職志。住在這裡的人遵行每日的例行互動生活，從中體現貴格信仰，具體實踐教義：每天早晨在靜默中禮拜；一天共享三餐；共同參與靜思研讀、體力勞動、決策制定，以及社會服務。這裡是公社，是隱居之地，是修道院，是靈修淨地，是集體社群—不管你怎麼稱呼，攀朵山的生活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21

搬到那裡跟搬到火星沒有兩樣—完全陌生的環境，卻又那麼令人難以抗拒。我以為我只會待一年，就回華盛頓去繼續我的工作，結果在一年的安息假結束之前，我受邀擔任攀朵山的教務長。最後我多留了十年，住在這個社群之中，持續我另類教學模式的實驗。

那對我是很重大的轉變，不管是在個人方面、工作方面，以及性靈方面；現在回想起來，我曉得若沒有那段經驗，自己將會多麼貧乏。不過在那段轉變的早期，我開始對自己一路走來的志業軌跡深感懷疑，痛苦不已。雖然我覺得老天呼喚我，要我留在攀朵山，不過我也害怕自己已經踏出我所曉得的世界以外，在專業上有被除名的危險。

從高中以來，我一直被種種期待所包圍，大家認定我就是會爬上什麼領導要職。二十九歲時，某知名大學的校長親自到柏克萊來拜訪我，要把我納進他的理事會中。他開玩笑說，他這麼做是因為沒有哪一個現任理事的年紀在六十歲以下，更不要說三十歲了；還有，沒有半個人有鬍子，就好像柏克萊制服一樣，我也能提供他們這一點。接著他還加上這句，「其實，我這麼做是因為將來有一天你會當上大學校長—這點我很確定，而擔任理事的經歷是當校長很重要的準備。」我接受他的邀請，因為我確信他是對的。

那麼，六年後我在攀朵山幹什麼呢？沒多少人曉得這個「集體公社」，還是由一個與眾不同的宗教團體所創辦的。大部分的人若有聽過這個宗教團體的名字，也是從早餐穀物麥片得到的印象—然而我要趕緊補充，那可是跟貴格會一點關係也沒有。

讓我來告訴你我在那裡做什麼：我在那邊的手工藝品店生產馬克杯，做出來的杯子比我在中學做的陶土菸灰缸還要重、還要醜，然後我還把這些奇形怪狀的東西寄回家去，給家人當禮物。我那與世長辭的父親，願他的靈魂安息，生前經營精緻陶瓷生意，而我寄給他的馬克杯重得就算裝滿咖啡，也感覺不出與空杯有什麼差別！

家人跟朋友都問我，而我也自問：「如果你是要做這個過一生，當初何苦去唸博士？這不是在揮霍你的機會跟才能嗎？」經過那樣仔細推敲後，我的志業決定顯得既無謂又荒謬；再者，對我這樣一個無意自世上消失，一心只想功成名就的人來說，這決定簡直是太可怕了。

我到底「想不想」去攀朵山，待在攀朵山，留在攀朵山？我不能說我真的想，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來到攀朵山是我「不能不做」的事。

在志業的最根柢並不是，「老天爺啊，我要去這個奇怪的地方嗎？還是重新學習怎麼生活，沒人知道我在那兒幹麼，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志業的最深一層應該是，「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是什麼理由我沒辦法跟別人解釋，我自己也不盡瞭解，然而，我就是怎麼樣都抗拒不了。」

然而，就算有這層動機，我的疑惑還是像滾雪球似地愈滾愈大。有一天我從攀朵山穿過一座森林，走到附近的大學校園裡。我只是想出去散散步，但沉重的焦慮卻壓在心頭揮之不去。不知怎地一時興起，我走進該校的行政大樓。大廳裡懸掛著該校歷任校長的照片，個個面容嚴峻，其中一位便是當初到柏克萊邀請我擔任理事的那位校長，那時候他是別間學校的校長—我不禁想像，這位先生現在正用極不贊同的表情俯瞪著我：「你以為你在做什麼？幹麼浪費你的時間？趁還不太遲，趕快回到你該走的路上！」

我從那棟大樓飛奔出來，回到林子裡哭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已經在志業的旅程中遭遇黑暗一陣子了，這一刻突然間又陡地下滑，直沉到底部，因而引發了我的憂鬱症，稍後在本書我會談到這個部分。不過，不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刻承載了太多我得要學習的訊息—而且唯有走進黑暗才有機會學到。

也就在那一刻，我離開學術界的所有冠冕堂皇的虛假理由通通在我身邊碎裂瓦解，唯一剩下的，就是我的恐懼。之前我一直堅持，對我自己也對別人說，我脫離校園是因為它不合人性。我辯稱那是一個腐敗傲慢的地方，充滿逃避社會責任的知識份子，而且他們還自認比其他平凡百姓優秀—正由於這些常民缺乏權力與優勢，迫使他們不得不擔起維繫社會於不變的責任。

如果這些抱怨聽起來有點老調，那是因為這些話早就有人說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柏克萊，所有人對這些看法均奉行不渝，而我也千方百計想要把它當成是自己的想法，其中理由我現在才看分明。不管我的怨言是否多少有那麼點道理，這些想法只是變成我離開學術圈的藉口，用來當臺階下，給自己方便的理由。

　

志業的最深一層應該是，
「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是什麼理由我沒辦法跟別人解釋，
我自己也不盡瞭解，
然而，我就是怎麼樣都抗拒不了。」

　

我之所以離開的真相是因為我害怕—害怕我無法勝任成功的學者，害怕我的研究跟出版品永遠也達不到學校的標準。這些憂慮一點都沒錯—不過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才有能力對自己承認。就算我再怎麼努力，再怎麼加油，我就是欠缺一個優秀學者應有的資質，而繼續待在校園，只是硬要將黑的變成白的，否認這個事實而已。

學者得在前人聚積的知識上建立新知識、訂正它、推論確證它，將它發揮到極致。我每碰到一個題目，老想要用自己的想法思考，不喜歡受其他人已經先說過些什麼過分影響。如果你逮到我私底下在讀書，最有可能是小說，或是詩集、推理小說，要不就是無從歸類的散文小品，不太可能是跟我當時寫作內容直接相關的材料。

我想我這個習性是有一些好處的：幫助我保持新鮮的思考、從多元觀點看待生命帶給我的許多刺激。這個習性也不乏有其短處：某種程度的懶惰、缺乏耐心、對於在這些領域已經有一定建樹的人可能缺乏應有的尊重。

然而不管這些是好處還是壞處，這些就是我的個性、限度及天賦的真相。我不太能夠以既有的發現為基礎，繼續深植加強，我比較擅長自己創造；慢慢探索一個題目我不太行，但我經常一股腦兒跳進深水中，看看我是不是遊得動、揮發得了；要我列大綱我做不來，我會寫著寫著到了死角，然後又從裡面打開一條活路；緊抓住邏輯的線路講道理我沒辦法，但我可以從這個比喻跳到下個比喻，借用寓意表達我的理念！

搞不好在這個錯綜複雜，甚至是言行不一的舉止中，是有那麼一個教訓的：在通往志業的路途上，我們必須接納自己有時候可能出於錯誤的理由，而做出正確的事情。我離開學校是對的，但我需要一個不對的理由（「大學是腐敗之地」）去做這事，因為在那個時候要我面對正確的原因（「我缺乏擔任學者的天資」）實在太可怕了。

我怕當不了學者的恐懼之中蘊藏一股能量，讓我必須把自己丟到學術圈外，用另外一種教育使命來解放自我。不過，因為我無法察覺自己的恐懼，我就用價值判斷和仁義道德偽裝這份能量。這是很令人難堪的事實，卻是確切不過的事實—一旦意識到這個事實，瞭解它在我的生活機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就發現，自己已經不再為此發窘了。

最終，我好不容易放下身段，誠實無畏地正視自我及自己的缺點。這裡距黑暗僅一步之遙，我一直千方百計要避免，但這個黑暗可以讓我更仔細地看清自己，不再繼續逃避。我很感激上帝的恩寵讓我得以放下，我那時要是堅持自欺欺人，繼續唱高調，絕對成就不了今天的我，更不要說現在還能以愛服務學術界—那個當初因恐懼與憎恨而被我丟下的圈子。

如今我在體制外從事教育服務，而不直接待在學術單位裡面。保持一點距離，我那些不健康的症狀比較不會爆發，我的精力可以用來構築希望，省得浪費在憤懣怨恨上。這麼多年後，我才瞭解自己這個毛病，我很容易跟體制內運用權威的人起衝突，他們行使權力的方式常常讓我氣得不得了，到頭來，我的時間都花在生氣上，根本無法工作。

問題既是「在此」，也是「在彼」，這個想法一旦通了，要怎麼解決也就明白了：我必須獨立工作，待在體制以外，免得自己一激就怒，看什麼都不順眼。十年過去了，現在，那個毛病不再困擾我，不管碰到什麼麻煩，我沒別人可怪，只能怪到自己身上，所以我會心甘情願，將所有的能力奉獻到我受召喚的使命上！

我想，這邊也有一條尋找真我與志業的線索—我們必須撤回自己對他人與外在環境的所有負面投射，這些投射只是讓我們得以掩飾自己的恐懼；我們必須實際去認知、去擁抱自己的缺點與限度。

一旦與恐懼達成了協議，我才能夠回過頭去，追溯出一條無意識下的軌跡。多年來我從柏克萊、喬治城之類的大型機關換到攀朵山之類的小地方，這種在社會實體意義的地圖上比較沒有地位，能見度比較低的地方。我移動的方式像隻螃蟹似的，橫著走，深怕自己會與「從體制生活核心往邊陲移動」的事實迎面相撞。再這樣繼續走下去，只剩下完全脫離體制一途了。

我企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說服自己小型單位比大型機構有道義，這個想法當然是錯的—不只是對體制機構的偏見，也是對我個人轉變的迷思！事實上，我是受靈魂所鼓舞，「真我」比本我更瞭解我這個人，知道我必須逆著機制而行，必須脫離單位的限制，才能做好我要做的事。

　

不再做與我內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
不再抗拒我對自己內心的理解，
繼續當這樣一個不完整的人。

　

這不是在指控體制機關，這是我對自己限度的陳述。我有很多值得敬重的朋友，他們沒有我這種限制，他們的稟賦允許他們在體制內好好工作，透過這些機關，他們可以實踐對世界的服務。不過他們的稟賦是他們的稟賦，終究不是我的，經過種種「狂飆運動」22我才終於瞭解這一點—而且，這也不是我對自己的指控。這一切只是真實地說明我是誰，我如何與世界恰當接連，也是引領我朝向真實志業的來源。

　

自我、社會與服務

安然度過志業旅程之中的困惑與低沉，至少有一件事我明白了：關懷自己絕對不是自私的行為，而是對我所擁有的天資、身在此世要奉獻給他人的稟賦予以妥當照料。我們要不時傾聽真我的聲音，給它它所需要的照顧，這麼做並非只為了一己，也是為了與我們有關的諸多生靈。

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瞭解自我跟服務之間的關聯：其一是詩人魯米23的尖銳觀察：「如果你不老實與我們相處，你是在惹天大麻煩。」24如果我們對真我不老實，別人就得為此付出代價。因為我們出口的諾言無法信守，言行站不住腳，做的美夢終成夢魘，其他人全都得受罪——假設我們對真我不老實。

在本書稍後，我會探討這種不誠實的行為及其後果。然而探討自我跟服務之間的關聯，還有一種比較具有鼓舞作用的方法，那就是研究那些忠於真我者的生命。例如不管是發生在東歐、拉丁美洲、南非，還是女性、非裔美國人，以及眾多男、女同性戀同胞身上，對人類貢獻很多的偉大解放運動。我們會發現一件簡單、但經常被忽略的事實：這些運動讓我們的生活改善，我們的關係、我們的世界因為這些人的生命而有所不同，他們立志對真實的自我忠誠，我們也因此受益。

為求生存，這些人經常受社會制度所迫，自我欺騙、過不是真正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窮人，就應該要委曲求全、忍氣吞聲，同時還得心懷感激；如果你是黑人，你活該要受到種族歧視，還不能抗議；如果你是同性戀，你就應該要假裝自己不是。我輩可能不清楚那種情況，可是你我至少可以想像，處在這種情況下，實在很難不偽裝自己，盡量不要讓真我跑出來—你要不這樣做，看這個體制怎麼懲罰你、整你。

儘管這些威脅，也或許正是因為有這些威脅，這群人做下重大決定，播下運動的種子：他們決定過「表裡如一」的生活。他們決定不再繼續演戲，徒讓外表看起來像是某一種人；不再做與內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他們決定要主張自己真實的自我，並表現在行動上—這些決定一波一波地泛開，逐漸改造他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並為百萬名他人的自我服務。

我稱此為「羅莎‧帕克思的決定」，因為這位與眾不同的女性過的生活正是表裡如一的最佳象徵。大部分人都曉得她的故事，一位非裔美國女人的故事。她的工作是裁縫，四十歲出頭下了這個決定。時間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地點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帕克思做了她不應該做的事情：坐在公車前排保留給白人的位子上—這個舉動既危險、大膽，又挑釁；別忘了，那是種族歧視下的社會。

這個傳奇還沒完了。幾年後，某研究生找到羅莎‧帕克思，問她：「妳那天為什麼坐在巴士前排？」帕克思沒說她坐在那裡，打算啟動一場革命，她的動機是更根本、更自然的。她說：「我坐下是因為我累了。」不過，她並不是說她的腿累了，她是指她的靈魂累了，心累了，整個人都累了，不想再按種族歧視下的規則行動，不想再拒絕內心對自我的呼喊。25

當然，羅莎‧帕克思決定不再表裡不一，是受到許多力量的幫助跟鼓動的。她在平民學校26學過非暴力示威抗議的理論跟策略，馬丁‧路德‧金恩當時也是該校的學生。此外，她是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蒙哥馬利分會的秘書，其成員對不合作主義27多有討論。

