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效率陷阱

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多。

  让我们先从忙碌讲起,忙碌不是我们唯一碰上的时间问题,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问题,但忙碌以鲜明的方式,描绘出我们为了对抗天生的限制所做的努力。忙碌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你应该做的事,非得超过你能做的事。我们靠著忙碌,对抗天生受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不该称这种状态为「忙碌」,因为某些忙碌其实令人很快乐。谁不想定居在一九六〇年代经典童书里的「忙碌镇」(Busytown),那个美国插画家理察.斯凯瑞(Richard Scarry)描绘的世界?斯凯瑞笔下的杂货猫与打火猪绝对很忙,忙碌镇里没有谁闲闲没事做,就算他们真的有空闲时刻,也采取北韩平壤的风格,小心翼翼,不让有关当局知道。然而,忙碌镇的居民没有精疲力竭。猫猫猪猪们神色自若,朝气蓬勃。即便有很多事要做,也完全有信心手上的时间能和任务配合得刚刚好。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焦虑,担心或者心知肚明时间不够。

  研究显示,不论是哪种经济阶级都有这种感受。1如果你为了填饱孩子的肚子,打两份最低薪资的工,你很有可能感到精疲力竭。然而,就算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你仍旧会为了在你眼里同样逃脱不了的重担,感到心力交瘁:因为你的房子比较高级,要付的房贷比较多,或是因为你(有趣、薪水不错)的工作有太多事情要做,无法如愿多陪陪年老的父母,没办法多多参与孩子的生活,或是没能投入心力对抗气候变迁。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证实,在我们高度重视成就的文化下,即便是人生胜利组,那些进入菁英大学、领到最高薪水的人士,也感觉自己获得的奖励,就是一边承受「把人压垮的高强度压力」,一边工作,好维持收入和地位;为了过理想的生活,这些收入和地位感觉是必备条件。2

  这种生活方式不只感觉上办不到,从合乎逻辑的严谨角度来看,是真的办不到。你一定得做到的事,当然无法超过你能做到的事,所以前述的概念毫无逻辑可言:如果你的时间,的确不够做你想做、你感到该做,或是其他人缠著你不放、硬要你做的每一件事,那么不论没做到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没时间就是没时间。因此严格来讲,烦恼把人压垮的待办清单,其实是一种不理性行为。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做做不到的。你心中那个坚持命令你每一件事都要做的暴君,根本是无理取闹。然而,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如此理性地想事情,因为那代表得面对自己能力有限的痛苦现实。我们被迫承认有些事很难选择,包括你要让哪颗球接不到、要让哪些人失望、要放弃哪个你重视的志向、要放弃扮演哪个角色等等。或许你没办法保住目前的工作,同时更常与孩子相处;每星期花足够的时间、满足发挥创意的渴望,就代表你的住处永远不会特别整洁,或是运动量永远不足。然而,我们试图逃避这些不愉快的事实,我们采取的策略,也来自解决忙碌问题的传统主流建议: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想出办法多做一点就可以了。可以说,我们试图解决忙碌问题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忙。

薛西弗斯的收件匣

  有一个现代的问题,得到现代式的反应,不过那其实并非新鲜反应。英国记者阿诺.贝内特(Arnold Bennett)在一九〇八年写过一本小书,以微愠的口气提供读者一些建议。从书名《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看得出来,在贝内特身处的爱德华时代(译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焦虑要在一天中塞进更多待办事项,早已令人烦恼。「近期民众在某日报上争论,一个女人能否在乡间一年靠八十五英镑,过著舒服的日子。」贝内特写道:「我〔还〕看到有一篇评论叫〈如何一星期靠八先令活下去〉(How to live on eight shillings a week)。不过,我尚未见过有人写文章谈『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3讲白了,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怎么会有人需要这种建议,因为没有谁的人生一天超过二十四小时。然而,人们确实需要:对贝内特与他锁定的读者而言,随著住郊区的专业人士上班必须搭电车与火车通勤,抵达英格兰日益繁荣的城市办公室,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放在一个过小的盒子里,量根本不够用。贝内特解释,他的文章是为了「沮丧的同胞而写。数不清的民众或多或少感到痛苦,体会到时光一年一年流逝,不断消失,但人生依旧尚未步入正轨。」贝内德直言不讳地点出,多数人每天都浪费了数小时,尤其是晚间;他们告诉自己「我累了」,但明明可以轻松加把劲,从事那些大家号称永远没时间做、但能够丰富人生的活动。「我建议,」贝内特写道:「六点的时候,你要面对眼前的事实,坦承你其实并不累(因为你真的不累,你心知肚明)。」贝内特建议的另一个方法则是提早起床;他甚至教你万一仆人还在睡,但你已经醒来,要如何自己泡茶。

