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多。
让我们先从忙碌讲起,忙碌不是我们唯一碰上的时间问题,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问题,但忙碌以鲜明的方式,描绘出我们为了对抗天生的限制所做的努力。忙碌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你应该做的事,非得超过你能做的事。我们靠著忙碌,对抗天生受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不该称这种状态为「忙碌」,因为某些忙碌其实令人很快乐。谁不想定居在一九六〇年代经典童书里的「忙碌镇」(Busytown),那个美国插画家理察.斯凯瑞(Richard Scarry)描绘的世界?斯凯瑞笔下的杂货猫与打火猪绝对很忙,忙碌镇里没有谁闲闲没事做,就算他们真的有空闲时刻,也采取北韩平壤的风格,小心翼翼,不让有关当局知道。然而,忙碌镇的居民没有精疲力竭。猫猫猪猪们神色自若,朝气蓬勃。即便有很多事要做,也完全有信心手上的时间能和任务配合得刚刚好。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焦虑,担心或者心知肚明时间不够。
研究显示,不论是哪种经济阶级都有这种感受。1如果你为了填饱孩子的肚子,打两份最低薪资的工,你很有可能感到精疲力竭。然而,就算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你仍旧会为了在你眼里同样逃脱不了的重担,感到心力交瘁:因为你的房子比较高级,要付的房贷比较多,或是因为你(有趣、薪水不错)的工作有太多事情要做,无法如愿多陪陪年老的父母,没办法多多参与孩子的生活,或是没能投入心力对抗气候变迁。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证实,在我们高度重视成就的文化下,即便是人生胜利组,那些进入菁英大学、领到最高薪水的人士,也感觉自己获得的奖励,就是一边承受「把人压垮的高强度压力」,一边工作,好维持收入和地位;为了过理想的生活,这些收入和地位感觉是必备条件。2
这种生活方式不只感觉上办不到,从合乎逻辑的严谨角度来看,是真的办不到。你一定得做到的事,当然无法超过你能做到的事,所以前述的概念毫无逻辑可言:如果你的时间,的确不够做你想做、你感到该做,或是其他人缠著你不放、硬要你做的每一件事,那么不论没做到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因此严格来讲,烦恼把人压垮的待办清单,其实是一种不理性行为。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做做不到的。你心中那个坚持命令你每一件事都要做的暴君,根本是无理取闹。然而,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如此理性地想事情,因为那代表得面对自己能力有限的痛苦现实。我们被迫承认有些事很难选择,包括你要让哪颗球接不到、要让哪些人失望、要放弃哪个你重视的志向、要放弃扮演哪个角色等等。或许你没办法保住目前的工作,同时更常与孩子相处;每星期花足够的时间、满足发挥创意的渴望,就代表你的住处永远不会特别整洁,或是运动量永远不足。然而,我们试图逃避这些不愉快的事实,我们采取的策略,也来自解决忙碌问题的传统主流建议: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想出办法多做一点就可以了。可以说,我们试图解决忙碌问题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忙。
有一个现代的问题,得到现代式的反应,不过那其实并非新鲜反应。英国记者阿诺.贝内特(Arnold Bennett)在一九〇八年写过一本小书,以微愠的口气提供读者一些建议。从书名《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看得出来,在贝内特身处的爱德华时代(译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焦虑要在一天中塞进更多待办事项,早已令人烦恼。「近期民众在某日报上争论,一个女人能否在乡间一年靠八十五英镑,过著舒服的日子。」贝内特写道:「我〔还〕看到有一篇评论叫〈如何一星期靠八先令活下去〉(How to live on eight shillings a week)。不过,我尚未见过有人写文章谈『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3讲白了,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怎么会有人需要这种建议,因为没有谁的人生一天超过二十四小时。然而,人们确实需要:对贝内特与他锁定的读者而言,随著住郊区的专业人士上班必须搭电车与火车通勤,抵达英格兰日益繁荣的城市办公室,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放在一个过小的盒子里,量根本不够用。贝内特解释,他的文章是为了「沮丧的同胞而写。数不清的民众或多或少感到痛苦,体会到时光一年一年流逝,不断消失,但人生依旧尚未步入正轨。」贝内德直言不讳地点出,多数人每天都浪费了数小时,尤其是晚间;他们告诉自己「我累了」,但明明可以轻松加把劲,从事那些大家号称永远没时间做、但能够丰富人生的活动。「我建议,」贝内特写道:「六点的时候,你要面对眼前的事实,坦承你其实并不累(因为你真的不累,你心知肚明)。」贝内特建议的另一个方法则是提早起床;他甚至教你万一仆人还在睡,但你已经醒来,要如何自己泡茶。
