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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性人格

　　二戰剛結束時，我剛好五年級，我們老師買了一些本來要用做潛望鏡的玻璃稜鏡。上課前後，我們都會戴著這個稜鏡在走廊上踉蹌前進，笑鬧著撞向牆壁和其他人。我們著迷於現實到底是什麼，又要如何用這麼扭曲的角度來找對路。我很好奇那些戴著眼鏡的小孩是看得更清楚了，還是看到了不同的世界。當我知道眼球中的水晶體也會折射光線時，我不禁懷疑，我們所見的現實，是否全部取決於水晶體。

　　年幼時的觀察至今對我仍有幫助，我察覺到，無論現實長什麼樣子，某種程度上，它都是被我們的視角塑造而成的。打從我們出生起，就戴上了許多不同的眼鏡[3]：遺傳基因、性別、特定文化以及不同的家庭環境，它們共同組成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多年後回顧這一切，我們不得不承認，比起看待現實的視角，生活或許更少源於我們的真實本性。

　　有時治療師會製作一張代表家人情感關係的家族圖。這張幾代家族的歷史會顯露出反覆出現的母題（motifs）。雖然遺傳傾向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很明顯的是，家族成員會將看待生活的角度代代傳遞下去。這些有色眼鏡會從父親傳給孩子，在此折射過的視角下，特定的選擇與結果會不斷重複。正如我們透過這些有色眼鏡看到了世界的某些層面，我們同樣也會錯失其他的層面。

　　讓中年之路變有意義的第一步，或許是承認，家庭與文化所給我們的有色眼鏡是有侷限的，我們因此做出選擇並承受結果。如果我們出生在不同的時空，有著具備不同價值觀的父母，我們對生活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視角。我們被賦予的視角會帶來一種受限的生活，它所反映的並非我們是誰，而是我們被制約來看待生活並做出選擇的方式。每個世代的人都被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4]所吸引，試圖捍衛自己的世界觀，認為自己的觀點比其他人更優越。因此，我們認為自己的世界觀是唯一正確的，我們很少懷疑感知所受到的制約。

　　即使是擁有特權的童年期，生活也可能經驗到創傷。我們本來在母親子宮的宇宙中與她共享著同一個心跳。突然間我們就被粗暴地推入現實，進入了流亡狀態，同時開始追尋，想要返回自己失落的連結。即使宗教（這個詞源於拉丁文的religio，意思是「人類與諸神的紐帶」，或者源於religare，意思是「與從前聯繫」。）也可以被視為此願望的投射，目的是返回與母親子宮的連結。但對許多人來說，由於貧困、飢餓和各種虐待，對世界的最初體驗摧毀了他們的自我感。打從孩提時候起，他們就封閉了自己的情感、認知與感受能力，以免自己遭受進一步的傷害。他們成為反社會者以及精神異常者，充斥在監獄，橫行於街頭。

　　令人難過的是，對這些遭受創傷的人來說，成長與改變的可能性十分令人悲觀，對他們來說，成長無異於要向痛苦的世界敞開自己，而這點令人驚恐。我們中的多數人僅是做為神經症患者而存活下來，換言之，我們內在的孩童本性與社會化的世界兩者有著分裂，而我們只能在夾縫裡生存。我們甚至認為，未經檢視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創傷所引起的態度、行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處理童年記憶中所經驗到的壓力。我們可將這種集體記憶稱為內在小孩，而我們的各種神經症就是無意識為了捍衛這個小孩所發展出的不同策略。（神經症這個詞並不是臨床意義上的，而是在指稱自然本性與環境適應之間的分裂時，所使用的普通詞彙。）

　　童年創傷的本質可以概括為兩個基本的類別：⑴被忽略與被遺棄的經歷；⑵被生活壓垮的經歷。

　　我們所稱的暫時性人格就是脆弱的孩童用以處理存在焦慮時所採用的一系列策略。一般而言，這些行為和態度在我們五歲前就形成了，並以各種驚人的策略不斷完善，而其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動機，那就是自我保護。

　　儘管戰爭、貧困或身體障礙等外在壓力在兒童的自我感與世界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影響我們生活的主要因素還是親子關係。人類學家曾描述過原始文化的認知過程，並注意到它們是如何複製我們童年期的思維型式。這類文化的特點就是泛靈論和魔法思維。

