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之初，我無可避免地被恐懼感所吞噬，當我注意到自己的研究發現將牴觸長期存在的信仰或觀念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遇到這種情況，我會不假思索地想：我憑什麼這麼說？或者認為，如果我質疑人們的觀念，一定會激怒他們。

在這些未知且危險的脆弱時刻，我會向勇於創新與顛覆的前輩尋求靈感，因為他們的勇氣具有感染力。我會閱讀與觀看手邊所有出自他們或關於他們的資料，譬如訪談、文章、演講及著作。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每當我有需要或是感到恐懼時，他們都會陪伴我、給我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我身旁監督，不允許我胡說八道。

發展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早年，我試過反其道而行，讓批評與反面的意見佔據我的內心。我會坐在書桌前，想像自己最討厭的教授、尖酸刻薄的同事與說話不留口德的網路酸民的嘴臉。我以為，假如順從他們的意見，或者至少悶不吭聲，就能全身而退。這麼做的結果，是研究員或社會科學家最不樂見的：自己的研究發現逐漸消失在既有的世界中；我小心翼翼地改變現有的觀念而不去冒犯任何人，我得出的研究結果不會帶來挑戰、去除了犀利觀點，而且令人自在。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在討好別人。

於是我決定，必須把那些唱反調與散播恐懼的人趕出心中。我開始想像那些擁有各式各樣的背景、以勇氣與創意改變世界的男男女女，還有不時惹惱大眾的人會怎麼做。我很喜愛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作者J‧K‧羅琳（J. K. Rowling），她是我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在研究中想到的新奇點子時，會求助的重要人物。我會想像她對我說：「介紹嶄新的世界很重要，但你不能只是描述而已。說說背後的故事。不論這個新的世界有多原始、多奇怪，我們都將在故事裡看見自己。」

我與別人爭論種族、性別或階級的議題時，腦海中會浮現女權作家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身影。她教我將教學視為一種神聖的行為，以及瞭解辛苦學習的重要性。當我在說故事時，艾德．凱特穆（Ed Catmull）註1、珊達．萊梅斯（Shonda Rhimes）註2與肯．伯恩斯（Ken Burns）註3會在一旁低聲提醒。在我逐漸失去耐性並開始省略賦予故事意義的細節和對話時，他們會鼓勵我。「帶我們進入故事裡。」他們如此要求。還有無數名音樂家與藝術家也會現身，歐普拉．溫佛瑞（Oprah G. Winfrey）也來了。研究過程中，我時時謹記她的建議：「不要以為你可以勇敢面對人生與工作而永遠不會讓任何人失望。事情不是那樣的。」

雖然如此，陪伴我最久、始終不離不棄的良師是美國作家與詩人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三十二年前，我在大學的詩歌課程上第一次接觸她的作品。我讀了其詩作〈我依然昇起〉（And Still I Rise）之後，一切就改變了。她的詩蘊含非凡的力量，優美動人。我竭力蒐集安傑盧的每一本著作、每一首詩篇與每一次訪談，她的言語帶給我教誨、動力與撫慰，讓我的內心充滿喜悅且獲益良多。

我讀了她的詩作〈我依然昇起〉：出自瑪雅．安傑盧的詩集《我依然昇起：一本詩集》（And Still I Rise: A Book of Poems）（一九七八，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但是，我非常不認同安傑盧說的一句話。那句話與歸屬感有關，是我在休士頓大學指導種族與階級的課程時看到的。在一九七三年與記者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於公共電視臺進行的一次訪談中，安傑盧博士說：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也就是說，你屬於每一個地方），才能獲得自由。這種領悟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比爾．莫耶斯的訪談：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A Conversation with Maya Angelou），《比爾莫耶斯日誌》（Bill Moyers Journal），原創系列，美國公用廣播系統（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我清楚記得自己看到這句話時的想法。大錯特錯，如果我們不屬於任何地方，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答案是，只有一群寂寞的人們共同生活著。我不認為她明白歸屬的力量。

二十多年來，每當那句話浮現腦海，我都會感到一陣憤怒。她怎麼會那麼說？那不是事實。歸屬感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歸屬於某件事物、某個人、某個地方。我很快便發現，這股怒氣來自兩個原因。第一，我一直將安傑盧博士視為重要的人，以致無法忍受彼此在如此基礎的概念上意見分歧。第二，融入群體的需求與歸屬感的欠缺，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傷痛。我不能接受「不屬於任何地方」就等於自由的想法。從未真正屬於任何地方的感覺是我最大的遺憾，這個苦難貫穿了我成年之前的大部分生活。

這絕對不是我生命的出路。

缺乏歸屬感的經驗標記著我的人生階段，而且從小就是如此。我在紐奧良（New Orleans）西岸的保羅哈班斯小學（Paul Habans Elementary）上託兒所和幼稚園。當時是一九六九年，雖然這個城市風情萬種，現在也依然如此，但在過去飽受種族主義的摧殘。直到我開始上學的那一年，學校才正式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我年紀還小，不知道、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母親是一個有話直說、堅持己見的人。她積極為種族平等發聲，甚至投稿紐奧良《時代花絮報》（Times-Picayune），質疑今日所謂「種族歸納」註4的合法性。我可以感覺到她的拼勁，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她依舊只是班上的愛心媽媽，會幫我、她自己和我的芭比娃娃穿上黃色格紋連身裙的人。

我們從德州搬到紐奧良，而我並不好過。我非常想念奶奶，但也渴望在學校與我們住的公寓大廈附近認識新朋友。然而，事情不久後變得複雜。導師時間的學生名單被當成決定每一件事的依據──從出勤紀錄到生日派對的邀請名單都是。有一天，另一位同是愛心媽媽的女士拿著學生名單，在我的母親面前揮舞著說：「你看名單裡所有的黑人小孩，看看這些名字，他們都叫卡珊卓（Casandra）耶！」

我的母親心想，哼。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白人朋友舉辦派對都沒有邀請我。母親以她的中間名為姓，但名字是卡珊卓，而我在那張名單上的全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Casandra Brené Brown）。如果正在閱讀本書的你是非裔美國人，就會明白為什麼白人家庭不邀請我參加派對。這也是為什麼一群非裔美國畢業生會在那個學期結束時給我一張卡片，上頭寫著，「好吧，你真的是布芮尼．布朗。」他們選修我開設的女性議題課程，第一天上課我走到講臺時，他們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一位學生說，「你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嗎？」我回她，是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到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一間診所應徵兼職櫃檯人員，與我面試的女人會說，「你是布芮尼．布朗呀！真令人意外！」你猜的沒錯，我在面試開始前就走人了。

黑人家庭都很歡迎我，但當我走進門的時候，他們都十分驚訝。一位朋友告訴我，我是第一個到他們家的白人。如果你只有四歲大，而且到朋友家只是為了和他們一起玩幫驢子釘尾巴的遊戲註5（pin-the-tail-on-the-donkey）及吃蛋糕，會很難理解這種現象。雖然小孩在幼稚園裡應該很容易就和同儕打成一片，但那時的我已經開始困惑，為什麼有一種和每個團體都格格不入的感覺。

隔年，父親為了縮短到紐奧良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的通勤時間，舉家搬到花園區註6（Garden District），而我則轉學到耶穌聖名天主教學校（Holy Name of Jesus Catholic School）。我是美國新教聖公會註7教徒（Episcopalian），因此，我成為學校裡少數非天主教徒的學生之一。結果證明，我信了錯誤的宗教──尋求歸屬感的另一個阻礙。過了一、兩年不參加任何活動、遭人謾罵與有時受到排擠的生活，我被叫到一間辦公室，發現上帝在那裡等我。至少我以為那個人是上帝。原來，他是一位主教。他遞給我一本《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的複印版，然後帶我逐行唸誦。唸完後，他給我一張便條紙，要我拿回家給爸媽看。上面寫道，「布芮尼現在是天主教徒了。」

《尼西亞信經》：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versions_of_the_Nicene_Creed

接下來幾年，我慢慢適應紐奧良的新生活，情況也相對好轉，主要是因為我交了一個死黨──艾莉諾。但是，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巨大變化。我讀四年級時，全家離開紐奧良搬到休士頓。六年級時，又遷到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八年級時，我們又從華盛頓搬回休士頓。因為一再成為「新來的同學」，中學生一般會有的混亂與難為情的感受更加強烈。在這些轉變之中，我得到的唯一好處是父母感情融洽。這意味著，儘管我不斷換學校、認識新的朋友和大人，依然擁有一個穩定的家庭。我甚至覺得，家是我缺乏歸屬時的避風港。當我四處碰壁的時候，還可以回到溫暖的家，與家人一起。

但是，情況起了變化。最後一次搬回休士頓，父母的婚姻開始走向悲慘的結局。除此之外，我也經歷了「貝爾卡德特」（Bearkadettes）的挫折。

我念完八年級時全家搬回休士頓，幸好那時還有足夠的時間參加高中的啦啦隊──名為貝爾卡德特的隊員選拔。啦啦隊原本是我的一切。在父母衝突日益劇烈的家裡，我因為加入啦啦隊的夢想而得到救贖。想像這個畫面：身穿白色流蘇的藍色緞面背心與短裙的女孩們排成整齊隊伍，每一個人都戴著制式假髮、小小的白色牛仔帽並穿著白色牛仔靴，嘴巴塗上亮紅色的唇膏，昂首闊步地走進高中足球場。場邊坐著滿滿的觀眾，他們在中場休息時不敢離開座位，深怕錯過了啦啦隊踢高腿的畫面與精心編排的表演。這是我的避風港，嶄新、美麗，而且整齊得無可挑剔。

基於八年的芭蕾經驗，練習啦啦隊的全套表演動作，對我來說綽綽有餘，為期兩週的流質飲食幫助我順利通過嚴格的體重篩選。所有參加選拔的女孩都堅守只喝蔬菜湯與補充水分的飲食計畫。很難想像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只吃流質飲食，但出於某些原因，這似乎不足為奇。

直到今天，我還是想不出自己有過比加入啦啦隊還要強烈的渴望。啦啦隊操練的完美、精準與美妙，不僅消除家庭日益混亂所造成的不安，也帶給我夢寐以求的歸屬感。我成為啦啦隊員之後，會有一位「大姐姐」帶我逛街買衣服。我們會到對方的家中過夜，一起和足球隊員約會。對一個看過電影《火爆浪子》（Grease）四十五次的孩子而言，這代表高中生活的開始，其中還包括了不由自主地跟著勁歌熱曲哼哼唱唱，以及大跳八○年代版本的襪子舞。

最重要的是，我成為團體的一分子，做每件事都與別人步伐一致。貝爾卡德特隊員的身分象徵著自我歸屬。

那時我還沒有任何朋友，所以我獨自準備啦啦隊的選拔。表演動作很容易學，只要跟上爵士樂團演奏的〈史瓦尼〉註8（Swanee，就是歌詞有「我多麼愛你、我多麼愛你」的那首）版本的節奏就好，其中有很多滑步搭配爵士舞手勢的動作，還有一整個段落都在踢腿。我可以踢得比所有參加選拔的女孩都還要高，除了一位名叫黎安的舞者以外。我勤於練習，練到做夢也在跳。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部分的動作。

選拔會的那天令人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緊張還是節食減肥的關係，早上起床之後就頭昏腦脹，一直到母親載我到學校還是一樣。如今，身為兩個青春期孩子的媽媽，我有點難以想像當初周圍全是女孩們從校車蜂擁而出、手牽著手嬉鬧玩耍，自己是如何單獨走進校門的。不過，我很快便遇到一個比獨自上學還要棘手的問題。

所有的女孩──我指的是每一位女孩──從頭到腳都打扮得光鮮亮麗。一些穿著藍色緞面的短褲與金色襯衫，有些則身穿藍金相間的背心搭配白色短裙。你可以想像所有人穿上藍色系衣褲搭配金色弓形領口的畫面，有多誇張。而且，她們都頂著全妝。我不但脂粉未施，還在黑色連身衣外穿了一件灰色棉質短褲。沒人告訴我應該按照學校的代表色來打扮。每個人看起來是那麼神采飛揚，而我看起來就像爸媽整天吵架的可憐蟲。

我以低於上限二點七公斤的數據通過體重篩選。即使如此，其他女孩走下體重計後跑進更衣室裡哭泣的畫面，仍在我心裡留下創傷。

我和其他女生戴上安全別針固定的號碼布，分成五到六組跳舞。不管頭暈不暈，我還是努力跳完了。母親接我放學時，我信心滿滿，回家等待結果。他們會在當天晚上公佈入選名單。那段期間我真是坐立難安。

終於，在六點五分的時候，我們全家到了那所高中的停車場。媽媽、爸爸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車上。爸媽的計畫是我看完入選結果，之後去聖安東尼奧探望爺爺和奶奶。我走到體育館門外的公佈欄前面。選拔時和我同組的女生站在旁邊，她是所有女孩當中表現最亮眼的。除此之外，她叫克莉絲。是的，她還擁有一個人人稱羨的中性名字。

入選名單依照學號排列。如果你的號碼不在上面，就表示被淘汰了。我是六十二號，因此我直接找六十幾的號碼，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五。我再看一遍。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我以為，如果我盯得夠用力，全宇宙就會知道我投注了多少希望，然後我的號碼可能就會神奇地出現。克莉絲的尖叫聲打斷了我和宇宙的談判。她開心地跳上跳下，我還沒反應過來，她的爸爸已經跳下車，跑過來一把抱起她轉圈圈，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就像電影演的那樣。之後，我從別人的對話中得知，我有跳舞的實力，但不是貝爾卡德特啦啦隊的那塊料。我沒有弓形領口、沒有光芒、沒有團體、沒有朋友。我無處可歸。

我孤單一人，心力交瘁。

我回到旅行車的後座，爸爸將車駛離停車場。我的父母一句話都沒說，一個字也沒有。沉默像一把利刃刺進我的心。他們為我感到羞愧，覺得我很丟臉。我的爸爸帶領過足球隊，母親曾是啦啦隊隊長，而我什麼都不是。他們兩人，尤其是爸爸，重視出色表現與合群勝過一切。我表現並不突出，也無法融入團體。

當下，我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找不到歸屬感。

與今日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相比，我的啦啦隊故事微不足道（如果上傳到社群媒體，肯定會被貼上「無病呻吟」的主題標籤）。但是，讓我告訴你，這件事情對我有何意義。我不知道是事實，還是我在沉默的當下所想像的情況，但從那天起，我不再屬於家庭──所有社會群體最根本且重要的組成。假使當初父母有安慰我或跟我說嘗試這麼做很勇敢；或者更好、也是我在當下真正希望的是，他們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並告訴我，這實在太不幸了，以我的實力應該要入選才對。這段經歷也許不足以定義我的人生與影響我的發展。但的確發生了。

分享這段故事遠比我想的還要困難。我上iTunes搜尋選拔歌曲的名稱，按下試聽鍵時，立刻開始啜泣。我崩潰痛哭，為的不是當初沒能加入啦啦隊，而是我無法安慰那個小女孩。那個女孩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我哭泣，是為了那一對看到我的痛苦與脆弱卻手足無措的父母。他們不知道如何聲援我，連阻止我認為自己不屬於這個家的能力都沒有。有些時刻如果沒能說清楚與解開心結，會使我們在長大後極度渴望歸屬感與融入群體。幸好，我的父母從來不認為孩子離家就是教養工作的盡頭。我們一起學習勇氣、脆弱與真正的歸屬感。這一直是小小的奇蹟。

即使在貧窮、暴力與人權遭到侵犯的艱困環境下，在家庭裡缺乏歸屬感依舊是最危險的傷害，因為這能夠撕裂一個人的內心、靈魂與自我價值。我的這三個面向全都破碎了。這些都崩塌時，只會有三個結果，就如我在生活與工作中所證明的：

　

1. 不斷活在痛苦中，讓自己麻木，而且／或者把痛苦加諸在別人身上以尋求慰藉。

2. 拒絕承認痛苦，這種心態會使你將痛苦傳遞給周遭的家人、朋友與子女。

3. 或者鼓起勇氣面對痛苦，培養對自己與他人的同理心與同情心，並以獨特的方式察覺傷痛。

　

我當然經歷過前面兩種結果，而我能夠得到第三種結果，完全要感謝上帝。

啦啦隊事件過後，爸媽在家裡吵得更兇了。他們經常吵到天翻地覆。他們就是不懂得透過另一種方法解決問題。我告訴自己，我的父母是全世界唯一一對婚姻岌岌可危的夫妻，這個認知讓我感到非常丟臉。我的弟弟和兩個妹妹帶朋友來家裡玩時，他們都自然地稱呼我的爸媽「布先生與布女士」，彷彿是很棒的家長。但是，我知道他們私底下吵架，也知道我和那些像電視上演的和樂融融的朋友並不一樣。因此，我心中的恥辱感越積越深。

當然，從正確的角度看待事情，是經驗累積而來的能力。之前，我不曾去從整體的角度瞭解周遭發生什麼事，我的父母也只是試圖維繫婚姻而不讓我們受到重大傷害，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明白與孩子分享自身看法的重要性。當時，我認定自己是鎮上甚至全世界唯一一個經歷這種鬧劇的人，儘管根據全國新聞報導我那所高中學生的自殺率高的驚人。直到後來，世界變了，人們開始訴說自己的掙扎，我才意識到，許多完美的父母最後都以離婚收場，生活過得艱辛，或是感情破碎但幸好慢慢修復。

有時候，對孩子而言最危險的事情是沉默，這會讓他們胡思亂想，而在這種情況下編織的故事大多會令他們感到孤單，覺得自己不值得愛與歸屬。我就是如此，所以我無法加入啦啦隊，在比賽中場休息時間表演；而是把大麻藏在沙發裡，和野孩子四處鬼混與結交狐群狗黨。落選啦啦隊之後，我從未再嘗試過任何一件事情。不過，我十分擅長做讓我感覺受歡迎與合群的事，藉此融入群體。

在爸媽吵個不停、越吵越兇的時候，弟妹通常會來我房裡，等他們吵完再出去。身為大姐，我開始利用融入群體的高超技巧來找出父母爭吵的原因，精心設計「改善情況」的辦法。我可以成為弟弟、妹妹還有這個家的救世主。方法奏效時，我自命不凡；失敗了，我便責怪自己，更加努力蒐集資料。寫到這裡我才恍然發現，正是從這一刻起，我選擇了研究問題，而不是接受傷害。

回顧過往，我發現沒有歸屬感這件事也許為我的職業生涯帶來了助益。從小時候開始一直到青春期，我發現自己大多透過研究別人來面對心無所歸的遺憾。我熱中尋找模式與連結。我知道，倘若能找出人們的行為模式，以及這些模式與人們的感受和正在做的事情有何關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利用辨別模式的能力來預期人們想要什麼、會怎麼想或怎麼做。我學會說適當的話，或以適當的方式表現自己。我成為融入群體的專家，有如一隻變色龍。同時，我覺得孤單，對自己感到陌生。

時間久了，我漸漸比周遭的許多人更瞭解他們自己，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失去了自我。到了二十一歲，我上大學又被退學、經歷父母離異、在歐洲搭便車旅行半年，還做過所有你想得到的自我毀滅的愚蠢行為（吸毒除外）。但是，我越來越倦怠。美國小說家安．拉莫特（Anne Lamott）曾引述一位沒有像她一樣酗酒、吸毒的朋友所說的話，為徹底逃避的行為下了完美的結論：「到最後，我惡化的速度比我降低標準的速度還要快。」

「到最後，我惡化的速度……」：出自美國作家安．拉莫特於二○一五年七月七日在臉書上的貼文：「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也就是二十九年前，我起床後覺得不舒服、羞愧，有宿醉的症狀，而且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facebook.com/AnneLamott/posts/699854196810893?match=ZGV0ZXJpb3JhdGluZw%3D%3D

一九八七年，我遇見史蒂夫。不知怎地，比起第一個摯友艾莉諾以來我所認識的任何人，與他相處時我更能做自己。他懂我。即使他經歷了我自甘墮落的末期，依然看見真實的我而且喜歡我。他擁有與我十分類似的家庭創傷，因此瞭解我受到的傷害，我和他也都是生平第一次與別人談論自己的經歷，毫無保留。有時我們通電話長達十小時之久。我們談論彼此目睹的每一場爭吵、抵抗的寂寞感受，以及缺乏歸屬感的深刻痛苦。

起初的友誼變成了迷戀，再發展成愛情。永遠不要低估得到理解的力量，如果有人真的懂你、愛你，一直抗拒是很累人的。有時我覺得史蒂夫的愛就像禮物，有時我討厭他愛我的勇氣。然而，我慢慢了解真實自我的同時，內心也充滿悲傷與渴望。難過的是那個女孩從來不屬於任何地方，渴望的是認清我是誰、喜歡什麼、相信什麼和想往哪裡去。史蒂夫一點也沒有因為我的自省而受到威脅。他熱愛這件事，也支持我這麼做。

因此，安傑盧博士，你說錯了，不屬於任何地方，不會是一件好事。當時，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與史蒂夫認識七年後結婚。他從醫學院畢業，成為實習住院醫師，而我大學畢業繼續唸研究所。一九九六年，在我拿到碩士學位的隔一天，下定決心正式開始過嚴謹的生活──戒掉酒精與香菸。有趣的是，我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AA）中的第一個臨時互助對象對我說，「我不認為你屬於這裡。你應該去關係成癮的戒癮會看看。」但是，戒癮會的互助人又叫我回去匿名戒酒會，或參加過食者匿名互誡會（Overeaters Anonymous，OA），原因是「你不是我們的一員」。你能相信嗎？我連在匿名戒酒會都得不到認同，這是什麼狗屁？

最後，一位剛認識的互助人告訴我，我有寶寶盤註9（pu-pu platter）成癮症：基本上，我竭盡所能地逃避脆弱。她建議我找一個和自己切身相關的組織，也就是不管去哪一個組織，只要讓我停止酗酒、抽菸、在意別人的看法與暴飲暴食就好。沒問題，我懂了。

結婚的頭幾年日子過得很辛苦。我們雙雙破產，而且為了住院醫師與研究所的事情忙得身心俱疲。我永遠忘不了自己曾向學校一位治療師說不看好這段感情。猜她做何回應？「可能吧！他喜歡你遠勝過你自己。」

從二十出頭開始，我展開擅長融入真正尋得歸屬感的旅程，且耗時數十年。三十到四十歲這段期間，我改用另一種方式自我毀滅：放棄完美主義。我依舊努力避免當個局外人，即便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但我改變的是對於啦啦隊落選的看法。我非但不因沉默與羞愧感到痛苦，反而開始談論自己的恐懼與傷痛。我開始探究哪些事情重要，以及為何重要。對別人亦步亦趨，真的是我想過的生活嗎？不是的。別人說我無法完成質性研究論文，我做到了；別人勸我不要研究羞愧，我還是做了；他們說我當不了教授、寫不出人們真正想看的書，我還是成功了。

這並不是說，我從一個極端（只有融入群體才覺得自己有價值）跳到另一個極端（唯有與眾不同、仇視別人或與大家唱反調才能找到自我）。這是一體兩面。其實，我依然渴望歸屬感，發展副業的決定也總是令我感到焦慮與匱乏。這樣的處境並不理想，但一路走來我明白了，與人同化和符合他人的期望，要付出的代價太大，可能會危害我的健康、婚姻或節制的生活。雖然我希望融入團體，但在我犧牲上述任何一點之前，我當一個外人就好。

在二○一三年，一連串的小小奇蹟出現成就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歐普拉邀請我作客《超級靈魂星期天》（Super Soul Sunday），這是我最愛的電視節目。

上節目的前一晚，我和其中一位製作人及集團的經營策略長梅鐸吃飯。梅鐸是蘇格蘭人，現在定居紐約西村（West Village），說話有著和我一樣道地的美國南方口音。晚餐過後，我和他一起走回旅館，到街角時，他停下腳步，呼喚繼續往前走的我，「布芮尼，你在哪裡？」

我自作聰明地回他「在密西根和芝加哥的轉角」的同時，感覺到自己的脆弱。梅鐸解釋說，不是現在，而是剛才晚餐時我表現得禮貌友善，卻感覺心不在焉，那時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看著他坦承，「我在做我害怕時會做的事。我從客觀的角度觀察和研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過生活。」

梅鐸點點頭，「我知道。但你得想辦法停止這麼做，好好過日子。這很重要，我不希望你虛度光陰。不要研究當下，要活在當下。」

隔天早上，我為了與歐普拉的第一次見面梳妝準備時，收到女兒傳來的簡訊。她想確定我是否簽好校外旅行的同意書並交回去。跟她確認之後，我坐在床邊，淚水盈眶。我心想，我需要一張同意書，讓自己不再這麼嚴肅與恐懼地過生活。我需要好好放鬆一天的許可證。這讓我有了一個念頭。我環顧房間，確定沒人看到我即將做這件荒謬至極的事情後，走到書桌前坐下，從電腦包裡拿出便利貼，寫了一張同意書給自己，上面只寫著「興奮、愚蠢與開心玩樂的許可證」。

那是我寫給自己好幾百張同意書的第一張。到今天，我依然持續寫同意書給自己，並且教導願意給我五分鐘的每個人認識這項目標設定方法的力量。這個方法十分管用。但是，孩子有了你給的同意書，也許可以去動物園，但他們仍然需要坐上巴士。設定目標，貫徹始終。那天，我坐上了巴士。

當時我不瞭解其中的意義，但現在回想，我寫同意書給自己，其實是在嘗試歸屬於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與歐普拉在鏡頭前進行感性的第一次會面，不到幾分鐘，我們就互相開玩笑，聊得十分愉快。她完全是我想像的那樣，自信出眾又善解人意，溫和有禮又剛強堅毅。那一小時轉眼就過了。訪談結束時，歐普拉轉身對我說，「我們應該再聊一小時，再做一集節目。」我不安地環顧四周，彷彿就連這麼想也可能惹來麻煩一樣。

「真的嗎？」我問，「你確定？」

歐普拉露出微笑。「真的。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聊。」

我瞇著眼望向漆黑的攝影棚裡一個看起來像是控制室的房間說，「你覺得我們應該問問看嗎？」

歐普拉又笑了。「你覺得這裡應該由誰作主？」她說話的口氣並不傲慢。我想，她覺得我的問題很有趣。

「喔對，抱歉。那好，太好了！我很樂意！但我要換一套衣服對吧？噢不，我只有這套衣服，還有原本穿的牛仔褲和牛仔靴。」

「靴子和牛仔褲很好啊！我借你一件上衣。」

她離開去換衣服，但走沒幾步又轉頭對我說，「瑪雅．安傑盧在這裡。你想見她嗎？」

我的視線變得狹窄，時間慢了下來。這句話讓我承受不住。我覺得自己快死了。

「布芮尼？哈囉？你想見瑪雅博士一面嗎？」我想，如果歐普拉再問一次「有興趣嗎？」我可能就會崩潰。

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好。我的天啊！當然好。」

歐普拉帶我穿過走廊到第二個梳化間。我們走了進去，我注意到的第一個東西是電視螢幕，安傑盧博士就坐在前方。螢幕上有兩張空的椅子，剛才我和歐普拉就坐在那裡。

安傑盧直視著我。「你好，布朗博士。我一直在觀察你。」

我走上前去，握著她伸出的手說，「很榮幸見到你。你對我意義重大，在我生命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她繼續握著我的手，把另一隻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繼續做下去，繼續發表演講。不要停止，也不要讓任何人阻礙你。」