不過，十二月的這一天，當她在巴士前排座位坐下的那一剎那，她並沒有把握平靜示威絕對可以發揮效用，而她所屬的群體一定會支持她。那是存在真實的一刻，索回確切的自我，要回與生俱來的權利—那一刻同時啟動了一個過程，改變這片土地的狀態與法律。

到了這個階段，羅莎‧帕克思不得不與自己真正的志業結合，所以她坐了下來—並不是為了要重整這個社會，而是為了要在這個世界上完整活出她全部的自我。她決定，「不再做與我內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不再抗拒我對自己內心的理解，繼續當這樣一個不完整的人。」

對於任何決定過「表裡如一」的生活的人，這個社會會施予懲罰。在這樣的社會裡，「坐在公車前排」的勇氣又是打哪兒來的呢？你想想，多少先人的智慧不也告誡我們，表裡不一的生活是最安全、最明智的辦法嗎？「忍一時風平浪靜」、「息事寧人」、「不要賞人白眼」。這些話都老掉牙了，在在告訴我們不要把自我真理跟公共生活混為一談，否則只會在這個紛亂的世界裡自曝身分，遭人攻擊。

這些人曉得選擇表裡如一的生活會被處罰，他們哪來這麼大的膽子？我從羅莎‧帕克思之類的人身上看到的答案是很單純的：這些人已賦予「懲罰」一詞不同的意義。他們已經瞭解到，沒有什麼懲罰比自己對自我的貶抑來得更難受的，除了自己，沒有任何人真正具有處罰他人的力量。

在羅莎‧帕克思的故事裡，這個道理的體現簡直就妙極了。她在公車前排坐了一會兒之後，警察上來問她：「妳知道，妳若繼續坐在這裡，我們可是要把妳關到監牢裡去。」

帕克思回答：「那就關吧……」其實她是非常禮貌地表達以下感受：「跟我四十年來的自囚相比，那用石頭、鋼鐵打造的監獄對我算得了什麼！我剛剛才從我自己的監獄走出來，我已經不打算再跟種族歧視體制繼續勾結了！」

為了追求真我而遭受的懲處，絕對不會糟過放棄追求自我，而給自己加諸的懲罰。反之亦然。什麼樣的獎賞能大過活出自己的最佳光芒？

你我也許不像羅莎‧帕克思有一場仗要打，那是一場對抗種族主義制度的戰役。然而在她的故事中，這場戰役的種種並非重點，她抗爭時所依憑的自我才是。而我們每個人都跟她一樣，得面對追求真我、找回真我的挑戰跟期許。

然而，若是希望帕克思的故事能幫我們認清自己的志業，首先得先把她當成是個一般人。這點很難做到，因為我們已經把她塑造成女超人了；而這麼做才好保護自我。如果我們把羅莎‧帕克思供在博物館裡面，當成是遙不可及的真理偶像，我們也依舊不會有任何改變；我們可以把她放在座臺上，讚頌她直到永遠，卻從未發現她的生命為我們帶來挑戰。

既然我的生活沒有被陳列在博物館的風險，讓我簡短地回到我知之最深的故事—我的故事。不像羅莎‧帕克思，我從來沒有採取過什麼單一的、戲劇化的行動，將之化成一股能量，改變我所關心的機構。相反地，我一再逃避，螃蟹橫行地行動，盡量不與這些單位正面相衝突。我並不想承認這種情形的存在，就算是對自己，我也不願意。

然而在我追求志業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時至今日，在離開當初滿懷恨意及懼意的教育界二十年後，我的工作卻跟教育機構的革新密切相關。我相信，要不是真我拖著又踢又叫的我，要我尊重它的天性跟需要，強押我在生命的生態系統中找到屬於我的位置，並且在像是永恆的戀人爭吵中，找出我跟體制機構的恰當對應關係，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要是我不聽真我之言，因恐懼而麻痺，繼續「蹲守原窯」，我今天一定是迷失在痛苦之中，不可能服務我所關心的世界。

羅莎‧帕克思的立場既鮮明又富勇氣，我的過程則是迂迴曲折、跌跌撞撞。有些旅程是直截了當的，有些旅程則是拐彎抹角的；有些旅程很壯烈，有些則令人畏懼，毫無章法可言。然而只要老老實實地走過，每一段旅程都是一個機會，帶領我們走向個人深度喜悅與世界深度需求相結合之處。

薩頓提醒我們，真我的朝聖之旅「曠日廢時、物換星移」。這個世界需要有耐心與熱忱去進行這趟朝聖之旅的人，不單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一種社會與政治的行動。這個世界仍在等待能解放我們的真理——我的真理、你的真理、大家的真理、當初我們以上帝的形象來到世上，就深植於大地的真理。我相信，培養這份真理是每個人始終不變的真實志業。

　

為了追求真我而遭受的懲處，
絕對不會糟過放棄追求自我，而給自己加諸的懲罰。
反之亦然。
什麼樣的獎賞能大過活出自己的最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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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關大道

在我前往攀朵山展開一年的安息活動前，我已經在華盛頓特區待了五年，恐懼與日俱增，擔心過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我在攀朵山為期一年的活動，到頭來卻延長到十年之久。當時我三十五歲，頂著一個博士頭銜，過去經歷輝煌，照說要找份新的工作並非難事，至少就當時的時空而言是如此。可是，我要的並不只是一份工作。我要的是外在生活和內在生活更深切地調和。

我在華盛頓時，同時身兼社區組織者和教授二職，既是活動份子又是知識菁英—但是，這兩個世界沒有一個讓我覺得有「家」的感覺。「有能力的人，做事；沒有能力的人，教人」，這話聽起來不太入耳，可是如果你買這句話的帳（當時我深陷在灰心沮喪的泥沼之中，所以大概是疑信參半吧），就會瞭解那個時候的我已經山窮水盡，覺得自己把所有可能的志業都耗用光了。

要說有什麼地方能讓我再找到新的方向，那必是攀朵山了；我這麼以為。因為那是以祈禱和學習為根柢，開拓人類潛能的地方。然而等我一到當地，開始分享我在志業上的困境時，大家給我的反應終究不脫傳統的貴格建言，雖然立意良善，卻只是徒增我的絕望。「要有信心，」他們如是說，「道路終會為你展開。」

「我有的是信心，」我心想，「可是我沒那個時間好等『道路』自己展開。我已經接近中年，日子一天過得比一天快，我卻還沒找到自己感覺的志業之路。到目前開拓過的，通通是錯誤的路。」

幾個月下來，挫折愈加深重，我帶著我的問題去請教一位年長的貴格會女士，她的深思熟慮和坦率直言眾所皆知。「露絲，」我告訴她，「大家不停跟我說『道路總有一天會打開』。好吧，那我就安安靜靜地坐下，我祈禱，聆聽上天給我的召喚，可是路老是不開。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尋找屬於我的天職，到現在還是不知道自己生來究竟是該做什麼，連一點模糊的概念都沒有。對別人來說，他們的路也許會展開，可是我的卻始終沒見開過。」

露絲的回答是貴格會有話直說的典型。「我天生是貴格會會友28，」她神色凝重地表示，「我活了六十多年，道路也從未在我眼前開展過。」她頓了一下，我則墮入絕望之中。這位明快的女士難道是要告訴我，貴格會所謂上帝會指引我們的概念不過是唬人的？

接著她又開口說話，這回還咧著嘴笑，「但是，很多道路已經在我身後封閉，而它的引導作用不也一樣嗎？」

我也笑了，笑得很大聲，久久停不下來。這是一種恣意開懷的笑，如此簡單的真理一下子便展露無遺，之前的心神混亂突然都顯得沒有必要。露絲的誠摯讓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追求志業的旅程，長久以來，我的經驗也驗證了她那天為我上的那一課正確無誤：生命中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不可能發生，能帶給我們的導引並不比生命可能或會發生的來得少，搞不好還更多。

跟許多中產階級的美國人一樣，尤其是白人男性的這一群，我在「堅信只要願意努力，要做什麼絕對可以做到，想變成怎樣就能變成怎樣」的次文化下長大。這樣的想法寓含著只要我有足夠的精神和強烈的決心，宇宙和我都是沒有極限的。上帝造物本如此，我僅需依循其規。

不消說，當我迎頭撞上自己的限度時，我開始覺得碰壁，特別是這些極限以失敗的形式出現時，我更是苦惱不已。進柏克萊唸研究所前一年的那個夏天，我頭一次碰到這麼糟糕的報應—身為社會學研究助理的我被除名了；至今回想起來，那種羞恥感還歷歷在目，如影隨形。

從小學、中學、一路到大學，向來是天之驕子的我，面對命運突如其來的逆轉幾乎無法招架。不只整個夏天的收入飛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也岌岌可危，因為我在柏克萊的指導教授，正是我做的那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我對自己的認知，我對宇宙的概念，生平第一次（卻絕非最後一次）在我腳邊碎裂。怎麼一回事？那個活在浩瀚宇宙中、無所不能的自己上哪兒去了？

教養我的那個文化提供了一種答案：因為我不夠努力，才沒能保住這個飯碗，想成功自是休想。很遺憾地，我得承認這種說法並非毫無道理。我跟另外一個研究助理老是瞧不起那個研究計畫，也毫不避諱地不時大開它玩笑，我們遊手好閒到過分的程度，哪個指導教授能夠忍得下來？而且我們製作的研究資料可能有很多失誤的地方，難怪老師會大發雷霆。

當時我的同事跟我年輕氣盛，批評這個案子本身根本就是個笑話，想要藉此合理化我們的行為。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內在青年」（inner adolescent）—沒有惡名昭彰的「內在小孩」（inner child）那麼睿智，但絕對比較頑強—仍堅信當時的我們有可能是對的！也許當時我們對那件案子的批評不乏正確之處，可是不管裡面有多少可信度，有一件事是錯不了的，我的確沒努力保住那份工作，所以才會失掉了它。

　

生命中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不可能發生，
能帶給我們的導引並不比生命可能或會發生的來得少，
搞不好還更多。

　

瞭解我們的限度

不過那次的認知發展得不夠深，我並未從中了悟「道路在我身後封鎖」這層意義。我之所以被革職，是因為那個工作跟我是誰沒多大關係，或者一點關係都沒有，也無涉我真正的天性與稟賦，我的關心與不關心。當初青春期的反叛行為正說明瞭這個清楚的事實。

雖然是遲來的歉意，但我想為自己的不成熟，為我給指導教授帶來的痛苦，還有我可能對資料造成的諸般損害致歉。沒有一件值得稱道，不過我還是笑笑，盡量保持鎮靜。也許就一位好的社會學家來說，當初那個計畫絕對是一項「應該」做的研究，只不過它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才會做得那麼心虛，想矇混過去。那些感覺都是未來種種的前兆，接踵而來的事件終究讓我徹頭徹尾脫離這個領域。

顯然我應該要更直接地面對我的感覺，多多加強自我控制。我若不自行離職，就應該好好待下，盡忠職守。只是，所謂的「應該」只是「應該」，不見得都能起得了作用，因為常人過的生活往往跟他靈魂的本性是相違抗的。在當時，我對自己靈魂的本性一無所知，也對哪條路會與這本性打架全無概念。不知是什麼驅使著我，我的舉動盲目且不自覺，而現實則給了我一條又大又難受的線索，指出「我是誰」：路在我身後封閉了。

不管是這份工作或其他類似的工作，沒有一件是我應該做的工作，這點在我出生之時即已註定。這個想法聽起來很宿命，甚至說得嚴重一點，像是給自己找藉口。不過我相信從中可見志業的真理，既單純、健康，同時又富含生機。每個人各帶了他的天性來到這個世上，既有極限也有潛能。不停探索我們的潛能，讓我們開發許多可能；一再與極限對陣，也讓我們漸漸摸清自己的天性。我想，這就是露絲跟生命所要教我的課題。

如果極限不要用這麼令人難堪的方式呈現，該有多好。被炒魷魚實在不是一件好看的事。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不欣然接受你的極限所在，恐怕只有給你一個巴掌、讓你難為情，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唯有在寸步難行、脫離常軌，或是摔得遍體鱗傷的時候，我才會真正警覺。於是最後，我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本性，看看結合天賦和極限，我可以做出什麼來。

分辨以下兩種不同的限制是很重要的：一種是從自己身上來的，一種是別人或政治外力強加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我們「像樣」。我並不是要所有人都把開除當成是老天慈悲，藉此顯靈，為我們的志業提供線索。有時候可能只是老闆病態，或是公司文化使然，慣於實話實說的人對既有秩序是一大威脅，非除之而後快。有時也可能是經濟體制下的結果，貧者的工作被剝奪，富者才能愈富。如同靈性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要從封閉的路途上得到啟示，需要深思與洞察。

美國人有這麼一個問題—至少是我這個種族、我這個性別有這樣的問題—我們抗拒限度這個想法，堅信不管是哪一種限度，對我們的生活而言都只是暫時、令人遺憾的懲罰。無休無止地挑戰極限是全美共同的迷思：開拓西部、超越音速、把人送上月球、當我們將舊式的空間塞滿垃圾，幾乎動彈不得時，我們發明「虛擬空間」這個概念。沒有什麼是不能的。

有一部分的我相當珍惜這個充滿希望的美式傳統。不過如果一徑認為沒有什麼是不能的，那麼當路途多次封鎖，遺下尋找自我的線索時，我們可能會一再錯過這些線索，說不定還執意超越極限，結果在過程中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幾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上，主持人介紹我是「迷途知返的社會學家」，此話一出全場鬨然，一時間讓我想起上研究所前那個夏天發生的窘事。我的靈魂需要從社會學和它本身之間沒對好的裂痕中去找回自己，不過在這之前，自我得先給羞愧一個平反的機會。所以我就進了研究所，證實我終究是可以成功當上社會學教授的，儘管時間非常短暫—到頭來，這條路徑直接帶領我走向對志業絕望的深淵。

