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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之路的到來

　　中年之路是一個現代概念。在20世紀人類的生命長度突然增加之前，用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話來說，生命是「骯髒、野蠻與短暫的」[9]。20世紀初期，醫療照護系統的改變使預期壽命的平均水準來到了四十歲。人們只要去美國早期的墓地走走，就可看到整排悲慘的兒童墳墓，他們死於各類的發燒，包括瘟疫、瘧疾、白喉、百日咳、天花和斑疹傷寒等疾病，而當代的兒童都已透過疫苗接種得到了預防。（我還記得我所在的十萬人口城市因為爆發小兒麻痺的緣故，除了基本的交易活動外其餘空間皆被關閉，人們禁止上公園、禁止看電影與游泳。）

　　除了生命長度的限制外，那些活得比較久的人也受到社會體制的有力控制，包括教會、家庭和社會習俗。（在我小時候，人們會用這樣的語氣指著離婚的人說：「那裡來了一個殺人犯」。）性別認同既清楚又絕對，這同時傷害了女性與男性。家庭與倫理傳統提供了根基感，有時也提供了社群感，但也滋生了同質性，傷害了獨立性。人們期望女孩子結婚、相夫教子，成為維繫與傳遞價值的系統中心。男孩子則被期許長大後繼承父親的角色，養家餬口，同時支持和擁護價值觀的延續。

　　這些價值觀在過去與現在都值得讚許。但是，沉重的體制期望也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暴力，使人們飽受痛苦。人們不應在不了解某段關係的情況下，為50年的婚姻喝采。或許他們是害怕改變，害怕誠實和受苦。活在父母期望中的孩子可能早已在成長過程中喪失了他自己的靈魂。長壽與複製價值觀本身並不全然都是好事。

　　在這個時代以前，成為自己這件事很少為人知悉，我們並不曉得自己是神祕且獨特的存在，價值觀可能與親友不同。即使是現在，有些人也把它當成是某種異端的想法。然而當代思潮最大的特點就是，心理力量由組織往個人轉移。比起任何單一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現代世界的意義給予者已從政治權力與宗教體制轉移至個體身上。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心理能量，這使現代人陷於孤立狀態。正如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在一個半世紀前的觀察那樣，我們徘徊在「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死去了，另一個則無力誕生」[10]。不論是好是壞，心理引力已經從體制轉向了個人選擇。今天中年之路之所以存在，不僅是由於人的壽命增加，也是因為西方社會中的多數人接受了自己在塑造個人生活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內部壓力與提前預警

　　如上所述，中年之路是以某種由下而上的內部壓力為開端。正如地殼板塊的移動，彼此摩擦並累積壓力後，結果爆發了地震。人格的板塊也同樣會產生碰撞。此時，後天習得的自我感，連同其感知與情結及對內在小孩的防衛，開始與尋求實現的自性產生摩擦。

　　這些地震波的漣漪可能會被防衛性的自我意識給打發，然而壓力卻不斷增長。通常人們在意識到危機之前，訊號與徵兆就已經存在了。工作帶來的憂鬱、酗酒、用大麻助性、外遇、頻繁換工作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推翻、忽略或者逃避內在的壓力。從治療的角度來說，這些症狀都是受歡迎的，因為它們不僅是指向傷口的箭頭，也顯示出有一種健康的、自我調節的心靈正在運作。

　　榮格觀察到，神經症是「最終必須被理解成一個尚未找到意義的靈魂所受的痛苦」[11]。這並不是說人們應當追求沒有痛苦的生活，而是指痛苦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人們必須去找到它的意義。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邦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因為反對希特勒（Hitler）而殉道。他從芬斯堡夾帶了一些信件和文章出來。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深深苦惱：上帝以某種方式創造了這個集中營及其可怕的環境嗎？他瞭解到，自己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但他明智地下了結論，他的任務是理解並穿越這層恐懼，並在這樣的環境中找出上帝的意義。[12]

　　所以，有人可能會說，在承受來自心理的內部壓力時，我們不可能找到生命的終極意義。但人必須找到衝突的意義，這些不同自我面向的碰撞，是中年之路的必然結果。這種命中注定的碰撞，這種死後的重生，會讓新生命從中誕生。在此過程中，我們被邀請重獲自己的生命，過得更有意識，並從痛苦中奮力找到意義。

　　中年之路的覺醒發生於我們的意識層面產生激烈衝擊的時候。我曾見過許多人走向中年之路的原因是罹患了致命的疾病或者喪偶。但也有人到了五六十歲還依舊無知，他們被自己的情結或集體價值所支配，將中年之路帶來的問題擋在門外。（我在下一章會加以舉例。）

　　與其說中年之路是一個時間事件，倒不如說是一種心理體驗。希臘文中兩個關於時間的單字，chronos以及kairos，指出了兩者的差別。Chronos是事件順序的時間，kairos是深度意義的時間。對美國人來說，1776年就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年分，它決定了這個國家未來的歷史。[13]當人們不能再將自己的生命視為單純的線性進程時，中年之路就發生了。我們保持無知的時間越久──這點在我們文化中很常見──我們就越容易把生命當成朝向某個模糊終點的連續進程，認為意義會在人生的終局顯現。當人在意識層面受到衝擊，作為時間垂直面向的kairos，就會貫穿生命的水平面向，他的生命將獲得一種深度的視角：「我究竟是誰？又要往哪裡去？」

　　當人不得不重新詢問關於意義的問題時，中年之路就開始了。這個問題曾環繞在孩子的心裡，但隨著時間而忘記。當人被要求面對這些曾經逃避的問題時，中年之路隨之展開。自我認同的問題復返，人們再也不能迴避這項責任。同樣地，中年之路也開始於我們自問這個問題的時刻：「除了我的過往及所扮演的角色之外，我到底是誰？」

