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繼承者
當今心理學使用“心理健康”一詞來形容亞里士多德提出的“生機勃勃”這一理念。威斯康星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的同事）卡羅爾·裡夫（Carol Ryff）在吸取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許多思想家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一個基於以下6要素的心理健康模型。
• 自我接納，對自己持積極態度，承認自己最優秀的和有待改善的品質，對自己的現狀感到滿意。這需要一種非評判性的自我意識。
• 個人成長，不斷改變和挖掘自身全部潛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好）的感知力，採用新的方式去看待、培養和充分發揮你的才能。鈴木禪師（Suzuki Roshi）告誡他的學生：“現在的你就是完美的你……但你還可以有小小的改進。”這恰到好處地平衡了接受現狀和做出改變。
• 自主，思想和行為上獨立，遠離社會壓力，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自己。順便一提，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等推崇個人主義文化的國家中，這一點尤為突出，但在日本這種群體和諧相處的文化中，這一點並不明顯。
• 控制力，有能力處理生活中複雜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抓住機會，創造適應你的需要和符合你的價值觀的條件。
• 滿足彼此的關係，用溫暖、同理心和信任，以及相互關心和禮尚往來對待彼此。
• 生活的目的、目標和信念讓你有存在的價值和方向感。一些哲學家認為真正的快樂來源於生活的意義和目的。
亞里士多德提出“幸福”（eudaimonia）即“最高形式的善”，也就是實現你獨特的潛力，而裡夫認為以上6要素是現代意義上“幸福”的必備條件。[22]正如我們在後文中所提到的，不同種類的冥想似乎培養了以上這些品質。更直接地說，有幾項研究已在關注冥想是如何提高人們對裡夫標準的評價的。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指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對除工作和家庭責任外的事物抱有強烈的目標感。[23]這一特殊意義上的健康可能對人有著重要影響：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曾寫道，在集中營的數年裡，面對親人、同伴相繼死去，是對人生意義和目的的堅守讓自己與其他同樣為之堅守的人熬了過來。[24]弗蘭克爾在集中營裡仍堅持工作，他是其他囚犯的心理治療師，而這些人的存在又給了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他曾問人們，堅持下去是為了什麼，有人說是因為孩子在等他回家，還有人說是為了把想寫的書寫完。
弗蘭克爾所言與一項研究結果相契合。該研究發現經過三個月（約540個小時）的閉關冥想後，在修行者生活目標感增強的同時，其免疫細胞端粒酶活性也在同步增長，甚至5個月後仍是如此。[25]這種酶可以保護端粒長度，端粒這一DNA（脫氧核糖核酸）末端的“帽子”結構決定細胞存活的時間。
這就像身體裡的細胞在說，堅持住，你還有重要的工作要做。然而，正如這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這一發現還需經設計嚴密的研究證實。
有趣的是，為期8周的各種正念訓練可能擴大了腦幹中的一個區域，該區域的擴大與增強裡夫測試中的幸福感存在相關性。[26]該研究規模相當小（僅有14人），因此還需擴大測試群體，以得出更為準確的結論。
同樣，另一項研究發現，練習正念的人可獲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其他益處，這些益處可以維持一年之久。[27]日常正念練得越多，越能主觀促進心理健康。這項研究與上個研究一樣，規模較小。正如我們所說，測試大腦比起自我評價對心理扭曲的影響小得多，這更讓人覺得可信。
冥想能夠提高健康水平，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冥想者來說，這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觀點，但我們的心理學同人仍對此持懷疑態度。
像這樣的研究往往被稱為冥想優點的“證明”，尤其是在當今正念正流行的時期。當涉及科學合理性時，冥想研究差別巨大——儘管當其被用於推廣某種冥想方式、冥想應用程序或其他冥想類“產品”時，這一不容忽視的真相卻被視而不見了。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用嚴格的標準對材料進行去偽存真，從科學的角度出發，探究冥想的影響究竟是什麼。
[1] 向智長老，俗名西格蒙德·芬尼格（Siegmund Feniger），生於1901年，為德籍猶太人。由於深信佛法的真理，他20歲時就自認為是虔誠的佛教徒。向智長老在柏林接觸到另一位德籍佛教徒三界智長老［俗名安東·居特（Anton Gueth）］的作品及譯著，這些對佛陀教法真實且清楚的翻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當權後，西格蒙德前往當時的錫蘭（後來的斯里蘭卡），在科倫坡附近的修道院同三界智長老相會。三界智長老與一位著名的緬甸僧人（一名阿羅漢）一起研究冥想，後來又與緬甸冥想大師、學者馬哈希西亞多一同研究。馬哈希西亞多是慕寧達的老師。