《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激励人心,充满今日仍值得一读的实用建议。然而,书中的整套论述都建立在一个极度可疑的假设上(我是说,除了假设你有仆人之外)。就如同贝内特之后的每一位时间管理专家,贝内特暗示只要照他的建议去做,就能完成够多真正重要的事,与时间和平共处。贝内特建议,只要你在每天的行程中多塞一点活动,就能从容不迫,拥有「足够的时间」。然而,这种讲法在一九〇八年不成立,在今日更不成立。那是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园板凳上开始理解的事情。我依旧认为我那次领悟到的,是时间压力的最佳解毒剂,你将就此海阔天空,踏出第一步,朝著接受自身的极限前进:试图找出时间,把每一件你认为重要的事悉数做完,或者尝试做够多重要的事,这一类努力的问题在于你绝对永远办不到。
办不到的原因,不是你尚未找到正确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不是你还不够努力,不是你起床的时间不够早,或是你这个人就是无能。原因出在背后的基本假设毫无依据:你无从确认光是做更多的事,有一天就会感到「掌握住一切」,或是找到时间做每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重不重要」是主观的判断,因此你无从假设,你有时间完成你自己、你的雇主或文化恰巧看重的每一件事。然而,另一件讨厌的事是,如果你成功塞进更多事情,你会发现终点线开始后退:看起来重要、有意义或有义务要做的事,开始愈冒愈多。在你获得以惊人速度完成工作的口碑之后,你将获得更多的工作(你的老板可不笨:干嘛把工作交给慢吞吞的人?)。当你想办法挤出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和待在办公室,不因厚此薄彼而产生罪恶感,你将突然感受到全新的社会压力:你应该花更多时间运动、加入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有,你是不是该学习冥想了?是不是该开始打造想了好几年的副业?如果成功了,你很快就会不满足于让事业维持在小型规模。家事也一样:历史学者鲁丝‧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在《母亲有了更多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指出,家庭主妇首度得以利用洗衣机和吸尘器等「省力」装置之后,根本没有省下任何时间,因为社会对于整洁的标准就此提升,抵销了机器带来的好处;既然现在妳有能力把先生只穿过一次的衬衫洗到白到发亮,妳便开始感觉应该要这么做,以证明妳有多爱先生。4英国幽默作家与历史学者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在一九五五年写道:「你有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就会膨胀到那么多的时间。」这个道理日后被称为「帕金森定律」。那不只是笑话,也不只适用于工作。那条定律适用于我们需要做的每一件事,甚至也定义了那些膨胀到塞满所有时间、所谓「需要做的事」。5
电子邮件特别能让人看出这种令人痛苦的讽刺。这个聪明的二十世纪发明,透过距离你的鼻子只有几公分的数位视窗,或是放在你口袋里的那个装置,在你从早到晚的工作天,包括周末,允许全球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骚扰你,而且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成本。电子邮件的「输入」(原则上你能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基本上是无限的;电子邮件的「输出」,也就是你有时间好好阅读、回复,或者光是想一下就删掉的信件数量,绝对是有限的。所以说,改善处理电子邮件的效率,就像是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爬上没有尽头的天梯:你感受到要更快一点,但是无论速度多快,你永远爬不到最上方。在古老的希腊神话里,众神为了惩罚傲慢的国王薛西佛斯,判处他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坡,但推上去之后,石头又会不断滚下山坡。薛西佛斯被迫在永恒之中反复推著石头。现代版的薛西佛斯则是清空收件匣,只见他身体往后靠,松一口气,接著又听见熟悉的「叮咚」声:「您有新邮件……」
然而,还不只这样,终点线往后退的效应开始发威:你每回复完一封邮件,对方很可能再回,你只得再次回复,鱼雁往返,一遍又一遍,直到宇宙的尽头。在此同时,大家开始知道你是个会立刻回信的人,更多人发觉花时间寄信给你是有用的(相较之下,漫不经心的人经常发现,忘记回信最终替他们省下了时间:人们先前缠著你处理的事情,他们找到了其他解决办法,或是他们在信上提到即将发生的危机,根本没发生)。结论是不只是你永远处理不完电子邮件:「处理完电子邮件」的过程,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电子邮件。你或可称这个普遍的原则为「效率陷阱」。不论是执行各种生产力技巧,还是把自己逼得再紧一点,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的结果,不是感到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其他一切照常,但加诸在你身上的要求只会增多。你不会来到把事情做完的美好结局,反而多出新的事情要做。