　　由於我們心裡把生活看做自動呈現的當下，因此我們很容易被過去所定義和支配。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制度化的角色，例如配偶、家長、工作者，因此我們會將自己的認同投射到角色上。因此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在他的自傳小說中這麼開頭：「我們談著田納西州諾西維爾的夏夜，當我住在那裡時，我成功地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孩子。」[14]在我們還是孩子時，都曾提過各種大哉問，當時我們安靜地觀察大人，夜晚躺在我們的床上，對於活著感到憂喜參半。但學校的重擔、父母的教養與社會適應的過程，卻逐漸用單調的期待與文化規律取代了孩子對生命的驚奇。阿吉在序言的結尾中談到他被大人抱上床的情景：「把我當成一個親密且深愛著的家人，但〔他們〕不會，現在不會，也永遠、永遠不會告訴我，我是誰。」[15]

　　這類大哉問為我們的生命賦予了價值與尊嚴。如果我們把它忘記，就會將自己交付給社會習俗、逐漸落入平庸，最終絕望。如果我們有幸受夠了苦，我們就會不情願地意識到，這些問題再次復返了，並為此吃驚。如果我們夠勇敢，夠關切我們的生命，或許就能走過痛苦，拿回屬於自己的生活。

　　雖然有些人是透過災難性的事件才遇見了命中注定的這場相遇，但很早之前他們就收到了預警。我們腳下的大地輕微顫動，那很容易在一開始被忽略。地震預報是內部壓力的先導，它在我們充分意識到之前就存在了。

　　我認識一個人在他28歲的時候就達成了他所期待的事：博士學位、家庭、出版自己的書、一個很好的教職。他的首次預警是無聊與失去活力，但他多年後才發現。因此他做了多數人會做的事，那就是重複做一樣的事。在下個十年裡，他寫了更多書，生了更多小孩，轉任到更好的職位。這些事情都可以被合理化，因為從表面上來看，它們都富有生產力，而且我們也會把個人的認同感投射在這些傳統的職涯階梯上。當他37歲的時候，逐漸累積的憂鬱猛烈地爆發，他經歷了幾乎完全的精神衰弱，失去人生的意義。他辭掉工作，離開家人，到另一個城市開了一間維多利亞風的冰淇淋店。他是不是過度補償了先前的生活呢？他是否壓抑了中年之路召喚他去回答的有益問題呢？還是他剛好找到了度過第二人生的最佳解答？只有時間和他自己能給出答案。

　　地震波通常在20歲初期就會出現，但它們很容易受忽略。生活總是充滿瑣事，前方的路向我們招手，一切變化快速，付出更多很容易，因此我們忽略了警告。人必須走過同樣的軌跡好幾次，才會知道那是圓形還是橢圓形。只有當一個人反覆受苦，付出代價與副作用之後，模式才能被我們辨認出來。回首過往時，人們經常對當時的錯誤、天真與投射感到懊惱，甚至羞愧。但這就是第一成年期的樣子：充滿疏忽、膽怯、壓抑、錯誤的假設，且經常伴隨童年經歷的無聲作用。如果人不能向前邁進、犯下錯誤、一頭撞上牆壁，那麼他就永遠是個孩子。從後半生的角度來回顧生活，需要理解並原諒不可避免的無意識罪過。若是後半生不夠覺知，就會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

　　中年之路的召喚有許多重要的徵兆或體悟，詳如後。它們會自動發生，不受自我的意志管轄。它們悄然無息地出現，日復一日，驚擾了內在孩童的睡眠，而他們對確定性和安全感的需要凌駕一切。但它們代表著生命不可避免地朝向未知與自我實現的運動，即服從於天性及神祕性且有目的的過程，而它毫不關心神經質自我的期待。

新的思維方式

　　如前所述，兒童期的特徵是魔法思維。兒童的自我尚未經歷社會的洗禮，對界線並不清楚。客觀的外部世界與內部的主觀世界經常混淆在一起。願望似乎能夠實現，只是多或少的問題。它們代表著兒童的自戀傾向，他們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這是一種自我膨脹的與幻想的思維，但對孩子來說，那完全健康而且美好。「我會身穿白紗嫁給王子。」「我會成為太空人。」「我會成為有名的搖滾明星。」（試著回憶一下你童年時的魔法願望，想想它怎麼影響了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孩童的魔法思維會認為：「我是不朽的。我不僅會名利雙收，而且還會遠離老死。」這種思維會延續到十歲，儘管有些褪色。這種自以為優越與特殊的幻覺，會在其他孩子表達出不以為然時受到打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認為我會取代喬．迪瑪吉歐[16]〔Dimaggio〕成為紐約洋基隊的中外野手，唉，但神卻把必要的技巧送給了米奇．曼托[17]〔Mickey Mantle〕。）

　　經過青春期的痛苦與困惑，孩童的魔法思維受到了一定的磨損。然而未經考驗的自我依舊存在，並展現出我們現在所稱的英雄思維，它的特點是強烈的現實主義，但也帶有相當大的期望，將偉大成就的幻想投射於未來。人們可能會看見父母婚姻的遺憾結局並得出總結：「我懂得比他們多，所以會做得比他們好。」人們也可能依舊期待自己成為CEO，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成為了不起的父母。

　　英雄思維很有用，因為人們若是懷疑自己無法通過眼前的試煉與失望，誰還能啟程走向成人之路？我還沒被邀請去對畢業生演講過，通常這類演講都很討厭，但若真有機會，我還是沒有勇氣說出真相。誰能忍心對這群殷切期待的臉孔說：「幾年後你可能會討厭自己的工作，你的婚姻像在牢籠，你的小孩會令你苦惱，你可能會感到生活充滿許多痛苦與疑惑，多到你想為它寫一本書。」誰能對那些天真的追夢人說這些話？即使他們會和自己的父母走在同一條充滿困惑與崎嶇的道路。

　　英雄思維，連同它的希望與投射，幾乎沒有受到世界運作的方式所考驗，它幫助年輕人離開家庭，投入他們必須投入的生活。年輕的華茲華斯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開端，他寫下「年輕就是天堂」[18]。幾年之後他將鄙視拿破崙政權奪走了革命的成果。而疲憊不堪的戰士T．E．勞倫斯（T.E. Lawrence） 則看到他貧瘠的希望被和平會議上的老人給出賣。但年輕人依舊向前走，如同他必然的命運：跌倒，而後重頭來過，笨拙地走向與時代的約定。

