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 德國給全世界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從多個角度進行考慮。心理方面只是這個問題許多側面中的一個而已。作爲一個心理學家，我自己傾向於認爲這是很重要的一面，但這一點我必須讓讀者自己去決定。有些東西還隱藏在意識之外，但已初具雛形，我對潛意識心理的專業關注往往能把這些東西揭示出來。在個體還遠遠不瞭解自己的心理中藏着什麼東西之前，這些內容就準備要闖入意識之中了。因爲治過一些德國病人，我大概在30年前就約莫知道了潛意識在醞釀着什麼。早在1918年我就寫道：
由於基督教的世界觀失去其權威，“金髮野獸”的聲音聽起來將更令人驚恐。它在地牢中不安地走來走去，隨時準備破牢而出，爲非作歹。[2]
453 我們不需要俄狄浦斯來猜想“金髮野獸”指的是什麼。不過，我認爲這隻“金髮野獸”不僅限於德國，它也代表着所有原始的歐洲人。由於羣衆組織日益擴增，他們漸漸浮出水面。在同一篇文章中我繼續寫道：
原始人不信任鄰近的部落。由於我們的全球化，我們以爲自己早已不再如此了。但是在這場戰爭中，這種不信任又捲土重來，而且還膨脹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已經不是把鄰村燒光的事，也不是砍幾顆人頭的事了：現在一個個國家淪爲焦土，數百萬人慘遭屠殺。敵國的體面蕩然無存，我們自己的過錯出現在他人身上，而且還被無限放大。今天，具有反省能力的高尚心靈何處可尋？即使他們存在，也無人會留意：相反地，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胡作非爲現象，普遍存在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心理，讓個體無力保護自己不受其影響。但是，這種集體現象也是個體的責任，因爲國家是由個體組成。因此，個體必須去思考自己如何可以抵抗這種暴行。我們的理性態度讓我們相信，只要有國際性組織、法律以及其他善意的工具，我們就可以創造奇蹟。但是事實上，只有改變個人的態度，國家精神方能復興。一切始於個體。
有些想法很好的神學家和人道主義者想要破除權力信條——他人身上的權力信條。我們首先必須先破除自己的這種信條，纔會讓人信服。[3]
454 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我寫了一篇文章，先是用法文發表，後來又加以擴充，並與1928年在德國出版成書。[4]其中除了談到其他題材之外，我還談到了羣體心理的問題：
作爲一個整體，社會的道德與其大小成反比，這是一個有名的事實。越多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個體因素就越會遭到抹殺，道德也隨之如此，因爲道德完全依賴於個體的道德感及其所必需的自由。因此，從某個意義上說，當一個人處於社會之中時，他在潛意識上就比他獨處時要壞。由於受到社會的推動，因此他被解除了個人責任。大公司即使由受人尊崇的個人構成，但這些公司在道德上和智識上卻相當於笨拙、愚蠢和殘暴的動物。組織越大，就越難避免道德的淪喪和盲目的愚蠢行徑（元老院是野獸，議員們是好人）。社會不由自主地強調其個體代表身上的集體特徵，對庸碌無爲推波助瀾，助長任何可以用一種慵懶、不負責任的方式打發過去的事情。個人主義不可避免將被逼到牆角。……沒有自由就不會有道德。一旦我們認識到奇蹟的另一面：人身上所有原始的東西大量地積聚和突顯，爲了個個在本質上都是畸形怪胎的大組織，個人主義無法避免地遭到摧殘，這時我們對大組織的推崇就會熄滅。通過對其潛意識的分析，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證明：儘管現在的人自身並未受到這一情況的困擾，但他們或多或少地都跟集體的理想人物相類似，他們讓自己的內心變成了謀殺者的巢穴。只要他們正常地適應了其環境，只要他們的同類堅信自己的社會組織在道德上是高尚的，那麼哪怕是他們的羣體犯下了彌天大罪，他們也確實不會感到不安。[5]