在喬治城大學教授社會學的絕望讓我前往攀朵山，這是一個信號，引我追求志業的完整性。要是我沒有順應我的絕望，要是露絲沒有幫助我理解它，我可能還在繼續追逐不該我做的工作，對自己、對一起工作的同仁和研究計畫造成更多傷害。而且這麼做，對這項職業也是一大傷害，因為對於那些受召的人來說，這畢竟是一項非常值得好好做的工作。

　

生命的生態循環

縱使有美國的樂觀神話保護，我還是不能成為我想要成為的人，做我想要做的事——這個現象其實不喻自明，多說老套，可是我們一再排斥這個事實。我們的天賦性格讓我們像是生態系統下的有機體：在某些角色和人際關係中，我們可以應付存活，其他的卻只讓我們枯萎死去。

例如說，邁入六十之際的我是不可能，也不會變成美國總統的。這很清楚，儘管在成長的過程中，大家都把話說得很漂亮，說任何人（其實是指「任何白人男性」）都有可能躍上那個高位。我對這項限制不再覺得難過，因為我實在無法想像我這樣一個人變成總裁什麼的，更遑論貴為一國之尊。要真的當上了，對我不啻是最最殘酷的命運。不過呢，我還是被「人是無窮可能」的神話給鼓舞了，花了好多年一直要推翻這個生態真相。以下就有一個故事為證。

　

每個人各帶了他的天性來到這個世上，
既有極限也有潛能。
不停探索我們的潛能，讓我們開發許多可能；
一再與極限對陣，
也讓我們漸漸摸清自己的天性。

　

在我擔任攀朵山的院長任期內，有一個機會送上門來，要我當某個小型教育機構的校長。我去參觀了校園，跟理事會成員、教職員，還有學生談過；他們跟我說，只要我點頭，這個工作非我莫屬。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clearness committee）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29（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說：「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個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瞭，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慾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誠實面對自己，而執意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我的想法。多年來我認識許多人，他們反覆對我提出一個非常人性的想法，聲稱他們需要被愛。長久以來，我的反應既迅速又直截，出於某種「義務」性的反應：「自然你需要被愛，每個人都需要，我也愛你。」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瞭解到，縱使每個人都需要被愛，我也不可能在有人需要被愛時，就能源源不絕地提供愛。在某一些關係中，我有這個能力去愛，有一些則否。要我假意承諾自己無法辦到的空洞誓言，非但損及我的正直，也對需要的人不公—而這一切均以愛為名。

以下還有另外一個例子，也是以聖行之名抵觸個人天性之實，告訴我們錯誤的愛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幾年前我去聽桃樂絲‧黛的演講。身為「天主教義工」運動30的創始人，長期以來奉獻自我，住在紐約下東區的貧民窟—不只為貧民服務，而且切身感受他們的處境。她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所以在演講中途聽到她開始叨唸「不知感激的窮人」時，我真是被嚇了一大跳。

　

當道路自身後封閉，
你還一味抗拒，不設法從中得到啟示，
很可能會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極限。

　

我不明白這麼輕蔑的辭句怎麼會從這麼一位聖人口中說出—直到它像禪宗公案31般用力給我當頭棒喝。桃樂絲‧黛說道，「佈施窮人時，不要抱著期待對方表示感激，而你因此自覺舒服的心情。如果你懷著這樣的期望，你的施予會是薄弱而短暫的，這並不是窮人所需要的；那隻會讓他們更加貧困。你覺得自己必須施予，才去施予。如果對你而言，施予就是一種報償，那麼你就放手去做。」

當我施予某些我自己並不擁有的東西時，我給出去的，是虛假和危險的禮物。這項贈禮看起來像是慈悲，但實質上卻是冷冰冰的—只是為了我個人的自我滿足，而非出自滿足別人想要被關照的需求。這種施予不僅不包藏有愛，甚至是違背信仰的，立基於一種自大的想法，認為上帝唯有透過我，才能散佈祂對人類的愛意。我們一直搞錯了，是的，我們為群體而生，應為群體服務，且身在群體，應為彼此盡心。然而群體利弊互見：當到達我們自己示愛的能力限度時，群體意味著你要相信會有另外一個人存在，而這個人才有能力解決那渴求被愛者的需求。

我以聖潔之名違犯自己本性的徵兆之一，便是落入精疲力竭（burnout）的境地。雖然它多半被解讀成是過度汲汲於施予，但是我體驗到的精疲力竭，其實是我勉強要給出我自己並不具備的—最終什麼也給不出去！精疲力竭是一種空洞的狀態，可以確定的是，它並不是因為我力圖給予自己全部所有而產生，它只是突顯出我的無力，因為打一開始，我就想要從自己身上挖出並不存在的東西。

薩頓在她的詩作〈如今我成了自己〉之中，運用自然界的意象描繪出另一種不一樣的給予，那是根植於另一種存在的姿態，結果不會枯竭，而是源源不絕的富足。

　

果實熟成一步一步

豐實、脫離、被享用，

雖掉落卻不耗乏根部生意……32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體，就算我把它捐獻出去，它也會自行再造—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勉強、不自然、不實的贈禮，有害無益。

　

真相之神

我認識的上帝不會要我們順應某種抽象的規範，實現理想的自我。上帝只會要求我們尊重與生俱來的天性，包括限制跟潛能。做不到的話，真相就會出現—上帝會降臨—然後，道路在我們身後封閉。

至今我還不時聽聞，過去在教會裡所說的那個上帝像個神經緊張的校長，手拿一把道德的尺度量人類的行為。不過我認識的上帝是真實的源頭，而非德性的起源，顯現的不是我們應該如何，而是我們本身的樣貌如何。我並不是說上帝跟道德沾不上邊，所謂的道德及其影響，已經被納入上帝早就安排好的實體架構裡。道德規範不是我們拚死拚活才能求得的東西，而其影響也無需我們坐待它發生：它們全都存在此時此地，等著我們去彰顯，或是褻瀆自己、他者及全世界的本性。

要想順著天性的實相生活，得在擁抱潛能的同時，也要認知極限，這樣的自我管理再道德不過。莫瑞33的話中蘊含著這個真理，鞭闢入裡、直言不諱，挑戰傳統美德的觀念：「讓一個好人走進狹窄、嚴厲的窘境，不再受他之前的德行與正直簇擁，他才能真正體認到，追求完整比追求良善更值的。」34

我認識的這個上帝靜靜地安身於萬事萬物的根本天性之中。當摩西問祂叫什麼名字時，祂答道：「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 3:14）這個回答跟摩西讓上帝知名的倫理標準沒那麼大關係，反倒跟本質上的「存在」和自我比較相關。如果就像我深信的，我們都是依上帝的意象造出來的，那麼在被問到我們是誰的時候，我們的答案也應是相同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忠於自己的天性，才能與上帝同住。如果你試圖要變成你不是的樣子，你就違逆上帝了。真相—包括一己的真相—是很神聖的，不應蔑視挑逗，而應尊重珍視。

為免這個神學理論過於縹緲，接下來我就舉一個例子，從這兒能看出：尊重個人原生的天性如何可以實際強化其德性。我有時會帶領一些讓教師參加的營隊，藉以增進其教學能力。到了一定時候，我會要他們簡短寫下最近在教室中發生的兩種時刻：一是一切彷彿順水推舟，你知道自己生來就是要當老師的時候；一是沒有一件事對勁，而你希望自己根本沒有被生下來過。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
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體，
就算我把它捐獻出去，它也會自行再造——
我自己也是如此。
要是我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
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

　

接下來分成幾個小組，透過這兩種狀況去探知我們的天性。首先，我要他們互相幫忙，找出每個人各自具備的天賦，這些天賦促使這個美好時刻成真。親眼目睹我們的天賦在真實的情況下一展長才，是很肯定、鼓舞的經驗—這多半需要藉由旁人的眼睛來觀察。最強的稟賦往往是那些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擁有的稟賦。那是上天賜予的本性，從到這世上吸進第一口空氣起就跟著我們了，跟呼吸一樣，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

然後是第二種情況。在第一種情況下，大家普受讚美，現在大家期待要主觀地分析、批判，找出修正的辦法：「如果我是你，我就會……」或者「下次如果你再碰到這樣的情況，要不要……」不過我要求他們避免用這個角度想事情，盡量幫助彼此，看清限制及弱點其實是天賦的另一面：你擁有某項特定長處，兩相平衡下，自會有某項短處存在。想要成為比較優秀的老師，不是去補足靈魂上的這些坑洞，而是藉由看清及瞭解，盡量避免落入其中。

我身為老師的稟賦，是我具有跟學生「共舞」的能力，透過對話和互動教學相長。學生若願意與我共舞，得到的結果將美妙無比；要是他們不願意，我的稟賦遭拒，局面便會顯得混亂：我因此受傷，而且生氣，對學生懷有恨意—我把我的窘境怪到他們身上，然後我開始用防禦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樣一來，要與他們共舞就更不可能了。

不過，一旦我瞭解到我的弱點其實是跟我的長處互補的，內在開始升起某種新的感覺，讓我解放與自由。我不再希望「修復」我的弱點，例如沒有人與我共舞時，我就學習獨舞—因為那麼做不過是妥協，甚至可能毀掉我的天賦。取而代之的，我學著用比較得體的方式面對拒絕共舞的學生，不要把我的限制投射到他們身上，而是視其為我的一部分，全心擁抱它。

對於堅持要做壁上觀的學生，我永遠沒有辦法成為他們的好老師—這不過是我眾多的限制之一。不過也許我可以發展對我自己的瞭解，持續邀請這些袖手旁觀的學生參與進來，只要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搞不好某些學生會聽見音樂、接受邀請，最後加入我，共同在這場師生交流的活動中起舞。

　

最強的稟賦往往是那些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擁有的。
那是上天賜予的本性，
從到這世上吸進第一口空氣起就跟著我們了，
跟呼吸一樣，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

　

轉個身，發現全世界

當道路自身後封閉，很容易被我們想成是某項策略疏失的結果：要是我聰明點或是強悍點，那扇門就不會砰地關上；如果我加倍努力，也許可以扳回頹勢。不過這個想法很危險。路封了，你還一味抗拒，而不設法從中得到啟示，很可能會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極限—這跟將與生俱來的潛能棄之不顧一樣，都是對真我的不敬。

就如露絲對我說的，在我們身後封閉的路和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康莊大道一樣，帶給我們無限的指引。展開的路徑顯示我們的能力，封閉的則揭露我們的極限所在—一個銅板兩面翻，這個銅板就叫做自我認同。在精神層面上，自我認同是其國界主宰，兩面察看方能更加清楚我們的認同。

我們也會面臨兩難，這在心靈旅程中經常會發生：每一回，當一扇門關上，其餘整個世界則隨之洞開。只是我們不可在關上的門前一味悵然，轉個身—一轉身，這扇門已在背後—張開雙臂迎接生命的遼闊，未來就在我們的前方無限延伸。那扇關上的門阻止我們走進某個房間，可是開放在我們面前的，則是其餘的真相。

這個矛盾之局讓我想起攀朵山，以及露絲告訴我的「道路封鎖」之真義。當我坐在那裡焦躁不安，苦惱有這麼多扇門都不留情面地在我面前關上，在那同時，其實我也正坐在那個不久就會對我大大敞開的世界之中。

要是當時可以預見我的未來，露絲一席話揭開我內在的迷亂之時，我還會笑得更瘋狂。我的未來已然到來，它就叫做攀朵山。為期一年的安息之所竟延長到十年之久。在此，我以另類教育深化我的實驗，並開始學習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在這裡，企圖要了解自己和外界的掙扎、抗衡引我走向寫作，如今已成為我志業的核心。

道路不開的焦慮，懊悔一扇扇門不停關上的焦慮，幾乎讓我看不清只要張開雙眼就可以看見的秘密：我已經站在新生活的領地上，準備好要走向旅程的下一階段，只要我願意轉身，看看眼前一望無際的明媚風光。

要活得徹底、活得起勁，我們必得學習擁抱相反的事物，在限制和潛能的微妙緊張關係中活得具有創造力。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們的極限，信任我們的天賦能力，運用這些天賦能力，完成上蒼賦予我們的所有可能。我們將欣然接受道路封鎖帶來的拒絕，積極找出它要告訴我們什麼，同時擁抱道路開敞帶給我們的肯定，積極實踐生命以為答覆。

　

我們必得學習擁抱相反的事物，
在限制和潛能的微妙緊張關係中活得具有創造力。
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們的極限，
信任我們的天賦能力，運用這些天賦能力，
完成上蒼賦予我們的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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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開場

生命旅程行至半途，我發現自己

身處茂密之林，路徑不復清晰。在林中

辨知東西實屬難事——盤根錯節，崎嶇不平

　

此刻猛地想起，感覺

固有的恐懼在沸騰：死亡也不會比這更痛苦。

然而，正面看它益處亦彰

　

且聽我道來……

——出自但丁《神曲》之〈地獄篇〉，賓士基35譯36

　

半生盡逝，當道路再度封鎖，這次的打擊儼然致命：我發現自己身在一片烏漆抹黑的林中，這片森林名喚「臨床憂鬱症」，完全不見光亮，不見希望。如今自林中脫出，多年來幾經咀嚼其中意涵，才發現當初那一段經歷對自我和志業的追索十分關鍵。儘管我不建議大家去走那一遭，而我也無需多此一舉，因為在多數人身上它是不請自來的——不過，抑鬱的確逼得我找出藏在冰層底下的生命暗流。

過了許久之後，我仍無法動筆寫下我的消沉；我學到什麼，是如何走過來的。在一次機會中，我受邀以「負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為題，在某期刊發表文章，以紀念盧雲37。盧雲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摯友。如果要誠實回應他的精神、來紀念他的一生，我毫無選擇，唯抒發一己最深切的傷口一途而已。

