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

广义的时间管理,理应是每个人关切的重要事项,可以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时间管理。

  人类的平均寿命短到离谱,少到吓人,小器到不给面子。比一比你就懂我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现代人类出现在至少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平原,而科学家推测,生命未来将以某种形式再延续十五亿年以上,直到日益增强的太阳热度夺走最后一个有机体的性命。而你呢?假设你活到八十岁好了,那么你大约有四千个星期可活。

  当然,你可能很幸运,活到了九十岁,那么你大约有四千七百个礼拜。你也可能和珍妮.卡尔芒(Jeanne Calment)一样超级幸运。这位法国女性一九九七年过世时,据说享嵩寿一百二十二岁,成为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人士。1卡尔芒记得自己见过梵谷,她主要的印象是这位十九世纪的绘画大师酒气冲天。此外,第一个成功复制的哺乳类动物桃莉羊在一九九六年诞生时,卡尔芒也得以成为见证人。生物学家预测,与卡尔芒相去不远的寿命,很快就会成为常态。2然而,即便高寿如卡尔芒,她依旧只在世间待了大约六千四百个星期。

  以这样的惊人对比来谈寿命,就知道为什么从古希腊哲人到今日的哲学家,向来把人生苦短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上天让我们的心智有办法制定几乎是无远弗届的远大计划,但实际上根本没时间付诸行动。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在后世将标题定为《论生命之短暂》(On the Shortness of Life)的书信中,感慨道:「这段交到我们手中的时间匆匆流逝。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部分的人终于感到准备好要开始活的时候,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刻。」3我第一次算出四千礼拜这个数字时,脑中一阵晕眩,但一回过神就开始骚扰朋友,要他们猜一般人可以活多久,而且不能做任何心算,要不假思索直接猜。有一位朋友的答案是六位数,而我感到有必要向她指出,即便是相当保守的六位数字,例如三十一万个星期,大约已经等同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苏美人以来,所有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当代哲学家汤玛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曾经写道,几乎以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随时会向生命道别。」4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广义的时间管理,理应是每个人关切的重要事项,可以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时间管理。然而,如同时间管理更时髦的兄弟「生产力」,现代所谓「时间管理学」的定义十分狭隘,主要谈如何日理万机,拟定完美的晨间流程,或是在周日煮一堆东西,一次搞定一整个星期的晚餐。这些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重要性,但不是人生的全部。这个世界处处充满惊喜,却很少有生产力大师认为,我们疯狂地一大堆事,最终的目的是体验到更多人生的喜悦。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加速冲向灾难,我们的文明生活已经进入疯狂阶段,疫情瘫痪了社会,地球这颗行星愈来愈炎热,但如果你想找到一套时间管理系统协助你和同胞齐心协力,有效解决目前的事件或环境的命运,那就祝你好运了。你可能会以为,至少会有几本讲生产力的书,认真看待人生短暂的严肃事实,而不是假装可以忽略这件事,但是你猜错了。

  因此,本书试图找回平衡,看看我们能否发现或重拾某种思考时间的方式,好好解决自己面对的真实情境:我们拥有的四千礼拜的寿命短到令人发指,但仍然充满光明灿烂的可能性。

输送带人生

  当然,从某方面来讲,今日已经不需要有人提醒时间不够用。我们的心思全放在爆满的电子信箱与冗长的待办事项,心怀罪恶感,老觉得应该再多完成一点事情。我们和愚公一样努力移山,而且移的不只一座(你怎么知道人们感到很忙?这种事就和你如何知道某个人吃素一样:别担心,他们会告诉你)。民调一再显示,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时间压力;5然而在二〇一三年,荷兰学术团队所做的研究,6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性:这类说我们很忙的民调,可能还低估了这场忙碌流行病的传染规模,因为极度忙碌的人士过分焦头烂额,没空接受民调。随著近日零工经济成长,忙碌被重新定义成「复业」(hustle)——无止境的工作不再是必须忍耐再忍耐的重担,而是令人振奋的生活方式选项,值得在社群媒体上炫耀一番。然而事实上,复业其实是极致的新瓶装旧酒:压力逼得我们把永远在膨胀的活动量,塞进每天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多出一分一秒的二十四小时。