455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說出了一條几乎已是陳詞濫調的真理：“最好的事物，正因爲它是最好的，也含有邪惡的種子，同時也沒有什麼東西是壞到一無是處。”[6]我要特別強調這句話，因爲當我必須就潛意識任何特別的表現做出判斷時，這句話總能讓我小心翼翼。當出現心理上的羣體現象時，我們總會關注集體潛意識的內容，而它們往往是兩極的：即都有積極和消極的一面。只要某個原型出現，事情就會變得難以捉摸，讓人不可能預測到其發展方向。一般來說，這在於意識對情況的反應方式。在原型集體性地顯現時，總會產生羣衆運動的巨大危險。只有當足夠多的大多數人攔截並同化掉原型的影響時，災難才能避免。或者至少也要有一些人能夠讓別人感受到他們的影響力。
456 1933年我在科隆和埃森的演講中說：
雪崩已經爆發，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它。集體的人威脅要掐死個體的人，而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最終都依賴於個體人的責任感。嚴格說來，羣衆總是沒有名字的，也總是不負責任的。所謂的領袖是羣衆運動無法避免的症狀。人類真正的領袖一直都是那些能夠進行自我反省的人，他們不顧自己的重擔去解除羣體的重載，有意識地遠離運動中羣體的盲目勢頭。
然而，在人人都緊握別人、人人都抓住別人不放的時候，又有誰能夠抗拒這種能吞噬一切的吸引力呢？只有那些不僅緊緊紮根於外部世界同時也緊緊紮根於內心世界的人纔可以。
通往內心的門很小，又是隱蔽的，入口處封上了不計其數的偏見、錯誤的假設和各種各樣的恐懼。人們總是想聽到宏偉的政治計劃和經濟計劃，而正是這些東西讓各個民族陷入泥沼。因此，如果有人說起什麼隱蔽的門啊、夢啊、內心世界啊，人們聽起來就會覺得很荒謬。這種枯燥的理想主義跟浩大的經濟項目有什麼關係？跟所謂的現實問題又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的談話針對的並非民族，而僅僅是少數的個體，因爲不言而喻文化價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由個體的雙手創造而來。如果世界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那麼這是因爲個體出現了不對勁的地方，因爲我出現了不對勁的地方。因此，如果我是個有理智的人，我就應當首先糾正我自己。爲此，由於外界的權威對我來說已是毫無意義，我需要去了解讓我存在的最內心深處的根基，這樣我才能堅定地把人類心理的永恆事實作爲出發點[7]。
457 1937年，我在耶魯大學做的特里講座系列中說：
我們決不能確保我們自己或鄰人的心不會被新的想法所虜獲。從古代和現代歷史中，我們知道這些想法往往十分奇特，甚至怪誕到悍然置理性於不顧的地步。這一類的想法幾乎毫不例外都帶有極大的吸引力，讓人瘋狂地着迷，結果是所有的持異見者都被活活燒死，被砍頭，或者被現代化機槍集中處決，而他們多麼有道理或者本意有多好是不管的。我們甚至不能安慰自己說這些東西都屬於遙遠的過去。不幸的是，他們似乎不僅屬於現在，而且肯定也屬於將來。“人對人如豺狼”聽起來很悲慘，但永遠都是自明之理。人的確有足夠多的理由去擔心潛伏在潛意識中的非人力量。因爲這些力量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在我們的個人關係中或正常情況下出現，所以我們很幸福地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是，倘若人們羣聚到一起，形成暴民，那麼集體人的活力就會被釋放，也就是蟄伏在每個人心底的野獸或魔鬼會被釋放，直到這個人成爲暴民的一分子。羣體中的人會無意識地沉淪到一個低劣的道德和智識水平。這個水平一直都是存在的，處於意識的界線之下，一旦由於羣體形成而受到激化就準備脫繮而出……
集體力量的激涌能給性格帶來難以置信的改變。明理的謙謙君子可以變成狂熱分子或兇殘的野獸。人們總是想怪罪於外部形勢，但如果這些東西不是早已存在的話就不會在我們心中爆發。事實上，我們一直都生活在火山口。火山一旦爆發便會毀滅所能觸及到的任何人。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防止火山的潛在爆發。宣揚理性跟常識自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給處於集體癲狂中的宣揚對象或人羣提供了避難所會怎樣呢？這兩者之間並無多大差異，因爲瘋子和暴民都是被非人的巨大力量所驅動……[8]
