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之初，我无可避免地被恐惧感所吞噬，当我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发现将抵触长期存在的信仰或观念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假思索地想：我凭什么这么说？或者认为，如果我质疑人们的观念，一定会激怒他们。

在这些未知且危险的脆弱时刻，我会向勇于创新与颠覆的前辈寻求灵感，因为他们的勇气具有感染力。我会阅读与观看手边所有出自他们或关于他们的资料，譬如访谈、文章、演讲及著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每当我有需要或是感到恐惧时，他们都会陪伴我、给我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我身旁监督，不允许我胡说八道。

发展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早年，我试过反其道而行，让批评与反面的意见占据我的内心。我会坐在书桌前，想像自己最讨厌的教授、尖酸刻薄的同事与说话不留口德的网路酸民的嘴脸。我以为，假如顺从他们的意见，或者至少闷不吭声，就能全身而退。这么做的结果，是研究员或社会科学家最不乐见的：自己的研究发现逐渐消失在既有的世界中；我小心翼翼地改变现有的观念而不去冒犯任何人，我得出的研究结果不会带来挑战、去除了犀利观点，而且令人自在。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在讨好别人。

于是我决定，必须把那些唱反调与散播恐惧的人赶出心中。我开始想像那些拥有各式各样的背景、以勇气与创意改变世界的男男女女，还有不时惹恼大众的人会怎么做。我很喜爱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作者J‧K‧罗琳（J. K. Rowling），她是我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在研究中想到的新奇点子时，会求助的重要人物。我会想像她对我说：「介绍崭新的世界很重要，但你不能只是描述而已。说说背后的故事。不论这个新的世界有多原始、多奇怪，我们都将在故事里看见自己。」

我与别人争论种族、性别或阶级的议题时，脑海中会浮现女权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身影。她教我将教学视为一种神圣的行为，以及了解辛苦学习的重要性。当我在说故事时，艾德．凯特穆（Ed Catmull）注1、珊达．莱梅斯（Shonda Rhimes）注2与肯．伯恩斯（Ken Burns）注3会在一旁低声提醒。在我逐渐失去耐性并开始省略赋予故事意义的细节和对话时，他们会鼓励我。「带我们进入故事里。」他们如此要求。还有无数名音乐家与艺术家也会现身，欧普拉．温佛瑞（Oprah G. Winfrey）也来了。研究过程中，我时时谨记她的建议：「不要以为你可以勇敢面对人生与工作而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失望。事情不是那样的。」

虽然如此，陪伴我最久、始终不离不弃的良师是美国作家与诗人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三十二年前，我在大学的诗歌课程上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我读了其诗作〈我依然升起〉（And Still I Rise）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她的诗蕴含非凡的力量，优美动人。我竭力搜集安杰卢的每一本著作、每一首诗篇与每一次访谈，她的言语带给我教诲、动力与抚慰，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且获益良多。

我读了她的诗作〈我依然升起〉：出自玛雅．安杰卢的诗集《我依然升起：一本诗集》（And Still I Rise: A Book of Poems）（一九七八，蓝灯书屋纽约出版）。

但是，我非常不认同安杰卢说的一句话。那句话与归属感有关，是我在休士顿大学指导种族与阶级的课程时看到的。在一九七三年与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于公共电视台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安杰卢博士说：

　

唯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就是说，你属于每一个地方），才能获得自由。这种领悟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

　

比尔．莫耶斯的访谈：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A Conversation with Maya Angelou），《比尔莫耶斯日志》（Bill Moyers Journal），原创系列，美国公用广播系统（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我清楚记得自己看到这句话时的想法。大错特错，如果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答案是，只有一群寂寞的人们共同生活着。我不认为她明白归属的力量。

二十多年来，每当那句话浮现脑海，我都会感到一阵愤怒。她怎么会那么说？那不是事实。归属感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归属于某件事物、某个人、某个地方。我很快便发现，这股怒气来自两个原因。第一，我一直将安杰卢博士视为重要的人，以致无法忍受彼此在如此基础的概念上意见分歧。第二，融入群体的需求与归属感的欠缺，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伤痛。我不能接受「不属于任何地方」就等于自由的想法。从未真正属于任何地方的感觉是我最大的遗憾，这个苦难贯穿了我成年之前的大部分生活。

这绝对不是我生命的出路。

缺乏归属感的经验标记着我的人生阶段，而且从小就是如此。我在纽奥良（New Orleans）西岸的保罗哈班斯小学（Paul Habans Elementary）上托儿所和幼稚园。当时是一九六九年，虽然这个城市风情万种，现在也依然如此，但在过去饱受种族主义的摧残。直到我开始上学的那一年，学校才正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母亲是一个有话直说、坚持己见的人。她积极为种族平等发声，甚至投稿纽奥良《时代花絮报》（Times-Picayune），质疑今日所谓「种族归纳」注4的合法性。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拼劲，但对当时的我而言，她依旧只是班上的爱心妈妈，会帮我、她自己和我的芭比娃娃穿上黄色格纹连身裙的人。

我们从德州搬到纽奥良，而我并不好过。我非常想念奶奶，但也渴望在学校与我们住的公寓大厦附近认识新朋友。然而，事情不久后变得复杂。导师时间的学生名单被当成决定每一件事的依据──从出勤纪录到生日派对的邀请名单都是。有一天，另一位同是爱心妈妈的女士拿着学生名单，在我的母亲面前挥舞着说：「你看名单里所有的黑人小孩，看看这些名字，他们都叫卡珊卓（Casandra）耶！」

我的母亲心想，哼。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白人朋友举办派对都没有邀请我。母亲以她的中间名为姓，但名字是卡珊卓，而我在那张名单上的全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Casandra Brené Brown）。如果正在阅读本书的你是非裔美国人，就会明白为什么白人家庭不邀请我参加派对。这也是为什么一群非裔美国毕业生会在那个学期结束时给我一张卡片，上头写着，「好吧，你真的是布芮尼．布朗。」他们选修我开设的女性议题课程，第一天上课我走到讲台时，他们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一位学生说，「你不是卡珊卓．布芮尼．布朗吗？」我回她，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到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一间诊所应征兼职柜台人员，与我面试的女人会说，「你是布芮尼．布朗呀！真令人意外！」你猜的没错，我在面试开始前就走人了。

黑人家庭都很欢迎我，但当我走进门的时候，他们都十分惊讶。一位朋友告诉我，我是第一个到他们家的白人。如果你只有四岁大，而且到朋友家只是为了和他们一起玩帮驴子钉尾巴的游戏注5（pin-the-tail-on-the-donkey）及吃蛋糕，会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虽然小孩在幼稚园里应该很容易就和同侪打成一片，但那时的我已经开始困惑，为什么有一种和每个团体都格格不入的感觉。

隔年，父亲为了缩短到纽奥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的通勤时间，举家搬到花园区注6（Garden District），而我则转学到耶稣圣名天主教学校（Holy Name of Jesus Catholic School）。我是美国新教圣公会注7教徒（Episcopalian），因此，我成为学校里少数非天主教徒的学生之一。结果证明，我信了错误的宗教──寻求归属感的另一个阻碍。过了一、两年不参加任何活动、遭人谩骂与有时受到排挤的生活，我被叫到一间办公室，发现上帝在那里等我。至少我以为那个人是上帝。原来，他是一位主教。他递给我一本《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复印版，然后带我逐行念诵。念完后，他给我一张便条纸，要我拿回家给爸妈看。上面写道，「布芮尼现在是天主教徒了。」

《尼西亚信经》：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versions_of_the_Nicene_Creed

接下来几年，我慢慢适应纽奥良的新生活，情况也相对好转，主要是因为我交了一个死党──艾莉诺。但是，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大变化。我读四年级时，全家离开纽奥良搬到休士顿。六年级时，又迁到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八年级时，我们又从华盛顿搬回休士顿。因为一再成为「新来的同学」，中学生一般会有的混乱与难为情的感受更加强烈。在这些转变之中，我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父母感情融洽。这意味着，尽管我不断换学校、认识新的朋友和大人，依然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我甚至觉得，家是我缺乏归属时的避风港。当我四处碰壁的时候，还可以回到温暖的家，与家人一起。

但是，情况起了变化。最后一次搬回休士顿，父母的婚姻开始走向悲惨的结局。除此之外，我也经历了「贝尔卡德特」（Bearkadettes）的挫折。

我念完八年级时全家搬回休士顿，幸好那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参加高中的啦啦队──名为贝尔卡德特的队员选拔。啦啦队原本是我的一切。在父母冲突日益剧烈的家里，我因为加入啦啦队的梦想而得到救赎。想像这个画面：身穿白色流苏的蓝色缎面背心与短裙的女孩们排成整齐队伍，每一个人都戴着制式假发、小小的白色牛仔帽并穿著白色牛仔靴，嘴巴涂上亮红色的唇膏，昂首阔步地走进高中足球场。场边坐着满满的观众，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不敢离开座位，深怕错过了啦啦队踢高腿的画面与精心编排的表演。这是我的避风港，崭新、美丽，而且整齐得无可挑剔。

基于八年的芭蕾经验，练习啦啦队的全套表演动作，对我来说绰绰有余，为期两周的流质饮食帮助我顺利通过严格的体重筛选。所有参加选拔的女孩都坚守只喝蔬菜汤与补充水分的饮食计划。很难想像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只吃流质饮食，但出于某些原因，这似乎不足为奇。

直到今天，我还是想不出自己有过比加入啦啦队还要强烈的渴望。啦啦队操练的完美、精准与美妙，不仅消除家庭日益混乱所造成的不安，也带给我梦寐以求的归属感。我成为啦啦队员之后，会有一位「大姐姐」带我逛街买衣服。我们会到对方的家中过夜，一起和足球队员约会。对一个看过电影《火爆浪子》（Grease）四十五次的孩子而言，这代表高中生活的开始，其中还包括了不由自主地跟着劲歌热曲哼哼唱唱，以及大跳八○年代版本的袜子舞。

最重要的是，我成为团体的一分子，做每件事都与别人步伐一致。贝尔卡德特队员的身分象征着自我归属。

那时我还没有任何朋友，所以我独自准备啦啦队的选拔。表演动作很容易学，只要跟上爵士乐团演奏的〈史瓦尼〉注8（Swanee，就是歌词有「我多么爱你、我多么爱你」的那首）版本的节奏就好，其中有很多滑步搭配爵士舞手势的动作，还有一整个段落都在踢腿。我可以踢得比所有参加选拔的女孩都还要高，除了一位名叫黎安的舞者以外。我勤于练习，练到做梦也在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部分的动作。

选拔会的那天令人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紧张还是节食减肥的关系，早上起床之后就头昏脑胀，一直到母亲载我到学校还是一样。如今，身为两个青春期孩子的妈妈，我有点难以想像当初周围全是女孩们从校车蜂拥而出、手牵着手嬉闹玩耍，自己是如何单独走进校门的。不过，我很快便遇到一个比独自上学还要棘手的问题。

所有的女孩──我指的是每一位女孩──从头到脚都打扮得光鲜亮丽。一些穿着蓝色缎面的短裤与金色衬衫，有些则身穿蓝金相间的背心搭配白色短裙。你可以想像所有人穿上蓝色系衣裤搭配金色弓形领口的画面，有多夸张。而且，她们都顶着全妆。我不但脂粉未施，还在黑色连身衣外穿了一件灰色棉质短裤。没人告诉我应该按照学校的代表色来打扮。每个人看起来是那么神采飞扬，而我看起来就像爸妈整天吵架的可怜虫。

我以低于上限二点七公斤的数据通过体重筛选。即使如此，其他女孩走下体重计后跑进更衣室里哭泣的画面，仍在我心里留下创伤。

我和其他女生戴上安全别针固定的号码布，分成五到六组跳舞。不管头晕不晕，我还是努力跳完了。母亲接我放学时，我信心满满，回家等待结果。他们会在当天晚上公布入选名单。那段期间我真是坐立难安。

终于，在六点五分的时候，我们全家到了那所高中的停车场。妈妈、爸爸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车上。爸妈的计划是我看完入选结果，之后去圣安东尼奥探望爷爷和奶奶。我走到体育馆门外的公布栏前面。选拔时和我同组的女生站在旁边，她是所有女孩当中表现最亮眼的。除此之外，她叫克莉丝。是的，她还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中性名字。

入选名单依照学号排列。如果你的号码不在上面，就表示被淘汰了。我是六十二号，因此我直接找六十几的号码，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五。我再看一遍。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以为，如果我盯得够用力，全宇宙就会知道我投注了多少希望，然后我的号码可能就会神奇地出现。克莉丝的尖叫声打断了我和宇宙的谈判。她开心地跳上跳下，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的爸爸已经跳下车，跑过来一把抱起她转圈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像电影演的那样。之后，我从别人的对话中得知，我有跳舞的实力，但不是贝尔卡德特啦啦队的那块料。我没有弓形领口、没有光芒、没有团体、没有朋友。我无处可归。

我孤单一人，心力交瘁。

我回到旅行车的后座，爸爸将车驶离停车场。我的父母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字也没有。沉默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他们为我感到羞愧，觉得我很丢脸。我的爸爸带领过足球队，母亲曾是啦啦队队长，而我什么都不是。他们两人，尤其是爸爸，重视出色表现与合群胜过一切。我表现并不突出，也无法融入团体。

当下，我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找不到归属感。

与今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相比，我的啦啦队故事微不足道（如果上传到社群媒体，肯定会被贴上「无病呻吟」的主题标签）。但是，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我有何意义。我不知道是事实，还是我在沉默的当下所想像的情况，但从那天起，我不再属于家庭──所有社会群体最根本且重要的组成。假使当初父母有安慰我或跟我说尝试这么做很勇敢；或者更好、也是我在当下真正希望的是，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并告诉我，这实在太不幸了，以我的实力应该要入选才对。这段经历也许不足以定义我的人生与影响我的发展。但的确发生了。

分享这段故事远比我想的还要困难。我上iTunes搜寻选拔歌曲的名称，按下试听键时，立刻开始啜泣。我崩溃痛哭，为的不是当初没能加入啦啦队，而是我无法安慰那个小女孩。那个女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我哭泣，是为了那一对看到我的痛苦与脆弱却手足无措的父母。他们不知道如何声援我，连阻止我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家的能力都没有。有些时刻如果没能说清楚与解开心结，会使我们在长大后极度渴望归属感与融入群体。幸好，我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离家就是教养工作的尽头。我们一起学习勇气、脆弱与真正的归属感。这一直是小小的奇迹。

即使在贫穷、暴力与人权遭到侵犯的艰困环境下，在家庭里缺乏归属感依旧是最危险的伤害，因为这能够撕裂一个人的内心、灵魂与自我价值。我的这三个面向全都破碎了。这些都崩塌时，只会有三个结果，就如我在生活与工作中所证明的：

　

1. 不断活在痛苦中，让自己麻木，而且／或者把痛苦加诸在别人身上以寻求慰藉。

2. 拒绝承认痛苦，这种心态会使你将痛苦传递给周遭的家人、朋友与子女。

3. 或者鼓起勇气面对痛苦，培养对自己与他人的同理心与同情心，并以独特的方式察觉伤痛。

　

我当然经历过前面两种结果，而我能够得到第三种结果，完全要感谢上帝。

啦啦队事件过后，爸妈在家里吵得更凶了。他们经常吵到天翻地覆。他们就是不懂得透过另一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告诉自己，我的父母是全世界唯一一对婚姻岌岌可危的夫妻，这个认知让我感到非常丢脸。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带朋友来家里玩时，他们都自然地称呼我的爸妈「布先生与布女士」，仿佛是很棒的家长。但是，我知道他们私底下吵架，也知道我和那些像电视上演的和乐融融的朋友并不一样。因此，我心中的耻辱感越积越深。

当然，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事情，是经验累积而来的能力。之前，我不曾去从整体的角度了解周遭发生什么事，我的父母也只是试图维系婚姻而不让我们受到重大伤害，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明白与孩子分享自身看法的重要性。当时，我认定自己是镇上甚至全世界唯一一个经历这种闹剧的人，尽管根据全国新闻报导我那所高中学生的自杀率高的惊人。直到后来，世界变了，人们开始诉说自己的挣扎，我才意识到，许多完美的父母最后都以离婚收场，生活过得艰辛，或是感情破碎但幸好慢慢修复。

有时候，对孩子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是沉默，这会让他们胡思乱想，而在这种情况下编织的故事大多会令他们感到孤单，觉得自己不值得爱与归属。我就是如此，所以我无法加入啦啦队，在比赛中场休息时间表演；而是把大麻藏在沙发里，和野孩子四处鬼混与结交狐群狗党。落选啦啦队之后，我从未再尝试过任何一件事情。不过，我十分擅长做让我感觉受欢迎与合群的事，借此融入群体。

在爸妈吵个不停、越吵越凶的时候，弟妹通常会来我房里，等他们吵完再出去。身为大姐，我开始利用融入群体的高超技巧来找出父母争吵的原因，精心设计「改善情况」的办法。我可以成为弟弟、妹妹还有这个家的救世主。方法奏效时，我自命不凡；失败了，我便责怪自己，更加努力搜集资料。写到这里我才恍然发现，正是从这一刻起，我选择了研究问题，而不是接受伤害。

回顾过往，我发现没有归属感这件事也许为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助益。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青春期，我发现自己大多透过研究别人来面对心无所归的遗憾。我热中寻找模式与连结。我知道，倘若能找出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与人们的感受和正在做的事情有何关联，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利用辨别模式的能力来预期人们想要什么、会怎么想或怎么做。我学会说适当的话，或以适当的方式表现自己。我成为融入群体的专家，有如一只变色龙。同时，我觉得孤单，对自己感到陌生。

时间久了，我渐渐比周遭的许多人更了解他们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失去了自我。到了二十一岁，我上大学又被退学、经历父母离异、在欧洲搭便车旅行半年，还做过所有你想得到的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吸毒除外）。但是，我越来越倦怠。美国小说家安．拉莫特（Anne Lamott）曾引述一位没有像她一样酗酒、吸毒的朋友所说的话，为彻底逃避的行为下了完美的结论：「到最后，我恶化的速度比我降低标准的速度还要快。」

「到最后，我恶化的速度……」：出自美国作家安．拉莫特于二○一五年七月七日在脸书上的贴文：「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也就是二十九年前，我起床后觉得不舒服、羞愧，有宿醉的症状，而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facebook.com/AnneLamott/posts/699854196810893?match=ZGV0ZXJpb3JhdGluZw%3D%3D

一九八七年，我遇见史蒂夫。不知怎地，比起第一个挚友艾莉诺以来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与他相处时我更能做自己。他懂我。即使他经历了我自甘堕落的末期，依然看见真实的我而且喜欢我。他拥有与我十分类似的家庭创伤，因此了解我受到的伤害，我和他也都是生平第一次与别人谈论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有时我们通电话长达十小时之久。我们谈论彼此目睹的每一场争吵、抵抗的寂寞感受，以及缺乏归属感的深刻痛苦。

起初的友谊变成了迷恋，再发展成爱情。永远不要低估得到理解的力量，如果有人真的懂你、爱你，一直抗拒是很累人的。有时我觉得史蒂夫的爱就像礼物，有时我讨厌他爱我的勇气。然而，我慢慢了解真实自我的同时，内心也充满悲伤与渴望。难过的是那个女孩从来不属于任何地方，渴望的是认清我是谁、喜欢什么、相信什么和想往哪里去。史蒂夫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的自省而受到威胁。他热爱这件事，也支持我这么做。

因此，安杰卢博士，你说错了，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会是一件好事。当时，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与史蒂夫认识七年后结婚。他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实习住院医师，而我大学毕业继续念研究所。一九九六年，在我拿到硕士学位的隔一天，下定决心正式开始过严谨的生活──戒掉酒精与香烟。有趣的是，我在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中的第一个临时互助对象对我说，「我不认为你属于这里。你应该去关系成瘾的戒瘾会看看。」但是，戒瘾会的互助人又叫我回去匿名戒酒会，或参加过食者匿名互诫会（Overeaters Anonymous，OA），原因是「你不是我们的一员」。你能相信吗？我连在匿名戒酒会都得不到认同，这是什么狗屁？

最后，一位刚认识的互助人告诉我，我有宝宝盘注9（pu-pu platter）成瘾症：基本上，我竭尽所能地逃避脆弱。她建议我找一个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组织，也就是不管去哪一个组织，只要让我停止酗酒、抽烟、在意别人的看法与暴饮暴食就好。没问题，我懂了。

结婚的头几年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们双双破产，而且为了住院医师与研究所的事情忙得身心俱疲。我永远忘不了自己曾向学校一位治疗师说不看好这段感情。猜她做何回应？「可能吧！他喜欢你远胜过你自己。」

从二十出头开始，我展开擅长融入真正寻得归属感的旅程，且耗时数十年。三十到四十岁这段期间，我改用另一种方式自我毁灭：放弃完美主义。我依旧努力避免当个局外人，即便在工作上也是如此，但我改变的是对于啦啦队落选的看法。我非但不因沉默与羞愧感到痛苦，反而开始谈论自己的恐惧与伤痛。我开始探究哪些事情重要，以及为何重要。对别人亦步亦趋，真的是我想过的生活吗？不是的。别人说我无法完成质性研究论文，我做到了；别人劝我不要研究羞愧，我还是做了；他们说我当不了教授、写不出人们真正想看的书，我还是成功了。

这并不是说，我从一个极端（只有融入群体才觉得自己有价值）跳到另一个极端（唯有与众不同、仇视别人或与大家唱反调才能找到自我）。这是一体两面。其实，我依然渴望归属感，发展副业的决定也总是令我感到焦虑与匮乏。这样的处境并不理想，但一路走来我明白了，与人同化和符合他人的期望，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可能会危害我的健康、婚姻或节制的生活。虽然我希望融入团体，但在我牺牲上述任何一点之前，我当一个外人就好。

在二○一三年，一连串的小小奇迹出现成就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欧普拉邀请我作客《超级灵魂星期天》（Super Soul Sunday），这是我最爱的电视节目。

上节目的前一晚，我和其中一位制作人及集团的经营策略长梅铎吃饭。梅铎是苏格兰人，现在定居纽约西村（West Village），说话有着和我一样道地的美国南方口音。晚餐过后，我和他一起走回旅馆，到街角时，他停下脚步，呼唤继续往前走的我，「布芮尼，你在哪里？」

我自作聪明地回他「在密西根和芝加哥的转角」的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脆弱。梅铎解释说，不是现在，而是刚才晚餐时我表现得礼貌友善，却感觉心不在焉，那时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看着他坦承，「我在做我害怕时会做的事。我从客观的角度观察和研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过生活。」

梅铎点点头，「我知道。但你得想办法停止这么做，好好过日子。这很重要，我不希望你虚度光阴。不要研究当下，要活在当下。」

隔天早上，我为了与欧普拉的第一次见面梳妆准备时，收到女儿传来的简讯。她想确定我是否签好校外旅行的同意书并交回去。跟她确认之后，我坐在床边，泪水盈眶。我心想，我需要一张同意书，让自己不再这么严肃与恐惧地过生活。我需要好好放松一天的许可证。这让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环顾房间，确定没人看到我即将做这件荒谬至极的事情后，走到书桌前坐下，从电脑包里拿出便利贴，写了一张同意书给自己，上面只写着「兴奋、愚蠢与开心玩乐的许可证」。

那是我写给自己好几百张同意书的第一张。到今天，我依然持续写同意书给自己，并且教导愿意给我五分钟的每个人认识这项目标设定方法的力量。这个方法十分管用。但是，孩子有了你给的同意书，也许可以去动物园，但他们仍然需要坐上巴士。设定目标，贯彻始终。那天，我坐上了巴士。

当时我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但现在回想，我写同意书给自己，其实是在尝试归属于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与欧普拉在镜头前进行感性的第一次会面，不到几分钟，我们就互相开玩笑，聊得十分愉快。她完全是我想像的那样，自信出众又善解人意，温和有礼又刚强坚毅。那一小时转眼就过了。访谈结束时，欧普拉转身对我说，「我们应该再聊一小时，再做一集节目。」我不安地环顾四周，仿佛就连这么想也可能惹来麻烦一样。

「真的吗？」我问，「你确定？」

欧普拉露出微笑。「真的。我们还有很多事要聊。」

我瞇着眼望向漆黑的摄影棚里一个看起来像是控制室的房间说，「你觉得我们应该问问看吗？」

欧普拉又笑了。「你觉得这里应该由谁作主？」她说话的口气并不傲慢。我想，她觉得我的问题很有趣。

「喔对，抱歉。那好，太好了！我很乐意！但我要换一套衣服对吧？噢不，我只有这套衣服，还有原本穿的牛仔裤和牛仔靴。」

「靴子和牛仔裤很好啊！我借你一件上衣。」

她离开去换衣服，但走没几步又转头对我说，「玛雅．安杰卢在这里。你想见她吗？」

我的视线变得狭窄，时间慢了下来。这句话让我承受不住。我觉得自己快死了。

「布芮尼？哈啰？你想见玛雅博士一面吗？」我想，如果欧普拉再问一次「有兴趣吗？」我可能就会崩溃。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好。我的天啊！当然好。」

