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的第二次亞洲之行是在1973年，對一名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博士後來說，學習亞洲文化系統以分析人類心智及其可能性，從民族心理學角度來說，顯然是冒了風險的。起初的6個月，丹尼爾待在一個名叫康提的斯里蘭卡小山村裡，每隔幾天他便去請教向智長老（Nyanaponika Thera）[1]。向智長老生於德國，是上座部佛教僧人，主要研究禪修理論與實踐。
向智長老著作的核心是一種名為“阿毗達摩”（即論藏）的思維模式，該模式展示了意識向人格重塑的方向轉變的圖譜和途徑。丹尼爾所讀過的《清淨道論》和禪修手冊是用來指導心智的，而“阿毗達摩”則是這類手冊的指導理論。這一心理系統詳細地解釋了組成心智的關鍵要素，以及如何穿越這種內在景觀，改變人的內心深處，並達到持之以恆的效果。
在向智長老的著作中，某些章節與心理學有關，尤其是“健康”和“不健康”心理狀態[2]之間的動態關係。在我們精神狀態的波動範圍中，突出的往往是貪婪、以自我為中心、行動遲緩、焦慮不安等類似特性。這些都屬於不健康狀態之列。
相反，健康狀態包括平心靜氣、冷靜沉著、持續的專注力和現實的自信心。有趣的是，健康狀態的一個子集同時適用於心理和身體：愉悅感、靈活性、適應性和柔韌性。
健康狀態和不健康狀態相互抑制。判斷進步與否的標誌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行為是否預示著向健康狀態轉變？目標是建立以健康狀態為主導的持久的人格特性。
當修行者沉浸在較深的定力中時，他的不健康狀態會受到抑制——但是，正如深處鬧市的瑜伽修行者一樣，注意力會不集中，不健康狀態也會隨之增強。相比之下，根據這一古老的佛教心理學，不斷深入的內觀修行引發一種根本性的轉變，最終使修行者從不健康狀態中解放出來。
高超的修行者能毫不費力地穩定在健康狀態中，體現自信、樂觀和其他類似的人格特性。丹尼爾將這一亞洲心理學說看作一種思維工作模式，這種模式經過幾百年的時間考驗，已成為一種理論，即心理訓練能使人格特性發生十分積極的轉變。這一理論指導禪修已有2 000多年的歷史——也成為人格重塑這一概念的有效證明。
1973年夏，理查德和蘇珊來到康提，進行為期6周的訪問，後前往印度，與葛印卡一起完成了一次既激動人心又發人深省的靜修。在康提停留期間，理查德和丹尼爾穿過叢林來到向智長老幽僻的隱居處，向他請教這一心理健康模式。
丹尼爾以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身份完成了第二次亞洲之行，同年晚些時候，他回國後被哈佛大學聘為客座講師。1974年秋季學期，丹尼爾開設了一門名為“意識心理學”的課程。這門課程非常適合當時的情況——至少迎合學生的需求。當時許多學生在課外研究致幻劑、做瑜伽，甚至還練一點冥想。
意識心理學課程一經公佈便吸引了數百名哈佛大學本科生。冥想以及冥想的不同狀態、佛教心理學系統和當時還鮮為人知的注意力學說均涵蓋在課程之內。選課的學生極多，上課地點不得不調到哈佛大學有1 000個座位的桑德斯劇場。[3]理查德當時是三年級研究生，也是這門課程的助教。[4]
意識心理學的大部分話題乃至課程名稱本身都遠遠超出了當時傳統心理學的範疇。因此，學期結束後丹尼爾未得以留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那時，我們已經開始論文寫作，相關研究也已經展開。理查德興奮不已，覺得這正是他想研究的方向，正是他渴望做的事。
我們還在斯里蘭卡時就開始動筆撰寫論文初稿，並一直持續到丹尼爾講授關於意識心理學的課程。我們努力說服我們的心理學同人接受人格可以重塑這一理念。雖然丹尼爾的第一篇論文論點比較單薄、實踐研究不足，並且存在許多猜測內容，但是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如何重塑人格的模板、一個內在轉化的算法。我們努力研究如何將這一圖譜與當時已經存在的零散數據聯繫起來。
