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朱家安

若我们总是为了未来而活，那我们真的活过吗？

　　二○○七年的一个下午，几个朋友和我瘫在宜兰白米社区某家餐厅的扶手椅上，喝着早餐剩下的红茶。下午时段餐厅没营业，阳光斜斜穿过窗子，照亮长桌边边的一小角和地上的纸箱，没有人说话。纸箱里七零八落躺着胶膜封口的红茶和吸管、彩色笔和胶带。当时是某个营队活动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身为主办团队，我们在各种有的没的事情当中难得找到空档耍废。

　　这十几分钟的红茶时光应该不是我们在营队期间最有建设性的一段时间（应该啦），但却是我十几年后最记得的一段。当我边吐魂边把完稿交出，或者工作结束后在高铁上呆滞，往往会想起并怀念那个下午。身为靠写作和演讲维生的自由工作者，要把自己搞得像当时那样疲倦很容易，但要像当时那样能享受空档，却似乎很困难。

　　是什么改变了呢？

　　对现代人来说，忙碌好像是很好的事。我们从会说话以来就开始担心自己将来无法把时间换成钱，对于一些人来说，出社会之后你忙碌，代表你成功把很多时间换成钱，出社会之前你忙碌，代表你正在为上面那件事进行充足的准备。总之，让关心你的人知道你「很忙」，比起让他们认为你「整天没事做」更能带来宽慰和安心，知道你有在做些「正事」。

　　不过，我们是为了做这些正事来到这世界吗？特别是，包括加班在内，一天得做十个小时以上的正事？当然，所有东西都要代价，人类不可能耍废度日（除非人类的数量远小于现况，以至于光靠热带地区丰富的水果就能养活我们，到时候我们需要担心的就只有要把吊床绑在哪里才能晒到太阳又不会太热）。我们总得做些事情，来让食物工具娱乐用品等等东西长出来。

　　然而考虑到知识、科技和生产效率不断增加，照理来说，我们用于工作的时间应该会不断减少，因为我们可能只要过去的一半时间和资源，就能造出一样多的好东西，不是吗？还真的不是，现代人的工作时间一直都没有和科技进展等比例缩短的迹象，而且刚好相反的是：科技增加了人的工作能力，能把工作带着走，这反而让现代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现代人的上司有更多管道可以要求和监控现代人工作。一九三二年，哲学家罗素发表了著名的文章〈赋闲礼赞〉（In Praise of Idleness），主张在合理的世界里，人应该一天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然而在二○二一年，就算发现有人不管是在办公室、在通勤还是在度假，都得一边工作，你一点也不会意外。

现代生活如何让我们变得不会生活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十余年可能悠闲的退休时光，先辛苦工作四十年，这是划算的选择吗？在《人生４千个礼拜》里，作家奥利佛．柏克曼挑战这些理当至关重要，却受到现代社会排挤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这些现象不只是社会环境对我们享受生活造成阻碍而已，这些阻碍也让我们成为更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社会成功教会我们时间的宝贵和虚度光阴的愚蠢，但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在当下、享受现在，而是让我们更愿意用现在去换未来：拿童年玩乐的时间去换取好的高中，拿高中探索兴趣的时间去换好的大学，拿大学纯粹享受知识的时间去换更有前景的技术训练和执照。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过活，但这样过活的问题在于未来永远不会到来，而你永远无法享受现在。

　　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来自它能有效率地引导资源和人力，去开发和生产大家最想要的东西。照理来说，实施资本主义会增加人类整体福祉。若你现在没感受到这事情的发生，有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也增加了其他东西。在《哲学能做什么？》里，美国圣母大学的哲学家盖瑞‧葛汀（Gary Gutting）指出资本主义有两个不太对劲的特色。首先，资本主义底下的竞争并不会因为令人满意的产品充足供应就停止，毕竟好还有更好，便宜还有更便宜，特别是这攸关公司存亡的时候。再来，资本主义也催生了各种「赢法」，例如借由操弄大众的偏好：如果让你喜欢上我生产的东西，远比生产你本来喜欢的东西更便宜，那为什么不裁撤开发部门，把钱拿去做广告呢？

　　到了这个关头，当一个公司成功，这背后的原因已经不见得跟「开发和生产大家最想要的东西」有关了。资本主义活出了自己的生命，你要嘛扮演顾客，花钱满足资本主义替你制造的欲望，要嘛扮演劳工，花时间让上述事情成真，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算是为自己而活。

　　现代社会影响我们想要些什么，也影响我们想要自己是怎样的人。在《成功的反思》里，哈佛大学的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指出，当社会让我们有方便的标签来反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我们就容易把这些标签当成自己自我认同和生命成就的一部分，去追逐学历、收入和社会地位，好像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似的。

　　人类改变世界来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然而，我们用来改变世界的手段，最终也会改变我们自己。资本主义理想上能很有效率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不过当资本主义把效率用于操弄我们的欲望，这恐怕跟我们原来设想的不太一样。用天赋和努力来分配资源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当这些机制同时代言了人的价值，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些问题重要，因为它们都关乎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会想要怎样过活。

时间管理的悖论

　　在这本书里，作者柏克曼以「我们该如何度过有限的时间？」出发，谈的是同样全面的问题：身为现代人，如果你没工作你就惨了，但如果你有工作，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时间不够用。手上的工作做不完、真正想做的事情永远轮不到自己去做，这是许多现代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养活了一整个「时间管理」、「自我专案管理」产业，包括一堆畅销书和各种课程、咨询服务。

　　这些书籍和课程能让我们更有效率地使用时间吗？或许吧，不过柏克曼指出，就算如此，这也完全走错方向，因为现代社会有种特性，让你的时间不可能够用：假设劳工自我培力之后，能以一半的时间完成过去的工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大部分的人力市场里，这些老实的劳工就会被要求完成双倍的工作。你增加的绩效会被不有效的奖赏机制忽视，或是因为所有人都努力增加了绩效而被抵销。绩效的增加当然为公司带来了获利，但你要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才能让这些获利反映在自己的待遇上。

　　在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的能力增加，只代表他接下来得做更多事情，柏克曼举的例子包括：洗衣机和吸尘器等清洁工具的发明，并没有让家庭主妇在清洁方面更省事，因为随着清洁环境的成本下降，社会对于环境应该要有多干净的标准也随之提高。另一个书中案例是email和各种文书软体，这些工具的通行增加了上班族的工作能力和效率，然而，要是你是老板，你发现员工现在能在一定时间内做更多事，你会让他们提早下班，还是叫他们做更多事呢？挡在我们和好日子之间的东西，是一个时间管理的悖论：当你愈会管理时间，你就需要愈多时间去做更多事。

　　我们担心时间不够，但提升运用时间的能力显然不是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特别是，当我们一面担心，一面用当下的时间兑现未来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你觉得自己应该做完的事情，真的都是你有理由做的事情吗？还是说，只是社会压力和规则让你有这种错觉？

　　这些讨论不只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为何工作，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何谓耍废。近年中国年轻人兴起「躺平」运动：在克尽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的情况下，停止努力打拚，接受最低生活水准来过日子。一般认为「躺平」是在对抗财富严重不均、没有流动希望的社会，但若你用柏克曼提供的眼镜重新观看，或许会发现：要把握当下，你得先躺下。

（《哲学哲学鸡蛋糕》作者）

广义的时间管理，理应是每个人关切的重要事项，可以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时间管理。

　　人类的平均寿命短到离谱，少到吓人，小器到不给面子。比一比你就懂我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现代人类出现在至少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平原，而科学家推测，生命未来将以某种形式再延续十五亿年以上，直到日益增强的太阳热度夺走最后一个有机体的性命。而你呢？假设你活到八十岁好了，那么你大约有四千个星期可活。

　　当然，你可能很幸运，活到了九十岁，那么你大约有四千七百个礼拜。你也可能和珍妮．卡尔芒（Jeanne Calment）一样超级幸运。这位法国女性一九九七年过世时，据说享嵩寿一百二十二岁，成为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人士。1卡尔芒记得自己见过梵谷，她主要的印象是这位十九世纪的绘画大师酒气冲天。此外，第一个成功复制的哺乳类动物桃莉羊在一九九六年诞生时，卡尔芒也得以成为见证人。生物学家预测，与卡尔芒相去不远的寿命，很快就会成为常态。2然而，即便高寿如卡尔芒，她依旧只在世间待了大约六千四百个星期。

　　以这样的惊人对比来谈寿命，就知道为什么从古希腊哲人到今日的哲学家，向来把人生苦短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上天让我们的心智有办法制定几乎是无远弗届的远大计划，但实际上根本没时间付诸行动。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在后世将标题定为《论生命之短暂》（On the Shortness of Life）的书信中，感慨道：「这段交到我们手中的时间匆匆流逝。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部分的人终于感到准备好要开始活的时候，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刻。」3我第一次算出四千礼拜这个数字时，脑中一阵晕眩，但一回过神就开始骚扰朋友，要他们猜一般人可以活多久，而且不能做任何心算，要不假思索直接猜。有一位朋友的答案是六位数，而我感到有必要向她指出，即便是相当保守的六位数字，例如三十一万个星期，大约已经等同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苏美人以来，所有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当代哲学家汤玛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曾经写道，几乎以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随时会向生命道别。」4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广义的时间管理，理应是每个人关切的重要事项，可以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时间管理。然而，如同时间管理更时髦的兄弟「生产力」，现代所谓「时间管理学」的定义十分狭隘，主要谈如何日理万机，拟定完美的晨间流程，或是在周日煮一堆东西，一次搞定一整个星期的晚餐。这些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重要性，但不是人生的全部。这个世界处处充满惊喜，却很少有生产力大师认为，我们疯狂地做一大堆事，最终的目的是体验到更多人生的喜悦。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加速冲向灾难，我们的文明生活已经进入疯狂阶段，疫情瘫痪了社会，地球这颗行星愈来愈炎热，但如果你想找到一套时间管理系统协助你和同胞齐心协力，有效解决目前的事件或环境的命运，那就祝你好运了。你可能会以为，至少会有几本讲生产力的书，认真看待人生短暂的严肃事实，而不是假装可以忽略这件事，但是你猜错了。

　　因此，本书试图找回平衡，看看我们能否发现或重拾某种思考时间的方式，好好解决自己面对的真实情境：我们拥有的四千礼拜的寿命短到令人发指，但仍然充满光明灿烂的可能性。

输送带人生

　　当然，从某方面来讲，今日已经不需要有人提醒时间不够用。我们的心思全放在爆满的电子信箱与冗长的待办事项，心怀罪恶感，老觉得应该再多完成一点事情。我们和愚公一样努力移山，而且移的不只一座（你怎么知道人们感到很忙？这种事就和你如何知道某个人吃素一样：别担心，他们会告诉你）。民调一再显示，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时间压力；5然而在二〇一三年，荷兰学术团队所做的研究，6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性：这类说我们很忙的民调，可能还低估了这场忙碌流行病的传染规模，因为极度忙碌的人士过分焦头烂额，没空接受民调。随着近日零工经济成长，忙碌被重新定义成「复业」（hustle）——无止境的工作不再是必须忍耐再忍耐的重担，而是令人振奋的生活方式选项，值得在社群媒体上炫耀一番。然而事实上，复业其实是极致的新瓶装旧酒：压力逼得我们把永远在膨胀的活动量，塞进每天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多出一分一秒的二十四小时。

　　然而，哀号很忙只不过是开端。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他五花八门的抱怨，其实也是在抱怨时间有限。我们每天都得抗拒网路上令人分心的事物，惊觉能维持专注力的时间大幅缩短，即便是从小就爱看书的我们，如今才读了一段文字，就忍不住想伸手拿手机。这种现象令人忧心忡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代表我们未能善用原本就不多的光阴供应（如果晨间时光的供应是无限的，浪费一个早上滑脸书，就不会让人那么想掐死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你遇上的问题不是过分忙碌而是不够充实，在无聊的工作里日益倦怠，或是想就业也找不到工作。相较于人生苦短，工作不顺远远更令人沮丧，因为你正在以不想要的方式，消耗自己有限的时间。这年头最糟糕的发展，甚至也能间接以我们时间有限这个基本事实来解释。举例来说，在YouTube影片的煽风点火下，出现了极度分裂的政党支持者与激进的恐怖分子。起因是我们的时间与注意力相当有限，也因此很宝贵，7社群媒体公司有动机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什么社群媒体要让用户观看保证会群情激愤的内容，而不是无聊的正确事实。

　　此外，人类有一堆永不过时的烦恼，例如：挑选结婚对象、要不要生小孩、要追求哪一条职业道路。如果我们可以活个几千年，那种事令人苦恼的程度就会大幅降低，因为时间很充裕，你可以花个数十年，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尝试看看。再者，我们的时间烦恼目录，不能不加上一个令人警觉的现象：三十岁以上的人都熟悉那种感觉，年纪愈大，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就愈快，而且是稳定加速中。依据七、八十岁人士的说法，几个月感觉简直只有几分钟而已。很难想像比这更残酷的命运安排：我们的四千个礼拜不只是持续减少，而是剩得愈少，时间消逝的速度感觉就愈快。

　　如果说我们跟手中有限的时间，关系向来紧张，近日发生的事件更是带我们来到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在二〇二〇年让我们面临封城，日常事务被打断。许多人谈到时间完全被打乱，感到不知所措。日子不知怎么地好像一下子飞逝，但也永远过不完。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每个人身处不同的世界：有工作、家中又有幼儿的人，时间根本不够用；休无薪假或无业的人士则时间太多。此外，大家开始在不固定的时间工作，在家窝在发光笔电前，脱离白天与夜晚的循环，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医院与快递货仓待命。感觉上，未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人困在精神科医师所说的「新型的永恒当下」，8处在焦虑的混沌状态，不停查看社群媒体，中间穿插一下Zoom视讯与失眠，无法制定任何有意义的计划，甚至无法明确描绘出下星期结束后的生活。

　　对许多人来讲，一切的一切让不善于管理有限的时间，变得特别令人沮丧。我们努力让时间发挥最大效益，但除了没成功不说，甚至一再雪上加霜。最近几年，我们被活出百分之百全效生活的建议给淹没，市面上的书籍鼓励我们做到《极度生产力》（Extreme Productivity，译注：中译本书名为《时间，愈用愈有价值》），《一周只需要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中译本书名为《一周工作4小时》），还要《更聪明、更快、更好》（Smarter Faster Better，中译本书名为《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五花八门的网站要我们化身为「生活骇客」，好让完成日常事务的时间能少个几秒钟（「生活骇客」一词本身就是古怪的建议，仿佛你的人生顶多称得上某种老是出错的装置，需要加以调整，不再处于未达最佳运转的状态）。各式各样的app与穿戴式装置，再加上Soylent等代餐饮料，让你不必浪费时间吃正餐，协助你工作时获得最大的工作报酬，运动时获得最大的运动报酬，就连睡觉都能发挥最大的益处。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与服务，主要的卖点也是协助你达成被广为称赞的目标：从你的时间中挤出最大效益。

　　问题不在于这些技巧与产品没用。它们确实有用。你可以完成更多事，赶去开更多会，送孩子去更多课后活动，替你的雇主赚更多钱。然而矛盾的是，成功后，我们得到的只有感到更忙碌、更焦虑，某方面来讲还更空虚。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9谈到现代世界的时间，感觉就像是永远不会停下的输送带，我们一送出完成的工作，就会冒出新工作。所谓变得「更有生产力」，似乎只会加快输送带的运转速度，动作不快点就完了：全面感到深沉的倦怠是今日的常态现象，特征是无力完成基本的日常事务，年轻成人的受害程度尤其深。套用千禧社会评论家麦尔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的话来讲：「这个世代的人是被精密打造的工具。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塑造成一流的精实生产机器。」10他们身上笼罩着无力的疲惫感。

　　时间有一个面向令人抓狂，但大部分的管理建议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时间有如不受控的幼儿：你愈想控制，要时间照你说的话去做，它就愈是从你手中逃脱。想一想所有意图协助我们战胜时间的科技：按照任何合理的逻辑来看，在一个有洗碗机、微波炉与喷射引擎的世界，我们省下了无数小时，理应感到时间变得更充裕、游刃有余才对，但这不是任何人的实际感受。生活的步调变快，每个人愈来愈没耐性。不晓得为什么，在微波炉前等个两分钟，比用烤箱烤东西两小时更烦人。花十秒钟等网页龟速下载，令人跳脚的程度，也超过花三天等待相同的内容以纸本形式寄达。

　　我们增加工作生产力的努力，很多也同样弄巧成拙。几年前，我因为被电子邮件淹没，成功安装一个叫「清空收件匣」（Inbox Zero）的系统，但很快就发现，我回信变得超有效率之后，只会冒出数量更庞大的电子邮件。暴增的邮件搞得我感到更忙碌，因此我买了时间管理大师大卫‧艾伦（David Allen）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一书。艾伦在书中提出的保证很吸引我：「就算你的待办事项多到令人喘不过气，你依旧可以头脑清醒，生产力十足」，11并维持「武术家所谓『心静如水』的状态」。12然而，我未能体会艾伦更深层的暗示：你永远会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我着手试着完成不可能的工作量。事实上，我迅速完成待办事项的能力还真的增强了，但结果是更多工作神奇地冒出来（这其实不是魔法，只是简单的心理学外加资本主义。后文会再谈到）。

　　前人完全没料到未来会是这种面貌。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九三〇年的「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那场演讲提出著名的预言：由于富裕程度增加，科技进步，在一世纪内，再也没人需要一星期工作十五小时以上。未来的挑战将是如何充实我们所有新到手的空档，却不至于闲到发疯。「自有人类以来，史上第一次，」凯因斯告诉听众：「人们将面对一个真正、永恒的问题：不再有迫切的经济压力之后，该如何利用这份自由。」13然而，凯因斯预言失准，民众赚到足够的钱满足需求后，只会找到新的需求，渴望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不曾赶上隔壁令人羡慕的邻居，因为眼看即将追上时，又找到过得更好、想要模仿的新对象。于是乎，每个人汲汲营营，追名逐利，忙碌很快就成为身分地位的象征。但这一听就是荒谬透顶的事，因为几乎在整个人类史上，有钱的重点，就是不必再被工作追着跑。此外，富人的忙碌会传染，因为对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极度有效的赚钱方法，就是改善公司与产业的效率，削减成本。这对下层民众来说，生活益发没保障，被迫更努力地工作，但也仅能糊口而已。

完成错误的事

　　现在我们要看事情的核心，进入更深层、更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受：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就连生活相对富裕的人，也很少感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感到时间理应花在能带来满足感的重要事务，即便那些事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不出具体答案。反正重点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我们把时间都拿来做其他事情。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以各种形式冒出来，例如我们渴望投身崇高的目标，直觉感受到自己身处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世上有那么多苦难需要你挺身而出，不能只是整天吃喝玩乐。然而，我们的沮丧也来自为了谋生，白天必须工作，才能换得一丁点宝贵的零碎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此外，你很想利用活在世上的短暂时间，多和孩子相处，接近大自然，或者至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通勤上。环保人士与心灵作家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成长于一九七〇年代物质不虞匮乏的美国。他回忆儿时第一次感到我们使用时间的方法，有着基本的「错误」：

　　就我所知，生活理应比这更快乐、更真实、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应该要更美丽才对。我们不该痛恨星期一，每天期待着周末与假日快点来临。我们不该举手才能去尿尿，也不该在晴朗的日子里被关在屋内，日复一日。14

　　此外，我们尝试提振生产力的结果，只是加重了这种错误感。我们的努力似乎带来反效果，把真正重要的事愈推愈远。我们每天试着「解决」要做的事，好让它们「不再挡路」，最后把心思放在未来，等着终于有一天能去做真正重要的事，而在那个「有一天」出现之前，我们担心自己不够好、冲劲不够、精力不足，跟不上今日令人眼花撩乱、高速的生活步调。散文家玛莉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写道：「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无趣的庸庸碌碌。」15她观察到许多人的人生，就是「让我们自己和小孩做好准备，成为工具，为了虚无飘渺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到头来什么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努力跟上每一件事，我们的努力或许最终符合某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工时更长，把增加的收入拿去买更多消费性产品，就此成为经济机器中更理想的齿轮。然而，汲汲营营无法带来平静的心灵，也无法让我们挪出更多的有限时间，用在自己最在乎的人事物上。

　　本书的确又是一本谈善用时间的书，但宗旨是我们所知的时间管理大惨败，我们需要停止假装那些方法有用。在史上这个迷茫时刻，时间令人感到极度不安，但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可以在这个绝佳的时间点，重新思考我们与时间的关系。过往的先圣先贤面临过相同的挑战，若把他们当年的智慧应用在今日，某些事实将更加明摆在眼前。生产力是一个陷阱。增加效率只会使你忙得更不可开交。试图清理桌面，只会让堆积如山的工作，以更快的速度再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论「工作与生活平衡」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曾有人做到。你也绝不可能靠着模仿「成功人士在早上七点前完成的六件事」就办到。事事尽在掌控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电子邮件洪水被挡下；待办清单不再变长；所有工作上该做的事、家庭生活的责任，你都办到了；没人气你赶不上最后期限或搞砸事情；你成为百分之百的一流高效人士，终于可以活出真正的人生——这一切只是传说。我们要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办不到：这一切的一切永远不会发生。

　　但你知道吗？这其实是天大的好消息。

第 1 部

选 择 去 选 择

１ 接受人生有限

每小时、每星期、每一年，就像是这条输送带传送的纸箱。如果要感到妥善利用了时间，那么纸箱经过面前时，我们必须装满它们。

　　我们真正碰上的问题，不在于人生在世、时间有限。真正的问题，或者我希望让各位明白的是，我们无意间承袭了一套有问题的想法，压力十足，感到必须按照那种讲法来利用有限的时间，但几乎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如果要了解我们是如何陷入今日的窘境，找出如何才能逃脱，与时间建立更理想的关系，我们必须倒转时钟，回到时钟尚未问世的年代。

　　整体而言，你绝对应该庆幸自己不是英格兰中世纪早期的农奴，因为首先你能活到成年的机率将大减；而且就算没有早夭，前方的人生大概只能用奴隶生活来形容。你必须拚死拚活地耕田，待在领主恩准你居住的地方，交换条件是你必须交出辛苦劳动后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或是你从那块地获得的收入。教堂也会定期要求你捐献，而你因为害怕在地狱里永世不得超生，不得不从命。天黑时，你回到一共就一间房的小屋里，全家挤在一起（家人和你一样很少洗澡刷牙）。跟你们挤在一起的，还有你家的猪啊鸡啊。你晚上把牲畜与家禽带进屋内，因为那个年代的森林里，还有四处游荡的棕熊和野狼，天黑后待在户外的一切动物都是牠们的美食。常伴你左右的还有疾病，包括绝不陌生的麻疹、流行性感冒、鼠疫，以及圣安东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那是一种发霉谷物引发的食物中毒，患者会神经错乱，感到皮肤起火燃烧，被看不见的牙齿啃噬着。1

时间表问世前的时间

　　不过，你几乎绝对不会碰上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即便在你最累的一天，你八成不会想到自己「有太多事要做」，动作得快一点。你也不会想到生活的脚步太匆忙，更别提什么工作与生活失衡。同样地，在清闲一点的日子，你也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此外，尽管死亡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英年早逝的比例远高过今日，时间并未令人感到是有限的供应。你不会感到有压力，需要想办法「节省」时间，也不会因为浪费时间而有罪恶感：如果你打完谷后，午后休息一下，到村里的公共草地看斗鸡，不会觉得是在「工作时间」偷懒。这一切不是因为从前的步调比较慢，也不是因为中世纪农奴比较悠闲、听天由命。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原因其实是中世纪的人们压根儿没感到时间是抽象的实体——没把它当成一种东西。

　　如果你感到这句话令人一头雾水，那是因为我们现代思考时间的方式深植人心，我们甚至忘记那是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就像寓言故事里的鱼，不知道什么是水，因为平日完全被水包围。然而，要是拉开一点心理距离，就会发现我们的观点相当奇特。我们想像时间是某种独立于我们、独立于周遭世界的东西。套用美国文化批评家孟福德（Lewis Mumford）的话来讲，时间是「一种能以数学计算顺序的独立世界」。2要了解孟福德在说什么，先想一想几个与时间有关的问题，例如：你要如何规画明天下午？你过去一年完成了什么？你在不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脑中大概首先会浮现日历、刻度、卷尺、钟面上的数字等画面，或是某种比较朦胧的抽象时间轴。接下来，你会把这个想像中的测量工具当成准绳，开始计算并判断你实际的生活，在脑中把要做的事放进这条时间轴。刚才提到人类学家霍尔把时间描绘成我们必须不断应付的输送带，他其实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每小时、每星期、每一年，就像是这条输送带传送的纸箱。如果要感到妥善利用了时间，那么纸箱经过面前时，我们必须装满它们。有太多事情要做，无法轻松塞进纸箱时，我们感到心情不佳、忙碌不堪；事情太少则觉得无聊。如果跟上不断经过眼前的纸箱速度，我们会庆幸「一切在掌握之中」，没浪费人生；万一让太多纸箱没装东西就过去，我们则感到浪费了纸箱。要是把标着「工作时间」的纸箱用在休闲用途上，我们的雇主更是会跳脚（他们可是替这些纸箱付了钱；这些纸箱属于他们！）。

　　中世纪的农夫根本没有理由采纳如此莫名其妙的时间概念。劳动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的长短要看季节，没必要把时间想成某种和生活脱钩的抽象事物：母牛需要挤奶时，你挤奶。收获的季节到了，你采收作物。任何人要是试图强加外在的时间表，例如一天就挤完一个月的牛奶，一次解决挤奶这件工作，或是试图揠苗助长，早点收成，绝对会被当成疯子。此外，你也不会心急如焚地想要「做完每一件事」，因为农人的工作永无止境：永远会有下一次要挤的奶、下一次要收成的庄稼，生生不息，没必要急着抵达某个预设的完成时刻。历史学家称这种生活方式为「工作导向」（task orientation），因为生活的节奏是有机的，工作本身自有规律，而不是安排在某条抽象的时间轴上，那种作法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第二天性（我们很容易把中世纪想成步调慢吞吞的生活，但准确来讲，对中世纪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的「生活步调慢」，实在是一种不具意义的概念。跟什么来比算慢？）。在没有时钟的年代，如果要解释某件事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唯一的选择就是拿具体的活动来比较。比如说，中世纪的人们会讲，某件事花了「求主垂怜的时间」（Miserere whyle），3意思是念完圣经诗篇第五十篇〈求主垂怜〉大概需要的时间；你也可以说「尿完一泡尿的时间」，这种算法就不需要我解释了。

　　你可以想像这样的生活方式带来亘古的体验，甚至可说是充满了魔力。尽管农奴过着贫病交迫的人生，他们感受到周遭世界带有令人敬畏的光明面，不会烦恼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而是强烈意识到万事鲜活的一面，感受到永恒。现代的方济会神父罗尔（Richard Rohr）称之为「活在深层的时间里」（living in deep time）。4黄昏时，中世纪居民可以感觉林中除了有大熊与野狼出没，还有精灵在低语；他们犁田时，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滴小水珠，多代之前的祖先仍活在他们心中，几乎就像他们的子女还活生生地存在着。我们能有一定的信心指出前人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我们今日依旧会偶遇活在深层时间的孤岛。套用作家盖瑞．艾伯勒（Gary Eberle）的话来讲，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掉进「一个万事俱足的世界，不必试图填补心中或世上的空虚」。5隔开我们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模糊起来，时间仿佛凝结了。「当然，时钟并未停下。」6艾伯勒写道：「但我们不会听见滴答的声响。」

　　有的人在祷告、冥想或是置身于壮丽景色时，也会进入这种状态；还有，我相当确定我还在学走路的儿子，整个婴儿期都处于这种状态，现在才开始脱离（我们强迫婴儿接受时间表之前，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工作导向」生物。这一点加上睡眠剥夺，可以解释新生儿在出生头几个月经历的与世隔绝：不论喜不喜欢，你从时钟时间被拖入了深层时间）。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曾于一九二五年造访肯亚，在破晓的第一束光升起时徒步旅行，他也突然掉进没有时间的世界：

　　我们站在这片辽阔草原的一座低矮山丘上，壮阔景象在眼前展开。地平线的最边缘处是数量惊人的兽群。瞪羚、羚羊、牛羚、斑马、疣猪，牠们一边低头吃草，一边像慢速的河流缓缓向前流动。四周悄然无声，偶尔有几声猛禽的哀鸣划破宁静。这是永恒开端的平和状态，世界向来如此，处于非存在（non-being）的状态……我走开，远离同伴，直到他们消失在视线里，然后好好品尝完全一个人的独处滋味。7

永恒的终结

　　不过，很少去思考抽象的时间概念，有一个重大的坏处，那就是你能完成的事严重受限。你可以当个小农，按四季的更迭安排行程，但除了当个小农（或婴儿），其他的事你办不太到。一旦你需要协调的不只是一、两个人的行动，你必须以众人都同意的可靠方式来计算时间。世上的第一台机械钟，咸信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被发明出来的，而发明人是中世纪的修士。修士天还没亮就开始早祷，因此需要有办法让全修道院的人在规定的时刻醒来（最早的策略包括指派一名修士彻夜保持清醒，观察星象，但这个方法只适用于万里无云的夜晚，外加值班的修士没有不小心睡着）。以这样的方式让时间标准化之后，时间变得一目了然，人们不免开始把时间想成抽象事物，独立存在，独立于我们花时间从事的特定活动之外；「时间」是随着钟面上的指针移动、滴答消失的东西。蒸汽机一般被视为工业革命的起点；但如同孟福德在一九三四年的巨著《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谈到，要是少了时钟，工业革命大概也不会发生。到了一七〇〇年代晚期，乡间的农人涌进英格兰的城市，在制造厂与工厂找工作。每间厂房都需要协调数百名人力，让工人在固定时间工作，并且不断轮班，好让机器持续运转。

　　以抽象的方式思考时间后，自然会开始把时间视为一种资源，如同煤铁或其他原料一样可以买卖，尽量以有效的方式运用。从前的劳工能领多少报酬，算法是定义模糊的「一天的工作量」，或按件计酬：每堆好一捆干草、杀好一只猪，可以领多少钱。然而渐渐地，更常见的工资计算方式是看时数。工厂老板如果有效运用工人的工时，尽可能从每名雇员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力，获利将高过没这么做的雇主。一些脾气不佳的实业家，于是开始感到工人要是没拚命干活，等于干下了偷窃的勾当。「各式各样的下流胚子从我身上讹钱。」8英格兰德罕郡的钢铁大王寇劳利（Ambrose Crowley），在一七九〇年代的备忘录上，写下忿忿不平的抱怨。寇劳利宣布扣工钱的新政策：以后谁要是把时间花在「抽烟、唱歌、念新闻、吵架、争论，做任何与本人的事业无关的事，〔或是〕以任何方式偷懒」，全都不能算进工时。从寇劳利的角度来看，懒散的雇工是小偷，违规拿走时间输送带上的纸箱。

　　如同孟福德有时暗示的那样，你不必相信今日跟时间有关的所有问题，时钟都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我也绝不会主张回归中世纪农奴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已经踏入另一个世界。在时钟发明以前，时间只是让生活开展的媒介，时间组成了生活。时钟发明之后，一旦「时间」与「生活」在多数人心中变成分开的两件事，时间就变成你利用的东西。此一转变，构成所有现代特有的做事方法的先决条件，时间令今日的我们感到烦恼。时间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后，你开始感觉有压力，外力与你心中的声音都在叫你善用时间。你感到浪费时间时，斥责自己。你面对过多的要求时，很容易以为唯一的答案，就是以更好的方式利用时间，解决办法是增加效率，更大力地鞭策自己，或是花更多的时间工作，仿佛你是一台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而不去问那些要求本身是否合理。一心二用成为诱人的选项。同样的时间长度，改成一次做两件事。德国哲学家尼采率先注意到这个现象：「人们用手上的表来思考。」尼采在一八八七年的随笔中抱怨：「他们甚至一边吃午餐，一边阅读最新的股市消息。」9此外，你更直觉地把对于人生的看法套进假想的未来。你因此感到焦虑，不知道会不会得偿所愿。很快地，你感到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你如何运用时间：时间不再只是你悠游其中的水，而是一种如果你不想要感觉罪恶、惊慌或被压垮，就必须加以主导或操控的东西。前几天抵达我书桌的一本书，

　　书名精彩地总结了这一切：《掌控时间，你就掌控了生活》（Master Your Time, Master Your Life）。10

　　这种看待时间的态度有个基本问题，它带来了一场陷阱游戏：你永远不可能感到做得够多。我们过生活的方式，不是简单让生活随着时间开展（你可以说，时间本身就是存在）。我们很难不去判定每个时刻的价值，而主要的依据是看有没有帮上某个未来目标的忙，或是协助你抵达一旦工作终于「不再挡路后」，你希望能好好喘口气的未来绿洲。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很合理，尤其是处于高度竞争的经济形势中，不想被淘汰的话，就得随时以最明智的方式运用时间（这种想法也反映我们大部分人接受的教育：未来利益的重要性，高过眼前的享乐）。然而，一切的努力终将出现反效果。我们脱离了当下，我们的生活永远在想着未来，担心事情会不会顺利发展。我们感受每一件事的方式是期待日后会出现的好处，因此终日惶惶不安，更不可能体验到「深层时间」。那种时间不存在的感受要出现，前提是忘掉抽象的测量标准，再次沉浸在鲜活的现实世界。

　　孟福德写道，随着这种现代心态成为主流，「永恒逐渐不再是人类行为的基准与焦点。」11永恒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独裁的时钟、时刻表与Google日历的提醒；以及作家罗宾逊所说的「无趣的庸庸碌碌」，你永远感到应该再多做一点。试图掌控时间的问题，在于最终是时间掌控了你。

告解时刻：我自己其实就是生产力狂

　　后文将探讨如何以更合理的方式理解时间，顺便提供达成此一目标的实用工具箱。本书的概念取自哲学家、心理学家与精神导师的思想，他们全都不赞同刻意主导时间或战胜时间。我认为他们的看法勾勒出更有意义的宁静生活——如果你想长期维持生产力，那反而是更理想的作法。不过，我可没自称是这方面的大师：我花了好多年试图掌控时间，却不断失败。事实上，和我同类的人症状特别明显，我是所谓的「生产力狂」。你知道那种人吗，有的人不是会对健身、时尚、攀岩或诗歌特别狂热吗？生产力狂则是热中于划掉待办清单上的事项，因此和其他的「某某狂」差不多，只不过可悲的程度是无限多倍。

　　我的「清空收件匣」冒险只是冰山一角。我浪费了无数小时（以及为数不小的一笔钱，主要拿去购买高级笔记本和彩色笔），原因是我相信只要找到正确的时间管理方式，养成正确习惯，加上足够自律，我就能一劳永逸，打赢这场时间的战役（我之所以能沉溺于这种幻觉，原因是我每星期负责撰写主题是「生产力」的报纸专栏，有借口实验新技巧，号称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我有如刚好是品酒专家的酒鬼）。有一次，我试着把每一天全部划分成十五分钟；另一次，我用厨房计时器，严格执行一口气工作二十五分钟，休息五分钟，接着再工作二十五分钟（这个方法的正式名称是「番茄工作法」〔Pomodoro Technique〕，网路上有狂热的信徒）。我在清单上把事情分成Ａ、Ｂ、Ｃ三种重要性（猜猜我有多少机会完成清单Ｂ和清单Ｃ上的事？）。我试着让日常行为配合目标，也让目标配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运用此类技巧，经常让我感到自己即将进入天下太平的黄金岁月，专心发挥生产力，从事有意义的活动。然而，那一天不曾降临，我只是变得压力更大、更不快乐。