然後，我告訴她，我在課堂上有時會關燈，讓學生聽一捲她朗誦詩作〈我們的外婆〉（Our Grandmothers）的錄音帶。我告訴她，我有時就只播放「我不會動搖……」那句話。

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緊，直盯著我的雙眼，緩慢而深沉地吟唱著，「像一棵種在河裡的樹，我不會動搖。」接著，她捏緊我的雙手，說道，「布芮尼，堅持下去。」

那感覺就像她把我畢生需要的勇氣通通捆在一起交給了我。很少人有幸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一個成就自我的關鍵時刻，但我很幸運。假使你人生有大半時間都在試圖融入群體，突然間安傑盧對你吟唱詩歌，告訴你堅持下去，你要怎麼做？你會學習如何站穩該死的腳步。你會懂得謙卑、發揮能力與成長茁壯，但是承諾繼續堅持，不會動搖立場。或者，至少你會開始嘗試。

詩作〈我們的外婆〉：出自瑪雅．安傑盧《我不會動搖》（I Shall Not Be Moved）（一九九○，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經過不可思議的那一天後過了六個月，我在芝加哥另一個梳化間。這一次，我準備在全球一場大規模領袖高峰會上發表演講。主辦單位強烈建議我穿「商務套裝」出席，而我低頭盯著腳上的黑色寬褲與淺口輕便跟鞋，感覺自己像個冒名頂替者或是要去參加喪禮。

我與另一位演講者（最後成了我的好友）坐在一起，她問我感覺如何。我坦白表示整個人快爆炸，受不了盛裝打扮的感覺。她說我看起來「很體面」，但她臉上的表情告訴我，我知道，這令人難受。但我們又能怎麼辦？

我突然起身，從一面掛滿演講者手提箱的牆上拿了自己的箱子，走到休息室。幾分鐘後，我身穿深藍色襯衫、深色牛仔褲與夾腳拖走了出來。那個女人看著我笑說，「太棒了。你真勇敢。」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這麼覺得，但我笑了。「沒有，這是一定要的。我不能在我不做自己或不勇敢的時候，上臺談論真實與勇氣。我的身體做不到。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擺出商業的一面與其他領袖談話。我來這裡，是為了發自內心與別人的內心對話。這就是我。」學習做自己重要的另一步。

幾週後，我再次與商業的世界發生衝突。瀏覽即將舉辦的演講相關資訊時，我看到一家主辦單位寫的紙條：「去年我們聽過您在一場研討會上演講，等不及想請您對我們的領袖發表演說！我們聽過您談論瞭解自我核心價值的重要性，非常喜歡那些內容。不過，您提到您奉行兩個價值觀，其中一個是信仰。考量商業背景，我們希望您不要提到信仰。您的另一個價值觀是勇氣，這點就很棒。您能否只提到這一點？」

我覺得呼吸急促，臉頰發燙。幾個月前，我也遇過類似的事情，只是那是另一種極端的情況。一位主辦人告訴我，雖然他「欣賞我南方人直來直往的說話方式」，但他希望我不要語帶咒罵，這麼做有可能會失去一些「通情達理」但仍感覺受到冒犯的「忠實聽眾」。

鬼扯。這根本是胡說八道。我才不幹。我寧可永遠不再演講。我不要再被人影響。

我將職業生涯都花在聽人們訴說生命中最艱難與痛苦的時刻上。從事這份工作十五年，我可以確定，關於痛苦與勇氣的故事幾乎都包含兩個元素：祈禱與咒罵。有時兩者還會同時出現。

我穿上運動鞋，走出家門，一邊在社區裡散步，一邊思考該如何回應這種要求。繞完住家前的最後一個轉角，我做了決定：如果你以為我會說假話或修飾他人的真實經驗，那你就錯了。我不會像《四海好傢伙》註10（Goodfellas）裡的喬．佩西（Joe Pesci）那樣髒話連篇，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說「氣炸了」或「狗屁」之類的話，或是你要我假裝信仰一點也不重要，我辦不到。優秀的老師與演講者多的是，你只需要找一個穿著得體、說話虛而不實、閉嘴乖乖聽話的人就好。那個人不是我。再也不是了。

《四海好傢伙》裡的喬．佩西：出自電影《四海好傢伙》，由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一九九○，華納兄弟娛樂〔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美國出品）。

我不會動搖。

史蒂夫回家後，我跟他說我剛才做的決定，然後坐在旁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活著好難，」我說，「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我沒有歸屬。現在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局外人，破壞規則和談論一些沒有人在乎的事情。我沒有同伴。我的人生一直是如此。」

史蒂夫並未試圖鼓勵我。相反地，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可以說不屬於」任何一個群體。他也提醒我，我屬於他、艾倫與查理，另外，我想祈禱與詛咒什麼事都行，前提是我罵髒話就要繳罰款給查理。

我微微笑了一下，卻有種想哭的感覺。「我一生都是個外人，」我對史蒂夫說，「我活得很辛苦。有時候，只有在家裡才不會覺得孤單。我不覺得我走在一條熟悉的道路上──那裡沒有其他人。沒有人在我前方，對我說：沒事的。有很多教授、學者、說書人、領袖與企業家、虔誠信徒或咒罵者。你看，這是我們未來的願景。」

史蒂夫拉起我的手說，「我知道你過得很痛苦，你也一定覺得很寂寞。你有點奇怪，在很多方面都像個局外人。但你要知道：領袖高峰會上有二十多位演講者，而你是評價最高的一個。你穿牛仔褲和夾腳拖。從這點來說，你怎麼會認為有任何人比你更屬於那裡？只要你做自己、坦率地談論自己與自己的工作，無論到哪裡都能得到歸屬感。」

就是那句話。那個瞬間。

我終於徹底領悟了安傑盧所說的話。我親吻史蒂夫，跑進書房、打開筆電，搜尋安傑盧的名言。我拿著筆電回到沙發上，唸那句名言給史蒂夫聽：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也就是說，你屬於每一個地方），才能獲得自由。這種領悟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這一刻，我對自己所做的核心定義──絕望地站在體育館門口，那個孤單又黯然無光的少女，為了獲得歸屬感，在入選名單上反覆尋找自己的名字──有了轉變。我事業有成，擁有美好的伴侶與孩子。但直到那一刻，我才擺脫不屬於這個世界或原生家庭的感覺。

史蒂夫知道我的心態正在改變。「代價是高昂的。但獎勵是你的研究發現毫無保留地公諸於世，對得起那些與你分享生活與經歷的人。」

我問他是否真的瞭解那種孤單卻又有歸屬的詭異感覺──真正的歸屬感。他說，「對，我無時無刻都有那種感覺。那是一種孤單卻又堅強的矛盾感受。有時家長會因為我不替孩子開立抗生素而生氣。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別的小兒科醫生都會開。那我找別人』。聽到這種話並不好受，但我都會這麼想：如果只有我這麼做，也沒關係。我不認為那是對孩子最好的做法。就這樣吧。」

我越來越激動。我向史蒂夫解釋，雖然我現在明白了自立自強的脆弱與勇氣，仍舊擺脫不了渴望歸屬的潛在感覺。我想要有「一群同伴」。他對我說，「你有啊，只是這個團體很小，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你或是跟你做一樣的事情。講真的，你也會討厭這種團體。」我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我還是想了解更多。

最後，我起身，告訴他我必須研究瑪雅說的話與我蒐集到有關歸屬感的資料。一如以往，他的回應令我莞爾：「喔，我懂。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需要我去買晚餐嗎？我很樂意放一些食物到研究的兔子洞裡。上次你埋頭研究某一件令你困擾的事情，而且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拿出莫耶斯與安傑盧訪談的完整文字紀錄，頭一次閱讀其中最後一段的談話。

莫耶斯：「你屬於任何地方嗎？」

安傑盧：「還沒有。」

莫耶斯：「你屬於任何人嗎？」

安傑盧：「對象越來越多。我的意思是，我屬於自己。我以此為傲。我非常在意自己看待瑪雅的方式。我非常喜歡瑪雅，也非常喜歡這樣的幽默和勇氣。當我發現自己的舉止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我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我拿出訪談的完整文字紀錄：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如欲觀看訪談影片與完整的文字紀錄，請見billmoyers.com/content/conversation-maya-angelou/

看完這段對話之後，我抬起頭思考，瑪雅屬於瑪雅，我屬於我自己。我懂了。我還沒完全理解，但至少我開始懂了。

這一次，埋首研究的時間長達四年。我回去研究以前的資料、蒐集新的資料，並開始建立一套真實歸屬感的理論（theory of true belonging）。

我發現，我自以為對歸屬感所知道的一切，並不完全正確，也非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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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這兩個詞的組合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我大聲說出來的時候，感覺好極了，就像我們在生命中都渴望且需要的某個東西。我們希望成為團體的一分子，但需要真正地實現，而不是接受某些條件、偽裝自己或不斷妥協才能達成。我們需要真正的歸屬感，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二○一○年，我在《不完美的禮物》（The Gift of Imperfection）一書中如此定義歸屬感：

　

歸屬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慾望，我們希望成為比自己更大的群體的一部分。這種渴望非常原始，以致我們經常融入群體與尋求認同藉此得到歸屬，但這種做法不只是歸屬感的空洞替代品，也往往是獲得歸屬感的阻礙。因為只有在我們勇敢呈現真實且不完美的自己時，真正的歸屬才會產生。我們的歸屬感絕對不會超過自我接納的程度。

　

我如此定義歸屬感：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禮物》（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 Letting Go of Who We Think We Should Be and Embracing Who We Are）（二○一○，哈澤爾登出版與教育服務公司〔Hazelden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明尼蘇達州森特市發行）。

這個定義通過時間的考驗，也得到新資料的驗證，但是並不完整。真正的歸屬感遠不只如此。做自己，意味著有時必須勇於特立獨行。這麼寫的同時，我依然認為歸屬是需要某種外在的事物，而這種事物正是我們做真實的自己，但也必須維持與他人的連結才能獲得。於是，我越深入研究真正的歸屬感就越清楚，這不是我們與別人一起實現，而是存在我們內心的感受。一旦我們完全屬於自己與相信自己，就能擁有真正的歸屬感。

屬於自己，指的是獨自奮戰──勇於探索未知、脆弱與批評的荒野。在這個政治與意識型態角力的世界裡，要這麼做格外困難。我們似乎忘了，即使我們孤單一人，某種比團體成員、政治與意識型態更重要的事物，依然將我們與別人連結在一起，那就是愛與靈魂。不論我們在想法與信仰多麼分歧，都是同一個心靈故事的一部分。

定義真正的歸屬感

我專門研究質性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紮根理論的目標是根據人們的生活經驗發展理論，而不是證明或推翻現有的理論。在紮根理論中，研究人員試圖瞭解研究參與者的「主要顧慮」是什麼。關於歸屬，我想知道：人們試圖達成什麼？他們擔心什麼？

這些問題的答案出乎意料地複雜。人們希望成為群體的一分子，去感受與他人的真實連結，卻不願意呈現真實的自己，犧牲自由或放棄權力。研究參與者更指出，我們周遭充斥著心靈失去連結的「對立」文化。我深入研究他們所說的「心靈失去連結」是什麼意思，而參與者描述共通人性漸漸消失的感覺。他們多次提到，如今連結人類的只剩下共同的恐懼與鄙視，而不是共同的人性、信任、尊重或愛。由於禮貌與寬容的美德日益式微，他們越來越害怕與朋友、同事及家人在意見上產生分歧或爭執。

他們不願意在忠於群體與忠於自己之間做出選擇，但在缺乏共同人性深層心靈連結的情況下，他們更加意識到「融入」與從眾的壓力。如果人們感受到的是共同人性經驗的集體信仰，而不是單一團體的侷限看法，就不會產生這種壓力。與更廣大的人性產生連結，可以讓人們更自由地展現自我，而無須害怕削弱自己的歸屬感。這種精神指的是，「是的，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同，但實際上我們具有深刻的連結。」不過，這在今日似乎無處可尋。

當我在定義歸屬感主要關心的事時，我回頭翻閱《不完美的禮物》，查看在二○一○年對靈性（spirituality）所做的定義：

　

靈性，是指承認與慶祝我們在一股超越所有人的力量之下，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而與那股力量的連結，以及彼此之間的連結，源自於愛與惻隱之心。

　

靈性的定義：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禮物》。

我反覆讀著「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這段文字。我們已經破壞了這個連結。下一章，我將闡述如何與為何破壞這個連結。本書的其他篇幅都在敘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重新建立彼此的關係。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將參與者的主要顧慮稱為真正的歸屬感。有鑑於上述的定義與資料，尋求真實歸屬感的人們所遇到的難題，有一大部分無疑與心靈有關。這絕對不是教義與教派信仰的掙扎，而是想盡各種辦法試圖努力維持人性的連結，同時在日益分裂與悲觀的世界裡尋找生存空間。

持續鑽研紮根理論的過程中，我特別關注這些問題：

　

1. 擁有真正歸屬感的男男女女，在這些過程、實踐或方法上有哪些共通點？

2. 在我們的生命中，要怎麼做才能不屬於任何地方，但是到任何地方都有歸屬感──歸屬感存在我們的內心，而不是「表現完美、取悅他人、證明自己與裝模作樣」所得到的獎賞；或是別人可以用來與我們談判的某種籌碼，抑或輕易從我們身上奪走的某種事物？

3. 如果我們願意探索未知，也就是「正直地特立獨行」，是否還需要群體帶來的那種歸屬感？

4. 如今日益分裂的文化是否會影響我們對於真實歸屬感的追求？如果會，又有什麼影響？

　

從這些問題的答案中，可以得出真實歸屬感的四個要素。這些要素存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裡。這個方法推演出來的理論，建立在我們每天與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之上，而非假設。這表示，若要發展真實歸屬感的理論，就必須瞭解日益分歧的世界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以及與他人建立連結和尋求真實歸屬感的經驗。我無意在政治與意識型態混亂的背景下，寫一本關於歸屬感的書。但那不是我能決定的。我的工作是忠於資料。

逐一檢視四個要素，你會發現每一項都是日常生活的練習，而且互相矛盾。這些要素也將挑戰我們。

　

1. 人們很難討厭親近，勇敢向前。

2. 向狗屁說真話，當一個有禮貌的人。

3. 伸出友誼之手，善待陌生人。

4. 外柔內剛，擁有一顆奔放的心。

　

未知的荒野

隨著真實歸屬感的面貌逐漸從資料中浮現，而我也意識到為什麼我們儘管害怕遭到批評與拒絕，有時仍須堅持與眾不同的決定和信仰，此時腦中第一個想到的畫面是荒野（wilderress）。神學家、作家、詩人與音樂家總是拿荒野來象徵各種事物，從廣闊與危險的環境（迫使人們面臨苦難），到原始且美麗的避風港（提供人們沉思的空間）。所有荒野隱喻的共通點在於，孤獨、脆弱的意象以及對情感、靈性或物質的追求。

完全屬於自己，願意特立獨行，就是指踏上荒野──原始、不可預測的孤獨與探尋之地。這個地方既危險又美麗，炙手可熱卻也令人畏懼。荒野經常令人害怕，是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它或是別人對於選擇是否有冒險探索的看法。但這裡正是蘊藏真正的歸屬感，從未涉足、壯觀至極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

想獲得真正的歸屬感，不只要有勇氣踏上荒野，還必須擁有一顆奔放的心。你必須打破高牆、捨棄意識型態的碉堡，熱情擁抱生活，而不是細數令人疲憊的傷痛。

我們不能指望可以經由一條輕鬆的道路來通過這些險境。雖然我可以分享從生活中練習獲得真實歸屬感的研究參與者身上所學到的事情，但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路。如果你跟我一樣，當你遇到一些崎嶇的地勢時，會備感艱辛。

我們必須刻意與不同於自己的人相處，必須加入他們、融入其中，維持良好交流；得學會傾聽、進行嚴肅的對話、尋找喜悅、分享痛苦，以及保持好奇心而非防備心態，努力和睦共處。

真正的歸屬感不是憑空而來，不是加入團體就能得到，也非融入群體、偽裝自己或是為了不受傷害而違背原則就能獲得。這是一種練習，需要我們展現脆弱的一面、走出舒適圈，學習如何與人相處而不犧牲自我與自己重視的事物。我們希望得到真正的歸屬感，但這需要巨大的勇氣去刻意面對困難。

勇於探索的技巧

你不會毫無準備就進入荒野。要在充滿批評的環境裡特立獨行，或是在衝突與分歧中與別人攜手合作，需要一個最重要的工具：信任。想探索未知與擁有一顆奔放的心，我們得學習相信自己與相信別人。

關於信任的定義，與我的資料最一致的是出自領導力教練暨顧問查爾斯．費爾特曼（Charles Feltman）。費爾特曼描述信任是「選擇將自己重視的事物託付他人」，不信任則是「認為在目前（或任何）情況下把重要事物交給這個人並不安全」。

「選擇將自己重視的事物託付他人」：出自查爾斯．費爾特曼《信任二三事：在工作上建立信任必備的入門書》（暫譯，The Thin Book Of Trust: An Essential Primer for Building Trust at Work）（二○○七，小冊出版社〔Thin Book Publishing〕奧勒岡州本德發行）。

由於理解信任這種重要的概念有其困難之處，加上一般討論「我不信任你」的話題並無太大意義，因此我開始鑽研，想深入瞭解人們所謂的信任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我從蒐集的資料中歸納出信任的七個要素，這些要素可以幫助我們信任別人與自己。我取每個要素的第一個字母，簡稱為「BRAVING」（勇敢面對）。

我喜歡把「BRAVING」當成探索未知的清單，因為可以提醒我相信自己或相信別人，是一段容易受到傷害與需要勇氣的過程。儘管我在《勇氣的力量》（Rising Strong）一書首度分享這項發現，但看到關於信任的議題再次於歸屬感的訪談中出現，我並不意外。

信任的七個要素：出自布芮尼．布朗《勇氣的力量：勇敢正視情緒，從「跌倒、學習、再試一次」，重新定義自己的故事》（Rising Strong: The Reckoning. The Rumble. The Revolution）（二○一五，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信任他人

　

● 底線（Boundaries）──你尊重我的底線，如果不清楚我能接受與不能接受什麼，你會詢問我並願意說不。

● 可靠（Reliability）──你言出必行。在工作上，表示隨時知道自己的能力與極限，以免無法履行承諾，以及能夠實踐諾言與兼顧優先事項。

● 究責（Accountability）──對自己的錯誤負責，向別人道歉並想辦法補救。

● 守密（Vault）──對別人的資訊或經驗守口如瓶。我需要確定自己的秘密不會被洩漏，你也不會把別人的秘密告訴我。

● 人品（Integrity）──你不為了安逸而放棄勇氣。選擇做正確的事，不貪圖玩樂、快速或方便。選擇實踐自己的價值觀，而非光說不練。

● 理性（Nonjudgement）──我可以提出需求，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需求。我們能談論彼此的感受，但非互相批評。

● 包容（Generosity）──以最寬大的氣度去解讀別人的意圖、言語和行動。

　

信任自己

我無法想像在荒野中有任何事情比信任自己重要。恐懼會使我們偏離正軌，而自大的心態更是危險。如果你重新看這份清單，將代名詞改成自己，就會瞭解「BRAVING」也能作為評估自我信任程度的有力工具。

　

● B──我尊重自己的底線嗎？我很清楚自己的底線畫在哪裡嗎？

● R──我靠得住嗎？我說過的事情都做到了嗎？

● A──我會要求自己負起應負的責任嗎？

● V──我是否尊重別人的秘密，不該傳出去的話不亂傳？

● I──我的行為是否顧及自身人品完整？

● N──我可有表達出自己的需求？我對於「需要幫助」這件事可有抱持理性的態度而不帶偏見？

● G──我對自己寬大包容嗎？

　

歸屬感的追求與矛盾

就如我常說的，雖然我是繪製地圖的人，但也可能跟其他人一樣在途中迷失方向、跌跌撞撞。這表示，即便我們使用同一張研究地圖，你的路徑也可能跟我不同。當代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寫道，「如果你可以一步步看見前方的路徑，那不是你要走的路。你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正因如此，那才是屬於你的路。」

「如果你可以一步步看見前方的路徑……」：這段引言原始出處不詳，一般認為作者是喬瑟夫．坎伯。

真實歸屬感的追求始於我從資料中反覆琢磨而來的這個定義。這將是我們在一起探索歸屬感的過程中的試金石：

　

真正的歸屬感是深刻地相信自己與歸屬自我的心靈練習，如此一來，你可以向這個世界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論融入群體或獨自探索未知，都能得到尊重。要獲得真正的歸屬感，你不需要改變自己，而是要做自己。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學會克服許多矛盾所帶來的壓力，包含融入群體與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在許多方面，「paradox」（矛盾）的詞源，切中了打破意識型態的碉堡、獨立自主與探索未知的核心意義。在希臘文字源中，「paradox」是由「para」（相對）與「dokein」（看法）兩個字組成。拉丁文「paradoxum」意指「看似荒謬，卻是千真萬確」。真正的歸屬感不是與外在世界談判所得到的東西，而是存在於你的內心。是一種不論作為團體的一分子或獨自探索，都能擁有尊嚴、得到平靜。當我們達到這種狀態，即使只維持片刻，也能得到無所不在與無處可尋的歸屬感。看似荒謬，卻千真萬確。

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主張，矛盾是我們最珍貴的心靈資產與真相的偉大見證。這讓我瞭解到，我們有責任對抗這場與寶貴的心靈資產失去連結的危機。證明真相一向不易，尤其是獨自探索的時候。

然而，就如安傑盧告訴我們的，「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

據說美國歌手比爾．門羅（Bill Monroe）小時候會躲在肯塔基州（Kentucky）「邊界又長又直的南部地區」鐵道旁的樹林邊界裡。比爾目睹了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的老兵沿著鐵軌返鄉。精疲力竭的士兵有時會仰天長嘯──那是一種尖銳刺耳、令人顫慄的淒涼嘶喊，訴說長久忍受的痛苦與最終獲得自由的心情，有如警報聲般劃破天際。

肯塔基州「邊界又長又直的南部地區」：出自約翰．哈特福與約翰哈特福弦樂隊〈鬥雞眼小童〉（The Cross-eyed Child），收錄於《好一群老傢伙》（Good Old Boys）專輯（一九九九，巡迴者唱片〔Rounder Records〕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發行）。

備受讚譽的音樂家暨作曲家約翰．哈特福（John Hartford）每次講述這個故事時，都會大叫一聲。那種聲音讓人一聽就知道是長嘯。那不是熱情的歡呼或痛苦的哭喊，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叫聲。那種長嘯充滿了熬過悲苦與得到救贖的濃厚情緒，是屬於另一個時空的長嘯。門羅後來成為藍草音樂註11（bluegrass music）之父。在其傳奇的音樂生涯中，他常告訴人們他會練習那種長聲喊叫，而且也認為他的唱腔源自於此。今日，我們將此聲音稱為「寂寞高地」（high lonesome）。

「寂寞高地」是藍草傳統音樂的一種聲音或曲風。起源可追溯至比爾．門羅、羅斯科．霍爾庫姆（Roscoe Holcomb），以及肯塔基州的藍草區。對我而言，這種音樂極具吸引力，情感強烈而且充滿痛苦。當我聽到霍爾庫姆清唱「我是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I’m a Man of Constant Sorrow），那聲音就像箭矢般刺穿空氣，讓我的後頸汗毛直豎，而當我聽到門羅唱的〈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I’m Blue, I’m Lonesome），全身就會起雞皮疙瘩。當你聽到曼陀林與班卓琴有力節奏襯托出的吶喊聲時，可以感覺到那些士兵嘶吼聲中的沉重，甚至還能隱約聽到火車從遠方駛來的軋軋聲。

「我是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出自羅斯科．霍爾庫姆〈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Man of Constant Sorrow），收錄於《無可抑制的掌控感》（An Untamed Sense of Control）專輯（二○○三，民俗音樂唱片〔Smithsonian Folkways Recordings〕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發行）。這首美國傳統民謠（原始作曲、作詞者不詳）最早版本是迪克．伯內特（Dick Burnett）約在一九一三年推出的歌謠集裡的〈送別歌〉（The Farewell Song）。

〈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出自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與威廉．門羅（William S. Monroe）演唱的〈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一九五一年發行），收錄於比爾．門羅《一九三六至一九五九年精選》（The collection '36–'59）（二○一四，理想音樂集團〔Ideal Music Group〕發行，地點不詳）。

藝術可以渲染悲傷，使寂寞感引起共鳴，並將絕望轉化為希望。只有藝術能將返鄉士兵的吶喊轉變成共同的表達與深刻的集體經驗。音樂跟所有藝術一樣，為痛苦與傷悲的情感賦予聲音、語言與形式，讓這些感受能夠為人所知與引發共鳴。寂寞高地的音樂魔力正是所有藝術的神奇之處：能夠捕捉我們的痛苦，同時拯救我們。

當我們聽到某個人唱著心如刀割或悲傷難以言喻的歌曲時，立刻能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個身陷痛苦的人。藝術的改造力在於共享的特質。假如少了連結或集體參與，我們聽到的就只是充滿悲傷與絕望的禁錮之歌，從中得不到任何解脫。是藝術的分享在我們耳邊溫柔低語，「你並不孤單。」

此時此刻，我感覺這個世界孤苦寂寞且令人心碎。我們依照政治傾向與意識型態結黨分派。我們疏離彼此，互相責怪怒罵。我們孤立無援、飄蕩無依，而且感到恐懼，過得擔驚受怕。

不過，我們非但沒有聚在一起，透過歌曲與故事分享彼此的經驗，反而針鋒相對，日益疏離。我們非但沒有一起舞蹈與祈禱，反而逐漸疏離彼此。我們沒有提出狂野與創新的新點子來嘗試改變，而是待在自己的碉堡裡沉默自卑，在同溫層裡對其他意見充耳不聞。