　　當孩童期的魔法思維與青春期的英雄思維不再與所經歷的生活一致時，中年之路就開始了。那些35歲以上的人經歷了大量的失望與心痛，比起青春期的愛戀破滅有過之而無不及。任何處於中年的人都曾目睹投射、希望與期待破滅，經歷過天賦、才智及勇氣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維特徵可以通俗地稱為現實思維。現實思維給了我們洞察力。希臘悲劇曾向我們演示過，主角最終雖然會變得富有，但卻迎來了毀滅。因為他回到了與諸神的良好關係中。莎士比亞（Shakespeare）筆下的李爾王（King Lear）並非壞人，他是一個笨蛋，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愛。他對諂媚的需要矇騙了他，儘管他變得更富有，但卻付出了肉體和精神的代價。

　　因此生活召喚人們採取一個不同的角度，沉澱我們年輕時的傲慢與自大，教導我們如何區分希望、知識與智慧。希望是基於可能發生的事。知識是有價值的經驗教訓。智慧通常使人變得謙卑，不再膨脹。舉例來說，蘇格拉底（Socrates）的智慧就在於他瞭解自己的無知。（但他的「無知」卻遠勝過他同時代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智者的確信。）

　　中年期的現實思維有著必要的目標，亦即恢復平衡，使人和宇宙重建謙卑但有尊嚴的關係。我有一個朋友曾說，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時開始的。它源於一個想法，腦中的一句話，當中的真理不言而喻。那個想法是：「我的生命永遠不會完整，只會由不同部分所拼湊。」他的心在向他宣告，年輕時膨脹的期望永遠不會達成。認識這件事可能會讓人感到失敗，但有些人可能會因此受到觸動並進而提問：「那麼，我需要做些什麼呢？」

認同的變化

　　假設有機會活過完整的一生，人們會經歷一系列不同的身分認同。藉由盡量擁有穩定的生活來應對存在性焦慮，這是自我的自然計畫。但是生命的本質顯然會假定並要求改變。大概每七到十年左右，我們的身體、社會與心理就會出現重大的變化。比如，你可以想想自己在14、21、28、35歲時的模樣有何不同。儘管我們的發展都分布在一個連續的向度中，人人不同，但我們確實有共同的階段要走過。為這些週期進行概括，並辨識出每個階段的社會與心理議程是可行的。儘管自我傲慢地假定它是生命的主宰，而它的期待也將持續好些年，但顯然地，有一個自主的過程，一個不可避免的辯證歷程，將帶來重複的死亡與再生。承認變化的必然性並加以配合，這是美好且必要的智慧，只是我們天生傾向於抗拒成就的消逝，想要加以留住。[19]

　　幾年前，蓋兒．夏希（Gail Sheehy）的著作《過渡階段》（Passages）頗受歡迎，這證實了週期性變化這個主題的重要。然而，正如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及其他社會學與人類學家的觀察所指出的，我們的文化已經失去了神話的地圖，而後者能幫助我們在更廣大的脈絡中自我定位。如果失去了諸神的願景與他們的精神世界，現代人就會漂流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沒有指導、沒有楷模，也沒人幫忙。因此，召喚死後重生的中年之路經常以恐懼和孤獨的方式被人所體驗，因為不再有通過儀式，也沒有同樣無助的同儕可以提供協助。

　　人生中除了許多要求某種形式的死亡的次階段外，還有四個比較大的階段，它們可以明確界定人的身分認同。

　　第一個認同階段是童年，其主要特徵是自我對父母於現實世界的依賴。生理依賴顯而易見，但心理依賴更為巨大，因為孩子會認同他的家庭。無論各部落在地域、文化和意識型態上有多不同，他們都會發展出深具意義的通過儀式，幫助成員從兒童期的依賴走向成人期的獨立。

　　雖然啟蒙的方法存在著差異，但傳統的通過儀式通常包含六個階段。簡單來說，它們是：

⑴ 與父母分離，通常會藉由儀式性的綁架來達成 ；

⑵ 死亡，殺死兒童期的依賴 ；

⑶ 重生，賦予個體新生命，儘管他還未發展成熟 ；

⑷ 教導，告訴新成員關於部落的原始神話，給予他精神上的定位，以及狩獵、生育小孩等知識，這是成人生活的必備 ；

⑸ 考驗，最常見的是進一步的分離，以便使新成員學到他內在有股力量可以面對外界的任務 ；

⑹ 回歸，人們帶著必要的知識、神話基礎與內在力量重新進入社群之中，以便扮演某個成熟的角色。新成員通常會被賜予一個新的名字，以配合這場激進的轉變。

　　啟蒙儀式希望達成的目標是：與父母分離；傳承部落的神聖歷史，以便提供精神的根基；為成年期的責任預作準備。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失去了進入成年期的有意義通過儀式，因此許多年輕人的依賴期都延長了。我們的文化已變得如此錯綜複雜，無論如何已喪失了神話的停泊處，我們只能在20世紀傳遞物質主義、享樂主義以及自戀的信仰，連帶某些電腦的技能給下一代。這些事物都無法提供救贖，無法提供與大地的連結及其偉大的律動，無法對我們的中年旅程提供深度或意義。

　　第二個認同開始於青春期。但失去了傳統通過儀式的協助，年輕人會在精神上感到困惑，其自我也變得不穩定。新生的自我具有相當的可塑性，很容易受到同儕與大眾文化的影響，這兩者都由困惑的青少年所組成。（許多治療師認為，青春期在北美洲已從12歲延伸到28歲。在歷經26年的教授生涯後，我得出結論，大學的文化角色主要是作為具保護性的容器，讓學生得以充分鞏固他們的自我，以便能實質性地從對父母的依賴中擺脫出來。事實上，他們對父母的愛與恨多數都轉移到了自己的母校。）