　　我还记得二〇一四年一个冬日早晨，我人在布鲁克林离家不远处，坐在公园椅上，比平日还更焦虑尚未完成的工作量，但我突然间顿悟，这一切永远不会发挥效用的。我永远无法成功拥有足够的效率与自律程度，不论再怎么努力，我也不会感受到每件事尽在掌握，尽完人生所有的义务，不必再担心未来。讽刺的是，明白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我永远无法抵达宁静的天堂后，我立刻感到安心多了（毕竟，一旦你相信自己尝试的事不可能办到，就很难再因为失败而自责）。不过，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方法都注定失败，我试图利用那些方法，让自己感觉掌握住永远遥不可及的生活。

　　虽然大多数时候我浑然不觉，但生产力之所以令我着迷，其实源自隐藏的情绪议题。首先，我得以对抗现代工作世界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我以为只要我能做到每一位编辑的每一项要求，同时私底下发展好几项副业，或许终有一天，我能感到职业生涯与财务都获得了保障。不过，忙翻天也让我不必去想一些可怕的问题，例如我的人生到底在干什么，或许我需要做出重大转变，但只要我能完成够多的工作，我的潜意识似乎就认定不需要追根究柢，而不去问我的自我价值大都来自工作是否健康。只要眼看着能掌控时间，我就不必去想人生真正要我做的事，有可能是放弃对于操控的渴望，勇敢跳进未知的领域。以我来讲，这代表我必须进入长期的关系，决定和妻子尝试组成家庭，而我显然不是靠着任何完成事情的技巧，做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先前我宁愿想像，终有一天我能让自己「最佳化」，成为最优秀的人，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不会害怕，进度完全操之在我，而我不想接受那样的一天永远不会出现。然而事实上，你无法去除恐惧的部分，而且真相是感到恐惧其实不会怎么样。

　　不过（别担心！），这里就不继续唠叨我的个人烦恼了。我碰上的特定问题，背后其实有着世人共通的真相：大部分的人以某种方式耗费很多力气，试图避免完整感受自己身处的现实。要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或者是否该放弃某些事物，心中便会萌生焦虑。我们不想要那种不安，不想在感情里受伤，不想要事业失败，不想接受这辈子永远无法讨好父母，改变不了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此外，我们更不想碰上生老病死。每个人不愿碰触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核心问题都是相同的：我们只想当鸵鸟，不肯接受事情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有缺憾，也免不了脆弱，朝生暮死，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套用心理治疗师布鲁斯‧蒂夫特（Bruce Tift）的话，我们在心中抗拒事情就是这样，好让「自己不必在清醒的状态下，经历有如幽闭恐惧症的感受，被现实困住、禁锢、无能为力」。12传统的心理分析把这种在痛苦的现实束缚中挣扎的现象，称为「精神官能症」。从工作狂、承诺恐惧症、共依存症到慢性害羞（chronic shyness），精神官能症以无数的形式显现。

　　我们与时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主要也源自于我们努力避开现实令人痛苦的束缚。我们努力增加生产力的策略，大都只让事情雪上加霜，因为那些方法实际上只会让我们进一步逃避，毕竟要面对你的时间多么有限很是痛苦。面对的意思是不免必须做出困难的抉择：你没有时间做你曾经梦想做的所有事情。此外，即便是手上确实拥有的有限时间，你能掌控的程度也有限，而接受这件事同样令人痛苦：你可能就是没那个力气、没那个才华，或是缺乏其他好好扮演你认为该扮演的所有角色所需的资源。我们因此不去面对自己的局限，采取回避的策略，继续努力感觉世上没有极限：我们更加努力地鞭策自己、追逐工作与生活能完美平衡的幻想；我们执行那些承诺替每件事挪出时间的时间管理制度，如此一来便不必做出困难的选择。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拖拖拉拉。拖延也是一种让自己持续感到完整掌控生活的手段：碰上挑战性十足的计划时，拖延显然可以让你免于经历失败带来的挫折感，毕竟你连开始都没开始。我们靠忙碌让自己昏头，利用分心来麻痹情绪。（「我们想也不想就一股脑投入日常工作的力道，超过维持生活所需的程度。」尼采写道：「因为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自己没空，没时间停下来思考。匆忙度日是共通现象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在逃离自己。」）13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强行制定计划，因为另一条路，就是面对我们实际掌控未来的能力非常有限。此外，多数人执着于掌控时间的原因，其实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我们文化的理想是，光靠你一人就能掌控自己的时间表，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间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要面对的真相太吓人了：不论是踏入婚姻、生儿育女、做生意或从政，几乎每一件值得做的事，都必须与他人合作，让自己暴露于人际关系带来的情绪不确定性之中。

　　然而，否认现实永远行不通。你或许确实能立刻松一口气，继续想着在未来的某一天，终于感到一切尽在掌控。然而，否认现实甚至无法令你感到自己已经做得够多

　　——你已经足够了，因为「足够」被定义成某种人类办不到的无限掌控。没完没了的努力引发更多的焦虑，更加感受不到生活圆满。举例来说，你愈相信自己能成功「找到时间做每一件事」，你自然会答应接下更多工作，愈不觉得有必要质疑你揽下的新任务是否真的值得挪出时间做。你的日子不免充满更多你不是特别重视的活动。你愈心急，催不了的工作（或幼儿）就愈让人沮丧；你愈是硬性规画未来，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愈是让你焦虑程度上升，而无法确定的东西永远很多。此外，你愈能够全权掌控自己的时间，也代表你愈孤单。前述的一切所解释的现象，或许可以称为「局限的矛盾」（paradox of limitation）。这种现象贯穿每一件事：你愈试图管理时间，渴望感到一切操之在己，摆脱人生在世不免碰上的不如意时刻，你的人生就愈是加倍感受到压力、空虚与沮丧。相反地，你愈能够面对人生有其局限，想办法配合而不是反抗的话，生活就更加充满生产力、意义与喜悦。我认为焦虑感不可能有完全消失的一天；我们甚至连接受自身有局限的能力也有限，但无论如何，我发现其他所有的时间管理技巧，有效的程度还不到直接面对事实的一半。

现实吹来的寒风

　　从实务面来讲，接受人生时间有限的意思就是在你安排一天行程时，心中明白绝不可能有时间做自己想做或别人要你做的每一件事，因此你至少能在做不到的时候，不再责怪自己。由于你不得不做出困难的抉择，重点就是学着以清醒的头脑决定要专心做哪些事，哪些则不去管，而不是预设全都要做。此外，也不要骗自己只要够努力，握有正确的时间管理技巧，就完全不必决定哪些事真的该做。此外，你也得抵挡住诱惑，不能「保持开放的选项」，因为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试图保有操控感的方式。你必须在深思熟虑后，做出重大、吓人、无法回头的承诺，事先无法得知是否将获得最好的结果，但事实证明愿意放手一搏，终将带来更多满足感。此外，面对「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时，你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因为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必然会错过某件事（甚至几乎是每一件事）。错过其实不是问题，错过反而让我们的选择有了意义：我们每选择要花时间做某件事，都代表我们牺牲了其他所有可用那段时间来做、但最后没做的事。愿意牺牲，代表毫不保留地站定立场，投入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我大概得在这里先声明，我也尚未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本书除了要献给大家，其实也是替我自己写的；我深信作家理查．巴哈（Richard Bach）讲过的一句话：「在你最有必要学习的时刻，你会是最好的老师。」14

　　勇敢面对限制也会让我们明白，有时候自由并非来自进一步掌控时间表，而是允许自己受限于群体的韵律——在你不能百分之百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何时去做的情况下，参与各式社交生活。此外，你将明白有意义的生产力通常不会来自匆忙完成事情，而是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臣服于德国人所说的「本身的时间性」（Eigenzeit），15也就是某个流程本身就需要的时间。或许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明白并接受自己掌控时间的能力有限之后，促使我们质疑「时间是一种你拿来用的东西」的概念。另一种不流行、但非常强大的概念是让时间使用你，不把生命当成让自己功成名就的机会，而是回应你所处的历史时空的需求。

　　这里要声明，我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时间困扰全部与心态有关，或者光是简单改变观点，就能让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压力主要来自外在的压力：包括割喉战的经济情势；过去帮忙减轻工作与育儿负担的社会安全网与家庭网络消失；以及性别歧视期待女性必须在职场上表现出色，但依旧得揽下大部分的家务。种种的问题无法光靠你一个人就解决；诚如新闻工作者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那篇广为流传、探讨千禧倦怠的文章所言：「休假、成人着色簿、『焦虑烘焙』、番茄工作法，或是该死的隔夜燕麦（译注：欧美近期的流行作法，前一天晚上事先泡好燕麦，隔天当早餐）」，16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此处的重点是，不论你个人的情形有多得天独厚或不幸，坦然面对现实有益无害。也就是说，只要你持续回应不可能的时间要求，试图说服自己有一天能想办法完成不可能的事，你等于在暗中助长那些要求。不论你身处什么样的情境，一旦你深刻体认到那些要求是天方夜谭，你将获得反抗的助力，专心打造你能力所及、最富有意义的生活。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对这样的概念不感陌生：满足感来自接受而不是否认我们的时间有限。古人明白不朽是神的专利；最崇高的人类目标不是向神看齐，而是全心全力当好一个人。反正不管你同不同意，现实就是这样，面对现实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活力。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暴躁得可爱的英国作家杜坎（Charles Garfield Lott Du Cann）写过一本小书，书名是《教自己活着》（Teach Yourself to Live）。杜坎在书中推荐拥抱有限的生活。有人说他的建议令人沮丧，杜坎给了辛辣的回应：「沮丧？一点都不会。顶多就是和洗冷水〔澡〕一样讨厌……你不再为了那些误导你的虚假人生幻觉，感到困惑又迷惘——你不再和多数人一样。」17面对善用时间的挑战，这是绝佳精神。没人能以一己之力，推翻追求无限的生产力、娱乐与速度的社会，但此时此刻你可以停止相信错觉，不再相信那么做终有一天能带来满足感。你可以面对现实，打开浴室的莲蓬头，准备好迎接振奋精神的冷水，等着当头棒喝落下。

２ 效率陷阱

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多。

　　让我们先从忙碌讲起，忙碌不是我们唯一碰上的时间问题，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问题，但忙碌以鲜明的方式，描绘出我们为了对抗天生的限制所做的努力。忙碌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你应该做的事，非得超过你能做的事。我们靠着忙碌，对抗天生受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不该称这种状态为「忙碌」，因为某些忙碌其实令人很快乐。谁不想定居在一九六〇年代经典童书里的「忙碌镇」（Busytown），那个美国插画家理察．斯凯瑞（Richard Scarry）描绘的世界？斯凯瑞笔下的杂货猫与打火猪绝对很忙，忙碌镇里没有谁闲闲没事做，就算他们真的有空闲时刻，也采取北韩平壤的风格，小心翼翼，不让有关当局知道。然而，忙碌镇的居民没有精疲力竭。猫猫猪猪们神色自若，朝气蓬勃。即便有很多事要做，也完全有信心手上的时间能和任务配合得刚刚好。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焦虑，担心或者心知肚明时间不够。

　　研究显示，不论是哪种经济阶级都有这种感受。1如果你为了填饱孩子的肚子，打两份最低薪资的工，你很有可能感到精疲力竭。然而，就算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你仍旧会为了在你眼里同样逃脱不了的重担，感到心力交瘁：因为你的房子比较高级，要付的房贷比较多，或是因为你（有趣、薪水不错）的工作有太多事情要做，无法如愿多陪陪年老的父母，没办法多多参与孩子的生活，或是没能投入心力对抗气候变迁。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证实，在我们高度重视成就的文化下，即便是人生胜利组，那些进入菁英大学、领到最高薪水的人士，也感觉自己获得的奖励，就是一边承受「把人压垮的高强度压力」，一边工作，好维持收入和地位；为了过理想的生活，这些收入和地位感觉是必备条件。2

　　这种生活方式不只感觉上办不到，从合乎逻辑的严谨角度来看，是真的办不到。你一定得做到的事，当然无法超过你能做到的事，所以前述的概念毫无逻辑可言：如果你的时间，的确不够做你想做、你感到该做，或是其他人缠着你不放、硬要你做的每一件事，那么不论没做到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因此严格来讲，烦恼把人压垮的待办清单，其实是一种不理性行为。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做做不到的。你心中那个坚持命令你每一件事都要做的暴君，根本是无理取闹。然而，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如此理性地想事情，因为那代表得面对自己能力有限的痛苦现实。我们被迫承认有些事很难选择，包括你要让哪颗球接不到、要让哪些人失望、要放弃哪个你重视的志向、要放弃扮演哪个角色等等。或许你没办法保住目前的工作，同时更常与孩子相处；每星期花足够的时间、满足发挥创意的渴望，就代表你的住处永远不会特别整洁，或是运动量永远不足。然而，我们试图逃避这些不愉快的事实，我们采取的策略，也来自解决忙碌问题的传统主流建议：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想出办法多做一点就可以了。可以说，我们试图解决忙碌问题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忙。

薛西弗斯的收件匣

　　有一个现代的问题，得到现代式的反应，不过那其实并非新鲜反应。英国记者阿诺．贝内特（Arnold Bennett）在一九〇八年写过一本小书，以微愠的口气提供读者一些建议。从书名《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看得出来，在贝内特身处的爱德华时代（译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焦虑要在一天中塞进更多待办事项，早已令人烦恼。「近期民众在某日报上争论，一个女人能否在乡间一年靠八十五英镑，过着舒服的日子。」贝内特写道：「我〔还〕看到有一篇评论叫〈如何一星期靠八先令活下去〉（How to live on eight shillings a week）。不过，我尚未见过有人写文章谈『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3讲白了，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怎么会有人需要这种建议，因为没有谁的人生一天超过二十四小时。然而，人们确实需要：对贝内特与他锁定的读者而言，随着住郊区的专业人士上班必须搭电车与火车通勤，抵达英格兰日益繁荣的城市办公室，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放在一个过小的盒子里，量根本不够用。贝内特解释，他的文章是为了「沮丧的同胞而写。数不清的民众或多或少感到痛苦，体会到时光一年一年流逝，不断消失，但人生依旧尚未步入正轨。」贝内德直言不讳地点出，多数人每天都浪费了数小时，尤其是晚间；他们告诉自己「我累了」，但明明可以轻松加把劲，从事那些大家号称永远没时间做、但能够丰富人生的活动。「我建议，」贝内特写道：「六点的时候，你要面对眼前的事实，坦承你其实并不累（因为你真的不累，你心知肚明）。」贝内特建议的另一个方法则是提早起床；他甚至教你万一仆人还在睡，但你已经醒来，要如何自己泡茶。

　　《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激励人心，充满今日仍值得一读的实用建议。然而，书中的整套论述都建立在一个极度可疑的假设上（我是说，除了假设你有仆人之外）。就如同贝内特之后的每一位时间管理专家，贝内特暗示只要照他的建议去做，就能完成够多真正重要的事，与时间和平共处。贝内特建议，只要你在每天的行程中多塞一点活动，就能从容不迫，拥有「足够的时间」。然而，这种讲法在一九〇八年不成立，在今日更不成立。那是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园板凳上开始理解的事情。我依旧认为我那次领悟到的，是时间压力的最佳解毒剂，你将就此海阔天空，踏出第一步，朝着接受自身的极限前进：试图找出时间，把每一件你认为重要的事悉数做完，或者尝试做够多重要的事，这一类努力的问题在于你绝对永远办不到。

　　办不到的原因，不是你尚未找到正确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不是你还不够努力，不是你起床的时间不够早，或是你这个人就是无能。原因出在背后的基本假设毫无依据：你无从确认光是做更多的事，有一天就会感到「掌握住一切」，或是找到时间做每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重不重要」是主观的判断，因此你无从假设，你有时间完成你自己、你的雇主或文化恰巧看重的每一件事。然而，另一件讨厌的事是，如果你成功塞进更多事情，你会发现终点线开始后退：看起来重要、有意义或有义务要做的事，开始愈冒愈多。在你获得以惊人速度完成工作的口碑之后，你将获得更多的工作（你的老板可不笨：干嘛把工作交给慢吞吞的人？）。当你想办法挤出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和待在办公室，不因厚此薄彼而产生罪恶感，你将突然感受到全新的社会压力：你应该花更多时间运动、加入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有，你是不是该学习冥想了？是不是该开始打造想了好几年的副业？如果成功了，你很快就会不满足于让事业维持在小型规模。家事也一样：历史学者鲁丝‧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在《母亲有了更多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指出，家庭主妇首度得以利用洗衣机和吸尘器等「省力」装置之后，根本没有省下任何时间，因为社会对于整洁的标准就此提升，抵销了机器带来的好处；既然现在妳有能力把先生只穿过一次的衬衫洗到白到发亮，妳便开始感觉应该要这么做，以证明妳有多爱先生。4英国幽默作家与历史学者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在一九五五年写道：「你有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就会膨胀到那么多的时间。」这个道理日后被称为「帕金森定律」。那不只是笑话，也不只适用于工作。那条定律适用于我们需要做的每一件事，甚至也定义了那些膨胀到塞满所有时间、所谓「需要做的事」。5

　　电子邮件特别能让人看出这种令人痛苦的讽刺。这个聪明的二十世纪发明，透过距离你的鼻子只有几公分的数位视窗，或是放在你口袋里的那个装置，在你从早到晚的工作天，包括周末，允许全球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骚扰你，而且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成本。电子邮件的「输入」（原则上你能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基本上是无限的；电子邮件的「输出」，也就是你有时间好好阅读、回复，或者光是想一下就删掉的信件数量，绝对是有限的。所以说，改善处理电子邮件的效率，就像是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爬上没有尽头的天梯：你感受到要更快一点，但是无论速度多快，你永远爬不到最上方。在古老的希腊神话里，众神为了惩罚傲慢的国王薛西佛斯，判处他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坡，但推上去之后，石头又会不断滚下山坡。薛西佛斯被迫在永恒之中反复推着石头。现代版的薛西佛斯则是清空收件匣，只见他身体往后靠，松一口气，接着又听见熟悉的「叮咚」声：「您有新邮件……」

　　然而，还不只这样，终点线往后退的效应开始发威：你每回复完一封邮件，对方很可能再回，你只得再次回复，鱼雁往返，一遍又一遍，直到宇宙的尽头。在此同时，大家开始知道你是个会立刻回信的人，更多人发觉花时间寄信给你是有用的（相较之下，漫不经心的人经常发现，忘记回信最终替他们省下了时间：人们先前缠着你处理的事情，他们找到了其他解决办法，或是他们在信上提到即将发生的危机，根本没发生）。结论是不只是你永远处理不完电子邮件：「处理完电子邮件」的过程，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电子邮件。你或可称这个普遍的原则为「效率陷阱」。不论是执行各种生产力技巧，还是把自己逼得再紧一点，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的结果，不是感到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其他一切照常，但加诸在你身上的要求只会增多。你不会来到把事情做完的美好结局，反而多出新的事情要做。

　　对多数人而言，大多数时候不可能完全避开效率陷阱，毕竟很少人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处理电子邮件，即便后果是收到更多电子邮件。生活里的其他责任也是一样：我们通常被迫想办法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事，即便结局是我们感到更忙碌（历史学者柯望笔下的二十世纪初家庭主妇，想必也自觉抗拒不了社会压力，被迫让家里愈来愈整洁、愈来愈干净）。我的意思并非单单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就会神奇地不再感到忙碌。

　　不过，你的确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停止相信，只要塞进更多事情，就能解决忙碌不堪的问题，因为那反而会雪上加霜。一旦你不再为了有一天能感到神清气爽，努力愈做愈多，你就比较容易在令人喘不过气的大量要求中，在当下找到内心的平静，因为你不再让心灵上的平静建立在处理完所有的要求之上。只要你不再相信有可能避开时间的选择难题，便能做出更理想的选择。当你开始领悟有太多事情要做（永远都会有这样的时刻），通往心灵自由的唯一一条路，就是放弃否认人有其局限、以为能使命必达的幻想，专注于做好少数几件重要的事。

无止境的遗愿清单

　　谈了这么多收件匣和洗衣机的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喘不过气的感受，只跟办公室或家中有太多事要做有关。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光是今日活在这颗星球上，不论你是否过着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忙碌生活，那种「有太多事要做」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你可以把这种状态想成「活不过来」（existential overwhelm）：现代世界源源不绝提供看似值得去做的事。「理想上你想做的事」与「你实际上能做的事」之间，不免出现跨越不了的鸿沟。如同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莎（Hartmut Rosa）解释，前现代的人类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有来世：没有什么一定要「尽量善用」有限时间的压力。在古人眼里，时间并不是有限的。相对于真正的重头大戏，在人间的生活不过是相对不重要的序曲。6此外，古人通常把世界视为亘古不变，有的文化则认为我们不断走过可预测的阶段性循环。事情感觉是已知的：你满意在人间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在你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扮演过这个角色。在你死后，更是会有千万倍的人接着继续扮演。你不会感到在史上这个特殊时刻，你错过了令人兴奋的新鲜可能性（亘古不变或循环的史观认为，永远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然而，世俗的现代性改变了一切。人们不再相信来生时，你得在这一生能做多少是多少。此外，当人们开始相信进步观，认为历史朝着更完美的未来前进，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寿命短暂带来的痛苦，而自己注定要错过那样美好的未来，几乎享受不到。于是他们在生命中塞进五花八门的体验，试图平息那样的焦虑。崔鸠－麦席斯（Jonathan Trejo-Mathys）在学者罗莎的著作《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的译者导言中写道：

　　我们愈能以更快的速度前往各地、看见新事物、尝试新食物、拥抱不同形式的精神生活、学习新活动、与他人分享感官上的愉悦，不论是跳舞或性爱、体验不同形式的艺术，我们能在一生中体验到的可能性，就愈接近人类今日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愈来愈接近真正的「充实」生活，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充实。我们真的尽量在生活中塞满了体验。7

　　就这样，退休人士一一划掉遗愿清单上的异国之旅，享乐主义者的周末填满了趣味体验。他们应接不暇的程度，可说是不亚于疲惫的社工或企业律师。让他们感到被淹没的事，听上去确实乐趣十足；列出一长串尚未造访的希腊小岛，的确胜过替冗长名单上流离失所的家庭找房子。然而，生活的充实度仍得看你能否做到比能力所及还多的事。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把生活塞满各种开心的活动，通常也不会带来预期中的满足感。你试着大口吞下这个世界提供的体验，努力让自己感到真正活过，但是这个世界能提供的体验几乎是永无止境，因此亲身体会过几样之后，并不会让你感到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可能性，反而会直接再度掉进效率陷阱。成功有过更多美好的体验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除了已经拥有的一切，你有能力或者应该再多要一些，结果就是让活不过来的问题愈演愈烈。

　　或许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网路让事态雪上加霜。网路有望助你好好利用时间，同时也让你接触到许多利用时间的潜在方式。也就是说，你用来充分利用生活的工具，反而让你感觉错过人生中的很多东西。举例来说，脸书以极度有效的方式宣传你想参加的活动，但你因此得知的诱人活动，绝对超过任何人有可能参加的数量。使用OkCupid这类app是寻找约会对象的有效方式，但也随时提醒你，外头还有更多魅力十足的对象。在迅速回应大量讯息这方面，没有任何工具比得过电子邮件，但同样地，要不是因为世上有电子邮件，你一开始也不会收到那么多需要回复的讯息。我们试图用来「掌握每一件事」的工具，永远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们最终会增加我们试图处理的「每一件事」的量。

为什么你该停止替大事做好准备

　　到目前为止，我谈的东西似乎在说，效率陷阱只是「量」的问题：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你试着塞进更多事，但讽刺的是，结果你有更多事情要做。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你要是采用超级有雄心壮志的时间管理系统，也就是那种承诺能搞定整张待办清单的方法，你最后大概没机会处理清单上最重要的事项。你的退休生活如果是想办法看遍整个世界，你甚至不会见到最有趣的部分。

　　这种效应的原因很明显：你愈是坚定地说服自己，有足够时间做每一件事，你就愈不会感到有必要质疑，从事某项活动是不是善用你一部分时间的最佳方法。每当你碰上可以加入待办清单或社交行事历上的东西，你多半会倾向加上去，因为你假设替那样东西挪出时间，并不需要牺牲其他的事情或机会。然而，现实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任何事都需要牺牲——牺牲其他所有你能用那段时间做的事。如果你不曾停下来自问这个牺牲是否值得，你的日子不只会自动填满更多事，还会冒出更多琐碎或乏味的小事，因为那些事永远不需要通过被审查的关卡，确认是否比其他事情重要。这类琐碎的小事，一般是别人要你做、好让他们的人生轻松一点而你没想到要尝试拒绝的事。套用管理专家吉姆‧班森（Jim Benson）的话来讲，你的效率愈高，就愈会变成「有求必应，让他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许愿盆」。8

　　在我仍是生产力忠实信徒的岁月，「质」是我最大的困扰。尽管我自认做事勤恳认真，我愈来愈痛苦地意识到，我最勤奋处理的事务，大都不重要，但重要的事被拖延——无限期拖延，或是拖到迫在眉睫的最终期限强迫我去完成。我完成的品质普普通通，而且赶工时压力非常大。假使我工作的报社的ＩＴ部门寄来电子邮件，提到定期更换密码的重要性，我会立即采取行动，即便可以完全无视（信件标题中的「烦请拨冗阅读」几个字就提供了线索。一般来讲，那几个字意在提示你剩下的内容根本不必读）。与此同时，我搁置了老友报告自己移居印度新德里的长信，以及我已经筹备好几个月的重要文章，因为我告诉自己，回这种信、完成这种工作，需要动用全部的注意力。也就是说，要等到我能挪出一段完整有空闲的时间，等紧急的小事处理得差不多了再说。就这样，由于我是勤奋有效率的工作者，我把精力用在迎接重要工作的准备上，努力解决眼前的小事，结果却发现，光是小事就耗去一整天的时间，过了一夜之后，再度冒出其他小事。我永远没时间回复老友搬去新德里的信，也没时间替可能成为职涯里程碑的文章找资料。你有可能因为做事的优先顺序有问题，一转眼就耗掉好几年，一直拖着没做心中最重视的事。

　　我逐渐了解这类情况需要的，其实是某种抵抗能力。我需要的不是带来反效果的效率提升策略，而是愿意抗拒冲动——学着留意心中感到被击败、无法事事掌控的焦虑。不要出现膝反射，急着多处理一些事。以这种方式过日子，意思是不要忙着解决挡路的琐事，而是拒绝做这一类事情，把注意力放在影响最重大的事物上头。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你知道如果这么做，电子邮件、杂务和其他待办事项将进一步堆积如山，其中有些事你可能永远没机会去做，但你要忍住。你偶尔还是决定把自己逼紧一点，在情况必要时多塞进一点工作，但那不再是你的预设模式，因为你已不再生活于幻觉之中，以为有一天能为每件事挪出时间。

　　存在的精疲力竭也一样：你需要动用意志力，抗拒想要体验更多事物的渴望，因为那只会让你感到有太多活动还没体验过。一旦你真正了解，错过世上绝大多数的体验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有太多事物尚未体验过，将不再是个问题。你得以全心享受你实际上有时间体验的沧海一粟，也更能在每一刻自由选择做最重要的事。

方便的陷阱

　　想方设法增加效率，还会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一步扭曲我们这个年代与时间的关系：便利的诱惑。我们有太多事要做，于是各种便利产业如今欣欣向荣，承诺协助我们减少或加快处理耗时的琐事。然而，结果却是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糟。这么讽刺的结果，各位读到这里应该不会太讶异。如同其他的效率陷阱，用这种方式节省时间，将带来「量」方面的副作用，因为省下的时间只会被更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给占用。此外，「质」也受到影响，因为在我们试图只减少琐碎体验的过程中，不小心也带走了消失之后才知道要珍惜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套用新创公司的行话来讲，矽谷的致富之道是找出「痛点」，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阻力」（同样是矽谷喜欢的用语）所导致的小小不爽，接着提供避开的方法。Uber消除的「痛」，是你不必找出地方计程车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叫车，或是直接在街上拦计程车；Apple Pay等数位钱包app所消除的「痛」，是你不必伸手到包包里翻找实体钱包或现金。Seamless等送餐服务甚至大打广告，宣传他们省去你的痛苦，方便你不必和真的餐厅员工讲话，只需要和萤幕交谈（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但你们懂的）。这种做事方式，的确让每件事更顺畅，但顺畅究竟是不是好事则很难讲，因为连带地，我们往往不再接触到真实的生活。接触真实的生活让生活有意义，培养对身心健康来讲都很关键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社群具备复原力。你是地方计程车行的忠实顾客这一点，是一条串起社会的细线。成千上万条这样的细线，让邻里团结起来；你和附近的中菜外带店女老板的互动，感觉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际关系，但你们这一带因此成为人与人之间仍会交谈的地方，因此科技带来的孤独感还没战胜一切（我是在家工作的作家。相信我，和另一个人类讲上短短的一、两句话，就会让你的一天大大不同）。至于Apple Pay，我喜欢买东西有一点阻力，稍微减少我乱买的机率。

　　换句话说，方便让事情变得容易，但没有考虑到容易是否真的是任何情境中最宝贵的特质。以卡片的便利服务为例（近年来，我过度仰赖），你可以自行设计生日卡，从远端寄送，不必亲眼看到或摸到实品。或许这样至少比什么都没寄来得好，但寄的人和收的人都知道，相较于在商店购买实体卡片、亲笔写下祝福，接着走到邮筒寄出，网路卡片是糟糕的代替品。不同于老生常谈的「心意最重要」，重点其实是你付出了努力，也就是不便利的地方。当我们让过程变方便，意义就消失了。创投资本家暨Reddit共同创始人亚历克西斯．瓦尼安（Alexis Ohanian）指出，我们通常「不会发现某个东西有缺陷，直到有人向我们指出更好的方法」。9然而，我们没发现日常流程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根本谈不上是缺陷。从外在来看，不便之处像是缺陷，实际上却流露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追求便利，往往不只会让某个活动感觉没那么珍贵，我们还会完全停止参与某些有益的活动，改而参加更方便的选项。由于你可以待在家里，用Seamless叫外卖，观赏Netflix的情境喜剧，所以你选择那么做，即便你可能完全意识到，要是遵守约定和朋友在市区见面，或是尝试有趣的新食谱，你将享有更美好的时光。「我偏好自己煮咖啡。」法律教授吴修铭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便利文化的陷阱：「但星巴克的即溶包实在太方便，我几乎不会去做自己『偏好』的事。」在此同时，生活中那些无法去除麻烦的面向，开始令人感到讨厌。「当你可以不必排队，用手机就能购买音乐会的门票，」吴教授指出：「选举时要排队投票简直令人心烦。」10随着便利性占据日常生活，各种活动逐渐变成两大类：一类在今日变得方便许多，却令人感到空虚或无法迎合我们真正的偏好；另一类在今日则是令人感到极度烦躁，因为依旧很不方便。

　　若要以个人或家庭的身分抗拒这一切，需要有点毅力才行，因为随着生活变顺畅，你要是坚持以不方便的方式做事，认为要费点力气才好，看起来就更像是老古板。扔掉智慧型手机，不再使用Google，或是选择寄送传统信件，不传WhatsApp讯息，人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疯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做到。圣经学者与农业学家齐思美（Sylvia Keesmaat）放弃多伦多的全职大学教职，理由是她有预感，她过度忙碌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看起来需要的效率与便利，在某方面让生活失去了意义。她和先生、孩子搬到加拿大内陆长条型的广阔农场——「中间之地」（Land Between）。每个冬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生火，好让农舍温暖起来并煮饭烧水：

　　每天早上，我仔细刮掉昨日残留的灰烬……摆好火种，听着燃烧的木材劈啪作响，我等待。房子凉飕飕的，我在接下来几分钟，只需集中精神看着火，耐心等候。火需要时间才会烧起来，要有燃料，要好好看着，热度才会来到能煮东西的程度。如果我走开，火就会熄灭。如果忘了顾火，火也会熄掉。当然，火就是火，如果我让火烧得太旺，忘记好好看着，我有可能被烧死。干嘛冒这种险？

　有一次，有人问我早上喝到第一杯热茶需要花多少时间。呃，我想想：冬天，我需要生火、扫地、叫孩子起床做农务……我弄水给牛喝、喂牠们一点干草，也给鸡一点谷粒和水，喂鸭。有时，我会协助孩子照顾马儿和谷仓猫，再回到屋内。我会放上水壶。或许早上醒来后，我能在一小时内喝到东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小时吗？11

　　齐思美自愿过不方便的生活。这里不需要深入讨论她的生活方式，是否本质上胜过中央暖气系统、外卖与一天两趟的通勤（我猜或许的确胜过，因为齐思美一天中的忙碌方式，似乎就是童书画家斯凯瑞笔下那种开开心心、不会过头的忙）。此外，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选择那条路，不过真正的重点是齐思美之所以决定做如此极端的改变，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透过节省时间，在生活中挤进更多活动，打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对她来讲，有意义的生活是和家人生活的实体环境培养更具观照力的关系。为了把时间挪给重要的事，她需要放弃某些事。

　　便利文化引诱我们想像，光是去掉生活中的杂务，就有空间容纳每一件重要的事。然而，那是谎言。你得选好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的全数牺牲，接着想办法消化不免让你感到失落的情绪。齐思美选择和孩子一起生火与栽种食物。「除了照顾土地，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认识我们定居的这个地方？」齐思美写道：「除了亲手种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如何能学到土壤的生命特性，了解甜椒、莴苣、甘蓝的不同需求？」12当然，你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决定，但是有限的人类生活有一个避不开的事实：你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３ 面对有限性

唯有以清醒的头脑，勇敢面对死亡的必然性，以及人终有一死带来的各种结论，我们才会真正活在人生当下。

　　你要是想探讨，身为有局限的人类在世上的时间有限，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一下子就会读到比任何思想家都还要执着于这个主题的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基于两点理由，海德格作为这个领域的翘楚是很不幸的事，最明显的一点是自一九三三年起，有超过十年的时间，海德格是活跃的纳粹党人（这件事对他的哲学思想来讲，代表什么意义，既令人头疼又引人入胜，但这里讨论下去就离题了，因此各位得自行决定，海德格这项极度糟糕的人生选择，在「我们整体而言，如何做出人生选择」这个议题上，是否让他的看法站不住脚）。第二个很不幸的原因，则是海德格的文字几乎不可能读懂。他的哲学研究充满天书般的用语，例如「向死存在」（Being-towards-death）1和「消弭隔阂」（de-severance），2还有接下来这句话（你得先坐下来，因为可能令人头昏脑胀）：「『面对』最自我的存在潜在性（potentiality-for-Being）所引发的焦虑。」3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人对于海德格哲学的诠释，都不该被当成最终的定论，更别说是我的解释了。不过，有关海德格写东西故弄玄虚的指控，他的确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日常语言反映出我们平日看事情的方法，但海德格希望把指甲放进最基本的存在元素底下（那些因为太熟悉，我们很少留意的事），抠起那些元素，拿起来好好检视一番。意思就是说，海德格要用不熟悉的讲法，让事情变得不熟悉，所以你读他的文字时会感到困惑，跌跌撞撞，不过有时你会因为跌跤，刚好一头撞进现实。

被抛进时间

　　海德格在代表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主张，关于这个世界，我们未能察觉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多么惊人——居然会有东西，而不是没东西。大部分的哲学家与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思考事物如何存在：存在哪种事、它们来自哪里、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而，我们忘了因为最初竟然出现东西而感到讶异。用海德格的话来讲：「世界在我们的四面八方构成世界。」4作家莎拉‧贝克威尔（Sarah Bakewell）形容得很妙，最初居然会有存有（being），这个「基本事实，理论上会随时让我们踢到脚趾」，但我们几乎永远视若无睹。5

　　海德格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存有」这个基本议题上，接着特别谈到人类与我们特殊的存有。一个人类存有（to be）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段话听起来，像是哲学家在抽象的荒野里迷路的糟糕喜剧段子，但恐怕接下来两段话还更糟糕，撑过去才会好起来）。海德格的答案是我们的存有，百分之百与我们有限的时间密切相关，甚至这两件事是同义词：对人类来讲，存有首先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那段时间暂时存在。我们确知终点将会来临，但无从得知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般会谈我们拥有有限的时间，但是从海德格的奇特角度来看，还不如说我们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我们就是这样完全被有限的时间所定义。