現在，我們看到了這驚人的一幕：國家接手了神權政體古老的極權主義宣稱，這不可避免地是伴隨着對自由言論的壓制。我們再一次看到人們爲了支持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幼稚理論而自相殘殺。以前冥府的力量，更別說地獄的力量了，都大致成功地被拴在一座龐大的精神大廈中，起到某些作用。現在不難看出：這些力量在創建，或試圖在創建一個國家奴隸政體和國家監獄，它沒有任何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吸引力。如今不少人都堅信單單靠人的理性是無法完成限制火山爆發的重任的……
看一看發生在我們所謂的文明世界中的殘暴行徑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人及其心理狀態！看看魔鬼般的毀滅機器！發明它們的都是毫無惡意的紳士，是我們人人想要成爲的那種受人尊重的理性公民。但是當所有一切都被炸燬時，當無法形容的毀滅地獄開啓之時，好像又沒有人來負責。事情就是發生了，但又都是人爲的。不過，由於每個人都盲目地相信自己只不過是那個默默無聞、無足輕重的意識中的自我，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職責，過着中不溜秋的生活，所以沒有人注意到：驅動我們所謂的國家或民族這種完全靠理性組成的集合體的是貌似非人但及其可怖的力量，而且它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東西的遏制。這種恐怖力量常常被解釋爲對鄰國的擔心，人們認爲鄰國被心懷惡意的魔鬼附體了。由於沒有人能夠認識到自己在哪裏着了魔、着魔有多嚴重，自己其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人們就簡單地把自己的情況投射到鄰國身上，這樣擁有最大的槍炮和最毒的毒氣就成爲他們的神聖職責了。最糟的情況就是他們想的沒錯。就像他們一樣，他們所有的鄰國也都處於某種無法控制的恐懼當中。在瘋人院大家都知道：因恐怖而瘋的病人要比因憤怒或仇恨而瘋的病人危險得多。[9]
458 早在1940的“假戰”期間，我就把這些演講稿翻譯成德文出版了。這本書適時地在德國發表了，但很快便由於以上引用的那些段落遭到查禁，我本人也上了納粹的黑名單，成了“嫌疑分子”。侵佔法國之後，蓋世太保們把他們所能找到的我的法文版著作都給毀滅了。
459 許多方面的人都責怪我去談什麼德國人的“精神變態”。我的觀點是，過去也一直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羣衆運動都是心理上的流行病，換而言之，是羣體性精神病。正如伴隨它們的那些非人事件所顯示的那樣，它們是不正常的精神現象。我拒絕把這些東西視爲正常，拒絕面對某些人將其洗刷爲可以原諒的無心之過而不發一語。謀殺就是謀殺，整個日耳曼民族舉其全力投入這場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侵略戰爭，這是任何東西永遠也無法抹殺的罪行。的確有不少人是反對這場戰爭的，但他們畢竟是極少數。總體而言德國人的行爲都是不正常的。若非如此，我們應當早就習慣了把這種戰爭形式視爲事物的正常狀態了。
460 自然，就跟一般的謀殺一樣，將德國人引向戰爭的原因也很多，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社會原因以及經濟原因。任何一個謀殺者都有足夠的動機來刺激自己，否則他們也決不會犯罪。但是，除此之外還需要有特別的心理傾向讓事情走到這樣的一步。正是因爲這個原因纔有了犯罪心理學。德國具有羣體性精神病，它註定會導向犯罪。但任何的精神病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們一直都是由長期的容易患上我們所說的精神病態性人格卑劣的傾向所導致而成。民族有其自身的獨特心理，同樣也有其特殊的心理病態。這種心理病態在於大量異常特徵的積聚，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一種能影響整個民族的易受暗示性。毫無疑問這種情況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否則它就不會存在。但原因的存在並不能結束這種行爲或消除行爲的特徵。罪行和瘋狂的形成也有大量原因，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犯人和瘋子都送到海邊去康復。