  《如何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也能活下去》激励人心,充满今日仍值得一读的实用建议。然而,书中的整套论述都建立在一个极度可疑的假设上(我是说,除了假设你有仆人之外)。就如同贝内特之后的每一位时间管理专家,贝内特暗示只要照他的建议去做,就能完成够多真正重要的事,与时间和平共处。贝内特建议,只要你在每天的行程中多塞一点活动,就能从容不迫,拥有「足够的时间」。然而,这种讲法在一九〇八年不成立,在今日更不成立。那是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园板凳上开始理解的事情。我依旧认为我那次领悟到的,是时间压力的最佳解毒剂,你将就此海阔天空,踏出第一步,朝著接受自身的极限前进:试图找出时间,把每一件你认为重要的事悉数做完,或者尝试做够多重要的事,这一类努力的问题在于你绝对永远办不到。

  办不到的原因,不是你尚未找到正确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不是你还不够努力,不是你起床的时间不够早,或是你这个人就是无能。原因出在背后的基本假设毫无依据:你无从确认光是做更多的事,有一天就会感到「掌握住一切」,或是找到时间做每一件重要的事。首先,「重不重要」是主观的判断,因此你无从假设,你有时间完成你自己、你的雇主或文化恰巧看重的每一件事。然而,另一件讨厌的事是,如果你成功塞进更多事情,你会发现终点线开始后退:看起来重要、有意义或有义务要做的事,开始愈冒愈多。在你获得以惊人速度完成工作的口碑之后,你将获得更多的工作(你的老板可不笨:干嘛把工作交给慢吞吞的人?)。当你想办法挤出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和待在办公室,不因厚此薄彼而产生罪恶感,你将突然感受到全新的社会压力:你应该花更多时间运动、加入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有,你是不是该学习冥想了?是不是该开始打造想了好几年的副业?如果成功了,你很快就会不满足于让事业维持在小型规模。家事也一样:历史学者鲁丝‧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在《母亲有了更多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指出,家庭主妇首度得以利用洗衣机和吸尘器等「省力」装置之后,根本没有省下任何时间,因为社会对于整洁的标准就此提升,抵销了机器带来的好处;既然现在妳有能力把先生只穿过一次的衬衫洗到白到发亮,妳便开始感觉应该要这么做,以证明妳有多爱先生。4英国幽默作家与历史学者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在一九五五年写道:「你有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就会膨胀到那么多的时间。」这个道理日后被称为「帕金森定律」。那不只是笑话,也不只适用于工作。那条定律适用于我们需要做的每一件事,甚至也定义了那些膨胀到塞满所有时间、所谓「需要做的事」。5

  电子邮件特别能让人看出这种令人痛苦的讽刺。这个聪明的二十世纪发明,透过距离你的鼻子只有几公分的数位视窗,或是放在你口袋里的那个装置,在你从早到晚的工作天,包括周末,允许全球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骚扰你,而且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成本。电子邮件的「输入」(原则上你能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基本上是无限的;电子邮件的「输出」,也就是你有时间好好阅读、回复,或者光是想一下就删掉的信件数量,绝对是有限的。所以说,改善处理电子邮件的效率,就像是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爬上没有尽头的天梯:你感受到要更快一点,但是无论速度多快,你永远爬不到最上方。在古老的希腊神话里,众神为了惩罚傲慢的国王薛西佛斯,判处他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坡,但推上去之后,石头又会不断滚下山坡。薛西佛斯被迫在永恒之中反复推著石头。现代版的薛西佛斯则是清空收件匣,只见他身体往后靠,松一口气,接著又听见熟悉的「叮咚」声:「您有新邮件……」