盧雲自己在月之陰暗處度過相當時光，然卻以開放的態度談論，並寫下他的這段經驗。38有幾年的時間我們交往密切，但我鮮少對他談到自己黑暗的一面；即便他文質彬彬、謙謙有禮，我還是不好意思開口。現在已經不覺得難以啟齒了，不過我還是不太能輕易談論憂鬱一事，畢竟這個經驗本身就難以言說。然而盧雲的精神始終引導我和其他人試著坦然暢言，把自己的傷口掀開來，鼓勵我們分享人道精神，互為治療，甚至是（或者要說尤其是）當話題敏感，讓人不知從何說起的時候。

一旦出版我的反思，僅有一件事令我憂慮，那就是我擔心有人會從中獲取不正確的建議。憂鬱的形式多樣，有些源自基因或生物化學，只有對症服藥才管用；有些與情境有關，唯藉由內在修為朝自我認知、釐清方向及改變努力，方能克服；有些則介於兩者之間。

雖然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我需要藥物協助，穩定腦部的化學作用，不過我的憂鬱多半是與處境有關。我會盡我所能，說出我的經驗。不過我的經驗和體悟未必適用於他人。我不是在開處方，只是講我的故事。如果我的故事讓你看清自己的狀況，或者是你關心的人的處境，那我會非常安慰；如果能幫你或是你關心的人把受難變成尋找志業的方向，那麼我會更加快慰。

　

憂鬱之謎

四十到五十歲中間，有兩次我處在靈魂的暗溝中，好幾個月都出不來。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一天又一天，我跟想死的念頭角力，有時實在無力抵抗，甚至「演練」起好幾個讓自己結束生命的方法。除了負荷以外，我已經感受不到生命還有什麼其他滋味，力圖繼續活下的徒勞讓我倍感疲憊。

我瞭解沮喪的人為什麼會自殺，因為他們渴望休息。可是我沒辦法瞭解，為什麼有人可以在活死人似的日子中找出新生命，雖然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怎麼存活下來的，最後還甚至活得更積極，但是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我如何趕在一切太遲之前做了這些改變。

或許就是因為我的無知，我才掌握到意志消沉跟心存信念之間的關係，這在稍後的故事中當會提到。我曾經認識一位女士，她成年後大半生都在跟憂鬱抗爭。我們多次長談，探索內在心靈，分享我們的基督信仰，最後她用無比悲慘的聲音問道：「為什麼有些人要自殺，而有些人卻可以活得好好的？」

　

憂鬱是一種極度斷絕的狀態，
不只斷絕與人的連結，斷絕心智與感覺的連結，
也斷絕了自我印象和公眾面具之間的連結。

　

我曉得她這個問題來自想要活下來的掙扎，所以我答得特別小心。可是，我卻只能這樣反應：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離開以後，我在後悔中自責不已。我就不能找些比較有希望的話說嗎？就算口是心非又怎樣？

幾天之後她給我寄了一封信，提到在我們談過的所有內容之中，她一直記得「我不知道」這句話。她所屬的教會聲稱，那些自殺者缺乏信仰、善行，或是其他可取的美德，足以打動上帝來拯救他們。我的反應提供她另一種思考，有別於教會中普遍持有的嚴酷「基督教說法」。一句「不知道」釋放了她，不再因沮喪自責，也不再相信上帝在評判她。結果，她的憂鬱因此消散了一些。

那次經驗讓我學到兩件事。首先，對一個沮喪的人講實話很重要。要是我體貼她，給她充滿希望的建言，可能就無法觸動她的心。在憂鬱狀態下，內建的偽言偵測系統不僅是打開的，而且敏感度極高。

第二，沮喪的時候我們會抗拒刻意簡化的答案，不管是「宗教性的」或「科學性的」，我們得學著擁抱神秘，這個我們文化所排斥的東西。神秘環繞在人類心靈的各式深度經驗旁：朝心靈的暗處或是明亮處愈深去，便愈趨近上帝聖體的神秘極端。我們的文化意圖將神秘變成可以解釋的謎團，或是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維持「曲邪為正」的假象總是讓我們覺得自己很行。只是，這些神秘並不會被解決或是處理掉—若是硬要假裝可以，那麼生命不僅愈顯陳腐無味，希望更是蕩然，因為這些方法是不會有用的。

擁抱沮喪的神秘並不是消極或退讓，反之，是移往另一個力場。這個力場似乎疏離，卻正是個人最深沉的自我。等待、觀望、傾聽、受苦，收集任何認知自我的訊息，然後根據這些認知抉擇，不論選擇有多麼困難。每天選擇做可以讓自我更富活力的事情，反則推開，藉此展開康復的緩慢路途。

我這邊所談的認知並非智慧或是推理，而是綜合的，朝心之所嚮；幫助你整合自我的這些抉擇並非冥頑不靈或是斤斤算計、意欲達到某種目的，反而是單純、懇切的，出自對個人真誠的表現。這條路嚴苛難行，沒有學校能教我們。我曉得，我還得再次走過這條路，因為第一次我所學到的事情著實嚇住我了。當初我抗拒自己的認知，不願意做出正確的決定，而代價就是我得再進這個地獄一段時間。

　

從外面往裡瞧

很奇怪的是，關於憂鬱的記憶，最歷歷在目的，竟多半是那些來探訪我的人。照說我處於那種情況下，理當不會留意到誰在、誰不在才是。憂鬱是一種極度斷絕（disconnection）的狀態，把一個人賴以維生的連結全部給奪走了。

我不想說不知感激的話。我的訪客全部都是為我好，至少他們還會來看我，不至於完全避開。不過，縱使出發點是好意，多數卻有如約伯的訓慰師（Job’s comforter）一般—當約伯深陷苦痛時，朋友來到他身邊、給他「同情」，實際上卻使得他更加絕望。

有些造訪者使勁要我別氣餒，他們會說：「今天天氣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曬曬太陽，看看花兒？我相信這樣你會覺得比較舒服。」

不過這個建議只是讓我更消沉。理性上，我當然知道天氣很好，可是我就是沒辦法用我的感官去體驗它的美好，用身體去感覺。憂鬱是一種極度斷絕的狀態，不只斷絕與人的連結，也斷絕了一個人的心智與感覺之間的連結。被人家提醒這個斷絕的狀態，只會更加絕望。

有些人來看我會說，「你這麼優秀，帕克，你書教得好，文章寫得又棒，你幫助過的人無以計數。想想這些你做過的好事，一定會比較好過。」

這個建議也是一樣，讓我的沮喪有增無減，因為它將我推入我個性中的「好」與「壞」之間的巨大鴻溝，尤其當時我相信自己是比較接近後者的。我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心裡想著，「又多一個人被騙了，他看到的是我的形象，而不是真正的我。要是大家能看見真正的我，他們在一瞬間就會棄我而去。」憂鬱是一種極度斷絕的狀態，不只斷絕與人的連結，斷絕心智與感覺的連結，也斷絕了自我印象和公眾面具之間的連結。

有些訪客則是劈頭就說：「我完全瞭解你的感覺……」不管這些人想要給我什麼安慰或是建言，在開頭這句話之後，我什麼都聽不進去了，因為他們虛偽、自以為是：沒有人可以真正完全體驗另外一個人的不幸。很矛盾，朋友的同理心卻讓我更加孤單，因為他們想要同理我的嘗試過了頭。斷絕也許很不好受，卻總好過虛假的連結。

被朋友這麼「安慰」過，而且我自己也曾試著用這樣的方式「安慰」別人，我想我大概曉得這裡面的徵狀是什麼：逃避與否定。當現身於他人的苦痛之前，不圖「解決」，而是心存尊重地站在這個人的神秘和不幸邊緣，不要越過界去，這是有時我們不得不做，卻也是最難做到的事。置身於彼處，感覺自己既無用又無力，而這正是沮喪消沉的人會有的感覺。而我們想當「約伯的訓慰師」的無意識需求，其實是為了向自己確保，還好我們跟眼前這個傷心的個體不一樣。

為了逃避這些感覺，我會提供建議，這些話語讓我感到解放，而不是你。採納我的建言，也許你會比較好；要是你沒覺得好一些，至少我已經盡了全力。你若不要接納，那我也沒辦法。不管哪一種狀況，我都可以讓自己跟你保持距離，覺得輕鬆，又沒有罪惡感。

幸運的是還有一些人，包括家人跟朋友，有這個勇氣跟我站在一塊，不特別做什麼，如此卻有治療效果。其中一位朋友叫比爾（Bill），先得到我的同意，每天下午來我家，扶我坐到一張椅子上，蹲在我面前，脫掉我的鞋子襪子，半個小時的時間光是按摩我的腳。他發現我的身體至少這個地方是有感覺的，能感覺到跟人類的重新連結。

比爾難得說話，要是開口，也不會是建議，只是反映我的狀況。他會說，「我可以感覺你今天在掙扎。」不然就是，「你好像變壯了。」我不見得都有反應，不過他的話絕對很有幫助：透過這些話，我確知自己還有份量，能被人看見—在這令人感到滅絕與隱形透明的經驗裡，這不啻為賦予生命的知識。這位朋友對我的照料意義深重，非言語可以形容。也許我現在可以這麼說，我更懂得欣賞《聖經》中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故事了。39

　

當現身於他人的苦痛之前，不圖「解決」，
而是心存尊重地站在這個人的神秘和不幸邊緣，
不要越過界去，這是有時我們不得不做，
卻也是最難做到的事。

　

詩人裡爾克40曾經說過，「愛……存在於此，兩處寂寥的互相保護，互相隔讓，互相招呼。」41我的朋友比爾提供給我的，就是那種愛。他從不打算用虛假的安慰或建議侵入我混亂的內在；只是站在邊邊，顯現他對我跟我這趟旅程的敬意，以及他任我而去的勇氣，只要我能忍得過來，這才是我需要的。

這種愛並不是「實質上的無神論」（functional atheism），那是我們經常會犯的—嘴巴盡是讚美上帝在生活中無所不在，可是相反地，卻深知除非我們讓事情發生，否則什麼事也不會降臨。裡爾克所描述的這種愛，對受苦的靈魂既不逃避也不侵犯。我們用上帝對受苦者的愛來愛這個人，這個上帝不會「插手」，而是跟我們一塊受苦，藉此給我們力量。心存敬意及信任，我們站在這人孤寂的邊緣，也許可以把上帝的愛傳達到這個人身上，因為這時候他需要的恐怕不是任何生靈可以給他的。

很神奇地，在我第一次的憂鬱低沉之中，某個失眠的夜半，這份愛不經媒引地來到我的身邊。我聽到一個聲音，既簡短又清晰地說，「我愛你，帕克。」這些字眼不是從外部傳來，而是發自內在、無聲的聲響；它們不可能是我自己發出來的，因為我早就痛恨自己到極點了，根本沒有這個力量講這些話。

那一刻那麼溫和，那麼慈悲，令人費解，可是我的沮喪如此深沉，將我完全擊倒，使我輕易又讓那一刻溜過。不過那一刻已經留下印記：我理解到自己竟伸手推開這麼棒的贈禮，由此可見我是多麼地需要幫助了。

　

從裡面往外看

意識到自己需要專業協助並不是簡單的事。我總認為求診心理治療師是軟弱的表現，而軟弱是一件差勁事。我跨過這個障礙，不多久又碰上另外一個：專業人員演變至今的意思是指有相關技巧錦囊跟解決方案的人，要找到一個專業人員是真正在實踐這個字原始意涵的，恐怕不容易—基於對天職的信念，尊重終極真相的天性，相信真相是牢牢鑲嵌在生命的悲憫情懷中。

我看過兩位精神科醫師，結果都很失敗。他們依賴藥物、對生活不屑一顧，要不是我的消沉已經無可救藥，他們的方式可能足以讓我光火到想要趕緊復原，好給他們點顏色看！最後，謝天謝地，我找到一位諮詢師能瞭解我的經歷，以心靈旅程的角度來看待並解讀這一切—這也是我必須要看待它的方式。

　

的確，憂鬱是朋友的手，
試著要把我按到地面上，讓我站得安穩—
這個地面有我個人的真相，我個人的天性，
混雜我本身限度和天賦、
長處與短處、結合了光明與陰暗。

　

當然，這不是我朝思暮想、希望進行的那種心靈旅程，不是一路往上爬進鮮有的光環中，也不是在山峰頂端感受上帝臨在的經驗。事實上，我的旅程是反方向的：朝向煉獄的內在核心，跟住在那裡的野獸正面遭遇。

仔細傾聽了好幾個鐘頭後，我的治療師說了這一段話，最終幫助我再生。「你似乎把憂鬱當成敵人，它伸出一隻手來想要毀掉你，」他說道，「你想想看，有沒有可能當它是朋友，要將你壓到地面上，好讓你安安穩穩地站著？」

在那樣的痛苦和打擊之下，要認為憂鬱是朋友，老實說還真像天方夜譚，有點過於浪漫，甚至聽起來有羞辱的意味。不過我內心深處的確隱約感覺到，在最下面、最下面的底端，是成全整體感的所在。因此我也就把他這個比喻留在心上，它緩緩作用，漸漸也就治療了我。

我開始瞭解自己一直在踩不到底的情況下過活，住在本來就不安全的高海拔地區。待在高處的問題相當簡單，腳一滑要往下掉，可有很長很長的一段，降落著地也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險，偏偏腳滑又常常發生。被按到地面上的好處也是很簡單：一個不小心跌倒了，多半不會太嚴重，不至於致命，總是能再爬起來。

我住到那麼高的地方，至少是四個因素造成的。首先，我向來所受的訓練要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不僅要思考（這是我極其推崇的一項活動），而且得用腦子來過生活，而這個部位在人體當中，正是離地面最遠的。其次，我懷抱這樣一種基督信仰，信奉的是抽象的上帝，而非感知上帝的經驗。現在這個現象很令我迷惘：傳統上的核心信念不是要我們「言行合一」嗎？怎麼會有這麼多脫離現實的概念跑出來？

第三，本我也不能免責，膨脹的本我，讓我老想到要是沒達到應有的標準，就用面具掩蓋心中的恐懼。最後是我的價值觀，扭曲的價值觀，用應該做什麼或應該變成什麼樣的人來自我期許，而非洞察我真實的內在，去探求何者為真，何者可行，何者讓我的生命更有活力。

