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謊者與說實話的人可以說在同一場遊戲裡互相對立。兩者都基於自己對於事實的理解做出回應，不過，其中一方根據真相的權威做回應，另一方則反抗權威、拒絕陳述事實。說屁話的人完全忽略這些要求。他不像說謊者那樣抵制真相的權威，也不站在真相的那一邊。他根本不在乎自己說的話是真是假。因此，屁話對真相的危害比謊言更大。
──哈利．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
「說謊者與說實話的人」：出自哈利．法蘭克福《論屁話》（二○○五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出版）。
我很感激榮格提醒我們，矛盾是最珍貴的心靈資產，如果沒有這句話，我可能會被尋求真實歸屬感的練習惹毛。我非常贊成向狗屁說真話的看法，也相信以禮貌待人是對的，只是覺得要兼顧兩者實則困難。這一章，我們將探討人們為什麼說屁話、屁話有哪些常見的形式，還有面對一堆屁話時該如何保持禮貌。
哈利．法蘭克福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哲學系的榮譽退休教授。他曾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及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執教。二○○五年，他出版《放屁》（On Bullshit）一書。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論述屁話的本質、與謊言的不同處，以及每個人不時都得說屁話的原因。
我對法蘭克福在書中提出的三個論點深感著迷，也非常訝異這些見解竟能準確反映出我從研究參與者身上得到的發現。他們提到與別人在激動情緒而非對於事實的共識之下進行討論與爭辯時，難以保持誠實與正直。第一個見解是謊言與屁話之間的差別，就如本章引言所說：將謊言視為對真相的藐視、屁話看作對真相的徹底漠視，會很有幫助。
第二，承認自己被迫談論不懂的事情時通常會說一些屁話，是有好處的。法蘭克福解釋，許多人普遍認為需要評論世界各地的每一個議題，這種觀念導致胡扯的現象日益嚴重。對於多數的人覺得自己有必要對蘇丹與越南的內戰，或是荷蘭在氣候變遷下的影響，以及加州移民政策等每一件事實發表意見，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也跟這些人一樣有錯。我不記得過去一年，當別人問我對某個議題有何看法而卻保持沉默的情況。即便我不夠了解那個議題而無法提出洞見甚至侃侃而談，我也會參與意識型態的討論，根據自己對「我們的陣營」的猜測提出意見。另外，我也不記得去年發生過我問別人對某個議題的觀點，對方卻回答「我其實不太清楚，請你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的情況。
我們甚至不再感到好奇，因為在某處，「我們的陣營」的某個人會抱持某種立場。在群體文化中，不論是家庭、工作或社會，好奇心都被當成是弱點，提出疑問等於反駁對方，而不是學習。
最後，法蘭克福主張，當代普遍的屁話現象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根源：我們懷疑、且不認為自己能夠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指出，當我們不再相信世上為人所知的真相與大眾可觀察到的知識，就等於放棄了客觀調查的意圖。就像是大家一起聳聳肩，然後說，「隨便，要知道真相太難了，所以如果有人說這是真的，那就夠了。」
在二○一七年，法蘭克福對於大眾處境的敏銳觀察得到了印證。他認為，一旦我們認定試圖忠於事實毫無意義，便會自以為是。在我看來，這造就了這個時代最扯的屁話：「你不跟我們一伙，就是與我們為敵。」
如之前簡短提及，今日驅使人們結黨分派最大的動力之一，就是「你不跟我們一伙，便是與我們為敵」這個信念的擴散。這是一句大家都會有的情緒性話語，從政治人物到電影裡的英雄和壞蛋無一例外。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政治分類標準，大多時候都是情緒化與激動的胡扯表現，不論是否有意。