  然而,还不只这样,终点线往后退的效应开始发威:你每回复完一封邮件,对方很可能再回,你只得再次回复,鱼雁往返,一遍又一遍,直到宇宙的尽头。在此同时,大家开始知道你是个会立刻回信的人,更多人发觉花时间寄信给你是有用的(相较之下,漫不经心的人经常发现,忘记回信最终替他们省下了时间:人们先前缠著你处理的事情,他们找到了其他解决办法,或是他们在信上提到即将发生的危机,根本没发生)。结论是不只是你永远处理不完电子邮件:「处理完电子邮件」的过程,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电子邮件。你或可称这个普遍的原则为「效率陷阱」。不论是执行各种生产力技巧,还是把自己逼得再紧一点,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的结果,不是感到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其他一切照常,但加诸在你身上的要求只会增多。你不会来到把事情做完的美好结局,反而多出新的事情要做。

  对多数人而言,大多数时候不可能完全避开效率陷阱,毕竟很少人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处理电子邮件,即便后果是收到更多电子邮件。生活里的其他责任也是一样:我们通常被迫想办法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塞进更多事,即便结局是我们感到更忙碌(历史学者柯望笔下的二十世纪初家庭主妇,想必也自觉抗拒不了社会压力,被迫让家里愈来愈整洁、愈来愈干净)。我的意思并非单单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就会神奇地不再感到忙碌。

  不过,你的确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停止相信,只要塞进更多事情,就能解决忙碌不堪的问题,因为那反而会雪上加霜。一旦你不再为了有一天能感到神清气爽,努力愈做愈多,你就比较容易在令人喘不过气的大量要求中,在当下找到内心的平静,因为你不再让心灵上的平静建立在处理完所有的要求之上。只要你不再相信有可能避开时间的选择难题,便能做出更理想的选择。当你开始领悟有太多事情要做(永远都会有这样的时刻),通往心灵自由的唯一一条路,就是放弃否认人有其局限、以为能使命必达的幻想,专注于做好少数几件重要的事。

无止境的遗愿清单

  谈了这么多收件匣和洗衣机的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喘不过气的感受,只跟办公室或家中有太多事要做有关。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光是今日活在这颗星球上,不论你是否过著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忙碌生活,那种「有太多事要做」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你可以把这种状态想成「活不过来」(existential overwhelm):现代世界源源不绝提供看似值得去做的事。「理想上你想做的事」与「你实际上能做的事」之间,不免出现跨越不了的鸿沟。如同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莎(Hartmut Rosa)解释,前现代的人类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有来世:没有什么一定要「尽量善用」有限时间的压力。在古人眼里,时间并不是有限的。相对于真正的重头大戏,在人间的生活不过是相对不重要的序曲。6此外,古人通常把世界视为亘古不变,有的文化则认为我们不断走过可预测的阶段性循环。事情感觉是已知的:你满意在人间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在你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扮演过这个角色。在你死后,更是会有千万倍的人接著继续扮演。你不会感到在史上这个特殊时刻,你错过了令人兴奋的新鲜可能性(亘古不变或循环的史观认为,永远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然而,世俗的现代性改变了一切。人们不再相信来生时,你得在这一生能做多少是多少。此外,当人们开始相信进步观,认为历史朝著更完美的未来前进,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寿命短暂带来的痛苦,而自己注定要错过那样美好的未来,几乎享受不到。于是他们在生命中塞进五花八门的体验,试图平息那样的焦虑。崔鸠-麦席斯(Jonathan Trejo-Mathys)在学者罗莎的著作《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的译者导言中写道:

 

  我们愈能以更快的速度前往各地、看见新事物、尝试新食物、拥抱不同形式的精神生活、学习新活动、与他人分享感官上的愉悦,不论是跳舞或性爱、体验不同形式的艺术,我们能在一生中体验到的可能性,就愈接近人类今日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愈来愈接近真正的「充实」生活,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充实。我们真的尽量在生活中塞满了体验。7

 

  就这样,退休人士一一划掉遗愿清单上的异国之旅,享乐主义者的周末填满了趣味体验。他们应接不暇的程度,可说是不亚于疲惫的社工或企业律师。让他们感到被淹没的事,听上去确实乐趣十足;列出一长串尚未造访的希腊小岛,的确胜过替冗长名单上流离失所的家庭找房子。然而,生活的充实度仍得看你能否做到比能力所及还多的事。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把生活塞满各种开心的活动,通常也不会带来预期中的满足感。你试著大口吞下这个世界提供的体验,努力让自己感到真正活过,但是这个世界能提供的体验几乎是永无止境,因此亲身体会过几样之后,并不会让你感到已经享受到人生的可能性,反而会直接再度掉进效率陷阱。成功有过更多美好的体验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除了已经拥有的一切,你有能力或者应该再多要一些,结果就是让活不过来的问题愈演愈烈。

