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辉英

要定位帕克‧巴默尔这本著作，本质上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书中所讲固然是有关个人志业的问题，但他探测的深度、立基的根本，以及讨论的范畴，远在它的篇幅所能涵盖之外。

但是，即使只谈志业这个项目，我觉得帕克这本书，几乎就可以做为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焦虑的现代人最好的追寻导览，以及最熨贴的心灵抚慰剂。所谓志业，人们一向都认为是一种标竿─一种以某位伟人为楷模的努力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努力学着要去做别人而已，即使达成了目标，那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戴着某位名人面具的我！作者帕克‧巴默尔坦率而直接地揭露长久以来，人类一心想要变成他人的普遍倾向！这个错误的倾向，不仅辜负了许多人欣然领受天赋礼物的心愿，扭曲了人想成为自己的天性，而且真正是暴殄天物，浪费了老天给的最好礼物。帕克直指所谓志业，不应外求，而是该静心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体认天命之所在─天命并不是强迫自己去追逐能力范围以外的，而是要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宝藏，让我去成就我生来就是的那个人！

这是何等的智慧和当头棒喝！只有成就真我的天赋，才可能让我们体现生命的价值！关于这部分，当我捧读帕克这本书，然后回顾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时，赫然发现：我，一个在全华人世界享有盛名、作品有多种译本的小说家，一路走来，不正如帕克所言，是迂回又迂回，经过许多的痛苦与不得已，最终才回到我的志业上，如鱼得水，发挥最大的能力贡献社会，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公开场合，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站在自己的条件上，过自己的生活」，这句话如果以帕克的语言来说，就是找到自己内在的天赋，欣然领受，并充分发挥。

比起很多必须要用心倾听内在的声音，才可能找到自己天赋的人来说（有些人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发现自有的天赋），我实在幸运多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展现特长的孩子，而且这所谓的特长，不仅明显，而且非常耀眼。

我十五岁时便偷偷投稿当时的诸大报，像新生副刊、联合副刊及中央副刊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少年。因为初高中读的都是北一女，功课很紧，写稿只有寒暑假，大约一年两篇；怕被同学发现，所以都以笔名发表；而且当身分形将暴露，我就赶快再换个新笔名。

这种情形持续到大学毕业那一年。之前，大学选系组，父母虽都钟意我读药学（因为那有执照，也算有保障），但因我读书向来不用他们操心，所以在选志愿时，父母虽有期待，却未勉强。我那时热爱文学、电影，醉心现代舞，以为写作就该念中文系，也如愿上了中文系。临毕业，人生的美好假期结束，长女身分让我认真思考职业的问题。我发现以我当时单薄的写作量和人生能源，根本不可能养家活口，因此也做了放弃写作的打算。

那时，外贸人员收入可观，母亲希望我像那些表姊妹一般走这行；银行业也算金饭碗，最后我屈从父亲的意思，在银行工作了一阵子，后来实在是做不下去了！每次帐对不上时，错都发生在我身上，让我很没尊严。下一个工作我挑了广告业，企画撰文对我而言根本是牛刀小试。十年间，我一路跳槽一路高升，职位愈做愈大（做到副总），薪水愈拿愈高（那时收入约等于相似经历的女性的八到十倍），可是日子却过得愈来愈不痛快。到了那种职阶，必须做许多处理人事和行政的工作；和客户之间的接触变成最主要的工作内容，甚至下班之后都得应酬。这就是所谓的服务业，以客为尊变成梦魇；何况长期在团队作业体系，永远都是无名英雄，更必须和许多你不想磨合的人磨合，那种痛苦实难想像。

更重要的是，别人看我风光，我却老觉得自己无根，我一直认为那不是我该终老的行业，几乎不可能有归属感。

就在那时，我高龄怀孕，坐胎不稳，出入医院三次之后，终于听从医生嘱咐，辞去压力奇大的工作，在家安胎。

出院后第一天，在报上看到第五届时报文学奖征文剩二十二天截止。我瞪着报纸，想起写作这被我彻底丢弃十年的最爱，无声自问：「弃剑十载，我可还能写？」

大概只犹豫了五分钟，我便下定决心：试试何妨？天知、地知、我知而已，对我何伤？

我花了十六天连写带誊便将之寄出。一个月后，有人找我，我挺着肚子又开始上半天班，不敢去奢望文学奖的事，干脆就把它忘掉。

但是，我的天赋没将我忘掉。我以《油麻菜籽》获得五位决审一致通过，成为当年时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首奖；旋即改拍成电影，我也以此作和侯孝贤导演一起荣获次年金马奖改编剧本奖。也在这一年，我的《不归路》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也马上被改拍成电影；第三部小说《今夜微雨》亦拍成电影。自此我终于在漫长的漂泊之后，回身拥抱上天给我的礼物。此后二十年间，我另有十二部小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海内外拥有为数可观的读者，我用我的作品抚慰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我开脱了别人，也安顿了自己｜我的人生，在写作的这二十多年志业生涯中，真正因怜悯而谦卑、因拥抱天赋而丰富，年过五十，或许我可以说：如今我成了自己。

用自己生命的追寻过程做他人著作的序，虽然有些不合常情；但是，如果您对照序和本书，我保证您当抚书而叹；原来，这二者竟然如此若合符节！您也当明白：原来帕克是如此真诚不虚、如此洞见人生、如此带着光和热烛照我们探索的旅程！

（本文作者为知名小说家）

除第一章之外，本书其余各章节最初均于过去十年内，以小品形式在其他出版品发表过。但我将所有文章全都重新改写，有些修改幅度还不小。我希望能创作一本真正的书，而非仅是一部关于志业（vocation）的文章集锦。我想要藉本书对这个题目做一贯深入的探讨。毕竟，这是一个跟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关系，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题目。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篇章的起源，一部分源于我对出处的重视，再者是当初因信任而邀请我提笔的人，都是我个人志业上重要的伙伴，在此我要特别记上一笔。

第二章「如今我成了自己」原是我在华伦威尔森学院戴维森讲座1的授课内容，校方并将其印制成册。2该讲座的不凡使命帮忙架构出本书的经纬：从天命与志业的角度来看待并思考生命中的种种经验，「不只从成功中学习，也从绝望与失败中学习」；我不只是对年轻人这么讲，也是说给较年长的成年人听。我很感激我的朋友，该校校长道格‧欧尔（Doug Orr），他延长了邀请期间，让我在该校的讲演更为完整；另外还要感谢唐与安‧戴维森（Don and Ann Davidson）赞助这个讲座，引发此类反思；以及整个华伦威尔森社区对我的言语这么善意的回应。

第三章「当道路封锁」当初是因《织就》期刊3编辑约翰‧莫格巴各（John Mogabgab）4邀稿写就，那是一份性灵类的季刊。约翰是我的多年好友，他是那种能陪你走过一生的最佳良伴。《织就》期刊从襁褓时期就在他的手中茁壮长大，该刊广受好评，是此类刊物中最出色的代表之一。

第四章「一路而下」最初是为纪念亨利‧卢云（Henri Nouwen）的《织就》特刊，以「负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为主题而写。5对约翰跟我来说，亨利是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这一章是友谊力量超然的证明。本章我探究个人的忧郁经验。多亏朋友在身边支持，还有一位虽已溘然长逝，但精神与我同在；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这么坦率地处理这个状况。

第五章「由内引导」一开始是我在印第安那州校园事工办公室（Indiana Office of Campus Ministries）的演讲稿，该单位后来将它发行成册。6我很感谢我的朋友，也是该单位执行长麦克斯‧凯斯（Max Case）的邀请及鼓励。三十年前，全美上下许许多多校园事工、司祭，以及拉比7协助我踏出寻找天职的第一步，我对他们的感激无以言尽。尤其在当初那个时代，学界没有几个人愿意讨论灵性的问题，至少不愿意公开讨论— 谢天谢地，幸好今天的状况已经大不相同。

第六章「总有这一季」是费兹学会（Fetzer Institute）会长洛柏‧莱曼（Rob Lehman）邀请我写的，他也是我的好友及志业旅途中重要的伙伴。该文谨献给费兹静思中心「四季」，为其揭幕成立共襄盛举。费兹学会并将本文印成小册子，放在「四季」的卧房中，敦请来访者一起思考。8对我来说，费兹这份小册好比希尔顿大饭店枕边的高级薄荷糖。我认为莱曼是走在尖端的先锋，他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能去探索内在与外在生活之间的复杂关联。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我在裘巴出版社（Jossey-Bass）的编辑波斯特（Sarah Polster）。她头一个看出近年来我笔下的文章有「志业」这个题目贯穿其中，她相信这些篇章有变成一本书的可能。她的编辑技巧帮助我，让这些小品的贯连性更为紧密，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

我也要感谢裘巴出版社其他多位员工，每一位都是出版界优秀杰出的工作者：布朗（Carol Brown）、福拉格（Joanne Clapp Fullagar）、高斯坦（Paula Goldstein）、娜莉（Danielle Neary）、冯德林（Johanna Vondeling），以及怀特尼（Jennifer Whitney）。

书中提到我个人的旅程，其中有大多数是我在家人的陪伴及支持下度过，今昔皆然。我未将他们纳入我的故事中，因为他们的说法属于他们自己；而我真能叙述、有权叙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故事了。不过，在写到我跟家人共同经历的旅程片段时，我经常想到他们，心中充满感激。

献给莎莉‧巴默尔（Sally Palmer）、布伦特‧巴默尔（Brent Palmer）、陶德‧巴默尔（Todd Palmer），以及凯瑞‧巴默尔（Carrie Palmer）：感谢你们一路上给我的无限爱意。

献给希瑟‧巴默尔（Heather Palmer）：谢谢妳为我的生命带来新的笑声及爱— 虽然，要是妳别再提醒我吃蔬菜的话，我可能会更加感激！

献给雪伦‧巴默尔（Sharon Palmer）：谢谢妳独有的编辑天赋，在我身为作者的志业中，它是不可或缺的。感谢妳在我学习如何让生命发声的过程中，不停以爱来支撑我，陪我走过这一切。

帕克‧巴默尔

于一九九九年七月

写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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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河面冰封，问我

我犯过哪些错。问我，

是否我的所作所为就是我的人生？有人

轻轻缓缓走进我的思绪，有人

想要拉我一把或者推我下水：问我

最浓最强的爱与恨，造成的结果

有什么分别。

我将倾听你所言。

你、我，转身回头

注视静默的河水，等待。我者皆知

底下河水在流动，隐而未现；而

眼前的宁谧，却

承载了长长远远的来来去去。

河水传递的讯息，就是我要说的。

——史塔佛（William Stafford）「问我」（ASK ME）9

　

「问我，是否我的所作所为就是我的人生。」对某些人而言，这句话是荒唐之言，不过是诗人不按牌理出牌的逻辑和用辞。一路走来、林林总总，当然就是我的人生！不然还有哪个人生？是要叫我拿来跟什么比较？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诗人的话也可能是铿锵确凿、一针见血、骚动人心的；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些话让我想起过往的某些时刻—如果当初我的眼清目明，思虑清晰，当可察知我所过的生活，跟我想体现的生活并不相同。在那些个时刻，我偶或瞥见自己真实的生活，那个暗藏于冰封河面之下的生活。秉着诗人的精神，我不禁要问：究竟我生来此世要成就什么？究竟我是谁？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真正觉醒，并开始仔细思考志业的问题，是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时的我表面看来如鱼得水，没有任何差池，只是，我的灵魂并不太把表象的顺利当一回事。累积财富、掌握权力、争强斗胜、保住饭碗，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目标吗？在追寻的途中我开始了解，的确，要过一个不是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可能的。我心怀恐惧，唯恐我正过着不是我的生活，仿佛意识到体内另外暗藏一个比较深入、真实的生活。可是又不甚确定那究竟是什么，没有把握另外一个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能否信得过，有没有可能达到——深夜之中我会突然惊醒，盯着天花板发上好几个钟头的呆。

后来我碰巧读到这句贵格会格言：「让生命发声」（Let your life speak）。这句话对我颇具鼓舞作用，而我自以为了解其中意涵：「让最高尚的真理和价值引领你。一言一行均以最严厉的标准为依归，自我要求。」当时我有几位英雄标竿，他们的作为似乎正是如此，成为我演绎这句话的最佳化身——这句话是鼓励我们活出像马丁‧路德‧金恩10、罗莎‧帕克斯11、印度圣雄甘地，或是桃乐丝‧黛12这样目标崇高的人生。

所以我就把所有想得到的伟大理想通通条列下来，准备一项一项去实践。可是结果往往少有值得赞叹的，多半很可笑，有时候还光怪陆离。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几乎都不太真实，是对真正自我的扭曲—就好比是从外表过生活，而非从里到外让生活自然焕发。我只是找到一种「圣洁」的方式生活，但其实那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过是拿我的生命来模仿这些英雄，却没有真正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让生命发声」对我有了不同的意涵，这个新的体会既忠于这些语句的隐晦，也反映出我自身经验的复杂：「在你告诉生命你想要怎么过之前，先听听生命怎么说，看它想要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在你告诉生命你决定要实践哪些真理和价值之前，让生命替你揭开你所具备的真理，让它告诉你你拥有的价值。」

年轻时代对「让生命发声」的理解，引领我一意将最高的价值往自己身上塞，也不管是否合适，便执意将自己的生活改造成符合这套价值的模样。这些价值之所以听起来像是我们「应该」实践的目标，只是因为我们总是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我们惯于将道德伦理简化成一张清单，再次核对—也许只是拿某些畅销的美德书所列的道德标准来做对照—然后竭尽所能要成为一个好人，尽量不要做坏事。

当我们尚未成熟，生命中总有些时候会需要拿这些价值来做我们的盔甲，免得自己瓦解溃散。不过，如果在成年之后还经常反复出现这样的时刻，这里头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不管是东施效颦地模仿别人的生活，或者倚赖抽象的规范过活，最终都是要失败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

志业，如果照我之前寻觅的方式来看的话，其实是意志力的表现，是严酷的决心，一味要生命朝东或朝西，也不管它究竟是否真想要朝那个方向走。如果自我伤天害理，非要靠有形的束缚才会向真理和良善低头，那么这种方式就有点道理。可是如果自我没有这些病状，而是想要追求一己的整体性（我相信这才是实情），那么以意志和信念来追逐志业，就成了对自身的残害—这种以洞见为名的暴力，纵使再怎么崇高伟大，都是从外部强加于自我之上，而非从内在油然而生、自然长成的。真正的自我一旦遭到违逆，一定会极力反抗，甚至不惜代价，除非我们发现其中的真相，并付以相当的尊重，否则它会一直扼住我们的生活不放。

　

累积财富、掌握权力、争强斗胜、保住饭碗，
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目标吗？
在追寻的途中我开始了解，
的确，我真的可能过一个不是自己的生活。

　

志业并不是用意志求来，它是从聆听得来的。我必须听听我生命的声音，试着了解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我想要它变成怎么样就怎么样，否则我的生命是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展现其真实的一面，就算我的企图再怎么真诚，都是枉然。

这个看法其实暗藏在「志业」（vocation）一字之中。Vocation 根源于拉丁文的 voice（声音），不是指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听到的召唤。我得先听听生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才能够告诉生命我要怎么过。我必须倾听、跟随存在于我的本质中的真理与价值；这里指的并非那些我「必须」遵守的标准，而是如果我过的是属于我的生活，就不得不实践的那些标准。

在这一层对志业的理解背后，存在着一个事实，那就是自我并不想要倾听，因为这会危及它的势力范围：每个人都有另一种生活，不同于每天意识到的这个「我」，试图穿越皮囊底下的这个「我」。诗人对这一点相当明了，也难怪古今先哲都这样训诫我们：自我戴着防护的面具，以自圆其说的本领，用它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自己，这跟真实自我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要感受这两者中间的不同，是需要时间跟困苦的遭遇的—在所谓生活的经验底下，有一个更深入、更真实的生活等着被感知，它一直在那里蠢蠢欲动，等着被揭发。光是这点就够让「倾听生命的声音」无从依循。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倾听万事万物和身旁每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不要聆听自己的声音；要从环绕在我们四周的人群和力量中，去找出关于生活的所有线索。这样的训练，无异让「倾听生命的声音」难上加难。

我带过几次静修活动，在静修的过程中，时不时就会有参加者给我看他们的笔记。多半不脱这样的情况：静修指导员说什么，他们就全盘照抄，有时则是记下群体中某些智者的话语，不过却很少在笔记中看到从他们自己口中说出的话。我们到处寻找指引，但就是不往自己内心当中去找。

我敦请静修者换个方式记笔记，因为我们讲出来的话通常都含有一定的咨询效果，可能是我们想要给自己的建议。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很奇怪的迷思，认为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嘴巴里讲出来的话！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话的意义——尤其是当这些话来自比智力或自我深沉的地方，当我们内在的导师感到很安全，愿意说出真相时，便会冒出这些话来。在那些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听听生命在讲些什么，并且将它记下来，免得忘记这些真理，或者否认自己曾经听到过这些声音。

　

Vocation根源于拉丁文的voice（声音），
不是指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听到的召唤。
我得先听听生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
才能够告诉生命我要怎么过。
我必须倾听、跟随存在于我的本质中的真理与价值。

　

当然，口语并非生命发声的唯一方式。透过行动、反应、直觉、本能、感应和身体当下的状态传达出来的，或许比言语更为恳切。我们就像植物一样，充满各式各样的向性，把我们导往特定的经验，避开某些阅历。如果我们可以学着解读自己对周遭经验的反应—这是所有人在世界上每过一天就会不知不觉地写下的文本—那么，我们便能从中找到活出更真切的生活所需的引导。

不过，如果我让生命说出我想要听的事，以及乐于转述给其他人听的事，我也必须让它说出我不想听的话，或者我绝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内容。我的生命并不只有优点和善行，它也涵盖了缺点和限制、罪愆和阴暗面。在探索「整体性」的过程中，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却经常被忽略—拥抱自己感到自信骄傲的部分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也得接受连自己都讨厌，或甚至是自觉可耻的那些部分。这是为什么诗人说：「问我，我犯过哪些错。」