前義大利總理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經常把「不跟我們一伙，便是與我們為敵」（con noi o contro di noi）掛在嘴邊。九一一事件發生幾週後，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希拉蕊向全世界的公民表示，他們如果不與美國一同對抗恐怖主義，就是與美國為敵。布希甚至還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區域現在都要做出決定。不是跟我們一伙，就是與恐怖分子為伍。」虛構故事裡也存在這種現象。在《星際大戰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中，達斯．維達（Darth Vader）對歐比旺．克諾比（Obi-Wan Kenobi）說，「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區域……」：出自喬治．布希〈布希總統全國演說〉（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刊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出自《星際大戰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執導（二○○五年盧卡斯影業有限公司〔Lucasfilm Ltd.〕美國出品）。
通常我們在承受巨大情緒壓力時會說出「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這麼說不一定是想控制對方，而是想強迫對方接受中立會引來危險的說法。我其實同意這個觀點。我有一個座右銘出自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的倖存者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我們永遠都得選邊站。保持中立會助長迫害者的氣焰，對受害者無益。沉默只會鼓舞折磨者，而不是被折磨的人。」問題是，這個情感訴求通常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利用我們的恐懼，讓我們以為不與大家站在同一邊，就是錯誤或造成問題的一方。我們需要質疑兩個立場是如何定義的。真的只有兩個選項嗎？這準確畫出了爭議的框架，還是在胡扯？
「你不跟我們一伙，就是與我們為敵。」在哲學上被視為錯誤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或假兩難推理（false dilemma），是一種強迫別人選邊站的舉動。如果其他選項存在（幾乎一向如此），則此說法事實上便是錯的。它將情緒驅使的方法轉變成有殺傷力的歸屬，且通常有利於發起挑戰並高舉強制與錯誤選項的那些人。
「我們永遠都得選邊站……」：出自埃利．威塞爾諾貝爾獎領獎演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86/wiesel/acceptance-speech/
思考非黑即白情況的能力，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礎，但同樣地，這麼做需要勇氣。如果我們希望擁有好奇心與提出質疑，就需要踏出對某些看法確信不疑的堡壘。對多數人而言，即使「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的強制性話語，聽起來有點像是過於簡略的屁話，不過選邊站依然會比較容易且安全。這個論點建立在真正的選項只有一個的說法之上。如果我們保持沉默，對方就會自動將我們妖魔化成「敵人」。
唯一的真正選項是拒絕接受此論點，並質疑這個爭議的架構。但不要搞錯了；這麼做是在選擇未知。為什麼？因為這種論點的目的是抑制不同的意見，並且劃定界線，遏止爭執、討論與質疑的聲音──但如我們所知，爭執、討論與質疑正是可以有效解決問題的過程。
然而，沉默會讓個人與群體付出極高的代價。就個人而言，我們犧牲了正直的情操。就群體而言，我們變得四分五裂，甚至還捨棄了可以有效解決問題的過程。沒有事實根據的情緒性答案，很少能為細膩微妙的問題帶來策略性且有效的解決方法。一般我們不會營造假兩難推理，因為我們故意胡說八道；這個手段通常會用於對方充滿恐懼和激動情緒，而且缺乏知識的情況。不幸的是，恐懼、激動情緒與知識的匱乏，也會為不禮貌的行為提供完美的環境。這正是屁話與缺乏教養的行為不斷交替出現的原因。
禮貌地戳破謊言比揭穿屁話還簡單。我們胡扯時，並沒有興趣將真相作為雙方談話的起點。這使得爭執容易失控，也讓我們更容易模仿說屁話的行為，產生「真相不重要，我怎麼想才重要」的心態。我們應該隨時謹記阿爾貝托．布蘭多利尼（Alberto Brandolini）提出的「屁話不對等原則」（Bullshit Asymmetry Principle），有時也稱為「布蘭多利尼定律」（Brandolini’s law）：「反駁屁話所需的力氣，比說屁話還高出一個等級。」
「屁話不對等原則」：出自阿爾貝托．布蘭多利尼於二○一三年一月十日的推特貼文，twitter.com/ziobrando/status/289635060758507521?lang=en
