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你开始意识到生活不对劲的时候。无论是你很得意自己胜过了父母，或是一直觉得自己比不过他们。无论是你发觉伴侣关系跟你想得有落差，或是觉得自己似乎没有活成年轻时以为的那个样子。你都可能发现有些小小的情绪在发酵。

　　这些对生活的各种不满与疑问经常指向荣格心理学所说的「中年危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或许可以这么说：你长大了，但却没有成为自己。

　　成为自己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我猜你还记得青春期时你对未来与工作有多徬徨，也幻想过你可能从事的职业或谁是身边的伴侣。其实这个过程早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开始，自你兴奋地对父母亲递来的食物大声说「我不要」时，就已踏上了自我了解的道路。

　　但是，这条路并未因我们获得了某项专业与头衔，拥有了家庭或亲密关系而中止。事实上，作者告诉我们，这些在我们第一成年期所建立起来的认同，经常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人格」。

　　那不是我们，那是我们「想要」拥有的身分，而这个想要，经常受到生活环境的暗示、成长背景的制约、以及我们无意识对父母的效法或反抗所塑造。比起父母对子女的需要，有时子女更加需要父母。我们需要他们肯定我们，需要他们认同自己、甚至需要他们认错或认输。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我们还活在父母的影响力之下。

　　人的前半生就是这样成为英雄的，一个将父母或其所代表的权威给踩在脚下或视为楷模对象而奋斗的英雄。在我们的故事里，自己总是正确的那一方，我们不会犯错，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个人品格也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直到某一刻，你发现职场中的年轻人在背后议论你，子女的眼神开始对你产生不信任。父母离世或垂垂老矣，或者，你开始经验到身边的朋友失去联系，而你也开始被超市或理发店的店员叫大姐或大哥。

　　成住坏空走向了后半段，生老病死已经是眼前的现实。作者将它称为缓慢的恐怖秀，我们接连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是自己的生命。

　　中年之后，当意识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人生的可能性几乎被穷尽但却依旧感受不太到快乐，此时无意识的发展就会开始跟上，以意外的方式召唤我们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就是本书所称的「中年之路」。

　　不管这些意外是外遇、亲子冲突、离婚、病痛、还是转行，背后经常可以看见阴影的痕迹。在过去，文化确保我们都能遵循固定的发展路径，但在后现代中，共通的标准模式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被荣格心理学所称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你必须自己选择成为那个，或者选择成为这个。你必须借由探索自己的无意识来成为你自己。

　　我们相信，人的内在有大于我们的存在，荣格称为「自性」（Self），中年就是聆听自性声音的过程，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英雄认同（例如某专家、某主任、某院长、某教授、或某老板）或父母亲的角色中。

　　这个背离中年前期的角色认同，而去倾听内在声音的过程并不神秘，只是我们有太多娱乐会将它打断，包括看电视、滑手机、追剧、电玩与闲聊。

　　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在屠龙，在实践自己想像中的正义，却未发觉那是自恋的延伸，没发现真正要面对的不是他人的错误，而是内心的阴影。他们困在个人的议题中而不自知，相较于那些安于自己社会与家庭角色的人，他们总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的自我所绑定的人格面具（persona）较为狭隘因此更加危险，经常摇摇欲坠。

　　和人格面具保持距离比想像中还要困难，我们经常得在犯错之后，才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与恶的距离。但也因为如此，人才开始了对内心的探索。戴上面具谁是我？拿下面具我是谁？当我不再需要对抗或满足我的父母，我会长成什么模样？我有限的一生究竟有何意义？

　　而那些能走向中年之路，开始尝试与自性建立联系的人是很罕见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除了职场头衔与父母角色外，自己还能是什么？

　　生活开始乱了套，自恋也逐渐消风。至此，孤独的公海航行开始了。

　　不论你是即将还是已经在这条路上，请遵从无意识的引导，成就你的个体性。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不再讨好任何人，只需清醒地活出更大的自己。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相当愉快，它让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前半生，我为此深深感激。我曾在个人的粉专上发表了几篇翻译的心得，读者们热烈的反应让我相信，我们都能从本书受益。

　　来吧！我的朋友，你的内在之光正在闪耀。

　　这本书是我翻译的第四本书，不能再以新手译者自居的我要对翻译品质负起更多的责任。谢谢各位读者一路以来的相伴，你们是我在这条孤独的路上最大的倚靠。诚心希望这本书的知识能陪伴您成长，还请翻开这本书，一起成为个体化之路的伙伴！

　　为何有这么多人在中年时遭遇痛苦？为何是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危机？这样的经验意味着什么？

　　我倾向把中年危机称为中年之路，它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生命的机会，并提出了有时令人恐惧但经常能解放我们的问题：「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我到底是谁？」当我们发现自己一直以虚假的自我过日子，被不切实际的期待逼着扮演一个暂时的成人模样时，我们就开启了走向第二成年期的可能性，那里有我们真正的人格。

　　中年之路是一个重新定义和重组人格的机会，是介于第一成年期及无可避免的老年与死亡中间的阶段。那些走过中年之路的人常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而那些没走过的人，无论他们的外在生活看起来有多成功，则依旧是自己童年的俘虏。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心理分析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走在中年之路的人，我从他们身上看见了一再重复的模式。中年之路代表着重新调整自我感的美好机会，虽然这有时令人痛苦。因此，本书将会讨论下列议题：

⑴ 我们如何获得特定的自我感？

⑵ 进入中年之路前有哪些预兆？

⑶ 我们如何重新界定自我感？

⑷ 荣格的个体化与对他人的承诺，这两者的关系为何？

⑸ 哪些态度与行为变化能支持我们走向个体化，推动我们穿越中年之路，并从痛苦走向意义？

　　深度心理学家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有赖于他向内观看并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如果我们总是将自己生活困境的起因视为他人所引起，是一个可以「加以解决」的问题，那改变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缺乏勇气，就不会有任何学习。在一封１９４５年的信里，荣格提到了个人成长：

　　成长这件事包含了三个部分：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动力。心理学只在第一部分被人需要，而在第二、第三部分中，道德力量扮演着主导角色。[1]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把生活当成一部小说。我们被动地一页翻过一页，假定这本书的作者会在最后一页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正如海明威（Hemingway）曾说过的那样，如果主角还没死，不过是作者还没打算结束这个故事罢了。因此，无论是否觉醒，我们在最后一页都会死去。而中年之路的邀请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觉知，承担起余下篇章的责任，并为召唤我们的广阔人生而冒险。

　　无论读者正处于人生中的哪个阶段，对我们的召唤都与丁尼生（Tennyson）的《尤里西斯》（Ulysses）相同：

　　长日将近，明月徐升。无数声响，四周低吟。来吧吾友，探访新知，时犹未晚。[2]

1

暂时性人格

　　二战刚结束时，我刚好五年级，我们老师买了一些本来要用做潜望镜的玻璃棱镜。上课前后，我们都会戴着这个棱镜在走廊上踉跄前进，笑闹着撞向墙壁和其他人。我们着迷于现实到底是什么，又要如何用这么扭曲的角度来找对路。我很好奇那些戴着眼镜的小孩是看得更清楚了，还是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当我知道眼球中的水晶体也会折射光线时，我不禁怀疑，我们所见的现实，是否全部取决于水晶体。

　　年幼时的观察至今对我仍有帮助，我察觉到，无论现实长什么样子，某种程度上，它都是被我们的视角塑造而成的。打从我们出生起，就戴上了许多不同的眼镜[3]：遗传基因、性别、特定文化以及不同的家庭环境，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多年后回顾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承认，比起看待现实的视角，生活或许更少源于我们的真实本性。

　　有时治疗师会制作一张代表家人情感关系的家族图。这张几代家族的历史会显露出反复出现的母题（motifs）。虽然遗传倾向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很明显的是，家族成员会将看待生活的角度代代传递下去。这些有色眼镜会从父亲传给孩子，在此折射过的视角下，特定的选择与结果会不断重复。正如我们透过这些有色眼镜看到了世界的某些层面，我们同样也会错失其他的层面。

　　让中年之路变有意义的第一步，或许是承认，家庭与文化所给我们的有色眼镜是有局限的，我们因此做出选择并承受结果。如果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时空，有着具备不同价值观的父母，我们对生活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被赋予的视角会带来一种受限的生活，它所反映的并非我们是谁，而是我们被制约来看待生活并做出选择的方式。每个世代的人都被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4]所吸引，试图捍卫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己的观点比其他人更优越。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很少怀疑感知所受到的制约。

　　即使是拥有特权的童年期，生活也可能经验到创伤。我们本来在母亲子宫的宇宙中与她共享着同一个心跳。突然间我们就被粗暴地推入现实，进入了流亡状态，同时开始追寻，想要返回自己失落的连结。即使宗教（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religio，意思是「人类与诸神的纽带」，或者源于religare，意思是「与从前联系」。）也可以被视为此愿望的投射，目的是返回与母亲子宫的连结。但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贫困、饥饿和各种虐待，对世界的最初体验摧毁了他们的自我感。打从孩提时候起，他们就封闭了自己的情感、认知与感受能力，以免自己遭受进一步的伤害。他们成为反社会者以及精神异常者，充斥在监狱，横行于街头。

　　令人难过的是，对这些遭受创伤的人来说，成长与改变的可能性十分令人悲观，对他们来说，成长无异于要向痛苦的世界敞开自己，而这点令人惊恐。我们中的多数人仅是做为神经症患者而存活下来，换言之，我们内在的孩童本性与社会化的世界两者有着分裂，而我们只能在夹缝里生存。我们甚至认为，未经检视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创伤所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处理童年记忆中所经验到的压力。我们可将这种集体记忆称为内在小孩，而我们的各种神经症就是无意识为了捍卫这个小孩所发展出的不同策略。（神经症这个词并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而是在指称自然本性与环境适应之间的分裂时，所使用的普通词汇。）

　　童年创伤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的类别：⑴被忽略与被遗弃的经历；⑵被生活压垮的经历。

　　我们所称的暂时性人格就是脆弱的孩童用以处理存在焦虑时所采用的一系列策略。一般而言，这些行为和态度在我们五岁前就形成了，并以各种惊人的策略不断完善，而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自我保护。

　　尽管战争、贫困或身体障碍等外在压力在儿童的自我感与世界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影响我们生活的主要因素还是亲子关系。人类学家曾描述过原始文化的认知过程，并注意到它们是如何复制我们童年期的思维型式。这类文化的特点就是泛灵论和魔法思维。

　　未分化的思维是这些原始文化和童年期认知历程的特点，它们都认为世界充满了灵性物质。换言之，内在和外在的能量被认为是同一个现实的不同面向，这就是泛灵论思维。此外，这些原始文化和孩子一样，都认为内在现实与外在世界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这就是魔法思维。好比原始人只认识自己的洞穴和雨林的边界一样。儿童也试图理解环境，以便增加舒适感，这有利于进一步的生存。（在柏拉图〔Plato〕著名的洞穴寓言中，人类理解力的限制被比喻成囚犯，他们对着自身受困洞穴中的影子得出生活的结论。）然而孩童对世界所得出的结论也源于狭隘的视野，那无疑是片面而且偏颇的。孩童无法说：「我的父母有问题，这对我有不利影响。」孩童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生活令人焦虑，世界并不安全。

　　为了理解亲子环境，孩童会用三种基本方式来诠释自身的经验。

⑴ 孩童会以直觉的方式来诠释他们与父母的触觉与情感连结，作为对生活的总体认识。

　　生活是可预测的、能滋养人的？还是不确定、痛苦且不稳定的？这种基本的感知会形塑孩子的信任感。

⑵ 孩童会内化父母的特定行为来当作对自我的认识。

　　因为儿童无法客观地经验或觉知父母的内在现实，所以父母的忧郁、愤怒或焦虑会被孩子诠释为对他们的事实陈述。孩童因此得出结论：「别人如何看我，或别人如何待我，意味着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37岁的成人问他即将离世的父亲：「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亲近过？」这父亲激动地说：「你记得你10岁时把玩具掉在马桶里面吗？」接着他讲了许多琐事。儿子走出医院时感到无比自由。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父亲的爱，他的父亲让他得到了崭新的自我形象，使他从自己的愚痴中得到解放。）

⑶ 孩童在看见成人与生活搏斗的行为时，不仅会内化这些行为，也会内化他们对自我与对世界的态度。

　　孩子会因此得出如何与世界互动的结论。（有个女性的母亲有广泛性焦虑，她一直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直到她上大学前，都未曾质疑母亲的阴郁和悲观态度。她大一时认为其他同学并不知道世上存在着坏事，大二时，她怀疑自己可能受到了母亲焦虑的影响，因此开始以更放松的心态看待自己和世界。）

　　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结论显然取决于父母回应特定问题的有限经验。这类经验被魔法思维给过度个人化了，「这些经验都是为我安排的，而且只和我有关。」由此得出的结论会过于概括，因为人们只能借由已知的事物来评估未知。由于这种狭隘又深具偏见的偏误，人们充满了各种感知、行为与反应，带着片面的眼光进入生活。

　　这种带着个人特色且有缺陷的自我感，以及形成人格的早期策略，会根据童年经历的性质而有不同。不同的创伤种类，例如遗弃感或被生活压垮的感觉，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复杂的行为，那是无意识的反射性反应。[5]

　　当一个孩子被压垮时，他会经验到来自他者的巨大压力向他脆弱的边界袭来。由于他缺乏选择其他生活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观定义问题本质的能力，也缺乏进行经验对比的基础，因此孩子会出现防卫性的反应，变得对环境过度敏感，并「选择」以被动、依赖或强迫的方式来保护他脆弱的心理疆域。孩子会因此学会各种适应方式，因为对于相对无能的自我来说，生活本身看起来具有绝对的压倒性。举一个男性为例，他的母亲不断要求他超越父亲，做一个「成功人士」，成为拥有卓越技能的专业人员，然而他却养成了爱花钱的习惯，这让他的经济和情感生活都破产了。他的成年生活看起来是一个理性之人的自由选择，但其实却是对他人绝对性压力的被迫服从，他的服从伴随着无意识的反叛，把寻求失败作为消极的抗议。

　　在面对抛弃，也就是养育不充分时，孩子可能会「选择」依赖他人的模式，或者一生沉迷在寻求一个更积极的他人。例如，一个在童年期曾被忽视的女人，长大后一个爱过一个，但总是在幻灭与挫折中结束关系。一部分原因是她的情感需求将男人吓走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会无意识地在情感上与男人疏远。她的父亲曾经在情感上与她保持距离，因此她的生活反射性地形成了一种自毁的反应，认为她自己「没资格被他人给予」，同时又绝望地期待下个男人可以补偿她内在的亲子创伤。

　　这些创伤，以及内在小孩所采取的各种无意识反应，成为了成年人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孩子无法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反而会以其童年经历形塑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期的创伤，成年期的人格其实更像是对早期经验与生命创伤的反应，而不是一系列的选择。

　　荣格心理学认为这些反射性的、充满情感的反应与个人情结的本质有关。情结自身是中性的，虽然它携带着与经验、内化的意象有关的情感能量。早期经验的强度越大，或者持续的时间越长，情结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越大。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人都有各自的成长史。问题不在于我们带有情结，而在于情结占有了我们。有些情结在保护人类时很有帮助，但有些情结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甚至主宰我们的生活。

　　情结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它们充满了能量而且自主运行。尽管它们是被当下的事件所激发，但其心理运作方式却很相似，实际上它所说的是：「我先前似乎来过这里。」眼前的刺激可能与过去的事情只有一点类似，但如果近似的部分是在情感上，那就会触发过去的反应。每个人都会对诸如性、金钱和权威等议题有充满情感的反应，因为它们经常与过去的重要经验有关。

　　在所有的情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被内化的父母经验，我们称之为母亲情结与父亲情结。他们通常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他们在我们生命形成之初就在那里。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生活策略广泛地影响了我们。举例来说，海明威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形象，就是对其生活在伊利诺州橡树园时童年经验的过度补偿，他的母亲希望他当一个女孩子，即便待他成年后，也仍在情感上诱惑和干涉他，这让海明威害怕女性。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被他强大的父亲严厉掌控，因此他认为世界本身也同样强大、疏离及冷漠。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创造伟大的艺术，他们当然有，但其创造的型式与个人动机是为了克服、补偿──如果可能的话──更是为了超越其原始的父母情结。

　　因此我们都无意识地活着，成为过去生活的反射。即使是在童年早期，我们的天性与社会化的自我，两者间的鸿沟也在不断加深。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两世纪前《对永生的颂歌》（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中就曾写道：

　　婴儿时期，天堂就在我们身边！

　　但囚室的阴影逐渐向我们靠近，

　　笼罩在成长中的男孩，……

　　人们最终目睹了天堂的消逝，消逝在平凡的日子里。[6]

　　对华兹华斯来说，社会化过程是与天生的自我感逐渐疏远的过程，从出生后就开始了。在尤金．欧尼尔（Eugene O Neill）的戏剧《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A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中，里头的母亲更是悲剧地描述了这个情况：

　　我们对生活中的事无计可施。在你了解之前，事情就已结束。一旦它们结束，它们就会迫使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后每件事情都横亘在你及你想成为的人之间，然后你便永远失去了你真正的自我。[7]

　　古希腊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察觉到了这种分裂，虽然希腊悲剧里的人物有时候会做坏事，但他们并不邪恶。他们是被自身不了解的事物所束缚的人。hamartia这个词（有时翻译为「悲剧性的缺陷」，但我更喜欢把它翻为「受损的视野」）代表着他们做选择时的视角。由于无意识力量与反射性反应的累积，做出选择之后，后果就随之而来。这些残酷的戏剧对生命所描绘出的悲剧性感知表明了，做为个人戏剧中的主角，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过着悲剧般的生活。我们会被不了解的事物所驱使。希腊悲剧的解放性力量在于英雄最终借由受苦而获得了智慧，也就是说，修复了内在真实（性格）与外在真实（诸神或命运）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我们没意识到自主情结的角色，没意识到自然本性与选择间的不一致在持续扩大时，我们的生命才会是悲剧性的。

　　中年时多数的危机感就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造成。内在自我感与后天习得人格之间的差距太过巨大，以至于这份痛苦无法再加以压抑或补偿，于是发生了心理学家所称的补偿失效（decompensation）。人们会持续使用老旧的态度与策略，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的压力症状值得我们欢迎，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植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同时也是急切有力的更新讯号。

　　中年之路的转变发生于习得人格与自性（Self）[8]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可怕冲突。有过此种经验的人经常会恐慌地说：「我不认识自己了。」事实上，过去的人格将被未来的人格所替代。前者必须死去，也难怪会有这么大的焦虑。人在心理上受到召唤，旧的自我死去，新的自我重生。

　　死亡与重生本身并不是终点，那是一条通道。我们必须走过这条中年之路，才能实现我们的潜能，并获得熟年的活力与智慧。因此，中年之路代表着内在的召唤，从暂时的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从谬误的自我走向真实的道路。

　　如上所述，中年之路是以某种由下而上的内部压力为开端。正如地壳板块的移动，彼此摩擦并累积压力后，结果爆发了地震。人格的板块也同样会产生碰撞。此时，后天习得的自我感，连同其感知与情结及对内在小孩的防卫，开始与寻求实现的自性产生摩擦。

　　这些地震波的涟漪可能会被防卫性的自我意识给打发，然而压力却不断增长。通常人们在意识到危机之前，讯号与征兆就已经存在了。工作带来的忧郁、酗酒、用大麻助性、外遇、频繁换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翻、忽略或者逃避内在的压力。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这些症状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指向伤口的箭头，也显示出有一种健康的、自我调节的心灵正在运作。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是「最终必须被理解成一个尚未找到意义的灵魂所受的痛苦」[11]。这并不是说人们应当追求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指痛苦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人们必须去找到它的意义。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邦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因为反对希特勒（Hitler）而殉道。他从芬斯堡夹带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出来。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深深苦恼：上帝以某种方式创造了这个集中营及其可怕的环境吗？他了解到，自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他明智地下了结论，他的任务是理解并穿越这层恐惧，并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出上帝的意义。[12]

　　所以，有人可能会说，在承受来自心理的内部压力时，我们不可能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人必须找到冲突的意义，这些不同自我面向的碰撞，是中年之路的必然结果。这种命中注定的碰撞，这种死后的重生，会让新生命从中诞生。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过得更有意识，并从痛苦中奋力找到意义。

　　中年之路的觉醒发生于我们的意识层面产生激烈冲击的时候。我曾见过许多人走向中年之路的原因是罹患了致命的疾病或者丧偶。但也有人到了五六十岁还依旧无知，他们被自己的情结或集体价值所支配，将中年之路带来的问题挡在门外。（我在下一章会加以举例。）

　　与其说中年之路是一个时间事件，倒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文中两个关于时间的单字，chronos以及kairos，指出了两者的差别。Chronos是事件顺序的时间，kairos是深度意义的时间。对美国人来说，1776年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年分，它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历史。[13]当人们不能再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单纯的线性进程时，中年之路就发生了。我们保持无知的时间越久──这点在我们文化中很常见──我们就越容易把生命当成朝向某个模糊终点的连续进程，认为意义会在人生的终局显现。当人在意识层面受到冲击，作为时间垂直面向的kairos，就会贯穿生命的水平面向，他的生命将获得一种深度的视角：「我究竟是谁？又要往哪里去？」

　　当人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就开始了。这个问题曾环绕在孩子的心里，但随着时间而忘记。当人被要求面对这些曾经逃避的问题时，中年之路随之展开。自我认同的问题复返，人们再也不能回避这项责任。同样地，中年之路也开始于我们自问这个问题的时刻：「除了我的过往及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我到底是谁？」

　　由于我们心里把生活看做自动呈现的当下，因此我们很容易被过去所定义和支配。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家长、工作者，因此我们会将自己的认同投射到角色上。因此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传小说中这么开头：「我们谈着田纳西州诺西维尔的夏夜，当我住在那里时，我成功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孩子。」[14]在我们还是孩子时，都曾提过各种大哉问，当时我们安静地观察大人，夜晚躺在我们的床上，对于活着感到忧喜参半。但学校的重担、父母的教养与社会适应的过程，却逐渐用单调的期待与文化规律取代了孩子对生命的惊奇。阿吉在序言的结尾中谈到他被大人抱上床的情景：「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且深爱着的家人，但〔他们〕不会，现在不会，也永远、永远不会告诉我，我是谁。」[15]

　　这类大哉问为我们的生命赋予了价值与尊严。如果我们把它忘记，就会将自己交付给社会习俗、逐渐落入平庸，最终绝望。如果我们有幸受够了苦，我们就会不情愿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再次复返了，并为此吃惊。如果我们够勇敢，够关切我们的生命，或许就能走过痛苦，拿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虽然有些人是透过灾难性的事件才遇见了命中注定的这场相遇，但很早之前他们就收到了预警。我们脚下的大地轻微颤动，那很容易在一开始被忽略。地震预报是内部压力的先导，它在我们充分意识到之前就存在了。

　　我认识一个人在他28岁的时候就达成了他所期待的事：博士学位、家庭、出版自己的书、一个很好的教职。他的首次预警是无聊与失去活力，但他多年后才发现。因此他做了多数人会做的事，那就是重复做一样的事。在下个十年里，他写了更多书，生了更多小孩，转任到更好的职位。这些事情都可以被合理化，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它们都富有生产力，而且我们也会把个人的认同感投射在这些传统的职涯阶梯上。当他37岁的时候，逐渐累积的忧郁猛烈地爆发，他经历了几乎完全的精神衰弱，失去人生的意义。他辞掉工作，离开家人，到另一个城市开了一间维多利亚风的冰淇淋店。他是不是过度补偿了先前的生活呢？他是否压抑了中年之路召唤他去回答的有益问题呢？还是他刚好找到了度过第二人生的最佳解答？只有时间和他自己能给出答案。

　　地震波通常在20岁初期就会出现，但它们很容易受忽略。生活总是充满琐事，前方的路向我们招手，一切变化快速，付出更多很容易，因此我们忽略了警告。人必须走过同样的轨迹好几次，才会知道那是圆形还是椭圆形。只有当一个人反复受苦，付出代价与副作用之后，模式才能被我们辨认出来。回首过往时，人们经常对当时的错误、天真与投射感到懊恼，甚至羞愧。但这就是第一成年期的样子：充满疏忽、胆怯、压抑、错误的假设，且经常伴随童年经历的无声作用。如果人不能向前迈进、犯下错误、一头撞上墙壁，那么他就永远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需要理解并原谅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若是后半生不够觉知，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