在以下章节中，我会常常谈到我自己的错误，诸如我走过的歧路、我对自己真实境况的误读，因为在这些时刻中，藏有我个人志业的重要线索。虽然这些过错可能曾经为其他人带来痛苦，我对此感到难过，正如诗人的感伤，但我并不因此而意志消沉。我们的生活是「真理的实验」（且让我借用甘地自传的副书名），而在一项实验中，成功跟失败的结果是同等重要的。13如果没有犯过这些错，我不晓得我怎么能够得知我这个人究竟承载了什么样的真理，我的使命又是什么，不过这样讲起来，我好像应该写出一本更丰厚的巨著！

「如何」倾听生命的声音，是一个相当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之中，一碰到跟人性灵魂有关的问题，我们收集相关资料的方式往往不是很有效；因为灵魂对于传唤或是交互诘问并不会有任何反应，最多就是一直站在被告席上保持缄默，最糟糕的状况则是弃保潜逃，从此音讯全无。只有在平静、诱人的、值得信赖的状况下，灵魂才会说真话。

灵魂就像一头未驯服的野兽—顽强、精力充沛、精明、自大傲慢，同时又害羞得不得了。要想窥看这头野兽，万不能大剌剌地闯过林地，大声叫它出来；如果我们愿意悄悄地走进树林，在树下静静坐上一两个钟头，这头野兽也许就会冒出来，让我们匆匆一瞥，瞧见这头几经寻觅的珍奇异兽。

那就是为什么本章一开头的那首诗以静默做结，而我也因此感到羞赧，因为在本章结尾，我并不是将读者带往寂静，而是演讲稿，一页又一页的长篇大论！不过，我希望我的演讲稿真诚地记录下我听到的声音，在沉静中，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同时我也希望本书读者能够从文字的书写和阅读中，听到始终围绕在我们身旁的静寂。这份寂静永远会邀请我们探寻生命的意义，也会不断提醒我们字句永远无法探触的意义深度。

　

我们就像植物一样，充满各式各样的向性，
把我们导往特定的经验，避开某些阅历。
如果我们可以学着解读自己对周遭经验的反应，
那么，我们便能从中找到活出更真切的生活所需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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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业白描

字斟句琢，用心铺陈，萨顿（May Sarton）短短几个字引人对志业遐思，既真切又精准——至少，我因此展开对志业的探索。

　

如今我成了自己。

物换星移，旷日废时。

我已全然溶解，撼摇，

这么久一直戴着其他人的面具……14

　

要成为今天的你得花上多少时日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时戴上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面具。要发现深处的自我—每个人体内真实的自我，承载真正志业的种子—中间得要受得住本我的瓦解，历经诸般动摇与撼动。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也是在那里，我初识「志业」一词。我在宗教的薰陶中成长，对其传统相当看重：对于其信念的谦逊，对多元世界的尊重，对公平的关怀。然而我从这种种教导中所了解的「志业」却是扭曲的观念，一直要到我变得比较坚强以后，才有能力把这个观念丢掉。为什么我说那观念是扭曲的？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天命或志业是来自外在的声音，是出于道德要求的声音，要求我们变成不是我们的样子—变成一个陌生人，也许是比较优秀的人，但却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那个人。

　

天命并不是强迫自己去追逐能力范围以外的，
而是要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宝藏；
天命的呼唤并不是外来的声音召唤我，
要我变成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
而是来自当地当下的声音，
让我去成就我生来就是的那个人。

　

对志业的那种看法根植于对自我的极端不信任，认定自我是有罪的，除非借由外在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扭转其「自私利己」的本性。当我竭力要实现自己的生命时，这种想法让我感觉自己的作为并不恰当，它让我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是谁」当中存有差距这件事产生罪恶感，我愈是力图缩短其中鸿沟，愈是感到精疲力竭。

今天，我对志业的理解已经不同—我不再把它视为亟欲达成的目标，而是我们即将领受的天赋。天命并不是强迫自己去追逐能力范围以外的，而是要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宝藏；天命的呼唤并不是外来的声音召唤我，要我变成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而是来自当地当下的声音，让我去成就我生来就是的那个人，实践呱呱坠地那一刻，上帝所赋予我的最初自我。

这项天赋很神奇，是自我与生俱来的礼物。要打开心胸接受这项天赋，事实上比你企图成为另外一个人更难！有时候我忽略我的天赋，或是将其隐藏，逃开不管，甚至浪费虚掷—我想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以下这则哈西德教派故事是如此简短，却是如此令人深思，它揭露人类想要变成他人的普遍倾向，同时也点出实践自我非常重要。当朱斯亚拉比（Rabbi Zusya）垂垂老矣，他说：「在接下来我要去的世界里，他们不会问我：『怎么你不当摩西？』他们会问：『怎么你不当朱斯亚？』」15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带着老天馈赠的天赋来到这个世上，而且我们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赠礼，只要注意刚出生的小宝宝或是非常年幼的小小孩，这个疑惑便多少可以获得解答。几年前，我女儿带着她刚出生的小婴儿到我家来住了一阵子。我仔细观察这个孙女儿，看着她初入人世的这些日子，突然间，已经五十出头的我，居然看透当我二十多岁为人父母时所无从理解的：我这孙女儿来到这世间，就是要成为她「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某甲、某乙或某丙那样的人。

她并不是以一块原始材料的姿态出现，等着这个世界为她捏出她的样貌；她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外形，和她自己那神圣的灵魂，来到这人世。圣经信仰称之为神的形象，而我们，都是依此形象被造出的。牟敦（Thomas Merton）16称之为真我（true self）。贵格会教友称它是内在的光芒，或是每个人内在赋有的「神性」。人道主义者说是认同和完整。不管你叫它什么，它都是一颗价值不菲的珍珠。

在我孙女儿刚出生的那些时日，我便着手观察自她出生以来，根植在她身上的性向和癖性。我注意着她的喜恶，到今天我都还持续留意，看她会受什么吸引，对什么抗拒，她如何动作，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我把这些观察全部写在一封信上，等到她二十岁左右，我要确保这封信能交到她手上，附上类似这样的引言：「这是妳初到人世的模样，只是草图，还不是定稿—只有妳自己才能画出最后的成品。不过，这是很爱妳的一个人所勾勒的草图。也许这些笔记可以帮助妳早些开始爷爷没能及早进行的事情：记住妳最初来到世间的样子，要找回妳真我的天赋。」

我们抵达世界之时，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天赋—结果我们用尽前半生把它丢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向他人求助，好让自己醒悟。年轻的时候，包围着我们的期待多半与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没什么关联，大家对我们的指望并非出自对我们本体独特性的洞悉与理解，而只不过是想把我们安插在一个个的位置上。不论在家庭、学校、职场或宗教社群里，我们都被训练成远离真我，朝向可被接受的形象前进。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压力之下，原型被扭曲得完全无法辨认；而我们自己在恐惧的驱使下，往往会更加背叛真我，以取得他人的认同。

　

打从生命开端不久，
我们就有可能会迷失自我，
走上一条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路途。

　

我们的前半生在对原始天赋的蒙昧下度过，接下来如果有幸觉醒、了悟、能够承认我们之前的损失，我们便会用下半生努力找回一度拥有、却遭遗弃的天赋，好在自己身上重现其貌。

一旦丢失了真我，又要怎么把它找回来？有一个方法是从早年的事件中去寻找线索，往我们的生活还相当接近天生之质的那些年岁找去。几年前我仿佛穿过时空隧道，发现跟我自己有关的几条线索。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破破烂烂的报纸，是一九五七年五月我读高中时的校刊，当时我接受访问，谈到我这辈子想要做什么。那时，就要升上高年级的我对访问者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海军飞行员，还想在广告界一展长才。

我的确只是「把别人的面目拿来戴在自己脸上」，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些人究竟是谁。父亲有位同事曾是海军飞行员，他是爱尔兰人，很有群众魅力，天性浪漫，充满狂野的绮丽幻想，讲话很漂亮，却又不流于天花乱坠。我就是想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另外，我小的时候有个朋友，他父亲做的就是广告业。虽然我并不渴望自己的个性像他，因为那实在太配不上我的格调了。不过，那辆跑车还有其他大型玩具似乎是他这个人的装饰品，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倒是让我垂涎不已。

如今我已年过四十，对今日身为贵格教友的我来说，当时那些自我期许实在满离谱，天差地远，将来我搞不好还是和平主义者、作者，或是行动份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打从生命开端不久，我们就有可能会迷失自我，走上一条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路途。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想要成为飞行员和广告人的梦想，包含着通往真我核心的线索，只不过得花上很多很多年，我方能洞悉：就定义上来说，线索是隐有寓意的密码，自然就得透过解读来了解其中的意义。

隐藏在「广告人」的渴望背后，是我毕生对语言及其说服力量的迷恋，这也是让我数十年来保持写作于不懈、无法自已的一股力量。而海军飞行员的梦想隐藏的则是比较复杂的东西：那是我个人对暴力问题的关怀。在最早的时候，以军事幻想的方式呈现，几年下来，逐渐转型成为今日我对和平反战的追求。经过这些年之后，反过来看高中时代我信以为亟欲努力成就的面貌，另外一面的真义也随之出现。

再继续往前回溯，回到生命更早期的阶段，当时的线索不需要这么多拆解，原生的天赋和使命可以比较清楚察觉。念小学时我就对飞行着了迷。很多小男孩在那个年纪都跟我一样，把放学后和周末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注在设计、制造、试飞，最后还常把那些用不怎么牢靠的轻质木材做成的模型飞机试到摔坏。

不过我跟多数男生不一样的是，我另外花很多时间创作八到十二页不等，跟飞行有关的书。我会把一张纸横放，在正中央画一条垂直线；做一些图解，比方机翼的横断面图；把纸卷进打字机里；为说明空气如何流过翼面、产生真空，使飞机上升的文字下个标题。接下来我会将这张纸折半，和其他数张已完成的纸钉在一块，最后再仔细地将封面画好。

我一直认为，小时候耐着性子做这件事的意义相当鲜明：那是出于对飞行的执迷，我梦想成为飞行员，要不至少当个飞航工程师。然而最近，当我在一个老旧的纸箱里找出这几份当时的创作成果，豁然间我看清了真相，它比我想像的要更为明白。我并不是真想要当飞行员、飞航工程师，或是做什么跟飞行有关的工作，我是想要当作者、想要写书—这才是打从我小学三年级以来，至今始终努力在做的事情。

从一开始，生命就留下跟自我和志业有关的种种线索，只是这些线索不见得容易解读。不过若是努力了解这些线索，你就会发现这么做相当值得——尤其在我们二十、三十，甚或四十郎当，徬徨在人生路口，深深感觉迷失，偏离我们原生天赋很远很远的时候。

这些线索使我们免于落入志业的传统窠臼。自古以来，所谓的志业总是要我们做「该做的事」，听起来是很高尚，可是一味要自己配合某些不着边际的道德标准，并不是寻找天职的办法。唯有坚持真实的自我，做自己，以朱斯亚的身分在这个世上安身立命，而非强迫自己变成摩西，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天命。追寻志业最为根柢的问题并非「我该用这一生来做什么？」，而是更基础，也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我的本性是什么？」

宇宙万物皆有其本性，既蕴藏潜能，也各有其极限，每天都跟周遭事物互动相处的我们，应当非常清楚这个道理。拿做陶来说，这个工作并不光是陶艺家想把陶土做成什么样子，陶土也会透过陶艺家的手，告诉她什么可行，什么行不通—如果她拒绝聆听，只会勉强做出丑样子的成品，还可能一碰即碎。建筑工程要从材料上观察的更多，如果工程师不尊重钢铁、木材或是石头的本性，造成的失败不仅是美学的问题，如此造成的桥梁或是房子，极可能有倒塌的危险，置人类性命于旦夕。

人本身也有天性，其中包含潜能和限度。如果不先探究你所运用的材料就冒然寻求天职，那你架构在自己生命上的成品只会丑态毕露，危害你自己和身边某些人的性命。为求实践最高价值而「勉强装出」某种样子并非美德，这样的行径也非实行天职之途。这是无知，有时是自大傲慢，企图置本性于不顾，而这么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天职得往真正的自我里去求，不管它是否跟我们认为自己「应有」的样子相符合。唯有如此，才会找到我们积极寻觅的喜悦，同时也会找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服务人世。真正的天职结合了自我和服务，就像毕克纳17对志业的定义：「它是个人最深的喜悦与世界最深的需求接轨之处」。18

毕克纳的定义始于个人，接着朝世界的需求移动：他的说法充满智慧，志业并非始于世界的需求（那可以是任何一切），而是发自人类自我的本性、发自带给自我喜乐的源头，而这深刻的喜乐则源于我们体会到，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是为了实践上帝赐予我们的天赋。

一反我们薄弱的道德文化传统，此处强调喜悦和自我，并非自私的行为。贵格导师史提尔（Douglas Steere）常喜欢这么说，远古时人类提问「我是谁？」，不可避免会引来同样重要的「我是谁的？」这个问题—因为自我无法独存于关系之外。因此，我们必须探问这个关于自我的问题，并且尽可能坦诚地回答，不管结果终会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发现我们生命的归属。

　

天职得往真正的自我里去求，
不管它是否跟我们认为自己「应有」的样子相符合。
唯有如此，
才会找到我们积极寻觅的喜悦，
同时也会找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服务人世。

　

当我渐渐认知到真我的种子早在我出生之时即已播下，我对自己赖以生长的这个生态系统也懂得愈来愈多—在这个往来互动的网路中，我受召来此与每一种生灵唱和地、负责任地、和乐地共同生存。只有当我了解种子和生态、自我和团体，我才能够体现爱我的邻人和爱我自己的圣诫。

　

朝向黑暗之旅

大部分的人长途跋涉，穿过荒烟蔓草，才逐渐体会到自我跟志业的感觉。这趟旅程跟观光业贩售的自由自在「旅游套装行程」可是一点都不像，说起来还比较接近古老的朝圣之旅——「往神圣中心前进的蜕变之旅」，千辛万苦，充满磨难与晦暗。19

传统的朝圣过程中，艰辛并不被看做是突发意外，而是旅程的一部分。险恶的环境、恶劣的天气、不小心跌倒了，或是迷失了方向——此类挑战多半不在我们能力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可以卸去本我握有主控权的幻象，留出空间，让真我浮现。如此，朝圣者也才有机会发现他／她寻觅的神圣中心。苦其心智、劳其筋苦之后，错觉的迷雾散去，一天醒来，我们会发现神圣中心就在这里，就在当下—在旅程的每一个段落，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各地各处，神圣中心就深藏在我们心中。

不过，在我们到达这个光明万丈的中心之前，黑暗是必经的过程。黑暗并非故事之全部（每一趟朝圣都是充满喜悦与开心），但它却经常被略过不提。好不容易逃离黑暗，迈向光明，我们总忍不住要告诉人家我们的信心未曾动摇，不愿承认也曾有在恐惧中畏缩不前的漫漫长夜。

对我个人而言，身处黑暗的经验对寻找自我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说出事实真相则帮助我待在光明里。不过，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让我想要说出事实：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今天正行在黑暗中，所有人年轻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这些年长者把自己的阴影面隐而不言，这对年轻人是很大的伤害。我年轻的时候，鲜有长者愿意谈这些邪恶阴暗的事情，大半都假装他们只知道成功是怎么一回事。二十出头岁我开始碰到不愉快的事情，阴影罩顶，我还以为自己非常失败，简直无可救药。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不过是正要展开一趟所有人类共有的旅程。

我个人旅程中的故事并不比别人的重要，却也毫不逊色，而它是我讨论志业这个主题的最佳资料来源，因为要想笼统概略地谈这个题目，是讲不清楚的，唯有透过细节，方能窥见真理之貌。我想要列举这趟辛苦旅程中的一些细节，希望借此提炼出关于志业的洞见精华。这么做，一方面是送给年轻一辈的诚实赠礼，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有需要的人，个人经验中的细微区别包含了对自我跟志业的极大指引。

我的黑暗之旅是从阳光普照的地方开始的。我在芝加哥郊区长大，后来进入明尼苏达州的卡勒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就读。这个学校真是棒得不得了，我在这里找到好多可以戴在自己脸上的新面目—比起中学时戴过的更像我自己的面目，不过仍旧是别人的。大学毕业后我没加入海军，也没进入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圈，我戴着其中一个面目来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信神职人员就是我的天命。当时的决心跟我几年前想做广告或海军飞行员一样笃定。

第一年结束时上帝对我说话了，透过平庸的成绩跟强烈的悲惨境遇对我发言，让我知道我是绝不可能在教会获授圣职的，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成长于一九五○年代的人多半服膺权威，我也不例外，于是我离开协和神学院，往西来到加州柏克莱大学。往后，在一九六○年代大半的时间，我都为社会学博士学位奋斗不懈，学着尽量不要那么容易受权威所左右。

当然，一九六○年代的柏克莱是个混合著阴暗与光明的惊奇之地。然而与当今的迷思相反，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较少为阴暗所诱惑，而多是走向光明。当我们离开柏克莱，是带着一颗坚定的信心，一种为大我而努力的情怀，一股对社会改革的热情。

念研究所期间，我教了两年书，虽然我发现自己热爱教学而且还做得满好的，但我在柏克莱求学的经验让我相信，留在大学任教是一种逃避。取而代之的，我开始关心起「都市危机」（urban crisis）的议题。一位朋友老是问我，「为什么你要回归美国？」所以当我在六○年代末离开柏克莱时，我同时也离开了学术圈。的确，我自以为出污泥而不染（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趾高气昂）、满腔热血，对学术界的堕落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手上还高举正义之剑，一副打算披荆斩棘的模样。接下来我就搬到华盛顿特区，不再担任教职，转而开始从事社区组织的工作。

我从那份工作中得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后来成为我一本书的内容。20关于志业我学到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跟他的内心是可能产生冲突拉锯的。道德感驱使我从事都市危机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么做又跟我心中渐生的、感觉教学才是我的志业相违背。我的心要我继续教书，不过理性价值和本我又告诉我，我应该拯救城市。我要怎么调节两者之间的冲突呢？

从事社区组织工作的收入一直不太稳定，两年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提供我一份教职，而且它不要求我完全放下我的理想与高调。「你不用一整个星期都待在学校，」校长这么说。「我们希望你让学生投入社区活动。这是个终身职路线（tenure-track）的职位，不用上太多课，完全没有出席系务会议的义务。尽管继续你的社区工作，只要把我们的学生也带着就行了。」