  或许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网路让事态雪上加霜。网路有望助你好好利用时间,同时也让你接触到许多利用时间的潜在方式。也就是说,你用来充分利用生活的工具,反而让你感觉错过人生中的很多东西。举例来说,脸书以极度有效的方式宣传你想参加的活动,但你因此得知的诱人活动,绝对超过任何人有可能参加的数量。使用OkCupid这类app是寻找约会对象的有效方式,但也随时提醒你,外头还有更多魅力十足的对象。在迅速回应大量讯息这方面,没有任何工具比得过电子邮件,但同样地,要不是因为世上有电子邮件,你一开始也不会收到那么多需要回复的讯息。我们试图用来「掌握每一件事」的工具,永远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们最终会增加我们试图处理的「每一件事」的量。

为什么你该停止替大事做好准备

  到目前为止,我谈的东西似乎在说,效率陷阱只是「量」的问题:你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你试著塞进更多事,但讽刺的是,结果你有更多事情要做。效率陷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质」也会受到影响,你愈是努力塞进每一件事,你用在最没意义的事情上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你要是采用超级有雄心壮志的时间管理系统,也就是那种承诺能搞定整张待办清单的方法,你最后大概没机会处理清单上最重要的事项。你的退休生活如果是想办法看遍整个世界,你甚至不会见到最有趣的部分。

  这种效应的原因很明显:你愈是坚定地说服自己,有足够时间做每一件事,你就愈不会感到有必要质疑,从事某项活动是不是善用你一部分时间的最佳方法。每当你碰上可以加入待办清单或社交行事历上的东西,你多半会倾向加上去,因为你假设替那样东西挪出时间,并不需要牺牲其他的事情或机会。然而,现实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任何事都需要牺牲——牺牲其他所有你能用那段时间做的事。如果你不曾停下来自问这个牺牲是否值得,你的日子不只会自动填满更多事,还会冒出更多琐碎或乏味的小事,因为那些事永远不需要通过被审查的关卡,确认是否比其他事情重要。这类琐碎的小事,一般是别人要你做、好让他们的人生轻松一点而你没想到要尝试拒绝的事。套用管理专家吉姆‧班森(Jim Benson)的话来讲,你的效率愈高,就愈会变成「有求必应,让他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许愿盆」。8

  在我仍是生产力忠实信徒的岁月,「质」是我最大的困扰。尽管我自认做事勤恳认真,我愈来愈痛苦地意识到,我最勤奋处理的事务,大都不重要,但重要的事被拖延——无限期拖延,或是拖到迫在眉睫的最终期限强迫我去完成。我完成的品质普普通通,而且赶工时压力非常大。假使我工作的报社的IT部门寄来电子邮件,提到定期更换密码的重要性,我会立即采取行动,即便可以完全无视(信件标题中的「烦请拨冗阅读」几个字就提供了线索。一般来讲,那几个字意在提示你剩下的内容根本不必读)。与此同时,我搁置了老友报告自己移居印度新德里的长信,以及我已经筹备好几个月的重要文章,因为我告诉自己,回这种信、完成这种工作,需要动用全部的注意力。也就是说,要等到我能挪出一段完整有空闲的时间,等紧急的小事处理得差不多了再说。就这样,由于我是勤奋有效率的工作者,我把精力用在迎接重要工作的准备上,努力解决眼前的小事,结果却发现,光是小事就耗去一整天的时间,过了一夜之后,再度冒出其他小事。我永远没时间回复老友搬去新德里的信,也没时间替可能成为职涯里程碑的文章找资料。你有可能因为做事的优先顺序有问题,一转眼就耗掉好几年,一直拖著没做心中最重视的事。

  我逐渐了解这类情况需要的,其实是某种抵抗能力。我需要的不是带来反效果的效率提升策略,而是愿意抗拒冲动——学著留意心中感到被击败、无法事事掌控的焦虑。不要出现膝反射,急著多处理一些事。以这种方式过日子,意思是不要忙著解决挡路的琐事,而是拒绝做这一类事情,把注意力放在影响最重大的事物上头。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你知道如果这么做,电子邮件、杂务和其他待办事项将进一步堆积如山,其中有些事你可能永远没机会去做,但你要忍住。你偶尔还是决定把自己逼紧一点,在情况必要时多塞进一点工作,但那不再是你的预设模式,因为你已不再生活于幻觉之中,以为有一天能为每件事挪出时间。

