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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轉變

　　我們前半生的核心目標是去建立自我認同。每個人都認識一些從來沒真正離家過的人。有時這些人如字面義那樣，和父母住在一起，並照顧他們，有些人可能和父母住在同一條街，在同一個社區，或甚至住在千里之外卻依舊受他們指揮。心理上未與父母分離的人依舊和他們綁在一起。前半生的目標是不完整的。

　　一個未充分完成的自我認同，會困擾和糾纏我們後半生的發展。為第二成年期做準備時，人所需要的不僅是在地理空間上與父母分離，還得找到一個方式讓自己的能量保持多產。這不僅意味著擁有一份工作，更意味著人能感受到任務的挑戰性，並在完成它時覺得滿足。

　　我們也必須投入一段成熟的關係。若缺乏與另一半相互妥協的能力，不能在關係中堅持個人立場並處理無可避免的摩擦，這代表我們無法達成自己的心理現實。此外，我們也應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外在世界。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想從世界的幻象中撤退的時刻，偶爾撤退肯定能使靈魂得到恢復，但持續逃離會使個人認同的進一步發展受阻。榮格再次清楚地表達了這項任務：

　　生命的自然歷程要求年輕人獻祭他的童年，以及對父母的幼稚依賴，以免他的身體與靈魂受到無意識亂倫的束縛。[42]

　　恐懼是挑戰也是任務，因為只有勇氣能夠克服恐懼。如果未能接下任務，某種程度上就冒犯了生命的意義，整個未來就會淪為一攤絕望的死水，一團了無生氣的黯淡火光。[43]

　　正如我們所見，即便是穩固的自我認同也可能在中年時受到破壞。失敗的親密關係令人心碎，曾經支持與拯救我們的人令我們不滿，對職涯階梯的熱情開始喪失，這全都表明由其所支撐起的自我投射與認同感受到了侵蝕。無論一個人對自我狀態的鞏固及自我世界的建構有多成功，中年之路給人的委靡都會使我們困惑、挫折與失去認同。

　　當人踏上中年之路時，前半生未完成的事務經常會變得痛苦而明顯。例如，人在離婚時可能會與隱藏在婚姻中的依賴性面對面。人們可能會意識到自己將父母情結投射在伴侶身上，或發覺自己缺乏工作技能與自信。然後前半生逃避的事物回頭找上了我們，我們因此變得憤怒而且想責怪他人。

　　中年之路上最有力的打擊之一是我們和世界之間的默契失效了，我們以為只要自己處事得宜、心存良善，一切就會順利。我們以為可以和世界彼此互惠。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世界就會平等回報。許多古老的故事，包含《約伯記》[44]，都痛苦地顯露了這項事實，那就是根本沒有這紙契約，而每個走向中年之路的人都被迫明白了這一點。舉例來說，如果沒有高度的期待與良好的意圖，沒有人會在羅盤失靈與波濤起伏的情況下搭上婚姻之船。當人站在親密關係的廢墟中，他不僅會失去關係，也常會一起失去整個世界觀。

　　或許最嚴重的打擊是自我的優越幻覺受到了侵蝕。無論自我的投射曾經有多成功，它再也不能主導一切了。自我的崩潰意味著人們並非生活的主宰。尼采（Nietzsche）曾經指出，當人類發現自己不是上帝時，他非常沮喪。只要能意識到，人甚至無法將自己的生活管理好就夠了。榮格強調，當我們發現自己竟然不是自己住家的主人時，會使人不寒而慄。因此，除了震驚、困惑、甚至恐慌之外，中年之路的基本結果就是變得謙卑。我們和約伯一起坐在糞堆上，失去了對生活的錯覺，想著究竟是哪裡出了錯。但在前半生的奮鬥中所獲得的力量，現在可以用來回應後半生的召喚了。如果我們的自我強度不足，就無法從「自我－世界軸」轉向「自我－自性軸」。在自我分離與固化的過程中未能完成的事務依舊是人們成長的阻礙。

　　生活會無情地要求我們長大並為生活負起責任。雖然聽起來簡單，長大卻是中年之路無可逃避的要求。那意味著我們最終得在無人協助之下，去面對自己的依賴性、情結與恐懼。它要求我們不再因為命運而責備他人，並為自己的生理、情緒及精神的健康負起全部責任。我的分析師曾對我說：「你必須把你的恐懼列入議程中處理。」這是一個嚇人的作法，但我知道他的建議很有道理。這項計畫表要求我負起責任，並要我全力達成。

　　在中年之路上，我們經常還得照料孩子、賺錢養家、扛起工作。但儘管外在世界不停地要求我們努力，我們也得轉向內在，去成長、去改變、去尋找那個作為旅程目標的人。

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話

　　當自我不再獨攬大權，亦即認為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誰，並且能掌控一切時，這無疑會導致人格面具和陰影展開對話。中年時期，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話代表人格在社會現實與個體真實之間必須達成平衡。

　　人格面具是自我對社會生活條件的有意識適應。我們創造了許多人格面具，它們是必要的虛構角色。我們在爸媽面前是一個模樣，身為受雇者是一個模樣，在愛人面前又是另一個模樣。雖然人格面具是與外部世界的必要連接，但我們很容易混淆旁人的人格面具與其內在真實，也會認為自己就等於那些角色。正如先前所說，當我們的角色改變時，我們會經驗到自我感的喪失。人格面具會偽裝成個體性，但從根本上來說，正如榮格所言，那「不是真的：那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妥協」[45]。我們會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自己的人格面具，它是我們社會化的自我，因此，當我們從外部世界的適應中抽離，在面對內在現實時，會感受到焦慮。因而中年之路在某個方面，會激進地改變我們與人格面具的關係。

　　因為前半生用了許多時間在建構與維持人格面具，我們經常會忽略內在的真實性。而陰影則代表了被我們壓抑或遺忘的每件事。[46]陰影包含了所有深具活力但卻有問題的東西，例如憤怒與性慾，當然也包含了歡樂、自發性與未點燃的創造之火。佛洛伊德精準地觀察到，文明的代價就是神經症。社會的要求始於一個人家庭的起源，心靈的內容被分裂，陰影被延伸。陰影代表著社會集體價值對人的本性所造成的傷口。因此，面對陰影並加以整合，會為我們帶來神經質分裂的療癒以及個人的成長。正如榮格的總結：

　　迄今為止，人們依舊認為陰影是邪惡的根源，現在可以確定的是，經過審慎的研究，它不僅包含了道德上應受譴責的天性，也包含許多良好的特質，例如正常的本能、適當的反應、現實的洞察力、創造性的衝動等等。[47]

　　中年時，人已經壓抑了自己人格中的大部分本性。例如，憤怒之所以經常在中年之路上爆發，就是因為人們過去常被鼓勵壓抑它。印度──日耳曼語系的字根angh，是「加以收縮或限制」（to constrict）之意。實際上，所有的社會化要求都代表著對自然衝動的限制，因此憤怒不斷積累是可以預料的。但那些與自然衝動相關的心理能量去哪裡了？它通常會助長我們盲目的野心並驅使我們用藥物減低它的強度，或使我們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人們被教導生氣是一種罪惡或道德缺陷，那麼人就會與自己被限制時的真實經驗產生分裂。憤怒若是能被承認或找到抒發管道，它將為改變帶來巨大動力。此後，人們就會拒絕過著虛假的生活。經過了一輩子對人格面具的投注，遭遇到陰影中的憤怒肯定會令人不安，但自由去感受自身的真實，才是療癒內在分裂的必要步驟。

　　遭遇到其他的陰影也很痛苦，因為人會被迫承認人格面具所不接受的各種情感，例如自私、依賴、慾望和嫉妒。在此之前，人可以否認這些特質並將其投射在他人身上，他很虛榮，她野心太大，諸如此類。但在中年時，自我欺騙的能力已經乾涸。每天早晨照鏡子時，我們都會看見真正的敵人，那就是我們自己。雖然與自身低劣特質的相遇可能很痛苦，但承認這些特質能使我們撤回對他人的投射。榮格認為，我們對世界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撤回我們的陰影投射。世界的錯誤就是我自身的錯誤，婚姻的錯誤就是我自己的錯誤，要想說出這類話語需要巨大的勇氣。但在這樣的謙卑時刻，我們開始想去改善所居住的世界，並帶來能療癒關係和自己的條件。

　　與自己的約定也意味著回到過去，並拾起那些遺留在身後的事物：生活的愉悅、未開發的天賦、孩童時的願望。如果人能把自己的心靈視為一幅馬賽克，就會發現裡頭的碎片無法計算，更別說活出來了，但每一片都能治癒和獎賞受傷的靈魂。所以想學吉他的男人，想讀大學的女人，或者想在夏日午後在湖面泛舟的任何人，人人都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夢想，無論當初是什麼原因將它棄置不顧。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心理組成，但可以選擇去珍愛或忽視其中的某項內容。但有許多人無法自由地承認他們內心的現實。我們缺乏了來自父母的充分肯定，或者父母擁抱生活的示範；我們內化了他們的忽略以及父母的禁令，使我們無法活出自己的潛能。中年時，允許自己活出自己的現實非常重要。事實上我們都會死，時間都有限，沒有人能將我們從生活責任的重擔中解放出來，這給我們巨大的力量去充分地活出自己。

　　在中年之路上，陰影的反叛是自性所做出的糾正，目的是將人格帶向平衡。陰影是未活出的生命，而整合它的鑰匙，是去了解它的要求源於自性，它不希望我們進一步壓抑，也不希望我們把陰影付諸行動。陰影的整合需要我們以負責任的方式在社會中生活，但也要更加誠實地對待自己。藉由人格面具的消風，我們學到從前的自己過著暫時性的生活。無論整合內在真理令人喜悅還是不快，對迎向新生活與重建意義來說都是必要的。