　

在我们到达这个光明万丈的中心之前，
黑暗是必经的过程。
好不容易逃离黑暗，迈向光明，
我们总忍不住要告诉人家我们的信心未曾动摇，
不愿承认也曾有在恐惧中畏缩不前的漫漫长夜。

　

不用开会这一点简直就像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我因此接受了乔治城大学的邀请，开始带大学部学生参与社区组织的工作。不久后我发现，在这项安排背后还隐藏了一份更大的赠礼。透过教育的眼光重新看待我的社区工作，我发现即使身为一个组织者，我也从未停止扮演教师的角色—只不过我的教室是开放的，四面没有墙壁隔起来。

事实上，我也做不了别的：我慢慢才了解到，教学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自然之道。不论我成了神职人员还是企业执行长，诗人还是政治家，我会做的，始终都只是教学。它是我的志业核心，不管我扮演什么角色，都会找到办法去呈现它。乔治城大学的这份工作让我迈开第一步，拥抱这个事实，开始我对「教育不插电」（education unplugged）的终身探索。

不过就算工作已经重做调整，有一项事实还是不曾改变，那就是组织工作的粗糙混乱跟我那十分敏感的个性格格不入。历经五年以来的冲突竞争，我已经不行了。我太敏感，容易发怒，这样没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区组织者—我的志业已经发展得超过我所能掌握了。一直以来，我始终被都市危机的「应做事项」驱使，而不是受真我的感受指引。由于缺乏对自己能力限度和潜力的认知，本我跟道德感索性当起家来，带我走到这灵魂无法承受的境地。

我对自己颇感失望，因为我不够坚强、没能承住这个挑战，既失望又羞耻。不过朝圣者一定都会发现，要能完成终极的追寻，不仅要接受勇气与长处的导引，也要在短处与弱点的协助下发现自己的真理。要不是我太敏感、经常发脾气，又加上实在精疲力竭，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我需要离开社区组织工作的这一个原因：身为组织者，我其实是带领其他人走向我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叫做社区的地方。如果我想要更完整地从事社区相关工作，我就必须更加沉浸在社区之中，而不是当初那个程度就够了。

我是个中产阶级的男性白人，并非典型的团体生活领导者。像我这样的人被教育成独立自主，而非习惯与他人互相依存。我所受的训练向来都是竞争、求胜，渴望获得奖赏的滋味。不过，我的体内有一些什么在渴望、企求体验互助社群，弃绝竞争，若非这次身心俱疲，体内的呼喊永无受到注意的可能。

所以我就跟华盛顿的工作单位请了一年的安息假，前往费城郊外一个叫做攀朵山（Pendle Hill）的地方。攀朵山成立于一九三○年，是隶属于贵格会的一处生活与学习社区，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学习。成员约七十人左右，参加者均以提供内在旅程、非暴力社会改革，以及两者间连结的教育为职志。住在这里的人遵行每日的例行互动生活，从中体现贵格信仰，具体实践教义：每天早晨在静默中礼拜；一天共享三餐；共同参与静思研读、体力劳动、决策制定，以及社会服务。这里是公社，是隐居之地，是修道院，是灵修净地，是集体社群—不管你怎么称呼，攀朵山的生活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21

搬到那里跟搬到火星没有两样—完全陌生的环境，却又那么令人难以抗拒。我以为我只会待一年，就回华盛顿去继续我的工作，结果在一年的安息假结束之前，我受邀担任攀朵山的教务长。最后我多留了十年，住在这个社群之中，持续我另类教学模式的实验。

那对我是很重大的转变，不管是在个人方面、工作方面，以及性灵方面；现在回想起来，我晓得若没有那段经验，自己将会多么贫乏。不过在那段转变的早期，我开始对自己一路走来的志业轨迹深感怀疑，痛苦不已。虽然我觉得老天呼唤我，要我留在攀朵山，不过我也害怕自己已经踏出我所晓得的世界以外，在专业上有被除名的危险。

从高中以来，我一直被种种期待所包围，大家认定我就是会爬上什么领导要职。二十九岁时，某知名大学的校长亲自到柏克莱来拜访我，要把我纳进他的理事会中。他开玩笑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没有哪一个现任理事的年纪在六十岁以下，更不要说三十岁了；还有，没有半个人有胡子，就好像柏克莱制服一样，我也能提供他们这一点。接着他还加上这句，「其实，我这么做是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当上大学校长—这点我很确定，而担任理事的经历是当校长很重要的准备。」我接受他的邀请，因为我确信他是对的。

那么，六年后我在攀朵山干什么呢？没多少人晓得这个「集体公社」，还是由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教团体所创办的。大部分的人若有听过这个宗教团体的名字，也是从早餐谷物麦片得到的印象—然而我要赶紧补充，那可是跟贵格会一点关系也没有。

让我来告诉你我在那里做什么：我在那边的手工艺品店生产马克杯，做出来的杯子比我在中学做的陶土烟灰缸还要重、还要丑，然后我还把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寄回家去，给家人当礼物。我那与世长辞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安息，生前经营精致陶瓷生意，而我寄给他的马克杯重得就算装满咖啡，也感觉不出与空杯有什么差别！

家人跟朋友都问我，而我也自问：「如果你是要做这个过一生，当初何苦去念博士？这不是在挥霍你的机会跟才能吗？」经过那样仔细推敲后，我的志业决定显得既无谓又荒谬；再者，对我这样一个无意自世上消失，一心只想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决定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到底「想不想」去攀朵山，待在攀朵山，留在攀朵山？我不能说我真的想，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来到攀朵山是我「不能不做」的事。

在志业的最根柢并不是，「老天爷啊，我要去这个奇怪的地方吗？还是重新学习怎么生活，没人知道我在那儿干么，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志业的最深一层应该是，「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是什么理由我没办法跟别人解释，我自己也不尽了解，然而，我就是怎么样都抗拒不了。」

然而，就算有这层动机，我的疑惑还是像滚雪球似地愈滚愈大。有一天我从攀朵山穿过一座森林，走到附近的大学校园里。我只是想出去散散步，但沉重的焦虑却压在心头挥之不去。不知怎地一时兴起，我走进该校的行政大楼。大厅里悬挂着该校历任校长的照片，个个面容严峻，其中一位便是当初到柏克莱邀请我担任理事的那位校长，那时候他是别间学校的校长—我不禁想像，这位先生现在正用极不赞同的表情俯瞪着我：「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干么浪费你的时间？趁还不太迟，赶快回到你该走的路上！」

我从那栋大楼飞奔出来，回到林子里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在志业的旅程中遭遇黑暗一阵子了，这一刻突然间又陡地下滑，直沉到底部，因而引发了我的忧郁症，稍后在本书我会谈到这个部分。不过，不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刻承载了太多我得要学习的讯息—而且唯有走进黑暗才有机会学到。

也就在那一刻，我离开学术界的所有冠冕堂皇的虚假理由通通在我身边碎裂瓦解，唯一剩下的，就是我的恐惧。之前我一直坚持，对我自己也对别人说，我脱离校园是因为它不合人性。我辩称那是一个腐败傲慢的地方，充满逃避社会责任的知识份子，而且他们还自认比其他平凡百姓优秀—正由于这些常民缺乏权力与优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担起维系社会于不变的责任。

如果这些抱怨听起来有点老调，那是因为这些话早就有人说过了。一九六○年代的柏克莱，所有人对这些看法均奉行不渝，而我也千方百计想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想法，其中理由我现在才看分明。不管我的怨言是否多少有那么点道理，这些想法只是变成我离开学术圈的借口，用来当台阶下，给自己方便的理由。

　

志业的最深一层应该是，
「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是什么理由我没办法跟别人解释，
我自己也不尽了解，
然而，我就是怎么样都抗拒不了。」

　

我之所以离开的真相是因为我害怕—害怕我无法胜任成功的学者，害怕我的研究跟出版品永远也达不到学校的标准。这些忧虑一点都没错—不过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有能力对自己承认。就算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加油，我就是欠缺一个优秀学者应有的资质，而继续待在校园，只是硬要将黑的变成白的，否认这个事实而已。

学者得在前人聚积的知识上建立新知识、订正它、推论确证它，将它发挥到极致。我每碰到一个题目，老想要用自己的想法思考，不喜欢受其他人已经先说过些什么过分影响。如果你逮到我私底下在读书，最有可能是小说，或是诗集、推理小说，要不就是无从归类的散文小品，不太可能是跟我当时写作内容直接相关的材料。

我想我这个习性是有一些好处的：帮助我保持新鲜的思考、从多元观点看待生命带给我的许多刺激。这个习性也不乏有其短处：某种程度的懒惰、缺乏耐心、对于在这些领域已经有一定建树的人可能缺乏应有的尊重。

然而不管这些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些就是我的个性、限度及天赋的真相。我不太能够以既有的发现为基础，继续深植加强，我比较擅长自己创造；慢慢探索一个题目我不太行，但我经常一股脑儿跳进深水中，看看我是不是游得动、挥发得了；要我列大纲我做不来，我会写着写着到了死角，然后又从里面打开一条活路；紧抓住逻辑的线路讲道理我没办法，但我可以从这个比喻跳到下个比喻，借用寓意表达我的理念！

搞不好在这个错综复杂，甚至是言行不一的举止中，是有那么一个教训的：在通往志业的路途上，我们必须接纳自己有时候可能出于错误的理由，而做出正确的事情。我离开学校是对的，但我需要一个不对的理由（「大学是腐败之地」）去做这事，因为在那个时候要我面对正确的原因（「我缺乏担任学者的天资」）实在太可怕了。

我怕当不了学者的恐惧之中蕴藏一股能量，让我必须把自己丢到学术圈外，用另外一种教育使命来解放自我。不过，因为我无法察觉自己的恐惧，我就用价值判断和仁义道德伪装这份能量。这是很令人难堪的事实，却是确切不过的事实—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了解它在我的生活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为此发窘了。

最终，我好不容易放下身段，诚实无畏地正视自我及自己的缺点。这里距黑暗仅一步之遥，我一直千方百计要避免，但这个黑暗可以让我更仔细地看清自己，不再继续逃避。我很感激上帝的恩宠让我得以放下，我那时要是坚持自欺欺人，继续唱高调，绝对成就不了今天的我，更不要说现在还能以爱服务学术界—那个当初因恐惧与憎恨而被我丢下的圈子。

如今我在体制外从事教育服务，而不直接待在学术单位里面。保持一点距离，我那些不健康的症状比较不会爆发，我的精力可以用来构筑希望，省得浪费在愤懑怨恨上。这么多年后，我才了解自己这个毛病，我很容易跟体制内运用权威的人起冲突，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常常让我气得不得了，到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生气上，根本无法工作。

问题既是「在此」，也是「在彼」，这个想法一旦通了，要怎么解决也就明白了：我必须独立工作，待在体制以外，免得自己一激就怒，看什么都不顺眼。十年过去了，现在，那个毛病不再困扰我，不管碰到什么麻烦，我没别人可怪，只能怪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会心甘情愿，将所有的能力奉献到我受召唤的使命上！

我想，这边也有一条寻找真我与志业的线索—我们必须撤回自己对他人与外在环境的所有负面投射，这些投射只是让我们得以掩饰自己的恐惧；我们必须实际去认知、去拥抱自己的缺点与限度。

一旦与恐惧达成了协议，我才能够回过头去，追溯出一条无意识下的轨迹。多年来我从柏克莱、乔治城之类的大型机关换到攀朵山之类的小地方，这种在社会实体意义的地图上比较没有地位，能见度比较低的地方。我移动的方式像只螃蟹似的，横着走，深怕自己会与「从体制生活核心往边陲移动」的事实迎面相撞。再这样继续走下去，只剩下完全脱离体制一途了。

我企图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说服自己小型单位比大型机构有道义，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不只是对体制机构的偏见，也是对我个人转变的迷思！事实上，我是受灵魂所鼓舞，「真我」比本我更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必须逆着机制而行，必须脱离单位的限制，才能做好我要做的事。

　

不再做与我内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
不再抗拒我对自己内心的理解，
继续当这样一个不完整的人。

　

这不是在指控体制机关，这是我对自己限度的陈述。我有很多值得敬重的朋友，他们没有我这种限制，他们的禀赋允许他们在体制内好好工作，透过这些机关，他们可以实践对世界的服务。不过他们的禀赋是他们的禀赋，终究不是我的，经过种种「狂飙运动」22我才终于了解这一点—而且，这也不是我对自己的指控。这一切只是真实地说明我是谁，我如何与世界恰当接连，也是引领我朝向真实志业的来源。

　

自我、社会与服务

安然度过志业旅程之中的困惑与低沉，至少有一件事我明白了：关怀自己绝对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对我所拥有的天资、身在此世要奉献给他人的禀赋予以妥当照料。我们要不时倾听真我的声音，给它它所需要的照顾，这么做并非只为了一己，也是为了与我们有关的诸多生灵。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了解自我跟服务之间的关联：其一是诗人鲁米23的尖锐观察：「如果你不老实与我们相处，你是在惹天大麻烦。」24如果我们对真我不老实，别人就得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出口的诺言无法信守，言行站不住脚，做的美梦终成梦魇，其他人全都得受罪——假设我们对真我不老实。

在本书稍后，我会探讨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及其后果。然而探讨自我跟服务之间的关联，还有一种比较具有鼓舞作用的方法，那就是研究那些忠于真我者的生命。例如不管是发生在东欧、拉丁美洲、南非，还是女性、非裔美国人，以及众多男、女同性恋同胞身上，对人类贡献很多的伟大解放运动。我们会发现一件简单、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这些运动让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世界因为这些人的生命而有所不同，他们立志对真实的自我忠诚，我们也因此受益。

为求生存，这些人经常受社会制度所迫，自我欺骗、过不是真正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穷人，就应该要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同时还得心怀感激；如果你是黑人，你活该要受到种族歧视，还不能抗议；如果你是同性恋，你就应该要假装自己不是。我辈可能不清楚那种情况，可是你我至少可以想像，处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不伪装自己，尽量不要让真我跑出来—你要不这样做，看这个体制怎么惩罚你、整你。

尽管这些威胁，也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些威胁，这群人做下重大决定，播下运动的种子：他们决定过「表里如一」的生活。他们决定不再继续演戏，徒让外表看起来像是某一种人；不再做与内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他们决定要主张自己真实的自我，并表现在行动上—这些决定一波一波地泛开，逐渐改造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并为百万名他人的自我服务。

我称此为「罗莎‧帕克思的决定」，因为这位与众不同的女性过的生活正是表里如一的最佳象征。大部分人都晓得她的故事，一位非裔美国女人的故事。她的工作是裁缝，四十岁出头下了这个决定。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地点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帕克思做了她不应该做的事情：坐在公车前排保留给白人的位子上—这个举动既危险、大胆，又挑衅；别忘了，那是种族歧视下的社会。

这个传奇还没完了。几年后，某研究生找到罗莎‧帕克思，问她：「妳那天为什么坐在巴士前排？」帕克思没说她坐在那里，打算启动一场革命，她的动机是更根本、更自然的。她说：「我坐下是因为我累了。」不过，她并不是说她的腿累了，她是指她的灵魂累了，心累了，整个人都累了，不想再按种族歧视下的规则行动，不想再拒绝内心对自我的呼喊。25

当然，罗莎‧帕克思决定不再表里不一，是受到许多力量的帮助跟鼓动的。她在平民学校26学过非暴力示威抗议的理论跟策略，马丁‧路德‧金恩当时也是该校的学生。此外，她是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蒙哥马利分会的秘书，其成员对不合作主义27多有讨论。

不过，十二月的这一天，当她在巴士前排座位坐下的那一刹那，她并没有把握平静示威绝对可以发挥效用，而她所属的群体一定会支持她。那是存在真实的一刻，索回确切的自我，要回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一刻同时启动了一个过程，改变这片土地的状态与法律。

到了这个阶段，罗莎‧帕克思不得不与自己真正的志业结合，所以她坐了下来—并不是为了要重整这个社会，而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完整活出她全部的自我。她决定，「不再做与我内在深持的真理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不再抗拒我对自己内心的理解，继续当这样一个不完整的人。」

对于任何决定过「表里如一」的生活的人，这个社会会施予惩罚。在这样的社会里，「坐在公车前排」的勇气又是打哪儿来的呢？你想想，多少先人的智慧不也告诫我们，表里不一的生活是最安全、最明智的办法吗？「忍一时风平浪静」、「息事宁人」、「不要赏人白眼」。这些话都老掉牙了，在在告诉我们不要把自我真理跟公共生活混为一谈，否则只会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自曝身分，遭人攻击。

这些人晓得选择表里如一的生活会被处罚，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我从罗莎‧帕克思之类的人身上看到的答案是很单纯的：这些人已赋予「惩罚」一词不同的意义。他们已经了解到，没有什么惩罚比自己对自我的贬抑来得更难受的，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真正具有处罚他人的力量。

在罗莎‧帕克思的故事里，这个道理的体现简直就妙极了。她在公车前排坐了一会儿之后，警察上来问她：「妳知道，妳若继续坐在这里，我们可是要把妳关到监牢里去。」

帕克思回答：「那就关吧……」其实她是非常礼貌地表达以下感受：「跟我四十年来的自囚相比，那用石头、钢铁打造的监狱对我算得了什么！我刚刚才从我自己的监狱走出来，我已经不打算再跟种族歧视体制继续勾结了！」

为了追求真我而遭受的惩处，绝对不会糟过放弃追求自我，而给自己加诸的惩罚。反之亦然。什么样的奖赏能大过活出自己的最佳光芒？

你我也许不像罗莎‧帕克思有一场仗要打，那是一场对抗种族主义制度的战役。然而在她的故事中，这场战役的种种并非重点，她抗争时所依凭的自我才是。而我们每个人都跟她一样，得面对追求真我、找回真我的挑战跟期许。

然而，若是希望帕克思的故事能帮我们认清自己的志业，首先得先把她当成是个一般人。这点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已经把她塑造成女超人了；而这么做才好保护自我。如果我们把罗莎‧帕克思供在博物馆里面，当成是遥不可及的真理偶像，我们也依旧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可以把她放在座台上，赞颂她直到永远，却从未发现她的生命为我们带来挑战。