　　中年之路的召唤有许多重要的征兆或体悟，详如后。它们会自动发生，不受自我的意志管辖。它们悄然无息地出现，日复一日，惊扰了内在孩童的睡眠，而他们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需要凌驾一切。但它们代表着生命不可避免地朝向未知与自我实现的运动，即服从于天性及神秘性且有目的的过程，而它毫不关心神经质自我的期待。

　　如前所述，儿童期的特征是魔法思维。儿童的自我尚未经历社会的洗礼，对界线并不清楚。客观的外部世界与内部的主观世界经常混淆在一起。愿望似乎能够实现，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它们代表着儿童的自恋倾向，他们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的与幻想的思维，但对孩子来说，那完全健康而且美好。「我会身穿白纱嫁给王子。」「我会成为太空人。」「我会成为有名的摇滚明星。」（试着回忆一下你童年时的魔法愿望，想想它怎么影响了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孩童的魔法思维会认为：「我是不朽的。我不仅会名利双收，而且还会远离老死。」这种思维会延续到十岁，尽管有些褪色。这种自以为优越与特殊的幻觉，会在其他孩子表达出不以为然时受到打击。（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为我会取代乔．迪玛吉欧[16]〔Dimaggio〕成为纽约洋基队的中外野手，唉，但神却把必要的技巧送给了米奇．曼托[17]〔Mickey Mantle〕。）

　　经过青春期的痛苦与困惑，孩童的魔法思维受到了一定的磨损。然而未经考验的自我依旧存在，并展现出我们现在所称的英雄思维，它的特点是强烈的现实主义，但也带有相当大的期望，将伟大成就的幻想投射于未来。人们可能会看见父母婚姻的遗憾结局并得出总结：「我懂得比他们多，所以会做得比他们好。」人们也可能依旧期待自己成为CEO，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成为了不起的父母。

　　英雄思维很有用，因为人们若是怀疑自己无法通过眼前的试炼与失望，谁还能启程走向成人之路？我还没被邀请去对毕业生演讲过，通常这类演讲都很讨厌，但若真有机会，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真相。谁能忍心对这群殷切期待的脸孔说：「几年后你可能会讨厌自己的工作，你的婚姻像在牢笼，你的小孩会令你苦恼，你可能会感到生活充满许多痛苦与疑惑，多到你想为它写一本书。」谁能对那些天真的追梦人说这些话？即使他们会和自己的父母走在同一条充满困惑与崎岖的道路。

　　英雄思维，连同它的希望与投射，几乎没有受到世界运作的方式所考验，它帮助年轻人离开家庭，投入他们必须投入的生活。年轻的华兹华斯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他写下「年轻就是天堂」[18]。几年之后他将鄙视拿破仑政权夺走了革命的成果。而疲惫不堪的战士T．E．劳伦斯（T.E. Lawrence） 则看到他贫瘠的希望被和平会议上的老人给出卖。但年轻人依旧向前走，如同他必然的命运：跌倒，而后重头来过，笨拙地走向与时代的约定。

　　当孩童期的魔法思维与青春期的英雄思维不再与所经历的生活一致时，中年之路就开始了。那些35岁以上的人经历了大量的失望与心痛，比起青春期的爱恋破灭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处于中年的人都曾目睹投射、希望与期待破灭，经历过天赋、才智及勇气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维特征可以通俗地称为现实思维。现实思维给了我们洞察力。希腊悲剧曾向我们演示过，主角最终虽然会变得富有，但却迎来了毁灭。因为他回到了与诸神的良好关系中。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李尔王（King Lear）并非坏人，他是一个笨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他对谄媚的需要蒙骗了他，尽管他变得更富有，但却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代价。

　　因此生活召唤人们采取一个不同的角度，沉淀我们年轻时的傲慢与自大，教导我们如何区分希望、知识与智慧。希望是基于可能发生的事。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智慧通常使人变得谦卑，不再膨胀。举例来说，苏格拉底（Socrates）的智慧就在于他了解自己的无知。（但他的「无知」却远胜过他同时代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的确信。）

　　中年期的现实思维有着必要的目标，亦即恢复平衡，使人和宇宙重建谦卑但有尊严的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曾说，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时开始的。它源于一个想法，脑中的一句话，当中的真理不言而喻。那个想法是：「我的生命永远不会完整，只会由不同部分所拼凑。」他的心在向他宣告，年轻时膨胀的期望永远不会达成。认识这件事可能会让人感到失败，但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受到触动并进而提问：「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假设有机会活过完整的一生，人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身分认同。借由尽量拥有稳定的生活来应对存在性焦虑，这是自我的自然计划。但是生命的本质显然会假定并要求改变。大概每七到十年左右，我们的身体、社会与心理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比如，你可以想想自己在14、21、28、35岁时的模样有何不同。尽管我们的发展都分布在一个连续的向度中，人人不同，但我们确实有共同的阶段要走过。为这些周期进行概括，并辨识出每个阶段的社会与心理议程是可行的。尽管自我傲慢地假定它是生命的主宰，而它的期待也将持续好些年，但显然地，有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历程，将带来重复的死亡与再生。承认变化的必然性并加以配合，这是美好且必要的智慧，只是我们天生倾向于抗拒成就的消逝，想要加以留住。[19]

　　几年前，盖儿．夏希（Gail Sheehy）的著作《过渡阶段》（Passages）颇受欢迎，这证实了周期性变化这个主题的重要。然而，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乔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及其他社会学与人类学家的观察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了神话的地图，而后者能帮助我们在更广大的脉络中自我定位。如果失去了诸神的愿景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现代人就会漂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没有指导、没有楷模，也没人帮忙。因此，召唤死后重生的中年之路经常以恐惧和孤独的方式被人所体验，因为不再有通过仪式，也没有同样无助的同侪可以提供协助。

　　人生中除了许多要求某种形式的死亡的次阶段外，还有四个比较大的阶段，它们可以明确界定人的身分认同。

　　第一个认同阶段是童年，其主要特征是自我对父母于现实世界的依赖。生理依赖显而易见，但心理依赖更为巨大，因为孩子会认同他的家庭。无论各部落在地域、文化和意识型态上有多不同，他们都会发展出深具意义的通过仪式，帮助成员从儿童期的依赖走向成人期的独立。

　　虽然启蒙的方法存在着差异，但传统的通过仪式通常包含六个阶段。简单来说，它们是：

⑴ 与父母分离，通常会借由仪式性的绑架来达成 ；

⑵ 死亡，杀死儿童期的依赖 ；

⑶ 重生，赋予个体新生命，尽管他还未发展成熟 ；

⑷ 教导，告诉新成员关于部落的原始神话，给予他精神上的定位，以及狩猎、生育小孩等知识，这是成人生活的必备 ；

⑸ 考验，最常见的是进一步的分离，以便使新成员学到他内在有股力量可以面对外界的任务 ；

⑹ 回归，人们带着必要的知识、神话基础与内在力量重新进入社群之中，以便扮演某个成熟的角色。新成员通常会被赐予一个新的名字，以配合这场激进的转变。

　　启蒙仪式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与父母分离；传承部落的神圣历史，以便提供精神的根基；为成年期的责任预作准备。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失去了进入成年期的有意义通过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的依赖期都延长了。我们的文化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无论如何已丧失了神话的停泊处，我们只能在20世纪传递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自恋的信仰，连带某些电脑的技能给下一代。这些事物都无法提供救赎，无法提供与大地的连结及其伟大的律动，无法对我们的中年旅程提供深度或意义。

　　第二个认同开始于青春期。但失去了传统通过仪式的协助，年轻人会在精神上感到困惑，其自我也变得不稳定。新生的自我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很容易受到同侪与大众文化的影响，这两者都由困惑的青少年所组成。（许多治疗师认为，青春期在北美洲已从12岁延伸到28岁。在历经26年的教授生涯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文化角色主要是作为具保护性的容器，让学生得以充分巩固他们的自我，以便能实质性地从对父母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与恨多数都转移到了自己的母校。）

　　因此，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自我，让年轻人获得足够的力量离开父母，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并为了达成自己的生存与欲望而奋斗。这样的人必须对世界说：「雇用我！和我结婚！信任我！」然后证明自己值得对方这么做。有时人在中年时还未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远离依赖并进入世界。有些人依旧跟父母同住，有些人缺乏必要的个人力量与自我价值来开展亲密关系，还有一些人则缺乏足够的力量与决心来完成工作任务。对这些人来说，身体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年，但他们的深度时间（kairos）仍然处于童年。

　　我把大概12岁到40岁这段时间称为第一成年期。那些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缺乏清晰自我感的年轻人，只能试着把自己扮演成其他大人。有些人以为效法自己的父母，或者拒绝成为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成为大人，会有这种错觉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有一份工作，结了婚，成为了父母与纳税人，那么他们肯定会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但事实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儿童期的依赖部分被隐藏了起来，并投射在成人期的角色上。这些角色有点像平行隧道。人们离开青春期走向成年时，会假设他们能借此确认自己的身分，提供满足感，并安抚对未知的恐惧。第一成年期事实上可能会延伸至人的一生，它是暂时性的存在，缺乏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个体的深度与独特性。

　　这些隧道并不等长。只要被投射的身分认同与依赖性依旧有效，隧道就会持续下去。你不可能告诉一个有好工作、结了婚且准备养育第二个小孩的30岁成人说，他还处于延长的儿童期。父母情结和社会提供的角色权威有强大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人把探索现实生活的投射吸引到它那里去。如前所述，自性，这个人人皆具的神秘历程会召唤我们成为自己，而它经常透过症状的方式显露自身，例如丧失活力、忧郁、突然暴怒或过度消费，但投射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致人们可能会将这趟旅程中所遭遇的麻烦问题置之不理。这是多么可怕啊！当投射失效，此人就无法再回避自性的挑战。那时，人们就得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失控了。自我从不受控，它是被父母与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由对社会角色的投射所支撑，而这些投射是由文化所提供的，专门给那些即将成为大人的人。只要这些角色还具有规范性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还能运作，个体就能成功遏止与先天的自性相接触。

　　第三个认同阶段是第二成年期。它会在人的投射瓦解时产生。背叛感、期待破灭、空虚以及意义丧失，都会随着投射的瓦解而出现，而这产生了中年危机。然而，就是在此危机中，人获得了成为个体的机会，超越了父母、父母情结以及文化习惯的决定论。很不幸地，心灵的退行[20]力量以及对权威的依赖，经常使人陷于这些情结的牢笼，也因此冻结了发展。在对老人家进行心理治疗时会遇见两类明显的议题：他们得面对失落和预期中的死亡。对当中的某些人来说，生命依旧是一个挑战，值得好好奋斗；但对其他人来说，生命则充满了苦涩、遗憾与恐惧。前者无疑是那些曾有过早期挣扎、经验过第一成年期的死亡，并接受生命更大责任的人。他们会更有意识地度过余生。那些回避第一成年期死亡的人则被第二成年期所困扰，害怕他们的生命缺乏意义。

　　第二成年期的特征会在后面的章节充分讨论。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暂时性的身分认同被抛弃，假我死去，第二成年期才会开启。这些失落所带来的痛苦会在随之而来的新生活获得补偿，但处于中年之路的人可能只会感觉到濒死的痛苦。第四个认同阶段是人的必死性，包含学习与死亡的神秘共处，这将在后文中讨论，但在第二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现实是必须的。

　　第一成年期之死的好消息是，人能够重拾自己的生活。这是将遗留在童年期纯真时光的东西加以寻回的第二次机会。从直面死亡而来的好消息是，我们的选择确实相当重要，而我们的尊严与深度也确实源于海德格（Heidegger）所说的「向死的存在」[21]。海德格对本体论处境的定义并非病态，而是承认了我们拥有朝向未来的天性，承认了生与死是一个辩证过程。

　　另一种看待这些转变中的认同的方式是去为其不同的轴心做分类。在第一阶段，亦即儿童期阶段中，运作轴心是亲子关系。在第一成年期里，轴心则位于自我与世界之间。自我是一个人的意识存在，它会奋力地将自己投射在世界中，并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舞台。儿童期依赖此时已被赶进无意识里，并投射在不同的角色中，而人也会优先在外部世界寻找定位。在第二成年期，亦即正处于或已走过中年之路的阶段，轴心连接着自我与自性。对意识来说，它很自然地认为它知晓并主导一切。当其霸权被推翻后，谦虚的自我便开始了与自性的对话。自性或许可被定义为有机体的目的论追求。这是一个我们永不可能理解的奥秘，而它的展开将提供我们短暂一生中所体现不到的壮丽。

　　第四个轴心是自性──上帝，或者你愿意，称自性──宇宙也行。这个轴心被宇宙的奥秘所建构，它超越了个人所能体现的神秘。人若少了与宇宙剧本的联系，就会受限于无常、肤浅与枯燥之中。由于多数人所继承的文化并未提供神话的中介，无法将自我安置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因此个体更加需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这些转移中的轴心描绘出灵魂的巨变。当我们不自觉地从一个轴心被扫至另一个轴心时，困惑，或者恐惧就会应运而生。但我们人性的本质似乎会强迫我们在这出伟大的戏剧中走向越来越宏大的角色。

　　投射是心灵的基本防卫机制，一种源于无意识将其内容投射出去的策略。（「投射」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pro + jacere，意指「在之前丢」[22]。）荣格曾写道：「一般而言，投射的心理原因经常是被激发的无意识在寻求表达。」[23]荣格在他处说道：「投射从来不是人为的，它会自己发生，就在那里。在我身外的黑暗中，我发现了属于我自己的内在或心理生活，我却没有认出它来。」[24]

　　面对恐怖的外在世界与未知的广大内在时，会自然地将焦虑投射给父母，并相信他们是全知而且全能的。当我们被迫离开父母亲时，我们会试着将知识与力量投射给体制、权威人物以及社会化的角色（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隧道）。我们假定只要像大人物那样行动，我们就能成为大人物。刚进入第一成年期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大人物经常只是拥有大人身躯与大人角色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会相信他们就是这个角色，那些比较不膨胀的人会察觉到自己的不确定感，而那些正处于或走过中年之路的人则会体验到投射的瓦解。

　　在许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见的投射对象是婚姻、教养和生涯体制。关于投射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稍后会加以讨论，但也许没有哪种社会结构和婚姻一样，有这么多的无意识包袱。在婚姻的祭坛上很少人意识到自己巨大的期望。没有人会大声说出这些隐藏的期望：「我希望你让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希望你永远陪在我身边。」「我希望你读懂我的心并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我希望你能包扎我的伤口并填补我生命的缺憾。」「我希望你能使我获得完整，让我圆满，并疗愈我受伤的灵魂。」就像前述那些不能在毕业典礼上说的真相一样，这些隐藏的期望也不能在婚礼中说出口。要人承认这些不可能满足的期待实在太尴尬了。多数婚姻是被这类期待压垮而结束的，而那些没有结束的婚姻则经常伤痕累累。距离、想像与投射共同喂食着爱情，婚姻则啜饮着相似、邻近与共同性。

　　罗伯特．强森（Robert Johnson）在《他》（He）这本书中指出，多数现代人已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话体系，并将灵魂的需要转移至爱情之中。[25]没错，从儿童期开始，我们内在就携带着爱人的形象，并把他投射在那些能接受我们无意识素材的人身上。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所言：

　　自我首次听见爱情故事起，我便开始寻找你，

　　不知道这有多盲目。

　　爱人并非最终在某处相遇，

　　而是一直在彼此心里。[26]

　　每天和另一个人过生活会自动消磨掉我们的投射。我们对这个人交付自己的灵魂，在亲密关系中向他敞开心胸，结果却发现他只是跟我们一样的凡人，会恐惧、有需求，也会投射出沉重的期待。任何亲密关系都乘载着巨大的负担，因为它们和曾经是我们亲密他者（Intimate Other）的父母很相似。我们并不希望把伴侣当成父母，毕竟，我们花了许多力气想远离父母。但爱人却成为了那个亲密他者，成为我们不知不觉中投射出同样需求与动力的对象。那么，人们最终会尽量选择某个很像或不像他们父母的人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父母情结总是在影响我们的选择。当手持《圣经》的伴侣宣告婚姻将使他们远离母亲与父亲时，[27]这远比他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因此，对亲密他者的滋养、赋能与疗愈的投射只能被部分撤回。无声的希望与日常的现实，这两者间的差异在中年之路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

　　另一个接受了沉重的身分投射的角色是亲职。我们中的多数人相信，自己能避免父母亲所犯的错误。但我们都无可避免地将自己未活出的生命投射给子女。荣格观察到，一个孩子所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亲未活出的生命。直升机父母就是当中的典型，但其同样潜在的危害是父母可能会忌妒孩子的成就。因此会用持续不断的讯息，公开或隐藏的都有，来轰炸这个孩子。孩子会承受父母的愤怒与伤害，并遭受各种操弄与胁迫的痛苦。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待那个孩子要让我们高兴，实现我们的生命，并将我们带往更高的成就。

　　此时我们踏上了中年之路，我们的孩子来到了青春期，长着粉刺、板着脸、叛逆，且通常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没礼貌，他们生气地拒绝我们的投射。如果我们理解父母情结对个体走向成人之路的旅程是个阻碍，充满许多困难和危险，我们就能明白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伸是正确的。然而，对当个好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生活的摩擦在中年之路上造成了进一步的痛苦。如果人能回忆起自己曾希望父母亲知道的事，也就是孩子只是借由我们的身体与生活来通往他们生命的奥秘，这样的失望才可能平息。当处于中年期的父母能接受这一点，教养中的矛盾才会取得合适的观点。

　　佛洛伊德（Freud）相信，工作与爱是心智健全状态的必要条件。我们的工作代表着产生意义或否决意义的重要场合。如果梭罗（Thoreau）很久以前所说的是对的，他说多数人活在安静的绝望之中[28]，那么其理由肯定是，工作对多数人来说不仅有失尊严，而且士气低落。即使那些取得梦想职位的人，也常为倦怠所苦。我认识许多成为商业经理或资讯工程师的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爸妈、监护人或这个浮躁的社会似乎在要求他们这么做。但无论是那些达成梦想的人，或那些被迫满足他人期待的人，烦闷感都会在我们的职涯中滋长。对每个有志在生涯阶梯上大展拳脚的人而言，上头都有一个身心耗竭的高管在渴求着不同的生活。

　　人的生涯就和婚姻与亲职一样，是下列投射的主要载体：

⑴ 身分认同。借由某个明确专业而得到确认。

⑵ 情感滋养。人被多产的工作所喂养。

⑶ 超越性。人借由接续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

　　当这些投射被消融时，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再也无处安放，那么他就来到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是传统，性别角色越是固定，伴侣就越有可能感受到另一个方向的召唤。丈夫已来到了职涯的顶峰，开始把公司看成一座停车场。他会很高兴地慢下脚步准备退休。而妻子则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了家庭，她感觉受骗，不被赏识而且未曾发展，想回学校或者重找工作。对男性来说，中年的工作议题经常导致忧郁症，以及希望与野心的破灭。而重回职场的女性则会对自己能否胜任，也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感到焦虑。同样地，这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主要认同的投射领域已经让每个人都感到精疲力尽，并希望有个新开始。好消息是此种不满所带来的更新将会来临，而个体潜能中的另一个面向将会向我们叩门，使人人都能受益。更坏的消息是，原先的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个投射给取代，但即使如此，人也与自性的约定更靠近了一些。如果配偶对改变感到恐惧，并因此抗拒改变，那么，他肯定会与生气且忧郁的另一半生活在一起。在婚姻这个大锅中，改变不见得会往好的方向去，但改变必然会发生。否则婚姻就无法维系，特别如果是它阻碍了某一方的成长的话。

　　另一个必须在中年期消融的投射是把父母亲的角色当成象征性的保护者。通常在来到中年后，父母亲的力量已经衰退或消失。即使亲子关系有困难或有隔阂，父母依旧象征性地提供了一道看不见的心理栅栏。只要父母的形象依旧活跃，对抗未知与危险世界的心理缓冲就会存在。若它被移除，人经常会感觉到焦虑在一旁吐息。我有一个个案，她在40岁出头时经历了恐慌发作，因为她当时70多岁的父母决定和平离婚。他们的婚姻从没好过，这她也知道，但那依旧提供她一个无形的护盾去抵抗广大的世界。即使这件事是在他们过世之前发生，但离婚依旧打破了这个无形的屏障，让她的中年更感孤独与被遗弃。

　　虽然许多种类的投射未能成功活过第一成年期，但关于婚姻、孩子、职涯与作为保护者的父母等期待之事落空，则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玛丽──路薏丝．冯．法兰兹（Marie-Louise von Franz）的《荣格心理学的投射与重聚》（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中，她提到了投射的五阶段。[29]

第一，人深信内在的（无意识）经验是外在造成的。

第二，人慢慢认识到，他所投射的意象（例如：陷入情网）与外在现实有落差。

第三，人需要承认这个落差存在。

第四，人被迫下结论，自己确实在一开始犯了点错。

第五，人必须在内心中寻求这个投射能量的来源。

　　最后一个阶段，亦即寻求投射的意义，经常包含着寻求更伟大的自我了解。

　　投射的侵蚀，及其所代表的希望与期待的撤回，经常使人痛苦。但那是获得自我了解的必要前提。当外在世界能拯救我们的希望破灭后，才会产生应该自我拯救的可能性。对每个蹒跚地寻求成人世界援助的内在孩童来说，都会有一个潜在的大人能为那个孩子负起责任。[30]借由对投射内容的觉察，人就往摆脱儿童期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成年期的普遍态度是将年轻时的膨胀感投射给模糊的未来。当精力疲乏时，这件事就很容易消失。或许前一晚没有睡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表现虽然没变，但精神恢复得有限。接着会出现轻微的疼痛和持续的紧绷。

　　年轻人通常不把身体当一回事。它就在那里为我服务并提供保护，需要时就可以大肆利用，反正它会自我修复。但突然有一天，人会发现，有个不可避免的转变竟不顾我们的意愿发生了。身体变成了敌人，成为我们投射的英雄剧中不情愿的对手。心里的希望依旧，但身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回应。正如叶慈（Yeats）的哀叹：「将我的心烧毁，他因欲念而成病／受缚于一只垂死的动物。」[31]身体曾是自我谦卑的仆人，此时却成了阴沉的对手，人感觉自己被身体给捕捉。无论精神多么希望遨翔天际，阿佛列．诺斯．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身体的连动性」（the withness of the body）[32]都会将人唤回大地。

　　时间也是如此，那曾经可供无止尽的玩乐之地，永远复返的阳光，同样成为了陷阱。突如其来的转捩点，使人不仅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与必死，也认识到人永远无法完成心里想要追求的成就。「只有部分的拼凑，永远不会完整。」我的朋友这么下结论。美好的身体，是埋尸之所；无尽的夏日，突然成为凛冬，这种对有限性与不完整的感知，宣告了第一成年期的结束。狄兰．汤玛斯（Dylan Thomas）以难忘的美丽诗句写下了这样的转变：

　　我心无忧，在羔羊般洁白的日子，时间会在我手的阴影下牵着我

　　攀上满是燕子的阁楼，

　　月亮正在升起，我并不急着睡

　　我应该听见他与高处的原野一起飞翔

　　醒来后农场已经飞离了这片没有孩子的土地。

　　噢，在他的慈悲中，我曾年轻快活，

　　时间使我长青与死亡

　　尽管我身披镣铐也如大海般歌唱。[33]

　　当时间被突然收紧，人知道自己是个凡人时，生活的有限性突然变得不可忽视。童年期的魔法思维，与延长的青春期，也就是第一成年期的英雄思维，被证明不足以面对现实生活。扩张且专断的自我将童年期的不安全感错误地转变为夸大感。「名声：我要长生不老，我要学会飞翔。」新生自我对不朽与成名的渴求，恰与儿童期对世界的恐惧与无知成正比。同样地，中年的酸苦与忧郁也与投注在童年幻想的能量彼此相关。