有時候戳破並非必要，因為人們會期待誇張的敘述，例如過度禮貌的恭維，或是像德州的家人說以前在雪中牽著驢子爬山上學的那種鬼扯。但是，當胡扯的代價太大，而又需要反駁時，可以參考兩個有效的練習。
第一個練習，可能的話，以寬容的心看待別人的胡說八道。不要以為別人比你懂得多，他們只是懷有惡意或心胸狹窄罷了。在言詞激烈的討論中，我們或許會因為無法提出見解而感到羞愧，這種「有所不足」的感覺會使我們在談話中不停胡扯。我們也可能認為自己在根據事實說話，卻全然不知所說的話毫無證據。此外，我們也許會深陷在痛苦與恐懼中，而把真相與事實擺在渴望獲得理解或認同的情感訴求之後。寬容、同理心與同情心（例如，你從哪裡讀到或聽到這件事）對我們質疑所聽到的話與尋求真相的努力影響深遠。
第二個練習是保持禮貌的態度。我在政府文明學院（Institute for Civility in Government）的資料中找到一個對禮貌的定義，貼切反映了研究參與者對於禮貌的看法。而該組織的共同創辦人卡珊卓．達恩克（Cassandra Dahnke）與湯瑪士．斯帕思（Tomas Spath）寫道：
禮貌（civility）是主張與在意自己的身分、需求和信仰，在此過程中，並不貶低他人的身分、需求和信仰……（禮貌是）即使不同意他人也會保持尊重，以尋求共識作為溝通歧異的起點，傾聽他人的先入之見，然後教導他人也這麼做。禮貌是努力維持現狀的行為，即便對於那些有著根深蒂固且嚴重的歧異的人也是如此。這是公民行動必要的先決條件，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政治。然而，從協調人際之間的力量好讓每個人都能發表意見這一點來看，禮貌也是政治。
「禮貌是主張與在意自己的身分……」：出自湯瑪士．斯帕思與卡珊卓．達恩克合著〈何謂文明？〉（What Is Civility?）（無日期），instituteforcivility.org/who-we-are/what-is-civility/
對屁話、錯誤的二分法與對禮貌的定義有所認識之後，就來看看兩則真實故事。第一則是我在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上，被迫陷入「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的處境，且必須面對屁話時努力保持禮貌的經驗。第二則是敘述我如何掉入說屁話的陷阱，並在不知不覺中將「你不跟我一伙，就是我的敵人」的觀念強加在我的團隊成員身上。這些經驗所帶來的教訓改變了我。
電熱襪
我非常清楚十四歲生日時想要什麼禮物。我不想再收到鮑比．布魯克斯（Bobbie Brooks）的毛衣、寵物石註14、雷夫．葛瑞註15（Leif Garrett）的海報或五指襪。我準備好迎接一些真正屬於青少年的禮物了。我的禮物清單包含可麗柔（Clairol）電熱髮捲、滾石合唱團（Rolling Stones）的《女孩大不同》（Some Girls）專輯（我將專輯借給一位朋友，而她的哥哥為了買啤酒把它賣掉了）、一件葛蘿莉亞．范德比爾特（Gloria Vanderbilt）牛仔褲，還有一雙坎蒂絲（Candie’s）高跟鞋（當時所有的時髦女孩都在穿的搖滾風厚底高跟鞋）。
滾石合唱團的《女孩大不同》：米克．傑格（Mick Jagger）與基斯．理查茲（Keith Richards）合作的《女孩大不同》專輯（滾石唱片〔The Rolling Stones〕錄製），（一九七八年滾石唱片倫敦發行）。
結果，我收到捲髮筒、一條Lee牛仔褲和新的滾石合唱團唱片。爸媽建議我，如果想要葛蘿莉亞．范德比爾特或喬爾達許（Jordache）的牛仔褲，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如果我還沒滿二十歲就想穿坎蒂絲高跟鞋，可以去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帶著失望的心情準備回房間播放滾石合唱團的〈馴獸〉（Beast of Burden），並把聲音調到最大聲之前，爸媽又拿出一份禮物，讓我大吃一驚。從外盒看來，那不像是坎蒂絲高跟鞋，但爸爸顯得非常興奮，於是我迫不及待地拆開禮物。
那是電熱襪，一大雙灰色羊毛的電熱襪。我當時肯定一臉困惑，因為爸爸對我說，「姐姐，不要這樣嘛！你打獵的時候可以穿啊！這樣腳就不會冷了。」
感覺糟透了。拆開禮物的當下就知道我絕對不需要這些襪子，但不知道怎麼跟爸爸說。我受夠打獵了。每次打獵，我從未射中一隻鹿。我就是做不到。我在鴿子或鵪鶉的打獵活動中還頂得住，但從來沒有射過鹿。對我來說，打獵只是在天寒地凍的森林裡痴痴等待，還有在寒夜裡和表親一起擠在帳棚裡蓋睡袋。
之後，我再也沒去打獵，也沒有穿過那雙襪子，但是我現在意識到，打獵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多重要。即使後來不再打獵，依然能在各種狩獵季節來臨時感受到全家人共同的興奮與期待。那些日子是生活節奏的一部分，就像生日或節日一樣。每到那些日子，總會有親朋好友來訪以及豐盛的大餐。