　　正如上面所提，中年時沒有哪件事能比婚姻這類的長期親密關係更具傷害性和令人失望的潛力。這類親密關係背負著內在小孩的重擔。我們在進入關係時懷抱著太多希望、需要以及面對失望的能力。每個人在中年回望過去時，都會對數十年前在婚姻與生涯上的選擇感到不寒而慄，因為裡頭有太多處於無意識狀態所做的決定。年輕人總是會墜入愛河，承諾終身，並生育孩子。他們還會繼續這麼做。但在中年之路上，許多人會開始真誠面對自己與伴侶，而這給親密關係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事實上，很少有中年婚姻──如果它們能存活下來的話──未曾承受巨大壓力。離婚可能是讓我們走向中年之路的原因，或者婚姻會變成我們最主要的壓力源。

　　為了更瞭解中年時親密關係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對親密的本質進行更深的反思。很顯然地，被我們交付靈魂的人相當重要。此外，當代文化經常會假設婚姻與浪漫愛是同義詞。從歷史上來看，多數時候婚姻都是為了用來維護和傳遞價值觀、種族生存、宗教傳統和權力。被安排好的婚姻比起因愛而婚有更好的追蹤紀錄，因為愛情是難以捉摸的情感狀態。同樣地，只要死亡或命運不加以干涉，基於相互依賴的婚姻也能夠運作良好。（我有一個前同事曾被大屠殺所摧殘，後來娶了一個年紀比他小一半的女人來照顧自己，但彼此都覺得很滿足。）事實上，從各方說法來看，基於工作需要的婚姻反而比那些基於浪漫期待與相互投射的婚姻更能長久維繫。就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說的：

　　當兩個人處於最激烈、最瘋狂、最虛幻與最短暫的激情之下，他們被要求發誓維持這種興奮、異常且容易枯竭的狀態，一直到死亡將他們分離為止。[48]

　　下圖展現了異性戀關係通常會有的互動。

　　在意識層面，雙方的自我建立起關係，但我們不會在自我關係的基礎上建立愛情。這份榮耀落在阿尼瑪與阿尼姆斯身上，他們是心靈中無意識的異性別元素。

　　簡單地說，阿尼瑪代表了一個男人內化的女性經驗，最初是受到他母親和其他女性的影響，同時也會被某些未知的或對他來說特別的東西給渲染。他對阿尼瑪的體驗，代表了他與自己身體的關係，代表了他的直覺、感受性生活以及與他人建立關係的能力。女人的阿尼姆斯是她對男性原則的體驗，受到父親與文化的影響，但也存在其神祕和對她而言的個別因素。阿尼姆斯體現了她的務實性，她的才華以及她專注於目標並在世界上滿足願望的能力。對角線的箭頭展現出阿尼瑪／阿尼姆斯對自我的投射，反之亦然。[49]異性人數雖然多，但能吸引投射的人很少，他們都是接住投射的好鉤子，至少能暫時接住投射。藏在對角線背後的動力就是所謂的浪漫愛。

　　浪漫愛給人一種堅定的連結感，給人新能量、希望與歸屬感。一見鍾情是這類投射中最著名的例子。哪怕對方是個殺人犯，只要他能暫時維持這個投射就可以。很明顯地，在這個投射背後，只有一個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而且他無疑也向我們投射了大量的內容。但對我們來說，那個人卻很特別。「這個人不一樣，」我們會這麼說，或者：「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流行文化餵養了這個錯覺。如果把流行樂排行榜上的前四十名合併起來看，它們的歌詞大概會這麼說：「直到你進入我的生命前我都過得很慘，接著我感覺每件事都不一樣了，然後我們站在世界的頂端，直到你變了，我們失去了所有，接著你離開，現在的我很慘，我再也無法愛，直到下一次遇見。」不同的只有歌手的性別，以及他們唱歌的時候有沒有彈吉他。

　　每天住在一起會消磨掉投射，最後只剩下他的個性，而那是無法滿足大量投射的。因此人們會在中年時總結：「你不再是我當時結婚的對象了。」事實上，他們從來就不是。他們一直是其他人，一個我們幾乎不認識的陌生人，即使到現在也只認識了一點點。由於阿尼瑪或阿尼姆斯會被投射到那個人身上，因此我們實際上只是愛上了自己所缺失的那個部分。那樣的連結感與歸屬感是如此美好，為我們帶來了大量的希望，因此失去它時會讓人覺得是一場災難。[50]

　　親密關係的真相是它們永遠不可能比我們和自己的關係更好。我們和自己的關係不僅決定了我們所選擇的對象，也決定了關係的品質。事實上，每段親密關係都暗中透露出我們是誰。因此，所有的關係都是我們內在生命的外顯，沒有任何一段關係可以好過我們與自身無意識的關係。（圖1中的直向箭頭。[51]）

　　如果我們的要求不要那麼多，關係就不會是個沉重的負擔。但如果關係不能滿足我們內在小孩的期待，那它又有什麼意義？

　　當人們感覺自己過著象徵性的生活時，他們就是神聖戲劇中的演員。那賦予我們人類生活唯一的意義，而其他每件事情都很平庸，你可以加以忽略。一份工作，養育子女，它們與有意義的生命這件事相比，全部都是幻象。[52]

　　因此問題就從期待魔幻他者的拯救，轉變成關係在獲得更偉大的人生意義這件事中扮演什麼角色。

　　很明顯，我們文化中的親密關係模式，以及第一成年期的願望，是與他人融合或得到一體感，也就是相信自己能藉由與他人結合讓自己得到補充，或者變完整。在一起，我們就合併為一，在一起，我們就成為一體。在面對廣袤無垠的世界時，人會覺得自己破碎且不足，因此有這樣的願望是很自然的，但事實上，這種願望會阻礙雙方的發展。當日常生活損耗了希望及其投射，人會感覺失去意義，也就是失去了原先投射在他人身上的意義。

　　用中年的視角來看，人應該將融合模式換掉，因為它不管用。對後半生來說，行得通的模式是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起責任，如左圖所示：

　　這個盆狀的容器意味著成熟關係的開放性特徵。每一方都得為自己的個體化負責。他們在這段關係中彼此支持，相互鼓勵，但他們不能替對方執行個人成長或個體化的任務。（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個體化的重要性。）這個模式代表我們必須拋棄自己會被他者所拯救的觀念。它假設雙方都能接受個體化的邀請，並透過成為更完整的自己來為對方服務。這個模式勝過融合模式，成熟的關係要求雙方負起自己的責任，否則婚姻就會陷入停滯。

　　要擁有一段成熟的親密關係，人必須能夠說：「沒有人能把我內心深處最想要或需要的東西給我。只有我可以。但我會為這段關係所確實提供給我的東西給予讚美並投入。」關係提供最多的通常是陪伴、相互的尊重與支持，以及不同觀點的辯論。用關係來支撐弱小自我的年輕人，不可能滿足成熟關係對勇氣與紀律的挑戰。曾經需要肯定的人，現在必須接受差異。曾經需要簡單且合一之愛的人，現在必須學著愛上對方的個性。

　　當人必須放下投射與巨大的個人議題時，他就能被伴侶的個性給擴展。一加一並不等於一，如融合模式所以為的那樣；事實上它等於三，各自的雙方是二，而兩人的關係則是三，這迫使他們必須超越自己的個人限制。此外，當我們放棄投射，並將重點置於內在的成長時，人就會遇見自身靈魂的廣闊。他者幫我們擴展了心靈的可能性。

　　里爾克將關係描述為與另一個人分享自己的孤獨。[53]這句話確實很接近事實，因為最終只有孤獨會陪伴我們。人必須承認投射不會長久，但它有可能被更豐富的東西取代。由於投射是無意識的，我們無法確定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是否真實。但如果我們為自己承擔了主要責任，就不太會把內在小孩的依賴與不切實際的期待給投射出去。

　　真正的關係源於與他人分享旅程的渴望，源於想藉由對話、性與關懷，來親近生命的奧祕。尼采曾觀察到，婚姻是一場交談，一段偉大的對話。[54]人若是沒有準備好參與長期的對話，他也就沒有準備好擁有長期的親密。許多年長的伴侶早已對交談感到疲憊，因為他們已經停止了個體的成長。當重點放在個人成長時，那麼雙方都會有一個有趣的交談對象。若人們阻礙了自己的成長，即使是在為了對方好的情況下，也肯定會讓你的伴侶跟一個憤怒且沮喪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方阻擋另一方的成長也同樣不能接受。這樣的婚姻必須重新開始，否則它已喪失了存在的理由。成熟的婚姻具有開放與辯證的特點，在那之中，人可能會體驗到圖1裡頭最下方的雙箭頭，那是兩個奧祕的交流，也是兩個內在異性別能量的交換；這是靈魂與靈魂的相逢。

　　因此，愛情如榮格所說，是一種象徵的生活，是一種遇見神祕的方式，愛的姓名與本質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但如果沒有它的存在，我們就會變得淺薄。在中年時，許多婚姻已然結束或者遭遇了麻煩。在以前，那些撤回投射的個人受到了巨大的集體壓力，而不敢去尋找另一段關係。有些人選擇外遇，有人選擇了物質濫用，有人透過工作和孩子而得到昇華，也有人因此生病、罹患偏頭痛或憂鬱症。正向的選擇通常遙不可及。今天我們有了這樣的選擇，儘管痛苦同樣不低，但比起待在無法協助我們走向個體化的伴侶身邊還是好一些。儘管意圖良善，但真理終將水落石出。檢視那個承載了個人希望與需求的結構需要勇氣，但勇氣能夠治癒，並讓人恢復完整性，重獲新生。

　　相信魔幻他者的存在是一場殘酷的自我欺騙。即使找到了這個人，那也肯定是我們的投射。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人仍然受他者的照顧，那很可能他已卡在他者有意無意餵養的依賴之中。這並不是要貶低伴侶在我們旅程中所扮演的有力支持角色，而是在說，人會逃避生活的巨大責任。我認識的一位非常能幹的女人，她早上才跟丈夫分手，下午就把下一任丈夫迎進了家門。雖然她學有專長，但她卻無法獨處並忍受與自己進行內在對話。