对多数人而言,大多数时候不可能完全避开效率陷阱,毕竟很少人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处理电子邮件,即便后果是收到更多电子邮件。生活里的其他责任也是一样:我们通常被迫想办法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事,即便结局是我们感到更忙碌(历史学者柯望笔下的二十世纪初家庭主妇,想必也自觉抗拒不了社会压力,被迫让家里愈来愈整洁、愈来愈干净)。我的意思并非单单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就会神奇地不再感到忙碌。
不过,你的确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停止相信,只要塞进更多事情,就能解决忙碌不堪的问题,因为那反而会雪上加霜。一旦你不再为了有一天能感到神清气爽,努力愈做愈多,你就比较容易在令人喘不过气的大量要求中,在当下找到内心的平静,因为你不再让心灵上的平静建立在处理完所有的要求之上。只要你不再相信有可能避开时间的选择难题,便能做出更理想的选择。当你开始领悟有太多事情要做(永远都会有这样的时刻),通往心灵自由的唯一一条路,就是放弃否认人有其局限、以为能使命必达的幻想,专注于做好少数几件重要的事。
谈了这么多收件匣和洗衣机的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喘不过气的感受,只跟办公室或家中有太多事要做有关。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光是今日活在这颗星球上,不论你是否过著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忙碌生活,那种「有太多事要做」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你可以把这种状态想成「活不过来」(existential overwhelm):现代世界源源不绝提供看似值得去做的事。「理想上你想做的事」与「你实际上能做的事」之间,不免出现跨越不了的鸿沟。如同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莎(Hartmut Rosa)解释,前现代的人类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有来世:没有什么一定要「尽量善用」有限时间的压力。在古人眼里,时间并不是有限的。相对于真正的重头大戏,在人间的生活不过是相对不重要的序曲。6此外,古人通常把世界视为亘古不变,有的文化则认为我们不断走过可预测的阶段性循环。事情感觉是已知的:你满意在人间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在你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扮演过这个角色。在你死后,更是会有千万倍的人接著继续扮演。你不会感到在史上这个特殊时刻,你错过了令人兴奋的新鲜可能性(亘古不变或循环的史观认为,永远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然而,世俗的现代性改变了一切。人们不再相信来生时,你得在这一生能做多少是多少。此外,当人们开始相信进步观,认为历史朝著更完美的未来前进,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寿命短暂带来的痛苦,而自己注定要错过那样美好的未来,几乎享受不到。于是他们在生命中塞进五花八门的体验,试图平息那样的焦虑。崔鸠-麦席斯(Jonathan Trejo-Mathys)在学者罗莎的著作《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的译者导言中写道:
我们愈能以更快的速度前往各地、看见新事物、尝试新食物、拥抱不同形式的精神生活、学习新活动、与他人分享感官上的愉悦,不论是跳舞或性爱、体验不同形式的艺术,我们能在一生中体验到的可能性,就愈接近人类今日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愈来愈接近真正的「充实」生活,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充实。我们真的尽量在生活中塞满了体验。7
就这样,退休人士一一划掉遗愿清单上的异国之旅,享乐主义者的周末填满了趣味体验。他们应接不暇的程度,可说是不亚于疲惫的社工或企业律师。让他们感到被淹没的事,听上去确实乐趣十足;列出一长串尚未造访的希腊小岛,的确胜过替冗长名单上流离失所的家庭找房子。然而,生活的充实度仍得看你能否做到比能力所及还多的事。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把生活塞满各种开心的活动,通常也不会带来预期中的满足感。你试著大口吞下这个世界提供的体验,努力让自己感到真正活过,但是这个世界能提供的体验几乎是永无止境,因此亲身体会过几样之后,并不会让你感到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可能性,反而会直接再度掉进效率陷阱。成功有过更多美好的体验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除了已经拥有的一切,你有能力或者应该再多要一些,结果就是让活不过来的问题愈演愈烈。