既然我的生活没有被陈列在博物馆的风险，让我简短地回到我知之最深的故事—我的故事。不像罗莎‧帕克思，我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单一的、戏剧化的行动，将之化成一股能量，改变我所关心的机构。相反地，我一再逃避，螃蟹横行地行动，尽量不与这些单位正面相冲突。我并不想承认这种情形的存在，就算是对自己，我也不愿意。

然而在我追求志业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时至今日，在离开当初满怀恨意及惧意的教育界二十年后，我的工作却跟教育机构的革新密切相关。我相信，要不是真我拖着又踢又叫的我，要我尊重它的天性跟需要，强押我在生命的生态系统中找到属于我的位置，并且在像是永恒的恋人争吵中，找出我跟体制机构的恰当对应关系，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要是我不听真我之言，因恐惧而麻痹，继续「蹲守原窑」，我今天一定是迷失在痛苦之中，不可能服务我所关心的世界。

罗莎‧帕克思的立场既鲜明又富勇气，我的过程则是迂回曲折、跌跌撞撞。有些旅程是直截了当的，有些旅程则是拐弯抹角的；有些旅程很壮烈，有些则令人畏惧，毫无章法可言。然而只要老老实实地走过，每一段旅程都是一个机会，带领我们走向个人深度喜悦与世界深度需求相结合之处。

萨顿提醒我们，真我的朝圣之旅「旷日废时、物换星移」。这个世界需要有耐心与热忱去进行这趟朝圣之旅的人，不单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一种社会与政治的行动。这个世界仍在等待能解放我们的真理——我的真理、你的真理、大家的真理、当初我们以上帝的形象来到世上，就深植于大地的真理。我相信，培养这份真理是每个人始终不变的真实志业。

　

为了追求真我而遭受的惩处，
绝对不会糟过放弃追求自我，而给自己加诸的惩罚。
反之亦然。
什么样的奖赏能大过活出自己的最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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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大道

在我前往攀朵山展开一年的安息活动前，我已经在华盛顿特区待了五年，恐惧与日俱增，担心过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我在攀朵山为期一年的活动，到头来却延长到十年之久。当时我三十五岁，顶着一个博士头衔，过去经历辉煌，照说要找份新的工作并非难事，至少就当时的时空而言是如此。可是，我要的并不只是一份工作。我要的是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更深切地调和。

我在华盛顿时，同时身兼社区组织者和教授二职，既是活动份子又是知识菁英—但是，这两个世界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有「家」的感觉。「有能力的人，做事；没有能力的人，教人」，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如果你买这句话的帐（当时我深陷在灰心沮丧的泥沼之中，所以大概是疑信参半吧），就会了解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山穷水尽，觉得自己把所有可能的志业都耗用光了。

要说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再找到新的方向，那必是攀朵山了；我这么以为。因为那是以祈祷和学习为根柢，开拓人类潜能的地方。然而等我一到当地，开始分享我在志业上的困境时，大家给我的反应终究不脱传统的贵格建言，虽然立意良善，却只是徒增我的绝望。「要有信心，」他们如是说，「道路终会为你展开。」

「我有的是信心，」我心想，「可是我没那个时间好等『道路』自己展开。我已经接近中年，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快，我却还没找到自己感觉的志业之路。到目前开拓过的，通通是错误的路。」

几个月下来，挫折愈加深重，我带着我的问题去请教一位年长的贵格会女士，她的深思熟虑和坦率直言众所皆知。「露丝，」我告诉她，「大家不停跟我说『道路总有一天会打开』。好吧，那我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我祈祷，聆听上天给我的召唤，可是路老是不开。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寻找属于我的天职，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生来究竟是该做什么，连一点模糊的概念都没有。对别人来说，他们的路也许会展开，可是我的却始终没见开过。」

露丝的回答是贵格会有话直说的典型。「我天生是贵格会会友28，」她神色凝重地表示，「我活了六十多年，道路也从未在我眼前开展过。」她顿了一下，我则堕入绝望之中。这位明快的女士难道是要告诉我，贵格会所谓上帝会指引我们的概念不过是唬人的？

接着她又开口说话，这回还咧着嘴笑，「但是，很多道路已经在我身后封闭，而它的引导作用不也一样吗？」

我也笑了，笑得很大声，久久停不下来。这是一种恣意开怀的笑，如此简单的真理一下子便展露无遗，之前的心神混乱突然都显得没有必要。露丝的诚挚让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追求志业的旅程，长久以来，我的经验也验证了她那天为我上的那一课正确无误：生命中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能带给我们的导引并不比生命可能或会发生的来得少，搞不好还更多。

跟许多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一样，尤其是白人男性的这一群，我在「坚信只要愿意努力，要做什么绝对可以做到，想变成怎样就能变成怎样」的次文化下长大。这样的想法寓含着只要我有足够的精神和强烈的决心，宇宙和我都是没有极限的。上帝造物本如此，我仅需依循其规。

不消说，当我迎头撞上自己的限度时，我开始觉得碰壁，特别是这些极限以失败的形式出现时，我更是苦恼不已。进柏克莱念研究所前一年的那个夏天，我头一次碰到这么糟糕的报应—身为社会学研究助理的我被除名了；至今回想起来，那种羞耻感还历历在目，如影随形。

从小学、中学、一路到大学，向来是天之骄子的我，面对命运突如其来的逆转几乎无法招架。不只整个夏天的收入飞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也岌岌可危，因为我在柏克莱的指导教授，正是我做的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我对自己的认知，我对宇宙的概念，生平第一次（却绝非最后一次）在我脚边碎裂。怎么一回事？那个活在浩瀚宇宙中、无所不能的自己上哪儿去了？

教养我的那个文化提供了一种答案：因为我不够努力，才没能保住这个饭碗，想成功自是休想。很遗憾地，我得承认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我跟另外一个研究助理老是瞧不起那个研究计划，也毫不避讳地不时大开它玩笑，我们游手好闲到过分的程度，哪个指导教授能够忍得下来？而且我们制作的研究资料可能有很多失误的地方，难怪老师会大发雷霆。

当时我的同事跟我年轻气盛，批评这个案子本身根本就是个笑话，想要借此合理化我们的行为。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在青年」（inner adolescent）—没有恶名昭彰的「内在小孩」（inner child）那么睿智，但绝对比较顽强—仍坚信当时的我们有可能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们对那件案子的批评不乏正确之处，可是不管里面有多少可信度，有一件事是错不了的，我的确没努力保住那份工作，所以才会失掉了它。

　

生命中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
能带给我们的导引并不比生命可能或会发生的来得少，
搞不好还更多。

　

了解我们的限度

不过那次的认知发展得不够深，我并未从中了悟「道路在我身后封锁」这层意义。我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那个工作跟我是谁没多大关系，或者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无涉我真正的天性与禀赋，我的关心与不关心。当初青春期的反叛行为正说明了这个清楚的事实。

虽然是迟来的歉意，但我想为自己的不成熟，为我给指导教授带来的痛苦，还有我可能对资料造成的诸般损害致歉。没有一件值得称道，不过我还是笑笑，尽量保持镇静。也许就一位好的社会学家来说，当初那个计划绝对是一项「应该」做的研究，只不过它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才会做得那么心虚，想蒙混过去。那些感觉都是未来种种的前兆，接踵而来的事件终究让我彻头彻尾脱离这个领域。

显然我应该要更直接地面对我的感觉，多多加强自我控制。我若不自行离职，就应该好好待下，尽忠职守。只是，所谓的「应该」只是「应该」，不见得都能起得了作用，因为常人过的生活往往跟他灵魂的本性是相违抗的。在当时，我对自己灵魂的本性一无所知，也对哪条路会与这本性打架全无概念。不知是什么驱使着我，我的举动盲目且不自觉，而现实则给了我一条又大又难受的线索，指出「我是谁」：路在我身后封闭了。

不管是这份工作或其他类似的工作，没有一件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这点在我出生之时即已注定。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宿命，甚至说得严重一点，像是给自己找借口。不过我相信从中可见志业的真理，既单纯、健康，同时又富含生机。每个人各带了他的天性来到这个世上，既有极限也有潜能。不停探索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开发许多可能；一再与极限对阵，也让我们渐渐摸清自己的天性。我想，这就是露丝跟生命所要教我的课题。

如果极限不要用这么令人难堪的方式呈现，该有多好。被炒鱿鱼实在不是一件好看的事。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欣然接受你的极限所在，恐怕只有给你一个巴掌、让你难为情，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唯有在寸步难行、脱离常轨，或是摔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才会真正警觉。于是最后，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本性，看看结合天赋和极限，我可以做出什么来。

分辨以下两种不同的限制是很重要的：一种是从自己身上来的，一种是别人或政治外力强加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我们「像样」。我并不是要所有人都把开除当成是老天慈悲，借此显灵，为我们的志业提供线索。有时候可能只是老板病态，或是公司文化使然，惯于实话实说的人对既有秩序是一大威胁，非除之而后快。有时也可能是经济体制下的结果，贫者的工作被剥夺，富者才能愈富。如同灵性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要从封闭的路途上得到启示，需要深思与洞察。

美国人有这么一个问题—至少是我这个种族、我这个性别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抗拒限度这个想法，坚信不管是哪一种限度，对我们的生活而言都只是暂时、令人遗憾的惩罚。无休无止地挑战极限是全美共同的迷思：开拓西部、超越音速、把人送上月球、当我们将旧式的空间塞满垃圾，几乎动弹不得时，我们发明「虚拟空间」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是不能的。

有一部分的我相当珍惜这个充满希望的美式传统。不过如果一径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的，那么当路途多次封锁，遗下寻找自我的线索时，我们可能会一再错过这些线索，说不定还执意超越极限，结果在过程中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几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上，主持人介绍我是「迷途知返的社会学家」，此话一出全场哄然，一时间让我想起上研究所前那个夏天发生的窘事。我的灵魂需要从社会学和它本身之间没对好的裂痕中去找回自己，不过在这之前，自我得先给羞愧一个平反的机会。所以我就进了研究所，证实我终究是可以成功当上社会学教授的，尽管时间非常短暂—到头来，这条路径直接带领我走向对志业绝望的深渊。

在乔治城大学教授社会学的绝望让我前往攀朵山，这是一个信号，引我追求志业的完整性。要是我没有顺应我的绝望，要是露丝没有帮助我理解它，我可能还在继续追逐不该我做的工作，对自己、对一起工作的同仁和研究计划造成更多伤害。而且这么做，对这项职业也是一大伤害，因为对于那些受召的人来说，这毕竟是一项非常值得好好做的工作。

　

生命的生态循环

纵使有美国的乐观神话保护，我还是不能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做我想要做的事——这个现象其实不喻自明，多说老套，可是我们一再排斥这个事实。我们的天赋性格让我们像是生态系统下的有机体：在某些角色和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应付存活，其他的却只让我们枯萎死去。

例如说，迈入六十之际的我是不可能，也不会变成美国总统的。这很清楚，尽管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把话说得很漂亮，说任何人（其实是指「任何白人男性」）都有可能跃上那个高位。我对这项限制不再觉得难过，因为我实在无法想像我这样一个人变成总裁什么的，更遑论贵为一国之尊。要真的当上了，对我不啻是最最残酷的命运。不过呢，我还是被「人是无穷可能」的神话给鼓舞了，花了好多年一直要推翻这个生态真相。以下就有一个故事为证。

　

每个人各带了他的天性来到这个世上，
既有极限也有潜能。
不停探索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开发许多可能；
一再与极限对阵，
也让我们渐渐摸清自己的天性。

　

在我担任攀朵山的院长任期内，有一个机会送上门来，要我当某个小型教育机构的校长。我去参观了校园，跟理事会成员、教职员，还有学生谈过；他们跟我说，只要我点头，这个工作非我莫属。

当时我对志业一事困恼不已，相当确定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贵格会的惯例，找了六位信得过的会友，借由「透明审议」（clearness committee）的方式来帮助我厘清志业所在。过程中，团体成员不会给你任何建议，三个钟头从头到尾不停问你问题，质朴开放的问题，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内在真理。29（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图哪是要厘清什么，只不过是要夸耀人家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其实已经是要接受了。）

一开始的问题很容易，至少对我这样一个爱做梦的人来说并不难：你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愿景？它在这个大的社会架构下担负什么任务？你要如何改变课程内容？你该怎么处理决策过程？碰到冲突时该怎么办？

议程进行到一半，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听起来很容易，结果却很难回答，「你最喜欢校长这个工作的哪个部分？」

这个问题的单纯让我从脑袋松脱，慢慢降到心坎里。我还记得我起码想了有整整一分钟，才迟疑地缓缓开口说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弃我的写作和教学……我不会喜欢其中的政治角力，从来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谁……如果要我因为钱，对我不尊重的人虚情假意，这个我可能也不喜欢……我不喜欢……」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以委婉而坚定的口吻打断我的话，「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吗？我问的是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不太耐烦，「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归纳我的答案。」好像有点赌气，又继续老实地嘟囔说：「我不想要因为这个工作放弃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装打领带……我不想要……」

提问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问题。这次我被迫说出我唯一一个诚实的答案，来自我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从我嘴里说出来时，就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这个嘛，」我的声音轻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欢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贴在墙上，底下还会冠上『校长』这个头衔。」

在座的贵格会友个个经验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虽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经在崩溃边缘！他们没有笑出来，反倒陷入严肃的静默—时间这么久，让我坐立难安、满身大汗、内心痛苦地呻吟。

最后我的提问者打破沉默，又问了一个问题，所有人仿佛大梦初醒—我更是立时回神。「帕克，」他说，「你能不能想个比较简单的办法，让你的照片可以挂在墙上？」

在那个当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顿时明了，我想要当上校长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环下的结果—太清楚了。「透明审议」一结束，我就打电话给那所学校，要他们别再把我列入考虑。要是我接下这份工作，对自己不见得好，对那所学校更是灾难。

生命生态的理论（也就是极限理论）碰到这类的状况再好用不过：我的性格让我不适于做任何领导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诚实面对自己，而执意做了不该我的天命的事，将来我可能形同行尸走肉，比死掉还难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并不是照片可以挂在墙上，而是满足人性需求呢？那么极限理论又该怎么解释？如果我的就职出发点为善，非图一己私利，这个理论又会起什么作用？也许我想成为让学生获益良多的老师，或是协助人们找寻自我的心理咨询师，或是伸张正义、追求平权的运动份子？很不幸，这个理论在这些情况下的效果，跟在我那个校长梦的作用一样强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应该」做，或是「应该」表现的，可是再怎么样我就是达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么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谁无关的神圣举措，别人看我可能会觉得挺好，我自己短时间也觉得不错，不过我这种超越极限的行为终将遗留后果。我会扭曲自己，扭曲别人，扭曲我跟别人的关系，最后造成损伤—一开始就别给自己立下这么「良善」的目标，可能还好一点。当我一意尝试非我本性或非我与世界联系之事，这条道路便会在我身后关闭。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想法。多年来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反复对我提出一个非常人性的想法，声称他们需要被爱。长久以来，我的反应既迅速又直截，出于某种「义务」性的反应：「自然你需要被爱，每个人都需要，我也爱你。」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到，纵使每个人都需要被爱，我也不可能在有人需要被爱时，就能源源不绝地提供爱。在某一些关系中，我有这个能力去爱，有一些则否。要我假意承诺自己无法办到的空洞誓言，非但损及我的正直，也对需要的人不公—而这一切均以爱为名。

以下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以圣行之名抵触个人天性之实，告诉我们错误的爱可以造成多大的伤害，几年前我去听桃乐丝‧黛的演讲。身为「天主教义工」运动30的创始人，长期以来奉献自我，住在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窟—不只为贫民服务，而且切身感受他们的处境。她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所以在演讲中途听到她开始叨念「不知感激的穷人」时，我真是被吓了一大跳。

　

当道路自身后封闭，
你还一味抗拒，不设法从中得到启示，
很可能会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极限。

　

我不明白这么轻蔑的辞句怎么会从这么一位圣人口中说出—直到它像禅宗公案31般用力给我当头棒喝。桃乐丝‧黛说道，「布施穷人时，不要抱着期待对方表示感激，而你因此自觉舒服的心情。如果你怀着这样的期望，你的施予会是薄弱而短暂的，这并不是穷人所需要的；那只会让他们更加贫困。你觉得自己必须施予，才去施予。如果对你而言，施予就是一种报偿，那么你就放手去做。」

当我施予某些我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时，我给出去的，是虚假和危险的礼物。这项赠礼看起来像是慈悲，但实质上却是冷冰冰的—只是为了我个人的自我满足，而非出自满足别人想要被关照的需求。这种施予不仅不包藏有爱，甚至是违背信仰的，立基于一种自大的想法，认为上帝唯有透过我，才能散布祂对人类的爱意。我们一直搞错了，是的，我们为群体而生，应为群体服务，且身在群体，应为彼此尽心。然而群体利弊互见：当到达我们自己示爱的能力限度时，群体意味着你要相信会有另外一个人存在，而这个人才有能力解决那渴求被爱者的需求。

我以圣洁之名违犯自己本性的征兆之一，便是落入精疲力竭（burnout）的境地。虽然它多半被解读成是过度汲汲于施予，但是我体验到的精疲力竭，其实是我勉强要给出我自己并不具备的—最终什么也给不出去！精疲力竭是一种空洞的状态，可以确定的是，它并不是因为我力图给予自己全部所有而产生，它只是突显出我的无力，因为打一开始，我就想要从自己身上挖出并不存在的东西。

萨顿在她的诗作〈如今我成了自己〉之中，运用自然界的意象描绘出另一种不一样的给予，那是根植于另一种存在的姿态，结果不会枯竭，而是源源不绝的富足。

　

果实熟成一步一步

丰实、脱离、被享用，

虽掉落却不耗乏根部生意……32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赠礼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体的、来自我体内的有机实体，就算我把它捐献出去，它也会自行再造—我自己也是如此。要是我施予的不是发自我内部的东西，我才会耗用衰竭，同时伤害他人。勉强、不自然、不实的赠礼，有害无益。

　

真相之神

我认识的上帝不会要我们顺应某种抽象的规范，实现理想的自我。上帝只会要求我们尊重与生俱来的天性，包括限制跟潜能。做不到的话，真相就会出现—上帝会降临—然后，道路在我们身后封闭。