長久以來，「應該」已經成為生活裡面的主要動力，要是沒能「符合」這些標準，我就視自己為軟弱、缺乏信念的人。我從未停下來自問，「這個跟那個究竟如何發揮上帝賜給我的天賦？」「這個或那個真的是該我所有的嗎？真的是我的使命嗎？」結果，我所過的生活裡面，幾個重要的環節明顯不是屬於我的，終究走上失敗的命運。

的確，憂鬱是朋友的手，試著要把我按到地面上，讓我站得安穩—這個地面有我個人的真相，我個人的天性，混雜我本身限度和天賦、長處與短處、光明與陰暗的結合。

最終，我在自己的憂鬱背後發展出一套「與之為友」的力量。想像在生命早期就有一個友善的形體，站得遠遠的，喊我的名字，要引起我的注意，想要傳授給我一些跟我個人有關的事實，雖然不見得容易接受，可是卻能讓我更健全。不過，我—恐將聽見不願意聽到的事情，或是自大傲慢不想藉外援度日，要不就忙著應付本我、自己的價值觀、自己要做什麼，根本沒時間管其他—不理會它的叫喚，繼續走我自己的路。

可是，這個形體仍舊心存朋友的善意，走近來，叫得又更大聲一點；我，則是繼續走沒停下來。它再靠近一點，近到可以拍拍我的肩膀，而我還是照走我的。完全沒有反應讓它感到挫折，這個形體開始拿石頭丟我，用棍子戳我，只是單純想要得到我的注意。雖然有點痛，但我的腳步一邁，揚長而去。

經過這些年，這個形體要與我為友的意思沒消失過，但一叫再叫我都不回頭，讓它無力，朋友的形象多少因此有點失色。叫也叫過，拍也拍過，石頭丟過，木棒戳過，沒有一樣管用，只能使出最後招數了：朝我身上投下這顆叫做憂鬱的核子彈，不是要致我於死，而是讓我轉過身，逼我開口問這道簡單的問題：「你想怎樣？」好不容易我才轉過身來，開始清楚看到自己，消化吸收對自我的認知，依此行動—然後，慢慢好轉。

我相信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叫喚我的形體，就是牟敦42所謂的「真我」（true self）。不是那個想要讓我們膨脹的本我（或說是讓我們洩氣，另外一種自我扭曲的形式）；也不是那個想要在生活的亂象上空盤旋的理智自我，躊躇於明確卻不著邊際的想法中；更不是那個要我們按照抽象道德標準生活的道德自我。上帝用祂的形象造人，同時在我們體內植下這個自我—它要的不多不少，恰好就是我們被造的模樣。

真我是真正的朋友。忽略這份友誼，拒絕伸出手去，終究是我們的損失。

　

往下，朝上帝走去

最後當我終於能夠轉過身去問道：「你想怎樣？」問題一出答案自明：我要你把掉到地獄的過程當成是朝向自我，以及朝向上帝的追尋之旅。

我向來都把上帝想像成跟其他我所重視的事物同一方向：往上。打我進神學院以來，田立克43對上帝是「存有的根基」（ground of being）這個描述一直讓我好奇，可是始終沒能體會箇中真義。我被迫得待在地底下，一直到我瞭解通往上帝之路其實是朝下，而不是朝上。

憂鬱把我們帶到地底下，這裡很危險，不過潛藏無限生機。在這裡我們體認到，自我並不是一個跟我分離的東西，沒有什麼特別的，也沒有比較優越，它不過是善跟惡、明跟暗的混合體；在這裡，我們終將擁抱自己與其他人沒什麼兩樣的人性。這個印象不只是我看到的地底生活最棒的一面，同時也是我對於圍繞著神性經驗的力量場域所能做出的最佳描摹。

多年前有人跟我說過，謙遜是靈性生活的中心；我覺得有道理，也很驕傲自己是謙卑之人！不過這個人並沒有告訴我，通往謙遜之路得穿越種種屈辱，至少對某些人是如此，藉而放低身段，拋開權力，丟盡虛矯、防衛，自己好像被騙似的，空乏，毫無用武之地—這樣的羞辱才會讓我們從地面再次長起，從地表的腐植土中茁壯。

靈性之旅充滿矛盾。其一，這種羞辱把我們拉下，降到地面，站得安全，不會掉下去的地方—最終帶我們成就一個比較確定、完整的自我。當人家問我，從憂鬱冒升回來是什麼感覺？我只有一種回答：我覺得很自在，通體舒暢，第一次真正在地球表面有在家的感覺。

麥斯威爾44的說法比我優雅多了：「你僅需索取生活之事，如果你真正體驗過的、做過的都是你所具備的……你跟真相就合一了。」45現在我曉得自己有強有弱，有長處有短處，有明有暗；現在我曉得要完成自己的整體性，唯有全部納進，不能排斥其中任何一樣。

有人可能會說，這樣全盤接收會不會有點自戀，犧牲他人執著自我？不過這跟我的經驗截然相反。曾經，我扭曲自我，強行道德價值，忽略我本身的真實面貌，過的是虛偽的生活，造成別人痛苦—我除了請求饒恕，無話可說。當我開始接近真正的自己，在我自己和人我關係中的真理就更鮮明。此時我才了悟到，個人基於真我所能做的一切，終究都是以為服務他人為旨而完成的。

再有人會說，「擁抱個人的完整性」不過是好聽話，是作惡的通行證；再次，我要說，我的經驗並非如此。接納弱點、短處、黑暗面，當它們是我這個人的一部分，因此這個部分不至於讓我偏頗。它要的不過是我接受它，是我完整個人的其中一部分。

同時，擁抱個人的完整性讓生活更加艱難—因為一旦開始，你就得活出自己完整的生活。身在憂鬱之林中，我有一個最痛苦的發現：一部分的我是想要持續消沉的。只要我抓住這個活死人不放，生活會變得比較容易；沒什麼好對我期待的，絕對不需要服務他人。

　

通往謙遜之路得穿越種種屈辱，
藉而放低身段，拋開權力，丟盡虛矯、防衛，
自己好像被騙似的，空乏，毫無用武之地—
這樣的羞辱才會讓我們從地面再次長起，
從地表的腐植土中茁壯。

　

有一個《聖經》上的教誨我始終沒能掌握它的深度意涵，我總以為這句話不需要多想：「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申命記 30:19）我那時在想，上帝為什麼要浪費力氣說這句話，這個道理不是很明顯嗎？我不曉得，原來選擇死亡可以得到一種墮落的安全感，自挑戰天賦或運用潛能中豁免，也無需再與他人維持真誠的關係。

終於，我能夠對生命說「要」，我對這個選擇的感激無從計量，即使究竟我是怎麼找到這個肯定的答案的，對我仍舊是個謎。在走向一體的漫漫長路上，我在岔口—就在沿著鄉間小路前進，經過一片才剛犁過的田野之時—一首詩從我體內湧現。我把它獻給你，與我的無知一道，如果憂鬱與沮喪正在囓咬你，讓你在絕望的深淵中受苦，我願它是一個希望的信號，對你。

　

犁歌

這片美麗的田地已被犁盡

地面畸形土塊突起

岩石及歪曲根部暴露可見

去年的收成讓推土機剷平

我也這麼耙過我的生活

全部的歷史翻了過來

看看根部哪裡出了問題

直到我的臉上殘破，皺紋滿佈，充滿傷口。

　

夠了。這樣就夠了。

被連根拔起的，就讓它去吧

播種期待未來的長成。

我推犁把去年的證據翻出來——

　

農人還在耙，好種出一片綠，下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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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人世

如今我從憂鬱的深淵轉向行動的世界，展開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一項志業—領導。與其說是轉向，不如說是跳了一大步比較恰當。不過，從歷來的先知智慧來看，這個轉變沒什麼好奇怪的。依照他們的說法，在內在旅程的過程中，如果你走得夠遠夠深，你會經過本我往真我走去，最終回歸到這個世界，不會迷陷於自戀，而是更悠然地承擔起生而為人的責任與義務。

我這麼說不是為了讓每一章節的起承轉合更有道理—它們均真實顯現我個人穿越了憂鬱之谷以後的經驗。在下到黑暗和疏離的斜坡底部，我發現自己重新與社區連結，更有能力對我關心的人、事、物給予應有的領導。

我們經常排斥「領導」這個概念，它似乎不夠謙虛，甚至自以為是，吹捧自己是領袖。然而不容否認，我們生來就是群體的動物，領導是所有人的使命，堅稱不是如此，可能是在推諉卸責。我們身在社區團體之中，這是一個緊密交錯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環境中每個人都有跟隨，也有領導的時候。

就連我——這麼一個不適合當什麼校長或是總統的人，一度還從學校機構落荒而逃—也逐漸瞭解到，不管是好是壞，只要我此生此世為我所當為，我就是用言行在引導他人。如果你於此際也是做你當做，那麼你也是在從事某種領導的行為。

謙遜只是我們抗拒領導這概念的原因之一；挖苦領導者，對他們冷嘲熱諷則是其二。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日漸衰退的公共生活養成太多自私自利的領袖，他們缺乏道德、沒有同情心，更不要說胸懷願景了。不過，只要仔細注意新聞頭條，還是能在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發現值得尊重的領導者，像是南非、拉丁美洲，以及東歐。這些地方的人民歷經長久的黑暗時期，而其中有人奮起，要帶著其他人朝向光亮邁進。

　

在內在旅程的過程中，如果你走得夠遠夠深，
你會經過本我往真我走去，最終回歸到這個世界，
不會迷陷於自戀，
而是更悠然地承擔起生而為人的責任與義務。

　

哈維爾（Vaclav Havel）是劇作家、異議份子、囚徒，現任捷克總統。他的話直探領導核心，不管是大環境或者小場面，都可見其意義。一九九○年，捷克斯洛伐克甫自共產政權轉向民主幾個月，哈維爾應邀在美國眾議院某次會議中發表演說，他說：「極權系統的共產模式已經不存在我們國內，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無數傷亡、深沉苦痛、經濟衰退，還有，最重要的是，對人性無盡的羞辱。你們很幸運，無需經歷我們所受的這種恐怖磨難……」（我想我們美國人應該還是要坦白承認，國內多少有人是有過這種經驗的。）

　

這個經驗同時也帶給我們一些正面的作用：我們能夠看得比沒有經過這種苦痛的人更遠，這是一種特殊的能力，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浮現。被綁在石頭上動彈不得，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的人，跟沒有被困在這種狀況下的人相較，就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思考他的希望。

我要說的是：我們有很多得向你們學習，比如教育下一代，選舉民意代表，讓經濟生活更有秩序，走向繁榮、避免窮困。不過，並不是隻有受過良好教育、有權有勢，或是家財萬貫的人才能給一無所有的人協助。

我們也可以給你們一些什麼：我們的經驗，以及從中衍生的知識……我所謂的這個特殊經驗讓我更加確定：意識決定存在，而非如馬克思主義所稱的倒反過來。因此，要解救人類世界唯有透過人類內心，人類思考的力量，人性謙遜的胸懷，以及人性的責任感。人類意識若無全面革命，就沒有什麼會變得更好……世界繼續這樣下去，將會是生態的、社會的、人口的，或是文明的全面崩壞，災難將會無可避免。46

　

哈維爾的話告訴我們，真正的領導，其力量並非存在於外在事物的安排，而是來自人的內心。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小自家庭、大至家國，真正的領導以解放自己與他人的心靈為目標，因此才有力量可以解放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時代充滿各式外在事件，比起「意識決定存在」、「要解救人類世界唯有透過人類內心」，我很難舉出其他更有力的說法來強調內在生活處於其中的重要性。哈維爾聲稱，物質生活並非人類歷史演進的根本要素。意識才是。知覺才是。思考才是。性靈才是。這些不是南柯一夢，而是精神上的阿基米得原理，受壓迫的人運用槓桿原理舉起巨石，引發變革。

不過還有另外一件事，是來美國作客的哈維爾不好意思說的—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物質重於精神，經濟比心靈更為根本，現金流量比願景理想更加真實，就是資本主義者也是這麼認為的。雖然哈維爾不好開口，但良心還是逼我們得跟自己承認。

我們資本主義者長久以來有一個畸形的傳統，深信外在現象的力量，不怎麼留意內在生活的狀況。有多少次你聽過或這麼說過：「這些說法很令人心動，不過現實就是現實……」你待過的組織是否多半存有這樣的信仰，認為只有可以量度或計算的變動才是真正的變動？多少人讓傳統政策跟做法限制自己放手發揮，因此扼殺創造力，這你應該看過不少吧？

這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是人類的大問題。不過，人類精神傳統中有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對享受政治自由跟相對優惠的人來說—我們並非社會的受害者，而是跟它一起合作的創造者。我們活在精神跟物質交織的繁複網路中，跟內在的力量以及世界外頭的事物共處。外界現實對我們的侵害並非是絕對的限制，貴為萬物之靈的我們若是覺得受限，必定是我們也參與共謀，把自己囚禁起來。

　

不管是好是壞，
只要我此生此世為我所當為，
我就是用言行在引導他人。
如果你於此際也是做你當做，
那麼你也是在從事某種領導的行為。

　

性靈的傳統並不否認外界實相的存在，只不過主張我們的內在精神會投射出去、參與世界的創造，不管是使這世界變得更好或更壞。如果組織僵化，那是因為我們的內心害怕變革；如果社會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彼此競爭，那是爭強鬥勝的心態在作祟；如果它們不把人類福祉考慮進去，那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冷酷無情的關係。

究竟要投射出什麼，這我們可以選擇，藉選擇來幫助世界成長。意識決定存在：你的和我的意識皆可形塑世界、讓世界變形，甚至改革世界。參與創造世界是一項令人敬畏的責任，有時很痛苦—但是也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希望之源。在這個基礎下，我們每個人都負有引領的使命，因此也造就了每個人都是領導者。

　