[2] 健康和不健康：在翻譯行話中，常被稱為“有益身心的”和“有害身心的”“心理因素”。
[3] 當然，該課程也吸引了一些校外人員，其中包括米奇·考波爾（Mitch Kapor）。米奇後來成立了蓮花軟件公司。
[4] 另一位助教是紹沙納·祖博夫（Shoshanah Zuboff），他後來事業輝煌，成為哈佛商學院的教授。紹沙納撰寫書籍，其中一本名為《智能機器時代》［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Basic Books, 1989)］。
[5] 如今有數百萬人在現代化環境中練習瑜伽，但這並非真正的亞洲瑜伽修行者所練習的方法。真正的瑜伽修行者至今仍在偏僻的場所以私人化的形式進行練習。傳統意義上的瑜伽教學，僅包括一位老師（或“導師”）和一名學生，而非老師在瑜伽教室裡給一個班的學生講解。現代化環境中的瑜伽成套動作與傳統瑜伽練習在某些關鍵方面不同：站姿屬創新，動作組成借鑑歐式日常鍛鍊。在戶外進行的傳統瑜伽，運用調息法來平心靜氣，達到冥想狀態。與之相比，瑜伽課程專為健身而不是為了輔助冥想中的長期打坐（這是瑜伽體位法的初衷）。詳見：William Broad, The Science of Yog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6] Richard J. Davidson and Daniel J. Goleman,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Meditation and Hypnosis: A Psycho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ransform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nosis 25:4 (1977): 291-308.
[7] David Hull, Science as a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8] Joseph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1.
[9] 這一時期神經科學領域剛剛形成，主要以動物而非人類為研究對象。神經科學學會於1971年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理查德參加的會議是該學會的第五次會議。
[10] E. L. Bennett et al., “Rat Brai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on Wet and Dry Weights,” Science 163:3869 (1969): 825-26;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163/3869/825.short. 我們現在知道了增長還可能包括增加新的神經元。
[11] 關於音樂是如何塑造大腦的這一問題，最新評論參見：C. Pantev and S. C.Herholz, “Plasticity of the Human Auditory Cortex Related to Musical Training,” Neuroscience Biobehavioral Review 35:10 (2011): 2140-54;doi:10.1016/j.neubiorev.2011.06.010; S. C. Herholz and R. J. Zatorre, “Musical Training as a Framework for Brain Plasticity: Behavior, Function, and Structure,” Neuron 76:3 (2012): 486-502; doi:10.1016/j.neuron.2012.10.011。
[12] T. Elbert et al., “Increased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ngers of the Left Hand in String Players,” Science 270:5234 (1995): 305-7; doi:10.1126/science.270.5234.305. 就音樂訓練對大腦的影響這一課題，該項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研究對象包括六位中提琴家、兩位大提琴家和一位吉他手，以及與之年齡相當的非專業人士。音樂家所接受的音樂訓練時長為7~17年不等。非專業人士的年齡和性別與音樂家相匹配。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所有的音樂家都演奏絃樂器，且為右利手，他們在演奏時需用左手不斷彈奏樂器。演奏絃樂器需要靈巧的動手能力，並培養極強的觸覺敏感度，這正是熟練演奏絃樂器的關鍵。通過一種技術測量大腦產生的磁信號，這一過程非常像測量電信號（儘管空間分辨率更高）。結果顯示，與非專業人士相比，絃樂器演奏家的大腦皮質對左手手指的表徵更強，且強弱幅度與開始學習樂器的年齡相關。開始學習樂器的年齡越小，表徵越強。
[13] 1英尺=0.304 8米。——編者注
[14] 從技術層面來說，這屬於“旁中央凹視覺”。視網膜的中央凹接收來自正前方物體的信號，位於右側或左側的信息則由旁中央凹接收。