我爸對於打獵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肅。他規定我們只能射殺狩獵執照允許的動物，絕對不能獵捕任何不打算吃的動物。這些規定在我們家沒有商量餘地，而且還刻成碑文。他無法忍受為了戰利品打獵這種事。
因此，我們家就像賣鹿肉的布巴甘蝦餐廳（Bubba Gumps），供應鹿肉排、鹿肉香腸、鹿肉燉菜、鹿肉乾和鹿肉漢堡。當打獵的人拎著滿滿收穫從獵場回來，家族二、三十個人湧進家中或姑媽家，一起料理鹿肉、包墨西哥粽、講故事和說說笑笑，沒有比這些更開心的事了。我的父親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么，我有二十四個堂（表）親。打獵與釣魚對我們來說既實際、必要又充滿樂趣。
我們每個人都有槍。小學二、三年級，我們玩BB槍，到了五年級玩狩獵步槍，我和大多數的堂表親就是從那時開始打獵的。用槍安全不是開玩笑的。其實，大人要求我們先學會拆槍、清槍與組槍，才准使用真槍實彈打獵。
如果你從小就開始打獵，對開槍就會有異於常人的認識。你十分清楚這不是在玩電動遊戲，而且確實感覺到槍的威力。我的父親與其他打獵夥伴對於自動武器和普遍被當成玩具的大型槍械的態度非常簡單，「想用這種槍嗎？很好！從軍服役吧！」
如今我當了人母，回想過去，我發現跟這種態度一樣帶來深刻影響的，是家裡對於打獵與槍枝的種種規定，還有不准看任何暴力電視節目的做法。我一直到十五歲才可以看輔導級的電影，所以根本不會有崇拜暴力的念頭。以前沒有暴力的電動遊戲可玩，但可以想像現在父親看到那些遊戲會作何感想。
我深愛這段家族歷史，並以此為傲。跟大多數的孩子一樣，我以為每個從小生長在打獵與槍枝文化中的人，也都在同樣的規定下長大。但是等我再大一點，便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隨著槍枝法日益政治化與兩極化，我對槍枝遊說抱持更多的懷疑。當看著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從讓人聯想到安全計畫、童軍徽章與慈善飛靶錦標賽的組織，變成一個完全陌生的組織。這些人怎麼會自詡為我們這種家族的代表，卻不制訂任何負責任的持槍規範？
儘管我這麼想，但家人支持槍枝遊說，另一方面，我有許多朋友與同事開始抵制持有槍枝的行為。我很快地發現，我和家人或朋友圈在這個議題上沒有共識。那時，我還沒想到用「荒野」來描述自己因這件事而產生的寂寞感，但這樣的處境在當時的確是杳無人煙的荒原，現在也是如此。
去年底，我在一場活動上跟一群人提到，我與父親都很期待教我兒子射飛靶。一個女人表情驚恐地說，「我很驚訝你居然是槍枝愛好者。你看起來不像美國步槍協會那種人。」如果你覺得她有挑釁與針對之意，那我傳達的沒錯。她一臉輕蔑與厭惡。
我回應，「我不確定你說『槍枝愛好者』或『美國步槍協會那種人』是什麼意思。」她挺直腰桿地說，「如果你要教孩子射飛靶，我會認定你支持私人持槍和美國步槍協會。」
你看，這就是錯誤的二分法。
如果我贊成私人持有槍枝，就表示我支持美國步槍協會。這太荒謬了，我才不吃這一套。
在我過去二十年來研究的所有遊說組織中，沒有一個比美國步槍協會更懂得利用恐懼與錯誤的二分法觀念。今日，美國步槍協會利用「他們」這個詞彙來指稱危險分子，強迫大眾接受「不站在我們這邊，就是與他們一伙」的認知。允許任何人都可隨時隨地購買任何類型的槍枝與彈藥，否則他們就會擅闖民宅、搶走你的槍、綁架你、殺害你愛的每個人，好好教訓美國一頓。他們緊追在我們後面，來勢洶洶。這是自從有人跟我說「如果你持有槍枝──任何槍枝──就有可能成為駭人重大槍擊案中扣下板機的那個人」，這是我聽過最扯的鬼話。這種觀念實在錯得離譜。
我告訴自己「不要抓狂」並深吸了一口氣，擠出笑容說，「你這是以偏概全的假設。我的確贊成負責任的槍枝持有，但並不因為我贊成負責任的槍枝持有，就代表支持美國步槍協會。」
她顯得憤怒又困惑。「但發生了這麼多起學校槍擊案，我不懂你為什麼不支持槍枝管制。」
大姐，不要這樣嘛！
「我絕對支持符合常識的槍枝法規。我相信有必要對買槍的人進行背景調查與實施等待期。我不認為應該開放合法販賣自動武器、大型彈盒或穿甲彈。我不支持開放攜帶槍枝到校園。我……」
聽到這裡，她快氣炸了。她直言，「支持或不支持，一句話。」
由於我當時已經著手寫這本書，於是我說了一輩子都這麼認為，不是過於害怕，或是不知該如何開口的事情。我竭盡所能、鼓起最大的同理心，對她說，「我知道這是個棘手與令人心痛的議題，但我不覺得你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假使你要把這個議題簡化成『支持或不支持槍枝，一句話』，我不打算跟你爭論。這太重要了。如果你想繼續聊，我樂意奉陪。但如果我們在同樣的問題上針鋒相對、不去相信彼此的看法，我不會感到意外。」