461 有一點我要指出來：我並不是在1945年5月之後突然產生要探討羣體性精神病的想法的，早在此前很久我就有了這個想法，我向世人警告了這一巨大的危險，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許多次。早在1916年，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就寫道：
現在的這場戰爭是否果真是一場經濟之戰？這是美國人一種“就事論事”的中立觀點，它沒有考慮到其中的斑斑血淚、古今未見的滔天罪行和巨大悲傷，它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即這場戰爭實爲流行性癲狂。[10]
當潛意識中出現這種〔非理性狀態的〕功能時，它就會永不停息地製造浩劫，就好像一種無法醫治的疾病，因爲找不到病竈，所以無法根除。這樣，個人和民族都會在各自的生活中被迫處於沒有理性的狀態之中，甚至把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最高智慧都用於尋找最完美的形式去表達這種非理性狀態的癲狂。[11]
462 1919年，我在英國心理研究會做演講時說：
倘若〔集體潛意識〕這種活躍是由於所有意識希望和期盼的徹底破滅，那麼就會出現潛意識取代意識現實的危險可能。這是一種病態狀況。我們在現在的俄國人和德國人的心理中實際上就能看到這種情況的一些表現。人口中低級階層暴力慾望和不可能的幻想的迸發就類似於一個人低級階層的潛意識的迸發。[12]
463 1927年我這樣表達了觀點：
過去宗教的象徵或令人讚歎、或滑稽可笑、或友善、或殘暴，但它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人類的心靈衍生，同時又棲身在我們心中。所有這些象徵以其原始形式活在我們心中，它們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會僞裝成個人無法抵禦的羣體暗示，以萬鈞之勢向我們發動突襲。讓我們害怕的諸神只不過是改了個名字：現在它們的結尾都是主義。難道有人敢聲稱世界大戰或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新鮮的創新嗎？在外，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裏整個大陸可能頃刻之間就會沉沒，或對立面發生改變，或瘟疫爆發。同樣地，在內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隨時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是其形式表現爲想法，但其危險性和不可靠性並不在前者之下。如果沒有適應這個內心世界，就會導致疏忽，而這種疏忽所引起的後果跟外部世界的無知和無能一樣嚴重。這些自稱爲“富於修養”的人大部分是生活在那個伸入大西洋的人煙稀少的亞洲半島之上。畢竟，他們只是人類的極小部分，因爲缺乏所有跟自然的接觸，他們突發奇想地認爲宗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障礙，而其意圖是無法發現的。從足夠遠的地方看去，比如中非或西藏，人們肯定會認爲這一小部分人把自己潛意識的精神錯亂投射到仍然具有健康本能的人們身上了。[13]
464 1928年我寫道：“正常人……從社會和政治角度把自己的心理障礙表現出來，其形式就是羣體性精神病，比如戰爭和革命。”[14]一年後，我跟衛禮賢合做出版了一本書，書中我寫道：
這樣，這個殘缺的系統就被投射出來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就被創造出來了，因爲令人不安的影響現在已經歸因到我們身外的某個邪惡意志身上，這個邪惡意志自然不可能是別人，只可能是河對岸的鄰人。這讓人們產生了集體錯覺，產生了戰爭和革命的煽動，總而言之，就是產生了毀滅性羣體精神病。[15]
465 1932年，德國的命運已定。同年11月我在位於維也納的奧地利文化協會做了一場演講。現在我想引述其中的以下片段：
