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當道路封鎖
陽關大道
在我前往攀朵山展開一年的安息活動前，我已經在華盛頓特區待了五年，恐懼與日俱增，擔心過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我在攀朵山為期一年的活動，到頭來卻延長到十年之久。當時我三十五歲，頂著一個博士頭銜，過去經歷輝煌，照說要找份新的工作並非難事，至少就當時的時空而言是如此。可是，我要的並不只是一份工作。我要的是外在生活和內在生活更深切地調和。
我在華盛頓時，同時身兼社區組織者和教授二職，既是活動份子又是知識菁英—但是，這兩個世界沒有一個讓我覺得有「家」的感覺。「有能力的人，做事；沒有能力的人，教人」，這話聽起來不太入耳，可是如果你買這句話的帳（當時我深陷在灰心沮喪的泥沼之中，所以大概是疑信參半吧），就會了解那個時候的我已經山窮水盡，覺得自己把所有可能的志業都耗用光了。
要說有什麼地方能讓我再找到新的方向，那必是攀朵山了；我這麼以為。因為那是以祈禱和學習為根柢，開拓人類潛能的地方。然而等我一到當地，開始分享我在志業上的困境時，大家給我的反應終究不脫傳統的貴格建言，雖然立意良善，卻只是徒增我的絕望。「要有信心，」他們如是說，「道路終會為你展開。」
「我有的是信心，」我心想，「可是我沒那個時間好等『道路』自己展開。我已經接近中年，日子一天過得比一天快，我卻還沒找到自己感覺的志業之路。到目前開拓過的，通通是錯誤的路。」
幾個月下來，挫折愈加深重，我帶著我的問題去請教一位年長的貴格會女士，她的深思熟慮和坦率直言眾所皆知。「露絲，」我告訴她，「大家不停跟我說『道路總有一天會打開』。好吧，那我就安安靜靜地坐下，我祈禱，聆聽上天給我的召喚，可是路老是不開。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尋找屬於我的天職，到現在還是不知道自己生來究竟是該做什麼，連一點模糊的概念都沒有。對別人來說，他們的路也許會展開，可是我的卻始終沒見開過。」
露絲的回答是貴格會有話直說的典型。「我天生是貴格會會友28，」她神色凝重地表示，「我活了六十多年，道路也從未在我眼前開展過。」她頓了一下，我則墮入絕望之中。這位明快的女士難道是要告訴我，貴格會所謂上帝會指引我們的概念不過是唬人的？
接著她又開口說話，這回還咧著嘴笑，「但是，很多道路已經在我身後封閉，而它的引導作用不也一樣嗎？」
我也笑了，笑得很大聲，久久停不下來。這是一種恣意開懷的笑，如此簡單的真理一下子便展露無遺，之前的心神混亂突然都顯得沒有必要。露絲的誠摯讓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追求志業的旅程，長久以來，我的經驗也驗證了她那天為我上的那一課正確無誤：生命中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不可能發生，能帶給我們的導引並不比生命可能或會發生的來得少，搞不好還更多。
跟許多中產階級的美國人一樣，尤其是白人男性的這一群，我在「堅信只要願意努力，要做什麼絕對可以做到，想變成怎樣就能變成怎樣」的次文化下長大。這樣的想法寓含著只要我有足夠的精神和強烈的決心，宇宙和我都是沒有極限的。上帝造物本如此，我僅需依循其規。
不消說，當我迎頭撞上自己的限度時，我開始覺得碰壁，特別是這些極限以失敗的形式出現時，我更是苦惱不已。進柏克萊唸研究所前一年的那個夏天，我頭一次碰到這麼糟糕的報應—身為社會學研究助理的我被除名了；至今回想起來，那種羞恥感還歷歷在目，如影隨形。
從小學、中學、一路到大學，向來是天之驕子的我，面對命運突如其來的逆轉幾乎無法招架。不只整個夏天的收入飛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也岌岌可危，因為我在柏克萊的指導教授，正是我做的那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我對自己的認知，我對宇宙的概念，生平第一次（卻絕非最後一次）在我腳邊碎裂。怎麼一回事？那個活在浩瀚宇宙中、無所不能的自己上哪兒去了？