　　自从海德格提出这项主张，哲学家就一直在争论「我们是时间」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人主张那不代表任何意思，所以这里就不追根究柢，卡在这个争论上。我们只需要知道，人类存在的每一刻，完全充满着海德格所说的我们的「有限性」（finitude）。我们面对五花八门的挑战，时间有限不仅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在我们开始处理任何事之前，时间有限首先就定义了身为人类的我们。在我尚未提出我该如何利用时间的任何问题之前，我已经带着我独有的人生故事被抛进时间（thrown into time），进入这个特定的时刻，成为我这个人，永远无法摆脱。放眼未来，我同样被我的有限性束缚：我在时间之河里被带着往前走，不可能踏出水流，一路流向不可避免的死亡。更麻烦的是，我有可能随时抵达死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何使用我的时间去做任何事的决定，已经是极度有限。首先，从回溯的角度来看是有限的，因为我已经变成我这个人，已经在我在的地方，而这决定了我拥有的可能性。然而，往前看同样极度有限，尤其决定去做任何一件事，将自动代表牺牲其他无数条可能的道路。我在一天之中做出数百个小的选择，我是在建立生活；然而同一时间，我也一举斩断其他无限个可能性（英文的「决定」（decide）的拉丁字源decidere，意思是「切断」，割去不同的可能性，和「杀人」〔homicide〕与「自杀」〔suicide〕等词汇是源头相近的姐妹词）。任何有限的人生，即便是你能想像的最美好的人生，永远在和可能性说再见。

　　关于这样的有限性，唯一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勇敢面对。对海德格来讲，这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挑战：他主张既然有限性定义着我们的人生，那么过着真正的真诚生活，成为完整的人类，意思便是面对那个事实。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自身的限制，在这种不确定的存在模式（海德格称为「向死存在」）中，知道就是这样了。人生不是带妆彩排，每一个选择都需要做出大量的牺牲，时间永远在流逝，甚至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月就没了。接下来，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尽一切力量活出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不只要真的像老生常谈所讲的那样，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假装」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重点是今天真的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你不能完全仰赖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显然，从任何正常的角度来看，这种心态听起来太病态、压力太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若是能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人生，你不是采取任何普通的角度；至少就海德格的观点，这样的角度与「病态和压力大」正好相反。有限的人类若要活出完整的人生，以成熟个体的身分与他人建立连结，体验真实的世界，这是唯一的出路。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间所做的事，才是真正的病态。我们未能勇敢面对自身的有限性，而是沉溺于逃避心态与否认（用海德格的话来讲是「沉沦」〔falling〕）。我们不主宰自己的人生，却寻求消遣，或是迷失在忙碌与日常的辛苦工作中，试图忘掉人类真正的困境，逃避吓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手上有限的时间。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结婚，必须继续做行尸走肉的工作，我们必须这样那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另一种可能则是如同前一章所言，我们徒劳无功地尝试「做完每一件事」，但这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尝试逃避该如何运用有限时间的责任，因为如果真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就永远不必在几个互斥的可能性中挑出一个。以这种方式逃避现实时，人生通常会比较好过，但那是没有出路、一摊死水的舒适圈。唯有面对自身的有限性，我们才有可能和人生步入一段真正实在的关系。

清醒起来

　　瑞典哲学家海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二〇一九年的著作《此生》（This Life），讲得稍微白话一些，比较没那么玄。海格隆德对照「面对我们的有限性」与「永生的宗教信仰」，主张如果你真的相信生命永远不会结束，那么没有任何事真的显得那么重要，因为你永远不必选择是否要将一段宝贵的生命用在某件事情上。「如果我相信我的生命将永远延续下去，」海格隆德写道：「我永远不会认为我的人生有风险，我永远不会急着一定要用我的时间做点什么。」6永生将无聊透顶，因为每当你想着是否要在某一天做某件事，答案永远是：「谁在乎啊？」毕竟总会有明天、后天、大后天……。海格隆德引用《美国天主教》（U.S. Catholic）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听起来像是某个虔诚的信徒突然明白一个非常尴尬的可能性：「天堂：会不会无聊啊？」7

　　海格隆德拿家族度假来对比。他每年都会前往瑞典多风的波罗的海沿岸，和家族在同一栋房子里共度暑假。海格隆德指出此类体验的价值，关键就在于他不会永远体验下去，亲人也不会永远都在。他和亲人的关系因此是暂时的，就连海岸线目前的样貌，也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这一区的冰河在一万两千年间不断后退，持续露出干燥的地面。如果海格隆德永生永世都会度过这样的暑假，那任何暑假都没有什么宝贵的；就因为他绝对不会度过无限次这种假期，这些假期才显得弥足珍贵。海格隆德主张，唯有从「因为有限、所以珍惜」的立场出发，你才有可能真正关心集体危机带来的影响，例如，造成冰河加速融化的气候变迁。如果我们在世间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天堂度过永生的序曲，生存威胁不会是什么真正重要的议题。

　　当然，如果各位没有宗教信仰，或者就算有，你也可能不是真的相信有永生。任何人只要在过日子时，未能勇敢面对自己的有限性，下意识说服自己还有很多、很多时间，或是告诉自己能把无限的事情塞进手上拥有的时间——基本上，这种人全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活在否认之中，拒绝相信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决定要如何运用人生中的任何一段时间，他们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唯有以清醒的头脑，勇敢面对死亡的必然性，以及人终有一死带来的各种结论，我们才会真正活在人生当下。

　　名人经常宣称，和癌症打交道是他们「一生中碰过最美好的事」。这种缺乏新意的说法，背后的核心智慧正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观念：癌症迫使罹癌的名人以更真诚的方式活着，每件事突然令人感觉具有深刻的意义。这种讲法有时会带来一种印象，就是人们面对死亡的真相后，一定会变得更快乐，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你强烈体会到自己就要死了，剩下的时间极度有限，对于人生这层新增的深度来讲，「更快乐」显然是错误的形容词。不过，事情的确变得「更真实」。英国雕塑家玛莉安‧考特斯（Marion Coutts）在自传《当我们撞上冰山：罹癌家属的陪病手记》（The Iceberg）中回忆，她去接第一天换新保母的两岁儿子时，她的先生、艺评家汤姆‧卢伯克（Tom Lubbock）到街上找她，告诉妻子自己罹患了恶性脑瘤，只剩三年的时间：

　　发生了一件事，传来一则消息。我们收到诊断报告。消息一来，我们的世界天崩地裂，先前的世界消失，只有一件事不变。接到消息后，我们决定维持原本的生活，我们这个家要撑下去……

　　我们学到一些事。我们学到人终有一死。你会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但你不知道。消息一刀切下来，分隔开这一刻与另一刻，世界一分为二……仿佛我们被告知新的物理定律，那项定律和其他所有的事一样绝对，但偶然到可怕的程度。这是感知的定律，告诉你：你将失去眼前的一切。8

　　万一还需要说明，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被诊断出末期疾病、丧亲或其他任何死亡经历会是好事，也不会是我们想碰到或「值得」遇上的事。然而，这样的经历即便百分之百不受欢迎，似乎通常会让当事人和时间处于更诚实的新关系。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能否不必体验到痛苦的失去，就有一点类似的体悟。历代的作家很难找到一个词，形容那种状态对生活产生的影响。虽然「更快乐」是错误的形容词，「更悲伤」也传达不出那种感觉。你可以说那是「明媚的忧伤」（bright sadness，牧师作家罗尔的用语）9、「顽固的喜悦」（stubborn gladness，诗人纪伯特〔Jack Gilbert〕的讲法）10或「清醒的喜悦」（sober joy，海德格学者巴拉德〔Bruce Ballard〕采用的词汇）。11也或者，你可以单纯称之为终于勇敢面对真实的人生，面对基本的事实：我们一生能过的礼拜有限。

时间全是借来的

　　我要在这里和盘托出，很遗憾，我本人每天过生活时，并不是永远毫不畏惧地接受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或许根本没人做得到。不过，我确定如果你采取这里探讨的观点，即便只是稍微接受（不论有多短暂或多偶尔，如果你能把注意力放在存有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关切自己只拥有少量的存有），那么你对于自己活着，此时此刻在时间的流动里活着（或是以海德格的用语，活得有如时间的流动），你的感受会出现明显的转变。套用某学者的话，从日常的角度来看，「人生是有限的」有如严重的污辱，「是某种个人的攻击，且夺走了一个人的时间。」12套用喜剧演员伍迪．艾伦的老片台词，你原本计划要永远活下去，不是在国人心中永垂不朽的那种活，而是在自家公寓里活着，但半途杀出死亡这个可恶的江洋大盗，夺走属于你的性命。

　　然而，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种态度相当自以为是。我们凭什么假设无限供应的时间是预设值，而死亡是在严重侵犯你的权利？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因为「四千」和「无穷」比起来很小，就认为四千个礼拜很少？为什么不倒过来，既然四千个礼拜比你未曾出生多很多，何不把四千当成一个大数字？只有不曾留意最初会存在任何东西有多神奇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存在理所当然——仿佛他们活着是天经地义的事，永远不会被夺走生命。换句话说，或许不是你被不正当的手段夺走无限的时间供应；也许能拥有任何一丁点的时间，已是令人费解的奇迹。

　　加拿大作家大卫‧凯恩（David Cain）在二〇一八年的夏天，在惊吓中顿悟这一点。凯恩到多伦多的希腊城区参加一场活动，那天晚上平淡无奇地过去了。「我早到了。」他回想：「便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逛了逛丹福斯大道（Danforth Avenue）上的商店与餐厅。我在教堂前停下，绑了鞋带。我还记得想到等一下要认识一群新的人很紧张。」两星期后，在凯恩逛街的同一个地方，一名精神错乱的男子开枪击中十四人，两人死亡，接着凶手自杀。凯恩承认理智上来讲，他当然称不上死里逃生；每天都有好几千人走过丹福斯大道，也不是说当天差个几分钟，他就会碰上那场枪击案。即便如此，光是想到碰上这起枪击事件的人有可能是自己，就足以让凯恩思考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意义。「我看到目击者讲述现场情形的画面，有的人就站在我系鞋带的那间教堂前，我那天就是在那个角落紧张地走来走去。」凯恩写道：「那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是刚好活着，没有宇宙法则说我该活着。活着只是碰巧，不保证我能多活一天。」13

　　我发现这样的观点转换，带给日常的烦心事务特别惊人的效果。我的回应变得很不一样，尤其是碰上塞车、机场安检排队、婴儿早上五点就醒来，以及即便昨天已经收过，今晚显然又得从洗碗机中拿出碗盘（你懂的！）。讲起来很丢脸，不过我得承认这些年来，这些琐碎小事带给我超大的负面情绪，深深影响着我的快乐程度。现在这种事依然常常让我抓狂，但暴躁情绪的高峰多半出现在先前我最执着于生产力的时期。当你试着「掌控你的时间」，最令人暴跳如雷的莫过于，你好不容易在卖得太贵的笔记本上规画好行程，却被随口叫去做事，或是被与你无关的原因拖到。然而，要是你改而把注意力放在你仍活着、有幸碰上烦人的事，事情立刻看起来很不一样。突然间，你人能在那里、能经历任何事，感觉已经很神奇了。就算这次碰上的事情刚好很烦人，比起你仍活着，那些小事一点也不算什么。英国环境顾问杰夫．赖伊（Geoff Lye）有一次告诉我，在他的朋友兼同事大卫．华生（David Watson）突然英年早逝后，他平日被卡在车阵里，就不再如往常一样暴躁地握紧拳头，而是想着：「大卫会拿什么交换被困在这车阵里？」遇到让他等太久的超市排队队伍与忙线中的客服，他也用同样的转念方式应对。赖伊的注意力，不再完全放在自己在这样恼人的时刻在做什么，或是宁可做什么；他如今还注意到自己居然能够在这里做这件事，可真是万幸。赖伊的心中涌出感激之情，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想一想，这一切对以下这个关键的基本问题意味着什么：你要如何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前文提过，你是寿命有限的人类，人生永远在做困难的抉择。举例来说，如果我把今天下午用在写作这件对我来说重要的事，那我势必得放弃其他许多也很重要的事，例如陪儿子玩。我自然会感到这种情形十分令人遗憾，渴望活在不同版本的生命里，而不必用这样的方式，在不同的重要活动之间做出抉择。然而，如果说活着已经很神奇，就如凯恩看到丹福斯大道枪击案的新闻报导后，领悟到「你整个人生都是借来的时间」，那么比较合理的作法，难道不是谈有幸能做选择，而不是烦恼必须做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形似乎没那么令人遗憾了：每一个做出决定的时刻，都变成可从琳瑯满目的可能性中挑选一个的幸运机会，而你本来很可能根本没机会挑。此时，可怜自己被剥夺其他所有的选项，变成了不合理的行为。

　　在这种情形下，做选择（从当前的选项中挑一个）成为一种肯定，根本算不上挫败。这是一种正面的投入，你决定要用某段时间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不只一件，而是不计其数的其他事情），因为你判定这件事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换句话说，就因为我可以用其他同样很有价值的方式度过这个下午，我做出的决定因此有了意义。当然，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人的一生。举例来讲，因为结了婚就再也不能和别人约会（谁知道呢？外头可能真的有更合适的对象），婚姻才有了意义。当你明白这个有限性的真理，心中有时会涌出喜悦。为了和「错失恐惧症」一词对照，那种喜悦被称为「错过的喜悦」（joy of missing out）。你兴奋地意识到，你甚至不会真的想要每件事都去做，因为假使不必决定要错过什么，你的选择不可能真的具有任何意义。在这样的心态下，你欣然接受你放弃了某些乐趣，或是忽略了某些义务，因为不论你决定改做什么，看是赚钱养家、写小说、帮小朋友洗澡，或是黄昏时分在登山步道停下脚步，观赏苍白的冬阳落入地平线，那都是你选的。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能够活着，却得以选择要如何利用这段时间。这不是很幸运吗？

４ 使出更好的拖字诀

既然时间是有限的，拒绝将就，花上十年时间，在约会网站上苦苦寻觅，希望找到完美对象，其实也是一种将就，因为你选择耗费你有限时间里的十年，处于另一种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境。

　　走笔至此，或许有些太形而上学了。许多沉思过「人类有限性」这个主题的哲学家，不愿意将自身的观察化为实务的建议，因为那读起来会像自我成长书籍（天啊，怎么有人会想要自我成长！）。不过，他们的洞见的确具体延伸到日常生活。别的不提，他们明确地指出，管理有限时间的核心挑战不在于如何完成每一件事（那原本就不可能），而在于如何以最明智的方式决定不要做什么，以及如何不要因此怀有罪恶感。如同美国作家与教师葛瑞奇（Gregg Krech）所言，我们需要学习以更好的方式拖延。1拖延是某种无法避免的事：没错，在任何时刻，你几乎都在拖延每一件事。到了人生的尽头，那些理论上应该已经做完的事，你几乎都没做。因此，重点不是根治拖延症，而是以更明智的方式选择要延后哪些事，专注于眼前最重要的事。不论是哪一种时间管理技巧，真正的有效评估指标是那项技巧是否协助你忽视应该忽视的事物。

　　相关技巧有很高的比率都做不到，反而愈弄愈糟。大部分的生产力专家根本助长了我们的时间问题，他们献计让我们一直相信有可能事事都顾及。各位可能熟悉罐子里装石头那则令人翻白眼的寓言。2那则故事在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一九九四年的《与时间有约》（First Things First）首度危害世人。自此之后，生产力的圈子就无限重复那则故事。我最熟悉的版本是，有一天一名老师到教室上课，他拿着几块大石头、几颗小石子、一袋沙，还有一个大玻璃罐，向学生发出挑战：他们能否把所有的大石头、小石头和沙子都装进罐子里？他的学生显然头脑不太好，先试着把小石子或沙子放进罐中，结果没空间摆大石头。最后，老师（他脸上的笑容显然是在怜悯可怜虫）示范正确解答：先放进大石头，接着是小石头，最后才倒沙，于是体积小的物体刚好能塞进大物体之间的空隙。这则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挪出时间先做最重要的事，就能在完成所有的重要事务之后，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做比较不重要的事。万一你没按照这个顺序去完成待办清单，你永远没有空间去做较重要的事。

　　故事结束了，但这是一则谎言。那个自命不凡的老师并不老实，操纵这场示范，只带了几块大石头进教室，事先就知道那几块可以全数放进罐子。然而，今日的时间管理真正的难题，不在于我们不懂得要先放大石头，而是大石头太多了，大部分的大石头永远连靠近玻璃罐的机会都没有。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活动，而是如何处理爆炸的量。有太多事情感觉至少都有几分重要性，可以当成大石头。幸好，有几颗更有智慧的脑袋，探讨过一模一样的难题，他们的建议融合了三个主要原则。

有创意的忽视艺术

　　原则一是在时间这方面先支付你自己。这句话借自图像小说家与创意教练洁西卡．阿贝尔（Jessica Abel），3而她又是从个人理财的世界听来的。这句话长久以来一直被奉为信条，是因为有用。如果你在领到薪水的那一天，就先抽一部分存起来、拿去投资，或是清偿债务，你大概永远不会感觉那些钱不见了；你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照常买菜、缴帐单，因为你一开始就不曾拥有那些钱（当然，这种作法有其极限：万一你的收入刚好只够生活，那么这个计划行不通）。然而，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最后才支付自己」，也就是需要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祈祷最后会有剩余的钱可以储蓄，那么通常不会剩，而且不一定是因为你随心所欲乱花钱，喝拿铁，跑去修脚、购买最新的电子产品，或是吸食海洛因。在你掏钱的当下，每笔支出可能感觉都是合理、有必要的。问题出在我们很不擅长做长远的规画：如果某样东西在当下感觉是优先要务，你几乎不可能冷静评估一星期后或一个月后，还会不会那么感觉，因此我们自然会先把钱花出去，等到没有剩余的钱可存的时候，又感到懊恼。

　　阿贝尔指出，同样的逻辑也能套用在时间上。如果你为你最重视的事情挪出时间的方法，也是先处理其他所有要求你付出时间的重要事项，然后默默祈祷最后还有多余的时间，那么你要失望了。如果做某件事对你来讲真的很重要，例如：执行某项创意计划、培养一段关系，或是替某个崇高的目标挺身而出，那么唯一能确保你真的会去做的方法，就是今天就做一点，不论时间多短都没关系，而且不要管有多少其他超大的石头在呼唤你。有好几年的时间，阿贝尔试着借由降伏待办事项，把时间表挪来挪去，替她的插画工作找出时间，但是都没成功。阿贝尔后来看出唯一可行的选项，就是豁出去征用时间，直接每天画一、两个小时，接着承受后果，即便后果是没做到其他她也真心看重的事。「如果你不替自己留一点时间，现在就留，每星期都留一些，」套用阿贝尔的话：「你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突然神奇地做完每一件事，手上还剩许多空闲时间。」市面上另外两种珍贵的时间管理建议，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一天中的第一个小时，先进行你最重要的计划。借由安排和自己「开会」，保护你的时间。把那些会议放进日历之后，就不能再安排其他事情。各位可以把这项建议想成某种版本的「先支付自己」，把相关的一次性小技巧升级为人生哲学。背后的基本精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你打算把人生中的四千个礼拜，挪出一部分来做对你最重要的事，那么你总得在某一刻开始去进行。

　　第二条原则是限制进行中的工作。或许我们在抗拒时间有限这个事实时，最诱人的作法就是一次展开大量的计划；如此一来，你将感到很充实，多管齐下，全面进攻，但最后的结局通常是每件事都没有进展，因为每当一个计划开始变得棘手、吓人或是无聊，你随时都能跳到另一个计划。你保有事情由自己掌控的感受，但代价是不曾完成任何重要的事。

　　你可以改走另一条路：严格规定自己在同一时间能做的事情数量。管理专家班森与东尼安妮．狄玛莉亚．贝瑞（Tonianne DeMaria Barry）在《个人看板》（Personal Kanban）一书中详细探索这个策略，建议一次不要做超过三件事。一旦选好，其他要你挪出时间的事，都必须等到这三件事的其中一件百分之百完成、有空档之后再说（万一某项计划行不通，也可以干脆放弃，此时同样会释出一个名额。重点不是强迫自己绝对要完成每一件已经开始的事，而是戒掉坏习惯，不再让搁置一旁、完成一半的计划数量不断暴增）。4

　　我让自己工作的方式出现这个不算太大的改变之后，产生惊人的重大效果。我再也没办法无视我能完成的工作量绝对有限，因为每次我从待办清单挑选一件新的事情来做，加入进行中的三份工作名单，我便不得不想到为了专心做这件事，我得忽视的其他所有事。光是为了进行一丁点的事情，我必须把大部分的工作永远搁在一边，而且立即完成所有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就因为我被迫以这种方式正视上述的现实，结果我发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完全镇定下来，生产力反而大胜从前斤斤计较生产力的日子。另一个幸福快乐的结果是，我轻松就能把计划切成一块块做得到的分量。我从很久以前，就在理论上认同这种切割法，但一直没能妥善执行。这下子，我直觉就能办到：如果我指定的三件进行中的事，其中一件是「写书」或「搬家」，那么这件事一次会占住名额好几个月，我自然会想办法找出下一个可行步骤。与其试图什么都做，还不如接受现实，一天就是只能做几件事。差别在于这一次，我真的会去做。

　　原则三是抗拒重要性中等的诱惑。据说这是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故事，5不管真正的源头是什么，就如同有智慧的话全是爱因斯坦或佛祖所说，大概也是穿凿附会。反正有一次，巴菲特的私人驾驶请教他，怎样才能排定优先顺序。我实在很想帮巴菲特回答：「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专心开飞机！」不过显然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飞行途中，因为巴菲特给的建议不是这个。他要驾驶找出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五件事，接着依序排列，从最重要的排到最不重要的。巴菲特说，在规画时间时，应该安排好单子上的前五名。至于剩下的二十件事，和驾驶以为会听到的建议不一样。据说巴菲特解释，那二十件事不是重要性居次、有机会就去做的事。错，错，错。事实上，驾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努力避免去做那二十件事，因为对那名驾驶而言，那二十个目标没有重要到构成人生的核心，吸引力却大到足以让他分心，以至于没去做最重要的事。

　　各位不必真的完全遵照这个故事的建议、列出目标清单（我自己是没有），也能明白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一个有太多大石头的世界，害你有限的人生以失败告终，就是那些吸引力中等的大石头——那些还算有趣的工作机会、还算愉快的友谊。有一则自我成长的建议已经说到烂：大部分的人必须加强说「不」的能力。然而，如同作家伊莉莎白．吉儿伯特（Elizabeth Gilbert）所言：我们太容易以为这句话只是要我们找到勇气，拒绝一开始就永远不会想做的各种琐事。吉儿伯特解释，事实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比那难多了。你需要学着对你确实想做的事说不，因为你清楚自己就只有这一世生命。」6

完美与动弹不得

　　如果说高超的时间管理，可说是学习以理想的方式拖延，好好面对自己的有限性，据此作出选择，那么另一种拖延，通常是试图回避事实的结果——不好的拖延害得重要的事情缺乏进展。理想的拖延者接受无法每件事都完成的事实，接着以尽量明智的方式，决定要专心做哪些事、哪些事不做。相较之下，糟糕的拖延者则动弹不得，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自身的局限。对他们来讲，拖延是一种情感上的逃避策略，躲开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人类所引发的心理困扰。

　　我们开始这种对自己有害的拖延时，我们试图逃避的局限，通常与我们能用手中的时间完成多少事完全无关；常见的情况是，我们担心没有能力端出品质够好的工作、担心其他人不会产生我们想要的回应，或是事情在某方面没出现我们想要的结果。哲学家科斯蒂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用一则寓言来谈这件事。7波斯的设拉子城（Shiraz）有一名建筑设计师，设计出全世界最美的清真寺：建筑结构令人屏息、原创的设计引发赞叹，但又符合古典的对称原则。这栋宏伟但不矫饰的建筑引发敬畏心，凡是见过设计图的王公贵族都想买下或偷走那张图；知名建筑商人也恳求这位设计师，将这座清真寺交给他们盖。然而，设计师却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凝视设计图三天三夜，接着一把火把它烧了。这位设计师或许是天才，同时也是完美主义者：他想像中的清真寺完美无瑕，一想到实际建造时不免得妥协，他痛苦万分。即便是最优秀的建筑商人，也无法完全忠实重现他的设计图。此外，他没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免于时间的摧残。风吹日晒雨淋、四处掠夺的军队，最终将使建筑物化为尘埃。若真的盖出那座清真寺，踏进有限的世界，便表示他必须对抗所有他无法抗衡的事物。最好还是珍藏理想的幻想，也不要屈服于具有种种限制、不可预测的现实。

　　布拉达坦主张我们拖延重要事务时，通常处于类似的心态。我们看不见或者拒绝接受把点子化为具体存在的东西，因为不论执行得多成功，不免与梦想有落差，毕竟现实和幻想不一样。在现实的世界，我们无法事事掌控，不可能期望事情会符合我们的完美主义标准，总会因为某种缘故，让我们创造的事物不完美。我们的才能有限、时间有限，掌控事态与他人行为的程度也有限。这乍听之下令人沮丧，但着实令人松一口气：如果你迟迟不做某件事，原因是担心成果不够理想，那么你大可放心，因为依照你想像中完美无缺的标准来看，原本就不可能做得够好。那不如就着手进行吧。

　　此外，这种回避有限性的拖延，其实不只出现在工作的世界，也是感情世界的主要问题。由于人们拒绝面对有限性，多年卡在没有结果的关系之中。想听警世故事的话，可以参考大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这位史上最糟糕男朋友的故事。8卡夫卡一生最重要的恋爱关系，始于一九一二年布拉格的一个夏夜。当时他二十九岁。一天晚上，他到朋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家中吃饭，结识了主人家从柏林来访的远亲菲莉丝．包尔（Felice Bauer）。菲莉丝独立自主，任职于德国某家制造商，二十四岁就已经是女强人。她务实的活力，吸引了害羞又神经质的卡夫卡。至于菲莉丝眼中的卡夫卡，我们所知不多，因为只有卡夫卡那一方的说法留存下来。反正卡夫卡感到神魂颠倒，两人很快便谈起恋爱。

　　至少是借由通信谈起了恋爱：接下来五年，这对情侣通了数百封信，但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每次见面显然都让卡夫卡万分痛苦。距离两人第一次见面过了七个月后，卡夫卡才终于同意见第二次面，当天早上又发电报说他不去了；最后卡夫卡还是露了面，但表现得像是孤僻的怪人。两人好不容易订婚时，菲莉丝的父母举办订婚宴，但卡夫卡在日记里坦承，参加订婚宴让他感到「有如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囚犯」。不久之后，两人在柏林某家饭店见面，卡夫卡取消了婚约，但还是继续通信（就连继续通信这件事，卡夫卡也犹豫不决。他在一九一三年的信中告诉菲莉丝：「我们确实应该停止写这么多信了。」他显然是在回应菲莉丝的提议：「我昨天甚至开始写一封信谈这件事。明天会寄出。」）。两年后，两人再次订婚，但只维持了一阵子：一九一七年，卡夫卡以罹患肺结核为由，再度取消订婚，那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订婚。后来，菲莉丝八成是以松一口气的心情，嫁给了一位银行家，生了两个孩子，后来搬到美国，创办一间成功的针织服饰公司，不必再忍受一段恶梦连连、出尔反尔的关系。那场有如永恒梦魇般的恋爱，真是太「卡夫卡」了。

　　我们很容易会把卡夫卡归类为「饱受折磨的天才」，觉得跟我们这种凡夫俗子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如同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所言，卡夫卡的「精神官能症和我们的没什么不同，没有比较奇特：只是更强烈、更纯粹……〔以及〕受到深深不快乐的个人气质所影响。多数人永远不会达到卡夫卡的那种程度。」9卡夫卡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抱怨现实带来的束缚，在「爱」及其他很多事，都极度优柔寡断，因为他渴望过不只一种生活：卡夫卡想当受人敬重的市民，因此他没辞掉工作，白天继续当保险理赔调查员；他希望能和伴侣在婚姻里拥有亲密的关系，代表他得娶菲莉丝；然而，他也想全心投入写作，不希望被俗事打扰。卡夫卡不只一次在信中告诉菲莉丝，这种挣扎是体内有「两个自己」在缠斗——一个他爱她，另一个他全神投入文学，「就连最好的朋友去世，感觉也不过像是一件打扰他工作的事。」

　　这样的苦恼程度或许很极端，但内心拉扯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有的人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蜡烛两头烧；有的人白天必须上班赚钱，但真正想从事的是创意工作；有的人犹豫到底该回老家，还是留在大城市；或是卡在可能相互冲突的两种生活之间。卡夫卡的回应和我们一样，他避免去面对问题，把自己和菲莉丝之间的关系限制在当笔友，这样他就能抓住拥有亲密关系生活的可能性不放，但又不会让这段关系和他的写作狂热争宠。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势必得面对这种两难。人们在试图逃避有限性背后的意涵时，症状不一定和卡夫卡一样是恐惧承诺：有些人表面上确实对一段关系做出承诺，内心却有所保留，没有投入全部的情感。有的人多年处于乏味的婚姻里，应该离开却没离开，因为他们希望保留可能性，或许有一天这段关系会开花结果，若真要放弃，未来也随时可以离开。然而，这基本上依旧是在逃避。有一次，语气听上去很绝望的菲莉丝，建议未婚夫试着「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然而，那正是卡夫卡试图逃避的东西。

　　距离巴黎六百哩之处，在卡夫卡遇见菲莉丝二十年后，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他的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中挖掘卡夫卡的核心问题。伯格森写道，我们总是偏向犹豫不决，避免选定单一道路后，就坚持走下去，因为「我们依据个人喜好打造的未来，感觉上五花八门，每一种好像都很吸引人，每一种似乎都有可能发生」。10换句话说，以我为例的话，我很容易幻想把人生花在成为业界的闪亮明星，同时做个好爸爸、好丈夫，还可以投入马拉松训练，进行长时间的禅修，或是在社区当义工——只要我单纯在幻想，我可以想像这些事能同时顺利进行。然而，我一旦试着过那样的生活，就会被迫做出取舍。只有在其中一个领域所花的时间少于我希望的程度，才能挪出空档从事其他活动。此外，我势必要接受，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会完美进行，结果就是相较于幻想中的人生，我实际过的生活不免令人失望。「未来这个概念，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比未来本身还要结实累累。」伯格森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渴望的东西，总是比真正拥有的东西还美好，梦想比现实更有魅力。」11这段看似令人沮丧的话，其实再次让人松一口气。由于每一个决定如何在真实世界过生活的选择，不免伴随着无法过其他无数种的生活，我们也就没理由拖延或抗拒承诺，焦虑地期待还能避免失去其他的人生可能性。但无论如何你都失去了，这是钉在铁板上的事——不用挣扎真美好。

最后还是得定下来

　　说到这里，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我为数不多、但完全有自信提供给大家的一项约会建议，便是：你要「定下来」。事实上，这项建议也适用人生其他每一个领域。定下来是现代相当常见的恐惧。你可能得决定就是这个人了，但对方其实不是你的理想型，根本配不上你（职涯版的相同烦恼是必须「将就」某份工作，让你付帐单，却不足以教你热情地全心投入）。成千上万的杂志文章与Instagram励志迷因，都提过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将就是一种错。然而，这个流行观点是错的。你绝对应该将就。

　　讲得更明确一点，你别无选择。你就是会定下来，而且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曾经就这个主题，写下一整本专书《论将就》（On Settling）。古丁首先指出，我们在定义「将就」时标准不一。每个人似乎都同意，如果你展开一段关系是在骑驴找马，那么你犯了将就的错，因为你把人生的一部分时间，花在不是那么理想的另一半。然而，既然时间是有限的，拒绝将就，花上十年时间，在约会网站上苦苦寻觅，希望找到完美对象，其实也是一种将就，因为你选择耗费你有限时间里的十年，处于另一种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境。此外，古丁指出，我们一般会把「将就」和他所说的「奋斗」（striving）的人生拿来对比，也就是活出最圆满的人生。然而，这种对照也是一种错，不只是我们不免得将就，也因为要活出最圆满的人生，你必须将就。「为了让奋斗称得上是奋斗，你必须以相当持久的方式，不断将就于某件将成为你的奋斗目标的事。」12古丁写道：你不可能成为超级成功的律师、艺术家或政治家，除非你先「将就」待在法律、艺术或政治的领域，连带决定放弃其他职涯的潜在报酬。如果你每一个领域都东沾一点、西沾一点，你不会在任何领域成功。同理，恋爱关系是不可能真正圆满的，除非你愿意至少有一阵子认定一段关系，即便那段关系有各种不完美之处。也就是说，你必须抗拒诱惑，不去想外头有无数更好的人选。

　　不用说，我们很少以这样的智慧来对待感情。我们有许多年都不曾全心投入任何一段关系——一旦要定下来就找借口分手，或是不论谈哪段感情都不太认真。另外还有一种模式，每个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碰过好几百遍：我们的确做了承诺，但过了三、四年就想喊停，认定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控诉另一方心理有问题，或是两人就是没有想像中般配。有时这两种理由可能是实情；人们谈恋爱时（在其他领域也一样），的确会做出惊人的糟糕决定。不过，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另一个人也是人。换句话说，你们的关系会碰上问题，不是因为你的另一半特别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你们两人不合适，只不过是你终于注意到，你的另一半所有（难免）有局限的地方，和你的幻想世界一对照，让你感到非常失望。幻想世界里，没有现实中的那些条条框框与出乎意料的事。

　　哲学家伯格森谈及未来时指出，未来的吸引力大过现在，原因是你可以沉溺于对未来的各种期待，即便你希望的事物相互矛盾。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套用在幻想中的恋爱对象。我们幻想出一堆特质，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不可能同一个人同时拥有那些特质。举例来说，很常见的状况是谈恋爱时，你下意识希望对方能带给你无穷的安全感，但也要带来无限的兴奋感。然后，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你便假设问题出在对方身上，想着或许外头有人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自己应该去寻找那个人。然而，实际情况是你的要求自相矛盾。源源不绝带来刺激感的人，一般来讲不会是可靠的安定感来源。你希望在真人身上同时找到这两种特质的荒谬程度，并不亚于梦想另一半的身高同时是一八〇与一五〇。

　　此外，你不仅应该将就；理想上，你还应该以难以脱身的方式让自己将就，例如同居或结婚生子。我们做出很多事来避免面对有限性，好让自己一直相信有可能不必在互斥的选项中选择一个，但讽刺的是，等你用不太有回头路的方式终于做出选择时，你通常会变得更快乐。我们为了不要断了自己的后路，几乎什么都愿意做，一直活在幻想里，徜徉于那个不受限的未来。然而，破釜沉舟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很开心做了一个了断。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Daniel Gilbert）与研究同仁做过一个实验，让数百人免费挑一张艺术海报带走，接着将受试者分为两组。第一组被告知，可以在一个月内改挑另一张海报；第二组则被告知选了就是选了，不能换。在后续的追踪调查中，选了不能换的那一组不会犹豫不决，盘算着或许还能做更好的选择——这群人对于自己选定的艺术作品，显然满意度较高。13

　　我们其实不需要心理学家也能证实这一点。吉尔伯的研究发现深植于无数的文化传统里，最明显的例子是婚姻。结婚的双方承诺祸福与共，不会大难来时各自飞。结婚的人做的这个约定，不仅能协助双方撑过困难时刻，也会让美好时光更令人满足，因为全心投入某个有限制的作法后，就比较不可能把时间花在渴望梦中情人。结婚的伴侣一旦有自觉地做出了承诺，便斩断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幻想，享受到前一章提过的「错过的喜悦」：他们体会到放弃其他选项后，自己当初的选择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去做你一直害怕或拖延的事情，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海阔天空，例如：终于提出辞呈、生小孩、处理恶化的家庭议题或签约买房子。你再也无法回头的时候，焦虑会消失，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可走：你要前进，走向你的选择带来的结果。

