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美國歌手比爾．門羅（Bill Monroe）小時候會躲在肯塔基州（Kentucky）「邊界又長又直的南部地區」鐵道旁的樹林邊界裡。比爾目睹了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的老兵沿著鐵軌返鄉。精疲力竭的士兵有時會仰天長嘯──那是一種尖銳刺耳、令人顫慄的淒涼嘶喊，訴說長久忍受的痛苦與最終獲得自由的心情，有如警報聲般劃破天際。
肯塔基州「邊界又長又直的南部地區」：出自約翰．哈特福與約翰哈特福弦樂隊〈鬥雞眼小童〉（The Cross-eyed Child），收錄於《好一群老傢伙》（Good Old Boys）專輯（一九九九，巡迴者唱片〔Rounder Records〕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發行）。
備受讚譽的音樂家暨作曲家約翰．哈特福（John Hartford）每次講述這個故事時，都會大叫一聲。那種聲音讓人一聽就知道是長嘯。那不是熱情的歡呼或痛苦的哭喊，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叫聲。那種長嘯充滿了熬過悲苦與得到救贖的濃厚情緒，是屬於另一個時空的長嘯。門羅後來成為藍草音樂註11（bluegrass music）之父。在其傳奇的音樂生涯中，他常告訴人們他會練習那種長聲喊叫，而且也認為他的唱腔源自於此。今日，我們將此聲音稱為「寂寞高地」（high lonesome）。
「寂寞高地」是藍草傳統音樂的一種聲音或曲風。起源可追溯至比爾．門羅、羅斯科．霍爾庫姆（Roscoe Holcomb），以及肯塔基州的藍草區。對我而言，這種音樂極具吸引力，情感強烈而且充滿痛苦。當我聽到霍爾庫姆清唱「我是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I’m a Man of Constant Sorrow），那聲音就像箭矢般刺穿空氣，讓我的後頸汗毛直豎，而當我聽到門羅唱的〈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I’m Blue, I’m Lonesome），全身就會起雞皮疙瘩。當你聽到曼陀林與班卓琴有力節奏襯托出的吶喊聲時，可以感覺到那些士兵嘶吼聲中的沉重，甚至還能隱約聽到火車從遠方駛來的軋軋聲。
「我是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出自羅斯科．霍爾庫姆〈沉浸在悲傷中的男人〉（Man of Constant Sorrow），收錄於《無可抑制的掌控感》（An Untamed Sense of Control）專輯（二○○三，民俗音樂唱片〔Smithsonian Folkways Recordings〕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發行）。這首美國傳統民謠（原始作曲、作詞者不詳）最早版本是迪克．伯內特（Dick Burnett）約在一九一三年推出的歌謠集裡的〈送別歌〉（The Farewell Song）。
〈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出自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與威廉．門羅（William S. Monroe）演唱的〈我是憂鬱的，我是寂寞的〉（一九五一年發行），收錄於比爾．門羅《一九三六至一九五九年精選》（The collection '36–'59）（二○一四，理想音樂集團〔Ideal Music Group〕發行，地點不詳）。
藝術可以渲染悲傷，使寂寞感引起共鳴，並將絕望轉化為希望。只有藝術能將返鄉士兵的吶喊轉變成共同的表達與深刻的集體經驗。音樂跟所有藝術一樣，為痛苦與傷悲的情感賦予聲音、語言與形式，讓這些感受能夠為人所知與引發共鳴。寂寞高地的音樂魔力正是所有藝術的神奇之處：能夠捕捉我們的痛苦，同時拯救我們。