　　因此，第二階段的主要任務是鞏固自我，讓年輕人獲得足夠的力量離開父母，進入更廣闊的世界，並為了達成自己的生存與慾望而奮鬥。這樣的人必須對世界說：「雇用我！和我結婚！信任我！」然後證明自己值得對方這麼做。有時人在中年時還未能採取決定性的步驟來遠離依賴並進入世界。有些人依舊跟父母同住，有些人缺乏必要的個人力量與自我價值來開展親密關係，還有一些人則缺乏足夠的力量與決心來完成工作任務。對這些人來說，身體可能已經來到了中年，但他們的深度時間（kairos）仍然處於童年。

　　我把大概12歲到40歲這段時間稱為第一成年期。那些內心深處知道自己缺乏清晰自我感的年輕人，只能試著把自己扮演成其他大人。有些人以為效法自己的父母，或者拒絕成為他們的父母，就可以成為大人，會有這種錯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們有一份工作，結了婚，成為了父母與納稅人，那麼他們肯定會認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但事實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是，兒童期的依賴部分被隱藏了起來，並投射在成人期的角色上。這些角色有點像平行隧道。人們離開青春期走向成年時，會假設他們能藉此確認自己的身分，提供滿足感，並安撫對未知的恐懼。第一成年期事實上可能會延伸至人的一生，它是暫時性的存在，缺乏使人真正成為一個個體的深度與獨特性。

　　這些隧道並不等長。只要被投射的身分認同與依賴性依舊有效，隧道就會持續下去。你不可能告訴一個有好工作、結了婚且準備養育第二個小孩的30歲成人說，他還處於延長的兒童期。父母情結和社會提供的角色權威有強大的力量，足以讓任何人把探索現實生活的投射吸引到它那裡去。如前所述，自性，這個人人皆具的神祕歷程會召喚我們成為自己，而它經常透過症狀的方式顯露自身，例如喪失活力、憂鬱、突然暴怒或過度消費，但投射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致人們可能會將這趟旅程中所遭遇的麻煩問題置之不理。這是多麼可怕啊！當投射失效，此人就無法再迴避自性的挑戰。那時，人們就得承認自己的無能，他失控了。自我從不受控，它是被父母與集體情結的能量所驅動，由對社會角色的投射所支撐，而這些投射是由文化所提供的，專門給那些即將成為大人的人。只要這些角色還具有規範性的力量，只要這些投射還能運作，個體就能成功遏止與先天的自性相接觸。

　　第三個認同階段是第二成年期。它會在人的投射瓦解時產生。背叛感、期待破滅、空虛以及意義喪失，都會隨著投射的瓦解而出現，而這產生了中年危機。然而，就是在此危機中，人獲得了成為個體的機會，超越了父母、父母情結以及文化習慣的決定論。很不幸地，心靈的退行[20]力量以及對權威的依賴，經常使人陷於這些情結的牢籠，也因此凍結了發展。在對老人家進行心理治療時會遇見兩類明顯的議題：他們得面對失落和預期中的死亡。對當中的某些人來說，生命依舊是一個挑戰，值得好好奮鬥；但對其他人來說，生命則充滿了苦澀、遺憾與恐懼。前者無疑是那些曾有過早期掙扎、經驗過第一成年期的死亡，並接受生命更大責任的人。他們會更有意識地度過餘生。那些迴避第一成年期死亡的人則被第二成年期所困擾，害怕他們的生命缺乏意義。

　　第二成年期的特徵會在後面的章節充分討論。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暫時性的身分認同被拋棄，假我死去，第二成年期才會開啟。這些失落所帶來的痛苦會在隨之而來的新生活獲得補償，但處於中年之路的人可能只會感覺到瀕死的痛苦。第四個認同階段是人的必死性，包含學習與死亡的神祕共處，這將在後文中討論，但在第二成年期，接受死亡的現實是必須的。

　　第一成年期之死的好消息是，人能夠重拾自己的生活。這是將遺留在童年期純真時光的東西加以尋回的第二次機會。從直面死亡而來的好消息是，我們的選擇確實相當重要，而我們的尊嚴與深度也確實源於海德格（Heidegger）所說的「向死的存在」[21]。海德格對本體論處境的定義並非病態，而是承認了我們擁有朝向未來的天性，承認了生與死是一個辯證過程。

　　另一種看待這些轉變中的認同的方式是去為其不同的軸心做分類。在第一階段，亦即兒童期階段中，運作軸心是親子關係。在第一成年期裡，軸心則位於自我與世界之間。自我是一個人的意識存在，它會奮力地將自己投射在世界中，並在現實世界中創造屬於自己的舞台。兒童期依賴此時已被趕進無意識裡，並投射在不同的角色中，而人也會優先在外部世界尋找定位。在第二成年期，亦即正處於或已走過中年之路的階段，軸心連接著自我與自性。對意識來說，它很自然地認為它知曉並主導一切。當其霸權被推翻後，謙虛的自我便開始了與自性的對話。自性或許可被定義為有機體的目的論追求。這是一個我們永不可能理解的奧祕，而它的展開將提供我們短暫一生中所體現不到的壯麗。

　　第四個軸心是自性──上帝，或者你願意，稱自性──宇宙也行。這個軸心被宇宙的奧祕所建構，它超越了個人所能體現的神祕。人若少了與宇宙劇本的聯繫，就會受限於無常、膚淺與枯燥之中。由於多數人所繼承的文化並未提供神話的中介，無法將自我安置在一個更廣大的背景中，因此個體更加需要擴大自己的視野。

　　這些轉移中的軸心描繪出靈魂的巨變。當我們不自覺地從一個軸心被掃至另一個軸心時，困惑，或者恐懼就會應運而生。但我們人性的本質似乎會強迫我們在這齣偉大的戲劇中走向越來越宏大的角色。

投射的撤回

　　投射是心靈的基本防衛機制，一種源於無意識將其內容投射出去的策略。（「投射」這個詞源於拉丁文的pro + jacere，意指「在之前丟」[22]。）榮格曾寫道：「一般而言，投射的心理原因經常是被激發的無意識在尋求表達。」[23]榮格在他處說道：「投射從來不是人為的，它會自己發生，就在那裡。在我身外的黑暗中，我發現了屬於我自己的內在或心理生活，我卻沒有認出它來。」[24]