或许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网路让事态雪上加霜。网路有望助你好好利用时间,同时也让你接触到许多利用时间的潜在方式。也就是说,你用来充分利用生活的工具,反而让你感觉错过人生中的很多东西。举例来说,脸书以极度有效的方式宣传你想参加的活动,但你因此得知的诱人活动,绝对超过任何人有可能参加的数量。使用OkCupid这类app是寻找约会对象的有效方式,但也随时提醒你,外头还有更多魅力十足的对象。在迅速回应大量讯息这方面,没有任何工具比得过电子邮件,但同样地,要不是因为世上有电子邮件,你一开始也不会收到那么多需要回复的讯息。我们试图用来「掌握每一件事」的工具,永远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们最终会增加我们试图处理的「每一件事」的量。
到目前为止,我谈的东西似乎在说,效率陷阱只是「量」的问题: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你试著塞进更多事,但讽刺的是,结果你有更多事情要做。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你要是采用超级有雄心壮志的时间管理系统,也就是那种承诺能搞定整张待办清单的方法,你最后大概没机会处理清单上最重要的事项。你的退休生活如果是想办法看遍整个世界,你甚至不会见到最有趣的部分。
这种效应的原因很明显:你愈是坚定地说服自己,有足够时间做每一件事,你就愈不会感到有必要质疑,从事某项活动是不是善用你一部分时间的最佳方法。每当你碰上可以加入待办清单或社交行事历上的东西,你多半会倾向加上去,因为你假设替那样东西挪出时间,并不需要牺牲其他的事情或机会。然而,现实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任何事都需要牺牲——牺牲其他所有你能用那段时间做的事。如果你不曾停下来自问这个牺牲是否值得,你的日子不只会自动填满更多事,还会冒出更多琐碎或乏味的小事,因为那些事永远不需要通过被审查的关卡,确认是否比其他事情重要。这类琐碎的小事,一般是别人要你做、好让他们的人生轻松一点而你没想到要尝试拒绝的事。套用管理专家吉姆‧班森(Jim Benson)的话来讲,你的效率愈高,就愈会变成「有求必应,让他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许愿盆」。8
在我仍是生产力忠实信徒的岁月,「质」是我最大的困扰。尽管我自认做事勤恳认真,我愈来愈痛苦地意识到,我最勤奋处理的事务,大都不重要,但重要的事被拖延——无限期拖延,或是拖到迫在眉睫的最终期限强迫我去完成。我完成的品质普普通通,而且赶工时压力非常大。假使我工作的报社的IT部门寄来电子邮件,提到定期更换密码的重要性,我会立即采取行动,即便可以完全无视(信件标题中的「烦请拨冗阅读」几个字就提供了线索。一般来讲,那几个字意在提示你剩下的内容根本不必读)。与此同时,我搁置了老友报告自己移居印度新德里的长信,以及我已经筹备好几个月的重要文章,因为我告诉自己,回这种信、完成这种工作,需要动用全部的注意力。也就是说,要等到我能挪出一段完整有空闲的时间,等紧急的小事处理得差不多了再说。就这样,由于我是勤奋有效率的工作者,我把精力用在迎接重要工作的准备上,努力解决眼前的小事,结果却发现,光是小事就耗去一整天的时间,过了一夜之后,再度冒出其他小事。我永远没时间回复老友搬去新德里的信,也没时间替可能成为职涯里程碑的文章找资料。你有可能因为做事的优先顺序有问题,一转眼就耗掉好几年,一直拖著没做心中最重视的事。
我逐渐了解这类情况需要的,其实是某种抵抗能力。我需要的不是带来反效果的效率提升策略,而是愿意抗拒冲动——学著留意心中感到被击败、无法事事掌控的焦虑。不要出现膝反射,急著多处理一些事。以这种方式过日子,意思是不要忙著解决挡路的琐事,而是拒绝做这一类事情,把注意力放在影响最重大的事物上头。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你知道如果这么做,电子邮件、杂务和其他待办事项将进一步堆积如山,其中有些事你可能永远没机会去做,但你要忍住。你偶尔还是决定把自己逼紧一点,在情况必要时多塞进一点工作,但那不再是你的预设模式,因为你已不再生活于幻觉之中,以为有一天能为每件事挪出时间。
存在的精疲力竭也一样:你需要动用意志力,抗拒想要体验更多事物的渴望,因为那只会让你感到有太多活动还没体验过。一旦你真正了解,错过世上绝大多数的体验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有太多事物尚未体验过,将不再是个问题。你得以全心享受你实际上有时间体验的沧海一粟,也更能在每一刻自由选择做最重要的事。