教養我的那個文化提供了一種答案：因為我不夠努力，才沒能保住這個飯碗，想成功自是休想。很遺憾地，我得承認這種說法並非毫無道理。我跟另外一個研究助理老是瞧不起那個研究計畫，也毫不避諱地不時大開它玩笑，我們遊手好閒到過分的程度，哪個指導教授能夠忍得下來？而且我們製作的研究資料可能有很多失誤的地方，難怪老師會大發雷霆。
當時我的同事跟我年輕氣盛，批評這個案子本身根本就是個笑話，想要藉此合理化我們的行為。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內在青年」（inner adolescent）—沒有惡名昭彰的「內在小孩」（inner child）那麼睿智，但絕對比較頑強—仍堅信當時的我們有可能是對的！也許當時我們對那件案子的批評不乏正確之處，可是不管裡面有多少可信度，有一件事是錯不了的，我的確沒努力保住那份工作，所以才會失掉了它。
生命中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不可能發生，
能帶給我們的導引並不比生命可能或會發生的來得少，
搞不好還更多。
了解我們的限度
不過那次的認知發展得不夠深，我並未從中了悟「道路在我身後封鎖」這層意義。我之所以被革職，是因為那個工作跟我是誰沒多大關係，或者一點關係都沒有，也無涉我真正的天性與稟賦，我的關心與不關心。當初青春期的反叛行為正說明了這個清楚的事實。
雖然是遲來的歉意，但我想為自己的不成熟，為我給指導教授帶來的痛苦，還有我可能對資料造成的諸般損害致歉。沒有一件值得稱道，不過我還是笑笑，盡量保持鎮靜。也許就一位好的社會學家來說，當初那個計畫絕對是一項「應該」做的研究，只不過它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才會做得那麼心虛，想矇混過去。那些感覺都是未來種種的前兆，接踵而來的事件終究讓我徹頭徹尾脫離這個領域。
顯然我應該要更直接地面對我的感覺，多多加強自我控制。我若不自行離職，就應該好好待下，盡忠職守。只是，所謂的「應該」只是「應該」，不見得都能起得了作用，因為常人過的生活往往跟他靈魂的本性是相違抗的。在當時，我對自己靈魂的本性一無所知，也對哪條路會與這本性打架全無概念。不知是什麼驅使著我，我的舉動盲目且不自覺，而現實則給了我一條又大又難受的線索，指出「我是誰」：路在我身後封閉了。
不管是這份工作或其他類似的工作，沒有一件是我應該做的工作，這點在我出生之時即已註定。這個想法聽起來很宿命，甚至說得嚴重一點，像是給自己找藉口。不過我相信從中可見志業的真理，既單純、健康，同時又富含生機。每個人各帶了他的天性來到這個世上，既有極限也有潛能。不停探索我們的潛能，讓我們開發許多可能；一再與極限對陣，也讓我們漸漸摸清自己的天性。我想，這就是露絲跟生命所要教我的課題。
如果極限不要用這麼令人難堪的方式呈現，該有多好。被炒魷魚實在不是一件好看的事。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不欣然接受你的極限所在，恐怕只有給你一個巴掌、讓你難為情，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唯有在寸步難行、脫離常軌，或是摔得遍體鱗傷的時候，我才會真正警覺。於是最後，我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本性，看看結合天賦和極限，我可以做出什麼來。
分辨以下兩種不同的限制是很重要的：一種是從自己身上來的，一種是別人或政治外力強加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我們「像樣」。我並不是要所有人都把開除當成是老天慈悲，藉此顯靈，為我們的志業提供線索。有時候可能只是老闆病態，或是公司文化使然，慣於實話實說的人對既有秩序是一大威脅，非除之而後快。有時也可能是經濟體制下的結果，貧者的工作被剝奪，富者才能愈富。如同靈性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要從封閉的路途上得到啟示，需要深思與洞察。