她表示要離開並奪門而出。她可能討厭我，那一群人可能也討厭我，或許你也討厭我。誰知道？不是每次談話都能像某些電影一樣有皆大歡喜的結局，如果聊到最後真的不歡而散，我可以接受。
我來說說為什麼我能接受這個結局。我非常清楚在當下可以說些什麼，好得到那群人的歡迎。我原本可以不假思索背叛自己的信仰，當一個英雄；大可徹底避免這個衝突，就算我不是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也知道那一群人全都反對槍枝，或至少不希望在這個話題上鬧得不開心；我也可以選擇保持沉默，或是抓狂暴怒。但是，我沒有這麼做，而是忠於自己。我盡力拆穿非黑即白論點的陷阱，我選擇走出去，離開變成了同溫層的那個房間。而我做得還不錯。我尊重她，也尊重自己。
我在荒野中感到寂寞，但是沒關係。我可能不受歡迎，這種感覺雖然不好受，但我維持了正直。那群人或許覺得我的回應或是樂於爭論的態度背叛了他們，但最重要的是，我並未背叛自己。知道自己可以獨力探索未知──知道自己可以忠於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與度過難關──就是真正的歸屬感。
幕僚長
多數人對於我除了研究之外，還領導四間公司，與二十五人左右的團隊共事，都感到驚訝。四間公司分別是英勇領導者公司（Brave Leaders Inc.）、大膽之途（The Daring Way）、彈珠瓶商店（The Marble Jar Store）及前述三者所屬的布芮尼布朗教育與研究集團（Brené Brow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Group）。公司內有負責安排我演講活動的團隊、專門經營「大膽之途」（為專業人士開設的訓練課程）的團隊、整合所有志工與公益工作的團隊，還有負責經營商店、專責社工實習計畫的數名主管、負責客戶服務的人員、從事研究的多位人員、專門開發與製作數位內容的人員，以及管理集團使命與營運的核心團隊。
我們的使命是「以符合我們價值觀的方式，與我們在乎的人一起做我們熱愛的事情，讓世界變成一個更勇敢的地方。」每次我走進辦公室，都覺得自己何其幸運，可以擁有一個深信我們在做的事情與深信彼此的團隊。我大部分時間都跟經營團隊一起，其中包含集團的財務長查爾斯、經營策略長梅鐸及總裁兼營運長蘇珊。
一年多前，我被寫作、演講、教書、集團經營的例行事務及研究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於是團隊在德州加爾維斯敦（Galveston）召開緊急外場會議，希望能找出方法解決這個明顯難以為繼的情況。史蒂夫眼看我的狀況急速惡化，決定請假一同開會。他想確定事情有所轉圜，他知道，請別人代理工作與放手不管，讓我十分掙扎。感覺就像前一刻我是作家、有自己的部落格，突然間又成了公司的執行長與總裁。這些身分太沉重、來得太快，我在這當中迷失了。
與會者共十二人，包括團隊的四位成員。會議有三大重點：
1. 列出我手邊所有工作，明確知道哪些工作可以請別人代理。
2. 想出辦法減輕我的工作負擔。
3. 我把腦袋裡所有點子、計畫與策略寫下來，以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事項。
過了快兩小時，有人提議增設「幕僚長」的職位或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我聽到那三個字時，腦中只想到電視影集《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裡美國總統巴特利（Bartlett）的幕僚長里歐．馬加瑞（Leo McGarry）。一開始我把這個提議當作玩笑，但不到幾分鐘，每個人都覺得這個點子值得一試，因此我也開始覺得好像有希望。討論了半小時，團隊中一位成員自願擔任這個職位，那一刻，我心中的寬慰與興奮比這一年來感受到的還要多，甚至有些熱淚盈眶。我全心投入這個主意之中，而當我這麼做的時候，周遭的人通常都能感覺得到。
里歐．馬加瑞：出自電視影集《白宮風雲》，艾倫．索金（Aaron Sorkin）為製作人之一（一九九九至二○○六年約翰威爾斯製作公司〔John Wells Productions〕與華納兄弟電視公司〔Warner Bros. Television〕加州伯班克出品）。
我是一個熱情奔放、感情豐富的人。儘管我熱愛正能量，時常捧腹大笑到流淚，但認識我的人大多會形容我十分嚴肅。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我嚴肅時，感覺很受傷，之前我始終以為自己天真又古靈精怪，就像《情定巴黎》（French Kiss）中的梅格．萊恩（Meg Ryan）。最後我跟史蒂夫確認自己怪異的個性，他堅定表示，我是個善解人意又有趣的人，並不天真、也不古怪，不過總是一本正經。
像《情定巴黎》的梅格．萊恩：出自《情定巴黎》，勞倫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執導（一九九五年二十世紀褔斯影片〔20th Century Fox〕美國與英國發行）。