欧普拉带我穿过走廊到第二个梳化间。我们走了进去，我注意到的第一个东西是电视萤幕，安杰卢博士就坐在前方。萤幕上有两张空的椅子，刚才我和欧普拉就坐在那里。

安杰卢直视着我。「你好，布朗博士。我一直在观察你。」

我走上前去，握着她伸出的手说，「很荣幸见到你。你对我意义重大，在我生命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她继续握着我的手，把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继续做下去，继续发表演讲。不要停止，也不要让任何人阻碍你。」

然后，我告诉她，我在课堂上有时会关灯，让学生听一卷她朗诵诗作〈我们的外婆〉（Our Grandmothers）的录音带。我告诉她，我有时就只播放「我不会动摇……」那句话。

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紧，直盯着我的双眼，缓慢而深沉地吟唱着，「像一棵种在河里的树，我不会动摇。」接着，她捏紧我的双手，说道，「布芮尼，坚持下去。」

那感觉就像她把我毕生需要的勇气通通捆在一起交给了我。很少人有幸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成就自我的关键时刻，但我很幸运。假使你人生有大半时间都在试图融入群体，突然间安杰卢对你吟唱诗歌，告诉你坚持下去，你要怎么做？你会学习如何站稳该死的脚步。你会懂得谦卑、发挥能力与成长茁壮，但是承诺继续坚持，不会动摇立场。或者，至少你会开始尝试。

诗作〈我们的外婆〉：出自玛雅．安杰卢《我不会动摇》（I Shall Not Be Moved）（一九九○，蓝灯书屋纽约出版）。

经过不可思议的那一天后过了六个月，我在芝加哥另一个梳化间。这一次，我准备在全球一场大规模领袖高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办单位强烈建议我穿「商务套装」出席，而我低头盯着脚上的黑色宽裤与浅口轻便跟鞋，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或是要去参加丧礼。

我与另一位演讲者（最后成了我的好友）坐在一起，她问我感觉如何。我坦白表示整个人快爆炸，受不了盛装打扮的感觉。她说我看起来「很体面」，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知道，这令人难受。但我们又能怎么办？

我突然起身，从一面挂满演讲者手提箱的墙上拿了自己的箱子，走到休息室。几分钟后，我身穿深蓝色衬衫、深色牛仔裤与夹脚拖走了出来。那个女人看着我笑说，「太棒了。你真勇敢。」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这么觉得，但我笑了。「没有，这是一定要的。我不能在我不做自己或不勇敢的时候，上台谈论真实与勇气。我的身体做不到。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摆出商业的一面与其他领袖谈话。我来这里，是为了发自内心与别人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我。」学习做自己重要的另一步。

几周后，我再次与商业的世界发生冲突。浏览即将举办的演讲相关资讯时，我看到一家主办单位写的纸条：「去年我们听过您在一场研讨会上演讲，等不及想请您对我们的领袖发表演说！我们听过您谈论了解自我核心价值的重要性，非常喜欢那些内容。不过，您提到您奉行两个价值观，其中一个是信仰。考量商业背景，我们希望您不要提到信仰。您的另一个价值观是勇气，这点就很棒。您能否只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呼吸急促，脸颊发烫。几个月前，我也遇过类似的事情，只是那是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一位主办人告诉我，虽然他「欣赏我南方人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但他希望我不要语带咒骂，这么做有可能会失去一些「通情达理」但仍感觉受到冒犯的「忠实听众」。

鬼扯。这根本是胡说八道。我才不干。我宁可永远不再演讲。我不要再被人影响。

我将职业生涯都花在听人们诉说生命中最艰难与痛苦的时刻上。从事这份工作十五年，我可以确定，关于痛苦与勇气的故事几乎都包含两个元素：祈祷与咒骂。有时两者还会同时出现。

我穿上运动鞋，走出家门，一边在社区里散步，一边思考该如何回应这种要求。绕完住家前的最后一个转角，我做了决定：如果你以为我会说假话或修饰他人的真实经验，那你就错了。我不会像《四海好家伙》注10（Goodfellas）里的乔．佩西（Joe Pesci）那样脏话连篇，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说「气炸了」或「狗屁」之类的话，或是你要我假装信仰一点也不重要，我办不到。优秀的老师与演讲者多的是，你只需要找一个穿着得体、说话虚而不实、闭嘴乖乖听话的人就好。那个人不是我。再也不是了。

《四海好家伙》里的乔．佩西：出自电影《四海好家伙》，由导演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执导（一九九○，华纳兄弟娱乐〔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美国出品）。

我不会动摇。

史蒂夫回家后，我跟他说我刚才做的决定，然后坐在旁边，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活着好难，」我说，「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没有归属。现在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局外人，破坏规则和谈论一些没有人在乎的事情。我没有同伴。我的人生一直是如此。」

史蒂夫并未试图鼓励我。相反地，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可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也提醒我，我属于他、艾伦与查理，另外，我想祈祷与诅咒什么事都行，前提是我骂脏话就要缴罚款给查理。

我微微笑了一下，却有种想哭的感觉。「我一生都是个外人，」我对史蒂夫说，「我活得很辛苦。有时候，只有在家里才不会觉得孤单。我不觉得我走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那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人在我前方，对我说：没事的。有很多教授、学者、说书人、领袖与企业家、虔诚信徒或咒骂者。你看，这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史蒂夫拉起我的手说，「我知道你过得很痛苦，你也一定觉得很寂寞。你有点奇怪，在很多方面都像个局外人。但你要知道：领袖高峰会上有二十多位演讲者，而你是评价最高的一个。你穿牛仔裤和夹脚拖。从这点来说，你怎么会认为有任何人比你更属于那里？只要你做自己、坦率地谈论自己与自己的工作，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归属感。」

就是那句话。那个瞬间。

我终于彻底领悟了安杰卢所说的话。我亲吻史蒂夫，跑进书房、打开笔电，搜寻安杰卢的名言。我拿着笔电回到沙发上，念那句名言给史蒂夫听：

　

唯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就是说，你属于每一个地方），才能获得自由。这种领悟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

　

这一刻，我对自己所做的核心定义──绝望地站在体育馆门口，那个孤单又黯然无光的少女，为了获得归属感，在入选名单上反复寻找自己的名字──有了转变。我事业有成，拥有美好的伴侣与孩子。但直到那一刻，我才摆脱不属于这个世界或原生家庭的感觉。

史蒂夫知道我的心态正在改变。「代价是高昂的。但奖励是你的研究发现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对得起那些与你分享生活与经历的人。」

我问他是否真的了解那种孤单却又有归属的诡异感觉──真正的归属感。他说，「对，我无时无刻都有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孤单却又坚强的矛盾感受。有时家长会因为我不替孩子开立抗生素而生气。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别的小儿科医生都会开。那我找别人』。听到这种话并不好受，但我都会这么想：如果只有我这么做，也没关系。我不认为那是对孩子最好的做法。就这样吧。」

我越来越激动。我向史蒂夫解释，虽然我现在明白了自立自强的脆弱与勇气，仍旧摆脱不了渴望归属的潜在感觉。我想要有「一群同伴」。他对我说，「你有啊，只是这个团体很小，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你或是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讲真的，你也会讨厌这种团体。」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我还是想了解更多。

最后，我起身，告诉他我必须研究玛雅说的话与我搜集到有关归属感的资料。一如以往，他的回应令我莞尔：「喔，我懂。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需要我去买晚餐吗？我很乐意放一些食物到研究的兔子洞里。上次你埋头研究某一件令你困扰的事情，而且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拿出莫耶斯与安杰卢访谈的完整文字纪录，头一次阅读其中最后一段的谈话。

莫耶斯：「你属于任何地方吗？」

安杰卢：「还没有。」

莫耶斯：「你属于任何人吗？」

安杰卢：「对象越来越多。我的意思是，我属于自己。我以此为傲。我非常在意自己看待玛雅的方式。我非常喜欢玛雅，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幽默和勇气。当我发现自己的举止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拿出访谈的完整文字纪录：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如欲观看访谈影片与完整的文字纪录，请见billmoyers.com/content/conversation-maya-angelou/

看完这段对话之后，我擡起头思考，玛雅属于玛雅，我属于我自己。我懂了。我还没完全理解，但至少我开始懂了。

这一次，埋首研究的时间长达四年。我回去研究以前的资料、搜集新的资料，并开始建立一套真实归属感的理论（theory of true belonging）。

我发现，我自以为对归属感所知道的一切，并不完全正确，也非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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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两个词的组合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我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感觉好极了，就像我们在生命中都渴望且需要的某个东西。我们希望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但需要真正地实现，而不是接受某些条件、伪装自己或不断妥协才能达成。我们需要真正的归属感，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二○一○年，我在《不完美的礼物》（The Gift of Imperfection）一书中如此定义归属感：

　

归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我们希望成为比自己更大的群体的一部分。这种渴望非常原始，以致我们经常融入群体与寻求认同借此得到归属，但这种做法不只是归属感的空洞替代品，也往往是获得归属感的阻碍。因为只有在我们勇敢呈现真实且不完美的自己时，真正的归属才会产生。我们的归属感绝对不会超过自我接纳的程度。

　

我如此定义归属感：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礼物》（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 Letting Go of Who We Think We Should Be and Embracing Who We Are）（二○一○，哈泽尔登出版与教育服务公司〔Hazelden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明尼苏达州森特市发行）。

这个定义通过时间的考验，也得到新资料的验证，但是并不完整。真正的归属感远不只如此。做自己，意味着有时必须勇于特立独行。这么写的同时，我依然认为归属是需要某种外在的事物，而这种事物正是我们做真实的自己，但也必须维持与他人的连结才能获得。于是，我越深入研究真正的归属感就越清楚，这不是我们与别人一起实现，而是存在我们内心的感受。一旦我们完全属于自己与相信自己，就能拥有真正的归属感。

属于自己，指的是独自奋战──勇于探索未知、脆弱与批评的荒野。在这个政治与意识型态角力的世界里，要这么做格外困难。我们似乎忘了，即使我们孤单一人，某种比团体成员、政治与意识型态更重要的事物，依然将我们与别人连结在一起，那就是爱与灵魂。不论我们在想法与信仰多么分歧，都是同一个心灵故事的一部分。

定义真正的归属感

我专门研究质性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的目标是根据人们的生活经验发展理论，而不是证明或推翻现有的理论。在扎根理论中，研究人员试图了解研究参与者的「主要顾虑」是什么。关于归属，我想知道：人们试图达成什么？他们担心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出乎意料地复杂。人们希望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去感受与他人的真实连结，却不愿意呈现真实的自己，牺牲自由或放弃权力。研究参与者更指出，我们周遭充斥着心灵失去连结的「对立」文化。我深入研究他们所说的「心灵失去连结」是什么意思，而参与者描述共通人性渐渐消失的感觉。他们多次提到，如今连结人类的只剩下共同的恐惧与鄙视，而不是共同的人性、信任、尊重或爱。由于礼貌与宽容的美德日益式微，他们越来越害怕与朋友、同事及家人在意见上产生分歧或争执。

他们不愿意在忠于群体与忠于自己之间做出选择，但在缺乏共同人性深层心灵连结的情况下，他们更加意识到「融入」与从众的压力。如果人们感受到的是共同人性经验的集体信仰，而不是单一团体的局限看法，就不会产生这种压力。与更广大的人性产生连结，可以让人们更自由地展现自我，而无须害怕削弱自己的归属感。这种精神指的是，「是的，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实际上我们具有深刻的连结。」不过，这在今日似乎无处可寻。

当我在定义归属感主要关心的事时，我回头翻阅《不完美的礼物》，查看在二○一○年对灵性（spirituality）所做的定义：

　

灵性，是指承认与庆祝我们在一股超越所有人的力量之下，密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而与那股力量的连结，以及彼此之间的连结，源自于爱与恻隐之心。

　

灵性的定义：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礼物》。

我反复读着「密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这段文字。我们已经破坏了这个连结。下一章，我将阐述如何与为何破坏这个连结。本书的其他篇幅都在叙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重新建立彼此的关系。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将参与者的主要顾虑称为真正的归属感。有鉴于上述的定义与资料，寻求真实归属感的人们所遇到的难题，有一大部分无疑与心灵有关。这绝对不是教义与教派信仰的挣扎，而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努力维持人性的连结，同时在日益分裂与悲观的世界里寻找生存空间。

持续钻研扎根理论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这些问题：

　

1. 拥有真正归属感的男男女女，在这些过程、实践或方法上有哪些共通点？

2. 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怎么做才能不属于任何地方，但是到任何地方都有归属感──归属感存在我们的内心，而不是「表现完美、取悦他人、证明自己与装模作样」所得到的奖赏；或是别人可以用来与我们谈判的某种筹码，抑或轻易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某种事物？

3. 如果我们愿意探索未知，也就是「正直地特立独行」，是否还需要群体带来的那种归属感？

4. 如今日益分裂的文化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于真实归属感的追求？如果会，又有什么影响？

　

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可以得出真实归属感的四个要素。这些要素存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这个方法推演出来的理论，建立在我们每天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之上，而非假设。这表示，若要发展真实归属感的理论，就必须了解日益分歧的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与他人建立连结和寻求真实归属感的经验。我无意在政治与意识型态混乱的背景下，写一本关于归属感的书。但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的工作是忠于资料。

逐一检视四个要素，你会发现每一项都是日常生活的练习，而且互相矛盾。这些要素也将挑战我们。

　

1. 人们很难讨厌亲近，勇敢向前。

2. 向狗屁说真话，当一个有礼貌的人。

3. 伸出友谊之手，善待陌生人。

4. 外柔内刚，拥有一颗奔放的心。

　

未知的荒野

随着真实归属感的面貌逐渐从资料中浮现，而我也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尽管害怕遭到批评与拒绝，有时仍须坚持与众不同的决定和信仰，此时脑中第一个想到的画面是荒野（wilderress）。神学家、作家、诗人与音乐家总是拿荒野来象征各种事物，从广阔与危险的环境（迫使人们面临苦难），到原始且美丽的避风港（提供人们沉思的空间）。所有荒野隐喻的共通点在于，孤独、脆弱的意象以及对情感、灵性或物质的追求。

完全属于自己，愿意特立独行，就是指踏上荒野──原始、不可预测的孤独与探寻之地。这个地方既危险又美丽，炙手可热却也令人畏惧。荒野经常令人害怕，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或是别人对于选择是否有冒险探索的看法。但这里正是蕴藏真正的归属感，从未涉足、壮观至极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想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不只要有勇气踏上荒野，还必须拥有一颗奔放的心。你必须打破高墙、舍弃意识型态的碉堡，热情拥抱生活，而不是细数令人疲惫的伤痛。

我们不能指望可以经由一条轻松的道路来通过这些险境。虽然我可以分享从生活中练习获得真实归属感的研究参与者身上所学到的事情，但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如果你跟我一样，当你遇到一些崎岖的地势时，会备感艰辛。

我们必须刻意与不同于自己的人相处，必须加入他们、融入其中，维持良好交流；得学会倾听、进行严肃的对话、寻找喜悦、分享痛苦，以及保持好奇心而非防备心态，努力和睦共处。

真正的归属感不是凭空而来，不是加入团体就能得到，也非融入群体、伪装自己或是为了不受伤害而违背原则就能获得。这是一种练习，需要我们展现脆弱的一面、走出舒适圈，学习如何与人相处而不牺牲自我与自己重视的事物。我们希望得到真正的归属感，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去刻意面对困难。

勇于探索的技巧

你不会毫无准备就进入荒野。要在充满批评的环境里特立独行，或是在冲突与分歧中与别人携手合作，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信任。想探索未知与拥有一颗奔放的心，我们得学习相信自己与相信别人。

关于信任的定义，与我的资料最一致的是出自领导力教练暨顾问查尔斯．费尔特曼（Charles Feltman）。费尔特曼描述信任是「选择将自己重视的事物托付他人」，不信任则是「认为在目前（或任何）情况下把重要事物交给这个人并不安全」。

「选择将自己重视的事物托付他人」：出自查尔斯．费尔特曼《信任二三事：在工作上建立信任必备的入门书》（暂译，The Thin Book Of Trust: An Essential Primer for Building Trust at Work）（二○○七，小册出版社〔Thin Book Publishing〕奥勒冈州本德发行）。

由于理解信任这种重要的概念有其困难之处，加上一般讨论「我不信任你」的话题并无太大意义，因此我开始钻研，想深入了解人们所谓的信任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我从搜集的资料中归纳出信任的七个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帮助我们信任别人与自己。我取每个要素的第一个字母，简称为「BRAVING」（勇敢面对）。

我喜欢把「BRAVING」当成探索未知的清单，因为可以提醒我相信自己或相信别人，是一段容易受到伤害与需要勇气的过程。尽管我在《勇气的力量》（Rising Strong）一书首度分享这项发现，但看到关于信任的议题再次于归属感的访谈中出现，我并不意外。

信任的七个要素：出自布芮尼．布朗《勇气的力量：勇敢正视情绪，从「跌倒、学习、再试一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故事》（Rising Strong: The Reckoning. The Rumble. The Revolution）（二○一五，蓝灯书屋纽约出版）。

信任他人

　

● 底线（Boundaries）──你尊重我的底线，如果不清楚我能接受与不能接受什么，你会询问我并愿意说不。

● 可靠（Reliability）──你言出必行。在工作上，表示随时知道自己的能力与极限，以免无法履行承诺，以及能够实践诺言与兼顾优先事项。

● 究责（Accountability）──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向别人道歉并想办法补救。

● 守密（Vault）──对别人的资讯或经验守口如瓶。我需要确定自己的秘密不会被泄漏，你也不会把别人的秘密告诉我。

● 人品（Integrity）──你不为了安逸而放弃勇气。选择做正确的事，不贪图玩乐、快速或方便。选择实践自己的价值观，而非光说不练。

● 理性（Nonjudgement）──我可以提出需求，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需求。我们能谈论彼此的感受，但非互相批评。

● 包容（Generosity）──以最宽大的气度去解读别人的意图、言语和行动。

　

信任自己

我无法想像在荒野中有任何事情比信任自己重要。恐惧会使我们偏离正轨，而自大的心态更是危险。如果你重新看这份清单，将代名词改成自己，就会了解「BRAVING」也能作为评估自我信任程度的有力工具。

　

● B──我尊重自己的底线吗？我很清楚自己的底线画在哪里吗？

● R──我靠得住吗？我说过的事情都做到了吗？

● A──我会要求自己负起应负的责任吗？

● V──我是否尊重别人的秘密，不该传出去的话不乱传？

● I──我的行为是否顾及自身人品完整？

● N──我可有表达出自己的需求？我对于「需要帮助」这件事可有抱持理性的态度而不带偏见？

● G──我对自己宽大包容吗？

　

归属感的追求与矛盾

就如我常说的，虽然我是绘制地图的人，但也可能跟其他人一样在途中迷失方向、跌跌撞撞。这表示，即便我们使用同一张研究地图，你的路径也可能跟我不同。当代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写道，「如果你可以一步步看见前方的路径，那不是你要走的路。你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正因如此，那才是属于你的路。」

「如果你可以一步步看见前方的路径……」：这段引言原始出处不详，一般认为作者是乔瑟夫．坎伯。

真实归属感的追求始于我从资料中反复琢磨而来的这个定义。这将是我们在一起探索归属感的过程中的试金石：

　

真正的归属感是深刻地相信自己与归属自我的心灵练习，如此一来，你可以向这个世界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不论融入群体或独自探索未知，都能得到尊重。要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你不需要改变自己，而是要做自己。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克服许多矛盾所带来的压力，包含融入群体与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paradox」（矛盾）的词源，切中了打破意识型态的碉堡、独立自主与探索未知的核心意义。在希腊文字源中，「paradox」是由「para」（相对）与「dokein」（看法）两个字组成。拉丁文「paradoxum」意指「看似荒谬，却是千真万确」。真正的归属感不是与外在世界谈判所得到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你的内心。是一种不论作为团体的一分子或独自探索，都能拥有尊严、得到平静。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即使只维持片刻，也能得到无所不在与无处可寻的归属感。看似荒谬，却千真万确。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主张，矛盾是我们最珍贵的心灵资产与真相的伟大见证。这让我了解到，我们有责任对抗这场与宝贵的心灵资产失去连结的危机。证明真相一向不易，尤其是独自探索的时候。

然而，就如安杰卢告诉我们的，「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

「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

据说美国歌手比尔．门罗（Bill Monroe）小时候会躲在肯塔基州（Kentucky）「边界又长又直的南部地区」铁道旁的树林边界里。比尔目睹了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的老兵沿着铁轨返乡。精疲力竭的士兵有时会仰天长啸──那是一种尖锐刺耳、令人颤栗的凄凉嘶喊，诉说长久忍受的痛苦与最终获得自由的心情，有如警报声般划破天际。

肯塔基州「边界又长又直的南部地区」：出自约翰．哈特福与约翰哈特福弦乐队〈斗鸡眼小童〉（The Cross-eyed Child），收录于《好一群老家伙》（Good Old Boys）专辑（一九九九，巡回者唱片〔Rounder Records〕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发行）。

备受赞誉的音乐家暨作曲家约翰．哈特福（John Hartford）每次讲述这个故事时，都会大叫一声。那种声音让人一听就知道是长啸。那不是热情的欢呼或痛苦的哭喊，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叫声。那种长啸充满了熬过悲苦与得到救赎的浓厚情绪，是属于另一个时空的长啸。门罗后来成为蓝草音乐注11（bluegrass music）之父。在其传奇的音乐生涯中，他常告诉人们他会练习那种长声喊叫，而且也认为他的唱腔源自于此。今日，我们将此声音称为「寂寞高地」（high lonesome）。

「寂寞高地」是蓝草传统音乐的一种声音或曲风。起源可追溯至比尔．门罗、罗斯科．霍尔库姆（Roscoe Holcomb），以及肯塔基州的蓝草区。对我而言，这种音乐极具吸引力，情感强烈而且充满痛苦。当我听到霍尔库姆清唱「我是一个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I’m a Man of Constant Sorrow），那声音就像箭矢般刺穿空气，让我的后颈汗毛直竖，而当我听到门罗唱的〈我是忧郁的，我是寂寞的〉（I’m Blue, I’m Lonesome），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当你听到曼陀林与班卓琴有力节奏衬托出的呐喊声时，可以感觉到那些士兵嘶吼声中的沉重，甚至还能隐约听到火车从远方驶来的轧轧声。

「我是一个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出自罗斯科．霍尔库姆〈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Man of Constant Sorrow），收录于《无可抑制的掌控感》（An Untamed Sense of Control）专辑（二○○三，民俗音乐唱片〔Smithsonian Folkways Recordings〕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发行）。这首美国传统民谣（原始作曲、作词者不详）最早版本是迪克．伯内特（Dick Burnett）约在一九一三年推出的歌谣集里的〈送别歌〉（The Farewell Song）。

〈我是忧郁的，我是寂寞的〉：出自汉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与威廉．门罗（William S. Monroe）演唱的〈我是忧郁的，我是寂寞的〉（一九五一年发行），收录于比尔．门罗《一九三六至一九五九年精选》（The collection '36–'59）（二○一四，理想音乐集团〔Ideal Music Group〕发行，地点不详）。

艺术可以渲染悲伤，使寂寞感引起共鸣，并将绝望转化为希望。只有艺术能将返乡士兵的呐喊转变成共同的表达与深刻的集体经验。音乐跟所有艺术一样，为痛苦与伤悲的情感赋予声音、语言与形式，让这些感受能够为人所知与引发共鸣。寂寞高地的音乐魔力正是所有艺术的神奇之处：能够捕捉我们的痛苦，同时拯救我们。

当我们听到某个人唱着心如刀割或悲伤难以言喻的歌曲时，立刻能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个身陷痛苦的人。艺术的改造力在于共享的特质。假如少了连结或集体参与，我们听到的就只是充满悲伤与绝望的禁锢之歌，从中得不到任何解脱。是艺术的分享在我们耳边温柔低语，「你并不孤单。」

此时此刻，我感觉这个世界孤苦寂寞且令人心碎。我们依照政治倾向与意识型态结党分派。我们疏离彼此，互相责怪怒骂。我们孤立无援、飘荡无依，而且感到恐惧，过得担惊受怕。

不过，我们非但没有聚在一起，透过歌曲与故事分享彼此的经验，反而针锋相对，日益疏离。我们非但没有一起舞蹈与祈祷，反而逐渐疏离彼此。我们没有提出狂野与创新的新点子来尝试改变，而是待在自己的碉堡里沉默自卑，在同温层里对其他意见充耳不闻。

我翻阅这十五年来与团队一起搜集的二十多万笔资料，只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正面临集体的心灵危机。如果你仔细思考《不完美的礼物》中对「灵性」的核心定义，会发现情况的确如此：

　

灵性，是指承认与庆祝我们在一股超越所有人的力量之下，密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而与那股力量的连结，以及彼此之间的连结，源自于爱与恻隐之心。

　

「灵性」的核心定义：出自布芮尼．布朗《不完美的礼物》。

现在，我们既未认知到彼此密不可分，也不因此感到开心。人们在每个生活面向都互相划清界线。我们并未以承认彼此紧密相连的方式携手前行。嘲讽与怀疑箝制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但没有继续朝权力共享的未来前进，反而目睹权力愿景的衰退，这正是独裁者得以控制人民的关键。