　　面對恐怖的外在世界與未知的廣大內在時，會自然地將焦慮投射給父母，並相信他們是全知而且全能的。當我們被迫離開父母親時，我們會試著將知識與力量投射給體制、權威人物以及社會化的角色（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各種隧道）。我們假定只要像大人物那樣行動，我們就能成為大人物。剛進入第一成年期的年輕人並不知道，大人物經常只是擁有大人身軀與大人角色的孩子。有些人甚至會相信他們就是這個角色，那些比較不膨脹的人會察覺到自己的不確定感，而那些正處於或走過中年之路的人則會體驗到投射的瓦解。

　　在許多可能的投射中，最常見的投射對象是婚姻、教養和生涯體制。關於投射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我們稍後會加以討論，但也許沒有哪種社會結構和婚姻一樣，有這麼多的無意識包袱。在婚姻的祭壇上很少人意識到自己巨大的期望。沒有人會大聲說出這些隱藏的期望：「我希望你讓我的生活有意義。」「我希望你永遠陪在我身邊。」「我希望你讀懂我的心並滿足我所有的需求。」「我希望你能包紮我的傷口並填補我生命的缺憾。」「我希望你能使我獲得完整，讓我圓滿，並療癒我受傷的靈魂。」就像前述那些不能在畢業典禮上說的真相一樣，這些隱藏的期望也不能在婚禮中說出口。要人承認這些不可能滿足的期待實在太尷尬了。多數婚姻是被這類期待壓垮而結束的，而那些沒有結束的婚姻則經常傷痕累累。距離、想像與投射共同餵食著愛情，婚姻則啜飲著相似、鄰近與共同性。

　　羅伯特．強森（Robert Johnson）在《他》（He）這本書中指出，多數現代人已不再熟悉古老的神話體系，並將靈魂的需要轉移至愛情之中。[25]沒錯，從兒童期開始，我們內在就攜帶著愛人的形象，並把他投射在那些能接受我們無意識素材的人身上。正如波斯詩人魯米（Rumi）所言：

　　自我首次聽見愛情故事起，我便開始尋找你，

　　不知道這有多盲目。

　　愛人並非最終在某處相遇，

　　而是一直在彼此心裡。[26]

　　每天和另一個人過生活會自動消磨掉我們的投射。我們對這個人交付自己的靈魂，在親密關係中向他敞開心胸，結果卻發現他只是跟我們一樣的凡人，會恐懼、有需求，也會投射出沉重的期待。任何親密關係都乘載著巨大的負擔，因為它們和曾經是我們親密他者（Intimate Other）的父母很相似。我們並不希望把伴侶當成父母，畢竟，我們花了許多力氣想遠離父母。但愛人卻成為了那個親密他者，成為我們不知不覺中投射出同樣需求與動力的對象。那麼，人們最終會盡量選擇某個很像或不像他們父母的人就不足為奇了，因為父母情結總是在影響我們的選擇。當手持《聖經》的伴侶宣告婚姻將使他們遠離母親與父親時，[27]這遠比他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因此，對親密他者的滋養、賦能與療癒的投射只能被部分撤回。無聲的希望與日常的現實，這兩者間的差異在中年之路帶來了相當大的痛苦。

　　另一個接受了沉重的身分投射的角色是親職。我們中的多數人相信，自己能避免父母親所犯的錯誤。但我們都無可避免地將自己未活出的生命投射給子女。榮格觀察到，一個孩子所承受的最大負擔，就是父母親未活出的生命。直升機父母就是當中的典型，但其同樣潛在的危害是父母可能會忌妒孩子的成就。因此會用持續不斷的訊息，公開或隱藏的都有，來轟炸這個孩子。孩子會承受父母的憤怒與傷害，並遭受各種操弄與脅迫的痛苦。最糟糕的是，我們可能會無意識地期待那個孩子要讓我們高興，實現我們的生命，並將我們帶往更高的成就。

　　此時我們踏上了中年之路，我們的孩子來到了青春期，長著粉刺、板著臉、叛逆，且通常就像我們對待自己的父母那樣沒禮貌，他們生氣地拒絕我們的投射。如果我們理解父母情結對個體走向成人之路的旅程是個阻礙，充滿許多困難和危險，我們就能明白青少年拒絕成為父母的延伸是正確的。然而，對當個好父母的期望與家庭生活的摩擦在中年之路上造成了進一步的痛苦。如果人能回憶起自己曾希望父母親知道的事，也就是孩子只是藉由我們的身體與生活來通往他們生命的奧祕，這樣的失望才可能平息。當處於中年期的父母能接受這一點，教養中的矛盾才會取得合適的觀點。

　　佛洛伊德（Freud）相信，工作與愛是心智健全狀態的必要條件。我們的工作代表著產生意義或否決意義的重要場合。如果梭羅（Thoreau）很久以前所說的是對的，他說多數人活在安靜的絕望之中[28]，那麼其理由肯定是，工作對多數人來說不僅有失尊嚴，而且士氣低落。即使那些取得夢想職位的人，也常為倦怠所苦。我認識許多成為商業經理或資訊工程師的學生，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爸媽、監護人或這個浮躁的社會似乎在要求他們這麼做。但無論是那些達成夢想的人，或那些被迫滿足他人期待的人，煩悶感都會在我們的職涯中滋長。對每個有志在生涯階梯上大展拳腳的人而言，上頭都有一個身心耗竭的高管在渴求著不同的生活。

　　人的生涯就和婚姻與親職一樣，是下列投射的主要載體：

⑴ 身分認同。藉由某個明確專業而得到確認。

⑵ 情感滋養。人被多產的工作所餵養。

⑶ 超越性。人藉由接續不斷的成就來克服精神上的渺小。

　　當這些投射被消融時，人對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滿再也無處安放，那麼他就來到了中年之路。