當我們聽到某個人唱著心如刀割或悲傷難以言喻的歌曲時，立刻能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個身陷痛苦的人。藝術的改造力在於共享的特質。假如少了連結或集體參與，我們聽到的就只是充滿悲傷與絕望的禁錮之歌，從中得不到任何解脫。是藝術的分享在我們耳邊溫柔低語，「你並不孤單。」
此時此刻，我感覺這個世界孤苦寂寞且令人心碎。我們依照政治傾向與意識型態結黨分派。我們疏離彼此，互相責怪怒罵。我們孤立無援、飄蕩無依，而且感到恐懼，過得擔驚受怕。
不過，我們非但沒有聚在一起，透過歌曲與故事分享彼此的經驗，反而針鋒相對，日益疏離。我們非但沒有一起舞蹈與祈禱，反而逐漸疏離彼此。我們沒有提出狂野與創新的新點子來嘗試改變，而是待在自己的碉堡裡沉默自卑，在同溫層裡對其他意見充耳不聞。
我翻閱這十五年來與團隊一起蒐集的二十多萬筆資料，只得到一個結論：這個世界正面臨集體的心靈危機。如果你仔細思考《不完美的禮物》中對「靈性」的核心定義，會發現情況的確如此：
靈性，是指承認與慶祝我們在一股超越所有人的力量之下，密不可分地連結在一起，而與那股力量的連結，以及彼此之間的連結，源自於愛與惻隱之心。
「靈性」的核心定義：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禮物》。
現在，我們既未認知到彼此密不可分，也不因此感到開心。人們在每個生活面向都互相劃清界線。我們並未以承認彼此緊密相連的方式攜手前行。嘲諷與懷疑箝制了我們的心靈。我們不但沒有繼續朝權力共享的未來前進，反而目睹權力願景的衰退，這正是獨裁者得以控制人民的關鍵。
要解決這個危機，我們需要巨大的勇氣。目前，多數人不是選擇保持沉默以遠離衝突、痛苦與脆弱；不然就是選邊站，緩慢與矛盾地接受敵人的行為。不論哪一種方式，我們為了捍衛信仰與自我所做出的選擇，反而使我們失去連結，感到恐懼與寂寞。很少有人走出「自家陣營」劃定的界線，建立外在連結。在我們共通人性中找尋愛與真正的歸屬感，需要極大的決心。我希望這項研究能讓大家了解，為什麼想要獲得真正的歸屬感，就必須勇敢探索險惡的未知之地。讓我們從派系與團體的出現著手，一起探究這個危機背後的幾個原因。
結黨分派
隨著人們追求偏好的社會環境──選擇讓他們感覺最自在的團體──國家在政治上更加分歧，言論自由理應帶來的好處敗給了同質團體獨有的正義。我們的生活都受到這些結果所影響：四分五裂的族群無法了解其他美國人的文化；人們越來越無法接受政治歧異，這進而妨礙全國性共識的形成；政治兩極化，使國會難以順利運作，選舉不再只是政黨之間的競爭，而是生活方式的艱難抉擇。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璋（Bill Bishop）
「隨著人們追求偏好的社會環境……」：出自利明璋《大排序：為何志趣相投者成群的美國正面臨撕裂》（暫譯，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二○○八，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紐約出版）。
這段話出自利明璋的著作《大排序》（暫譯，The Big Sort）。他在二○○九年寫這本書，但有鑑於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後的美國局勢與全球動態，如果之後出版續作，他可能必須將書名取為《史上最大排序》（The Big Sort Ever）。
利明璋的著作描述我們如何依據地理位置、政治觀點甚至宗教派別成群結黨，在團體中壓制異議，思想越來越極端，而且只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事實──使我們更容易忽視指明立場錯誤的證據。他寫道，「因此，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回饋迴圈裡，被電視節目、報紙、書籍、部落格、布道及在社區中的所見所聞牽著走，自我催眠什麼是對與錯。」
「因此，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回饋迴圈裡……」：出處同上。
分派別派的現象使我們對周遭的人產生成見，彼此更加疏離。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他顯然不太了解我），應該看看美國作家喬．巴金特（Joe Bageant）寫的《與耶穌狩獵：解剖美國的階級戰爭》（暫譯，Deer Hunting with Jesus）。我問他為什麼，他語帶輕視地說，「這樣你才能更了解大學教授從來沒見過、也永遠無法理解的美國。」我心想，你一點也不了解我、我的家庭或出身。