　　當人具備了向內看的勇氣時，他就能擁有機會去面向人格中受到忽視的部分。如果人不再讓伴侶擔任尋找生命意義的角色，那麼他就會被召喚去開啟自己的潛能。

　　我最近聽了一個傳統的性別角色故事，那是我們童年時都曾聽過的那種故事。一對處於離婚邊緣的夫妻指責對方必須為自己的生活負責。男方說他努力工作，追求事業成功，就是為了讓家人過上好生活。他忠誠地執行自己的義務，但卻對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而日漸不滿。他的憤怒轉向內在，他變得憂鬱，最後他覺得自己必須離婚否則就得去死。妻子則說她一直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照顧著家中的每個人，一直無法追求自己事業上的目標。她也很憂鬱。

　　很明顯地，雙方都是受害者。他們都固守性別角色的傳統，並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像他們所敬重的父母親一樣。但在這二十年裡，雙方卻不停滋長著憤怒。

　　他們彼此都是造成對方不幸的幫凶，但我們除了要求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遵守第一成年期的劇本之外，還能期待他們做什麼？他們把婚姻制度執行得很好，但這個制度卻沒有善待他們。無論他們能否繼續相守，這都取決於雙方對個人成長的相互承諾。

　　心靈中的不變真理是：改變，否則就在怨恨中枯萎；成長，否則內在就走向死亡。同樣地，中年時婚姻的悲劇性在於，關係經常被憤怒所汙染，使更新的可能性受到致命性的傷害。無論良好的意圖能否被喚醒，對伴侶的負向投射能否被撤回，這經常都會帶來問題。

　　平衡我們對他人與自己的義務固然困難，但仍值得嘗試。這個議題並不新。易卜生（Ibsen）的《玩偶之家》（A Doll’ s House）出乎意料地現代。當女主角諾拉（Nora）離開她的丈夫與孩子時，旁人提醒她還有對教會、丈夫與孩子的責任。她回答說，她對自己也有責任。她的配偶無法理解。「我們能修補這個問題嗎？」她的丈夫問。諾拉回答她也說不準，因為她發現她並不認識自己，（事實上）她只是一直在遵守第一成年期的義務，她無法預測自己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當《玩偶之家》在一個世紀前於歐洲各國首都上演時，動亂緊接而來，這對婚姻與親職體制是個不言可喻的威脅。即使是現在，在女性走出婚姻之前，公眾輿論、親職楷模與罪惡感都會帶來相同的阻礙，即使只是想改變束縛的模式亦然。諾拉走出家庭的圈子，卻面臨了社會阻礙與經濟剝奪。因為法律會剝奪她的財產、監護權和經濟權力。但她知道自己必須離開，否則她就會死。

　　雙方越早將個體化的必要性當成關係存在的理由，關係維持下去的機會越大。人很自然地認為，時間會以某種方式幫忙解決關係中的壓力與空洞。當我詢問一對伴侶，想想看十年之後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改變會怎樣時，他們通常會很清楚現在必須採取行動。當有一方持續阻止改變發生，就可以確定他或她依舊被焦慮所控制，或仍活在第一成年期的投射。很有可能這個頑固的伴侶會永遠拒絕負起必要的責任，若是如此，他會因否絕他人生命的權利而受到懲罰。沒人有權利阻止他人的發展，這是精神犯罪。

　　當伴侶能認識到他們的不幸，並坦承地要求對方給予支持時，這段婚姻就很有可能獲得更新。伴侶因此不再是拯救者或者敵人，他們只是伴侶。或許伴侶治療的理想模式是讓雙方都先進入個別治療，對各自的發展需求進行一些修復，然後再一起參加會談，處理過去令人耗竭的相處模式並討論對未來的希望與規劃。這樣婚姻就能成為個體化的容器。

　　為了促進合作而非衝突，我常會詢問出席的配偶特定問題。例如：「你過去有哪些行為會導致衝突或損害關係的品質？」這個問題會讓那些以為自己是來這裡找人一起對抗另一半的求助者感到震驚。這個問題要求他們開始向內看，並為關係的照護與滋養負起更大的責任。另一個有用的問題是：「一直以來，你對自己的夢想是什麼？是什麼恐懼讓你不敢追求它？」聽到配偶的掙扎與失望後，伴侶通常會感到同情，想支持他面對掙扎。分享失敗感、恐懼與希望，會帶來真正的親密，但很少有伴侶這麼做，即使他們結婚了很久。性可能是他們之間的橋梁，孩子也是，但關係真正的黏著劑是了解他人真實的感受。

　　除非我們能真的認識另一半，否則我們不可能愛上他的個性。或許愛是一種能夠生動想像他者經驗的能力，這讓我們能肯定對方的存在。真實的對談能促成這類想像發生，也是自戀的解方。我曾聽過有人質疑，過分關切個人成長難道不也是一種自戀嗎？只要人們在決心實現個人潛能的同時也承認他人擁有同樣的權利，那就不能算是自戀。這需要雙重的力量：為自己負責的能力，以及在想像中驗證他者真實的勇氣。這兩種力量在西方文化中都沒有很好的楷模，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它的另一面恰好就是許多婚姻的悲慘處境。我們因為自己的不開心而責怪伴侶，又偷偷地懷疑自己其實是共犯。這就是我們在婚姻中所釀的苦酒。

　　有許多人，例如吉莉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曾提及，相較於男性，女性更難去肯定自己的個體化需求，因為她們在關係中肩負更多義務。女性意識的本質可被稱為擴散型意識（diffuse awareness），它的意思是女性非常清楚自身周遭與他人對自己的想法。因此，吉莉根說，她的女性研討會同意年輕的史蒂芬．德代路斯（Stephan Dedaelus）的觀點，在喬伊斯（James Joyce）的自傳《青年藝術家的畫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德代路斯宣布，他要離開自己的家庭、信仰與民族，因為他無法再效忠那些不再忠於自己的人。但他們認同瑪莉．麥卡錫（Mary Carthy）在其著作《天主教女孩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所呈現的困境，當她想一躍進入未知時，卻被責任與內疚給拘束和麻痺了。雖然今天的女性比起她們的母親更能去選擇自己的道路，但多數女人仍舊覺得被他人所施加的壓力給束縛。因此，比起男人，女人要成為她自己的難度更高。就像《玩偶之家》的諾拉，她得去平衡他人的要求以及她對自己的責任。最終，這些殉道者既沒有成為好母親，也沒有成為好伴侶。女性要成為聖徒永遠有代價，而這得由她和旁人共同承擔。

　　兒童期的依附需求在成人身上依舊非常強烈，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人的自我價值與安全感若仍仰賴他人來給予，那麼成熟就遙遙無期。「依附飢渴」（attachment hunger）這個術語，描述的是對他者的自然需求失控時的模式。[55]當然，人們一直忘記了，自己的心中都有一個現成的伴侶，至少是潛在的伴侶。[56]

　　對許多男性來說，一個大問題是他們的心裡已經麻痺。[57]習慣迴避感受，逃避本能智慧，無視自己的內在真理，這使多數男性對自己與他人都很陌生，他們是金錢、權力以及地位的奴隸。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用難忘的語句寫下：

　　男人的第一次心臟病發就像聖誕節的來臨，他們無助地背負著承諾、義務和必要的慣例，遊蕩在衰老與失能的黑暗大道，被生活中曾有的甜蜜給拋棄。

　　在我們的文化中，邀請男人或者允許男人誠實面對自己的楷模可謂絕無僅有。當男人被問到他有什麼感覺時，他通常會回答他在思考的東西，或者「外面」有什麼問題。想想在電視運動節目裡的啤酒廣告，它們技巧且默契地所傳遞的訊息。一群快樂的漢子共同扛著原木，一起鋸木頭或開堆高機。（絕對不會是一起坐在個人電腦前或抱小孩。）哨音響起，喝啤酒的時間到了。他們大步走向附近的酒吧，以同志般的情誼相互碰觸。他們在酒吧裡舉杯，身邊陪伴著一個金髮女郎，暗示著他們不是同性戀，也代表即將在歡樂、憤怒或感傷中被召喚出的阿尼瑪。藉著酒精，男人放鬆了用以對抗內在女性的防衛機制，促使意識承認他原先不肯承認的東西。

　　如果男人無法和自己的女性靈魂建立關係，女人要怎麼期待她能和男人建立一段好關係？女人不可能成為那段內在連結，她們只能接收或承載男人對她的部分投射。在出土的古埃及文獻《尋求巴（靈魂）的厭世男人》（The World-Weary Man in Search of His Ba[soul]）中，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並不新鮮。真正新鮮的問題是，持續邀請男人進入內心，並在面對扮演戰士與經濟動物等舊角色這樣巨大的壓力下時，她們該如何找到真實的自己。

　　羅伯特．霍普克（Robert Hopcke）在《男人的夢與男人的療癒》（Men’s Dreams, Men’s Healings）提到，在男人能夠內化並在其真實感受面前存在之前，通常要花上一年的時間進行心理治療，要用一年他才能夠追上女性的起點。[58]我猜他是對的，但有多少男人願意用一年的治療來抵達女人的起點？好險，有些男人願意，但還有許多男人在漂流與迷惘。作為父權體制的受害者，他們僅知道權力的有無是他們是否具有男子氣概的證明。[59]因此，在中年之路的男人必須再次成為一個孩子，面對權力所掩蓋的恐懼，並重新詢問這個古老的問題。這些問題很簡單：「我想要什麼？我感覺到了什麼？我必須做什麼，才能讓自己感覺良好？」僅有少數的當代男性會問自己這個奢侈的問題。所以他們一邊踏著艱難的步伐去上班，一邊夢想著退休後可以在某個滑雪度假村裡打高爾夫，並祈禱在這之前不會心臟病發。除非他能謙卑地詢問這些問題，並允許自己的心說話，否則他不會有機會。他對自己和他人來說都是一個糟糕的隊友。