　　婚姻越是傳統，性別角色越是固定，伴侶就越有可能感受到另一個方向的召喚。丈夫已來到了職涯的頂峰，開始把公司看成一座停車場。他會很高興地慢下腳步準備退休。而妻子則將自己一生奉獻給了家庭，她感覺受騙，不被賞識而且未曾發展，想回學校或者重找工作。對男性來說，中年的工作議題經常導致憂鬱症，以及希望與野心的破滅。而重回職場的女性則會對自己能否勝任，也對自己的個人能力感到焦慮。同樣地，這裡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壞消息是主要認同的投射領域已經讓每個人都感到精疲力盡，並希望有個新開始。好消息是此種不滿所帶來的更新將會來臨，而個體潛能中的另一個面向將會向我們叩門，使人人都能受益。更壞的消息是，原先的投射可能只是被另一個投射給取代，但即使如此，人也與自性的約定更靠近了一些。如果配偶對改變感到恐懼，並因此抗拒改變，那麼，他肯定會與生氣且憂鬱的另一半生活在一起。在婚姻這個大鍋中，改變不見得會往好的方向去，但改變必然會發生。否則婚姻就無法維繫，特別如果是它阻礙了某一方的成長的話。

　　另一個必須在中年期消融的投射是把父母親的角色當成象徵性的保護者。通常在來到中年後，父母親的力量已經衰退或消失。即使親子關係有困難或有隔閡，父母依舊象徵性地提供了一道看不見的心理柵欄。只要父母的形象依舊活躍，對抗未知與危險世界的心理緩衝就會存在。若它被移除，人經常會感覺到焦慮在一旁吐息。我有一個個案，她在40歲出頭時經歷了恐慌發作，因為她當時70多歲的父母決定和平離婚。他們的婚姻從沒好過，這她也知道，但那依舊提供她一個無形的護盾去抵抗廣大的世界。即使這件事是在他們過世之前發生，但離婚依舊打破了這個無形的屏障，讓她的中年更感孤獨與被遺棄。

　　雖然許多種類的投射未能成功活過第一成年期，但關於婚姻、孩子、職涯與作為保護者的父母等期待之事落空，則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的《榮格心理學的投射與重聚》（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中，她提到了投射的五階段。[29]

第一，人深信內在的（無意識）經驗是外在造成的。

第二，人慢慢認識到，他所投射的意象（例如：陷入情網）與外在現實有落差。

第三，人需要承認這個落差存在。

第四，人被迫下結論，自己確實在一開始犯了點錯。

第五，人必須在內心中尋求這個投射能量的來源。

　　最後一個階段，亦即尋求投射的意義，經常包含著尋求更偉大的自我瞭解。

　　投射的侵蝕，及其所代表的希望與期待的撤回，經常使人痛苦。但那是獲得自我瞭解的必要前提。當外在世界能拯救我們的希望破滅後，才會產生應該自我拯救的可能性。對每個蹣跚地尋求成人世界援助的內在孩童來說，都會有一個潛在的大人能為那個孩子負起責任。[30]藉由對投射內容的覺察，人就往擺脫兒童期邁出了一大步。

身體與時間感的變化

　　第一成年期的普遍態度是將年輕時的膨脹感投射給模糊的未來。當精力疲乏時，這件事就很容易消失。或許前一晚沒有睡好，人就會發現自己的表現雖然沒變，但精神恢復得有限。接著會出現輕微的疼痛和持續的緊繃。

　　年輕人通常不把身體當一回事。它就在那裡為我服務並提供保護，需要時就可以大肆利用，反正它會自我修復。但突然有一天，人會發現，有個不可避免的轉變竟不顧我們的意願發生了。身體變成了敵人，成為我們投射的英雄劇中不情願的對手。心裡的希望依舊，但身體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回應。正如葉慈（Yeats）的哀嘆：「將我的心燒毀，他因慾念而成病／受縛於一隻垂死的動物。」[31]身體曾是自我謙卑的僕人，此時卻成了陰沉的對手，人感覺自己被身體給捕捉。無論精神多麼希望遨翔天際，阿佛列．諾斯．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的「身體的連動性」（the withness of the body）[32]都會將人喚回大地。

　　時間也是如此，那曾經可供無止盡的玩樂之地，永遠復返的陽光，同樣成為了陷阱。突如其來的轉捩點，使人不僅認識到自己的有限與必死，也認識到人永遠無法完成心裡想要追求的成就。「只有部分的拼湊，永遠不會完整。」我的朋友這麼下結論。美好的身體，是埋屍之所；無盡的夏日，突然成為凜冬，這種對有限性與不完整的感知，宣告了第一成年期的結束。狄蘭．湯瑪斯（Dylan Thomas）以難忘的美麗詩句寫下了這樣的轉變：

　　我心無憂，在羔羊般潔白的日子，時間會在我手的陰影下牽著我

　　攀上滿是燕子的閣樓，

　　月亮正在升起，我並不急著睡

　　我應該聽見他與高處的原野一起飛翔

　　醒來後農場已經飛離了這片沒有孩子的土地。

　　噢，在他的慈悲中，我曾年輕快活，

　　時間使我長青與死亡

　　儘管我身披鐐銬也如大海般歌唱。[33]

希望消退

　　當時間被突然收緊，人知道自己是個凡人時，生活的有限性突然變得不可忽視。童年期的魔法思維，與延長的青春期，也就是第一成年期的英雄思維，被證明不足以面對現實生活。擴張且專斷的自我將童年期的不安全感錯誤地轉變為誇大感。「名聲：我要長生不老，我要學會飛翔。」新生自我對不朽與成名的渴求，恰與兒童期對世界的恐懼與無知成正比。同樣地，中年的酸苦與憂鬱也與投注在童年幻想的能量彼此相關。