我的團隊也跟我提過這件事，他們說，有時我沉浸在一個點子裡、迫不及待想實行，讓他們感覺就像走進「布芮尼風洞」，不要說站不穩，連開口說話都很難。幕僚長的職位對我就像救生圈一樣，而我現在是它的主宰者。風洞開始運轉。我看著大家說，「這將會改變一切。我們立刻執行，機不可失。」
我看到幾位主管臉上露出一絲猶豫，但那當下從絕望中重生的感覺實在太美好，因此沒有太在意他們的遲疑神情。我深吸一口氣說，「要就立刻嘗試，不然就假裝今天過後一切都會不同，即使我們都很清楚這不會實現。」
房間安靜了幾秒。我把日誌翻到新的一頁，在最上方寫下「幕僚長」，然後依序編號，開始列出可以交付給這個新員工的任務，好讓自己重拾生活，就算一點點也好。我抬起頭思考時，蘇珊舉起手。
我笑了，因為她舉手不說話的動作有點好玩。我看著她說，「蘇珊，什麼事？」
她臉頰發紅，但眼神與聲音十分堅定。「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尤其是主管們，我們曾決定不再雇用新人加入團隊或重新指派職位。我們承諾要放慢腳步，像小組一樣充分討論後再做出『增設幕僚長』這樣的決定。」
我所期待的希望與可能性瞬間破滅。後來史蒂夫跟我說，他從沒看過有人這麼氣餒。當時我什麼都沒說，只是盯著蘇珊看。我的失望很快轉為憤怒。我還在啞口無言時，蘇珊說，「我不認為只有現在立刻做決定，或是假裝今天過後一切都將不同這兩個選擇。我們會繼續討論，直到解決為止。但我相信大家之前約定好不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的承諾。」
大家決定休息一下，我走到化妝室大哭。我覺得好累，迫切需要幫助與支持。哭了五分鐘後，我深深感謝蘇珊。她說得對。我不想放棄這顆萬靈丹，即使我知道別人提議這個方法是在說屁話。危急的時刻需要孤注一擲的手段，而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狗屁不通。
我走出廁所時，蘇珊在等我。我感謝她如此勇敢，她說知道目前的情況對我、我們的工作還有每個人都有害無益，需要改變。她向我保證，我們可以一起找出新的工作方式。
直到現在，蘇珊依然形容那段期間是我們一起走過最艱難的日子。對她而言，質疑我的決定就像踏上全然未知的荒野。她感到寂寞、脆弱且害怕。老實說，在那次會議上舉手時，她孤立無援。就我而言，那天我意識到，我可以安心交付她任何事情。我讓她晉升布芮尼．布朗教育與研究集團的總裁。如今，她負責集團業務的日常運作。她能謀善斷，做得非常出色。
這次的經驗也讓團隊了解，建立支持真正歸屬感的文化有多重要。如果領袖真的希望部屬站出來發表意見、把握機會與推動創新，就必須建立能夠帶來安全感的文化，讓大家不用擔心發表意見就會遭到排擠，在勇敢探索未知，特立獨行、對不認同的事情說實話時，也能得到支持。
我們容易低估禮貌在工作上的重要性，但最新研究顯示，不講理的行為有可能在團隊與組織中造成嚴重傷害。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管理學系的助理教授克莉絲汀．波拉斯（Christine Porath）在論文中寫道，「不講理的態度可以破壞一個團隊、瓦解合作、撕裂成員的心理安全感及損害團隊的效能。輕蔑與貶視的評論、辱罵及其他無禮的行為，會削弱信心、降低信任感與侵蝕樂於助人的心。」她引述自己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強制實行禮貌的準則可促進團隊的工作表現與效能。
「不講理的態度可以破壞一個團隊……」：出自克莉絲汀．波拉斯〈無禮如何破壞合作關係〉（How Rudeness Stops People from Working Together），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刊於《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org/2017/01/how-rudeness-stops-people-from-working-together
國家美式足球聯盟西雅圖海鷹隊總教練皮特．卡羅爾：出自作者與皮特．卡羅爾在二○一七年五月十日進行的訪談。
進行這項研究時，我有機會訪問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西雅圖海鷹隊（Seattle Seahawks）總教練皮特．卡羅爾（Pete Carroll）。我問到建立真實歸屬感的組織文化有哪些挑戰時，他提出了對於勇敢領導力的深刻見解：
毫無疑問，營造「合群」的文化比較容易。你只要設定標準與規範，「要嘛做事，要嘛就閉嘴。」但這麼一來，你會錯失真正的機會，尤其是幫助團隊成員找到目標的機會。當你推動「合群的文化」，會錯失幫助別人找到個人動力的機會。帶領別人尋找真正的歸屬感，就是在營造推崇獨特性的文化。領袖應該要了解下屬所盡的最大努力。身為領導者，我的職責是挖掘他們獨特的天賦或貢獻。有能力的領袖可以引導下屬深刻地相信自己。