  存在的精疲力竭也一样:你需要动用意志力,抗拒想要体验更多事物的渴望,因为那只会让你感到有太多活动还没体验过。一旦你真正了解,错过世上绝大多数的体验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有太多事物尚未体验过,将不再是个问题。你得以全心享受你实际上有时间体验的沧海一粟,也更能在每一刻自由选择做最重要的事。

方便的陷阱

  想方设法增加效率,还会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一步扭曲我们这个年代与时间的关系:便利的诱惑。我们有太多事要做,于是各种便利产业如今欣欣向荣,承诺协助我们减少或加快处理耗时的琐事。然而,结果却是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糟。这么讽刺的结果,各位读到这里应该不会太讶异。如同其他的效率陷阱,用这种方式节省时间,将带来「量」方面的副作用,因为省下的时间只会被更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给占用。此外,「质」也受到影响,因为在我们试图只减少琐碎体验的过程中,不小心也带走了消失之后才知道要珍惜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套用新创公司的行话来讲,矽谷的致富之道是找出「痛点」,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阻力」(同样是矽谷喜欢的用语)所导致的小小不爽,接著提供避开的方法。Uber消除的「痛」,是你不必找出地方计程车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叫车,或是直接在街上拦计程车;Apple Pay等数位钱包app所消除的「痛」,是你不必伸手到包包里翻找实体钱包或现金。Seamless等送餐服务甚至大打广告,宣传他们省去你的痛苦,方便你不必和真的餐厅员工讲话,只需要和萤幕交谈(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但你们懂的)。这种做事方式,的确让每件事更顺畅,但顺畅究竟是不是好事则很难讲,因为连带地,我们往往不再接触到真实的生活。接触真实的生活让生活有意义,培养对身心健康来讲都很关键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社群具备复原力。你是地方计程车行的忠实顾客这一点,是一条串起社会的细线。成千上万条这样的细线,让邻里团结起来;你和附近的中菜外带店女老板的互动,感觉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际关系,但你们这一带因此成为人与人之间仍会交谈的地方,因此科技带来的孤独感还没战胜一切(我是在家工作的作家。相信我,和另一个人类讲上短短的一、两句话,就会让你的一天大大不同)。至于Apple Pay,我喜欢买东西有一点阻力,稍微减少我乱买的机率。

  换句话说,方便让事情变得容易,但没有考虑到容易是否真的是任何情境中最宝贵的特质。以卡片的便利服务为例(近年来,我过度仰赖),你可以自行设计生日卡,从远端寄送,不必亲眼看到或摸到实品。或许这样至少比什么都没寄来得好,但寄的人和收的人都知道,相较于在商店购买实体卡片、亲笔写下祝福,接著走到邮筒寄出,网路卡片是糟糕的代替品。不同于老生常谈的「心意最重要」,重点其实是你付出了努力,也就是不便利的地方。当我们让过程变方便,意义就消失了。创投资本家暨Reddit共同创始人亚历克西斯.瓦尼安(Alexis Ohanian)指出,我们通常「不会发现某个东西有缺陷,直到有人向我们指出更好的方法」。9然而,我们没发现日常流程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根本谈不上是缺陷。从外在来看,不便之处像是缺陷,实际上却流露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追求便利,往往不只会让某个活动感觉没那么珍贵,我们还会完全停止参与某些有益的活动,改而参加更方便的选项。由于你可以待在家里,用Seamless叫外卖,观赏Netflix的情境喜剧,所以你选择那么做,即便你可能完全意识到,要是遵守约定和朋友在市区见面,或是尝试有趣的新食谱,你将享有更美好的时光。「我偏好自己煮咖啡。」法律教授吴修铭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便利文化的陷阱:「但星巴克的即溶包实在太方便,我几乎不会去做自己『偏好』的事。」在此同时,生活中那些无法去除麻烦的面向,开始令人感到讨厌。「当你可以不必排队,用手机就能购买音乐会的门票,」吴教授指出:「选举时要排队投票简直令人心烦。」10随著便利性占据日常生活,各种活动逐渐变成两大类:一类在今日变得方便许多,却令人感到空虚或无法迎合我们真正的偏好;另一类在今日则是令人感到极度烦躁,因为依旧很不方便。