  然而,哀号很忙只不过是开端。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他五花八门的抱怨,其实也是在抱怨时间有限。我们每天都得抗拒网路上令人分心的事物,惊觉能维持专注力的时间大幅缩短,即便是从小就爱看书的我们,如今才读了一段文字,就忍不住想伸手拿手机。这种现象令人忧心忡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代表我们未能善用原本就不多的光阴供应(如果晨间时光的供应是无限的,浪费一个早上滑脸书,就不会让人那么想掐死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你遇上的问题不是过分忙碌而是不够充实,在无聊的工作里日益倦怠,或是想就业也找不到工作。相较于人生苦短,工作不顺远远更令人沮丧,因为你正在以不想要的方式,消耗自己有限的时间。这年头最糟糕的发展,甚至也能间接以我们时间有限这个基本事实来解释。举例来说,在YouTube影片的煽风点火下,出现了极度分裂的政党支持者与激进的恐怖分子。起因是我们的时间与注意力相当有限,也因此很宝贵,7社群媒体公司有动机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什么社群媒体要让用户观看保证会群情激愤的内容,而不是无聊的正确事实。

  此外,人类有一堆永不过时的烦恼,例如:挑选结婚对象、要不要生小孩、要追求哪一条职业道路。如果我们可以活个几千年,那种事令人苦恼的程度就会大幅降低,因为时间很充裕,你可以花个数十年,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尝试看看。再者,我们的时间烦恼目录,不能不加上一个令人警觉的现象:三十岁以上的人都熟悉那种感觉,年纪愈大,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就愈快,而且是稳定加速中。依据七、八十岁人士的说法,几个月感觉简直只有几分钟而已。很难想像比这更残酷的命运安排:我们的四千个礼拜不只是持续减少,而是剩得愈少,时间消逝的速度感觉就愈快。

  如果说我们跟手中有限的时间,关系向来紧张,近日发生的事件更是带我们来到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在二〇二〇年让我们面临封城,日常事务被打断。许多人谈到时间完全被打乱,感到不知所措。日子不知怎么地好像一下子飞逝,但也永远过不完。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每个人身处不同的世界:有工作、家中又有幼儿的人,时间根本不够用;休无薪假或无业的人士则时间太多。此外,大家开始在不固定的时间工作,在家窝在发光笔电前,脱离白天与夜晚的循环,或是冒著生命危险,在医院与快递货仓待命。感觉上,未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人困在精神科医师所说的「新型的永恒当下」,8处在焦虑的混沌状态,不停查看社群媒体,中间穿插一下Zoom视讯与失眠,无法制定任何有意义的计划,甚至无法明确描绘出下星期结束后的生活。

  对许多人来讲,一切的一切让不善于管理有限的时间,变得特别令人沮丧。我们努力让时间发挥最大效益,但除了没成功不说,甚至一再雪上加霜。最近几年,我们被活出百分之百全效生活的建议给淹没,市面上的书籍鼓励我们做到《极度生产力》(Extreme Productivity译注:中译本书名为《时间,愈用愈有价值》),《一周只需要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中译本书名为《一周工作4小时》),还要《更聪明、更快、更好》(Smarter Faster Better中译本书名为《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五花八门的网站要我们化身为「生活骇客」,好让完成日常事务的时间能少个几秒钟(「生活骇客」一词本身就是古怪的建议,仿佛你的人生顶多称得上某种老是出错的装置,需要加以调整,不再处于未达最佳运转的状态)。各式各样的app与穿戴式装置,再加上Soylent等代餐饮料,让你不必浪费时间吃正餐,协助你工作时获得最大的工作报酬,运动时获得最大的运动报酬,就连睡觉都能发挥最大的益处。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与服务,主要的卖点也是协助你达成被广为称赞的目标:从你的时间中挤出最大效益。