我們活在精神跟物質交織的繁複網路中，
跟內在的力量以及世界外頭的事物共處。
外界現實對我們的侵害並非是絕對的限制，
貴為萬物之靈的我們若是覺得受限，
必定是我們也參與共謀，把自己囚禁起來。

　

陰影與性靈

領導者有能力將陰影或光亮投射到世界的某個部分，或是將它投射到居住其間者的生活中。領導者建立他人賴以生活的制度，這個制度的風氣可能亮如天境，也可能晦若地獄。好的領導者要能時時警覺內在明暗之相互作用，不讓領導的行為產生的傷害多過好處。

舉例來說，年輕的孩子會在老師創造的情境下度過許多時間，這些情境可能是一線光亮，讓新的成長有機會茁壯，也可能會撒下一些陰影，讓某些種子胎死腹中。父母親為家人的生活也創造類似的影響，神職人員為整個教區所付出的心力亦是如此。我認為，企業執行長每天的決策都是受內在動力驅使，但卻鮮少深思這些動機，或真心相信這些動機為真。

長久以來「正面思考能力」是領導的主要方法。在此我想平衡一下那個方法，並提醒大家：領導者投射出的陰影，經常多於光芒。領導是辛苦的差事，吃力不討好，備受評判又少有報償，無怪乎得用正面思考來自我支撐。然而未能注意陰暗面的結果，是領導者經常落入以下的錯覺：所有努力均出自善意，我們的權力是良性的，若有什麼問題，都是因為那些人太難搞了！

渾然天成的領導人，尤其是牽涉到公共事務的領導者，性傾外求，因此多半會忽略內在有無異動。就算內心真的有什麼狀況，把它隔開來就是了，別跟公眾外在的事情混為一談。這麼一來，陰影自然逮到機會成長，往往要等它大得超過生活範圍，跨到公共領域來，才會被注意到；而這個問題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界很常見。領導者不只需要懂得運籌帷幄，管理外界一切，也得要具備心靈方面的能力，曉得通往陰影與光亮源頭的內在旅程。

性靈跟領導風範一樣，都是很難定義的，迪勒47清楚描摹，讓我們瞭解真正的靈性為何：「深處有風暴有驚駭，這是心理學經常警告我們的。但若你騎乘這些野獸而下，與其一同掉落在世界邊緣以外，你會發現科學也無以名之之處，基質、海洋、母石，天空以上的上層空間，任其餘浮游，推波助瀾，予善成善，予惡成惡，融合的場域：我們對彼此複雜難言的關懷，以及之所以在此共同生活之因。這是天成的。學不來的。」48

迪勒提到任何心靈之旅的兩項重要特色，一是它會帶領我們向內，同時也會帶我們向下，以探尋生命中最難以承受的現實，另一則是向外向上，以致精華、理想化、極境。心靈之旅跟正面思考的能力完全是南轅北轍。

為什麼要往內、往下走？因為這麼一來，我們才會撞見藏在自己體內的黑暗面—也就是我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的陰影之源。如果不能理解敵人其實是在體內，我們可能會捏造出上千種法子，假想外界的某人成敵人，這樣的領袖只能壓迫眾人，無法予人自由。

　

「如果逃不掉的話，就撞進去吧！」
人的內在精神生活是無可逃脫的，
最好的對策就是正面迎擊。
在這一趟往內、往下走的心靈之旅裡，
唯一的出路就是走進去、穿過去。

　

不過，迪勒又說了，如果我們騎乘這些野獸向下而去，我們會有所突破，發現寶貴的事物—「融合的場域，對彼此複雜難言的關懷」，到達生命破碎表相之下共同分享的一體感。好的領導人可以看透自己內在的黑暗，到達一個既是自己又融有他人的境地。他能引領我們達到那個「暗藏的一體性」之地，因為他已經走過一遭，曉得路怎麼走。

哈維爾應該對迪勒描繪的旅程並不陌生，因為這麼多年「被綁在石頭上」，那正是往下掉的感覺。那不只是所有捷克人在政治壓迫下被逼要過的生活，也是哈維爾在共產統治下力圖生存時心靈消沉的寫照。

一九七五年，哈維爾受憂鬱驅使，寫了一封公開的抗議信函給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頭目胡薩克（Gustav Husak）。這封信讓哈維爾琅璫入獄，成為一個地下運動的文本，這個運動後來釀成一九八九年的「絲絨革命」49。用哈維爾自己的話來說，這封信是一種「自我治療」的行為，免得他走上自殺之途，同時也表明了他要活得表裡如一的決心。正如卡瓦洛斯基與卡瓦洛斯基（Vincent and Jane Kavaloski）50曾經著文提到的，哈維爾覺得，「要是他保持沉默無異於要他『過謊言般的生活』，將會從內在徹底將他撕裂。」51

當我們被「綁在石頭上」，不管是哪一類的石頭，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跟曼德拉的選擇一樣。他用二十八年的監獄歲月在內心做好領導的準備，免遭絕望滅頂。在最最壓抑的情況下，曼德拉、哈維爾，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人均向下而行，在內在的黑暗中遊歷—終而冒升出引領他者朝群體奮鬥的能力，激發我們「對彼此複雜難言的關懷」。

迪勒對內在之旅的描繪實在太有力量，她還告訴我們啟程之後會如何。不過，這樣的一種旅程，途中艱辛萬苦，危險重重，怎麼會有人想要動身出發？一切的一切均在我們身上呼喊，不要不要—難怪我們什麼都朝外求。處理外在世界簡單多了，只要把時間花在操弄物質、組織及人事，何必找自己麻煩去碰什麼靈魂或內心。我們喜歡把外在世界說得好像複雜多端，棘手不已，可是若拿來跟我們內在迷宮相比，那隻能說是再簡單不過。

以下是我個人生活的一則小插曲，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有人會朝內在之旅啟程。四十歲出頭的時候，我決定去參加一個叫做「戶外體驗」（Outward Bound）的活動。當時我處於第一次精神潰堤邊緣，只隱約感覺到有什麼風暴即將到來。我以為「戶外體驗」可能會是讓我的生活振作起來的契機，或許可以學到一些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我選了離緬因州海岸不遠的颶風島（Hurricane Island）一週課程。看那個名字我心裡早該有數，下次我該去報名「快樂花園」或是「愉悅谷」的課才對！雖然這個星期的教學內容非常豐富，團體互動密切，真正促成了我的一些成長，然而這一整個星期也充滿了恐懼和憎恨。

那個星期過到一半，我面臨了最令我害怕的挑戰。一位輔導員推我登上一處一百一十英尺高的山崖邊，底下是如假包換的堅硬地面。他在我腰間綁了一條很細的繩索，一條在我看來纏得不甚緊密、好像已經開始鬆脫的繩索，然後他告訴我可以開始巖壁垂降了。

「什麼？」我問他。

「下去就是了！」輔導員答道，典型「戶外體驗」調調。

所以我就下去了—說時遲那時快，我立刻撞上一塊突出的岩石，離我方才躍下之處約只有四英尺，我的骨頭在顫抖，腦門在震動。

輔導員向下望著我：「我覺得你做得不太對。」

「哦，」我應聲，沒有立場反對，「那應該怎麼做？」

「只有一個辦法，」他回答，「盡可能往後仰。身體跟巖壁要保持適當的角度，好讓身體的重量落到腳上。這個姿勢有違本能，卻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我當然曉得他是對的，曉得訣竅在於擁抱這座山，靠巖面愈近愈好。我又試了一次，用我的方法—再次撞上一塊突出的巖壁，又下降了四英尺。

「還是不對，」輔導員很想幫忙。

「好吧，」我說道，「再說一遍，我應該怎麼做。」

「身體後仰，」他答，「向下蹬。」

這一蹬好大一步，但我做了—這次，意想不到地，竟然成功了。我向後仰躺在半空中，眼睛盯著天上，腳下則一小步一小步接著往下，開始沿著巖壁垂降，每一步都更有信心。

差不多垂降了一半之多時，另外一位輔導員從底下朝我叫喊：「帕克，你最好停一下，看看有什麼東西在你腳底下。」我緩緩將視線下移，這樣才不會讓我的重心移動，接著發現自己快要一腳踩進巖壁上的一個大洞。

要下去勢必得繞過那個洞，也就是說我得放棄好不容易才建立信心的這條直線路徑。只能繞道了，得用平衡感把身體甩到洞的某一側去，左側或右側都行。我很確定這麼做非要我的命不可，於是我僵在那裡，嚇得無法動彈。

這第二位輔導員就讓我吊在那裡，全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彷彿過了很久很久，最後她終於朝著我喊：「帕克，哪裡不對勁嗎？」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我怎麼會說出那句話，不過當場有十二個人親耳聽見我的話，這是鐵錚錚的事實。我發出音調很高、挺刺耳的聲音，說：「我不想講。」

「好吧，」她接道，「該是你把『戶外體驗』座右銘付諸行動的時候了。」

「噢，還真熱心，」我心裡想，「我都要死了，她還要跟我談什麼座右銘。」

不過接下來她喊出的那幾個字，我希望這一輩子都會牢記在心，至今我還能感覺到那句話的衝擊，「如果逃不掉的話，就撞進去吧！」

我始終相信「道成了肉身」的概念，不過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體驗到它的意思。輔導員的話是如此有力，它們繞過我的腦子、直接穿透我的肉體，啟動我的雙足。沒有直升機會來救我，巖壁上面的輔導員不可能用繩索把我再拉上去，揹包裡面也沒有降落傘可以讓我安全降落地面。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脫困，只能放手一搏了—於是我的腳開始移動，幾分鐘之後，我成功抵達地面。

迪勒描述的旅程令人生畏，怎麼會有人要去呢？因為人的內在精神生活是無可逃脫的，最好的對策就是正面迎擊。在這一趟往內、往下走的心靈之旅裡，唯一的出路就是走進去、穿過去。

　

穿過黑暗，邁入光亮

如果身為領導者的我們希望不要造成太多陰影，盡量為他人創造光亮的話，就必須乘著某些野獸直直往下，探索牠們創造出來的黑暗，體驗「栽進」精神生活後生出的轉化。

以下是一則關於五種野獸的動物寓言。對我來說，這五頭獸並非空想虛擬，當我逐漸陷入憂鬱時，我曾有機會和牠們分別相熟。我帶過的靜思營中有各種領導者，如企業執行長、牧師、父母、教師、公民、探索者，而這五種野獸皆曾與我們一同走向內在，踏足地面。

第一頭能投下陰影的野獸，是對認同和價值的不安全感。很多領導者性格外向，所以這層陰影不太易見。不過，外向有時會發展成克服自我懷疑的辦法：我們跳進對外的活動中，藉以證明我們的價值—或者只是逃避這個問題。這種不安全感有一個很著名的徵狀，在男人身上尤其常見，那就是自我認同完全倚賴某個特定的外在角色的實踐。一旦這個角色被剝奪，我們便會落入沮喪，甚至會死去。

當我們對自己的身分缺乏安全感，就會開始創造一些情況來奪走他人的自我認同，好讓自己的身分更有保障，支撐自己的認同感。這種現象在家庭中屢見不鮮，父母不滿意自己，便處處打擊孩子，造成他們自尊心不足。職場中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打電話到企業辦公室或專責機構去，我老會聽到，「瓊斯博士辦公室。您好，我是南茜。」老闆有頭銜，用姓來指稱，而講電話的人呢（多半是女人），既沒有頭銜也只能報上名字，因為老闆下令說要這樣做。

所有的機關組織各有其辦法剝奪內部多數的自我，強化少數人的自我，好像認同跟自我是一場零和遊戲，不是你贏就是我輸。拿學校課堂來做例子，缺乏安全感的老師會強逼學生扮演被動的速記員，把老師灌輸的知識照單全收，藉此滿足老師的自我，而無力反擊的學生就只能被宰割。醫院呢？醫生把病人當成物件，「四一○號房的腎臟」。當脆弱的病人需要一點「身為人」的感覺時，醫生就常用這種辦法來彰顯他們的優越感。

當然囉，事情並非全都如此。有些機關組織的領導者並不需要靠剝奪他人的自我認同來肯定自我。如果你身處於這樣的家庭、公司、學校，或是醫院裡，你的自我因領導者曉得自己的斤兩與份量而加強。

這些領導者擁有的稟賦，是所有啟程進行內在之旅者都可獲得的：他們曉得自我認同不是來自於我們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來自於他人賦予我們的權力；自我認同只跟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有關—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我們的價值就在自己身上，我們的意義就是因我們身為自己而來。領導者若有這層認識，那麼無論家庭、公司、學校，或是醫院，所有相關的人事物都會更加生氣蓬勃。

很多人面臨的第二道陰影是，相信宇宙是一處大戰場，不利人類福祉。當談論工作，尤其是在體制內工作時，我們老是用戰事作擬。我們會說戰術、策略、盟軍、敵方、贏、輸、「不做就等死」。在這種假設下，沒有競爭力、不夠兇猛，就必死無疑，因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本質上就是一座龐大的格鬥場。

不幸的是，生活充滿自證式預言。我們害怕吃敗仗的這道內在陰影會幫助人們創造出一種情境，好像非得不時爭戰，方得存活。沒錯，這個世界充滿競爭，不過大部分是我們造成的。包括企業、利益團體、學校等一些機構開始省思，逐步認知到有別的做事方法，那是一種形成共識、相互合作、共同參與的方法：他們在實現另一種預言，創造另一種版本的實相。

在內在旅程途中，我們獲得一項能力，洞見宇宙其實是為公眾利益一起奮鬥的。實相之架構並非戰爭。現實並未要求我們擊倒任何人。的確，死亡是存在的，不過那是生命循環的一部分。若我們學著順應這個循環、相應移動，龐大的和諧將會注入我們的生命。就真實的本質而言，和諧比戰爭更為根本，光是這項性靈真理就足以轉化領導的陰影，同時也能改變大大小小的單位組織。

