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與“後天”

1992年，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系邀請理查德主持一個重要的座談會，理查德為此緊張不已，他意識到自己正走向學術風暴的中心。一場關於“先天”和“後天”的爭論在社會科學領域已肆虐多年，“後天”陣營認為人的行為是由經歷塑造而成的，“先天”陣營認為基因是人的行為的決定性因素。

這一爭論由來已久，相關歷史並不光彩。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種族主義者扭曲了當時的遺傳學，為歧視黑人、印第安人、猶太人、愛爾蘭人和其他眾多受歧視的目標種族提供“科學”依據。種族主義者認為，目標群體的教育和經濟水平的任一或所有的滯後現象都是遺傳命運使然。這一觀點忽略了機會的巨大失衡，由此引起社會科學界的強烈反對，並導致社會學系的很多學者對任何生物學性質的主張都深表懷疑。

理查德認為，社會學家犯了一個科學謬誤，他們把任何生物群體的差異問題都歸於遺傳學範疇，基因被視為不可改變。在理查德看來，這些社會學家被意識形態立場衝昏了頭腦。

所以，理查德首次公開提出“神經可塑性”這一概念，以此來解決關於“先天”和“後天”的爭論。理查德解釋說，神經可塑性表明重複的經歷可以改變大腦並塑造大腦。我們不必在“先天”和“後天”之間做出選擇，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這一概念巧妙地調和了相互對立的觀點，但理查德的觀點超越了當時科學界所能接受的範圍，且關於人類神經可塑性的數據不夠充足。

隨著一系列科學研究成果的出現，幾年之後這一問題發生了變化。比如，掌握一種樂器可以擴大相關的大腦中樞。^[11]小提琴手在演奏時，左手手指不斷撥動琴絃，這將擴大大腦中負責手指工作的區域。他們練習得越多，大腦中該區域就越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