[15] 內維爾對10名平均年齡為30歲的先天性極度耳聾患者進行研究，並將其與年齡和性別相匹配的沒有聽力障礙的組別人員進行比較。內維爾的研究小組對受試者進行了一項旨在評估旁中央凹視覺的測試。實驗屏幕上出現黃色閃光圈，少數閃速快，多數閃速較慢。受試者被要求在看到少數閃速快的黃色閃光圈時按下按鈕。閃光圈有時出現在屏幕中心，有時則出現在屏幕兩側，即旁中央凹視覺區。聾人受試者能夠比對照組受試者更為精準地發現閃光圈。這一研究結果屬意料之中，因為聾人受試者都有手語經驗，所以他們的視覺經歷與對照組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包括經常接觸出現在非中心位置的大量信息。該項研究結果中最令人吃驚之處在於，不同組別的初級聽覺皮質（接收來自耳朵的最初上游輸入）呈現不同的反應。對出現在屏幕兩側的閃光圈，聾人受試者的初級聽覺皮質反應強烈，而聽力良好的受試者的初級聽覺區域則無激活反應。參見：G. D. Scott, C. M. Karns, M. W. Dow, C. Stevens, H. J. Neville, “Enhanced Peripheral Visual Processing in Congenitally Deaf Humans Is Supported by Multiple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4:8 (March): 1-9; doi:10.3389/fnhum.2014.00177。
[16] 這項研究打破了一個神經界的神話，即在一個類似腎臟病的大腦圖譜中，每個區域都有一組特定的功能，而這些功能不能被改變。
[17] 這一觀點對心理學中許多神聖的假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例如，人在進入成年期後，性格得以固定，而此時的性格則會伴隨人一生——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環境中，其性格仍是穩定的。然而，神經可塑性表明，人的生活經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格特質。
[18] 例如，參見：Dennis Charney et al., “Psychobiologic Mechanis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1993):294-305。
[19] D. Palitsky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Style, Mental Disorders, and Suicidalit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1: 7(2013): 579-86; doi:10.1097/NMD.0b013e31829829ab.
[20] 更正式地說，“重塑人格”代表持續的、有益的思維、情感和行為品質，這是通過有目的的思維訓練和大腦中持久的、支持性的變化產生的。
[21] Cortland Dahl et al., “Medit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Wellbeing: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in press, 2016.
[22] 對卡羅爾·裡夫的採訪見http://blogs.plos.org/neuroanthropology/2012/07/19/psychologist-carol-ryff-on-wellbeing-and-aging-the-fprinterview/。
[23] Rosemary Kobau et al., “Well-Being Assessment: An Evaluation of Well Being Scales for Public Health and Population Estimates of Well-Being among US Adults,”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2:3 (2010): 272-97.
[24] Viktor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25] Tonya Jacobs et al., “Intensive Meditation Training, Immune Cell Telomerase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Mediator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0;doi:10.1016/j.psyneurn.2010.09.010.
[26] Omar Singleton et al., “Change in Brainstem Gray Matter Concentration Following a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Is Correlated with Improvement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February 18,2014; doi: 10.3389/fnhum.2014.00033.
[27] Shauna Shapiro et al., “The Moderation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Effects by Trait Mindfulness: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7:3 (2011): 2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