要解决这个危机，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目前，多数人不是选择保持沉默以远离冲突、痛苦与脆弱；不然就是选边站，缓慢与矛盾地接受敌人的行为。不论哪一种方式，我们为了捍卫信仰与自我所做出的选择，反而使我们失去连结，感到恐惧与寂寞。很少有人走出「自家阵营」划定的界线，建立外在连结。在我们共通人性中找寻爱与真正的归属感，需要极大的决心。我希望这项研究能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想要获得真正的归属感，就必须勇敢探索险恶的未知之地。让我们从派系与团体的出现着手，一起探究这个危机背后的几个原因。

结党分派

随着人们追求偏好的社会环境──选择让他们感觉最自在的团体──国家在政治上更加分歧，言论自由理应带来的好处败给了同质团体独有的正义。我们的生活都受到这些结果所影响：四分五裂的族群无法了解其他美国人的文化；人们越来越无法接受政治歧异，这进而妨碍全国性共识的形成；政治两极化，使国会难以顺利运作，选举不再只是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是生活方式的艰难抉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

　

「随着人们追求偏好的社会环境……」：出自利明璋《大排序：为何志趣相投者成群的美国正面临撕裂》（暂译，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二○○八，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纽约出版）。

这段话出自利明璋的著作《大排序》（暂译，The Big Sort）。他在二○○九年写这本书，但有鉴于二○一六年总统大选后的美国局势与全球动态，如果之后出版续作，他可能必须将书名取为《史上最大排序》（The Big Sort Ever）。

利明璋的著作描述我们如何依据地理位置、政治观点甚至宗教派别成群结党，在团体中压制异议，思想越来越极端，而且只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事实──使我们更容易忽视指明立场错误的证据。他写道，「因此，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回馈回圈里，被电视节目、报纸、书籍、部落格、布道及在社区中的所见所闻牵着走，自我催眠什么是对与错。」

「因此，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回馈回圈里……」：出处同上。

分派别派的现象使我们对周遭的人产生成见，彼此更加疏离。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显然不太了解我），应该看看美国作家乔．巴金特（Joe Bageant）写的《与耶稣狩猎：解剖美国的阶级战争》（暂译，Deer Hunting with Jesus）。我问他为什么，他语带轻视地说，「这样你才能更了解大学教授从来没见过、也永远无法理解的美国。」我心想，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的家庭或出身。

「应该看看美国作家乔．巴金特写的……」：乔．巴金特《与耶稣狩猎：解剖美国的阶级战争》（二○○七，皇冠出版集团〔Crown〕纽约发行）。

我们在结党分派的同时，周遭的人们也急着将我们分门别类，这样他们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还有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相信。我的朋友希望用一本书来帮助我了解他眼中的美国，但他不知道我其实对这个美国了若指掌。这里充满了我爱的人。然而，对于那些跟这位抱持偏见的朋友而言，这样的美国是我不应该了解的地方，更别说是出身于此了。

大多数阅读这本书的人可能都有这种误解，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背景并非简单。我的祖父在啤酒厂里负责开起重机；我先生史蒂夫是小儿科医生，他的祖母是墨西哥移民，在圣安东尼奥市区一间制衣工厂当女工。

我们将自己与别人分门别类，说好听点是出于本能的无心举动，反之则是非人化的刻板印象。其中的矛盾之处在于，人人都喜欢这个现成的归类系统，当我们想快速替别人贴上标签时，觉得非常方便，但当自己被归类为某一种人时，却又恨之入骨。

二○一六年大选后几个月及一月总统就职期间，我们收到社群成员寄来的数千封电子邮件，他们想寻求对于意见不合的建议，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只席卷全国各地，也引起家人之间的冲突。不同于美国壁垒分明的族群，我的社群组成相当多元，因此寄电子邮件的人，有支持民主党的，也有支持共和党的。他们在信里抱怨，因为选举的事情已经好几个礼拜没跟爸妈说话，或是跟另一半为了社会政策吵到要离婚。

我记得这种说词一度发展到有史以来最夸张的地步。那是一个有关感恩节的笑话，有人说那天与家人共进晚餐时要用塑胶刀叉，以免因争执闹出人命。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薇若妮卡．罗斯（Veronica Roth）的反乌托邦小说《分歧者》（Divergent），里面的角色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来选择派系。他们奉行的原则是：「派系胜过血缘、家庭，派系就是归依。」这可真吓人。但更吓人的是这逐渐成为现实，不再只是惊悚小说的情节。

薇若妮卡．罗斯的反乌托邦小说：薇若妮卡．罗斯《分歧者》，为《分歧者》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二○一一，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纽约发行）。

离开我们认识与深爱的人，去支持完全不了解、几乎无法信任而且肯定不在乎的陌生人，想当然耳，我们如果罹患癌症需要到医院进行化疗，那些陌生人不会载我们一程；当我们的孩子生病时，也不会带营养品来探望──这是分门别派的黑暗面。多数人会选择牺牲家庭，而不是「整顿自己的生活」。即使近年来政治对立的事件，让我们了解自己与所爱的人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存在歧异，但切断连结仿佛变成最后的手段──唯有在脆弱、激烈的对话与划清界线的行为彻底失败后，才会采取这种方式。

我有幸在休士顿大学执教二十年。这是美国种族最多元的研究型大学。几个学期前，我在一个班级（反映这所大学在种族、性向与身分认同及文化背景上惊人的多元性）上问这六十位研究生，他们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信仰是否与爷爷或奶奶一致。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学生回答是或相当接近，其他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表示，谈到家人的政治倾向时，会感到有些尴尬，甚至觉得丢脸。

一位非裔美籍学生解释他与祖父母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看法一致，除了他最重视的一件事──他无法向祖父坦白性向，尽管全家都知道他是同性恋。他的祖父是位退休牧师，在同性恋这件事上「顽固不化」。一名白人学生谈到，她的父亲在墨西哥餐厅习惯用「Hola, Pancho注12」（「你好，潘乔」的西班牙语）跟男服务生打招呼。她的一位拉丁裔男朋友说这样的举动很羞辱人。但是，当我问他们是否讨厌祖父母，或者是否愿意因为政治与社会观念不合而与家人断绝关系，每个人都说不会。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

关键的问题来了：根据政治与信仰将人分门别类的行为，难道不会带来更多社交互动？假如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固守相同的意识型态与生活地带，不就表示我们周围充满紧密连结的朋友与同类？「非友即敌」的观念不是应该能够让看法相近的人们关系更密切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响亮且出人意料的「不」。同时，替自己与他人贴标签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寂寞也是。

「同时，替自己与他人贴标签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寂寞也是。」：出自德鲁．库拉尔（Dhruv Khullar）〈社交孤立正在杀死我们〉（How social isolation is killing us），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刊于《纽约时报》，nytimes.com/2016/12/22/upshot/how-social-isolation-is-killing-us.html；卡拉．佩西诺托（Carla M. Perissinotto）、艾琳娜．森泽（Irena S. Cenzer）与肯尼斯．考文斯基（Kenneth E. Covinsky）共同发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机能衰退与死亡的预兆〉（Loneliness in Older Persons: A Predictor of Functional Decline and Death），《内科医学档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二○一二年第14期172卷第1078至1083页，数位物件识别码（DOI）：10.1001/ archinternmed.2012.1993；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于二○一○年九月发表的〈中老年人的寂寞：四十五岁以上成人的全国调查〉（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s 45+），assets.aarp.org/rgcenter/general/loneliness_2010.pdf

据利明璋表示，一九七六年，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总统大选中压倒性支持某一方的地区。换句话说，我们与信仰迥异的人们当邻居、一起上学和做礼拜。那个年代的美国意识型态十分多元。相反地，在二○一六年，有百分之八十的郡不是一面倒投给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就是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大多数的人甚至不再与政治和社会信仰跟自己迥异的人毗邻而居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些数据与寂寞的现象。一九八○年，大约有两成的美国人觉得孤单。今日，感到寂寞的人数是当年的两倍多。这个情况不只发生在美国。在世界各个国家中，寂寞人口的比例正快速增加。

显而易见地，选择志趣相同的朋友与邻居，尽可能远离与自己不同的人，并未带来我们天生渴望的深刻归属感。为了找出背后的原因，必须进一步了解寂寞的定义，以及这种流行病如何影响我们展现自己的方式。

寂寞的边缘人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研究寂寞（loneliness）已有二十多年。他将寂寞定义为「感知到的社交孤立」（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当我们觉得自己与别人失去连结，就会感到寂寞，也许是遭到重视的团体排挤，或是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寂寞的核心是缺乏有意义的社交互动──亲密关系、友谊、家庭聚会，甚至是社区成员或同事间的联系。

「感知到的社交孤立」：出自约翰．卡乔波与威廉．派翠克（William Patrick）合著《孤独：人性与社会连结的需求》（暂译，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二○○八，诺顿出版社〔Norton〕纽约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寂寞与独处是截然不同的。独处或孤单地生活可以带来力量或疗愈人心。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非常重视独处的时间，而且经常在与人共处时最感到寂寞。在我们家，这种失去连结的感受称为「寂寞的感觉」。

有好几次我在路上打给史蒂夫说「我觉得寂寞」。消除这种感觉的方法，通常是与他和孩子聊几句话。虽然有违常理，但史蒂夫通常会建议我，「你可能需要在旅馆房间里独处一下。」这对我来说是很棒的解药。我不认为有任何事比与人共处而感到孤单更令人寂寞。

我与家人用「寂寞感」来形容各种事情。艾伦或查理常说，「我不喜欢那间餐厅。它让我觉得寂寞。」或是「今天我朋友可以在我们家过夜吗？她的家给我一种寂寞的感觉。」

我们四个人试图探究「寂寞感」对家的意义时，一致认为，让人感觉不到连结的地方便会带来寂寞感。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不只是人而已，地方本身也可能带有连结断绝的感觉。有时候，一个地方会让人感到寂寞，是因为那里散发着某种缺乏亲密人际关系的感觉。有时候，我认为是因为无法在特定的地方想像自己与关心的人有所连结，才会觉得那个空间很寂寞。

尽管在研究中的发现与卡乔波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但我读了他的文章后，才彻底了解寂寞感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解释，人类身为群居动物，不是从坚强的个人主义获得力量，而是仰赖计划、沟通与合作的集体能力。我们的神经、荷尔蒙与基因组成支持互相依赖胜过独立自主。他指出，「包含人类在内的群居动物，长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主与孤独，而是成为他人可以依赖的人。不论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大脑与生物构造先天都倾向促成这个结果。」人类无疑是群居动物。因此，连结对我们很重要。这正是为什么羞耻感如此令人痛苦与脆弱，以及为什么我们天生渴望归属感。

卡乔波说明人类大脑的生物机制如何在生存能力受到威胁时发出警告。饥饿感提醒我们血糖过低需要进食；口渴的感觉警告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以免脱水；疼痛感让我们警觉组织可能会受损；寂寞感则告诉我们需要社会连结──这对我们的幸福跟食物与水一样至关重要。他表示，「拒绝承认自己感到寂寞，就跟拒绝承认自己饿了一样，没有意义。」

「包含人类在内的群居动物……」：卡乔波〈孤单的致命力〉（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二○一三年九月九日，TEDxDesMoines演讲稿），singjupost.com/john-cacioppo-on-the-lethality-of-loneliness-full-transcript/，刊于二○一六年三月七日。

「拒绝承认自己感到寂寞……」：凯蒂．赫夫纳（Katie Hafner）于〈研究人员面临寂寞的流行病〉（Researchers confront an epidemic of loneliness）引述卡乔波所言，二○一六年九月五日刊于《纽约时报》，nytimes.com/2016/09/06/health/lonliness-aging-health-effects.html

然而，我们的确拒绝承认感到寂寞。身为研究羞耻感的学者，我发现自己又回到熟悉的领域。我们对寂寞感到羞耻，仿佛感到寂寞就表示有问题。即使会有寂寞感是因为悲伤、失落或心碎，仍然觉得羞愧。卡乔波认为，大部分与寂寞有关的羞耻，来自于多年来人们定义与谈论羞耻的方式。我们习惯将寂寞定义为「折磨人、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寂寞等于害羞、沮丧、是个边缘人或反社会者，或是社交技巧拙劣。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提到人们通常会用「边缘人」来形容罪犯或坏人。

卡乔波解释，寂寞不只是一种「悲伤」的状态，还具有危险性。在演化机制下，群居动物如果遭到社交圈排挤（也就是变成局外人），大脑会进入防卫模式。当我们感觉被孤立、失去连结与寂寞，会试着保护自己。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希望与别人建立连结，大脑却试图以自我保护代替连结。这会使人减少同理心、更加提防他人、感觉麻木，睡眠时间也会减少。我在《勇气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大脑的自我保护模式通常会使我们言过其实、捏造故事或夸大心中最深层的恐惧与不安。失控的寂寞使我们害怕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孤独。

「折磨人、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出自罗伯特．维斯（Robert S. Weiss）《寂寞：情感与社交孤立的经验》（暂译，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一九七三年麻萨诸塞州剑桥出版）。

大脑的自我保护模式通常会使我们言过其实：出自布芮尼．布朗《勇气的力量》。

想战胜寂寞，得先学会认清寂寞，并且勇于将这种经验视为警讯。对此我们应该寻求连结。所谓连结，不一定是加入一堆团体或在社群媒体上与好几群朋友一起打卡。根据无数的研究证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数量，而是少数人际关系的品质。

真正重要的不是朋友的数量，而是少数人际关系的品质：出自苏珊．平克《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二○一四，史碧格与葛劳出版社〔Spiegel and Grau〕纽约出版）。

如果你和我一样，不相信寂寞感跟饥饿一样会危及生命，那我来分享一下帮我拼凑出事情全貌的研究。在寂寞研究的综合分析中，研究员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Julianne Holt-Lunstad）、提摩西．史密斯（Timothy B. Smith）与布拉德利．莱顿（J. Bradley Layton）得到以下发现：空气污染使人提早死亡的可能性提高百分之五；肥胖增加百分之二十；酗酒是百分之三十。而寂寞呢？它使人早死的风险比一般高出百分之四十五。

「寂寞研究的综合分析」：出自茱莉安娜．浩特朗斯泰德、提摩西．史密斯与布拉德利．莱顿〈寂寞与社交孤立作为死亡风险因素：综合分析探讨〉（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心理科学观点》（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二○一五年第2期第10卷第227至237页，DOI：10.1177/1745691614568352。

恐惧造就现在的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泾渭分明与孤单寂寞？我们不能假定互相贴标签是越来越寂寞的原因。研究不是这样运作的，不能这样草草了事。然而，我们可以认清自己正困在可能互有关联的一些状态中，如果希望改变现状，就必须全盘了解。

「我们是如何造就现在的样子？」问题的答案肯定复杂。但如果非得说出一个驱使与加深结党分派的冲动，同时断绝与他人真实连结的主要因素，我的答案会是恐惧（fear）。恐惧脆弱，恐惧受到伤害，恐惧失去连结的痛苦，恐惧批评与失败，恐惧冲突，恐惧让别人失望。单纯的恐惧。

我在九一一事件发生的六个月前展开研究，而正如我在其他著作提到的，我看到恐惧在改变我们。我看到恐惧横行于我们的家庭、组织与社群。整个国家都在谈论「我们应该害怕什么」和「我们应该把错怪到谁头上」。

我不是恐怖主义的专家，但研究恐惧已超过十五年，我能告诉你的是：恐怖主义是持续的恐惧。全球性与地方性的恐怖主义，最终目标是发动攻击，将恐慌深植于群体，使恐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不知不觉的生活方式引发大量愤怒与责怪的情绪，使人们将矛头指向彼此。当我们允许恐惧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恐怖主义最能达到效果。之后，我们迟早会变得四分五裂、孤立无援，被匮乏的认知牵着走。虽然结党分派与寂寞猖獗的趋势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已存在，但资料显示，这些现象在过去十五年来显著增加。

先天上，暴力最初造成的创伤与破坏，使人类团结的时间相当短暂。如果在一开始的团结时期，我们能够坦诚共同的悲伤与恐惧，以面对脆弱与关怀彼此的方式互相帮助，同时寻求正义与追究责任，或许可以展开漫长的痊愈过程。然而，倘若使我们团结一心的，是共同的憎恨与受压抑的恐惧，这些情绪最终演变成责怪，麻烦就大了。如果领袖急于互相竞争，以致于无法找到一个让人们团结的意识型态对手，而不是按部就班找出真正的加害者，我们就会产生情感转移，无法意识到我们的家园与族群正在瓦解与分裂。

国旗在每户人家的门廊随风飘扬，恶搞图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同时，恐惧暗地潜伏，悄悄四处转移。看似团结一心的行动其实是在掩饰恐惧，之后也许会扩散各地，渗透国家的断层。恐惧加深的同时也逐渐蔓延，变得不像是防卫的屏障，而是日益确立的分歧。持续扩大歧异，摧毁早已出现细微裂缝而摇摇欲坠的社会基础。

不只全球与地区性的恐怖主义将恐惧深植于文化中，普遍、随机的枪枝暴力与针对特定族群的系统性攻击，以及社群媒体与日俱增的尖酸批评，都在传达恐惧，像滚烫的熔岩般流入各个族群，覆盖坑洞，最后吞噬早已破碎不堪的地方。

以美国而言，三大断层线──因刻意的忽视与集体勇气不足而产生与扩大的裂痕──是种族、性别与阶级。从各种集体创伤流泻而出的恐惧与不确定性，以极度分歧且必要的方式暴露这些巨大的伤口。

这些对话是必要的；这种不安也是必须的。虽然现在是时候面对这些感受与其他问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脆弱、艰难对话不够宽容的态度，正驱使我们自我分类与断绝连结。

我们可以找回自我与重拾彼此，并继续为自我信念奋战吗？原本不行，但现在可以。不，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原因单纯是一些人仍然相信，争取自己的需求表示否定别人的人性。这使我们无法走出碉堡、与外界建立连结。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聆听与承认自己脆弱的一面，多数人是可以建立跨越差异的连结并为信念而战。幸运的是，只要大多数的人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跨越差异的爱与连结改变一切，就能够办到。但如果我们连尝试都不愿意，那么就会大幅降低我们正在争取的事物的价值。

我们可以从真实归属感的研究里的资料串联一些线索，找出结党分派却依然觉得寂寞的原因，或许也能借此重拾真实自我与连结。真正的归属感没有堡垒。我们必须走出自卫的屏障，勇敢探索未知。

躲在同温层的屏障里，我们不必费心承认脆弱、鼓起勇气，或者相信别人，只需要跟随团体的信念。只是，这么做是没有用的。意识型态的碉堡可以为我们抵御所有侵袭，但不包括寂寞与失去人际连结。换句话说，我们还是有可能面临最令人心碎的痛苦。

接下来，将探讨在结党分派与退缩的现象下，如何重拾人际连结与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必须回到彼此身边，否则恐惧就会占上风。如果你之前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所有意味深远的努力，需要我们面对脆弱，愿意选择勇气而非安逸。我们必须撑过难关，或甚至学会如何拥有一颗奔放的心。

如果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痛苦并与他人分享，而不是把痛苦加诸在别人身上，寂寞高地便会是美丽且能带给我们力量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找到感受而非散播伤害的方法，便能够改变。我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与分享有助于重拾彼此的艺术与言语，之后，便不会在远处互相叫骂，也不会在挣扎时拒绝互相帮助，而是能够鼓起勇气出现在彼此身边。正如汤斯．范．赞特（Townes Van Zandt）在我最爱的寂寞高地歌曲〈如果我需要你〉（If I needed you）中所唱的：

　

我会到你身边

我会勇渡汪洋

缓和你的痛苦

　

我最爱的寂寞高地歌曲：出自汤斯．范．赞〈如果我需要你〉，收录于《汤斯．范．赞晚期精选》（The Late Great Townes Van Zandt）专辑（一九七二，番茄唱片〔Tomato Records〕纽约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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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人们紧抓憎恨不放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一旦憎恨消失就得面对痛苦。

──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A. Baldwin）

　

「我猜人们紧抓憎恨不放的原因……」：出自詹姆斯．鲍德温〈我与我的房子〉（Me and My House），刊于《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版第54至61页。

如果我们以客观的角度观看日益受到全天候新闻、政治与社群媒体所定义的世界，会看到不计其数的憎恨。人们虚伪造作、恶意中伤他人和羞辱彼此；看到政客制定凭借自身资源而免于遵守的法律，并且牺牲多数人的工作、家庭与尊严；可以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各种不负责任、背离真相，还有最糟糕的是失去自我的言论。

然而，当我们近距离检视、放大自己的生活，看到的便从疏离、暴躁与逐渐退缩的心灵，变成日常生活的脉动。我们会感受到爱，了解痛苦；感受到希望，了解挣扎；我们懂得欣赏美丽，并且熬过创伤。不是每个人都受到特权保护与享有不具名人士餽赠的奢侈品。在帮孩子准备便当，为了节省油资与人共乘，上班工作与尽可能创造快乐时刻的同时，我们也在试图建立连结以及充满爱的生活。

当世界陷入道德判断与建设性沟通濒临溃堤状态时，那些我访问过拥有强烈真实归属感的男男女女，始终放大检视自己的生活。他们并未忽略世界上发生的事，也没有停止捍卫自身信仰。他们承诺会检视生活，根据实际的亲身经历构筑对别人的观点。他们努力对抗多数人早已掉入的陷阱：我讨厌很多群陌生人，因为在那些群体中，我碰巧认识也喜欢的人并不常见。

我们来看看三个来自研究参与者的例子。

政治上有此一说：民主党员是彻底的失败者。

你的经验：身为终生的保守党支持者，你觉得这句话说的没错。但是，你最亲近的同事，也就是当你接到电话得知丈夫在健身房心脏病发作，被送到急诊室时载你到医院，陪你在心脏加护病房外等待、替你接小孩回家、帮你安排丈夫的葬礼、在你请假时代理工作的那个人，又该怎么说？她不是失败者。事实上，你爱她。而她是民主党员。

另有一说：共和党员是自私的混蛋。

你的经验：完全同意！但你的女婿除外，他深爱你的女儿、对她体贴入微，还是你外孙女眼中最棒的父亲。你感谢上帝让他成为你的家人。你们的互动甚至比你与女儿还要频繁，是他把所有可爱的家庭照片寄给你和你的妻子，让你们能与外孙女维系感情。他并不自私，也不是混蛋。而他是共和党员。

还有此一说：反堕胎运动人士不仅伪善，还是思想封闭的基要主义者。

你的经验：身为女性主义者，你举双手赞成！但不包括你在天主教高中遇到的那位好老师。她是你认识最正直的人，而且不断鼓励你从批判性的角度思考棘手的问题，即使这样会与她意见不合。她教你如何当一个有能力的行动主义者。她并不伪善，思想也不封闭。而她反对堕胎。

假使我们的亲身经历千真万确，而从新闻与谋取权力的政客口中听到的消息需要受到质疑，又该怎么做呢？讨厌自己亲近的人并不容易。当我们陷入痛苦与恐惧时，必然会产生愤怒与憎恨的情绪。几乎我访谈或认识的每个人都说，生气比受到伤害或惊吓来得容易。

我有时会想，要是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放到Word文件里，利用「寻找与取代」功能将「厌恶」的言词与举动换成「痛苦」，会发生什么事。假如我能用痛苦取代拒绝接受桑迪胡克小学注13（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枪击惨案的人心中的憎恨，并用这世上竟然有人如此丧尽天良所感到的痛苦，来取代对他们的厌恶，对话又会变得如何？这么做有效吗？问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是什么样的痛苦驱使他们的仇恨，进而带给别人这么多的痛苦与恐惧，有帮助吗？

有时我承认，我根本不在乎。在研究过程中，我曾在心里呐喊：「管他什么真正的归属感！我要继续抱着仇恨！」我女儿有一本关于「上大学」的书，其中前三章在教导如何预防性侵。我真的在乎那些让校园暗藏危险，导致女学生需要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粗暴醉汉心中的痛苦吗？不。去你的，我才不管那些制造痛苦的人心中有什么伤痛。我会继续抱持我那为人赞赏、自以为是的愤怒。

但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乎自己与别人的痛苦，是行不通的。我们愿意再花多久时间一个接一个地把溺水的人从河里救出来，而不是追溯痛苦的源头？如果我们放弃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一起寻找从根本解决急速淹没所有人、以致我们来不及拯救每一个人的痛苦，要付出哪些代价？

痛苦很难缠，它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尽管我们试图靠成瘾的行为来转移对它的关注、从彼此身上赶走、利用成功和物质享受来抑制，或者利用仇恨来压迫，痛苦仍然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

唯有承认与关心痛苦，痛苦才会消失。以爱与仁慈来面对痛苦所需要付出的精力，只占了对抗痛苦的一小部分，但正面迎战痛苦是可怕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认清痛苦、说出痛苦及与它共处。我们的家庭与文化认为，承认痛苦会暴露自己的弱点，因此教导我们要愤怒、抓狂与否认痛苦。但现在我们了解到，否认情绪，痛苦就能控制我们。承认自己的情绪，就能重新建立与找到克服痛苦的方式。