　　自我需要在浩瀚且未知的宇宙中建立一個立足點。就像珊瑚礁是由骨骼的碎片累積成的，自我也蒐集了經驗的碎片並建成一個結構，以便在巨浪中保持穩定。自我意識很自然地得出了結論，它必須抵擋生活向其席捲而來的壓倒性經驗，並用誇大感來補償不安。在不安感中，偉大妄想可以保護我們在睡夢中不被黑暗所侵擾。但是在平凡中掙扎，卻是中年人的苦澀。即使是那些頗具聲望的人，那些功成名就的人，那些把小孩逼瘋的人，也跟其他人一樣，無法從侷限、消風以及平凡的感受裡豁免。如果權力與特權能給我們平安或意義，或甚至能延長滿足，那麼我們所投射的嬰兒期願望還會有一點回報。

　　另一個對年輕人而言與自我有關的希望，是對完美關係的企盼。雖然人們曾看過周遭有許多不完美的關係，但我們仍認為我們比較聰明，能做更好的選擇，更能避免落入陷阱。《古蘭經》說：「你認為自己無需經受前人曾面對的考驗，就能進入至福的樂園嗎？」[34]我們認為那些建議只適用於其他人。這個主題我們稍後會再加以論述，中年期望的第二次大消風就是親密關係的侷限。那個能滿足我們需求、照料我們、總是陪伴我們的親密他者，現在看起來就像個普通人，和我們一樣，有各種需要，並且投射了幾乎相同的期望在我們身上。婚姻通常在中年期結束，而其核心原因就是童年的巨大期望被加諸在兩人之間的脆弱結構上。其他人不會也無法滿足內在小孩的誇大需要，因此我們感覺到遺棄與背叛。

　　投射體現出我們內心無人認領或者未被認識的事物。生活自有辦法消解投射，而人必須在失望與寂寞中，開始為自己的滿足感負責。外面無人可以拯救我們，照顧我們，或療癒傷痛。但我們內在卻有一個很棒的人，一個我們幾乎不認識的人，他已經準備好且願意成為我們永遠的伴侶。只有當我們承認童年期的希望與期待已然破滅，並承擔起為自己尋找意義的責任時，第二成年期才會開始。

　　我認識一個男人，他承認自己的核心議題是嫉妒。從定義來看，嫉妒是認為別人擁有了他所渴望的東西。這個男人曾在童年期遭受真正的剝奪，他因此負面地定義自己：「他人的完整就是我的缺失。」認識到童年無法再來，過去無法改變，沒人能神奇地填補內在的空洞，這肯定讓人痛苦。但這卻開啟了通往療癒的可能道路。困難的部分是去相信人的心靈足以療癒它自己。人遲早得信任自己擁有的資源，否則就會持續錯誤地追求兒童期幻想。放下那些永生、完美與誇大的幻覺會對人的精神與親密關係造成負面傷害。然而，在體驗到自我與他人的疏離時，那份孤獨將使我們認出內在本具的宏大。

神經症的體驗

　　正如浪漫愛可以被視為一種暫時性的瘋狂，使人們基於短暫的情緒做出相守一生的決定，中年之路的騷亂也有點像精神崩潰，人會在其中表現得像個「瘋子」或者變得離群索居。如果我們瞭解到，此人對生活的假設正在崩塌，暫時性人格的各種策略面臨失調，世界觀也分崩離析，那麼他的痛苦掙扎就是可理解的。事實上，人們甚至可由此得出結論：如果我們理解了情緒的背景，世間就無所謂的瘋狂。情緒並不是我們選擇來的，是它們選擇了我們，它們自有其邏輯。

　　精神病院中有個病人重複地對著窗戶丟椅子。他因此被認定想要逃跑，從而受到捆綁。但是在仔細地詢問過後，結果竟是他認為空氣正從他的房間內被抽走，所以他需要呼吸新鮮空氣。他心理上的封閉感象徵性地轉化為幽閉恐懼症。考慮到這個情緒前提，他想呼吸更多空氣的企圖很合乎邏輯。當他搬到更寬敞的地方時，就覺得安全多了。他的行為並非瘋狂。他很合邏輯地把封閉與窒息的心理經驗給演示（acting out）了出來。

　　因此，在中年之路上，當大量的情緒突破自我邊界時，我們經常會具體化那些原先象徵性受到的傷或忽略。有個男人和他的祕書私奔了，他很害怕自己的內在生命，也就是他遺失的女性面向會永遠消失。[35]因為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處於無意識狀態，因此他將遺失的內在女性投射到外在的女人身上。某個罹患憂鬱症的女人將她內在不受歡迎的憤怒轉移，攻擊身邊唯一親近的人。其他人可能會認為她瘋了，但她沒有。他們只是在現實地圖無法匹配內心疆域時，對困擾自己的巨大需求與情緒做出回應。

　　有一個絕妙的例子可以用以說明有意義的瘋狂，那就是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短篇故事《狂熱者伊萊》（Eli, the Fanatic）[36]。故事的場景是二戰之後，那時世界上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人，伊萊是一名美國郊區的知名律師。當一群集中營的生還者被安置在他的小鎮時，伊萊被派去要求他們改變自己的種族認同。但他卻反過來發現了自身認同的空虛，以及他與自身文化傳統的淺薄連結。最終他賣掉了自己的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西裝，換上了老拉比的破舊服裝，並走到大街上吟頌著自己的聖經名字。故事的最後一幕描繪了他受到監禁並注射了強力鎮定劑。他被判定發瘋，但事實上他只是拋棄了他的暫時性認同，擺脫了躋身上流的陷阱和投射，將自己重新安置於古老的傳統之內。由於他的新身分和大眾所接受的模樣並不一致，他就被認為是「瘋子」，而他的新意識則需要被治療。我們可以像華茲華斯評論布萊克（Blake）那樣來評論他：「有些人認為他瘋了，但相較於其他人的理智，我更喜歡這個人的瘋狂。」[37]