領袖的第三道陰影在於「實質上的無神論」，也就是相信所有一切的責任都要由人來扛。這其實是潛意識裡未經證實的信念，認定若有什麼好事會發生，自然是由我們來促其發生—甚至三句不離神的人都有這種想法。

這個陰影使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都產生病象。我們因此強將自我意志加諸他人身上，並強調人己關係，有時過分得甚至令其瀕臨破裂。而結局不脫精力衰竭、灰心喪志、絕望不已，因為我們終將瞭解，世界並不會屈就於我們的意願，我們只能因這個事實受苦。實質上的無神論也是導致集體狂亂的陰影。它解釋了為什麼普通群體在靜默了十五秒後，就會受不了？因為我們相信，若不製造點聲響，就不可能有好事發生，而且肯定有什麼正在消逝。

在內在旅程中，我們獲賜這個贈禮，認識到不是隻有我們可以做事，別人也都可以，甚至做得還比我們好—至少偶爾是如此！我們學到無需將全部的負擔都攬在身上，大可跟別人一起分擔，自己輕鬆一點，別人也會更有能力。我們還學到，有時候是可以全盤放下的。大群體只要求我們做我們做得來的，同時信任他人去做其他的部分。

我們心中的第四項陰影是恐懼，特別是對生命中自然混沌的恐懼。許多人（包括父母、教師、企業執行長）均專心致力於消滅所有混沌餘跡，務求徹底整理協調，省得亂象在身邊作怪、威脅，讓我們不得翻身（所謂「亂象」，包括異議、創新、挑戰，以及變革）。無論在家中、教會或是企業裡，這種陰影會以嚴苛的規定或是僵化的程序等形式出現，創造出一種束縛禁錮，而非有能力處理問題的文化。（當然囉，這麼一來有個麻煩得處理，那就是要防範監牢中的犯人逃出來。）

在內在旅程中，我們得到的是這樣的自覺：混沌是創造的先決條件。每個創世神話中都有混沌，而生命來自無有。就算是已經被造好的，也得要時而回歸到混沌，以更有生機的形式重新再造。身為領導人，若是這麼畏懼亂象且一意滅絕之，死亡的陰影將會落在他所有的努力上—因為生命亂象的終極答案就是死亡。

最後要談的這個從領導者身上外顯的陰影，很矛盾的，卻是對死亡本身的抗拒。雖然有時我們會在時機未到之前結束事物的生命，我們卻不願意接受萬事萬物皆有死亡之時的這個事實。有這種迷思的領導人往往要求身邊的人得保持事物生生不息，儘管這些事物已經不具生命。有些案子或是計畫早就該要中止了，卻因領導者一己的不安全感而繼續懸在那邊，他們就是不要任何事情在他們手中夭折。

這項對死亡的排斥還潛藏另外一種恐懼：對失敗的恐懼。在大多數機構裡，失敗就是一張「解僱通知單」，即使這項失敗不過是「小事」，是為成就大我而犧牲。很有趣的是，在社會上普受敬重的科學界似乎超越了這項恐懼。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不會害怕某項假設死在半路，因為這項「失敗」釐清了接下來通往真相要採取的步驟，這有時比假設成立可以完成的福祉更大。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好的領導者會鼓勵部屬冒值得冒的險，即使可能失敗，也應該嘉許這樣的嘗試。此類領導人深知，如果是有正當理由而試，就算這次出擊失敗，也會是新的學習的開端。

內在之旅給我們這項收穫，瞭解到萬物終歇—然休止並不引發句點。允許事物生滅，生於當生，止於當止，世界因此處於生生不息之態，新生命得以不斷湧生。

　

社群的內在工程

我們可以互相幫忙，處理領導固有的內在問題嗎？可以的；而且，我也相信我們應該這麼做。身為領導人，我們面臨內在生活時，經常會碰到挫折，這讓許多人跟組織感到茫然。從家庭、公司到國家整體，會遇到的麻煩多少跟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陰影有關。既然逃不開，不如就跳進去—互相協助、探索彼此的內在生活。這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首先，我們可以提升「內在工程」（inner work）的價值。這個辭彙應當至少要在家裡、學校、宗教團體中普遍常用，幫助我們瞭解內在工程的真實性不輸於外在工程，涵蓋的技能是可以培養的，像是記事、反思閱讀（reflective reading）、靈性友誼（spiritual friendship）、靜思默想，以及祈禱。我們可以教小孩一些就連父母自己都不見得知道的：如果你對內在工程馬虎，外在工程也會遭殃。

第二，我們可以這樣廣為宣傳：雖說內在工程是極為個人的事情，卻不見得要是私人的事情；內在工程也可以在團體中進行。的確，群體是個人很大的互補，在團體的內在工程下，別人得以協助我們，矯正我們習以為常、未能察覺的自我。

不過，「團體要如何提供這樣的協助」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們周遭的團體都是以「互相引到正途」的信念為基礎—這種極權的做法只會逼使害羞的人躲到角落。幸好還有其他模式可提供共同的洞見與支持。

例如，本書稍早提到的貴格會「透明審議」活動。你把個人的問題帶到這一小群人中，他們不得提供任何解決方案或建議，三個小時盡是發問，以坦白、開放的問題幫你發現你的內在真相。這類的互動過程讓我們感到支持，卻不會覺得被侵犯，幫助我們探查問題的根本，尋索所有的可能，禁止我們歸納判斷，讓我們扮演接生婆的角色，迎接這個只能從內而生的意識之誕生。52

　

內在之旅給我們這項收穫，瞭解到萬物終歇——
然休止並不引發句點。
允許事物生滅，生於當生，止於當止，
世界因此處於生生不息之態，新生命得以不斷湧生。

　

這種團體形式掌握了一個看似矛盾的原則—在發展人我關係時，同時保護彼此的獨立性。我們必須要以尊重個體孤獨的方式相處，在互相拯救的同時，力圖避免無意識的施暴。理解與接受另外一個生命，不去刺探它的神秘，千萬不要強押他人符合我們自己的要求。

要這樣相處是可能的，然而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找到相關佐證，或許並不容易。我的證據有一些來自於我的憂鬱療程。當時，幾位朋友努力用各種方法，盡量不在我的面前侵犯我的精神整體性，我就是在他們的用心中逐漸痊癒的。他們能這麼做是因為他們不受恐懼的控制，這些恐懼要不是讓我們設法「修復」問題，就是彼此放棄。他們是我通往人類的唯一希望。對我而言，那一線生機蘊藏了最深切的領導形式—引領一位受苦的人從行屍走肉回歸生命。

第三，我們可以互相提醒恐懼在生活中扮演的主宰角色。恐懼會阻斷在本章稍早探究過的所有潛能。全世界的智慧傳統無不探討過恐懼的本質，這絕非巧合，因為它們全都源自人類對抗這古老敵人的努力。先哲先知縱有門派專見之異，在這件事上萬流歸宗，無不訓誡大家走在生命的路上要「無所畏懼」。

在解讀這句話時，對恐懼並不陌生的我非常小心，以免扭曲其意，變成鼓勵追求完美，那就成了令人喪氣的建議了。「無所畏懼」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有懼。每個人都有害怕的時候，能夠擁抱領導天聽的人會發現恐懼的豐富。這句話其實是要我們不必變成我們所恐懼的。我們不必站在恐懼中領導，那樣只會創造一個利於恐懼繁衍的世界。

恐懼在我們內心佔有一席之地，縱然如此，我們心中還有很多別的—例如信任、希望、信仰。我們可以從中任選一個，站在一處不被恐懼誤導的地方，從希望而非焦慮走向他人。站在那其中一處，恐懼可能仍在不遠的地方，性靈也還顫抖不休，但現在我們立足的地面給我們支撐，這片地面讓我們在世上帶大家走向更可靠、更有希望，以及更真誠的存在。

　

「無所畏懼」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有懼。
每個人都有害怕的時候，
這句話其實是要我們不必變成我們所恐懼的。
我們不必站在恐懼中領導，
那樣只會創造一個利於恐懼繁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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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言語到生命

貫穿全書，我藉由象徵與隱喻來探討自我跟志業，從我們呱呱墜地起就植下的真我之「種子」，到穿過黑暗、通往光明的「旅程」。最後結束之前，我還要再引一個比喻，用季節的移轉來看待自我跟志業。

這個比喻將會加深我們對其他所有隱喻的瞭解。在無窮無盡的季節循環中，種子從這個生命階段轉到下個生命階段—季節的循環提醒我們。這趟旅程永無休止之時。我們的生命彷彿一段永恆回歸的神話，不停繞圈子，螺旋而下，永遠無法回答「我是誰？」「我屬於誰？」這些問題。不過，用裡爾克的話來說，我們在生命的過程中「體現這些問題」。53

用季節來比喻還能賦予探問新的視野，讓自我跟志業的追求脫出其源頭，超越內在生活的深度，超越人類群體以及領導這項天命，進入自然界這個最龐大的有形世界，讓我們的生命交織於其中。

譬喻當然不僅僅是文學的玩意兒，很多人會運用譬喻來描述生活經驗，儘管可能是毫無意識的。不過我們都曉得，這些比喻達到的效果比呈現事實更強烈。加上想像力—我們最有活力的能力之一—推波助瀾的魔力，譬喻也會變成真實，從語言轉化成生命中活生生的事件。

我曉得有人會說，「生命是一場機率遊戲—有人贏，有人輸。」不過這項比喻可能造成我們對輸贏的宿命，或者是逆向操作、不信勝算的執迷。還有人說，「生命像戰場—要不是把敵人打倒，就是被敵人打倒。」這個比喻可能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每個角落都暗藏敵人，四面楚歌。比喻得要小心明智地選擇。

我認為季節可以恰當比喻生命的運行，生命既非競技場亦非賽局，生命比這兩者豐富多了，更有希望，更真實。說我們的生命像季節無止盡的循環，並沒有否定奮鬥或喜悅的意思，也不是因此就沒有輸贏或明暗，可是這個說法鼓勵我們全盤接受，並且在所有要素中去找到成長的機會。

如果我們活在接近自然的農業社會裡面，不論是譬喻或事實，四季會不斷地定義我們的生活。不過我們這一代主要的象徵不是得自農業，而是製造業。我們不認為自己是在「培養」（grow）生命，我們相信自己是在「創造」（make）生命。只要聆聽每日對話中的字眼，就能明白：我們找時間（make time）、交朋友（make friends）、賦予意義（make meaning）、賺錢（make money）、過活（make a living）、做愛（make love）。

我聽瓦茲54提過，據他觀察，中國的小孩會問：「小孩子是怎麼長出來的？」美國的小孩則會問：「你怎麼製造出小孩的？」從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吸收了這個文化裡面的自以為是，認定我們製造所有一切，而世界只不過是「原物料」，唯有加上我們的設計和努力，它才有價值。

如果我們接受以下這個概念，相信生命仰賴一套自行其是的季節循環，而我們或許能協助其中的力量發生，卻絕對無法控制它，那麼我們馬上會跟這個社會的價值相抵觸。縱使沒有任何生活實相支撐這個想法，但美國社會堅持：我們可以自行創造我們想要的生活，不管什麼時候都行。接下去還會抵觸到我們的本我，那個老是迫切想要相信我們可以掌控全局的本我。

我們必須挑戰、改革這些扭曲的文化價值和自我意識，朝思考、作為、安身立命等種種均根植於生命的生態中去革新。這個生態並非我們予取予求的「原物料」，它發號施令，告訴我們該做什麼，同時又維持我們的所需。我們生來此世不光要轉化世界，同時也是要被轉化的對象。

　

生命既非競技場亦非賽局，
生命比這兩者豐富多了，更有希望，更真實。
說我們的生命像季節無止盡的循環是鼓勵我們全盤接受，
並且在所有要素中去找到成長的機會。

　

轉化並不容易，所以我們會很高興得知「以季節循環來譬喻生命」中，既有慰藉也有挑戰。經由這個意象的啟發，我們瞭解自己在宇宙間並不孤單。我們只是龐大生物體系中的一環，如果願意開放自我、接受引導，我們將不斷學習如何在這個偉大難得的真理世界中生活。我們有能力這麼做，也必須這麼做—如果我們想要科學知識富含人道，想要組織生生不息，想要意涵深遠，想要生命真實。

　

秋

秋天是很美的季節，也是衰退的季節：白日變短，光線普照，從夏季的富足過渡到冬季的休止。面對避不掉的冬，自然界在秋日有什麼好做的？散佈種子，好在春天到來時能帶來新的生命；而且是盡情散佈，毫不保留。

在我自己對秋天的經驗裡，倒是很少意識到有種子播下，我的腦子只是鎖定這樣的事實：夏天的綠意生機正在枯黃，就要開始死滅了。秋天的顏色帶給我的喜悅總是染了淡淡的愁，一種失落逼近的感覺。環顧四周的美，只是加深了這個失落感。我專注在即將到來的死亡，未因新生命懷抱的希望而興奮。

然而在探索秋天幻滅與新生之矛盾的過程中，我感覺到隱喻的力量。對於我個人經驗中屬於秋天的事件，我很容易執著於表相—意義的沒落、關係的衰微、工作的終結。然而，若我再看得更深一點，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到處散播，在即將到來的一季生發新果實。

現在回想起來，我可以看到當初未能從生活當中看到的意涵—失掉那份工作其實是幫我找到自己真正必須做的工作；而「道路封鎖」的啟示讓我轉向值得挖掘的新地；當時覺得無可挽救的損失，迫使我辨察自己必須曉得的意義。從表面上看來，生命是在教訓我，不過新生命的種子已經靜悄悄地、毫不吝惜地大肆撒下。

死亡的背後隱藏有生意，這個富含希望的意象從繽紛的秋天視覺感受中得到強化。要不是有自然前導，任憑藝術家再鮮活的筆觸跟色彩，恐怕也畫不出這樣一個臨滅的季節。是否死亡具有這樣一種美感，那是恐懼死亡、視其醜陋可憎的我們所看不見的？我們要怎麼瞭解秋天想要傳達的——滅絕與優雅兩者並行共存？