「應該看看美國作家喬．巴金特寫的……」：喬．巴金特《與耶穌狩獵：解剖美國的階級戰爭》（二○○七，皇冠出版集團〔Crown〕紐約發行）。
我們在結黨分派的同時，周遭的人們也急著將我們分門別類，這樣他們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還有為什麼應該或不應該相信。我的朋友希望用一本書來幫助我了解他眼中的美國，但他不知道我其實對這個美國瞭若指掌。這裡充滿了我愛的人。然而，對於那些跟這位抱持偏見的朋友而言，這樣的美國是我不應該了解的地方，更別說是出身於此了。
大多數閱讀這本書的人可能都有這種誤解，但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我們的背景並非簡單。我的祖父在啤酒廠裡負責開起重機；我先生史蒂夫是小兒科醫生，他的祖母是墨西哥移民，在聖安東尼奧市區一間製衣工廠當女工。
我們將自己與別人分門別類，說好聽點是出於本能的無心舉動，反之則是非人化的刻板印象。其中的矛盾之處在於，人人都喜歡這個現成的歸類系統，當我們想快速替別人貼上標籤時，覺得非常方便，但當自己被歸類為某一種人時，卻又恨之入骨。
二○一六年大選後幾個月及一月總統就職期間，我們收到社群成員寄來的數千封電子郵件，他們想尋求對於意見不合的建議，這個問題在當時不只席捲全國各地，也引起家人之間的衝突。不同於美國壁壘分明的族群，我的社群組成相當多元，因此寄電子郵件的人，有支持民主黨的，也有支持共和黨的。他們在信裡抱怨，因為選舉的事情已經好幾個禮拜沒跟爸媽說話，或是跟另一半為了社會政策吵到要離婚。
我記得這種說詞一度發展到有史以來最誇張的地步。那是一個有關感恩節的笑話，有人說那天與家人共進晚餐時要用塑膠刀叉，以免因爭執鬧出人命。當時，我唯一想到的是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的反烏托邦小說《分歧者》（Divergent），裡面的角色根據自己的人格特質來選擇派系。他們奉行的原則是：「派系勝過血緣、家庭，派系就是歸依。」這可真嚇人。但更嚇人的是這逐漸成為現實，不再只是驚悚小說的情節。
薇若妮卡．羅斯的反烏托邦小說：薇若妮卡．羅斯《分歧者》，為《分歧者》小說三部曲的第一部（二○一一，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Collins〕紐約發行）。
離開我們認識與深愛的人，去支持完全不了解、幾乎無法信任而且肯定不在乎的陌生人，想當然耳，我們如果罹患癌症需要到醫院進行化療，那些陌生人不會載我們一程；當我們的孩子生病時，也不會帶營養品來探望──這是分門別派的黑暗面。多數人會選擇犧牲家庭，而不是「整頓自己的生活」。即使近年來政治對立的事件，讓我們了解自己與所愛的人在一些核心價值觀上存在歧異，但切斷連結彷彿變成最後的手段──唯有在脆弱、激烈的對話與劃清界線的行為徹底失敗後，才會採取這種方式。
我有幸在休士頓大學執教二十年。這是美國種族最多元的研究型大學。幾個學期前，我在一個班級（反映這所大學在種族、性向與身分認同及文化背景上驚人的多元性）上問這六十位研究生，他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信仰是否與爺爺或奶奶一致。約有百分之十五的學生回答是或相當接近，其他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生表示，談到家人的政治傾向時，會感到有些尷尬，甚至覺得丟臉。
一位非裔美籍學生解釋他與祖父母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看法一致，除了他最重視的一件事──他無法向祖父坦白性向，儘管全家都知道他是同性戀。他的祖父是位退休牧師，在同性戀這件事上「頑固不化」。一名白人學生談到，她的父親在墨西哥餐廳習慣用「Hola, Pancho註12」（「你好，潘喬」的西班牙語）跟男服務生打招呼。她的一位拉丁裔男朋友說這樣的舉動很羞辱人。但是，當我問他們是否討厭祖父母，或者是否願意因為政治與社會觀念不合而與家人斷絕關係，每個人都說不會。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