　　自我需要在浩瀚且未知的宇宙中建立一个立足点。就像珊瑚礁是由骨骼的碎片累积成的，自我也搜集了经验的碎片并建成一个结构，以便在巨浪中保持稳定。自我意识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它必须抵挡生活向其席卷而来的压倒性经验，并用夸大感来补偿不安。在不安感中，伟大妄想可以保护我们在睡梦中不被黑暗所侵扰。但是在平凡中挣扎，却是中年人的苦涩。即使是那些颇具声望的人，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把小孩逼疯的人，也跟其他人一样，无法从局限、消风以及平凡的感受里豁免。如果权力与特权能给我们平安或意义，或甚至能延长满足，那么我们所投射的婴儿期愿望还会有一点回报。

　　另一个对年轻人而言与自我有关的希望，是对完美关系的企盼。虽然人们曾看过周遭有许多不完美的关系，但我们仍认为我们比较聪明，能做更好的选择，更能避免落入陷阱。《古兰经》说：「你认为自己无需经受前人曾面对的考验，就能进入至福的乐园吗？」[34]我们认为那些建议只适用于其他人。这个主题我们稍后会再加以论述，中年期望的第二次大消风就是亲密关系的局限。那个能满足我们需求、照料我们、总是陪伴我们的亲密他者，现在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和我们一样，有各种需要，并且投射了几乎相同的期望在我们身上。婚姻通常在中年期结束，而其核心原因就是童年的巨大期望被加诸在两人之间的脆弱结构上。其他人不会也无法满足内在小孩的夸大需要，因此我们感觉到遗弃与背叛。

　　投射体现出我们内心无人认领或者未被认识的事物。生活自有办法消解投射，而人必须在失望与寂寞中，开始为自己的满足感负责。外面无人可以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或疗愈伤痛。但我们内在却有一个很棒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认识的人，他已经准备好且愿意成为我们永远的伴侣。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期的希望与期待已然破灭，并承担起为自己寻找意义的责任时，第二成年期才会开始。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承认自己的核心议题是嫉妒。从定义来看，嫉妒是认为别人拥有了他所渴望的东西。这个男人曾在童年期遭受真正的剥夺，他因此负面地定义自己：「他人的完整就是我的缺失。」认识到童年无法再来，过去无法改变，没人能神奇地填补内在的空洞，这肯定让人痛苦。但这却开启了通往疗愈的可能道路。困难的部分是去相信人的心灵足以疗愈它自己。人迟早得信任自己拥有的资源，否则就会持续错误地追求儿童期幻想。放下那些永生、完美与夸大的幻觉会对人的精神与亲密关系造成负面伤害。然而，在体验到自我与他人的疏离时，那份孤独将使我们认出内在本具的宏大。

神经症的体验

　　正如浪漫爱可以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的疯狂，使人们基于短暂的情绪做出相守一生的决定，中年之路的骚乱也有点像精神崩溃，人会在其中表现得像个「疯子」或者变得离群索居。如果我们了解到，此人对生活的假设正在崩塌，暂时性人格的各种策略面临失调，世界观也分崩离析，那么他的痛苦挣扎就是可理解的。事实上，人们甚至可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理解了情绪的背景，世间就无所谓的疯狂。情绪并不是我们选择来的，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它们自有其逻辑。

　　精神病院中有个病人重复地对着窗户丢椅子。他因此被认定想要逃跑，从而受到捆绑。但是在仔细地询问过后，结果竟是他认为空气正从他的房间内被抽走，所以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心理上的封闭感象征性地转化为幽闭恐惧症。考虑到这个情绪前提，他想呼吸更多空气的企图很合乎逻辑。当他搬到更宽敞的地方时，就觉得安全多了。他的行为并非疯狂。他很合逻辑地把封闭与窒息的心理经验给演示（acting out）了出来。

　　因此，在中年之路上，当大量的情绪突破自我边界时，我们经常会具体化那些原先象征性受到的伤或忽略。有个男人和他的秘书私奔了，他很害怕自己的内在生命，也就是他遗失的女性面向会永远消失。[35]因为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意识状态，因此他将遗失的内在女性投射到外在的女人身上。某个罹患忧郁症的女人将她内在不受欢迎的愤怒转移，攻击身边唯一亲近的人。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她疯了，但她没有。他们只是在现实地图无法匹配内心疆域时，对困扰自己的巨大需求与情绪做出回应。

　　有一个绝妙的例子可以用以说明有意义的疯狂，那就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短篇故事《狂热者伊莱》（Eli, the Fanatic）[36]。故事的场景是二战之后，那时世界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伊莱是一名美国郊区的知名律师。当一群集中营的生还者被安置在他的小镇时，伊莱被派去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种族认同。但他却反过来发现了自身认同的空虚，以及他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浅薄连结。最终他卖掉了自己的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西装，换上了老拉比的破旧服装，并走到大街上吟颂着自己的圣经名字。故事的最后一幕描绘了他受到监禁并注射了强力镇定剂。他被判定发疯，但事实上他只是抛弃了他的暂时性认同，摆脱了跻身上流的陷阱和投射，将自己重新安置于古老的传统之内。由于他的新身分和大众所接受的模样并不一致，他就被认为是「疯子」，而他的新意识则需要被治疗。我们可以像华兹华斯评论布莱克（Blake）那样来评论他：「有些人认为他疯了，但相较于其他人的理智，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37]

　　后天习得的自我及其策略与投射，它和隐身在个人史之下的自性的要求，两者间的裂缝越来越大，这样的经验众所周知，因为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与自己的疏离。「神经症」这个词，是由18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卡伦（Cullen）所创造，用以说明我们经验到的症状是神经性的。但神经症，或所谓的精神崩溃，和神经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是用来描述内在心理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抗议的术语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会经验到「我们是谁」与「我们应该是谁」这两者的分裂。神经症的症状会表现为忧郁、物质滥用或破坏性行为，而人们会尽量地加以否认。但症状会重新聚集能量并开始自主运作，脱离自我意志的掌控。就像我们告诉一个节食中的人不要饿肚子一样，要求症状离开也是徒劳的。即便总是事与愿违，症状仍然有其意义，因为它以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我们渴望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受症状所惊吓的个体会希望重获曾经运作良好的自我感。但治疗师知道，症状是有用的线索，可以找到受伤或被忽略之处，并为后续的疗愈指出方向。治疗师还知道，当我们能面对中年神经症的体验时，就会迎向巨大的转变。正如荣格所言：「神经症的爆发并非偶然，一般来说，它最为关键。它是要求重新做出心理调适以及进行新适应的时刻。」[38]这暗示着，是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个痛苦，而那全是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我经常想起一个女人的梦，她在65岁时接受了第一次分析，就在她丈夫去世后。她在一段有力且积极的父女关系影响下成长，有着强大的父亲情结。她丈夫比她年长几岁。很自然地，她因为这两人的离世而悲痛。她向一位牧师寻求安慰，而牧师建议她接受心理治疗。一开始，她以为治疗可以带走她的痛苦。一如预期，她投射了大量的权威在治疗师身上。

　　经过几个月的分析后，她作了一个梦，梦见她和过世的丈夫一起旅行。当两人来到有座桥的小溪边时，她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包。丈夫继续往前走，她独自回去拿钱包。待她回到桥边时，旁边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他们两人一起过了桥。她向陌生男人解释道，她丈夫走在她前面，而且已经去世了。「我好孤独，非常孤独。」她悲伤地说。这陌生人却回答：「我知道，但那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在这个梦以及后续的报告中，作梦者对这个陌生人非常生气，因为他似乎对她的哀恸无动于衷。但我却对这个梦感到兴奋，因为它显示出明确的心理转变。虽然她的父亲与丈夫已经去世了，但他们依旧主导着她的自我界定。她的父亲情结虽然看似温和，但却构成了某种外在权威，阻碍着她去找到真正的自己。这个未知的陌生人再现了她内在的男性原则，也就是阿尼姆斯（animus），他受到父亲情结的影响而一直未能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了心灵具有自我调节的智慧。她的自我所受的痛苦，促成了某种内在成分的生长，不再受制于父亲的支配。当她启程去要回自己的身分，并寻求她自身的权威时，她的中年之路在65岁时开始了，而这两者都是成年期的必要条件。

　　另一种看待神经症的方式，是认为痛苦源于解离的程度太巨大。在回应童年社会化历程与外在现实压力的过程中，我们与自己越来越疏远。内在的抗议被外在现实的重担给压制。但中年之后，对灵魂的伤害与忽视可能会让部分心灵奋力抵抗进一步的侵逼。这个抵抗会显化为症状。与其用药物抹除它们的讯息，不如与之对话，促成荣格上面所说的「新适应」。

　　对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处灵魂暗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也就是此刻的痛苦其实对他们有益，就如上述梦境中的神秘男子所说的话。但在痛苦中或许可以找到前方的路。因为生命不是疾病，死亡不是惩罚，所以并没有解药。但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更具意义与丰盛的生命。

　　我想起一位曾遭受巨大痛苦的女人。她的身体畸形，日子艰难，遭遇过忽视与遗弃，有一连串依赖和羞辱性的关系。中年时她的世界崩塌了，她向内在寻找那个她从不认识的人。她用「碎片化」这个词来形容中年之路的磨难。许多人都曾遭受过这样的碎片化，可以理解的是，他们逃去了神经症的防御堡垒中，在改变的飓风前躲起来。但是当我询问这个感到自己变得碎片化的女人，在她经历这段痛苦的历程时她做了什么，她清楚地告诉我，她会顺利走过的，而且会拥有更真实的生活。我记得她说：「我对自己的这个部分说话，接着聆听。然后我和另一个部分说话，接着聆听。我试着学习心灵要我做的事。」

　　她提到心灵是活生生的存在，一个能指引她方向的女性。有人可能会说：「她听见声音了，那是思觉失调症。」刚好相反。可以这么说，我们都能听见声音。那是我们的情结在向我们说话，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不去认真聆听，就会成为它们的俘虏。这个女人正协助自我与自性展开对话，这场对话能够疗愈过去造成的分裂。她信任内在历程的能力不仅重要，而且罕见。诗人里尔克（Rilke）优美地提到，我们内在的恶龙事实上可能需要我们的协助：

　　我们怎能忘记所有民族之初的古老神话，那些神话中的龙在最后一刻都成为了公主。或许我们生命中的所有恶龙都是公主，只是在等着看见我们曾经的美丽与勇敢。或许每件可怕的事在其最深处都是无助的，它们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39]

　　体贴地给予帮助，能够将这些恶龙转化为更新用的能量。

　　回想一下荣格对神经症的定义：「其意义尚未被发现的痛苦。」[40]没有错，痛苦似乎是意识转变的前提。荣格在他处也曾指出，神经症是「不真实的痛苦」[41]。真实的痛苦需要与恶龙遭遇，不真实的痛苦意味着从那里逃离。

　　如果荣格和里尔克是对的，我认为他们没错，我们的恶龙象征着那些我们感到恐惧并威胁着要吞噬我们的事物，但它们也是被我们忽略的部分，可能会被证实具有极大的价值。如果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甚至爱之，它们将在后半生的旅程中以巨大的能量及意义回报我们。

　　当自我不再独揽大权，亦即认为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并且能掌控一切时，这无疑会导致人格面具和阴影展开对话。中年时期，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代表人格在社会现实与个体真实之间必须达成平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对社会生活条件的有意识适应。我们创造了许多人格面具，它们是必要的虚构角色。我们在爸妈面前是一个模样，身为受雇者是一个模样，在爱人面前又是另一个模样。虽然人格面具是与外部世界的必要连接，但我们很容易混淆旁人的人格面具与其内在真实，也会认为自己就等于那些角色。正如先前所说，当我们的角色改变时，我们会经验到自我感的丧失。人格面具会伪装成个体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正如荣格所言，那「不是真的：那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妥协」[45]。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它是我们社会化的自我，因此，当我们从外部世界的适应中抽离，在面对内在现实时，会感受到焦虑。因而中年之路在某个方面，会激进地改变我们与人格面具的关系。

　　因为前半生用了许多时间在建构与维持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内在的真实性。而阴影则代表了被我们压抑或遗忘的每件事。[46]阴影包含了所有深具活力但却有问题的东西，例如愤怒与性欲，当然也包含了欢乐、自发性与未点燃的创造之火。佛洛伊德精准地观察到，文明的代价就是神经症。社会的要求始于一个人家庭的起源，心灵的内容被分裂，阴影被延伸。阴影代表着社会集体价值对人的本性所造成的伤口。因此，面对阴影并加以整合，会为我们带来神经质分裂的疗愈以及个人的成长。正如荣格的总结：

　　迄今为止，人们依旧认为阴影是邪恶的根源，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经过审慎的研究，它不仅包含了道德上应受谴责的天性，也包含许多良好的特质，例如正常的本能、适当的反应、现实的洞察力、创造性的冲动等等。[47]

　　中年时，人已经压抑了自己人格中的大部分本性。例如，愤怒之所以经常在中年之路上爆发，就是因为人们过去常被鼓励压抑它。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字根angh，是「加以收缩或限制」（to constrict）之意。实际上，所有的社会化要求都代表着对自然冲动的限制，因此愤怒不断积累是可以预料的。但那些与自然冲动相关的心理能量去哪里了？它通常会助长我们盲目的野心并驱使我们用药物减低它的强度，或使我们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人们被教导生气是一种罪恶或道德缺陷，那么人就会与自己被限制时的真实经验产生分裂。愤怒若是能被承认或找到抒发管道，它将为改变带来巨大动力。此后，人们就会拒绝过着虚假的生活。经过了一辈子对人格面具的投注，遭遇到阴影中的愤怒肯定会令人不安，但自由去感受自身的真实，才是疗愈内在分裂的必要步骤。

　　遭遇到其他的阴影也很痛苦，因为人会被迫承认人格面具所不接受的各种情感，例如自私、依赖、欲望和嫉妒。在此之前，人可以否认这些特质并将其投射在他人身上，他很虚荣，她野心太大，诸如此类。但在中年时，自我欺骗的能力已经干涸。每天早晨照镜子时，我们都会看见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虽然与自身低劣特质的相遇可能很痛苦，但承认这些特质能使我们撤回对他人的投射。荣格认为，我们对世界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撤回我们的阴影投射。世界的错误就是我自身的错误，婚姻的错误就是我自己的错误，要想说出这类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但在这样的谦卑时刻，我们开始想去改善所居住的世界，并带来能疗愈关系和自己的条件。

　　与自己的约定也意味着回到过去，并拾起那些遗留在身后的事物：生活的愉悦、未开发的天赋、孩童时的愿望。如果人能把自己的心灵视为一幅马赛克，就会发现里头的碎片无法计算，更别说活出来了，但每一片都能治愈和奖赏受伤的灵魂。所以想学吉他的男人，想读大学的女人，或者想在夏日午后在湖面泛舟的任何人，人人都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无论当初是什么原因将它弃置不顾。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心理组成，但可以选择去珍爱或忽视其中的某项内容。但有许多人无法自由地承认他们内心的现实。我们缺乏了来自父母的充分肯定，或者父母拥抱生活的示范；我们内化了他们的忽略以及父母的禁令，使我们无法活出自己的潜能。中年时，允许自己活出自己的现实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都会死，时间都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责任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给我们巨大的力量去充分地活出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阴影的反叛是自性所做出的纠正，目的是将人格带向平衡。阴影是未活出的生命，而整合它的钥匙，是去了解它的要求源于自性，它不希望我们进一步压抑，也不希望我们把阴影付诸行动。阴影的整合需要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在社会中生活，但也要更加诚实地对待自己。借由人格面具的消风，我们学到从前的自己过着暂时性的生活。无论整合内在真理令人喜悦还是不快，对迎向新生活与重建意义来说都是必要的。

　　正如上面所提，中年时没有哪件事能比婚姻这类的长期亲密关系更具伤害性和令人失望的潜力。这类亲密关系背负着内在小孩的重担。我们在进入关系时怀抱着太多希望、需要以及面对失望的能力。每个人在中年回望过去时，都会对数十年前在婚姻与生涯上的选择感到不寒而栗，因为里头有太多处于无意识状态所做的决定。年轻人总是会坠入爱河，承诺终身，并生育孩子。他们还会继续这么做。但在中年之路上，许多人会开始真诚面对自己与伴侣，而这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事实上，很少有中年婚姻──如果它们能存活下来的话──未曾承受巨大压力。离婚可能是让我们走向中年之路的原因，或者婚姻会变成我们最主要的压力源。

　　为了更了解中年时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亲密的本质进行更深的反思。很显然地，被我们交付灵魂的人相当重要。此外，当代文化经常会假设婚姻与浪漫爱是同义词。从历史上来看，多数时候婚姻都是为了用来维护和传递价值观、种族生存、宗教传统和权力。被安排好的婚姻比起因爱而婚有更好的追踪纪录，因为爱情是难以捉摸的情感状态。同样地，只要死亡或命运不加以干涉，基于相互依赖的婚姻也能够运作良好。（我有一个前同事曾被大屠杀所摧残，后来娶了一个年纪比他小一半的女人来照顾自己，但彼此都觉得很满足。）事实上，从各方说法来看，基于工作需要的婚姻反而比那些基于浪漫期待与相互投射的婚姻更能长久维系。就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的：

　　当两个人处于最激烈、最疯狂、最虚幻与最短暂的激情之下，他们被要求发誓维持这种兴奋、异常且容易枯竭的状态，一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为止。[48]

　　下图展现了异性恋关系通常会有的互动。

　　在意识层面，双方的自我建立起关系，但我们不会在自我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爱情。这份荣耀落在阿尼玛与阿尼姆斯身上，他们是心灵中无意识的异性别元素。

　　简单地说，阿尼玛代表了一个男人内化的女性经验，最初是受到他母亲和其他女性的影响，同时也会被某些未知的或对他来说特别的东西给渲染。他对阿尼玛的体验，代表了他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代表了他的直觉、感受性生活以及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是她对男性原则的体验，受到父亲与文化的影响，但也存在其神秘和对她而言的个别因素。阿尼姆斯体现了她的务实性，她的才华以及她专注于目标并在世界上满足愿望的能力。对角线的箭头展现出阿尼玛／阿尼姆斯对自我的投射，反之亦然。[49]异性人数虽然多，但能吸引投射的人很少，他们都是接住投射的好钩子，至少能暂时接住投射。藏在对角线背后的动力就是所谓的浪漫爱。

　　浪漫爱给人一种坚定的连结感，给人新能量、希望与归属感。一见钟情是这类投射中最著名的例子。哪怕对方是个杀人犯，只要他能暂时维持这个投射就可以。很明显地，在这个投射背后，只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且他无疑也向我们投射了大量的内容。但对我们来说，那个人却很特别。「这个人不一样，」我们会这么说，或者：「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流行文化喂养了这个错觉。如果把流行乐排行榜上的前四十名合并起来看，它们的歌词大概会这么说：「直到你进入我的生命前我都过得很惨，接着我感觉每件事都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站在世界的顶端，直到你变了，我们失去了所有，接着你离开，现在的我很惨，我再也无法爱，直到下一次遇见。」不同的只有歌手的性别，以及他们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弹吉他。

　　每天住在一起会消磨掉投射，最后只剩下他的个性，而那是无法满足大量投射的。因此人们会在中年时总结：「你不再是我当时结婚的对象了。」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是。他们一直是其他人，一个我们几乎不认识的陌生人，即使到现在也只认识了一点点。由于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会被投射到那个人身上，因此我们实际上只是爱上了自己所缺失的那个部分。那样的连结感与归属感是如此美好，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希望，因此失去它时会让人觉得是一场灾难。[50]

　　亲密关系的真相是它们永远不可能比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更好。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不仅决定了我们所选择的对象，也决定了关系的品质。事实上，每段亲密关系都暗中透露出我们是谁。因此，所有的关系都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外显，没有任何一段关系可以好过我们与自身无意识的关系。（图1中的直向箭头。[51]）

　　如果我们的要求不要那么多，关系就不会是个沉重的负担。但如果关系不能满足我们内在小孩的期待，那它又有什么意义？

　　当人们感觉自己过着象征性的生活时，他们就是神圣戏剧中的演员。那赋予我们人类生活唯一的意义，而其他每件事情都很平庸，你可以加以忽略。一份工作，养育子女，它们与有意义的生命这件事相比，全部都是幻象。[52]

　　因此问题就从期待魔幻他者的拯救，转变成关系在获得更伟大的人生意义这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

　　很明显，我们文化中的亲密关系模式，以及第一成年期的愿望，是与他人融合或得到一体感，也就是相信自己能借由与他人结合让自己得到补充，或者变完整。在一起，我们就合并为一，在一起，我们就成为一体。在面对广袤无垠的世界时，人会觉得自己破碎且不足，因此有这样的愿望是很自然的，但事实上，这种愿望会阻碍双方的发展。当日常生活损耗了希望及其投射，人会感觉失去意义，也就是失去了原先投射在他人身上的意义。

　　用中年的视角来看，人应该将融合模式换掉，因为它不管用。对后半生来说，行得通的模式是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起责任，如左图所示：

　　这个盆状的容器意味着成熟关系的开放性特征。每一方都得为自己的个体化负责。他们在这段关系中彼此支持，相互鼓励，但他们不能替对方执行个人成长或个体化的任务。（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个体化的重要性。）这个模式代表我们必须抛弃自己会被他者所拯救的观念。它假设双方都能接受个体化的邀请，并透过成为更完整的自己来为对方服务。这个模式胜过融合模式，成熟的关系要求双方负起自己的责任，否则婚姻就会陷入停滞。

　　要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人必须能够说：「没有人能把我内心深处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给我。只有我可以。但我会为这段关系所确实提供给我的东西给予赞美并投入。」关系提供最多的通常是陪伴、相互的尊重与支持，以及不同观点的辩论。用关系来支撑弱小自我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与纪律的挑战。曾经需要肯定的人，现在必须接受差异。曾经需要简单且合一之爱的人，现在必须学着爱上对方的个性。

　　当人必须放下投射与巨大的个人议题时，他就能被伴侣的个性给扩展。一加一并不等于一，如融合模式所以为的那样；事实上它等于三，各自的双方是二，而两人的关系则是三，这迫使他们必须超越自己的个人限制。此外，当我们放弃投射，并将重点置于内在的成长时，人就会遇见自身灵魂的广阔。他者帮我们扩展了心灵的可能性。

　　里尔克将关系描述为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孤独。[53]这句话确实很接近事实，因为最终只有孤独会陪伴我们。人必须承认投射不会长久，但它有可能被更丰富的东西取代。由于投射是无意识的，我们无法确定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是否真实。但如果我们为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就不太会把内在小孩的依赖与不切实际的期待给投射出去。

　　真正的关系源于与他人分享旅程的渴望，源于想借由对话、性与关怀，来亲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观察到，婚姻是一场交谈，一段伟大的对话。[54]人若是没有准备好参与长期的对话，他也就没有准备好拥有长期的亲密。许多年长的伴侣早已对交谈感到疲惫，因为他们已经停止了个体的成长。当重点放在个人成长时，那么双方都会有一个有趣的交谈对象。若人们阻碍了自己的成长，即使是在为了对方好的情况下，也肯定会让你的伴侣跟一个愤怒且沮丧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方阻挡另一方的成长也同样不能接受。这样的婚姻必须重新开始，否则它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成熟的婚姻具有开放与辩证的特点，在那之中，人可能会体验到图1里头最下方的双箭头，那是两个奥秘的交流，也是两个内在异性别能量的交换；这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逢。

　　因此，爱情如荣格所说，是一种象征的生活，是一种遇见神秘的方式，爱的姓名与本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我们就会变得浅薄。在中年时，许多婚姻已然结束或者遭遇了麻烦。在以前，那些撤回投射的个人受到了巨大的集体压力，而不敢去寻找另一段关系。有些人选择外遇，有人选择了物质滥用，有人透过工作和孩子而得到升华，也有人因此生病、罹患偏头痛或忧郁症。正向的选择通常遥不可及。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尽管痛苦同样不低，但比起待在无法协助我们走向个体化的伴侣身边还是好一些。尽管意图良善，但真理终将水落石出。检视那个承载了个人希望与需求的结构需要勇气，但勇气能够治愈，并让人恢复完整性，重获新生。

　　相信魔幻他者的存在是一场残酷的自我欺骗。即使找到了这个人，那也肯定是我们的投射。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人仍然受他者的照顾，那很可能他已卡在他者有意无意喂养的依赖之中。这并不是要贬低伴侣在我们旅程中所扮演的有力支持角色，而是在说，人会逃避生活的巨大责任。我认识的一位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早上才跟丈夫分手，下午就把下一任丈夫迎进了家门。虽然她学有专长，但她却无法独处并忍受与自己进行内在对话。