　　未分化的思維是這些原始文化和童年期認知歷程的特點，它們都認為世界充滿了靈性物質。換言之，內在和外在的能量被認為是同一個現實的不同面向，這就是泛靈論思維。此外，這些原始文化和孩子一樣，都認為內在現實與外在世界之間互為因果，相互影響，這就是魔法思維。好比原始人只認識自己的洞穴和雨林的邊界一樣。兒童也試圖理解環境，以便增加舒適感，這有利於進一步的生存。（在柏拉圖〔Plato〕著名的洞穴寓言中，人類理解力的限制被比喻成囚犯，他們對著自身受困洞穴中的影子得出生活的結論。）然而孩童對世界所得出的結論也源於狹隘的視野，那無疑是片面而且偏頗的。孩童無法說：「我的父母有問題，這對我有不利影響。」孩童只能做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生活令人焦慮，世界並不安全。

　　為了理解親子環境，孩童會用三種基本方式來詮釋自身的經驗。

⑴ 孩童會以直覺的方式來詮釋他們與父母的觸覺與情感連結，作為對生活的總體認識。

　　生活是可預測的、能滋養人的？還是不確定、痛苦且不穩定的？這種基本的感知會形塑孩子的信任感。

⑵ 孩童會內化父母的特定行為來當作對自我的認識。

　　因為兒童無法客觀地經驗或覺知父母的內在現實，所以父母的憂鬱、憤怒或焦慮會被孩子詮釋為對他們的事實陳述。孩童因此得出結論：「別人如何看我，或別人如何待我，意味著我就是這樣的人。」（一個37歲的成人問他即將離世的父親：「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親近過？」這父親激動地說：「你記得你10歲時把玩具掉在馬桶裡面嗎？」接著他講了許多瑣事。兒子走出醫院時感到無比自由。他一直覺得自己不配得到父親的愛，他的父親讓他得到了嶄新的自我形象，使他從自己的愚癡中得到解放。）

⑶ 孩童在看見成人與生活搏鬥的行為時，不僅會內化這些行為，也會內化他們對自我與對世界的態度。

　　孩子會因此得出如何與世界互動的結論。（有個女性的母親有廣泛性焦慮，她一直活在母親的陰影之中，直到她上大學前，都未曾質疑母親的陰鬱和悲觀態度。她大一時認為其他同學並不知道世上存在著壞事，大二時，她懷疑自己可能受到了母親焦慮的影響，因此開始以更放鬆的心態看待自己和世界。）

　　我們對自我與世界的結論顯然取決於父母回應特定問題的有限經驗。這類經驗被魔法思維給過度個人化了，「這些經驗都是為我安排的，而且只和我有關。」由此得出的結論會過於概括，因為人們只能藉由已知的事物來評估未知。由於這種狹隘又深具偏見的偏誤，人們充滿了各種感知、行為與反應，帶著片面的眼光進入生活。

　　這種帶著個人特色且有缺陷的自我感，以及形成人格的早期策略，會根據童年經歷的性質而有不同。不同的創傷種類，例如遺棄感或被生活壓垮的感覺，會逐漸發展出一種複雜的行為，那是無意識的反射性反應。[5]

　　當一個孩子被壓垮時，他會經驗到來自他者的巨大壓力向他脆弱的邊界襲來。由於他缺乏選擇其他生活環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客觀定義問題本質的能力，也缺乏進行經驗對比的基礎，因此孩子會出現防衛性的反應，變得對環境過度敏感，並「選擇」以被動、依賴或強迫的方式來保護他脆弱的心理疆域。孩子會因此學會各種適應方式，因為對於相對無能的自我來說，生活本身看起來具有絕對的壓倒性。舉一個男性為例，他的母親不斷要求他超越父親，做一個「成功人士」，成為擁有卓越技能的專業人員，然而他卻養成了愛花錢的習慣，這讓他的經濟和情感生活都破產了。他的成年生活看起來是一個理性之人的自由選擇，但其實卻是對他人絕對性壓力的被迫服從，他的服從伴隨著無意識的反叛，把尋求失敗作為消極的抗議。

　　在面對拋棄，也就是養育不充分時，孩子可能會「選擇」依賴他人的模式，或者一生沉迷在尋求一個更積極的他人。例如，一個在童年期曾被忽視的女人，長大後一個愛過一個，但總是在幻滅與挫折中結束關係。一部分原因是她的情感需求將男人嚇走了，另一部分原因是她會無意識地在情感上與男人疏遠。她的父親曾經在情感上與她保持距離，因此她的生活反射性地形成了一種自毀的反應，認為她自己「沒資格被他人給予」，同時又絕望地期待下個男人可以補償她內在的親子創傷。

　　這些創傷，以及內在小孩所採取的各種無意識反應，成為了成年人格的重要決定因素。孩子無法形成自由表達的人格，反而會以其童年經歷形塑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於童年期的創傷，成年期的人格其實更像是對早期經驗與生命創傷的反應，而不是一系列的選擇。

