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之初，我無可避免地被恐懼感所吞噬，當我注意到自己的研究發現將牴觸長期存在的信仰或觀念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遇到這種情況，我會不假思索地想：我憑什麼這麼說？或者認為，如果我質疑人們的觀念，一定會激怒他們。
在這些未知且危險的脆弱時刻，我會向勇於創新與顛覆的前輩尋求靈感，因為他們的勇氣具有感染力。我會閱讀與觀看手邊所有出自他們或關於他們的資料，譬如訪談、文章、演講及著作。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每當我有需要或是感到恐懼時，他們都會陪伴我、給我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我身旁監督，不允許我胡說八道。
發展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早年，我試過反其道而行，讓批評與反面的意見占據我的內心。我會坐在書桌前，想像自己最討厭的教授、尖酸刻薄的同事與說話不留口德的網路酸民的嘴臉。我以為，假如順從他們的意見，或者至少悶不吭聲，就能全身而退。這麼做的結果，是研究員或社會科學家最不樂見的：自己的研究發現逐漸消失在既有的世界中；我小心翼翼地改變現有的觀念而不去冒犯任何人，我得出的研究結果不會帶來挑戰、去除了犀利觀點，而且令人自在。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在討好別人。
於是我決定，必須把那些唱反調與散播恐懼的人趕出心中。我開始想像那些擁有各式各樣的背景、以勇氣與創意改變世界的男男女女，還有不時惹惱大眾的人會怎麼做。我很喜愛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作者J‧K‧羅琳（J. K. Rowling），她是我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在研究中想到的新奇點子時，會求助的重要人物。我會想像她對我說：「介紹嶄新的世界很重要，但你不能只是描述而已。說說背後的故事。不論這個新的世界有多原始、多奇怪，我們都將在故事裡看見自己。」
我與別人爭論種族、性別或階級的議題時，腦海中會浮現女權作家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身影。她教我將教學視為一種神聖的行為，以及了解辛苦學習的重要性。當我在說故事時，艾德．凱特穆（Ed Catmull）註1、珊達．萊梅斯（Shonda Rhimes）註2與肯．伯恩斯（Ken Burns）註3會在一旁低聲提醒。在我逐漸失去耐性並開始省略賦予故事意義的細節和對話時，他們會鼓勵我。「帶我們進入故事裡。」他們如此要求。還有無數名音樂家與藝術家也會現身，歐普拉．溫佛瑞（Oprah G. Winfrey）也來了。研究過程中，我時時謹記她的建議：「不要以為你可以勇敢面對人生與工作而永遠不會讓任何人失望。事情不是那樣的。」
雖然如此，陪伴我最久、始終不離不棄的良師是美國作家與詩人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三十二年前，我在大學的詩歌課程上第一次接觸她的作品。我讀了其詩作〈我依然昇起〉（And Still I Rise）之後，一切就改變了。她的詩蘊含非凡的力量，優美動人。我竭力蒐集安傑盧的每一本著作、每一首詩篇與每一次訪談，她的言語帶給我教誨、動力與撫慰，讓我的內心充滿喜悅且獲益良多。
我讀了她的詩作〈我依然昇起〉：出自瑪雅．安傑盧的詩集《我依然昇起：一本詩集》（And Still I Rise: A Book of Poems）（一九七八，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但是，我非常不認同安傑盧說的一句話。那句話與歸屬感有關，是我在休士頓大學指導種族與階級的課程時看到的。在一九七三年與記者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於公共電視台進行的一次訪談中，安傑盧博士說：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也就是說，你屬於每一個地方），才能獲得自由。這種領悟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比爾．莫耶斯的訪談：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A Conversation with Maya Angelou），《比爾莫耶斯日誌》（Bill Moyers Journal），原創系列，美國公用廣播系統（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我清楚記得自己看到這句話時的想法。大錯特錯，如果我們不屬於任何地方，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答案是，只有一群寂寞的人們共同生活著。我不認為她明白歸屬的力量。