　　当人具备了向内看的勇气时，他就能拥有机会去面向人格中受到忽视的部分。如果人不再让伴侣担任寻找生命意义的角色，那么他就会被召唤去开启自己的潜能。

　　我最近听了一个传统的性别角色故事，那是我们童年时都曾听过的那种故事。一对处于离婚边缘的夫妻指责对方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男方说他努力工作，追求事业成功，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生活。他忠诚地执行自己的义务，但却对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而日渐不满。他的愤怒转向内在，他变得忧郁，最后他觉得自己必须离婚否则就得去死。妻子则说她一直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照顾着家中的每个人，一直无法追求自己事业上的目标。她也很忧郁。

　　很明显地，双方都是受害者。他们都固守性别角色的传统，并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像他们所敬重的父母亲一样。但在这二十年里，双方却不停滋长着愤怒。

　　他们彼此都是造成对方不幸的帮凶，但我们除了要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遵守第一成年期的剧本之外，还能期待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婚姻制度执行得很好，但这个制度却没有善待他们。无论他们能否继续相守，这都取决于双方对个人成长的相互承诺。

　　心灵中的不变真理是：改变，否则就在怨恨中枯萎；成长，否则内在就走向死亡。同样地，中年时婚姻的悲剧性在于，关系经常被愤怒所污染，使更新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性的伤害。无论良好的意图能否被唤醒，对伴侣的负向投射能否被撤回，这经常都会带来问题。

　　平衡我们对他人与自己的义务固然困难，但仍值得尝试。这个议题并不新。易卜生（Ibsen）的《玩偶之家》（A Doll’ s House）出乎意料地现代。当女主角诺拉（Nora）离开她的丈夫与孩子时，旁人提醒她还有对教会、丈夫与孩子的责任。她回答说，她对自己也有责任。她的配偶无法理解。「我们能修补这个问题吗？」她的丈夫问。诺拉回答她也说不准，因为她发现她并不认识自己，（事实上）她只是一直在遵守第一成年期的义务，她无法预测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玩偶之家》在一个世纪前于欧洲各国首都上演时，动乱紧接而来，这对婚姻与亲职体制是个不言可喻的威胁。即使是现在，在女性走出婚姻之前，公众舆论、亲职楷模与罪恶感都会带来相同的阻碍，即使只是想改变束缚的模式亦然。诺拉走出家庭的圈子，却面临了社会阻碍与经济剥夺。因为法律会剥夺她的财产、监护权和经济权力。但她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否则她就会死。

　　双方越早将个体化的必要性当成关系存在的理由，关系维持下去的机会越大。人很自然地认为，时间会以某种方式帮忙解决关系中的压力与空洞。当我询问一对伴侣，想想看十年之后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改变会怎样时，他们通常会很清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当有一方持续阻止改变发生，就可以确定他或她依旧被焦虑所控制，或仍活在第一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这个顽固的伴侣会永远拒绝负起必要的责任，若是如此，他会因否绝他人生命的权利而受到惩罚。没人有权利阻止他人的发展，这是精神犯罪。

　　当伴侣能认识到他们的不幸，并坦承地要求对方给予支持时，这段婚姻就很有可能获得更新。伴侣因此不再是拯救者或者敌人，他们只是伴侣。或许伴侣治疗的理想模式是让双方都先进入个别治疗，对各自的发展需求进行一些修复，然后再一起参加会谈，处理过去令人耗竭的相处模式并讨论对未来的希望与规划。这样婚姻就能成为个体化的容器。

　　为了促进合作而非冲突，我常会询问出席的配偶特定问题。例如：「你过去有哪些行为会导致冲突或损害关系的品质？」这个问题会让那些以为自己是来这里找人一起对抗另一半的求助者感到震惊。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开始向内看，并为关系的照护与滋养负起更大的责任。另一个有用的问题是：「一直以来，你对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是什么恐惧让你不敢追求它？」听到配偶的挣扎与失望后，伴侣通常会感到同情，想支持他面对挣扎。分享失败感、恐惧与希望，会带来真正的亲密，但很少有伴侣这么做，即使他们结婚了很久。性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桥梁，孩子也是，但关系真正的黏着剂是了解他人真实的感受。

　　除非我们能真的认识另一半，否则我们不可能爱上他的个性。或许爱是一种能够生动想像他者经验的能力，这让我们能肯定对方的存在。真实的对谈能促成这类想像发生，也是自恋的解方。我曾听过有人质疑，过分关切个人成长难道不也是一种自恋吗？只要人们在决心实现个人潜能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那就不能算是自恋。这需要双重的力量：为自己负责的能力，以及在想像中验证他者真实的勇气。这两种力量在西方文化中都没有很好的楷模，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它的另一面恰好就是许多婚姻的悲惨处境。我们因为自己的不开心而责怪伴侣，又偷偷地怀疑自己其实是共犯。这就是我们在婚姻中所酿的苦酒。

　　有许多人，例如吉莉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曾提及，相较于男性，女性更难去肯定自己的个体化需求，因为她们在关系中肩负更多义务。女性意识的本质可被称为扩散型意识（diffuse awareness），它的意思是女性非常清楚自身周遭与他人对自己的想法。因此，吉莉根说，她的女性研讨会同意年轻的史蒂芬．德代路斯（Stephan Dedaelus）的观点，在乔伊斯（James Joyce）的自传《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德代路斯宣布，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信仰与民族，因为他无法再效忠那些不再忠于自己的人。但他们认同玛莉．麦卡锡（Mary Carthy）在其著作《天主教女孩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所呈现的困境，当她想一跃进入未知时，却被责任与内疚给拘束和麻痹了。虽然今天的女性比起她们的母亲更能去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多数女人仍旧觉得被他人所施加的压力给束缚。因此，比起男人，女人要成为她自己的难度更高。就像《玩偶之家》的诺拉，她得去平衡他人的要求以及她对自己的责任。最终，这些殉道者既没有成为好母亲，也没有成为好伴侣。女性要成为圣徒永远有代价，而这得由她和旁人共同承担。

　　儿童期的依附需求在成人身上依旧非常强烈，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人的自我价值与安全感若仍仰赖他人来给予，那么成熟就遥遥无期。「依附饥渴」（attachment hunger）这个术语，描述的是对他者的自然需求失控时的模式。[55]当然，人们一直忘记了，自己的心中都有一个现成的伴侣，至少是潜在的伴侣。[56]

　　对许多男性来说，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的心里已经麻痹。[57]习惯回避感受，逃避本能智慧，无视自己的内在真理，这使多数男性对自己与他人都很陌生，他们是金钱、权力以及地位的奴隶。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用难忘的语句写下：

　　男人的第一次心脏病发就像圣诞节的来临，他们无助地背负着承诺、义务和必要的惯例，游荡在衰老与失能的黑暗大道，被生活中曾有的甜蜜给抛弃。

　　在我们的文化中，邀请男人或者允许男人诚实面对自己的楷模可谓绝无仅有。当男人被问到他有什么感觉时，他通常会回答他在思考的东西，或者「外面」有什么问题。想想在电视运动节目里的啤酒广告，它们技巧且默契地所传递的讯息。一群快乐的汉子共同扛着原木，一起锯木头或开堆高机。（绝对不会是一起坐在个人电脑前或抱小孩。）哨音响起，喝啤酒的时间到了。他们大步走向附近的酒吧，以同志般的情谊相互碰触。他们在酒吧里举杯，身边陪伴着一个金发女郎，暗示着他们不是同性恋，也代表即将在欢乐、愤怒或感伤中被召唤出的阿尼玛。借着酒精，男人放松了用以对抗内在女性的防卫机制，促使意识承认他原先不肯承认的东西。

　　如果男人无法和自己的女性灵魂建立关系，女人要怎么期待她能和男人建立一段好关系？女人不可能成为那段内在连结，她们只能接收或承载男人对她的部分投射。在出土的古埃及文献《寻求巴（灵魂）的厌世男人》（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soul]）中，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真正新鲜的问题是，持续邀请男人进入内心，并在面对扮演战士与经济动物等旧角色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时，她们该如何找到真实的自己。

　　罗伯特．霍普克（Robert Hopcke）在《男人的梦与男人的疗愈》（Men’s Dreams, Men’s Healings）提到，在男人能够内化并在其真实感受面前存在之前，通常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进行心理治疗，要用一年他才能够追上女性的起点。[58]我猜他是对的，但有多少男人愿意用一年的治疗来抵达女人的起点？好险，有些男人愿意，但还有许多男人在漂流与迷惘。作为父权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仅知道权力的有无是他们是否具有男子气概的证明。[59]因此，在中年之路的男人必须再次成为一个孩子，面对权力所掩盖的恐惧，并重新询问这个古老的问题。这些问题很简单：「我想要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仅有少数的当代男性会问自己这个奢侈的问题。所以他们一边踏着艰难的步伐去上班，一边梦想着退休后可以在某个滑雪度假村里打高尔夫，并祈祷在这之前不会心脏病发。除非他能谦卑地询问这些问题，并允许自己的心说话，否则他不会有机会。他对自己和他人来说都是一个糟糕的队友。

　　许多女人同样缺乏权力，她们天生的力量被负面的内在声音给侵蚀。负面的阿尼姆斯在她们身边低语着无音之声：「妳不能做那件事！」他用阴沉不安的声音说道。阿尼姆斯在其他事情上代表的是女人的创造力，女人活出个人生活以及满足个人目标的能力，他藏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下，包括她母亲的楷模、父亲的鼓励（或劝阻），以及社会所提供的压迫性角色。在传统上，女人被告知她得借由丈夫或儿子的成就来达到自我实现。我听过最令人悲伤的文章之一是玛莉．班森（Mary Benson）的日记，一个彻头彻尾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她是坎特伯里大主教爱德华（Edward）的妻子，被婚姻与教会的双重体制所束缚。当爱德华去世后，玛莉遇见了自己，并开始了与自己的约会。

　　糟糕的感觉充斥着我的一生……那源于我得不停地回应各种不同的，永无止尽的要求。……里头什么也没有，没有权力，没有爱，没有欲望，没有启蒙：他什么都有，他的生活完全主宰了我的生活。亲爱的上帝，请赐予我一个人格……一个具有视野的个性……要怎么把他跟寻找自我相连？我感觉自己过着肤浅的生活太久了，那并非我刻意为之，但也不是全错。但我和爱德华这样具有主导型的人格在一起，……再加上这个职位的巨大要求，这样我要如何找到我自己呢？我似乎只能负责回应，却没有核心。但一定要有核心。[60]

　　各位读者，请向内看去，那里令人不安。你的生活也跟玛莉一样吗？虽然她的文章令人悲伤，但考量到圣职权力的重担，虽然她的处境值得原谅，但最终她依旧得为自己负责。人格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从怀疑与抗争反对的魔鬼所得来的，人若不愿抗争，等待他的就是忧郁与无能。

　　比起被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义所苦，当代女性则努力地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梦想所剩无几。一个中年期的女人经常被孩子与丈夫同时遗弃，前者正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后者则被工作所俘，或者正与其阿尼玛的新投射对象谈恋爱。有人会说她拥有感到背叛或被遗弃的权力，但同样地，如果她能带着意识先行预见并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她或许就能迎接自己的新自由。

　　我认识一个爸爸，他在女儿离家考大学时对她说：「考量到现代的离婚率，以及男人寿命较短的事实，妳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独自生活，不管妳有没有孩子要养，或者有没有经济能力都一样。因此，妳最好拥有一项自己的专业，以及足够的自尊心，这样妳的自我价值感才不会仰赖妳生命中遇见的男人。」这可不是什么乐观的用语，不是为了安全感而结婚的警告，也不是鼓励她去依赖旁人，如她母亲从外婆那里所接收到的价值观。那不是他乐于说的话，那些话唯一的优点就在于它们的真实。

　　当一个女人觉得在中年期被遗弃时，她的内在小孩很快就会浮出表面。这是一种创伤经验。如果她寻求治疗，第一年会用在发泄悲伤与愤怒，克服绝望并接受我们和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默契。她在第二年会开始为新生活聚集能量。如果她没有学历或必要的工作技能来养活自己，她会尽力去学习它们。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她可能会有各种理由感觉别人都在占自己的便宜。但在治疗中，她可能会承认自己的无意识共谋。

　　对许多身处于中年之路的女性来说，现在正是遵守和自己的约定之时，这是多年前就已发出但却错过的邀请。当养育者的外衣被脱下，女人就必须再次自问，她到底是谁，以及她在生活中究竟想要什么。除非她更能意识到卡住自己的各种内在力量，也就是从母亲、父亲和西方文化中后天习得的情结，否则她就无法解答这些问题。[61]负面的阿尼姆斯能量会侵蚀她的意志、自信与个人信念。当阿尼姆斯做为正向的能量时，他会赋予女性力量，代表着女性参与生活并为想要的事物奋斗的能力，以及对生命力的肯定。正向的阿尼姆斯能量不是他人所赋予的，而是追求来的。找到勇气，冒着风险重新自我定义，重视亲密关系的价值，但却不被它所局限，这是中年女性的任务。

　　有时，内在的力量会以复仇之姿出现，并将人给淹没。根据报导，外遇的发生率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男性的发生率略高于女性。我认为没有人会在早上起床时告诉自己：「我今天想要搞砸我的生活，伤害我的伴侣和小孩，失去我奋斗想获得的一切。」但它还是发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实上有什么优点，她或他肯定是投射的承载者。正如婚姻是内在小孩需求所投射的主要承载者，当婚姻中的伴侣被证实为仅只是个普通人时，第三者也会成为阿尼玛──阿尼姆斯所投射的新对象。在我写这本书时，某个知名女演员刚宣布了她的第八次还是第九次婚姻。我祝福她成功，但我知道，在这么大的年纪，她依旧在投射。她最新的对象是一个小她二十岁左右的猛男。同样，在我写这本书时，我看见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爱上了一位二十一岁的女孩。我看见他正搭着橡皮艇划向尼加拉瓜大瀑布，但我无论说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当然，我没见过这个女孩子，也不知道他的老婆有多唠叨。当然了，我同样弄不明白他的重生感有多大。无意识的力量更需要尊重，而不是逻辑、传统或美国宪法。

　　佛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不要在分析期间做重大决定，例如结婚、离婚、换工作等。或许这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合理，但生活持续向前，情绪继续发生，人被要求做决定，而人也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持续运作。无论投射会不会消解，无论人会不会被自己卡住，生活持续向前，人也要不停做出选择。在对伴侣进行咨商时，如果没有第三者，这会让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晓得这对伴侣有机会诚实地处理他们的婚姻。如果失败，就让我们直接承认，但别把问题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也就是外遇所具体化出来的投射。当人们处于外遇情况，我会敦促他们尽可能先暂停接触，以便用比较务实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婚姻。有时候这个策略会奏效，丈夫或妻子能够不受阻碍地讨论婚姻问题。但多数时候，我都是白费唇舌。被无意识内容所支配（possesed）的个体是不可能务实处事的。

　　中年外遇的力量在于它能将人拉回第一成年期的美好时光。就如我很常听见女姓向我哀叹，她们的丈夫和一个甜美的年轻女孩在一起了，同样我也会看见女人跟一个年长的男人爱上了。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阿尼玛发展不足的男人会吸引到同类型的女人，它也同样意味着，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女人会吸引到拥有世俗权力的年长男人。由于男人与女人都缺乏通过仪式的帮助，难怪我们当中有那么多人想从爱人身上寻求指导。男人寻找年轻女人，这反应了他们幼稚的阿尼玛；女人则受拥有地位或年纪的男人所吸引，用以补偿她们内在发展不足的阿尼姆斯。难怪外遇这么神秘。它确实拥抱了我们失落的灵魂。然而外遇通常会带来更多的悲伤和失落。一位明智的治疗师，马伊．罗姆（Mae Rohm）曾经说过：「你得到的麻烦不值得你花心思这么做。」[62]但你可以试着把这些话告诉一个外遇中的人，或试着告诉一个被伴侣的外遇所伤害的人看看，他们可能不这么想。

　　前面提过，第一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融合模式，现在我们能发现关系到底有多复杂了。令人震惊的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这样运作的。鉴于巨大的无意识力量、投射与亲子情结，任何人都很难真诚地与他人连结。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说，看看过去的历史，人们也运作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就会被迫承认，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的个人经验，不，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场庞大、困惑又伤人的混乱。我倾向不把人看成寻求另一半的一半，那是融合模式的观点，而是把人视为多面体，一个有着许多面向的球体。即使是完美小姐或满分先生，这世上也绝不会有两个多面体能够彼此对齐。顶多对齐一小些部分而已。而这是外遇的理由吗？是的！但却是个烂理由。我认识一些所谓的开放式婚姻，有些是由高度富有觉察力的个体所组成。最后全都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无论双方的协议多理性，但情感中依旧有东西在作祟。即使是在最理性的契约中，也存在着嫉妒、渴望以及想要了解自身处境的需求。所以，如果多面体的隐喻是合理的，我们就能将自己的某些面向和他人匹配。那肯定代表着我们有和不同朋友交往的理由，但这肯定不能逾越性的界线。

　　承认人格的多面体意象将使个体得到解放，尽管那会威胁我们的配偶，而这也可能让我们得以选择发展。对处于第一成年期的人来说，外在的他者仍是主要的支持来源，因此多面体模式对他而言是个威胁。这是很自然地，由于内在小孩以及他的所有需求，都认定解方来自外部，「外面会有某个人来疗愈和修复我。」但当人最终经历了外遇的兴奋、疲惫与沮丧时，他可能就会想自问这一切有何意义。当这么多人都有外遇时，人们可能会说这个模式肯定有重大意义。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情绪上很扩散，概念上很具体。

　　中年危机的意义是迫使我们回到过去，并拾起那些在发展过程中遗落的东西。既然那些未发展的东西会在我们意识下方激荡，就表示它依旧处于未知。在无意识的神秘扫描下，处于无意识的东西会被整齐投射在未发展好的领域。它寻求的是完成，是完整。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有什么好惊讶的？但是，你可以把这整件事向恋爱中的人解释看看。由于未知的浩瀚依旧，所以外遇仍会持续下去。是的，外遇中的他者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完美的人──真正的灵魂伴侣。如果对方没有一点这样的特质，投射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如果新的关系能继续下去，那么人可能会整合某些在第一成年期失落的东西。我们或者相当幸运，或者非常沮丧。

　　或许整件事最困难的任务是学习在关系的脉络下肯定自己的分离（seperatedness）。反复出现在整个讨论过程的主题是，人在对自己的幸福负起必要责任的同时，也要能对他人做出持续的回应。即使人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依附也肯定需要持续。正如外遇能连结那些我们在婚姻中未被满足的需求，婚姻则因未满足需求的持续累积而充满怨愤。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责备他人。这是为何外遇者会辩解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没办法跟家里的人讲。」

　　实际上，人跟伴侣说的东西会多于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婚姻中的对话已经包覆了太多禁忌、重复与失望，以致于人放弃了在伴侣的平凡中与他人真实相遇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神秘他者无疑会吸引并体现出我们多面体自我未发展之处的投射。当人与自身灵魂的反射相遇时，会感觉这是上天的神秘安排，婚姻在此是很难有机会胜出的。因此，双方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从外遇中拉回来，并把那些失落的部分，未尝试过的对话，带回原本的伴侣关系中。

　　我见过太多人，只有在治疗中或离婚法庭上，才愿真实地分享他们的感受、愿望和过去的伤痛。与其说婚姻失败了，不如说从未尝试过。如果婚姻如尼采所言，是一段伟大的对话，多数婚姻根本不合格。对另一半真诚分享个人的内心世界，这件事很少发生。人们可以住在一起，生小孩并养家糊口，但却从未真的理解他们伴侣的奥秘。这样的结果有时令人异常悲伤。

　　婚姻相当有可能进入中年之路的漩涡，如果，注意我说的如果，如果两人愿意再次成为两个分离的人，并对这样的分离展开对话，那么婚姻就可能在解构后再次重组。人必须承认婚姻存在着吊诡，双方结合之前必须有伟大的分离。婚姻治疗或许可以讲述冲突的解决方法、错误策略的识别与修正，以及成长计划的拟定。这显然很重要，也有助于改善婚姻体验，但真正的重生不会就此发生，除非双方做出改变。在关系得到转化之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更完整的个体。一段婚姻只可能和各自双方的发展水准一样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转变包含了三个必要步骤：

⑴ 双方都必须为自己的心理健康负起责任。

⑵ 双方都必须承诺分享个人的经验世界，不因过去的创伤或未来的期盼而责怪对方。同样地，他们也要承诺，会努力地以不批判的态度来聆听对方的经验。

⑶ 双方都必须承诺维持长期的对话。

　　这三个步骤的要求很高。如果做不到，那么其他选项就是让婚姻触礁或解体。真诚的对话是长期承诺的意义所在。无论有没有结婚仪式，真正的婚姻都离不开真诚的对话。只有真诚的对话，充分分享自己的感觉，同时聆听对方的感觉，才能实现亲密关系的承诺。人只有对自己负责，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具有承受与真正的他者真实相遇的弹性，才可能投入到真诚的对话中。

　　爱上伴侣的个性是一件非凡的事，人会因此进入关系的真实奥秘，被带入第三空间，那不是你加上我，而是我们，这比双方彼此来得大。

　　我前面曾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征之一是亲子关系的改变。我们不只是在新的权力背景中与父母互动，我们也看着他们衰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学着将自己与父母区别开来。中年时，或许没有哪个任务比脱离亲子情结还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强力支持着前面提到的假我，也就是第一成年期的暂时性认同。除非我们能认知到第一成年期的反应性特征而非它的生成性（generative）特征，否则我们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63]

　　无论人的童年经验是糟糕还是美好，世界的力量都源于「外面」，在大人身上。小时候我曾见到爸爸将鱼钩从手里拔出来，他既没怕也没哭，这让我印象深刻。我的结论是，大人比较不会觉得痛，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知道如何控制他的痛。我希望他能教我这个厉害的技巧，因为我知道自己很怕痛。同样地，在对青春期一无所悉的情况下，我注意到那些八年级以上的学生，他们的身体突然变大了，他们去了一个叫高中的地方，并掌握了我所欠缺的知识。这些转变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有人」把年轻人带去旁边，并教他们怎么成为大人。我很困惑，因为那些曾经帮助我们祖先进入成年期的通过仪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读者可能跟我一样失望，我们快乐地来到大人的世界，却未得到启蒙，只发现了粉刺与性的困扰，此外，还日渐意识到那些「大人」自己也不晓得任何魔法。

　　我们对第一成年期的认识，并不是由于我们了解了自己或外界，而是基于父母与体制模式的教导，我们依赖它们但却感到困惑。正如华格纳（David Wagoner）在《单面英雄》一诗中所言：

　　我选择了他们告诉我应当选择的：

　　他们温柔地告诉我，我是谁……

　　我等待，并好奇该学些什么……

　　噢此刻，我又一次对出生感到盲目。[64]

　　亲子情结有几个层面必须在中年时加以经历。在最内心的层次，对父母的体验就是对生命本身最原始的讯息，它是支持性的还是伤害性的？是温暖的还是残酷的？父母的形象是促进了还是加深了孩童天生的焦虑？这就是核心焦虑形成的原因，而这是我们所有态度与行为的基础。

　　其次，亲子经验是人与权力和权威的首次接触。找到个人自身的权威是中年时期的核心要务，否则到了第二中年期我们还是会被孩童期的不合理想法所支配。但我们是根据什么权威，也就是根据什么规范性的价值观来生活的？是谁说的？多数成人会花许多时间来「确认」。因此，人必须试着把自己的内在对话意识化。有多少次，我们会向脑中无形的存在咨询他们的意见或请求他的允许？内在对话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还要根深蒂固和隐蔽。那个在「确认」的「我」是谁？「他们」是谁？这些内在权威有很大的机率是父母亲或他们的代理人。