　　後天習得的自我及其策略與投射，它和隱身在個人史之下的自性的要求，兩者間的裂縫越來越大，這樣的經驗眾所周知，因為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與自己的疏離。「神經症」這個詞，是由18世紀的蘇格蘭醫生卡倫（Cullen）所創造，用以說明我們經驗到的症狀是神經性的。但神經症，或所謂的精神崩潰，和神經學一點關係都沒有。它只是用來描述內在心理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抗議的術語而已。我們每個人都有神經症，因為我們都會經驗到「我們是誰」與「我們應該是誰」這兩者的分裂。神經症的症狀會表現為憂鬱、物質濫用或破壞性行為，而人們會盡量地加以否認。但症狀會重新聚集能量並開始自主運作，脫離自我意志的掌控。就像我們告訴一個節食中的人不要餓肚子一樣，要求症狀離開也是徒勞的。即便總是事與願違，症狀仍然有其意義，因為它以象徵的形式表現出我們渴望想要表達出來的東西。

　　受症狀所驚嚇的個體會希望重獲曾經運作良好的自我感。但治療師知道，症狀是有用的線索，可以找到受傷或被忽略之處，並為後續的療癒指出方向。治療師還知道，當我們能面對中年神經症的體驗時，就會迎向巨大的轉變。正如榮格所言：「神經症的爆發並非偶然，一般來說，它最為關鍵。它是要求重新做出心理調適以及進行新適應的時刻。」[38]這暗示著，是我們的心靈組織了這場危機，製造了這個痛苦，而那全是因為傷害已經造成，改變必須發生。

　　我經常想起一個女人的夢，她在65歲時接受了第一次分析，就在她丈夫去世後。她在一段有力且積極的父女關係影響下成長，有著強大的父親情結。她丈夫比她年長幾歲。很自然地，她因為這兩人的離世而悲痛。她向一位牧師尋求安慰，而牧師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一開始，她以為治療可以帶走她的痛苦。一如預期，她投射了大量的權威在治療師身上。

　　經過幾個月的分析後，她作了一個夢，夢見她和過世的丈夫一起旅行。當兩人來到有座橋的小溪邊時，她發現自己忘了帶錢包。丈夫繼續往前走，她獨自回去拿錢包。待她回到橋邊時，旁邊出現了一個陌生男人，他們兩人一起過了橋。她向陌生男人解釋道，她丈夫走在她前面，而且已經去世了。「我好孤獨，非常孤獨。」她悲傷地說。這陌生人卻回答：「我知道，但那對我來說是件好事。」

　　在這個夢以及後續的報告中，作夢者對這個陌生人非常生氣，因為他似乎對她的哀慟無動於衷。但我卻對這個夢感到興奮，因為它顯示出明確的心理轉變。雖然她的父親與丈夫已經去世了，但他們依舊主導著她的自我界定。她的父親情結雖然看似溫和，但卻構成了某種外在權威，阻礙著她去找到真正的自己。這個未知的陌生人再現了她內在的男性原則，也就是阿尼姆斯（animus），他受到父親情結的影響而一直未能發展起來。這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了心靈具有自我調節的智慧。她的自我所受的痛苦，促成了某種內在成分的生長，不再受制於父親的支配。當她啟程去要回自己的身分，並尋求她自身的權威時，她的中年之路在65歲時開始了，而這兩者都是成年期的必要條件。

　　另一種看待神經症的方式，是認為痛苦源於解離的程度太巨大。在回應童年社會化歷程與外在現實壓力的過程中，我們與自己越來越疏遠。內在的抗議被外在現實的重擔給壓制。但中年之後，對靈魂的傷害與忽視可能會讓部分心靈奮力抵抗進一步的侵逼。這個抵抗會顯化為症狀。與其用藥物抹除它們的訊息，不如與之對話，促成榮格上面所說的「新適應」。

　　對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處靈魂暗夜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也就是此刻的痛苦其實對他們有益，就如上述夢境中的神祕男子所說的話。但在痛苦中或許可以找到前方的路。因為生命不是疾病，死亡不是懲罰，所以並沒有解藥。但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更具意義與豐盛的生命。

　　我想起一位曾遭受巨大痛苦的女人。她的身體畸形，日子艱難，遭遇過忽視與遺棄，有一連串依賴和羞辱性的關係。中年時她的世界崩塌了，她向內在尋找那個她從不認識的人。她用「碎片化」這個詞來形容中年之路的磨難。許多人都曾遭受過這樣的碎片化，可以理解的是，他們逃去了神經症的防禦堡壘中，在改變的颶風前躲起來。但是當我詢問這個感到自己變得碎片化的女人，在她經歷這段痛苦的歷程時她做了什麼，她清楚地告訴我，她會順利走過的，而且會擁有更真實的生活。我記得她說：「我對自己的這個部分說話，接著聆聽。然後我和另一個部分說話，接著聆聽。我試著學習心靈要我做的事。」

　　她提到心靈是活生生的存在，一個能指引她方向的女性。有人可能會說：「她聽見聲音了，那是思覺失調症。」剛好相反。可以這麼說，我們都能聽見聲音。那是我們的情結在向我們說話，它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如果不去認真聆聽，就會成為它們的俘虜。這個女人正協助自我與自性展開對話，這場對話能夠療癒過去造成的分裂。她信任內在歷程的能力不僅重要，而且罕見。詩人里爾克（Rilke）優美地提到，我們內在的惡龍事實上可能需要我們的協助：

　　我們怎能忘記所有民族之初的古老神話，那些神話中的龍在最後一刻都成為了公主。或許我們生命中的所有惡龍都是公主，只是在等著看見我們曾經的美麗與勇敢。或許每件可怕的事在其最深處都是無助的，它們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39]

　　體貼地給予幫助，能夠將這些惡龍轉化為更新用的能量。

　　回想一下榮格對神經症的定義：「其意義尚未被發現的痛苦。」[40]沒有錯，痛苦似乎是意識轉變的前提。榮格在他處也曾指出，神經症是「不真實的痛苦」[41]。真實的痛苦需要與惡龍遭遇，不真實的痛苦意味著從那裡逃離。

　　如果榮格和里爾克是對的，我認為他們沒錯，我們的惡龍象徵著那些我們感到恐懼並威脅著要吞噬我們的事物，但它們也是被我們忽略的部分，可能會被證實具有極大的價值。如果我們認真地加以對待甚至愛之，它們將在後半生的旅程中以巨大的能量及意義回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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