回到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後，我們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次長談，反覆琢磨解決方法。我們談話的地點經常是哈佛廣場。那時，一家叫埃爾西的餐館在深夜供應肉汁滿溢的烤牛肉三明治，這頗受歡迎，但當時作為素食主義者的我們只在布拉特爾街上的貝利冰激凌店裡吃焦糖聖代。我們在那裡把能夠找到的有關數據整合到一起，最終寫成了一篇論文來闡明人格重塑具有極大的益處。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專注在冥想和催眠中的作用：精神生物學視角下的意識轉變”（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Meditation and Hypnosis:A Psycho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這裡的關鍵詞是“意識轉變”，這是我們為闡述人格重塑而創造的術語，我們將其視為“精神生物學的”（即如今稱為“神經的”）轉變。我們認為催眠不同於冥想，催眠只能產生階段性效果而非根本性效果。
那時，無論致幻劑還是冥想，令人著迷的不是人格特性而是人格重塑，但正如我們在貝利冰激凌店裡討論時說的，“在亢奮狀態消失後，你還是和以前一樣糟糕”。我們在隨後發表的期刊論文中更加正式地闡述了這一觀點。
我們當時研究冥想如何使人發生改變，這一問題仍是人們普遍感到困惑的基礎問題。一些人關注的是冥想過程中（尤其是在漫長的衰退過程中）所達到的非凡狀態，但忽視了這些狀態是如何轉化為一種人格特性上的永久性變化，在他們冥想結束後仍發揮積極作用的。這些人過於重視達到非凡狀態，而忽視了練習冥想的真正意義：在一天天的冥想練習中改變自己，並達到持之以恆的效果。
最近，我們更加確信這一點了。我們根據一位長期修行者在理查德的實驗室裡所展示的情況，終於有機會向一位冥想大師闡述他們的冥想狀態和大腦模式。當該修行者處於某種特定冥想狀態，例如專注冥想或可視化冥想時，他的腦成像數據顯示出每個冥想轉變狀態的神經分佈。
“研究得不錯，”冥想大師評價道，“這位修行者展示出了一些體現瑜伽能力的跡象。”此處冥想大師所指的是瑜伽修行者在喜馬拉雅洞穴中做的數月或數年強化冥想，而非如今頗受追捧的各種普通類型的健身瑜伽。[5]
但是，他隨後又補充道：“一個冥想者真正的標誌是他能使自己從負面情緒中解放出來，自覺控制自己的精神狀態。”
《清淨道論》問世以來，經驗法則保持不變：重要的並非冥想過程中所達到的非凡狀態，而是最終你所獲得的改變。
關於如何調和冥想圖譜與自身體驗這一問題，我們仍存在困惑。後來，我們蒐集了一些科學證據，據此闡明一種假設：一次冥想“之後”的狀態是下一次冥想“之前”的狀態。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掌握的科學證據數量有限。
具體來說，“之後”是指從冥想中獲得持久性變化的狀態，這種變化能產生持續的影響，遠超冥想練習期間的影響。“之前”是指我們所處的起始狀態，在冥想開始之前的狀態。“期間”指的是冥想時發生的事情，我們停止冥想時狀態的暫時變化。
換言之，反覆練習冥想可以重塑人格特性——達到“之後”的狀態。
我們對某些生物途徑的可能性感到好奇，反覆的練習能穩定地呈現十分積極的人格特性，例如仁慈、耐心、有風度和坦然等。正如我們所說，冥想是一種工具，有助於培養這類有益的人格特性。
20世紀70年代，我們在一本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該學術刊物對冥想這一奇特的研究主題感興趣。[6]這篇論文中包含了我們關於冥想重塑人格的初始想法，儘管它的科學基礎還很薄弱。“概率不是證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這方面存在可能性，但可能性並不是言之鑿鑿的證據。
我們第一次寫這方面的文章時，尚未有科學研究能提供我們需要的證據。幾十年後，理查德發現十分嫻熟的冥想者“之前”的狀態的確同從未進行冥想訓練或者極少進行冥想訓練的人有明顯的不同——這是重塑人格的一個重要指標（我們將在第十二章中具體介紹）。
那時，心理學界還沒有人談論過重塑人格這一概念。另外，我們的原始材料在心理學家看來極其不同尋常：在亞洲以外的國家很難找到的古代冥想手冊、我們自己在強化冥想靜修中的經驗，以及我們與嫻熟的修行者的偶遇之交。可以說，我們是心理學界的異類或者怪人，毫無疑問，一些哈佛大學的同人也是這麼想的。
我們對重塑人格特性的看法遠遠超越了當時心理學的研究範圍。這無疑是項冒險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