今天威脅着我們的巨大災難並非某種現實秩序或生理秩序的要素式事件，而是心理性的事件。戰爭和革命對我們的威脅已經到了令人驚恐的程度，而它們就是心理性的流行病。頃刻之間數百萬人就有可能陷入某種新的瘋狂之中，然後我們就會又一次看到世界大戰或摧枯拉朽的革命。現代人不再任由野獸、地震、山塌和洪水的處置了，而是受到自己心理中的基本力量的摧殘。這是遠勝於地球上所有其他力量的世界之力。啓蒙運動時期去除了諸神的自然機構和人的機構，也忽略了棲身在人類心靈中恐怖之神。應該說，對面心理壓倒一切、至高無上的地位，產生對神的恐懼也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這一切都太抽象了。人人都知道才智超羣的人、聰明而傲慢的人都可以用他們所喜歡的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表達這一點。如果心理是一個客觀存在，堅如磐石重如灌鉛，作爲一種內心體驗出現在一個人的面前，清楚地對他說“事情將會如此，也必會如此”，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這個人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召喚，就像戰爭中、革命中，或其他癲狂狀態時羣體所感受到的一樣。我們這個時代迫切需要救贖主人格並非是毫無原因的，我們迫切需要有人能把自己從集體的控制中釋放出來，至少挽救自己的靈魂，給別人點亮希望的燈塔，表明至少有一個人成功地擺脫了災難性的對羣體心理的認同。由於其潛意識，羣體並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心理活動就像某種失控的自然力量一樣在羣體中不斷盤旋。這樣就啓動了一個只有在災難中才會停止下來的連鎖反應。當感覺到心理力量的危險時，人們總是渴望出現英雄人物，出現屠龍勇士，因此也出現對人格的呼喚。[16]
466 我沒有必要做更多的引述來增加讀者的負擔了。當然，我從未想過這些觀察會產生廣泛的影響，但我肯定也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有人會指責我說：在1945年前，也就是我發表《災難過後》之前，我對這些事情未發隻言片語。希特勒掌權後，我就很清楚某種羣體性精神病正在德國發酵。但我忍不住還是跟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是一個有道德感、有自制力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雖然知道這毫無疑問是一場羣衆運動，但我當時還不是很確定運動的最終結果會怎樣。同樣地，元首這個人物起初給我的印象也僅僅是好壞參半而已。的確，1933年7月我在柏林做了一系列的演講，當時我對納粹黨和戈培爾本人的印象都十分差。但我並不想一開始就斷定這些就是決定性的症狀，因爲我知道還有一些不容置疑地堅持理想主義的人，他們竭力跟我證明說：這些事情在任何偉大的革命中都是司空見慣，是不可避免的弊病。當時要一個外國人作一個清晰的判斷確實不容易。像很多同時代的人一樣，我有着自己的疑慮。
467 作爲一個精神病學家，我習慣了治療那些有可能被潛意識內容擊倒的病人。我知道從治療的角度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儘可能地強化病人的意識地位和理解力，這樣就有東西可以攔截並同化闖入意識之中的內容。這些內容本身可能並不具毀滅性，但都可好可壞。它們是禍還是福，這完全在於攔截它們的意識如何構成。
468 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心理上的羣體現象之一，它是集體潛意識的一種爆發，關於這一點我已經講了近20年了。心理性羣衆運動的驅動力從本質上來說都與原型有關。任何原型都有低級高級、有好有壞，因此能產生截然對立的結果。所以，要一開始就瞭解一個原型是正面還是負面是不可能的。我對這些事物的醫學態度讓我傾向於等待，因爲這種態度不允許我倉促做出結論，它並不總是一開始就知道什麼更好，所以願意給予事物“公正的審判”。這種態度根本不想給處於困境中的意識以致命一擊，而是極力想通過洞察力加強其抵抗力量，這樣潛藏在所有原型中的邪惡就無從控制個體、把他拖向毀滅了。無論如何原型中那些活生生的有價值的正面特質遲早都會融入意識當中，而治療學家的目的是把它們化爲現實，同時儘可能地阻擋原型的破壞性傾向和有害性傾向。