　　許多女人同樣缺乏權力，她們天生的力量被負面的內在聲音給侵蝕。負面的阿尼姆斯在她們身邊低語著無音之聲：「妳不能做那件事！」他用陰沉不安的聲音說道。阿尼姆斯在其他事情上代表的是女人的創造力，女人活出個人生活以及滿足個人目標的能力，他藏在這些事情的陰影下，包括她母親的楷模、父親的鼓勵（或勸阻），以及社會所提供的壓迫性角色。在傳統上，女人被告知她得藉由丈夫或兒子的成就來達到自我實現。我聽過最令人悲傷的文章之一是瑪莉．班森（Mary Benson）的日記，一個徹頭徹尾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她是坎特伯里大主教愛德華（Edward）的妻子，被婚姻與教會的雙重體制所束縛。當愛德華去世後，瑪莉遇見了自己，並開始了與自己的約會。

　　糟糕的感覺充斥著我的一生……那源於我得不停地回應各種不同的，永無止盡的要求。……裡頭什麼也沒有，沒有權力，沒有愛，沒有慾望，沒有啟蒙：他什麼都有，他的生活完全主宰了我的生活。親愛的上帝，請賜予我一個人格……一個具有視野的個性……要怎麼把他跟尋找自我相連？我感覺自己過著膚淺的生活太久了，那並非我刻意為之，但也不是全錯。但我和愛德華這樣具有主導型的人格在一起，……再加上這個職位的巨大要求，這樣我要如何找到我自己呢？我似乎只能負責回應，卻沒有核心。但一定要有核心。[60]

　　各位讀者，請向內看去，那裡令人不安。你的生活也跟瑪莉一樣嗎？雖然她的文章令人悲傷，但考量到聖職權力的重擔，雖然她的處境值得原諒，但最終她依舊得為自己負責。人格不是上帝賜予的，而是從懷疑與抗爭反對的魔鬼所得來的，人若不願抗爭，等待他的就是憂鬱與無能。

　　比起被傳統性別角色的定義所苦，當代女性則努力地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過去的夢想所剩無幾。一個中年期的女人經常被孩子與丈夫同時遺棄，前者正過著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被工作所俘，或者正與其阿尼瑪的新投射對象談戀愛。有人會說她擁有感到背叛或被遺棄的權力，但同樣地，如果她能帶著意識先行預見並為這些事情做好準備，她或許就能迎接自己的新自由。

　　我認識一個爸爸，他在女兒離家考大學時對她說：「考量到現代的離婚率，以及男人壽命較短的事實，妳有百分之八十的機會獨自生活，不管妳有沒有孩子要養，或者有沒有經濟能力都一樣。因此，妳最好擁有一項自己的專業，以及足夠的自尊心，這樣妳的自我價值感才不會仰賴妳生命中遇見的男人。」這可不是什麼樂觀的用語，不是為了安全感而結婚的警告，也不是鼓勵她去依賴旁人，如她母親從外婆那裡所接收到的價值觀。那不是他樂於說的話，那些話唯一的優點就在於它們的真實。

　　當一個女人覺得在中年期被遺棄時，她的內在小孩很快就會浮出表面。這是一種創傷經驗。如果她尋求治療，第一年會用在發洩悲傷與憤怒，克服絕望並接受我們和世界之間並沒有任何默契。她在第二年會開始為新生活聚集能量。如果她沒有學歷或必要的工作技能來養活自己，她會盡力去學習它們。從集體的角度來看，她可能會有各種理由感覺別人都在占自己的便宜。但在治療中，她可能會承認自己的無意識共謀。

　　對許多身處於中年之路的女性來說，現在正是遵守和自己的約定之時，這是多年前就已發出但卻錯過的邀請。當養育者的外衣被脫下，女人就必須再次自問，她到底是誰，以及她在生活中究竟想要什麼。除非她更能意識到卡住自己的各種內在力量，也就是從母親、父親和西方文化中後天習得的情結，否則她就無法解答這些問題。[61]負面的阿尼姆斯能量會侵蝕她的意志、自信與個人信念。當阿尼姆斯做為正向的能量時，他會賦予女性力量，代表著女性參與生活並為想要的事物奮鬥的能力，以及對生命力的肯定。正向的阿尼姆斯能量不是他人所賦予的，而是追求來的。找到勇氣，冒著風險重新自我定義，重視親密關係的價值，但卻不被它所侷限，這是中年女性的任務。

中年外遇

　　有時，內在的力量會以復仇之姿出現，並將人給淹沒。根據報導，外遇的發生率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男性的發生率略高於女性。我認為沒有人會在早上起床時告訴自己：「我今天想要搞砸我的生活，傷害我的伴侶和小孩，失去我奮鬥想獲得的一切。」但它還是發生了。

　　不管第三者事實上有什麼優點，她或他肯定是投射的承載者。正如婚姻是內在小孩需求所投射的主要承載者，當婚姻中的伴侶被證實為僅只是個普通人時，第三者也會成為阿尼瑪──阿尼姆斯所投射的新對象。在我寫這本書時，某個知名女演員剛宣布了她的第八次還是第九次婚姻。我祝福她成功，但我知道，在這麼大的年紀，她依舊在投射。她最新的對象是一個小她二十歲左右的猛男。同樣，在我寫這本書時，我看見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愛上了一位二十一歲的女孩。我看見他正搭著橡皮艇划向尼加拉瓜大瀑布，但我無論說什麼都無法阻止他。當然，我沒見過這個女孩子，也不知道他的老婆有多嘮叨。當然了，我同樣弄不明白他的重生感有多大。無意識的力量更需要尊重，而不是邏輯、傳統或美國憲法。

　　佛洛伊德曾要求他的病人不要在分析期間做重大決定，例如結婚、離婚、換工作等。或許這在理論上聽起來很合理，但生活持續向前，情緒繼續發生，人被要求做決定，而人也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持續運作。無論投射會不會消解，無論人會不會被自己卡住，生活持續向前，人也要不停做出選擇。在對伴侶進行諮商時，如果沒有第三者，這會讓我覺得鬆了一口氣，因為我曉得這對伴侶有機會誠實地處理他們的婚姻。如果失敗，就讓我們直接承認，但別把問題轉移到另一條軌道上，也就是外遇所具體化出來的投射。當人們處於外遇情況，我會敦促他們盡可能先暫停接觸，以便用比較務實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婚姻。有時候這個策略會奏效，丈夫或妻子能夠不受阻礙地討論婚姻問題。但多數時候，我都是白費唇舌。被無意識內容所支配（possesed）的個體是不可能務實處事的。

　　中年外遇的力量在於它能將人拉回第一成年期的美好時光。就如我很常聽見女姓向我哀嘆，她們的丈夫和一個甜美的年輕女孩在一起了，同樣我也會看見女人跟一個年長的男人愛上了。這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阿尼瑪發展不足的男人會吸引到同類型的女人，它也同樣意味著，阿尼姆斯發展不足的女人會吸引到擁有世俗權力的年長男人。由於男人與女人都缺乏通過儀式的幫助，難怪我們當中有那麼多人想從愛人身上尋求指導。男人尋找年輕女人，這反應了他們幼稚的阿尼瑪；女人則受擁有地位或年紀的男人所吸引，用以補償她們內在發展不足的阿尼姆斯。難怪外遇這麼神祕。它確實擁抱了我們失落的靈魂。然而外遇通常會帶來更多的悲傷和失落。一位明智的治療師，馬伊．羅姆（Mae Rohm）曾經說過：「你得到的麻煩不值得你花心思這麼做。」[62]但你可以試著把這些話告訴一個外遇中的人，或試著告訴一個被伴侶的外遇所傷害的人看看，他們可能不這麼想。

　　前面提過，第一成年期的婚姻模式是融合模式，現在我們能發現關係到底有多複雜了。令人震驚的是，所有的親密關係都是這樣運作的。鑑於巨大的無意識力量、投射與親子情結，任何人都很難真誠地與他人連結。一開始，我們可能會說，看看過去的歷史，人們也運作得很好啊！然後我們就會被迫承認，無論是歷史還是我們的個人經驗，不，事實並非如此──那是一場龐大、困惑又傷人的混亂。我傾向不把人看成尋求另一半的一半，那是融合模式的觀點，而是把人視為多面體，一個有著許多面向的球體。即使是完美小姐或滿分先生，這世上也絕不會有兩個多面體能夠彼此對齊。頂多對齊一小些部分而已。而這是外遇的理由嗎？是的！但卻是個爛理由。我認識一些所謂的開放式婚姻，有些是由高度富有覺察力的個體所組成。最後全都失敗了，部分原因是因為，無論雙方的協議多理性，但情感中依舊有東西在作祟。即使是在最理性的契約中，也存在著嫉妒、渴望以及想要瞭解自身處境的需求。所以，如果多面體的隱喻是合理的，我們就能將自己的某些面向和他人匹配。那肯定代表著我們有和不同朋友交往的理由，但這肯定不能逾越性的界線。

　　承認人格的多面體意象將使個體得到解放，儘管那會威脅我們的配偶，而這也可能讓我們得以選擇發展。對處於第一成年期的人來說，外在的他者仍是主要的支持來源，因此多面體模式對他而言是個威脅。這是很自然地，由於內在小孩以及他的所有需求，都認定解方來自外部，「外面會有某個人來療癒和修復我。」但當人最終經歷了外遇的興奮、疲憊與沮喪時，他可能就會想自問這一切有何意義。當這麼多人都有外遇時，人們可能會說這個模式肯定有重大意義。我認為它的意義在於：情緒上很擴散，概念上很具體。