有時候，尊重與寬容是禮貌的表現。最近我與哈莉特．勒納（Harriet Lerner）博士一同在線上課程指導學員，如何真誠地道歉與接受他人的道歉。這個課程實在太棒了。我想應該透過歐威爾式註16的電視台播放關於道歉的課程，讓全國民眾都能學習這些技巧，因為大家都需要！
在哈莉特邀請我練習傾聽與道歉，而非推卸責任與找藉口的過程中發現，我武裝自己時，寧願證明自己是對的，也不願維持與對方的關係。我想要贏。我喜歡對方錯自己對的感覺。
當我們感覺身處敵人地盤與遭到攻擊時，證明自己正確的需求會變得強烈。這種現象在文化上有個例子，那就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此概念的發展就跟一直以來的討論一樣瘋狂與失控。講到這裡，這個詞彙一定引起不少疑惑，我想來談談包容性語言（inclusive language）。
有鑑於對非人化的了解，我認為包容性語言極為重要，絕對值得努力推行，而且是促成禮貌的一種機制。談到關於運動隊伍的名稱等重大政治議題，我們通常會選邊站，並忽略跟包容性語言一樣逐漸不受重視的常見情況。舉例來說，假設你被診斷出焦慮症，而你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你偷聽到醫生說，「是啊！我下午兩點有一位焦慮症，然後下班前還要看那個注意力缺乏症的孩子。」包容性語言的擁護者肯定會說，你的病症不等於你；你是患有焦慮症的人。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沒有人想被貶視。
然而，推行包容性語言運動的難處在於，人們會把正確的語言當作羞辱或輕視他人的武器。這個現象在我的研究中一再出現。有心人士甚至會透過禮貌的手段來攻擊別人。下面分享幾則故事。
第一則故事出自年近三十的男人，他與我分享從洛杉磯開車到紐波特海灘（Newport Beach）探望雙親的故事。他說那天早上開車途中，跟自己約定要對父親更有耐性與寬容。他們處不來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下午抵達父母的住處，在廚房與父親閒聊時問到，「你們的新鄰居人怎麼樣？」
他父親說，「我們真的很喜歡他們。請他們來家裡吃晚餐好幾次，現在變成朋友了。下禮拜他們要請我們吃晚餐。他們是東方人（Oriental），女主人會包她的私房水餃，所以你媽很期待。」
那位年輕人告訴我，他狠狠批了父親一頓。「東方人？天啊，老爸！你在開玩笑嗎？你有種族歧視嗎？」
父親還沒來得及回話，他又繼續罵。「『東方人』的說法是種族歧視！你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嗎？沒有一個國家叫作『東方』。你太丟臉了！」
父親沒有說話，而是頭低低地站著。等到他終於抬起頭來看著兒子時，眼眶滿是淚水。「兒子，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才讓你這麼生氣。我沒有一件事做得好。不管我做什麼、說什麼，你都不滿意。」
廚房裡一片沉默。
然後，他的父親說，「我願意待在這裡，聽你說我有多混蛋，可是我要載那個我應該要討厭的鄰居到醫院，她要去接剛動完白內障手術的先生回家。她不會開車，他先生今天早上是搭計程車去的。」
訪談過程中，那個男人告訴我，當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說什麼，所以就先離開了。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我身上。那時我正在教授從羞愧中復原的半天課程（說來真是諷刺），觀眾席大約有兩百個人。到了中午，短暫休息了一下。我正要看筆記時，一個女人走過來對我說，「我說不出今天早上你有多傷我的心。」
我很是驚訝。時間開始慢了下來，我的視線變得狹窄──這是我感到羞愧時會有的反應。我還來不及開口，她又說，「你的研究改變了我的生活。你拯救了我的婚姻，帶給我的孩子許多有益的影響。我今天來這裡，是因為你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導師。但是，上了十五分鐘的課後，我發現你是反猶太主義者。我那麼信任你，而你居然是個騙子。」
羞愧的風暴冷不防地排山倒海而來。惡夢成真。
我只能勉強吐出幾個字，「我不懂。」
她說，「剛才在故事裡，妳用了『gypped』這個字。」
我還是摸不著頭緒，又說了一次，「我不懂。」
她開始大聲起來。「gypped，gypped，gypped！你不知道嗎？你怎麼拼gypped這個字？」