　　这种「确认」的反射性质令人震惊。只有当人在因为某个决策或冲突而感到压力时，才会注意到它，并与之搏斗。当我们能够停止并简单地问出「此刻的我是谁？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要什么？」时，人才会脱离反射模式，活在当下。这个「确认」模式的潜在本质是活在过去。我认识一个人，只要他讲私事或谈到别人的事情时，他就会回头望，即使是在晤谈室里也一样。他把这个行为称做「德式瞥看」（The German glance）。他成长于纳粹时期，就像他的同代人一样，他学会了每当讲到私事或可能触犯权威的事时就回头望，以确认没人在身后。尽管五十年过去了，他与自己青少年时的居住地相隔了四千英里，他的身心依旧记得要「确认」。因此我们也都会反射性地向过去的权威寻求确认。

　　对许多人来说，宗教在此事上扮演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在没有罪恶感的前提下能自由表达个人感受的环境，他们的情感变得相当幼稚。我曾见过专制与缺乏觉知的神职人员，他们对人带来的伤害比好处还要多。罪恶感与被群体排斥的威胁充当了个人发展的强力威慑。（我们的祖先会把流放当作严重的惩罚并不令人意外。正统的犹太人会为离家在外的人吟唱卡迪什〔Kaddish〕，即死者的祷文；阿米什人则会「回避」那些生活方式与他们不同的人。）从团体中被流放是权威给予的巨大威胁。没有一个孩子能忍受失去父母的认可与保护，所以我们会反射性地抑制天生的反应。用以抵抗排斥焦虑的防卫机制，我们称为罪恶感。失去家的威胁如此巨大，失去双亲的恐惧如此强烈，因此我们某种程度上都会持续做确认。「德式瞥看」就在我们心里，无论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动作。

　　若没有活在当下以及自我界定的能力，人就会持续成为过往的囚犯，与他的天性和成年期变得疏离。意识到这种不真实性一开始会让人低落，但最终会让人解放。承认自己投射在配偶、老板、教会或国家等外部权威的依赖，真的很让人自卑。即使在今天，选择一条自己的路也很吓人。就如一位个案最近对我说的：「曾经有人告诉我，考虑自己就是自私。即使到了今天，我在对自己使用自我这个字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罪恶感。」

　　与处理父母情结以及争取个人权威相反的是，一个人会投注多少认同在孩子身上。许多父母将自己未活出的生命投注到子女身上。前面提过的经典案例是直升机父母。在诗人希微．普拉斯（Sylvia Plath）自杀后，她的母亲甚至还试着掌控她女儿的生涯。孩子常会接受到来自这类父母的混淆讯息。「只要获得成功，你就能让我开心。但别太成功，以免你把我抛在身后。」因此孩子经验到的父母爱经常是有条件的。父母对同性别孩子的认同通常很强烈，他们也会无意识地借由异性别的孩子来活出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许多男孩就携带着他们母亲的野心，许多女孩子则携带他们父亲的阿尼玛，就如盖尔．高德温（Gail Goldwin）在《忧郁父亲的女儿》（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中所说的。在这类投射中，最极端的案例是性虐待，父母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仅以儿童期的水准在运作。

　　带着爱意保护和养育子女跟不恰当地透过孩子活出自己，这两者只有一线之隔。再说一次，荣格指出，孩子最沉重的负担是父母未曾活出的生命。举例来说，当父母自己的生命被焦虑所阻碍时，孩子就会发现他很难克服障碍，甚至会无意识地效忠于父母的发展水准。但活出个人生命的父母，并不会无意识地嫉妒，或无意识地将个人期待与限制投射在孩子身上。父母亲的个体化程度越高，孩子就越自由。卡明斯（E.E. Cummings）描述了这种关系：

　　──我说，尽管仇恨是人们呼吸的原因──

　　因为我的父亲活出了他的灵魂，

　　爱是一切的总和，而且大于一切。[65]

　　林肯曾说：「正如我不愿做一个奴隶，我也不愿当一位主人。」[66]因此，我们希望自己的父母能赋予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必须给予孩子同等的自由。我们必须奋力成为自己，也常希望父母亲能认知到，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走上不同的路。所以我们必须放孩子自由。我们会观察到，青春期子女与父母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赖的自然方式。然而多数父母在为孩子离家念大学、找到工作或结婚而高兴的同时，也会感到有一点失落，这个部分就是投射在孩子的部分。我认识某些父母，每天都会打电话给自己的成年子女，有时一天还打好几次。这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相互依赖，对小孩一点好处也没有。它阻碍了孩子掌控第一成年期的必要性。

　　许多父母对子女很失望，原因是他们没有念对的大学或与对的人结婚，或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护对的价值观。他们的失望源于他们把孩子视为个人的延伸，没把他们当成是拥有自身独特道路的不同人。如果我们真心爱自己的孩子，唯一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是尽量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个体，因为这会使他们自由，使他们能走向同样的路。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分析师并没有一套教导当事人如何实现个体化的方案。分析师会试着促进后者的内在对话，信任自性的声音会显现，并期待当事人开始相信他的内在真理。这个方法把病人视为值得尊重并能活出神秘召唤的个体，而神秘召唤的开展就是生命的目的。我们也应这么对待孩子，他值得与众不同，他对我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并非为了照顾我们而出生，反而我们是为了照顾他们而存在。正如婚姻，它的任务是去爱上他者的个性。为自己不是完美父母而内疚，或试着保护孩子让他们免于生活的试炼，并不算善待他们。控制欲使他们活出了我们未完成的生命，使他们复制我们的价值观，这并非爱；那是自恋，而且那会阻碍他们的旅程。成为个体已经非常艰难了，为什么他还要背负我们的期待呢？如果我们还没准备好放手，请记得，在踏上中年之路时，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也相当必要，因为它会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释放能量。

　　另一个在中年期必须加以面对的父母情结的面向，是亲子关系的经验如何影响我们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孩子所面对的亲密关系模式影响重大。青春期的我们通常认为，自己会选择跟父母亲不同的伴侣，采取某种不同的关系建立模式，也能避免掉父母在婚姻中所犯的错。猜猜看！只要父母情结依旧活跃，人们还是会选择同样类型的对象，或者因过度补偿而选择相反的对象。因此人在中年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比自己以为的更像父母，而他的关系也会遵从某些与父母类似的模式。因此，中年期的自我改变可能得严格审视自己的亲密关系。无论伴侣是否愿意，内在改变通常会一并带来关系的改变。很遗憾，有时父母情结过于深刻，以至于难以挽回地影响了婚姻。（父母情结对婚姻所产生的外溢效果，类似于军方描述平民伤亡时所说的「附带损害」。）

　　回想一下荣格对情结的概念。它代表一种充满了能量的情绪集结，它是从心灵中分裂出来的部分自我，因此能够自主运作。它本质上是情绪的反射，其强度取决于源头的力量或持续时间。某些情结是正向的，虽然我们会比较关注那些生活中比较负面和干扰性的情结。很明显，由于父母亲在幼年生活中具有重要角色，因此父亲情结与母亲情结的影响力非常大。或许借由诗人的作品，可以戏剧性地说明正向与负向的父母情结。

　　许多当代诗人已经放弃了他们前辈诗人的想法，不再认为他们可以描述整个时代精神。相反地，他们的作品反思了个人的生活，在那里寻求某些意义，并希望借由文字的力量去触碰他人的生活。这类的诗，经常被称为「自白」，它既具有私密的个人性，又因我们共享同样的人类处境而具有普世性。让我们看看美国当代诗人史蒂芬．唐（Stephen Dunn）的三首诗。第一首诗称做〈家里的日常事务〉（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当母亲去世后，

　　我想现在我该写一首悼亡诗了。

　　这点不可原谅。

　　然而我还是原谅了自己。

　　我所做的事，

　　就像被母亲深爱过的儿子那样。

　　我凝视着棺材，

　　想着她曾活了多久，

　　人生有过哪些机会。

　　在甜美的回忆中，

　　很难精确地知道，

　　我们如何舒缓自己的伤痛，

　　但我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

　　1951年，在世界

　　展现其面目之前。

　　我曾问过母亲（我颤抖着）

　　我能否看看她的胸部

　　而她将我带进房间

　　不带困窘或害羞

　　我凝视着它们，

　　不敢再要求得更多。

　　现在，多年之后，有人告诉我

　　没有母爱的巨蟹座

　　是受诅咒的[67]，而我，一个巨蟹座，

　　却感觉再次受到了祝福，多幸运

　　能拥有一位母亲

　　愿意展示她胸部的母亲

　　当同龄的女孩们

　　身材发展不一时，

　　多幸运

　　母亲并没有诅咒我

　　不多也不少。

　　如果我提出想要触碰胸部的要求，

　　甚至想要吸吮它们，

　　她又会怎么做呢？

　　母亲，一个死去的女人

　　我想是她让我

　　能够轻易地爱上女人，

　　这首诗

　　献给

　　我们驻足之处，以及完满的

　　缺憾。

　　也献给你的保守秘密，

　　开始为家里的日常事务

　　而忙碌。[68]

　　唐很显然在这里处理的是自己的母亲情结，因为他不仅能记得过去，还能见到它对现在造成的影响。去意识这类经验及其无声的作用力，是中年之路的必要功课。

　　在这首诗中，人们可以见到一位母亲所带来的各种正面影响。最重要的是，诗人因为母亲的爱，而能够接纳，或甚至原谅自己。除非我们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肯定，否则我们无法爱自己。其次，唐理解到他对女性的首次经验非常正向，这使他能将这份信任与爱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显地，此处的他踩在危险的土地上，即使身为孩子，他也踩入了禁地。拜访他者好比造访一颗陌生的星球。如果人的首次拜访能受到支持，后续的拜访也同样类似。母亲的第三个影响是她的智慧，前两个是感受到被爱的经验以及遇见他者的神秘。举例来说，她知道必须尊重孩子的求知欲，既不能摧毁他者的神秘，也不能侵犯女性的隐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的回忆位于一个寻常的情境，其影响力的重点在于事件的无创伤性与正面心理。

　　除了维护孩子的安全之外，父母最深层的角色是原型性质的。也就是说，无论孩子从父母身上经验到了什么，他们都会以楷模的角色启动孩子内在相似的能力。

　　很自然地，父母本身也是另一对不完整父母的孩子，也只能示范和传递他的个人经验。因此，受伤与残缺不全的灵魂，其遗产会代代相传。孩子的两大需求是滋养与赋权。滋养意味着世界会为我们服务，并和我们一起做出努力，在身体与情绪上支持与喂养我们。赋权意味着我们拥有足够的本钱，使我们能面对生活挑战并争取我们想要的事物。虽然父母亲都能同时满足滋养与赋权的需求，但滋养在原型上与女性原则相关，赋权则与男性原则相关。

　　在一首长篇的组合诗《遗产》（Legacy）中，唐追踪了他父亲在家族故事中的角色演变。当中的第一首诗叫做〈照片〉（The Photograph），代表着孩子与赋权原型的相遇。

　　我的父亲在司塔恩船长，

　　一间位于亚特兰大市的餐厅。

　　那是１９５０年，

　　我也在那里，当时11岁。

　　他比任何人

　　卖了更多富及第的家电。这就是我们在那里的原因，

　　每件事都免费。

　　那是在房内的人们开始

　　窃窃私语前，在传唤作证之前

　　在生活被毁了之前。

　　我的父亲在微笑，我在微笑。

　　有一碗虾

　　在我们前面。

　　我们穿着相同的衬衫，

　　短袖口上画着小帆船。

　　这是在粗野和幸福之间

　　开始出现差异之前。

　　很快我就会起身

　　而我的弟弟就要坐在他身边。

　　妈妈会按下快门，

　　我们相信公平，

　　我们依旧相信美国

　　是一首祈祷，一首国歌。

　　虽然他的发线不断后退

　　我父亲的脸却说着

　　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69]

　　我们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怀旧之情。相机捕捉到了某个瞬间，某个瞬间的真相，某个身处于众多真相之中的真相，尽管如此，它依旧真实。这个世界该怎么衡量？对艾略特（T.S. Eliot）来说，「我们用咖啡勺……、唯一的纪念碑，水泥高速公路以及无数弄丢的高尔夫球来衡量我们的生活。」[70]对这个父亲和孩子来说，则是比别人的爸爸卖掉更多的富及第牌家电。即使现在失去了童年与虔诚的美国，但「我父亲的脸却说着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我们能感觉到父亲将神秘传递给了孩子，即使是母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解放了这个未来的男人。

　　未曾目睹过这些神秘的孩子，他们在走第一成年期之时会有多不同呢？当父母亲示范的样子是谨慎、恐惧、偏见、共依附、自恋与无力时，孩子的第一成年期就会受到这些行为所影响，或者疯狂地寻求补偿。将自己所知的事物与父母所传递的讯息分开，是第二成年期的必要前提。

　　唐的另一首诗描绘了排序重要问题的任务。「我哪一点像我母亲？」「哪一点和她不像？」「我与父亲有何不同？」「有多不同？」「谁对我的影响更大？」「当事情发生时，另一个人在哪里？」「在不同的时空里，我的旅程会是什么模样？」这都是必要的问题。答案不总是现成的，因为搅乱我们的通常是无意识，而我们只能从重复的模式、心理治疗，或者洞察出现的瞬间来加以辨认。〈无论如何〉（Regardless）的创作时间与前一首诗相隔十年，唐在这首诗里开始了这个过程。

　　曾经，我的父亲在飓风来袭时

　　带着我去洛克威

　　看海洋如何汹涌

　　这让我的母亲很生气，她的爱

　　是正确的、保护性的。

　　我看见木制的码头塌毁。我看见海水

　　上升到海滩上的木板路，感受到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沉默充斥于晚餐时光，

　　更寒冷、更熟悉的风暴诞生。

　　我的父亲总是因愉快的错误

　　而惹上麻烦。母亲等着它们，带着警觉，

　　就如受压迫者

　　等待着他们的历史时刻。

　　平常日，六点之后，我骑着脚踏车

　　前往舰队街的小酒馆

　　帮父亲送去晚餐。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里，精神抖擞的孤独爱尔兰人，

　　充满欢声笑语。

　　他在那里令人羞愧，

　　催他回家令人羞愧。我不过是一个男孩

　　刚学会去爱上风，

　　而无论如何，风都会走上自己的路。

　　我一定曾经认为

　　刚刚发生的事是一种损害。[71]

　　我们再次见到，父母是孩子与神秘（飓风横扫着大海）之间的中介，那时的父亲是一位引路人（psychopomp）[72]，亦即迷途者的灵魂向导。母亲的保护性是正确的，但却束缚了孩子，那也是一种爱的形式，孩子两种都需要。这两种爱（eros）在餐桌上碰撞，孩子则夹在中间。飓风的隐喻暗示着其他更黑暗的风暴。然而夹在父母中间的孩子，对叫父亲回家很羞愧，对成为传话的中间人很羞愧。羞愧是孩子内化的记忆，他被夹在两人中间，他爱着双方，需要着双方，但无论如何，他也需要跟随内心之风的方向。多年之后，这些事情被视为伤害。我们想问，是什么伤害？它会造成什么影响？此刻的它会如何影响你和其他人？其他的诗则反应了其他的问题。

　　只要它依旧处于无意识，我们就会持续感到悲伤、愤怒，或背负着父母未活出的生命。内疚同样如此，因为内疚意味着我们与他人的伤口相连。我们最终只能借由心的品质来评价他人，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危害自己及他人。在唐这三首诗中，我们可以同时看见正向与负向的父母情结在运作。再次强调，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都有过去。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事，会渗透我们的现在，并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感受到被滋养的程度，会直接影响我们滋养他人的能力。而我们所感受到的被赋权的程度，则直接影响我们主导自己生活的能力。我们能冒险去建立关系，或甚至能将它想像成具有支持性而非伤害性的程度，则会直接促成我们与父母情结进行有意识的对话。

　　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父母受了伤，他们无法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滋养或赋权的原型需求。人到中年时，检查这段个人史是很重要的。我曾听说，心理治疗是把个人的不幸怪在父母头上。刚好相反，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脆弱越敏感，就越能原谅父母带来的伤害。最严重的罪行就是让自己保持在无意识状态，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罪。无论我们在何处找到自己的伤，在过往中找到什么缺陷，我们都有义务在伤口及缺陷处照料自己。

　　当然，要达成我们在原型上没有被激发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没有巨大的风险，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事，因为人们必须冒险进入充满恐惧的未知领域。如果我曾被父母背叛，我会发现自己很难信任别人，因此也很难冒险开展亲密关系。我可能会害怕异性。我可能会破坏我和异性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做出错误选择。如果我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我就会害怕失败，逃避成功，让自己不断陷入逃避生活任务的循环中。即使我觉得脚下没有地板，我也会一步接着一步，每次都留下一点成绩，直到我搭建起自己的舞台。

　　若不能认清那些原始讯息的来源，不能认清它们源于其他人的生活，那我们就无法完成任何成就。我们的任务是活得更充实，如果没有来自早年生活的明显支持，那我们就无法成功。荣格曾观察到，除非我们能将父母亲视为其他成人，否则我们就不能长大。父母对我们的成长过程来说肯定很特别，或许还受过伤，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那些走向了，或未能走向自己开阔人生路的人。我们肯定也有自己的旅程，那足以带我们超越个人的过去，充分开展我们的潜能。

　　在中年时，没人需要被提醒经济现实的重要。人到中年时，即使我们很担心退休生活的贫困，但肯定都听过那句老生常谈：钱不能买到幸福。而金钱，就如同我们在第一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样，可能只被视为普通的纸张与金属，虽然有用但并不具备任何终极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经济任务与经济创伤。对许多负责照料家庭的女性来说，经济自由是她们未被赋予的权利。对许多处于中年期的男性来说，他们被孩子的牙齿矫正帐单和大学学费所苦，经济的重担是一件紧身衣，永无止尽地束缚着他们。

　　为了满足这些现实，我们多数人得终身工作。对某些人来说，工作是情感上的寄托；但对其他的人来说，退休的梦想就像沙漠里的绿洲在向我们招手。正如佛洛伊德相信的那样，工作可能是健康的必要组成，但这类工作指的是什么？工作和使命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工作指的是我们用以满足经济需求的赚钱手段。使命（英文的vocation源于拉丁文vocatus，意指召唤）则是我们被召唤去做的事情，它需要生命能量来完成。感受到自己的生产力是个体化的必要部分，人若不回应召唤会使灵魂受到伤害。

　　并不是我们选择了使命，正好相反，是它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该如何回应。有些人的召唤是去滋养他人，有些人可能会在艺术得不到重视的年代里被召唤成为艺术家，尽管会被忽略，甚至拒绝，仍能坚定地说「是」，这样的坚持支撑着他们。卡山札基（Kazantzakis）的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写出了这份矛盾。拿撒勒的耶稣只希望自己能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替罗马当局制作十字架的木匠。他想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结婚，住在城郊，骑着健壮的骆驼，生养两个小孩。但内在的声音，他的使命，却召唤他前往不同的地方。他最后的诱惑，是体验到来自父亲的孤独与遗弃，是放弃召唤并成为一位普通人。当他想像了那种生活方式后，他意识到他会因背叛个体化而背叛自己。借由向自己的召唤说「是」，耶稣成为了基督。所以荣格才说，效仿基督的正确方式，指的并非效仿拿撒勒人从前的生活，而是充分活出人的个体性，活出人的使命，就如耶稣将自己活成了基督。[73]（这就是圣保罗〔St. Paul〕在说到「不是基督，而是在我之内的基督」这句话时的意思。[74]）

　　我们的使命很少是一条笔直的路，而是一连串不断开展变化的弯路。有份报纸最近提到，每一年都大约有40％的美国人会更换职业，不是工作，是职业。当然了，这样的变动与转换部分原因是经济情况转变的结果，但当中有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寿命更长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从事多项职业，每份职业都激发了多面体自我的某一个面向。

　　当然，经济的必要性不能忽视，但自己的选择也要加以考虑。人可以让自己的一生被经济所奴役，或者他也可以说：「这是我谋生的手段，用来缴必要的帐单，那就是我的灵魂得到补充的方式。」举例来说，我认识一个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男人，他每天早上三点开始送报纸直到八点。那是一份不用动脑的工作，单纯为了付帐单，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便是个自由人。他找到了工作与使命之间的平衡，并让两者都为他服务。

　　有些人能够将自己的工作与使命相结合，尽管他们得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讽刺的是，强烈的使命有时甚至会要求牺牲自我的欲望。但人无法对使命提出要求，人只能被它要求。然而，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源于当使命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我们能对其说出「我愿意」。自我并未主宰生活，它对生活所知甚少。正是自性的神秘，令人惊畏地要求我们变得完整，而我们使用能量的方式在我们的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我们承认并收回金钱与权力所代表的投射时，我们就被迫以激进的形式询问自己：「我的召唤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定时自问，而我们必须谦卑地聆听答案。在个体化历程中，我们可能会被召唤前去展现各种类型的能量。就当我们达到平衡时，生活可能又会从底层被破坏，召唤我们前往新方向。无论我们的社会负担或经济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必须反复自问：「我的召唤是什么？」然后借由计划、代价与足够的勇气，我们必须找到完成它的方法。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便利生活与安全感的需求是痛苦的，但比起日后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并为了没有回应召唤而悔恨，这份痛苦连一半都不到。人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充分成为自己，人的任务是找到实践它的方式。评价一个人的不仅是他有无一颗善良的心，也包括他有无充足的勇气。放弃我们想保有的安全感或许令人畏惧，但那比不上否认自己的召唤，并拒绝成为更伟大的人。灵魂有其需求，而薪水与津贴是无法让它满意的。

　　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产生了许多专家，用以满足各种需求。因此，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根据功能与性向分组，并朝向专业化发展。我们越专业，人格受损以及灵魂钝化的风险就越高。在商业与专业训练的重担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受到侵蚀。我们因此被学科考试的狭隘定义给束缚。荣格对神经症最简单的定义是「人格失去统一」，亦即人格的片面性。[75]这个定义涵盖了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后天人格的反应性特征，也因为西方社会的教育本质。我们受的训练越多，我们的人格就变得越狭隘。

　　１９２１年，荣格出版了一本书，描述了八种人格类型，那代表着我们经历现实的不同方式。[76]他使用的两个术语──「内倾」与「外倾」──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的语言。每个人都拥有四种功能，包括思维、情感、感官与直觉，只是比例不同。主导功能是我们最常反射性使用的功能，为的是引导我们面对现实。我们的类型似乎有着基因的基础，虽然肯定会受周遭的人所影响。内倾或外倾的意思是，我们倾向将现实视为内在或「在外面」的东西。因此，举例来说，外倾感官型可能会被外在世界所吸引，并成为工程师或厨师；内倾思维型的人可能会成为学者，但如果让他去卖二手车可能会酿成灾难。

　　我们的主导功能通常出现得很早，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使用这些主导功能。此外，正如上述，我们会迅速根据自己擅长的东西把自己分类，并进一步锁定我们的专长。我们受的训练越多，在那项训练上就会越成功，我们的视野与人格也会变得越狭隘。社会会为此奖赏我们，我们也会与之共谋，因为比起使用笨拙的功能或得到比较低的奖赏，使用我们的主导功能会比较轻松。[77]

　　主导功能的概念并不意味它比较好，仅仅是发展得更好和使用得更多。劣势功能意味着它是人们在求助时最少使用的功能，也是让人感觉最不舒服的。因此，思考类型并非没有情感，但检视某件事的意义，思考如何使用它，该在哪里存放它，这是思考型功能最反射性的作用方式。这类人的情感生活会以比较原始及更为粗糙的方式出现。

　　在中年之路上，心灵中较未发展的部分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荣格认为佛洛伊德是情感型，他用他聪明的心智建构了一连串合理化的说词去为他激烈的情感辩护和防卫。当他的同僚转向或离开时，他认为他们是一群叛徒。他没有冷静地阐述他的理论，并把它们诉诸公众的意见，而是用它们来捍卫自己对生活的情感导向。另一方面，荣格则是外倾直觉思考型[78]，他关切的主题范围广阔，包含思觉失调症、炼金术与飞碟。他拥有直觉型的「发散性思维」，但却缺乏感官型的线性逻辑。为了和自己劣势的感官功能互动，他会去烹饪、雕塑和作画，这全是为了将自己的劣势功能带入意识。

　　我们在中年时会感受到很多压力，部分来自外在，部分来自内在。有些内在压力源于此事实：我们会和社会共谋，忽略人的全体。我们喜欢那些对自己而言比较简单的事物，我们会因多产受到奖励，而非完整。我们在梦中会活出人格的另一面，因为劣势功能是通往无意识的暗门。如果我们要发展成为个体，或者想增进我们的关系，就得严肃地面对类型学的问题。