二十多年來，每當那句話浮現腦海，我都會感到一陣憤怒。她怎麼會那麼說？那不是事實。歸屬感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歸屬於某件事物、某個人、某個地方。我很快便發現，這股怒氣來自兩個原因。第一，我一直將安傑盧博士視為重要的人，以致無法忍受彼此在如此基礎的概念上意見分歧。第二，融入群體的需求與歸屬感的欠缺，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傷痛。我不能接受「不屬於任何地方」就等於自由的想法。從未真正屬於任何地方的感覺是我最大的遺憾，這個苦難貫穿了我成年之前的大部分生活。
這絕對不是我生命的出路。
缺乏歸屬感的經驗標記著我的人生階段，而且從小就是如此。我在紐奧良（New Orleans）西岸的保羅哈班斯小學（Paul Habans Elementary）上托兒所和幼稚園。當時是一九六九年，雖然這個城市風情萬種，現在也依然如此，但在過去飽受種族主義的摧殘。直到我開始上學的那一年，學校才正式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我年紀還小，不知道、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母親是一個有話直說、堅持己見的人。她積極為種族平等發聲，甚至投稿紐奧良《時代花絮報》（Times-Picayune），質疑今日所謂「種族歸納」註4的合法性。我可以感覺到她的拼勁，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她依舊只是班上的愛心媽媽，會幫我、她自己和我的芭比娃娃穿上黃色格紋連身裙的人。
我們從德州搬到紐奧良，而我並不好過。我非常想念奶奶，但也渴望在學校與我們住的公寓大廈附近認識新朋友。然而，事情不久後變得複雜。導師時間的學生名單被當成決定每一件事的依據──從出勤紀錄到生日派對的邀請名單都是。有一天，另一位同是愛心媽媽的女士拿著學生名單，在我的母親面前揮舞著說：「你看名單裡所有的黑人小孩，看看這些名字，他們都叫卡珊卓（Casandra）耶！」
我的母親心想，哼。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白人朋友舉辦派對都沒有邀請我。母親以她的中間名為姓，但名字是卡珊卓，而我在那張名單上的全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Casandra Brené Brown）。如果正在閱讀本書的你是非裔美國人，就會明白為什麼白人家庭不邀請我參加派對。這也是為什麼一群非裔美國畢業生會在那個學期結束時給我一張卡片，上頭寫著，「好吧，你真的是布芮尼．布朗。」他們選修我開設的女性議題課程，第一天上課我走到講台時，他們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一位學生說，「你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嗎？」我回她，是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到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一間診所應徵兼職櫃檯人員，與我面試的女人會說，「你是布芮尼．布朗呀！真令人意外！」你猜的沒錯，我在面試開始前就走人了。
黑人家庭都很歡迎我，但當我走進門的時候，他們都十分驚訝。一位朋友告訴我，我是第一個到他們家的白人。如果你只有四歲大，而且到朋友家只是為了和他們一起玩幫驢子釘尾巴的遊戲註5（pin-the-tail-on-the-donkey）及吃蛋糕，會很難理解這種現象。雖然小孩在幼稚園裡應該很容易就和同儕打成一片，但那時的我已經開始困惑，為什麼有一種和每個團體都格格不入的感覺。
隔年，父親為了縮短到紐奧良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的通勤時間，舉家搬到花園區註6（Garden District），而我則轉學到耶穌聖名天主教學校（Holy Name of Jesus Catholic School）。我是美國新教聖公會註7教徒（Episcopalian），因此，我成為學校裡少數非天主教徒的學生之一。結果證明，我信了錯誤的宗教──尋求歸屬感的另一個阻礙。過了一、兩年不參加任何活動、遭人謾罵與有時受到排擠的生活，我被叫到一間辦公室，發現上帝在那裡等我。至少我以為那個人是上帝。原來，他是一位主教。他遞給我一本《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的複印版，然後帶我逐行唸誦。唸完後，他給我一張便條紙，要我拿回家給爸媽看。上面寫道，「布芮尼現在是天主教徒了。」