那是個詭異的問題，但我當時陷在羞愧的洞裡太深，以致無法說出「我明白你真的很生氣，我們好好談一談」這種有幫助的話。我停頓了一會兒，在心裡默念那個字，搜索拼法跟她所說的有那麼一點接近的單字。我能想到的只有JIF花生醬（還真是不意外）。我說，「呃……J–I–P–P–E–D。」
她大喊，「不對！世界上沒有一個單字拼作J–I–P–P–E–D。那個字是G–Y–P–P–E–D，就像『gypsy』（吉普賽人）一樣。這是貶低吉普賽人的反猶太詞彙。」
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腦袋一團混亂。這是真相傾巢而出但我無力抵擋的惡夢嗎？我真的討厭吉普賽人？難道我其實是一個追求政治正確，對吉普賽人恨之入骨的社會工作者？
不，我不知道。我沒有頭緒。
我猜我的表情告訴她，我沒有說謊，因為她說，「噢我的天，你不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對嗎？」
這時我流下了眼淚。
「對不起。我不知道。我跟你道歉。」我如此解釋。
她給我一個擁抱，然後我們聊了幾分鐘。休息時間結束後，我向大家解釋我剛剛學到的事情，並為自己使用那個詞彙道歉。但其實，那天下午我的情緒一直無法平復。
對於前面提到探望父親的那個男人而言，其實他只需要說，「老爸，你知道的，現在大家都不說『東方人』了。語言變化很快，我以為我跟你說過這件事。」如果他想展現同理心，他可以說，「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在學習。」
假使我的研究真的對那個女人如此重要，她可以從更寬容的角度來解讀我的行為。她可以說，「我不確定你知不知道，但『gypped』是一個根據傷人的刻板印象來貶低吉普賽人的詞彙。」這麼一來，我會充滿感激而不是感到羞愧。
我不認識你，但我想知道我說的話是否有傷到你。我希望我的言詞是和善而且經過大腦的，因為我深刻意識到言語的重要性。說這些話你會覺得尷尬嗎？會的。必須讓別人知道他們說的話傷害了你，是否令人沮喪？是的。談論這些問題，需不需勇敢做自己？需要。但是，我們也需要保持脆弱，而如果我們用言語來攻擊別人，是很難做到這件事的。
要向狗屁說真話與練習當一個有禮貌的人，我們需要先了解自己，還有了解哪些行為和問題驅使我們說屁話或不講理。回顧「BRAVING」原則與信任的清單，可以知道遇到這種情況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 底線：哪些事可以討論？哪些不能？發現自己講屁話時，如何設定底線？
2. 可靠：胡說八道的行為是放棄別人對你的信賴。如果我們經常鬼扯，便很難相信別人，也很難得到他人的信任。
3. 究責：如何讓自己與別人負起責任，少說屁話、多說真相？少一點情緒失控、多一點禮貌？
4. 守密：禮貌的行為尊重隱私。屁話視真相為無物，會開啟觸犯隱私的大門。
5. 人品：面對屁話，我們如何保持正直？情緒激動時，如何停下腳步，跟對方說，「你知道嗎？我不確定這個對話有沒有幫助」或「我需要再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6. 理性：如何不批評而是跟對方說，「我其實不太清楚這件事。請告訴我你知道的，還有為什麼這對你很重要。」如果有人對我們說，「我一點也不清楚這件事情。」我們該如何避免陷入「不是贏、就是輸」的迷思，而是利用這個機會建立連結？
7. 包容：我們可以對周遭的人做最寬容的假設是什麼？如果希望成為更善解人意與更寬容的人，需要設定哪些底線？
我知道，向狗屁說真話與當個有禮貌的人聽來互相矛盾，但這兩件事都是真正的歸屬感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榮格曾寫下：「唯有領悟悖論，我們才有可能體會生命的圓滿。」人類是複雜的生物，每天睜開眼睛就開始努力不被貼標籤，不被冠上不符合真實自我的刻板印象與特色描述。然而，如果我們不勇敢做自己與表達意見，如果因為當下的情況被迫成為我們不認同的那種人，便會永遠失去連結與缺乏歸屬感。當我們願意冒險探索未知、甚至做真正的自己時，才能體會自己，體會真正的自我以及最重要的事物之間最深刻的連結。
「唯有領悟悖論，我們才有可能體會生命的圓滿」：出自卡爾．榮格〈心理學與煉金術〉（Psychology and Alchemy，作於一九五三年）， 由赫柏．瑞德（Herbert Read）、麥可．福特漢姆（Micahel Fordham）與傑哈德．阿德勒（Gerhard Adler）合編，理查．法蘭西斯．凱靈頓．霍爾（Richard Francis Carrington Hull，R.F.C. Hull）翻譯，刊於《卡爾．榮格文集》（C.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第二版第4冊（一九六九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出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