關鍵的問題來了：根據政治與信仰將人分門別類的行為，難道不會帶來更多社交互動？假如我們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固守相同的意識型態與生活地帶，不就表示我們周圍充滿緊密連結的朋友與同類？「非友即敵」的觀念不是應該能夠讓看法相近的人們關係更密切嗎？這些問題的答案，是響亮且出人意料的「不」。同時，替自己與他人貼標籤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寂寞也是。
「同時，替自己與他人貼標籤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寂寞也是。」：出自德魯．庫拉爾（Dhruv Khullar）〈社交孤立正在殺死我們〉（How social isolation is killing us），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刊於《紐約時報》，nytimes.com/2016/12/22/upshot/how-social-isolation-is-killing-us.html；卡拉．佩西諾托（Carla M. Perissinotto）、艾琳娜．森澤（Irena S. Cenzer）與肯尼斯．考文斯基（Kenneth E. Covinsky）共同發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機能衰退與死亡的預兆〉（Loneliness in Older Persons: A Predictor of Functional Decline and Death），《內科醫學檔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二○一二年第14期172卷第1078至1083頁，數位物件識別碼（DOI）：10.1001/ archinternmed.2012.1993；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於二○一○年九月發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四十五歲以上成人的全國調查〉（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s 45+），assets.aarp.org/rgcenter/general/loneliness_2010.pdf
據利明璋表示，一九七六年，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居住在總統大選中壓倒性支持某一方的地區。換句話說，我們與信仰迥異的人們當鄰居、一起上學和做禮拜。那個年代的美國意識型態十分多元。相反地，在二○一六年，有百分之八十的郡不是一面倒投給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就是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大多數的人甚至不再與政治和社會信仰跟自己迥異的人毗鄰而居了。
現在，我們來比較這些數據與寂寞的現象。一九八○年，大約有兩成的美國人覺得孤單。今日，感到寂寞的人數是當年的兩倍多。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美國。在世界各個國家中，寂寞人口的比例正快速增加。
顯而易見地，選擇志趣相同的朋友與鄰居，盡可能遠離與自己不同的人，並未帶來我們天生渴望的深刻歸屬感。為了找出背後的原因，必須進一步了解寂寞的定義，以及這種流行病如何影響我們展現自己的方式。
寂寞的邊緣人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研究寂寞（loneliness）已有二十多年。他將寂寞定義為「感知到的社交孤立」（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當我們覺得自己與別人失去連結，就會感到寂寞，也許是遭到重視的團體排擠，或是缺乏真正的歸屬感。寂寞的核心是缺乏有意義的社交互動──親密關係、友誼、家庭聚會，甚至是社區成員或同事間的聯繫。