《尼西亞信經》：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versions_of_the_Nicene_Creed
接下來幾年，我慢慢適應紐奧良的新生活，情況也相對好轉，主要是因為我交了一個死黨──艾莉諾。但是，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巨大變化。我讀四年級時，全家離開紐奧良搬到休士頓。六年級時，又遷到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八年級時，我們又從華盛頓搬回休士頓。因為一再成為「新來的同學」，中學生一般會有的混亂與難為情的感受更加強烈。在這些轉變之中，我得到的唯一好處是父母感情融洽。這意味著，儘管我不斷換學校、認識新的朋友和大人，依然擁有一個穩定的家庭。我甚至覺得，家是我缺乏歸屬時的避風港。當我四處碰壁的時候，還可以回到溫暖的家，與家人一起。
但是，情況起了變化。最後一次搬回休士頓，父母的婚姻開始走向悲慘的結局。除此之外，我也經歷了「貝爾卡德特」（Bearkadettes）的挫折。
我念完八年級時全家搬回休士頓，幸好那時還有足夠的時間參加高中的啦啦隊──名為貝爾卡德特的隊員選拔。啦啦隊原本是我的一切。在父母衝突日益劇烈的家裡，我因為加入啦啦隊的夢想而得到救贖。想像這個畫面：身穿白色流蘇的藍色緞面背心與短裙的女孩們排成整齊隊伍，每一個人都戴著制式假髮、小小的白色牛仔帽並穿著白色牛仔靴，嘴巴塗上亮紅色的唇膏，昂首闊步地走進高中足球場。場邊坐著滿滿的觀眾，他們在中場休息時不敢離開座位，深怕錯過了啦啦隊踢高腿的畫面與精心編排的表演。這是我的避風港，嶄新、美麗，而且整齊得無可挑剔。
基於八年的芭蕾經驗，練習啦啦隊的全套表演動作，對我來說綽綽有餘，為期兩週的流質飲食幫助我順利通過嚴格的體重篩選。所有參加選拔的女孩都堅守只喝蔬菜湯與補充水分的飲食計畫。很難想像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只吃流質飲食，但出於某些原因，這似乎不足為奇。
直到今天，我還是想不出自己有過比加入啦啦隊還要強烈的渴望。啦啦隊操練的完美、精準與美妙，不僅消除家庭日益混亂所造成的不安，也帶給我夢寐以求的歸屬感。我成為啦啦隊員之後，會有一位「大姐姐」帶我逛街買衣服。我們會到對方的家中過夜，一起和足球隊員約會。對一個看過電影《火爆浪子》（Grease）四十五次的孩子而言，這代表高中生活的開始，其中還包括了不由自主地跟著勁歌熱曲哼哼唱唱，以及大跳八○年代版本的襪子舞。
最重要的是，我成為團體的一分子，做每件事都與別人步伐一致。貝爾卡德特隊員的身分象徵著自我歸屬。
那時我還沒有任何朋友，所以我獨自準備啦啦隊的選拔。表演動作很容易學，只要跟上爵士樂團演奏的〈史瓦尼〉註8（Swanee，就是歌詞有「我多麼愛你、我多麼愛你」的那首）版本的節奏就好，其中有很多滑步搭配爵士舞手勢的動作，還有一整個段落都在踢腿。我可以踢得比所有參加選拔的女孩都還要高，除了一位名叫黎安的舞者以外。我勤於練習，練到做夢也在跳。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部分的動作。
選拔會的那天令人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緊張還是節食減肥的關係，早上起床之後就頭昏腦脹，一直到母親載我到學校還是一樣。如今，身為兩個青春期孩子的媽媽，我有點難以想像當初周圍全是女孩們從校車蜂擁而出、手牽著手嬉鬧玩耍，自己是如何單獨走進校門的。不過，我很快便遇到一個比獨自上學還要棘手的問題。
所有的女孩──我指的是每一位女孩──從頭到腳都打扮得光鮮亮麗。一些穿著藍色緞面的短褲與金色襯衫，有些則身穿藍金相間的背心搭配白色短裙。你可以想像所有人穿上藍色系衣褲搭配金色弓形領口的畫面，有多誇張。而且，她們都頂著全妝。我不但脂粉未施，還在黑色連身衣外穿了一件灰色棉質短褲。沒人告訴我應該按照學校的代表色來打扮。每個人看起來是那麼神采飛揚，而我看起來就像爸媽整天吵架的可憐蟲。
我以低於上限二點七公斤的數據通過體重篩選。即使如此，其他女孩走下體重計後跑進更衣室裡哭泣的畫面，仍在我心裡留下創傷。
我和其他女生戴上安全別針固定的號碼布，分成五到六組跳舞。不管頭暈不暈，我還是努力跳完了。母親接我放學時，我信心滿滿，回家等待結果。他們會在當天晚上公布入選名單。那段期間我真是坐立難安。
終於，在六點五分的時候，我們全家到了那所高中的停車場。媽媽、爸爸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車上。爸媽的計畫是我看完入選結果，之後去聖安東尼奧探望爺爺和奶奶。我走到體育館門外的公布欄前面。選拔時和我同組的女生站在旁邊，她是所有女孩當中表現最亮眼的。除此之外，她叫克莉絲。是的，她還擁有一個人人稱羨的中性名字。