美國人有這麼一個問題—至少是我這個種族、我這個性別有這樣的問題—我們抗拒限度這個想法，堅信不管是哪一種限度，對我們的生活而言都只是暫時、令人遺憾的懲罰。無休無止地挑戰極限是全美共同的迷思：開拓西部、超越音速、把人送上月球、當我們將舊式的空間塞滿垃圾，幾乎動彈不得時，我們發明「虛擬空間」這個概念。沒有什麼是不能的。
有一部分的我相當珍惜這個充滿希望的美式傳統。不過如果一徑認為沒有什麼是不能的，那麼當路途多次封鎖，遺下尋找自我的線索時，我們可能會一再錯過這些線索，說不定還執意超越極限，結果在過程中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幾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上，主持人介紹我是「迷途知返的社會學家」，此話一出全場哄然，一時間讓我想起上研究所前那個夏天發生的窘事。我的靈魂需要從社會學和它本身之間沒對好的裂痕中去找回自己，不過在這之前，自我得先給羞愧一個平反的機會。所以我就進了研究所，證實我終究是可以成功當上社會學教授的，儘管時間非常短暫—到頭來，這條路徑直接帶領我走向對志業絕望的深淵。
在喬治城大學教授社會學的絕望讓我前往攀朵山，這是一個信號，引我追求志業的完整性。要是我沒有順應我的絕望，要是露絲沒有幫助我理解它，我可能還在繼續追逐不該我做的工作，對自己、對一起工作的同仁和研究計畫造成更多傷害。而且這麼做，對這項職業也是一大傷害，因為對於那些受召的人來說，這畢竟是一項非常值得好好做的工作。
生命的生態循環
縱使有美國的樂觀神話保護，我還是不能成為我想要成為的人，做我想要做的事——這個現象其實不喻自明，多說老套，可是我們一再排斥這個事實。我們的天賦性格讓我們像是生態系統下的有機體：在某些角色和人際關係中，我們可以應付存活，其他的卻只讓我們枯萎死去。
例如說，邁入六十之際的我是不可能，也不會變成美國總統的。這很清楚，儘管在成長的過程中，大家都把話說得很漂亮，說任何人（其實是指「任何白人男性」）都有可能躍上那個高位。我對這項限制不再覺得難過，因為我實在無法想像我這樣一個人變成總裁什麼的，更遑論貴為一國之尊。要真的當上了，對我不啻是最最殘酷的命運。不過呢，我還是被「人是無窮可能」的神話給鼓舞了，花了好多年一直要推翻這個生態真相。以下就有一個故事為證。
每個人各帶了他的天性來到這個世上，
既有極限也有潛能。
不停探索我們的潛能，讓我們開發許多可能；
一再與極限對陣，
也讓我們漸漸摸清自己的天性。
在我擔任攀朵山的院長任期內，有一個機會送上門來，要我當某個小型教育機構的校長。我去參觀了校園，跟理事會成員、教職員，還有學生談過；他們跟我說，只要我點頭，這個工作非我莫屬。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clearness committee）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29（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說：「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個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瞭，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誠實面對自己，而執意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我的想法。多年來我認識許多人，他們反覆對我提出一個非常人性的想法，聲稱他們需要被愛。長久以來，我的反應既迅速又直截，出於某種「義務」性的反應：「自然你需要被愛，每個人都需要，我也愛你。」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了解到，縱使每個人都需要被愛，我也不可能在有人需要被愛時，就能源源不絕地提供愛。在某一些關係中，我有這個能力去愛，有一些則否。要我假意承諾自己無法辦到的空洞誓言，非但損及我的正直，也對需要的人不公—而這一切均以愛為名。