　　荣格的类型理论并不是把人加以分类的另一种方式。关于类型学的知识，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双方冲突的最大单一因素是彼此都有不同的类型导向。奈尔．西蒙（Neil Simon）的著名话剧《古怪的伴侣》（The Odd Couple）中有一个版本各有不同的笑话，但都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相互对抗。奥斯卡（Oscar）与菲力克斯（Felix）处理现实的方式恰好相反，一方把脏乱的房间视为混乱，另一方则认为那里每样东西都很方便、顺手。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并认为另一个人是猪头。众所皆知，人际关系，特别是婚姻，会因为类型不同而造成麻烦。承认我们的伴侣可能是另一种类型，这会促进善意，并对减少压力和误解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主导或优势功能的知识，也是跟劣势或不足有关的知识。它告诉我们人格有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既是为了更适应外部世界，也是为了平衡我们的心灵。用具体一点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去处理我们通常会逃避的工作，例如那些我们常会请求配偶帮忙掩护的事情。

　　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应该自问：「我在期待这个人为我做什么？」这问题不仅适用于内在小孩的情绪议程，也适用于类型学的课题。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依赖，这件事的重要性更胜于谁负责割草皮，以及谁负责管帐等等。它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成为自足的人，同时也为他者的个性而庆贺。

　　在中年之路上，若能看见成功也会囚禁和束缚整个人的话，这点相当有用。例如，慢跑和热衷于运动就不仅是管理压力的一种手段，它们也代表坐在办公桌前面一个星期后，人再次与感官世界取得接触。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心理的生活可能会唤起劣势功能。一开始，人在使用较不适应的心理历程时会感觉别扭，但最终心灵会以更坚定的健康感来回应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不能仰赖老板或甚至家人的合作来协助平衡心理历程。因此，我们更要从不同的地方挤出时间。当我们的喜好被用在喂养灵魂而不只是拿来填满时间时，我们会更严肃地寻找常规运作以外的其他选择。然而，对尝试其他选择的担忧，可能会阻止我们为心灵中受到忽略的部分提供能量，即便它可能具有回报的潜力。

　　这是我们在中年之路上与自己相遇的重点之一：去找回那些因为专业化、忽略或禁止而遗失的部分。对类型学的思考不仅告诫我们该如何找到一项嗜好，对许多人来说，它是唯一能替太过片面的人格带来平衡的方式。

　　我们前面提到，自我为了回应社会化的要求，获取一个人格面具，它花费了巨大的能量。人格面具代表着呈现给外在世界的脸孔，它同样保护着我们的内在生活。但就如对优势功能的依赖代表着一种不完整，人格面具同样也只是自性的碎片之一。人格面具是处理外在现实的必须，但自始至终，未经探索的广阔心灵也等着被我们承认。

　　读者应该还记得，阴影意味着被个体压抑的每件事物。我们投注在某个特定自我形象的能量越多，为了适应现实所发展出来的片面性就越强。我们在中年时对安全感的投入越多，阴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令人不安。

　　我们多数人都会对自己曾做过的某些事情感到尴尬。或许我们曾有过外遇、药物滥用，或者抛弃那些依赖我们的人。谁不曾在凌晨四点起床，发现我们床底下躲着龇牙咧嘴的魔鬼？所有这些脱序行为，都代表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生命、为了重生所做的盲目摸索，尽管它们的结果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有害。如果我们能诚实面对，我们会认出自己的自私、依赖、恐惧、忌妒，甚至是我们毁灭的能力。这不是一幅美好的画面，但比起光明的人格面具更为全面，也更富有人性。人类最智慧的名言之一是拉丁诗人特伦斯（Terence）所说的：「没有哪个人对我而言是陌生的。」[79]当我们把它应用在自己身上时，会发现这句格言令人受伤。

　　阴影不该与邪恶画上等号，只有在生活被压抑的时候才算。因此，阴影饱含潜力。意识到阴影的存在会使我们成为更完整、更有趣的人。没有阴影的人往往极端乏味而且无趣。愿意允许自己最黑暗的冲动以及受到压抑的创造力浮出表面，并加以承认，是整合它们的重要步骤。当负向的阴影内容例如暴怒、贪欲、生气等，被无意识地表现出来时，可能具有毁灭性。但当它们被有意识地加以承认和抒发时，就会提供生活新方向与新能量。

　　具体来说，无论是从无意识的行为、对他人的投射、忧郁或者身体病痛中，都能找到阴影的踪迹。[80]

　　阴影体现着所有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它体现着我们失去的感受性，若是否认它，它就会以多愁善感的形式迸发。它代表了我们的创造力，若是抛弃它，它就会使我们变得倦怠和虚弱。它体现着我们的自发性，若是压抑它，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僵化和呆板。它代表了尚未被使用的生命力，比我们的意识人格还要大，若它受阻会削弱我们的活力。

　　有意识地与阴影相会在中年时期非常重要，因为无论如何阴影都会暗自运作。我们必须检查自己在羡慕或讨厌他人什么，并承认那些事物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能帮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做的事而去责备或羡慕他人。那会鼓励我们去承认，自己身上只有一小部分的潜能被开发出来，在追求自我的成就时，我们经常太过自鸣得意，太过小心了。它会揭示能量、创造力与个人发展的其他来源。借由和自身的阴影对话，我们会把大量对他人的敌意与羡慕加以消除，而它们主要源于我们的投射。活出我们的生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能专注在自身的个体化而非被其他事情的议程给耽误，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美好。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意识的视野有直接相关，那么阴影在中年时的入侵就是必要的，它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我对自己认识得越多，就越能活出我的潜能，我人格的声调与色彩会因此越精采，生命经验也会越丰富。

4

文学中的案例研究

　　「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座黑暗的森林，迷失了道路。」[81]但丁的精神朝圣之旅就此展开，这为他更新了生命意义。

　　我在本章会讨论一些文学案例而非临床个案。正如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在两千五百年前所说的，艺术有时比生活更清晰，因为艺术拥抱全世界。[82]如但丁那样，艺术家沉降至地下世界，以及带着旅程中的故事归返的能力，能够以特别清晰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处境。我们不仅会被召唤前去认同特定的角色，也会将男女主角视为人类普遍处境的戏剧化呈现。因为我们共享同一个处境，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限制、洞察与行动中学到某些东西。

　　艾略特（T. S. Eliot）认为，我们唯一优于过去之处，正在于我们能够涵容它，并因它而扩大自己的生命。[83]换句话说，借由文学与艺术，我们在面对人类时就能涵容更大范围的可能性，且依然拥有进一步成长与发展的空间。举例来说，哈姆雷特（Hamlet）永远只能念出为他所写的台词。我们都有哈姆雷特情结，换言之，人们知道应该去做某件事，但就是没办法。跟哈姆雷特不同的是，我们有机会透过意识来改变剧本。

　　两个写于19世纪相当令人沮丧的经典，分别是19世纪初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以及19世纪中福娄拜（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它们生动表达了个体的个人困境，带着满满的投射进入第一成年期，带着困惑、忧郁以及不再有效的生存策略来到中年期。

　　学者浮士德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理想，掌握了知识。他专精于那个时代的专业，包括法律、哲学、神学与医学，「我在此处，掌握了所有的知识／而从前的我却是个可悲的蠢货。」[84]借由他的优势功能，亦即思考功能，浮士德达到了人类学习的顶峰，但他尝到的不是甜蜜，而是苦涩。有多少ＣＥＯ经历过他的失望？他获得的越多，他的劣势功能，也就是情感功能，就被压抑得越多。他的思维有多精致，情感的表达就有多原始，至此，浮士德的情感狂啸而出，并使他陷入深深的忧郁。他的学习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阿尼玛备受压抑。他的忧郁非常严重，以至于不只一次想要自杀。他了解自己体内有两个灵魂在搏斗，一个渴望创作出能够感动天地的音乐，一个却被平庸与俗务给捆绑。在张力最高的时刻，也就是一个现代人会面临精神崩溃的时刻，浮士德遇见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

　　在歌德的观点里，梅菲斯特并不邪恶，因为他体现了浮士德的阴影。「我是部分里的一部分，而那曾是整全，／是黑暗的一部分，而那孕育了光明。」[85]梅菲斯特将阴影描述为整体的一部分，它受到忽略与压抑，它是辩证所必须，最终会给人带来完整。

　　歌德的《浮士德》寓意相当丰富，可以用各种方式解读，其中之一是中年自我和心灵分裂出去那一部分的对话。浮士德从自杀边缘被拉回来后，他和梅菲斯特打了个赌，而不是协议，他们将前往一趟体验世界的神奇旅行。因为浮士德代表着全人类对获取知识的向往，所以他告诉梅菲斯特，如果他在这趟旅程中感受到永远的满足，梅菲斯特就可以拿走他的灵魂。

　　如我们所知，无意识或者折磨我们的内在，或者投射到外在。在一开始想自杀的忧郁状态中，浮士德与黑暗的梅菲斯特相遇是其生命获得更新的转机。但他得转身向内，并体验在第一成年期中被他所压抑的东西。

　　浮士德的核心相遇是与阿尼玛的迟来约定，阿尼玛是他内在的女性，她是情感、直觉的真理与欢乐的中心，而其外在形式则是名为玛格莉特（Margret）的单纯农家女孩。她被这位享誉世界的学者所震惊，而他也为她所迷。他拿通常用以表达宗教情感的词汇来描述她。他对女方的激情之爱是青春期的特征，这暗示着阿尼玛的发展因其学术的教育过程而受到了阻碍。他们复杂的感情导致玛格莉特的母亲中毒、兄弟被杀，女方本人的心智状态也因此崩溃。受罪恶感所缚的浮士德则被梅菲斯特带去探索更大的世界。[86]

　　这段肤浅的剧情摘要把浮士德描写成了肥皂剧中的坏蛋。确实，他在引诱与毁灭玛格莉特这件事中并不无辜，但他无意识的发展水准与中年改变的意义才是我们此处的关切。在这些术语中，故事揭露了一个主导功能（也就是他的才智）过度发展的人，其代价则是阴影与阿尼玛的牺牲。阴影的残影横跨阿尼玛会带来灾难，就如中年外遇经常出现的那样。[87]我们不了解的事物会伤害我们和他人。浮士德并非不道德，但他在无意识中具有破坏性。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的每个部分会一起成熟。西方社会在核子毁灭与延长寿命这两件事上有长足的进展，但我们的道德成熟度却依旧落后。同样地，浮士德在外在世界的角色发展得很成功，但他的内在生活却受到了忽略。他的阿尼玛相较于他的才智是无意识且原始的，所以她才会以单纯农家女的形象出现。这种亟欲更新的渴求，一开始会以准宗教的形式出现，实际上那是把受忽视的女性意象带入意识的心理需要。我们都很难认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内在疗愈。在外部世界寻求安慰或满足实在容易多了。

　　浮士德的困境令人想起当代美国作家约翰．屈佛（John Cheever）的短篇故事《乡村丈夫》（The Country Husband）。一个生意人在空难中幸存了下来，其乡村生活因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死亡的气息搅动着他的阿尼玛。他斥骂着自己的妻子与朋友，和年轻的保姆陷入情网，并接受了心理治疗，治疗师告诉他，他陷入了中年危机。诊断结束后，他被赋予一项爱好，在故事结尾，他在自己的地下室从事木工。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任何事得到解决，他没既没学到也没整合任何事物，自己仿佛一颗依旧在太空中旋转的行星，生活的轨道一成不变。

　　浮士德与屈佛笔下的男主角都被中年忧郁与死亡恐惧所伏击，都透过年轻女子来疗愈内心的阿尼玛。两人都在受苦，但却没有学到整件事的核心。如荣格所言，神经症是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与中年期的相遇包含了受苦与意义的追寻，然后成长才变得可能。

　　在福娄拜的书中，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就是那个农村女孩。当她见到当地的医生查尔斯．包法利（Charles Bovary）时，她设计引诱了对方，让自己从农村搬到他的小镇去。她将获得拯救的机会投射到婚姻与地位上，来使自己远离平凡。但婚后她很快就怀孕了，并对她那乏味的丈夫感到无趣。受限于19世纪法国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她不能堕胎，也不能离婚，更不能像数十年后易卜生小说里的诺拉那样一走了之。她借着读言情小说来消磨时间，也就是现在的肥皂剧，幻想着爱人出现能将她带离无趣的生活，走入聪明人的世界。他唆使查尔斯进行一场复杂的手术，结果以灾难告终，她开始了一连串的外遇，并借钱来负担自己的放纵花费。她的阿尼姆斯先是投射到查尔斯身上，然后带着浪漫的拯救幻想在不同的男人之间游走。就像浮士德，她寻求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却不了解她必须处理的是自己的内在。

　　我们越缺乏意识，我们的投射就越多。艾玛的生活是一连串不停升级的投射，每个都不得满足。她甚至发现偷情是「婚姻中的常态」。[88]最后，她被爱人抛弃，处于破产边缘，又对不停寻找白马王子感到绝望，艾玛决定轻生。她读的小说告诉她，女英雄会被送去天堂，被天使与天乐所迎接。她借着服毒自尽来迎向最后的超越与最后的投射。福娄拜穿透了这层迷雾：「八点钟，呕吐开始了…」[89]她最后看见的景象并不是天堂，而是一张盲人的脸。一个她曾经在偷情时碰见的乞丐再次出现，象征着她的内在男性，亦即阿尼姆斯的盲目。

　　浮士德与艾玛都不邪恶。他们未活出的生命迫使他们做出糟糕的选择。他们将自己内在的异性极投射在外界的人身上，不晓得他们所寻找的事物最终只能在内在求得。虽然他们的故事是由伟大的艺术家所构思，但其中年之路的轮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中年相遇的另一种类型发生在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地下室笔记》（Notes form Underground），该书于１８６４年出版，是一份对进步派、改良派，以及认为理智可以根除世上不幸的天真乐观者的控诉书。但它不仅是对时代精神的分析，也代表了与阴影的深刻相遇。很少人能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样，这么诚实地写出对内在黑暗的深刻洞察。

　　《地下室笔记》以诗句作开端，但并非维多利亚式的文学情感：「我是一个病人……一个小气的人……但事实上，我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了解；我甚至不太确定让我生病的原因。」此时没有姓名的说话者插入了一段自恋的独白：「那么现在，一个正派的人最喜欢谈些什么呢？当然了，是谈他自己。所以我要来谈谈我自己。」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他描述了自己的恐惧、投射、愤怒、嫉妒──那些因为太过人性而人们会去否认的特质，并狡猾地写下「人们都为其缺陷而骄傲，而我在这一点上可能胜过任何人」[90]。

　　地下人让我们意识到所有人在第一成年期都会做的事，也就是对生命创伤的反应。我们会建立一系列基于创伤的行为，并以合理化和自我辩解的方式活出我们有限的视野。但地下人并不会用合理化来宠溺自己或我们。读者希望能更清楚地了解他，因为他的自我控诉其实指涉了所有人。但就如他所说：「一个像我这么清醒的人，要如何才能尊重自己？」[91]他将人性定义为「不知感恩的双足动物」，但这还不是人类的主要缺点。他的主要缺点是惯性反常。[92]

　　地下人拒绝让自己变得可爱或可被原谅。他拒绝让自己或读者好过。他的自我分析让阅读变得很不愉快，但他却带着先见之明称呼自己是反英雄。[93]他的英雄气在于他的反常，以及他用自己的诚实迫使读者反省。因此他告诫道：

　　我所做的只是把你不敢做的事推到了极限，你甚至连我的一半都不到，你们把自身的懦弱当成理智，想让自己觉得好受。因此我最终可能比你们更像个活人。[94]

　　卡夫卡曾写道，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头，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95]《地下室笔记》就是这样的作品。某些人仍旧质疑他的文学价值，把它视为对肤浅的乐观主义时代的控诉。但我们也可以把《地下室笔记》视为一个人在中年时与他自己的相遇。然而在文学作品中，与阴影相遇也很普遍，从霍桑（Hawthorne）到梅尔维尔（Melville）、爱伦．坡（Poe）、马克．吐温（Twain）、史帝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Jeckyl and Hyde）、康拉德（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带我们进入了最危险的地方。他描述了人们竭力想要隐藏的卑劣之处。然而，越是努力压抑并分裂丰满肥沃的阴影，它就越会借由投射突破限制并以危险的方式出现，就像我们在浮士德和艾玛．包法利身上看到的那样。

　　尽管与阴影相遇令人痛苦，但它却使我们与人性再次连结。它包含了生命的原始能量，如果能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它就能带领我们改变与更新。确实，我们很难将自恋转化为有用的东西，但至少它可以被我们涵纳，避免伤害他人。用同代诗人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话来说，地下人是「我的同类，我的兄弟」[96]。

　　把艺术当使命的人会建构与再建构他的神话，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伟大的诗人叶慈（W.B. Yeats）就经历了多次转变。很显然，叶慈有些朋友会抱怨他们刚适应了诗人原有的样子，突然间他就变成了新的样子。

　　无论何时我重写我的歌，

　　朋友都会觉得我做错了。

　　要知道，无论我选择关注什么议题，

　　那都是我在重塑我自己。[97]

　　接下来三位诗人代表着重塑个人神话的自觉努力。当王室与教会的权力衰颓，个体就被遗弃在荒原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多数的当代艺术证实了，虽然我们需要从过去的遗迹中捡拾可用之物，四处寻找依旧合用的象征，但多数时候我们是从个人经验中萃取意义的。如果过往的精神泉源对当代艺术家已不再合用，那他们就得从自身经历的碎片中画出灵魂的经纬度。那些碎片中，最重要的通常是父母情结。另外三个美国当代诗人，狄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理查．雨果（Richard Hugo）及黛安．华科斯基（Diane Wakoski），也在记忆的索引中筛选，试着拼凑出连贯的自我感。

　　如先前提过的，我们最迫切的两个需求就是滋养与赋权，亦即使我们感觉生活会以某种方式服务和援救我们，而我们也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狄奥多．罗特克在密西根州的萨吉诺（Saginaw）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在当地拥有一间温室。那是他许多诗作的焦点，因为那里不仅象征了他的文学之家，也象征了他对「绿色世界」的乐园记忆。父母形象是滋养与赋权这两种原型力量用以传递的载体。当父母能携带并传承这些巨大的力量时，他们就会在孩子的内心被激活。如果孩子未能在父母身上找到这些力量，他们就会改在代理人身上寻求。罗特克在多年后回忆起他父亲的三位员工，她们帮助自己满足了这些孩童时的需要：

　　三位年长的女士走了过来

　　她们爬上温室吱吱作响的梯子

　　拿出白色的绳线，

　　甜豌豆的卷须，菝葜

　　金莲花，攀缘向上的

　　玫瑰，将康乃馨

　　拉直，红色的

　　菊花；僵硬的

　　枝干，连接处如玉米

　　她们将其捆绑收拢，

　　像个保姆般照料着植物，

　　动作比鸟快，挖洞又筛土，

　　她们洒水又束堆，

　　她们跨过水管。

　　她们的裙子在棚内如波浪翻腾，

　　她们的双手因汗水而发亮，

　　就像成排飞行的女巫，

　　自在地不停创造；

　　用卷须做针，

　　她们用茎干缝补空气，

　　她们逗弄着因寒冷而沉睡的种子，

　　所有的线圈、圆环与螺生体。

　　她们为太阳搭棚，她们的谋划不仅是为了自己。

　　我记得她们怎么将我抱起，一个单薄的孩子，

　　对我瘦小的肋骨又捏又戳，

　　直到我躺在她们的腿上，大笑出声，

　　瘦弱得像个小人儿（wiffet），

　　此刻，我孤单且寒冷地躺在床上，

　　她们依旧在我心里徘徊，

　　这些古老坚韧的老女巫，

　　和她们被汗水坚固的头巾，

　　被荆棘刺伤的手腕，

　　和她们轻吹在我身上喘着粗气的呼吸，

　　在我第一次睡着时。[98]

　　就如琥珀中的虫子，这三个在时光中冻结的女人依旧滋养着内在小孩。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孩子的关心，此刻似乎提供了一个神圣空间，一个心灵中的神圣处所，在诗人经历困难的时候协助他对抗忧郁与失落。她们不仅是员工，对植物或孩子来说，她们还是成长中事物的保姆。他的回忆重现了那些单纯事物的惊奇，翻腾的裙子、女巫般的行动、被汗水坚固的头巾、被荆棘刺伤的手腕、喘着粗气的呼吸，所有的隐喻都开启了通往过去的大门。在孤独、寒冷且艰困的当下，作者再次连结了一个滋养且绿意盎然的时光。回忆支撑，甚至喂养着诗人饥渴的灵魂。而正因如此，我们在中年面对生命的辽阔与旅程的孤独时，才可能与生命中曾受到支持与支撑的时光相连结，并部分地得到它们的调解。

　　理查．雨果则很难找到那段充满生机的回忆。

　　你记得那名字叫詹森（Jenson）。她看起来年事已高，

　　内心总是孤独，苍白的脸贴着窗户，

　　信也从来没有人回。两个街区外，

　　格鲁伯斯基斯（Grubskis）一家人疯了。乔治（George）吹着坏掉的长号，

　　复活节时，当他们扬起旗帜。野生的玫瑰提醒着你，

　　这条路还没铺好，碎石与凹洞才是这里的王道。

　　贫困是真的，钱包、精神，以及每一天都跟做礼拜一样缓慢。

　　你记得街角破旧的教堂，对着星星吼叫着他们的真理，

　　而狂热的圣洁者为了他们年度的狂吼租下了谷仓，

　　在你从战场归来时，那座谷仓已经烧毁了。

　　在知道你认识的人去世之后，

　　你试着相信这些铺好的路得到了改善，

　　新邻居在你离开时搬了进来，他们长得很好看，

　　他们的狗也喂得很肥。你依旧需要

　　记得许多空地与蕨类。

　　草皮修剪得很完善，这提醒着你，

　　你太太永远离去那天所搭的火车，前去某个遥远空洞的小镇，

　　那是个你永远记不得的名字。时间是6点23分，

　　日期是10月9号。年分则已记不得。

　　你将自己的失败怪罪在邻里头上。

　　格鲁伯斯基斯一家用某种隐诲的方式贬低你，

　　这点无法弥补。而你知道自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弹奏下去。

　　詹森太太苍白的脸庞映照在窗户，

　　一定听到了鄙俗的音乐盖过了车水马龙的交通。

　　你很喜欢它们，而它们依旧，无事可做，

　　没有钱也没有意愿。爱他们，阴沉

　　是他们的疾病，你带着多余的食物以免被困在某个奇怪空洞的小镇

　　需要饥渴的恋人当朋友，需要感觉

　　在他们建立的秘密俱乐部里受欢迎。[99]

　　雨果的童年期住在一个鄙陋的街道，金钱与精神都很贫困。对孩子来说，时间总是缓慢，但又如此飞快，似乎很难解释所有的变化。进步来到了这条街道。街道被铺设、草皮被修剪、宠物被喂饱，但其他画面又来到这本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奇怪小说中。人们来了又去，有些和我们亲近，有些则否；有些人友善，有些则否，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作者试图把一切搞清楚。不知何故，诗人觉得童年的轨迹、邻里的状况，让这一切变成这个模样。

　　如果诗人认为他的生活很失败，那么生命的起始点也会受到牵扯，从而贬低了童年期的原始愿望。然而雨果就像罗特克一样，在黑暗的日子里依旧选择返回他的出发地，试着搜寻一些线索，以便回答他自己是谁，他的生活又代表了什么。即使是此刻，「阴沉／是他们的疾病，你带着多余的食物」，若是没有资源，人很难踏上朝向未知的漫长旅程。既然我们知道朋友和恋人有他们自己的旅程，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诗人就必须携带记忆的碎片作为灵魂的食物。

　　雨果和罗特克都是上述那首诗最后一行提到的「秘密俱乐部」里的成员。那是一个资源耗尽而不得不重组的社群，以便获得其神话的支持。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曾指出，所有的个案史都是虚构。[100]生活的真相为何，远比我们如何记住它们，如何内化它们，如何被它们驱动，以及我们如何与它们互动还不重要。