至今我还不时听闻，过去在教会里所说的那个上帝像个神经紧张的校长，手拿一把道德的尺度量人类的行为。不过我认识的上帝是真实的源头，而非德性的起源，显现的不是我们应该如何，而是我们本身的样貌如何。我并不是说上帝跟道德沾不上边，所谓的道德及其影响，已经被纳入上帝早就安排好的实体架构里。道德规范不是我们拚死拚活才能求得的东西，而其影响也无需我们坐待它发生：它们全都存在此时此地，等着我们去彰显，或是亵渎自己、他者及全世界的本性。

要想顺着天性的实相生活，得在拥抱潜能的同时，也要认知极限，这样的自我管理再道德不过。莫瑞33的话中蕴含着这个真理，鞭辟入里、直言不讳，挑战传统美德的观念：「让一个好人走进狭窄、严厉的窘境，不再受他之前的德行与正直簇拥，他才能真正体认到，追求完整比追求良善更值的。」34

我认识的这个上帝静静地安身于万事万物的根本天性之中。当摩西问祂叫什么名字时，祂答道：「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 3:14）这个回答跟摩西让上帝知名的伦理标准没那么大关系，反倒跟本质上的「存在」和自我比较相关。如果就像我深信的，我们都是依上帝的意象造出来的，那么在被问到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也应是相同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忠于自己的天性，才能与上帝同住。如果你试图要变成你不是的样子，你就违逆上帝了。真相—包括一己的真相—是很神圣的，不应蔑视挑逗，而应尊重珍视。

为免这个神学理论过于缥缈，接下来我就举一个例子，从这儿能看出：尊重个人原生的天性如何可以实际强化其德性。我有时会带领一些让教师参加的营队，借以增进其教学能力。到了一定时候，我会要他们简短写下最近在教室中发生的两种时刻：一是一切仿佛顺水推舟，你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要当老师的时候；一是没有一件事对劲，而你希望自己根本没有被生下来过。

　

如果我施予他人的赠礼
跟我自身的天性是一体的、来自我体内的有机实体，
就算我把它捐献出去，它也会自行再造——
我自己也是如此。
要是我施予的不是发自我内部的东西，
我才会耗用衰竭，同时伤害他人。

　

接下来分成几个小组，透过这两种状况去探知我们的天性。首先，我要他们互相帮忙，找出每个人各自具备的天赋，这些天赋促使这个美好时刻成真。亲眼目睹我们的天赋在真实的情况下一展长才，是很肯定、鼓舞的经验—这多半需要借由旁人的眼睛来观察。最强的禀赋往往是那些我们几乎不清楚自己拥有的禀赋。那是上天赐予的本性，从到这世上吸进第一口空气起就跟着我们了，跟呼吸一样，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

然后是第二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家普受赞美，现在大家期待要主观地分析、批判，找出修正的办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或者「下次如果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要不要……」不过我要求他们避免用这个角度想事情，尽量帮助彼此，看清限制及弱点其实是天赋的另一面：你拥有某项特定长处，两相平衡下，自会有某项短处存在。想要成为比较优秀的老师，不是去补足灵魂上的这些坑洞，而是借由看清及了解，尽量避免落入其中。

我身为老师的禀赋，是我具有跟学生「共舞」的能力，透过对话和互动教学相长。学生若愿意与我共舞，得到的结果将美妙无比；要是他们不愿意，我的禀赋遭拒，局面便会显得混乱：我因此受伤，而且生气，对学生怀有恨意—我把我的窘境怪到他们身上，然后我开始用防御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一来，要与他们共舞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一旦我了解到我的弱点其实是跟我的长处互补的，内在开始升起某种新的感觉，让我解放与自由。我不再希望「修复」我的弱点，例如没有人与我共舞时，我就学习独舞—因为那么做不过是妥协，甚至可能毁掉我的天赋。取而代之的，我学着用比较得体的方式面对拒绝共舞的学生，不要把我的限制投射到他们身上，而是视其为我的一部分，全心拥抱它。

对于坚持要做壁上观的学生，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好老师—这不过是我众多的限制之一。不过也许我可以发展对我自己的了解，持续邀请这些袖手旁观的学生参与进来，只要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搞不好某些学生会听见音乐、接受邀请，最后加入我，共同在这场师生交流的活动中起舞。

　

最强的禀赋往往是那些我们几乎不清楚自己拥有的。
那是上天赐予的本性，
从到这世上吸进第一口空气起就跟着我们了，
跟呼吸一样，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

　

转个身，发现全世界

当道路自身后封闭，很容易被我们想成是某项策略疏失的结果：要是我聪明点或是强悍点，那扇门就不会砰地关上；如果我加倍努力，也许可以扳回颓势。不过这个想法很危险。路封了，你还一味抗拒，而不设法从中得到启示，很可能会忽略掉在你本性中固有的极限—这跟将与生俱来的潜能弃之不顾一样，都是对真我的不敬。

就如露丝对我说的，在我们身后封闭的路和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康庄大道一样，带给我们无限的指引。展开的路径显示我们的能力，封闭的则揭露我们的极限所在—一个铜板两面翻，这个铜板就叫做自我认同。在精神层面上，自我认同是其国界主宰，两面察看方能更加清楚我们的认同。

我们也会面临两难，这在心灵旅程中经常会发生：每一回，当一扇门关上，其余整个世界则随之洞开。只是我们不可在关上的门前一味怅然，转个身—一转身，这扇门已在背后—张开双臂迎接生命的辽阔，未来就在我们的前方无限延伸。那扇关上的门阻止我们走进某个房间，可是开放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其余的真相。

这个矛盾之局让我想起攀朵山，以及露丝告诉我的「道路封锁」之真义。当我坐在那里焦躁不安，苦恼有这么多扇门都不留情面地在我面前关上，在那同时，其实我也正坐在那个不久就会对我大大敞开的世界之中。

要是当时可以预见我的未来，露丝一席话揭开我内在的迷乱之时，我还会笑得更疯狂。我的未来已然到来，它就叫做攀朵山。为期一年的安息之所竟延长到十年之久。在此，我以另类教育深化我的实验，并开始学习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这里，企图要了解自己和外界的挣扎、抗衡引我走向写作，如今已成为我志业的核心。

道路不开的焦虑，懊悔一扇扇门不停关上的焦虑，几乎让我看不清只要张开双眼就可以看见的秘密：我已经站在新生活的领地上，准备好要走向旅程的下一阶段，只要我愿意转身，看看眼前一望无际的明媚风光。

要活得彻底、活得起劲，我们必得学习拥抱相反的事物，在限制和潜能的微妙紧张关系中活得具有创造力。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们的极限，信任我们的天赋能力，运用这些天赋能力，完成上苍赋予我们的所有可能。我们将欣然接受道路封锁带来的拒绝，积极找出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同时拥抱道路开敞带给我们的肯定，积极实践生命以为答复。

　

我们必得学习拥抱相反的事物，
在限制和潜能的微妙紧张关系中活得具有创造力。
不要扭曲天性，尊重我们的极限，
信任我们的天赋能力，运用这些天赋能力，
完成上苍赋予我们的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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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开场

生命旅程行至半途，我发现自己

身处茂密之林，路径不复清晰。在林中

辨知东西实属难事——盘根错节，崎岖不平

　

此刻猛地想起，感觉

固有的恐惧在沸腾：死亡也不会比这更痛苦。

然而，正面看它益处亦彰

　

且听我道来……

——出自但丁《神曲》之〈地狱篇〉，宾士基35译36

　

半生尽逝，当道路再度封锁，这次的打击俨然致命：我发现自己身在一片乌漆抹黑的林中，这片森林名唤「临床忧郁症」，完全不见光亮，不见希望。如今自林中脱出，多年来几经咀嚼其中意涵，才发现当初那一段经历对自我和志业的追索十分关键。尽管我不建议大家去走那一遭，而我也无需多此一举，因为在多数人身上它是不请自来的——不过，抑郁的确逼得我找出藏在冰层底下的生命暗流。

过了许久之后，我仍无法动笔写下我的消沉；我学到什么，是如何走过来的。在一次机会中，我受邀以「负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为题，在某期刊发表文章，以纪念卢云37。卢云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挚友。如果要诚实回应他的精神、来纪念他的一生，我毫无选择，唯抒发一己最深切的伤口一途而已。

卢云自己在月之阴暗处度过相当时光，然却以开放的态度谈论，并写下他的这段经验。38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交往密切，但我鲜少对他谈到自己黑暗的一面；即便他文质彬彬、谦谦有礼，我还是不好意思开口。现在已经不觉得难以启齿了，不过我还是不太能轻易谈论忧郁一事，毕竟这个经验本身就难以言说。然而卢云的精神始终引导我和其他人试着坦然畅言，把自己的伤口掀开来，鼓励我们分享人道精神，互为治疗，甚至是（或者要说尤其是）当话题敏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的时候。

一旦出版我的反思，仅有一件事令我忧虑，那就是我担心有人会从中获取不正确的建议。忧郁的形式多样，有些源自基因或生物化学，只有对症服药才管用；有些与情境有关，唯借由内在修为朝自我认知、厘清方向及改变努力，方能克服；有些则介于两者之间。

虽然曾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我需要药物协助，稳定脑部的化学作用，不过我的忧郁多半是与处境有关。我会尽我所能，说出我的经验。不过我的经验和体悟未必适用于他人。我不是在开处方，只是讲我的故事。如果我的故事让你看清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你关心的人的处境，那我会非常安慰；如果能帮你或是你关心的人把受难变成寻找志业的方向，那么我会更加快慰。

　

忧郁之谜

四十到五十岁中间，有两次我处在灵魂的暗沟中，好几个月都出不来。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我跟想死的念头角力，有时实在无力抵抗，甚至「演练」起好几个让自己结束生命的方法。除了负荷以外，我已经感受不到生命还有什么其他滋味，力图继续活下的徒劳让我倍感疲惫。

我了解沮丧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们渴望休息。可是我没办法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在活死人似的日子中找出新生命，虽然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最后还甚至活得更积极，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如何赶在一切太迟之前做了这些改变。

或许就是因为我的无知，我才掌握到意志消沉跟心存信念之间的关系，这在稍后的故事中当会提到。我曾经认识一位女士，她成年后大半生都在跟忧郁抗争。我们多次长谈，探索内在心灵，分享我们的基督信仰，最后她用无比悲惨的声音问道：「为什么有些人要自杀，而有些人却可以活得好好的？」

　

忧郁是一种极度断绝的状态，
不只断绝与人的连结，断绝心智与感觉的连结，
也断绝了自我印象和公众面具之间的连结。

　

我晓得她这个问题来自想要活下来的挣扎，所以我答得特别小心。可是，我却只能这样反应：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离开以后，我在后悔中自责不已。我就不能找些比较有希望的话说吗？就算口是心非又怎样？

几天之后她给我寄了一封信，提到在我们谈过的所有内容之中，她一直记得「我不知道」这句话。她所属的教会声称，那些自杀者缺乏信仰、善行，或是其他可取的美德，足以打动上帝来拯救他们。我的反应提供她另一种思考，有别于教会中普遍持有的严酷「基督教说法」。一句「不知道」释放了她，不再因沮丧自责，也不再相信上帝在评判她。结果，她的忧郁因此消散了一些。

那次经验让我学到两件事。首先，对一个沮丧的人讲实话很重要。要是我体贴她，给她充满希望的建言，可能就无法触动她的心。在忧郁状态下，内建的伪言侦测系统不仅是打开的，而且敏感度极高。

第二，沮丧的时候我们会抗拒刻意简化的答案，不管是「宗教性的」或「科学性的」，我们得学着拥抱神秘，这个我们文化所排斥的东西。神秘环绕在人类心灵的各式深度经验旁：朝心灵的暗处或是明亮处愈深去，便愈趋近上帝圣体的神秘极端。我们的文化意图将神秘变成可以解释的谜团，或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维持「曲邪为正」的假象总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行。只是，这些神秘并不会被解决或是处理掉—若是硬要假装可以，那么生命不仅愈显陈腐无味，希望更是荡然，因为这些方法是不会有用的。

拥抱沮丧的神秘并不是消极或退让，反之，是移往另一个力场。这个力场似乎疏离，却正是个人最深沉的自我。等待、观望、倾听、受苦，收集任何认知自我的讯息，然后根据这些认知抉择，不论选择有多么困难。每天选择做可以让自我更富活力的事情，反则推开，借此展开康复的缓慢路途。

我这边所谈的认知并非智慧或是推理，而是综合的，朝心之所向；帮助你整合自我的这些抉择并非冥顽不灵或是斤斤算计、意欲达到某种目的，反而是单纯、恳切的，出自对个人真诚的表现。这条路严苛难行，没有学校能教我们。我晓得，我还得再次走过这条路，因为第一次我所学到的事情着实吓住我了。当初我抗拒自己的认知，不愿意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代价就是我得再进这个地狱一段时间。

　

从外面往里瞧

很奇怪的是，关于忧郁的记忆，最历历在目的，竟多半是那些来探访我的人。照说我处于那种情况下，理当不会留意到谁在、谁不在才是。忧郁是一种极度断绝（disconnection）的状态，把一个人赖以维生的连结全部给夺走了。

我不想说不知感激的话。我的访客全部都是为我好，至少他们还会来看我，不至于完全避开。不过，纵使出发点是好意，多数却有如约伯的训慰师（Job’s comforter）一般—当约伯深陷苦痛时，朋友来到他身边、给他「同情」，实际上却使得他更加绝望。

有些造访者使劲要我别气馁，他们会说：「今天天气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看看花儿？我相信这样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不过这个建议只是让我更消沉。理性上，我当然知道天气很好，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用我的感官去体验它的美好，用身体去感觉。忧郁是一种极度断绝的状态，不只断绝与人的连结，也断绝了一个人的心智与感觉之间的连结。被人家提醒这个断绝的状态，只会更加绝望。

有些人来看我会说，「你这么优秀，帕克，你书教得好，文章写得又棒，你帮助过的人无以计数。想想这些你做过的好事，一定会比较好过。」

这个建议也是一样，让我的沮丧有增无减，因为它将我推入我个性中的「好」与「坏」之间的巨大鸿沟，尤其当时我相信自己是比较接近后者的。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想着，「又多一个人被骗了，他看到的是我的形象，而不是真正的我。要是大家能看见真正的我，他们在一瞬间就会弃我而去。」忧郁是一种极度断绝的状态，不只断绝与人的连结，断绝心智与感觉的连结，也断绝了自我印象和公众面具之间的连结。

有些访客则是劈头就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觉……」不管这些人想要给我什么安慰或是建言，在开头这句话之后，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因为他们虚伪、自以为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完全体验另外一个人的不幸。很矛盾，朋友的同理心却让我更加孤单，因为他们想要同理我的尝试过了头。断绝也许很不好受，却总好过虚假的连结。

被朋友这么「安慰」过，而且我自己也曾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安慰」别人，我想我大概晓得这里面的征状是什么：逃避与否定。当现身于他人的苦痛之前，不图「解决」，而是心存尊重地站在这个人的神秘和不幸边缘，不要越过界去，这是有时我们不得不做，却也是最难做到的事。置身于彼处，感觉自己既无用又无力，而这正是沮丧消沉的人会有的感觉。而我们想当「约伯的训慰师」的无意识需求，其实是为了向自己确保，还好我们跟眼前这个伤心的个体不一样。

为了逃避这些感觉，我会提供建议，这些话语让我感到解放，而不是你。采纳我的建言，也许你会比较好；要是你没觉得好一些，至少我已经尽了全力。你若不要接纳，那我也没办法。不管哪一种状况，我都可以让自己跟你保持距离，觉得轻松，又没有罪恶感。

幸运的是还有一些人，包括家人跟朋友，有这个勇气跟我站在一块，不特别做什么，如此却有治疗效果。其中一位朋友叫比尔（Bill），先得到我的同意，每天下午来我家，扶我坐到一张椅子上，蹲在我面前，脱掉我的鞋子袜子，半个小时的时间光是按摩我的脚。他发现我的身体至少这个地方是有感觉的，能感觉到跟人类的重新连结。

比尔难得说话，要是开口，也不会是建议，只是反映我的状况。他会说，「我可以感觉你今天在挣扎。」不然就是，「你好像变壮了。」我不见得都有反应，不过他的话绝对很有帮助：透过这些话，我确知自己还有份量，能被人看见—在这令人感到灭绝与隐形透明的经验里，这不啻为赋予生命的知识。这位朋友对我的照料意义深重，非言语可以形容。也许我现在可以这么说，我更懂得欣赏《圣经》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了。39

　

当现身于他人的苦痛之前，不图「解决」，
而是心存尊重地站在这个人的神秘和不幸边缘，
不要越过界去，这是有时我们不得不做，
却也是最难做到的事。

　

诗人里尔克40曾经说过，「爱……存在于此，两处寂寥的互相保护，互相隔让，互相招呼。」41我的朋友比尔提供给我的，就是那种爱。他从不打算用虚假的安慰或建议侵入我混乱的内在；只是站在边边，显现他对我跟我这趟旅程的敬意，以及他任我而去的勇气，只要我能忍得过来，这才是我需要的。

这种爱并不是「实质上的无神论」（functional atheism），那是我们经常会犯的—嘴巴尽是赞美上帝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可是相反地，却深知除非我们让事情发生，否则什么事也不会降临。里尔克所描述的这种爱，对受苦的灵魂既不逃避也不侵犯。我们用上帝对受苦者的爱来爱这个人，这个上帝不会「插手」，而是跟我们一块受苦，借此给我们力量。心存敬意及信任，我们站在这人孤寂的边缘，也许可以把上帝的爱传达到这个人身上，因为这时候他需要的恐怕不是任何生灵可以给他的。

很神奇地，在我第一次的忧郁低沉之中，某个失眠的夜半，这份爱不经媒引地来到我的身边。我听到一个声音，既简短又清晰地说，「我爱你，帕克。」这些字眼不是从外部传来，而是发自内在、无声的声响；它们不可能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因为我早就痛恨自己到极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力量讲这些话。

那一刻那么温和，那么慈悲，令人费解，可是我的沮丧如此深沉，将我完全击倒，使我轻易又让那一刻溜过。不过那一刻已经留下印记：我理解到自己竟伸手推开这么棒的赠礼，由此可见我是多么地需要帮助了。

　