醫生的一個專業本領就是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能喚起一些希望，要以拯救還有可能拯救的東西爲目標。即便這意味着置自身於危險之中，他們也不能讓自己太感慨於這種事實上或看上去毫無希望的形勢。不僅如此，大家不要忘記，直到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爲止，德國都是全世界最具差異化的高度文明的國家，而且對我們瑞士人來說，德國也是跟我們有着血肉、語言和友誼紐帶的精神信仰背景。我想要盡我所有的微薄之力去阻止這一文化紐帶發生斷裂，因爲文化是我們抵禦危險可怕的羣體思維的唯一武器。
469 如果原型沒有在意識中變爲現實，那我們就無法保證它會以最令人滿意的形式表現出來。相反，很有可能會出現毀滅性的倒退。心理之所以被賦予了意識，就好像它的目的就是爲了防止出現這樣毀滅性的可能性。
470 現在回到關於“德國精神變態”的問題，我跟以前一樣確信：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我講了這麼多年的羣體性精神病。依我之見，德國所發生的事情只能解釋爲存在一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不過，如果有人可以證明國家社會主義的現象學也屬於心理的正常範疇，那麼我也是歡迎的。在意大利，羣體性精神病的形式要稍微溫和一些。俄國可以辯稱革命爆發前人們的教育水平低下來做藉口。可是德國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那裏卻造成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恐怖。因此我依然認爲：德國人具有非常獨特的深度，與其之前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形成了最爲鮮明的反差。這種情況在精神病理學上叫做分離，習慣性的分離就是精神變態傾向的一個標誌。[17]
471 我知道，“精神變態”這個詞在一般人耳朵裏聽起是非常刺耳的，它讓人想起各種各樣的恐怖之物，比如瘋人院之類。在解釋過程中我必須說明：只有極少數的所謂的精神變態者住在瘋人院裏。而絕大部分都構成了所謂的“正常”人。“正常”這個概念是一種理想的構造。在心理學上，我們會說“正常範疇”，也就是含蓄地承認正常的概念在某些限制內擺動，因此無法旗幟鮮明地界定。擺動稍微大一點，心理過程就進入了不正常的範圍。只要不導致實際的病症，就沒有人會留意這些偏離“正常”的情況，而這其實比比皆是。不過，如果出現確定的、毫無疑問的症狀，明顯到即便是一般人也能看出來，那麼這種情況很清楚就是“精神變態”（精神的“痛苦”）。最常見的是比較溫和的精神變態形式，非常嚴重的病例是比較罕見的。這樣或那樣稍稍僭越正常範疇的人可以說不計其數，有些是暫時性的，有些是慢性的。如果大量這樣的人聚集起來，就好像所有的人羣那樣，那麼就會出現異常現象。只要讀一下勒龐[18]對於“羣體心理學”所講的話，大家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作爲羣體的一分子在心理上是不正常的。對這個事實的無知並不能對它形成防禦。
472 所以，如果有人的耳朵因爲“精神變態”這個詞而受到侮辱，那麼他們可以提議用一個柔和的、令人感到安慰和舒適的詞來替代，不過要能準確反應滋生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狀態。我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激怒德國人民，而是如我所說，我想剖析根源於其精神並導致其敗亡的痛苦。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相信納粹主義是共濟會、猶太人或邪惡的英國人強加到德國人身上的了，這也太過於幼稚了。這種話我在瘋人院裏聽得太多了。