入選名單依照學號排列。如果你的號碼不在上面，就表示被淘汰了。我是六十二號，因此我直接找六十幾的號碼，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五。我再看一遍。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我以為，如果我盯得夠用力，全宇宙就會知道我投注了多少希望，然後我的號碼可能就會神奇地出現。克莉絲的尖叫聲打斷了我和宇宙的談判。她開心地跳上跳下，我還沒反應過來，她的爸爸已經跳下車，跑過來一把抱起她轉圈圈，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就像電影演的那樣。之後，我從別人的對話中得知，我有跳舞的實力，但不是貝爾卡德特啦啦隊的那塊料。我沒有弓形領口、沒有光芒、沒有團體、沒有朋友。我無處可歸。
我孤單一人，心力交瘁。
我回到旅行車的後座，爸爸將車駛離停車場。我的父母一句話都沒說，一個字也沒有。沉默像一把利刃刺進我的心。他們為我感到羞愧，覺得我很丟臉。我的爸爸帶領過足球隊，母親曾是啦啦隊隊長，而我什麼都不是。他們兩人，尤其是爸爸，重視出色表現與合群勝過一切。我表現並不突出，也無法融入團體。
當下，我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找不到歸屬感。
與今日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相比，我的啦啦隊故事微不足道（如果上傳到社群媒體，肯定會被貼上「無病呻吟」的主題標籤）。但是，讓我告訴你，這件事情對我有何意義。我不知道是事實，還是我在沉默的當下所想像的情況，但從那天起，我不再屬於家庭──所有社會群體最根本且重要的組成。假使當初父母有安慰我或跟我說嘗試這麼做很勇敢；或者更好、也是我在當下真正希望的是，他們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並告訴我，這實在太不幸了，以我的實力應該要入選才對。這段經歷也許不足以定義我的人生與影響我的發展。但的確發生了。
分享這段故事遠比我想的還要困難。我上iTunes搜尋選拔歌曲的名稱，按下試聽鍵時，立刻開始啜泣。我崩潰痛哭，為的不是當初沒能加入啦啦隊，而是我無法安慰那個小女孩。那個女孩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我哭泣，是為了那一對看到我的痛苦與脆弱卻手足無措的父母。他們不知道如何聲援我，連阻止我認為自己不屬於這個家的能力都沒有。有些時刻如果沒能說清楚與解開心結，會使我們在長大後極度渴望歸屬感與融入群體。幸好，我的父母從來不認為孩子離家就是教養工作的盡頭。我們一起學習勇氣、脆弱與真正的歸屬感。這一直是小小的奇蹟。
即使在貧窮、暴力與人權遭到侵犯的艱困環境下，在家庭裡缺乏歸屬感依舊是最危險的傷害，因為這能夠撕裂一個人的內心、靈魂與自我價值。我的這三個面向全都破碎了。這些都崩塌時，只會有三個結果，就如我在生活與工作中所證明的：
1. 不斷活在痛苦中，讓自己麻木，而且／或者把痛苦加諸在別人身上以尋求慰藉。
2. 拒絕承認痛苦，這種心態會使你將痛苦傳遞給周遭的家人、朋友與子女。
3. 或者鼓起勇氣面對痛苦，培養對自己與他人的同理心與同情心，並以獨特的方式察覺傷痛。
我當然經歷過前面兩種結果，而我能夠得到第三種結果，完全要感謝上帝。
啦啦隊事件過後，爸媽在家裡吵得更兇了。他們經常吵到天翻地覆。他們就是不懂得透過另一種方法解決問題。我告訴自己，我的父母是全世界唯一一對婚姻岌岌可危的夫妻，這個認知讓我感到非常丟臉。我的弟弟和兩個妹妹帶朋友來家裡玩時，他們都自然地稱呼我的爸媽「布先生與布女士」，彷彿是很棒的家長。但是，我知道他們私底下吵架，也知道我和那些像電視上演的和樂融融的朋友並不一樣。因此，我心中的恥辱感越積越深。
當然，從正確的角度看待事情，是經驗累積而來的能力。之前，我不曾去從整體的角度了解周遭發生什麼事，我的父母也只是試圖維繫婚姻而不讓我們受到重大傷害，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明白與孩子分享自身看法的重要性。當時，我認定自己是鎮上甚至全世界唯一一個經歷這種鬧劇的人，儘管根據全國新聞報導我那所高中學生的自殺率高的驚人。直到後來，世界變了，人們開始訴說自己的掙扎，我才意識到，許多完美的父母最後都以離婚收場，生活過得艱辛，或是感情破碎但幸好慢慢修復。
有時候，對孩子而言最危險的事情是沉默，這會讓他們胡思亂想，而在這種情況下編織的故事大多會令他們感到孤單，覺得自己不值得愛與歸屬。我就是如此，所以我無法加入啦啦隊，在比賽中場休息時間表演；而是把大麻藏在沙發裡，和野孩子四處鬼混與結交狐群狗黨。落選啦啦隊之後，我從未再嘗試過任何一件事情。不過，我十分擅長做讓我感覺受歡迎與合群的事，藉此融入群體。