我翻閱這十五年來與團隊一起蒐集的二十多萬筆資料，只得到一個結論：這個世界正面臨集體的心靈危機。如果你仔細思考《不完美的禮物》中對「靈性」的核心定義，會發現情況的確如此：

　

靈性，是指承認與慶祝我們在一股超越所有人的力量之下，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而與那股力量的連結，以及彼此之間的連結，源自於愛與惻隱之心。

　

「靈性」的核心定義：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禮物》。

現在，我們既未認知到彼此密不可分，也不因此感到開心。人們在每個生活面向都互相劃清界線。我們並未以承認彼此緊密相連的方式攜手前行。嘲諷與懷疑箝制了我們的心靈。我們不但沒有繼續朝權力共享的未來前進，反而目睹權力願景的衰退，這正是獨裁者得以控制人民的關鍵。

要解決這個危機，我們需要巨大的勇氣。目前，多數人不是選擇保持沉默以遠離衝突、痛苦與脆弱；不然就是選邊站，緩慢與矛盾地接受敵人的行為。不論哪一種方式，我們為了捍衛信仰與自我所做出的選擇，反而使我們失去連結，感到恐懼與寂寞。很少有人走出「自家陣營」劃定的界線，建立外在連結。在我們共通人性中找尋愛與真正的歸屬感，需要極大的決心。我希望這項研究能讓大家瞭解，為什麼想要獲得真正的歸屬感，就必須勇敢探索險惡的未知之地。讓我們從派系與團體的出現著手，一起探究這個危機背後的幾個原因。

結黨分派

隨著人們追求偏好的社會環境──選擇讓他們感覺最自在的團體──國家在政治上更加分歧，言論自由理應帶來的好處敗給了同質團體獨有的正義。我們的生活都受到這些結果所影響：四分五裂的族群無法瞭解其他美國人的文化；人們越來越無法接受政治歧異，這進而妨礙全國性共識的形成；政治兩極化，使國會難以順利運作，選舉不再只是政黨之間的競爭，而是生活方式的艱難抉擇。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璋（Bill Bishop）

　

「隨著人們追求偏好的社會環境……」：出自利明璋《大排序：為何志趣相投者成群的美國正面臨撕裂》（暫譯，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二○○八，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紐約出版）。

這段話出自利明璋的著作《大排序》（暫譯，The Big Sort）。他在二○○九年寫這本書，但有鑑於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後的美國局勢與全球動態，如果之後出版續作，他可能必須將書名取為《史上最大排序》（The Big Sort Ever）。

利明璋的著作描述我們如何依據地理位置、政治觀點甚至宗教派別成群結黨，在團體中壓制異議，思想越來越極端，而且只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事實──使我們更容易忽視指明立場錯誤的證據。他寫道，「因此，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回饋迴圈裡，被電視節目、報紙、書籍、部落格、佈道及在社區中的所見所聞牽著走，自我催眠什麼是對與錯。」

「因此，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回饋迴圈裡……」：出處同上。

分派別派的現象使我們對周遭的人產生成見，彼此更加疏離。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他顯然不太瞭解我），應該看看美國作家喬．巴金特（Joe Bageant）寫的《與耶穌狩獵：解剖美國的階級戰爭》（暫譯，Deer Hunting with Jesus）。我問他為什麼，他語帶輕視地說，「這樣你才能更瞭解大學教授從來沒見過、也永遠無法理解的美國。」我心想，你一點也不了解我、我的家庭或出身。

「應該看看美國作家喬．巴金特寫的……」：喬．巴金特《與耶穌狩獵：解剖美國的階級戰爭》（二○○七，皇冠出版集團〔Crown〕紐約發行）。

我們在結黨分派的同時，周遭的人們也急著將我們分門別類，這樣他們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還有為什麼應該或不應該相信。我的朋友希望用一本書來幫助我瞭解他眼中的美國，但他不知道我其實對這個美國瞭若指掌。這裡充滿了我愛的人。然而，對於那些跟這位抱持偏見的朋友而言，這樣的美國是我不應該瞭解的地方，更別說是出身於此了。

大多數閱讀這本書的人可能都有這種誤解，但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我們的背景並非簡單。我的祖父在啤酒廠裡負責開起重機；我先生史蒂夫是小兒科醫生，他的祖母是墨西哥移民，在聖安東尼奧市區一間製衣工廠當女工。

我們將自己與別人分門別類，說好聽點是出於本能的無心舉動，反之則是非人化的刻板印象。其中的矛盾之處在於，人人都喜歡這個現成的歸類系統，當我們想快速替別人貼上標籤時，覺得非常方便，但當自己被歸類為某一種人時，卻又恨之入骨。

二○一六年大選後幾個月及一月總統就職期間，我們收到社群成員寄來的數千封電子郵件，他們想尋求對於意見不合的建議，這個問題在當時不只席捲全國各地，也引起家人之間的衝突。不同於美國壁壘分明的族群，我的社群組成相當多元，因此寄電子郵件的人，有支持民主黨的，也有支持共和黨的。他們在信裡抱怨，因為選舉的事情已經好幾個禮拜沒跟爸媽說話，或是跟另一半為了社會政策吵到要離婚。

我記得這種說詞一度發展到有史以來最誇張的地步。那是一個有關感恩節的笑話，有人說那天與家人共進晚餐時要用塑膠刀叉，以免因爭執鬧出人命。當時，我唯一想到的是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的反烏託邦小說《分歧者》（Divergent），裡面的角色根據自己的人格特質來選擇派系。他們奉行的原則是：「派系勝過血緣、家庭，派系就是歸依。」這可真嚇人。但更嚇人的是這逐漸成為現實，不再只是驚悚小說的情節。

薇若妮卡．羅斯的反烏託邦小說：薇若妮卡．羅斯《分歧者》，為《分歧者》小說三部曲的第一部（二○一一，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Collins〕紐約發行）。

離開我們認識與深愛的人，去支持完全不瞭解、幾乎無法信任而且肯定不在乎的陌生人，想當然耳，我們如果罹患癌症需要到醫院進行化療，那些陌生人不會載我們一程；當我們的孩子生病時，也不會帶營養品來探望──這是分門別派的黑暗面。多數人會選擇犧牲家庭，而不是「整頓自己的生活」。即使近年來政治對立的事件，讓我們瞭解自己與所愛的人在一些核心價值觀上存在歧異，但切斷連結彷彿變成最後的手段──唯有在脆弱、激烈的對話與劃清界線的行為徹底失敗後，才會採取這種方式。

我有幸在休士頓大學執教二十年。這是美國種族最多元的研究型大學。幾個學期前，我在一個班級（反映這所大學在種族、性向與身分認同及文化背景上驚人的多元性）上問這六十位研究生，他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信仰是否與爺爺或奶奶一致。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學生回答是或相當接近，其他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生表示，談到家人的政治傾向時，會感到有些尷尬，甚至覺得丟臉。

一位非裔美籍學生解釋他與祖父母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看法一致，除了他最重視的一件事──他無法向祖父坦白性向，儘管全家都知道他是同性戀。他的祖父是位退休牧師，在同性戀這件事上「頑固不化」。一名白人學生談到，她的父親在墨西哥餐廳習慣用「Hola, Pancho註12」（「你好，潘喬」的西班牙語）跟男服務生打招呼。她的一位拉丁裔男朋友說這樣的舉動很羞辱人。但是，當我問他們是否討厭祖父母，或者是否願意因為政治與社會觀念不合而與家人斷絕關係，每個人都說不會。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

關鍵的問題來了：根據政治與信仰將人分門別類的行為，難道不會帶來更多社交互動？假如我們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固守相同的意識型態與生活地帶，不就表示我們周圍充滿緊密連結的朋友與同類？「非友即敵」的觀念不是應該能夠讓看法相近的人們關係更密切嗎？這些問題的答案，是響亮且出人意料的「不」。同時，替自己與他人貼標籤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寂寞也是。

「同時，替自己與他人貼標籤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寂寞也是。」：出自德魯．庫拉爾（Dhruv Khullar）〈社交孤立正在殺死我們〉（How social isolation is killing us），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刊於《紐約時報》，nytimes.com/2016/12/22/upshot/how-social-isolation-is-killing-us.html；卡拉．佩西諾託（Carla M. Perissinotto）、艾琳娜．森澤（Irena S. Cenzer）與肯尼斯．考文斯基（Kenneth E. Covinsky）共同發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機能衰退與死亡的預兆〉（Loneliness in Older Persons: A Predictor of Functional Decline and Death），《內科醫學檔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二○一二年第14期172卷第1078至1083頁，數位物件識別碼（DOI）：10.1001/ archinternmed.2012.1993；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於二○一○年九月發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四十五歲以上成人的全國調查〉（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s 45+），assets.aarp.org/rgcenter/general/loneliness_2010.pdf

據利明璋表示，一九七六年，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居住在總統大選中壓倒性支持某一方的地區。換句話說，我們與信仰迥異的人們當鄰居、一起上學和做禮拜。那個年代的美國意識型態十分多元。相反地，在二○一六年，有百分之八十的郡不是一面倒投給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就是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大多數的人甚至不再與政治和社會信仰跟自己迥異的人毗鄰而居了。

現在，我們來比較這些數據與寂寞的現象。一九八○年，大約有兩成的美國人覺得孤單。今日，感到寂寞的人數是當年的兩倍多。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美國。在世界各個國家中，寂寞人口的比例正快速增加。

顯而易見地，選擇志趣相同的朋友與鄰居，盡可能遠離與自己不同的人，並未帶來我們天生渴望的深刻歸屬感。為了找出背後的原因，必須進一步瞭解寂寞的定義，以及這種流行病如何影響我們展現自己的方式。

寂寞的邊緣人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研究寂寞（loneliness）已有二十多年。他將寂寞定義為「感知到的社交孤立」（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當我們覺得自己與別人失去連結，就會感到寂寞，也許是遭到重視的團體排擠，或是缺乏真正的歸屬感。寂寞的核心是缺乏有意義的社交互動──親密關係、友誼、家庭聚會，甚至是社區成員或同事間的聯繫。

「感知到的社交孤立」：出自約翰．卡喬波與威廉．派翠克（William Patrick）合著《孤獨：人性與社會連結的需求》（暫譯，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二○○八，諾頓出版社〔Norton〕紐約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寂寞與獨處是截然不同的。獨處或孤單地生活可以帶來力量或療癒人心。作為一個內向的人，我非常重視獨處的時間，而且經常在與人共處時最感到寂寞。在我們家，這種失去連結的感受稱為「寂寞的感覺」。

有好幾次我在路上打給史蒂夫說「我覺得寂寞」。消除這種感覺的方法，通常是與他和孩子聊幾句話。雖然有違常理，但史蒂夫通常會建議我，「你可能需要在旅館房間裡獨處一下。」這對我來說是很棒的解藥。我不認為有任何事比與人共處而感到孤單更令人寂寞。

我與家人用「寂寞感」來形容各種事情。艾倫或查理常說，「我不喜歡那間餐廳。它讓我覺得寂寞。」或是「今天我朋友可以在我們家過夜嗎？她的家給我一種寂寞的感覺。」

我們四個人試圖探究「寂寞感」對家的意義時，一致認為，讓人感覺不到連結的地方便會帶來寂寞感。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不只是人而已，地方本身也可能帶有連結斷絕的感覺。有時候，一個地方會讓人感到寂寞，是因為那裡散發著某種缺乏親密人際關係的感覺。有時候，我認為是因為無法在特定的地方想像自己與關心的人有所連結，才會覺得那個空間很寂寞。

儘管在研究中的發現與卡喬波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但我讀了他的文章後，才徹底瞭解寂寞感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解釋，人類身為群居動物，不是從堅強的個人主義獲得力量，而是仰賴計畫、溝通與合作的集體能力。我們的神經、荷爾蒙與基因組成支持互相依賴勝過獨立自主。他指出，「包含人類在內的群居動物，長大的目的不是為了自主與孤獨，而是成為他人可以依賴的人。不論我們知不知道這一點，大腦與生物構造先天都傾向促成這個結果。」人類無疑是群居動物。因此，連結對我們很重要。這正是為什麼羞恥感如此令人痛苦與脆弱，以及為什麼我們天生渴望歸屬感。

卡喬波說明人類大腦的生物機制如何在生存能力受到威脅時發出警告。飢餓感提醒我們血糖過低需要進食；口渴的感覺警告我們需要補充水分以免脫水；疼痛感讓我們警覺組織可能會受損；寂寞感則告訴我們需要社會連結──這對我們的幸福跟食物與水一樣至關重要。他表示，「拒絕承認自己感到寂寞，就跟拒絕承認自己餓了一樣，沒有意義。」

「包含人類在內的群居動物……」：卡喬波〈孤單的致命力〉（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二○一三年九月九日，TEDxDesMoines演講稿），singjupost.com/john-cacioppo-on-the-lethality-of-loneliness-full-transcript/，刊於二○一六年三月七日。

「拒絕承認自己感到寂寞……」：凱蒂．赫夫納（Katie Hafner）於〈研究人員面臨寂寞的流行病〉（Researchers confront an epidemic of loneliness）引述卡喬波所言，二○一六年九月五日刊於《紐約時報》，nytimes.com/2016/09/06/health/lonliness-aging-health-effects.html

然而，我們的確拒絕承認感到寂寞。身為研究羞恥感的學者，我發現自己又回到熟悉的領域。我們對寂寞感到羞恥，彷彿感到寂寞就表示有問題。即使會有寂寞感是因為悲傷、失落或心碎，仍然覺得羞愧。卡喬波認為，大部分與寂寞有關的羞恥，來自於多年來人們定義與談論羞恥的方式。我們習慣將寂寞定義為「折磨人、無法治癒的慢性疾病」。寂寞等於害羞、沮喪、是個邊緣人或反社會者，或是社交技巧拙劣。他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提到人們通常會用「邊緣人」來形容罪犯或壞人。

卡喬波解釋，寂寞不只是一種「悲傷」的狀態，還具有危險性。在演化機制下，群居動物如果遭到社交圈排擠（也就是變成局外人），大腦會進入防衛模式。當我們感覺被孤立、失去連結與寂寞，會試著保護自己。在這個模式下，我們希望與別人建立連結，大腦卻試圖以自我保護代替連結。這會使人減少同理心、更加提防他人、感覺麻木，睡眠時間也會減少。我在《勇氣的力量》一書中寫道，大腦的自我保護模式通常會使我們言過其實、捏造故事或誇大心中最深層的恐懼與不安。失控的寂寞使我們害怕與外界接觸，越來越孤獨。

「折磨人、無法治癒的慢性疾病」：出自羅伯特．維斯（Robert S. Weiss）《寂寞：情感與社交孤立的經驗》（暫譯，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MIT Press〕一九七三年麻薩諸塞州劍橋出版）。

大腦的自我保護模式通常會使我們言過其實：出自布芮尼．布朗《勇氣的力量》。

想戰勝寂寞，得先學會認清寂寞，並且勇於將這種經驗視為警訊。對此我們應該尋求連結。所謂連結，不一定是加入一堆團體或在社群媒體上與好幾群朋友一起打卡。根據無數的研究證實，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少數人際關係的品質。

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少數人際關係的品質：出自蘇珊．平克《村落效應：為什麼在線時代，我們必須面對面重新連接？》（二○一四，史碧格與葛勞出版社〔Spiegel and Grau〕紐約出版）。

如果你和我一樣，不相信寂寞感跟飢餓一樣會危及生命，那我來分享一下幫我拼湊出事情全貌的研究。在寂寞研究的綜合分析中，研究員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Julianne Holt-Lunstad）、提摩西．史密斯（Timothy B. Smith）與布拉德利．萊頓（J. Bradley Layton）得到以下發現：空氣汙染使人提早死亡的可能性提高百分之五；肥胖增加百分之二十；酗酒是百分之三十。而寂寞呢？它使人早死的風險比一般高出百分之四十五。

「寂寞研究的綜合分析」：出自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提摩西．史密斯與布拉德利．萊頓〈寂寞與社交孤立作為死亡風險因素：綜合分析探討〉（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心理科學觀點》（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二○一五年第2期第10卷第227至237頁，DOI：10.1177/1745691614568352。

恐懼造就現在的我們

那麼，我們怎麼會變得如此涇渭分明與孤單寂寞？我們不能假定互相貼標籤是越來越寂寞的原因。研究不是這樣運作的，不能這樣草草了事。然而，我們可以認清自己正困在可能互有關聯的一些狀態中，如果希望改變現狀，就必須全盤瞭解。

「我們是如何造就現在的樣子？」問題的答案肯定複雜。但如果非得說出一個驅使與加深結黨分派的衝動，同時斷絕與他人真實連結的主要因素，我的答案會是恐懼（fear）。恐懼脆弱，恐懼受到傷害，恐懼失去連結的痛苦，恐懼批評與失敗，恐懼衝突，恐懼讓別人失望。單純的恐懼。

我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六個月前展開研究，而正如我在其他著作提到的，我看到恐懼在改變我們。我看到恐懼橫行於我們的家庭、組織與社群。整個國家都在談論「我們應該害怕什麼」和「我們應該把錯怪到誰頭上」。

我不是恐怖主義的專家，但研究恐懼已超過十五年，我能告訴你的是：恐怖主義是持續的恐懼。全球性與地方性的恐怖主義，最終目標是發動攻擊，將恐慌深植於群體，使恐懼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不知不覺的生活方式引發大量憤怒與責怪的情緒，使人們將矛頭指向彼此。當我們允許恐懼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恐怖主義最能達到效果。之後，我們遲早會變得四分五裂、孤立無援，被匱乏的認知牽著走。雖然結黨分派與寂寞猖獗的趨勢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已存在，但資料顯示，這些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顯著增加。

先天上，暴力最初造成的創傷與破壞，使人類團結的時間相當短暫。如果在一開始的團結時期，我們能夠坦誠共同的悲傷與恐懼，以面對脆弱與關懷彼此的方式互相幫助，同時尋求正義與追究責任，或許可以展開漫長的痊癒過程。然而，倘若使我們團結一心的，是共同的憎恨與受壓抑的恐懼，這些情緒最終演變成責怪，麻煩就大了。如果領袖急於互相競爭，以致於無法找到一個讓人們團結的意識型態對手，而不是按部就班找出真正的加害者，我們就會產生情感轉移，無法意識到我們的家園與族群正在瓦解與分裂。

國旗在每戶人家的門廊隨風飄揚，惡搞圖片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同時，恐懼暗地潛伏，悄悄四處轉移。看似團結一心的行動其實是在掩飾恐懼，之後也許會擴散各地，滲透國家的斷層。恐懼加深的同時也逐漸蔓延，變得不像是防衛的屏障，而是日益確立的分歧。持續擴大歧異，摧毀早已出現細微裂縫而搖搖欲墜的社會基礎。

不只全球與地區性的恐怖主義將恐懼深植於文化中，普遍、隨機的槍枝暴力與針對特定族群的系統性攻擊，以及社群媒體與日俱增的尖酸批評，都在傳達恐懼，像滾燙的熔巖般流入各個族群，覆蓋坑洞，最後吞噬早已破碎不堪的地方。

以美國而言，三大斷層線──因刻意的忽視與集體勇氣不足而產生與擴大的裂痕──是種族、性別與階級。從各種集體創傷流瀉而出的恐懼與不確定性，以極度分歧且必要的方式暴露這些巨大的傷口。

這些對話是必要的；這種不安也是必須的。雖然現在是時候面對這些感受與其他問題，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對於脆弱、艱難對話不夠寬容的態度，正驅使我們自我分類與斷絕連結。

我們可以找回自我與重拾彼此，並繼續為自我信念奮戰嗎？原本不行，但現在可以。不，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兩件事情，原因單純是一些人仍然相信，爭取自己的需求表示否定別人的人性。這使我們無法走出碉堡、與外界建立連結。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們願意聆聽與承認自己脆弱的一面，多數人是可以建立跨越差異的連結並為信念而戰。幸運的是，只要大多數的人相信自己能夠找到跨越差異的愛與連結改變一切，就能夠辦到。但如果我們連嘗試都不願意，那麼就會大幅降低我們正在爭取的事物的價值。

我們可以從真實歸屬感的研究裡的資料串聯一些線索，找出結黨分派卻依然覺得寂寞的原因，或許也能藉此重拾真實自我與連結。真正的歸屬感沒有堡壘。我們必須走出自衛的屏障，勇敢探索未知。

躲在同溫層的屏障裡，我們不必費心承認脆弱、鼓起勇氣，或者相信別人，只需要跟隨團體的信念。只是，這麼做是沒有用的。意識型態的碉堡可以為我們抵禦所有侵襲，但不包括寂寞與失去人際連結。換句話說，我們還是有可能面臨最令人心碎的痛苦。

接下來，將探討在結黨分派與退縮的現象下，如何重拾人際連結與真正的歸屬感。我們必須回到彼此身邊，否則恐懼就會占上風。如果你之前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所有意味深遠的努力，需要我們面對脆弱，願意選擇勇氣而非安逸。我們必須撐過難關，或甚至學會如何擁有一顆奔放的心。

如果我們可以承認自己的痛苦並與他人分享，而不是把痛苦加諸在別人身上，寂寞高地便會是美麗且能帶給我們力量的地方。如果我們能找到感受而非散播傷害的方法，便能夠改變。我相信，我們可以創造與分享有助於重拾彼此的藝術與言語，之後，便不會在遠處互相叫罵，也不會在掙扎時拒絕互相幫助，而是能夠鼓起勇氣出現在彼此身邊。正如湯斯．範．贊特（Townes Van Zandt）在我最愛的寂寞高地歌曲〈如果我需要你〉（If I needed you）中所唱的：

　

我會到你身邊

我會勇渡汪洋

緩和你的痛苦

　

我最愛的寂寞高地歌曲：出自湯斯．範．贊〈如果我需要你〉，收錄於《湯斯．範．贊晚期精選》（The Late Great Townes Van Zandt）專輯（一九七二，番茄唱片〔Tomato Records〕紐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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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人們緊抓憎恨不放的原因，是他們意識到一旦憎恨消失就得面對痛苦。

──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 Baldwin）

　

「我猜人們緊抓憎恨不放的原因……」：出自詹姆斯．鮑德溫〈我與我的房子〉（Me and My House），刊於《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版第54至61頁。

如果我們以客觀的角度觀看日益受到全天候新聞、政治與社群媒體所定義的世界，會看到不計其數的憎恨。人們虛偽造作、惡意中傷他人和羞辱彼此；看到政客制定憑藉自身資源而免於遵守的法律，並且犧牲多數人的工作、家庭與尊嚴；可以在社群媒體上看到各種不負責任、背離真相，還有最糟糕的是失去自我的言論。

然而，當我們近距離檢視、放大自己的生活，看到的便從疏離、暴躁與逐漸退縮的心靈，變成日常生活的脈動。我們會感受到愛，瞭解痛苦；感受到希望，瞭解掙扎；我們懂得欣賞美麗，並且熬過創傷。不是每個人都受到特權保護與享有不具名人士餽贈的奢侈品。在幫孩子準備便當，為了節省油資與人共乘，上班工作與盡可能創造快樂時刻的同時，我們也在試圖建立連結以及充滿愛的生活。

當世界陷入道德判斷與建設性溝通瀕臨潰堤狀態時，那些我訪問過擁有強烈真實歸屬感的男男女女，始終放大檢視自己的生活。他們並未忽略世界上發生的事，也沒有停止捍衛自身信仰。他們承諾會檢視生活，根據實際的親身經歷構築對別人的觀點。他們努力對抗多數人早已掉入的陷阱：我討厭很多群陌生人，因為在那些群體中，我碰巧認識也喜歡的人並不常見。

我們來看看三個來自研究參與者的例子。

政治上有此一說：民主黨員是徹底的失敗者。

你的經驗：身為終生的保守黨支持者，你覺得這句話說的沒錯。但是，你最親近的同事，也就是當你接到電話得知丈夫在健身房心臟病發作，被送到急診室時載你到醫院，陪你在心臟加護病房外等待、替你接小孩回家、幫你安排丈夫的葬禮、在你請假時代理工作的那個人，又該怎麼說？她不是失敗者。事實上，你愛她。而她是民主黨員。

另有一說：共和黨員是自私的混蛋。

你的經驗：完全同意！但你的女婿除外，他深愛你的女兒、對她體貼入微，還是你外孫女眼中最棒的父親。你感謝上帝讓他成為你的家人。你們的互動甚至比你與女兒還要頻繁，是他把所有可愛的家庭照片寄給你和你的妻子，讓你們能與外孫女維繫感情。他並不自私，也不是混蛋。而他是共和黨員。

還有此一說：反墮胎運動人士不僅偽善，還是思想封閉的基要主義者。

你的經驗：身為女性主義者，你舉雙手贊成！但不包括你在天主教高中遇到的那位好老師。她是你認識最正直的人，而且不斷鼓勵你從批判性的角度思考棘手的問題，即使這樣會與她意見不合。她教你如何當一個有能力的行動主義者。她並不偽善，思想也不封閉。而她反對墮胎。

假使我們的親身經歷千真萬確，而從新聞與謀取權力的政客口中聽到的消息需要受到質疑，又該怎麼做呢？討厭自己親近的人並不容易。當我們陷入痛苦與恐懼時，必然會產生憤怒與憎恨的情緒。幾乎我訪談或認識的每個人都說，生氣比受到傷害或驚嚇來得容易。

我有時會想，要是我可以把整個世界放到Word文件裡，利用「尋找與取代」功能將「厭惡」的言詞與舉動換成「痛苦」，會發生什麼事。假如我能用痛苦取代拒絕接受桑迪胡克小學註13（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槍擊慘案的人心中的憎恨，並用這世上竟然有人如此喪盡天良所感到的痛苦，來取代對他們的厭惡，對話又會變得如何？這麼做有效嗎？問那些白人至上主義者，是什麼樣的痛苦驅使他們的仇恨，進而帶給別人這麼多的痛苦與恐懼，有幫助嗎？

有時我承認，我根本不在乎。在研究過程中，我曾在心裡吶喊：「管他什麼真正的歸屬感！我要繼續抱著仇恨！」我女兒有一本關於「上大學」的書，其中前三章在教導如何預防性侵。我真的在乎那些讓校園暗藏危險，導致女學生需要看書學習保護自己的粗暴醉漢心中的痛苦嗎？不。去你的，我才不管那些製造痛苦的人心中有什麼傷痛。我會繼續抱持我那為人讚賞、自以為是的憤怒。

但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不在乎自己與別人的痛苦，是行不通的。我們願意再花多久時間一個接一個地把溺水的人從河裡救出來，而不是追溯痛苦的源頭？如果我們放棄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自以為是，一起尋找從根本解決急速淹沒所有人、以致我們來不及拯救每一個人的痛苦，要付出哪些代價？