想方设法增加效率,还会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一步扭曲我们这个年代与时间的关系:便利的诱惑。我们有太多事要做,于是各种便利产业如今欣欣向荣,承诺协助我们减少或加快处理耗时的琐事。然而,结果却是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糟。这么讽刺的结果,各位读到这里应该不会太讶异。如同其他的效率陷阱,用这种方式节省时间,将带来「量」方面的副作用,因为省下的时间只会被更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给占用。此外,「质」也受到影响,因为在我们试图只减少琐碎体验的过程中,不小心也带走了消失之后才知道要珍惜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套用新创公司的行话来讲,矽谷的致富之道是找出「痛点」,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阻力」(同样是矽谷喜欢的用语)所导致的小小不爽,接著提供避开的方法。Uber消除的「痛」,是你不必找出地方计程车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叫车,或是直接在街上拦计程车;Apple Pay等数位钱包app所消除的「痛」,是你不必伸手到包包里翻找实体钱包或现金。Seamless等送餐服务甚至大打广告,宣传他们省去你的痛苦,方便你不必和真的餐厅员工讲话,只需要和萤幕交谈(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但你们懂的)。这种做事方式,的确让每件事更顺畅,但顺畅究竟是不是好事则很难讲,因为连带地,我们往往不再接触到真实的生活。接触真实的生活让生活有意义,培养对身心健康来讲都很关键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社群具备复原力。你是地方计程车行的忠实顾客这一点,是一条串起社会的细线。成千上万条这样的细线,让邻里团结起来;你和附近的中菜外带店女老板的互动,感觉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际关系,但你们这一带因此成为人与人之间仍会交谈的地方,因此科技带来的孤独感还没战胜一切(我是在家工作的作家。相信我,和另一个人类讲上短短的一、两句话,就会让你的一天大大不同)。至于Apple Pay,我喜欢买东西有一点阻力,稍微减少我乱买的机率。
换句话说,方便让事情变得容易,但没有考虑到容易是否真的是任何情境中最宝贵的特质。以卡片的便利服务为例(近年来,我过度仰赖),你可以自行设计生日卡,从远端寄送,不必亲眼看到或摸到实品。或许这样至少比什么都没寄来得好,但寄的人和收的人都知道,相较于在商店购买实体卡片、亲笔写下祝福,接著走到邮筒寄出,网路卡片是糟糕的代替品。不同于老生常谈的「心意最重要」,重点其实是你付出了努力,也就是不便利的地方。当我们让过程变方便,意义就消失了。创投资本家暨Reddit共同创始人亚历克西斯.瓦尼安(Alexis Ohanian)指出,我们通常「不会发现某个东西有缺陷,直到有人向我们指出更好的方法」。9然而,我们没发现日常流程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根本谈不上是缺陷。从外在来看,不便之处像是缺陷,实际上却流露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追求便利,往往不只会让某个活动感觉没那么珍贵,我们还会完全停止参与某些有益的活动,改而参加更方便的选项。由于你可以待在家里,用Seamless叫外卖,观赏Netflix的情境喜剧,所以你选择那么做,即便你可能完全意识到,要是遵守约定和朋友在市区见面,或是尝试有趣的新食谱,你将享有更美好的时光。「我偏好自己煮咖啡。」法律教授吴修铭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便利文化的陷阱:「但星巴克的即溶包实在太方便,我几乎不会去做自己『偏好』的事。」在此同时,生活中那些无法去除麻烦的面向,开始令人感到讨厌。「当你可以不必排队,用手机就能购买音乐会的门票,」吴教授指出:「选举时要排队投票简直令人心烦。」10随著便利性占据日常生活,各种活动逐渐变成两大类:一类在今日变得方便许多,却令人感到空虚或无法迎合我们真正的偏好;另一类在今日则是令人感到极度烦躁,因为依旧很不方便。
若要以个人或家庭的身分抗拒这一切,需要有点毅力才行,因为随著生活变顺畅,你要是坚持以不方便的方式做事,认为要费点力气才好,看起来就更像是老古板。扔掉智慧型手机,不再使用Google,或是选择寄送传统信件,不传WhatsApp讯息,人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疯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做到。圣经学者与农业学家齐思美(Sylvia Keesmaat)放弃多伦多的全职大学教职,理由是她有预感,她过度忙碌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看起来需要的效率与便利,在某方面让生活失去了意义。她和先生、孩子搬到加拿大内陆长条型的广阔农场——「中间之地」(Land Between)。每个冬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生火,好让农舍温暖起来并煮饭烧水:
每天早上,我仔细刮掉昨日残留的灰烬……摆好火种,听著燃烧的木材劈啪作响,我等待。房子凉飕飕的,我在接下来几分钟,只需集中精神看著火,耐心等候。火需要时间才会烧起来,要有燃料,要好好看著,热度才会来到能煮东西的程度。如果我走开,火就会熄灭。如果忘了顾火,火也会熄掉。当然,火就是火,如果我让火烧得太旺,忘记好好看著,我有可能被烧死。干嘛冒这种险?