在爸媽吵個不停、越吵越兇的時候，弟妹通常會來我房裡，等他們吵完再出去。身為大姐，我開始利用融入群體的高超技巧來找出父母爭吵的原因，精心設計「改善情況」的辦法。我可以成為弟弟、妹妹還有這個家的救世主。方法奏效時，我自命不凡；失敗了，我便責怪自己，更加努力蒐集資料。寫到這裡我才恍然發現，正是從這一刻起，我選擇了研究問題，而不是接受傷害。
回顧過往，我發現沒有歸屬感這件事也許為我的職業生涯帶來了助益。從小時候開始一直到青春期，我發現自己大多透過研究別人來面對心無所歸的遺憾。我熱中尋找模式與連結。我知道，倘若能找出人們的行為模式，以及這些模式與人們的感受和正在做的事情有何關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利用辨別模式的能力來預期人們想要什麼、會怎麼想或怎麼做。我學會說適當的話，或以適當的方式表現自己。我成為融入群體的專家，有如一隻變色龍。同時，我覺得孤單，對自己感到陌生。
時間久了，我漸漸比周遭的許多人更了解他們自己，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失去了自我。到了二十一歲，我上大學又被退學、經歷父母離異、在歐洲搭便車旅行半年，還做過所有你想得到的自我毀滅的愚蠢行為（吸毒除外）。但是，我越來越倦怠。美國小說家安．拉莫特（Anne Lamott）曾引述一位沒有像她一樣酗酒、吸毒的朋友所說的話，為徹底逃避的行為下了完美的結論：「到最後，我惡化的速度比我降低標準的速度還要快。」
「到最後，我惡化的速度……」：出自美國作家安．拉莫特於二○一五年七月七日在臉書上的貼文：「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也就是二十九年前，我起床後覺得不舒服、羞愧，有宿醉的症狀，而且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facebook.com/AnneLamott/posts/699854196810893?match=ZGV0ZXJpb3JhdGluZw%3D%3D
一九八七年，我遇見史蒂夫。不知怎地，比起第一個摯友艾莉諾以來我所認識的任何人，與他相處時我更能做自己。他懂我。即使他經歷了我自甘墮落的末期，依然看見真實的我而且喜歡我。他擁有與我十分類似的家庭創傷，因此了解我受到的傷害，我和他也都是生平第一次與別人談論自己的經歷，毫無保留。有時我們通電話長達十小時之久。我們談論彼此目睹的每一場爭吵、抵抗的寂寞感受，以及缺乏歸屬感的深刻痛苦。
起初的友誼變成了迷戀，再發展成愛情。永遠不要低估得到理解的力量，如果有人真的懂你、愛你，一直抗拒是很累人的。有時我覺得史蒂夫的愛就像禮物，有時我討厭他愛我的勇氣。然而，我慢慢了解真實自我的同時，內心也充滿悲傷與渴望。難過的是那個女孩從來不屬於任何地方，渴望的是認清我是誰、喜歡什麼、相信什麼和想往哪裡去。史蒂夫一點也沒有因為我的自省而受到威脅。他熱愛這件事，也支持我這麼做。
因此，安傑盧博士，你說錯了，不屬於任何地方，不會是一件好事。當時，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與史蒂夫認識七年後結婚。他從醫學院畢業，成為實習住院醫師，而我大學畢業繼續唸研究所。一九九六年，在我拿到碩士學位的隔一天，下定決心正式開始過嚴謹的生活──戒掉酒精與香菸。有趣的是，我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AA）中的第一個臨時互助對象對我說，「我不認為你屬於這裡。你應該去關係成癮的戒癮會看看。」但是，戒癮會的互助人又叫我回去匿名戒酒會，或參加過食者匿名互誡會（Overeaters Anonymous，OA），原因是「你不是我們的一員」。你能相信嗎？我連在匿名戒酒會都得不到認同，這是什麼狗屁？
最後，一位剛認識的互助人告訴我，我有寶寶盤註9（pu-pu platter）成癮症：基本上，我竭盡所能地逃避脆弱。她建議我找一個和自己切身相關的組織，也就是不管去哪一個組織，只要讓我停止酗酒、抽菸、在意別人的看法與暴飲暴食就好。沒問題，我懂了。
結婚的頭幾年日子過得很辛苦。我們雙雙破產，而且為了住院醫師與研究所的事情忙得身心俱疲。我永遠忘不了自己曾向學校一位治療師說不看好這段感情。猜她做何回應？「可能吧！他喜歡你遠勝過你自己。」
從二十出頭開始，我展開擅長融入真正尋得歸屬感的旅程，且耗時數十年。三十到四十歲這段期間，我改用另一種方式自我毀滅：放棄完美主義。我依舊努力避免當個局外人，即便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但我改變的是對於啦啦隊落選的看法。我非但不因沉默與羞愧感到痛苦，反而開始談論自己的恐懼與傷痛。我開始探究哪些事情重要，以及為何重要。對別人亦步亦趨，真的是我想過的生活嗎？不是的。別人說我無法完成質性研究論文，我做到了；別人勸我不要研究羞愧，我還是做了；他們說我當不了教授、寫不出人們真正想看的書，我還是成功了。