有时候，承认痛苦与面对挣扎意味着愤怒。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有权利生气，就等于拒绝承认痛苦。「干嘛这么不友善」、「不要歇斯底里」、「我感觉到熊熊的怒火」及「不要放在心上」之类的话语，隐含许多羞耻的讯息。这些回应的意思通常是，你的情绪或意见让我觉得不舒服，或是忍着点，不要说了。

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一种反应是，「生气，并保持愤怒！」我从未看过有研究提出这项建议。我发现，每个人都有权利与需求去感受和承认自己的愤怒。这是重要的人性经验。而且我们必须知道无论程度为何，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恼火、愤怒或轻蔑（一点怒气夹杂一些厌恶的常见情绪）的状态。

愤怒是一种催化剂。持续处于愤怒的状态，将使我们精疲力尽、健康受损。生闷气会带走我们的喜悦与灵魂；大发雷霆使我们难以做出改变与建立连结。这是一种需要将它转变成可以为生命带来活力的情绪，所谓的活力是指勇气、爱、改变、同情心与正义。有时候，愤怒可以掩盖悲伤、遗憾或羞愧等难以处理的情绪，我们需要利用愤怒来探索自己真正的感受。不论哪一种方式，愤怒是有力的催化剂，但也是消耗生命的同伴。

我想不出其他比「你无法得到我的仇恨」这句话更有力的例子。二○一五年十一月，安托尼．雷西斯（Antoine Leiris）的妻子海伦娜与其他八十八个人在巴黎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 Theatre）惨遭恐怖分子杀害。事件发生两天后，雷西斯在脸书贴出一封给恐怖分子的公开信，他写：

　

星期五晚上，你们夺走了一条生命，她是特别的存在、我生命中的挚爱、我儿子的母亲，但你们不会得到我的仇恨。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也不想知道你们是谁。你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们盲目杀戮所为的那个神，用我们来创造祂的化身，那么我妻子身上的每一颗子弹都将是祂心中一道道的伤痕。

所以，不，我不会恨你们，让你们称心如意。那是你们要的，但如果我以愤怒来回应你们的仇恨，恰恰是向无知屈服，而正是这种无知造就了现在的你们。你们想让我恐惧，让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同胞，为了安全牺牲自由。你们失败了。我不会改变。

　

「你们不会得到我的仇恨」：出自安托尼．雷西斯于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脸书贴文，https://zh-cn.facebook.com/antoine.leiris/posts/10154457849999947

雷西斯继续写，

　

我和我儿子只有两个人，但我们比世界上所有军队都还强大。总而言之，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我必须照顾刚午睡起来的梅维尔。他只有十七个月大。他像往常一样吃点心，我们也像往常一样玩耍，这个小男孩终其一生都会以快乐与自由来藐视你们，因为你们也无法得到他的仇恨。

　

痛苦淬炼出勇气，但并非所有痛苦都能如此。遭到否认或忽视的痛苦，会成为恐惧或仇恨。永不改变的愤怒，会变成怨恨与悲痛。我非常喜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许．萨提雅提（Kailash Satyarthi）在二○一五年TED演讲所说的话：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愤怒，我想花几秒钟与你们分享一个秘密，那就是，如果我们局限在自我意识的狭隘窠臼与自私的循环里，愤怒就会转变成仇恨、暴力、报复与破坏。但是，如果我们能打破这个循环，同样的愤怒就能转变成伟大的力量。我们可以运用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打破这个循环，透过恻隐之心与世界建立连结，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同样的愤怒可以转化为恻隐之心。

　

我们为生活中的仇恨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太大了。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愤怒……」：出自凯拉许．萨提雅提二○一五年三月 TED 演讲，https://www.ted.com/talks/kailash_satyarthi_how_to_make_peace_get_angry/up-next

即使身在荒野，界线永远存在

我们承诺亲近别人，等于承诺最终会遭遇面对面的真实冲突。不论在晚餐、工作或购物时，面对面的冲突总是棘手且令人困扰。若是发生在家庭中，甚至更难解决与令人痛苦。如果你的家庭和我的一样，那么当你面对轻微的挫折到失控的暴怒等各种情绪时，都必须发挥爱与宽容的精神。

我们需保持必要时在家庭、团体中或面对愤怒的陌生人时独自奋战的勇气，就像踏入原始的荒野。当我心里开始在想，管他的！这太难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会再度听到安杰卢所说的话：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

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我遇到一个问题：界线在哪里？在荒野中，可以容忍与不能容忍的行为间是否有界线？我也许能得到丰硕的奖励，但我是不是必须忍受某人诋毁我、或者质疑我的生存权利？是否有界线不应该被跨越？答案是肯定的。

「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比尔莫耶斯日志》，原创系列，美国公用广播系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实践真实归属感的研究参与者能够坦率谈论自己的界线。事实上，这个研究证实了我先前的调查结果：一个人的界线越明确、越受到尊重，对别人的同理心与同情心就越强烈。界线越模糊，心胸就越狭隘。如果你觉得人们都在占你便宜或威胁你，便会难以保持心地善良。

浏览资料时，我发现参与者在人身安全与所谓的「情感安全」（emotional safety）上替自己画定了界线。人身安全容易理解。人身安全是承认脆弱不容妥协的前提之一。假使我们的生命遭受威胁，就不能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情感安全则比较模棱两可。尤其是「情感安全」一词常用来表示「我不必聆听任何与我不同、不喜欢、我认为是错的、感觉不舒服，或者不符合我政治正确标准的任何观点」。我需要深入研究以厘清这个概念。

我请研究参与者举例说明情感上受到威胁时，观察到明确的模式。他们叙述的不是心理受伤或被迫听从不同意见的情况，而是侮辱人格的语言和行为。我一听就认出这个模式。我探究非人化，且在研究中看到这种情形已经十多年了。

《称不上是人》（暂译，Less than Human）的作者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解释，非人化是对矛盾动机的一种回应。我们想要伤害一群人，但伤害、残杀、折磨或贬低其他同类的动机，抵触身为群居动物的本性。史密斯指出，人的天性具有深层且原始的抑制作用，防止我们将其他同类当作动物、猎物或危险的侵略者。他写道，「非人化是破坏这些抑制作用的一种方式。」

非人化是一个过程。我认为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哲学系主任米雪儿．梅希（Michelle Maiese）解释的很好，所以我引用她的一些话来阐述。梅希将非人化定义为「将敌人妖魔化的心理过程，认为对方称不上是人，因此不值得以人道对待。」非人化的行为通常从创造敌人形象开始。当我们选边站、失去信任且越来越愤怒时，不只强化了对敌人的看法，也开始失去倾听与沟通的能力，就连丝毫的同理心也没有。

「非人化是破坏这些抑制作用的一种方式」：出自大卫．史密斯《称不上是人：为什么我们贬视、奴役与消灭他人》（暂译，Less than Human: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二○一二，圣马汀出版公司〔St. Martin’s Press〕纽约出版）。

「将敌人妖魔化的心理过程……」：出自米雪儿．梅希〈非人化〉（Dehumanization），《超越难以化解的问题》（Beyond Intractability），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冲突信息联盟（Conflict Information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主任盖．伯格斯（Guy Burgess）与海蒂．伯格斯（Heidi Burgess）合编，二○○三年七月，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dehumanization。

一旦我们将冲突中「敌对阵营」的人看作是道德低劣甚至危险的，善与恶的对立局面便会形成。梅希写道，「一旦双方以这种方式发生冲突，他们的立场就会更坚定。某些情况下，随着双方逐渐认为自己必须保有胜利不然就得吞下败仗，零和思考也开始发展。如此一来，惩罚或摧毁敌人的新目标诞生，一些情况下更加激进好战的领袖也会掌权。」

「一旦双方以这种方式发生冲突……」：出处同上。

非人化助长了无数的暴力、侵犯人权、战争犯罪与种族屠杀的行为。让奴役、酷刑与人口走私成为可能。侮辱他人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违背人类的天性、精神与许多人信仰核心原则的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梅希解释，多数人相信，人的基本人权不应该遭到侵犯，也就是说，诸如谋杀、强暴与拷问等罪行都是不对的。然而，成功的侮辱行为会导致道德排斥﹙moral exclusion﹚。因为身分──性别、意识型态、肤色、种族、宗教、年龄──而遭到针对的族群，被形容为「不完全是人」、有罪甚至邪恶。这些族群最终被排挤出道德准则的范围之外。这就是道德排斥，而非人化是其核心。

侮辱行为一向从语言开始，接着是形象。历史上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在纳粹大屠杀（Holocaust）期间，纳粹将犹太人描述成「劣等人种」（Untermenschen）。他们把犹太人叫作老鼠，在作战手册以至童书等所有读物都形容他们是带有细菌的啮齿动物；在卢安达（Rwanda）大屠杀中，胡图族（Hutu）将图西族（Tutsis）比作蟑螂；原住民经常被视为野蛮人；塞尔维亚人称波士尼亚人为外星人；历史上的奴隶主都将奴隶当作低等动物。

我知道很难相信竟然会走到这个地步，把同类排除在平等的道德待遇和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之外，但我们对抗的是生物机制。我们天生相信眼睛看到的事，会为耳朵听到的话赋予意义。我们不能假装每一个参与或旁观人类暴行的公民都是暴力的精神病患。这是不可能的，不是真的，而且也有失偏颇。重点是，每个人都容易受到悄悄蔓延的非人化行为所伤害，因此，我们都有责任认清与阻止这些事件。

拥抱人性的勇气

太多陈腐的权力制度将某些人排除在人道范畴之外，因此，如今我们大部分的研究比较像是从事「再人性化」。这个工作从非人化的起点──言语和形象──开始。今日，在这个世界，政治与意识型态的谈话逐渐变成一种非人化的运动。而社群媒体正是非人化行为的主要平台。在推特与脸书上，我们可以很快地将意见相左的人推到道德排斥的危险领域中，且几乎不必负责，通常也能完全匿名。

以下是我的看法：

　

1. 如果有人骂希拉蕊．柯林顿或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玛克欣．沃特斯（Maxine Waters）是贱人、妓女或淫妇，让你觉得遭到冒犯或受伤，那么当你看到同样的词汇被用来形容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美国白宫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或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伊（Theresa May），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2. 如果你听到希拉蕊说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票可悲的人」时，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觉，那么当川普说「民主党员甚至连人都称不上」时，你也应该要在意。

3. 当美国总统把女性称作狗，或是讲一些抓女人私处之类的话，我们应该要感觉背脊发凉、火冒三丈。如果有人把美国总统叫作猪，不论我们的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应该抵制这样的言论，并要求别人使用尊重的语言。

4. 当我们听到有人被叫作动物或外星人，第一时间应该思考：「这是在试图贬低别人的人格，好逃避伤害他们或否定他们基本人权的责任吗？」

5. 如果你看到将川普恶整成希特勒的合成照片时，觉得不舒服，也就不该忍受戴着美国前总统欧巴马（Barack Obama）面具的小丑照片出现在脸书动态上。

　

有一条界线从尊严中凿刻而来。每一天，这条界线两边愤怒、恐惧的人们都在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跨越它。我们绝不能容忍非人化，这是历史上每一次种族屠杀主要利用的暴力工具。

如果我们利用语言或形象侮辱别人，就等于减损自己的人性。当我们将穆斯林贬为恐怖分子、将墨西哥人视为「非法移民」或称警察是猪时，这些言词根本不代表我们正在攻击的人。相反地，充分说明了我们的为人及正直的程度。

非人化与将责任推给别人这两件事是互相矛盾的。羞辱与非人化不是究责或追求社会正义的工具，这些行为说好听是在发泄情绪，反之则是指自我耽溺。如果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尊重我们无法苟同的那些政客、媒体与推特上的陌生人。亵渎他们的人格，就是在亵渎自我人格，以及背叛自我信仰。

我们尝试以更高的标准生活，需要持续的勤勉与体悟。我们是如此沉溺在这些言语和形象中，快要让道德例外变得不足为奇。除了勤勉与体悟之外，我们还需要勇气。非人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些公然反对通常老练的敌对形象宣传的人──或是那些努力确保每个人都处于道德范围内与扩大基本人权的人们──往往会面临残忍的后果。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与「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的争议。你会同时看重黑人的性命与在乎警察的福利吗？当然会。你是否在乎警察的福祉，同时担忧职权的滥用及执法与刑事司法制度固有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吗？是的。我有亲戚是警察，我非常在乎他们的安全与幸福。我的无偿服务几乎都提供给跟警察一样的军人与公仆，所以我关心他们。而如果我们在乎，都应该会希望这些制度能彰显为其效力者的荣誉和尊严。

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关心公民与警察的福祉，运动口号不是应该只有「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才对？不是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像黑人那样被剥夺人性。为了使唤奴隶，为了把人当成动物一样买卖、殴打与交易，美国人必须彻底剥夺黑奴的人格。不论我们是否直接参与这个过程，或者只是身处一度正常化这种行为的文化中，都受其影响。我们无法在一、两个世代内消除如此严重的非人化行为。我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项重新赋予黑人人权的运动。所有的生命都是命，但并非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被规范在道德范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遭受到妖魔化与侮辱的心理过程，好让我们可以合理化不人道的奴隶制度。

同时支持警察与运动人士的举动，会不会使我们承受压力与变得脆弱？当然会。这里是未知的荒野。但大部分的批评都来自于那些试图灌输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并责怪我们没有仇视正确对象的人们。采取细微差异的立场肯定会让情况变得复杂，但对真正的归属感至关重要。

另一个支持却也问责偏好制度的例子，出自一位曾是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运动员的研究参与者。他对于遭到前美式足球助理教练杰瑞．桑达斯基（Jerry Sandusky）性侵的受害男童表达立场，这些孩子因足球训练计划筹办单位的沉默以及教练乔．派特诺（Joe Paterno）包庇桑达斯基的举动而饱受折磨。他无法相信一些认识三十年的老友这么可憎。他说，「当你像我们爱宾州大学一样地热爱一个地方，你会努力让它变得更好，会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你不会假装一切没事。那不是忠诚或爱，而是恐惧。」

乔．派特诺（Joe Paterno）包庇杰瑞．桑达斯基：〈派特诺放纵性侵犯〉（Paterno Empowered a Predator），二○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刊于美国ESPN有线电视联播网，espn.com/college-football/story/_/id/8160430/college-football-joe-paterno-enabled-jerry-sandusky-lying-remaining-silent。

在任何组织中，如果其文化规定维护组织的制度与当权者的名誉，比保护下位者与服务对象的基本人格尊严更重要，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组织存在系统性的无耻问题。其中的人们为了金钱可以改变道德原则，以及问责性几乎荡然无存。此情形可见于企业、非营利组织、大学、政府、宗教团体、学校、家庭与体育界。当你回顾任何一起因为徇私包庇而越演越烈的重大丑闻，都会发现同样的模式。而包庇行为的偿还与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未知的荒野──也就是一个人走出所属阵营并坦白真相之时。

当我们仔细思考，从「融入群体」到踏上真实归属感的荒野一路的过程，将能了解与承认应遵守的界线，尊重每个人的人身安全，不使用侮辱他人的语言以及／或者做出非人化的行为。我认为将非人化的行为称作「情感安全」并不正确。我们正在讨论的不是受伤的感觉，而是生命危险与暴力的根本。

冲突转化

除了承认脆弱的勇气与练习「BRAVING」技巧的意愿之外，想要对别人伸出友谊之手，还需要解决冲突的工具。这里我需要借助好友与同事米雪儿．巴克（Michelle Buck）博士的力量。巴克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担任领导力课程的临床教授，也是该所大学领袖计划的第一位主持人。过去二十年来，她致力于指导冲突转化课程。她提倡的方法或许可以改变我们在冲突中控制自己的方式。以下是我与她的访谈内容。我保留问答的呈现方式，因为希望让读者直接阅读她所说的话──这些具有强大力量的言语。

我的好友与同事米雪儿．巴克：出自作者与米雪儿．巴克在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进行的访谈。如欲深入认识巴克博士及她的研究，可上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directory/buckmichelle_l.aspx#biography。

有时我与别人谈论一件事，但快要发生冲突时，我直觉反应是「同意彼此观点的不同」与结束话题。你认为这种做法如何？

为了保护一段关系与维持连结，人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或是未彻底了解争吵的本质就「同意彼此观点不同」。但是，如果我们避免某些对话，而且从来不了解对方的看法，有时结果便会落得双方互相猜测，误解持续且越来越深，进而造成仇恨。就一段关系而言，这些结果有时比所谓的「争执」还糟糕。关键在于，学习如何以增进相互了解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或意见的分歧，即使双方仍然没有共识也没关系。试着想像。在一场有意义的对话之后，两个人有可能更加了解、尊重彼此，而且关系更紧密，但依然完全不同意彼此的看法。这与避免对话和不深入了解对方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我们决定鼓起勇气与继续对话，要如何面对脆弱与保持有礼貌的行为？

我给企业主管与研究生一个重要的建议是：明确提出潜在的意图。这段对话在讨论什么，真正的内容又是什么？听来简单，但经常是说比做还容易。意图是一个话题对一个人如此重要的深层原因。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也必须了解对方为什么也如此在意这个话题。例如，家庭中的两名成员在规划活动而意见不合。其中一人或双方都有潜在的意图，希望创造更多机会维系家人的感情，而这些意图可能与争执的细节有极大出入。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突然间与对方有同样的偏好或意见，但这么做通常能帮助我们度过激烈的对话，并且实际了解彼此的动机和利益，以维持或建立连结。

我在冲突中感到焦虑或害怕时，会做出防卫的举动，其中最糟的一种是「质问对方」。我会突然进入咄咄逼人的律师模式，推翻对方的说词而不是听对方说。「上个星期你那样说，现在你又这样说。哪个才是真的？」这样很糟糕，总是造成不好的结果，但我能借此证明自己「是对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人们常用的策略。但是如果你希望将冲突转化为建立连结的机会，就得区分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争执围绕在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互相指责「你说……我说……」的循环。执著于过去发生或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一味追究是过去的什么事件造成如今的什么结果，通常都会加深冲突与削弱连结。首先重要的是把焦点转移到「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况？」当我们聚焦于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转捩点便会出现。我们试图达成什么目标？希望彼此的关系如何发展，还有需要怎么做（即便我们依然秉持着不同意见），才能创造那样的未来？我们希望家庭、团队、宗教社群或产业在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这种焦点的转移不一定表示我们同意对方的看法，但或许能帮助我们对于希望一同创造的未来达成共识。

我喜欢你使用「冲突转化」（conflict transformation）这个词而不是「解决」（resolution）。我觉得在某方面与连结更密切。这两个词汇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选择关注「冲突转化」，而不是传统的「冲突解决」。对我来说，「冲突解决」指的是回到先前的状态，而且可能代表会出现赢家或输家。这种歧异该如何化解？谁的解决办法会是「最好的」？对比之下，我选择把重点放在「冲突转化」上。意思是，用创新的方式看待分歧与意见不合的传统情况，我们就有机会创造新的事物。至少，会更加了解彼此。理想情况下，我们能发现之前连想都没想过的崭新可能。冲突转化是创造更深刻的认识。对此，换位思考是必要的。因此，这个方式可以增进关系，不论双方是否有达成共识。

最后一个问题！别人讲话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准备如何论述自己的主张。我想做好「反击」的准备。但是，我讨厌别人对我这么做。如果有人不专心听我说话，我都可以感觉得到。那种感觉很糟。在冲突中要如何让节奏慢下来呢？

在这种变革性的沟通之中，最不可或缺、或许也最需要勇气的步骤，是不但要敞开心胸，还要抱着了解对方观点的渴望去聆听。我相信，我也如此告诉我的学生，在激烈的对话中最勇敢的话语是「你继续说」。正当我们打算转移话题，干脆结束或者像你说的反击时，也有机会问自己，还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彻底了解对方的看法。帮助我了解为什么这对你如此重要，或者帮助我了解为什么你不认同某个观点。接着，我们必须聆听。确实聆听。聆听的目的是了解，不是同意或不同意对方。我们必须听对方说话，以透过我们希望被了解的方式来了解对方。

来自痛苦的勇气与力量：与薇拉．戴维斯的对谈

我想用我与非裔美国女演员薇拉．戴维斯（Viola Davis）的访谈作为本章结尾。你可能看过薇拉在《姊妹》（The Help）、《谋杀入门课》（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或《心灵围篱》（Fences，她以此片赢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中的演出。她是第一位获得艾美奖（Emmy）、东尼奖（Tony）与奥斯卡奖三冠王的非裔演员。二○一七年，她登上《时代》杂志（Time）的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榜。

我与薇拉．戴维斯的访谈：出自作者与薇拉．戴维斯在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进行的访谈。

《姊妹》：泰特．泰勒（Tate Taylor）执导（二○一一年梦工厂影业〔DreamWorks Pictures〕、信实娱乐公司〔Reliance Entertainment〕、参与者媒体〔Participant Media〕、影视国度〔Image Nation〕、1492影业〔1492 Pictures〕及哈宾格影业〔Harbinger Pictures〕美国发行）。

《谋杀入门课》：珊达．莱梅斯为制作人之一（二○一四至二○一七年珊达天地〔ShondaLand〕、止步娱乐〔NoWalk Entertainment〕及ABC工作室〔ABC Studios〕加州洛杉矶出品）。

《心灵围篱》：丹佐．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执导（二○一六年布隆创意〔Bron Creative〕、马可媒体〔Macro Media〕及史考特鲁丁制片〔Scott Rudin Productions〕美国出品）。

薇拉的经历展现了在面对痛苦时的勇气，以及面对恐惧时的脆弱，还有与人亲近生活和相爱的方式如何促成真正的归属感。

我请薇拉谈谈她如何踏上寻找真实归属感的旅程，而她告诉我，「我在人生的前半段都感觉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并未真的融入。以前我住在罗德岛（Rhode Island）的爱尔兰天主教区，那里都是留着金色长发的白人女孩。而我一头卷发、皮肤黝黑，说话的口音也跟她们不一样。我并不漂亮。我从小在赤贫如洗的环境下长大，父亲还会酗酒和家暴。我一直到十二、三岁才不再尿床。我身上总有一股臭味。老师因此抱怨连连，把我送到保健室。我做什么都不对。这就是我的开始。」

薇拉．戴维斯登上《时代》杂志：出自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榜〉（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刊于《时代》杂志，time.com/4745798/time-100-2017-full-list/

「当时，我对归属感的定义都与生存有关：我可以洗热水澡吗？今天有饭吃吗？爸爸会不会杀了妈妈？家里会有老鼠吗？」

「我束手无策──我在这种创伤、恐惧、焦虑与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困境下长大成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羞耻。我把精力全用来逃避与保守残酷的人生秘密。我带着这个障碍进入成人生活。」

然后，我请她叙述一开始探索未知的过程。她说，「我知道自己害怕冲突，但直到我开始接受治疗，才明白为什么焦虑让我几乎无法大胆说出心中的看法。我曾经有过应该勇敢对抗对我做出可怕的事的某个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脑海中出现十四岁的自己。我抱着还是婴儿的妹妹，父亲正在拿一支铅笔刺向母亲的脖子。我大叫，『住手！把笔给我！』父亲照做了。他停止动作，把铅笔交给我。我是一个不得不反抗大人的孩子。我必须在我必须采取行动与做好准备之前，就控制局面。我在恐惧中被迫承担这一切。」

薇拉成功从恐惧未知、勇敢探索到做真实的自己。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三十八岁时，事情起了变化。并不是我早上起床就发现一切变得完美无缺。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坚强的女人，但我渴望『速成的快乐』，就是快速又简单的喜悦。我需要更多资源与技巧。我还是有可能陷入『不够──脸蛋不够漂亮、身材不够苗条、做得不够好』的迷思。有一天我的治疗师问我一个关键的问题：『假如你的长相、体重、成功等一切都没有改变，你可以接受吗？』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你知道吗？我可以接受，我真的可以。」

「这一刻我意识到，过去的经历并不能定义我。」

「我嫁给一个很棒的男人，他真的了解我。他是我努力改变自己而得到的礼物。他对我很好，我终于可以承认脆弱，敞开心胸。」

我问她，「当你做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批评。你都怎么面对？」薇拉回答，「演艺圈有时很残忍。大家替你贴上的标签可能只写着『不够吸引人、太老、肤色太黑、身材不够纤细』。他们要你学会厚脸皮，这样才不会受伤。但没告诉你，厚脸皮也会使你无法展现内在，爱、亲近与脆弱都是。」

「我不想那样。厚脸皮不再管用了。我想展现全部的自己，毫无保留。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不会把别人的缺点和批评放在心上。我不会在意你对我的看法。」

我不确定是否还有比这更血淋淋的例子，她能够了解自己的痛苦、坦诚自己的经历，然后写下新的结局，同时将自己的痛苦转化为对别人的同情心。

「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她告诉我，「他死于胰腺癌。那时我们已经和好，深爱着彼此。我和妹妹陪在他身旁，才知道他一生都讨厌自己的工作。他在赛马场当了几十年的马伕。之前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讨厌这份工作。他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他还曾经当过警卫。我们从不了解他的感受。一想到他终生承受的痛苦，我们就心如刀割。」

