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数位游牧者的寂寞

数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众人不同步，人际关系很难扎根。不是数位游牧者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愈能够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工作，就愈难透过工作建立人际关系……

　　臣服于时间的限制，不再老是试图要求事情该如何开展，将获得最深层的自由。此时，拿出耐心不是唯一的方法。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另一种永远烦人的现象是其他人以无数令人沮丧的方式，不断和你的时间起冲突。几乎所有的生产力建议都大同小异，假设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唯一能替你的时间做主的人就只有你自己：你自行安排时间表，做你选择做的工作，想放假就放假，整体而言不必受制于任何人。然而，即便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掌控，背后还是有代价的，到头来并不值得。

　　每当我觉得痛恨最后期限，受不了幼儿的睡眠模式不固定，或是因为有其他事打乱我的时间安排，我会试著回想玛利欧．萨尔塞多（Mario Salcedo）带来的警世故事。古巴裔美国人萨尔塞多是一名财务顾问，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在游轮上待过最多晚的纪录保持人。萨尔塞多待在游轮上的二十年期间或是近八千个夜晚，主要是搭乘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Royal Caribbean Cruises）的船。船上的工作人员喊他「超级玛利欧」。超级玛利欧是海上居民，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是他在船上的生活唯一被严重打断的一次，他无疑完全掌控了自己的时间。有一次，超级玛利欧在「海洋魅惑号」（Enchantment of the Seas）的游泳池畔，告诉电影制作人兰斯‧奥本海姆（Lance Oppenheim）：「我不必倒垃圾，不用打扫，不必洗衣服，所有不会带来附加价值的活动都不必做，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拿来享受我喜欢做的事。」1不令人意外的是，萨尔塞多在镜头前，似乎不是真如他所说的那么快乐。在奥本海姆的短片《全世界最快乐的人》（The Happiest Guy in the World）中，萨尔塞多在甲板上散步，手里拿著鸡尾酒，凝视著大海，露出嘴唇紧闭的笑容，尴尬地亲吻他称为「朋友」的人的脸颊——皇家加勒比游轮的员工，然后抱怨舱房里的电视收不到福斯新闻。萨尔塞多告诉三三两两路过的乘客：「我大概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大家微笑点头，彬彬有礼地假装羡慕。

　　当然，我无权断言萨尔塞多不像他宣称的那么快乐，或许他真的快乐，但我知道要是我过著他的生活，我不会快乐。我认为问题出在他的生活方式错误理解了时间的价值。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萨尔塞多把时间视为「预算财」——你掌控的数量愈多，就愈有价值（金钱是典型的预算财：掌控的数量愈多愈好）。然而，时间也是「网路财」，意思是具有多少价值，要看除了你以外，还有多少人也能取得，以及其他人手中的那样东西与你配合的程度。举例来说，电话网是明显的例子：电话的价值要看除了你，还有多少人拥有电话（有电话的人愈多，你拥有电话的好处也就愈多；电话和金钱不一样，替自己累积大量的电话机子没什么意义）。社群媒体平台的道理也一样。重点不是你一个人有多少脸书帐号，而是有多少人也在使用脸书，而且那些人的脸书要与你的相连。

　　时间和金钱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时间多是好事。然而，如果你被迫只能自己一个人使用，就算你拥有全世界的时间，也没有太大用处。假使要用时间做无数重要的事，如社交、约会、育儿、创办事业、发起政治运动、带来技术进展，你得和其他人同步运用时间。事实上，拥有大量的时间却没机会和大家一起使用，不仅毫无用处，还会让人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就前现代的人类而言，最惨的处罚就是被放逐，遗弃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无法跟随部落的节奏生活。然而，超级玛利欧成功主宰自己的时间后，似乎也等于让自己被流放，只不过生活条件好一点。