對我而言，牟敦的話最接近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所有外顯的事物裡……都藏有一個一體性。」55擺在我們眼前的自然界，我們目光所及之後藏有這個偉大的真理：縮滅與美麗，黑暗與光明，死亡與生命，皆非完全相反對立。它們互相交錯，構成「隱現一體」的矛盾。

在自相矛盾的體系中，相對立者並非互相抵消，而是在實體的核心不可思議地凝聚結合。更深入地說，它們為彼此的健康而互相需要，好比身體要吸氣也要吐氣一樣。不過在一個偏好非此即彼這種輕鬆思考方式的社會裡，面對矛盾的複雜，我們很難把對立的兩項價值擺在一起。我們要光明不要黑暗，只要春夏的繁華，不要秋冬的蕭索—浮士德般地貪得無厭，終究使生命無以為繼。

深恐黑暗、強求光亮的結果是，人工光線刺眼眩目，不留餘地，且渾然不知在其邊界以外，更恐怖難纏的黑暗即將冒生，將更難以駕馭。要是強將黑暗跟光明分開，沒有任何一個完全適合人類居住。但若允許黑暗與光明並存，兩者可以互為彌補，為所有生靈帶來整體和健全。

秋天經常讓我想起，日漸孱弱是新生命的必要前導。如果我試圖抗拒秋天的衰微去「創造」生機，就算真的創造出生命來，那也是假的，毫無色彩可言。如果我放手讓生與滅，滅與生自然演化，我被賜予的生命會是真實且多采多姿，既豐富又完整。

　

在探索秋天幻滅與新生之矛盾的過程中，
我感覺到隱喻的力量。
死亡的背後隱藏有生意，
這個富含希望的意象
從繽紛的秋天視覺感受中得到強化。

　

冬

秋天小意思的滅絕緩緩帶我們來到冬天嚴酷的考驗。來自南方的幽默作家布龍特（Roy Blount）認為，在上中西部、我住的地方，我們所經歷的冬天並非自然氣候，而是上蒼的因果回報。他相信，一定曾有人做過什麼很壞很壞、傷天害理的事情，到現在我們還在為那個逆行付出代價。

這裡的冬天的確不好過—不是每個人都會珍惜這種考驗。滅亡的戰果居於上風，沒有多少生物會出來活動，植物也不見生長，而自然，感覺像是敵人。不過，冬天的嚴苛與秋天的衰微一樣，伴隨有令人驚奇的禮物。

　

愈是想要避免的恐懼，
我們愈要大著膽子與它正面相對，
否則恐懼便會一直操控我們的生活。
一旦穿上友誼、苦行，或者性靈指引的溫暖外衣，
直接衝著恐懼而去，
就會學到它們要教我們些什麼。

　

其一是美，跟秋天的美不同，然美感有增無減：我不確定地球上有什麼別的景緻或聲響，可以比得上天空雪花遍落的空寂。另一贈禮是提醒大家，蟄伏跟深度的休息對所有生靈都是必要的。當然，縱使外觀看來如此，自然界在冬天也不全然是休止的狀態—它跑到地底下去翻新自己，為春天做準備。生命的冬天到來時，我們應與自然同步，提醒自己多做休息好再出發。

不過對我而言，冬天還帶來一項更大的贈禮。冬天的天空清朗，太陽耀眼，樹枝光禿，初雪將臨。這是極為澄明的贈禮。在冬天走入林中，幾個月前在夏天長出的茂密森林此際顯得如此鮮明，有樹有林，就連它們根部竄進的地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幾年前我的父親與世長辭，他是再好不過的人。他去世後那幾個月對我來說，是一段又長又艱困的寒冬。不過，在那樣的冰寒和失落中，我得到一種特有的澄明，那是他在世時我從未有過的。他在世的時候，我經常被他無止盡的愛所包圍，也因此，有些事情我沒法看清—我這才曉得自己以前有多依賴他；他幫我擋掉生活的嚴厲打擊，我在他身上得到安慰。當他不能再繼續為我做這些，我的第一個想法是，「現在我只能自己來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發現一個更深刻的真理：就算是以前，也並非是父親吸收掉這些打擊，而是有一個更大更深的恩典在其中幫忙，這才是父親一直教我倚恃的。

父親在世時，我把教誨跟教師混在一起了。我的老師是走了，可是其暉猶在—待我看清了這個事實，才能讓他的教誨留下，在我身上深深紮根。冬日將景色全數清光，就算是殘酷，卻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更加看清自己及別人，看清我們存在的基礎。

剛搬到上中西部的人通常會得到一個應付冬天的法寶：「要是不學著走出去，冬天是會把你逼瘋的。」這裡的人花大錢買衣服禦寒，好走到戶外去避免「幽閉煩躁症」（cabin fever），這是冰天雪地好幾個月下來，怕冷的人窩在火邊的結果。你要是在這裡住久了就知道，冬天的時候每天出外走走，大著膽子走進你所害怕的天氣裡，可以增強你的勇氣。

我們內心的冬天會以很多形式呈現，如失敗、背叛、消沉、死亡。就我的經驗來說，這每一種都是要給我們相同的建議：「要是不學著走出去，冬天是會把你逼瘋的。」愈是想要避免的恐懼，我們愈要大著膽子與它正面相對，否則恐懼便會一直操控我們的生活。一旦穿上友誼、苦行，或者性靈指引的溫暖外衣，直接衝著恐懼而去，就會學到它們要教我們些什麼。然後我們再度發現，時節運轉真是令人信賴又富含生機，甚至在最絕望的季節也是如此。

　

春

等會兒我就會徹底歌頌春天跟她的目眩神迷，不過得先說明有個不怎麼容易面對的事實：在春天為萬物披上美麗的外衣之前，放眼望去醜得要命，除了黏黏的汙土泥濘之外，什麼都沒有。我曾在早春之時於原野散步，地面濕答答，走在上面，靴子像被吸住不放，狀之淒慘簡直就讓人期待冰封快些再來。不過在那一片爛泥巴裡面，再生的狀態正在形成。

基本上，腐植質（humus，可提供植物根部養分的腐爛蔬菜類物質）與謙遜（humility）源出一處。這個語源令人覺得舒服，我很喜歡。它讓我瞭解到生活中一些令我自覺出醜的（humiliating）事件，讓我「顏面無光」或是「祖上蒙羞」的事情，可能是在創造肥沃的土壤，新的東西會從中長出來。

雖然春天開始得很緩慢，躊躇不前，倒是有一股頑強的韌性始終讓我覺得感動。最小最嫩的芽兒堅持它們的步調，穿出地面萌發生命，不過幾個星期前，這片地面看起來好像永遠長不出東西來了似的，現在這些嫩芽以柔克剛、令人驚嘆。番紅花跟雪花蓮不會盛開太久，然而光是它們的出現，不管再怎麼短暫，都是希望的前兆。從這些小小的生命開始，希望以幾何速率繁衍增長。白日一天一天變長，風也變得暖和多了，世界又綠了起來。

在我個人的生命中，冬天轉進春天之際，我不僅很難克服泥濘，也很難將這些小小新芽當成是更大的生命的前鋒，除非看見很明確的結果，否則我很難感到有望。春天讓我學到得更仔細地觀察綠色枝幹的生機：本能跟直覺搞不好是很大的頓悟，一個眼神或是一次接觸可能會讓冰封的關係融化，陌生人良善的舉動可能會讓這個世界再次變得富有人情味。

很難描繪出春天的飽滿。晚春時百花齊放，耀眼奪目，倒像把自己丑化了，這就是為什麼長久以來情溢乎辭的詩人喜歡以它為題。不過，也許這些詩人有他們的道理。也許我們本該臣服於這樣的燦爛，瞭解生命不是永遠像在冬天的時候那樣可以計算，有賞有罰，生命偶爾也當在縱情色彩跟豐收中度過。

晚春是自然界炫耀財富的盛宴，無需理由，也不管你用不用得著，特大放送，通通有禮—這一切只是為了單純的喜悅。生命的贈禮在冬天似乎被抽得乾乾淨淨，現在又再次賜予。這又是另外一個矛盾，所有智慧傳統皆知道：如果你獲一贈禮，要維持其生氣勃勃就不能巴著不放，而是要把它傳下去。

當然，現實主義者會說，自然的浪蕩荒淫總是有其實際的效果，他們或許是對的。不過自從我讀了迪勒描述樹木毫無節制地蔓長之後，我開始有了不同想法。她從精神層面下手，幫助我們瞭解一棵普普通通的樹可能會有多麼多餘的設計—如果懷疑的話，她建議，下回你看到一棵樹，試試做個實體模型就曉得。接著她又奚落現實主義者，「你是上帝，你要造一座森林，保留土壤養分，吸取太陽能，提供氧氣。何不隨便弄一片化學壤，綠綠的黏黏的什麼就夠了，豈不更簡單？」56

秋天恣意播種，春天廣為送禮，自然教我們穩健踏實的這一課：要確保生命的延續，就不能對生命戀戀不捨，而是要恣意花用。執著於底線跟生產力，時間和力氣的效率，方法跟結果的理性關係，設定合理目標，以最短路徑直線前進—這樣下來，我們的努力搞不好反倒永遠不可能有果實累累的一天，也永遠看不見生命中盛開的春天。

我們是打什麼時候開始誤用最短路徑57這個比喻的？蜜蜂在春天辛勤工作，飛到西又飛到東，跟花兒打情罵俏，跟牠們的命運開開玩笑。顯然，蜜蜂既務實又多產，但沒有什麼科學能說服我，說牠們不是同時在玩樂。

　

要確保生命的延續，
就不能對生命戀戀不捨，而是要恣意花用。
執著於底線跟生產力，時間和力氣的效率，
方法跟結果的理性關係，
我們的努力搞不好反倒永遠不可能有果實累累的一天。

　

夏

我住的地方夏天的最大特色就是富裕。森林裡多的是發育尚未完全的灌木，樹上滿是果實，野花野草遍佈整片草地，田地盡是小麥穀物，花園長了小胡瓜，院落裡可見雜草。跟春天的煽情相對一比，夏天是穩定的豐收，又是綠色又是琥珀色，這麼多這麼廣，餵養我們的程度比我們所知的還要多得多。

不過，自然也不一定總是這麼富足。夏天裡偶有洪水、乾旱會摧毀穀物，威脅靠天吃飯的農人的性命，讓他們難以生存。但是自然多半會帶我們走過一段可靠的循環，有饑饉也有飽足，下一次的豐收終究會彌補這一年的歉收。

這個自然現象跟人性呈極大對比，人總是把長年歉收當成是生命的法則。日復一日，我對自己的反應感到吃驚，因為我是那麼容易相信我需要的東西已經短缺了。如果我儲積財富，那是因為我知道接下來會不夠用；如果我跟別人爭權奪力，那是因為我知道權力是有限的；如果我在人際關係中善妒，那是因為我知道若你擁有太多愛，一定會開始騙我。

甚至在我動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都還在跟歉收的假設搏鬥。想不出其他點子、其他比喻、其他意象，或其他描繪手法，只好盯著空白頁面發呆。回頭評論自己寫成的部分總是容易的，「看起來不是太好，不過我最好留著，搞不好接下來寫不出更好的。」人很難相信可能性是沒有底線的—只要再往下鑽深點，就可以找到更多。

諷刺的是，擁抱歉收的假設所創造的，正是我們所恐懼的饑饉。我積藏物資，其他人就會不足，結果我自己永遠也沒有足夠的時候。我爬上權力的頂端，其他人被我擊敗，我自己卻永無感覺安全之時。如果我對所愛的人懷有妒意，只可能把那個人逼走。如果我固守寫就的文字，彷彿再也寫不出這樣的東西了，那麼新的可能一定會乾涸。我們害怕歉收，又接受它是自然法則，結果就更窮困，一意與他人爭搶資源，好像我們被困在撒哈拉沙漠，只能靠僅有的綠洲生存似的。

在人類世界裡，富足不會自動產生。當我們懂得要選擇與群體一塊慶祝分享我們的儲糧，富足才能被創造出來。不管短缺的是金錢、愛情、權勢或文字，生命的真實法則是，唯有相信其供應，並繼續傳遞下去，原本似乎短缺的才會有被我們創造出更多的可能。真正的富裕並不是從積累大量的食物、現金、影響力或是情感而來，而是歸屬於群體，把這些物品奉獻給需要的人。等到有一天我們需要時，再由他人那裡得到這些物品。

有幾次，我在大學校園裡談到群體對學術界的重要，因為我認為學術界是競爭最為激烈的圈子之一。一回在這樣的場合裡，當我演講完畢，觀眾席中一位先生起身，自稱是「傑出的某某某某生物學主席」，然後開始他自命不凡的自我介紹，我還以為他對我的演講內容有什麼意見。不過他卻接著說道，「當然我們得彼此學習群體共存。畢竟，這才是生物學的根本。」生物學這門過去為「適者生存」、「腥牙血爪」等令人焦慮的譬喻所驅使的領域，如今有了新的譬喻—共同體。滅絕當然不會因此就不存在，只是現在被解讀成群體富足的遺產。

夏日還有一項真理，富足是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極其複雜的生態產物，部分為全體利益而運行，同時又靠全體來維繫生命。共同體不只是創造富裕—它本身就是富裕。如果我們能從自然界習得這條等式，人類世界就可被轉化。

　

當我們懂得要選擇與群體一塊慶祝分享我們的儲糧，
富足才能被創造出來。
生命的真實法則是，
唯有相信其供應，並繼續傳遞下去，
原本似乎短缺的才會有被我們創造出更多的可能。

　

秋天、冬天、春天，這三季的允諾在夏天成真，每年的債務都以複息回償。夏日當頭，我們不太可能還記得自己曾經懷疑過自然界的進程，準備對死亡束手就縛，對新生命的力量信心盡失。夏天對於我們不夠堅強的信仰是個很好的提醒——至少在這個季節裡，我們要放棄所有焦慮圖謀，將自己奉獻給這個永恆不懈、充沛富足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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