這並不是說，我從一個極端（只有融入群體才覺得自己有價值）跳到另一個極端（唯有與眾不同、仇視別人或與大家唱反調才能找到自我）。這是一體兩面。其實，我依然渴望歸屬感，發展副業的決定也總是令我感到焦慮與匱乏。這樣的處境並不理想，但一路走來我明白了，與人同化和符合他人的期望，要付出的代價太大，可能會危害我的健康、婚姻或節制的生活。雖然我希望融入團體，但在我犧牲上述任何一點之前，我當一個外人就好。
在二○一三年，一連串的小小奇蹟出現成就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歐普拉邀請我作客《超級靈魂星期天》（Super Soul Sunday），這是我最愛的電視節目。
上節目的前一晚，我和其中一位製作人及集團的經營策略長梅鐸吃飯。梅鐸是蘇格蘭人，現在定居紐約西村（West Village），說話有著和我一樣道地的美國南方口音。晚餐過後，我和他一起走回旅館，到街角時，他停下腳步，呼喚繼續往前走的我，「布芮尼，你在哪裡？」
我自作聰明地回他「在密西根和芝加哥的轉角」的同時，感覺到自己的脆弱。梅鐸解釋說，不是現在，而是剛才晚餐時我表現得禮貌友善，卻感覺心不在焉，那時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看著他坦承，「我在做我害怕時會做的事。我從客觀的角度觀察和研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過生活。」
梅鐸點點頭，「我知道。但你得想辦法停止這麼做，好好過日子。這很重要，我不希望你虛度光陰。不要研究當下，要活在當下。」
隔天早上，我為了與歐普拉的第一次見面梳妝準備時，收到女兒傳來的簡訊。她想確定我是否簽好校外旅行的同意書並交回去。跟她確認之後，我坐在床邊，淚水盈眶。我心想，我需要一張同意書，讓自己不再這麼嚴肅與恐懼地過生活。我需要好好放鬆一天的許可證。這讓我有了一個念頭。我環顧房間，確定沒人看到我即將做這件荒謬至極的事情後，走到書桌前坐下，從電腦包裡拿出便利貼，寫了一張同意書給自己，上面只寫著「興奮、愚蠢與開心玩樂的許可證」。
那是我寫給自己好幾百張同意書的第一張。到今天，我依然持續寫同意書給自己，並且教導願意給我五分鐘的每個人認識這項目標設定方法的力量。這個方法十分管用。但是，孩子有了你給的同意書，也許可以去動物園，但他們仍然需要坐上巴士。設定目標，貫徹始終。那天，我坐上了巴士。
當時我不了解其中的意義，但現在回想，我寫同意書給自己，其實是在嘗試歸屬於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與歐普拉在鏡頭前進行感性的第一次會面，不到幾分鐘，我們就互相開玩笑，聊得十分愉快。她完全是我想像的那樣，自信出眾又善解人意，溫和有禮又剛強堅毅。那一小時轉眼就過了。訪談結束時，歐普拉轉身對我說，「我們應該再聊一小時，再做一集節目。」我不安地環顧四周，彷彿就連這麼想也可能惹來麻煩一樣。
「真的嗎？」我問，「你確定？」
歐普拉露出微笑。「真的。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聊。」
我瞇著眼望向漆黑的攝影棚裡一個看起來像是控制室的房間說，「你覺得我們應該問問看嗎？」
歐普拉又笑了。「你覺得這裡應該由誰作主？」她說話的口氣並不傲慢。我想，她覺得我的問題很有趣。
「喔對，抱歉。那好，太好了！我很樂意！但我要換一套衣服對吧？噢不，我只有這套衣服，還有原本穿的牛仔褲和牛仔靴。」
「靴子和牛仔褲很好啊！我借你一件上衣。」
她離開去換衣服，但走沒幾步又轉頭對我說，「瑪雅．安傑盧在這裡。你想見她嗎？」
我的視線變得狹窄，時間慢了下來。這句話讓我承受不住。我覺得自己快死了。
「布芮尼？哈囉？你想見瑪雅博士一面嗎？」我想，如果歐普拉再問一次「有興趣嗎？」我可能就會崩潰。
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好。我的天啊！當然好。」
歐普拉帶我穿過走廊到第二個梳化間。我們走了進去，我注意到的第一個東西是電視螢幕，安傑盧博士就坐在前方。螢幕上有兩張空的椅子，剛才我和歐普拉就坐在那裡。
安傑盧直視著我。「你好，布朗博士。我一直在觀察你。」
我走上前去，握著她伸出的手說，「很榮幸見到你。你對我意義重大，在我生命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她繼續握著我的手，把另一隻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繼續做下去，繼續發表演講。不要停止，也不要讓任何人阻礙你。」
然後，我告訴她，我在課堂上有時會關燈，讓學生聽一捲她朗誦詩作〈我們的外婆〉（Our Grandmothers）的錄音帶。我告訴她，我有時就只播放「我不會動搖……」那句話。
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緊，直盯著我的雙眼，緩慢而深沉地吟唱著，「像一棵種在河裡的樹，我不會動搖。」接著，她捏緊我的雙手，說道，「布芮尼，堅持下去。」