473 如果有人想要細緻入微地瞭解精神病態性人格卑劣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只要去研究一下有責任感的德國人、也就是受過教育的階級就可以了，看看他們對於那些臭名昭著的行徑是怎樣的反應。顯然，大量的德國人都對戰敗感到非常生氣。看到佔領部隊的政權在各地這麼粗暴、不公甚至殘暴，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大吃一驚，“反正現在戰爭都結束了”。他們拒絕傾聽人們描述德國在波希米亞（捷克西部地區——中譯者）、波蘭、俄國、希臘、荷蘭、比利時、挪威和法國那些令人髮指的行爲。“當然，是發生了各種令人遺憾的事情，但那是在戰爭期間”。稍微多的一些人承認集中營和波蘭等地的“壞行爲”，但同時又開始列舉英國人的暴行，一直從布爾戰爭開始談起，當然他們不會提起自己另一個精神變態威廉二世。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別人的罪惡並不能成爲他們自己犯罪的藉口，而他們指摘別人只會凸顯他們自己自制力的缺乏而已。
474 最後，我們要談到少數的那部分人——這個民族中的好人，他們懺悔道：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對於蔓延到整個世界的憂傷，我們難辭其咎。這是一場恣意妄爲、以犯罪精神爲開端的戰爭，我們知道自己必須承擔戰爭的後果，我們不會想去試圖逃脫自己沉重的命運，甚至不會想去怨天尤人、指摘別人。”[19]這樣的懺悔只能用佈道者的話來回答：“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到他指頭上，把鞋穿到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爲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20]罪人的追悔莫及讓我們覺得重新從老天那裏得到了一些歡愉，也感受到99個正人君子的困惑。
475 但是，接下來進入我們眼簾的是什麼句子？“儘管如此，作爲公開宣稱自己是虔誠的基督徒的人民，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同樣重點指出：根據《福音書》，對於那些心安理得地自認爲清白無辜而去審判和譴責他人的人，沒有人比他們處於更危險的境地……我們不能，實際上也不應當默默忽略這個事實：即外國政客及其政府在第一次歐洲浩劫中也扮演了決定性角色，那就是通過他們在1918年左右對政治的玩弄，這同樣是基於不公正的強權政治。因此，他們也要爲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負部分責任，也要爲日耳曼民族的貧窮負部分責任，所以說，他們爲種下長出國家社會主義的龍牙提供了沃土。”
476 在第一段話中，我們看到沒有人想要指責他人，但第二段指責就來了。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矛盾。如果懺悔和悔過之後就是極力的辯護，那麼人們會懷疑這種悔過是否出自真心。要說這個文件的作者是有意破壞人們進行懺悔的效果，那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們只能判斷說：這些人在潛意識中有一個令人震驚的致命印象，那就是必須要形成這樣的態度，而不幸的是這在不計其數的情況下都是如此，人們總會提出類似的辯解。
477 並且我還要問一個問題：如果德國現在“審判並譴責”他人，那德國是否已公開承認她意識到了自己的罪惡？文件的作者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歐洲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毫無意識的幼稚言語是騙不了他們的。因此，這份文件就成了謹小慎微的獨白，完全符合臨牀的特徵。父母、老師、法官和精神病學家都非常熟悉這種既有悔恨又貪求報復的複雜心情，這種沒有改變的對於自己所造成的災難印象的無意識和淡漠，沒有改變的以自我爲中心的對其他人的漠視。這樣的態度挫敗了其目的：原本是想讓人產生他們在悔過的印象，但下一分鐘就發動襲擊來自我辯護。這種伎倆只會讓懺悔變得不誠，讓辯護變得無力。它毫無意識，不能達到任何目的，完全沒有改造，也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有句老話說：“適應不足就是患病。”剛剛描述的這種適應即無道德價值又無智識價值，這是一種卑劣的適應，是精神病態性的卑劣。