痛苦很難纏，它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儘管我們試圖靠成癮的行為來轉移對它的關注、從彼此身上趕走、利用成功和物質享受來抑制，或者利用仇恨來壓迫，痛苦仍然能夠讓我們感覺到它的存在。

唯有承認與關心痛苦，痛苦才會消失。以愛與仁慈來面對痛苦所需要付出的精力，只佔了對抗痛苦的一小部分，但正面迎戰痛苦是可怕的。多數人不知道如何認清痛苦、說出痛苦及與它共處。我們的家庭與文化認為，承認痛苦會暴露自己的弱點，因此教導我們要憤怒、抓狂與否認痛苦。但現在我們瞭解到，否認情緒，痛苦就能控制我們。承認自己的情緒，就能重新建立與找到克服痛苦的方式。

有時候，承認痛苦與面對掙扎意味著憤怒。我們拒絕承認自己有權利生氣，就等於拒絕承認痛苦。「幹嘛這麼不友善」、「不要歇斯底里」、「我感覺到熊熊的怒火」及「不要放在心上」之類的話語，隱含許多羞恥的訊息。這些回應的意思通常是，你的情緒或意見讓我覺得不舒服，或是忍著點，不要說了。

遇到這種情況有的一種反應是，「生氣，並保持憤怒！」我從未看過有研究提出這項建議。我發現，每個人都有權利與需求去感受和承認自己的憤怒。這是重要的人性經驗。而且我們必須知道無論程度為何，都不可能長時間保持惱火、憤怒或輕蔑（一點怒氣夾雜一些厭惡的常見情緒）的狀態。

憤怒是一種催化劑。持續處於憤怒的狀態，將使我們精疲力盡、健康受損。生悶氣會帶走我們的喜悅與靈魂；大發雷霆使我們難以做出改變與建立連結。這是一種需要將它轉變成可以為生命帶來活力的情緒，所謂的活力是指勇氣、愛、改變、同情心與正義。有時候，憤怒可以掩蓋悲傷、遺憾或羞愧等難以處理的情緒，我們需要利用憤怒來探索自己真正的感受。不論哪一種方式，憤怒是有力的催化劑，但也是消耗生命的同伴。

我想不出其他比「你無法得到我的仇恨」這句話更有力的例子。二○一五年十一月，安託尼．雷西斯（Antoine Leiris）的妻子海倫娜與其他八十八個人在巴黎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 Theatre）慘遭恐怖分子殺害。事件發生兩天後，雷西斯在臉書貼出一封給恐怖分子的公開信，他寫：

　

星期五晚上，你們奪走了一條生命，她是特別的存在、我生命中的摯愛、我兒子的母親，但你們不會得到我的仇恨。我不知道你們是誰，也不想知道你們是誰。你們的靈魂已經死了。如果你們盲目殺戮所為的那個神，用我們來創造祂的化身，那麼我妻子身上的每一顆子彈都將是祂心中一道道的傷痕。

所以，不，我不會恨你們，讓你們稱心如意。那是你們要的，但如果我以憤怒來回應你們的仇恨，恰恰是向無知屈服，而正是這種無知造就了現在的你們。你們想讓我恐懼，讓我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的同胞，為了安全犧牲自由。你們失敗了。我不會改變。

　

「你們不會得到我的仇恨」：出自安託尼．雷西斯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臉書貼文，https://zh-cn.facebook.com/antoine.leiris/posts/10154457849999947

雷西斯繼續寫，

　

我和我兒子只有兩個人，但我們比世界上所有軍隊都還強大。總而言之，我沒有時間浪費在你們身上，我必須照顧剛午睡起來的梅維爾。他只有十七個月大。他像往常一樣吃點心，我們也像往常一樣玩耍，這個小男孩終其一生都會以快樂與自由來藐視你們，因為你們也無法得到他的仇恨。

　

痛苦淬鍊出勇氣，但並非所有痛苦都能如此。遭到否認或忽視的痛苦，會成為恐懼或仇恨。永不改變的憤怒，會變成怨恨與悲痛。我非常喜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許．薩提雅提（Kailash Satyarthi）在二○一五年TED演講所說的話：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憤怒，我想花幾秒鐘與你們分享一個秘密，那就是，如果我們侷限在自我意識的狹隘窠臼與自私的循環裡，憤怒就會轉變成仇恨、暴力、報復與破壞。但是，如果我們能打破這個循環，同樣的憤怒就能轉變成偉大的力量。我們可以運用與生俱來的同情心打破這個循環，透過惻隱之心與世界建立連結，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同樣的憤怒可以轉化為惻隱之心。

　

我們為生活中的仇恨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太大了。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憤怒……」：出自凱拉許．薩提雅提二○一五年三月 TED 演講，https://www.ted.com/talks/kailash_satyarthi_how_to_make_peace_get_angry/up-next

即使身在荒野，界線永遠存在

我們承諾親近別人，等於承諾最終會遭遇面對面的真實衝突。不論在晚餐、工作或購物時，面對面的衝突總是棘手且令人困擾。若是發生在家庭中，甚至更難解決與令人痛苦。如果你的家庭和我的一樣，那麼當你面對輕微的挫折到失控的暴怒等各種情緒時，都必須發揮愛與寬容的精神。

我們需保持必要時在家庭、團體中或面對憤怒的陌生人時獨自奮戰的勇氣，就像踏入原始的荒野。當我心裡開始在想，管他的！這太難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了！就會再度聽到安傑盧所說的話：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但是，在這個研究中，我遇到一個問題：界線在哪裡？在荒野中，可以容忍與不能容忍的行為間是否有界線？我也許能得到豐碩的獎勵，但我是不是必須忍受某人詆毀我、或者質疑我的生存權利？是否有界線不應該被跨越？答案是肯定的。

「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比爾莫耶斯日誌》，原創系列，美國公用廣播系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實踐真實歸屬感的研究參與者能夠坦率談論自己的界線。事實上，這個研究證實了我先前的調查結果：一個人的界線越明確、越受到尊重，對別人的同理心與同情心就越強烈。界線越模糊，心胸就越狹隘。如果你覺得人們都在佔你便宜或威脅你，便會難以保持心地善良。

瀏覽資料時，我發現參與者在人身安全與所謂的「情感安全」（emotional safety）上替自己畫定了界線。人身安全容易理解。人身安全是承認脆弱不容妥協的前提之一。假使我們的生命遭受威脅，就不能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

情感安全則比較模稜兩可。尤其是「情感安全」一詞常用來表示「我不必聆聽任何與我不同、不喜歡、我認為是錯的、感覺不舒服，或者不符合我政治正確標準的任何觀點」。我需要深入研究以釐清這個概念。

我請研究參與者舉例說明情感上受到威脅時，觀察到明確的模式。他們敘述的不是心理受傷或被迫聽從不同意見的情況，而是侮辱人格的語言和行為。我一聽就認出這個模式。我探究非人化，且在研究中看到這種情形已經十多年了。

《稱不上是人》（暫譯，Less than Human）的作者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解釋，非人化是對矛盾動機的一種回應。我們想要傷害一群人，但傷害、殘殺、折磨或貶低其他同類的動機，牴觸身為群居動物的本性。史密斯指出，人的天性具有深層且原始的抑制作用，防止我們將其他同類當作動物、獵物或危險的侵略者。他寫道，「非人化是破壞這些抑制作用的一種方式。」

非人化是一個過程。我認為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哲學系主任米雪兒．梅希（Michelle Maiese）解釋的很好，所以我引用她的一些話來闡述。梅希將非人化定義為「將敵人妖魔化的心理過程，認為對方稱不上是人，因此不值得以人道對待。」非人化的行為通常從創造敵人形象開始。當我們選邊站、失去信任且越來越憤怒時，不只強化了對敵人的看法，也開始失去傾聽與溝通的能力，就連絲毫的同理心也沒有。

「非人化是破壞這些抑制作用的一種方式」：出自大衛．史密斯《稱不上是人：為什麼我們貶視、奴役與消滅他人》（暫譯，Less than Human: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二○一二，聖馬汀出版公司〔St. Martin’s Press〕紐約出版）。

「將敵人妖魔化的心理過程……」：出自米雪兒．梅希〈非人化〉（Dehumanization），《超越難以化解的問題》（Beyond Intractability），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衝突信息聯盟（Conflict Information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主任蓋．伯格斯（Guy Burgess）與海蒂．伯格斯（Heidi Burgess）合編，二○○三年七月，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dehumanization。

一旦我們將衝突中「敵對陣營」的人看作是道德低劣甚至危險的，善與惡的對立局面便會形成。梅希寫道，「一旦雙方以這種方式發生衝突，他們的立場就會更堅定。某些情況下，隨著雙方逐漸認為自己必須保有勝利不然就得吞下敗仗，零和思考也開始發展。如此一來，懲罰或摧毀敵人的新目標誕生，一些情況下更加激進好戰的領袖也會掌權。」

「一旦雙方以這種方式發生衝突……」：出處同上。

非人化助長了無數的暴力、侵犯人權、戰爭犯罪與種族屠殺的行為。讓奴役、酷刑與人口走私成為可能。侮辱他人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接受違揹人類的天性、精神與許多人信仰核心原則的行為。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梅希解釋，多數人相信，人的基本人權不應該遭到侵犯，也就是說，諸如謀殺、強暴與拷問等罪行都是不對的。然而，成功的侮辱行為會導致道德排斥﹙moral exclusion﹚。因為身分──性別、意識型態、膚色、種族、宗教、年齡──而遭到針對的族群，被形容為「不完全是人」、有罪甚至邪惡。這些族群最終被排擠出道德準則的範圍之外。這就是道德排斥，而非人化是其核心。

侮辱行為一向從語言開始，接著是形象。歷史上不斷出現這種情況。在納粹大屠殺（Holocaust）期間，納粹將猶太人描述成「劣等人種」（Untermenschen）。他們把猶太人叫作老鼠，在作戰手冊以至童書等所有讀物都形容他們是帶有細菌的齧齒動物；在盧安達（Rwanda）大屠殺中，胡圖族（Hutu）將圖西族（Tutsis）比作蟑螂；原住民經常被視為野蠻人；塞爾維亞人稱波士尼亞人為外星人；歷史上的奴隸主都將奴隸當作低等動物。

我知道很難相信竟然會走到這個地步，把同類排除在平等的道德待遇和基本的道德價值觀之外，但我們對抗的是生物機制。我們天生相信眼睛看到的事，會為耳朵聽到的話賦予意義。我們不能假裝每一個參與或旁觀人類暴行的公民都是暴力的精神病患。這是不可能的，不是真的，而且也有失偏頗。重點是，每個人都容易受到悄悄蔓延的非人化行為所傷害，因此，我們都有責任認清與阻止這些事件。

擁抱人性的勇氣

太多陳腐的權力制度將某些人排除在人道範疇之外，因此，如今我們大部分的研究比較像是從事「再人性化」。這個工作從非人化的起點──言語和形象──開始。今日，在這個世界，政治與意識型態的談話逐漸變成一種非人化的運動。而社群媒體正是非人化行為的主要平臺。在推特與臉書上，我們可以很快地將意見相左的人推到道德排斥的危險領域中，且幾乎不必負責，通常也能完全匿名。

以下是我的看法：

　

1. 如果有人罵希拉蕊．柯林頓或美國民主黨眾議員瑪克欣．沃特斯（Maxine Waters）是賤人、妓女或淫婦，讓你覺得遭到冒犯或受傷，那麼當你看到同樣的詞彙被用來形容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美國白宮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或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伊（Theresa May），也應該有同樣的感受。

2. 如果你聽到希拉蕊說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票可悲的人」時，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覺，那麼當川普說「民主黨員甚至連人都稱不上」時，你也應該要在意。

3. 當美國總統把女性稱作狗，或是講一些抓女人私處之類的話，我們應該要感覺背脊發涼、火冒三丈。如果有人把美國總統叫作豬，不論我們的政治立場為何，我們都應該抵制這樣的言論，並要求別人使用尊重的語言。

4. 當我們聽到有人被叫作動物或外星人，第一時間應該思考：「這是在試圖貶低別人的人格，好逃避傷害他們或否定他們基本人權的責任嗎？」

5. 如果你看到將川普惡整成希特勒的合成照片時，覺得不舒服，也就不該忍受戴著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面具的小丑照片出現在臉書動態上。

　

有一條界線從尊嚴中鑿刻而來。每一天，這條界線兩邊憤怒、恐懼的人們都在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跨越它。我們絕不能容忍非人化，這是歷史上每一次種族屠殺主要利用的暴力工具。

如果我們利用語言或形象侮辱別人，就等於減損自己的人性。當我們將穆斯林貶為恐怖分子、將墨西哥人視為「非法移民」或稱警察是豬時，這些言詞根本不代表我們正在攻擊的人。相反地，充分說明瞭我們的為人及正直的程度。

非人化與將責任推給別人這兩件事是互相矛盾的。羞辱與非人化不是究責或追求社會正義的工具，這些行為說好聽是在發洩情緒，反之則是指自我耽溺。如果我們的信仰要求我們尊重每一個人，那麼我們也應該要尊重我們無法苟同的那些政客、媒體與推特上的陌生人。褻瀆他們的人格，就是在褻瀆自我人格，以及背叛自我信仰。

我們嘗試以更高的標準生活，需要持續的勤勉與體悟。我們是如此沉溺在這些言語和形象中，快要讓道德例外變得不足為奇。除了勤勉與體悟之外，我們還需要勇氣。非人化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那些公然反對通常老練的敵對形象宣傳的人──或是那些努力確保每個人都處於道德範圍內與擴大基本人權的人們──往往會面臨殘忍的後果。

一個重要的例子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與「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的爭議。你會同時看重黑人的性命與在乎警察的福利嗎？當然會。你是否在乎警察的福祉，同時擔憂職權的濫用及執法與刑事司法制度固有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嗎？是的。我有親戚是警察，我非常在乎他們的安全與幸福。我的無償服務幾乎都提供給跟警察一樣的軍人與公僕，所以我關心他們。而如果我們在乎，都應該會希望這些制度能彰顯為其效力者的榮譽和尊嚴。

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關心公民與警察的福祉，運動口號不是應該只有「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才對？不是的。因為並非每個人都像黑人那樣被剝奪人性。為了使喚奴隸，為了把人當成動物一樣買賣、毆打與交易，美國人必須徹底剝奪黑奴的人格。不論我們是否直接參與這個過程，或者只是身處一度正常化這種行為的文化中，都受其影響。我們無法在一、兩個世代內消除如此嚴重的非人化行為。我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項重新賦予黑人人權的運動。所有的生命都是命，但並非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被規範在道德範圍內。並不是所有人都遭受到妖魔化與侮辱的心理過程，好讓我們可以合理化不人道的奴隸制度。

同時支持警察與運動人士的舉動，會不會使我們承受壓力與變得脆弱？當然會。這裡是未知的荒野。但大部分的批評都來自於那些試圖灌輸非此即彼的錯誤觀念，並責怪我們沒有仇視正確對象的人們。採取細微差異的立場肯定會讓情況變得複雜，但對真正的歸屬感至關重要。

另一個支持卻也問責偏好制度的例子，出自一位曾是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運動員的研究參與者。他對於遭到前美式足球助理教練傑瑞．桑達斯基（Jerry Sandusky）性侵的受害男童表達立場，這些孩子因足球訓練計畫籌辦單位的沉默以及教練喬．派特諾（Joe Paterno）包庇桑達斯基的舉動而飽受折磨。他無法相信一些認識三十年的老友這麼可憎。他說，「當你像我們愛賓州大學一樣地熱愛一個地方，你會努力讓它變得更好，會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你不會假裝一切沒事。那不是忠誠或愛，而是恐懼。」

喬．派特諾（Joe Paterno）包庇傑瑞．桑達斯基：〈派特諾放縱性侵犯〉（Paterno Empowered a Predator），二○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刊於美國ESPN有線電視聯播網，espn.com/college-football/story/_/id/8160430/college-football-joe-paterno-enabled-jerry-sandusky-lying-remaining-silent。

在任何組織中，如果其文化規定維護組織的制度與當權者的名譽，比保護下位者與服務對象的基本人格尊嚴更重要，那麼我們可以肯定，這個組織存在系統性的無恥問題。其中的人們為了金錢可以改變道德原則，以及問責性幾乎蕩然無存。此情形可見於企業、非營利組織、大學、政府、宗教團體、學校、家庭與體育界。當你回顧任何一起因為徇私包庇而越演越烈的重大醜聞，都會發現同樣的模式。而包庇行為的償還與解決之道，往往存在於未知的荒野──也就是一個人走出所屬陣營並坦白真相之時。

當我們仔細思考，從「融入群體」到踏上真實歸屬感的荒野一路的過程，將能瞭解與承認應遵守的界線，尊重每個人的人身安全，不使用侮辱他人的語言以及／或者做出非人化的行為。我認為將非人化的行為稱作「情感安全」並不正確。我們正在討論的不是受傷的感覺，而是生命危險與暴力的根本。

衝突轉化

除了承認脆弱的勇氣與練習「BRAVING」技巧的意願之外，想要對別人伸出友誼之手，還需要解決衝突的工具。這裡我需要藉助好友與同事米雪兒．巴克（Michelle Buck）博士的力量。巴克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凱洛管理學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擔任領導力課程的臨床教授，也是該所大學領袖計畫的第一位主持人。過去二十年來，她致力於指導衝突轉化課程。她提倡的方法或許可以改變我們在衝突中控制自己的方式。以下是我與她的訪談內容。我保留問答的呈現方式，因為希望讓讀者直接閱讀她所說的話──這些具有強大力量的言語。

我的好友與同事米雪兒．巴克：出自作者與米雪兒．巴克在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進行的訪談。如欲深入認識巴克博士及她的研究，可上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directory/buckmichelle_l.aspx#biography。

有時我與別人談論一件事，但快要發生衝突時，我直覺反應是「同意彼此觀點的不同」與結束話題。你認為這種做法如何？

為了保護一段關係與維持連結，人們通常會保持沉默，或是未徹底瞭解爭吵的本質就「同意彼此觀點不同」。但是，如果我們避免某些對話，而且從來不瞭解對方的看法，有時結果便會落得雙方互相猜測，誤解持續且越來越深，進而造成仇恨。就一段關係而言，這些結果有時比所謂的「爭執」還糟糕。關鍵在於，學習如何以增進相互瞭解的方式來解決衝突或意見的分歧，即使雙方仍然沒有共識也沒關係。試著想像。在一場有意義的對話之後，兩個人有可能更加了解、尊重彼此，而且關係更緊密，但依然完全不同意彼此的看法。這與避免對話和不深入瞭解對方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我們決定鼓起勇氣與繼續對話，要如何面對脆弱與保持有禮貌的行為？

我給企業主管與研究生一個重要的建議是：明確提出潛在的意圖。這段對話在討論什麼，真正的內容又是什麼？聽來簡單，但經常是說比做還容易。意圖是一個話題對一個人如此重要的深層原因。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也必須瞭解對方為什麼也如此在意這個話題。例如，家庭中的兩名成員在規劃活動而意見不合。其中一人或雙方都有潛在的意圖，希望創造更多機會維繫家人的感情，而這些意圖可能與爭執的細節有極大出入。表達自己的意圖，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突然間與對方有同樣的偏好或意見，但這麼做通常能幫助我們度過激烈的對話，並且實際瞭解彼此的動機和利益，以維持或建立連結。

我在衝突中感到焦慮或害怕時，會做出防衛的舉動，其中最糟的一種是「質問對方」。我會突然進入咄咄逼人的律師模式，推翻對方的說詞而不是聽對方說。「上個星期你那樣說，現在你又這樣說。哪個才是真的？」這樣很糟糕，總是造成不好的結果，但我能藉此證明自己「是對的」。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人們常用的策略。但是如果你希望將衝突轉化為建立連結的機會，就得區分過去、現在與未來。當爭執圍繞在過去發生的事情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互相指責「你說……我說……」的循環。執著於過去發生或尚未發生的事情，或者一味追究是過去的什麼事件造成如今的什麼結果，通常都會加深衝突與削弱連結。首先重要的是把焦點轉移到「我們『現在』處於什麼狀況？」當我們聚焦於未來的時候，最重要的轉捩點便會出現。我們試圖達成什麼目標？希望彼此的關係如何發展，還有需要怎麼做（即便我們依然秉持著不同意見），才能創造那樣的未來？我們希望家庭、團隊、宗教社群或產業在未來有什麼樣的發展？這種焦點的轉移不一定表示我們同意對方的看法，但或許能幫助我們對於希望一同創造的未來達成共識。

我喜歡你使用「衝突轉化」（conflict transformation）這個詞而不是「解決」（resolution）。我覺得在某方面與連結更密切。這兩個詞彙有什麼不同之處？

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選擇關注「衝突轉化」，而不是傳統的「衝突解決」。對我來說，「衝突解決」指的是回到先前的狀態，而且可能代表會出現贏家或輸家。這種歧異該如何化解？誰的解決辦法會是「最好的」？對比之下，我選擇把重點放在「衝突轉化」上。意思是，用創新的方式看待分歧與意見不合的傳統情況，我們就有機會創造新的事物。至少，會更加了解彼此。理想情況下，我們能發現之前連想都沒想過的嶄新可能。衝突轉化是創造更深刻的認識。對此，換位思考是必要的。因此，這個方式可以增進關係，不論雙方是否有達成共識。

最後一個問題！別人講話時，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準備如何論述自己的主張。我想做好「反擊」的準備。但是，我討厭別人對我這麼做。如果有人不專心聽我說話，我都可以感覺得到。那種感覺很糟。在衝突中要如何讓節奏慢下來呢？

在這種變革性的溝通之中，最不可或缺、或許也最需要勇氣的步驟，是不但要敞開心胸，還要抱著瞭解對方觀點的渴望去聆聽。我相信，我也如此告訴我的學生，在激烈的對話中最勇敢的話語是「你繼續說」。正當我們打算轉移話題，乾脆結束或者像你說的反擊時，也有機會問自己，還需要知道什麼才能徹底瞭解對方的看法。幫助我瞭解為什麼這對你如此重要，或者幫助我瞭解為什麼你不認同某個觀點。接著，我們必須聆聽。確實聆聽。聆聽的目的是瞭解，不是同意或不同意對方。我們必須聽對方說話，以透過我們希望被瞭解的方式來瞭解對方。

來自痛苦的勇氣與力量：與薇拉．戴維斯的對談

我想用我與非裔美國女演員薇拉．戴維斯（Viola Davis）的訪談作為本章結尾。你可能看過薇拉在《姊妹》（The Help）、《謀殺入門課》（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或《心靈圍籬》（Fences，她以此片贏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中的演出。她是第一位獲得艾美獎（Emmy）、東尼獎（Tony）與奧斯卡獎三冠王的非裔演員。二○一七年，她登上《時代》雜誌（Time）的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榜。

我與薇拉．戴維斯的訪談：出自作者與薇拉．戴維斯在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進行的訪談。

《姊妹》：泰特．泰勒（Tate Taylor）執導（二○一一年夢工廠影業〔DreamWorks Pictures〕、信實娛樂公司〔Reliance Entertainment〕、參與者媒體〔Participant Media〕、影視國度〔Image Nation〕、1492影業〔1492 Pictures〕及哈賓格影業〔Harbinger Pictures〕美國發行）。

《謀殺入門課》：珊達．萊梅斯為製作人之一（二○一四至二○一七年珊達天地〔ShondaLand〕、止步娛樂〔NoWalk Entertainment〕及ABC工作室〔ABC Studios〕加州洛杉磯出品）。

《心靈圍籬》：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執導（二○一六年布隆創意〔Bron Creative〕、馬可媒體〔Macro Media〕及史考特魯丁製片〔Scott Rudin Productions〕美國出品）。

薇拉的經歷展現了在面對痛苦時的勇氣，以及面對恐懼時的脆弱，還有與人親近生活和相愛的方式如何促成真正的歸屬感。

我請薇拉談談她如何踏上尋找真實歸屬感的旅程，而她告訴我，「我在人生的前半段都感覺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我並未真的融入。以前我住在羅德島（Rhode Island）的愛爾蘭天主教區，那裡都是留著金色長髮的白人女孩。而我一頭捲髮、皮膚黝黑，說話的口音也跟她們不一樣。我並不漂亮。我從小在赤貧如洗的環境下長大，父親還會酗酒和家暴。我一直到十二、三歲才不再尿床。我身上總有一股臭味。老師因此抱怨連連，把我送到保健室。我做什麼都不對。這就是我的開始。」

薇拉．戴維斯登上《時代》雜誌：出自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榜〉（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刊於《時代》雜誌，time.com/4745798/time-100-2017-full-list/

「當時，我對歸屬感的定義都與生存有關：我可以洗熱水澡嗎？今天有飯吃嗎？爸爸會不會殺了媽媽？家裡會有老鼠嗎？」

「我束手無策──我在這種創傷、恐懼、焦慮與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困境下長大成人。這一切的根源都是羞恥。我把精力全用來逃避與保守殘酷的人生秘密。我帶著這個障礙進入成人生活。」

然後，我請她敘述一開始探索未知的過程。她說，「我知道自己害怕衝突，但直到我開始接受治療，才明白為什麼焦慮讓我幾乎無法大膽說出心中的看法。我曾經有過應該勇敢對抗對我做出可怕的事的某個人。那一刻我意識到腦海中出現十四歲的自己。我抱著還是嬰兒的妹妹，父親正在拿一支鉛筆刺向母親的脖子。我大叫，『住手！把筆給我！』父親照做了。他停止動作，把鉛筆交給我。我是一個不得不反抗大人的孩子。我必須在我必須採取行動與做好準備之前，就控制局面。我在恐懼中被迫承擔這一切。」

薇拉成功從恐懼未知、勇敢探索到做真實的自己。我想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

「我三十八歲時，事情起了變化。並不是我早上起床就發現一切變得完美無缺。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個堅強的女人，但我渴望『速成的快樂』，就是快速又簡單的喜悅。我需要更多資源與技巧。我還是有可能陷入『不夠──臉蛋不夠漂亮、身材不夠苗條、做得不夠好』的迷思。有一天我的治療師問我一個關鍵的問題：『假如你的長相、體重、成功等一切都沒有改變，你可以接受嗎？』那是我第一次覺得，你知道嗎？我可以接受，我真的可以。」

「這一刻我意識到，過去的經歷並不能定義我。」

「我嫁給一個很棒的男人，他真的瞭解我。他是我努力改變自己而得到的禮物。他對我很好，我終於可以承認脆弱，敞開心胸。」

我問她，「當你做自己的時候，總是會有人批評。你都怎麼面對？」薇拉回答，「演藝圈有時很殘忍。大家替你貼上的標籤可能只寫著『不夠吸引人、太老、膚色太黑、身材不夠纖細』。他們要你學會厚臉皮，這樣才不會受傷。但沒告訴你，厚臉皮也會使你無法展現內在，愛、親近與脆弱都是。」