「大家心里都认为，只有历史书籍里的故事才值得讲述。这并不正确。每一个故事都重要。我父亲的故事也很重要。讲述自己的故事、被别人知道，是值得每个人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得到理解与尊敬，就跟呼吸一样必要。」

戴维斯勇于展现自己。我问她，真正的归属感对她来说是否成了一种练习。她说，「是的。现在我的生活有一些简单的原则：

　

1. 我尽可能做到最好。

2. 我展现自己。

3. 我将行为教练给我的建议运用在生活的所有面向：勇敢向前。不要害怕。显露自己的脆弱，毫无保留。

4. 我不会让女儿觉得我是一个谜。她会知道我的过去，我会与她分享我的经历，包含失败、羞耻与成就。她会知道，她在未知的荒野中并不孤单。」

　

「这是我。」

「这是我出身的地方。」

「这是我的烂摊子。」

「这是我做自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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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与说实话的人可以说在同一场游戏里互相对立。两者都基于自己对于事实的理解做出回应，不过，其中一方根据真相的权威做回应，另一方则反抗权威、拒绝陈述事实。说屁话的人完全忽略这些要求。他不像说谎者那样抵制真相的权威，也不站在真相的那一边。他根本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真是假。因此，屁话对真相的危害比谎言更大。

──哈利．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

　

「说谎者与说实话的人」：出自哈利．法兰克福《论屁话》（二○○五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纽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版）。

我很感激荣格提醒我们，矛盾是最珍贵的心灵资产，如果没有这句话，我可能会被寻求真实归属感的练习惹毛。我非常赞成向狗屁说真话的看法，也相信以礼貌待人是对的，只是觉得要兼顾两者实则困难。这一章，我们将探讨人们为什么说屁话、屁话有哪些常见的形式，还有面对一堆屁话时该如何保持礼貌。

屁话

哈利．法兰克福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哲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他曾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及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执教。二○○五年，他出版《放屁》（On Bullshit）一书。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论述屁话的本质、与谎言的不同处，以及每个人不时都得说屁话的原因。

我对法兰克福在书中提出的三个论点深感着迷，也非常讶异这些见解竟能准确反映出我从研究参与者身上得到的发现。他们提到与别人在激动情绪而非对于事实的共识之下进行讨论与争辩时，难以保持诚实与正直。第一个见解是谎言与屁话之间的差别，就如本章引言所说：将谎言视为对真相的藐视、屁话看作对真相的彻底漠视，会很有帮助。

第二，承认自己被迫谈论不懂的事情时通常会说一些屁话，是有好处的。法兰克福解释，许多人普遍认为需要评论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议题，这种观念导致胡扯的现象日益严重。对于多数的人觉得自己有必要对苏丹与越南的内战，或是荷兰在气候变迁下的影响，以及加州移民政策等每一件事实发表意见，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也跟这些人一样有错。我不记得过去一年，当别人问我对某个议题有何看法而却保持沉默的情况。即便我不够了解那个议题而无法提出洞见甚至侃侃而谈，我也会参与意识型态的讨论，根据自己对「我们的阵营」的猜测提出意见。另外，我也不记得去年发生过我问别人对某个议题的观点，对方却回答「我其实不太清楚，请你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

我们甚至不再感到好奇，因为在某处，「我们的阵营」的某个人会抱持某种立场。在群体文化中，不论是家庭、工作或社会，好奇心都被当成是弱点，提出疑问等于反驳对方，而不是学习。

最后，法兰克福主张，当代普遍的屁话现象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根源：我们怀疑、且不认为自己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指出，当我们不再相信世上为人所知的真相与大众可观察到的知识，就等于放弃了客观调查的意图。就像是大家一起耸耸肩，然后说，「随便，要知道真相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说这是真的，那就够了。」

在二○一七年，法兰克福对于大众处境的敏锐观察得到了印证。他认为，一旦我们认定试图忠于事实毫无意义，便会自以为是。在我看来，这造就了这个时代最扯的屁话：「你不跟我们一伙，就是与我们为敌。」

如果你不跟我一伙，便是我的敌人

如之前简短提及，今日驱使人们结党分派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你不跟我们一伙，便是与我们为敌」这个信念的扩散。这是一句大家都会有的情绪性话语，从政治人物到电影里的英雄和坏蛋无一例外。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政治分类标准，大多时候都是情绪化与激动的胡扯表现，不论是否有意。

前义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经常把「不跟我们一伙，便是与我们为敌」（con noi o contro di noi）挂在嘴边。九一一事件发生几周后，乔治．布希（George W. Bush）与希拉蕊向全世界的公民表示，他们如果不与美国一同对抗恐怖主义，就是与美国为敌。布希甚至还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现在都要做出决定。不是跟我们一伙，就是与恐怖分子为伍。」虚构故事里也存在这种现象。在《星际大战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复仇》（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中，达斯．维达（Darth Vader）对欧比旺．克诺比（Obi-Wan Kenobi）说，「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出自乔治．布希〈布希总统全国演说〉（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刊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出自《星际大战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复仇》，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执导（二○○五年卢卡斯影业有限公司〔Lucasfilm Ltd.〕美国出品）。

通常我们在承受巨大情绪压力时会说出「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这么说不一定是想控制对方，而是想强迫对方接受中立会引来危险的说法。我其实同意这个观点。我有一个座右铭出自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幸存者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我们永远都得选边站。保持中立会助长迫害者的气焰，对受害者无益。沉默只会鼓舞折磨者，而不是被折磨的人。」问题是，这个情感诉求通常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利用我们的恐惧，让我们以为不与大家站在同一边，就是错误或造成问题的一方。我们需要质疑两个立场是如何定义的。真的只有两个选项吗？这准确画出了争议的框架，还是在胡扯？

「你不跟我们一伙，就是与我们为敌。」在哲学上被视为错误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或假两难推理（false dilemma），是一种强迫别人选边站的举动。如果其他选项存在（几乎一向如此），则此说法事实上便是错的。它将情绪驱使的方法转变成有杀伤力的归属，且通常有利于发起挑战并高举强制与错误选项的那些人。

「我们永远都得选边站……」：出自埃利．威塞尔诺贝尔奖领奖演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86/wiesel/acceptance-speech/

思考非黑即白情况的能力，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但同样地，这么做需要勇气。如果我们希望拥有好奇心与提出质疑，就需要踏出对某些看法确信不疑的堡垒。对多数人而言，即使「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的强制性话语，听起来有点像是过于简略的屁话，不过选边站依然会比较容易且安全。这个论点建立在真正的选项只有一个的说法之上。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对方就会自动将我们妖魔化成「敌人」。

唯一的真正选项是拒绝接受此论点，并质疑这个争议的架构。但不要搞错了；这么做是在选择未知。为什么？因为这种论点的目的是抑制不同的意见，并且划定界线，遏止争执、讨论与质疑的声音──但如我们所知，争执、讨论与质疑正是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

然而，沉默会让个人与群体付出极高的代价。就个人而言，我们牺牲了正直的情操。就群体而言，我们变得四分五裂，甚至还舍弃了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事实根据的情绪性答案，很少能为细腻微妙的问题带来策略性且有效的解决方法。一般我们不会营造假两难推理，因为我们故意胡说八道；这个手段通常会用于对方充满恐惧和激动情绪，而且缺乏知识的情况。不幸的是，恐惧、激动情绪与知识的匮乏，也会为不礼貌的行为提供完美的环境。这正是屁话与缺乏教养的行为不断交替出现的原因。

礼貌

礼貌地戳破谎言比揭穿屁话还简单。我们胡扯时，并没有兴趣将真相作为双方谈话的起点。这使得争执容易失控，也让我们更容易模仿说屁话的行为，产生「真相不重要，我怎么想才重要」的心态。我们应该随时谨记阿尔贝托．布兰多利尼（Alberto Brandolini）提出的「屁话不对等原则」（Bullshit Asymmetry Principle），有时也称为「布兰多利尼定律」（Brandolini’s law）：「反驳屁话所需的力气，比说屁话还高出一个等级。」

「屁话不对等原则」：出自阿尔贝托．布兰多利尼于二○一三年一月十日的推特贴文，twitter.com/ziobrando/status/289635060758507521?lang=en

有时候戳破并非必要，因为人们会期待夸张的叙述，例如过度礼貌的恭维，或是像德州的家人说以前在雪中牵着驴子爬山上学的那种鬼扯。但是，当胡扯的代价太大，而又需要反驳时，可以参考两个有效的练习。

第一个练习，可能的话，以宽容的心看待别人的胡说八道。不要以为别人比你懂得多，他们只是怀有恶意或心胸狭窄罢了。在言词激烈的讨论中，我们或许会因为无法提出见解而感到羞愧，这种「有所不足」的感觉会使我们在谈话中不停胡扯。我们也可能认为自己在根据事实说话，却全然不知所说的话毫无证据。此外，我们也许会深陷在痛苦与恐惧中，而把真相与事实摆在渴望获得理解或认同的情感诉求之后。宽容、同理心与同情心（例如，你从哪里读到或听到这件事）对我们质疑所听到的话与寻求真相的努力影响深远。

第二个练习是保持礼貌的态度。我在政府文明学院（Institute for Civility in Government）的资料中找到一个对礼貌的定义，贴切反映了研究参与者对于礼貌的看法。而该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卡珊卓．达恩克（Cassandra Dahnke）与汤玛士．斯帕思（Tomas Spath）写道：

　

礼貌（civility）是主张与在意自己的身分、需求和信仰，在此过程中，并不贬低他人的身分、需求和信仰……（礼貌是）即使不同意他人也会保持尊重，以寻求共识作为沟通歧异的起点，倾听他人的先入之见，然后教导他人也这么做。礼貌是努力维持现状的行为，即便对于那些有着根深蒂固且严重的歧异的人也是如此。这是公民行动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政治。然而，从协调人际之间的力量好让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这一点来看，礼貌也是政治。

　

「礼貌是主张与在意自己的身分……」：出自汤玛士．斯帕思与卡珊卓．达恩克合著〈何谓文明？〉（What Is Civility?）（无日期），instituteforcivility.org/who-we-are/what-is-civility/

对屁话、错误的二分法与对礼貌的定义有所认识之后，就来看看两则真实故事。第一则是我在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被迫陷入「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的处境，且必须面对屁话时努力保持礼貌的经验。第二则是叙述我如何掉入说屁话的陷阱，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敌人」的观念强加在我的团队成员身上。这些经验所带来的教训改变了我。

电热袜

我非常清楚十四岁生日时想要什么礼物。我不想再收到鲍比．布鲁克斯（Bobbie Brooks）的毛衣、宠物石注14、雷夫．葛瑞注15（Leif Garrett）的海报或五指袜。我准备好迎接一些真正属于青少年的礼物了。我的礼物清单包含可丽柔（Clairol）电热发卷、滚石合唱团（Rolling Stones）的《女孩大不同》（Some Girls）专辑（我将专辑借给一位朋友，而她的哥哥为了买啤酒把它卖掉了）、一件葛萝莉亚．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bilt）牛仔裤，还有一双坎蒂丝（Candie’s）高跟鞋（当时所有的时髦女孩都在穿的摇滚风厚底高跟鞋）。

滚石合唱团的《女孩大不同》：米克．杰格（Mick Jagger）与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合作的《女孩大不同》专辑（滚石唱片〔The Rolling Stones〕录制），（一九七八年滚石唱片伦敦发行）。

结果，我收到卷发筒、一条Lee牛仔裤和新的滚石合唱团唱片。爸妈建议我，如果想要葛萝莉亚．范德比尔特或乔尔达许（Jordache）的牛仔裤，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如果我还没满二十岁就想穿坎蒂丝高跟鞋，可以去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带着失望的心情准备回房间播放滚石合唱团的〈驯兽〉（Beast of Burden），并把声音调到最大声之前，爸妈又拿出一份礼物，让我大吃一惊。从外盒看来，那不像是坎蒂丝高跟鞋，但爸爸显得非常兴奋，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拆开礼物。

那是电热袜，一大双灰色羊毛的电热袜。我当时肯定一脸困惑，因为爸爸对我说，「姐姐，不要这样嘛！你打猎的时候可以穿啊！这样脚就不会冷了。」

感觉糟透了。拆开礼物的当下就知道我绝对不需要这些袜子，但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说。我受够打猎了。每次打猎，我从未射中一只鹿。我就是做不到。我在鸽子或鹌鹑的打猎活动中还顶得住，但从来没有射过鹿。对我来说，打猎只是在天寒地冻的森林里痴痴等待，还有在寒夜里和表亲一起挤在帐棚里盖睡袋。

之后，我再也没去打猎，也没有穿过那双袜子，但是我现在意识到，打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多重要。即使后来不再打猎，依然能在各种狩猎季节来临时感受到全家人共同的兴奋与期待。那些日子是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就像生日或节日一样。每到那些日子，总会有亲朋好友来访以及丰盛的大餐。

我爸对于打猎的所有事情都非常严肃。他规定我们只能射杀狩猎执照允许的动物，绝对不能猎捕任何不打算吃的动物。这些规定在我们家没有商量余地，而且还刻成碑文。他无法忍受为了战利品打猎这种事。

因此，我们家就像卖鹿肉的布巴甘虾餐厅（Bubba Gumps），供应鹿肉排、鹿肉香肠、鹿肉炖菜、鹿肉干和鹿肉汉堡。当打猎的人拎着满满收获从猎场回来，家族二、三十个人涌进家中或姑妈家，一起料理鹿肉、包墨西哥粽、讲故事和说说笑笑，没有比这些更开心的事了。我的父亲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么，我有二十四个堂（表）亲。打猎与钓鱼对我们来说既实际、必要又充满乐趣。

我们每个人都有枪。小学二、三年级，我们玩BB枪，到了五年级玩狩猎步枪，我和大多数的堂表亲就是从那时开始打猎的。用枪安全不是开玩笑的。其实，大人要求我们先学会拆枪、清枪与组枪，才准使用真枪实弹打猎。

如果你从小就开始打猎，对开枪就会有异于常人的认识。你十分清楚这不是在玩电动游戏，而且确实感觉到枪的威力。我的父亲与其他打猎伙伴对于自动武器和普遍被当成玩具的大型枪械的态度非常简单，「想用这种枪吗？很好！从军服役吧！」

如今我当了人母，回想过去，我发现跟这种态度一样带来深刻影响的，是家里对于打猎与枪枝的种种规定，还有不准看任何暴力电视节目的做法。我一直到十五岁才可以看辅导级的电影，所以根本不会有崇拜暴力的念头。以前没有暴力的电动游戏可玩，但可以想像现在父亲看到那些游戏会作何感想。

我深爱这段家族历史，并以此为傲。跟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我以为每个从小生长在打猎与枪枝文化中的人，也都在同样的规定下长大。但是等我再大一点，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枪枝法日益政治化与两极化，我对枪枝游说抱持更多的怀疑。当看着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从让人联想到安全计划、童军徽章与慈善飞靶锦标赛的组织，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组织。这些人怎么会自诩为我们这种家族的代表，却不制订任何负责任的持枪规范？

尽管我这么想，但家人支持枪枝游说，另一方面，我有许多朋友与同事开始抵制持有枪枝的行为。我很快地发现，我和家人或朋友圈在这个议题上没有共识。那时，我还没想到用「荒野」来描述自己因这件事而产生的寂寞感，但这样的处境在当时的确是杳无人烟的荒原，现在也是如此。

去年底，我在一场活动上跟一群人提到，我与父亲都很期待教我儿子射飞靶。一个女人表情惊恐地说，「我很惊讶你居然是枪枝爱好者。你看起来不像美国步枪协会那种人。」如果你觉得她有挑衅与针对之意，那我传达的没错。她一脸轻蔑与厌恶。

我回应，「我不确定你说『枪枝爱好者』或『美国步枪协会那种人』是什么意思。」她挺直腰杆地说，「如果你要教孩子射飞靶，我会认定你支持私人持枪和美国步枪协会。」

你看，这就是错误的二分法。

如果我赞成私人持有枪枝，就表示我支持美国步枪协会。这太荒谬了，我才不吃这一套。

在我过去二十年来研究的所有游说组织中，没有一个比美国步枪协会更懂得利用恐惧与错误的二分法观念。今日，美国步枪协会利用「他们」这个词汇来指称危险分子，强迫大众接受「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与他们一伙」的认知。允许任何人都可随时随地购买任何类型的枪枝与弹药，否则他们就会擅闯民宅、抢走你的枪、绑架你、杀害你爱的每个人，好好教训美国一顿。他们紧追在我们后面，来势汹汹。这是自从有人跟我说「如果你持有枪枝──任何枪枝──就有可能成为骇人重大枪击案中扣下板机的那个人」，这是我听过最扯的鬼话。这种观念实在错得离谱。

我告诉自己「不要抓狂」并深吸了一口气，挤出笑容说，「你这是以偏概全的假设。我的确赞成负责任的枪枝持有，但并不因为我赞成负责任的枪枝持有，就代表支持美国步枪协会。」

她显得愤怒又困惑。「但发生了这么多起学校枪击案，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支持枪枝管制。」

大姐，不要这样嘛！

「我绝对支持符合常识的枪枝法规。我相信有必要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与实施等待期。我不认为应该开放合法贩卖自动武器、大型弹盒或穿甲弹。我不支持开放携带枪枝到校园。我……」

听到这里，她快气炸了。她直言，「支持或不支持，一句话。」

由于我当时已经着手写这本书，于是我说了一辈子都这么认为，不是过于害怕，或是不知该如何开口的事情。我竭尽所能、鼓起最大的同理心，对她说，「我知道这是个棘手与令人心痛的议题，但我不觉得你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假使你要把这个议题简化成『支持或不支持枪枝，一句话』，我不打算跟你争论。这太重要了。如果你想继续聊，我乐意奉陪。但如果我们在同样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去相信彼此的看法，我不会感到意外。」

她表示要离开并夺门而出。她可能讨厌我，那一群人可能也讨厌我，或许你也讨厌我。谁知道？不是每次谈话都能像某些电影一样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聊到最后真的不欢而散，我可以接受。

我来说说为什么我能接受这个结局。我非常清楚在当下可以说些什么，好得到那群人的欢迎。我原本可以不假思索背叛自己的信仰，当一个英雄；大可彻底避免这个冲突，就算我不是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也知道那一群人全都反对枪枝，或至少不希望在这个话题上闹得不开心；我也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或是抓狂暴怒。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忠于自己。我尽力拆穿非黑即白论点的陷阱，我选择走出去，离开变成了同温层的那个房间。而我做得还不错。我尊重她，也尊重自己。

我在荒野中感到寂寞，但是没关系。我可能不受欢迎，这种感觉虽然不好受，但我维持了正直。那群人或许觉得我的回应或是乐于争论的态度背叛了他们，但最重要的是，我并未背叛自己。知道自己可以独力探索未知──知道自己可以忠于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与度过难关──就是真正的归属感。

幕僚长

多数人对于我除了研究之外，还领导四间公司，与二十五人左右的团队共事，都感到惊讶。四间公司分别是英勇领导者公司（Brave Leaders Inc.）、大胆之途（The Daring Way）、弹珠瓶商店（The Marble Jar Store）及前述三者所属的布芮尼布朗教育与研究集团（Brené Brow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Group）。公司内有负责安排我演讲活动的团队、专门经营「大胆之途」（为专业人士开设的训练课程）的团队、整合所有志工与公益工作的团队，还有负责经营商店、专责社工实习计划的数名主管、负责客户服务的人员、从事研究的多位人员、专门开发与制作数位内容的人员，以及管理集团使命与营运的核心团队。

我们的使命是「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方式，与我们在乎的人一起做我们热爱的事情，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勇敢的地方。」每次我走进办公室，都觉得自己何其幸运，可以拥有一个深信我们在做的事情与深信彼此的团队。我大部分时间都跟经营团队一起，其中包含集团的财务长查尔斯、经营策略长梅铎及总裁兼营运长苏珊。

一年多前，我被写作、演讲、教书、集团经营的例行事务及研究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于是团队在德州加尔维斯敦（Galveston）召开紧急外场会议，希望能找出方法解决这个明显难以为继的情况。史蒂夫眼看我的状况急速恶化，决定请假一同开会。他想确定事情有所转圜，他知道，请别人代理工作与放手不管，让我十分挣扎。感觉就像前一刻我是作家、有自己的部落格，突然间又成了公司的执行长与总裁。这些身分太沉重、来得太快，我在这当中迷失了。

与会者共十二人，包括团队的四位成员。会议有三大重点：

　

1. 列出我手边所有工作，明确知道哪些工作可以请别人代理。

2. 想出办法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3. 我把脑袋里所有点子、计划与策略写下来，以区分重要与不重要的事项。

　

过了快两小时，有人提议增设「幕僚长」的职位或许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听到那三个字时，脑中只想到电视影集《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里美国总统巴特利（Bartlett）的幕僚长里欧．马加瑞（Leo McGarry）。一开始我把这个提议当作玩笑，但不到几分钟，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点子值得一试，因此我也开始觉得好像有希望。讨论了半小时，团队中一位成员自愿担任这个职位，那一刻，我心中的宽慰与兴奋比这一年来感受到的还要多，甚至有些热泪盈眶。我全心投入这个主意之中，而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周遭的人通常都能感觉得到。

里欧．马加瑞：出自电视影集《白宫风云》，艾伦．索金（Aaron Sorkin）为制作人之一（一九九九至二○○六年约翰威尔斯制作公司〔John Wells Productions〕与华纳兄弟电视公司〔Warner Bros. Television〕加州伯班克出品）。

我是一个热情奔放、感情丰富的人。尽管我热爱正能量，时常捧腹大笑到流泪，但认识我的人大多会形容我十分严肃。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严肃时，感觉很受伤，之前我始终以为自己天真又古灵精怪，就像《情定巴黎》（French Kiss）中的梅格．莱恩（Meg Ryan）。最后我跟史蒂夫确认自己怪异的个性，他坚定表示，我是个善解人意又有趣的人，并不天真、也不古怪，不过总是一本正经。

像《情定巴黎》的梅格．莱恩：出自《情定巴黎》，劳伦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执导（一九九五年二十世纪褔斯影片〔20th Century Fox〕美国与英国发行）。

我的团队也跟我提过这件事，他们说，有时我沉浸在一个点子里、迫不及待想实行，让他们感觉就像走进「布芮尼风洞」，不要说站不稳，连开口说话都很难。幕僚长的职位对我就像救生圈一样，而我现在是它的主宰者。风洞开始运转。我看着大家说，「这将会改变一切。我们立刻执行，机不可失。」

我看到几位主管脸上露出一丝犹豫，但那当下从绝望中重生的感觉实在太美好，因此没有太在意他们的迟疑神情。我深吸一口气说，「要就立刻尝试，不然就假装今天过后一切都会不同，即使我们都很清楚这不会实现。」

房间安静了几秒。我把日志翻到新的一页，在最上方写下「幕僚长」，然后依序编号，开始列出可以交付给这个新员工的任务，好让自己重拾生活，就算一点点也好。我擡起头思考时，苏珊举起手。

我笑了，因为她举手不说话的动作有点好玩。我看着她说，「苏珊，什么事？」

她脸颊发红，但眼神与声音十分坚定。「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尤其是主管们，我们曾决定不再雇用新人加入团队或重新指派职位。我们承诺要放慢脚步，像小组一样充分讨论后再做出『增设幕僚长』这样的决定。」

我所期待的希望与可能性瞬间破灭。后来史蒂夫跟我说，他从没看过有人这么气馁。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苏珊看。我的失望很快转为愤怒。我还在哑口无言时，苏珊说，「我不认为只有现在立刻做决定，或是假装今天过后一切都将不同这两个选择。我们会继续讨论，直到解决为止。但我相信大家之前约定好不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的承诺。」

大家决定休息一下，我走到化妆室大哭。我觉得好累，迫切需要帮助与支持。哭了五分钟后，我深深感谢苏珊。她说得对。我不想放弃这颗万灵丹，即使我知道别人提议这个方法是在说屁话。危急的时刻需要孤注一掷的手段，而孤注一掷的手段往往狗屁不通。

我走出厕所时，苏珊在等我。我感谢她如此勇敢，她说知道目前的情况对我、我们的工作还有每个人都有害无益，需要改变。她向我保证，我们可以一起找出新的工作方式。

直到现在，苏珊依然形容那段期间是我们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对她而言，质疑我的决定就像踏上全然未知的荒野。她感到寂寞、脆弱且害怕。老实说，在那次会议上举手时，她孤立无援。就我而言，那天我意识到，我可以安心交付她任何事情。我让她晋升布芮尼．布朗教育与研究集团的总裁。如今，她负责集团业务的日常运作。她能谋善断，做得非常出色。

这次的经验也让团队了解，建立支持真正归属感的文化有多重要。如果领袖真的希望部属站出来发表意见、把握机会与推动创新，就必须建立能够带来安全感的文化，让大家不用担心发表意见就会遭到排挤，在勇敢探索未知，特立独行、对不认同的事情说实话时，也能得到支持。