同步与不同步

　　不过，真正令人感到困扰的是，即便我们不曾梦想要过萨尔塞多的那种生活，依旧可能犯下相同的基本错误。我们把时间当成某种可以私藏的东西，但实际上，更好的运用方法是找人分享，即便你得让出部分的决定权，商量好你们想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得承认我之所以离开报社工作，成为在家工作的写作者，主要动机便是更能独立掌控自己的时间。此外，这也是许多看似绝对正面的职场政策背后未明说的理由，比如方便员工带孩子的弹性工时，以及让员工选择远距工作的安排，在疫情造成封城后确实愈来愈普及。从漫画家转为自我成长大师的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总结个人时间主权的精神：「时间表有弹性、资源普通的人，比拥有一切、但时间表不弹性的富人快乐。」因此亚当斯说：「寻找快乐的第一步，就是持续努力掌控你的时间表。」2最极端的版本是成为现代生活选项中的「数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亦称作「数位游牧者」），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解放出来，带著笔电随心所欲地环游世界，在瓜地马拉的海滩或泰国山顶，经营自己的网路事业。

　　然而，「数位游牧民族」这个名称其实并不恰当，但是也带来了启示。传统的游牧民族并非独自一人四处流浪，只是碰巧没带笔电而已；游牧民族其实过著紧密的团体生活，他们拥有的个人自由甚至少于定居的部落，因为生存要靠团结合作。此外，数位游牧者在诚实吐露心声的时刻，坦承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十分孤独。「去年我造访了十七个国家，今年我将造访十个。」作家马克‧曼森（Mark Manson）先前还在当数位游牧者时写道：「去年我在三个月内，参观了泰姬玛哈陵、中国长城和马丘比丘……但都是独自一人造访。」3曼森得知另一位流浪者「在日本的一个小型郊区，看到不同的家庭在公园骑脚踏车时，突然开始痛哭。」那位数位游牧者开始明白，他以为的自由（理论上，他随时可以在自己挑选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却让如此平凡的乐趣变得遥不可及。

　　这里的意思，不是自由业或长期旅行本身不好，对家庭友善的职场政策更绝对不是坏事。只是不免有不受欢迎的另一面：当你获得个人的时间自由，相对就会损失与他人协调时间的可能性。数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众人不同步，人际关系很难扎根。即便不是数位游牧者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愈能够自由选择在何时何地工作，就愈难透过工作建立人际关系，也更不可能在朋友有空时社交。

　　二〇一五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的研究人员泰瑞‧哈蒂格（Terry Hartig），和几位同仁精彩地证明了同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4哈蒂格聪明地想到要比较「瑞典的假期模式」和「药师给出抗忧郁剂比率」的统计数字。哈蒂格的两项主要发现，有一项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发现瑞典工作者放假时比较快乐（计算方法是他们平均而言比较不需要抗忧郁剂）。另一项发现则带来启发：哈蒂格证实，使用抗忧郁剂的下跌幅度变大，与任一时刻有多少瑞典人口在度假成正比。稍微换句话说，同时休假的瑞典人愈多，民众就愈快乐。休假的人不仅因为假期本身获得心理上的好处，和其他人一起放假也有所影响。许多人一起放假时，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放松力量，那种超自然的力量笼罩著全国。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不需要从超自然的角度解释，也符合逻辑。如果亲友也放假，你们比较容易一起培养感情。此外，若是你确定自己试著放松时，全办公室都没人，你就不必焦虑你没上班时累积了多少没做的工作，收件匣涌进了多少信件，也不必担心狡猾的同事在你背后搞鬼。尽管如此，大家同时放假会在全国掀起涟漪效应，这一点还是很微妙。哈蒂格证实，尽管已退休人士已经没在工作，也没有休不休假的问题，大多数瑞典的劳动人口放假时，退休人士也会变得比较快乐。哈蒂格的研究发现呼应了其他研究。其他研究证明，就跟在职人士忙了一星期后放松一样，长期失业者在周末来临时也较为快乐，即便他们平日没在工作。5有一部分原因是能够和放周末的人共度时光，周末变得有趣多了。此外，对失业人士来讲，周末提供了喘息时间，不必因为自己理应在工作却没有而感到羞愧。

　　哈蒂格的研究引发争议，但他不讳言地指出，他的研究显示人们需要的不是更能够自行掌控行事历，而是「社会的时间管制」（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time）：借由更大的外在压力，让大家以特定的方式运用时间。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更愿意配合社群的节奏；我们需要更多类似数十年前的安息日传统，或是和法国一样，每年夏天全国放大假，几乎每件事都停摆数个星期。我们甚至应该订定更多法规，规定民众何时可以工作、何时不准工作，譬如：限制商店星期天不能开门，或是像欧洲近日立法禁止雇主下班后发电邮给员工。