５ 西瓜问题

注意力就是生活：你活着的体验，就是你付出注意力的每一件事的总和。在你人生的终点回首从前，每一刻抓住你注意力的东西，就是你活过的人生。

　　二〇一六年四月的一个星期五，正当那年两极化的美国总统选举愈演愈烈，全球各地出现超过三十起武装冲突，大约有三百万人看着BuzzFeed网路新闻的两名记者，用橡皮筋捆住一颗西瓜。在超级冗长的四十三分钟之中，压力逐渐增大——包括观众的心理压力，以及西瓜承受橡皮筋带来的物理压力。到了第四十四分钟、捆上第六百八十六条橡皮筋时，发生的事不令人意外：那颗西瓜爆了开来，喷得到处都是。两位记者击掌庆祝，抹去反光护目镜上的西瓜渣，吃起西瓜。直播结束了。地球依旧在轨道上绕着太阳旋转。1

　　我在这里提这件事，不是为了暗示把你一天中的四十四分钟，花在上网盯着一颗西瓜看，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地方。相反地，有鉴于二〇一六年以降网路生活的走向，随着酸民与新纳粹开始挤走突击问答与猫咪影片，永无止境的负面新闻带来绝望的迷雾，社群媒体逐渐成为一种「末日刷新」活动（doomscrolling，译注：反复更新页面，接收坏消息，沉浸于负面情绪）。在这种时刻，这场BuzzFeed的西瓜恶搞，已经感觉像是快乐年代的陈年往事。然而，这件事值得一提的原因，在于大家假装集体看不见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的关于时间与时间管理的每一件事，都与那个问题有关。那个问题就是分心，毕竟如果你的注意力，日复一日被你不曾想要关注的事拉走，那么不论你有多想善用有限的时间，全是空谈。我很肯定那三百万看直播的人，那天早上醒来时，没想到要把人生的一段时间拿去看一颗西瓜爆炸；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感到自己是自由地选择要那么做。「我想停下来别看了，但已经看了这么久。」2脸书上典型的懊恼回应如是说。「我看着你们把橡皮筋捆在一颗西瓜上四十分钟。」3另一个人写道：「我的人生到底在干什么？」

　　此外，这则西瓜故事提醒我们，在这个年代，分心与「数位分心」已经几乎是同义词：我们试着要专心，网路却来搞破坏。不过，这是个误解。至少从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就已经为分心感到忧心。他们认为分心的问题，比较不在于外在的干扰，而是性格问题——内心号称自己最重视某件事，却永远不把时间用在那上面。哲学家严肃看待分心问题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也该和他们一样严肃以对，因为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些事物上，那些事物将定义你的现实。

　　即便是花很多时间忧心现代「分心危机」的评论者，也鲜少全盘掌握分心隐藏的意涵。举例来说，你会听到有的人说，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注意力确实是有限的：依据心理学家提摩西．威尔森（Timothy Wilson）的计算，任一时刻自四面八方轰炸大脑的资讯，我们只有能力有意识地专注于其中的〇．〇〇〇四％。4然而，把注意力说成是一种「资源」，其实未能明白注意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多核心的角色。我们每个人仰赖的其他资源如食物、金钱、电力等，大都是让生活更便利的事物，有时就算少了也能活下去，至少忍耐一阵子没问题。注意力则不一样，注意力就是生活：你活着的体验，就是你付出注意力的每一件事的总和。在你人生的终点回首从前，每一刻抓住你注意力的东西，就是你活过的人生。所以说，这不是夸大其词：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你不是特别重视的事情上，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分心」不一定是指一时没能集中注意力，比如你在完成该做的工作时，被新简讯的通知声吸引，或是忍不住去看耸人听闻的新闻报导。其实，工作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分心——你投入一部分注意力在工作上，连带也把你的人生用在这件和其他选项比起来较没意义的事情上。

　　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塞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严厉批评与他同时代的罗马同胞，追求他们不是真心在乎的政治生涯，举办他们没有特别享受的盛宴，或是单纯「在太阳底下烘烤自己的身体」：5那些人似乎不了解，从事这些消遣活动是在浪费生命。这里的塞内卡听起来像是讨厌娱乐的老古板，晒晒太阳到底有什么不对？老实讲，我猜塞内卡大概就是那种老头子，但不论是躺在沙滩上或是逛BuzzFeed，重点都不在于把时间用于放松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分心的人其实没做出选择。他们的注意力被霸占，而幕后的黑手根本没把他们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

　　今日我们经常听到，面对不断分心的状况时，我们该做的是让自己不可能分心：我们必须掌握「全神贯注」的诀窍。相关建议通常要我们冥想，安装让自己无法上网的app，购买昂贵的抗噪耳机，然后多做一点冥想，彻底打赢这场注意力的战争。然而，这是一个陷阱。当你的目标是以这种程度掌控你的注意力，你是以错误的方式处理人类的局限。你时间有限，因此必须好好利用时间，但你用的方法是否认人类的另一个局限：完全掌控自己的注意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任何情形下，百分之百操控自己的注意力其实并非好事。如果外界的力量无法违反你的意愿，至少霸占一丝的注意力，你将无法躲开迎面而来的巴士，或是听见家中婴儿身体不舒服。此外，分心的好处不限于紧急状况；同样的现象让你的注意力被美丽的夕阳吸引，或是瞄到有陌生人走过房间。这种分心明显带来的生存优势，解释我们人类为何以那样的方式演化。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与采集者，不论喜不喜欢，树丛里的沙沙声就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相较于意识清醒地决定要去留意声响、才听见沙沙声，前者活下来的机率远远较高。

　　神经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由下而上的注意力」或「非自主性的注意力」（involuntary attention）。我们的生存少不了这样的机制。然而，有能力对自己的注意力施展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由上而下」或自主性注意力），差别将是美好人生或地狱人生。经典的极端例子是奥地利心理治疗师、《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6弗兰克被囚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能够不绝望，原因是他有能力把部分注意力导向集中营狱卒无法侵犯的唯一领域：他的内心生活。弗兰克因此能施展一定的自主权，抗拒威胁将他降为动物的外界压力。然而，这令人振奋的事实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无法随心所欲引导部分的注意力，即便是条件远胜过集中营的生活，依旧可能令人感到相当无意义；毕竟要拥有任何有意义的体验，必须专注于那项体验，至少要挪出一点注意力。否则的话，你真的拥有那段体验吗？你能拥有你没体验过的经验吗？如果你心不在焉，在米其林星级餐厅吃的上好美食，可能和一盘速食干面没什么区别；面对不曾真心投入的友谊，就只能当名义上的朋友。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写道：「注意力是奉献之始。」7这句话点出分心与关心是不相容的：除非你能先把注意力持续放在你要奉献的事物上，要不然你不可能真正爱着另一半或孩子，不可能把自己奉献给职涯或远大的目标，甚至连单纯享受在公园里散步都不可能。

把你的人生当韭菜割的机器

　　刚才提到的一切，解释为什么当代的线上「注意力经济」，令人感到大事不妙。近年来这个名词很红，基本上是指有一台巨大的机器，说服你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选择上，因此你交出有限的生命，关心你根本不想关心的事。此外，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太过薄弱，甚至身不由己地无法下定决心不要屈服于这台机器的诱惑。

　　我们许多人已然熟悉整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我们使用的「免费」社群媒体平台，其实不是免费的，因为正如相关理论所言，你不是顾客，你是被贩售的产品：换句话说，科技公司的获利来自掳获我们的注意力，接着卖给广告客户。此外，我们至少模糊地意识到智慧型手机追踪我们的一举一动，记录我们如何滑手机和点选萤幕、我们停下来看哪些东西，哪些则略过。搜集好数据后，就有办法提供我们最可能被吸引的内容——通常是最令我们感到愤怒或恐惧的事。从平台拥有者的角度来看，社群媒体上所有的争执、假新闻与公审都不是缺点，而是商业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你可能也注意到，这一切是借由「说服式设计」（persuasive design）办到的——说服式设计指的是各式各样的心理技巧，直接借自赌场吃角子老虎机的设计者，专门用来鼓励强迫性的行为。在数百起例子之中，有一项是无所不在、往下拉就能刷新页面的手势。这个让人们不断滑手机的功能，利用一种「不定期出现奖励」的现象：当你无法预测更新页面时会不会有新文章可读，就更有可能一试再试、反复更新，这跟吃角子老虎机的拉霸如出一辙。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原本是脸书投资人，后来转成批评者。他主张这一整套系统达到一定程度的无情效率后，所谓的使用者是「被卖掉的产品」就不再适用；毕竟企业对待自家产品，一般都有动力给予起码的尊重，但有些企业对待用户可不是那么回事。麦克纳米主张，更贴切的类比是我们是燃料：我们是被扔进矽谷火炉的木材。我们是非人的注意力库，等着被无情利用，直到耗尽。8

　　然而，我们很少意识到分心的影响有多深。我们努力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运用有限的时间，只是分心让我们徒劳无功。你一个不小心在脸书上乱逛了一小时后，你会以为，从浪费时间的角度来看，上脸书造成的伤害只是没能好好利用那一小时。这情有可原，但是你错了。由于注意力经济的设计是优先呈现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而不是最真实或最实用的内容，我们脑中的世界观随时被有系统地扭曲，影响我们感到哪些事情重要、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政治立场与我们对立的人有多可恶，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事。我们的判断被扭曲后，也影响我们如何分配线下的时间。举例来说，即便实情根本不是如此，如果社群媒体让你相信，暴力犯罪在你的城市非常严重，你走在路上会不必要地感到恐惧，待在家里，不敢出门，避免和陌生人互动。此外，你还会投票给蛊惑民心、政见是大力打击犯罪的政客。如果是意识形态与你相左的人，你在网路上永远只看见他们最糟糕的行为，你很容易假设政治立场与你不同的家人，一定也和那些无可救药的人差不多，于是你很难与家人维持关系。所以说，我们手里拿的电子装置的问题，不只是让我们没能专心做更重要的事，更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如何定义「重要的事」。套用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的话来讲，手机等装置让我们无法「渴望我们渴望自己去渴望的事。」9

　　我自己大概是个好例子。我有段不堪的过往，不过我猜我只是典型的一般人。我曾经对推特成瘾，不过即便在我依赖推特的高峰期（我现在正在戒），我黏在萤幕前的时间，一天也很少超过两小时。然而，推特占据我注意力的程度，远远不只是两小时的问题而已。我关掉app好一阵子之后，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气喘吁吁或是替晚餐切萝卜时，满脑子还是那天稍早有够倒楣，和网路上碰到的某个发表错误高见的白痴，来了一场唇枪舌战（当然，那不是我运气差；演算法是刻意给我看那些文章，因为演算法早就知道什么言论能激怒我）。又或者，我刚出生的儿子做了一件可爱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要如何在推特上讲这件事，仿佛重要的不是我刚才的体验，而是我要当一名优秀的推特内容提供者（还是无偿！）。此外，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苏格兰的海滩上，海风吹来，太阳开始西下，此时我体验到「说服式设计」特别恼人的副作用：当你参与的活动未经过专业心理学家团队的精心设计，确保你的注意力永远不会跑掉，你便开始感到坐立难安。我在社群媒体上看过的所有东西，也比不上夕阳下乱风吹拂的苏格兰海滩，但社群媒体上的画面经过操纵，随时配合我的兴趣，不断对我发挥心理作用，牢牢抓住我的注意力，也难怪线下的真实世界有时无法媲美。

　　在此同时，我在网路上认识的那个无可救药的世界，开始渗透进实体世界。我不可能不饮用「推特消防水带」输送过来的愤怒与痛苦。那些黑色情绪来自特别筛选给我看的新闻与民众看法，而那些内容被挑中就是因为耸人听闻，令人忍不住想看。我们开始把非常态当成常态，随时准备面对冲突或灾难，心中隐约有着不祥的预感。也难怪这些东西很少是充实的一天的基础。更麻烦的是，由于注意力特有的问题是注意力很难自我监测，你对生活的看法开始朝这种阴郁的方向转变时，根本很难留意到。你只能靠着自己的注意力，去留意你的注意力发生了什么事，但你的注意力已然被霸占。也就是说，一旦注意力经济让你分心、愤怒或紧张到一定程度，你很容易以为现代生活一定就是这样。套用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话，我们「因为分心，无暇顾及分心的问题而一再分心」。10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你相信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社群媒体没有让你变得更易怒、缺乏同理心、焦虑或麻木不仁，或许是因为你早已变成那样的人。你有限的时间被挪用了，但你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对劲。

　　不用说，事情已经明显这样好一阵子了，这构成政治上的非常时刻。社群媒体把我们不支持的那一方描绘成不可理喻，把我们划分成敌意重重的不同阵营，接着看谁能对另一阵营抛出最夸张的谴责言论，再用「赞」和「分享」奖励我们，加深恶性循环，无法理性讨论。与此同时，我们痛苦地发现无耻的政客可以打败对手，更别提轻松撂倒记者的事实审查能力，只需引发一波接一波的愤怒，让全国的注意力频宽爆掉就可以了。于是，每出现一桩新的丑闻，盖掉了上一桩，民众的注意又再度转移。任何人只要回应或转推，即便用意是谴责煽动仇恨的行为，反而用关注奖励了这样的行为，进而协助传播仇恨。

　　科技评论家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每次你打开社群媒体app，「萤幕的另一头就有一千人」拿到钱，负责留住你。11因此，期待用户光靠着意志力，就能抗拒对他们时间与注意力的攻击，实在不切实际。政治危机需要政治的解决方法。然而，从最深的层面来理解分心，我们也得面对一项最基本的尴尬事实：我们其实不该说自己受到了「攻击」，因为攻击带有不请自来的意涵。矽谷自然脱不了罪，但我们也应该诚实以对：我们很多时候是自愿分心。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想要分心，不论是借由数位装置或任何东西都好，我们不想把人生花在自认最重视的事物上。在背后从中作梗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努力运用有限的生命，这是最会暗中为害的障碍，因此我们要来好好研究一下。

６ 敌人就在本能寺

当你试着专心做你认为重要的事，你是在被迫面对自身的极限。那个体验特别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你非常重视手上的任务。

　　你如果曾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季月份，走在日本南端的纪伊山脉，你可能见过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一个苍白瘦弱的美国人浑身赤裸，从大型木头水槽中取出半结冰的水，浇在自己头上。这个人的名字是史蒂夫．杨（Steve Young），他正在受训成为佛教真言宗的僧侣，但目前为止只遭受到一连串的羞辱。高野山的住持起初拒绝让他入门。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一个高高瘦瘦、就读于亚洲研究博士班的白人，到底为什么会决定在日本当和尚？杨纠缠了一阵子后，被准许留下，但交换条件是他必须替寺里做各种杂役，例如扫走廊和洗盘子。好了，现在他获准展开百日的闭关修行，踏出僧侣之路的第一步，结果发现他必须住在没有暖气的小屋里，一日进行三次净化仪式。杨从小在气候宜人的加州海边长大，如今却必须把自己浸在数加仑刺骨的融雪中。多年后，他回忆那是「恐怖的考验」，「天气冻到水一碰地就结成冰，毛巾在你手上冻住，也就是说你是赤脚在冰上滑行，试着用结冻的小毛巾擦干身体。」1

　　大部分的人面对肉体上的痛苦时，即便不舒服的程度比杨的遭遇轻一百倍，他们的直觉反应都是试着不要去想，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举例来说，如果你和我一样有点害怕皮下注射，你大概会死盯着医生诊所摆设的平庸艺术品，不去想等一下针会刺进身体。杨最初的直觉也一样：刺骨的冰水碰到皮肤时，他的内心缩起来，试着想其他事，或是完全靠意志力试着不感到冷。这算不上不理性的反应：专注于当下的体验太不舒服的时候，把思绪抽离眼前的情境是可以缓解痛苦。

　　然而，当一阵又一阵刺骨的冰水浇下来时，杨开始明白这是再错误不过的策略。事实上，他愈是专注于刺骨的冰冷感受，尽其所能观照那个感受，痛苦的程度就愈低。反倒是「他的注意力一跑掉，那种折磨就变得无法忍受」。过了几天之后，杨每次做净身仪式时都做好准备，尽量专注于当下的体验，这样一来，当水淋下来，就能避免从微微不舒服一路上升到极度痛苦。杨逐渐明白，自己是这场仪式唯一的重点。虽然传统的佛教僧侣绝不会这样解释，杨指出这是一种「大型的生物反馈设计」，只要他能保持不分心，就提供奖励（痛苦程度下降），以训练他专注。每当注意力跑掉，则惩罚他（痛苦程度增加）。杨自从开始修行后，发现自己的专注能力变得很不一样。他今日是一位冥想导师，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杨真善（Shinzen Young），由高野山的住持赐名。只要在当下保持专注，不仅更能够忍受冰水仪式的痛苦，不那么愉快的工作也会变得引人入胜。每天要干的活，先前或许不是痛苦的来源，但也令人感到无聊或枯燥。杨愈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任何体验，就愈明白问题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他的内心深处在抗拒体验那件事。当他不再压抑那些感受，改而观照，不舒服就会消失。

　　杨接受的考验说明了我们屈服于分心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试图逃离当下体验所带来的痛苦。当痛苦是肉体上的痛苦，这一点很明显，譬如冰水浇在赤裸的皮肤上、在医生诊所打流感疫苗等等。难熬的感受太难忽视，需要费点力气才能转移注意力。然而，日常的分心就算较不明显，也是一样。极其典型的例子是工作时被社群媒体吸走注意力：实际情况通常不是当你坐在那儿专注地处理手中的事物，注意力违抗你的意愿被吸走。老实讲，你很想找个借口不要做手上的事，再小的借口都可以，因为你想要逃避手上工作不愉快的感觉；你偷偷查看推特上的论战或名人八卦网站。此时，你感受到的不是不情愿，而是松一口气。据说现在正在上演「争夺我们的注意力的战争」，矽谷正在侵略我们。然而，在这场战争的战场上，我们扮演的角色通常是通敌者。

　　诗人玛丽．奥利弗称这种想要分心的内在渴望为「内在的打扰者」（the intimate interrupter）2：「自我中的自我，那个吹口哨敲门板的自我。」3那一个自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注意力从手中有意义、但具备挑战性的任务，转移到浏览器上按一下就会出现的任何东西，你就会过着更轻松的人生。作家葛瑞奇提到自己经历过相同的冲动：「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困惑。很多时候，需要做的事，我大部分都不想做，而且不只是刷马桶或处理退税那种麻烦的琐事，而是我真心渴望完成的事。」4

重要之事带来的不适感

　　这里值得停一下，留意这个确实很奇怪的现象。专心做我们自认在人生中想做的重要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让人感到不自在？我们居然为了逃避，跑去做令人分心之事，即便我们不想把人生浪费在那上头？有的工作确实令人很不愉快或者想到就怕，想逃避很正常，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无聊，而且通常我们说不出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感受。当你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那件事很重要、应该要做，但突然间那件事却令你感到沉闷到无以复加，多做一秒也无法忍受。

　　这个谜题的答案听上去很戏剧化，然而，每当我们任由自己分心，就是试图逃避面对自身有限性的痛苦。人类的困境是时间有限，尤其以分心这件事来讲，我们不仅时间有限，甚至不太能掌控那有限的时间，无从确知事情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件极度不愉快的事是确定的：有一天死亡会终止一切）。当你试着专心做你认为重要的事，你是在被迫面对自身的极限。那个体验特别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你非常重视手上的任务。设拉子的建筑设计师可以拒绝将他理想中的清真寺，带到这个时光会流逝的缺憾世界，但是你和他不同，你不得不放弃仙境般的幻想，感到无力掌控自己在乎的事物。也许是你高度重视的创意计划超出了能力范围；有可能是让你铁了心的难解婚姻问题，将引发激烈的争吵。即便最后一切圆满落幕，你也无法事先得知是否会顺利进行，因此你依然得放弃能够主宰时间的感受。这里再次引用心理治疗师蒂夫特的话，你必须让自己冒险，「经历有如幽闭恐惧症、被现实困住、禁锢、无能为力的感受。」5

　　这就是为什么无聊出乎意料地令人强烈不舒服：我们一般认为无聊只是出于手上的事情不够有趣。然而事实上，面对自己有限的控制力是极度不舒服的体验，进而引发无聊这种强烈的反应。无聊感会在五花八门的情境冒出来，例如：当你在执行一项大型计划；当你想不出周日下午可以做什么；当你必须连续五小时照顾一个两岁大的小孩。不过，无聊的情境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你被迫面对自己的有限性，不得不处理现在这一刻出现的体验，不得不接受事实就是这样。

　　也难怪我们会在网路上寻找可以分心的乐子，仿佛毫无限制。套用评论家詹姆斯．杜斯特伯格（James Duesterberg）的话，你瞬间就能得知隔着一个大陆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呈现自己，还能一直往下拉，滑过无止境的新消息，游荡在「空间不重要、时间一路延伸到永无止境的现在的世界」。6的确，今日在网路上杀时间，通常不会好玩到哪里去。其实也不需要有趣，只需要让你感到不受限，就足以减轻有限性引发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能够明白，为什么打败分心的常见策略很少发挥作用，至少效果无法持久，例如：数位排毒、规定自己哪些时间可以收信等等。那些方法限制你接触用来平息分心冲动的东西。碰上最令人成瘾的科技形式时，这么做确实有道理。然而，那些方法并未解决冲动本身。就算你戒掉脸书，工作日不准自己碰社群媒体，或是跑到深山小木屋里住一阵子，你多半仍旧会感到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会让你觉得被困住，所以你想办法让自己分心，以减轻那种被绑住的痛苦：你做起了白日梦，即使不累也睡午觉，或是做起生产力狂喜欢做的事，像是重新设计待办事项清单，以及再度整理桌面。

　　说到底，重点在于我们眼中「造成分心的事物」，其实不是我们分心的根源，只是我们纾解情绪的工具，好排解面对限制所引发的不适感。我们很难专心和另一半对话，不是因为你偷偷在餐桌下看手机，应该反过来讲才对。你之所以「偷偷在餐桌下看手机」，原因是你很难专注于对话——因为聆听需要花力气、有耐性、愿意配合对方，也因为你听到的讯息有可能让你不舒服，所以看手机自然让你比较开心。所以说，就算你把手机摆在拿不到的地方，你八成也会想出其他办法避免付出注意力。在对话的情境里，一般你会在心中预演，等对方的嘴巴不再发出声音之后，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也希望讲到这里，就能揭晓消除分心冲动的秘诀——如何以持久的方式，把注意力放在你重视或无法轻易选择不要做的事物上，却不会感到不开心。不过老实讲，我不认为世上有这种秘诀。削弱分心的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再期待事情会有所不同，也就是接受人会感到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凡人投入挑战性高的重要事务时，将被迫面对自己的力量有限，无法控制人生会发生什么事。

　　然而，接受没有任何解法也是一种解法，毕竟杨在山上发现的事，就是唯有他接受自身处境，痛苦才会褪去：他不再抵抗事实，全心感受冰水浇在皮肤上的感觉。杨愈是不把注意力放在对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愈能专注于当下。我的专注力或许没有杨那么强，但我感到道理是相通的。若要静下心来处理困难的计划，或是面对无聊的周日午后，方法不是追求宁静或专注的感受，而是体认到烦躁的感觉势不可免，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现实状态，而不是叫苦连天。

　　有些禅宗信徒认为，人类所有的痛苦都可归结于，我们抗拒将全部的注意力摆在事情的走向，因为我们希望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不该发生这种事才对！」），或者我们希望进一步掌控过程。7当你明白身为有限的人类，有些事情就是逃不了。你接受之后，反而雨过天晴。你无法支配事情的走向，但矛盾的是，一旦你接受现实的限制，你获得奖励的是不再感到那么受限。

第 2 部

人 力 所 不 能 及

７ 我们不曾真正拥有时间

我们拥有时间的那个「有」，不同于拥有皮夹里的钱或脚上的鞋子。我们宣称拥有时间，真正的意思是我们预期拥有。

　　认知科学家霍夫士达特（Douglas Hofstadter，又译侯世达）有许多出名的事迹，其中一项是他提出「霍夫士达特定律」：你计划做的任何事，花的时间永远比预期中还长。1换句话说，即便你知道某项计划大概会超出预定的时间，你也调整过时间表，所需的时间依然会超出你新评估的完成时间。因此，如果听从标准的规画建议（你认为需要多少时间，就安排双倍的时间），事情反而会更糟。举例来说，你可能充分意识到自己容易做出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跑完每家店、完成每周的采买，只需要一小时。然而，如果你因为知道自己的估算通常过度乐观，改成预留两小时，你可能会花上两小时半才买完东西（碰上大规模的计划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澳洲新南威尔斯的政府因为太清楚大型建设计划一般无法如期完工，于是规画看似充裕的四年时间建造雪梨歌剧院，结果花了整整十四年才盖好，成本超过初始预算的十四倍）。当然，霍夫士达特只是半开玩笑，但我对他提出的这条定律向来有点不安，因为如果是真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绝对如此），那代表一件非常奇怪的事：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试图规画的活动会积极地反抗我们，不肯照我们的计划走，仿佛努力规画的尝试不仅会失败，还会让事情耗得更久。现实似乎会反击，愤怒之神决定提醒我们，不论我们在时间表中预留多少时间，乞求上苍让我们成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老实讲，这种事困扰我的程度，大概多过大部分的人，因为我来自一个可说是有规画强迫症的家族。我们家会井井有条规画一切，能提前多少时间，就提前多少时间，一一安排好事情要如何进行。此外，被迫和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协调时，我家的人会坐立难安，杞人忧天。我和太太每年要是六月底才第一次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问我们圣诞节如何安排，已经算是走运；此外，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果没有提前在预定出发与入住时间的四个月之前订好机票或旅馆，这种人过的生活简直不可理喻。我们家度假时，绝对会因为太早出门，在机场至少等上三小时，或是在火车站等一小时（《洋葱报》（The Onion）的新闻标题〈爸建议我们提前十四小时抵达机场〉（Dad Suggests Arriving at Airport 14 Hours Early），这灵感显然取自我的童年）。2这一切让我小的时候感到很烦，今日也依旧让我暴躁。我尤其想抓狂的地方是我太清楚自己也是这种人。

　　我家会这样其来有自。我祖母是犹太人。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时她九岁，住在柏林。十五岁时，祖母的继父看到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译注：纳粹有组织地屠杀犹太人的开端）的残骸后，终于计划带家人前往汉堡，搭乘曼哈顿号（SS Manhattan）抵达英格兰的南安普敦（我有一次听说，当时船上的乘客在甲板上开香槟，不过是等到确认船已经离开德国水域后才开）。祖母自己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曾祖母没能离开，后来死于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不难看出，一个在二战前夕抵达伦敦的德国犹太少女为何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不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你和你爱的人就会大难临头，日后还把这种观念传承给孩子。有时当你要踏上旅途，提前许多时间抵达出发点，真的很重要。

　　然而，过度未雨绸缪的问题在于，尽管偶尔确实能预防大难临头，其他时候只会加深做好准备理应减少的焦虑。过度计划的人如同患有强迫症，基本上是在要求获得某种未来的保证，然而未来永远不会提供这样的保证。原因很明显，那是未来的事。毕竟不论你预留多少时间，你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不会发生任何导致你太晚抵达机场的意外。也或者，你确定可以准时抵达，可是一旦抵达，只能在航厦枯等。就算一路平安无事抵达机场，你也无法就此安心，因为这部分已经过去，又要开始焦虑接下来的未来（飞机会不会准时抵达目的地，让你赶上接下来要搭乘的火车？永远有担心不完的事）。我是说真的，不论你的计划安排到多远以后，你永远无法松懈，无法确定每件事都会如你所愿。你不过是把不确定性一直往前推，一路推到地平线。一旦决定好耶诞节计划，就要想一月的事，再来是二月，然后是三月……

　　我这里是以我的神经质家族为例，但背后渴望把未来变成某种可靠事物的欲望，并非计划强迫症患者的专利。不管你是否习惯规画详细的时间表或过度谨慎的旅游计划，只要你担心任何事，就是有那种欲望。忧虑的本质便是反复尝试对未来感到安心，失败了就再尝试，试了一遍又一遍，仿佛光是让自己担忧，就能在某种层面阻止灾难发生。换句话说，人会忧虑是因为内心想要事先知道事情会有好结果：另一半不会在未来离开你、你未来会有足够的钱退休、疫情不会夺走你所爱之人的性命、你喜欢的候选人将赢得下一场选举、你可以在周五下午完成待办清单。然而，试图掌控未来，显然是拒绝承认我们在时间这方面天生就受到限制，这是忧心忡忡人士显然打不赢的一场战争。你永远无法确定未来会怎样，永远力有未逮。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强调勇敢面对现实很重要，不能逃避人生在世的时间有限所引发的不安感。不过，我们「拥有」时间这项假设，显然也愈加值得怀疑。如同作家凯恩所言，我们拥有时间的那个「有」，不同于拥有皮夹里的钱或脚上的鞋子。我们宣称拥有时间，真正的意思是我们预期拥有。「我们假设自己有三小时或三天可以做某件事。」凯恩写道：「但我们不曾真正拥有那三小时或三天。」3任何事都可能半路杀出来，夺走你以为自己「有」、可以拿来完成重要工作计划的三小时：老板可能临时指派你做另一件事；地铁可能故障；你可能死掉。即便和你预期的一模一样，你最后真的获得完整的三小时，在那三小时已经过去、成为历史之前，你无法确认自己能拥有整整三个小时。唯有事情已成过往，才可能确认未来真是如此。

　　同样地，尽管我先前一直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没有人真的拥有四千礼拜的寿命——不只是你有可能活不过四千个礼拜，事实上，你甚至不拥有一个礼拜，你无法确认下星期真的会到来，也无法确定能以你想要的方式运用。你只不过是在每一刻来临时处于每一刻，你带着所有连带的限制，被抛进当下这个时空，无法确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想一下这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海德格说我们就是时间。唯一有意义的作法，就是把每个人的存在想成一系列的瞬间，此外，这样的观点会产生货真价实的心理影响，因为几乎我们对未来的一切思考、我们的计划、目标设定和担忧，没有明说的前提就是假设时间是由我们拥有或掌控的。时间因此随时带来焦虑与不安，我们盼望的事物永远会碰上不肯配合的现实——我们并不拥有时间，也无从控制时间。

　　这里要澄清一下，我的重点不是我们不该计划、不该替退休存钱，或是不该记得投票，以增加未来如我们所愿的机率。努力影响未来不是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地方（所有焦虑的源头）在于，我们从此时此刻的观点出发时，我们感到必须知道努力会有好的结果。当然，你可以诚心希望另一半不会离开你，于是善待伴侣，增加彼此永结同心的机率。然而，若你坚持现在就可以确认你们的关系绝对是百年好合，只会让人生处于永不间断的压力。因此，出奇有效的抗焦虑解方，就是明白你再怎么要求获得未来的保证，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不论你做了多少计划、操了多少心，或是预留多少时间抵达机场，你无从得知事情一定会顺利进行。从本质上来看，想要确认是无望的挣扎。也就是说，你可以停止这么做了。未来不是你能那样安排的东西。如同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我们十分鲁莽，」他写道：「我们在不属于我们的时间里游荡……试图〔让现在获得未来的支持〕，想着安排不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物，我们无从确认自己能否抵达那些事发生的时刻。」4

　　回顾过往，无法掌控未来的焦虑更显荒谬，也许我们就不再那么焦虑了。我们因为无法掌控未来而成天发愁，但大部分的人大概会承认，我们的人生走到今天，根本不是大力操控的结果。不论你最看重人生中的什么，那永远能回溯到某个你不可能事先安排的机缘巧合，现在更不可能再回头改变。你有可能永远没受邀参加那场你认识未来另一半的派对。你的父母有可能不曾搬到你就读的学校学区，因此你没碰到那位挖掘你的潜能、协助你发光发热的伯乐老师。这种事太多太多了。如果你能看到更早以前，看到自己出生前发生的事件，你更会感到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凑巧碰上凑巧。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自传《一切之后》（All Said and Done）中惊叹，她会成为她，有太多事情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

　　如果我午餐过后在书房内睡午觉，醒来时我有时会有种童真般的讶异：我为什么会是我？如同孩童认识到自己的身分时会感到讶异，我很讶异我人在这里、处于这一刻，我深深进入了这个人生，而不是另一个人生。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带来这一切？……那条精虫进入那颗特定的卵子，代表着恰巧我的父母相遇了，而在我父母出生之前，刚好他们所有的祖先都出生了。这可能连几亿分之几的机率都不到。此外，由于一个目前的科学还不太能预测的机率，我恰巧生为女性。从那时起，我感到我过去的每个动作带来了一千种不同的未来：我有可能生病，被迫中断学业；我有可能一辈子没遇见沙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5

　　波娃的这段话令人感到欣慰：尽管我们无从掌握这些过往的事件，我们每个人依旧走到了今日的人生，因此我们至少能期待一种可能性：当无法控制的未来降临时，我们都会有能力承受。此外，你甚至不一定想要有那样的掌控力，因为有太多人生中你重视的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来自于你不曾有机会选择的情境。

管好分内之事

　　过去无从掌控，未来无从预知，这解释为什么许多的精神传统，似乎不约而同都给了相同的建议：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摆在唯一真正归我们管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这一刻，此时此刻。「试图操控未来，无异于越俎代庖。」6道家经典《道德经》提出的这项劝诫（译注：此段《道德经》或为：「夫司杀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英文版稍有出入），数个世纪后，佛教学者格西夏沃巴（Geshe Shawopa）也告诫学生类似的话：「不要统治可能性无限增生的想像王国。」7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提过非常类似的概念（即便耶稣日后的追随者正好相反，将基督教的永生概念当成一心一意想着未来的理由）。「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耶稣提出这项建议后，又加上一句至理名言：「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8我能感到耶稣对众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只会带着苦笑的口吻，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一世纪劳动阶级的加利利人，生活有这么无忧无虑吗？居然自找额外的麻烦，担忧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这一派的想法之中，我向来最有共鸣的是现代性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版本。他在一九七〇年代末的加州演讲上，以一贯的直率口吻谈到这件事。「这场谈话讲到一半时，」当时也在场的作家吉姆．德雷弗（Jim Dreaver）回忆：「克里希那穆提突然停下，身体往前靠，神秘兮兮地问：『你们想知道我的秘密吗？』现场的听众整齐划一地坐直了身体……我看见我前后左右的人往前靠，耳朵打开，嘴巴缓缓张开，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克里希那穆提接着用轻柔、几乎是害羞的声音说：『是这样的，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9

　　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这句话或许需要解释一下；我不认为克里希那穆提的意思是，当灾厄降临在我们或别人身上，我们不该感到难过、同情或愤怒。他的意思也不是我们不该未雨绸缪。他只是在说，当你活出「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生，你的内心就不需要得知未来走向将如你希望的那般，因此当你看着事情是否会一如预期发展时，也不必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那句话不代表我们现在不能采取明智的行为，以减少日后事态不妙的机率。此外，万一灾厄最后仍然降临，我们还是可以尽全力回应；没必要把苦难或不公平当成活在世上不可避免的命运。抱持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就能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时刻，也就是当下这一刻免于焦虑。

　　顺便补充一下，我也不认为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我们模仿某些讨厌鬼（我们都认识一、两个这种人）。那种人有点过分自豪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坚持从来无须计划，随便说不做就不做了。你永远无法确定，和他们约好六点钟去喝一杯，他们是否真有一丝想要露面的意愿。这种过分无拘无束的人，似乎认为制定计划是在束缚自己。然而，打造有意义的人生时，做好规画除了是基本工具，也是对他人负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计划，而是误解计划的意义。套用美国冥想导师约瑟夫．戈登斯坦（Joseph Goldstein）的话，我们忘了或是无法勇敢面对「计划就只是个想法而已」。10我们把计划当成某种套索，从现在抛出去，套住未来，要未来听令行事。然而，计划永远只是说明当下的意愿，提出你目前认为理想上，你希望如何对未来施展自身微薄的影响力，而未来当然没必要听你的。