我们容易低估礼貌在工作上的重要性，但最新研究显示，不讲理的行为有可能在团队与组织中造成严重伤害。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克莉丝汀．波拉斯（Christine Porath）在论文中写道，「不讲理的态度可以破坏一个团队、瓦解合作、撕裂成员的心理安全感及损害团队的效能。轻蔑与贬视的评论、辱骂及其他无礼的行为，会削弱信心、降低信任感与侵蚀乐于助人的心。」她引述自己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指出，强制实行礼貌的准则可促进团队的工作表现与效能。

「不讲理的态度可以破坏一个团队……」：出自克莉丝汀．波拉斯〈无礼如何破坏合作关系〉（How Rudeness Stops People from Working Together），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刊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org/2017/01/how-rudeness-stops-people-from-working-together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西雅图海鹰队总教练皮特．卡罗尔：出自作者与皮特．卡罗尔在二○一七年五月十日进行的访谈。

进行这项研究时，我有机会访问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西雅图海鹰队（Seattle Seahawks）总教练皮特．卡罗尔（Pete Carroll）。我问到建立真实归属感的组织文化有哪些挑战时，他提出了对于勇敢领导力的深刻见解：

　

毫无疑问，营造「合群」的文化比较容易。你只要设定标准与规范，「要嘛做事，要嘛就闭嘴。」但这么一来，你会错失真正的机会，尤其是帮助团队成员找到目标的机会。当你推动「合群的文化」，会错失帮助别人找到个人动力的机会。带领别人寻找真正的归属感，就是在营造推崇独特性的文化。领袖应该要了解下属所尽的最大努力。身为领导者，我的职责是挖掘他们独特的天赋或贡献。有能力的领袖可以引导下属深刻地相信自己。

　

言语攻击

有时候，尊重与宽容是礼貌的表现。最近我与哈莉特．勒纳（Harriet Lerner）博士一同在线上课程指导学员，如何真诚地道歉与接受他人的道歉。这个课程实在太棒了。我想应该透过欧威尔式注16的电视台播放关于道歉的课程，让全国民众都能学习这些技巧，因为大家都需要！

在哈莉特邀请我练习倾听与道歉，而非推卸责任与找借口的过程中发现，我武装自己时，宁愿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愿维持与对方的关系。我想要赢。我喜欢对方错自己对的感觉。

当我们感觉身处敌人地盘与遭到攻击时，证明自己正确的需求会变得强烈。这种现象在文化上有个例子，那就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此概念的发展就跟一直以来的讨论一样疯狂与失控。讲到这里，这个词汇一定引起不少疑惑，我想来谈谈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

有鉴于对非人化的了解，我认为包容性语言极为重要，绝对值得努力推行，而且是促成礼貌的一种机制。谈到关于运动队伍的名称等重大政治议题，我们通常会选边站，并忽略跟包容性语言一样逐渐不受重视的常见情况。举例来说，假设你被诊断出焦虑症，而你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你偷听到医生说，「是啊！我下午两点有一位焦虑症，然后下班前还要看那个注意力缺乏症的孩子。」包容性语言的拥护者肯定会说，你的病症不等于你；你是患有焦虑症的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没有人想被贬视。

然而，推行包容性语言运动的难处在于，人们会把正确的语言当作羞辱或轻视他人的武器。这个现象在我的研究中一再出现。有心人士甚至会透过礼貌的手段来攻击别人。下面分享几则故事。

第一则故事出自年近三十的男人，他与我分享从洛杉矶开车到纽波特海滩（Newport Beach）探望双亲的故事。他说那天早上开车途中，跟自己约定要对父亲更有耐性与宽容。他们处不来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下午抵达父母的住处，在厨房与父亲闲聊时问到，「你们的新邻居人怎么样？」

他父亲说，「我们真的很喜欢他们。请他们来家里吃晚餐好几次，现在变成朋友了。下礼拜他们要请我们吃晚餐。他们是东方人（Oriental），女主人会包她的私房水饺，所以你妈很期待。」

那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狠狠批了父亲一顿。「东方人？天啊，老爸！你在开玩笑吗？你有种族歧视吗？」

父亲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又继续骂。「『东方人』的说法是种族歧视！你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吗？没有一个国家叫作『东方』。你太丢脸了！」

父亲没有说话，而是头低低地站着。等到他终于擡起头来看着儿子时，眼眶满是泪水。「儿子，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才让你这么生气。我没有一件事做得好。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你都不满意。」

厨房里一片沉默。

然后，他的父亲说，「我愿意待在这里，听你说我有多混蛋，可是我要载那个我应该要讨厌的邻居到医院，她要去接刚动完白内障手术的先生回家。她不会开车，他先生今天早上是搭计程车去的。」

访谈过程中，那个男人告诉我，当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说什么，所以就先离开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时我正在教授从羞愧中复原的半天课程（说来真是讽刺），观众席大约有两百个人。到了中午，短暂休息了一下。我正要看笔记时，一个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说不出今天早上你有多伤我的心。」

我很是惊讶。时间开始慢了下来，我的视线变得狭窄──这是我感到羞愧时会有的反应。我还来不及开口，她又说，「你的研究改变了我的生活。你拯救了我的婚姻，带给我的孩子许多有益的影响。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你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导师。但是，上了十五分钟的课后，我发现你是反犹太主义者。我那么信任你，而你居然是个骗子。」

羞愧的风暴冷不防地排山倒海而来。恶梦成真。

我只能勉强吐出几个字，「我不懂。」

她说，「刚才在故事里，妳用了『gypped』这个字。」

我还是摸不着头绪，又说了一次，「我不懂。」

她开始大声起来。「gypped，gypped，gypped！你不知道吗？你怎么拼gypped这个字？」

那是个诡异的问题，但我当时陷在羞愧的洞里太深，以致无法说出「我明白你真的很生气，我们好好谈一谈」这种有帮助的话。我停顿了一会儿，在心里默念那个字，搜索拼法跟她所说的有那么一点接近的单字。我能想到的只有JIF花生酱（还真是不意外）。我说，「呃……J–I–P–P–E–D。」

她大喊，「不对！世界上没有一个单字拼作J–I–P–P–E–D。那个字是G–Y–P–P–E–D，就像『gypsy』（吉普赛人）一样。这是贬低吉普赛人的反犹太词汇。」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脑袋一团混乱。这是真相倾巢而出但我无力抵挡的恶梦吗？我真的讨厌吉普赛人？难道我其实是一个追求政治正确，对吉普赛人恨之入骨的社会工作者？

不，我不知道。我没有头绪。

我猜我的表情告诉她，我没有说谎，因为她说，「噢我的天，你不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对吗？」

这时我流下了眼泪。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跟你道歉。」我如此解释。

她给我一个拥抱，然后我们聊了几分钟。休息时间结束后，我向大家解释我刚刚学到的事情，并为自己使用那个词汇道歉。但其实，那天下午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复。

对于前面提到探望父亲的那个男人而言，其实他只需要说，「老爸，你知道的，现在大家都不说『东方人』了。语言变化很快，我以为我跟你说过这件事。」如果他想展现同理心，他可以说，「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在学习。」

假使我的研究真的对那个女人如此重要，她可以从更宽容的角度来解读我的行为。她可以说，「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但『gypped』是一个根据伤人的刻板印象来贬低吉普赛人的词汇。」这么一来，我会充满感激而不是感到羞愧。

我不认识你，但我想知道我说的话是否有伤到你。我希望我的言词是和善而且经过大脑的，因为我深刻意识到言语的重要性。说这些话你会觉得尴尬吗？会的。必须让别人知道他们说的话伤害了你，是否令人沮丧？是的。谈论这些问题，需不需勇敢做自己？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脆弱，而如果我们用言语来攻击别人，是很难做到这件事的。

勇敢面对

要向狗屁说真话与练习当一个有礼貌的人，我们需要先了解自己，还有了解哪些行为和问题驱使我们说屁话或不讲理。回顾「BRAVING」原则与信任的清单，可以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底线：哪些事可以讨论？哪些不能？发现自己讲屁话时，如何设定底线？

2. 可靠：胡说八道的行为是放弃别人对你的信赖。如果我们经常鬼扯，便很难相信别人，也很难得到他人的信任。

3. 究责：如何让自己与别人负起责任，少说屁话、多说真相？少一点情绪失控、多一点礼貌？

4. 守密：礼貌的行为尊重隐私。屁话视真相为无物，会开启触犯隐私的大门。

5. 人品：面对屁话，我们如何保持正直？情绪激动时，如何停下脚步，跟对方说，「你知道吗？我不确定这个对话有没有帮助」或「我需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6. 理性：如何不批评而是跟对方说，「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件事。请告诉我你知道的，还有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一点也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避免陷入「不是赢、就是输」的迷思，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连结？

7. 包容：我们可以对周遭的人做最宽容的假设是什么？如果希望成为更善解人意与更宽容的人，需要设定哪些底线？

　

我知道，向狗屁说真话与当个有礼貌的人听来互相矛盾，但这两件事都是真正的归属感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荣格曾写下：「唯有领悟悖论，我们才有可能体会生命的圆满。」人类是复杂的生物，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努力不被贴标签，不被冠上不符合真实自我的刻板印象与特色描述。然而，如果我们不勇敢做自己与表达意见，如果因为当下的情况被迫成为我们不认同的那种人，便会永远失去连结与缺乏归属感。当我们愿意冒险探索未知、甚至做真正的自己时，才能体会自己，体会真正的自我以及最重要的事物之间最深刻的连结。

「唯有领悟悖论，我们才有可能体会生命的圆满」：出自卡尔．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作于一九五三年）， 由赫柏．瑞德（Herbert Read）、麦可．福特汉姆（Micahel Fordham）与杰哈德．阿德勒（Gerhard Adler）合编，理查．法兰西斯．凯灵顿．霍尔（Richard Francis Carrington Hull，R.F.C. Hull）翻译，刊于《卡尔．荣格文集》（C.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第二版第4册（一九六九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纽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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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面临心灵危机，而且若想练习拥有真正的归属感，关键在于相信人类彼此密不可分。这种连结──在你我、还有世上其他人之间流动的灵性──是切不断的；然而，我们对于连结的信念一再受到考验与阻绝。如果我们不再相信有一股力量可以超越所有人，有一种连结源自于爱与恻隐之心，我们会更容易固守舒适圈、与他人对立及憎恨彼此、忍受屁话、贬低他人，讽刺的是，始终无法踏上真实归属感的未知之地。

虽然有违常理，但对于人际连结密不可分的信念，是我们在寻找真实归属感的未知荒野中，最能不断提供勇气的来源。当我知道，尽管面对阻碍与批评，我与他人之间依然有无法断绝的连结，我就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我们不相信连结的存在，便会对孤立的未知荒野感到却步，继续待在所属的阵营与同温层里。

目前的情势固然棘手，但削弱我们对于人际连结紧密的信念，使我们难以遵守与他人在心灵承诺的，不只是对立的文化，还有日常生活的需求。人类很棒，有时也很难搞。我最爱卡通《史努比》（Peanuts）的一个片段是莱纳斯（Linus）大叫「我爱人类……让我受不了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或许艰难无比，周遭的人有可能把我们逼到精神濒临崩溃、顾不得礼貌的地步。

「我爱人类……让我受不了的是人！」：http://www.gocomics.com/peanuts/1959/11/12/

改变外在不如修炼内心

我爱死了佩玛．丘卓（Pema Chödrön）在这个主题上的讲示〈糟糕的世界〉（Lousy World）。演说中，丘卓利用印度僧侣寂天（Shantideva）的训诫，对人们时常感到恼火与失望的现象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比喻。这段话出自一部影片，我将她所说的话抄写并加以编辑，方便阅读。接受真正的自我，这个道理既觉得熟悉又真实地令人难受。

丘卓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这个糟糕的世界、糟糕的人、糟糕的政府，一切都糟糕到不行……糟糕的天气……糟糕的等等等。我们被这些东西气疯了。这里太热；那里太冷；我不喜欢这个气味；前面的人太高；旁边的人太胖；那个人喷香水，让我鼻子过敏……全叫人受不了！

就像赤脚走在炙热的沙滩、布满碎玻璃的地板或荆棘丛生的原野上。你的双脚赤裸、毫无防备，你说，「这太困难了。这让我好痛，沙滩太烫、玻璃太尖锐、荆棘太刺……我受不了了。」但你想到一个好点子！你将皮革铺在地上，这样双脚就不会再受伤了。

无论走到哪里都在地上舖皮革以保护双脚，这种心态就像「我要摆脱她和他。我要让气温恢复正常，我不准任何人喷香水，这样就不会有令我心烦的事了。我要摆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让我烦躁的所有事物，包括蚊子在内，然后，我就会变得非常快乐和满足」。

她停顿一下。

我们觉得很好笑，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面对事情的方式。我们以为，如果可以单纯地摆脱一切或是舖上皮革，痛苦就会消失。这么做当然有效，因为我们的双脚不会再受到伤害。这在逻辑上行得通，可不是吗？但是，这一点意义也没有。寂天菩萨曾说，「你只需要用皮革包裹双脚。」换句话说，你穿上鞋子，就可以走过炙热的沙滩、尖锐的碎玻璃地与荆棘丛生的原野，没有事情会令你心烦。因此当中的寓意是，如果你修炼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改变外在事物，就能得到平静。

　

佩玛．丘卓讲示〈糟糕的世界〉：youtube.com/watch?v=buTrsK_ZkvA

那么，假使我们喜爱人类，但是经常被别人惹毛，却又不能用皮革遮盖所有不喜欢的事物，那要如何在心中培养人际连结密不可分的信念呢？从研究中浮现的答案令我感到震惊。参与集体的喜悦与痛苦的时刻，实际见证人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连结。拥有强烈真实归属感的男女，会与陌生人共度喜悦与痛苦的时刻，借此维持这样的信念。简单来说，我们必须把握不可多得的时刻，必须亲眼目睹人与人培养感情和相处愉快的时光，才能相信这种连结真的存在，而且大家都做得到。

虽然默默观察人与人建立连结的时刻，不是我熟悉的研究概念，但探究其意义与实践的过程，比在生涯中从事过的其他研究更有趣。了解在真实生活中如何实践的同时，我发觉自己其实相当擅长这件事。在这项研究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重视与别人共度的时刻。为什么我会刻意上教堂，与不同信念的人，还有那些我经常想痛扁一顿的人一起领圣餐、行平安礼与唱诗歌；为什么第一次带孩子去看爱尔兰摇滚乐团U2的演唱会时，听到我最爱的歌曲会激动落泪，还有为什么他们当时会握着我的手、安慰我；为什么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战歌总是能振奋精神，让我情不自禁比出「牛角注17」的手势；又为什么我会跟孩子说，参加葬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当你在场时，别人会看到你有出席。你参与其中。你唱每一首歌、念每一句祈祷文，即便你不懂那种语言或不信奉那个宗教。

我一直都知道这些时刻对我如此重要，因为与我心灵上的幸福有所连结，让我在从事令人挫败与困难的研究时，能够保有爱与人性。之前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懂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集体的喜悦与痛苦的经验是什么样子。

未来的路上你绝不孤单

几年前，我看到TED总裁暨策展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推特上发布一则短文：

　

足球与宗教画上等号的时刻。令人动容的澳洲版〈未来的路上你绝不孤单〉。

　

这则短文附上YouTube影片的连结，那是九万五千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乐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澳洲球迷，在墨尔本板球场（Melbourne Cricket Ground）齐声高歌的画面。在两分钟里，我看到全场的利物浦球迷一边声嘶力竭地唱着队歌，一边高举印有队徽的红色围巾，许多人泪流满面。

TED总裁暨策展人克里斯．安德森的推特贴文：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twitter.com/TEDchris/status/360066989420584960

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澳洲球迷：〈九万五千名利物浦球迷〉（95,000 Liverpool Fans），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youtube.com/watch?v=F_PydJHicUk

我看着看着，竟然也想流泪。从这部影片有六百万点阅率来看，你可以确定，不只利物浦的球迷，就连其他球队的球迷看到这个场面也不禁热泪盈眶，全身起鸡皮疙瘩。事实上，影片在YouTube的第一个留言来自一位名叫「曼联注18球迷普雷兹（Prez）」的用户（曼联是利物浦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他的评论只写了：「肃然起敬。」

不论我们支持哪一队，集体喜悦的力量都能超越歧异。

隔天，我就和史蒂夫说好，之后要多花点时间看足球（德州各地的比赛）、欣赏现场音乐演出与舞台剧。身处于YouTube的时代，我开始遗忘亲自现场看表演是什么感觉了。身历其境比在家里看电视的感受要强烈太多了。

打电话到巴吞鲁日（Baton Rouge）

如果你与我在差不多的年代出生，而且在我熟悉的德州长大，有两个名字肯定会让你会心一笑，让过往回忆全涌上心头：乔治．史崔特注19（George Strait）与葛斯．布鲁克斯注20（Garth Brooks）。当我与两个妹妹艾希莉和芭瑞特回想成长过程时，像是前男友、最快乐与难过的时光、得用老虎钳夹住才能拉上拉链的超紧牛仔裤，还有恨天高的卷翘蓬发，都会想起史崔特与布鲁克斯的歌声。每个故事都有一首歌，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他唱我们最爱的歌曲：出自丹尼斯．林道（Dennis Linde）所作〈打电话到巴吞鲁日〉（一九七八年发行），葛斯．布鲁克斯演唱，收录于专辑《支离破碎》（In Pieces）（一九九四年自由唱片〔Liberty Records〕加州好莱坞发行）。

去年，我、史蒂夫、艾希莉、芭瑞特与法兰基（芭瑞特的先生）到圣安东尼奥和好友朗道及迈尔斯碰面，一起去看布鲁克斯与翠莎．伊尔伍德注21（Trisha Yearwood）的演唱会。这次的经验特别有趣，因为朗道与布鲁克斯一起工作多年，我们得以在演唱会开始前到后台探班，而他们就跟想像中一样淳朴亲切。那天的演唱会棒呆了，我们知道每一首歌的歌词，任何一个看过布鲁克斯演唱会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表演者。最难忘的就是他唱我们最爱的歌曲〈打电话到巴吞鲁日〉（Callin’ Baton Rouge）。当时并不知道朗道全程录下我们听到那首歌的反应。我现在看那段影片还是会感动到哭。

过了三、四个月，有一次我正开车载着两个妹妹和外甥女，我转头对芭瑞特说，「我们来听〈打电话到巴吞鲁日〉吧！」

芭瑞特六岁大的女儿盖比说，「不要！我想听第一首！我想听我们每天都在唱的那首歌。」

芭瑞特笑说，「打电话到巴吞鲁日就是第一首。」

我和妹妹都坦承自己从那次演唱会后，一直在听这首歌。演唱会之前，我们三个人都有那张唱片，但唯有经历那个喜悦与连结交织的时刻之后，我们才开始每天照三餐听那首歌。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那首歌带我们回到特别的时刻。如果你看到朗道录下的画面，会发现只有纯真的爱可以形容：对音乐、对共度的时光与彼此的爱。影片中，我们姐妹三人揽着彼此、手牵着手，扯着嗓子高声唱着：

　

接线员，快帮我接通电话，

我要打到巴吞鲁日说情话。

　

举起魔杖

大家都知道我是《哈利波特》迷。我的女儿艾伦从小看这部小说长大，每次《哈利波特》的新书上市与电影上映时，我们总是第一个跑去排队。二○○九年，我们参加《哈利波特6：混血王子的背叛》（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首映会。会场中，许多人的脖子围上葛莱分多学院（Gryffindor）的围巾，额头用眼线笔画上哈利波特的闪电疤痕，身穿印有「keep calm and carry a wand」（保持冷静，带着魔杖）斗大字样的T恤。

我们参加首映会：《哈利波特6：混血王子的背叛》，大卫．叶慈（David Yates）执导（二○○九年盛日影业〔Heyday Films〕英国与美国发行）。

遗憾的是，当电影接近尾声时，睿智且忠厚的领袖邓不利多（Dumbledore）遭到杀害。有一幕，哈利跪在他身旁，留下悲痛的泪水。邓不利多是霍格华兹魔法与巫术学院（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的校长，对哈利而言是一位有如父亲般的长辈、恩师与守护者。即使你从未看过这部小说或电影，对这种场景一定不陌生：年幼的主角失去了像父母般谆谆教导他／她的人。这是在许多伟大故事的转折点中必要的元素，也是约瑟夫．坎伯所谓的「英雄旅程」的关键。

约瑟夫．坎伯所谓的「英雄旅程」：出自约瑟夫．坎伯与比尔．莫耶斯合著的《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一九九一年锚版图书〔Anchor Books〕纽约出版）。

一群学生与教授聚集在邓不利多的尸体旁，这时天空逐渐浮现一张黑暗与邪恶的脸孔。那是杀死邓不利多的凶手佛地魔（Voldemort）。哈利把手放在邓不利多的胸口不停哭泣时，邓不利多的挚友兼同事麦教授（McGonagall，由玛姬．史密斯〔Dame Maggie Smith〕精湛演出）举起魔杖指向天空。魔杖的尖端射出一道光束。学生与教授也相继举起手中的魔杖，射出一道道光束，点亮阴沉诡谲的天空。

那一刻在休士顿的电影院里，一个远离霍格华兹魔法与巫术学院的宇宙，我环顾四周，发现两百个陌生人几乎都泪流满面，并且高举着手，将想像中的魔杖指向天空。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光明。是的，我们知道《哈利波特》是虚构的，但那股集体的光明力量是真实且强大的。面对仇恨、偏执、残酷与那片黑暗天空所代表的一切危机，我们团结一心，变得更加强大。

FM 1960公路上的那些人

我确切知道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那天我人在哪里。当时我开车行经休士顿交通繁忙的四线道公路FM 1960高速公路，那条公路靠近我念高中时居住的克兰（Klein）郊区。我记得经过一个交叉路口时，看到几辆车突然停在路肩，而有几辆车就直接在线道中央停了下来。我第一个念头是，后面一定有消防车或救护车。我降低车速缓慢前进，但再查看侧后视镜、后照镜，伸长脖子往后一瞧，完全没看到警消或救护车的灯光。

我缓慢经过一台停在路肩的皮卡车，瞄了驾驶座一眼，看到一个男人掩面趴在方向盘上。我心想，战争开打了。我把车子停在他前方，才刚转开收音机就听到播音员说，「再次播报，挑战者号太空梭（Challenger）爆炸了。」

不，不，不，不会的。我开始哭泣。更多人把车停在路边。一些人甚至下了车。仿佛大家都渴望与别人一起见证这出悲剧，不想独自面对这件事。

对生活在休士顿的我们而言，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不只是太空探索的希望灯塔，也是朋友与邻居工作的地方。那些罹难者是我们的同胞。克莉丝塔．麦考莉芙（Christa McAuliffe）原本会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教师。每个地方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同胞。

过了五到十分钟，人们陆续开车回到高速公路上。但是，他们缓缓将车驶入车流时，都开了大灯。广播并没有指示大家，「如果你在开车，请开启大灯」。然而，我们本能地知道，大家都是这悲伤车阵中的一分子。我不认识这些人，连跟他们说一句话都没有，但如果你问挑战者号太空梭发生灾难时我人在哪里，我会回答：「悲剧发生时，我与我的同胞──当时在FM 1960高速公路上的那些人──在一起。」

选择去爱

我们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他们的孩子也上小学一年级。那股痛苦、震惊与恐惧无边无际。我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陪伴彼此。我们齐聚一堂，不是为了理解远在他方的那间学校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想理解。我们坐着默默哭泣，我与社区的一群妈妈、一些朋友和一些陌生人觉得我们有必要聚在一起。那天是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岁的亚当．蓝札（Adam Lanza）在美国康乃狄克州新镇的桑迪胡克小学，射杀了二十名六、七岁的学童及六名教职员。

我记得当时在想，或许世界上所有的妈妈为新镇的那些家长虔诚地跪拜祈祷，就能带走一些痛苦。我们可以替他们分担伤痛。我愿意这么做。我们不能想办法帮他们分担一些痛苦吗？我愿意尽一分力，即使这样会为我的生命增添悲伤。

那天，我与朋友并不急着成立募款基金。我们没有冲到孩子就读学校的校长室，心急气愤地要求校方加强校园安全，也没有打电话向议员求助或是在脸书上发布贴文。这些事我们之后才做。枪击案发生的隔天，就只是一起坐着，沉默不语，只有偶尔划破寂静的悲泣声。我们沉浸在共同的痛苦与恐惧中，得到了抚慰。

独自一人面对不断报导的悲剧，看着二十四小时无止尽的新闻或网路上不计其数的文章，是让恐慌悄悄占据内心并种下二度创伤根源最快的方式。那场屠杀的隔天，我选择与朋友一起哭泣，然后到教堂与陌生人一同哀悼。

当时，我还不知道二○一七年有机会到新镇复原力中心（Resiliency Center of Newtown）演讲，与一群桑迪胡克小学受害者的家属坐着聊天。从我的研究与那天晚上在新镇的座谈会中，我明白一件事：太少人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一起面对痛苦。更糟的是，我们显露不安的方式，可能会伤害别人、使他们更加孤立。我开始相信，亲身实地与陌生人一同哭泣，或许可以拯救世界。