以下還有另外一個例子，也是以聖行之名抵觸個人天性之實，告訴我們錯誤的愛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幾年前我去聽桃樂絲‧黛的演講。身為「天主教義工」運動30的創始人，長期以來奉獻自我，住在紐約下東區的貧民窟—不只為貧民服務，而且切身感受他們的處境。她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所以在演講中途聽到她開始叨唸「不知感激的窮人」時，我真是被嚇了一大跳。
當道路自身後封閉，
你還一味抗拒，不設法從中得到啟示，
很可能會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極限。
我不明白這麼輕蔑的辭句怎麼會從這麼一位聖人口中說出—直到它像禪宗公案31般用力給我當頭棒喝。桃樂絲‧黛說道，「佈施窮人時，不要抱著期待對方表示感激，而你因此自覺舒服的心情。如果你懷著這樣的期望，你的施予會是薄弱而短暫的，這並不是窮人所需要的；那只會讓他們更加貧困。你覺得自己必須施予，才去施予。如果對你而言，施予就是一種報償，那麼你就放手去做。」
當我施予某些我自己並不擁有的東西時，我給出去的，是虛假和危險的禮物。這項贈禮看起來像是慈悲，但實質上卻是冷冰冰的—只是為了我個人的自我滿足，而非出自滿足別人想要被關照的需求。這種施予不僅不包藏有愛，甚至是違背信仰的，立基於一種自大的想法，認為上帝唯有透過我，才能散佈祂對人類的愛意。我們一直搞錯了，是的，我們為群體而生，應為群體服務，且身在群體，應為彼此盡心。然而群體利弊互見：當到達我們自己示愛的能力限度時，群體意味著你要相信會有另外一個人存在，而這個人才有能力解決那渴求被愛者的需求。
我以聖潔之名違犯自己本性的徵兆之一，便是落入精疲力竭（burnout）的境地。雖然它多半被解讀成是過度汲汲於施予，但是我體驗到的精疲力竭，其實是我勉強要給出我自己並不具備的—最終什麼也給不出去！精疲力竭是一種空洞的狀態，可以確定的是，它並不是因為我力圖給予自己全部所有而產生，它只是突顯出我的無力，因為打一開始，我就想要從自己身上挖出並不存在的東西。
薩頓在她的詩作〈如今我成了自己〉之中，運用自然界的意象描繪出另一種不一樣的給予，那是根植於另一種存在的姿態，結果不會枯竭，而是源源不絕的富足。
果實熟成一步一步
豐實、脫離、被享用，
雖掉落卻不耗乏根部生意……32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體，就算我把它捐獻出去，它也會自行再造—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勉強、不自然、不實的贈禮，有害無益。
真相之神
我認識的上帝不會要我們順應某種抽象的規範，實現理想的自我。上帝只會要求我們尊重與生俱來的天性，包括限制跟潛能。做不到的話，真相就會出現—上帝會降臨—然後，道路在我們身後封閉。
至今我還不時聽聞，過去在教會裡所說的那個上帝像個神經緊張的校長，手拿一把道德的尺度量人類的行為。不過我認識的上帝是真實的源頭，而非德性的起源，顯現的不是我們應該如何，而是我們本身的樣貌如何。我並不是說上帝跟道德沾不上邊，所謂的道德及其影響，已經被納入上帝早就安排好的實體架構裡。道德規範不是我們拚死拚活才能求得的東西，而其影響也無需我們坐待它發生：它們全都存在此時此地，等著我們去彰顯，或是褻瀆自己、他者及全世界的本性。
要想順著天性的實相生活，得在擁抱潛能的同時，也要認知極限，這樣的自我管理再道德不過。莫瑞33的話中蘊含著這個真理，鞭辟入裡、直言不諱，挑戰傳統美德的觀念：「讓一個好人走進狹窄、嚴厲的窘境，不再受他之前的德行與正直簇擁，他才能真正體認到，追求完整比追求良善更值的。」34
我認識的這個上帝靜靜地安身於萬事萬物的根本天性之中。當摩西問祂叫什麼名字時，祂答道：「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 3:14）這個回答跟摩西讓上帝知名的倫理標準沒那麼大關係，反倒跟本質上的「存在」和自我比較相關。如果就像我深信的，我們都是依上帝的意象造出來的，那麼在被問到我們是誰的時候，我們的答案也應是相同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忠於自己的天性，才能與上帝同住。如果你試圖要變成你不是的樣子，你就違逆上帝了。真相—包括一己的真相—是很神聖的，不應蔑視挑逗，而應尊重珍視。