８ 你在这里

我们执着于从手中时间提炼出最好的未来价值，无视于现实。事实上，关键时刻永远是现在才对——人生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现在，最后是死亡。

　　此外，把时间当成某种我们能拥有与掌控的事物，看来也让生活更加难过。我们不免因此执着于「妥善利用时间」，然后就会发现一件很不幸的事：你愈是努力好好利用时间，你在过每一天的时候，就愈会感觉每一天是某种必须「过完」的东西，以求抵达更宁静、更美好、更充实的未来，但那个未来不曾到来。问题就出在我们把时间当成手段。「利用时间」自然是把时间当成工具、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我们每天都这么做：你不是因为喜欢沸腾的水壶，所以用水壶烧水。你不是因为热爱操作洗衣机，所以把袜子放进洗衣机。你是因为想喝杯咖啡，想要有干净的袜子可穿。然而，这种把时间当工具利用的倾向太容易过头，只把目光放在你要去的地方，反而忽略当下你人在哪里——结果就是心思活在未来，将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时刻定在你不曾真正抵达的地方，以后也不会有那么一天。

　　心理学家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在《重返理智》（Back to Sanity）一书回忆，他观察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游客，不曾真正观看罗塞塔石碑这块眼前的古老埃及文物。为了日后能再次看到这块石碑，大家都忙着用手机拍照和录影。1他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太过专注于要对未来有所帮助。为了有办法在日后重温或分享眼前这段经验，导致他们几乎无法体验展览本身（再说了，那种影片谁真的会日后回顾？）。当然，抱怨年轻人的智慧型手机使用习惯，是我和泰勒这种坏脾气中年人最爱的休闲活动，不过泰勒更深层的重点是，我们所有人也经常有类似的举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非得帮别的事铺路，我们才会认为有价值。

　　我有一次听人说，这种把关注点放在未来的心态，通常会以「等我终于」的形式出现，例如：「等我的工作量终于没那么离谱／等我支持的人终于当选／等我终于找到正确的恋爱对象／等我终于解决心理问题，到时候就能松一口气，开始过该过的人生。」2沉溺于这种心态的人相信，他们没能感受到幸福与满足，是因为尚未完成某些事；他们想像等到完成了，就能感到人生操之在我，我的时间终于属于我了。事实上，这种试图获得安全感的方法，只会让他们感到永远不满足，因为他们只把现在当成一种手段，协助他们抵达未来更美好的状态。当下这一刻本身则永远不会令人满意。然而，这种人就算真的控制住了工作量，或是遇到了灵魂伴侣，又会找到其他借口推迟满足感。

　　当然，看事情也要考虑脉络；许多情境都能让人明白，为什么人们一心一意把目光放在更理想的未来。没人会怪低薪的公厕清洁工希望一天快点结束，或是未来有更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会把工作时刻当成领到工资的手段。然而，如果是怀抱雄心壮志的高薪建筑师，那就比较令人费解。他们如愿进入一直想从事的行业，但在判断自己走过的每一刻是否具备价值时，依旧只看自己手中的计划是否接近完成，好进行下一个计划，升到更高的职位，或是可以早日退休。以这样的方式活着，真可说是疯狂，但我们从小就被谆谆教诲要这样活才对。自称「性灵艺人」的新时代哲学家艾伦‧瓦兹（Alan Watts）以生动的方式描述这种现象：

　　以教育为例，那根本是一场骗局。我们从小被送到托儿所。托儿所的人说，你是替进入幼儿园做准备。接着是为了上一年级做准备，然后是二年级、三年级……上了高中，他们说你得准备进大学。进了大学，你必须准备出社会……〔人就像〕追着胡萝卜跑的驴子，而他们眼前的胡萝卜就是用插在颈圈上的杆子吊着。他们永远不在这里，永远不曾抵达那里。他们永远不曾活着。3

成败论英雄的陷阱

　　我是在当爸爸之后，才开始完全理解自己之前的成年生活，是如何深陷于这种追逐未来的心态。我并非瞬间顿悟。起初我儿子快出生时，我比平日还要执着于善用时间。每一位新手父母大概都一样，从医院回到家后，纷纷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育儿能力实在不足。我们想要以尽量明智的方式运用时间，先追求让襁褓中扭动的婴儿活下去，再来是尽己所能替孩子的幸福未来铺路。然而，我除了多出爸爸这个身分，还是个生产力狂，我让自己一个头两个大，买好多书了解如何照顾新生儿；我下定决心要以最佳方式利用关键的头几个月。

　　我很快就发现，育儿书这个类别分为两派，而且永远瞧不起对方。我开始把一方想成「婴儿驯兽师」，这一派的权威人士认为要尽快让婴儿遵守严格的时刻表，因为生活没有规矩的话，孩子就会缺乏安全感。此外，假使孩子的作息能够预测，就能与家中的节奏无缝接轨。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获得睡眠，我和太太也能很快返回工作岗位。另一派则是「自然派的父母」，他们感到这一类的时间安排，以及所谓妈妈必须回去工作的概念，进一步证实现代性已经腐蚀了养儿育女的纯粹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模仿开发中世界的原住民部落，或是史前时代人类亲近大地的行事风格（此阵营的育儿专家认为，两者其实是同一种人）。

　　我后来发现，这两派背后其实都没有可信的科学证据（举例来说：让婴儿哭着入睡不好的「证据」，主要来自被遗弃在罗马尼亚孤儿院的婴儿研究，这和一天之中把孩子单独留在舒服的北欧摇篮里二十分钟，实在不太一样；此外，西非的豪沙－富拉尼人〔Hausa-Fulani〕违反西方的一切育儿哲学，认为母亲和婴儿对视有时是禁忌，但他们的孩子多半也顺利成长）。4然而，我感受最深的是两派的专家有多么全力关注未来。我读过的所有育儿建议，不管是书上写的或网路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一心一意要让孩子长大成人后，过得更幸福、更成功或者赚更多钱。

　　婴儿驯兽师明显抱着这样的目的，大力强调需要培养对婴儿的人生有益的优良习惯。然而，自然派也不遑多让。如果说自然派坚持「揹巾穿戴」、和婴儿同睡或喂母乳到三岁，理由是那样对父母和孩子是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也就罢了。然而，他们有时会说出真正的动机，其实是为了确保孩子未来的心理健康（再次缺乏实质的证据）。我感到相当不安的是，我明白自己一开始会寻求这些育儿建议，因为这正是我的生活态度：就我记忆所及，我的人生都在替未来的某种结果努力，如考试结果、工作、更良好的运动习惯。这张清单可以无限延长，一切都是为了终有一天，我能过着想像中的顺利人生。而今我的日常责任多了一个孩子，我也抱持我一贯事情「要有用」的心态，去适应这项新的现实：我想确认在育儿这个领域，我同样做了必要之事，能获得最理想的未来结果。

　　然而，我开始感到以这样的方式和新生儿相处，相当违反人性，更别提生活原本就够累人，还要考虑这些事，只会让自己不必要地更加疲惫。挪出一部分注意力替未来做准备显然很重要，比如注意疫苗施打时间、申请学前班的时间。然而，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他零岁的时间只有一年。我发现我不想把我儿子实际存在的日子，浪费在为了他的未来，努力把零岁这一年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儿子就在这里，他全心参与自己存在的这一刻，我也想加入他。我想单纯看着他的小手抓住我的手指，看着他听到声音时摇摇晃晃试着转头，心中不要想着这些动作是否代表他符合「发展里程碑」，或是我该做什么来确保他按部就班地成长。更糟的是，我意识到自己执着于有效利用时间，代表我将儿子这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成工具，只为了安抚自己的焦虑。我对待孩子的方式，都是为了在未来拥有假想中的安全感，让自己问心无愧。

　　作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称我落入的这种陷阱为「结果论」，意思是我们认为「某种养育孩子的方法正确与否的证明，要看孩子长成什么样的大人」。5那种论点乍听之下十分合理，不然你要如何判断方法的好坏？但那么一来，童年将不再具备任何内在价值，只不过是成年生活的训练场。或许婴儿驯兽师说得没错，让一岁大的孩子习惯在你怀中睡着，确实是「坏习惯」。然而，亲子互相依偎，在当下也是令人喜悦的体验，你得把那一点也纳入考量；对未来的考量不可自动高过一切。同理，让九岁的孩子天天玩暴力电动是否合适，也不光是看孩子长大后会不会变得暴力，还要看那对孩子来讲是不是当下利用人生的适宜方式；或许沉浸在数位血腥中的童年，就算不会对未来有任何影响，照样是低品质的童年。汤姆‧史达帕（Tom Stoppard）在剧作《乌托邦之岸》（The Coast of Utopia）中，借十九世纪的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之口，提出加强版的相同看法。赫尔岑的儿子在一场船难中溺死，他必须学着克服丧子之痛。赫尔岑坚持，尽管他的儿子来不及长大成人，闯出一番事业，并不代表他这一生就比较没价值。「由于孩子会长大，我们就认为孩子的任务是长大。」赫尔岑说道：「然而，孩子的任务只是当个孩子。大自然不会看轻朝生夕死的生命，蜉蝣每一刻都尽全力活着……生命的馈赠在于生命的流动，若要等到以后就太迟了。」6

什么都有最后一次

　　然而，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明白，以上讨论不只适用于家有小小孩的家长。的确，新生儿长得快，我们特别难以忽视生活是由一连串瞬间消失的体验所组成，每段体验本身都具有价值。如果你的心思完全放在让孩子成功，你会错过光阴本身的美好。不过，作家与播客主持人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提到一个令人不安、适用于每件事的观点：由于我们的人生有限，生活中不免充满这辈子最后一次做的事情。7如同我将在某一天最后一次去接儿子（这个念头令我感到害怕，但无法否认确实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确定等我儿子三十岁，我就不会去接他了），有一天将是你最后一次回老家，最后一次在海里游泳、做爱或是和某位好友深聊。然而，当下我们通常无从得知那就是最后一次。哈里斯的重点是，我们因此应该试着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带着敬畏之心，仿佛这是最后一次。的确是这样没错，人生中的每一刻都是「最后一次」。这一刻抵达之后，你再也无法再次碰到这一刻，而且每一刻过去，你剩下的时刻只会比先前少。仅仅把这样的每一刻当成通往未来某一刻的垫脚石，显现出我们有多无视于真实的人类处境。要不是我们每个人随时都这么做，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老实讲，我们以这种违反自然的工具态度运用有限的时间，把目光放在未来，并不全然是我们的错。强大的外在压力也把我们推往那个方向，因为我们生活在以工具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台巨大的机器。那部机器为了未来的获利，把一切都化为工具，包括地球资源、你的时间与能力（另一种讲法是「人力资源」）。从这个角度看，足以解释一起很玄的真相：为什么在资本经济里，富人通常出乎意料地没那么快乐。富人极度擅长把时间当成工具，替自己创造财富；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那是成功的定义。然而，富人花很多心思运用时间，最终只把当下这一刻的生活当成通往未来幸福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日子失去了意义，即便银行存款不断增加。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是，经济没那么发达的国家，人民反而更能享受生活。这确实有几分真实。换句话说，那些国家的人民没那么急于把人生当成工具，以换取未来的获利，因此更能参与当下的乐趣。举例来说，在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中，墨西哥的排名经常胜过美国，8于是有了一则流传已久的寓言故事：一名正在度假的纽约商人，和一名墨西哥渔夫聊天。渔夫说自己一天只工作几小时，剩下的时间则晒晒太阳，喝喝酒，和朋友玩音乐。渔夫的时间管理方式吓到商人，商人主动向渔夫解释，如果他更努力工作，就能把利润拿去投资，组成大型船队，付钱叫别人去捕鱼，自己赚进大笔钞票，接着早早退休。「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渔夫问。「嗯，这个嘛，接下来吗？」商人回答：「你就可以晒晒太阳，喝喝酒，和朋友玩音乐。」

　　资本主义的压力逼着你把时间当工具，害生活失去意义。企业律师是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例子。天主教法学家凯瑟琳‧卡文尼（Cathleen Kaveny）讲过，许多企业律师的整体收入傲人，但依然十分不快乐，因为这一行的惯例是「按时计费」。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实际上等于是把他们自己）当成一种以六十分钟为单位卖给客户的商品。未售出的一小时自动等同于浪费掉一小时，因此看上去强势的成功律师，没和家人一起吃晚餐，赶不上孩子的学校戏剧表演，原因不一定是「太忙了」——那种有太多事要做的忙，而是他们已经无法想像不能当成商品出售的活动会有什么价值。如同卡文尼写道：「满脑子以时数收费的律师，很难从非商品化的角度理解时间的意义，体会参与这一类事物的真正价值。」9某项活动要是无法替收费的时数添上一笔，就会让人感到不能如此浪费时间。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心态，就连非律师也一样，只不过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然而，现代生活经常令人觉得是一趟辛苦的旅程，你必须先「撑过去」眼前这段路，才能抵达更美好的未来。不过，要是把这种现象全怪到资本主义头上，等同自己骗自己。老实讲，我们也是同谋，是我们自己选择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方式看待时间，而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是感到全面掌控着自己的人生。你相信生活真正的意义存在于未来的某个地方，你的努力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你将生活在幸福的黄金年代，摆脱一切烦恼。这样想的时候，就不必面对讨厌的现实：你的人生并未走向某个尚未来临的关键时刻。我们执着于从手中时间提炼出最好的未来价值，却无视于现实。事实上，关键时刻永远是现在才对——人生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现在，最后是死亡。你大概永远不会来到每件事都感觉完美的一刻，因此最好别再将你存在的「真正意义」一直延迟到未来，现在就投入你的生活。

　　经济学家凯因斯看透了一切的真相，点出我们之所以执着于他所谓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也就是为了未来的目的而妥善利用时间（如果凯因斯在今日写作，他会说这是为了「个人生产力」），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想死。「有『目的性的人』，」凯因斯写道：「永远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具有假想与幻想中的不朽，把那些行为带来的利益一直往前推迟。他们不爱自己的猫，而是爱猫会生下的小猫；他们其实也不是爱小猫，只是爱小猫以后生的小猫，一直往前推，推到无穷无尽的猫生概念。对他们来讲，果酱不是果酱，而是某种许诺明天会给予你的好东西，你永远不会在今天就吃到果酱。于是，他们把果酱永远往前推到未来，好让煮果酱能煮出永恒性。」10由于有目的性的人，不曾在此时此刻「兑现」自身行为的意义，他们得以幻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神，假装自己对现实的影响力无限延伸到未来，感觉自己有如时间的主人。然而，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永远不曾在当下爱着真正的猫，也一辈子不会享受到任何实实在在的果酱。他们因为太努力善用时间，错过了人生。

不刻意活在当下

　　然而，试着「活在当下」，在现在这一刻找到生命的意义，其实也会遇到挑战。各位有没有试过？尽管现代的正念导师坚持活在当下是通往快乐的快速道路，尽管有愈来愈多的心理研究在谈「品尝」（savoring）的好处，也就是刻意珍惜生活中的小确幸，奇怪的是，这一点很难做到。《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的作者罗伯．波西格（Robert Pirsig）描述，他和年轻的儿子抵达奥瑞冈州广阔无边、波光粼粼的蓝色火山口湖（Crater Lake），塌陷的史前火山形成美国最深的湖泊。波西格下定决心要尽情享受美景，但为了某种莫名的原因他失败了：「我们看着火山口湖，感到：『喔，就是这里没错。』跟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我看着其他游客，他们也都看起来不知所措。我其实不讨厌这个地方，只是感到这座湖的独特之处、这座湖的质素，因为太刻意要突显，反而被盖住。」11你愈是试着活在当下，望眼欲穿此刻发生的事，想要真正看见，反而愈无法存在于此时此刻，或者应该说你做到了，但你感到一切是如此的索然无味。

　　我很能明白波西格当时的心情。几年前，我造访过图克托亚图克（Tuktoyaktuk），那是加拿大西北地方最北边的一个极地迷你小镇。当时只能靠空路或海路前往，但是冬天还可以搭乘越野车。我沿着结冻的河面行驶，途中经过困在寒冬冰层中的船只，一路开往冰封的北极洋。我这一趟真正的任务是采访加拿大与俄国争夺北极下方的石油资源，但我久闻其名，很希望见到北极光。我连续几晚强迫自己冒着摄氏负三十度的低温来到户外。在那种气温下，你吸气的那一刻，鼻腔内的湿气就会冻成冰。然而，我只见到浓厚云层下的一片漆黑。直到离开的前一晚，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租下我隔壁B&B小木屋的情侣，兴奋地敲我的门，告诉我这一刻终于到来：今天有北极光。我在连身的保暖内衣外又套上几件衣服，踏进辽阔的天空穹顶，一闪一闪的绿光大幕，从地平线的一侧划过地平线的另一侧。我决定好好享受这场极光大秀。隔天早上，当地人也指出前一晚是难得一见的精彩极光。然而，我愈试图好好体会，愈是无法体会。直到今天，我还会尴尬地想起，后来当我终于回到温暖的小木屋，根本没有为美景心醉神迷，只想着：喔，极光看起来就像萤幕保护程式那样。

　　努力活在当下的问题在于，虽然看似和我在本章批评的「把目光放在未来、只把当下这一刻当工具」的心态正好相反，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只不过稍有不同。你依旧太专注于善用时间，这次不是为了以后会有好结果，而是现在就要获得让人生丰富的体验，结果让体验本身被掩盖。举例来说，你下定决心全心投入现在正在洗碗的这一刻，因为你读到畅销书作者一行禅师说，人要想办法投入最世俗的事务。12然而，你再怎么努力也办不到，因为你过于刻意地忙着思考，这样到底算不算活在当下。「此时此刻」几个字，令人联想到穿着喇叭裤、留胡子、吸大麻的家伙，那些人就算天塌下来，依旧怡然自得。然而事实上，尝试活在此时此刻不会让人感到放松，而是很辛苦——试图尽全力活在当下这一刻，反而保证你绝对做不到。这种适得其反的效应，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于二〇一五年所做的研究：研究人员请参加实验的伴侣在两个月期间，提高做爱频率到平日的双倍。两个月后，那份研究的结论是这些伴侣并未比实验开始前更幸福。13这个研究结果被广为引用，用来证明拥有更活跃的性生活没有想像中那么美好。然而，我会说那项研究证实的，其实是企图拥有更活跃的性生活毫无乐趣。

　　面对更百分之百活在当下的挑战时，比较有效的作法是先留意不论你喜不喜欢，你原本就永远活在当下这一刻，毕竟当你刻意去想自己是否专心洗眼前的碗，或是自从答应参与心理研究后，这些日子是否享受额外的性爱，这些都是在当下这一刻冒出的念头。如果你原本已经无可避免地存在于当下这一刻，试图让这件事成真，实在太莫名其妙。试着活在当下，言下之意是你和「这一刻」其实是分开的，你将成功生活在其中或者失败。活在此时此刻带来的联想是放松的生活，但尝试这么做，依旧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尝试，纯粹把当下这一刻视为手段，为的是掌控不断开展的时间，因此往往不会有用。当你太过努力要「更活在当下」，会有一种别扭的感受；那种精神上的不舒服来自于试图以自我成长的方式提升自己——你试着修正与当下这一刻的关系，然而事实上，那一刻也只是你的存在而已。

　　正如作家杰．珍妮佛．马修斯（Jay Jennifer Matthews）在书名取得颇好的小书《活在当下的超精简指南》（Radically Condensed Instructions for Being Just as You Are）中写道：「我们无法从生命中提取什么，无法把这个东西拿到生命以外的地方。在生命以外的地方，没有一个小容器，〔让我们〕偷走生命给我们的食粮，存放在里面。这一刻的生命没有以外之处。」14更活在当下的意思，或许只是你终于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刻。

９ 重新找回休息

为了进入真正的休息体验，我们身为个人能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停止期待感觉会很美好，至少一开始不要。

　　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周末，我加入「夺回你的时间」（Take Back Your Time）慷慨激昂的团体，一起坐在西雅图密不通风的大学演讲厅。他们当天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广组织长期以来的使命：「消灭过劳这种流行病」。我参加的那场活动是年度大会，出席人数稀稀落落。大会坦承部分原因出在时值八月，很多人跑去度假了，但既然他们是全美最大声支持放松自己的组织，就不能抱怨那一点。不过参加者不多，也是因为「夺回你的时间」推广的理念，在这个年代被视为过于颠覆。增加放假天数或缩短工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要求，这一类的提议愈来愈常见。但是此类呼吁提出的理由，不外乎工作者充分休息后，生产力就会提升，而「夺回你的时间」正是质疑这样的基本理由。成员想知道为什么到海边度假、和朋友聚餐，或是早上懒洋洋地躺在床上，需要替自己找理由，说工作绩效会改善？约翰．德．葛拉夫（John de Graaf）忿忿不平地表示：「你永远会听到有人主张，增加休息时间对经济有好处。」七十多岁的葛拉夫是热情洋溢的电影制片人，也是「夺回你的时间」的推手。「然而，为什么我们要靠经济来替人生背书？这毫无道理！」我后来得知，「夺回你的时间」有一个竞争对手叫「休假专案」（Project: Time Off）。这两个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休假专案」获得慷慨的企业赞助，大会出席率也比较高。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休假专案」的使命是推广休闲能带来「个人、商业、社会与经济上的好处」，还获得美国旅游推展协会（US Travel Association）的支持。当然，这个协会另有希望人们更常度假的理由。

娱乐的衰退

　　葛拉夫明确指出，单单把时间当成一种要尽量利用的东西，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我们开始有压力，就连休闲时间也必须以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运用。单纯享受休闲时间（你会以为这就是休闲的重点），不知怎么地开始令人感到不大足够。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如果不拿休息时间来投资你的未来，你的人生就会失败。有时这种压力会明确主张，你应该把握休息时间带来的机会，成为更优秀的工作者（《纽约时报》有一篇大受欢迎的报导，标题是〈放松后你会更有生产力！〉〔Relax! You’ll Be More Productive〕）。1

　　然而，就连你永远在训练跑10 K的朋友，也被相同的心态传染，只是乍看之下较不明显罢了：你的朋友说服自己，唯有在未来跑出成绩，跑步才有意义。我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病。这些年来，我在参加冥想课程和禅修时，都抱持自己几乎没意识到的目标：有一天，我将达到一种永远心平气和的状态。即便是貌似享乐主义、花一年的时间当背包客跑遍全球，如果你的目标不是探索世界，而是稍稍不同，替心中的体验库增加库存，希望日后感到充分运用了人生，那么也会落入相同的困境。

　　只从休闲对其他方面有益的角度来看休闲，将导致令人遗憾的结果：你开始隐约感到休闲是一件苦差事。换句话说，休闲将变成最糟糕的工作类型。戏剧评论家沃特‧柯尔（Walter Kerr）在一九六二年的《娱乐的衰退》（The Decline of Pleasure）一书提过这个陷阱：「我们所有人都被迫为了好处而阅读，为了拿下合约而参加派对……为了慈善而赌博，为了促进城市繁荣在晚间出门，周末则待在家整修房子。」2现代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喜欢指出，不论我们实际上有什么感受，相较于数十年前，我们拥有的休闲时间更多了：男性每天平均多出大约五小时，女性只比男性少一点。3然而，或许我们并未感到生活中的休闲时间增加，原因是休闲再也不像休闲。休闲变成另一种待办事项。研究显示，如同许多时间的问题，你的富裕程度愈高，问题就愈严重。4有钱人经常忙于工作，但说到如何运用空闲时间，他们的选项也较多：富人和其他人一样可以看小说或散散步，但富人也可以观赏歌剧，或是造访法国的滑雪胜地库尔舍瓦勒（Courchevel），因此他们更容易感到应该从事某些娱乐活动，却苦无机会。

　　我们大概无法体会，就工业革命之前、史上任何阶段的人类而言，这种态度有多陌生。对古代哲学家来说，休闲不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休闲就是目的，其他所有值得从事的活动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能够休闲。亚里斯多德主张，真正的休闲（对他而言是指沉思与思索哲学）是最高等级的美德，值得为了这件事本身选择去做。至于其他美德，譬如在战场上拿出勇气，或者官员的高贵举动，这些行为算得上是美德，是因为它们会带来其他效应。拉丁文的「生意」（negotium）一词，字面意思是「非休闲」（not-leisure）。这个字反映的观点是工作背离了最高层次的人类使命。从这个角度看，工作对某些人来讲不可避免，尤其是有了奴隶辛苦工作，雅典与罗马的公民才能享有休闲，但从本质上来讲，工作剥夺了人的尊严，绝不是活着的主要重点。

　　在日后的改朝换代中，这个基本概念持续流传了数个世纪：休闲是人生的重心，是预设的状态。工作只是偶尔不可避免的干扰。就连中世纪辛苦的英格兰农奴，他们的生活也充满大量的休闲活动：他们依历法过生活，而历法中有宗教节日与圣人纪念日，此外还有一连举办多天的村庄庆典「麦芽酒节」，用以纪念婚礼与死亡等重大场合（没那么重大的事件也有庆典，如一年一度的「产羔期」，也就是母羊生产的季节〔古人有各种酩酊大醉的借口〕）。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在十六世纪，一般的乡村居民每年仅工作约一百五十天。5尽管实际数据仍有争议，没人会质疑休闲活动几乎是从前每个人的生活重心。别的不说，娱乐听起来是有趣的活动，但其实由不得古人选择。他们身上背负不能一直工作的社会压力：你必须遵守宗教节日，因为教堂要求你遵守；此外，在关系紧密的村庄里，想要逃避参加其他的庆典也不容易。另一种结果是，悠闲的气氛也渗入人们确实拿来工作的日子。德罕的主教詹姆斯．皮尔金顿（James Pilkington）大约在一五七〇年抱怨：「劳动者会在早上好好休息一番；终于上工前，一天已经去掉一大半。接下来，他们还要在习惯的时间吃早餐，不然会抱怨连连、喃喃自语，尽管还没付出劳力；中午又一定要午睡，下午再吃点东西，去掉一天中很长一段时间。」6

　　然而，时钟时间的概念普及后，工业化带走了那一切。大大小小的工厂需要数百人协调劳动时间表，按工时发工资，结果就是休闲活动与工作明显脱钩。劳工得到没有明讲的协议：休息时间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影响工作表现即可，那些活动最好还能提升你工作时的好用程度（那就是为什么上层阶级会表达对下层阶级爱喝酒的厌恶之情，那让他们的利益受损：你浪费你的休闲时间，带着宿醉来工作，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议）。严格来讲，这种新情境的确让劳动者比从前更自由，这下子休闲时间要做什么，的确由他们决定，不再像从前几乎完全由教堂与社群支配。然而在此同时，也确立了新的阶级。工作如今被要求当成生活的真正核心，休闲不过是恢复精神与力气的机会，为的是能继续做更多工作。问题出在对各式工厂的一般工人来讲，工业化的工作并未有意义到可以为其而活的程度：工作是为了钱，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能带来满足感。如今整体人生的价值（不论是工作时间或休闲时间），要看未来能换得其他什么东西，而不是人生本身就具有价值。

　　讽刺的是，鼓吹增加休息时间的工会领袖与劳动改革者，最终让劳工一天只工作八小时并周休两天，但他们等于也推波助澜，确立了把休闲当工具的态度。提供劳工休闲时间之所以具备正当性，不单是为了享受乐趣，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他们主张劳工可以利用额外的自由时间来提升自我，接受教育，参与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不只是拿来放松而已。然而，一名十九世纪麻州纺织工人的话令人感到沉痛。他告诉访谈人员，他们其实想利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看一看四周发生了什么事」。7劳工渴望拥有真正的休闲，而不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提高产能。他们想要「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那是桀骜不驯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日后最出名的宣传小册的标题。8

　　我们从这一切承袭了相当诡异的概念，包括什么叫「好好」利用时间，以及反过来讲，做哪些事算浪费时间。从这种角度看时间，按定义来讲，只要无法替未来创造某种形式的价值，全都算是偷懒。你可以休息，但休息是为了之后能好好工作，或是把时间拿去从事其他提升自己的活动。我们变得很难单纯享受片刻的休息，不去考虑任何潜在的未来好处，因为不具备工具价值的休息感觉像在浪费时间。

　　事实上，至少把部分的休闲时间，以「浪费的方式」用在单纯享受体验带来的乐趣，是唯一不会浪费休闲时间的方法——真的在休息，而非暗自希望未来会有好处的自我提升。为了全心活在只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你必须避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个人成长。从这个观点看，闲闲没事做不仅可以原谅，实际上很有必要。「如果说老人喝下一杯酒后产生的满足感不算什么，」西蒙．波娃写道：「那么生产与财富也只是空洞的神话；唯有让个人活出乐趣，生产与财富才具有意义。」9

病态的生产力

　　然而，有一项关于休息的事实鲜少被承认，我们需要在这里勇敢面对：经济制度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休息，我们除了是制度的受害者，也愈来愈不想休息。我们拚命往前冲，讨厌停下来的感觉。一旦感到不够有生产力便坐立难安。小说家丹妮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是个极端的例子。她在二〇一九年某期《魅力》（Glamour）杂志的采访中透露一个秘诀，揭晓自己如何能在七十二岁之际，写完一百七十九本书，几乎一年出七本书：她是真的随时在工作，一天工作二十小时，每个月还有几天是连续写作整整二十四小时。一年只休假一周，几乎不睡觉。（「除非已经累到躺在地上就能睡着，不然我不会上床睡觉。」斯蒂尔曾说：「如果我能睡上四小时，那真是太难得的夜晚。」）10各界无不赞扬斯蒂尔的「硬汉」工作习惯，然而不难看出这样的日常作息，会让问题愈来愈大条——完全戒不了、无法制止自己以有生产力的方式利用时间。事实上，斯蒂尔似乎承认她以生产力为障眼法，逃避难以面对的情绪。她人生遭遇的痛苦包括儿子药物过量而亡，白发人送黑发人。此外，她离过五次婚。斯蒂尔告诉杂志采访者，工作是「我的避难所。每当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不好的事，工作不会背叛我，永远是我的靠山，我可以躲进工作里。」

　　如果将斯蒂尔无法放松的程度形容为病态，指责似乎过于苛刻。我应该在这里澄清一下，这种毛病很多人都有，我自己的严重程度不亚于任何人，但我无法和斯蒂尔一样，还能说自己的问题有美好的副作用，替成千上万的言情小说读者带来喜悦。社会心理学家称这种无法休息的现象为「懒散回避症」（idleness aversion），11听起来像是另一种和行为有关的小毛病；不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他举世闻名的理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中主张，那其实是现代人的核心特质。按照韦伯的讲法，懒散回避症最先出现在北欧的喀尔文派基督徒身上，这群人深信「预选说」，认为每个人出生前，有的人已经被预先挑中为选民，有资格在死后和上帝永远待在天国。其余的人则注定下地狱。韦伯主张，早期的资本主义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信仰喀尔文教派的商贾。这群人感到勤奋工作可以向他人也向自己证明，他们属于天选之子，不同于其他注定下地狱的同胞。此外，这群人崇尚的简朴生活方式，也奠定了韦伯另一半的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当人们日日辛勤工作，创造大量财富，但又感到不能把金钱浪费在奢侈品上，必然会累积大量资本。12

　　喀尔文教派的生活方式，想来一定十分痛苦。就算死命工作，也完全不会改善被救赎的机率：毕竟预选说的重点，就是没有任何事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已经获得救赎的人，难道不会自然倾向于展现符合美德的奋斗与节俭吗？在这种令人焦虑的认知下，不做事尤其会引发焦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许多基督徒长期主张闲散是一种罪恶，过度放纵可能导致下地狱，但对于喀尔文教派的信徒，懒散可能还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你已经注定下地狱。

　　我们庆幸现代人已经没那么迷信，但那种想法其实一直都存在。太像在浪费时间的活动会令我们感到不安，而且我们渴望的东西，其实和永恒的救赎没有太大区别。只要以某种吃苦耐劳的形式，塞满一天中的每个小时，你就能继续相信一切努力终将带来甜美的果实。你将抵达想像中完美的未来状态。在那个宛如天堂的地方，每件事都会顺利进行，你有限的时间不会带来痛苦。此外，你不再有罪恶感，不再感到必须多做一些事，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或许我们不该太过意外，我们用来塞满休闲时间的活动，不只愈来愈像工作，如同SoulCycle飞轮课程或CrossFit健身的例子，那些活动有时还像是某种肉体的惩罚。有罪之人靠着鞭打自己，急着在无法挽回之前，消除身上的懒散污点。13

　　若要为了休息而休息，为了享受懒洋洋而懒洋洋，首先你必须接受事情就是这样了：你的日子不会前进到某种幸福美满的未来状态。抱持那种假设过日子，等同于让我们的四千个礼拜一点一滴失去价值。「我们是人生中所有时刻的总和。」小说家汤玛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写道：「我们能拥有的全部人生，就在那些时刻里：我们无法逃离，也无法掩盖。」14如果我们想要出席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短暂时间，享受一点乐趣，最好现在就站出来。

休息的规定

　　刚才提到许多宗教上的因素，导致现代西方人无法放松，现在又来提我们应该在宗教里寻求解药，似乎自相矛盾。不过，有一件关于休息的关键事实，最早领悟的人是宗教社群的成员：不是每次当你停下工作，就会自动获得休息。你需要制定一些方法，才有可能真正地休息。

　　我有朋友住在纽约下东区历史悠久的犹太公寓大楼。那种建筑物设置了「安息日电梯」。也就是说，在星期五傍晚与星期六晚上，就算是没人要进出电梯的楼层，电梯依旧会每层楼都停，原因是电梯已经事先设定好。这样一来，信仰犹太教的住户与访客，就不必担心违反安息日不得操作电器开关的规定（事实上，古犹太律法上记载的禁令是不准生火，但在现代宗教权威人士的诠释下，甚至连通电路也算在内。按照他们的解释，从不准在游泳池替救生圈充气，到不得撕下厕所卷筒上的卫生纸，其他三十八类禁止进行的活动无所不包）。非犹太教人士会感到这种规定很荒谬，但即便荒谬，当初设置的目的，为的是专门对抗同样荒谬的人类现实：我们居然需要制造这样的压力，在逼迫之下才得以休息。作家舒勒维兹（Judith Shulevitz）解释背后的道理：

　　大部分的人误以为只要停下工作，就不是在工作。发明安息日的人士知道事情远比那复杂。你不可能像度过漫长的一天后溜上床一样，一下子就降速到慢活。如同童书里的魔法灵猫（Cat in the Hat）所言：「享受乐趣很有趣，但你必须知道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清教徒与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如此的刻意，事先必须做好各种准备。你最少必须打扫好房子、把食物柜塞得满满的并洗好澡。相关规定不是为了找信徒麻烦，而是让你理解，必须动用出乎意料的大量意志力，并在习惯与社会约束力的协助下，才可能打断没完没了的忙个不停。15

　　每周集体休息一天的概念，今日看起来是彻底过时了，只存在于年过四十岁者的记忆中。那群人还记得大部分的商店一周只开六天。此外，某些过时的奇怪法律还留存着昔日的作法，例如我居住的城市禁止在星期日中午前购买酒类。我们因此几乎忘掉，安息日一度是相当激进的概念。激进之处，至少包括推动安息日的前奴隶们极力指出，安息日适用于每一个人，没有例外（舒勒维兹提到，妥拉经文设下犹太安息日的规定，就连奴隶都被允许休息，而且一连讲两次，仿佛那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观念。经文作者知道必须再三强调、极力讲解才行）。此外，自从资本主义的开端，安息日显得激进还有第二种角度：资本主义的力量，正来自永远在焦虑必须努力得到更多。安息日则以具体的方式说明，你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来临前完成的工作已经足够，现在再多做也没意义。基督教神学家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安息有时》（Sabbath as Resistance）一书中提到，安息日带来每个礼拜用一天来「意识并练习我们是神的恩赐的接收者」。16你必须是虔诚的信徒，才能体会身为「接收者」是多么令人如释重负。至少在今天这一天，你不需要再多做什么，才能证明你存在的价值。