当你进入新镇之前，会看到一个告示牌写着：「我们是桑迪胡克小学。我们选择去爱。」与社区其他的妈妈坐在房间里哭泣的那天，我并不确定我们在做什么或为何这么做。如今，我相当确定我们是在为选择爱这件事尽一份棉薄之力。

密不可分的连结

这些集体喜悦与痛苦的例子，都是神圣的经验。反映了深刻的人性，因此能超越所有人的歧异、激发我们的天性。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面与可能性。我们需要与陌生人共度的这些时刻来提醒自己，尽管在社群媒体或真实生活中讨厌某个人，我们依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不一定得是与几千名陌生人共处的重大时刻。即便只是在两个小时的航班上，与邻座旅客短暂谈话，也能让我们体会密不可分的连结。

问题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要参与更多这样的时刻。我们显然需要这种经验。然而，投入共同的喜悦与痛苦之中，会让自己容易受伤。因此，我们武装自己：听演唱会时将手插口袋；在舞会中只身站在角落翻白眼；或是搭火车时宁可戴上耳机听音乐，也不愿意认识邻座的旅客。

我们需要把握与感激这些人与人之间擦出火花的时刻，原因在于假如你走到墨尔本（Melbourne）的足球场上，要求观众停止唱利物浦的队歌、开始谈论「英国脱欧」（Brexit）的议题，那你就有麻烦了；如果你打开电影院的灯，请《哈利波特》迷及他们的父母，谈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与在家自学的优缺点，佛地魔变得都不恐怖了。

假如让挑战者号爆炸那天FM 1960高速公路上的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齐聚一堂，问他们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在国防、社会福利制度或太空探索上，你觉得大家会互相拥抱与加油打气吗？假如在布鲁克斯的演唱会上问歌迷对于政治有何看法，充满歌声的同乐可能会变成尖声叫骂的竞技场。以上这些情境很可能会促使人们断绝关系，更加深彼此的猜测与成见。

但是，我们越是愿意在真实生活中，亲自创造共同的喜悦时刻与体会共同的痛苦时，就越难否定人际连结的存在，即便是与我们强烈不合的人。那些与别人感受共同情感的时刻，不只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人性的真实面。

我们为了连结而生。但关键是，在任何时候，这种连结不得有半分虚假。

神圣的感受

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他一九一二年所出版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中提出了「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一词。涂尔干当时正在研究他起初在宗教仪式中见识到的一种魔力。他解释，集体欢腾是一种形成连结的经验、共有的情感，以及我们属于超越所有人的力量的一部分时所产生的「神圣感受」。他也主张，在集体欢腾的经验中，人们的焦点会从自我转移到团体。

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艾弥尔．涂尔干所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九一二年出版），约瑟夫．华德．史旺斯（Joseph Ward Swains）翻译（一九一五年出版），创意空间独立出版社（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二○一六年再版。

研究人员席拉．盖布里欧（Shira Gabriel）、珍妮佛．瓦伦提（Jennifer Valenti）、克莉丝汀．纳拉刚–甘尼（Kristin Naragon-Gainey）与亚莉安娜．杨（Ariana Young）不久前设计与验证了一个方法，可以衡量共同集会（collective assembly，他们如此称呼这种经验）如何影响我们。他们发现，这些经验可让生活充满意义、更多的正向情绪与社会连结，并减少寂寞感，这些全是健康、快乐生活的必要元素。

共同集会的经验：出自席拉．盖布里欧、珍妮佛．瓦伦提、克莉丝汀．纳拉刚–甘尼与亚莉安娜．杨合著〈共同集会的心理重要性：欢腾集会倾向衡量方法的发展与验证〉（The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ssembl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Tendency for Effervescent Assembly Measure〔TEAM〕），收录于二○一七年《心理鉴衡期刊》（Psychological Assessment），DOI：doi:10.1037/pas0000434

让生活充满「意义、更多的正向情绪……」：出处同上。

「跟共同集会的概念一致……」：出处同上。

他们在二○一七年的论文中写道，「研究的结果，共同集会不只是跟人们齐聚一堂欣赏比赛、演唱会或歌剧以抽离日常生活的概念一致，让人有机会去感受与某种超越自我的力量有所连结，也能体会喜悦、社会连结、意义与平静。长久以来，共同集会一直是人性经验的一部分，目前的研究也开始量化其带来的重要心理助益。」这种经验似乎有残留效应──实际的经历之后，社会连结与幸福感会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

这篇论文的首席研究员席拉．盖布里欧在念研究所时，因疯迷费西合唱团（Phish），首度接触集体欢腾的概念，这点让我很是惊喜。我的弟弟是死之华乐团（Grateful Dead）的死忠乐迷，也热爱费西合唱团，因此我对她的经历非常有共鸣。盖布里欧与研究团队深入探究习俗、朝圣与节日，为何在早期宗教文化中极其重要，以及为什么今日人们依然喜欢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观看运动赛事与欣赏演唱会。答案是，我们希望生活能有更多意义与连结。

根据我与研究参与者的访谈，音乐最能够引发集体的快乐与痛苦。它经常是团体灵修、庆典、葬礼与示威活动的核心。自二○一二年我在波特兰（Portland）世界高峰会（World Domination Summit）上带动一千名观众哼唱歌曲之后，我从未怀疑过音乐是集体喜悦最有力的形式。直到现在，我仍然会收到那天在现场的与会者寄来的电子邮件。最近有一封邮件贴切描述了那次活动后大多数与我联络的人的感受：「我试图解释那天的感觉，但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那实在不可思议。」

与你同在

现在只有神圣的力量能够让人们专心倾听。神圣的工作不是追求完美或成就美好；而是创造归属，也就是与神同在的感受，以及透过归属温和地牵引他人与神同在的感受……。无关乎与遥远的神建立连结，而是领悟我们早已存在神的心中。

──爱尔兰诗人约翰．欧唐纳修（John O’Donohue）

　

「只有神圣的力量能够让人们专心倾听……」：出自约翰．欧唐纳修〈破晓之前我招来你：牧师身分的省思〉（Before the Dawn I Begot You: Reflections on Priestly Identity），《犁》（The Furrow），第57卷第9 期（二○○六年九月）第471页。

就在最近，我到德州一个小镇的教堂参加好友萝拉的父亲的葬礼。外厅里没有唱诗班或钢琴，只有几百个人坐在折叠椅上，透过投影机与电脑萤幕观看主教堂里举行的悼念仪式。当我们起身唱诵他（与我）最爱的圣歌〈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时，我有点怀疑两百多个陌生人，要如何在大厅里清唱一首古老的圣歌。但是，大家做到了，那是一次神圣的经验。

〈你真伟大〉：卡尔．古斯塔夫．鲍伯格（Carl Gustav Boberg）所作〈你真伟大〉，史都华．海因（Stuart K. Hine）翻译，基督教圣歌，一八八五年。

萝拉的父亲是镇上无人不知的英雄。而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一定会喜欢我们难听的歌声以及诚挚的心意。神经学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写道，「音乐在艺术中独一无二，没有形体，而且情感深刻……音乐可以直接穿透人心且不需要媒介。」

「音乐在艺术中独一无二……」：出自奥利佛．萨克斯《脑袋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暂译，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修订扩增版（二○○七年，蓝灯书屋纽约出版）。

事实上，葬礼是集体痛苦最显著的例子。在我针对信任所做的研究中，葬礼出乎意料地扮演重要角色。我请参与者举出三到五种会让他们更加信任朋友、家人与同事的行为，葬礼往往排在前三名。葬礼是大事，出席葬礼很重要，不仅是对已故者的亲友意义重大，对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我们齐聚一堂，以任何方式庆祝生命的结束所感受到的集体痛苦（有时还有喜悦），或许是最能凸显人际连结密不可分的经验。死亡、失去与哀伤之前，人人平等。

我的阿姨贝蒂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去世了。一想到她，我就会想起欢笑、露营、在努埃西斯河（Nueces River）里游泳、开车到她开在德州宏都（Hondo）的牧场，还有我们彼此绝不谈论政治的默契。我还想到快七岁的时候，曾经哀求她让我进去「牌房」，在那里，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表哥和表姐会大声嘻笑怒骂、抽烟与玩ROOK（我们最爱玩的纸牌游戏）。我只能待在「儿童房」，无聊得要命。她捧起我的脸说，「我不能让你进去。相信我，你不会想看那里面的东西。没什么好看的。」

比起替她办丧礼，贝蒂则是希望全家人齐聚在表哥丹尼的后院里，每家带一道菜，烤肉同乐。她只要我们开心地在一起。丹尼带我们祷告，大家闲聊过往的趣事，纳森一边弹吉他，黛安娜一边唱着〈圣母颂〉（Ave Maria）。那是在德州丘陵区（Texas Hill Country）三十二度高温的天气下，盛夏时节，蝉鸣阵阵，几乎听不到说故事与音乐的声音。当时我一直在想，这正是人活着的意义。

这种人性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脸书营运长雪柔．桑德伯格注22（Sheryl Sandberg）与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于二○一七年共同推出的巨作《拥抱B选项》（Option B）中，桑德伯格描述一段关于集体痛苦、令人痛彻心扉的故事。她的先生大维（Dave）在度假时意外去世。他们的两个孩子分别就读小学二年级与四年级。她写道，「我们抵达墓地后，孩子一下车就瘫软在地，无法跨步向前。我躺在草地上抱着哭泣的孩子。他们的堂表亲纷纷过来和我们躺在一起，大家哭成一团，大人伸出手臂扶着孩子，希望他们不要太伤心，但没什么用。」

「我们抵达墓地后……」及后续引述：雪柔．桑德伯格与亚当．格兰特，《拥抱B选项：面对人生无法避免的失去与伤痛，我们仍可以锻炼韧性，重新发现幸福》（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二○一七年阿尔佛莱德．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纽约出版）。

桑德伯格对孩子说，「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二糟糕的时刻。之前我们已经熬过了最糟糕的，这次也一样可以。从现在开始，情况只会越来越好。」接着，她开始唱起从小就会唱的歌曲〈赐予平安〉（Oseh Shalom）。她写道，「我不记得当时怎么会想要唱歌，或为什么选这首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犹太丧礼祈祷文〈神圣祈祷〉（Kaddish）的最后一行，也许是因为这样，旋律才从脑海中涌现。不久，所有大人与小孩都跟着唱，哭声停止了。」

集体痛苦的经历不会让我们摆脱哀痛或悲伤；这是一种同在的经验。这些时刻提醒我们在黑暗中并不孤单，还有破碎的心从一开始就与每一个悲伤的心灵连结在一起。

同仇敌忾的亲密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朋友的沙发上摆了写着，「如果你说不出好话，就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枕头时，忍不住噗哧一笑。让我暂时脱下「和善研究员」的帽子，问几个直接的问题：有没有比说人是非还要更快、更容易与陌生人变成朋友的方式？有没有任何事比与某个人一起冷嘲热讽、讲八卦、说三道四的感觉还爽快？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事后通常会感觉很糟，但我们不能否认在嚼舌根的当下有多过瘾。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抗拒、总能见效且超级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与任何人建立关系。天啊！这么做可能会很有趣。

「如果你说不出好话，就过来坐在我旁边」：这句引文有各种形式，一般认为出自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可参阅quoteinvestigator.com/category/alice-roosevelt-longworth/

不过，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枕头上的那句话。我们借由批评与嘲讽他人所建立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连结，如同刚才提到的例子。不幸地，这么做所导致的痛苦，却是真实的痛苦。建立在冷嘲热讽之上的连结跟行为本身一样，毫无价值。

我研究羞耻感时所进行的访谈中，许多受访者提及，无意中听到别人谈论自己时会觉得很难受，或者发现别人口中的「流言蜚语」是关于自己时会感到羞耻。这实在令人痛心，因此我开始练习不说八卦。起初，这么做让我觉得孤单，但也让我痛苦地学到了一些东西。只过了几个星期我便发现，有几段以为是真正友谊的人际关系，原来完全是以说闲话为基础。一旦不说，我和对方就没有共通点，彼此也无话可说。

如果将焦点从个人生活转移到现今所处的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文化上，我认为，那些一起坐着聊八卦的人们，通常与我们并没有紧密的连结或深刻的社群意识。我们只是在跟讨厌相同对象的人一起鬼混。那不是连结。是「你不跟我们一伙，就是与我们为敌。」那是同仇敌忾的亲密。我不是真的了解你，也没有认真经营我们的关系，但我喜欢我们都讨厌相同的人、鄙视相同的看法这件事。

同仇敌忾的亲密是虚假的连结，与真正的归属感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与别人的连结纯粹来自于讨厌相同的人，那么感受到的亲密往往更强烈，立刻获得满足，而且能轻易发泄怒气与痛苦。然而，这不是促成真实连结的动力。这种动力炽热滚烫、燃烧迅速，且会留下受到污染的情绪。如果我们有自觉，就会发现这种亲密也会在事后反省时感到懊悔。我真的有跟他们一起说闲话吗？那种行为对我们有帮助吗？我是否真的做了我讨厌别人做的那种行为？

我明白，这些时刻是不可掌握而且有害。我经常想要躲起来，想待在同温层里，但这么做于事无补。我们也许因为相同的政治或社会信仰与意识形态聚在一起，但在这个同温层里依然孤独。更糟的是，我们不断监视自己。挑战所属阵营的意见或看法所引起反弹的威胁逐渐逼近，使我们持续处于焦虑。当束缚我们的全是信仰而非人格时，质疑自身想法或集体意识型态便成了危险的举动。

一个团体或社群如果不能忍受异议与分歧，就等于放弃了任何紧密连结的经验。那里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只有讨厌相同对象的潜规则。这会加深人际连结断裂的心灵危机。

就如同集体经验对我们影响深刻，这些时刻显然并非全是对等。如果一个群体的基础是牺牲他人，例如彼此都贬视另一个人或团体而建立关系，或是尽管如此还是得在一起，都无法修补人际连结断裂的心灵危机。事实上，反而会加剧连结断裂的现象。如果这么做牺牲了他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集体喜悦；如果这么做会带给他人痛苦，就不是真正的集体痛苦。当足球迷用种族歧视的字眼向球员咆哮，或是人们基于憎恨而聚集，寻求真正的归属感与紧密连结的实践，便会立刻化为乌有、彻底失败。

当我问研究参与者，在示威游行与集会中是否感受到集体的快乐与／或痛苦时，他们给的答案与被问到宗教活动时一样，都是「看当时的情况而定」。我深入研究为什么在一些活动中是如此，但在其他活动中却不是这样时，从同仇敌忾的关系发展出的分界线再次浮现：非人化与物化的行为消除了集体的快乐与痛苦。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解释，「有时我去教堂，体会到不可思议的灵性连结，感觉有某种事物超越了歧异。有时去做礼拜，听牧师在布道时谈论政治、替候选人背书，气得一肚子火。这种经验越来越常见。有时候，会觉得去教堂很浪费时间。」

我和女儿参加了二○一七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女权大游行（Women’s March）。对我而言，某些时刻感觉像是真正的集体快乐与痛苦，其他时刻则不然。优步（Uber）的司机没有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下车，因此我们目睹了游行队伍中一些吓人且无意义的财物毁损事件，以及随后警方发起的镇暴行动。不久，两个头戴川普标志帽子的青年，对一群走在街上身穿女性主义T恤的年轻女子大叫，「去你的，自由派脑包！」

我们还没走完一个街区便能清楚看到，政治立场迥异的两派人马彼此有的共通点，比他们与所属地区的绝大多数选民还多：利用任何机会发泄自己不愿承认与逐渐加剧的痛苦、伤害及渺小无能的感觉。我们不会控制这些情绪，当我们拿别人出气时，会变得危险。

那场游行中，多数的演讲者让大家团结一心，但少数人利用与对手极为类似的手段煽动群众的情绪，譬如以非人化的语言批评政治人物。有趣的是，在我们从「什么是可能的」与「我们相信什么」，变成「我们讨厌什么、仇视什么人」的时刻，你可以实际感觉到那股能量从群众转移到演讲者身上。

集会可以满足人类对于共同社会经验的渴望。然而，我们需要留意，这种渴望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被他人利用与操纵，来达到真实人际连结以外的目的。在同一个社群中，有的集会可以慢慢疗愈伤痕，有的则可能造成创伤。当我们齐聚分享真正的喜悦、希望与痛苦时，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经常掩盖善良人性的犬儒主义。如果我们在同仇敌忾这面假旗下拉帮结派，就会加深犬儒主义并削弱人类共有的价值。

与人交际

我们努力创造更多集体快乐与痛苦的机会时，社群媒体是否可以发挥正面作用，或者只是充满憎恨与宠物照片的地方？社群媒体可以帮助我们发展真正的关系与归属感，还是一向碍事？这些都是大家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时候，我喜爱社群媒体的一切，从传达快速与强大的正义，到看起来像多肉植物挤花杯子蛋糕的无数照片。但有时候，我确定脸书、推特与IG（Instagram）的存在，只是为了惹毛我、伤害我、让我想起自己的不足，以及提供有心人士为非作歹的机会。

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们与社群媒体的关系就像玩火，你可以利用它取暖与寻求鼓励，也可能因一键失手而铸成大错。全取决于你的意图、期望与认清现实的能力。

当我开始在研究参与者身上探究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结果很少出现分歧。我逐渐了解到，面对面的连结在寻求真实归属感的练习中不可或缺。不只在我的研究资料显示面对面接触是必要的，世界各地的研究也证实了同样的结果。社群媒体有助于培养人际关系，但必须要在有架构、目的与意义及面对面接触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真正的社群。

在这个领域中，其中最受人尊崇的学者就是苏珊．平克（Susan Pinker）。在其著作《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The Village Effect: 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 and Happier）中，平克写道，「在短暂的演化期间，人类从擅长解读彼此手势与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忙着自顾自滑手机与打电脑的孤独物种。」根据跨领域的研究，平克得出的结论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无可取代。这种互动经证明可促进免疫系统、刺激血管与大脑中正向荷尔蒙的分泌量，并有助于延长寿命。平克补充，「我把这种行为称作『建立村落』，而其成效攸关生死。」

「在短暂的演化期间……」：出自苏珊．平克《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我把这种行为称作『建立村落』……」：科尔比．依科维兹（Colby Itkowitz）于〈优先处理这三件事将可改善─甚至拯救─你的生活〉（Prioritizing These Three Things Will Improve Your Life—And Maybe Even Save It）引述平克所言，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刊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com/news/inspired-life/wp/2017/04/28/prioritizing-these-three-things-will-improve-your-life-and-maybe-even-save-it/?utm_term=.07f8037a95da

她说「攸关生死」并不非玩笑。结果证明，她得到的发现都弥补了寂寞相关研究的不足：社交互动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影响的程度甚大。她写道，「事实上，如果疏于与重要的人保持亲密接触，对于健康的危害至少会跟一天抽一包烟的习惯、高血压或肥胖一样严重。」

好消息是，这种接触不必是长时间的亲密互动，虽然那样是有益的。透过眼神交流、握手或是击掌，都能降低皮质醇与增加多巴胺的分泌，减轻压力与提供一些化学刺激。平克指出，「研究显示，一周打一次牌或每周一天跟朋友喝咖啡，可增加的寿命与服用β–受体阻滞药物或戒掉一天一包烟的习惯一样多。」

社交媒体很适合用来建立社群，但若想得到真正的归属感、真正的连结与真正的同理心，就必须在真实的空间、时间与真实的人见面。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

「研究显示，一周打一次牌……」：出自平克《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脸书与我的第一个真爱

还记得第1章提过的艾莉诺吗？就是那位因为全家搬到纽奥良而认识的好友。当时她是我在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五岁时认识。第一个认识的好朋友的确是第一个真爱。她属于我，我也属于她。有好几年我们都形影不离。每天上学，我们会骑着脚踏车穿越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偶尔停下来买冰淇淋或是偷偷溜到学生会的餐厅里买汽水。

我们替羽翼合唱团（Paul McCartney and Wings）的〈逃亡乐团〉（Band on the Run）设计了一整套舞步与对嘴的动作。我们会恶作剧，而且自豪从没被抓到过。有一天，我们溜到纽曼中心（Newman Center）的后面，到经常做礼拜的「嬉皮教堂」 吃几块圣餐饼。我们知道自己会下地狱，但至少可以互相作伴。我们都来自大家庭，所以最喜欢在家人吵架时离家，一起骑单车四处捣蛋。

我们设计了一整套舞步与对嘴的动作：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与琳达．麦卡尼（Paul McCartney）〈逃亡乐团〉（羽翼合唱团演唱），收录于《逃亡乐团》专辑（一九七四年苹果唱片〔Apple Records〕英国伦敦发行）。

如我先前提到，爸爸在我小学四年级时从纽奥良转调到休士顿。我和艾莉诺因离别而伤心欲绝。不过，我们约定有空就去看对方。搬家前夕，爸妈帮我请假一个星期，让我、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到奶奶家住，他们则趁这段期到休士顿找房子。当时我九岁，杰森五岁，两个双胞胎妹妹一岁大。

我们在奶奶家只待了一天，双胞胎妹妹就闹肠胃炎，接着我生病，然后弟弟也病了。爸妈从休士顿打电话来的时候，奶奶要他们不用担心，坚持她可以代为照顾我们。外婆在两天内跑了五趟洗衣店和煮了近四公升的鸡汤后，大家都有好转，除了我之外。我的病情恶化了。最后，我的情况严重到奶奶不得不打电话叫我爸妈回来。

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因为盲肠破裂化脓接受紧急手术。奶奶根本不知道这是盲肠炎，因为我的症状跟一般肠胃炎几乎一模一样。很快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那位应要求紧急动手术的外科医师在开刀时似乎有点恍神，导致我在术后并发症立刻发作。最终，我的爸妈「违背医嘱」，在深夜推着轮椅把我带到另一家医院，我在那里养了两个星期的病。之后，爸妈回旧家收拾行李，让我待在德州的奶奶家。

我再也没见过艾莉诺。

但在二○○九年初，我在脸书上找到了艾莉诺。我传讯息给她，不到几分钟我们就连络上了（脸书，谢谢你！）从那之后我们两家不时聚会。我跟她的孩子很亲近，她也跟我的孩子很亲，我们的先生也成为朋友。这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出乎意料的喜悦。我们重逢后第一次见面花了好几个小时更新彼此的近况，从这些年来经历的伤痛与失去到最幸福洋溢的时刻，无所不谈。这种对话绝对不可能在网路上发生。这需要两个人穿睡衣深夜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热茶、一边细细长谈。

我想说的是，我经历的喜悦并不是出于在脸书上与老友恢复联络，而是来自长时间散步、家庭的桌球聚会、四人手球游戏，还有一起看电影的时光。脸书是催化剂，面对面的互动才是连结。

勇气与群体的力量

我在阐释脆弱的概念时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让学生观看快闪族及其他集体喜悦时刻的影片。在这些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学龄儿童全心全意投入的模样。大人呢？有些沉浸其中，有些则不怎么享受。至于青少年，真正投入的少之又少，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觉得尴尬。喜悦与痛苦都是我们承认脆弱才能体会的感受，与陌生人在一起时更是如此。

勇气的基础是脆弱──度过未知、风险与情感表露的能力。我们需要勇气，才能敞开心胸拥抱喜悦。事实上，如我在其他本书提过的，我认为喜悦或许是我们最脆弱的情感。我们害怕，如果让自己感受喜悦，就会在灾难或失望来临时无所防备。那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面对真实喜悦的时刻，会预先设想悲剧的情况。孩子从家里出发去参加舞会，而我们唯一想到的是「车祸」；我们满心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却开始担心会有「飓风」。我们试图靠想像最糟的情况或者做好坏事会发生的准备，以在受伤之前先发制人。我把这种行为称作「伴随不祥预感的喜悦」（foreboding joy）。

要让自己不在喜悦的时刻预料坏事，唯一的方法是感恩。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发现常怀感恩之心的男女，最能够全心全意地拥抱喜悦。在个人或集体喜悦的脆弱时刻，我们需要抱持感恩的心。

痛苦也是脆弱的情感。我们需要真正的勇气才能感受痛苦。许多人在伤心时，更容易制造痛苦而不是去感受。我们宁可散播伤痛，而非藏在心里。

因此，为了拥抱集体喜悦的时刻，我们必须鼓起勇气。这表示，我们必须承认脆弱。在我研究的二十多万笔资料中，找不出任何一个不需要承认脆弱就能鼓起勇气的例子。在你的人生中，你做得到吗？你想得出任何一个不需要冒险、探索未知与展现情感，就能鼓起勇气的时刻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有太多研究参与者（包括特种部队军人）表示，没有脆弱，就没有勇气。我们必须挺身面对脆弱。当大家开始歌唱与跳舞时，至少我们得点点脚跟、哼哼唱唱；当大家流着泪诉说不幸的经历时，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痛苦。

尽管我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很重要，尽管有时会基于错误的原因而聚在一起，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期待着，虽然彼此之间存在歧异，虽然必须鼓起勇气做真正的自己，但我们并不是都得独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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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力量常常来自于恐惧，而不是爱；很多人没有坚强的内在，而是武装外在保护脆弱、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说，我们待人冷淡、防卫心重，试着借此掩盖自信的不足。打个比方，如果我们锻炼背部的力量，培养可灵活弯曲却又健康强壮的脊椎，那么我们的正面就有可能脆弱又毫无防备……。我们要如何以坚强的内在与温柔的外在，去关心他人与接受他人的关心，用真诚的善意包容过往的恐惧？我相信，当我们真正放开心胸、看清这个世界，让世界真的认识我们，就能办到。