  问题不在于这些技巧与产品没用。它们确实有用。你可以完成更多事,赶去开更多会,送孩子去更多课后活动,替你的雇主赚更多钱。然而矛盾的是,成功后,我们得到的只有感到更忙碌、更焦虑,某方面来讲还更空虚。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9谈到现代世界的时间,感觉就像是永远不会停下的输送带,我们一送出完成的工作,就会冒出新工作。所谓变得「更有生产力」,似乎只会加快输送带的运转速度,动作不快点就完了:全面感到深沉的倦怠是今日的常态现象,特征是无力完成基本的日常事务,年轻成人的受害程度尤其深。套用千禧社会评论家麦尔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的话来讲:「这个世代的人是被精密打造的工具。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塑造成一流的精实生产机器。」10他们身上笼罩著无力的疲惫感。

  时间有一个面向令人抓狂,但大部分的管理建议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时间有如不受控的幼儿:你愈想控制,要时间照你说的话去做,它就愈是从你手中逃脱。想一想所有意图协助我们战胜时间的科技:按照任何合理的逻辑来看,在一个有洗碗机、微波炉与喷射引擎的世界,我们省下了无数小时,理应感到时间变得更充裕、游刃有余才对,但这不是任何人的实际感受。生活的步调变快,每个人愈来愈没耐性。不晓得为什么,在微波炉前等个两分钟,比用烤箱烤东西两小时更烦人。花十秒钟等网页龟速下载,令人跳脚的程度,也超过花三天等待相同的内容以纸本形式寄达。

  我们增加工作生产力的努力,很多也同样弄巧成拙。几年前,我因为被电子邮件淹没,成功安装一个叫「清空收件匣」(Inbox Zero)的系统,但很快就发现,我回信变得超有效率之后,只会冒出数量更庞大的电子邮件。暴增的邮件搞得我感到更忙碌,因此我买了时间管理大师大卫‧艾伦(David Allen)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一书。艾伦在书中提出的保证很吸引我:「就算你的待办事项多到令人喘不过气,你依旧可以头脑清醒,生产力十足」,11并维持「武术家所谓『心静如水』的状态」。12然而,我未能体会艾伦更深层的暗示:你永远会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我著手试著完成不可能的工作量。事实上,我迅速完成待办事项的能力还真的增强了,但结果是更多工作神奇地冒出来(这其实不是魔法,只是简单的心理学外加资本主义。后文会再谈到)。

  前人完全没料到未来会是这种面貌。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九三〇年的「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那场演讲提出著名的预言:由于富裕程度增加,科技进步,在一世纪内,再也没人需要一星期工作十五小时以上。未来的挑战将是如何充实我们所有新到手的空档,却不至于闲到发疯。「自有人类以来,史上第一次,」凯因斯告诉听众:「人们将面对一个真正、永恒的问题:不再有迫切的经济压力之后,该如何利用这份自由。」13然而,凯因斯预言失准,民众赚到足够的钱满足需求后,只会找到新的需求,渴望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不曾赶上隔壁令人羡慕的邻居,因为眼看即将追上时,又找到过得更好、想要模仿的新对象。于是乎,每个人汲汲营营,追名逐利,忙碌很快就成为身分地位的象征。但这一听就是荒谬透顶的事,因为几乎在整个人类史上,有钱的重点,就是不必再被工作追著跑。此外,富人的忙碌会传染,因为对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极度有效的赚钱方法,就是改善公司与产业的效率,削减成本。这对下层民众来说,生活益发没保障,被迫更努力地工作,但也仅能糊口而已。

完成错误的事

  现在我们要看事情的核心,进入更深层、更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受: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就连生活相对富裕的人,也很少感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感到时间理应花在能带来满足感的重要事务,即便那些事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不出具体答案。反正重点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我们把时间都拿来做其他事情。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以各种形式冒出来,例如我们渴望投身崇高的目标,直觉感受到自己身处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世上有那么多苦难需要你挺身而出,不能只是整天吃喝玩乐。然而,我们的沮丧也来自为了谋生,白天必须工作,才能换得一丁点宝贵的零碎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此外,你很想利用活在世上的短暂时间,多和孩子相处,接近大自然,或者至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通勤上。环保人士与心灵作家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成长于一九七〇年代物质不虞匮乏的美国。他回忆儿时第一次感到我们使用时间的方法,有著基本的「错误」:

 