从里面往外看

意识到自己需要专业协助并不是简单的事。我总认为求诊心理治疗师是软弱的表现，而软弱是一件差劲事。我跨过这个障碍，不多久又碰上另外一个：专业人员演变至今的意思是指有相关技巧锦囊跟解决方案的人，要找到一个专业人员是真正在实践这个字原始意涵的，恐怕不容易—基于对天职的信念，尊重终极真相的天性，相信真相是牢牢镶嵌在生命的悲悯情怀中。

我看过两位精神科医师，结果都很失败。他们依赖药物、对生活不屑一顾，要不是我的消沉已经无可救药，他们的方式可能足以让我光火到想要赶紧复原，好给他们点颜色看！最后，谢天谢地，我找到一位咨询师能了解我的经历，以心灵旅程的角度来看待并解读这一切—这也是我必须要看待它的方式。

　

的确，忧郁是朋友的手，
试着要把我按到地面上，让我站得安稳—
这个地面有我个人的真相，我个人的天性，
混杂我本身限度和天赋、
长处与短处、结合了光明与阴暗。

　

当然，这不是我朝思暮想、希望进行的那种心灵旅程，不是一路往上爬进鲜有的光环中，也不是在山峰顶端感受上帝临在的经验。事实上，我的旅程是反方向的：朝向炼狱的内在核心，跟住在那里的野兽正面遭遇。

仔细倾听了好几个钟头后，我的治疗师说了这一段话，最终帮助我再生。「你似乎把忧郁当成敌人，它伸出一只手来想要毁掉你，」他说道，「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当它是朋友，要将你压到地面上，好让你安安稳稳地站着？」

在那样的痛苦和打击之下，要认为忧郁是朋友，老实说还真像天方夜谭，有点过于浪漫，甚至听起来有羞辱的意味。不过我内心深处的确隐约感觉到，在最下面、最下面的底端，是成全整体感的所在。因此我也就把他这个比喻留在心上，它缓缓作用，渐渐也就治疗了我。

我开始了解自己一直在踩不到底的情况下过活，住在本来就不安全的高海拔地区。待在高处的问题相当简单，脚一滑要往下掉，可有很长很长的一段，降落着地也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偏偏脚滑又常常发生。被按到地面上的好处也是很简单：一个不小心跌倒了，多半不会太严重，不至于致命，总是能再爬起来。

我住到那么高的地方，至少是四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我向来所受的训练要我做为一个知识份子，不仅要思考（这是我极其推崇的一项活动），而且得用脑子来过生活，而这个部位在人体当中，正是离地面最远的。其次，我怀抱这样一种基督信仰，信奉的是抽象的上帝，而非感知上帝的经验。现在这个现象很令我迷惘：传统上的核心信念不是要我们「言行合一」吗？怎么会有这么多脱离现实的概念跑出来？

第三，本我也不能免责，膨胀的本我，让我老想到要是没达到应有的标准，就用面具掩盖心中的恐惧。最后是我的价值观，扭曲的价值观，用应该做什么或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来自我期许，而非洞察我真实的内在，去探求何者为真，何者可行，何者让我的生命更有活力。

长久以来，「应该」已经成为生活里面的主要动力，要是没能「符合」这些标准，我就视自己为软弱、缺乏信念的人。我从未停下来自问，「这个跟那个究竟如何发挥上帝赐给我的天赋？」「这个或那个真的是该我所有的吗？真的是我的使命吗？」结果，我所过的生活里面，几个重要的环节明显不是属于我的，终究走上失败的命运。

的确，忧郁是朋友的手，试着要把我按到地面上，让我站得安稳—这个地面有我个人的真相，我个人的天性，混杂我本身限度和天赋、长处与短处、光明与阴暗的结合。

最终，我在自己的忧郁背后发展出一套「与之为友」的力量。想像在生命早期就有一个友善的形体，站得远远的，喊我的名字，要引起我的注意，想要传授给我一些跟我个人有关的事实，虽然不见得容易接受，可是却能让我更健全。不过，我—恐将听见不愿意听到的事情，或是自大傲慢不想藉外援度日，要不就忙着应付本我、自己的价值观、自己要做什么，根本没时间管其他—不理会它的叫唤，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可是，这个形体仍旧心存朋友的善意，走近来，叫得又更大声一点；我，则是继续走没停下来。它再靠近一点，近到可以拍拍我的肩膀，而我还是照走我的。完全没有反应让它感到挫折，这个形体开始拿石头丢我，用棍子戳我，只是单纯想要得到我的注意。虽然有点痛，但我的脚步一迈，扬长而去。

经过这些年，这个形体要与我为友的意思没消失过，但一叫再叫我都不回头，让它无力，朋友的形象多少因此有点失色。叫也叫过，拍也拍过，石头丢过，木棒戳过，没有一样管用，只能使出最后招数了：朝我身上投下这颗叫做忧郁的核子弹，不是要致我于死，而是让我转过身，逼我开口问这道简单的问题：「你想怎样？」好不容易我才转过身来，开始清楚看到自己，消化吸收对自我的认知，依此行动—然后，慢慢好转。

我相信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叫唤我的形体，就是牟敦42所谓的「真我」（true self）。不是那个想要让我们膨胀的本我（或说是让我们泄气，另外一种自我扭曲的形式）；也不是那个想要在生活的乱象上空盘旋的理智自我，踌躇于明确却不着边际的想法中；更不是那个要我们按照抽象道德标准生活的道德自我。上帝用祂的形象造人，同时在我们体内植下这个自我—它要的不多不少，恰好就是我们被造的模样。

真我是真正的朋友。忽略这份友谊，拒绝伸出手去，终究是我们的损失。

　

往下，朝上帝走去

最后当我终于能够转过身去问道：「你想怎样？」问题一出答案自明：我要你把掉到地狱的过程当成是朝向自我，以及朝向上帝的追寻之旅。

我向来都把上帝想像成跟其他我所重视的事物同一方向：往上。打我进神学院以来，田立克43对上帝是「存有的根基」（ground of being）这个描述一直让我好奇，可是始终没能体会个中真义。我被迫得待在地底下，一直到我了解通往上帝之路其实是朝下，而不是朝上。

忧郁把我们带到地底下，这里很危险，不过潜藏无限生机。在这里我们体认到，自我并不是一个跟我分离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比较优越，它不过是善跟恶、明跟暗的混合体；在这里，我们终将拥抱自己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人性。这个印象不只是我看到的地底生活最棒的一面，同时也是我对于围绕着神性经验的力量场域所能做出的最佳描摹。

多年前有人跟我说过，谦逊是灵性生活的中心；我觉得有道理，也很骄傲自己是谦卑之人！不过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通往谦逊之路得穿越种种屈辱，至少对某些人是如此，藉而放低身段，抛开权力，丢尽虚矫、防卫，自己好像被骗似的，空乏，毫无用武之地—这样的羞辱才会让我们从地面再次长起，从地表的腐植土中茁壮。

灵性之旅充满矛盾。其一，这种羞辱把我们拉下，降到地面，站得安全，不会掉下去的地方—最终带我们成就一个比较确定、完整的自我。当人家问我，从忧郁冒升回来是什么感觉？我只有一种回答：我觉得很自在，通体舒畅，第一次真正在地球表面有在家的感觉。

麦斯威尔44的说法比我优雅多了：「你仅需索取生活之事，如果你真正体验过的、做过的都是你所具备的……你跟真相就合一了。」45现在我晓得自己有强有弱，有长处有短处，有明有暗；现在我晓得要完成自己的整体性，唯有全部纳进，不能排斥其中任何一样。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全盘接收会不会有点自恋，牺牲他人执着自我？不过这跟我的经验截然相反。曾经，我扭曲自我，强行道德价值，忽略我本身的真实面貌，过的是虚伪的生活，造成别人痛苦—我除了请求饶恕，无话可说。当我开始接近真正的自己，在我自己和人我关系中的真理就更鲜明。此时我才了悟到，个人基于真我所能做的一切，终究都是以为服务他人为旨而完成的。

再有人会说，「拥抱个人的完整性」不过是好听话，是作恶的通行证；再次，我要说，我的经验并非如此。接纳弱点、短处、黑暗面，当它们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至于让我偏颇。它要的不过是我接受它，是我完整个人的其中一部分。

同时，拥抱个人的完整性让生活更加艰难—因为一旦开始，你就得活出自己完整的生活。身在忧郁之林中，我有一个最痛苦的发现：一部分的我是想要持续消沉的。只要我抓住这个活死人不放，生活会变得比较容易；没什么好对我期待的，绝对不需要服务他人。

　

通往谦逊之路得穿越种种屈辱，
藉而放低身段，抛开权力，丢尽虚矫、防卫，
自己好像被骗似的，空乏，毫无用武之地—
这样的羞辱才会让我们从地面再次长起，
从地表的腐植土中茁壮。

　

有一个《圣经》上的教诲我始终没能掌握它的深度意涵，我总以为这句话不需要多想：「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申命记 30:19）我那时在想，上帝为什么要浪费力气说这句话，这个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我不晓得，原来选择死亡可以得到一种堕落的安全感，自挑战天赋或运用潜能中豁免，也无需再与他人维持真诚的关系。

终于，我能够对生命说「要」，我对这个选择的感激无从计量，即使究竟我是怎么找到这个肯定的答案的，对我仍旧是个谜。在走向一体的漫漫长路上，我在岔口—就在沿着乡间小路前进，经过一片才刚犁过的田野之时—一首诗从我体内涌现。我把它献给你，与我的无知一道，如果忧郁与沮丧正在囓咬你，让你在绝望的深渊中受苦，我愿它是一个希望的信号，对你。

　

犁歌

这片美丽的田地已被犁尽

地面畸形土块突起

岩石及歪曲根部暴露可见

去年的收成让推土机铲平

我也这么耙过我的生活

全部的历史翻了过来

看看根部哪里出了问题

直到我的脸上残破，皱纹满布，充满伤口。

　

够了。这样就够了。

被连根拔起的，就让它去吧

播种期待未来的长成。

我推犁把去年的证据翻出来——

　

农人还在耙，好种出一片绿，下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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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人世

如今我从忧郁的深渊转向行动的世界，展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一项志业—领导。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跳了一大步比较恰当。不过，从历来的先知智慧来看，这个转变没什么好奇怪的。依照他们的说法，在内在旅程的过程中，如果你走得够远够深，你会经过本我往真我走去，最终回归到这个世界，不会迷陷于自恋，而是更悠然地承担起生而为人的责任与义务。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让每一章节的起承转合更有道理—它们均真实显现我个人穿越了忧郁之谷以后的经验。在下到黑暗和疏离的斜坡底部，我发现自己重新与社区连结，更有能力对我关心的人、事、物给予应有的领导。

我们经常排斥「领导」这个概念，它似乎不够谦虚，甚至自以为是，吹捧自己是领袖。然而不容否认，我们生来就是群体的动物，领导是所有人的使命，坚称不是如此，可能是在推诿卸责。我们身在社区团体之中，这是一个紧密交错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跟随，也有领导的时候。

就连我——这么一个不适合当什么校长或是总统的人，一度还从学校机构落荒而逃—也逐渐了解到，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我此生此世为我所当为，我就是用言行在引导他人。如果你于此际也是做你当做，那么你也是在从事某种领导的行为。

谦逊只是我们抗拒领导这概念的原因之一；挖苦领导者，对他们冷嘲热讽则是其二。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日渐衰退的公共生活养成太多自私自利的领袖，他们缺乏道德、没有同情心，更不要说胸怀愿景了。不过，只要仔细注意新闻头条，还是能在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发现值得尊重的领导者，像是南非、拉丁美洲，以及东欧。这些地方的人民历经长久的黑暗时期，而其中有人奋起，要带着其他人朝向光亮迈进。

　

在内在旅程的过程中，如果你走得够远够深，
你会经过本我往真我走去，最终回归到这个世界，
不会迷陷于自恋，
而是更悠然地承担起生而为人的责任与义务。

　

哈维尔（Vaclav Havel）是剧作家、异议份子、囚徒，现任捷克总统。他的话直探领导核心，不管是大环境或者小场面，都可见其意义。一九九○年，捷克斯洛伐克甫自共产政权转向民主几个月，哈维尔应邀在美国众议院某次会议中发表演说，他说：「极权系统的共产模式已经不存在我们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无数伤亡、深沉苦痛、经济衰退，还有，最重要的是，对人性无尽的羞辱。你们很幸运，无需经历我们所受的这种恐怖磨难……」（我想我们美国人应该还是要坦白承认，国内多少有人是有过这种经验的。）

　

这个经验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正面的作用：我们能够看得比没有经过这种苦痛的人更远，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现。被绑在石头上动弹不得，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的人，跟没有被困在这种状况下的人相较，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思考他的希望。

我要说的是：我们有很多得向你们学习，比如教育下一代，选举民意代表，让经济生活更有秩序，走向繁荣、避免穷困。不过，并不是只有受过良好教育、有权有势，或是家财万贯的人才能给一无所有的人协助。

我们也可以给你们一些什么：我们的经验，以及从中衍生的知识……我所谓的这个特殊经验让我更加确定：意识决定存在，而非如马克思主义所称的倒反过来。因此，要解救人类世界唯有透过人类内心，人类思考的力量，人性谦逊的胸怀，以及人性的责任感。人类意识若无全面革命，就没有什么会变得更好……世界继续这样下去，将会是生态的、社会的、人口的，或是文明的全面崩坏，灾难将会无可避免。46

　

哈维尔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其力量并非存在于外在事物的安排，而是来自人的内心。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小自家庭、大至家国，真正的领导以解放自己与他人的心灵为目标，因此才有力量可以解放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各式外在事件，比起「意识决定存在」、「要解救人类世界唯有透过人类内心」，我很难举出其他更有力的说法来强调内在生活处于其中的重要性。哈维尔声称，物质生活并非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要素。意识才是。知觉才是。思考才是。性灵才是。这些不是南柯一梦，而是精神上的阿基米得原理，受压迫的人运用杠杆原理举起巨石，引发变革。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来美国作客的哈维尔不好意思说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物质重于精神，经济比心灵更为根本，现金流量比愿景理想更加真实，就是资本主义者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哈维尔不好开口，但良心还是逼我们得跟自己承认。

我们资本主义者长久以来有一个畸形的传统，深信外在现象的力量，不怎么留意内在生活的状况。有多少次你听过或这么说过：「这些说法很令人心动，不过现实就是现实……」你待过的组织是否多半存有这样的信仰，认为只有可以量度或计算的变动才是真正的变动？多少人让传统政策跟做法限制自己放手发挥，因此扼杀创造力，这你应该看过不少吧？

这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人类的大问题。不过，人类精神传统中有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享受政治自由跟相对优惠的人来说—我们并非社会的受害者，而是跟它一起合作的创造者。我们活在精神跟物质交织的繁复网路中，跟内在的力量以及世界外头的事物共处。外界现实对我们的侵害并非是绝对的限制，贵为万物之灵的我们若是觉得受限，必定是我们也参与共谋，把自己囚禁起来。

　

不管是好是坏，
只要我此生此世为我所当为，
我就是用言行在引导他人。
如果你于此际也是做你当做，
那么你也是在从事某种领导的行为。

　

性灵的传统并不否认外界实相的存在，只不过主张我们的内在精神会投射出去、参与世界的创造，不管是使这世界变得更好或更坏。如果组织僵化，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害怕变革；如果社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彼此竞争，那是争强斗胜的心态在作祟；如果它们不把人类福祉考虑进去，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冷酷无情的关系。

究竟要投射出什么，这我们可以选择，藉选择来帮助世界成长。意识决定存在：你的和我的意识皆可形塑世界、让世界变形，甚至改革世界。参与创造世界是一项令人敬畏的责任，有时很痛苦—但是也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希望之源。在这个基础下，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引领的使命，因此也造就了每个人都是领导者。

　

我们活在精神跟物质交织的繁复网路中，
跟内在的力量以及世界外头的事物共处。
外界现实对我们的侵害并非是绝对的限制，
贵为万物之灵的我们若是觉得受限，
必定是我们也参与共谋，把自己囚禁起来。

　

阴影与性灵

领导者有能力将阴影或光亮投射到世界的某个部分，或是将它投射到居住其间者的生活中。领导者建立他人赖以生活的制度，这个制度的风气可能亮如天境，也可能晦若地狱。好的领导者要能时时警觉内在明暗之相互作用，不让领导的行为产生的伤害多过好处。

举例来说，年轻的孩子会在老师创造的情境下度过许多时间，这些情境可能是一线光亮，让新的成长有机会茁壮，也可能会撒下一些阴影，让某些种子胎死腹中。父母亲为家人的生活也创造类似的影响，神职人员为整个教区所付出的心力亦是如此。我认为，企业执行长每天的决策都是受内在动力驱使，但却鲜少深思这些动机，或真心相信这些动机为真。

长久以来「正面思考能力」是领导的主要方法。在此我想平衡一下那个方法，并提醒大家：领导者投射出的阴影，经常多于光芒。领导是辛苦的差事，吃力不讨好，备受评判又少有报偿，无怪乎得用正面思考来自我支撑。然而未能注意阴暗面的结果，是领导者经常落入以下的错觉：所有努力均出自善意，我们的权力是良性的，若有什么问题，都是因为那些人太难搞了！

浑然天成的领导人，尤其是牵涉到公共事务的领导者，性倾外求，因此多半会忽略内在有无异动。就算内心真的有什么状况，把它隔开来就是了，别跟公众外在的事情混为一谈。这么一来，阴影自然逮到机会成长，往往要等它大得超过生活范围，跨到公共领域来，才会被注意到；而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界很常见。领导者不只需要懂得运筹帷幄，管理外界一切，也得要具备心灵方面的能力，晓得通往阴影与光亮源头的内在旅程。

性灵跟领导风范一样，都是很难定义的，迪勒47清楚描摹，让我们了解真正的灵性为何：「深处有风暴有惊骇，这是心理学经常警告我们的。但若你骑乘这些野兽而下，与其一同掉落在世界边缘以外，你会发现科学也无以名之之处，基质、海洋、母石，天空以上的上层空间，任其余浮游，推波助澜，予善成善，予恶成恶，融合的场域：我们对彼此复杂难言的关怀，以及之所以在此共同生活之因。这是天成的。学不来的。」48