「我不想那樣。厚臉皮不再管用了。我想展現全部的自己，毫無保留。如果要做到這一點，我不會把別人的缺點和批評放在心上。我不會在意你對我的看法。」

我不確定是否還有比這更血淋淋的例子，她能夠瞭解自己的痛苦、坦誠自己的經歷，然後寫下新的結局，同時將自己的痛苦轉化為對別人的同情心。

「父親過世的時候，我握著他的手。」她告訴我，「他死於胰腺癌。那時我們已經和好，深愛著彼此。我和妹妹陪在他身旁，才知道他一生都討厭自己的工作。他在賽馬場當了幾十年的馬伕。之前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他討厭這份工作。他只唸到小學二年級。他還曾經當過警衛。我們從不瞭解他的感受。一想到他終生承受的痛苦，我們就心如刀割。」

「大家心裡都認為，只有歷史書籍裡的故事才值得講述。這並不正確。每一個故事都重要。我父親的故事也很重要。講述自己的故事、被別人知道，是值得每個人做的事情。我們都需要得到理解與尊敬，就跟呼吸一樣必要。」

戴維斯勇於展現自己。我問她，真正的歸屬感對她來說是否成了一種練習。她說，「是的。現在我的生活有一些簡單的原則：

　

1. 我盡可能做到最好。

2. 我展現自己。

3. 我將行為教練給我的建議運用在生活的所有面向：勇敢向前。不要害怕。顯露自己的脆弱，毫無保留。

4. 我不會讓女兒覺得我是一個謎。她會知道我的過去，我會與她分享我的經歷，包含失敗、羞恥與成就。她會知道，她在未知的荒野中並不孤單。」

　

「這是我。」

「這是我出身的地方。」

「這是我的爛攤子。」

「這是我做自己的意義。」

---

說謊者與說實話的人可以說在同一場遊戲裡互相對立。兩者都基於自己對於事實的理解做出回應，不過，其中一方根據真相的權威做回應，另一方則反抗權威、拒絕陳述事實。說屁話的人完全忽略這些要求。他不像說謊者那樣抵制真相的權威，也不站在真相的那一邊。他根本不在乎自己說的話是真是假。因此，屁話對真相的危害比謊言更大。

──哈利．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

　

「說謊者與說實話的人」：出自哈利．法蘭克福《論屁話》（二○○五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出版）。

我很感激榮格提醒我們，矛盾是最珍貴的心靈資產，如果沒有這句話，我可能會被尋求真實歸屬感的練習惹毛。我非常贊成向狗屁說真話的看法，也相信以禮貌待人是對的，只是覺得要兼顧兩者實則困難。這一章，我們將探討人們為什麼說屁話、屁話有哪些常見的形式，還有面對一堆屁話時該如何保持禮貌。

屁話

哈利．法蘭克福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哲學系的榮譽退休教授。他曾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及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執教。二○○五年，他出版《放屁》（On Bullshit）一書。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論述屁話的本質、與謊言的不同處，以及每個人不時都得說屁話的原因。

我對法蘭克福在書中提出的三個論點深感著迷，也非常訝異這些見解竟能準確反映出我從研究參與者身上得到的發現。他們提到與別人在激動情緒而非對於事實的共識之下進行討論與爭辯時，難以保持誠實與正直。第一個見解是謊言與屁話之間的差別，就如本章引言所說：將謊言視為對真相的藐視、屁話看作對真相的徹底漠視，會很有幫助。

第二，承認自己被迫談論不懂的事情時通常會說一些屁話，是有好處的。法蘭克福解釋，許多人普遍認為需要評論世界各地的每一個議題，這種觀念導致胡扯的現象日益嚴重。對於多數的人覺得自己有必要對蘇丹與越南的內戰，或是荷蘭在氣候變遷下的影響，以及加州移民政策等每一件事實發表意見，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也跟這些人一樣有錯。我不記得過去一年，當別人問我對某個議題有何看法而卻保持沉默的情況。即便我不夠瞭解那個議題而無法提出洞見甚至侃侃而談，我也會參與意識型態的討論，根據自己對「我們的陣營」的猜測提出意見。另外，我也不記得去年發生過我問別人對某個議題的觀點，對方卻回答「我其實不太清楚，請你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的情況。

我們甚至不再感到好奇，因為在某處，「我們的陣營」的某個人會抱持某種立場。在群體文化中，不論是家庭、工作或社會，好奇心都被當成是弱點，提出疑問等於反駁對方，而不是學習。

最後，法蘭克福主張，當代普遍的屁話現象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根源：我們懷疑、且不認為自己能夠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指出，當我們不再相信世上為人所知的真相與大眾可觀察到的知識，就等於放棄了客觀調查的意圖。就像是大家一起聳聳肩，然後說，「隨便，要知道真相太難了，所以如果有人說這是真的，那就夠了。」

在二○一七年，法蘭克福對於大眾處境的敏銳觀察得到了印證。他認為，一旦我們認定試圖忠於事實毫無意義，便會自以為是。在我看來，這造就了這個時代最扯的屁話：「你不跟我們一夥，就是與我們為敵。」

如果你不跟我一夥，便是我的敵人

如之前簡短提及，今日驅使人們結黨分派最大的動力之一，就是「你不跟我們一夥，便是與我們為敵」這個信念的擴散。這是一句大家都會有的情緒性話語，從政治人物到電影裡的英雄和壞蛋無一例外。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政治分類標準，大多時候都是情緒化與激動的胡扯表現，不論是否有意。

前義大利總理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經常把「不跟我們一夥，便是與我們為敵」（con noi o contro di noi）掛在嘴邊。九一一事件發生幾週後，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希拉蕊向全世界的公民表示，他們如果不與美國一同對抗恐怖主義，就是與美國為敵。布希甚至還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區域現在都要做出決定。不是跟我們一夥，就是與恐怖分子為伍。」虛構故事裡也存在這種現象。在《星際大戰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中，達斯．維達（Darth Vader）對歐比旺．克諾比（Obi-Wan Kenobi）說，「你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區域……」：出自喬治．布希〈布希總統全國演說〉（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刊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你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出自《星際大戰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執導（二○○五年盧卡斯影業有限公司〔Lucasfilm Ltd.〕美國出品）。

通常我們在承受巨大情緒壓力時會說出「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這麼說不一定是想控制對方，而是想強迫對方接受中立會引來危險的說法。我其實同意這個觀點。我有一個座右銘出自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倖存者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我們永遠都得選邊站。保持中立會助長迫害者的氣焰，對受害者無益。沉默只會鼓舞折磨者，而不是被折磨的人。」問題是，這個情感訴求通常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利用我們的恐懼，讓我們以為不與大家站在同一邊，就是錯誤或造成問題的一方。我們需要質疑兩個立場是如何定義的。真的只有兩個選項嗎？這準確畫出了爭議的框架，還是在胡扯？

「你不跟我們一夥，就是與我們為敵。」在哲學上被視為錯誤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或假兩難推理（false dilemma），是一種強迫別人選邊站的舉動。如果其他選項存在（幾乎一向如此），則此說法事實上便是錯的。它將情緒驅使的方法轉變成有殺傷力的歸屬，且通常有利於發起挑戰並高舉強制與錯誤選項的那些人。

「我們永遠都得選邊站……」：出自埃利．威塞爾諾貝爾獎領獎演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86/wiesel/acceptance-speech/

思考非黑即白情況的能力，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礎，但同樣地，這麼做需要勇氣。如果我們希望擁有好奇心與提出質疑，就需要踏出對某些看法確信不疑的堡壘。對多數人而言，即使「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的強制性話語，聽起來有點像是過於簡略的屁話，不過選邊站依然會比較容易且安全。這個論點建立在真正的選項只有一個的說法之上。如果我們保持沉默，對方就會自動將我們妖魔化成「敵人」。

唯一的真正選項是拒絕接受此論點，並質疑這個爭議的架構。但不要搞錯了；這麼做是在選擇未知。為什麼？因為這種論點的目的是抑制不同的意見，並且劃定界線，遏止爭執、討論與質疑的聲音──但如我們所知，爭執、討論與質疑正是可以有效解決問題的過程。

然而，沉默會讓個人與群體付出極高的代價。就個人而言，我們犧牲了正直的情操。就群體而言，我們變得四分五裂，甚至還捨棄了可以有效解決問題的過程。沒有事實根據的情緒性答案，很少能為細膩微妙的問題帶來策略性且有效的解決方法。一般我們不會營造假兩難推理，因為我們故意胡說八道；這個手段通常會用於對方充滿恐懼和激動情緒，而且缺乏知識的情況。不幸的是，恐懼、激動情緒與知識的匱乏，也會為不禮貌的行為提供完美的環境。這正是屁話與缺乏教養的行為不斷交替出現的原因。

禮貌

禮貌地戳破謊言比揭穿屁話還簡單。我們胡扯時，並沒有興趣將真相作為雙方談話的起點。這使得爭執容易失控，也讓我們更容易模仿說屁話的行為，產生「真相不重要，我怎麼想才重要」的心態。我們應該隨時謹記阿爾貝託．布蘭多利尼（Alberto Brandolini）提出的「屁話不對等原則」（Bullshit Asymmetry Principle），有時也稱為「布蘭多利尼定律」（Brandolini’s law）：「反駁屁話所需的力氣，比說屁話還高出一個等級。」

「屁話不對等原則」：出自阿爾貝託．布蘭多利尼於二○一三年一月十日的推特貼文，twitter.com/ziobrando/status/289635060758507521?lang=en

有時候戳破並非必要，因為人們會期待誇張的敘述，例如過度禮貌的恭維，或是像德州的家人說以前在雪中牽著驢子爬山上學的那種鬼扯。但是，當胡扯的代價太大，而又需要反駁時，可以參考兩個有效的練習。

第一個練習，可能的話，以寬容的心看待別人的胡說八道。不要以為別人比你懂得多，他們只是懷有惡意或心胸狹窄罷了。在言詞激烈的討論中，我們或許會因為無法提出見解而感到羞愧，這種「有所不足」的感覺會使我們在談話中不停胡扯。我們也可能認為自己在根據事實說話，卻全然不知所說的話毫無證據。此外，我們也許會深陷在痛苦與恐懼中，而把真相與事實擺在渴望獲得理解或認同的情感訴求之後。寬容、同理心與同情心（例如，你從哪裡讀到或聽到這件事）對我們質疑所聽到的話與尋求真相的努力影響深遠。

第二個練習是保持禮貌的態度。我在政府文明學院（Institute for Civility in Government）的資料中找到一個對禮貌的定義，貼切反映了研究參與者對於禮貌的看法。而該組織的共同創辦人卡珊卓．達恩克（Cassandra Dahnke）與湯瑪士．斯帕思（Tomas Spath）寫道：

　

禮貌（civility）是主張與在意自己的身分、需求和信仰，在此過程中，並不貶低他人的身分、需求和信仰……（禮貌是）即使不同意他人也會保持尊重，以尋求共識作為溝通歧異的起點，傾聽他人的先入之見，然後教導他人也這麼做。禮貌是努力維持現狀的行為，即便對於那些有著根深蒂固且嚴重的歧異的人也是如此。這是公民行動必要的先決條件，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政治。然而，從協調人際之間的力量好讓每個人都能發表意見這一點來看，禮貌也是政治。

　

「禮貌是主張與在意自己的身分……」：出自湯瑪士．斯帕思與卡珊卓．達恩克合著〈何謂文明？〉（What Is Civility?）（無日期），instituteforcivility.org/who-we-are/what-is-civility/

對屁話、錯誤的二分法與對禮貌的定義有所認識之後，就來看看兩則真實故事。第一則是我在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上，被迫陷入「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的處境，且必須面對屁話時努力保持禮貌的經驗。第二則是敘述我如何掉入說屁話的陷阱，並在不知不覺中將「你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的觀念強加在我的團隊成員身上。這些經驗所帶來的教訓改變了我。

電熱襪

我非常清楚十四歲生日時想要什麼禮物。我不想再收到鮑比．布魯克斯（Bobbie Brooks）的毛衣、寵物石註14、雷夫．葛瑞註15（Leif Garrett）的海報或五指襪。我準備好迎接一些真正屬於青少年的禮物了。我的禮物清單包含可麗柔（Clairol）電熱髮捲、滾石合唱團（Rolling Stones）的《女孩大不同》（Some Girls）專輯（我將專輯借給一位朋友，而她的哥哥為了買啤酒把它賣掉了）、一件葛蘿莉亞．範德比爾特（Gloria Vanderbilt）牛仔褲，還有一雙坎蒂絲（Candie’s）高跟鞋（當時所有的時髦女孩都在穿的搖滾風厚底高跟鞋）。

滾石合唱團的《女孩大不同》：米克．傑格（Mick Jagger）與基斯．理查茲（Keith Richards）合作的《女孩大不同》專輯（滾石唱片〔The Rolling Stones〕錄製），（一九七八年滾石唱片倫敦發行）。

結果，我收到捲髮筒、一條Lee牛仔褲和新的滾石合唱團唱片。爸媽建議我，如果想要葛蘿莉亞．範德比爾特或喬爾達許（Jordache）的牛仔褲，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如果我還沒滿二十歲就想穿坎蒂絲高跟鞋，可以去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帶著失望的心情準備回房間播放滾石合唱團的〈馴獸〉（Beast of Burden），並把聲音調到最大聲之前，爸媽又拿出一份禮物，讓我大吃一驚。從外盒看來，那不像是坎蒂絲高跟鞋，但爸爸顯得非常興奮，於是我迫不及待地拆開禮物。

那是電熱襪，一大雙灰色羊毛的電熱襪。我當時肯定一臉困惑，因為爸爸對我說，「姐姐，不要這樣嘛！你打獵的時候可以穿啊！這樣腳就不會冷了。」

感覺糟透了。拆開禮物的當下就知道我絕對不需要這些襪子，但不知道怎麼跟爸爸說。我受夠打獵了。每次打獵，我從未射中一隻鹿。我就是做不到。我在鴿子或鵪鶉的打獵活動中還頂得住，但從來沒有射過鹿。對我來說，打獵只是在天寒地凍的森林裡痴痴等待，還有在寒夜裡和表親一起擠在帳棚裡蓋睡袋。

之後，我再也沒去打獵，也沒有穿過那雙襪子，但是我現在意識到，打獵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多重要。即使後來不再打獵，依然能在各種狩獵季節來臨時感受到全家人共同的興奮與期待。那些日子是生活節奏的一部分，就像生日或節日一樣。每到那些日子，總會有親朋好友來訪以及豐盛的大餐。

我爸對於打獵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肅。他規定我們只能射殺狩獵執照允許的動物，絕對不能獵捕任何不打算吃的動物。這些規定在我們家沒有商量餘地，而且還刻成碑文。他無法忍受為了戰利品打獵這種事。

因此，我們家就像賣鹿肉的布巴甘蝦餐廳（Bubba Gumps），供應鹿肉排、鹿肉香腸、鹿肉燉菜、鹿肉乾和鹿肉漢堡。當打獵的人拎著滿滿收穫從獵場回來，家族二、三十個人湧進家中或姑媽家，一起料理鹿肉、包墨西哥粽、講故事和說說笑笑，沒有比這些更開心的事了。我的父親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麼，我有二十四個堂（表）親。打獵與釣魚對我們來說既實際、必要又充滿樂趣。

我們每個人都有槍。小學二、三年級，我們玩BB槍，到了五年級玩狩獵步槍，我和大多數的堂表親就是從那時開始打獵的。用槍安全不是開玩笑的。其實，大人要求我們先學會拆槍、清槍與組槍，才準使用真槍實彈打獵。

如果你從小就開始打獵，對開槍就會有異於常人的認識。你十分清楚這不是在玩電動遊戲，而且確實感覺到槍的威力。我的父親與其他打獵夥伴對於自動武器和普遍被當成玩具的大型槍械的態度非常簡單，「想用這種槍嗎？很好！從軍服役吧！」

如今我當了人母，回想過去，我發現跟這種態度一樣帶來深刻影響的，是家裡對於打獵與槍枝的種種規定，還有不準看任何暴力電視節目的做法。我一直到十五歲才可以看輔導級的電影，所以根本不會有崇拜暴力的念頭。以前沒有暴力的電動遊戲可玩，但可以想像現在父親看到那些遊戲會作何感想。

我深愛這段家族歷史，並以此為傲。跟大多數的孩子一樣，我以為每個從小生長在打獵與槍枝文化中的人，也都在同樣的規定下長大。但是等我再大一點，便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隨著槍枝法日益政治化與兩極化，我對槍枝遊說抱持更多的懷疑。當看著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從讓人聯想到安全計畫、童軍徽章與慈善飛靶錦標賽的組織，變成一個完全陌生的組織。這些人怎麼會自詡為我們這種家族的代表，卻不制訂任何負責任的持槍規範？

儘管我這麼想，但家人支持槍枝遊說，另一方面，我有許多朋友與同事開始抵制持有槍枝的行為。我很快地發現，我和家人或朋友圈在這個議題上沒有共識。那時，我還沒想到用「荒野」來描述自己因這件事而產生的寂寞感，但這樣的處境在當時的確是杳無人煙的荒原，現在也是如此。

去年底，我在一場活動上跟一群人提到，我與父親都很期待教我兒子射飛靶。一個女人表情驚恐地說，「我很驚訝你居然是槍枝愛好者。你看起來不像美國步槍協會那種人。」如果你覺得她有挑釁與針對之意，那我傳達的沒錯。她一臉輕蔑與厭惡。

我回應，「我不確定你說『槍枝愛好者』或『美國步槍協會那種人』是什麼意思。」她挺直腰桿地說，「如果你要教孩子射飛靶，我會認定你支持私人持槍和美國步槍協會。」

你看，這就是錯誤的二分法。

如果我贊成私人持有槍枝，就表示我支持美國步槍協會。這太荒謬了，我才不吃這一套。

在我過去二十年來研究的所有遊說組織中，沒有一個比美國步槍協會更懂得利用恐懼與錯誤的二分法觀念。今日，美國步槍協會利用「他們」這個詞彙來指稱危險分子，強迫大眾接受「不站在我們這邊，就是與他們一夥」的認知。允許任何人都可隨時隨地購買任何類型的槍枝與彈藥，否則他們就會擅闖民宅、搶走你的槍、綁架你、殺害你愛的每個人，好好教訓美國一頓。他們緊追在我們後面，來勢洶洶。這是自從有人跟我說「如果你持有槍枝──任何槍枝──就有可能成為駭人重大槍擊案中扣下板機的那個人」，這是我聽過最扯的鬼話。這種觀念實在錯得離譜。

我告訴自己「不要抓狂」並深吸了一口氣，擠出笑容說，「你這是以偏概全的假設。我的確贊成負責任的槍枝持有，但並不因為我贊成負責任的槍枝持有，就代表支持美國步槍協會。」

她顯得憤怒又困惑。「但發生了這麼多起學校槍擊案，我不懂你為什麼不支持槍枝管制。」

大姐，不要這樣嘛！

「我絕對支持符合常識的槍枝法規。我相信有必要對買槍的人進行背景調查與實施等待期。我不認為應該開放合法販賣自動武器、大型彈盒或穿甲彈。我不支持開放攜帶槍枝到校園。我……」

聽到這裡，她快氣炸了。她直言，「支持或不支持，一句話。」

由於我當時已經著手寫這本書，於是我說了一輩子都這麼認為，不是過於害怕，或是不知該如何開口的事情。我竭盡所能、鼓起最大的同理心，對她說，「我知道這是個棘手與令人心痛的議題，但我不覺得你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假使你要把這個議題簡化成『支持或不支持槍枝，一句話』，我不打算跟你爭論。這太重要了。如果你想繼續聊，我樂意奉陪。但如果我們在同樣的問題上針鋒相對、不去相信彼此的看法，我不會感到意外。」

她表示要離開並奪門而出。她可能討厭我，那一群人可能也討厭我，或許你也討厭我。誰知道？不是每次談話都能像某些電影一樣有皆大歡喜的結局，如果聊到最後真的不歡而散，我可以接受。

我來說說為什麼我能接受這個結局。我非常清楚在當下可以說些什麼，好得到那群人的歡迎。我原本可以不假思索背叛自己的信仰，當一個英雄；大可徹底避免這個衝突，就算我不是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也知道那一群人全都反對槍枝，或至少不希望在這個話題上鬧得不開心；我也可以選擇保持沉默，或是抓狂暴怒。但是，我沒有這麼做，而是忠於自己。我盡力拆穿非黑即白論點的陷阱，我選擇走出去，離開變成了同溫層的那個房間。而我做得還不錯。我尊重她，也尊重自己。

我在荒野中感到寂寞，但是沒關係。我可能不受歡迎，這種感覺雖然不好受，但我維持了正直。那群人或許覺得我的回應或是樂於爭論的態度背叛了他們，但最重要的是，我並未背叛自己。知道自己可以獨力探索未知──知道自己可以忠於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與度過難關──就是真正的歸屬感。

幕僚長

多數人對於我除了研究之外，還領導四間公司，與二十五人左右的團隊共事，都感到驚訝。四間公司分別是英勇領導者公司（Brave Leaders Inc.）、大膽之途（The Daring Way）、彈珠瓶商店（The Marble Jar Store）及前述三者所屬的布芮尼布朗教育與研究集團（Brené Brow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Group）。公司內有負責安排我演講活動的團隊、專門經營「大膽之途」（為專業人士開設的訓練課程）的團隊、整合所有志工與公益工作的團隊，還有負責經營商店、專責社工實習計畫的數名主管、負責客戶服務的人員、從事研究的多位人員、專門開發與製作數位內容的人員，以及管理集團使命與營運的核心團隊。

我們的使命是「以符合我們價值觀的方式，與我們在乎的人一起做我們熱愛的事情，讓世界變成一個更勇敢的地方。」每次我走進辦公室，都覺得自己何其幸運，可以擁有一個深信我們在做的事情與深信彼此的團隊。我大部分時間都跟經營團隊一起，其中包含集團的財務長查爾斯、經營策略長梅鐸及總裁兼營運長蘇珊。

一年多前，我被寫作、演講、教書、集團經營的例行事務及研究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於是團隊在德州加爾維斯敦（Galveston）召開緊急外場會議，希望能找出方法解決這個明顯難以為繼的情況。史蒂夫眼看我的狀況急速惡化，決定請假一同開會。他想確定事情有所轉圜，他知道，請別人代理工作與放手不管，讓我十分掙扎。感覺就像前一刻我是作家、有自己的部落格，突然間又成了公司的執行長與總裁。這些身分太沉重、來得太快，我在這當中迷失了。

與會者共十二人，包括團隊的四位成員。會議有三大重點：

　

1. 列出我手邊所有工作，明確知道哪些工作可以請別人代理。

2. 想出辦法減輕我的工作負擔。

3. 我把腦袋裡所有點子、計畫與策略寫下來，以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事項。

　

過了快兩小時，有人提議增設「幕僚長」的職位或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我聽到那三個字時，腦中只想到電視影集《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裡美國總統巴特利（Bartlett）的幕僚長裡歐．馬加瑞（Leo McGarry）。一開始我把這個提議當作玩笑，但不到幾分鐘，每個人都覺得這個點子值得一試，因此我也開始覺得好像有希望。討論了半小時，團隊中一位成員自願擔任這個職位，那一刻，我心中的寬慰與興奮比這一年來感受到的還要多，甚至有些熱淚盈眶。我全心投入這個主意之中，而當我這麼做的時候，周遭的人通常都能感覺得到。

裡歐．馬加瑞：出自電視影集《白宮風雲》，艾倫．索金（Aaron Sorkin）為製作人之一（一九九九至二○○六年約翰威爾斯製作公司〔John Wells Productions〕與華納兄弟電視公司〔Warner Bros. Television〕加州伯班克出品）。

我是一個熱情奔放、感情豐富的人。儘管我熱愛正能量，時常捧腹大笑到流淚，但認識我的人大多會形容我十分嚴肅。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我嚴肅時，感覺很受傷，之前我始終以為自己天真又古靈精怪，就像《情定巴黎》（French Kiss）中的梅格．萊恩（Meg Ryan）。最後我跟史蒂夫確認自己怪異的個性，他堅定表示，我是個善解人意又有趣的人，並不天真、也不古怪，不過總是一本正經。

像《情定巴黎》的梅格．萊恩：出自《情定巴黎》，勞倫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執導（一九九五年二十世紀褔斯影片〔20th Century Fox〕美國與英國發行）。

我的團隊也跟我提過這件事，他們說，有時我沉浸在一個點子裡、迫不及待想實行，讓他們感覺就像走進「布芮尼風洞」，不要說站不穩，連開口說話都很難。幕僚長的職位對我就像救生圈一樣，而我現在是它的主宰者。風洞開始運轉。我看著大家說，「這將會改變一切。我們立刻執行，機不可失。」

我看到幾位主管臉上露出一絲猶豫，但那當下從絕望中重生的感覺實在太美好，因此沒有太在意他們的遲疑神情。我深吸一口氣說，「要就立刻嘗試，不然就假裝今天過後一切都會不同，即使我們都很清楚這不會實現。」

房間安靜了幾秒。我把日誌翻到新的一頁，在最上方寫下「幕僚長」，然後依序編號，開始列出可以交付給這個新員工的任務，好讓自己重拾生活，就算一點點也好。我抬起頭思考時，蘇珊舉起手。

我笑了，因為她舉手不說話的動作有點好玩。我看著她說，「蘇珊，什麼事？」

她臉頰發紅，但眼神與聲音十分堅定。「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尤其是主管們，我們曾決定不再僱用新人加入團隊或重新指派職位。我們承諾要放慢腳步，像小組一樣充分討論後再做出『增設幕僚長』這樣的決定。」

我所期待的希望與可能性瞬間破滅。後來史蒂夫跟我說，他從沒看過有人這麼氣餒。當時我什麼都沒說，只是盯著蘇珊看。我的失望很快轉為憤怒。我還在啞口無言時，蘇珊說，「我不認為只有現在立刻做決定，或是假裝今天過後一切都將不同這兩個選擇。我們會繼續討論，直到解決為止。但我相信大家之前約定好不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的承諾。」

大家決定休息一下，我走到化妝室大哭。我覺得好累，迫切需要幫助與支持。哭了五分鐘後，我深深感謝蘇珊。她說得對。我不想放棄這顆萬靈丹，即使我知道別人提議這個方法是在說屁話。危急的時刻需要孤注一擲的手段，而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狗屁不通。