──罗西．琼．哈利法克斯（Roshi Joan Halifax）

　

「我们所谓的力量常常来自于恐惧，而不是爱……」：出自琼．哈利法克斯《与临终共在：培养面对死亡的怜悯与无惧》（暂译，Being with Dying: Cultivating Compassion and Fearlessness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二○○八年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lications〕波士顿出版）。

我从琼．哈利法克斯口中第一次听到「外柔内刚」的说法。当时我们一起在我最爱的地方──纽约欧米加学院（Omega Institute）办活动。我得承认，我有点害怕与她见面；哈利法克斯是一位佛教导师、禅师、人类学家与社运人士，写过好几本关于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书籍。我们在夜间谈话的彩排上第一次碰面。她为人率真，且非常幽默，这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当结束彩排准备离开时，我对她说，「我累死了，但我想是时候去见面会了。」

她看着我说，「我要先回房休息。你何不也回去休息一下？」

我跟她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我难过地拒绝了。她的回应让我永远都忘不了。「今晚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教给别人。是时候充电了。吸气就要呼气、呼气就要吸气，我们总是以为自己随时都得呼气而不用吸气，但如果你想继续呼气，就必须吸气。」

该死，她说得有道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她解释如何用佛教的方式做到外柔内刚。当我研读关于本书的研究时，脑中不断浮现这个比喻。如果我们想让真正的归属感成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就必须拥有坚强的内在与温柔的外在。当我们舍弃意识型态堡垒的必然性与安全感迈向未知的同时，需要勇气与脆弱。

然而，真正的归属感不只是做到外柔内刚而已。一旦我们有勇气坚强自立，在批评与恐惧下为自己的信念发声以及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即便离开了未知的荒野，我们的内心仍会记得处在荒野的感觉。这不代表往后的未知不再艰难，而是在我们靠自身的力量勇敢探索之后，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选择了向前迈进。我们可以一辈子都违背自己的心意，选择融入群体而非坚强自立。不过，一旦为自己与自我信念挺身而出，便能到达更高的境界。奔放的心灵会抗拒合群与哀悼背叛。

坚强的内在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不断增强内心，让自己身段变得柔软，并试图倾听奔放心灵的低语。然而，某些人会专心发展坚强的内在。当我们无法锻炼坚强的心智，便会受到他人的想法所驱使。表现完美、取悦他人、证明自己与装模作样，使我们无法拥有坚强的内在。锻炼勇气的一个方法是学习如何实践「BRAVING」的原则，细节如下：

　

● 底线（Boundaries）──学会划清、坚持与尊重底线。挑战是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你，以及不害怕让别人失望。

● 可靠（Reliability）──学会说真心话与言出必行。挑战在于不为了讨好别人或证明自己而承诺做不到的事情。

● 究责（Accountability）──学习采取行动、负起责任，并在做错事的时候真心诚意地道歉。这么做的挑战是不推卸责任且远离羞耻感。

● 守密（Vault）──学着保守秘密，认清什么事情可以分享、什么不能。这么做的挑战是不再说八卦、不利用同仇敌忾的亲密感，不将泄漏秘密当成建立关系的手段。

● 人品（Integrity）──即使处境艰难，也要秉持自己的价值观。挑战在于鼓起勇气去面对问题，而不是安于现状。

● 理性（Nonjudgment）──学习帮助他人与接受他人的帮助。挑战是抛开「提供协助与解决问题的人」的身分，不把这个标签当作自我价值的来源。

● 包容（Generosity）──学着划清底线，以宽容的心对待他人。挑战在于，明确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

　

安杰卢博士接受莫耶斯的访谈时表示，「我属于自己，我以此为傲。我非常在意我对玛雅的看法。我非常喜欢玛雅。」我们要做的是喜欢自己，还有不对自己太过严苛，或是因为在意他人而保持沉默。如果想做真实的自己，就必须有这种程度的自爱与自我尊重。

「我属于自己……」：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比尔莫耶斯日志》，原创系列，美国公用广播系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播。

我的朋友珍．海特梅克（Jen Hatmaker）是坚强自立的模范。珍是一位作家、牧师、慈善家与社群领袖。去年，我看着她优雅、悲痛与坚强地走过了寻求真正归属感的残酷荒野。身为介于保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基督教社群知名领袖，珍在公开著作中表示，支持各种同志族群及性向未明者（LGBTQ）的权利与社会包容。在她社群里有许多人公然抨击她的看法。我问她实际的情况为何及身处其中的感受。她回信写道：

坚强自立的模范：珍．海特梅克〈大家好。我想就敏感话题分享一些想法〉（Hi, everyone. A couple of quick thoughts on all these tender things），脸书贴文，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facebook.com/jenhatmaker/posts/1083375421761452

　

我不会粉饰这个说法：站在荒野的断崖边，令人感觉寒风刺骨。由于归属感是如此根本与必要，失去群体或独自一人的威胁如此可怕，因此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都对未知的荒野避之唯恐不及。同类的认可是我们最崇拜的「偶像」，而为了供奉这个偶像，我们必须取悦别人。我相信，不安是这个世代的强大阻碍。违背内心想法去维持现状，显然是特权者才有的奢侈选择，因为弱者、不合群者与边缘人无从选择，他们每天都得面对未知的荒野。但是，舍弃城市门户的屏障、环境艰险难测的边远基地，需要真正的勇气。踏出第一步，你会吓到目瞪口呆。

挑战群体的权力结构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是归属感。因此，未知的荒野有时会令人感到寂寞难耐、精疲力竭，这些感受会强烈抑制前进的动力。然而，我发现了美好的事物；翻越城市高墙、向荒野迈进的过程最令人寂寞，你会看到自己正在远离安全感，而新的疆域就在前方，通往未知的道路空无一人。但是，只要持续前进、坚持到底，就能进入荒野。你将会讶异竟有那么多人已在那里生活──蓬勃成长、开心舞蹈、创造机会、庆祝重生与得到归属。这里不是贫瘠不毛的荒漠、不是无人防卫的领土，也不是人烟阒寂的死城。荒野是所有富有创意之人、先知、反抗体制者与勇于冒险者所生活的地方，生气勃勃。通往那里的道路崎岖难行，但那里的真实才是生活。

我想，那片荒野是我永远的家，在那里生活又快乐又辛苦。在我公开反驳漏洞百出的教义解释后，头也不回地跨越了社群底线、举步维艰地做自己的日子里，一位挚友传了讯息给我。《创世纪》（Genesis）第三十二章有一篇奇妙又诡异的故事，内容叙述雅各（Jacob）与上帝在实际的荒野中角力了一整夜，雅各斗志顽强，大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上帝意识到自己无法得胜，于是碰了雅各的臀部，使他大腿脱臼，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时刻提醒雅各自己坚定顽抗与上帝打斗的决心；这个举动荒谬、大胆，既粗暴又令人印象深刻。我的挚友在讯息里写道：「你跟雅各一样。你不让上帝走，直到祂祝福身处荒野的你为止。祂将赐予你祝福。你会找到新天地，但你将永远跛足而行。」于是，我选择了荒野，因为在那里我可以说出真相，以最大的勇气过生活并与同为不合群者的伙伴聚在一起，但这个印记将永远提醒我付出的代价，那些我断然抛弃的事物，那些我心中永远隐隐作痛的伤口。这么做值得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我希望这个印记能让身处荒野的同伴们知道，我了解痛苦的感觉，在来到这里的途中也和他们一样受过伤。勇于挑战群体的同类呀！我想这点小伤丝毫无法阻碍我们在未知荒野上尽情舞蹈。

　

荒野中的舞会？算我一份。

温柔的外在

珍勇敢做自己的不凡经历，让我领悟到两件事：

　

1. 我们必须保有坚强的内在，而这不是一时的。

2. 老天，在面对那么多的伤害时，要保持温柔的外在该有多难。

　

我跟珍一样，在社群中分享、提出看法后，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弹，这些回应从「闭上你的嘴」到威胁伤害我的家人的暴力恐吓都有。我本能的反应是「保持坚强的内在，武装外在」，但这行不通的。脆弱是爱、喜悦、信任、亲密、勇气等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之起源。当我们在伤害别人时，武装的外在可以带来助益，但终究会带给自己更多伤痛。当我们让别人剥夺脆弱或灌输憎恨时，等于把全部的生命都交给了他们。

很多人从小就像保护小孩一样地武装自己。直到长大后才逐渐明白，身上的盔甲导致我们无法发挥才能与展现真正的自我。正如我们可以反省自己追求完美与牺牲自我以取悦他人的行为，借此锻炼勇气以支持更坚强的内在，也可以练习承认脆弱，让自己能够以温柔与开放的态度待人，而不是攻击他人与防卫自己。这表示我们要学习接受脆弱。大多时候，我们都带着武装的外在过生活，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在情感上受挫，并且将脆弱视为弱点；以及／或是第二，过往的创伤告诉我们，脆弱会带来危险。暴力与压迫让温柔的外在成了累赘，而我们努力寻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在情感与生理上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承认脆弱。脆弱是不确定、风险与情感的表现。但脆弱不等于软弱；它是最能精准衡量勇气的标准。当我们对于将脆弱的看法视为阻碍时，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在面对未知的结果时，是否愿意做自己？当安全感成为阻碍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愿意创造具有传染力的空间，让大家都能做真正的自己？

拥有温柔与开放的外在并非软弱的表现；这么做是展现勇气，是拥抱真实的自己。

奔放的心灵

但愿奔放心灵的俱乐部有特殊暗号。我爱死这种东西了。我希望勇敢探索未知的报酬是某种仪式或是象征，表示我是奔放心灵俱乐部的一分子。我知道特立独行与勇敢面对批评、恐惧和伤害的意义。我了解归属感无所不在与无处可寻的自由。这么做可以得到丰硕的奖赏，但相信我，玛雅．安杰卢说「代价高昂」时不是在开玩笑。我勇敢探索，而且有伤痕作为证据。

但是，未知的荒野没有发行会员卡。奔放的心灵没有形体，却是我们最宝贵的心灵资产。不要忘记荣格是怎么看待悖论的：「矛盾是我们最珍贵的心灵资产……唯有领悟悖论，我们才有可能体会生命的圆满。」学习如何克服归属感的四个练习间的矛盾，以及思考本书强调的许多悖论，是解决当前心灵危机的关键。

「代价高昂」：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

「矛盾是我们最珍贵的心灵资产……」：出自卡尔．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刊于《卡尔．荣格文集》第12册，第二版（一九八○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纽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版）第15页。

拥有奔放的心灵，意味着在生命中实践爱的悖论。奔放的心灵能够同时坚强自立又善待他人、期待喜悦也承受痛苦、勇于冒险且面对恐惧。奔放的心灵可以展现自我的脆弱与勇气，既刚强不屈又敦厚善良。

奔放的心灵也能认清现实的挣扎、为正义和平而奋斗，同时创造属于自己的快乐。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拥抱喜悦的同时，会感到罪恶甚至羞愧，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无家可归、生命受到威胁，而我竟然与家人在美丽的海滩上度假？有那么多的叙利亚儿童挨饿死亡，为什么我要这么认真地把儿子的庆生杯子蛋糕装饰成可爱的小小兵（Minion）？这些愚蠢的杯子蛋糕有什么重要的？很重要，因为快乐很重要。

不论是清真寺的全职社运人士，还是地方爱心食堂的志工，大多数的人做他们正在做的事，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与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体会生命的意义：爱、归属与快乐。对所有人而言，这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需求。我们无法给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无法为内心没有的东西奋战。

再次强调，快乐的关键是怀抱感恩的心。我访问过曾有严重创伤的人，他们的遭遇从失去孩子到经历屠杀都有。十五年来，我从这些人的故事不断听到的是：如果你对自己拥有的事物心存感激，一定能够明白我失去的东西有多重要。我也学到，我们越不在意自己的痛苦，或将自己的痛苦跟他人的遭遇作比较，就越无法将心比心。还有，当我们牺牲自己的快乐，好让深陷痛苦的人觉得不孤单，或是减轻愧疚、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在虚度人生。

有时，我们享受快乐，却未能意识到别人的痛苦，就是在蒙蔽自己的双眼、让自己孤立，假装自己无能为力，不去帮助他人。这种逃避苦难与不公，假装一切都没事的心态，就是特权的核心：今天我选择对周遭发生的事不闻不问，因为我承受不了。我们的目标是养成这样的心态：我知道周遭发生的事情、自己扮演的角色与我能付出的心力，但不表示我必须否定人生中的快乐。

奔放的心灵意识到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但不会贬低自己遭遇的痛苦；奔放的心灵可以怀抱感激与沉浸在纯粹的喜悦中，同时承认其他人的苦难。我们以奔放的心灵面对这种矛盾。这么做并不容易或好受，有时我们得奋力对抗矛盾的阻碍，但有了充满爱的外在与以勇气打造的内在，我们是做得到的。

回顾真实归属感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归属感建立在矛盾与悖论之上：

　

真正的归属感是深刻地相信自己与归属自我的心灵练习，如此一来，你可以向这个世界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不论融入群体或独自探索未知，都能得到尊重。要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你不需要改变自己，而是要做自己。

　

我们在四个练习中会感受到这种矛盾：

　

● 人们很难讨厌亲近，勇敢向前。

● 向狗屁说真话，当一个有礼貌的人。

● 伸出友谊之手，善待陌生人。

● 外柔内刚，拥有一颗奔放的心。

　

你要勇敢探索未知，才能得到奔放心灵的印记，但我从过程中也学到了追求真正的归属感所需要的日常练习。这个练习改变了我面对生活、教养孩子与带领团队的方式：

　

停止到处寻找无处可归的证明，你永远都能找到归属，因为你已经将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使命；停止在人们的脸上搜寻你不够完美的证据，你永远都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你已经将这件事变成自己的目标。真正的归属感与自我价值不是商品；我们不会与这个世界商讨其价值。真正的自我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召唤勇气，是为了保护奔放的心灵不受到估量，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评断。没有人比你更属于你自己。

　

停止寻找自己无处可归或不够完美的证据并不容易。多数人都习惯这么做，甚至无时无刻都在证明自己的不足。当这个使命首度从研究中浮现时，我开始尝试一步步地进行。我试着在参加会议时不再寻找自己不够聪明的证据；或是到儿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议时，不再去想自己与大家格格不入的感觉。这个练习的力量令人不可置信地强大。现在，我的儿子查理念中学，女儿艾伦刚上大一。之前我跟他们认真谈过这个练习的效用，而他们都说开始这么做之后，立刻就察觉到自己面对朋友与生活时的改变。

基于个人的经历与工作，我始终抱持爱与归属是全心投入教养的信念，来教导孩子。如果他们感受到爱与知道自己值得被爱、懂得去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能在家庭中找到归属，其他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然而，随着他们逐渐长大、日益重视同侪的群体，我回头透过巧妙的方式教导他们如何融入群体或找到同伴比想像来得容易。我的恐惧一向是，「其他人都穿什么？」或「谁谁谁邀同学到家里过夜，为什么少了你？哪里出了问题？」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做好家长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要在孩子受伤时陷入恐惧中。

几年前，我与一群中学生谈论合群与归属的差异时，再度意识到在家庭中拥有归属感的重要性。我在《脆弱的力量》（Daring Greatly）中分享过这些发现，但我认为值得再提一次。当我请一大群八年级生分组讨论合群与归属之间的差异时，他们提出的答案让我震惊不已：

　

● 归属是属于你想去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欢迎你。合群是去你想去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完全不在乎你。

● 归属是真正的自己得到认同。合群是迎合所有人的自己得到认同。

● 如果我可以做自己，我就可以得到归属。如果我必须迎合你，就是在努力融入群体。

　

他们掌握了归属感的精髓。这跟我在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类型的学校进行访谈无关──中年级与高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归属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坦承自己在家里没有归属感的心痛。我第一次让八年级生思考归属的定义时，一位学生写下，「在学校格格不入的感觉，真的很难受。但都比不上在家里没有归属感的难过。」我问了学生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举了一些例子：

　

● 没能达到父母的期望。

● 没能像父母希望的那样，在学校受到同学的欢迎。

● 不擅长父母以前擅长做过的事情。

● 父母因为我朋友不多，或者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而感到窘迫。

● 父母不喜欢我的本性，也不支持我的兴趣。

● 父母完全不在意我的生活。

　

几年前，我与一群中学生谈论合群与归属的差异：出自布芮尼．布朗所着《脆弱的力量》（二○一二年高谭出版社〔Gotham Books〕纽约发行）。

现在，透过这项关于真实归属感的全新研究，我明白我的责任是帮助孩子相信自己与做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没错，我们需要持续帮助他们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而融入群体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他们柔软、奔放的心灵。

我们必须克制陪他们一起探索未知与替其披荆斩棘的欲望。我们本能地想保护他们，在特立独行的过程中不受伤害，但若不让孩子有机会亲身实地从荒原中累积智慧，与同处寂寞高地的反叛者及跛足而行的被放逐者，一同在月光下恣意起舞，这样只是在逃避恐惧与寻求安逸而已。他们的心灵也需要自由奔驰的天地。

身为一位领袖，我希望建立真实归属感的文化。我不想合群，也承受不起合群的代价。在与西雅图海鹰队总教练皮特．卡罗尔的访谈中，我问他勇敢做自己是什么感觉，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噢，对！我知道那种感觉。我有好几次都被放逐到做自己的未知荒野。我知道作为一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教练通常都该怎么做，但有时你必须把握机会大胆尝试。当你在荒野中审视自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之后，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复原力。那些经验让我更深刻地相信自己，也让我在违背自身信念时有更强烈的自觉。」

「噢，对！我知道那种感觉……」：出自作者与皮特．卡罗尔在二○一七年五月十日进行的访谈。

在未知的荒野中审视自己而得到的复原力，以及「没有跟随自己的信念的强烈意识」，正是奔放心灵的印记。试着想像一下，在一个组织里，有一大群人跟随奔放的心灵前进、革新，而非马首是瞻、作茧自缚与安于现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需要奔放的心灵。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在家庭或职场中如何勇敢做真实的自己，可以上网站brenebrown.com参考教养与领导的伴读指引。就我的经验而言，唯有开始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实践，才能看到改变。到了那时，你才是真正地做自己。

每次写书，我都会面临亲身实践书中讯息的挑战。撰写《不完美的礼物》时，我必须面对自己的完美主义；写《脆弱的力量》一书时，我得正面承受批评与勇气；编写《勇气的力量》时，我必须推翻为了保护自己而捏造的所有故事。对我而言，写这本书的感觉就像在未知的荒野里待上好几个月。我一直跟本书的编辑班提到，应该将书名取为《如何失去朋友与惹恼每个人》（How to Lose Friends and Piss Off Everyone）。倘若你有强烈的政治观点，本书某些内容或许会让你感到灰心丧气。我知道本书会引起许多歧见与争议。但愿如此。而我期待，将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善待彼此。

这不是在呼吁大家不要主张、抗拒或争辩。这三件事情我都会做，而我希望你们也是如此。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挺身捍卫自己的信念，我只希望大家能以礼貌与尊重相待。当我们贬低与轻视自己的人性，就是在伤害自己奔放的心灵，即便这是为了回应别人对我们的贬低与轻视。

在过去十年来，我呼吁读者在鼓起勇气的请求之中，勇敢做真实的自己是最难做到的。这么做有可能会遭受生命中最深刻的伤害。然而，如安杰卢的名言提醒我们，这只是通往自由的过程。

　

唯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属于任何地方（也就是说，你属于每一个地方），才能获得自由。这种领悟代价高昂，但是奖励丰硕。

　

我将这段话留给你细细品味。有时候，你会因为特立独行而感到难受、害怕至极，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熬过难关。在某个地方会有某个人对你说，「不要这么做。你没有做自己的能耐。」这时，你应该去感受奔放的内心，提醒自己，「我就是真正的自己。」

「唯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属于任何地方……」：出自比尔．莫耶斯〈与玛雅．安杰卢的对话〉。

布芮尼布朗教育与研究集团

我非常感谢苏珊．巴瑞尔（Suzanne Barrall）、库琪．波克（Cookie Boeker）、朗妲．迪尔林（Ronda Dearing）、奥莉薇亚．德尔（Olivia Durr）、萝伦．艾默森（Lauren Emmerson）、芭瑞特．基伦（Barrett Guillen）、莎拉．玛格莉特．海曼（Sarah Margaret Hamman）、洁西卡．肯特（Jessica Kent）、查尔斯．凯利（Charles Kiley）、汉娜．金布罗（Hannah Kimbrough）、布莱恩．朗格利亚（Bryan Longoria）、梅铎．麦金侬（Murdoch Mackinnon）、苏珊．曼恩（Susan Mann）、马肖恩．尼克斯（Mashawn Nix）、茱莉亚．波拉克（Julia Pollack）、塔提．雷兹尼克（Tati Reznick）、蒂安．罗杰斯（Deanne Rogers）、艾希莉．鲁伊兹（Ashley Ruiz）、特瑞莎．珊波（Teresa Sample）、萨拉佑．桑克尔（Sarayu Sankar）、凯瑟琳．舒兹（Kathryn Schultz）、安．史托博（Anne Stoeber）、吉妮雅．威廉斯（Genia Williams）及洁西卡．祖尼伽（Jessica Zuniga）。

#bravertogether

蓝灯书屋出版团队（Random House Team）

由衷感激勇于特立独行的编辑班．格林伯格（Ben Greenberg）（改天请你吃墨西哥夹饼）。

另外，我也要感谢蓝灯书屋出版团队的吉娜．森特莱洛（Gina Centrello）、安迪．沃德（Andy Ward）、特瑞莎．佐罗（Theresa Zoro）、玛莉亚．布瑞克尔（Maria Braeckel）、露西．希拉格（Lucy Silag）、克莉丝汀．麦基提西恩（Christine Mykityshyn）、利．马钱特（Leigh Marchant）、梅莉莎．桑福特（Melissa Sanford）、桑佑．狄伦（Sanyu Dillon）、洁西卡．波奈特（Jessica Bonet）、萝伦．诺维克（Loren Noveck）以及凯利．奇安（Kelly Chian），谢谢你们的杰出表现与刻苦耐劳。蓝灯书屋出版团队就像是我的家。

威廉莫里斯奋进经纪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

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珍妮佛．鲁道夫（Jennifer Rudolph），以及全体经纪团队，尤其是翠西．费雪（Tracy Fisher）与艾瑞克．佐恩（Eric Zohn），谢谢你们这一路上的陪伴。

迪塞浩斯创意设计工作室（DesignHaus）

我想感谢温蒂．豪泽（Wendy Hauser）、麦克．豪泽（Mike Hauser）、杰森．寇特尼（Jason Courtney）、丹尼尔．史都华（Daniel Stewart）、克莉丝汀．哈洛森（Kristen Harrelson）、茱莉．塞弗恩斯（Julie Severns）、克莉丝汀．恩雅特（Kristin Enyart）、安妮卡．安德森（Annica Anderson）与凯尔．甘迺迪（Kyle Kennedy），谢谢你们创意满分的胆识。

纽曼与纽曼沟通策略公司（Newman & Newman, Inc.）

感谢凯莉．纽曼（Kelli Newman）、琳达．托巴（Linda Tobar）、科特．蓝恩（Kurt Lang）、劳尔．卡萨雷斯（Raul Casares）、波伊德瑞克．梅斯（Boyderick Mays）、范．威廉斯（Van Williams）、米契尔．尔利（Mitchell Earley）、约翰．蓝斯（John Lance）与汤姆．法兰西斯（Tom Francis）。

我的家人

我要谢谢蒂安．罗杰斯与大卫．罗宾森（David Robinson）、莫莉．梅（Molly May）与查克．布朗（Chuck Brown）、雅各拜娜．艾利（Jocobina Alley）、寇尔基．克里希（Corky Crisci）与杰克．克里希（Jack Crisci）、艾希莉．鲁伊兹与阿玛雅．鲁伊兹（Amaya Ruiz），另外还有芭瑞特．基伦、法兰基．基伦与盖比．基伦一家、杰森．布朗与蕾拉．布朗（Layla Brown），以及珍．艾利（Jen Alley）、大卫．艾利（David Alley）、拉金．艾利（Larkin Alley）与皮尔斯．艾利（Pierce Alley）一家、希夫．伯哈努（Shif Berhanu）与奈加许．伯哈努（Negash Berhanu）、特雷．伯恩（Trey Bourne）、玛格丽特．弗洛雷斯（Margarita Flores）、莎拉．玛格丽特．哈曼（Sarah Margaret Hamman）、波利．科赫（Polly Koch）以及艾莉诺．高尼．夏普（Eleanor Galtney Sharpe）。我爱你们。

我奔放心灵的真正归属

史蒂夫（Steve）、艾伦（Ellen）与查理（Charlie）你们是我的依归，当然爱犬黛西（Daisy）、露西（Lucy）和麻烦鬼（Sticky）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