迪勒提到任何心灵之旅的两项重要特色，一是它会带领我们向内，同时也会带我们向下，以探寻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现实，另一则是向外向上，以致精华、理想化、极境。心灵之旅跟正面思考的能力完全是南辕北辙。

为什么要往内、往下走？因为这么一来，我们才会撞见藏在自己体内的黑暗面—也就是我们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的阴影之源。如果不能理解敌人其实是在体内，我们可能会捏造出上千种法子，假想外界的某人成敌人，这样的领袖只能压迫众人，无法予人自由。

　

「如果逃不掉的话，就撞进去吧！」
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无可逃脱的，
最好的对策就是正面迎击。
在这一趟往内、往下走的心灵之旅里，
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进去、穿过去。

　

不过，迪勒又说了，如果我们骑乘这些野兽向下而去，我们会有所突破，发现宝贵的事物—「融合的场域，对彼此复杂难言的关怀」，到达生命破碎表相之下共同分享的一体感。好的领导人可以看透自己内在的黑暗，到达一个既是自己又融有他人的境地。他能引领我们达到那个「暗藏的一体性」之地，因为他已经走过一遭，晓得路怎么走。

哈维尔应该对迪勒描绘的旅程并不陌生，因为这么多年「被绑在石头上」，那正是往下掉的感觉。那不只是所有捷克人在政治压迫下被逼要过的生活，也是哈维尔在共产统治下力图生存时心灵消沉的写照。

一九七五年，哈维尔受忧郁驱使，写了一封公开的抗议信函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头目胡萨克（Gustav Husak）。这封信让哈维尔琅珰入狱，成为一个地下运动的文本，这个运动后来酿成一九八九年的「丝绒革命」49。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封信是一种「自我治疗」的行为，免得他走上自杀之途，同时也表明了他要活得表里如一的决心。正如卡瓦洛斯基与卡瓦洛斯基（Vincent and Jane Kavaloski）50曾经着文提到的，哈维尔觉得，「要是他保持沉默无异于要他『过谎言般的生活』，将会从内在彻底将他撕裂。」51

当我们被「绑在石头上」，不管是哪一类的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跟曼德拉的选择一样。他用二十八年的监狱岁月在内心做好领导的准备，免遭绝望灭顶。在最最压抑的情况下，曼德拉、哈维尔，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人均向下而行，在内在的黑暗中游历—终而冒升出引领他者朝群体奋斗的能力，激发我们「对彼此复杂难言的关怀」。

迪勒对内在之旅的描绘实在太有力量，她还告诉我们启程之后会如何。不过，这样的一种旅程，途中艰辛万苦，危险重重，怎么会有人想要动身出发？一切的一切均在我们身上呼喊，不要不要—难怪我们什么都朝外求。处理外在世界简单多了，只要把时间花在操弄物质、组织及人事，何必找自己麻烦去碰什么灵魂或内心。我们喜欢把外在世界说得好像复杂多端，棘手不已，可是若拿来跟我们内在迷宫相比，那只能说是再简单不过。

以下是我个人生活的一则小插曲，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人会朝内在之旅启程。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决定去参加一个叫做「户外体验」（Outward Bound）的活动。当时我处于第一次精神溃堤边缘，只隐约感觉到有什么风暴即将到来。我以为「户外体验」可能会是让我的生活振作起来的契机，或许可以学到一些应该要知道的东西。

我选了离缅因州海岸不远的飓风岛（Hurricane Island）一周课程。看那个名字我心里早该有数，下次我该去报名「快乐花园」或是「愉悦谷」的课才对！虽然这个星期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团体互动密切，真正促成了我的一些成长，然而这一整个星期也充满了恐惧和憎恨。

那个星期过到一半，我面临了最令我害怕的挑战。一位辅导员推我登上一处一百一十英尺高的山崖边，底下是如假包换的坚硬地面。他在我腰间绑了一条很细的绳索，一条在我看来缠得不甚紧密、好像已经开始松脱的绳索，然后他告诉我可以开始岩壁垂降了。

「什么？」我问他。

「下去就是了！」辅导员答道，典型「户外体验」调调。

所以我就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撞上一块突出的岩石，离我方才跃下之处约只有四英尺，我的骨头在颤抖，脑门在震动。

辅导员向下望着我：「我觉得你做得不太对。」

「哦，」我应声，没有立场反对，「那应该怎么做？」

「只有一个办法，」他回答，「尽可能往后仰。身体跟岩壁要保持适当的角度，好让身体的重量落到脚上。这个姿势有违本能，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当然晓得他是对的，晓得诀窍在于拥抱这座山，靠岩面愈近愈好。我又试了一次，用我的方法—再次撞上一块突出的岩壁，又下降了四英尺。

「还是不对，」辅导员很想帮忙。

「好吧，」我说道，「再说一遍，我应该怎么做。」

「身体后仰，」他答，「向下蹬。」

这一蹬好大一步，但我做了—这次，意想不到地，竟然成功了。我向后仰躺在半空中，眼睛盯着天上，脚下则一小步一小步接着往下，开始沿着岩壁垂降，每一步都更有信心。

差不多垂降了一半之多时，另外一位辅导员从底下朝我叫喊：「帕克，你最好停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在你脚底下。」我缓缓将视线下移，这样才不会让我的重心移动，接着发现自己快要一脚踩进岩壁上的一个大洞。

要下去势必得绕过那个洞，也就是说我得放弃好不容易才建立信心的这条直线路径。只能绕道了，得用平衡感把身体甩到洞的某一侧去，左侧或右侧都行。我很确定这么做非要我的命不可，于是我僵在那里，吓得无法动弹。

这第二位辅导员就让我吊在那里，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过了很久很久，最后她终于朝着我喊：「帕克，哪里不对劲吗？」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那句话，不过当场有十二个人亲耳听见我的话，这是铁铮铮的事实。我发出音调很高、挺刺耳的声音，说：「我不想讲。」

「好吧，」她接道，「该是你把『户外体验』座右铭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噢，还真热心，」我心里想，「我都要死了，她还要跟我谈什么座右铭。」

不过接下来她喊出的那几个字，我希望这一辈子都会牢记在心，至今我还能感觉到那句话的冲击，「如果逃不掉的话，就撞进去吧！」

我始终相信「道成了肉身」的概念，不过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体验到它的意思。辅导员的话是如此有力，它们绕过我的脑子、直接穿透我的肉体，启动我的双足。没有直升机会来救我，岩壁上面的辅导员不可能用绳索把我再拉上去，背包里面也没有降落伞可以让我安全降落地面。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脱困，只能放手一搏了—于是我的脚开始移动，几分钟之后，我成功抵达地面。

迪勒描述的旅程令人生畏，怎么会有人要去呢？因为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无可逃脱的，最好的对策就是正面迎击。在这一趟往内、往下走的心灵之旅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进去、穿过去。

　

穿过黑暗，迈入光亮

如果身为领导者的我们希望不要造成太多阴影，尽量为他人创造光亮的话，就必须乘着某些野兽直直往下，探索牠们创造出来的黑暗，体验「栽进」精神生活后生出的转化。

以下是一则关于五种野兽的动物寓言。对我来说，这五头兽并非空想虚拟，当我逐渐陷入忧郁时，我曾有机会和牠们分别相熟。我带过的静思营中有各种领导者，如企业执行长、牧师、父母、教师、公民、探索者，而这五种野兽皆曾与我们一同走向内在，踏足地面。

第一头能投下阴影的野兽，是对认同和价值的不安全感。很多领导者性格外向，所以这层阴影不太易见。不过，外向有时会发展成克服自我怀疑的办法：我们跳进对外的活动中，借以证明我们的价值—或者只是逃避这个问题。这种不安全感有一个很著名的征状，在男人身上尤其常见，那就是自我认同完全倚赖某个特定的外在角色的实践。一旦这个角色被剥夺，我们便会落入沮丧，甚至会死去。

当我们对自己的身分缺乏安全感，就会开始创造一些情况来夺走他人的自我认同，好让自己的身分更有保障，支撑自己的认同感。这种现象在家庭中屡见不鲜，父母不满意自己，便处处打击孩子，造成他们自尊心不足。职场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打电话到企业办公室或专责机构去，我老会听到，「琼斯博士办公室。您好，我是南茜。」老板有头衔，用姓来指称，而讲电话的人呢（多半是女人），既没有头衔也只能报上名字，因为老板下令说要这样做。

所有的机关组织各有其办法剥夺内部多数的自我，强化少数人的自我，好像认同跟自我是一场零和游戏，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拿学校课堂来做例子，缺乏安全感的老师会强逼学生扮演被动的速记员，把老师灌输的知识照单全收，借此满足老师的自我，而无力反击的学生就只能被宰割。医院呢？医生把病人当成物件，「四一○号房的肾脏」。当脆弱的病人需要一点「身为人」的感觉时，医生就常用这种办法来彰显他们的优越感。

当然啰，事情并非全都如此。有些机关组织的领导者并不需要靠剥夺他人的自我认同来肯定自我。如果你身处于这样的家庭、公司、学校，或是医院里，你的自我因领导者晓得自己的斤两与份量而加强。

这些领导者拥有的禀赋，是所有启程进行内在之旅者都可获得的：他们晓得自我认同不是来自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来自于他人赋予我们的权力；自我认同只跟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有关—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的价值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意义就是因我们身为自己而来。领导者若有这层认识，那么无论家庭、公司、学校，或是医院，所有相关的人事物都会更加生气蓬勃。

很多人面临的第二道阴影是，相信宇宙是一处大战场，不利人类福祉。当谈论工作，尤其是在体制内工作时，我们老是用战事作拟。我们会说战术、策略、盟军、敌方、赢、输、「不做就等死」。在这种假设下，没有竞争力、不够凶猛，就必死无疑，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座庞大的格斗场。

不幸的是，生活充满自证式预言。我们害怕吃败仗的这道内在阴影会帮助人们创造出一种情境，好像非得不时争战，方得存活。没错，这个世界充满竞争，不过大部分是我们造成的。包括企业、利益团体、学校等一些机构开始省思，逐步认知到有别的做事方法，那是一种形成共识、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法：他们在实现另一种预言，创造另一种版本的实相。

在内在旅程途中，我们获得一项能力，洞见宇宙其实是为公众利益一起奋斗的。实相之架构并非战争。现实并未要求我们击倒任何人。的确，死亡是存在的，不过那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若我们学着顺应这个循环、相应移动，庞大的和谐将会注入我们的生命。就真实的本质而言，和谐比战争更为根本，光是这项性灵真理就足以转化领导的阴影，同时也能改变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

领袖的第三道阴影在于「实质上的无神论」，也就是相信所有一切的责任都要由人来扛。这其实是潜意识里未经证实的信念，认定若有什么好事会发生，自然是由我们来促其发生—甚至三句不离神的人都有这种想法。

这个阴影使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都产生病象。我们因此强将自我意志加诸他人身上，并强调人己关系，有时过分得甚至令其濒临破裂。而结局不脱精力衰竭、灰心丧志、绝望不已，因为我们终将了解，世界并不会屈就于我们的意愿，我们只能因这个事实受苦。实质上的无神论也是导致集体狂乱的阴影。它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群体在静默了十五秒后，就会受不了？因为我们相信，若不制造点声响，就不可能有好事发生，而且肯定有什么正在消逝。

在内在旅程中，我们获赐这个赠礼，认识到不是只有我们可以做事，别人也都可以，甚至做得还比我们好—至少偶尔是如此！我们学到无需将全部的负担都揽在身上，大可跟别人一起分担，自己轻松一点，别人也会更有能力。我们还学到，有时候是可以全盘放下的。大群体只要求我们做我们做得来的，同时信任他人去做其他的部分。

我们心中的第四项阴影是恐惧，特别是对生命中自然混沌的恐惧。许多人（包括父母、教师、企业执行长）均专心致力于消灭所有混沌余迹，务求彻底整理协调，省得乱象在身边作怪、威胁，让我们不得翻身（所谓「乱象」，包括异议、创新、挑战，以及变革）。无论在家中、教会或是企业里，这种阴影会以严苛的规定或是僵化的程序等形式出现，创造出一种束缚禁锢，而非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文化。（当然啰，这么一来有个麻烦得处理，那就是要防范监牢中的犯人逃出来。）

在内在旅程中，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自觉：混沌是创造的先决条件。每个创世神话中都有混沌，而生命来自无有。就算是已经被造好的，也得要时而回归到混沌，以更有生机的形式重新再造。身为领导人，若是这么畏惧乱象且一意灭绝之，死亡的阴影将会落在他所有的努力上—因为生命乱象的终极答案就是死亡。

最后要谈的这个从领导者身上外显的阴影，很矛盾的，却是对死亡本身的抗拒。虽然有时我们会在时机未到之前结束事物的生命，我们却不愿意接受万事万物皆有死亡之时的这个事实。有这种迷思的领导人往往要求身边的人得保持事物生生不息，尽管这些事物已经不具生命。有些案子或是计划早就该要中止了，却因领导者一己的不安全感而继续悬在那边，他们就是不要任何事情在他们手中夭折。

这项对死亡的排斥还潜藏另外一种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在大多数机构里，失败就是一张「解雇通知单」，即使这项失败不过是「小事」，是为成就大我而牺牲。很有趣的是，在社会上普受敬重的科学界似乎超越了这项恐惧。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不会害怕某项假设死在半路，因为这项「失败」厘清了接下来通往真相要采取的步骤，这有时比假设成立可以完成的福祉更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好的领导者会鼓励部属冒值得冒的险，即使可能失败，也应该嘉许这样的尝试。此类领导人深知，如果是有正当理由而试，就算这次出击失败，也会是新的学习的开端。

内在之旅给我们这项收获，了解到万物终歇—然休止并不引发句点。允许事物生灭，生于当生，止于当止，世界因此处于生生不息之态，新生命得以不断涌生。

　

社群的内在工程

我们可以互相帮忙，处理领导固有的内在问题吗？可以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应该这么做。身为领导人，我们面临内在生活时，经常会碰到挫折，这让许多人跟组织感到茫然。从家庭、公司到国家整体，会遇到的麻烦多少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阴影有关。既然逃不开，不如就跳进去—互相协助、探索彼此的内在生活。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可以提升「内在工程」（inner work）的价值。这个辞汇应当至少要在家里、学校、宗教团体中普遍常用，帮助我们了解内在工程的真实性不输于外在工程，涵盖的技能是可以培养的，像是记事、反思阅读（reflective reading）、灵性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静思默想，以及祈祷。我们可以教小孩一些就连父母自己都不见得知道的：如果你对内在工程马虎，外在工程也会遭殃。

第二，我们可以这样广为宣传：虽说内在工程是极为个人的事情，却不见得要是私人的事情；内在工程也可以在团体中进行。的确，群体是个人很大的互补，在团体的内在工程下，别人得以协助我们，矫正我们习以为常、未能察觉的自我。

不过，「团体要如何提供这样的协助」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周遭的团体都是以「互相引到正途」的信念为基础—这种极权的做法只会逼使害羞的人躲到角落。幸好还有其他模式可提供共同的洞见与支持。

例如，本书稍早提到的贵格会「透明审议」活动。你把个人的问题带到这一小群人中，他们不得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或建议，三个小时尽是发问，以坦白、开放的问题帮你发现你的内在真相。这类的互动过程让我们感到支持，却不会觉得被侵犯，帮助我们探查问题的根本，寻索所有的可能，禁止我们归纳判断，让我们扮演接生婆的角色，迎接这个只能从内而生的意识之诞生。52

　

内在之旅给我们这项收获，了解到万物终歇——
然休止并不引发句点。
允许事物生灭，生于当生，止于当止，
世界因此处于生生不息之态，新生命得以不断涌生。

　

这种团体形式掌握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原则—在发展人我关系时，同时保护彼此的独立性。我们必须要以尊重个体孤独的方式相处，在互相拯救的同时，力图避免无意识的施暴。理解与接受另外一个生命，不去刺探它的神秘，千万不要强押他人符合我们自己的要求。

要这样相处是可能的，然而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找到相关佐证，或许并不容易。我的证据有一些来自于我的忧郁疗程。当时，几位朋友努力用各种方法，尽量不在我的面前侵犯我的精神整体性，我就是在他们的用心中逐渐痊愈的。他们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受恐惧的控制，这些恐惧要不是让我们设法「修复」问题，就是彼此放弃。他们是我通往人类的唯一希望。对我而言，那一线生机蕴藏了最深切的领导形式—引领一位受苦的人从行尸走肉回归生命。

第三，我们可以互相提醒恐惧在生活中扮演的主宰角色。恐惧会阻断在本章稍早探究过的所有潜能。全世界的智慧传统无不探讨过恐惧的本质，这绝非巧合，因为它们全都源自人类对抗这古老敌人的努力。先哲先知纵有门派专见之异，在这件事上万流归宗，无不训诫大家走在生命的路上要「无所畏惧」。

在解读这句话时，对恐惧并不陌生的我非常小心，以免扭曲其意，变成鼓励追求完美，那就成了令人丧气的建议了。「无所畏惧」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惧。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能够拥抱领导天听的人会发现恐惧的丰富。这句话其实是要我们不必变成我们所恐惧的。我们不必站在恐惧中领导，那样只会创造一个利于恐惧繁衍的世界。

恐惧在我们内心占有一席之地，纵然如此，我们心中还有很多别的—例如信任、希望、信仰。我们可以从中任选一个，站在一处不被恐惧误导的地方，从希望而非焦虑走向他人。站在那其中一处，恐惧可能仍在不远的地方，性灵也还颤抖不休，但现在我们立足的地面给我们支撑，这片地面让我们在世上带大家走向更可靠、更有希望，以及更真诚的存在。

　

「无所畏惧」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惧。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
这句话其实是要我们不必变成我们所恐惧的。
我们不必站在恐惧中领导，
那样只会创造一个利于恐惧繁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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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言语到生命

贯穿全书，我借由象征与隐喻来探讨自我跟志业，从我们呱呱坠地起就植下的真我之「种子」，到穿过黑暗、通往光明的「旅程」。最后结束之前，我还要再引一个比喻，用季节的移转来看待自我跟志业。