那感覺就像她把我畢生需要的勇氣通通捆在一起交給了我。很少人有幸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一個成就自我的關鍵時刻，但我很幸運。假使你人生有大半時間都在試圖融入群體，突然間安傑盧對你吟唱詩歌，告訴你堅持下去，你要怎麼做？你會學習如何站穩該死的腳步。你會懂得謙卑、發揮能力與成長茁壯，但是承諾繼續堅持，不會動搖立場。或者，至少你會開始嘗試。
詩作〈我們的外婆〉：出自瑪雅．安傑盧《我不會動搖》（I Shall Not Be Moved）（一九九○，藍燈書屋紐約出版）。
經過不可思議的那一天後過了六個月，我在芝加哥另一個梳化間。這一次，我準備在全球一場大規模領袖高峰會上發表演講。主辦單位強烈建議我穿「商務套裝」出席，而我低頭盯著腳上的黑色寬褲與淺口輕便跟鞋，感覺自己像個冒名頂替者或是要去參加喪禮。
我與另一位演講者（最後成了我的好友）坐在一起，她問我感覺如何。我坦白表示整個人快爆炸，受不了盛裝打扮的感覺。她說我看起來「很體面」，但她臉上的表情告訴我，我知道，這令人難受。但我們又能怎麼辦？
我突然起身，從一面掛滿演講者手提箱的牆上拿了自己的箱子，走到休息室。幾分鐘後，我身穿深藍色襯衫、深色牛仔褲與夾腳拖走了出來。那個女人看著我笑說，「太棒了。你真勇敢。」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這麼覺得，但我笑了。「沒有，這是一定要的。我不能在我不做自己或不勇敢的時候，上台談論真實與勇氣。我的身體做不到。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擺出商業的一面與其他領袖談話。我來這裡，是為了發自內心與別人的內心對話。這就是我。」學習做自己重要的另一步。
幾週後，我再次與商業的世界發生衝突。瀏覽即將舉辦的演講相關資訊時，我看到一家主辦單位寫的紙條：「去年我們聽過您在一場研討會上演講，等不及想請您對我們的領袖發表演說！我們聽過您談論了解自我核心價值的重要性，非常喜歡那些內容。不過，您提到您奉行兩個價值觀，其中一個是信仰。考量商業背景，我們希望您不要提到信仰。您的另一個價值觀是勇氣，這點就很棒。您能否只提到這一點？」
我覺得呼吸急促，臉頰發燙。幾個月前，我也遇過類似的事情，只是那是另一種極端的情況。一位主辦人告訴我，雖然他「欣賞我南方人直來直往的說話方式」，但他希望我不要語帶咒罵，這麼做有可能會失去一些「通情達理」但仍感覺受到冒犯的「忠實聽眾」。
鬼扯。這根本是胡說八道。我才不幹。我寧可永遠不再演講。我不要再被人影響。
我將職業生涯都花在聽人們訴說生命中最艱難與痛苦的時刻上。從事這份工作十五年，我可以確定，關於痛苦與勇氣的故事幾乎都包含兩個元素：祈禱與咒罵。有時兩者還會同時出現。
我穿上運動鞋，走出家門，一邊在社區裡散步，一邊思考該如何回應這種要求。繞完住家前的最後一個轉角，我做了決定：如果你以為我會說假話或修飾他人的真實經驗，那你就錯了。我不會像《四海好傢伙》註10（Goodfellas）裡的喬．佩西（Joe Pesci）那樣髒話連篇，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說「氣炸了」或「狗屁」之類的話，或是你要我假裝信仰一點也不重要，我辦不到。優秀的老師與演講者多的是，你只需要找一個穿著得體、說話虛而不實、閉嘴乖乖聽話的人就好。那個人不是我。再也不是了。
《四海好傢伙》裡的喬．佩西：出自電影《四海好傢伙》，由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一九九○，華納兄弟娛樂〔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美國出品）。
我不會動搖。
史蒂夫回家後，我跟他說我剛才做的決定，然後坐在旁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活著好難，」我說，「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我沒有歸屬。現在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局外人，破壞規則和談論一些沒有人在乎的事情。我沒有同伴。我的人生一直是如此。」
史蒂夫並未試圖鼓勵我。相反地，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可以說不屬於」任何一個群體。他也提醒我，我屬於他、艾倫與查理，另外，我想祈禱與詛咒什麼事都行，前提是我罵髒話就要繳罰款給查理。
我微微笑了一下，卻有種想哭的感覺。「我一生都是個外人，」我對史蒂夫說，「我活得很辛苦。有時候，只有在家裡才不會覺得孤單。我不覺得我走在一條熟悉的道路上──那裡沒有其他人。沒有人在我前方，對我說：沒事的。有很多教授、學者、說書人、領袖與企業家、虔誠信徒或咒罵者。你看，這是我們未來的願景。」