　　几年前，我到瑞典出差，fika让我体验到微型版的类似概念。Fika是瑞典文，意思是在工作地点，每天会有一个时段让大家起身离开办公桌，一起喝咖啡、吃蛋糕。Fika就像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咖啡休息时间，但若说fika仅只如此，瑞典人会感觉有点被冒犯，而瑞典人的「一点」等同于非瑞典人遭受了奇耻大辱，因为fika时间会发生无形却很重要的事。办公室里不分年龄、阶级与地位的人聚在一起，不分你我，讨论和工作有关或无关的事：在那半小时的时间里，沟通与开心地吃吃喝喝比组织里的位阶或地位来得重要。一位资深经理告诉我，如果要知道公司真正发生什么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参加fika。然而，fika要发挥作用，参加者必须放弃对个人时间的部分掌控。如果你坚持，也可以不参加fika，改在其他时间暂停工作，喝杯咖啡，但同事会扬起眉毛。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件事，愿意配合社群的时间，其实带给我们莫大的好处。如果要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观察个人被迫不得加入社群活动时会发生什么事。历史学家克莱夫‧佛斯（Clive Foss）曾经描述在苏联领导下发生的恶梦。6领导阶层因为渴望把国家改造成高度有效率的机器，便著手重新制定时间。苏联人向来受效率专家腓德烈‧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启发。泰勒的哲学是「科学管理」，致力于从美国工厂劳工的身上榨出最多的产出。然而，史达林的经济总长尤里‧拉林（Yuri Larin）进一步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今日回头看简直荒谬至极。拉林打算让苏联的工厂全年三百六十五天运转，永不停歇，因此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宣布，一星期不再是七天，而是五天：工作四天，接著休息一天。然而，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工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事历。他们被分为五组，黄组、绿组、橘组、紫组、红组，每一组被分配到不同的四天工作日与一天周末，好让工厂的运转永远不会中断，一天都不停下。苏联当局主张，新制度将带给无产阶级莫大的好处：每年休息的总天数增加，文化机构与超市就不会人挤人，人流会更加稳定。

　　然而，作家舒勒维兹解释，一般的苏联人民受到的主要影响是不再能拥有社交生活，看行事历就知道了。两个朋友如果被分配到不同组别，他们永远不可能在同一天见面。夫妻理论上会被分配到同一组，但通常不会，结果就是家庭生活因为明显的理由承受很大的压力。礼拜天的宗教集会也被迫中断。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共产主义的使命，就是打击家庭与教堂这两个与政府作对的权力中心（历史学家理查德〔E. G. Richards〕记录这场实验时，提到「列宁的遗孀充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她认为星期日的家庭聚会是废除星期日的好理由」）。7有一位工人相当大胆地向官方报《真理报》（Pravda）抱怨：「如果老婆在工厂、孩子在学校，又没人来拜访，我们待在家要做什么？除了去公共茶馆，还能干嘛？分批休假，而不是所有工人一起休假，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被迫独自庆祝，那就不是假日了。」8苏联改造过后的工作周制度，一直延续到一九四〇年，最后因为机器维修的问题被舍弃，但苏联政府已经无意间证实在多大的程度上，时间的价值并非单纯来自你个人拥有多少时间，而是能否与你最爱的人共度。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此外，你和其他人高度同步时，内心会涌出一种感受，好像时间变得更真实——更强烈、更鲜明、更充满意义。一九四一年，美国一个叫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年轻人，受征召进入美国陆军。他被送至德州的营地接受基本训练，四周尽是广阔无边的灌木丛。理论上，麦克尼尔到那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操作防空砲，但全营地就一座防空砲，受训者则有几千人，甚至那座砲还常故障。负责的军官只好用传统的行军操练，填补大家没事干的空档。乍看之下，连麦克尼尔这种菜鸟都懂，这样的操练毫无意义：二战时，军队早已是靠卡车和火车运送到远方；此外，在机关枪的年代，在战役最激烈的时刻正式行军，无异于请敌人屠杀你，所以麦克尼尔根本没料到，和同袍一起行军会令他如此震撼：