　　即便如此，在古代做出这样的心理转换，想必没有今日这么困难——暂停你的工作，以生活「接收者」的身分进入天人合一的和谐时间体验，感到脱离时钟，进入「深层时间」，不再无止境地试图掌控时间。从前的社会压力让人轻松就能休息：就算你想买东西，只要店没开，就无法购物；办公室大门深锁，也无法工作。此外，如果你知道缺席会引发议论纷纷，你就更不可能不上教堂，或是礼拜天不和家族共进午餐。然而，今日的压力全都在把我们推往另一个方向：商店每个白天都开着（网路商店更是整晚都能购物）。此外，数位科技让我们太容易在家接着工作。

　　个人或家中的规矩，例如：愈来愈受欢迎、自行规定的「数位安息日」，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填补消失的传统规范。然而，这类私人规定，缺乏其他每个人都遵守时会产生的社会强制力，不免较难遵守。此外，由于私人规定靠的是意志力，很容易碰到前一章所讨论、试着逼自己更「活在当下」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了进入真正的休息体验，我们身为个人能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停止期待感觉会很美好，至少一开始不要。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写道：「现代没有什么比悠闲更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17格雷补充说明：「这个年代，除非是为了替其他目标打下基础，要不然任何事都没有意义。这种年代怎么可能会有『玩乐』这种事？」18在这样的年代，真正停下来休息（相对于训练跑10Ｋ，或是为了获得心灵启发而参加禅修），几乎可以保证一开始不会带来喜悦，而是某种严重的不安感。然而，那种不安并非你不该做那件事的征兆，而是你绝对应该做。

为了健行而健行

　　仲夏一个雨日，早上七点半刚过，我把车停在路旁，拉上防水外套的拉链，走进北约克郡谷地的高原荒地。你独行时，最能领略那一带的壮阔之美，不必担心因为跟同伴聊得太愉快，错过了荒野的震撼力。我因此开心自己是独自一路往上走，经过有着绝妙撒旦名字的「地狱谷瀑布」（Hell Gill Force），接着进入一片开阔的地带。我的登山靴沙沙作响，野雉受到惊吓，自藏身的石楠花飞了出来。大约再往前走一哩，在远离所有道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座废弃的迷你石头教堂。门没锁，里头静悄悄的，仿佛多年没人造访，但八成昨晚曾经有登山客来过。二十分钟后，我抵达荒野的最高处，迎着风，品尝我向来喜爱的寂寥感。我知道有些人宁愿在加勒比海的沙滩放松心情，也不会想和我一样让自己浑身湿透，在风起云涌的苍穹下，费力穿越金雀花丛；不过我不会假装自己懂沙滩派的心情。

　　当然，我不过是在郊外走一走，这或许是最平凡不过的休闲活动。然而，讲到如何度过个人时间，健行的确有一、两个值得一提的特色。首先，健行不同于我人生中会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我不需要自问是否擅长：只需要走路就可以了。大约从四岁起，我这项技能就不曾有明显的进步。此外，健行没有目的，没有试图达成的结果，也没有尝试抵达的地方（就连走到超市都有目的：你要抵达超市。至于远足，你可以绕个一圈，或是走到某个点就回头，因此抵达终点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根本不要离开起始点）。健行有正面的附带作用如身体健康，但那通常不是人们健行的原因。如同听喜欢听的歌，或是和朋友晚上见面聊一聊，在乡间散步相当符合哲学家基兰‧塞蒂亚（Kieran Setiya）所说的「无终点的活动」（atelic activity），意思是活动的价值不是来自目的（telos）或最后的目标。你不该设定「完成」散步的目标，也八成不会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完成你打算完成的所有散步行程。塞蒂亚解释：「你可以停止做这些事，你终究会，但你无法完成它们。」它们「不会因为大功告成而结束」，因此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活动本身：「你散步的时候，除了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没有其他。」19

　　如同塞蒂亚在《中年》（Midlife）一书回忆，他在快四十岁时，第一次感到空虚感涌上心头。他后来发现，那是因为自己过着被计划追着跑的生活，塞满具有终点的活动，而不是无终点：主要目标是完成活动并达成某些成果。塞蒂亚为了快点拿到学术界的终身职，在哲学期刊发表论文；他想拿到终身职，为的是获得可靠的专业名声与财务安全；他教学，为的是帮自己达成以上的目标，也为了协助学生取得学位，开启职涯。换句话说，塞蒂亚遇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当你与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是工具性的，当下这一刻便会失去意义。此外，这种感受以中年危机的形式出现非常合理，因为我们许多人来到中年，才第一次感受死亡那一天终将来临，而这个念头让我们无法忽视只为未来而活有多么荒谬。当你很快就不会再有「以后」，把事情不断延迟到以后的某一刻，究竟有什么意义？

　　史上最悲观的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似乎把这样的人生空虚，视为人类凡事追求「有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忙着追求各种我们渴望达成的成就；然而，不论追着什么跑，比如在任教的大学获得终身职，你不是永远处于尚未达成的阶段（因此你并不满意，你尚未得到想要的东西），就是已经达成了（你同样感到不满足，因为再也没有奋斗的目标）。正如叔本华在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中所言，人类天生会因为拥有「意志的客体」（object of willing，人生中你想做、想拥有的东西）而痛苦，因为尚未获得它们很痛苦，但得到它们甚至更糟：「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太容易得到满足，〔人这种动物的〕意志的客体立刻再次被剥夺而不见了，就会产生可怕的空虚感与无聊感；换句话说，人的存有与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于是像钟摆一样摆荡在痛苦与无聊之间。」20然而，「无终点的活动」的概念，带来叔本华可能忽略的另一条路——人生过度工具化的问题或许有着部分的解答：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纳入更多没有特殊目标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单纯为做而做的活动。

前卫的洛．史都华

　　塞蒂亚谈的无终点的活动，许多讲白了就是嗜好。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塞蒂亚不愿意用「嗜好」两个字来谈，因为嗜好如今微微带有可悲的意涵；不论是替幻想人物的公仔上色，或是照顾罕见的仙人掌收藏，许多人很容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认为那些投入嗜好的人有问题，不肯全心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然而，这个年代执着于把时间当成工具使用，也难怪嗜好获得这种令人尴尬的名声。在这个功利年代，有嗜好的人是怪胎，居然坚持光是事物本身就有做的价值，从生产力或利润来看，根本没有报酬可言。我们嘲笑狂热的集邮者或铁道迷，但我们的冷嘲热讽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不必面对自己追求有终点的生活，无止境地寻找未来的幸福美满，活得并不快乐，而那些有嗜好的人才是真的快乐。此外，这也解释为什么有「副业」的尴尬程度低很多（甚至还很「潮」）。副业其实是一种类似嗜好的活动，只不过明确追求利润。

　　所以说，要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良好的嗜好或许应该让人感到有点尴尬；你会尴尬，代表你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被社会赞同的结果。我对摇滚明星洛．史都华（Rod Stewart）的敬意在几年前增加不少，因为我在报纸读到他接受《铁路模型家》（Railway Modeler）杂志的访谈。21他在过去二十年间，组装了一个超大、复杂的铁路模型，场景是一九四〇年代的美国城市。那是一座混合了纽约与芝加哥的想像之城，有着摩天大楼、老爷车和脏兮兮的人行道，脏污处由洛爵士本人亲手绘制（他在巡回演出时会带着这个模型，需要另外订一间旅馆房间来摆放）。如果拿史都华的嗜好和其他人相比，譬如让企业家理查．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大出风头的风筝冲浪，布兰森无疑享受风筝冲浪这项活动，但我们很难不把他选择这项娱乐活动当成刻意的安排，八成是为了强化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品牌形象。史都华的模型火车嗜好实在和他的形象大相径庭。对比他平日穿皮裤，用沙哑嗓音唱着〈你觉得我性感吗？〉（Do Ya Think I’m Sexy?）的模样，很难不得出他是因为热爱而制作模型的结论。

　　嗜好还以第二种方式，挑战我们注重生产力与绩效的主流文化：你可以很菜没有关系，笨手笨脚甚至更好。史都华向《铁路模型家》坦承，他其实一点也不擅长打造火车模型的场景（他甚至付钱请人帮忙接麻烦的电路）。然而，那或许就是史都华那么喜欢玩模型的原因：做一件你不可能出类拔萃之事，就可以暂时不必焦虑要「善用时间」。举史都华的例子来看，他玩模型时不必担心要取悦观众，要把体育馆演唱会的门票卖光，向全世界证明他宝刀未老。除了健行，我的另一项娱乐活动便是在我的电子琴上，激情演奏英国艺人艾尔顿．强（Elton John）的歌曲。这个活动之所以非常振奋人心、令我全神投入，至少有部分原因出在我黑猩猩级别的音乐能力，绝不可能为我带来金钱上的报酬或评论家的赞赏。相较之下，写作则是压力大上许多的工作，很难维持全神贯注，因为我忍不住希望写出精彩的作品，获得高度赞赏及商业成功，或者至少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

　　出版商兼编辑凯伦‧林纳蒂（Karen Rinaldi）看待冲浪的态度，就跟我看待糟糕的钢琴摇滚一样，她甚至比我更离谱：林纳蒂只要有空就会去冲浪，甚至掏出所有的积蓄在哥斯大黎加买了一块地，好方便自己亲近大海。然而，她毫不脸红地承认直到今天，她仍是个糟糕的冲浪者（林纳蒂为了站上浪头，整整花了五年才成功）。然而，「在尝试获得几秒钟的快乐的过程中，」林纳蒂解释：「我体验到别的东西：除了一定会感受到的耐心与谦逊，我还感到自由。我得以自由地追求徒劳无功，满不在乎自己很烂，这简直是上天给我的启示。」22成效并非一切，甚至最好不要有效果，因为效果永远是以后才会出现的东西——而以后永远太迟了。

10 不耐烦引发的连锁反应

伸手去拿智慧型手机、再度回到待办清单、在健身房踩椭圆机，这些高速的生活形式，都是以某种方式逃避情绪。

　　如果你在纽约或孟买那种人人乱按喇叭的都市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就知道那种声音有多惹人嫌。不只是因为喇叭声扰乱了安宁，而且一直按根本就没意义。每个人的生活品质都因此下降，按喇叭的人自己的人生也不会变得更美好。在我居住的布鲁克林一角，每晚的尖峰时间大约从下午四点开始，驾驶就在按喇叭，一直要到八点左右才会停歇；整个布鲁克林区在那段时间喇叭声此起彼落，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声有实际的作用，例如提醒某个人小心危险，或是催促某个没发现灯号已经变换的驾驶。其他所有的喇叭声传递的讯息，就只有「快一点！」而已。然而，每一位驾驶都卡在相同的车阵里，都想快点开走，也一样卡在原地；神智清醒的人，不可能真的以为按喇叭会让事情有所不同，让车阵终于开始移动。因此无意义的喇叭声，再次象征我们不愿承认我们的时间有所限制：喇叭声其实是人在怒吼，我们简直气急败坏，无法催促身边的世界按照我们的指挥快点行动。

　　我们在面对其他的现实时，这种独裁自大的态度让我们自作自受。古代中国的道教早已窥知这点。《道德经》里充满顺从与屈服的意象：读者不断被提醒，木强则折，上善若水。这样的隐喻强调，不论你有多强烈希望现状不是那样，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你如果想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而非抗拒那个事实。然而，乱按喇叭的现象，以及整体而言的不耐烦显示，多数人都是糟糕的道教徒。我们通常自认有权要求事情以我们希望的速度前进，结果让自己惨兮兮，不只是浪费太多时间在沮丧上头，催促这个世界动作快一点通常只有反效果，例如：交通研究很久以前就证实，不耐烦的驾驶行为多半会拖慢速度（等红灯时，焦躁驾驶人的典型习惯是一点一点不断逼近前车，但欲速则不达，因为一旦车阵再次开始移动，你还是得缓缓加速，以免追撞）。1我们努力影响现实的步调时，很多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忙中会有错，急着完成工作反而更容易失误，不得不回头修正；当你催促小孩快点穿衣服、要出门了，只会让穿衣过程花上更长的时间。

不再追求速度

　　虽然很难用科学证实，我们不耐烦的程度八成比以前高很多。我们对延迟愈来愈没耐性的现象，反映在每一件事的统计数据上，包括开车抓狂、政治人物受访片段的长度，以及网路用户愿意等待页面缓慢下载的平均秒数（有人计算过，Amazon首页下载的速度每慢一秒钟，Amazon的年销售就会损失十六亿美元）。2然而乍看之下，如同我在本书的前言提及的，这件事实在匪夷所思。从蒸汽机到行动宽频，几乎每一项新科技都让完成事情的速度快过以往。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接近理想中的速度，我们不耐烦的程度难道不该下降？不过，自从现代开始加速以来，人们对所有省下的时间没有心满意足，而是愈来愈焦虑无法再快一点。

　　不过，这个谜题可以再度理解成，我们抗拒人生原本就会碰上的限制。科技进展之所以让我们不耐烦的程度恶化，原因出在每一项新进展看起来都让我们即将超越极限；新科技似乎保证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让事情的速度，快到几乎完全掌控不断开展的时间。也因此每当我们被提醒，我们的操控能力实际上尚未达到那种境界，就会感到更不开心。一旦你能用微波炉在六十秒内加热晚餐，就会以为真有可能在零秒内瞬间加热完毕，于是实际上要花整整一分钟，更令人感到烦躁（你大概注意到，上一个人用完办公室的微波炉后，面板上的微波秒数通常还剩下七、八秒，确切记录前一个人的不耐烦在那一刻已然来到极限）。此外，很不幸的是，就算你个人有办法心平气和、不出现这种反应，依然于事无补，因为你还是会遭遇社会的不耐烦——整个文化对于事情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期待愈来愈高。一旦多数人认为一小时回复完四十封电子邮件是理所应当，不论你本人是否也这样看，你会不会被公司续聘，端看你能否做到。

　　这种持续升高的焦躁、想要加快现实速度的欲望，最鲜明的例子或许可以参考阅读的体验。大约在过去十年间，愈来愈多人提到每当他们拿起一本书，心中就会冒出一股抵抗不了的情绪。有的人形容为「坐立难安」，有的人会说是「分心」；实际上那是一股不耐烦的情绪，大家厌倦阅读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希望能够速成。休‧马奎尔（Hugh McGuire）是公领域有声书服务LibriVox的创办人，也是终生的文学小说读者（至少直至近日），但连他也哀号：「我愈来愈难专心把词汇、句子、段落看进去。」「更别说看完几个章节，毕竟一章通常有着一页又一页的无数段落。」马奎尔提到以前捧着书本躺在床上很惬意，但如今「第一个句子、第二个句子，或许撑到第三个句子吧，接着……我就需要做一点别的小事，好让自己撑下去，搔一搔我心智背上的痒——用iPhone看一眼电子邮件；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推特讲了件好笑的事，我来回他一下，删删打打、打打删删；搜寻、追踪，点选某个连结。哇，《纽约客》杂志的这篇文章好精彩……」3

　　人们抱怨再也「没时间阅读」，然而小说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指出，真实的情况并非一天之中都找不出半小时的空档。人们那样讲的意思是，当他们的确找出一点时间尝试阅读，却感到太不耐烦，没办法持续下去。「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被打断那么简单。」帕克斯写道：「事实上，他们想要被打断。」4问题不在于我们太忙、太容易分心，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阅读活动有着自己的节奏，我们控制不了，一旦囫囵吞枣，阅读体验就会失去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掌控时间如何开展，但阅读拒绝配合。如同我们不愿承认的众多现实情况，好好把东西读进去，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

一定得停下，但停不了

　　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加州的心理治疗师斯蒂芬妮．布朗（Stephanie Brown）开始注意到，前来向她求助的客户明显出现新的行为模式。布朗的诊疗室位于矽谷的心脏地带门洛帕克（Menlo Park）。随着第一波的网路荣景愈炒愈热，最早的受灾户开始找上门：这群位高权重的高薪人士，太习惯于瞬息万变的生活，要他们坐着不动，撑过五十分钟的诊疗时间，似乎真的会让他们的肉体感到痛苦。布朗很快就发现，这群人感受到一阵阵的急切感，其实是一种自我疗法——为了避免感受到其他事物。布朗回忆，某次她建议某位女性，或许可以考虑温和一点的做事方式，对方却告诉她：「我一慢下来，焦躁感就会涌上来，我必须想办法消除那种感觉。」伸手去拿智慧型手机、再度回到待办清单、在健身房踩椭圆机，这些高速的生活形式，都是以某种方式逃避情绪。几个月后，布朗突然明白她本人其实很熟悉这种形式的逃避。尽管她早就不过那样的生活了，但中间的连结很明显。布朗告诉我：「这些人谈的是一模一样的事！」5从布朗说话的语气不难听出，当初这项发现有多令她兴奋。这群矽谷的高成就者，让布朗想起自己从前酗酒的日子。

　　若要了解布朗领悟到的事情有多重要，必须先知道布朗和许多曾经酗酒的人一样，相当看重「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十二步骤哲学。这套哲学认为，酗酒基本上源自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办不到。未来的酒鬼最初会喝酒，为的是逃避某些痛苦经历：布朗从十六岁起开始喝很多酒，因为她的父母是终身的酒鬼。若要拉近亲子间的情感距离，喝酒似乎是唯一一条路。「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有很大的问题。」布朗回想：「但父亲第一次递给我一杯婚宴香槟时，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我很兴奋，根本没多想，好像我终于可以加入这个家了。」

　　这个策略起初似乎奏效，因为喝酒暂时麻痹了不快乐的情绪，长期下来却有严重的副作用。不论你怎么努力逃脱你的处境，真相就是你人在哪、就是在哪——你困在失能家庭或受虐的关系里，饱尝忧郁之苦，或是不愿意面对童年创伤带来的后果，因此情绪很快又会回来，需要喝更烈的酒才能麻痹感受，但这下子酗酒带来额外的麻烦：布朗不仅苦于必须靠酒精压抑情绪，还得试着控制酒量，要不然她的感情、工作，甚至人生就完了。此外，布朗在工作与家庭也经历更多的摩擦，对自身的处境感到羞愧，进一步引发难受的情绪，而喝更多酒是最简单的自我麻痹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成瘾问题的心理核心。你知道一定要停下，但停不了，因为伤害你的那样东西（酒精），感觉像是唯一能控制负面情绪的方法，而事实上喝酒是饮鸩止渴。

　　布朗表示，现代生活的加速毛病和酗酒是一样严重的问题。拿酗酒来比较「对速度成瘾」，或许有几分夸大。布朗这样对比，确实有人感觉被冒犯，但她的重点不是忍不住急躁对身体的伤害性，跟饮酒过量一样大，而是基本机制是一样的。随着这个世界愈转愈快，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快乐、财务要能支撑，全得靠有办法工作、不断有进展，以过人的速度让事情发生。我们焦虑跟不上脚步，于是为了压下焦虑，为了试着感觉生活在掌控中，我们加快速度。然而，这只带来了成瘾的回圈。我们逼自己更加努力摆脱焦虑感，实际的结果却是更加焦虑，因为我们脚步愈快，就更加清楚意识到，永远无法让自己或世上其他人的速度，加快到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度（在此同时，速度过快也带来其他负面的影响，包括：不理想的工作品质、吃得更不健康、关系破裂等）。然而，我们感到唯一可行、唯一能控制住所有增生的焦虑的方法，就是再次加速。你知道必须停止加速，但你也感到不能停下。

　　这样的生活方式并非全然不愉快：就如同酒精会带给酒鬼飘飘然的感受，活在极度高速中，也会产生一股令人兴奋的刺激感（正如科学作家詹姆斯．葛雷易克〔James Gleick〕指出，英文「匆促」〔rush〕的另一层意思是「快感」，这并非巧合）。6然而，要靠加速来让心灵安定，注定要失败。此外，如果你开始酒喝个不停，热心的朋友会试着介入，把你导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但速度成瘾在社会上通常备受赞扬。你的朋友八成不会阻止你，而是赞美你「有冲劲」。

　　成瘾的人努力夺回掌控，只会落得每况愈下。这种徒劳无功的情况，正是戒酒无名会著名的矛盾哲理的基础：除非你放弃一切希望，不再试图打败酒精，才有希望真正击败酒精。套用戒酒无名会的讲法，当你「跌落谷底」，也就是情况已经糟到你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你的看法自然会峰回路转。此时酗酒者不得不认输，承认可恨的事实：自己的确有极限，没能力驾驭酒精这项工具，来压抑最痛苦的情绪。（「我们承认，」戒酒无名会十二步骤的第一条写道：「我们无力抵抗酒精——我们的人生已经不受掌控。」）7唯有放弃借由伤害自己来达成不可能的任务，才有办法采取实际可行的行动：首先，面对现实，尤其以布朗的例子而言，不论再怎么适度饮酒，都比不上好好过生活。接下来，再慢慢在清醒的情况下，打造更有收获、更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方式。

　　同样地，布朗主张，我们这些对速度成瘾的人必须失速坠毁在地表。我们必须放弃。你接受了现实，事情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需要花多少时间，你无法靠加快工作速度来平息焦虑。即便你感到不这样不行，但你其实没能力规定现实的步调。此外，由于冲得愈快，你感觉必须再快。布朗的客户发现，如果能粉碎那一类的幻想，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们会和酗酒者一样，放弃不切实际的渴望，不再想着要掌控，改而采取脚踏实地的作法，勇敢面对现实，踏上康复之旅。心理治疗师称之为「第二序改变」（second-order change），意思是，这不是渐进式的改善，而是改变观点，重新看待每一件事。当你终于面对现实，接受你无法要求事情进行的速度，你将不再试着逃离焦虑，你的焦虑就会出现转变。当你开始进行急不了、挑战性大的工作专案，将不再引发压力大的情绪，而是拥抱一项令人振奋的选择；你不急于读完难懂的小说，需要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你开始培养出耐力，撑住，踏出前进的下一步。」布朗解释。你放弃「要求得到立刻解决问题的办法，不靠神奇的解药瞬间摆脱不安与痛苦」。你松了一口气。当你投入真实的人生，清楚意识到自身的极限，你将获得最不流行、但或许最重要的超能力：耐心。

11 搭上巴士就别轻易下车

放手让现实顺其自然，让我们十分不安，因此面对问题时，就感到必须快点找出解决办法。即使是病急乱投医也没关系，只要能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处理了」，维持掌控感就可以了。

　　耐心可说是有着糟糕的名声。别的不说，被告知做某件事将需要捺着性子，听起来就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明确来讲，耐心的问题是令人感到不安地被动。传统上，耐心是家庭主妇被要求拥有的美德，老公则在外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另一群被告诫要有耐心的人则是少数民族：只要再多等个数十年，你就能拥有完整的公民权。有的员工能力强、但很文静，他们「耐心等候」升职的一天，但我们一般都认为那大概要等相当久，他们应该大力宣传自己的绩效才对。在这一类所有相关的例子里，有耐心其实是一种心理调适，接受自己缺乏力量，协助你顺从卑微的地位，期盼理论上的美好日子终将到来。不过，随着社会的脚步加快，事情开始有所转变。在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耐心成为一股力量。在匆忙的世界里，掌握这个世界的方法，将是有能力抵抗急就章的冲动，该花多久时间就花多久时间。你得以做真正重要的事，并从「做」中获得满足感，而不是一切等以后再说。

　　我最初是从哈佛大学的艺术史老师珍妮佛‧罗伯兹（Jennifer Roberts）那学到这一课。1只要是修罗伯兹的课，第一份作业永远都一样，那份作业向来以引发学生的哀号闻名：请到地方博物馆挑一幅画或一座雕像，凝视三小时，中间不准收信，不能查看社群媒体，也不可以跑去星巴克（教授不情愿地通融可以上厕所）。我告诉朋友，我打算去哈佛拜访罗伯兹老师，也来尝试做这个看画的练习。朋友看着我的眼神散发敬佩，也担心我精神是否出问题，仿佛我刚才宣布要独自一人去亚马逊河泛舟。朋友担心我的心理健康是应该的，毕竟三小时很长，而我在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做这份作业时，也确实如坐针毡，宁愿改做其他一百件我通常无法忍受的事，如逛街买衣服、自行组装家具、用图钉刺大腿，因为我可以火速做完那些事，不必付出耐心。

　　罗伯兹太熟悉这种反应了。她坚持要看三小时，因为她知道三小时长到令人痛苦，尤其是习惯快步调生活的人。罗伯兹想让大家有第一手的体验。很奇怪，被困在同一个地方、无法加快步调宛如酷刑。此外，她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克服那样的感受、掌握背后的东西是有价值的。罗伯兹告诉我，她最初冒出这个点子，是因为学生面对太多快速前进的外在压力。除了数位科技造成压力，哈佛超级竞争的气氛也雪上加霜。罗伯兹开始感到像她这样的老师，光是出作业，等学生交上来还不够。假使她不能想办法影响学生做事的步调，协助他们放慢到艺术创作要求的速度，那么她等于没尽到责任。「学生需要有人允许他们花这样的时间在任何事情上。」罗伯兹说：「必须有人给他们另一套规定与限制，不同于平日主宰他们生活的那一套。」

　　某些艺术形式以相当明显的方式，暂时限制住观赏者：举例来说，当你观赏歌剧《费加洛婚礼》的现场表演或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你别无选择，作品有多长，就会上演多长时间。然而，绘画等其他形式的艺术品轻松就能「动手脚」。你太容易告诉自己瞄个两秒，就真的看过一幅画。罗伯兹为了防止学生仓促完成作业，不得不把「不准急」也列为作业。

　　罗伯兹本人也做过这个练习，她挑的是美国艺术家约翰‧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的《男孩与松鼠》（Boy with a Squirrel，画中是一个男孩与一只松鼠）。「我花了九分钟才注意到，男孩的耳朵形状，和松鼠腹部那圈毛的形状是一样的。」罗伯兹日后写道：「科普利让那只动物与人类的身体产生某种连结……接着我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发现背景的布幔上那些看似随机的折痕，实际上完美复制了男孩的耳朵与眼睛。」

　　努力抗拒想加快速度的冲动，这样的耐心一点都不被动，也不是在认命，正好相反。这是一种积极留意当下、接近强大的状态。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么做的好处远远超出艺术欣赏的范围。不过这里先声明，当你连续三小时坐在哈佛艺术博物馆小张的折叠椅上，看着窦加（Edgar Degas）画的《纽奥良的棉商》（Cotton Merchants in New Orleans），你的手机、笔电与其他让你分心的物品全都存放在寄物处，碰都碰不到，此时你会花最初的四十分钟想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你还记得吗？你怎么可以忘掉？你一直都痛恨美术馆，尤其是那些拖着脚步的参观者，他们似乎会借由空气传染某种疾病，让你昏昏欲睡。你盘算是否该换一幅作品看，因为你发现你选了超级无聊的一幅画（《纽奥良的棉商》根本没画什么，就是房间里有三个人在检视一捆捆的棉花），一旁布勒哲尔（Bruegel）的作品丰富多了，有好多东西可看（数千个迷你灵魂在地狱里饱受折磨）。然而，你被迫向自己承认，你来这里原本是为了学习抗拒不耐烦，要是选一幅新的画作重新开始，就等于是屈服了。你想做到不会不耐烦，却想用不耐烦来掌控自身的体验。为了不认输，你继续等，从暴躁变成了疲惫，最后觉得烦死了。时间过得好慢，索然无味。你在想是不是已经过了一小时，但一看表，才过了十七分钟。

　　来到大约第八十分钟的时候，在你没注意到究竟是何时发生、怎么发生的，变化出现了。当你终于放弃逃避时间过得好慢所引发的不自在，那种感觉消失了。窦加的画作开始揭晓暗藏的细节：三人的脸上微微带着警惕与悲伤的神色。你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在这个白人的世界里，三人中有一名商人是黑人。此外，你先前没看见，但画里那抹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阴影，有点像是第四个人，藏在视野看不见的地方；古怪的视觉错觉让你感觉其中一人是以传统的实体画法描绘，或是像鬼魂一样透明，端赖你的眼睛如何诠释画中的其他线条。不久之后，你开始体验到眼前的场景刺激着各种感官：你感受到那个纽奥良房间传来的湿气与幽闭恐惧症，地板嘎吱作响，空气带有灰尘的气味。

　　第二序改变出现了：这下子你抛弃徒劳无功的努力，不再想要指定体验进行的速度，得以进入真正的体验。你开始了解哲学家罗伯特．格鲁丁（Robert Grudin）在说什么。他说有耐心的体验是「有形的，几乎可食」，2就好像耐心让事物有了某种嚼劲。这样的文字形容不太足够，但已经是最接近的一种，让你几乎可以咬下去（译注：英文「咬下去」sink your teeth的引申义是全心投入）。你投降了，不再幻想能控制现实的步调。你获得的奖励是终于能把握现实。或是套用英国人的讲法，你得以真正体验生活。

观察，然后等待

　　心理治疗师派克（M. Scott Peck）在他的《心灵地图》（The Road Less Traveled）3一书中提到，他某次臣服于现实速度的体验，让他脱胎换骨。那次的体验点出耐心除了是更平和及活在当下的生活方式，也是实用的技能。派克解释他自认在三十七岁前是「机械白痴」。每当碰上需要修理家电、汽车、脚踏车等物品的时刻，几乎完全束手无策。然而有一次，派克碰上邻居在修理割草机。派克以自嘲的方式赞美对方：「天啊，我太佩服你了。我这辈子永远修不了那种东西！」

　　「那是因为你没花时间。」邻居回答。那句话一直在派克的心头萦绕不去。几星期过后，派克某位病患的车子手煞车不巧卡住了。派克再次想起邻居的话。派克写道：一般来讲，他会「立刻乱扯几条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双手一摊，宣布：『这我不会！』」不过，这一次派克想起邻居斥责他的话：

　　我躺在汽车前座的底盘下方，花时间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我只看到一团混乱的线路、管子和杆子，我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干什么的。但渐渐地，我不慌不忙，把视线集中在煞车装置的部分，看看接到哪里。我发现有一个小卡榫让煞车无法松开，我缓缓研究这个卡榫，突然明白用指尖往上推，很容易就能推上去，接着煞车就松开了。我也这么做了。单单一个动作，指尖稍微出点力，问题就解决了。我简直是厉害的修车师傅！

　　派克发现，如果你愿意忍受无知带来的不安，解决方法通常会自己冒出来。作为修理割草机和汽车的建议，派克的心得自然能派上用场。不过，不论是创意工作、关系困扰、政治或育儿，派克要谈的重点几乎适用于人生所有的领域。放手让现实顺其自然，让我们十分不安，因此面对问题时，就感到必须快点找出解决办法。即使是病急乱投医也没关系，只要能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处理了」，维持掌控感就可以了。于是，我们打断另一半，不听完他们想说什么，因为等待与聆听会让我们（正确地）感受到这件事不是由我们控制。我们放弃困难的创意计划或刚萌芽的恋情，因为相较于等着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干脆算了」可以让不确定性大幅下降。派克回忆，他有一位病人是成功的金融分析师，但碰上管教孩子的挑战时，竟然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她会在几秒内做出第一个想到的改变，比如要孩子多吃一点早餐，或是提早叫他们上床睡觉，根本不管做这样的改变和问题本身有没有任何关系。她如果不乱做一通，下次来接受诊疗时……就会充满绝望感地说：『我没办法了，我该怎么办？』」

耐心的三原则

　　如果要驾驭耐心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灵活运用，有三条经验法则特别实用。第一条是让自己喜欢遇上问题。我们匆忙面对每一项障碍或挑战，努力「处理」，背后没说出口的幻想通常是，有一天你终于能抵达无忧无虑的境界。也因此，多数人把遇到问题当成双重的麻烦：第一重麻烦是那个特定问题本身；第二重麻烦是就算只是潜意识这么认为，我们似乎深信根本不应该有问题才对。然而，我们显然永远不会处于毫无问题的状态。更精确地说，你不会想要处于那种状态，因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可做，所以也不具意义。究竟什么是「问题」呢？最广泛的定义就是需要你处理的事务。如果人生少了这类需求，那么任何事情都没意义了。一旦你放弃「消灭所有问题」这个无法达成的目标，你就有可能明白，生活只是处理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而已，每个问题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换句话说，人生中出现问题并不会妨碍「有意义的存在」，而是存在的本质。

　　第二条原则是聚沙成塔。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博伊斯（Robert Boice）在研究生涯中探讨学界同仁的写作习惯。他的结论是，相较于其他人，最有生产力、最成功的学者，一般把写作当成每天做的事情中较小的一部分，所以更有可能持之以恒天天写作。他们培养出耐心，忍受每天的产出大概不会太多，结果长期下来，反而比别人产出更多。他们每天花一小段时间写作，有时才十分钟，而且从来不超过四小时。此外，他们周末一定会休息。博伊斯教授试着把这个作法，传授给慌乱的博士生，但很少有学生听进去。学生抗议道，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这种放纵自己的工作习惯行不通。他们必须完成论文，而且要快！然而对博伊斯来说，那种反应正好证明了他的论点。就因为学生没耐心，想要加快工作速度，超出原本应有的步调，急着冲到终点线，才会没进度。学生受不了不安感。那种不安来自被迫承认自己无力掌控创意过程的前进速度，因此想办法逃避。有的人根本不开始进行，或者一头撞进压力十足、全天都在疯狂拚进度的循环，进而导致日后的拖延，因为在赶工的过程中，他们开始痛恨这整件事。

　　聚沙成塔违反大量主流的生产力建议。聚沙成塔的关键是每天分配的时间到了之后，愿意停下来，即便你感到今天精神特别好，还能多完成更多进度。如果已经决定挪五十分钟做某个计划，那么五十分钟过去后，就起身不要再做了。为什么？因为博伊斯教授解释，急着往前多做一点，「有很大一部分隐含着尚未完成带来的不耐烦，觉得不够有生产力，担心不会再有这么理想的工作时间。」4停下来，可以强化耐心的肌肉，有能力一次又一次回去执行计划，因此整个职涯都能维持生产力。

　　最后一项原则是原创性通常位于非原创性遥远的另一头。芬兰裔美国摄影师阿诺‧明基宁（Arno Minkkinen）用一则赫尔辛基巴士总站的寓言说明耐心的力量，以生动的方式点出深刻的事实。5明基宁解释，赫尔辛基总站一共有二十四个巴士月台，每个月台都有好几条公车线发车。在乘车路线的第一段，从任一月台离站的每一辆巴士，在市区都会经过同样的站，路线完全相同。明基宁建议摄影系学生，把每一站想成职涯中的一年。挑好某个艺术发展方向，例如开始钻研裸体习作的白金摄影，累积出一册摄影集。三年后（三个巴士站后），你自豪地拿给艺廊老板看，结果垂头丧气离开，因为老板说，你的摄影作品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原创，看起来就像在模仿摄影大师欧文‧潘恩（Irving Penn）；潘恩的巴士路线跟你一模一样。你懊恼浪费了三年时间追随别人的脚步，你跳下巴士，拦一部计程车，回到巴士总站。这一次，你搭上不同的巴士，选择不同的摄影类别，努力专精。然而，几站之后又发生一样的事：你被告知新作品也像是源自某个派别。你再次回到总站。然而，同样的模式一再重复：不论你产出什么作品，都不被当成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该怎么办？「很简单，」明基宁说：「你就留在车上不要下来，待在那台该死的巴士上。」出了市区之后，赫尔辛基的巴士路线就会开始相异，穿越郊区，抵达乡间，最后抵达不同的目的地。具备个人特色的作品，就是从那里开始出现，不过唯有具备耐心的人才会有那么一天。他们全心投入早期的阶段，在那个试误期模仿他人，学习新的技巧，累积经验。

　　这则故事的寓意不只适用于创意工作。在人生的许多领域，既有文化给我们的压力是必须开创独特的方向。我们为了追求明显更刺激、更原创的东西，抛弃结婚生子或留在家乡的传统选项，甚至不接受办公室工作。然而，如果你永远以这种方式突破传统，你也夺走了让自己体验其他事物的可能性。唯有先耐心走过众人走过的路，才有可能接触到更丰富的独特形态。如同艺术史教授罗伯兹看画三小时的练习，你必须愿意先停下来，待在你所在的地方，才有办法参与那部分的旅程，而不是永远在跟现实讨价还价，急于求成。如果要体验老夫老妻过人的默契，你得先和同一个人维持婚姻关系；如果想知道在特定的社区与地方扎根是什么感觉，首先你得不再四处搬家。那一类意义十足的非凡成就，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才能水到渠成。