「感知到的社交孤立」：出自約翰．卡喬波與威廉．派翠克（William Patrick）合著《孤獨：人性與社會連結的需求》（暫譯，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二○○八，諾頓出版社〔Norton〕紐約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寂寞與獨處是截然不同的。獨處或孤單地生活可以帶來力量或療癒人心。作為一個內向的人，我非常重視獨處的時間，而且經常在與人共處時最感到寂寞。在我們家，這種失去連結的感受稱為「寂寞的感覺」。
有好幾次我在路上打給史蒂夫說「我覺得寂寞」。消除這種感覺的方法，通常是與他和孩子聊幾句話。雖然有違常理，但史蒂夫通常會建議我，「你可能需要在旅館房間裡獨處一下。」這對我來說是很棒的解藥。我不認為有任何事比與人共處而感到孤單更令人寂寞。
我與家人用「寂寞感」來形容各種事情。艾倫或查理常說，「我不喜歡那間餐廳。它讓我覺得寂寞。」或是「今天我朋友可以在我們家過夜嗎？她的家給我一種寂寞的感覺。」
我們四個人試圖探究「寂寞感」對家的意義時，一致認為，讓人感覺不到連結的地方便會帶來寂寞感。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不只是人而已，地方本身也可能帶有連結斷絕的感覺。有時候，一個地方會讓人感到寂寞，是因為那裡散發著某種缺乏親密人際關係的感覺。有時候，我認為是因為無法在特定的地方想像自己與關心的人有所連結，才會覺得那個空間很寂寞。
儘管在研究中的發現與卡喬波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但我讀了他的文章後，才徹底了解寂寞感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解釋，人類身為群居動物，不是從堅強的個人主義獲得力量，而是仰賴計畫、溝通與合作的集體能力。我們的神經、荷爾蒙與基因組成支持互相依賴勝過獨立自主。他指出，「包含人類在內的群居動物，長大的目的不是為了自主與孤獨，而是成為他人可以依賴的人。不論我們知不知道這一點，大腦與生物構造先天都傾向促成這個結果。」人類無疑是群居動物。因此，連結對我們很重要。這正是為什麼羞恥感如此令人痛苦與脆弱，以及為什麼我們天生渴望歸屬感。
卡喬波說明人類大腦的生物機制如何在生存能力受到威脅時發出警告。飢餓感提醒我們血糖過低需要進食；口渴的感覺警告我們需要補充水分以免脫水；疼痛感讓我們警覺組織可能會受損；寂寞感則告訴我們需要社會連結──這對我們的幸福跟食物與水一樣至關重要。他表示，「拒絕承認自己感到寂寞，就跟拒絕承認自己餓了一樣，沒有意義。」
「包含人類在內的群居動物……」：卡喬波〈孤單的致命力〉（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二○一三年九月九日，TEDxDesMoines演講稿），singjupost.com/john-cacioppo-on-the-lethality-of-loneliness-full-transcript/，刊於二○一六年三月七日。
「拒絕承認自己感到寂寞……」：凱蒂．赫夫納（Katie Hafner）於〈研究人員面臨寂寞的流行病〉（Researchers confront an epidemic of loneliness）引述卡喬波所言，二○一六年九月五日刊於《紐約時報》，nytimes.com/2016/09/06/health/lonliness-aging-health-effects.html
然而，我們的確拒絕承認感到寂寞。身為研究羞恥感的學者，我發現自己又回到熟悉的領域。我們對寂寞感到羞恥，彷彿感到寂寞就表示有問題。即使會有寂寞感是因為悲傷、失落或心碎，仍然覺得羞愧。卡喬波認為，大部分與寂寞有關的羞恥，來自於多年來人們定義與談論羞恥的方式。我們習慣將寂寞定義為「折磨人、無法治癒的慢性疾病」。寂寞等於害羞、沮喪、是個邊緣人或反社會者，或是社交技巧拙劣。他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提到人們通常會用「邊緣人」來形容罪犯或壞人。