史蒂夫拉起我的手說，「我知道你過得很痛苦，你也一定覺得很寂寞。你有點奇怪，在很多方面都像個局外人。但你要知道：領袖高峰會上有二十多位演講者，而你是評價最高的一個。你穿牛仔褲和夾腳拖。從這點來說，你怎麼會認為有任何人比你更屬於那裡？只要你做自己、坦率地談論自己與自己的工作，無論到哪裡都能得到歸屬感。」
我終於徹底領悟了安傑盧所說的話。我親吻史蒂夫，跑進書房、打開筆電，搜尋安傑盧的名言。我拿著筆電回到沙發上，唸那句名言給史蒂夫聽：
唯有當你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也就是說，你屬於每一個地方），才能獲得自由。這種領悟代價高昂，但是獎勵豐碩。
這一刻，我對自己所做的核心定義──絕望地站在體育館門口，那個孤單又黯然無光的少女，為了獲得歸屬感，在入選名單上反覆尋找自己的名字──有了轉變。我事業有成，擁有美好的伴侶與孩子。但直到那一刻，我才擺脫不屬於這個世界或原生家庭的感覺。
史蒂夫知道我的心態正在改變。「代價是高昂的。但獎勵是你的研究發現毫無保留地公諸於世，對得起那些與你分享生活與經歷的人。」
我問他是否真的了解那種孤單卻又有歸屬的詭異感覺──真正的歸屬感。他說，「對，我無時無刻都有那種感覺。那是一種孤單卻又堅強的矛盾感受。有時家長會因為我不替孩子開立抗生素而生氣。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別的小兒科醫生都會開。那我找別人』。聽到這種話並不好受，但我都會這麼想：如果只有我這麼做，也沒關係。我不認為那是對孩子最好的做法。就這樣吧。」
我越來越激動。我向史蒂夫解釋，雖然我現在明白了自立自強的脆弱與勇氣，仍舊擺脫不了渴望歸屬的潛在感覺。我想要有「一群同伴」。他對我說，「你有啊，只是這個團體很小，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你或是跟你做一樣的事情。講真的，你也會討厭這種團體。」我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我還是想了解更多。
最後，我起身，告訴他我必須研究瑪雅說的話與我蒐集到有關歸屬感的資料。一如以往，他的回應令我莞爾：「喔，我懂。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需要我去買晚餐嗎？我很樂意放一些食物到研究的兔子洞裡。上次你埋頭研究某一件令你困擾的事情，而且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拿出莫耶斯與安傑盧訪談的完整文字紀錄，頭一次閱讀其中最後一段的談話。
莫耶斯：「你屬於任何地方嗎？」
安傑盧：「還沒有。」
莫耶斯：「你屬於任何人嗎？」
安傑盧：「對象越來越多。我的意思是，我屬於自己。我以此為傲。我非常在意自己看待瑪雅的方式。我非常喜歡瑪雅，也非常喜歡這樣的幽默和勇氣。當我發現自己的舉止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我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我拿出訪談的完整文字紀錄：出自比爾．莫耶斯〈與瑪雅．安傑盧的對話〉。如欲觀看訪談影片與完整的文字紀錄，請見billmoyers.com/content/conversation-maya-angelou/
看完這段對話之後，我抬起頭思考，瑪雅屬於瑪雅，我屬於我自己。我懂了。我還沒完全理解，但至少我開始懂了。
這一次，埋首研究的時間長達四年。我回去研究以前的資料、蒐集新的資料，並開始建立一套真實歸屬感的理論（theory of true belonging）。
我發現，我自以為對歸屬感所知道的一切，並不完全正確，也非大錯特錯。
註1：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創辦人之一，也是現任總裁。
註2：美國編劇，代表作包含影集《實習醫生》（Grey’s Anatomy）。
註3：美國紀錄片製片人，以靜態影像進行動態縮放的風格聞名。
註4：以種族為判斷標準，預先假設某些種族有可能犯下特定罪行，而針對該種族採取特定的行動。
註5：美國小孩常玩的派對遊戲，玩法大多是先在牆壁貼上沒有尾巴的驢子的圖畫，玩家輪流蒙住眼睛原地轉幾圈，然後把手上拿的驢子尾巴的圖卡貼到圖畫上，誰將尾巴貼到最接近正確的位置，就是贏家。
註6：紐奧良的高級住宅區。
註7：遵循大公教會傳統的新教派別。
註8：美國作曲家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創作的流行歌曲。
註9：一種美式中國菜，包含多種油炸物的開胃菜拼盤。
註10：一九九○年上映的美國經典黑幫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