為免這個神學理論過於縹緲，接下來我就舉一個例子，從這兒能看出：尊重個人原生的天性如何可以實際強化其德性。我有時會帶領一些讓教師參加的營隊，藉以增進其教學能力。到了一定時候，我會要他們簡短寫下最近在教室中發生的兩種時刻：一是一切彷彿順水推舟，你知道自己生來就是要當老師的時候；一是沒有一件事對勁，而你希望自己根本沒有被生下來過。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贈禮
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體的、來自我體內的有機實體，
就算我把它捐獻出去，它也會自行再造——
我自己也是如此。
要是我施予的不是發自我內部的東西，
我才會耗用衰竭，同時傷害他人。
接下來分成幾個小組，透過這兩種狀況去探知我們的天性。首先，我要他們互相幫忙，找出每個人各自具備的天賦，這些天賦促使這個美好時刻成真。親眼目睹我們的天賦在真實的情況下一展長才，是很肯定、鼓舞的經驗—這多半需要藉由旁人的眼睛來觀察。最強的稟賦往往是那些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擁有的稟賦。那是上天賜予的本性，從到這世上吸進第一口空氣起就跟著我們了，跟呼吸一樣，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
然後是第二種情況。在第一種情況下，大家普受讚美，現在大家期待要主觀地分析、批判，找出修正的辦法：「如果我是你，我就會……」或者「下次如果你再碰到這樣的情況，要不要……」不過我要求他們避免用這個角度想事情，盡量幫助彼此，看清限制及弱點其實是天賦的另一面：你擁有某項特定長處，兩相平衡下，自會有某項短處存在。想要成為比較優秀的老師，不是去補足靈魂上的這些坑洞，而是藉由看清及了解，盡量避免落入其中。
我身為老師的稟賦，是我具有跟學生「共舞」的能力，透過對話和互動教學相長。學生若願意與我共舞，得到的結果將美妙無比；要是他們不願意，我的稟賦遭拒，局面便會顯得混亂：我因此受傷，而且生氣，對學生懷有恨意—我把我的窘境怪到他們身上，然後我開始用防禦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樣一來，要與他們共舞就更不可能了。
不過，一旦我了解到我的弱點其實是跟我的長處互補的，內在開始升起某種新的感覺，讓我解放與自由。我不再希望「修復」我的弱點，例如沒有人與我共舞時，我就學習獨舞—因為那麼做不過是妥協，甚至可能毀掉我的天賦。取而代之的，我學著用比較得體的方式面對拒絕共舞的學生，不要把我的限制投射到他們身上，而是視其為我的一部分，全心擁抱它。
對於堅持要做壁上觀的學生，我永遠沒有辦法成為他們的好老師—這不過是我眾多的限制之一。不過也許我可以發展對我自己的了解，持續邀請這些袖手旁觀的學生參與進來，只要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搞不好某些學生會聽見音樂、接受邀請，最後加入我，共同在這場師生交流的活動中起舞。
最強的稟賦往往是那些我們幾乎不清楚自己擁有的。
那是上天賜予的本性，
從到這世上吸進第一口空氣起就跟著我們了，
跟呼吸一樣，我們很少意識到它的存在。
轉個身，發現全世界
當道路自身後封閉，很容易被我們想成是某項策略疏失的結果：要是我聰明點或是強悍點，那扇門就不會砰地關上；如果我加倍努力，也許可以扳回頹勢。不過這個想法很危險。路封了，你還一味抗拒，而不設法從中得到啟示，很可能會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極限—這跟將與生俱來的潛能棄之不顧一樣，都是對真我的不敬。
就如露絲對我說的，在我們身後封閉的路和在我們面前展開的康莊大道一樣，帶給我們無限的指引。展開的路徑顯示我們的能力，封閉的則揭露我們的極限所在—一個銅板兩面翻，這個銅板就叫做自我認同。在精神層面上，自我認同是其國界主宰，兩面察看方能更加清楚我們的認同。