卡喬波解釋，寂寞不只是一種「悲傷」的狀態，還具有危險性。在演化機制下，群居動物如果遭到社交圈排擠（也就是變成局外人），大腦會進入防衛模式。當我們感覺被孤立、失去連結與寂寞，會試著保護自己。在這個模式下，我們希望與別人建立連結，大腦卻試圖以自我保護代替連結。這會使人減少同理心、更加提防他人、感覺麻木，睡眠時間也會減少。我在《勇氣的力量》一書中寫道，大腦的自我保護模式通常會使我們言過其實、捏造故事或誇大心中最深層的恐懼與不安。失控的寂寞使我們害怕與外界接觸，越來越孤獨。
「折磨人、無法治癒的慢性疾病」：出自羅伯特．維斯（Robert S. Weiss）《寂寞：情感與社交孤立的經驗》（暫譯，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MIT Press〕一九七三年麻薩諸塞州劍橋出版）。
大腦的自我保護模式通常會使我們言過其實：出自布芮尼．布朗《勇氣的力量》。
想戰勝寂寞，得先學會認清寂寞，並且勇於將這種經驗視為警訊。對此我們應該尋求連結。所謂連結，不一定是加入一堆團體或在社群媒體上與好幾群朋友一起打卡。根據無數的研究證實，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少數人際關係的品質。
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數量，而是少數人際關係的品質：出自蘇珊．平克《村落效應：為什麼在線時代，我們必須面對面重新連接？》（二○一四，史碧格與葛勞出版社〔Spiegel and Grau〕紐約出版）。
如果你和我一樣，不相信寂寞感跟飢餓一樣會危及生命，那我來分享一下幫我拼湊出事情全貌的研究。在寂寞研究的綜合分析中，研究員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Julianne Holt-Lunstad）、提摩西．史密斯（Timothy B. Smith）與布拉德利．萊頓（J. Bradley Layton）得到以下發現：空氣汙染使人提早死亡的可能性提高百分之五；肥胖增加百分之二十；酗酒是百分之三十。而寂寞呢？它使人早死的風險比一般高出百分之四十五。
「寂寞研究的綜合分析」：出自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提摩西．史密斯與布拉德利．萊頓〈寂寞與社交孤立作為死亡風險因素：綜合分析探討〉（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心理科學觀點》（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二○一五年第2期第10卷第227至237頁，DOI：10.1177/1745691614568352。
恐懼造就現在的我們
那麼，我們怎麼會變得如此涇渭分明與孤單寂寞？我們不能假定互相貼標籤是越來越寂寞的原因。研究不是這樣運作的，不能這樣草草了事。然而，我們可以認清自己正困在可能互有關聯的一些狀態中，如果希望改變現狀，就必須全盤了解。
「我們是如何造就現在的樣子？」問題的答案肯定複雜。但如果非得說出一個驅使與加深結黨分派的衝動，同時斷絕與他人真實連結的主要因素，我的答案會是恐懼（fear）。恐懼脆弱，恐懼受到傷害，恐懼失去連結的痛苦，恐懼批評與失敗，恐懼衝突，恐懼讓別人失望。單純的恐懼。
我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六個月前展開研究，而正如我在其他著作提到的，我看到恐懼在改變我們。我看到恐懼橫行於我們的家庭、組織與社群。整個國家都在談論「我們應該害怕什麼」和「我們應該把錯怪到誰頭上」。
我不是恐怖主義的專家，但研究恐懼已超過十五年，我能告訴你的是：恐怖主義是持續的恐懼。全球性與地方性的恐怖主義，最終目標是發動攻擊，將恐慌深植於群體，使恐懼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不知不覺的生活方式引發大量憤怒與責怪的情緒，使人們將矛頭指向彼此。當我們允許恐懼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恐怖主義最能達到效果。之後，我們遲早會變得四分五裂、孤立無援，被匱乏的認知牽著走。雖然結黨分派與寂寞猖獗的趨勢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已存在，但資料顯示，這些現象在過去十五年來顯著增加。