　　榮格心理學認為這些反射性的、充滿情感的反應與個人情結的本質有關。情結自身是中性的，雖然它攜帶著與經驗、內化的意象有關的情感能量。早期經驗的強度越大，或者持續的時間越長，情結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就越大。情結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人都有各自的成長史。問題不在於我們帶有情結，而在於情結佔有了我們。有些情結在保護人類時很有幫助，但有些情結會干擾我們的選擇，甚至主宰我們的生活。

　　情結經常處於無意識狀態，它們充滿了能量而且自主運行。儘管它們是被當下的事件所激發，但其心理運作方式卻很相似，實際上它所說的是：「我先前似乎來過這裡。」眼前的刺激可能與過去的事情只有一點類似，但如果近似的部分是在情感上，那就會觸發過去的反應。每個人都會對諸如性、金錢和權威等議題有充滿情感的反應，因為它們經常與過去的重要經驗有關。

　　在所有的情結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那些被內化的父母經驗，我們稱之為母親情結與父親情結。他們通常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他們在我們生命形成之初就在那裡。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以及生活策略廣泛地影響了我們。舉例來說，海明威充滿男子氣概的英雄形象，就是對其生活在伊利諾州橡樹園時童年經驗的過度補償，他的母親希望他當一個女孩子，即便待他成年後，也仍在情感上誘惑和干涉他，這讓海明威害怕女性。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被他強大的父親嚴厲掌控，因此他認為世界本身也同樣強大、疏離及冷漠。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能力創造偉大的藝術，他們當然有，但其創造的型式與個人動機是為了克服、補償──如果可能的話──更是為了超越其原始的父母情結。

　　因此我們都無意識地活著，成為過去生活的反射。即使是在童年早期，我們的天性與社會化的自我，兩者間的鴻溝也在不斷加深。華茲華斯（Wordsworth）在兩世紀前《對永生的頌歌》（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中就曾寫道：

　　嬰兒時期，天堂就在我們身邊！

　　但囚室的陰影逐漸向我們靠近，

　　籠罩在成長中的男孩，……

　　人們最終目睹了天堂的消逝，消逝在平凡的日子裡。[6]

　　對華茲華斯來說，社會化過程是與天生的自我感逐漸疏遠的過程，從出生後就開始了。在尤金．歐尼爾（Eugene O Neill）的戲劇《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A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中，裡頭的母親更是悲劇地描述了這個情況：

　　我們對生活中的事無計可施。在你瞭解之前，事情就已結束。一旦它們結束，它們就會迫使你做其他事情，直到最後每件事情都橫亙在你及你想成為的人之間，然後你便永遠失去了你真正的自我。[7]

　　古希臘人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察覺到了這種分裂，雖然希臘悲劇裡的人物有時候會做壞事，但他們並不邪惡。他們是被自身不瞭解的事物所束縛的人。hamartia這個詞（有時翻譯為「悲劇性的缺陷」，但我更喜歡把它翻為「受損的視野」）代表著他們做選擇時的視角。由於無意識力量與反射性反應的累積，做出選擇之後，後果就隨之而來。這些殘酷的戲劇對生命所描繪出的悲劇性感知表明了，做為個人戲劇中的主角，我們所有人都可能過著悲劇般的生活。我們會被不瞭解的事物所驅使。希臘悲劇的解放性力量在於英雄最終藉由受苦而獲得了智慧，也就是說，修復了內在真實（性格）與外在真實（諸神或命運）之間的關係。只有在我們沒意識到自主情結的角色，沒意識到自然本性與選擇間的不一致在持續擴大時，我們的生命才會是悲劇性的。

　　中年時多數的危機感就是由這種分裂的痛苦所造成。內在自我感與後天習得人格之間的差距太過巨大，以至於這份痛苦無法再加以壓抑或補償，於是發生了心理學家所稱的補償失效（decompensation）。人們會持續使用老舊的態度與策略，但它們已不再有效。事實上，中年的壓力症狀值得我們歡迎，因為它們不僅代表著深植於後天人格背後的本能自我，同時也是急切有力的更新訊號。

　　中年之路的轉變發生於習得人格與自性（Self）[8]的要求兩者之間的可怕衝突。有過此種經驗的人經常會恐慌地說：「我不認識自己了。」事實上，過去的人格將被未來的人格所替代。前者必須死去，也難怪會有這麼大的焦慮。人在心理上受到召喚，舊的自我死去，新的自我重生。

　　死亡與重生本身並不是終點，那是一條通道。我們必須走過這條中年之路，才能實現我們的潛能，並獲得熟年的活力與智慧。因此，中年之路代表著內在的召喚，從暫時的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從謬誤的自我走向真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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