　　在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在训练场上行军。大家摆出规定的战斗姿势，整齐划一，浩浩荡荡。不晓得为什么，努力跟上步伐、即时做出下一个正确动作，感觉很美好。我无法用文字形容操练时长时间的整齐动作在我心中激起的情绪。我能想起一种众人乐观向上的氛围，特别奇妙的是，你仿佛成为大我的一部分；由于参与了集体的仪式，你整个人升华了……光是跟著大家一起精神抖擞地前进，就感到人生有望。大家一起做动作带来了满足感，隐约感到整个世界都很美好。9

　　那次的体验让麦克尼尔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战后成为专业的历史学者，在《合拍》（Keeping Together in Time）专门讨论相关的概念。麦克尼尔在书中主张同步的动作，搭配同步的歌唱，是世界史上被大幅低估的力量。同步凝聚过各式各样的团体，例如金字塔的工人、鄂图曼帝国的军队，以及每天开工前一起做体操的日本办公室工作者。罗马将军率先发现，士兵若是以整齐的步伐行军，行军距离会大增，直到累得再也走不动为止。演化生物学家也推测，音乐本身（除了把音乐当成更重要机制的美好副产品，很难用达尔文的天择来解释这个现象）有可能源自让一大群部落战士协调动作的需求。10众人只要跟著节拍与旋律，动作自然整齐划一；其他形式的沟通则太过繁复，不适合拿来指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都在同步，不过通常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在剧院，掌声通常会自发性地出现节奏；如果你和朋友一起走在街上，甚至是陌生人，你们的步伐很快就会开始同步。这种下意识想要协调动作的冲动十分强大，就连宿敌都抗拒不了。若要找出两个想尽办法击败对方的人，至少明面上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大概是短跑健将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与泰森‧盖伊（Tyson Gay）。两个人在二〇〇九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竞争男子组百米的冠军头衔。然而，将该场比赛的画面逐帧分析、研究之后发现，博尔特理论上全心要赢，但他忍不住与盖伊的步伐同步。11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对博尔特来讲更有好处，因为另一项研究显示，配合外在的韵律会以察觉不到的方式增加步伐的效率，也就是说盖伊很有可能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协助对手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舞者都知道自己沉浸于舞蹈时，同步是通往另一个次元的入口——当他们抵达那个神圣的天地，自我的界线开始模糊，时间仿佛不存在。我加入社区合唱团时也有过那样的感受，当参差不齐的业余声音完全交融时，便出现少有业余独唱者能唱出的悦耳声音（二〇〇五年的相关研究以枯燥的术语指出，「当人声乐器达到中等品质时」，合唱带来的庞大心理益处不会减少）。12在这方面，我还有过更世俗的体验。举例来说，我每个月在食物合作社轮值时，和其他工作者一同将一箱箱的胡萝卜和花椰菜放上输送带。我几乎不认识那些人，但几小时后便开始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连结，甚至超过某些我实际认识的朋友。在那段时光，我们有如参与了修道院的社群节奏，同步祈祷，同步劳动，出现一股向心力，对于当天有著共同的目标。

　　在这样的时刻，有神秘的事物在发挥作用。最好的证明，或许是遭逢危难与决定生死时可以运用这样的力量，毕竟从军事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士兵同步的主要好处，不是行军的距离可以增加，而是一旦他们感到自己是大我的一分子，会更愿意替自己的部队抛头颅洒热血。在高耸壮丽的教堂，在韩德尔的《弥赛亚》神剧排练过程中，业余合唱者能够理解人是如何进入那样的心境。参加合唱团的作家史黛西．霍恩（Stacy Horn）表示：「我一个人独自唱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突然打开来，光芒万丈，充满希望与可能性。」那种情形只会发生在「身边围绕著其他唱诗班成员，大家唱出的各种声音和在一起，和谐地震动。我们正在歌唱的历史音乐杰作流过我们的大脑与身心，像萤火虫一样同步闪烁，一起发光。」13