我們也會面臨兩難，這在心靈旅程中經常會發生：每一回，當一扇門關上，其餘整個世界則隨之洞開。只是我們不可在關上的門前一味悵然，轉個身—一轉身，這扇門已在背後—張開雙臂迎接生命的遼闊，未來就在我們的前方無限延伸。那扇關上的門阻止我們走進某個房間，可是開放在我們面前的，則是其餘的真相。
這個矛盾之局讓我想起攀朵山，以及露絲告訴我的「道路封鎖」之真義。當我坐在那裡焦躁不安，苦惱有這麼多扇門都不留情面地在我面前關上，在那同時，其實我也正坐在那個不久就會對我大大敞開的世界之中。
要是當時可以預見我的未來，露絲一席話揭開我內在的迷亂之時，我還會笑得更瘋狂。我的未來已然到來，它就叫做攀朵山。為期一年的安息之所竟延長到十年之久。在此，我以另類教育深化我的實驗，並開始學習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在這裡，企圖要了解自己和外界的掙扎、抗衡引我走向寫作，如今已成為我志業的核心。
道路不開的焦慮，懊悔一扇扇門不停關上的焦慮，幾乎讓我看不清只要張開雙眼就可以看見的祕密：我已經站在新生活的領地上，準備好要走向旅程的下一階段，只要我願意轉身，看看眼前一望無際的明媚風光。
要活得徹底、活得起勁，我們必得學習擁抱相反的事物，在限制和潛能的微妙緊張關係中活得具有創造力。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們的極限，信任我們的天賦能力，運用這些天賦能力，完成上蒼賦予我們的所有可能。我們將欣然接受道路封鎖帶來的拒絕，積極找出它要告訴我們什麼，同時擁抱道路開敞帶給我們的肯定，積極實踐生命以為答覆。
我們必得學習擁抱相反的事物，
在限制和潛能的微妙緊張關係中活得具有創造力。
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們的極限，
信任我們的天賦能力，運用這些天賦能力，
完成上蒼賦予我們的所有可能。
28 會友（Friend），貴格會教徒對彼此的稱呼。—譯注
29 「透明審議」的相關執行細節請詳參 Rachel Livsey and Parker J. Palmer, The Courage to Teach: A Guide for Reflection and Renewal（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9）, pp. 43-48.
30 天主教義工運動（Catholic Worker movement）的主要內容和該團體成員的志願工作有關。他們放下身段到賑濟所服務，願意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設法滿足別人的需求；他們服侍到那裡接受救濟的窮人用餐、收集衣服給他們穿、提供他們住所，並且關心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注意他們精神上的苦悶，以及現實的社會、經濟和種族方面的問題。—譯注
31 佛教禪宗的用語，指前輩祖師的言行範例，用以判斷是非迷悟。—譯注
32 May Sarton,“Now I Become Myself,” in Collected Poems, 1930-1973（New York: Norton, 1974）, p. 156.
33 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是英國著名短篇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及編輯。與艾略特（T.S. Eliot）、勞倫斯（D.H. Lawrence）和吳爾芙（Virginia Woolf）相熟。—譯注
34 引自 Elizabeth Watson, This I Know Experimentally（Philadelphia: Friends General Conference, 1977）,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