我走出廁所時，蘇珊在等我。我感謝她如此勇敢，她說知道目前的情況對我、我們的工作還有每個人都有害無益，需要改變。她向我保證，我們可以一起找出新的工作方式。

直到現在，蘇珊依然形容那段期間是我們一起走過最艱難的日子。對她而言，質疑我的決定就像踏上全然未知的荒野。她感到寂寞、脆弱且害怕。老實說，在那次會議上舉手時，她孤立無援。就我而言，那天我意識到，我可以安心交付她任何事情。我讓她晉升布芮尼．布朗教育與研究集團的總裁。如今，她負責集團業務的日常運作。她能謀善斷，做得非常出色。

這次的經驗也讓團隊瞭解，建立支持真正歸屬感的文化有多重要。如果領袖真的希望部屬站出來發表意見、把握機會與推動創新，就必須建立能夠帶來安全感的文化，讓大家不用擔心發表意見就會遭到排擠，在勇敢探索未知，特立獨行、對不認同的事情說實話時，也能得到支持。

我們容易低估禮貌在工作上的重要性，但最新研究顯示，不講理的行為有可能在團隊與組織中造成嚴重傷害。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管理學系的助理教授克莉絲汀．波拉斯（Christine Porath）在論文中寫道，「不講理的態度可以破壞一個團隊、瓦解合作、撕裂成員的心理安全感及損害團隊的效能。輕蔑與貶視的評論、辱罵及其他無禮的行為，會削弱信心、降低信任感與侵蝕樂於助人的心。」她引述自己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強制實行禮貌的準則可促進團隊的工作表現與效能。

「不講理的態度可以破壞一個團隊……」：出自克莉絲汀．波拉斯〈無禮如何破壞合作關係〉（How Rudeness Stops People from Working Together），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刊於《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org/2017/01/how-rudeness-stops-people-from-working-together

國家美式足球聯盟西雅圖海鷹隊總教練皮特．卡羅爾：出自作者與皮特．卡羅爾在二○一七年五月十日進行的訪談。

進行這項研究時，我有機會訪問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西雅圖海鷹隊（Seattle Seahawks）總教練皮特．卡羅爾（Pete Carroll）。我問到建立真實歸屬感的組織文化有哪些挑戰時，他提出了對於勇敢領導力的深刻見解：

　

毫無疑問，營造「合群」的文化比較容易。你只要設定標準與規範，「要嘛做事，要嘛就閉嘴。」但這麼一來，你會錯失真正的機會，尤其是幫助團隊成員找到目標的機會。當你推動「合群的文化」，會錯失幫助別人找到個人動力的機會。帶領別人尋找真正的歸屬感，就是在營造推崇獨特性的文化。領袖應該要了解下屬所盡的最大努力。身為領導者，我的職責是挖掘他們獨特的天賦或貢獻。有能力的領袖可以引導下屬深刻地相信自己。

　

言語攻擊

有時候，尊重與寬容是禮貌的表現。最近我與哈莉特．勒納（Harriet Lerner）博士一同在線上課程指導學員，如何真誠地道歉與接受他人的道歉。這個課程實在太棒了。我想應該透過歐威爾式註16的電視臺播放關於道歉的課程，讓全國民眾都能學習這些技巧，因為大家都需要！

在哈莉特邀請我練習傾聽與道歉，而非推卸責任與找藉口的過程中發現，我武裝自己時，寧願證明自己是對的，也不願維持與對方的關係。我想要贏。我喜歡對方錯自己對的感覺。

當我們感覺身處敵人地盤與遭到攻擊時，證明自己正確的需求會變得強烈。這種現象在文化上有個例子，那就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此概念的發展就跟一直以來的討論一樣瘋狂與失控。講到這裡，這個詞彙一定引起不少疑惑，我想來談談包容性語言（inclusive language）。

有鑑於對非人化的瞭解，我認為包容性語言極為重要，絕對值得努力推行，而且是促成禮貌的一種機制。談到關於運動隊伍的名稱等重大政治議題，我們通常會選邊站，並忽略跟包容性語言一樣逐漸不受重視的常見情況。舉例來說，假設你被診斷出焦慮症，而你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你偷聽到醫生說，「是啊！我下午兩點有一位焦慮症，然後下班前還要看那個注意力缺乏症的孩子。」包容性語言的擁護者肯定會說，你的病症不等於你；你是患有焦慮症的人。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沒有人想被貶視。

然而，推行包容性語言運動的難處在於，人們會把正確的語言當作羞辱或輕視他人的武器。這個現象在我的研究中一再出現。有心人士甚至會透過禮貌的手段來攻擊別人。下面分享幾則故事。

第一則故事出自年近三十的男人，他與我分享從洛杉磯開車到紐波特海灘（Newport Beach）探望雙親的故事。他說那天早上開車途中，跟自己約定要對父親更有耐性與寬容。他們處不來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下午抵達父母的住處，在廚房與父親閒聊時問到，「你們的新鄰居人怎麼樣？」

他父親說，「我們真的很喜歡他們。請他們來家裡吃晚餐好幾次，現在變成朋友了。下禮拜他們要請我們吃晚餐。他們是東方人（Oriental），女主人會包她的私房水餃，所以你媽很期待。」

那位年輕人告訴我，他狠狠批了父親一頓。「東方人？天啊，老爸！你在開玩笑嗎？你有種族歧視嗎？」

父親還沒來得及回話，他又繼續罵。「『東方人』的說法是種族歧視！你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嗎？沒有一個國家叫作『東方』。你太丟臉了！」

父親沒有說話，而是頭低低地站著。等到他終於抬起頭來看著兒子時，眼眶滿是淚水。「兒子，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才讓你這麼生氣。我沒有一件事做得好。不管我做什麼、說什麼，你都不滿意。」

廚房裡一片沉默。

然後，他的父親說，「我願意待在這裡，聽你說我有多混蛋，可是我要載那個我應該要討厭的鄰居到醫院，她要去接剛動完白內障手術的先生回家。她不會開車，他先生今天早上是搭計程車去的。」

訪談過程中，那個男人告訴我，當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說什麼，所以就先離開了。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我身上。那時我正在教授從羞愧中復原的半天課程（說來真是諷刺），觀眾席大約有兩百個人。到了中午，短暫休息了一下。我正要看筆記時，一個女人走過來對我說，「我說不出今天早上你有多傷我的心。」

我很是驚訝。時間開始慢了下來，我的視線變得狹窄──這是我感到羞愧時會有的反應。我還來不及開口，她又說，「你的研究改變了我的生活。你拯救了我的婚姻，帶給我的孩子許多有益的影響。我今天來這裡，是因為你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導師。但是，上了十五分鐘的課後，我發現你是反猶太主義者。我那麼信任你，而你居然是個騙子。」

羞愧的風暴冷不防地排山倒海而來。惡夢成真。

我只能勉強吐出幾個字，「我不懂。」

她說，「剛才在故事裡，妳用了『gypped』這個字。」

我還是摸不著頭緒，又說了一次，「我不懂。」

她開始大聲起來。「gypped，gypped，gypped！你不知道嗎？你怎麼拼gypped這個字？」

那是個詭異的問題，但我當時陷在羞愧的洞裡太深，以致無法說出「我明白你真的很生氣，我們好好談一談」這種有幫助的話。我停頓了一會兒，在心裡默唸那個字，搜索拼法跟她所說的有那麼一點接近的單字。我能想到的只有JIF花生醬（還真是不意外）。我說，「呃……J–I–P–P–E–D。」

她大喊，「不對！世界上沒有一個單字拼作J–I–P–P–E–D。那個字是G–Y–P–P–E–D，就像『gypsy』（吉普賽人）一樣。這是貶低吉普賽人的反猶太詞彙。」

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腦袋一團混亂。這是真相傾巢而出但我無力抵擋的惡夢嗎？我真的討厭吉普賽人？難道我其實是一個追求政治正確，對吉普賽人恨之入骨的社會工作者？

不，我不知道。我沒有頭緒。

我猜我的表情告訴她，我沒有說謊，因為她說，「噢我的天，你不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對嗎？」

這時我流下了眼淚。

「對不起。我不知道。我跟你道歉。」我如此解釋。

她給我一個擁抱，然後我們聊了幾分鐘。休息時間結束後，我向大家解釋我剛剛學到的事情，並為自己使用那個詞彙道歉。但其實，那天下午我的情緒一直無法平復。

對於前面提到探望父親的那個男人而言，其實他只需要說，「老爸，你知道的，現在大家都不說『東方人』了。語言變化很快，我以為我跟你說過這件事。」如果他想展現同理心，他可以說，「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在學習。」

假使我的研究真的對那個女人如此重要，她可以從更寬容的角度來解讀我的行為。她可以說，「我不確定你知不知道，但『gypped』是一個根據傷人的刻板印象來貶低吉普賽人的詞彙。」這麼一來，我會充滿感激而不是感到羞愧。

我不認識你，但我想知道我說的話是否有傷到你。我希望我的言詞是和善而且經過大腦的，因為我深刻意識到言語的重要性。說這些話你會覺得尷尬嗎？會的。必須讓別人知道他們說的話傷害了你，是否令人沮喪？是的。談論這些問題，需不需勇敢做自己？需要。但是，我們也需要保持脆弱，而如果我們用言語來攻擊別人，是很難做到這件事的。

勇敢面對

要向狗屁說真話與練習當一個有禮貌的人，我們需要先了解自己，還有了解哪些行為和問題驅使我們說屁話或不講理。回顧「BRAVING」原則與信任的清單，可以知道遇到這種情況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 底線：哪些事可以討論？哪些不能？發現自己講屁話時，如何設定底線？

2. 可靠：胡說八道的行為是放棄別人對你的信賴。如果我們經常鬼扯，便很難相信別人，也很難得到他人的信任。

3. 究責：如何讓自己與別人負起責任，少說屁話、多說真相？少一點情緒失控、多一點禮貌？

4. 守密：禮貌的行為尊重隱私。屁話視真相為無物，會開啟觸犯隱私的大門。

5. 人品：面對屁話，我們如何保持正直？情緒激動時，如何停下腳步，跟對方說，「你知道嗎？我不確定這個對話有沒有幫助」或「我需要再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6. 理性：如何不批評而是跟對方說，「我其實不太清楚這件事。請告訴我你知道的，還有為什麼這對你很重要。」如果有人對我們說，「我一點也不清楚這件事情。」我們該如何避免陷入「不是贏、就是輸」的迷思，而是利用這個機會建立連結？

7. 包容：我們可以對周遭的人做最寬容的假設是什麼？如果希望成為更善解人意與更寬容的人，需要設定哪些底線？

　

我知道，向狗屁說真話與當個有禮貌的人聽來互相矛盾，但這兩件事都是真正的歸屬感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榮格曾寫下：「唯有領悟悖論，我們才有可能體會生命的圓滿。」人類是複雜的生物，每天睜開眼睛就開始努力不被貼標籤，不被冠上不符合真實自我的刻板印象與特色描述。然而，如果我們不勇敢做自己與表達意見，如果因為當下的情況被迫成為我們不認同的那種人，便會永遠失去連結與缺乏歸屬感。當我們願意冒險探索未知、甚至做真正的自己時，才能體會自己，體會真正的自我以及最重要的事物之間最深刻的連結。

「唯有領悟悖論，我們才有可能體會生命的圓滿」：出自卡爾．榮格〈心理學與煉金術〉（Psychology and Alchemy，作於一九五三年）， 由赫柏．瑞德（Herbert Read）、麥可．福特漢姆（Micahel Fordham）與傑哈德．阿德勒（Gerhard Adler）合編，理查．法蘭西斯．凱靈頓．霍爾（Richard Francis Carrington Hull，R.F.C. Hull）翻譯，刊於《卡爾．榮格文集》（C.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第二版第4冊（一九六九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出版）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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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面臨心靈危機，而且若想練習擁有真正的歸屬感，關鍵在於相信人類彼此密不可分。這種連結──在你我、還有世上其他人之間流動的靈性──是切不斷的；然而，我們對於連結的信念一再受到考驗與阻絕。如果我們不再相信有一股力量可以超越所有人，有一種連結源自於愛與惻隱之心，我們會更容易固守舒適圈、與他人對立及憎恨彼此、忍受屁話、貶低他人，諷刺的是，始終無法踏上真實歸屬感的未知之地。

雖然有違常理，但對於人際連結密不可分的信念，是我們在尋找真實歸屬感的未知荒野中，最能不斷提供勇氣的來源。當我知道，儘管面對阻礙與批評，我與他人之間依然有無法斷絕的連結，我就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如果我們不相信連結的存在，便會對孤立的未知荒野感到卻步，繼續待在所屬的陣營與同溫層裡。

目前的情勢固然棘手，但削弱我們對於人際連結緊密的信念，使我們難以遵守與他人在心靈承諾的，不只是對立的文化，還有日常生活的需求。人類很棒，有時也很難搞。我最愛卡通《史努比》（Peanuts）的一個片段是萊納斯（Linus）大叫「我愛人類……讓我受不了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或許艱難無比，周遭的人有可能把我們逼到精神瀕臨崩潰、顧不得禮貌的地步。

「我愛人類……讓我受不了的是人！」：http://www.gocomics.com/peanuts/1959/11/12/

改變外在不如修煉內心

我愛死了佩瑪．丘卓（Pema Chödrön）在這個主題上的講示〈糟糕的世界〉（Lousy World）。演說中，丘卓利用印度僧侶寂天（Shantideva）的訓誡，對人們時常感到惱火與失望的現象做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比喻。這段話出自一部影片，我將她所說的話抄寫並加以編輯，方便閱讀。接受真正的自我，這個道理既覺得熟悉又真實地令人難受。

丘卓一開始是這麼說的：

　

這個糟糕的世界、糟糕的人、糟糕的政府，一切都糟糕到不行……糟糕的天氣……糟糕的等等等。我們被這些東西氣瘋了。這裡太熱；那裡太冷；我不喜歡這個氣味；前面的人太高；旁邊的人太胖；那個人噴香水，讓我鼻子過敏……全叫人受不了！

就像赤腳走在炙熱的沙灘、布滿碎玻璃的地板或荊棘叢生的原野上。你的雙腳赤裸、毫無防備，你說，「這太困難了。這讓我好痛，沙灘太燙、玻璃太尖銳、荊棘太刺……我受不了了。」但你想到一個好點子！你將皮革鋪在地上，這樣雙腳就不會再受傷了。

無論走到哪裡都在地上舖皮革以保護雙腳，這種心態就像「我要擺脫她和他。我要讓氣溫恢復正常，我不準任何人噴香水，這樣就不會有令我心煩的事了。我要擺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讓我煩躁的所有事物，包括蚊子在內，然後，我就會變得非常快樂和滿足」。

她停頓一下。

我們覺得很好笑，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們面對事情的方式。我們以為，如果可以單純地擺脫一切或是舖上皮革，痛苦就會消失。這麼做當然有效，因為我們的雙腳不會再受到傷害。這在邏輯上行得通，可不是嗎？但是，這一點意義也沒有。寂天菩薩曾說，「你只需要用皮革包裹雙腳。」換句話說，你穿上鞋子，就可以走過炙熱的沙灘、尖銳的碎玻璃地與荊棘叢生的原野，沒有事情會令你心煩。因此當中的寓意是，如果你修煉自己的內心，不是試圖改變外在事物，就能得到平靜。

　

佩瑪．丘卓講示〈糟糕的世界〉：youtube.com/watch?v=buTrsK_ZkvA

那麼，假使我們喜愛人類，但是經常被別人惹毛，卻又不能用皮革遮蓋所有不喜歡的事物，那要如何在心中培養人際連結密不可分的信念呢？從研究中浮現的答案令我感到震驚。參與集體的喜悅與痛苦的時刻，實際見證人與人之間密不可分的連結。擁有強烈真實歸屬感的男女，會與陌生人共度喜悅與痛苦的時刻，藉此維持這樣的信念。簡單來說，我們必須把握不可多得的時刻，必須親眼目睹人與人培養感情和相處愉快的時光，才能相信這種連結真的存在，而且大家都做得到。

雖然默默觀察人與人建立連結的時刻，不是我熟悉的研究概念，但探究其意義與實踐的過程，比在生涯中從事過的其他研究更有趣。瞭解在真實生活中如何實踐的同時，我發覺自己其實相當擅長這件事。在這項研究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重視與別人共度的時刻。為什麼我會刻意上教堂，與不同信念的人，還有那些我經常想痛扁一頓的人一起領聖餐、行平安禮與唱詩歌；為什麼第一次帶孩子去看愛爾蘭搖滾樂團U2的演唱會時，聽到我最愛的歌曲會激動落淚，還有為什麼他們當時會握著我的手、安慰我；為什麼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戰歌總是能振奮精神，讓我情不自禁比出「牛角註17」的手勢；又為什麼我會跟孩子說，參加葬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當你在場時，別人會看到你有出席。你參與其中。你唱每一首歌、念每一句祈禱文，即便你不懂那種語言或不信奉那個宗教。

我一直都知道這些時刻對我如此重要，因為與我心靈上的幸福有所連結，讓我在從事令人挫敗與困難的研究時，能夠保有愛與人性。之前我並不明白為什麼，但現在我懂了。接著我們來看看，集體的喜悅與痛苦的經驗是什麼樣子。

未來的路上你絕不孤單

幾年前，我看到TED總裁暨策展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推特上發布一則短文：

　

足球與宗教畫上等號的時刻。令人動容的澳洲版〈未來的路上你絕不孤單〉。

　

這則短文附上YouTube影片的連結，那是九萬五千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樂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澳洲球迷，在墨爾本板球場（Melbourne Cricket Ground）齊聲高歌的畫面。在兩分鐘裡，我看到全場的利物浦球迷一邊聲嘶力竭地唱著隊歌，一邊高舉印有隊徽的紅色圍巾，許多人淚流滿面。

TED總裁暨策展人克里斯．安德森的推特貼文：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twitter.com/TEDchris/status/360066989420584960

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澳洲球迷：〈九萬五千名利物浦球迷〉（95,000 Liverpool Fans），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youtube.com/watch?v=F_PydJHicUk

我看著看著，竟然也想流淚。從這部影片有六百萬點閱率來看，你可以確定，不只利物浦的球迷，就連其他球隊的球迷看到這個場面也不禁熱淚盈眶，全身起雞皮疙瘩。事實上，影片在YouTube的第一個留言來自一位名叫「曼聯註18球迷普雷茲（Prez）」的用戶（曼聯是利物浦最強勁的對手之一）。他的評論只寫了：「肅然起敬。」

不論我們支持哪一隊，集體喜悅的力量都能超越歧異。

隔天，我就和史蒂夫說好，之後要多花點時間看足球（德州各地的比賽）、欣賞現場音樂演出與舞臺劇。身處於YouTube的時代，我開始遺忘親自現場看錶演是什麼感覺了。身歷其境比在家裡看電視的感受要強烈太多了。

打電話到巴吞魯日（Baton Rouge）

如果你與我在差不多的年代出生，而且在我熟悉的德州長大，有兩個名字肯定會讓你會心一笑，讓過往回憶全湧上心頭：喬治．史崔特註19（George Strait）與葛斯．布魯克斯註20（Garth Brooks）。當我與兩個妹妹艾希莉和芭瑞特回想成長過程時，像是前男友、最快樂與難過的時光、得用老虎鉗夾住才能拉上拉鍊的超緊牛仔褲，還有恨天高的捲翹蓬髮，都會想起史崔特與布魯克斯的歌聲。每個故事都有一首歌，每首歌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他唱我們最愛的歌曲：出自丹尼斯．林道（Dennis Linde）所作〈打電話到巴吞魯日〉（一九七八年發行），葛斯．布魯克斯演唱，收錄於專輯《支離破碎》（In Pieces）（一九九四年自由唱片〔Liberty Records〕加州好萊塢發行）。

去年，我、史蒂夫、艾希莉、芭瑞特與法蘭基（芭瑞特的先生）到聖安東尼奧和好友朗道及邁爾斯碰面，一起去看布魯克斯與翠莎．伊爾伍德註21（Trisha Yearwood）的演唱會。這次的經驗特別有趣，因為朗道與布魯克斯一起工作多年，我們得以在演唱會開始前到後臺探班，而他們就跟想像中一樣淳樸親切。那天的演唱會棒呆了，我們知道每一首歌的歌詞，任何一個看過布魯克斯演唱會的人都會說，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表演者。最難忘的就是他唱我們最愛的歌曲〈打電話到巴吞魯日〉（Callin’ Baton Rouge）。當時並不知道朗道全程錄下我們聽到那首歌的反應。我現在看那段影片還是會感動到哭。

過了三、四個月，有一次我正開車載著兩個妹妹和外甥女，我轉頭對芭瑞特說，「我們來聽〈打電話到巴吞魯日〉吧！」

芭瑞特六歲大的女兒蓋比說，「不要！我想聽第一首！我想聽我們每天都在唱的那首歌。」

芭瑞特笑說，「打電話到巴吞魯日就是第一首。」

我和妹妹都坦承自己從那次演唱會後，一直在聽這首歌。演唱會之前，我們三個人都有那張唱片，但唯有經歷那個喜悅與連結交織的時刻之後，我們才開始每天照三餐聽那首歌。為何會如此？這是因為，那首歌帶我們回到特別的時刻。如果你看到朗道錄下的畫面，會發現只有純真的愛可以形容：對音樂、對共度的時光與彼此的愛。影片中，我們姐妹三人攬著彼此、手牽著手，扯著嗓子高聲唱著：

　

接線員，快幫我接通電話，

我要打到巴吞魯日說情話。

　

舉起魔杖

大家都知道我是《哈利波特》迷。我的女兒艾倫從小看這部小說長大，每次《哈利波特》的新書上市與電影上映時，我們總是第一個跑去排隊。二○○九年，我們參加《哈利波特6：混血王子的背叛》（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首映會。會場中，許多人的脖子圍上葛萊分多學院（Gryffindor）的圍巾，額頭用眼線筆畫上哈利波特的閃電疤痕，身穿印有「keep calm and carry a wand」（保持冷靜，帶著魔杖）斗大字樣的T恤。

我們參加首映會：《哈利波特6：混血王子的背叛》，大衛．葉慈（David Yates）執導（二○○九年盛日影業〔Heyday Films〕英國與美國發行）。

遺憾的是，當電影接近尾聲時，睿智且忠厚的領袖鄧不利多（Dumbledore）遭到殺害。有一幕，哈利跪在他身旁，留下悲痛的淚水。鄧不利多是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的校長，對哈利而言是一位有如父親般的長輩、恩師與守護者。即使你從未看過這部小說或電影，對這種場景一定不陌生：年幼的主角失去了像父母般諄諄教導他／她的人。這是在許多偉大故事的轉折點中必要的元素，也是約瑟夫．坎伯所謂的「英雄旅程」的關鍵。

約瑟夫．坎伯所謂的「英雄旅程」：出自約瑟夫．坎伯與比爾．莫耶斯合著的《神話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一九九一年錨版圖書〔Anchor Books〕紐約出版）。

一群學生與教授聚集在鄧不利多的屍體旁，這時天空逐漸浮現一張黑暗與邪惡的臉孔。那是殺死鄧不利多的兇手佛地魔（Voldemort）。哈利把手放在鄧不利多的胸口不停哭泣時，鄧不利多的摯友兼同事麥教授（McGonagall，由瑪姬．史密斯〔Dame Maggie Smith〕精湛演出）舉起魔杖指向天空。魔杖的尖端射出一道光束。學生與教授也相繼舉起手中的魔杖，射出一道道光束，點亮陰沉詭譎的天空。

那一刻在休士頓的電影院裡，一個遠離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的宇宙，我環顧四周，發現兩百個陌生人幾乎都淚流滿面，並且高舉著手，將想像中的魔杖指向天空。為什麼？因為我們相信光明。是的，我們知道《哈利波特》是虛構的，但那股集體的光明力量是真實且強大的。面對仇恨、偏執、殘酷與那片黑暗天空所代表的一切危機，我們團結一心，變得更加強大。

FM 1960公路上的那些人

我確切知道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那天我人在哪裡。當時我開車行經休士頓交通繁忙的四線道公路FM 1960高速公路，那條公路靠近我念高中時居住的克蘭（Klein）郊區。我記得經過一個交叉路口時，看到幾輛車突然停在路肩，而有幾輛車就直接在線道中央停了下來。我第一個念頭是，後面一定有消防車或救護車。我降低車速緩慢前進，但再查看側後視鏡、後照鏡，伸長脖子往後一瞧，完全沒看到警消或救護車的燈光。

我緩慢經過一臺停在路肩的皮卡車，瞄了駕駛座一眼，看到一個男人掩面趴在方向盤上。我心想，戰爭開打了。我把車子停在他前方，才剛轉開收音機就聽到播音員說，「再次播報，挑戰者號太空梭（Challenger）爆炸了。」

不，不，不，不會的。我開始哭泣。更多人把車停在路邊。一些人甚至下了車。彷彿大家都渴望與別人一起見證這齣悲劇，不想獨自面對這件事。

對生活在休士頓的我們而言，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不只是太空探索的希望燈塔，也是朋友與鄰居工作的地方。那些罹難者是我們的同胞。克莉絲塔．麥考莉芙（Christa McAuliffe）原本會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教師。每個地方的老師都是我們的同胞。

過了五到十分鐘，人們陸續開車回到高速公路上。但是，他們緩緩將車駛入車流時，都開了大燈。廣播並沒有指示大家，「如果你在開車，請開啟大燈」。然而，我們本能地知道，大家都是這悲傷車陣中的一分子。我不認識這些人，連跟他們說一句話都沒有，但如果你問挑戰者號太空梭發生災難時我人在哪裡，我會回答：「悲劇發生時，我與我的同胞──當時在FM 1960高速公路上的那些人──在一起。」

選擇去愛

我們的孩子上小學一年級，他們的孩子也上小學一年級。那股痛苦、震驚與恐懼無邊無際。我們聚在一起只是為了陪伴彼此。我們齊聚一堂，不是為了理解遠在他方的那間學校所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想理解。我們坐著默默哭泣，我與社區的一群媽媽、一些朋友和一些陌生人覺得我們有必要聚在一起。那天是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歲的亞當．藍札（Adam Lanza）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新鎮的桑迪胡克小學，射殺了二十名六、七歲的學童及六名教職員。

我記得當時在想，或許世界上所有的媽媽為新鎮的那些家長虔誠地跪拜祈禱，就能帶走一些痛苦。我們可以替他們分擔傷痛。我願意這麼做。我們不能想辦法幫他們分擔一些痛苦嗎？我願意盡一分力，即使這樣會為我的生命增添悲傷。