　　每天晚上，当无意识开始搅动我们日常生活的碎屑时，制造神话的过程就启动了。记忆也是一样，它也会维持现况、将我们定锚在婴儿期，或者欺骗我们，这要视情况而定。无论是在字面上或想像中，回到童年的场景都会帮助我们去和所谓的现实建立成熟的关系。

　　拜访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和课桌椅会让人发现它们都是给孩子的缩小版，禁止奔跑的走廊、无尽的操场，全部都成比例地缩小。同样地，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被带着内在小孩的大人给同化，并允许记忆中的巨大痛苦与快乐被成人的力量与知识给重建。

　　进入中年之路唯一的必要条件是，去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外界没有拯救者，长大后没有妈咪或爹地，而旅程中的同伴却能好好地存活下去。当我们承认自己来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就能处理生命的经纬，找到使我们从过去返回现在的方法。

　　黛安．华科斯基试着借由检查过去的模糊照片找出自己是谁：

　　我的姐妹穿着剪裁良好的丝质上衣，

　　将我父亲的照片拿给我，

　　穿着海军的制服与白色的帽子。

　　我说：「噢，这是妈妈以前放在梳妆台上的那一张。」

　　我的姐妹控制着表情，偷偷地望向母亲，

　　一个外表臃肿，全身松垮的女人，

　　就像救世军贩售的二手床垫，尽管没有破损。

　　她说：「不。」

　　我再次看着照片，

　　看见我父亲戴着

　　他和我妈一起生活时

　　从没戴过的婚戒。婚戒上刻着：

　　「致我最爱的妻子，

　　我的爱

　　士官长」

　　我了解这张照片肯定属于他第二任妻子，

　　他抛弃我妈后结婚的女人。

　　我的母亲说，她那张脸和北达科他州

　　的无人区

　　一样平静，

　　「我也可以看一下吗？」

　　她看着它。

　　我看着我那衣着讲究的姐妹，

　　和穿蓝色牛仔裤的自己。我们是想透过分享这张照片

　　来伤害自己的母亲吗？

　　在我为数不多的回家的这几天。

　　因为她的脸有一种奇怪的不安，

　　不是她原先那凶恶的苦瓜脸，

　　而是某种说不出话的感觉。

　　我转过头，说我得走了，因为我跟朋友约了

　　吃晚餐。

　　但我从惠蒂尔（Whittier）一直开到帕萨迪纳（Pasadena），

　　路上一直想着母亲的脸；我何以会永远不爱她；我父亲何以

　　也无法爱她。

　　直到我发现，自己遗传了

　　那个臃肿的身体，

　　冷淡的脸孔和斗牛犬般的下巴。

　　我开着车，想着那张脸。

　　杰佛斯（Jeffers）的加州美狄亚（California Medea）启发了我的诗。

　　我杀了自己的小孩，

　　但当我在高速公路变化车道时，在后照镜中的一瞥，

　　让我看见了那张脸，

　　那即使不是幽魂，也时刻跟在我身边，就像放在爱人钱包里的

　　照片。

　　我多么痛恨我的命运。[101]

　　照片并不像用来遗忘的舒缓药膏，它会将记忆从无意识里提取出。母亲、姐妹与诗人，三个女性借由过去的照片共同被聚在了一起。表面之下，潜伏着老旧的伤口与张力。诗人穿越时间的方式，就像孩子踩在冰面上，不知道哪一块坚固，哪一块易碎，但仍然得徒步走过。在另一首诗中，华科斯基说她「领养」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m）当自己的爸爸，因为她的亲生父亲当了「30年的士官长，总是离家很远」[102]。她将一个住在弗农山的历史人物当作父亲，而他仍静立在一美元的纸钞上以及孩子的记忆中，因为「我的父亲塑造了我，／一个孤独的女人，／没有目的，／正如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没有父亲」[103]。

　　华科斯基对母亲的经验，好比雨果对他的老邻居，就像救世军的二手床垫，空洞的北达科他州和凶恶的苦瓜脸。她穿戴整齐的手足对比着她自己的「蓝色牛仔裤」。当她开车回家时，无论去到哪个地方，她都知道自己在孤独地旅行。不管是士官长、妈妈、姐妹还是诗人，他们都是孤独的旅人。和罗特克不同，他可以从三个温室中的老太太身上汲取养分，雨果甚至能从惨澹的阴郁中啜取所需，华科斯基知道她无法从照片描绘的时光或人物那里获得力量、安慰或滋养。她坦承自己无法爱妈妈，也无法爱士官长。然而，在后照镜的那张脸上，在她自己的影像里，她却看见了母亲的意像（imago）。她从帕萨迪纳旅行到惠蒂尔，一路上出现了各种想法，但母亲的印象却一直跟随在她身后。

　　就像另一个受到诅咒的悲剧女性美狄亚一样，她杀死了内在的可能性。[104]被受伤版本的自我所驱使，她创造了自己的生命。她越是试着逃离帕萨迪纳的过去，越会受到自己暗示的影响。她的结论是：「我多么痛恨我的命运。」

　　正如希腊悲剧在两千五百年前所做的一样，我们这里有必要区分宿命（fate）与命运（destiny）。诗人肯定无法选择她的父母，正如父母也无法选择她。但是，宿命却使他们在时空交会处受苦，彼此都伤了对方。在那样的创伤中，我们创造了行为与态度的组合体（assemblage），用以保护内心那个脆弱的小孩。经过多年的增强作用，那个组合体成为了后天的人格，也就是假我。华科斯基正确地回到了她的根源，去确认她是怎么让自己成为这个样子的。然而，她所看见的事物却让她感到厌恶，因为她从后照镜中看见的，是她与士官长都无法去爱的女人。只要她还是自己无法爱上之人的倒影，她就无法爱自己。然而，命运与宿命并不相同。命运代表人的潜力、天生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命运带来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她努力想比她憎恨的事物更伟大，而这将她与自己所蔑视讨厌的事物绑在一起。只要她把自己定义为妈妈的女儿，她就与宿命绑在一起。虽然这首带着局限的诗并未对超越宿命提供太多的希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创作这首诗时所固有的自我检视，却代表着意识的必要行动，以及使命运得以实现的个人责任。

　　若不努力地朝向意识，人就会保持受伤状态。在希薇．普拉斯著名的忏悔诗《爹地》中，她回忆起站在黑板前的教授父亲，并突然将他等同于一个「把我可爱的红色心脏咬成两半」的恶魔，又补充道：「20岁时我试着自杀／并回到、回到、回到你身边。」[105]她父亲犯的罪就是在她10岁时去世，当时她的阿尼姆斯需要父亲的帮忙，才能把她从对母亲的依赖中给解救出来。就像华科斯基一样，她被父亲抛弃，被留在母亲身边，因此固着在创伤的那一刻。普拉斯的愤怒与自我厌恨反复地拉扯着她，直到她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人停留在受伤状态时，人会去恨那张在镜子中的脸孔，因为它与应该对此伤口负责的人长得很像，也会对自己未能摆脱过去而自我厌恨。

　　借由艺术家描绘普遍性的能力，他们总是能告诉我们比纪传体事实更多的东西。阿波里奈尔（Apollonaire）写道：「回忆，是打猎的号角，它的声音随风而逝。」[106]我们的自传是陷阱，充满欺骗性的诱惑，会将我们冻结在看似事实的过往与受伤的状态，成为宿命的产物。

　　在中年之路的秘密俱乐部中，有一封邀请，它提供我们更广阔的意识以及更大的选择空间。广阔的意识会带来宽恕他人与自身的广大契机，而借由宽恕，我们会从过去获得解脱。我们必须更有意识地去塑造我们的神话，否则将永远无法超越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5

个体化：我们这个时代的荣格神话

　　中年之路的体验就像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待在一艘摇摇晃晃的船上，却四处看不见港口。我们的选择只可能有这三种：回去睡觉、跳船逃生，或者抓紧船舵继续航行。

　　在做选择的那一刻，灵魂的崇高冒险从未如此清晰。抓住船舵，我们才能为这趟旅程负责，无论这趟旅程看起来有多可怕，多孤独，或者多不公平。若不抓住船舵，我们就会卡在第一成年期，卡在异常的神经质人格，变得自我疏离。比起被众人环绕，当我们知道这趟灵魂之旅只能只身上路，而我们仍能对它说出「是的，我愿意」时，就会感到更加真实，更为整合。那正是克里斯多福．弗莱（Christopher Fry）在一出戏剧中的角色所说的：「事情上升到了灵魂层次，感谢上帝！」[107]

　　荣格在其自传中写道：

　　我经常见到，当人们满足于生活问题的不适当或错误答案时，他们会罹患神经症。他们追求地位、婚姻、名声、外在的成功或金钱，而且依旧不开心与神经质，即使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类人的内心通常有着太过狭隘的精神层次。他们的生命没有足够的内容与意义。如果他们能发展出更为宽广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108]

　　荣格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全都活在自己的时间、空间与个人史的狭隘视野中。想活出更充实的生活，我们就得了解自己成长的限制。我们的文化隐隐假设着，只要借由物质主义、自恋或享乐主义，我们就能活得幸福，但这点显然已经破产。拥抱这类价值观的人既不幸福也不完整。我们需要的不是未经检验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神话，也就是说，一个与我们本性一致的价值结构，而它能引导我们灵魂的能量。虽然从过去的瓦砾中捡拾对我们个人而言具有意义的意象是有用的，但我们不太可能完全体悟另一个时空的神话。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神话。

　　寻找个人道路的必要性无庸置疑，但路上却横亘着巨大的阻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状。它们包括了乏味、重复的工作，或者伴侣更换、物质成瘾、自我毁灭的想法或行为、不忠、忧郁、焦虑与逐渐增加的强迫倾向。在这些症状的背后有两项基本事实。第一，是有股巨大的力量正从下方向我们施压。它的急迫令人感觉有破坏性，承认它会带来焦虑，压抑它会使人忧郁。第二，将此急迫性阻挡在外的老旧模式会因逐渐增长的焦虑而重复，但效果却不断降低。从长期来看，更换工作或更换关系并不会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感受。当内在的压力持续增加，原有的策略也会越来越不管用，于是自我的危机爆发了。事实上，除了社会角色及心理反射之外，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舒缓压力。

　　这些症状宣告着，人的生命需要实质的改变。痛苦会激发意识，而新生命则随新意识到来。这项任务令人畏惧，因为人首先得去承认，我们没有外援，不会有父母帮忙改善一切，也没办法再回到从前的时光。此时自我的应对策略已经疲乏，而自性则借由使自我精疲力竭来寻求成长。人们曾努力创造的自我结构，此刻已处暴露出它的渺小、担心受怕，而且找不到解答。人到中年，自性会操控自我组合体，使其陷入危机，以便修正它的轨道。

　　在中年之路的典型症状底下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能透过寻找或连结外部世界的新事物或新对象而得到拯救。唉，对溺水的中年水手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援救者。我们正处在灵魂的风暴期，身旁虽然有许多人，但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救。如果我们能使自己的生活遵循这项真理，那么无论这世界的磨难有多大，我们都会感觉到治愈、希望与新生。童年早期的经验，与我们后来的文化，都使我们与自身疏远。我们只能重新连结内在真理，才能让自己重回正轨。

　　１９４６年12月，一位阿拉伯农民在山洞内找到了一个大罐子，里头存放着许多古老的手抄本。[109]这些手抄本似乎是诺斯底教派的文本，内容较像是早期基督徒的个人经验，而非教会的官方文告。有一篇手抄本的名称叫做「多马福音」。据传，它包含了耶稣的秘密教导，若真如此，他们就揭露了一个与其他门徒的记载极为不同的耶稣。耶稣其中一句话精准地说到了重点，我们若要在中年经历转变就得接受这句话。他说：「若你活出内在的事物，它们必将拯救你。若你不将内在的事物活出，它们必将毁灭你。」[110]

　　我们的内在之物受到压抑，因此我们生病并自我疏离。因为内在的事物未能得到肯定，我们很难了解自己沿路上究竟在寻找什么，对我们而言，正确的道路就在那里。沉思这个巨大的任务让人惊恐，了解我们的内心有所需的资源，以及了解我们不需要依赖其他人就可以充分活出自己的生命，这在终极意义上会使人感到解脱。正如浪漫诗人贺尔德林（Hölderlin）在将近两个世纪前写下的：「诸神近在咫尺，但很难掌握；然而，越是危险之处，解救也越是强大。」[111]

　　因此，重点并非没有神话，而是选择哪一个神话？因为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受到意象的引导。我们可能会在意识上选择与集体价值观一致的信念与行为，例如追求财富或者遵循团体规范，但这种适应的代价便是神经症。我们也可能活在错误的神话里，例如：「我必须永远是个乖小孩，要避免生气，为人服务。」这样的意象可能会在很深的无意识里引导我们，以致我们经常这样反应，却不知道有其他选择。无论是服从外在或顺从内在，都无法支持我们获得完整。实际上，人会反复地被要求为外在服务，即使与内在有所抵触，也会持续服务原有的期望。社会的稳定再次得到了维持，但付出代价的是个体。１９３９年，荣格在伦敦对教牧心理学协会演讲时指出，我们被迫从外在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神经症间做出选择。只有个体化之路才是可行的选项。[112]这句话依旧正确。

　　个体化的概念代表荣格为这个时代留下的神话，它是一组能导引灵魂能量的意象。简单来讲，个体化是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动力，在宿命加诸的限制下，使我们尽可能变得完整。再次强调，除非我们有意识地面对宿命，否则我们就会被它束缚。我们必须将自己是谁从学到的东西那里分开，把真正的自我与假我分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能定义我；我是我选择去成为的人。」如果我们要逃离宿命的囚禁，就得将这句话日日铭记于心。这个困境，以及意识的必要性，在一本由匿名作者所写的《短篇自传五章》（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中表达得更为幽默。

　　I

　　我走在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跌了进去。

　　我很迷惘……我很无助

　　那不是我的错，

　　我用了很久的时间才得以离开。

　　II

　　我走在同样的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假装没有看见。

　　我再次跌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我跌在同个地方。

　　但那不是我的错。

　　我依旧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离开。

　　III

　　我走在同样的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看见它在那里了。

　　我依旧跌进去了……那是一种习惯……但是，

　　我打开了眼睛，

　　我知道我在哪里。

　　那是我的错。

　　我立刻就离开了。

　　IV

　　我走在同样的街道。

　　人行道上有一个很深的洞。

　　我从它旁边绕过。

　　V

　　我改走其他条街道。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多受限，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提醒我们的，我们都得像个自由人那样去行动。这类行动恢复了人的尊严与意义，否则人就会不停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并因此受苦。一名驾驶波音７４７的飞行员只要在离开纽约后偏离个几度，最后就能抵达欧洲或非洲。因此我们即使只做了小小的修正，就能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改变。要完成这项计划，就必须承诺每天都和我们内在的事物保持联系。就如荣格说的：

　　（个体）拥有先验的无意识存在，但只有在意识到他当下的特殊本性时，它才能有意识地存在……分化或个体化的意识历程，需要把个体性带入意识中，也就是说，要让它脱离认同客体的状态。[113]

　　荣格所提的对客体的认同，指的是人们一开始对现实、对父母的认同，以及日后对父母情结与社会组织之权威的认同。只要我们仍旧认同外部的客体世界，就会与自己的主观现实疏远。我们确实是社会性动物没错，但也是拥有终极目标或神秘目的精神动物。在对外部关系保持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事实上，我们越成为分化的个体，我们的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说：

　　成为个体指的并非只是一个单独与分离的存在，他的存在是以集体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化历程必然会导致更激烈与更宽阔的集体关系，而非疏离。[114]

　　个体化的悖论在于，参与亲密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充分地发展我们自己，而非被别人喂养。同样地，我们参与社会的最佳方式也是成为个体，为团体的健康发展贡献必要的辩证。[115]每片社会中的马赛克玻璃，都贡献出它自身独特的色彩，使社会变得多彩。当我们拥有某些独特的特质，拥有最充分发展的自我时，就能对社会提供最大的贡献。荣格再次强调：

　　个体化切断了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性。这是个体化之人留给世界的罪过，那是他必须努力偿付的罪。他必须支付赎金来替代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同等的价值，来替代他在集体领域的缺席。[116]

　　因此，对个体化的关切并不是自恋；它是服务社会并支持他人走向个体化的最佳方式。与自身及他人疏离的人无法服务世界，在痛苦中将痛苦带给他人的人同样如此。作为一组引导的意象，个体化同时建构了目标与历程，替那些为文化带来贡献的人服务。荣格写道：「目标只有在作为想法时才重要。核心要务是引领我们走向目标的伟业（opus）：那是毕生的目标。」[117]

　　当我们在甲板上手握船长的船舵时，虽然我们不知道方向，只知道自己有件必须完成的事，方其时，我们就活在灵魂最高的冒险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唯一值得参与的旅程。第一成年期的任务，是获得充分的自我强度以便离开父母并进入世界。这份力量在第二成年期起程前往更伟大的灵魂之旅时还会用到。这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否认，而是恢复我们生命里的宗教性格。因此荣格建议，我们必须问一个人：

　　他和某种终极的事物有联系吗？那是他生命里的必答题……如果我们能了解并感觉此生和终极事物相互联系，我们的欲望与态度就会改变。归根究底，我们的价值只可能源于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如果我们无法体现那个本质，生命就会被浪费。[118]

　　能够与那大于自我的事物建立关系，了解这项能力将会为我们带来转化。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祭司刻下了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根据一份古老的文献，神庙内部房间的入口还有一句铭文：「你是（Thou Art）[119]。」这些训诫很好地捕捉到了个体化的辩证性。我们要更充分地认识自己，在以更大的奥秘为背景之下认识我们自己。

　　美国诗人玛莉安．摩尔（Marianne Moore）曾经写道：「孤单的最佳解药是孤独。」[120]她的意思是什么？孤单与孤独的差别是什么？

　　孤单并不是当代的产物，逃避孤单也不是。17世纪的哲学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思想录》（Pensées）中指出，小丑被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让国王分心以排解孤单，尽管他贵为国王，但只要他开始思考自身，就会感到忧愁与焦虑。因此，巴斯卡认定，所有的现代文化都是让我们远离孤单和思考自身的分心之物。[121]同样地，尼采在一百年前写道：「当我们安静地独处时，我们会害怕有声音在我们耳边低语，因此我们痛恨沉默，同时用社交来麻痹自己。」[122]

　　与自性的关系若不保持敏锐的觉察，人就无法疗愈或参与自身的灵魂。孤独或独处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在那样的心理状态下，人完全专注于自己。接下来的内容，是人从孤单走向孤独所必须面对的议题。

　　不论是出生创伤这个原始的分离经验，或者亲子关系全部的影响力，都很难完全理解。亲子关系越良好，人就越能自足或安于孤独。吊诡的是，亲子关系越有问题，人就会更依赖一般的人际关系。教养环境越不稳定，人就越容易借由他人的观点来自我定义。荣格曾写道，父母「应该去觉察这项事实，即他们就是造成孩子神经症的主要原因」[123]。这将父母摆在了难以自处的位置。这里的重点不在给父母灌输罪恶感，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有多常被父母亲以及父母亲的替代物（例如社会体制）所界定。

　　为了让自己得到必要的孤独以便让个体化能够发展，人必须有意识地每天自问：「我有多害怕，以至于我一直逃避自己，逃避我的旅程。」共依附状态的成人已经学会逃避自己的存在。有句老生常谈叫「碰触自己的感受」，它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从内在现实来定义自己，而非外在的背景。我们必须进一步自问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我的父母潜伏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在出于个人完整性的前提下运作。孩童期的创伤越大，我们的现实感就越幼稚。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现实，以及我们如何以它们为基准线来运作。如果人想从中年之路存活下来，那么，很重要的事情是，冒着孤单的风险来达到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孤独感。

　　巨大的失落经常发生在中年期：孩子离家、朋友过世、婚姻破灭。失去必要的他者，就如同孩子失去他的父母那样，会使人从存在的意义上感到恐惧。成人不仅会因此感到焦虑，也会因此丧失认同。（一首流行歌哀叹道：生活若没有你就无法继续……）这告诉我们，我们很大程度上把生活意义与认同投射在他者身上，可能是配偶、孩子或人格面具，而这捉住了我们。是的，很多人会因为离婚或小孩离家而感到解脱，但很多人没有。重要的事情是，借着感受失落来荣耀这段关系，并认知到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比任何关系都还要紧密的承诺。

　　一个在失落和投射撤回中受苦的人，将与困扰我们全部人的依赖性搏斗，同时也将问自己下一个问题：「未知之我有多少部分被绑在那个人或那个角色之中？」当我们能承认失落并收回曾被投注在外界的能量时，旅程的下个阶段就会到来。

　　人们如此害怕孤单，因此他们会待在糟糕的关系以及压迫的职场里，而非冒险承担放手的结果。最终，在面对孤单时，除了勇气外，是找不到其他替代物的。尼采曾说，我们害怕听到的东西可能很有用处也会带来解放。但我们永远不可能听见内在的声音，除非我们愿意冒险独处。对某些人来说，布置一个对个人而言具有意义的日常仪式很有用，例如安静地坐着，远离电话与小孩、除了聆听沉默外什么都不做。这样的仪式一开始看起来很费力、很人为，但坚持下去后，沉默就会开始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独处却不感到寂寞时，我们就开始达到了孤独的境界。而恐惧会使我们无法与自己的核心相遇。

　　仪式的目的是让人与更大的生命节奏相连。因为仪式经过了代代相传，变得很制式化，因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也因如此，对个体来说，更要创造一个有个人意义的仪式，并将此前投注在依赖性的能量拿回来用。目标是让心灵的纷扰，也就是将人淹没或使人分心的情结能够静止下来。如果我们害怕孤单，害怕沉默，那我们就永远无法与自己同在。自我异化是现代世界非常普遍的状态，而它只能被个体的行动给改变。

　　因此，每天的某个时候，都要冒险去真正地面对自己，遵循一个安静的脱离仪式，让自己能从外界与内心的纷扰中平静下来。当沉默开始说话，我们就得到了自己的陪伴，从寂寞转向孤独，这是个体化的必备前提。

　　童年早期对第一成人期的影响很早就被心理学家给指出来了。但早年经验能成为疗愈中年之路的潜在资源，这件事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那并不是指我们内在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可能是受伤的、害怕的、共依附的或退缩的孩子，而是一大群小孩，一个名符其实的幼稚园，班上有小丑、艺术家、叛乱分子、与众人相处融洽的自主小孩。实际上，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忽视或压抑。因此，治疗通常是用以强化并恢复他们的存在感。而这个方式确实也可用来解释耶稣的观点，若要进入天国，人就得再次成为孩子。

　　当然，我们也得去处理内在的自恋小孩、嫉妒小孩、愤怒小孩，他们的爆发经常让人尴尬，也带有破坏性。但我们更可能会遗忘生活中曾有过的自由、美好的天真，甚至欢乐。中年期最具腐蚀性的经验之一，就是例行事务带来的徒劳与无趣感。而且实话说，我们内心的自由小孩在办公室，甚至在婚姻中，都不太受欢迎。

　　所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治愈自己就得自问，我们内在那个自发、健康的孩子想要什么？对某些人来说。与自由小孩相遇很简单；对其他人而言，这项工作则很困难，因为他被深埋在我们否认的本质中。当荣格体验到中年之旅时，他坐在苏黎世湖畔建了一座沙堡，和自己的玩偶玩耍，雕塑石头，把他丰富的智力和直觉与灵魂里受到忽视的领域连结起来。[124]对他的邻居来说，荣格看起来疯了，但荣格知道，当我们感觉卡住的时候，只有内心的事物能够拯救我们。如果这个自由小孩不能在意识层面做处理，那么他就会从无意识中突破，而且经常带有破坏性。变得幼稚和因碰触内在孩童而变得天真，这两件事并不相同。

　　人到中年后，我们最终得问内在小孩，他有什么需要与需求。在自我建构的第一成年期中，我们对世界的自然亲近，以及许多的天赋、兴趣与热忱都被抛之在后。我们得到的奖赏是专业化，不仅是工作，亲密关系也是。鉴于自性万花筒般的特性，只有几个面向才能存活下来。这种不完整是存在性悲剧的一部分，但存活下来得越多，人的生活就越丰富。