有一次,有人问我早上喝到第一杯热茶需要花多少时间。呃,我想想:冬天,我需要生火、扫地、叫孩子起床做农务……我弄水给牛喝、喂牠们一点干草,也给鸡一点谷粒和水,喂鸭。有时,我会协助孩子照顾马儿和谷仓猫,再回到屋内。我会放上水壶。或许早上醒来后,我能在一小时内喝到东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小时吗?11
齐思美自愿过不方便的生活。这里不需要深入讨论她的生活方式,是否本质上胜过中央暖气系统、外卖与一天两趟的通勤(我猜或许的确胜过,因为齐思美一天中的忙碌方式,似乎就是童书画家斯凯瑞笔下那种开开心心、不会过头的忙)。此外,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选择那条路,不过真正的重点是齐思美之所以决定做如此极端的改变,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透过节省时间,在生活中挤进更多活动,打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对她来讲,有意义的生活是和家人生活的实体环境培养更具观照力的关系。为了把时间挪给重要的事,她需要放弃某些事。
便利文化引诱我们想像,光是去掉生活中的杂务,就有空间容纳每一件重要的事。然而,那是谎言。你得选好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的全数牺牲,接著想办法消化不免让你感到失落的情绪。齐思美选择和孩子一起生火与栽种食物。「除了照顾土地,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认识我们定居的这个地方?」齐思美写道:「除了亲手种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如何能学到土壤的生命特性,了解甜椒、莴苣、甘蓝的不同需求?」12当然,你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决定,但是有限的人类生活有一个避不开的事实:你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1 「时间贫穷」如何与经济上的贫穷互动,可参见:Andrew S. Harvey and Arun K. Mukhopadhyay, “When Twenty-Four Hours Is Not Enough: Time Poverty of Working Par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2 (2007): 57–77. 不过,收入较高者反而有更强烈的忙碌感受(与怨言),请见:Daniel Hammermesh, Spending Time: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 Daniel Markovits, “How Life Became an Endless, Terrible Competition,”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at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9/meritocracys-miserable-win ners/594760/. ⏎
3 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一书所有的引用,取自Project Gutenberg未编页的版本,请见:www.gutenberg.org/files/2274/2274-h/2274-h.htm. ⏎
4 Ruth Schwartz Cowan, “The Invention of Housework: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89), 40–68. ⏎
5 C. Northcote Parkinson, “Parkinson’s Law,”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 1955, available at www.economist.com/news/1955/11/19/parkinsons-law. ⏎
6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trans. Jonathan Trejo-Math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7 Jonathan Trejo-Mathy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xxi. ⏎
8 Jim Ben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
9 Alexis Ohanian,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How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Made, Not Managed (New York: Business Plus, 2013), 159. ⏎
10 Tim Wu, “The Tyranny of Convenienc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18. ⏎
11 Sylvia Keesmaat, “Musings on an Inefficient Life,” Topology, March 16, 2017, available at www.topol ogymagazine.org/essay/throwback/musings-on-an-inefficient-life/. ⏎
12 Keesmaat, “Musings on an Inefficient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