　　中年危機的意義是迫使我們回到過去，並拾起那些在發展過程中遺落的東西。既然那些未發展的東西會在我們意識下方激盪，就表示它依舊處於未知。在無意識的神祕掃描下，處於無意識的東西會被整齊投射在未發展好的領域。它尋求的是完成，是完整。這種對完整性的追求有什麼好驚訝的？但是，你可以把這整件事向戀愛中的人解釋看看。由於未知的浩瀚依舊，所以外遇仍會持續下去。是的，外遇中的他者可能會被證明是一個完美的人──真正的靈魂伴侶。如果對方沒有一點這樣的特質，投射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如果新的關係能繼續下去，那麼人可能會整合某些在第一成年期失落的東西。我們或者相當幸運，或者非常沮喪。

　　或許整件事最困難的任務是學習在關係的脈絡下肯定自己的分離（seperatedness）。反覆出現在整個討論過程的主題是，人在對自己的幸福負起必要責任的同時，也要能對他人做出持續的回應。即使人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依附也肯定需要持續。正如外遇能連結那些我們在婚姻中未被滿足的需求，婚姻則因未滿足需求的持續累積而充滿怨憤。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責備他人。這是為何外遇者會辯解說：「我可以跟你說，但沒辦法跟家裡的人講。」

　　實際上，人跟伴侶說的東西會多於一個相對陌生的人。婚姻中的對話已經包覆了太多禁忌、重複與失望，以致於人放棄了在伴侶的平凡中與他人真實相遇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神祕他者無疑會吸引並體現出我們多面體自我未發展之處的投射。當人與自身靈魂的反射相遇時，會感覺這是上天的神祕安排，婚姻在此是很難有機會勝出的。因此，雙方必須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從外遇中拉回來，並把那些失落的部分，未嘗試過的對話，帶回原本的伴侶關係中。

　　我見過太多人，只有在治療中或離婚法庭上，才願真實地分享他們的感受、願望和過去的傷痛。與其說婚姻失敗了，不如說從未嘗試過。如果婚姻如尼采所言，是一段偉大的對話，多數婚姻根本不合格。對另一半真誠分享個人的內心世界，這件事很少發生。人們可以住在一起，生小孩並養家餬口，但卻從未真的理解他們伴侶的奧祕。這樣的結果有時令人異常悲傷。

　　婚姻相當有可能進入中年之路的漩渦，如果，注意我說的如果，如果兩人願意再次成為兩個分離的人，並對這樣的分離展開對話，那麼婚姻就可能在解構後再次重組。人必須承認婚姻存在著弔詭，雙方結合之前必須有偉大的分離。婚姻治療或許可以講述衝突的解決方法、錯誤策略的識別與修正，以及成長計畫的擬定。這顯然很重要，也有助於改善婚姻體驗，但真正的重生不會就此發生，除非雙方做出改變。在關係得到轉化之前，每個人都必須成為更完整的個體。一段婚姻只可能和各自雙方的發展水準一樣好。

　　因此，中年婚姻的轉變包含了三個必要步驟：

⑴ 雙方都必須為自己的心理健康負起責任。

⑵ 雙方都必須承諾分享個人的經驗世界，不因過去的創傷或未來的期盼而責怪對方。同樣地，他們也要承諾，會努力地以不批判的態度來聆聽對方的經驗。

⑶ 雙方都必須承諾維持長期的對話。

　　這三個步驟的要求很高。如果做不到，那麼其他選項就是讓婚姻觸礁或解體。真誠的對話是長期承諾的意義所在。無論有沒有結婚儀式，真正的婚姻都離不開真誠的對話。只有真誠的對話，充分分享自己的感覺，同時聆聽對方的感覺，才能實現親密關係的承諾。人只有對自己負責，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我覺察，具有承受與真正的他者真實相遇的彈性，才可能投入到真誠的對話中。

　　愛上伴侶的個性是一件非凡的事，人會因此進入關係的真實奧祕，被帶入第三空間，那不是你加上我，而是我們，這比雙方彼此來得大。

從孩子到親子

　　我前面曾提到，中年之路的特徵之一是親子關係的改變。我們不只是在新的權力背景中與父母互動，我們也看著他們衰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學著將自己與父母區別開來。中年時，或許沒有哪個任務比脫離親子情結還重要，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強力支持著前面提到的假我，也就是第一成年期的暫時性認同。除非我們能認知到第一成年期的反應性特徵而非它的生成性（generative）特徵，否則我們無法成為真正的自己。[63]

　　無論人的童年經驗是糟糕還是美好，世界的力量都源於「外面」，在大人身上。小時候我曾見到爸爸將魚鉤從手裡拔出來，他既沒怕也沒哭，這讓我印象深刻。我的結論是，大人比較不會覺得痛，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知道如何控制他的痛。我希望他能教我這個厲害的技巧，因為我知道自己很怕痛。同樣地，在對青春期一無所悉的情況下，我注意到那些八年級以上的學生，他們的身體突然變大了，他們去了一個叫高中的地方，並掌握了我所欠缺的知識。這些轉變怎麼來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有人」把年輕人帶去旁邊，並教他們怎麼成為大人。我很困惑，因為那些曾經幫助我們祖先進入成年期的通過儀式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讀者可能跟我一樣失望，我們快樂地來到大人的世界，卻未得到啟蒙，只發現了粉刺與性的困擾，此外，還日漸意識到那些「大人」自己也不曉得任何魔法。

　　我們對第一成年期的認識，並不是由於我們瞭解了自己或外界，而是基於父母與體制模式的教導，我們依賴它們但卻感到困惑。正如華格納（David Wagoner）在《單面英雄》一詩中所言：

　　我選擇了他們告訴我應當選擇的：

　　他們溫柔地告訴我，我是誰……

　　我等待，並好奇該學些什麼……

　　噢此刻，我又一次對出生感到盲目。[64]

　　親子情結有幾個層面必須在中年時加以經歷。在最內心的層次，對父母的體驗就是對生命本身最原始的訊息，它是支持性的還是傷害性的？是溫暖的還是殘酷的？父母的形象是促進了還是加深了孩童天生的焦慮？這就是核心焦慮形成的原因，而這是我們所有態度與行為的基礎。

　　其次，親子經驗是人與權力和權威的首次接觸。找到個人自身的權威是中年時期的核心要務，否則到了第二中年期我們還是會被孩童期的不合理想法所支配。但我們是根據什麼權威，也就是根據什麼規範性的價值觀來生活的？是誰說的？多數成人會花許多時間來「確認」。因此，人必須試著把自己的內在對話意識化。有多少次，我們會向腦中無形的存在諮詢他們的意見或請求他的允許？內在對話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根深蒂固和隱蔽。那個在「確認」的「我」是誰？「他們」是誰？這些內在權威有很大的機率是父母親或他們的代理人。

　　這種「確認」的反射性質令人震驚。只有當人在因為某個決策或衝突而感到壓力時，才會注意到它，並與之搏鬥。當我們能夠停止並簡單地問出「此刻的我是誰？我的感覺是什麼？我想要什麼？」時，人才會脫離反射模式，活在當下。這個「確認」模式的潛在本質是活在過去。我認識一個人，只要他講私事或談到別人的事情時，他就會回頭望，即使是在晤談室裡也一樣。他把這個行為稱做「德式瞥看」（The German glance）。他成長於納粹時期，就像他的同代人一樣，他學會了每當講到私事或可能觸犯權威的事時就回頭望，以確認沒人在身後。儘管五十年過去了，他與自己青少年時的居住地相隔了四千英里，他的身心依舊記得要「確認」。因此我們也都會反射性地向過去的權威尋求確認。

　　對許多人來說，宗教在此事上扮演主導地位，由於缺乏在沒有罪惡感的前提下能自由表達個人感受的環境，他們的情感變得相當幼稚。我曾見過專制與缺乏覺知的神職人員，他們對人帶來的傷害比好處還要多。罪惡感與被群體排斥的威脅充當了個人發展的強力威懾。（我們的祖先會把流放當作嚴重的懲罰並不令人意外。正統的猶太人會為離家在外的人吟唱卡迪什〔Kaddish〕，即死者的禱文；阿米什人則會「迴避」那些生活方式與他們不同的人。）從團體中被流放是權威給予的巨大威脅。沒有一個孩子能忍受失去父母的認可與保護，所以我們會反射性地抑制天生的反應。用以抵抗排斥焦慮的防衛機制，我們稱為罪惡感。失去家的威脅如此巨大，失去雙親的恐懼如此強烈，因此我們某種程度上都會持續做確認。「德式瞥看」就在我們心裡，無論我們的身體有沒有動作。

　　若沒有活在當下以及自我界定的能力，人就會持續成為過往的囚犯，與他的天性和成年期變得疏離。意識到這種不真實性一開始會讓人低落，但最終會讓人解放。承認自己投射在配偶、老闆、教會或國家等外部權威的依賴，真的很讓人自卑。即使在今天，選擇一條自己的路也很嚇人。就如一位個案最近對我說的：「曾經有人告訴我，考慮自己就是自私。即使到了今天，我在對自己使用自我這個字的時候，還會覺得有罪惡感。」

　　與處理父母情結以及爭取個人權威相反的是，一個人會投注多少認同在孩子身上。許多父母將自己未活出的生命投注到子女身上。前面提過的經典案例是直升機父母。在詩人希微．普拉斯（Sylvia Plath）自殺後，她的母親甚至還試著掌控她女兒的生涯。孩子常會接受到來自這類父母的混淆訊息。「只要獲得成功，你就能讓我開心。但別太成功，以免你把我拋在身後。」因此孩子經驗到的父母愛經常是有條件的。父母對同性別孩子的認同通常很強烈，他們也會無意識地藉由異性別的孩子來活出自己的阿尼瑪或阿尼姆斯。許多男孩就攜帶著他們母親的野心，許多女孩子則攜帶他們父親的阿尼瑪，就如蓋爾．高德溫（Gail Goldwin）在《憂鬱父親的女兒》（Father Melancholy’s Daughter）中所說的。在這類投射中，最極端的案例是性虐待，父母的阿尼瑪或阿尼姆斯僅以兒童期的水準在運作。