先天上，暴力最初造成的創傷與破壞，使人類團結的時間相當短暫。如果在一開始的團結時期，我們能夠坦誠共同的悲傷與恐懼，以面對脆弱與關懷彼此的方式互相幫助，同時尋求正義與追究責任，或許可以展開漫長的痊癒過程。然而，倘若使我們團結一心的，是共同的憎恨與受壓抑的恐懼，這些情緒最終演變成責怪，麻煩就大了。如果領袖急於互相競爭，以致於無法找到一個讓人們團結的意識型態對手，而不是按部就班找出真正的加害者，我們就會產生情感轉移，無法意識到我們的家園與族群正在瓦解與分裂。
國旗在每戶人家的門廊隨風飄揚，惡搞圖片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同時，恐懼暗地潛伏，悄悄四處轉移。看似團結一心的行動其實是在掩飾恐懼，之後也許會擴散各地，滲透國家的斷層。恐懼加深的同時也逐漸蔓延，變得不像是防衛的屏障，而是日益確立的分歧。持續擴大歧異，摧毀早已出現細微裂縫而搖搖欲墜的社會基礎。
不只全球與地區性的恐怖主義將恐懼深植於文化中，普遍、隨機的槍枝暴力與針對特定族群的系統性攻擊，以及社群媒體與日俱增的尖酸批評，都在傳達恐懼，像滾燙的熔岩般流入各個族群，覆蓋坑洞，最後吞噬早已破碎不堪的地方。
以美國而言，三大斷層線──因刻意的忽視與集體勇氣不足而產生與擴大的裂痕──是種族、性別與階級。從各種集體創傷流瀉而出的恐懼與不確定性，以極度分歧且必要的方式暴露這些巨大的傷口。
這些對話是必要的；這種不安也是必須的。雖然現在是時候面對這些感受與其他問題，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對於脆弱、艱難對話不夠寬容的態度，正驅使我們自我分類與斷絕連結。
我們可以找回自我與重拾彼此，並繼續為自我信念奮戰嗎？原本不行，但現在可以。不，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兩件事情，原因單純是一些人仍然相信，爭取自己的需求表示否定別人的人性。這使我們無法走出碉堡、與外界建立連結。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們願意聆聽與承認自己脆弱的一面，多數人是可以建立跨越差異的連結並為信念而戰。幸運的是，只要大多數的人相信自己能夠找到跨越差異的愛與連結改變一切，就能夠辦到。但如果我們連嘗試都不願意，那麼就會大幅降低我們正在爭取的事物的價值。
我們可以從真實歸屬感的研究裡的資料串聯一些線索，找出結黨分派卻依然覺得寂寞的原因，或許也能藉此重拾真實自我與連結。真正的歸屬感沒有堡壘。我們必須走出自衛的屏障，勇敢探索未知。
躲在同溫層的屏障裡，我們不必費心承認脆弱、鼓起勇氣，或者相信別人，只需要跟隨團體的信念。只是，這麼做是沒有用的。意識型態的碉堡可以為我們抵禦所有侵襲，但不包括寂寞與失去人際連結。換句話說，我們還是有可能面臨最令人心碎的痛苦。
接下來，將探討在結黨分派與退縮的現象下，如何重拾人際連結與真正的歸屬感。我們必須回到彼此身邊，否則恐懼就會占上風。如果你之前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所有意味深遠的努力，需要我們面對脆弱，願意選擇勇氣而非安逸。我們必須撐過難關，或甚至學會如何擁有一顆奔放的心。
如果我們可以承認自己的痛苦並與他人分享，而不是把痛苦加諸在別人身上，寂寞高地便會是美麗且能帶給我們力量的地方。如果我們能找到感受而非散播傷害的方法，便能夠改變。我相信，我們可以創造與分享有助於重拾彼此的藝術與言語，之後，便不會在遠處互相叫罵，也不會在掙扎時拒絕互相幫助，而是能夠鼓起勇氣出現在彼此身邊。正如湯斯．范．贊特（Townes Van Zandt）在我最愛的寂寞高地歌曲〈如果我需要你〉（If I needed you）中所唱的：
我會到你身邊
我會勇渡汪洋
緩和你的痛苦
我最愛的寂寞高地歌曲：出自湯斯．范．贊〈如果我需要你〉，收錄於《湯斯．范．贊晚期精選》（The Late Great Townes Van Zandt）專輯（一九七二，番茄唱片〔Tomato Records〕紐約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