永远不必见朋友的自由

　　问题出在我们真正想要的时间自由是什么？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赞扬自行一手掌控时间：你得以自由设定行程、自主做选择、不会有其他人干扰你如何运用宝贵的四千礼拜。另一方面，愿意加入这个世界的节奏，也将带来深刻的意义：你自由参与所有宝贵的协作，不过你至少需要牺牲部分的掌控权，无法全权决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提供生产力建议的书籍，每一页都在教你如何达成由你全权掌控的自由，比如：理想的晨间作息安排、严格的个人时间表、限制每日回复电子邮件的时间战术，以及苦劝你必得「学著说不」。这些方法全是在保护你的时间，不让其他人施加太多影响力，摆布你如何运用时间。这些策略无疑有其作用：我们的确需要设下坚定的界线，才能抗拒欺人的主管、剥削员工的安排、自恋的配偶，以及想要讨好别人的赎罪心态，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被支配。

　　然而，作家舒勒维兹也指出，这种个人主义自由的问题在于，被这种心态操控的社会（例如我们的社会）最后会无法同步——出现与苏联一周改为五天的实验异常相似的结果，这项实验引发了庞大的问题，窒碍难行。我们的生活作息与节奏愈来愈相异。市场经济的要求，强化了这种自行其是的个人主义精神，最终破坏传统安排时间的方法。大家休息、工作与社交的时间，愈来愈缺乏一致性。下班后，我们愈来愈难找到时间全家悠闲吃顿饭，无法一时兴起就去见朋友，也无法呼朋引伴做同一件事，如整理社区的花园、参加业余摇滚乐团。

　　对最弱势的人来讲，掌握这种自由等于根本没自由，因为这代表要接受：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有案子接的零工经济工作、「随传随到的工作行程」，因为你工作的大型商场零售商，随时可能安排你上工，而每小时究竟需要多少劳力，由演算法依据销售额计算，你根本不可能计划好什么时间可以带小孩或者去看医生，更别提晚上和朋友出去玩。然而，即便相较于先前的世代，我们自行掌控工作的程度大幅增加，结果工作仍然像水一样渗入我们的生活，待办事项塞满每一个空隙。在疫情封城期间，这种情况似乎愈演愈烈。那种感觉仿佛是你、你的另一半、你最常来往的朋友，全被分配到不同颜色的苏联工作小组。我和太太很难一星期找到一小时好好聊一聊，我和三个最好的朋友也很难聚会喝杯啤酒，原因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们「没时间」，即便我们是那样告诉自己的。我们的确有时间，但很难找出所有人刚好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完全能自由地按照个人的行事历做事，但依旧被工作绑住，结果就是我们和亲朋好友的生活无法互相配合。

　　此外，就连政治也受到影响，因为草根政治（集会、大会、抗议与催票的世界）是需要协调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而时间不同步的民众很难参加，结果就是缺乏集体行动，独裁领袖取而代之。独裁者借由获得平日组织松散的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崛起。民众彼此之间很陌生，每个人困在家中的沙发上，被迫接受电视上的政治宣传洗脑。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是由分裂、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14对独裁者有利的情势便是，支持者之间唯一真正的连结就是对独裁者本人的支持。在同步动作的确打破孤立的时刻，如二〇二〇年，死于明尼亚波利斯警方之手的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了全球的示威活动。抗议群众在描述他们的感受时，很容易让人想起麦克尼尔所说的，「很奇妙的是，你仿佛成为大我的一部分」：你感到这一刻无比重要，你因为使命感兴奋不已。

　　正如我们其他的时间问题，我们不再同步，显然无法单从个人或家庭的层级解决（你要是想说服街坊邻居每周在同一天休假，那祝你好运了）。不过，我们每个人确实可以决定要不要配合个人时间主权的精神，或是加以抗拒。你可以把你的生活进一步推向第二种类型的社群自由。首先，你可以参加业余的合唱团、体育队、社会运动团体或宗教组织，下定决心借由损失行事历的弹性，交换社群的奖励。你可以把实体世界的活动排在数位活动之前。在数位的世界，就连共襄盛举的活动，最后都让人感到莫名地孤独。此外，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生产力狂，天生有强迫症，想要掌控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实验一下，不以铁腕精神操控时间表是什么感觉：偶尔配合家庭生活、友谊与集体行动的节奏，放弃自己完美的晨间惯例或每周的行事历安排。你将能理解运用时间的最佳方法，不是完全留给自己一个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