　　帶著愛意保護和養育子女跟不恰當地透過孩子活出自己，這兩者只有一線之隔。再說一次，榮格指出，孩子最沉重的負擔是父母未曾活出的生命。舉例來說，當父母自己的生命被焦慮所阻礙時，孩子就會發現他很難克服障礙，甚至會無意識地效忠於父母的發展水準。但活出個人生命的父母，並不會無意識地嫉妒，或無意識地將個人期待與限制投射在孩子身上。父母親的個體化程度越高，孩子就越自由。卡明斯（E.E. Cummings）描述了這種關係：

　　──我說，儘管仇恨是人們呼吸的原因──

　　因為我的父親活出了他的靈魂，

　　愛是一切的總和，而且大於一切。[65]

　　林肯曾說：「正如我不願做一個奴隸，我也不願當一位主人。」[66]因此，我們希望自己的父母能賦予我們成為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必須給予孩子同等的自由。我們必須奮力成為自己，也常希望父母親能認知到，我們從一開始就注定走上不同的路。所以我們必須放孩子自由。我們會觀察到，青春期子女與父母的摩擦是打破相互依賴的自然方式。然而多數父母在為孩子離家念大學、找到工作或結婚而高興的同時，也會感到有一點失落，這個部分就是投射在孩子的部分。我認識某些父母，每天都會打電話給自己的成年子女，有時一天還打好幾次。這是一種祕而不宣的相互依賴，對小孩一點好處也沒有。它阻礙了孩子掌控第一成年期的必要性。

　　許多父母對子女很失望，原因是他們沒有念對的大學或與對的人結婚，或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擁護對的價值觀。他們的失望源於他們把孩子視為個人的延伸，沒把他們當成是擁有自身獨特道路的不同人。如果我們真心愛自己的孩子，唯一能為他們做的最好的事，是盡量使我們自己成為一個個體，因為這會使他們自由，使他們能走向同樣的路。

　　與流行的假設相反，分析師並沒有一套教導當事人如何實現個體化的方案。分析師會試著促進後者的內在對話，信任自性的聲音會顯現，並期待當事人開始相信他的內在真理。這個方法把病人視為值得尊重並能活出神祕召喚的個體，而神祕召喚的開展就是生命的目的。我們也應這麼對待孩子，他值得與眾不同，他對我們沒有任何義務。他們並非為了照顧我們而出生，反而我們是為了照顧他們而存在。正如婚姻，它的任務是去愛上他者的個性。為自己不是完美父母而內疚，或試著保護孩子讓他們免於生活的試煉，並不算善待他們。控制慾使他們活出了我們未完成的生命，使他們複製我們的價值觀，這並非愛；那是自戀，而且那會阻礙他們的旅程。成為個體已經非常艱難了，為什麼他還要背負我們的期待呢？如果我們還沒準備好放手，請記得，在踏上中年之路時，放手不僅對他們有幫助，對我們也相當必要，因為它會為我們的進一步發展釋放能量。

　　另一個在中年期必須加以面對的父母情結的面向，是親子關係的經驗如何影響我們發展親密關係的能力。孩子所面對的親密關係模式影響重大。青春期的我們通常認為，自己會選擇跟父母親不同的伴侶，採取某種不同的關係建立模式，也能避免掉父母在婚姻中所犯的錯。猜猜看！只要父母情結依舊活躍，人們還是會選擇同樣類型的對象，或者因過度補償而選擇相反的對象。因此人在中年會驚訝地發現，原來他比自己以為的更像父母，而他的關係也會遵從某些與父母類似的模式。因此，中年期的自我改變可能得嚴格審視自己的親密關係。無論伴侶是否願意，內在改變通常會一併帶來關係的改變。很遺憾，有時父母情結過於深刻，以至於難以挽回地影響了婚姻。（父母情結對婚姻所產生的外溢效果，類似於軍方描述平民傷亡時所說的「附帶損害」。）

　　回想一下榮格對情結的概念。它代表一種充滿了能量的情緒集結，它是從心靈中分裂出來的部分自我，因此能夠自主運作。它本質上是情緒的反射，其強度取決於源頭的力量或持續時間。某些情結是正向的，雖然我們會比較關注那些生活中比較負面和干擾性的情結。很明顯，由於父母親在幼年生活中具有重要角色，因此父親情結與母親情結的影響力非常大。或許藉由詩人的作品，可以戲劇性地說明正向與負向的父母情結。

　　許多當代詩人已經放棄了他們前輩詩人的想法，不再認為他們可以描述整個時代精神。相反地，他們的作品反思了個人的生活，在那裡尋求某些意義，並希望藉由文字的力量去觸碰他人的生活。這類的詩，經常被稱為「自白」，它既具有私密的個人性，又因我們共享同樣的人類處境而具有普世性。讓我們看看美國當代詩人史蒂芬．唐（Stephen Dunn）的三首詩。第一首詩稱做〈家裡的日常事務〉（The Routine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當母親去世後，

　　我想現在我該寫一首悼亡詩了。

　　這點不可原諒。

　　然而我還是原諒了自己。

　　我所做的事，

　　就像被母親深愛過的兒子那樣。

　　我凝視著棺材，

　　想著她曾活了多久，

　　人生有過哪些機會。

　　在甜美的回憶中，

　　很難精確地知道，

　　我們如何舒緩自己的傷痛，

　　但我記得我十二歲的時候，

　　1951年，在世界

　　展現其面目之前。

　　我曾問過母親（我顫抖著）

　　我能否看看她的胸部

　　而她將我帶進房間

　　不帶困窘或害羞

　　我凝視著它們，

　　不敢再要求得更多。

　　現在，多年之後，有人告訴我

　　沒有母愛的巨蟹座

　　是受詛咒的[67]，而我，一個巨蟹座，

　　卻感覺再次受到了祝福，多幸運

　　能擁有一位母親

　　願意展示她胸部的母親

　　當同齡的女孩們

　　身材發展不一時，

　　多幸運

　　母親並沒有詛咒我

　　不多也不少。

　　如果我提出想要觸碰胸部的要求，

　　甚至想要吸吮它們，

　　她又會怎麼做呢？

　　母親，一個死去的女人

　　我想是她讓我

　　能夠輕易地愛上女人，

　　這首詩

　　獻給

　　我們駐足之處，以及完滿的

　　缺憾。

　　也獻給你的保守祕密，

　　開始為家裡的日常事務

　　而忙碌。[68]

　　唐很顯然在這裡處理的是自己的母親情結，因為他不僅能記得過去，還能見到它對現在造成的影響。去意識這類經驗及其無聲的作用力，是中年之路的必要功課。

　　在這首詩中，人們可以見到一位母親所帶來的各種正面影響。最重要的是，詩人因為母親的愛，而能夠接納，或甚至原諒自己。除非我們能感受到來自父母的肯定，否則我們無法愛自己。其次，唐理解到他對女性的首次經驗非常正向，這使他能將這份信任與愛轉移到其他女性身上。很明顯地，此處的他踩在危險的土地上，即使身為孩子，他也踩入了禁地。拜訪他者好比造訪一顆陌生的星球。如果人的首次拜訪能受到支持，後續的拜訪也同樣類似。母親的第三個影響是她的智慧，前兩個是感受到被愛的經驗以及遇見他者的神祕。舉例來說，她知道必須尊重孩子的求知慾，既不能摧毀他者的神祕，也不能侵犯女性的隱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的回憶位於一個尋常的情境，其影響力的重點在於事件的無創傷性與正面心理。

　　除了維護孩子的安全之外，父母最深層的角色是原型性質的。也就是說，無論孩子從父母身上經驗到了什麼，他們都會以楷模的角色啟動孩子內在相似的能力。

　　很自然地，父母本身也是另一對不完整父母的孩子，也只能示範和傳遞他的個人經驗。因此，受傷與殘缺不全的靈魂，其遺產會代代相傳。孩子的兩大需求是滋養與賦權。滋養意味著世界會為我們服務，並和我們一起做出努力，在身體與情緒上支持與餵養我們。賦權意味著我們擁有足夠的本錢，使我們能面對生活挑戰並爭取我們想要的事物。雖然父母親都能同時滿足滋養與賦權的需求，但滋養在原型上與女性原則相關，賦權則與男性原則相關。

　　在一首長篇的組合詩《遺產》（Legacy）中，唐追蹤了他父親在家族故事中的角色演變。當中的第一首詩叫做〈照片〉（The Photograph），代表著孩子與賦權原型的相遇。

　　我的父親在司塔恩船長，

　　一間位於亞特蘭大市的餐廳。

　　那是１９５０年，

　　我也在那裡，當時11歲。

　　他比任何人

　　賣了更多富及第的家電。這就是我們在那裡的原因，

　　每件事都免費。

　　那是在房內的人們開始

　　竊竊私語前，在傳喚作證之前

　　在生活被毀了之前。

　　我的父親在微笑，我在微笑。

　　有一碗蝦

　　在我們前面。

　　我們穿著相同的襯衫，

　　短袖口上畫著小帆船。

　　這是在粗野和幸福之間

　　開始出現差異之前。

　　很快我就會起身

　　而我的弟弟就要坐在他身邊。

　　媽媽會按下快門，

　　我們相信公平，

　　我們依舊相信美國

　　是一首祈禱，一首國歌。

　　雖然他的髮線不斷後退

　　我父親的臉卻說著

　　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69]

　　我們從這些詩句中，可以感受到詩人的懷舊之情。相機捕捉到了某個瞬間，某個瞬間的真相，某個身處於眾多真相之中的真相，儘管如此，它依舊真實。這個世界該怎麼衡量？對艾略特（T.S. Eliot）來說，「我們用咖啡勺……、唯一的紀念碑，水泥高速公路以及無數弄丟的高爾夫球來衡量我們的生活。」[70]對這個父親和孩子來說，則是比別人的爸爸賣掉更多的富及第牌家電。即使現在失去了童年與虔誠的美國，但「我父親的臉卻說著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我們能感覺到父親將神祕傳遞給了孩子，即使是母親揭開了神祕的面紗，解放了這個未來的男人。