这个比喻将会加深我们对其他所有隐喻的了解。在无穷无尽的季节循环中，种子从这个生命阶段转到下个生命阶段—季节的循环提醒我们。这趟旅程永无休止之时。我们的生命仿佛一段永恒回归的神话，不停绕圈子，螺旋而下，永远无法回答「我是谁？」「我属于谁？」这些问题。不过，用里尔克的话来说，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体现这些问题」。53

用季节来比喻还能赋予探问新的视野，让自我跟志业的追求脱出其源头，超越内在生活的深度，超越人类群体以及领导这项天命，进入自然界这个最庞大的有形世界，让我们的生命交织于其中。

譬喻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的玩意儿，很多人会运用譬喻来描述生活经验，尽管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不过我们都晓得，这些比喻达到的效果比呈现事实更强烈。加上想像力—我们最有活力的能力之一—推波助澜的魔力，譬喻也会变成真实，从语言转化成生命中活生生的事件。

我晓得有人会说，「生命是一场机率游戏—有人赢，有人输。」不过这项比喻可能造成我们对输赢的宿命，或者是逆向操作、不信胜算的执迷。还有人说，「生命像战场—要不是把敌人打倒，就是被敌人打倒。」这个比喻可能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每个角落都暗藏敌人，四面楚歌。比喻得要小心明智地选择。

我认为季节可以恰当比喻生命的运行，生命既非竞技场亦非赛局，生命比这两者丰富多了，更有希望，更真实。说我们的生命像季节无止尽的循环，并没有否定奋斗或喜悦的意思，也不是因此就没有输赢或明暗，可是这个说法鼓励我们全盘接受，并且在所有要素中去找到成长的机会。

如果我们活在接近自然的农业社会里面，不论是譬喻或事实，四季会不断地定义我们的生活。不过我们这一代主要的象征不是得自农业，而是制造业。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培养」（grow）生命，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创造」（make）生命。只要聆听每日对话中的字眼，就能明白：我们找时间（make time）、交朋友（make friends）、赋予意义（make meaning）、赚钱（make money）、过活（make a living）、做爱（make love）。

我听瓦兹54提过，据他观察，中国的小孩会问：「小孩子是怎么长出来的？」美国的小孩则会问：「你怎么制造出小孩的？」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吸收了这个文化里面的自以为是，认定我们制造所有一切，而世界只不过是「原物料」，唯有加上我们的设计和努力，它才有价值。

如果我们接受以下这个概念，相信生命仰赖一套自行其是的季节循环，而我们或许能协助其中的力量发生，却绝对无法控制它，那么我们马上会跟这个社会的价值相抵触。纵使没有任何生活实相支撑这个想法，但美国社会坚持：我们可以自行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接下去还会抵触到我们的本我，那个老是迫切想要相信我们可以掌控全局的本我。

我们必须挑战、改革这些扭曲的文化价值和自我意识，朝思考、作为、安身立命等种种均根植于生命的生态中去革新。这个生态并非我们予取予求的「原物料」，它发号施令，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同时又维持我们的所需。我们生来此世不光要转化世界，同时也是要被转化的对象。

　

生命既非竞技场亦非赛局，
生命比这两者丰富多了，更有希望，更真实。
说我们的生命像季节无止尽的循环是鼓励我们全盘接受，
并且在所有要素中去找到成长的机会。

　

转化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会很高兴得知「以季节循环来譬喻生命」中，既有慰藉也有挑战。经由这个意象的启发，我们了解自己在宇宙间并不孤单。我们只是庞大生物体系中的一环，如果愿意开放自我、接受引导，我们将不断学习如何在这个伟大难得的真理世界中生活。我们有能力这么做，也必须这么做—如果我们想要科学知识富含人道，想要组织生生不息，想要意涵深远，想要生命真实。

　

秋

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也是衰退的季节：白日变短，光线普照，从夏季的富足过渡到冬季的休止。面对避不掉的冬，自然界在秋日有什么好做的？散布种子，好在春天到来时能带来新的生命；而且是尽情散布，毫不保留。

在我自己对秋天的经验里，倒是很少意识到有种子播下，我的脑子只是锁定这样的事实：夏天的绿意生机正在枯黄，就要开始死灭了。秋天的颜色带给我的喜悦总是染了淡淡的愁，一种失落逼近的感觉。环顾四周的美，只是加深了这个失落感。我专注在即将到来的死亡，未因新生命怀抱的希望而兴奋。

然而在探索秋天幻灭与新生之矛盾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隐喻的力量。对于我个人经验中属于秋天的事件，我很容易执著于表相—意义的没落、关系的衰微、工作的终结。然而，若我再看得更深一点，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到处散播，在即将到来的一季生发新果实。

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看到当初未能从生活当中看到的意涵—失掉那份工作其实是帮我找到自己真正必须做的工作；而「道路封锁」的启示让我转向值得挖掘的新地；当时觉得无可挽救的损失，迫使我辨察自己必须晓得的意义。从表面上看来，生命是在教训我，不过新生命的种子已经静悄悄地、毫不吝惜地大肆撒下。

死亡的背后隐藏有生意，这个富含希望的意象从缤纷的秋天视觉感受中得到强化。要不是有自然前导，任凭艺术家再鲜活的笔触跟色彩，恐怕也画不出这样一个临灭的季节。是否死亡具有这样一种美感，那是恐惧死亡、视其丑陋可憎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要怎么了解秋天想要传达的——灭绝与优雅两者并行共存？

对我而言，牟敦的话最接近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所有外显的事物里……都藏有一个一体性。」55摆在我们眼前的自然界，我们目光所及之后藏有这个伟大的真理：缩灭与美丽，黑暗与光明，死亡与生命，皆非完全相反对立。它们互相交错，构成「隐现一体」的矛盾。

在自相矛盾的体系中，相对立者并非互相抵消，而是在实体的核心不可思议地凝聚结合。更深入地说，它们为彼此的健康而互相需要，好比身体要吸气也要吐气一样。不过在一个偏好非此即彼这种轻松思考方式的社会里，面对矛盾的复杂，我们很难把对立的两项价值摆在一起。我们要光明不要黑暗，只要春夏的繁华，不要秋冬的萧索—浮士德般地贪得无厌，终究使生命无以为继。

深恐黑暗、强求光亮的结果是，人工光线刺眼眩目，不留余地，且浑然不知在其边界以外，更恐怖难缠的黑暗即将冒生，将更难以驾驭。要是强将黑暗跟光明分开，没有任何一个完全适合人类居住。但若允许黑暗与光明并存，两者可以互为弥补，为所有生灵带来整体和健全。

秋天经常让我想起，日渐孱弱是新生命的必要前导。如果我试图抗拒秋天的衰微去「创造」生机，就算真的创造出生命来，那也是假的，毫无色彩可言。如果我放手让生与灭，灭与生自然演化，我被赐予的生命会是真实且多采多姿，既丰富又完整。

　

在探索秋天幻灭与新生之矛盾的过程中，
我感觉到隐喻的力量。
死亡的背后隐藏有生意，
这个富含希望的意象
从缤纷的秋天视觉感受中得到强化。

　

冬

秋天小意思的灭绝缓缓带我们来到冬天严酷的考验。来自南方的幽默作家布龙特（Roy Blount）认为，在上中西部、我住的地方，我们所经历的冬天并非自然气候，而是上苍的因果回报。他相信，一定曾有人做过什么很坏很坏、伤天害理的事情，到现在我们还在为那个逆行付出代价。

这里的冬天的确不好过—不是每个人都会珍惜这种考验。灭亡的战果居于上风，没有多少生物会出来活动，植物也不见生长，而自然，感觉像是敌人。不过，冬天的严苛与秋天的衰微一样，伴随有令人惊奇的礼物。

　

愈是想要避免的恐惧，
我们愈要大着胆子与它正面相对，
否则恐惧便会一直操控我们的生活。
一旦穿上友谊、苦行，或者性灵指引的温暖外衣，
直接冲着恐惧而去，
就会学到它们要教我们些什么。

　

其一是美，跟秋天的美不同，然美感有增无减：我不确定地球上有什么别的景致或声响，可以比得上天空雪花遍落的空寂。另一赠礼是提醒大家，蛰伏跟深度的休息对所有生灵都是必要的。当然，纵使外观看来如此，自然界在冬天也不全然是休止的状态—它跑到地底下去翻新自己，为春天做准备。生命的冬天到来时，我们应与自然同步，提醒自己多做休息好再出发。

不过对我而言，冬天还带来一项更大的赠礼。冬天的天空清朗，太阳耀眼，树枝光秃，初雪将临。这是极为澄明的赠礼。在冬天走入林中，几个月前在夏天长出的茂密森林此际显得如此鲜明，有树有林，就连它们根部窜进的地面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几年前我的父亲与世长辞，他是再好不过的人。他去世后那几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段又长又艰困的寒冬。不过，在那样的冰寒和失落中，我得到一种特有的澄明，那是他在世时我从未有过的。他在世的时候，我经常被他无止尽的爱所包围，也因此，有些事情我没法看清—我这才晓得自己以前有多依赖他；他帮我挡掉生活的严厉打击，我在他身上得到安慰。当他不能再继续为我做这些，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现在我只能自己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一个更深刻的真理：就算是以前，也并非是父亲吸收掉这些打击，而是有一个更大更深的恩典在其中帮忙，这才是父亲一直教我倚恃的。

父亲在世时，我把教诲跟教师混在一起了。我的老师是走了，可是其晖犹在—待我看清了这个事实，才能让他的教诲留下，在我身上深深扎根。冬日将景色全数清光，就算是残酷，却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更加看清自己及别人，看清我们存在的基础。

刚搬到上中西部的人通常会得到一个应付冬天的法宝：「要是不学着走出去，冬天是会把你逼疯的。」这里的人花大钱买衣服御寒，好走到户外去避免「幽闭烦躁症」（cabin fever），这是冰天雪地好几个月下来，怕冷的人窝在火边的结果。你要是在这里住久了就知道，冬天的时候每天出外走走，大着胆子走进你所害怕的天气里，可以增强你的勇气。

我们内心的冬天会以很多形式呈现，如失败、背叛、消沉、死亡。就我的经验来说，这每一种都是要给我们相同的建议：「要是不学着走出去，冬天是会把你逼疯的。」愈是想要避免的恐惧，我们愈要大着胆子与它正面相对，否则恐惧便会一直操控我们的生活。一旦穿上友谊、苦行，或者性灵指引的温暖外衣，直接冲着恐惧而去，就会学到它们要教我们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度发现，时节运转真是令人信赖又富含生机，甚至在最绝望的季节也是如此。

　

春

等会儿我就会彻底歌颂春天跟她的目眩神迷，不过得先说明有个不怎么容易面对的事实：在春天为万物披上美丽的外衣之前，放眼望去丑得要命，除了黏黏的污土泥泞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曾在早春之时于原野散步，地面湿答答，走在上面，靴子像被吸住不放，状之凄惨简直就让人期待冰封快些再来。不过在那一片烂泥巴里面，再生的状态正在形成。

基本上，腐植质（humus，可提供植物根部养分的腐烂蔬菜类物质）与谦逊（humility）源出一处。这个语源令人觉得舒服，我很喜欢。它让我了解到生活中一些令我自觉出丑的（humiliating）事件，让我「颜面无光」或是「祖上蒙羞」的事情，可能是在创造肥沃的土壤，新的东西会从中长出来。

虽然春天开始得很缓慢，踌躇不前，倒是有一股顽强的韧性始终让我觉得感动。最小最嫩的芽儿坚持它们的步调，穿出地面萌发生命，不过几个星期前，这片地面看起来好像永远长不出东西来了似的，现在这些嫩芽以柔克刚、令人惊叹。番红花跟雪花莲不会盛开太久，然而光是它们的出现，不管再怎么短暂，都是希望的前兆。从这些小小的生命开始，希望以几何速率繁衍增长。白日一天一天变长，风也变得暖和多了，世界又绿了起来。

在我个人的生命中，冬天转进春天之际，我不仅很难克服泥泞，也很难将这些小小新芽当成是更大的生命的前锋，除非看见很明确的结果，否则我很难感到有望。春天让我学到得更仔细地观察绿色枝干的生机：本能跟直觉搞不好是很大的顿悟，一个眼神或是一次接触可能会让冰封的关系融化，陌生人良善的举动可能会让这个世界再次变得富有人情味。

很难描绘出春天的饱满。晚春时百花齐放，耀眼夺目，倒像把自己丑化了，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情溢乎辞的诗人喜欢以它为题。不过，也许这些诗人有他们的道理。也许我们本该臣服于这样的灿烂，了解生命不是永远像在冬天的时候那样可以计算，有赏有罚，生命偶尔也当在纵情色彩跟丰收中度过。

晚春是自然界炫耀财富的盛宴，无需理由，也不管你用不用得着，特大放送，通通有礼—这一切只是为了单纯的喜悦。生命的赠礼在冬天似乎被抽得干干净净，现在又再次赐予。这又是另外一个矛盾，所有智慧传统皆知道：如果你获一赠礼，要维持其生气勃勃就不能巴着不放，而是要把它传下去。

当然，现实主义者会说，自然的浪荡荒淫总是有其实际的效果，他们或许是对的。不过自从我读了迪勒描述树木毫无节制地蔓长之后，我开始有了不同想法。她从精神层面下手，帮助我们了解一棵普普通通的树可能会有多么多余的设计—如果怀疑的话，她建议，下回你看到一棵树，试试做个实体模型就晓得。接着她又奚落现实主义者，「你是上帝，你要造一座森林，保留土壤养分，吸取太阳能，提供氧气。何不随便弄一片化学壤，绿绿的黏黏的什么就够了，岂不更简单？」56

秋天恣意播种，春天广为送礼，自然教我们稳健踏实的这一课：要确保生命的延续，就不能对生命恋恋不舍，而是要恣意花用。执著于底线跟生产力，时间和力气的效率，方法跟结果的理性关系，设定合理目标，以最短路径直线前进—这样下来，我们的努力搞不好反倒永远不可能有果实累累的一天，也永远看不见生命中盛开的春天。

我们是打什么时候开始误用最短路径57这个比喻的？蜜蜂在春天辛勤工作，飞到西又飞到东，跟花儿打情骂俏，跟牠们的命运开开玩笑。显然，蜜蜂既务实又多产，但没有什么科学能说服我，说牠们不是同时在玩乐。

　

要确保生命的延续，
就不能对生命恋恋不舍，而是要恣意花用。
执著于底线跟生产力，时间和力气的效率，
方法跟结果的理性关系，
我们的努力搞不好反倒永远不可能有果实累累的一天。

　

夏

我住的地方夏天的最大特色就是富裕。森林里多的是发育尚未完全的灌木，树上满是果实，野花野草遍布整片草地，田地尽是小麦谷物，花园长了小胡瓜，院落里可见杂草。跟春天的煽情相对一比，夏天是稳定的丰收，又是绿色又是琥珀色，这么多这么广，喂养我们的程度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多得多。

不过，自然也不一定总是这么富足。夏天里偶有洪水、干旱会摧毁谷物，威胁靠天吃饭的农人的性命，让他们难以生存。但是自然多半会带我们走过一段可靠的循环，有饥馑也有饱足，下一次的丰收终究会弥补这一年的歉收。

这个自然现象跟人性呈极大对比，人总是把长年歉收当成是生命的法则。日复一日，我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吃惊，因为我是那么容易相信我需要的东西已经短缺了。如果我储积财富，那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不够用；如果我跟别人争权夺力，那是因为我知道权力是有限的；如果我在人际关系中善妒，那是因为我知道若你拥有太多爱，一定会开始骗我。

甚至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还在跟歉收的假设搏斗。想不出其他点子、其他比喻、其他意象，或其他描绘手法，只好盯着空白页面发呆。回头评论自己写成的部分总是容易的，「看起来不是太好，不过我最好留着，搞不好接下来写不出更好的。」人很难相信可能性是没有底线的—只要再往下钻深点，就可以找到更多。

讽刺的是，拥抱歉收的假设所创造的，正是我们所恐惧的饥馑。我积藏物资，其他人就会不足，结果我自己永远也没有足够的时候。我爬上权力的顶端，其他人被我击败，我自己却永无感觉安全之时。如果我对所爱的人怀有妒意，只可能把那个人逼走。如果我固守写就的文字，仿佛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了，那么新的可能一定会干涸。我们害怕歉收，又接受它是自然法则，结果就更穷困，一意与他人争抢资源，好像我们被困在撒哈拉沙漠，只能靠仅有的绿洲生存似的。

在人类世界里，富足不会自动产生。当我们懂得要选择与群体一块庆祝分享我们的储粮，富足才能被创造出来。不管短缺的是金钱、爱情、权势或文字，生命的真实法则是，唯有相信其供应，并继续传递下去，原本似乎短缺的才会有被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可能。真正的富裕并不是从积累大量的食物、现金、影响力或是情感而来，而是归属于群体，把这些物品奉献给需要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需要时，再由他人那里得到这些物品。

有几次，我在大学校园里谈到群体对学术界的重要，因为我认为学术界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圈子之一。一回在这样的场合里，当我演讲完毕，观众席中一位先生起身，自称是「杰出的某某某某生物学主席」，然后开始他自命不凡的自我介绍，我还以为他对我的演讲内容有什么意见。不过他却接着说道，「当然我们得彼此学习群体共存。毕竟，这才是生物学的根本。」生物学这门过去为「适者生存」、「腥牙血爪」等令人焦虑的譬喻所驱使的领域，如今有了新的譬喻—共同体。灭绝当然不会因此就不存在，只是现在被解读成群体富足的遗产。

夏日还有一项真理，富足是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极其复杂的生态产物，部分为全体利益而运行，同时又靠全体来维系生命。共同体不只是创造富裕—它本身就是富裕。如果我们能从自然界习得这条等式，人类世界就可被转化。

　

当我们懂得要选择与群体一块庆祝分享我们的储粮，
富足才能被创造出来。
生命的真实法则是，
唯有相信其供应，并继续传递下去，
原本似乎短缺的才会有被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秋天、冬天、春天，这三季的允诺在夏天成真，每年的债务都以复息回偿。夏日当头，我们不太可能还记得自己曾经怀疑过自然界的进程，准备对死亡束手就缚，对新生命的力量信心尽失。夏天对于我们不够坚强的信仰是个很好的提醒——至少在这个季节里，我们要放弃所有焦虑图谋，将自己奉献给这个永恒不懈、充沛富足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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