12 数位游牧者的寂寞

数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众人不同步，人际关系很难扎根。不是数位游牧者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愈能够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工作，就愈难透过工作建立人际关系……

　　臣服于时间的限制，不再老是试图要求事情该如何开展，将获得最深层的自由。此时，拿出耐心不是唯一的方法。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另一种永远烦人的现象是其他人以无数令人沮丧的方式，不断和你的时间起冲突。几乎所有的生产力建议都大同小异，假设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唯一能替你的时间做主的人就只有你自己：你自行安排时间表，做你选择做的工作，想放假就放假，整体而言不必受制于任何人。然而，即便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掌控，背后还是有代价的，到头来并不值得。

　　每当我觉得痛恨最后期限，受不了幼儿的睡眠模式不固定，或是因为有其他事打乱我的时间安排，我会试着回想玛利欧．萨尔塞多（Mario Salcedo）带来的警世故事。古巴裔美国人萨尔塞多是一名财务顾问，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在游轮上待过最多晚的纪录保持人。萨尔塞多待在游轮上的二十年期间或是近八千个夜晚，主要是搭乘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Royal Caribbean Cruises）的船。船上的工作人员喊他「超级玛利欧」。超级玛利欧是海上居民，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是他在船上的生活唯一被严重打断的一次，他无疑完全掌控了自己的时间。有一次，超级玛利欧在「海洋魅惑号」（Enchantment of the Seas）的游泳池畔，告诉电影制作人兰斯‧奥本海姆（Lance Oppenheim）：「我不必倒垃圾，不用打扫，不必洗衣服，所有不会带来附加价值的活动都不必做，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拿来享受我喜欢做的事。」1不令人意外的是，萨尔塞多在镜头前，似乎不是真如他所说的那么快乐。在奥本海姆的短片《全世界最快乐的人》（The Happiest Guy in the World）中，萨尔塞多在甲板上散步，手里拿着鸡尾酒，凝视着大海，露出嘴唇紧闭的笑容，尴尬地亲吻他称为「朋友」的人的脸颊——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员工，然后抱怨舱房里的电视收不到福斯新闻。萨尔塞多告诉三三两两路过的乘客：「我大概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大家微笑点头，彬彬有礼地假装羡慕。

　　当然，我无权断言萨尔塞多不像他宣称的那么快乐，或许他真的快乐，但我知道要是我过着他的生活，我不会快乐。我认为问题出在他的生活方式错误理解了时间的价值。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萨尔塞多把时间视为「预算财」——你掌控的数量愈多，就愈有价值（金钱是典型的预算财：掌控的数量愈多愈好）。然而，时间也是「网路财」，意思是具有多少价值，要看除了你以外，还有多少人也能取得，以及其他人手中的那样东西与你配合的程度。举例来说，电话网是明显的例子：电话的价值要看除了你，还有多少人拥有电话（有电话的人愈多，你拥有电话的好处也就愈多；电话和金钱不一样，替自己累积大量的电话机子没什么意义）。社群媒体平台的道理也一样。重点不是你一个人有多少脸书帐号，而是有多少人也在使用脸书，而且那些人的脸书要与你的相连。

　　时间和金钱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时间多是好事。然而，如果你被迫只能自己一个人使用，就算你拥有全世界的时间，也没有太大用处。假使要用时间做无数重要的事，如社交、约会、育儿、创办事业、发起政治运动、带来技术进展，你得和其他人同步运用时间。事实上，拥有大量的时间却没机会和大家一起使用，不仅毫无用处，还会让人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就前现代的人类而言，最惨的处罚就是被放逐，遗弃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无法跟随部落的节奏生活。然而，超级玛利欧成功主宰自己的时间后，似乎也等于让自己被流放，只不过生活条件好一点。

同步与不同步

　　不过，真正令人感到困扰的是，即便我们不曾梦想要过萨尔塞多的那种生活，依旧可能犯下相同的基本错误。我们把时间当成某种可以私藏的东西，但实际上，更好的运用方法是找人分享，即便你得让出部分的决定权，商量好你们想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得承认我之所以离开报社工作，成为在家工作的写作者，主要动机便是更能独立掌控自己的时间。此外，这也是许多看似绝对正面的职场政策背后未明说的理由，比如方便员工带孩子的弹性工时，以及让员工选择远距工作的安排，在疫情造成封城后确实愈来愈普及。从漫画家转为自我成长大师的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总结个人时间主权的精神：「时间表有弹性、资源普通的人，比拥有一切、但时间表不弹性的富人快乐。」因此亚当斯说：「寻找快乐的第一步，就是持续努力掌控你的时间表。」2最极端的版本是成为现代生活选项中的「数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亦称作「数位游牧者」），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解放出来，带着笔电随心所欲地环游世界，在瓜地马拉的海滩或泰国山顶，经营自己的网路事业。

　　然而，「数位游牧民族」这个名称其实并不恰当，但是也带来了启示。传统的游牧民族并非独自一人四处流浪，只是碰巧没带笔电而已；游牧民族其实过着紧密的团体生活，他们拥有的个人自由甚至少于定居的部落，因为生存要靠团结合作。此外，数位游牧者在诚实吐露心声的时刻，坦承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十分孤独。「去年我造访了十七个国家，今年我将造访十个。」作家马克‧曼森（Mark Manson）先前还在当数位游牧者时写道：「去年我在三个月内，参观了泰姬玛哈陵、中国长城和马丘比丘……但都是独自一人造访。」3曼森得知另一位流浪者「在日本的一个小型郊区，看到不同的家庭在公园骑脚踏车时，突然开始痛哭。」那位数位游牧者开始明白，他以为的自由（理论上，他随时可以在自己挑选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却让如此平凡的乐趣变得遥不可及。

　　这里的意思，不是自由业或长期旅行本身不好，对家庭友善的职场政策更绝对不是坏事。只是不免有不受欢迎的另一面：当你获得个人的时间自由，相对就会损失与他人协调时间的可能性。数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众人不同步，人际关系很难扎根。即便不是数位游牧者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愈能够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工作，就愈难透过工作建立人际关系，也更不可能在朋友有空时社交。

　　二〇一五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的研究人员泰瑞‧哈蒂格（Terry Hartig），和几位同仁精彩地证明了同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4哈蒂格聪明地想到要比较「瑞典的假期模式」和「药师给出抗忧郁剂比率」的统计数字。哈蒂格的两项主要发现，有一项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发现瑞典工作者放假时比较快乐（计算方法是他们平均而言比较不需要抗忧郁剂）。另一项发现则带来启发：哈蒂格证实，使用抗忧郁剂的下跌幅度变大，与任一时刻有多少瑞典人口在度假成正比。稍微换句话说，同时休假的瑞典人愈多，民众就愈快乐。休假的人不仅因为假期本身获得心理上的好处，和其他人一起放假也有所影响。许多人一起放假时，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放松力量，那种超自然的力量笼罩着全国。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不需要从超自然的角度解释，也符合逻辑。如果亲友也放假，你们比较容易一起培养感情。此外，若是你确定自己试着放松时，全办公室都没人，你就不必焦虑你没上班时累积了多少没做的工作，收件匣涌进了多少信件，也不必担心狡猾的同事在你背后搞鬼。尽管如此，大家同时放假会在全国掀起涟漪效应，这一点还是很微妙。哈蒂格证实，尽管已退休人士已经没在工作，也没有休不休假的问题，大多数瑞典的劳动人口放假时，退休人士也会变得比较快乐。哈蒂格的研究发现呼应了其他研究。其他研究证明，就跟在职人士忙了一星期后放松一样，长期失业者在周末来临时也较为快乐，即便他们平日没在工作。5有一部分原因是能够和放周末的人共度时光，周末变得有趣多了。此外，对失业人士来讲，周末提供了喘息时间，不必因为自己理应在工作却没有而感到羞愧。

　　哈蒂格的研究引发争议，但他不讳言地指出，他的研究显示人们需要的不是更能够自行掌控行事历，而是「社会的时间管制」（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time）：借由更大的外在压力，让大家以特定的方式运用时间。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更愿意配合社群的节奏；我们需要更多类似数十年前的安息日传统，或是和法国一样，每年夏天全国放大假，几乎每件事都停摆数个星期。我们甚至应该订定更多法规，规定民众何时可以工作、何时不准工作，譬如：限制商店星期天不能开门，或是像欧洲近日立法禁止雇主下班后发电邮给员工。

　　几年前，我到瑞典出差，fika让我体验到微型版的类似概念。Fika是瑞典文，意思是在工作地点，每天会有一个时段让大家起身离开办公桌，一起喝咖啡、吃蛋糕。Fika就像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咖啡休息时间，但若说fika仅只如此，瑞典人会感觉有点被冒犯，而瑞典人的「一点」等同于非瑞典人遭受了奇耻大辱，因为fika时间会发生无形却很重要的事。办公室里不分年龄、阶级与地位的人聚在一起，不分你我，讨论和工作有关或无关的事：在那半小时的时间里，沟通与开心地吃吃喝喝比组织里的位阶或地位来得重要。一位资深经理告诉我，如果要知道公司真正发生什么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参加fika。然而，fika要发挥作用，参加者必须放弃对个人时间的部分掌控。如果你坚持，也可以不参加fika，改在其他时间暂停工作，喝杯咖啡，但同事会扬起眉毛。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件事，愿意配合社群的时间，其实带给我们莫大的好处。如果要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观察个人被迫不得加入社群活动时会发生什么事。历史学家克莱夫‧佛斯（Clive Foss）曾经描述在苏联领导下发生的恶梦。6领导阶层因为渴望把国家改造成高度有效率的机器，便着手重新制定时间。苏联人向来受效率专家腓德烈‧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启发。泰勒的哲学是「科学管理」，致力于从美国工厂劳工的身上榨出最多的产出。然而，史达林的经济总长尤里‧拉林（Yuri Larin）进一步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今日回头看简直荒谬至极。拉林打算让苏联的工厂全年三百六十五天运转，永不停歇，因此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宣布，一星期不再是七天，而是五天：工作四天，接着休息一天。然而，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工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事历。他们被分为五组，黄组、绿组、橘组、紫组、红组，每一组被分配到不同的四天工作日与一天周末，好让工厂的运转永远不会中断，一天都不停下。苏联当局主张，新制度将带给无产阶级莫大的好处：每年休息的总天数增加，文化机构与超市就不会人挤人，人流会更加稳定。

　　然而，作家舒勒维兹解释，一般的苏联人民受到的主要影响是不再能拥有社交生活，看行事历就知道了。两个朋友如果被分配到不同组别，他们永远不可能在同一天见面。夫妻理论上会被分配到同一组，但通常不会，结果就是家庭生活因为明显的理由承受很大的压力。礼拜天的宗教集会也被迫中断。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共产主义的使命，就是打击家庭与教堂这两个与政府作对的权力中心（历史学家理查德〔E. G. Richards〕记录这场实验时，提到「列宁的遗孀充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她认为星期日的家庭聚会是废除星期日的好理由」）。7有一位工人相当大胆地向官方报《真理报》（Pravda）抱怨：「如果老婆在工厂、孩子在学校，又没人来拜访，我们待在家要做什么？除了去公共茶馆，还能干嘛？分批休假，而不是所有工人一起休假，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被迫独自庆祝，那就不是假日了。」8苏联改造过后的工作周制度，一直延续到一九四〇年，最后因为机器维修的问题被舍弃，但苏联政府已经无意间证实在多大的程度上，时间的价值并非单纯来自你个人拥有多少时间，而是能否与你最爱的人共度。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此外，你和其他人高度同步时，内心会涌出一种感受，好像时间变得更真实——更强烈、更鲜明、更充满意义。一九四一年，美国一个叫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年轻人，受征召进入美国陆军。他被送至德州的营地接受基本训练，四周尽是广阔无边的灌木丛。理论上，麦克尼尔到那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操作防空砲，但全营地就一座防空砲，受训者则有几千人，甚至那座砲还常故障。负责的军官只好用传统的行军操练，填补大家没事干的空档。乍看之下，连麦克尼尔这种菜鸟都懂，这样的操练毫无意义：二战时，军队早已是靠卡车和火车运送到远方；此外，在机关枪的年代，在战役最激烈的时刻正式行军，无异于请敌人屠杀你，所以麦克尼尔根本没料到，和同袍一起行军会令他如此震撼：

　　在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在训练场上行军。大家摆出规定的战斗姿势，整齐划一，浩浩荡荡。不晓得为什么，努力跟上步伐、即时做出下一个正确动作，感觉很美好。我无法用文字形容操练时长时间的整齐动作在我心中激起的情绪。我能想起一种众人乐观向上的氛围，特别奇妙的是，你仿佛成为大我的一部分；由于参与了集体的仪式，你整个人升华了……光是跟着大家一起精神抖擞地前进，就感到人生有望。大家一起做动作带来了满足感，隐约感到整个世界都很美好。9

　　那次的体验让麦克尼尔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战后成为专业的历史学者，在《合拍》（Keeping Together in Time）专门讨论相关的概念。麦克尼尔在书中主张同步的动作，搭配同步的歌唱，是世界史上被大幅低估的力量。同步凝聚过各式各样的团体，例如金字塔的工人、鄂图曼帝国的军队，以及每天开工前一起做体操的日本办公室工作者。罗马将军率先发现，士兵若是以整齐的步伐行军，行军距离会大增，直到累得再也走不动为止。演化生物学家也推测，音乐本身（除了把音乐当成更重要机制的美好副产品，很难用达尔文的天择来解释这个现象）有可能源自让一大群部落战士协调动作的需求。10众人只要跟着节拍与旋律，动作自然整齐划一；其他形式的沟通则太过繁复，不适合拿来指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都在同步，不过通常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在剧院，掌声通常会自发性地出现节奏；如果你和朋友一起走在街上，甚至是陌生人，你们的步伐很快就会开始同步。这种下意识想要协调动作的冲动十分强大，就连宿敌都抗拒不了。若要找出两个想尽办法击败对方的人，至少明面上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大概是短跑健将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与泰森‧盖伊（Tyson Gay）。两个人在二〇〇九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竞争男子组百米的冠军头衔。然而，将该场比赛的画面逐帧分析、研究之后发现，博尔特理论上全心要赢，但他忍不住与盖伊的步伐同步。11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对博尔特来讲更有好处，因为另一项研究显示，配合外在的韵律会以察觉不到的方式增加步伐的效率，也就是说盖伊很有可能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协助对手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舞者都知道自己沉浸于舞蹈时，同步是通往另一个次元的入口——当他们抵达那个神圣的天地，自我的界线开始模糊，时间仿佛不存在。我加入社区合唱团时也有过那样的感受，当参差不齐的业余声音完全交融时，便出现少有业余独唱者能唱出的悦耳声音（二〇〇五年的相关研究以枯燥的术语指出，「当人声乐器达到中等品质时」，合唱带来的庞大心理益处不会减少）。12在这方面，我还有过更世俗的体验。举例来说，我每个月在食物合作社轮值时，和其他工作者一同将一箱箱的胡萝卜和花椰菜放上输送带。我几乎不认识那些人，但几小时后便开始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连结，甚至超过某些我实际认识的朋友。在那段时光，我们有如参与了修道院的社群节奏，同步祈祷，同步劳动，出现一股向心力，对于当天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这样的时刻，有神秘的事物在发挥作用。最好的证明，或许是遭逢危难与决定生死时可以运用这样的力量，毕竟从军事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士兵同步的主要好处，不是行军的距离可以增加，而是一旦他们感到自己是大我的一分子，会更愿意替自己的部队抛头颅洒热血。在高耸壮丽的教堂，在韩德尔的《弥赛亚》神剧排练过程中，业余合唱者能够理解人是如何进入那样的心境。参加合唱团的作家史黛西．霍恩（Stacy Horn）表示：「我一个人独自唱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突然打开来，光芒万丈，充满希望与可能性。」那种情形只会发生在「身边围绕着其他唱诗班成员，大家唱出的各种声音和在一起，和谐地震动。我们正在歌唱的历史音乐杰作流过我们的大脑与身心，像萤火虫一样同步闪烁，一起发光。」13

永远不必见朋友的自由

　　问题出在我们真正想要的时间自由是什么？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赞扬自行一手掌控时间：你得以自由设定行程、自主做选择、不会有其他人干扰你如何运用宝贵的四千礼拜。另一方面，愿意加入这个世界的节奏，也将带来深刻的意义：你自由参与所有宝贵的协作，不过你至少需要牺牲部分的掌控权，无法全权决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提供生产力建议的书籍，每一页都在教你如何达成由你全权掌控的自由，比如：理想的晨间作息安排、严格的个人时间表、限制每日回复电子邮件的时间战术，以及苦劝你必得「学着说不」。这些方法全是在保护你的时间，不让其他人施加太多影响力，摆布你如何运用时间。这些策略无疑有其作用：我们的确需要设下坚定的界线，才能抗拒欺人的主管、剥削员工的安排、自恋的配偶，以及想要讨好别人的赎罪心态，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被支配。

　　然而，作家舒勒维兹也指出，这种个人主义自由的问题在于，被这种心态操控的社会（例如我们的社会）最后会无法同步——出现与苏联一周改为五天的实验异常相似的结果，这项实验引发了庞大的问题，窒碍难行。我们的生活作息与节奏愈来愈相异。市场经济的要求，强化了这种自行其是的个人主义精神，最终破坏传统安排时间的方法。大家休息、工作与社交的时间，愈来愈缺乏一致性。下班后，我们愈来愈难找到时间全家悠闲吃顿饭，无法一时兴起就去见朋友，也无法呼朋引伴做同一件事，如整理社区的花园、参加业余摇滚乐团。

　　对最弱势的人来讲，掌握这种自由等于根本没自由，因为这代表要接受：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有案子接的零工经济工作、「随传随到的工作行程」，因为你工作的大型商场零售商，随时可能安排你上工，而每小时究竟需要多少劳力，由演算法依据销售额计算，你根本不可能计划好什么时间可以带小孩或者去看医生，更别提晚上和朋友出去玩。然而，即便相较于先前的世代，我们自行掌控工作的程度大幅增加，结果工作仍然像水一样渗入我们的生活，待办事项塞满每一个空隙。在疫情封城期间，这种情况似乎愈演愈烈。那种感觉仿佛是你、你的另一半、你最常来往的朋友，全被分配到不同颜色的苏联工作小组。我和太太很难一星期找到一小时好好聊一聊，我和三个最好的朋友也很难聚会喝杯啤酒，原因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们「没时间」，即便我们是那样告诉自己的。我们的确有时间，但很难找出所有人刚好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完全能自由地按照个人的行事历做事，但依旧被工作绑住，结果就是我们和亲朋好友的生活无法互相配合。

　　此外，就连政治也受到影响，因为草根政治（集会、大会、抗议与催票的世界）是需要协调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而时间不同步的民众很难参加，结果就是缺乏集体行动，独裁领袖取而代之。独裁者借由获得平日组织松散的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崛起。民众彼此之间很陌生，每个人困在家中的沙发上，被迫接受电视上的政治宣传洗脑。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是由分裂、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14对独裁者有利的情势便是，支持者之间唯一真正的连结就是对独裁者本人的支持。在同步动作的确打破孤立的时刻，如二〇二〇年，死于明尼亚波利斯警方之手的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了全球的示威活动。抗议群众在描述他们的感受时，很容易让人想起麦克尼尔所说的，「很奇妙的是，你仿佛成为大我的一部分」：你感到这一刻无比重要，你因为使命感兴奋不已。

　　正如我们其他的时间问题，我们不再同步，显然无法单从个人或家庭的层级解决（你要是想说服街坊邻居每周在同一天休假，那祝你好运了）。不过，我们每个人确实可以决定要不要配合个人时间主权的精神，或是加以抗拒。你可以把你的生活进一步推向第二种类型的社群自由。首先，你可以参加业余的合唱团、体育队、社会运动团体或宗教组织，下定决心借由损失行事历的弹性，交换社群的奖励。你可以把实体世界的活动排在数位活动之前。在数位的世界，就连共襄盛举的活动，最后都让人感到莫名地孤独。此外，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生产力狂，天生有强迫症，想要掌控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实验一下，不以铁腕精神操控时间表是什么感觉：偶尔配合家庭生活、友谊与集体行动的节奏，放弃自己完美的晨间惯例或每周的行事历安排。你将能理解运用时间的最佳方法，不是完全留给自己一个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3 沧海一粟疗法

你拿人生来做什么，其实根本没那么重要。你用你有限的时间做什么，宇宙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荣格派心理治疗师詹姆斯‧霍利斯（James Hollis）回忆，他有一位患者是成功的医疗器材公司副总裁。有一天，这位患者到美国中西部出差。她在飞机上看书时，脑中冒出一个念头：「我痛恨我的生活。」1她突然明白这几年来的闷闷不乐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她不再感到过日子的方式有任何意义。她对工作的热情已然消磨殆尽；一直以来追求的奖励不再具有价值，变成得过且过，不再冀望未来有一天能收割幸福的果实。

　　或许你懂她的心情。不是每个人都会突然这样顿悟，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种感受，即便在外人眼里，我们目前做的事令人羡慕，但搞不好我们的四千个礼拜可以拿去做更多采多姿、丰富有趣的事。又或者，你很熟悉那种感觉，你周末待在大自然中，和老友相聚，过得特别开心，接着又回到平日的庸庸碌碌。你想着人生应该更常像周末那样，觉得那样全心全意活着应该是惯例，而不是特例。这是很正常的心情。现代世界尤其缺乏对这种感受的适当回应：宗教再也不像从前，能提供所有人现成的使命感。消费主义让我们误入歧途，在没意义的地方找意义。不过，这样的感叹古时候就有了。圣经〈传道书〉的作者与众多前人，一下子就能了解霍利斯的病患苦恼的事：「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2

　　怀疑自己的人生到底在干什么，令人很不安。然而，这也不是坏事，因为这表示你的内心已经发生转变。如果你不是已经对生活产生新观点，你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你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人生不是等你一旦振作起来，或是终于达到这个世界眼中的功成名就，未来就会幸福美满。你的问题必须现在就解决。在出差途中明白你痛恨自己的生活，已经是找到你不会痛恨的生活的第一步，因为那代表你明白，如果有限的人生要有任何意义的话，你手中的这些星期应该拿去做点有价值的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你终于问出最根本的时间管理问题：把你这辈子唯一拥有的时间，用在你真正感到有意义的事情上，那是什么意思？

全球疫情暂停时刻

　　有时这种心头一震会一下子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是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下、纽约市封城期间，写下这一章的初稿。在悲伤与焦虑之中，你愈来愈常听见人们对自己的遭遇，表达苦乐参半的感激之情：即便大家被迫休假，为了该如何付房租而夜不成眠，能够多陪伴孩子、重拾种花或烤面包的乐趣，还是令人真心快乐。由于工作、上学、社交强制暂停，我们理应如何利用时间的无数假设，也暂时打破。举例来说，许多人其实不必花一小时通勤，待在沉闷的办公室里，或是不必为了装忙、硬在办公桌前坐到傍晚六点半，也有办法完成工作。此外，我习惯吃的大部分餐厅餐点与外带咖啡，理论上会提升我的生活，但其实吃不到也不令人感到可惜（不过这是把双面刃，餐饮业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急救人员、帮无法出门的人买菜的邻居，以及做出其他善举的人士，获得的掌声，证明这个社会没有想像中那么冷漠，只不过在病毒出没前，我们没有时间表达对彼此的关怀。

　　疫情显然不是好事，但病毒除了带来破坏，还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至少暂时在某些面向如此：我们更加清楚在封城前，我们的日子缺少什么，以及我们自愿或被迫做出的取舍，譬如，为了追求工作人生，我们没时间敦亲睦邻。纽约作家与导演胡利欧．甘布托（Julio Vincent Gambuto）体会到我所说的「可能性震撼」，讶异只要我们同时间足够想要，事情其实可以很不一样。「创伤让我们明白的事，」甘布托写道：「我们无法再假装没看到。洛杉矶没车子、少了污染之后，原来可以有晴朗的蓝天。在宁静的纽约，麦迪逊大道听得见鸟叫声。有人在金门大桥看见郊狼。如果我们能找出办法不再破坏地球，这个世界可以处处是明信片般的美景。」3当然，这场危机也暴露出健康照护体系财源不足、政治人物贪污腐败、种族之间存在很深的不平等，以及长期的经济不安全感。不过，我们如今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以及哪些事值得我们关注。某种层面上，我们老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认真面对。

　　甘布托提醒大家，等封城结束后，企业与政府又会靠着闪亮的崭新产品与服务，以及转移注意力的文化战争，联手让我们忘掉我们窥视到的可能性；我们将迫不及待回到我们忍不住跟随的常态。然而，究竟该如何运用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其实可以抓住目前的陌生感受，做出新的选择：

　　这次的疫情是很神奇的契机，我们从来没收过这么大的礼物。我不是指死亡，不是指病毒，而是一场「大停顿」（Great Pause）……明亮的光束穿透窗户，请不要躲开。我知道光线太耀眼，眼睛会痛，我的眼睛也一样，但窗帘被拉开了……伟大的美国即将回归正常……〔但〕我恳请各位深呼吸，不要管震耳欲聋的噪音，仔细思考你想把什么东西放回你的生活。我们有机会定义新版的正常，这是很罕见且非常神圣的机会（没错，神圣），我们可以抛掉垃圾，只加回适合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让孩子更快乐、让我们真心自豪的事物。

　　然而，这种人生中「什么事最重要」的讨论，永远有一个陷阱：我们通常会想给一个很庞大、听起来很厉害的答案。你开始感到有责任把时间用在极度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辞去办公室的工作，成为人道救援工作者，或是成立太空飞行之旅的公司。万一无法做这种伟大的工作，你会感觉过不了极度有意义的生活。在政治与社会改变的层面，你很容易觉得只有最具革命性、能改造世界的目标，才值得努力。只要全球暖化或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没解决，把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不具意义，像是关怀失智亲戚，或是担任地方社区花园的义工。换成新时代运动的语境来讲，「天降下了大任」，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宇宙级别的人生目的，宇宙渴望我们找出这个目标并加以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我要先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听起来尽管刺耳，但出乎意料令人松了一口气：你拿人生来做什么，其实根本没那么重要。你用你有限的时间做什么，宇宙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普通有意义的人生

　　已经离世的英国哲学家布莱恩‧麦奇（Bryan Magee）喜欢提一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4人类文明大约有六千年的历史，而我们习惯把那想成一段渊远流长的时间：在漫长的岁月里，帝国起起落落，所谓的「古典时代」、「中世纪」，缓缓彼此接续，几乎感受不到更迭，「速度慢到有如冰河移动的速度。」然而换个方式想，即便是在预期寿命比今日短很多的从前，每一代都会出几个百岁人瑞（寿命达到五千两百个星期），而每一个百岁人瑞出生时，也会有其他已经活到百岁的人，所以你可以想像由一连串百岁人瑞串起的历史，中间刚好头尾相接：史上真的有那些人，要不是历史纪录不够完整，我们可以讲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令人惊奇的部分来了：埃及法老王的黄金年代，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离我们这个年代很远，然而照这个逻辑看，也不过是三十五位百岁人瑞之前的事。耶稣大约生于二十个百岁人瑞之前，文艺复兴是七个之前。在不过五个百岁人瑞之前，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国王。五个！麦奇指出，你只需要活六十世，就能过完整个人类文明，而「我可以把六十个朋友塞进我的客厅举办酒趴」。5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类史不是以冰河的速度开展，而是发生于一瞬间。你自己的人生，更自然是在无边无际的无垠光阴中，在现在与未来构成的浩瀚宇宙里，一闪即逝的一抹光中非常小的一个点，只有针尖那么大。

　　这种概念当然令人惊骇莫名。前爱丁堡主教哈洛维（Richard Holloway）写道，思考「宇宙有多么不在乎」会令人感到「有如在茂密的树林里迷路，失去方向，或是惊恐得有如掉进海里，但没人发现我们失踪」。6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则奇怪地令人感到欣慰。你可以称之为「沧海一粟疗法」：事情看似多到承受不了时，只要你愿意稍微跳脱，想起你在宇宙里根本什么都不是，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安心？什么感情问题、地位之争、钱不够用，凡人生活里的焦虑，瞬时间变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疫情或谁当总统也一样：宇宙依旧持续运转，雷打不动。或是套用我写过书评的一本书的书名：宇宙根本他妈的不甩你（The Universe Doesn’t Give a Flying Fuck About You）。7想起以宇宙的时间来讲，你到底有多不重要，你会感到如释重负，放下多数人没意识到自己扛着的包袱。

　　不过，这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这让我们关切在其他时刻，大部分人的确把自己视作正在开展的宇宙中心；如果我们没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被提醒这不是实情时，就不会出现松一口气的感觉。此外，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的现象，不只出现在狂妄自大或病态的自恋者身上，而是相当符合人类的基本天性：我们在判断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自然会从自身的观点出发，因此你恰巧待在人间的数千个礼拜，不免感觉像是历史上的关键，先前所有的时刻都只是序曲而已。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中心偏误」（egocentricity bias）。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合情合理，因为如果你以更符合实情的方式，明白从宇宙的时间来看，自己根本不重要，你大概比较不会有动力挣扎求生，努力散布自己的基因。

　　此外，你可以想像，以这种背离现实的方式，接受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人生会显得格外有意义。不论这种想法有多么无稽，你努力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会感到这是天命，但实际上，当你在思考什么叫好好善用有限的时间时，若是过分重视自己在宇宙间的存在，将带来不切实际的定义，把标准订得太高。为了符合「善用」的定义，你的人生必须留下令人印象超级深刻的成就，或是必须对后世带来千秋万代的影响。套用哲学家伊多‧蓝道（Iddo Landau）的话，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至少也得「超越凡人与世俗」。8你做的事显然不能太平凡，毕竟如同一般的情况，如果你感到自己的人生够重要，你怎么可能不觉得有义务用这一生留下轰轰烈烈的事迹？

　　矽谷大亨的心态正是如此，那群天之骄子决心要在「宇宙留下印记」。有的政治人物也一样，一心想留下政绩。小说家私底下会想，自己的作品必须有高度，获得世人的赞赏，地位要和托尔斯泰一样崇高，不然就什么都不是。然而，有一种比较不明显的人其实也一样。他们忧郁地认定自己的人生最终不会有意义，最好别奢望什么。这种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于什么叫有意义，这群人也抱持标准的看法，但几乎不可能有人达到那样的高度。「我们不会因为椅子无法拿来煮水、泡杯好茶，就看不起椅子。」9蓝道指出：椅子本来就不该具备煮水的功能，所以没有这种功能也没关系。同理，「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要求自己变成米开朗基罗、莫札特、爱因斯坦……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不过出了数十个这样的人。」10换句话说，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你不会在宇宙留下印记，甚至按照你严格的标准，就连提出那句话的贾伯斯都失败了。或许相较于你我一辈子能达到的成就，iPhone还会被以后几个世代记得；然而，从真实的宇宙角度看，iPhone很快就会和其他每一件事一样被遗忘。

　　也难怪被提醒你根本就不重要时，你会松一口气：你明白你一直拿做不到的无理标准要求自己。发现这件事之后，你不但会冷静下来，还会感到自由了，因为在「好好过一生」这方面，一旦不再背负不切实际的定义，你便多出很多可能性。从前你认为，那些事都算不上以有意义的方式利用这辈子有限的时间，但现在可以重新考虑。此外，你也可以想一想，说不定你已经在做的许多事，其实比想像中更有意义，但你先前无意间贬低了那些事，认为不够「重要」。

　　从这个新角度来看，替孩子准备有营养的餐点，可能和任何事情一样重要，即便你不会因此荣获烹饪大奖；就算你心知肚明自己不是托尔斯泰，只要你写的小说能感动同时代的几个人，那就值得了。此外，只要能让服务对象的生活稍微好过一些，几乎所有的职涯都值得你投入。还有，尽管社会称不上出现根本的转变，如果我们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更加留意邻居的需求，那么我们已经因为「大停顿」学到宝贵的事。

　　沧海一粟疗法让你面对你在天地间根本就不重要的真相。不论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先敞开心胸再说（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你居然认为自己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珍惜人生数千个礼拜这极珍贵礼物的方式，并不是下定决心「做了不起的事」。正好相反：你要拒绝把这数千个礼拜，和抽象、要求过高的杰出标准绑在一起，要不然这数千个礼拜永远只会显得不足。脚踏实地才是正途，从能够撼动宇宙、神一般的幻想，回到具体、有限且通常很美好的真实生活体验。

14 人类病

在我们与人生时刻的关系中，我们永远不会占上风，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时刻。要「掌控」那些时刻的话，我们先得脱离那些时刻，处于那些时刻之外，但我们能去哪里？

　　我在第一章提过时间管理大师崔西（Brian Tracy）的书。我们碰上众多的时间相关问题，背后的幻想可以用那本书的书名来总结：《掌控时间，你就掌控了生活》。时间令人感到难搞的原因，在于我们永远试图掌控时间——我们努力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不断开展的人生，以求终有一天会感到安心，安全无虞，不再被命运左右。

　　有的人和时间奋斗的方法是努力拥有超高的生产力与效率，这样就永远不会出现害别人失望的罪恶感，不必担心因为绩效不好而被开除；或是不必面对寿命有限的凡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有的人干脆不展开重要的计划，或是不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忍受不了焦虑，毕竟这种事不是你全心投入，就能保证会有幸福快乐的结局。我们浪费生命抱怨塞车，抱怨小孩动作慢吞吞的，因为这一类事情毫不留情地提醒了我们，我们掌控时间表的能力其实十分有限。此外，我们追逐掌控时间的终极幻想——希望在死前留下轰轰烈烈的事迹，而不是转眼间就灰飞烟灭。

　　我们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与时间的关系里占上风。这是人类最情有可原的妄想，因为另一种可能性会把人逼疯。很不幸的是，另一种可能性才是事实：我们的挣扎注定失败。由于人生在世的时间极为有限，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生活要求你做什么、你都有求必应的状态，也不可能每个感觉很重要的大目标，都一一去追求；你将被迫做出困难的抉择。由于在你确实拥有的有限时间内会发生什么事，有太多不是由你决定，甚至连准确预测都没办法，你永远不会感到能够运筹帷幄、万无一失，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蓄势待发。

骑驴找马的人生

　　然而，这一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在于海德格很玄的说法：我们不是得到时间，也不拥有时间，而是我们就是时间。在我们与人生时刻的关系中，我们永远不会占上风，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时刻。要「掌控」那些时刻的话，我们得先脱离那些时刻，处于那些时刻之外，但我们能去哪里？「我由时间组成。」文豪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写道：「时间是卷走我的一条河，但我就是河；时间是撕碎我的猛虎，但我就是老虎；时间是吞噬我的烈焰，但我就是火。」1当你就是河，你无法爬上安全的河岸。不安与脆弱是预设状态，因为从打断你晨间计划的紧急电子邮件，一直到让你的世界崩塌的丧亲之痛，在你脱离不了的每一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你要是把人生用在努力从时间着手，想从中获得安全感，但那种安全感又是不可能之事，你最终不免感到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好像你生下来的那一刻还在未来，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只要你抵达那里（用作家贝内特的话来说，是「步入正轨」），就能展开圆满的生活。你告诉自己，等一切准备就绪，一旦你以更理想的方式安排个人行程，等拿到学位了，等下够多年的苦工磨练技巧；或是等你找到灵魂伴侣、有了孩子，或是等孩子离家了；等终于出现革命、奠定社会正义的基础——到了那个时候，你终于感到尘埃落定，可以稍微松口气，展开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在那之前，人生不免让人感到是一场奋斗：有时令人兴奋，有时令人疲惫，但永远是为了追求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瑞士研究童话的心理学家玛丽－路薏丝．冯．法兰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在一九七〇年写下一段话，描写这种「总有一天」虚无飘渺的生活方式：