　　未曾目睹過這些神祕的孩子，他們在走第一成年期之時會有多不同呢？當父母親示範的樣子是謹慎、恐懼、偏見、共依附、自戀與無力時，孩子的第一成年期就會受到這些行為所影響，或者瘋狂地尋求補償。將自己所知的事物與父母所傳遞的訊息分開，是第二成年期的必要前提。

　　唐的另一首詩描繪了排序重要問題的任務。「我哪一點像我母親？」「哪一點和她不像？」「我與父親有何不同？」「有多不同？」「誰對我的影響更大？」「當事情發生時，另一個人在哪裡？」「在不同的時空裡，我的旅程會是什麼模樣？」這都是必要的問題。答案不總是現成的，因為攪亂我們的通常是無意識，而我們只能從重複的模式、心理治療，或者洞察出現的瞬間來加以辨認。〈無論如何〉（Regardless）的創作時間與前一首詩相隔十年，唐在這首詩裡開始了這個過程。

　　曾經，我的父親在颶風來襲時

　　帶著我去洛克威

　　看海洋如何洶湧

　　這讓我的母親很生氣，她的愛

　　是正確的、保護性的。

　　我看見木製的碼頭塌毀。我看見海水

　　上升到海灘上的木板路，感受到海浪的狂野。

　　那天晚上：沉默充斥於晚餐時光，

　　更寒冷、更熟悉的風暴誕生。

　　我的父親總是因愉快的錯誤

　　而惹上麻煩。母親等著它們，帶著警覺，

　　就如受壓迫者

　　等待著他們的歷史時刻。

　　平常日，六點之後，我騎著腳踏車

　　前往艦隊街的小酒館

　　幫父親送去晚餐。他所有的朋友

　　都在那裡，精神抖擻的孤獨愛爾蘭人，

　　充滿歡聲笑語。

　　他在那裡令人羞愧，

　　催他回家令人羞愧。我不過是一個男孩

　　剛學會去愛上風，

　　而無論如何，風都會走上自己的路。

　　我一定曾經認為

　　剛剛發生的事是一種損害。[71]

　　我們再次見到，父母是孩子與神祕（颶風橫掃著大海）之間的中介，那時的父親是一位引路人（psychopomp）[72]，亦即迷途者的靈魂嚮導。母親的保護性是正確的，但卻束縛了孩子，那也是一種愛的形式，孩子兩種都需要。這兩種愛（eros）在餐桌上碰撞，孩子則夾在中間。颶風的隱喻暗示著其他更黑暗的風暴。然而夾在父母中間的孩子，對叫父親回家很羞愧，對成為傳話的中間人很羞愧。羞愧是孩子內化的記憶，他被夾在兩人中間，他愛著雙方，需要著雙方，但無論如何，他也需要跟隨內心之風的方向。多年之後，這些事情被視為傷害。我們想問，是什麼傷害？它會造成什麼影響？此刻的它會如何影響你和其他人？其他的詩則反應了其他的問題。

　　只要它依舊處於無意識，我們就會持續感到悲傷、憤怒，或背負著父母未活出的生命。內疚同樣如此，因為內疚意味著我們與他人的傷口相連。我們最終只能藉由心的品質來評價他人，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危害自己及他人。在唐這三首詩中，我們可以同時看見正向與負向的父母情結在運作。再次強調，情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都有過去。我們過去沒有意識到的事，會滲透我們的現在，並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感受到被滋養的程度，會直接影響我們滋養他人的能力。而我們所感受到的被賦權的程度，則直接影響我們主導自己生活的能力。我們能冒險去建立關係，或甚至能將它想像成具有支持性而非傷害性的程度，則會直接促成我們與父母情結進行有意識的對話。

　　我們當中許多人的父母受了傷，他們無法滿足我們所需要的滋養或賦權的原型需求。人到中年時，檢查這段個人史是很重要的。我曾聽說，心理治療是把個人的不幸怪在父母頭上。剛好相反，我們對人類心靈的脆弱越敏感，就越能原諒父母帶來的傷害。最嚴重的罪行就是讓自己保持在無意識狀態，這是我們無法承受的罪。無論我們在何處找到自己的傷，在過往中找到什麼缺陷，我們都有義務在傷口及缺陷處照料自己。

　　當然，要達成我們在原型上沒有被激發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沒有巨大的風險，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事，因為人們必須冒險進入充滿恐懼的未知領域。如果我曾被父母背叛，我會發現自己很難信任別人，因此也很難冒險開展親密關係。我可能會害怕異性。我可能會破壞我和異性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做出錯誤選擇。如果我不能肯定自我的價值，我就會害怕失敗，逃避成功，讓自己不斷陷入逃避生活任務的循環中。即使我覺得腳下沒有地板，我也會一步接著一步，每次都留下一點成績，直到我搭建起自己的舞台。

　　若不能認清那些原始訊息的來源，不能認清它們源於其他人的生活，那我們就無法完成任何成就。我們的任務是活得更充實，如果沒有來自早年生活的明顯支持，那我們就無法成功。榮格曾觀察到，除非我們能將父母親視為其他成人，否則我們就不能長大。父母對我們的成長過程來說肯定很特別，或許還受過傷，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只是那些走向了，或未能走向自己開闊人生路的人。我們肯定也有自己的旅程，那足以帶我們超越個人的過去，充分開展我們的潛能。

職業世界：工作與使命

　　在中年時，沒人需要被提醒經濟現實的重要。人到中年時，即使我們很擔心退休生活的貧困，但肯定都聽過那句老生常談：錢不能買到幸福。而金錢，就如同我們在第一成年期的其他投射一樣，可能只被視為普通的紙張與金屬，雖然有用但並不具備任何終極的意義。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經濟任務與經濟創傷。對許多負責照料家庭的女性來說，經濟自由是她們未被賦予的權利。對許多處於中年期的男性來說，他們被孩子的牙齒矯正帳單和大學學費所苦，經濟的重擔是一件緊身衣，永無止盡地束縛著他們。

　　為了滿足這些現實，我們多數人得終身工作。對某些人來說，工作是情感上的寄託；但對其他的人來說，退休的夢想就像沙漠裡的綠洲在向我們招手。正如佛洛伊德相信的那樣，工作可能是健康的必要組成，但這類工作指的是什麼？工作和使命兩者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工作指的是我們用以滿足經濟需求的賺錢手段。使命（英文的vocation源於拉丁文vocatus，意指召喚）則是我們被召喚去做的事情，它需要生命能量來完成。感受到自己的生產力是個體化的必要部分，人若不回應召喚會使靈魂受到傷害。

　　並不是我們選擇了使命，正好相反，是它選擇了我們。我們唯一的選擇是該如何回應。有些人的召喚是去滋養他人，有些人可能會在藝術得不到重視的年代裡被召喚成為藝術家，儘管會被忽略，甚至拒絕，仍能堅定地說「是」，這樣的堅持支撐著他們。卡山札基（Kazantzakis）的小說《基督最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寫出了這份矛盾。拿撒勒的耶穌只希望自己能像他的父親一樣，成為替羅馬當局製作十字架的木匠。他想和抹大拉的馬利亞結婚，住在城郊，騎著健壯的駱駝，生養兩個小孩。但內在的聲音，他的使命，卻召喚他前往不同的地方。他最後的誘惑，是體驗到來自父親的孤獨與遺棄，是放棄召喚並成為一位普通人。當他想像了那種生活方式後，他意識到他會因背叛個體化而背叛自己。藉由向自己的召喚說「是」，耶穌成為了基督。所以榮格才說，效仿基督的正確方式，指的並非效仿拿撒勒人從前的生活，而是充分活出人的個體性，活出人的使命，就如耶穌將自己活成了基督。[73]（這就是聖保羅〔St. Paul〕在說到「不是基督，而是在我之內的基督」這句話時的意思。[74]）

　　我們的使命很少是一條筆直的路，而是一連串不斷開展變化的彎路。有份報紙最近提到，每一年都大約有40％的美國人會更換職業，不是工作，是職業。當然了，這樣的變動與轉換部分原因是經濟情況轉變的結果，但當中有許多人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我們現在的壽命更長了，沒有什麼能阻止一個人從事多項職業，每份職業都激發了多面體自我的某一個面向。

　　當然，經濟的必要性不能忽視，但自己的選擇也要加以考慮。人可以讓自己的一生被經濟所奴役，或者他也可以說：「這是我謀生的手段，用來繳必要的帳單，那就是我的靈魂得到補充的方式。」舉例來說，我認識一個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男人，他每天早上三點開始送報紙直到八點。那是一份不用動腦的工作，單純為了付帳單，一天中的其他時間他便是個自由人。他找到了工作與使命之間的平衡，並讓兩者都為他服務。

　　有些人能夠將自己的工作與使命相結合，儘管他們得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諷刺的是，強烈的使命有時甚至會要求犧牲自我的慾望。但人無法對使命提出要求，人只能被它要求。然而，一個人的生命意義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源於當使命向我們提出要求時，我們能對其說出「我願意」。自我並未主宰生活，它對生活所知甚少。正是自性的神祕，令人驚畏地要求我們變得完整，而我們使用能量的方式在我們的旅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當我們承認並收回金錢與權力所代表的投射時，我們就被迫以激進的形式詢問自己：「我的召喚是什麼？」這個問題必須定時自問，而我們必須謙卑地聆聽答案。在個體化歷程中，我們可能會被召喚前去展現各種類型的能量。就當我們達到平衡時，生活可能又會從底層被破壞，召喚我們前往新方向。無論我們的社會負擔或經濟壓力有多大，我們都必須反覆自問：「我的召喚是什麼？」然後藉由計畫、代價與足夠的勇氣，我們必須找到完成它的方法。