那天，我與朋友並不急著成立募款基金。我們沒有衝到孩子就讀學校的校長室，心急氣憤地要求校方加強校園安全，也沒有打電話向議員求助或是在臉書上發布貼文。這些事我們之後才做。槍擊案發生的隔天，就只是一起坐著，沉默不語，只有偶爾劃破寂靜的悲泣聲。我們沉浸在共同的痛苦與恐懼中，得到了撫慰。

獨自一人面對不斷報導的悲劇，看著二十四小時無止盡的新聞或網路上不計其數的文章，是讓恐慌悄悄佔據內心並種下二度創傷根源最快的方式。那場屠殺的隔天，我選擇與朋友一起哭泣，然後到教堂與陌生人一同哀悼。

當時，我還不知道二○一七年有機會到新鎮復原力中心（Resiliency Center of Newtown）演講，與一群桑迪胡克小學受害者的家屬坐著聊天。從我的研究與那天晚上在新鎮的座談會中，我明白一件事：太少人知道如何與陌生人一起面對痛苦。更糟的是，我們顯露不安的方式，可能會傷害別人、使他們更加孤立。我開始相信，親身實地與陌生人一同哭泣，或許可以拯救世界。

當你進入新鎮之前，會看到一個告示牌寫著：「我們是桑迪胡克小學。我們選擇去愛。」與社區其他的媽媽坐在房間裡哭泣的那天，我並不確定我們在做什麼或為何這麼做。如今，我相當確定我們是在為選擇愛這件事盡一份棉薄之力。

密不可分的連結

這些集體喜悅與痛苦的例子，都是神聖的經驗。反映了深刻的人性，因此能超越所有人的歧異、激發我們的天性。這些經驗讓我們看到人性的真實面與可能性。我們需要與陌生人共度的這些時刻來提醒自己，儘管在社群媒體或真實生活中討厭某個人，我們依然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不一定得是與幾千名陌生人共處的重大時刻。即便只是在兩個小時的航班上，與鄰座旅客短暫談話，也能讓我們體會密不可分的連結。

問題是，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們應該要參與更多這樣的時刻。我們顯然需要這種經驗。然而，投入共同的喜悅與痛苦之中，會讓自己容易受傷。因此，我們武裝自己：聽演唱會時將手插口袋；在舞會中隻身站在角落翻白眼；或是搭火車時寧可戴上耳機聽音樂，也不願意認識鄰座的旅客。

我們需要把握與感激這些人與人之間擦出火花的時刻，原因在於假如你走到墨爾本（Melbourne）的足球場上，要求觀眾停止唱利物浦的隊歌、開始談論「英國脫歐」（Brexit）的議題，那你就有麻煩了；如果你打開電影院的燈，請《哈利波特》迷及他們的父母，談論公立學校、私立學校與在家自學的優缺點，佛地魔變得都不恐怖了。

假如讓挑戰者號爆炸那天FM 1960高速公路上的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況下齊聚一堂，問他們美國政府是否應該投入更多資金在國防、社會福利制度或太空探索上，你覺得大家會互相擁抱與加油打氣嗎？假如在布魯克斯的演唱會上問歌迷對於政治有何看法，充滿歌聲的同樂可能會變成尖聲叫罵的競技場。以上這些情境很可能會促使人們斷絕關係，更加深彼此的猜測與成見。

但是，我們越是願意在真實生活中，親自創造共同的喜悅時刻與體會共同的痛苦時，就越難否定人際連結的存在，即便是與我們強烈不合的人。那些與別人感受共同情感的時刻，不只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可能性，也提醒我們人性的真實面。

我們為了連結而生。但關鍵是，在任何時候，這種連結不得有半分虛假。

神聖的感受

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在他一九一二年所出版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中提出了「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一詞。塗爾幹當時正在研究他起初在宗教儀式中見識到的一種魔力。他解釋，集體歡騰是一種形成連結的經驗、共有的情感，以及我們屬於超越所有人的力量的一部分時所產生的「神聖感受」。他也主張，在集體歡騰的經驗中，人們的焦點會從自我轉移到團體。

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塗爾幹：艾彌爾．塗爾幹所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九一二年出版），約瑟夫．華德．史旺斯（Joseph Ward Swains）翻譯（一九一五年出版），創意空間獨立出版社（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二○一六年再版。

研究人員席拉．蓋布里歐（Shira Gabriel）、珍妮佛．瓦倫提（Jennifer Valenti）、克莉絲汀．納拉剛–甘尼（Kristin Naragon-Gainey）與亞莉安娜．楊（Ariana Young）不久前設計與驗證了一個方法，可以衡量共同集會（collective assembly，他們如此稱呼這種經驗）如何影響我們。他們發現，這些經驗可讓生活充滿意義、更多的正向情緒與社會連結，並減少寂寞感，這些全是健康、快樂生活的必要元素。

共同集會的經驗：出自席拉．蓋布里歐、珍妮佛．瓦倫提、克莉絲汀．納拉剛–甘尼與亞莉安娜．楊合著〈共同集會的心理重要性：歡騰集會傾向衡量方法的發展與驗證〉（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ssembl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ndency for Effervescent Assembly Measure〔TEAM〕），收錄於二○一七年《心理鑑衡期刊》（Psychological Assessment），DOI：doi:10.1037/pas0000434

讓生活充滿「意義、更多的正向情緒……」：出處同上。

「跟共同集會的概念一致……」：出處同上。

他們在二○一七年的論文中寫道，「研究的結果，共同集會不只是跟人們齊聚一堂欣賞比賽、演唱會或歌劇以抽離日常生活的概念一致，讓人有機會去感受與某種超越自我的力量有所連結，也能體會喜悅、社會連結、意義與平靜。長久以來，共同集會一直是人性經驗的一部分，目前的研究也開始量化其帶來的重要心理助益。」這種經驗似乎有殘留效應──實際的經歷之後，社會連結與幸福感會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

這篇論文的首席研究員席拉．蓋布里歐在唸研究所時，因瘋迷費西合唱團（Phish），首度接觸集體歡騰的概念，這點讓我很是驚喜。我的弟弟是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的死忠樂迷，也熱愛費西合唱團，因此我對她的經歷非常有共鳴。蓋布里歐與研究團隊深入探究習俗、朝聖與節日，為何在早期宗教文化中極其重要，以及為什麼今日人們依然喜歡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議、觀看運動賽事與欣賞演唱會。答案是，我們希望生活能有更多意義與連結。

根據我與研究參與者的訪談，音樂最能夠引發集體的快樂與痛苦。它經常是團體靈修、慶典、葬禮與示威活動的核心。自二○一二年我在波特蘭（Portland）世界高峰會（World Domination Summit）上帶動一千名觀眾哼唱歌曲之後，我從未懷疑過音樂是集體喜悅最有力的形式。直到現在，我仍然會收到那天在現場的與會者寄來的電子郵件。最近有一封郵件貼切描述了那次活動後大多數與我聯絡的人的感受：「我試圖解釋那天的感覺，但就是無法用言語形容。那實在不可思議。」

與你同在

現在只有神聖的力量能夠讓人們專心傾聽。神聖的工作不是追求完美或成就美好；而是創造歸屬，也就是與神同在的感受，以及透過歸屬溫和地牽引他人與神同在的感受……。無關乎與遙遠的神建立連結，而是領悟我們早已存在神的心中。

──愛爾蘭詩人約翰．歐唐納修（John O’Donohue）

　

「只有神聖的力量能夠讓人們專心傾聽……」：出自約翰．歐唐納修〈破曉之前我招來你：牧師身分的省思〉（Before the Dawn I Begot You: Reflections on Priestly Identity），《犁》（The Furrow），第57卷第9 期（二○○六年九月）第471頁。

就在最近，我到德州一個小鎮的教堂參加好友蘿拉的父親的葬禮。外廳裡沒有唱詩班或鋼琴，只有幾百個人坐在折疊椅上，透過投影機與電腦螢幕觀看主教堂裡舉行的悼念儀式。當我們起身唱誦他（與我）最愛的聖歌〈你真偉大〉（How Great Thou Art）時，我有點懷疑兩百多個陌生人，要如何在大廳裡清唱一首古老的聖歌。但是，大家做到了，那是一次神聖的經驗。

〈你真偉大〉：卡爾．古斯塔夫．鮑伯格（Carl Gustav Boberg）所作〈你真偉大〉，史都華．海因（Stuart K. Hine）翻譯，基督教聖歌，一八八五年。

蘿拉的父親是鎮上無人不知的英雄。而在那一刻，我的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他一定會喜歡我們難聽的歌聲以及誠摯的心意。神經學家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寫道，「音樂在藝術中獨一無二，沒有形體，而且情感深刻……音樂可以直接穿透人心且不需要媒介。」

「音樂在藝術中獨一無二……」：出自奧利佛．薩克斯《腦袋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暫譯，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修訂擴增版（二○○七年，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事實上，葬禮是集體痛苦最顯著的例子。在我針對信任所做的研究中，葬禮出乎意料地扮演重要角色。我請參與者舉出三到五種會讓他們更加信任朋友、家人與同事的行為，葬禮往往排在前三名。葬禮是大事，出席葬禮很重要，不僅是對已故者的親友意義重大，對在場的每一個人也是如此。我們齊聚一堂，以任何方式慶祝生命的結束所感受到的集體痛苦（有時還有喜悅），或許是最能凸顯人際連結密不可分的經驗。死亡、失去與哀傷之前，人人平等。

我的阿姨貝蒂在我寫這本書的期間去世了。一想到她，我就會想起歡笑、露營、在努埃西斯河（Nueces River）裡游泳、開車到她開在德州宏都（Hondo）的牧場，還有我們彼此絕不談論政治的默契。我還想到快七歲的時候，曾經哀求她讓我進去「牌房」，在那裡，爸爸、媽媽、外公、外婆、表哥和表姐會大聲嘻笑怒罵、抽菸與玩ROOK（我們最愛玩的紙牌遊戲）。我只能待在「兒童房」，無聊得要命。她捧起我的臉說，「我不能讓你進去。相信我，你不會想看那裡面的東西。沒什麼好看的。」

比起替她辦喪禮，貝蒂則是希望全家人齊聚在表哥丹尼的後院裡，每家帶一道菜，烤肉同樂。她只要我們開心地在一起。丹尼帶我們禱告，大家閒聊過往的趣事，納森一邊彈吉他，黛安娜一邊唱著〈聖母頌〉（Ave Maria）。那是在德州丘陵區（Texas Hill Country）三十二度高溫的天氣下，盛夏時節，蟬鳴陣陣，幾乎聽不到說故事與音樂的聲音。當時我一直在想，這正是人活著的意義。

這種人性超越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在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註22（Sheryl Sandberg）與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於二○一七年共同推出的鉅作《擁抱B選項》（Option B）中，桑德伯格描述一段關於集體痛苦、令人痛徹心扉的故事。她的先生大維（Dave）在度假時意外去世。他們的兩個孩子分別就讀小學二年級與四年級。她寫道，「我們抵達墓地後，孩子一下車就癱軟在地，無法跨步向前。我躺在草地上抱著哭泣的孩子。他們的堂表親紛紛過來和我們躺在一起，大家哭成一團，大人伸出手臂扶著孩子，希望他們不要太傷心，但沒什麼用。」

「我們抵達墓地後……」及後續引述：雪柔．桑德伯格與亞當．格蘭特，《擁抱B選項：面對人生無法避免的失去與傷痛，我們仍可以鍛鍊韌性，重新發現幸福》（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二○一七年阿爾佛萊德．諾普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紐約出版）。

桑德伯格對孩子說，「這是我們人生中第二糟糕的時刻。之前我們已經熬過了最糟糕的，這次也一樣可以。從現在開始，情況只會越來越好。」接著，她開始唱起從小就會唱的歌曲〈賜予平安〉（Oseh Shalom）。她寫道，「我不記得當時怎麼會想要唱歌，或為什麼選這首歌。後來才知道，這首歌是猶太喪禮祈禱文〈神聖祈禱〉（Kaddish）的最後一行，也許是因為這樣，旋律才從腦海中湧現。不久，所有大人與小孩都跟著唱，哭聲停止了。」

集體痛苦的經歷不會讓我們擺脫哀痛或悲傷；這是一種同在的經驗。這些時刻提醒我們在黑暗中並不孤單，還有破碎的心從一開始就與每一個悲傷的心靈連結在一起。

同仇敵愾的親密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朋友的沙發上擺了寫著，「如果你說不出好話，就過來坐在我旁邊」的枕頭時，忍不住噗哧一笑。讓我暫時脫下「和善研究員」的帽子，問幾個直接的問題：有沒有比說人是非還要更快、更容易與陌生人變成朋友的方式？有沒有任何事比與某個人一起冷嘲熱諷、講八卦、說三道四的感覺還爽快？當然，在這兩種情況下，我事後通常會感覺很糟，但我們不能否認在嚼舌根的當下有多過癮。這是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總能見效且超級簡單的方式，可以讓你與任何人建立關係。天啊！這麼做可能會很有趣。

「如果你說不出好話，就過來坐在我旁邊」：這句引文有各種形式，一般認為出自愛麗絲．羅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可參閱quoteinvestigator.com/category/alice-roosevelt-longworth/

不過，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枕頭上的那句話。我們藉由批評與嘲諷他人所建立的關係，並不是真正的連結，如同剛才提到的例子。不幸地，這麼做所導致的痛苦，卻是真實的痛苦。建立在冷嘲熱諷之上的連結跟行為本身一樣，毫無價值。

我研究羞恥感時所進行的訪談中，許多受訪者提及，無意中聽到別人談論自己時會覺得很難受，或者發現別人口中的「流言蜚語」是關於自己時會感到羞恥。這實在令人痛心，因此我開始練習不說八卦。起初，這麼做讓我覺得孤單，但也讓我痛苦地學到了一些東西。只過了幾個星期我便發現，有幾段以為是真正友誼的人際關係，原來完全是以說閒話為基礎。一旦不說，我和對方就沒有共通點，彼此也無話可說。

如果將焦點從個人生活轉移到現今所處的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文化上，我認為，那些一起坐著聊八卦的人們，通常與我們並沒有緊密的連結或深刻的社群意識。我們只是在跟討厭相同對象的人一起鬼混。那不是連結。是「你不跟我們一夥，就是與我們為敵。」那是同仇敵愾的親密。我不是真的瞭解你，也沒有認真經營我們的關係，但我喜歡我們都討厭相同的人、鄙視相同的看法這件事。

同仇敵愾的親密是虛假的連結，與真正的歸屬感恰恰相反。如果我們與別人的連結純粹來自於討厭相同的人，那麼感受到的親密往往更強烈，立刻獲得滿足，而且能輕易發洩怒氣與痛苦。然而，這不是促成真實連結的動力。這種動力熾熱滾燙、燃燒迅速，且會留下受到汙染的情緒。如果我們有自覺，就會發現這種親密也會在事後反省時感到懊悔。我真的有跟他們一起說閒話嗎？那種行為對我們有幫助嗎？我是否真的做了我討厭別人做的那種行為？

我明白，這些時刻是不可掌握而且有害。我經常想要躲起來，想待在同溫層裡，但這麼做於事無補。我們也許因為相同的政治或社會信仰與意識形態聚在一起，但在這個同溫層裡依然孤獨。更糟的是，我們不斷監視自己。挑戰所屬陣營的意見或看法所引起反彈的威脅逐漸逼近，使我們持續處於焦慮。當束縛我們的全是信仰而非人格時，質疑自身想法或集體意識型態便成了危險的舉動。

一個團體或社群如果不能忍受異議與分歧，就等於放棄了任何緊密連結的經驗。那裡沒有真正的歸屬感，只有討厭相同對象的潛規則。這會加深人際連結斷裂的心靈危機。

就如同集體經驗對我們影響深刻，這些時刻顯然並非全是對等。如果一個群體的基礎是犧牲他人，例如彼此都貶視另一個人或團體而建立關係，或是儘管如此還是得在一起，都無法修補人際連結斷裂的心靈危機。事實上，反而會加劇連結斷裂的現象。如果這麼做犧牲了他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集體喜悅；如果這麼做會帶給他人痛苦，就不是真正的集體痛苦。當足球迷用種族歧視的字眼向球員咆哮，或是人們基於憎恨而聚集，尋求真正的歸屬感與緊密連結的實踐，便會立刻化為烏有、徹底失敗。

當我問研究參與者，在示威遊行與集會中是否感受到集體的快樂與／或痛苦時，他們給的答案與被問到宗教活動時一樣，都是「看當時的情況而定」。我深入研究為什麼在一些活動中是如此，但在其他活動中卻不是這樣時，從同仇敵愾的關係發展出的分界線再次浮現：非人化與物化的行為消除了集體的快樂與痛苦。一名四十多歲的女人解釋，「有時我去教堂，體會到不可思議的靈性連結，感覺有某種事物超越了歧異。有時去做禮拜，聽牧師在佈道時談論政治、替候選人背書，氣得一肚子火。這種經驗越來越常見。有時候，會覺得去教堂很浪費時間。」

我和女兒參加了二○一七年在華盛頓舉行的女權大遊行（Women’s March）。對我而言，某些時刻感覺像是真正的集體快樂與痛苦，其他時刻則不然。優步（Uber）的司機沒有在適當的地方讓我們下車，因此我們目睹了遊行隊伍中一些嚇人且無意義的財物毀損事件，以及隨後警方發起的鎮暴行動。不久，兩個頭戴川普標誌帽子的青年，對一群走在街上身穿女性主義T恤的年輕女子大叫，「去你的，自由派腦包！」

我們還沒走完一個街區便能清楚看到，政治立場迥異的兩派人馬彼此有的共通點，比他們與所屬地區的絕大多數選民還多：利用任何機會發洩自己不願承認與逐漸加劇的痛苦、傷害及渺小無能的感覺。我們不會控制這些情緒，當我們拿別人出氣時，會變得危險。

那場遊行中，多數的演講者讓大家團結一心，但少數人利用與對手極為類似的手段煽動群眾的情緒，譬如以非人化的語言批評政治人物。有趣的是，在我們從「什麼是可能的」與「我們相信什麼」，變成「我們討厭什麼、仇視什麼人」的時刻，你可以實際感覺到那股能量從群眾轉移到演講者身上。

集會可以滿足人類對於共同社會經驗的渴望。然而，我們需要留意，這種渴望會在何時、以什麼方式被他人利用與操縱，來達到真實人際連結以外的目的。在同一個社群中，有的集會可以慢慢療癒傷痕，有的則可能造成創傷。當我們齊聚分享真正的喜悅、希望與痛苦時，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經常掩蓋善良人性的犬儒主義。如果我們在同仇敵愾這面假旗下拉幫結派，就會加深犬儒主義並削弱人類共有的價值。

與人交際

我們努力創造更多集體快樂與痛苦的機會時，社群媒體是否可以發揮正面作用，或者只是充滿憎恨與寵物照片的地方？社群媒體可以幫助我們發展真正的關係與歸屬感，還是一向礙事？這些都是大家現在面臨的問題。

有時候，我喜愛社群媒體的一切，從傳達快速與強大的正義，到看起來像多肉植物擠花杯子蛋糕的無數照片。但有時候，我確定臉書、推特與IG（Instagram）的存在，只是為了惹毛我、傷害我、讓我想起自己的不足，以及提供有心人士為非作歹的機會。

我得到的結論是，我們與社群媒體的關係就像玩火，你可以利用它取暖與尋求鼓勵，也可能因一鍵失手而鑄成大錯。全取決於你的意圖、期望與認清現實的能力。

當我開始在研究參與者身上探究這個問題時，得到的結果很少出現分歧。我逐漸瞭解到，面對面的連結在尋求真實歸屬感的練習中不可或缺。不只在我的研究資料顯示面對面接觸是必要的，世界各地的研究也證實了同樣的結果。社群媒體有助於培養人際關係，但必須要在有架構、目的與意義及面對面接觸的條件下，才能建立真正的社群。

在這個領域中，其中最受人尊崇的學者就是蘇珊．平克（Susan Pinker）。在其著作《村落效應：為什麼在線時代，我們必須面對面重新連接？》（The Village Effect: 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 and Happier）中，平克寫道，「在短暫的演化期間，人類從擅長解讀彼此手勢與意圖的群居靈長類動物，變成忙著自顧自滑手機與打電腦的孤獨物種。」根據跨領域的研究，平克得出的結論是，面對面的人際互動無可取代。這種互動經證明可促進免疫系統、刺激血管與大腦中正向荷爾蒙的分泌量，並有助於延長壽命。平克補充，「我把這種行為稱作『建立村落』，而其成效攸關生死。」

「在短暫的演化期間……」：出自蘇珊．平克《村落效應：為什麼在線時代，我們必須面對面重新連接？》。

「我把這種行為稱作『建立村落』……」：科爾比．依科維茲（Colby Itkowitz）於〈優先處理這三件事將可改善─甚至拯救─你的生活〉（Prioritizing These Three Things Will Improve Your Life—And Maybe Even Save It）引述平克所言，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刊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com/news/inspired-life/wp/2017/04/28/prioritizing-these-three-things-will-improve-your-life-and-maybe-even-save-it/?utm_term=.07f8037a95da

她說「攸關生死」並不非玩笑。結果證明，她得到的發現都彌補了寂寞相關研究的不足：社交互動可以讓我們活得更久、更健康，影響的程度甚大。她寫道，「事實上，如果疏於與重要的人保持親密接觸，對於健康的危害至少會跟一天抽一包菸的習慣、高血壓或肥胖一樣嚴重。」

好消息是，這種接觸不必是長時間的親密互動，雖然那樣是有益的。透過眼神交流、握手或是擊掌，都能降低皮質醇與增加多巴胺的分泌，減輕壓力與提供一些化學刺激。平克指出，「研究顯示，一週打一次牌或每週一天跟朋友喝咖啡，可增加的壽命與服用β–受體阻滯藥物或戒掉一天一包菸的習慣一樣多。」

社交媒體很適合用來建立社群，但若想得到真正的歸屬感、真正的連結與真正的同理心，就必須在真實的空間、時間與真實的人見面。我自己就有一個例子。

「研究顯示，一週打一次牌……」：出自平克《村落效應：為什麼在線時代，我們必須面對面重新連接？》。

臉書與我的第一個真愛

還記得第1章提過的艾莉諾嗎？就是那位因為全家搬到紐奧良而認識的好友。當時她是我在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我們在五歲時認識。第一個認識的好朋友的確是第一個真愛。她屬於我，我也屬於她。有好幾年我們都形影不離。每天上學，我們會騎著腳踏車穿越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偶爾停下來買冰淇淋或是偷偷溜到學生會的餐廳裡買汽水。

我們替羽翼合唱團（Paul McCartney and Wings）的〈逃亡樂團〉（Band on the Run）設計了一整套舞步與對嘴的動作。我們會惡作劇，而且自豪從沒被抓到過。有一天，我們溜到紐曼中心（Newman Center）的後面，到經常做禮拜的「嬉皮教堂」 吃幾塊聖餐餅。我們知道自己會下地獄，但至少可以互相作伴。我們都來自大家庭，所以最喜歡在家人吵架時離家，一起騎單車四處搗蛋。

我們設計了一整套舞步與對嘴的動作：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與琳達．麥卡尼（Paul McCartney）〈逃亡樂團〉（羽翼合唱團演唱），收錄於《逃亡樂團》專輯（一九七四年蘋果唱片〔Apple Records〕英國倫敦發行）。

如我先前提到，爸爸在我小學四年級時從紐奧良轉調到休士頓。我和艾莉諾因離別而傷心欲絕。不過，我們約定有空就去看對方。搬家前夕，爸媽幫我請假一個星期，讓我、弟弟和兩個妹妹先到奶奶家住，他們則趁這段期到休士頓找房子。當時我九歲，傑森五歲，兩個雙胞胎妹妹一歲大。

我們在奶奶家只待了一天，雙胞胎妹妹就鬧腸胃炎，接著我生病，然後弟弟也病了。爸媽從休士頓打電話來的時候，奶奶要他們不用擔心，堅持她可以代為照顧我們。外婆在兩天內跑了五趟洗衣店和煮了近四公升的雞湯後，大家都有好轉，除了我之外。我的病情惡化了。最後，我的情況嚴重到奶奶不得不打電話叫我爸媽回來。

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因為盲腸破裂化膿接受緊急手術。奶奶根本不知道這是盲腸炎，因為我的症狀跟一般腸胃炎幾乎一模一樣。很快又出現了其他問題。那位應要求緊急動手術的外科醫師在開刀時似乎有點恍神，導致我在術後併發症立刻發作。最終，我的爸媽「違背醫囑」，在深夜推著輪椅把我帶到另一家醫院，我在那裡養了兩個星期的病。之後，爸媽回舊家收拾行李，讓我待在德州的奶奶家。

我再也沒見過艾莉諾。

但在二○○九年初，我在臉書上找到了艾莉諾。我傳訊息給她，不到幾分鐘我們就連絡上了（臉書，謝謝你！）從那之後我們兩家不時聚會。我跟她的孩子很親近，她也跟我的孩子很親，我們的先生也成為朋友。這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出乎意料的喜悅。我們重逢後第一次見面花了好幾個小時更新彼此的近況，從這些年來經歷的傷痛與失去到最幸福洋溢的時刻，無所不談。這種對話絕對不可能在網路上發生。這需要兩個人穿睡衣深夜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著熱茶、一邊細細長談。

我想說的是，我經歷的喜悅並不是出於在臉書上與老友恢復聯絡，而是來自長時間散步、家庭的桌球聚會、四人手球遊戲，還有一起看電影的時光。臉書是催化劑，面對面的互動才是連結。

勇氣與群體的力量

我在闡釋脆弱的概念時喜歡做的一件事情，是讓學生觀看快閃族及其他集體喜悅時刻的影片。在這些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學齡兒童全心全意投入的模樣。大人呢？有些沉浸其中，有些則不怎麼享受。至於青少年，真正投入的少之又少，他們比其他人更容易覺得尷尬。喜悅與痛苦都是我們承認脆弱才能體會的感受，與陌生人在一起時更是如此。

勇氣的基礎是脆弱──度過未知、風險與情感表露的能力。我們需要勇氣，才能敞開心胸擁抱喜悅。事實上，如我在其他本書提過的，我認為喜悅或許是我們最脆弱的情感。我們害怕，如果讓自己感受喜悅，就會在災難或失望來臨時無所防備。那就是為什麼許多人面對真實喜悅的時刻，會預先設想悲劇的情況。孩子從家裡出發去參加舞會，而我們唯一想到的是「車禍」；我們滿心期待即將到來的假期，卻開始擔心會有「颶風」。我們試圖靠想像最糟的情況或者做好壞事會發生的準備，以在受傷之前先發制人。我把這種行為稱作「伴隨不祥預感的喜悅」（foreboding joy）。