　　有的人有一种奇特的心态与感受，他们尚未活在真实的人生里。虽然目前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但不论是与某个女性〔的关系〕或是工作，他们都是在骑驴找马，永远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的真命会到来……这样的男性一生都在害怕被任何事绑住，极端恐惧定下来，不愿完完全全进入时空，活出自己的一片天。2

　　「完完全全进入时空」，甚至只是部分进入（我们大概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境界），意思便是认输。你必须接受永远有太多事要做；你无法逃避困难的抉择，也无法让这个世界照你想要的速度运转；你无法预先确认任何事将顺利进行，不会造成任何痛苦，和其他人类的亲密关系尤其办不到。此外，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反正最终结束时，一切根本不重要。

　　而你接受那一切之后，可以得到什么？你得以真正在这里，真正把握生命。你必须用你有限的时间，专注在你重视的少数几件事情上，此时此刻，在当下真正投入。或许我该解释一下，这里的意思不是长期的努力不重要，例如婚姻、育儿、打造组织、改革政治体系，也绝对不是不必对抗气候危机的意思；以上都是最重要的事。这里要讲的是，即便是那些事，不论世人是否已经将其定义为成就，也只有在当下，在相关的每一刻才重要，因为你能拥有的永远只有现在。

　　有一种诱人的想像是，一旦完全解决了时间困扰，或者至少出现了部分的改善之后，你将感到快乐（大部分或所有的时候）。然而，这是无稽之谈。从收件匣爆满到死亡，我们有限的生命，充满着有限带来的一切痛苦。即便勇敢面对那些问题，也不会让问题不再像是问题，烦恼不会自动消失。这里所说的平静是更高层次的沉着：你明白「不可能逃避有限性带来的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世间的问题通常令人痛苦，但正如禅师贝克所言，你无法忍受的原因出在误以为能够解决。3接受你苦恼的事无从避免之后，就能获得自由：你终于可以继续过你的人生。我在布鲁克林公园长椅上顿悟的事，法国诗人克里斯蒂安‧博班（Christian Bobin）在一个很日常的时刻，也出现过类似的体悟：「我人在花园削一颗红苹果，我突然间明白，人生只会带给我一连串无法解决的美好问题。那样想之后，一片深沉如海的平静涌进我的心。」4

五个问题

　　如果要讲具体一点，你可以替自己的人生问五个问题，要是无法一下子就想到答案也没关系；如同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名言，重点是「与问题共存」。5即便只是真诚地问自己那些问题，你就已经开始理解你遭遇的现实，开始好好利用你有限的时间。

一、在生活或工作中的哪一个部分，你目前追求的是安逸，但其实需要稍微走出舒适圈？

　　追求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生计划时，几乎永远会带来一种感受：你无法百分之百掌控自己的时间，无法抵御现实带来痛苦的打击，你对未来也会没自信。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有可能失败，或许是因为你缺乏必要的才能；你必须冒着丢脸的风险，谈难以启齿的事，还可能让别人失望。此外，感情深厚几乎必然会带来额外的烦恼，因为你关心的人有可能发生不好的事。种种因素，让我们决定如何利用每日的时间时，很自然地优先回避焦虑。拖延、分心、恐惧承诺、先解决杂事、一次展开太多计划，全是试图维持一切由你掌控的幻觉。此外，忍不住过度操心，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样的幻象。操心让人心情低落，但也隐约能带来安慰，让你感到自己在想办法让事情不失控。

　　心理治疗师詹姆斯‧霍利斯建议，在做人生每一个重大决定时，要问：「这个选择会让我格局变小，还是变大？」6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避免为了减轻焦虑、冲动而做决定。你要弄清楚究竟想拿时间来做什么。举例来说，如果你试着决定要不要离职或分手，还是应该加倍努力，此时问自己怎样会最开心，大概会导引你做最舒服的选项，不然就会陷入犹豫不决。然而，你通常凭直觉就知道，留在一段关系里或是继续做某份工作，是否会带来让你成长的挑战（格局变大），又或者你的灵魂会随着逝去的每个星期逐渐干枯（格局变小）。你要尽量选择让自己格局变大，走出舒适圈，不要得过且过。

二、你是否要求自己达成不可能的生产力或绩效，或是用那种标准来评判自己？

　　幻想有一天能完全掌控时间的常见征兆，就是设下原本就办不到的时间利用目标：那种目标永远得推迟到未来，永远不可能现在就办到。实情是你不可能让自己的效率与有条不紊的程度，高到足以应付无限的要求。此外，你花在工作、陪孩子、社交、旅游或参与政治运动的时间，通常不可能多到让你觉得「足够」。然而，订出一堆目标会让你有安心的幻觉，相信自己正在打造这样的生活，成功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你打从心底就知道，永远不会有得到救赎的那一天，你订下的标准根本难以达到，永远不可能挪出所有你希望挪出的时间，那么你今天会如何改变利用时间的方式？你可能很想出声抗议，你不一样，你的情况很特殊，在时间这方面，你真的需要做到不可能的任务，不然就完了。举例来说，你担心要是不完成不可能的工作量，就会被解雇，失去收入。然而，这是一种妄念。如果你要求自身完成的任务真的不可能达成，那就是不可能，即使会完蛋也一样——此时面对现实有益无害。

　　哲学家蓝道指出，要求自己做到没人能达到的标准是一种残酷的行为（我们很多人根本不会这样去要求别人）。7比较人性的作法是尽量放弃这样的努力。把你不可能的标准摔碎在地上，从碎片中捡起有意义的几件事，从今天起就开始做。

三、你在哪些方面必须接受你就是你，你当不来你心中认为该当的那种人？

　　由于真相使人焦虑：人生真的就这样而已，我们迟迟不肯面对有限性，把目前的生活视为旅程的一部分，目标是成为在社会、宗教或是父母眼中（不论他们是否还在世），你认为你该成为的人。你告诉自己，一旦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活着，生活就不会显得那么不确定与失控。在政治与环境危机中，这种心态通常会出现的形式，就是认为除了夜以继日直接处理相关的紧急事件，没有任何事情真的值得花时间去做。如果把时间花在其他事物上，不是有罪，就是很自私。

　　努力获得权威人士的认可，让他们认为你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渴望或许会一直延续到成人期。不过「到了一定的年纪」，心理治疗师史蒂芬‧寇普（Stephen Cope）写道：「我们很惊讶，但也终于明白，我们的人生做了什么，根本没人真的在乎。有的人一直在活别人的人生，逃避自己的人生，这种人最无法接受一项事实：除了我们自己，没人真的在乎。」8试图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想靠这种方法获得安全感，从头到尾都是徒劳无功又没必要。徒劳无功，是因为人生永远令人感到不确定，不是你能掌控的。没必要，则是因为最终你不需要获得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认可才能活着。心灵宁静与令人振奋的自由感，并非来自获得认可，而是接受事实：就算你获得了认可，生活也不会就此令你安心。

　　反正我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当你不认为自己需要取得活在世上的资格，就能真的好好利用那数千个礼拜。一旦你不再感到令自己窒息的压力，认为非得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能勇敢面对自己此时此刻的性格、优缺点、才能与热情所在，跟着它们走。在这个面临多重危机的世界，你带来的特殊贡献，或许不是把时间用在参与行动主义或参选，而是照顾年纪大的亲人、玩音乐，或是和我大舅子一样当糕点师傅。我大舅子是体型健壮的南非人，乍看你会以为他是橄榄球员，但他的工作其实是制作精细的糖饰与奶霜造型，收到蛋糕的人无不心花朵朵开。佛教导师苏珊‧派佛（Susan Piver）指出，对许多人来讲，问自己喜欢如何利用时间，竟出乎意料地让人感到惊世骇俗、坐立难安。9但无论如何，至少你不该排除一个可能性：你喜欢如何利用时间的答案，有可能提示了善用时间的最佳方法。

四、在人生的哪些领域你依旧不敢出击，想等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后再说？

　　你可能在多年间只把人生当成正式上场前的彩排，理由是你目前正在累积技术与资历，日后才能以权威之姿登场。然而，我有时会感到从我成年以来，就是不断发现所有的机构与各行各业中，每个人永远都是临时上阵。我从小到大一直以为，早餐桌上摆着的报纸，内容一定是由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汇整而成，直到我进入报社工作。我无意间把我对能力的假设套用在别处，包括在政府里工作的人。然而，我渐渐认识一些人，几杯黄汤下肚后便坦承，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手忙脚乱应付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包括在前往要宣布政策的记者会路上，在车子后座挤出听上去有道理的政策。即便在这种时候，我依然以为那可以用英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来解释。有时明明很平庸，却理直气壮，直到我搬到美国，我才发现美国人也是临场发挥。近年来的政治发展，更让人看清那些「负责掌舵」的人处理世界大事的能力，并没有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强。

　　不论是工作、婚姻、育儿或其他任何事，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感觉令人焦虑。然而，这也让人松一口气，因为你没必要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难为情，也不必叫自己先别从事那些领域的活动：既然你永远不会感觉自己成为权威人士，那干脆别等了，放手去做，实现大胆的计划，不再畏首畏尾、害怕犯错。再想到其实其他每个人也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件事），你更是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五、如果不必管某件事有没有用，你会如何改变度过一天的方式？

　　最后一点是我们在第八章提过、想要掌控时间的欲望，还来自一个常见的源头：在心中暗自以成败论英雄。我们的时间运用方式有没有价值，永远只由结果论定。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下，自然应该把你的时间用在你预计会亲眼见证成果的事情上。然而，导演大卫‧李卡塔（David Licata）在纪录片《毕生心血》（A Life’s Work）记录了选择另一条路的人们。10那些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几乎确定在他们有生之年无法完成的计划，譬如某对父子组队，替全球仅存的原始林的每一棵树造册；天文学家在加州ＳＥＴＩ协会的工作桌前搜寻无线电波，试图寻找外星生命的迹象。这些眼睛炯炯有神的人们，知道自己在做重要的事。他们享受工作的原因，正是他们明白成功不必在我，不必追求趁自己在世时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亲眼看到努力开花结果。

　　然而，所有的工作，包括育儿、建立社群与其他每一件事，都带有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完成的性质。这些活动都属于一个远远更大的时间脉络，一直要到我们离开人世多年后，才有办法衡量最终的价值（也有可能永远无法计算，因为时间无限延伸）。因此，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问：如果说你能接受成功不必在我，那么有哪些造福世人、有远见、投资遥远未来的事，值得今天就做？我们都是替宏伟教堂增砖添瓦的中世纪石匠，心中明白自己永远见不到大教堂完工的一天，但教堂依旧值得盖。

下一件最必要的事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荣格回信给V先生（Frau V.），回答人生该怎么做的几个问题。11荣格的答案很适合拿来作为本书的结尾。「亲爱的Ｖ先生，」信件的开头写道：「你的问题无法回答，因为你想知道如何过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定要怎么做的单一生活方式……如果你想要那样，可以加入天主教会，教会会告诉你什么事该怎么做。」相较之下，个人的道路则是「你替自己开辟出来的路，永远不会有人替你规定什么，你无从事先掌握。当你一步、一步走下去，那条路自然会出现」。如果你自行开辟道路，荣格只给了一项建议：「默默做下一件最必要的事。只要你认为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代表你的「本钱」太多，可以用于无意义的思索与揣测。相反地，如果你做的时候确定那就是下一件最必要的事，那么你永远在做有意义的事，那是命运的指引。」「做下一件正确的事」的修改版，就此成为戒酒无名会的标语，借此建议大家用清醒的头脑，走过遭逢重大危机的时刻。不过老实讲，任何人在任何时刻，也只能追求「做下一件最必要的事」。即便我们无法以任何客观的方式，确认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作法，我们都必须那么做。

　　幸好，正因为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事，也就成为你唯一必须做的事。如果能以这种方式面对时间的真相，敞开胸怀接受有限的人类会碰上的状况，无论你手上握有什么牌，你的生产力、成就、服务他人的心与满足感将达到巅峰。事后回顾，你将看到你的人生一步步成形。那样的人生符合「善用时间」唯一最终的标准：不是看你帮过多少人，也不是看你做过多少事，而是在你所处的历史时刻、有限度的人生中，运用自己有限的时间与能力，实际真正去做、照亮其他人人生的事——不论那件事有多壮志凌云，或者只是小露一手，你已经完成来到世上的使命。

　　只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或许各位已经注意到了：天下大乱了。

　　古印度文明的时空旅人如果来到今日，立刻就能认出我们的年代属于印度教所说的「争斗时」（Kali Yuga）。依据印度神话的讲法，在这个历史循环期，每一件事开始分崩离析：政府垮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奇异的气候事件激增，难民在各国流窜，疾病与可疑的意识形态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以上几乎逐字引自两千年前的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史诗里提到的事件和我的推特时间轴长得很像，有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凶兆）。没错，较乐观向上的人士会提醒我们，虽然人类永远自认处于世界末日，近日其实有很多好消息，例如：婴儿死亡率、绝对贫穷率与全球不平等都在急速下降；识字率提升；人们死于战争的机率也比从前低。即便如此，北极的确出现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新冠病毒疫情是真的，世界各地烧不完的野火也是真的，救生艇上塞满无助的移民。以最委婉的话来讲，我们很难百分之百有信心一切会雨过天晴。

　　这种年代还关注什么时间管理？感觉上，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处于史上新低。然而，如同我在本书试图说明的，之所以感到没意义，主要是随便瞄一眼最传统的时间管理建议的结果。只要眼界稍微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在焦虑的黑暗年代，时间利用问题出现了全新的急迫性：我们能否成功回应我们面临的挑战，完全要看我们如何利用一天之中可得的时间。「时间管理」一词，或许让整件事显得很日常，但我们需要处理的也只有日常生活——在现在这一刻，此时此刻正在开展的这一段生活。

　　环保人士德瑞克‧简森（Derrick Jensen）是激进团体「深绿抵抗」（Deep Green Resistance）的共同创办人。人们有时会问简森，1每件事看起来都很不妙，他是如何继续抱持希望。然而，简森的回答是他不抱希望，甚至认为不抱希望是好事。简森指出，希望理论上是「我们在黑暗中的明灯」，实际上却是诅咒。你如果希望出现某个结果，等于把你的信念放在自身以外的事物上，放在一个不属于当下的时刻，如信仰政府、上帝、下一代的行动主义者，或是单纯信仰「未来」，最终都是依赖那些东西来解决事情。美国比丘尼佩玛‧丘卓（Pema Chödrön）表示，这就像把人生当成「我们需要保母时，永远一定会有保母」。2这种态度有时情有可原，举例来说，如果我去医院动手术，当然只能祈祷外科医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大概无法做什么来改变开刀的结果。然而在其他时候，那其实是在否认自己有能力改变事情。以简森的环保行动主义领域来讲，那等同于向你理应抗争的势力投降。

　　套用简森的话：「许多人说，他们希望主流文化不要再破坏这个世界。」然而，人们那样说的时候，「他们假设至少在短期内，破坏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他们打算袖手旁观，不去阻止。」相较之下，放弃希望则是再次承认你实际上拥有力量。简森表示，承认之后我们就「完全没必要『希望』，改而卷起袖子做事，确保世上还会有鲑鱼，让土拨鼠活下去，避免灰熊灭绝……我们不再希望自己身处的糟糕情境会自动不再恶化。此时我们终于自由，真正地自由，老老实实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

　　本书的中心思想可说是「放弃希望之后，可能带来力量」。接受你的局限，意思是放弃希望之后，只要掌握了正确技巧，再多努力一点，就能完成别人无穷无尽的要求，实现每一个远大的目标，扮演好每一个角色，给每个慈善公益活动或人道危机应有的关注。你不再期盼有一天能掌控一切，也不用确认人生不再有痛苦。此外，你尽最大的力量放弃在种种期许的背后，你真正希望的事：你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目前的人生只是在排练，有一天终于可以完全自信地说，你准备好了。

　　佩玛‧丘卓所谈的「领悟绝望」，关键是明白问题不会就此消失。的确，不论是从全球的角度或个人层面来看，事情真的不ＯＫ。北极冰层已经在融解。疫情夺走了数百万条性命，重创经济。一个人要不适合当美国总统到什么地步，却还是能入主白宫，答案已经明摆在眼前。成千上万的物种消失了。《纽约时报》有一篇报导提到，城市居民正在学习靠着吃鹿肉与蓝莓，在树林里求生存。某位受访的女性说：「大家会说：『喔，等世界末日来临时……』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世界末日已经到来。」3这个世界支离破碎。文明的状态是这样，你的生活是这样：你永远不会过着有完美成就或有保障的生活，你的四千个礼拜永远在减少。

　　然而，这也是当头棒喝：当你开始内化这一切，即使只是一点点，结果就不会是感到绝望，而是跃跃欲试。你看出那个可怕的最终结果，那个碰上感觉太恐怖、让你下意识肌肉紧绷、一辈子努力避免的结果，其实已经发生了，但你还在这里，你还活着，至少目前如此。丘卓表示：「放弃希望是一种肯定，是开始的开始。」4你明白自己先前不惜一切想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感，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是一种解脱。一旦你不再需要说服自己世上并未充满不确定性与悲剧，就能自由地专心去做你能帮上忙的事。此外，一旦不再需要说服自己每件事都需要做，反而能放心、专心去做几件重要的事。

　　或许如同简森所言，另一种强调放弃希望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方法，就是想着在某个层面上，你确实会因此而死去。被恐惧驱使、掌控欲强烈、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你死了；极度在乎别人怎么想你、不愿让任何人失望、不敢过分越界，以免事后遭掌权者处罚的那个你死去；简森写道，你发现「文明的那个你死了。循规蹈矩的你死了。受害者死了」。剩下的那个「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真正活着，更准备好要行动，也更加开心，因为当你敞开心胸接受事情的真相，也会让所有的好事更容易进入你心里。你接受事物的本质，不再试着利用它们来满足心理需求，证明每件事最后都会步上轨道。你得以秉持文学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苦中作乐的精神，感谢自己还活着。一九四六年初，他漫步在饱受战争摧残的伦敦，看着在阴暗煤气厂的上方，有只红隼往下俯冲。路旁的小溪里，蝌蚪游来游去。欧威尔记录下那次闲逛：「即便是在伦敦的Ｎ１区，春天来了。他们无法阻止你享受春天。」5

　　人类的平均寿命短得离谱，少到吓人，小器到不给面子。然而，那不是沉浸于绝望的借口，也不是害怕善用有限的时间、活在恐惧里、没事就焦虑的理由。人生短暂反倒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你得以放弃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不必追求理论上你应该成为的超级人类——三头六臂、凡事做到尽善尽美、不曾有情绪脆弱的时刻，也不必倚赖任何人。然后，你得以卷起袖子，动手做真正可能做到的事。

　　我在本书力劝各位接受有限的时间，也接受你能掌控那些时间的程度有限。理由是那就是事实，干脆接受吧。不过也是因为一旦接受，自然会获得很大的力量。当你愈能够接受真正的现实，就能完成更多重要的事，从中获得满足感。除了正文各章节提到的建议，这里额外提供十种技巧，协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拥抱局限的哲学。

一、采取「定额」的生产力策略

　　许多教人做事的建议都会暗示，只要照着做，就能完成所有重要的事，但那是不可能的，努力全盘兼顾只会忙上加忙（详见第二章）。最好一开始就假设无法避开困难的抉择，然后深思熟虑做出理想的决定。此时，只要限制进行中的工作数量就可以帮得上忙（请见：第二条原则）。最简单的方法或许是写下两份待办清单，一份是「开放清单」，一份是「限制清单」。在开放清单上，列出你手上的每一件事。这张清单无疑会长得令人心惊，幸好你的任务不是解决这张单子，而是挑选开放清单上的事，放进限制清单。限制清单上只能放数量固定的待办事项，最多十项（你可能会需要第三张清单，列出需要配合他人进度的「观察」事项）。你将永远做不完开放清单上的事，但也永远不必做完。采取这种作法后，你将完成许多你真心在意的事。

　　配套措施是替你每天的工作，事先设定时间界线。依据工作情形而定，事先决定要把多少时间用在工作上，例如：你可能下定决心要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最晚不能超过下午五点半，接着依据这事先设定好的限制，做出与时间有关的其他决定。纽波特（Cal Newport）在《Deep Work深度工作力》（Deep Work）一书探索过这个方法：「你要设定多少时数都可以，自行决定多长的时间算有生产力。」1然而，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在五点半前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你将注意到时间限制，更有动力明智地运用时间。

二、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

　　跟刚才的逻辑一样，一次专心做一个大计划就好（或者最多同时进行一个工作计划、一个非工作计划）。一个完成了，再换下一个。身上有太多责任与目标时，你会很想靠着多管齐下来减轻焦虑，但那么做只会让你缺乏进度；你要训练自己愈来愈能忍受焦虑感，刻意拖延每一件能拖的事，一次只做一件事。完成重要计划的满足感，很快就会让那样的焦虑值回票价。此外，由于你完成愈来愈多任务，自然不再那么焦虑。当然，你不可能每件事都放着不处理，还是得缴帐单、回信、送孩子上学，但在你处理眼前几个大计划时，这个方法可以确保你没有拖延的事情，都是绝对必须处理的事，而非为了减轻焦虑，东做一点、西做一点。

三、事先决定要让哪些事砸锅

　　由于你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的事不免会不及格。然而，策略性的不及格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事先想好在生活中的哪些领域，你不期待自己会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好处是你能更有效地运用时间与精力。此外，原本就计划好要放弃的事果真失败时，你不会万分沮丧。正如作家乔恩‧阿考夫（Jon Acuff）所言：「你无法全部做到的时候，会觉得羞愧，垂头丧气。」然而，当你「事先决定哪些事就让它过去……羞愧感不会让你如坐针毡。」2当你事先决定好不要花任何力气「整理草皮」或「清理厨房」，你就不会太过在意草坪长满杂草，厨房乱七八糟。

　　如同替你的计划安排先后顺序，如果想要有收入、维持身体健康、当还过得去的另一半或父母，有很多事你无法选择就那样算了。然而，即便在这些基本领域，你依旧可以运用循环式失败：举例来说，当你把全部的心思用在照顾孩子时，你把目标订成在接下来两个月，工作方面只尽到最低限度的义务；你努力替选举拉票时，暂时抛下健身的目标。好了之后，再把精力用在先前忽略的事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便是用一种刻意的不平衡，取代压力很大的「工作与生活要平衡」。你有信心目前没扮演好的角色，很快就会再度获得你的关注。

四、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只关注待办事项

　　由于从定义上来看，努力完成每一件事只会没完没了（详见：薛西弗斯的收件匣），你很容易陷入沮丧与自责：一直要到事情全部完成，才会觉得自己干得好，但既然事情永远做不完，你将永远感到自己一无是处。这个问题出在一项于事无补的假设：你认为每天早上醒来时自己欠下了一笔「生产力债务」，必须辛苦工作，在晚上来临前还完。对抗这种假设的方法是列出「完工事项清单」。早上醒来时，单子上是空的，接着你逐渐把一天之中完成的事项填上去。每多一笔，都是一次开心的提醒，你可以好好过完一天，完全没做一丁点不具建设性的事。你看，做完这些事了（万一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就降低「完成」的标准：你永远不需要让人知道，你把「刷牙」与「泡咖啡」也放上清单）！不过这不单单是自我安慰的练习：证据强烈显示，「微小的成就感」也会带来动力，因此用这种方式庆祝做完小事，你八成能再接再厉，连带完成没那么小的事。3

五、做好事也要集中火力

　　社群媒体是一部庞大的机器，除了害你花时间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详见：把你的人生当韭菜割的机器），也让你关心太多事了，即便每一件事都值得关注。这些日子以来，我们接触到源源不绝的暴行与不公义，每件事都值得我们花时间、捐钱相助，但加在一起实在太多了，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独自有效处理那么多事（雪上加霜的是，注意力经济的运作模式迫使推动运动的人士，把自己处理的危机说成最特殊、最紧急的一个。现代的募款组织不可能号称自己的目标是当代第四重要或第五重要的事务）。

　　一旦你了解背后的运作机制，就比较能选择究竟要加入哪一场慈善、行动主义或政治的战役。你决定在接下来几年，自己有空的时间要用来游说监狱改革，以及协助地方上的食物银行——原因不是亚马逊的大火不重要，也不是难民的命运不重要，而是你明白要让事情有所不同，必须集中自身有限的关怀能力。

六、使用只有单一功能的无趣科技

　　数位干扰实在太过诱人，我们仿佛有机会逃进一个世界，没有令人痛苦的人类局限：相较于无趣的正事，我们在那个世界永远不会无聊，行动永不受限（请见：重要之事带来的不适感）。解决数位干扰的方法是尽量让你的装置愈无聊愈好，第一步是先移除社群媒体app，如果你敢的话，甚至可以把电子邮件删掉。接下来，把萤幕设定从彩色调成灰阶（在本书写作的当下，iPhone的设置方法是设定 > 辅助使用 > 辅助使用快速键 > 颜色滤镜）。科技记者奈莉‧鲍尔斯（Nellie Bowles）在《纽约时报》写道：「手机调成灰阶之后，我没有突然变一个人，但这下子我感觉自己更能控制手机。我的手机现在看起来更像工具，而不是玩具。」4此外，记得尽量选择只有单一功能的装置，如Kindle电子书。电子书不管拿来做什么都很无聊又很麻烦，你只能好好阅读。如果让串流音乐与社群媒体开着，按一下或滑一下就会跑出来，当第一波无聊感出现或者当你试着专心处理的事情碰上困难，你不可能抗拒那些app的诱惑。

七、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寻找新鲜感

　　我们年纪愈大，光阴流逝的速度似乎会加速。也就是说，我们手中剩下的时间愈少，我们感受到的流失速度也愈快（请见：人类有一堆永不过时的烦恼）。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减轻，甚至是逆转这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最可能的解释是人类的大脑在记录岁月的流逝时，依据的是我们在一段期间内处理了多少资讯。童年有着大量的新鲜体验，因此在我们的记忆中，童年仿佛持续到永远；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生活渐渐变成按表操课：我们住在同样的几个地方，拥有一成不变的几段人际关系与工作，新鲜感愈来愈少。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日子变成……例行公事。」很快地，「一天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模糊地逝去，变成记忆中没有内容的单位，一年变得空虚又贫瘠。」5

　　如果要反制这种情况，标准建议是尽量在生活中塞满新鲜的体验。这种作法确实有用，但可能又会导致「活不过来」的问题恶化（请见：无止境的遗愿清单）。此外，这种建议不太实际，因为你有工作或孩子的话，生活大多数时候必然充斥一些例行公事，到异国旅游的机会有限。杨真善介绍的另一种方法是关照每一个当下，不论那个当下有多么日常：此时找到新鲜感的方式，不是做一些与平日截然不同的事，而是进一步深入你原有的生活。以平日的双倍强度去体验生活，「你的生活经历带来的满足感，会是目前的双倍。」6此外，生活中任何一段时间留下的记忆，也会变成双倍的长度。冥想可以帮上忙，不过你也可以四处乱走、看看路会通往哪里，挑不同的路线上班，或是开始摄影、赏鸟、写生或写日记，和小朋友一起玩「我是小间谍」（I Spy）。只要能让你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你当下做的事，什么活动都可以。

八、在人际关系中当个「研究者」

　　我们因为渴望彻底把握时间，引发无数人际关系的问题，除了过度「掌控」的行为，还有承诺恐惧症、没耐心听别人说话、感到无聊。此外，你太渴望全面掌控自己的时间，于是错过让人生丰富的众乐乐时光（请见第十二章）。幼儿园教育专家汤姆‧霍布森（Tom Hobson）指出，有一个方法可以放松控制欲。这个作法的好处，绝对不限于和小朋友互动的时刻：当你碰上棘手或无聊的时刻，试着刻意拿出好奇心。此时的目标不是达成任何特定的结果，也不是解释自身的处境为什么是这样，而是如霍布森所说，试着「找出眼前的这个人是谁」。7生活中有他人的时候，自然会出现无法预测的事情，此时好奇心是很好的态度，因为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别人的行为，好奇心都能因此获得满足。相反地，如果你的心态是一定要见到某种结果，那么每次事情不如你所愿，都会感到烦躁。

　　如同自我成长书作家苏珊‧杰佛斯（Susan Jeffers）在《拥抱不确定性》（Embracing Uncertainty）提出的建议，你可以试着把这样的态度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8当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碰上与未来相关的事情，我们永远处于这种情境），此时是很好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选择抱持好奇心（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来取代忧心忡忡（希望接下来会出现特定的结果，害怕事情不是那样发展）。

九、随手行善

　　这一条是冥想导师戈登斯坦建议培养的习惯，他实践了，我则绝对还在努力。每当你心中涌出做好事的冲动，想要捐钱、关心朋友的近况、写封信称赞某人做得很好，那就立刻冲动行事，不要等晚一点再说。有这种冲动而不做，很少是因为我们吝啬小气，也不是犹豫对方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这么做。更常见的情况其实是我们有一种心态，源自我们想要感到时间由我们掌控。我们告诉自己，等手上紧急的工作完成后，就会去做，或是等到有充裕的时间能够做好再说，又或者在捐钱之前，应该多做一点功课，找出最适合的捐助对象。然而，只有真正捐出去的钱，才算得上真正的捐款。相较于随手写几句话，洋洋洒洒的赞美大概会让同事感到更心花怒放，但匆促的赞美，远胜过晚一点再来写信的结果：你大概永远不会寄出那封信。戈登斯坦指出，即使一开始需要花点力气，不过助人为快乐之本，你会因为利人立刻获得利己的奖励。

十、练习什么都不要做

　　哲学家帕斯卡写道：「我发现人所有的不快乐都源自同一件事：他们无法安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9如果要面对善用四千个礼拜的挑战，你必须具备什么都不做的能力，如果你无法忍受不行动带来的不安，你做出糟糕时间选择的机率会高很多。你去做某件事，只是为了感觉自己有在做事，比如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急着做完急不来的事（请见第十章），或是为了达成未来的目标，感到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有生产力，把满足感延迟到永远不会来临的那一天（详见第八章）。

　　严格来讲，你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只要你还活着，你永远在呼吸、永远呈现某种身体姿势，因此训练自己「什么都不做」的意思，其实是要你抗拒冲动，不要想着操控自己的体验或身边的人事物，顺其自然。杨真善教大家「什么都不做」冥想，步骤很简单：设定计时器，一开始设五或十分钟就好；坐在椅子上；停止做任何事。每当你注意到自己做了某件事，包括思考、专注于呼吸或任何事，那就停下来（如果你发现你在心中批评自己做了某件事，也停下来）。保持停下一切的状态，直到计时器响起。作家与艺术家珍妮‧欧黛儿（Jenny Odell）表示：「世上最难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10然而，练习什么都不做是在夺回你的自主权——不再试图回避此时此刻的现实真正带来的感受，冷静下来，替你分配到的短暂人生做更好的选择。

　　本书花了该花的时间，我万分感激每一位让这本书慢工出细活的人士。他们一路上在各方面带来宝贵的贡献。此外，我要藉这个机会原谅所有打趣我的朋友。他们指出，没想到一本谈时间有限的书，居然占用我那么多时间（这个笑话讲头一、两遍的时候是有点意思，但讲了一万遍之后……）。

　　要是没有杰出的经纪人蒂娜．贝内特（Tina Bennett），这本书还会在原地踏步。我要感谢她提供专业的引导，也感谢她坚定不移支持本书的写作计划。此外，她提供了不少隐含在书中的洞见。另外，我非常幸运能与ＷＭＥ公司的崔西．费雪（Tracy Fisher）合作，以及她在伦敦的同事玛蒂达．富比世．华生（Matilda Forbes Watson）。我要感谢ＦＳＧ出版社的众多人士，在此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艾瑞克．金斯基（Eric Chinski），他（展现无比的耐心）让文字大幅增色，促使我以更清楚的方式表达想法；感谢茱莉亚．林哥（Julia Ringo）以专业的手法处理后期的复杂编务。此外，我要大力感谢布莱恩．吉蒂斯（Brian Gittis）与他宣传部门的同事，以及朱蒂．奇维亚特（Judy Kiviat）、莫琳．克莱尔（Maureen Klier）、克莉丝汀．派克（Christine Paik）。The Bodley Head出版社的史都华．威廉斯（Stuart Williams）提供的编辑建议功不可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与办公室关闭，大家还投注这么多的时间与心血，我万分感激。

　　我先是在其他地方探索本书提到的众多主题，有幸与才华洋溢的人士合作，包括梅丽莎．迪尼斯（Melissa Denes）、保罗．赖提（Paul Laity）、萝丝．路威（Ruth Lewy）、强纳森．塞宁（Jonathan Shainin）；《卫报》（The Guardian）的大卫．沃夫（David Wolf）；《新哲人》（New Philosopher）的詹．伯格（Zan Boag）；以及ＢＢＣ的彼得．麦马那（Peter McManus）。我与莱拉．塞西（Lila Cecil）、乔．克洛普（Jon Krop）、罗宾．帕密特（Robin Parmiter）、瑞秋．夏曼（Rachel Sherman）的对谈，是本书概念得以成形的关键。在我的研究期间，以下人士慷慨分享他们的智慧：洁西卡．阿贝尔（Jessica Abel）、吉姆．班森（Jim Benson）、史蒂芬妮．布朗（Stephanie Brown）、卡尔．赛德史托姆（Carl Cederström）、詹姆斯．霍利斯（James Hollis）、德瑞克．简森（Derrick Jensen）、已故的罗伯特．列维（Robert Levine）、乔夫．赖伊（Geoff Lye）、安蒂娜．冯．史尼兹勒（Antina von Schnitzler）、玛丽亚．马汀农．托瑞斯（María Martinón Torres）、珍妮佛．罗伯兹（Jennifer Roberts）、麦克．塔夫特（Michael Taft）、贝琪．莱格．塞克斯（Becky Wragg Sykes）、杨真善（Shinzen Young）。艾希莉．杜妥（Ashley Tuttle）在关键时刻提供理想的工作地点。此外，我很幸运能再次在「布鲁克林创意联盟」（Brooklyn Creative League），写成本书剩余的大部分章节。尼尔．卡森（Neil Carlson）与艾琳．卡内（Erin Carney）打造了温暖的支持社群。此外，我非常感谢肯尼斯．佛克（Kenneth Folk）与麦克森．麦道威（Maxson McDowell）提供友谊与对话。

　　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跨越了一个时间门槛，与艾玛．布洛克斯（Emma Brockes）成为莫逆之交，我感觉好像认识她一辈子了。我感谢我们的友谊，也庆幸两人的孩子如今成为朋友。我和布洛克斯之间的对话，包括她在我观念上想不开的时候劝我的一些事，我也写进了本书。我深深感谢我的父母史蒂芬．柏克曼（Steven Burkeman）与珍．吉本斯（Jane Gibbins）；我在约克（York）的朋友；我的姊姊汉娜（Hannah），此外也感谢奥顿（Alton）、蕾拉（Layla）、伊森（Ethan）；杰洛米（Jeremy）、茱莉亚（Julia）、玛莉（Mari）；茱．卓别林（June Chaplin）；以及克劳福－孟坦顿（Crawford-Montandon）一家人。

　　我无法以寥寥数语道出海瑟．卓别林（Heather Chaplin）在我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但这里要万分感谢她带来的爱、伴侣关系、幽默与正直，以及她替本书做出的无数牺牲。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我们的儿子罗恩（Rowan）就出世了。这样说吧，我无法说罗恩的到来加速了本书的完成时间，但我因为认识这个小宝贝，人生出现很大的转变，本书绝对纳进了那些变化。我要对你们母子献上无尽的爱。

　　我在第七章提过，我亲爱的祖母艾瑞卡．柏克曼（Erica Burkeman）在童年时期逃离纳粹德国。她在二〇一九年过世，享耆寿九十六岁。我不知道祖母还在世的话，会不会读这本书，但她绝对会敲锣打鼓告诉她见到的每个人，这本书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