　　我们注意到，中年时情感的流动常被无趣或忧郁所阻断。这实际上说的是，我们自身的本性已经被规范得太过狭隘，并开始阻塞。哪里有玩乐，哪里就有生命力。为什么电影中有许多求爱的场景都是一对情侣像个孩子那样在公园荡秋千，或者在海浪里玩耍？这种老套路也有它的真理存在。激发出这段新关系的，是与自由小孩重新连结的需要与希望。

　　中年之路提供了一个无可匹敌的新机会，让我们能自问：「我的内在小孩喜欢什么？」回去上音乐课；参加美术班，管天赋去死；重新发现游戏。我一个曾经访问过许多退休人士的朋友说，他从没听过有人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我们仍旧可以满足外界的义务、工作与关系，但我们必须留时间给失落的孩子。

　　当有人问乔瑟夫．坎伯，人该如何生活时，他喜欢回答：「跟从你的狂喜（bliss）。」[125]他了解我们用了绝大多数时间在父母与文化的命令之下，在这一路上我们失去了自己最棒的部分。有些人对「狂喜」这个字感到困惑，将它等同于自恋主义或某种不实际的太空旅行。我知道他指的是灵魂之旅，那里头包括了所有的痛苦与牺牲。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说：「跟从你的激情。」

　　激情是我们的燃料，就像使命一样，它更像是一种召唤，而非选择。当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年近百岁时被问道他是如何让自己保持多产的？他回答说，他有一股巨大的激情，因此他无法停止创造。[126]同样地，叶慈将死之时，仍在床上写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说他自己就像是「狂野的怪老头」[127]。而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则建议：「别留东西给死亡拿走，除了一些骨头之外什么都不留[128]。」我引述文学家的说法不仅是因为他们留下了纪录，也因为这些艺术家一直用热情的态度过生活。任何尝试成为独特且有创意的人都知道这有多难，痛苦有多难避免，而进步与完成所带来的满足感又有多大。

　　在中年之路上，我们会被邀请前去寻找自己的激情。它会激励我们去找到深深吸引我们进入生活以及被它所伤害的内在本性，因为那样的经验会转化我们。

　　相信灵魂转世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有重新归来，并实践其他可能性的机会，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另一世，不是这一世。我们被召唤前来这一世，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将它完整地活出来。在接近死亡与虚弱时，我们不能犹豫和羞愧地面对过去。如果我们身处此世的原因是去完整地活出自己，那么现在肯定就是最佳时机。

　　寻找并跟随一个人的激情，并不用一定得像高更（Gauguin）迁往大溪地（Tahiti）一样[129]，因为人生有许多承诺要去遵守，许多人的生活也会被我们影响，因此我们有道德责任去坚持原有的生活轨迹。然而我们仍旧有义务去活出我们的激情，以免生活变得琐碎与肤浅，仿佛某一天所有的事情都会自动变得清楚，选择也会变得简单。生活很少是清楚和简单的，然而选择却能够定义和肯定我们的人生。

　　对自身深度的恐惧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许可吗？人到中年，要把许可牢牢抓紧，而非向他人请求。他人不是敌人，恐惧才是我们的敌人。但如果我们会惧怕自身的深度和激情的能力，那我们就更应该惧怕未活出的生命。

　　这里有几则重要的提醒：

⑴ 没有激情的生活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⑵ 虽然激情对秩序、可预测性，甚至是理性都很危险，但它却是生命力的表达。

⑶ 人若不愿冒险去过自性所命令以及激情所提供的广阔生活，他就无法接近神，接近原型的深度。

⑷ 寻找并跟随人的激情，有助于我们的个体化。

　　当我们开始意识到生活的广阔性，超越童年与种族的局限时，那么我们就得对我们的旅程说「是」，并为之冒险。里尔克写了一首名为〈阿波罗的古老身躯〉（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的诗，叙述者正在观看一尊古老的雕像，包含雕像当中的每一道裂缝与曲线。然后他理解到，他正反过来被这尊雕像所「观看」。这首诗以突然且震惊的口吻结尾：「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130]我对这首诗的理解是，当人曾置身于真正有创造力及充满想像力的人面前时，那么他就不能再装作不知情。这个人同样会被灵魂的广阔与行动的勇敢给召唤。寻找并遵从我们的热情，那会深深地碰触我们，让我们既受伤又坦然，透过将潜能自深处唤醒，那有益于我们的个体化。和使命一样，自我并非此处的主宰；它只能逃开或者同意。「那不是我的意志，而是你的。」当老旧的生活模式陷于停滞，激情地活着会使人更新。激情地活着是热爱生命的唯一方式。

　　个体化的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地去达到完整，而不是让自我获得胜利。好几年前，我在一节早课惊讶地发现，只要活得够久，我们所爱的人都会离开。由此也可推论，如果我们活得不够久，那么我们就会先行离开他们。

　　虽然这个逻辑不可争辩，但课堂的反应却是压抑与无声的抗议。这样的抗议不是来自心理的认知，而是内在小孩，他们依赖他者，希望他们永远都在。失去我们欲求的东西，对自我而言是个很大的伤害，就像推翻了第一成年期的假设，会让我们不情愿地进入中年之路一样。这些幻觉中最巨大的其中一个，是存在被称为「幸福」的终极之境，一种人能够发现的真实状态，且可以在那里永久地生活。令人遗憾地是，我们的命运更常在灵魂的沼泽地里打滚，被各式各样的沼泽居民伤害。

　　对新手来说，沼泽地里的居民是孤单、失落、悲伤、怀疑、忧郁、绝望、焦虑、罪恶感与背叛。但很幸运地是，自我并非他以为的，是一位全能的指挥官。心灵的目的性不在意识的控制能力之内，而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活中经历这些状态，并找到它们的意义。举例来说，悲伤会给我们机会去承认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有何价值。因为它被经验过了，所以不会完全遗失，而是被保留在骨子里与记忆中，继续服务和引领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或以怀疑为例。需求虽被称为发明之母，但怀疑才是。怀疑因其开放性而带来威胁感，但怀疑总是向外敞开。人类知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源于怀疑。即使是忧郁，它也有一些有用的讯息，亦即有某种重要的事物被我们「向下压抑」。

　　我们要做的不是逃离沼泽，而是涉水进入，看看有什么新生命在那里等着我们。每片沼泽区都代表着一股心灵之流，如果我们能勇敢驾驭它，就可以找到它的意义。当中年之路的小船在沼泽上起伏时，我们得自问：「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心灵想跟我说什么？我该怎么做才对？」

　　直接面对我们的情绪状态并与之对话，这很需要勇气。但那里却潜藏着让人完整的钥匙。在灵魂的沼泽地里，有着能开阔我们意识状态的意义与召唤。接受它是生命中最伟大的责任。只有我们自己能抓住小船的舵。一旦我们这么做，恐惧就会被意义、尊严与目标所补偿。

　　荣格使用了一个德文的合并词Auseinandersetzung来描述我们与自己的必要对话。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概念翻译为「让一件事跟另一件事相互抗衡」，形象地描绘出面质或者辩证。举例来说，它就是发生在分析师与个案双方无意识里头的事。

　　要如何让这样的对话更进一步呢？我们先前建议过可以每天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谁？我听见了什么声音？」以及每天冥想，或从事一些更积极的反思活动，例如写日记。

　　在书的一开始我曾提过，我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我们透过儿童期与文化视角的棱镜所看到的那个样子，镜片会折射光线，扭曲我们的视野。特定的生活经验被内化、强化和分裂，当它们（例如情结）入侵和压倒意识时，就会主张自己对当下的控制权。然后，我们就会被迫去问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不是我的自我与情结，那我究竟是谁？」为了处理这个两难，我们必须展开伟大的对话。从激励和占据我们前半生的自我──世界轴离开时，我们就需要展开自我──自性轴的对话。如我们曾见到的，自性会透过许多提示来展现它更大的目的。无论是身体的、情感的或是想像的，那全都是我们需要返回正轨的表达。

　　或许参与内在对话最有用的技巧就是和我们的梦境工作。我们身处的文化对内在生活日渐鄙视，也看不出梦境的价值。但心灵却会借由梦的意象来说话，这些意象对自我来说可能很诡异，但它们却体现了自性的能量与目的。当我们能辨认出意象的意义时，就能接触无与伦比的丰富智慧，那是我们在书本或体制中找不到的。那是属于我们的真理，不是别人的，如果我们能跟随或至少理解一些梦境的内容，那么，就更加能明白什么对我们才正确，我们的真实本性要召唤我去做什么。我们在他处不可能找到如此富含个人神话的正确讯息，它是由夜晚的深度呈现给我们的。

　　荣格也发展了名为积极想像（active imagination）的技巧。这和佛洛伊德的自由联想不同，也不是一种冥想。它是借由绘画、与陶土互动、跳舞或其他方式来启动意象的方法，目的是为了与满载的情绪建立关系。这种类型的Auseinandersetzung不仅能帮助意识找到梦境意象的意义，也能促进自我与自性的进一步对话。

　　我在实务工作中一周大概会听到40个左右的梦。随着时间过去，人们会认出几个反复出现的母题。然而，正当自我觉得每件事都变清晰的时候，心灵就会拐个弯干扰自我的理解。这样的工作令人谦卑，但却没有比它更丰富的，因为人会直接与灵魂建立联系，与每个人身上运作的宇宙神秘目的相连。任何分析师都能提供数百个梦境，我在这里提供两个，不可否认地，它们比其他的梦境还要精采和连贯。

　　第一个梦来自一位42岁的女人，她在孩子长大后回去大学念书。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她会觉得念书很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在课堂初期，她就对X教授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陷入情网数个月后，她梦到：

　　我走在走廊上，看见Y教授在她的办公室内。她招手叫我进去。奇怪的是，她有一根阳具，我们在她办公室的地板上做爱，而且没有关门。我很震惊，但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后来，我回到走廊上，看见X教授向我走来。我故意笑了一下，这让他困惑，然后就走过去了。

　　当事人对这个梦感到有点难为情，犹豫是否该在治疗中说出口，因为她害怕这个梦的坦白以及对同性爱的暗示。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梦，表明重要的转折出现了。对X教授的迷恋代表了她生命中未发展的部分，亦即她的阿尼姆斯，以及她对职涯与人生新视角的需要。而她不太熟悉的Y教授则是一个楷模，她既发展了她的阿尼姆斯，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因此，从主观层次来说，和Y教授做爱其实跟她身上男性与女性原则的连结与整合有关。透过性关系，这个连结在她的无意识中发生，她就可以知道自己身上的特别之处，不再需要把它投射到X教授身上。以象征的方式处理梦，并讨论在她内心保持两极平衡是什么感觉，这让当事人对个人的发展任务有更好的理解。

　　一位36岁的男人梦见他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府邸，那里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但被演成了某种色情的芭蕾舞。他被邀请一起跳舞，他答应了，直到他接到来自母亲的电话，坚持要他赶紧回去救她，因为她遇见了一些麻烦。在梦的最后，他对自己想做的事遭到打断很生气，但又觉得自己不得不同意母亲的要求。

　　事实上，当事人和他的母亲之间相距非常遥远，但心理上他依旧和她一起生活。他经常感到忧郁，被负向的阿尼玛所淹没，很害怕对关系做承诺。自性送这个梦给他当礼物──一张可以描绘其内心疆域的地图。虽然在地理上离得很远，但他仍然与自己的父母「保持联系」，仍然是受压迫童年的受害者。同时他也错过了「生命之舞」，这是他对莎士比亚的芭雷舞所做的联想。意象的力量确认了他受伤的程度及其后果。简言之，这个梦强调了他需要把自己从母亲情结那里解放出来，并让他的阿尼玛自由，荣格将它定义为「生命本身的原型」。[131]

　　人对这类日常的剧码看得越多，就越会相信荣格所说的自性的神秘力量。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并非孤立无援，也非意义空虚。我们有丰富的、共鸣的无意识，它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症状、梦境以及积极想像和我们说话。我们在中年之路的任务是和梦中的意象合作，并询问：「它们来自我的哪些地方？我对它们的联想是什么？对于我的行为，它们想说什么？」

　　唯一能修正自我感的方式是让自我与自性进行这类对话。人不一定要进行正式的心理治疗，只需要勇气与纪律去每天「倾听」。当我们能涵容和整合所学，我们就不会在孤独中感到孤单。当我们与外在世界接触的同时也能内化与内心的对话，就会经验到与灵魂世界的连结，而这个世界是由古代神话与宗教所提供的。我们会重新学到祖先所知晓的事物，学到黑暗便是光明，沉默亦能言语。当我们拿出勇气和纪律走入内在，去经验与灵魂的伟大对话，那么，我们就会在永恒中重新找到立足点。

　　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与经济学家边沁（Jerome Bentham），从各项标准来说都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直到几年前，如果你够幸运，你能在伦敦大学学院见到他。[132]边沁在他的遗嘱中留了一笔津贴，要以他的名义每年办一场晚宴。这一切都很好。但规定是要把他防腐过的遗体给推出来，并放在餐桌的最前面。人们好奇在这样的晚宴中，会出现什么精采的对话？如果宾客发现主人看起来脸色苍白，他们会觉得不得体吗？

　　边沁的故事反映了西方的文化。随着神话的支撑开始腐蚀，随着自我价值转变，朝向物质获取与社会地位，现代文化已经将死亡视为敌人。据说死亡现在是鸡尾酒会上唯一最不适合开启的话题。正如社会评论家例如洁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着有《美国式的死亡》〔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欧内斯特．贝克（Ernest Becker，着有《死亡否认》〔The Denial of Death〕）、伊莉莎白．库伯勒－萝丝（Elizabeth Kubler-Ross，着有《论死亡与濒死》〔On Death and Dying〕）等人的观察，在面对生命的核心事实，也就是我们都会死这件事时，美国特别有问题，这个明显的事实充满了暗示。人到中年，儿童期的魔法思维与第一成年期的英雄思维，已被对时间与有限性的严峻认知给替代。爱欲带给我们生命，但也是同样的力量在吞噬着我们。正如狄兰．汤玛斯简洁的表达：「透过绿茎驱动花朵盛开的力量，正是我的毁灭者。」[133]青春的年轻爱欲，就像吞噬它自身的导火线，到中年时，我们会带着对死亡的惊讶面对它。也难怪，老男人会和甜美的年轻女孩私奔，这些女人会打胶原蛋白，用整形手术来掩盖时间的流逝，会在温泉疗养中心香汗淋漓。对变老和死亡的恐惧鼓动着这些行为。

　　为何我们会希望永保年轻？把某些身体部位变得更好用当然很好，但为什么人会希望自己返回幼稚的过去呢？答案很清楚，人并不想把生命视为一段发展的历程，而是把它看作固定不变的时段，人没有准备好将生命视为一系列的死亡与重生，不是真的想迎向旅程的完整，我们更想在熟悉的舒适圈多停留片刻。所以整形手术可以抹去岁月的痕迹，而青少年文化则主导了整个文化。

　　希腊神话中的提索奥努斯（Tithonus）是一个会持续变老的永生之人。当他的身体衰老不堪时，他祈求诸神让他死去，神明答应了。那就是边沁和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时间让我们归于尘土。

　　中年时，我们会对精力消退以及失去努力守护之事物而感到沮丧，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在这份沮丧之下却暗含着邀请。它邀请我们为旅程的下一阶段换档，从外部获取转向内部发展。从第一成年期的角度来看，第二成年期是一场缓慢的恐怖秀。我们会接连失去朋友、伴侣、孩子、社会地位，然后是我们的生命。然而，如果宗教所言为真，自然的法则和神明的意图相符，那么我们就必须顺从这个过程的伟大智慧。我们不能再用年轻时的角度去经营人生，也就是只用自我的角度去想像安全，因为想要得到伟大的成就，就得获取足够的弹性，才能确保整个生命符合更大的节奏。

　　我曾有幸认识一些在死前反而比大多数人更清醒的人。其中一位名为安琪拉（Angela），她曾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说：「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身上，但这是我所遇过最好的事情。」她坦承癌症侵蚀了她的身体，但最终却唤醒了她的生命。她曾经过着美好、负责且有尊严的生活，但她从来不认识自己。在心理分析期间，她激发了自己从未碰触的部分，她去学了音乐、空手道以及绘画。我对她的勇气、不停增长的慈爱，以及她天真的智慧感到惊奇。到她去世前，她已赢得比她自己还要大的成就：美好的人性以及人生旅程的壮丽。这个向我求助的人，却多次帮助了我。

　　中年之路的折磨可以被转化为这样的成就。讽刺地是，正是失去才使我们获得，因为放弃旧的自我会使人开启更大的现实。如果我们是不死的，就不会有真正让我们感到重要的事。但我们会死，所以每个选择都事关重大。借由做出选择，我们才能成为人类，也才能找到我们的个人意义感。而吊诡之处正在于，人类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恐惧与希望，有赖于我们的死亡。这就是华勒斯．史帝芬斯（Wallace Stevence）那句话的意思：「死亡是美丽之母。」[134]美源于恐惧，对肯定的欲望也是如此。有如此多的恐惧，也有如此多的美。

　　当我们不再执着自己是谁，不再寻求名声、财富或年轻的外表，那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过了中年之路。借由放弃老旧的自我依附，以及肯定那逐渐深入的奥秘，先前将生命视为缓慢地消逝，以及不可改变的失落体验，那样的感受将会得到转化。

　　正如以往，诗人捕捉到了这个悖论，注意到两千年前耶稣说的话，想赢得生命者，必先学会放弃生命。里尔克在他第九首《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y）中，说出了我们人生的循环。

　　你永远是对的，而你神圣的

　　启示就是亲密的死亡。

　　看哪！我还活着。我靠的是什么？

　　童年和未来都不会

　　变少……存在感的盈余

　　在我心中涌出。[135]

　　此悖论在于只有透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才能超越对安全感与认同感的虚假保证。放弃我们追求的一切，然后，最奇怪的是，存在感的盈余就会多到足以涌满我们的心头。然后，尽管脑中的知识有时也很重要，但我们却会转向心中的智慧。

　　据我所知，关于生命的定义，没有人比荣格说得更好：「生命是一道闪耀的光，处于两个伟大的奥秘之间，实则这两个奥秘乃是一体。」[136]我们狭隘的意识所能知悉的奥秘并不是全部的奥秘。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这趟生命旅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清楚明白的那一天不会到来。我们只是被召唤前去，并尽可能有意识地将它活出来。

　　当代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avafy）捕捉到这个悖论，旅程的目标或许就是旅程本身。他有首诗名为〈伊萨卡〉（Ithaka），这座岛屿城市既是神话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的地，他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流浪者原型。在劝告奥德修斯祈祷自己路途漫长，冒险众多之后，诗人鼓励他不要太早返乡。当他最后终于得以返回家乡的港口时，还请记得：

　　伊萨卡赐予你这趟美妙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上路

　　但她没有更多东西能赐予你了。

　　如果你发现她的贫困，伊萨卡并未欺骗你。

　　凭借你得到的伟大智慧，凭借你如此丰富的经验

　　那时的你，必然会明白伊萨卡的意义。[137]

　　我们的伊萨卡不是抵达或休憩之处，而是启动和鼓舞我们旅程的能量。

　　无论后半生何时来到，在那时，我们仍然得对老旧的自我世界保持忠诚。但人的现实感已经不再取决于它。是的，集体角色的丧失是一种死亡，然而，有意识地放它离开可能也会开启转化的历程，我们要有智慧地协助这个过程，而不是阻碍它。当我们转过了这个灵性的弯，许多老旧的自我要务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一个人还没走向中年之路的讯号是，他或她仍然热衷于第一成年期的自我建立活动。他们还没学到，那些活动所代表的仅仅只是投射，是对那些有限的及错误百出的偶像的投射。它们是幻觉的偶像，尽管在早年的生活有其必要，但却会在后面的旅程中让人找不到方向。当然，旅程本身是象征性的，是运动、发展、爱神战胜死神的意象，是努力赋予意义。我们的中年任务是让自己强大到足以放弃前半生的自我要务，并向更伟大的奇迹开放自己。

　　中年的危机体验并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而是假设的崩溃。当我们看见身旁的前人时，很自然地会寻找行为与态度的楷模与典范。我们假设，只要自己跟从他们的规划，那我们最终就能自我肯定，并学会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发现这并非真相时，我们会感到幻灭、焦虑甚至背叛。我们明白没有人真的了解生命的意义，或奥秘的本质。那些宣称自己了解的人依旧活在投射里，或者是在欺骗大众；在最佳情况下，他们只是证明了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的。因此，世上并不存在灵性导师，因为每个人的路都不相同。

　　荣格提醒我们，我们感受到的痛苦，是因为受苦的灵魂试着想「满足于生活问题的不适当或错误答案」[138]。所以，如果我们觉察到生活受拘束，视野有限，观点幼稚，那么，我们或者可以选择跳船，或者可以选择拥抱旅程。对那些担心自己的旅程会对他人带来冲击的人来说，我们需要谨记，帮助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活出自己的生命，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活出自己的。荣格觉得，这点对父母与孩子说犹为真实。里尔克写道：

　　有时一个男人在晚餐时站起来，

　　走出门外，继续往前走，

　　因为有座教堂矗立在东方某处。

　　而他的孩子为他献上祝福，仿佛他已经离世。

　　而另一个男人，他一直待在自己家里，

　　待在那里，和他的杯碗瓢盆在一起，

　　所以他的孩子必须离家，深入这个世界

　　走向那座同样的教堂，那座被他遗忘的教堂。[139]

　　结束中年之路后，没人说得准这趟旅程会将我们带去哪里。我们只知道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那些他人走过的路并不见得适合我们，而我们最终要寻求的事物就在我们内心，并不在外界。正如数个世纪以前的圣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很可耻的事情。」[140]只有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们才能感知到灵魂的激励，正是对内心而非对外界的强调，才区分了第一与第二成年期的不同。荣格再次提醒了我们：「人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声音的力量，才能拥有个性。」[141]

　　有意识的行为才是核心，否则我们就会被情结给淹没。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英雄都需要回应个体的召唤。我们必须拒绝外界的杂音，转而聆听内在的声音。当我们能勇敢活出内心的激励，我们才能成就个性。对那些自认了解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成为陌生人，但至少，我们将不再是自己的陌生人。

　　对中年之路的有意识体验，需要将我们是谁与我们内化的经验加以分开。然后，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从魔法思维转向英雄思维，最后再转向人性思维。我们将不再依赖与他人的关系，对他们的要求变少了，对自己的要求变多了。我们的自我遭受打击，我们要重新定位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包括生涯、人际关系、权力赋予与满足的来源。在增加了对自己的要求时，我们不再对他人失望，因为他们无法提供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承认他们的主要责任跟我们一样，就是走向自身的旅程。我们会逐渐意识到肉身的有限，以及所有人类事物的脆弱。

　　如果我们的勇气依旧，中年之路会在切断我们与生命的联系之后，再次带我们返回生命。奇怪的是，除了所有的焦虑外，连同出现的，还有令人惊奇的自由感。我们甚至会意识到，只要我们与自己紧密相连，外在发生的事并不重要。与内在生命建立的新关系，比外部世界的损失更有价值。灵魂之旅的丰富性，证明了它至少与世俗的成就同样有价值。

　　回想一下荣格的核心问题：「我们是否与某种终极的事物有联系？」[142]我们或者体现了某种本质，或者浪费了生命。一种伟大的神秘能量在孕育时就体现了出来，暂居一阵子，而后去往别处。让我们做个仁慈的主人吧！让我们有意识地赞同这闪耀的生命之光。

　　最后，让我们用里尔克的话做为墓志铭。

　　我生活在不断成长的范围里，

　　逐渐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

　　或许我永远无法抵达终点，

　　但那将是我的目标。

　　我绕着上帝，绕着古老的塔，

　　我已绕了一千年，

　　而我仍旧不知道自己是一只猎鹰，一场风暴

　　或是一首伟大的歌谣。[143]

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座黑暗的森林，迷失了道路。

──但丁（Dante），《炼狱》（The Inferno）

我们的心盛满了各种新的痛苦，新的光彩与沉默……神秘变得野蛮，上帝变得更加伟大。黑暗势力增加了，因为它们也变得更强大，整个人类之岛都在震动。

──尼古斯．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

《上帝的救世主》（The Saviors of God）

生活必须回忆过往，但活着必须往前行走。

──索伦．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齐克果日记》（The Journal of Kierkegaard）

若你活出内在的事物，它们必将拯救你。若你不将内在的事物活出，它们必将毁灭你。

──《多马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