要讓自己不在喜悅的時刻預料壞事，唯一的方法是感恩。經過這些年的研究，我發現常懷感恩之心的男女，最能夠全心全意地擁抱喜悅。在個人或集體喜悅的脆弱時刻，我們需要抱持感恩的心。

痛苦也是脆弱的情感。我們需要真正的勇氣才能感受痛苦。許多人在傷心時，更容易製造痛苦而不是去感受。我們寧可散播傷痛，而非藏在心裡。

因此，為了擁抱集體喜悅的時刻，我們必須鼓起勇氣。這表示，我們必須承認脆弱。在我研究的二十多萬筆資料中，找不出任何一個不需要承認脆弱就能鼓起勇氣的例子。在你的人生中，你做得到嗎？你想得出任何一個不需要冒險、探索未知與展現情感，就能鼓起勇氣的時刻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有太多研究參與者（包括特種部隊軍人）表示，沒有脆弱，就沒有勇氣。我們必須挺身面對脆弱。當大家開始歌唱與跳舞時，至少我們得點點腳跟、哼哼唱唱；當大家流著淚訴說不幸的經歷時，我們必須勇敢面對痛苦。

儘管我們認為「靠自己的力量」很重要，儘管有時會基於錯誤的原因而聚在一起，但在內心深處我們都期待著，雖然彼此之間存在歧異，雖然必須鼓起勇氣做真正的自己，但我們並不是都得獨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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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謂的力量常常來自於恐懼，而不是愛；很多人沒有堅強的內在，而是武裝外在保護脆弱、真實的自我。換句話說，我們待人冷淡、防衛心重，試著藉此掩蓋自信的不足。打個比方，如果我們鍛鍊背部的力量，培養可靈活彎曲卻又健康強壯的脊椎，那麼我們的正面就有可能脆弱又毫無防備……。我們要如何以堅強的內在與溫柔的外在，去關心他人與接受他人的關心，用真誠的善意包容過往的恐懼？我相信，當我們真正放開心胸、看清這個世界，讓世界真的認識我們，就能辦到。

──羅西．瓊．哈利法克斯（Roshi Joan Halifax）

　

「我們所謂的力量常常來自於恐懼，而不是愛……」：出自瓊．哈利法克斯《與臨終共在：培養面對死亡的憐憫與無懼》（暫譯，Being with Dying: Cultivating Compassion and Fearlessness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二○○八年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波士頓出版）。

我從瓊．哈利法克斯口中第一次聽到「外柔內剛」的說法。當時我們一起在我最愛的地方──紐約歐米加學院（Omega Institute）辦活動。我得承認，我有點害怕與她見面；哈利法克斯是一位佛教導師、禪師、人類學家與社運人士，寫過好幾本關於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書籍。我們在夜間談話的彩排上第一次碰面。她為人率真，且非常幽默，這點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當結束彩排準備離開時，我對她說，「我累死了，但我想是時候去見面會了。」

她看著我說，「我要先回房休息。你何不也回去休息一下？」

我跟她說這是個好主意，但我難過地拒絕了。她的回應讓我永遠都忘不了。「今晚我們要把自己的東西教給別人。是時候充電了。吸氣就要呼氣、呼氣就要吸氣，我們總是以為自己隨時都得呼氣而不用吸氣，但如果你想繼續呼氣，就必須吸氣。」

該死，她說得有道理。

在那天晚上的談話，她解釋如何用佛教的方式做到外柔內剛。當我研讀關於本書的研究時，腦中不斷浮現這個比喻。如果我們想讓真正的歸屬感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就必須擁有堅強的內在與溫柔的外在。當我們捨棄意識型態堡壘的必然性與安全感邁向未知的同時，需要勇氣與脆弱。

然而，真正的歸屬感不只是做到外柔內剛而已。一旦我們有勇氣堅強自立，在批評與恐懼下為自己的信念發聲以及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即便離開了未知的荒野，我們的內心仍會記得處在荒野的感覺。這不代表往後的未知不再艱難，而是在我們靠自身的力量勇敢探索之後，能痛苦地意識到自己選擇了向前邁進。我們可以一輩子都違背自己的心意，選擇融入群體而非堅強自立。不過，一旦為自己與自我信念挺身而出，便能到達更高的境界。奔放的心靈會抗拒合群與哀悼背叛。

堅強的內在

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不斷增強內心，讓自己身段變得柔軟，並試圖傾聽奔放心靈的低語。然而，某些人會專心發展堅強的內在。當我們無法鍛鍊堅強的心智，便會受到他人的想法所驅使。表現完美、取悅他人、證明自己與裝模作樣，使我們無法擁有堅強的內在。鍛鍊勇氣的一個方法是學習如何實踐「BRAVING」的原則，細節如下：

　

● 底線（Boundaries）──學會劃清、堅持與尊重底線。挑戰是不在乎別人是否喜歡你，以及不害怕讓別人失望。

● 可靠（Reliability）──學會說真心話與言出必行。挑戰在於不為了討好別人或證明自己而承諾做不到的事情。

● 究責（Accountability）──學習採取行動、負起責任，並在做錯事的時候真心誠意地道歉。這麼做的挑戰是不推卸責任且遠離羞恥感。

● 守密（Vault）──學著保守秘密，認清什麼事情可以分享、什麼不能。這麼做的挑戰是不再說八卦、不利用同仇敵愾的親密感，不將洩漏秘密當成建立關係的手段。

● 人品（Integrity）──即使處境艱難，也要秉持自己的價值觀。挑戰在於鼓起勇氣去面對問題，而不是安於現狀。

● 理性（Nonjudgment）──學習幫助他人與接受他人的幫助。挑戰是拋開「提供協助與解決問題的人」的身分，不把這個標籤當作自我價值的來源。

● 包容（Generosity）──學著劃清底線，以寬容的心對待他人。挑戰在於，明確讓別人知道你的底線。

　

安傑盧博士接受莫耶斯的訪談時表示，「我屬於自己，我以此為傲。我非常在意我對瑪雅的看法。我非常喜歡瑪雅。」我們要做的是喜歡自己，還有不對自己太過嚴苛，或是因為在意他人而保持沉默。如果想做真實的自己，就必須有這種程度的自愛與自我尊重。

「我屬於自己……」：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比爾莫耶斯日誌》，原創系列，美國公用廣播系統，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我的朋友珍．海特梅克（Jen Hatmaker）是堅強自立的模範。珍是一位作家、牧師、慈善家與社群領袖。去年，我看著她優雅、悲痛與堅強地走過了尋求真正歸屬感的殘酷荒野。身為介於保守派與溫和派之間的基督教社群知名領袖，珍在公開著作中表示，支持各種同志族群及性向未明者（LGBTQ）的權利與社會包容。在她社群裡有許多人公然抨擊她的看法。我問她實際的情況為何及身處其中的感受。她回信寫道：

堅強自立的模範：珍．海特梅克〈大家好。我想就敏感話題分享一些想法〉（Hi, everyone. A couple of quick thoughts on all these tender things），臉書貼文，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facebook.com/jenhatmaker/posts/1083375421761452

　

我不會粉飾這個說法：站在荒野的斷崖邊，令人感覺寒風刺骨。由於歸屬感是如此根本與必要，失去群體或獨自一人的威脅如此可怕，因此大多數的人終其一生都對未知的荒野避之唯恐不及。同類的認可是我們最崇拜的「偶像」，而為了供奉這個偶像，我們必須取悅別人。我相信，不安是這個世代的強大阻礙。違背內心想法去維持現狀，顯然是特權者才有的奢侈選擇，因為弱者、不合群者與邊緣人無從選擇，他們每天都得面對未知的荒野。但是，捨棄城市門戶的屏障、環境艱險難測的邊遠基地，需要真正的勇氣。踏出第一步，你會嚇到目瞪口呆。

挑戰群體的權力結構需要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往往是歸屬感。因此，未知的荒野有時會令人感到寂寞難耐、精疲力竭，這些感受會強烈抑制前進的動力。然而，我發現了美好的事物；翻越城市高牆、向荒野邁進的過程最令人寂寞，你會看到自己正在遠離安全感，而新的疆域就在前方，通往未知的道路空無一人。但是，只要持續前進、堅持到底，就能進入荒野。你將會訝異竟有那麼多人已在那裡生活──蓬勃成長、開心舞蹈、創造機會、慶祝重生與得到歸屬。這裡不是貧瘠不毛的荒漠、不是無人防衛的領土，也不是人煙闃寂的死城。荒野是所有富有創意之人、先知、反抗體制者與勇於冒險者所生活的地方，生氣勃勃。通往那裡的道路崎嶇難行，但那裡的真實才是生活。

我想，那片荒野是我永遠的家，在那裡生活又快樂又辛苦。在我公開反駁漏洞百出的教義解釋後，頭也不回地跨越了社群底線、舉步維艱地做自己的日子裡，一位摯友傳了訊息給我。《創世紀》（Genesis）第三十二章有一篇奇妙又詭異的故事，內容敘述雅各（Jacob）與上帝在實際的荒野中角力了一整夜，雅各鬥志頑強，大喊「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讓你走！」上帝意識到自己無法得勝，於是碰了雅各的臀部，使他大腿脫臼，留下了永久的印記，時刻提醒雅各自己堅定頑抗與上帝打鬥的決心；這個舉動荒謬、大膽，既粗暴又令人印象深刻。我的摯友在訊息裡寫道：「你跟雅各一樣。你不讓上帝走，直到祂祝福身處荒野的你為止。祂將賜予你祝福。你會找到新天地，但你將永遠跛足而行。」於是，我選擇了荒野，因為在那裡我可以說出真相，以最大的勇氣過生活並與同為不合群者的夥伴聚在一起，但這個印記將永遠提醒我付出的代價，那些我斷然拋棄的事物，那些我心中永遠隱隱作痛的傷口。這麼做值得嗎？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我希望這個印記能讓身處荒野的同伴們知道，我瞭解痛苦的感覺，在來到這裡的途中也和他們一樣受過傷。勇於挑戰群體的同類呀！我想這點小傷絲毫無法阻礙我們在未知荒野上盡情舞蹈。

　

荒野中的舞會？算我一份。

溫柔的外在

珍勇敢做自己的不凡經歷，讓我領悟到兩件事：

　

1. 我們必須保有堅強的內在，而這不是一時的。

2. 老天，在面對那麼多的傷害時，要保持溫柔的外在該有多難。

　

我跟珍一樣，在社群中分享、提出看法後，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彈，這些回應從「閉上你的嘴」到威脅傷害我的家人的暴力恐嚇都有。我本能的反應是「保持堅強的內在，武裝外在」，但這行不通的。脆弱是愛、喜悅、信任、親密、勇氣等賦予生命意義的事物之起源。當我們在傷害別人時，武裝的外在可以帶來助益，但終究會帶給自己更多傷痛。當我們讓別人剝奪脆弱或灌輸憎恨時，等於把全部的生命都交給了他們。

很多人從小就像保護小孩一樣地武裝自己。直到長大後才逐漸明白，身上的盔甲導致我們無法發揮才能與展現真正的自我。正如我們可以反省自己追求完美與犧牲自我以取悅他人的行為，藉此鍛鍊勇氣以支持更堅強的內在，也可以練習承認脆弱，讓自己能夠以溫柔與開放的態度待人，而不是攻擊他人與防衛自己。這表示我們要學習接受脆弱。大多時候，我們都帶著武裝的外在過生活，原因有二。第一，我們在情感上受挫，並且將脆弱視為弱點；以及／或是第二，過往的創傷告訴我們，脆弱會帶來危險。暴力與壓迫讓溫柔的外在成了累贅，而我們努力尋找一個地方，讓自己在情感與生理上擁有足夠的安全感去承認脆弱。脆弱是不確定、風險與情感的表現。但脆弱不等於軟弱；它是最能精準衡量勇氣的標準。當我們對於將脆弱的看法視為阻礙時，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在面對未知的結果時，是否願意做自己？當安全感成為阻礙時，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願意創造具有傳染力的空間，讓大家都能做真正的自己？

擁有溫柔與開放的外在並非軟弱的表現；這麼做是展現勇氣，是擁抱真實的自己。

奔放的心靈

但願奔放心靈的俱樂部有特殊暗號。我愛死這種東西了。我希望勇敢探索未知的報酬是某種儀式或是象徵，表示我是奔放心靈俱樂部的一分子。我知道特立獨行與勇敢面對批評、恐懼和傷害的意義。我瞭解歸屬感無所不在與無處可尋的自由。這麼做可以得到豐碩的獎賞，但相信我，瑪雅．安傑盧說「代價高昂」時不是在開玩笑。我勇敢探索，而且有傷痕作為證據。

但是，未知的荒野沒有發行會員卡。奔放的心靈沒有形體，卻是我們最寶貴的心靈資產。不要忘記榮格是怎麼看待悖論的：「矛盾是我們最珍貴的心靈資產……唯有領悟悖論，我們才有可能體會生命的圓滿。」學習如何克服歸屬感的四個練習間的矛盾，以及思考本書強調的許多悖論，是解決當前心靈危機的關鍵。

「代價高昂」：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

「矛盾是我們最珍貴的心靈資產……」：出自卡爾．榮格〈心理學與煉金術〉，刊於《卡爾．榮格文集》第12冊，第二版（一九八○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出版）第15頁。

擁有奔放的心靈，意味著在生命中實踐愛的悖論。奔放的心靈能夠同時堅強自立又善待他人、期待喜悅也承受痛苦、勇於冒險且面對恐懼。奔放的心靈可以展現自我的脆弱與勇氣，既剛強不屈又敦厚善良。

奔放的心靈也能認清現實的掙扎、為正義和平而奮鬥，同時創造屬於自己的快樂。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擁抱喜悅的同時，會感到罪惡甚至羞愧，我自己也是這樣。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無家可歸、生命受到威脅，而我竟然與家人在美麗的海灘上度假？有那麼多的敘利亞兒童挨餓死亡，為什麼我要這麼認真地把兒子的慶生杯子蛋糕裝飾成可愛的小小兵（Minion）？這些愚蠢的杯子蛋糕有什麼重要的？很重要，因為快樂很重要。

不論是清真寺的全職社運人士，還是地方愛心食堂的志工，大多數的人做他們正在做的事，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與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但是，我們也在努力確保每個人都能體會生命的意義：愛、歸屬與快樂。對所有人而言，這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需求。我們無法給別人自己沒有的東西，無法為內心沒有的東西奮戰。

再次強調，快樂的關鍵是懷抱感恩的心。我訪問過曾有嚴重創傷的人，他們的遭遇從失去孩子到經歷屠殺都有。十五年來，我從這些人的故事不斷聽到的是：如果你對自己擁有的事物心存感激，一定能夠明白我失去的東西有多重要。我也學到，我們越不在意自己的痛苦，或將自己的痛苦跟他人的遭遇作比較，就越無法將心比心。還有，當我們犧牲自己的快樂，好讓深陷痛苦的人覺得不孤單，或是減輕愧疚、無能為力的感覺，就是在虛度人生。

有時，我們享受快樂，卻未能意識到別人的痛苦，就是在矇蔽自己的雙眼、讓自己孤立，假裝自己無能為力，不去幫助他人。這種逃避苦難與不公，假裝一切都沒事的心態，就是特權的核心：今天我選擇對周遭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因為我承受不了。我們的目標是養成這樣的心態：我知道周遭發生的事情、自己扮演的角色與我能付出的心力，但不表示我必須否定人生中的快樂。

奔放的心靈意識到存在這個世界上的痛苦，但不會貶低自己遭遇的痛苦；奔放的心靈可以懷抱感激與沉浸在純粹的喜悅中，同時承認其他人的苦難。我們以奔放的心靈面對這種矛盾。這麼做並不容易或好受，有時我們得奮力對抗矛盾的阻礙，但有了充滿愛的外在與以勇氣打造的內在，我們是做得到的。

回顧真實歸屬感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真正的歸屬感建立在矛盾與悖論之上：

　

真正的歸屬感是深刻地相信自己與歸屬自我的心靈練習，如此一來，你可以向這個世界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論融入群體或獨自探索未知，都能得到尊重。要獲得真正的歸屬感，你不需要改變自己，而是要做自己。

　

我們在四個練習中會感受到這種矛盾：

　

● 人們很難討厭親近，勇敢向前。

● 向狗屁說真話，當一個有禮貌的人。

● 伸出友誼之手，善待陌生人。

● 外柔內剛，擁有一顆奔放的心。

　

你要勇敢探索未知，才能得到奔放心靈的印記，但我從過程中也學到了追求真正的歸屬感所需要的日常練習。這個練習改變了我面對生活、教養孩子與帶領團隊的方式：

　

停止到處尋找無處可歸的證明，你永遠都能找到歸屬，因為你已經將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使命；停止在人們的臉上搜尋你不夠完美的證據，你永遠都能讓自己變得更好，因為你已經將這件事變成自己的目標。真正的歸屬感與自我價值不是商品；我們不會與這個世界商討其價值。真正的自我活在我們心中。我們召喚勇氣，是為了保護奔放的心靈不受到估量，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評斷。沒有人比你更屬於你自己。

　

停止尋找自己無處可歸或不夠完美的證據並不容易。多數人都習慣這麼做，甚至無時無刻都在證明自己的不足。當這個使命首度從研究中浮現時，我開始嘗試一步步地進行。我試著在參加會議時不再尋找自己不夠聰明的證據；或是到兒子的學校參加家長會議時，不再去想自己與大家格格不入的感覺。這個練習的力量令人不可置信地強大。現在，我的兒子查理唸中學，女兒艾倫剛上大一。之前我跟他們認真談過這個練習的效用，而他們都說開始這麼做之後，立刻就察覺到自己面對朋友與生活時的改變。

基於個人的經歷與工作，我始終抱持愛與歸屬是全心投入教養的信念，來教導孩子。如果他們感受到愛與知道自己值得被愛、懂得去愛，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能在家庭中找到歸屬，其他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然而，隨著他們逐漸長大、日益重視同儕的群體，我回頭透過巧妙的方式教導他們如何融入群體或找到同伴比想像來得容易。我的恐懼一向是，「其他人都穿什麼？」或「誰誰誰邀同學到家裡過夜，為什麼少了你？哪裡出了問題？」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做好家長應該扮演的角色，不要在孩子受傷時陷入恐懼中。

幾年前，我與一群中學生談論合群與歸屬的差異時，再度意識到在家庭中擁有歸屬感的重要性。我在《脆弱的力量》（Daring Greatly）中分享過這些發現，但我認為值得再提一次。當我請一大群八年級生分組討論合群與歸屬之間的差異時，他們提出的答案讓我震驚不已：

　

● 歸屬是屬於你想去的地方，那裡的人也歡迎你。合群是去你想去的地方，但那裡的人完全不在乎你。

● 歸屬是真正的自己得到認同。合群是迎合所有人的自己得到認同。

● 如果我可以做自己，我就可以得到歸屬。如果我必須迎合你，就是在努力融入群體。

　

他們掌握了歸屬感的精髓。這跟我在哪一個國家或是哪一類型的學校進行訪談無關──中年級與高年級的學生都知道歸屬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也坦承自己在家裡沒有歸屬感的心痛。我第一次讓八年級生思考歸屬的定義時，一位學生寫下，「在學校格格不入的感覺，真的很難受。但都比不上在家裡沒有歸屬感的難過。」我問了學生這是什麼意思，他們舉了一些例子：

　

● 沒能達到父母的期望。

● 沒能像父母希望的那樣，在學校受到同學的歡迎。

● 不擅長父母以前擅長做過的事情。

● 父母因為我朋友不多，或者不是學校的風雲人物而感到窘迫。

● 父母不喜歡我的本性，也不支持我的興趣。

● 父母完全不在意我的生活。

　

幾年前，我與一群中學生談論合群與歸屬的差異：出自布芮尼．布朗所著《脆弱的力量》（二○一二年高譚出版社〔Gotham Books〕紐約發行）。

現在，透過這項關於真實歸屬感的全新研究，我明白我的責任是幫助孩子相信自己與做自己。這比什麼都重要。沒錯，我們需要持續幫助他們解決人際關係的問題，而融入群體對孩子來說是一件大事，但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他們柔軟、奔放的心靈。

我們必須剋制陪他們一起探索未知與替其披荊斬棘的慾望。我們本能地想保護他們，在特立獨行的過程中不受傷害，但若不讓孩子有機會親身實地從荒原中累積智慧，與同處寂寞高地的反叛者及跛足而行的被放逐者，一同在月光下恣意起舞，這樣只是在逃避恐懼與尋求安逸而已。他們的心靈也需要自由奔馳的天地。

身為一位領袖，我希望建立真實歸屬感的文化。我不想合群，也承受不起合群的代價。在與西雅圖海鷹隊總教練皮特．卡羅爾的訪談中，我問他勇敢做自己是什麼感覺，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說，「噢，對！我知道那種感覺。我有好幾次都被放逐到做自己的未知荒野。我知道作為一名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教練通常都該怎麼做，但有時你必須把握機會大膽嘗試。當你在荒野中審視自我、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之後，會產生一種特別的復原力。那些經驗讓我更深刻地相信自己，也讓我在違背自身信念時有更強烈的自覺。」

「噢，對！我知道那種感覺……」：出自作者與皮特．卡羅爾在二○一七年五月十日進行的訪談。

在未知的荒野中審視自己而得到的復原力，以及「沒有跟隨自己的信念的強烈意識」，正是奔放心靈的印記。試著想像一下，在一個組織裡，有一大群人跟隨奔放的心靈前進、革新，而非馬首是瞻、作繭自縛與安於現狀。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需要奔放的心靈。

如果你想深入瞭解在家庭或職場中如何勇敢做真實的自己，可以上網站brenebrown.com參考教養與領導的伴讀指引。就我的經驗而言，唯有開始與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實踐，才能看到改變。到了那時，你才是真正地做自己。

每次寫書，我都會面臨親身實踐書中訊息的挑戰。撰寫《不完美的禮物》時，我必須面對自己的完美主義；寫《脆弱的力量》一書時，我得正面承受批評與勇氣；編寫《勇氣的力量》時，我必須推翻為了保護自己而捏造的所有故事。對我而言，寫這本書的感覺就像在未知的荒野裡待上好幾個月。我一直跟本書的編輯班提到，應該將書名取為《如何失去朋友與惹惱每個人》（How to Lose Friends and Piss Off Everyone）。倘若你有強烈的政治觀點，本書某些內容或許會讓你感到灰心喪氣。我知道本書會引起許多歧見與爭議。但願如此。而我期待，將能堅定自己的立場，善待彼此。

這不是在呼籲大家不要主張、抗拒或爭辯。這三件事情我都會做，而我希望你們也是如此。這個世界需要我們挺身捍衛自己的信念，我只希望大家能以禮貌與尊重相待。當我們貶低與輕視自己的人性，就是在傷害自己奔放的心靈，即便這是為了回應別人對我們的貶低與輕視。

在過去十年來，我呼籲讀者在鼓起勇氣的請求之中，勇敢做真實的自己是最難做到的。這麼做有可能會遭受生命中最深刻的傷害。然而，如安傑盧的名言提醒我們，這只是通往自由的過程。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也就是說，你屬於每一個地方），才能獲得自由。這種領悟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我將這段話留給你細細品味。有時候，你會因為特立獨行而感到難受、害怕至極，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熬過難關。在某個地方會有某個人對你說，「不要這麼做。你沒有做自己的能耐。」這時，你應該去感受奔放的內心，提醒自己，「我就是真正的自己。」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

布芮尼布朗教育與研究集團

我非常感謝蘇珊．巴瑞爾（Suzanne Barrall）、庫琪．波克（Cookie Boeker）、朗妲．迪爾林（Ronda Dearing）、奧莉薇亞．德爾（Olivia Durr）、蘿倫．艾默森（Lauren Emmerson）、芭瑞特．基倫（Barrett Guillen）、莎拉．瑪格莉特．海曼（Sarah Margaret Hamman）、潔西卡．肯特（Jessica Kent）、查爾斯．凱利（Charles Kiley）、漢娜．金布羅（Hannah Kimbrough）、布萊恩．朗格利亞（Bryan Longoria）、梅鐸．麥金儂（Murdoch Mackinnon）、蘇珊．曼恩（Susan Mann）、馬肖恩．尼克斯（Mashawn Nix）、茱莉亞．波拉克（Julia Pollack）、塔提．雷茲尼克（Tati Reznick）、蒂安．羅傑斯（Deanne Rogers）、艾希莉．魯伊茲（Ashley Ruiz）、特瑞莎．珊波（Teresa Sample）、薩拉佑．桑克爾（Sarayu Sankar）、凱瑟琳．舒茲（Kathryn Schultz）、安．史託博（Anne Stoeber）、吉妮雅．威廉斯（Genia Williams）及潔西卡．祖尼伽（Jessica Zuniga）。

#bravertogether

藍燈書屋出版團隊（Random House Team）

由衷感激勇於特立獨行的編輯班．格林伯格（Ben Greenberg）（改天請你吃墨西哥夾餅）。

另外，我也要感謝藍燈書屋出版團隊的吉娜．森特萊洛（Gina Centrello）、安迪．沃德（Andy Ward）、特瑞莎．佐羅（Theresa Zoro）、瑪莉亞．布瑞克爾（Maria Braeckel）、露西．希拉格（Lucy Silag）、克莉絲汀．麥基提西恩（Christine Mykityshyn）、利．馬錢特（Leigh Marchant）、梅莉莎．桑福特（Melissa Sanford）、桑佑．狄倫（Sanyu Dillon）、潔西卡．波奈特（Jessica Bonet）、蘿倫．諾維克（Loren Noveck）以及凱利．奇安（Kelly Chian），謝謝你們的傑出表現與刻苦耐勞。藍燈書屋出版團隊就像是我的家。

威廉莫里斯奮進經紀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

特別感謝我的經紀人珍妮佛．魯道夫（Jennifer Rudolph），以及全體經紀團隊，尤其是翠西．費雪（Tracy Fisher）與艾瑞克．佐恩（Eric Zohn），謝謝你們這一路上的陪伴。

迪塞浩斯創意設計工作室（Design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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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曼與紐曼溝通策略公司（Newman & Newman, Inc.）

感謝凱莉．紐曼（Kelli Newman）、琳達．託巴（Linda Tobar）、科特．藍恩（Kurt Lang）、勞爾．卡薩雷斯（Raul Casares）、波伊德瑞克．梅斯（Boyderick Mays）、範．威廉斯（Van Williams）、米契爾．爾利（Mitchell Earley）、約翰．藍斯（John Lance）與湯姆．法蘭西斯（Tom Francis）。

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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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奔放心靈的真正歸屬

史蒂夫（Steve）、艾倫（Ellen）與查理（Charlie）你們是我的依歸，當然愛犬黛西（Daisy）、露西（Lucy）和麻煩鬼（Sticky）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