  就我所知,生活理应比这更快乐、更真实、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应该要更美丽才对。我们不该痛恨星期一,每天期待著周末与假日快点来临。我们不该举手才能去尿尿,也不该在晴朗的日子里被关在屋内,日复一日。14

 

  此外,我们尝试提振生产力的结果,只是加重了这种错误感。我们的努力似乎带来反效果,把真正重要的事愈推愈远。我们每天试著「解决」要做的事,好让它们「不再挡路」,最后把心思放在未来,等著终于有一天能去做真正重要的事,而在那个「有一天」出现之前,我们担心自己不够好、冲劲不够、精力不足,跟不上今日令人眼花撩乱、高速的生活步调。散文家玛莉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写道:「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无趣的庸庸碌碌。」15她观察到许多人的人生,就是「让我们自己和小孩做好准备,成为工具,为了虚无飘渺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到头来什么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努力跟上每一件事,我们的努力或许最终符合某个人的利益;我们的工时更长,把增加的收入拿去买更多消费性产品,就此成为经济机器中更理想的齿轮。然而,汲汲营营无法带来平静的心灵,也无法让我们挪出更多的有限时间,用在自己最在乎的人事物上。

  本书的确又是一本谈善用时间的书,但宗旨是我们所知的时间管理大惨败,我们需要停止假装那些方法有用。在史上这个迷茫时刻,时间令人感到极度不安,但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可以在这个绝佳的时间点,重新思考我们与时间的关系。过往的先圣先贤面临过相同的挑战,若把他们当年的智慧应用在今日,某些事实将更加明摆在眼前。生产力是一个陷阱。增加效率只会使你忙得更不可开交。试图清理桌面,只会让堆积如山的工作,以更快的速度再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不论「工作与生活平衡」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曾有人做到。你也绝不可能靠著模仿「成功人士在早上七点前完成的六件事」就办到。事事尽在掌控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电子邮件洪水被挡下;待办清单不再变长;所有工作上该做的事、家庭生活的责任,你都办到了;没人气你赶不上最后期限或搞砸事情;你成为百分之百的一流高效人士,终于可以活出真正的人生——这一切只是传说。我们要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办不到:这一切的一切永远不会发生。

  但你知道吗?这其实是天大的好消息

 

 


1 珍妮.卡尔芒离世二十年后,有两位俄国研究人员语出惊人,指出「珍妮」的真实身分其实是伊凡(Yvonne),也就是珍妮的女儿。伊凡在母亲过世后,多年占用她的身分。此一争议的决定性说法(今日主要支持事件的原始版本),请见:Lauren Collins, “Living Proof,” New Yorker, February 17 and 24, 2020. 

2 例如请见:Bryan Hughes and Siegfried Hekimi, “Many Possible Maximum Lifestyle Trajectories,” Nature 546 (2017): E8–E9. 

3 Seneca, “De Brevitate Vitae,” in Moral Essays, vol. 2, trans. John W. Basore (Cambridge, M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2), 287. 

4 Thomas Nagel, “The Absurd,” Journal of Philosophy 68 (1971): 716–27.  

5 请见:Jonathan 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for the New Superordinate Working Class,” Social Research 72 (2005): 287–315. 

6 Anina Vercruyssen et al., “The Effect of Busyness on Survey Participation: Being Too Busy or Feeling Too Busy to Cooper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7 (2014): 357–71. 

7 请见:James Williams, Stand Out of Our Light: Freedo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ttentio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Fredrick Matzner, quoted in Matt Simon, “Why Life During a Pandemic Feels So Surreal,” Wired, March 31, 2020, available at www.wired.com/story/why-life-during-a-pandemic-feels-so-surreal/. 

9 Edward T. Hall, The Dance of Life: 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1983), 84. 

10 Malcolm Harris, Kids These Days: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18), 76. 

11 David Allen, Getting Things Done: The Art of Stress-Free Productivity (New York: Penguin, 2015), 3. 

12 Allen, Getting Things Done, 11. 

13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 downloaded from www.econ.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14 Charles Eisenstein, The More Beautiful World Our Hearts Know Is Possible (Berkeley, CA: North Atlantic Books, 2013), 2. 

15 Marilynne Robinson, The Givenness of Things: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