  若要以个人或家庭的身分抗拒这一切,需要有点毅力才行,因为随著生活变顺畅,你要是坚持以不方便的方式做事,认为要费点力气才好,看起来就更像是老古板。扔掉智慧型手机,不再使用Google,或是选择寄送传统信件,不传WhatsApp讯息,人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疯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做到。圣经学者与农业学家齐思美(Sylvia Keesmaat)放弃多伦多的全职大学教职,理由是她有预感,她过度忙碌的生活,以及那种生活看起来需要的效率与便利,在某方面让生活失去了意义。她和先生、孩子搬到加拿大内陆长条型的广阔农场——「中间之地」(Land Between)。每个冬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生火,好让农舍温暖起来并煮饭烧水:

 

  每天早上,我仔细刮掉昨日残留的灰烬……摆好火种,听著燃烧的木材劈啪作响,我等待。房子凉飕飕的,我在接下来几分钟,只需集中精神看著火,耐心等候。火需要时间才会烧起来,要有燃料,要好好看著,热度才会来到能煮东西的程度。如果我走开,火就会熄灭。如果忘了顾火,火也会熄掉。当然,火就是火,如果我让火烧得太旺,忘记好好看著,我有可能被烧死。干嘛冒这种险?

 有一次,有人问我早上喝到第一杯热茶需要花多少时间。呃,我想想:冬天,我需要生火、扫地、叫孩子起床做农务……我弄水给牛喝、喂牠们一点干草,也给鸡一点谷粒和水,喂鸭。有时,我会协助孩子照顾马儿和谷仓猫,再回到屋内。我会放上水壶。或许早上醒来后,我能在一小时内喝到东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小时吗?11

 

  齐思美自愿过不方便的生活。这里不需要深入讨论她的生活方式,是否本质上胜过中央暖气系统、外卖与一天两趟的通勤(我猜或许的确胜过,因为齐思美一天中的忙碌方式,似乎就是童书画家斯凯瑞笔下那种开开心心、不会过头的忙)。此外,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选择那条路,不过真正的重点是齐思美之所以决定做如此极端的改变,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透过节省时间,在生活中挤进更多活动,打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对她来讲,有意义的生活是和家人生活的实体环境培养更具观照力的关系。为了把时间挪给重要的事,她需要放弃某些事。

  便利文化引诱我们想像,光是去掉生活中的杂务,就有空间容纳每一件重要的事。然而,那是谎言。你得选好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的全数牺牲,接著想办法消化不免让你感到失落的情绪。齐思美选择和孩子一起生火与栽种食物。「除了照顾土地,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认识我们定居的这个地方?」齐思美写道:「除了亲手种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如何能学到土壤的生命特性,了解甜椒、莴苣、甘蓝的不同需求?」12当然,你可能做出相当不同的决定,但是有限的人类生活有一个避不开的事实: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 「时间贫穷」如何与经济上的贫穷互动,可参见:Andrew S. Harvey and Arun K. Mukhopadhyay, “When Twenty-Four Hours Is Not Enough: Time Poverty of Working Par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2 (2007): 57–77. 不过,收入较高者反而有更强烈的忙碌感受(与怨言),请见:Daniel Hammermesh, Spending Time: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Daniel Markovits, “How Life Became an Endless, Terrible Competition,”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at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9/meritocracys-miserable-win ners/594760/. 

3 How to Live on 24 Hours a Day一书所有的引用,取自Project Gutenberg未编页的版本,请见:www.gutenberg.org/files/2274/2274-h/2274-h.htm. 

4 Ruth Schwartz Cowan, “The Invention of Housework: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89), 40–68. 

5 C. Northcote Parkinson, “Parkinson’s Law,”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 1955, available at www.economist.com/news/1955/11/19/parkinsons-law. 

6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trans. Jonathan Trejo-Math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Jonathan Trejo-Mathy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xxi. 

8 Jim Ben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9 Alexis Ohanian,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How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Made, Not Managed (New York: Business Plus, 2013), 159. 

10 Tim Wu, “The Tyranny of Convenienc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18. 

11 Sylvia Keesmaat, “Musings on an Inefficient Life,” Topology, March 16, 2017, available at www.topol ogymagazine.org/essay/throwback/musings-on-an-inefficient-life/. 

12 Keesmaat, “Musings on an Inefficient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