　　犧牲自我以及它對便利生活與安全感的需求是痛苦的，但比起日後我們回顧自己的生活並為了沒有回應召喚而悔恨，這份痛苦連一半都不到。人的使命是盡可能地充分成為自己，人的任務是找到實踐它的方式。評價一個人的不僅是他有無一顆善良的心，也包括他有無充足的勇氣。放棄我們想保有的安全感或許令人畏懼，但那比不上否認自己的召喚，並拒絕成為更偉大的人。靈魂有其需求，而薪水與津貼是無法讓它滿意的。

劣勢功能現身

　　現代世界的複雜性產生了許多專家，用以滿足各種需求。因此，從小學開始我們就被根據功能與性向分組，並朝向專業化發展。我們越專業，人格受損以及靈魂鈍化的風險就越高。在商業與專業訓練的重擔下，人文科學的重要性受到侵蝕。我們因此被學科考試的狹隘定義給束縛。榮格對神經症最簡單的定義是「人格失去統一」，亦即人格的片面性。[75]這個定義涵蓋了我們所有人，特別是由於前面討論過的後天人格的反應性特徵，也因為西方社會的教育本質。我們受的訓練越多，我們的人格就變得越狹隘。

　　１９２１年，榮格出版了一本書，描述了八種人格類型，那代表著我們經歷現實的不同方式。[76]他使用的兩個術語──「內傾」與「外傾」──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的語言。每個人都擁有四種功能，包括思維、情感、感官與直覺，只是比例不同。主導功能是我們最常反射性使用的功能，為的是引導我們面對現實。我們的類型似乎有著基因的基礎，雖然肯定會受周遭的人所影響。內傾或外傾的意思是，我們傾向將現實視為內在或「在外面」的東西。因此，舉例來說，外傾感官型可能會被外在世界所吸引，並成為工程師或廚師；內傾思維型的人可能會成為學者，但如果讓他去賣二手車可能會釀成災難。

　　我們的主導功能通常出現得很早，每個人都會盡可能地使用這些主導功能。此外，正如上述，我們會迅速根據自己擅長的東西把自己分類，並進一步鎖定我們的專長。我們受的訓練越多，在那項訓練上就會越成功，我們的視野與人格也會變得越狹隘。社會會為此獎賞我們，我們也會與之共謀，因為比起使用笨拙的功能或得到比較低的獎賞，使用我們的主導功能會比較輕鬆。[77]

　　主導功能的概念並不意味它比較好，僅僅是發展得更好和使用得更多。劣勢功能意味著它是人們在求助時最少使用的功能，也是讓人感覺最不舒服的。因此，思考類型並非沒有情感，但檢視某件事的意義，思考如何使用它，該在哪裡存放它，這是思考型功能最反射性的作用方式。這類人的情感生活會以比較原始及更為粗糙的方式出現。

　　在中年之路上，心靈中較未發展的部分會吸引我們的注意。榮格認為佛洛伊德是情感型，他用他聰明的心智建構了一連串合理化的說詞去為他激烈的情感辯護和防衛。當他的同僚轉向或離開時，他認為他們是一群叛徒。他沒有冷靜地闡述他的理論，並把它們訴諸公眾的意見，而是用它們來捍衛自己對生活的情感導向。另一方面，榮格則是外傾直覺思考型[78]，他關切的主題範圍廣闊，包含思覺失調症、煉金術與飛碟。他擁有直覺型的「發散性思維」，但卻缺乏感官型的線性邏輯。為了和自己劣勢的感官功能互動，他會去烹飪、雕塑和作畫，這全是為了將自己的劣勢功能帶入意識。

　　我們在中年時會感受到很多壓力，部分來自外在，部分來自內在。有些內在壓力源於此事實：我們會和社會共謀，忽略人的全體。我們喜歡那些對自己而言比較簡單的事物，我們會因多產受到獎勵，而非完整。我們在夢中會活出人格的另一面，因為劣勢功能是通往無意識的暗門。如果我們要發展成為個體，或者想增進我們的關係，就得嚴肅地面對類型學的問題。

　　榮格的類型理論並不是把人加以分類的另一種方式。關於類型學的知識，有兩種主要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第一，雙方衝突的最大單一因素是彼此都有不同的類型導向。奈爾．西蒙（Neil Simon）的著名話劇《古怪的伴侶》（The Odd Couple）中有一個版本各有不同的笑話，但都是基於兩種不同類型的相互對抗。奧斯卡（Oscar）與菲力克斯（Felix）處理現實的方式恰好相反，一方把髒亂的房間視為混亂，另一方則認為那裡每樣東西都很方便、順手。雙方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並認為另一個人是豬頭。眾所皆知，人際關係，特別是婚姻，會因為類型不同而造成麻煩。承認我們的伴侶可能是另一種類型，這會促進善意，並對減少壓力和誤解有很大的幫助。

　　關於主導或優勢功能的知識，也是跟劣勢或不足有關的知識。它告訴我們人格有哪些方面需要發展，既是為了更適應外部世界，也是為了平衡我們的心靈。用具體一點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去處理我們通常會逃避的工作，例如那些我們常會請求配偶幫忙掩護的事情。

　　我們在任何關係中都應該自問：「我在期待這個人為我做什麼？」這問題不僅適用於內在小孩的情緒議程，也適用於類型學的課題。認識人與人之間的彼此依賴，這件事的重要性更勝於誰負責割草皮，以及誰負責管帳等等。它的重要性在於讓我們成為自足的人，同時也為他者的個性而慶賀。

　　在中年之路上，若能看見成功也會囚禁和束縛整個人的話，這點相當有用。例如，慢跑和熱衷於運動就不僅是管理壓力的一種手段，它們也代表坐在辦公桌前面一個星期後，人再次與感官世界取得接觸。對於體力勞動者而言，心理的生活可能會喚起劣勢功能。一開始，人在使用較不適應的心理歷程時會感覺彆扭，但最終心靈會以更堅定的健康感來回應我們。在我們的文化中，人不能仰賴老闆或甚至家人的合作來協助平衡心理歷程。因此，我們更要從不同的地方擠出時間。當我們的喜好被用在餵養靈魂而不只是拿來填滿時間時，我們會更嚴肅地尋找常規運作以外的其他選擇。然而，對嘗試其他選擇的擔憂，可能會阻止我們為心靈中受到忽略的部分提供能量，即便它可能具有回報的潛力。

　　這是我們在中年之路上與自己相遇的重點之一：去找回那些因為專業化、忽略或禁止而遺失的部分。對類型學的思考不僅告誡我們該如何找到一項嗜好，對許多人來說，它是唯一能替太過片面的人格帶來平衡的方式。

陰影入侵

　　我們前面提到，自我為了回應社會化的要求，獲取一個人格面具，它花費了巨大的能量。人格面具代表著呈現給外在世界的臉孔，它同樣保護著我們的內在生活。但就如對優勢功能的依賴代表著一種不完整，人格面具同樣也只是自性的碎片之一。人格面具是處理外在現實的必須，但自始至終，未經探索的廣闊心靈也等著被我們承認。

　　讀者應該還記得，陰影意味著被個體壓抑的每件事物。我們投注在某個特定自我形象的能量越多，為了適應現實所發展出來的片面性就越強。我們在中年時對安全感的投入越多，陰影的入侵就越有必要，也越令人不安。

　　我們多數人都會對自己曾做過的某些事情感到尷尬。或許我們曾有過外遇、藥物濫用，或者拋棄那些依賴我們的人。誰不曾在凌晨四點起床，發現我們床底下躲著齜牙咧嘴的魔鬼？所有這些脫序行為，都代表我們為了獲得更多生命、為了重生所做的盲目摸索，儘管它們的結果可能對自己和他人有害。如果我們能誠實面對，我們會認出自己的自私、依賴、恐懼、忌妒，甚至是我們毀滅的能力。這不是一幅美好的畫面，但比起光明的人格面具更為全面，也更富有人性。人類最智慧的名言之一是拉丁詩人特倫斯（Terence）所說的：「沒有哪個人對我而言是陌生的。」[79]當我們把它應用在自己身上時，會發現這句格言令人受傷。

　　陰影不該與邪惡畫上等號，只有在生活被壓抑的時候才算。因此，陰影飽含潛力。意識到陰影的存在會使我們成為更完整、更有趣的人。沒有陰影的人往往極端乏味而且無趣。願意允許自己最黑暗的衝動以及受到壓抑的創造力浮出表面，並加以承認，是整合它們的重要步驟。當負向的陰影內容例如暴怒、貪慾、生氣等，被無意識地表現出來時，可能具有毀滅性。但當它們被有意識地加以承認和抒發時，就會提供生活新方向與新能量。

　　具體來說，無論是從無意識的行為、對他人的投射、憂鬱或者身體病痛中，都能找到陰影的蹤跡。[80]

　　陰影體現著所有未被允許表達的生命。它體現著我們失去的感受性，若是否認它，它就會以多愁善感的形式迸發。它代表了我們的創造力，若是拋棄它，它就會使我們變得倦怠和虛弱。它體現著我們的自發性，若是壓抑它，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僵化和呆板。它代表了尚未被使用的生命力，比我們的意識人格還要大，若它受阻會削弱我們的活力。

　　有意識地與陰影相會在中年時期非常重要，因為無論如何陰影都會暗自運作。我們必須檢查自己在羨慕或討厭他人什麼，並承認那些事物就在我們自己身上。這能幫助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沒做的事而去責備或羨慕他人。那會鼓勵我們去承認，自己身上只有一小部分的潛能被開發出來，在追求自我的成就時，我們經常太過自鳴得意，太過小心了。它會揭示能量、創造力與個人發展的其他來源。藉由和自身的陰影對話，我們會把大量對他人的敵意與羨慕加以消除，而它們主要源於我們的投射。活出我們的生命是很困難的，如果我們能專注在自身的個體化而非被其他事情的議程給耽誤，每個人都能生活得更美好。

　　如果生命的意義與意識的視野有直接相關，那麼陰影在中年時的入侵就是必要的，它具有潛在的治療意義。我對自己認識得越多，就越能活出我的潛能，我人格的聲調與色彩會因此越精采，生命經驗也會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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