478 我說這些的意圖並非要去指控或譴責。我之所以不得不提到這些，完全是因爲我的診斷受到了懷疑。[21]醫學診斷不是指責，疾病也並非恥辱，而是不幸。早在1936年，我就呼籲在判斷德國人的心理時要懷悲憫之心。[22]即便是現在我也是持治療學者的觀點，因此，爲病人着想，我一定要強調他們必須達到徹底的自知，不附加任何減輕罪責的條件。對自己的情況只形成一知半解、用錯誤觀念來掩蓋另一個自我，這對他們毫無益處，這些錯誤觀點已經讓他們體驗到了最可怕的巨大危險了。我深深地同情德國人的命運，但我痛苦地發現我能夠給予他們幫助的機會是何其渺茫。我只能希望並且祈禱，但願除了經濟困窘之外，現在威脅着德國的這個最大危險也能很快結束，她在精神上的孤立也會很快終結。德國的困擾是民族孤立加上羣體心理和集權。她要完成的並非是一項政治任務，而是精神任務，而實際上她擁有獨一無二的天賦來完成這個任務。因此，我們應當竭盡全力對她這一面的天性給予幫助和支持。
479 在結束這篇後記之前，我不得不簡述一下未來的前景。從未有過任何民族像德國人一樣跌得這麼重，也從未有過任何民族像他們這樣在自己身上留下這麼深的烙印，讓他們幾代人也無法洗刷乾淨。但是，當針擺如此猛烈地擺向一個方向時，它就可以同樣用力地擺向另一個方向——只要我們願意把這個比方用到一個民族的心理上就可以。我不知道這從民族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是否有道理。我只知道，如果個體在心理上具有分離傾向，那麼就會產生劇烈的搖擺，結果就是一個極端必定導致這個極端的對立面。不管怎樣，只要一個人仍然擁有他所有那些人性特徵，因而也就擁有無異於常人的價值觀，那麼我就傾向於認爲加減能持衡。換言之，我相信德國人擁有再生的稟賦，或許他們能夠找到答案，消除過去這12年來明顯存在於對立面之間的嚴重緊張局面。在這一努力過程中，德國不會覺得孤立，因爲所有作用於整個文明世界的積極精神力量都跟她站在一起，爲她的努力提供支撐。光明與黑暗之間的鬥爭在四面八方爆發。裂縫穿越整個地球，放眼望去滿眼都是讓德國燃燒起來的大火在冒煙，在忽明忽暗。德國爆發的熊熊烈火是普遍性的心理狀況所產生的結果。真正的危險信號並非懸在德國上空的烈火跡象，而是原子能的釋放，這讓人類擁有了徹底自我毀滅的能力。這種情況就好像把一個炸藥包送給一個6歲小孩作爲生日禮物。他保證說不會造成什麼災禍，但我們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人能否放棄把玩掀起另一場戰爭的想法？我們最終能否明白：任何由熱血澎湃的愛國者組成的政府一旦簽出動員令，他們就應當立即予以盡數處決？
480 沒有人可以把炸藥包從小孩的手中拿走，我們要如何讓小孩不受危害？人文精神從未受過這樣的挑戰。我們再也不能矇蔽事實或粉飾事實了。瞭解到這一點能否讓我們受到啓發，而讓心靈實現偉大的內變，讓我們獲得更加高級、更加成熟的意識和責任感呢？
481 現在是時候、也早就是時候讓文明人來關注基本事物了。現在的問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肯定是要經受刨根究底般的調查和探討。因爲，現在迫及我們的危險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歐洲剛剛過去的這場浩劫似乎只是拉開了帷幕而已。
[1]［最初以“後記”爲題發表在《當代事件論文集》（蘇黎世，1946年）一書中，第117-147頁。後由伊麗莎白·威爾斯譯爲英文，收錄在《當代事件論文集》（倫敦，1947年）中，本版參考威爾斯的譯本。本文中，雖然作者提到了一些論文最初的發表日期，但除非特意說明，否則文中所有對於榮格作品的引用都出自《榮格文集》。——英編者］
[4]“潛意識的結構”，後被擴充爲“自我與潛意識的關係”。這兩篇文章收錄在《關於分析心理學的兩篇論文》中。
[5]《兩篇論文》，第150頁。
[6]同上，第181頁。
[8]“心理學與宗教”，第14頁。
[9]同上，第47頁。
[10]“無意識過程的心理學”，見《分析心理學論文集》（1917年），第416頁。
[11]《兩篇論文》，第92頁；見《論文集》，第432頁。
[12]“神靈信仰的心理基礎”，後收入《對分析心理學的貢獻》（1928年）一書中再次出版，第265頁。在“論心理的能量”（Über die Energetik der Seele）（1928年）中，這一段的結尾修改爲如下：“……作爲整體一個民族的心理狀態類似於一個精神病的心理狀態。”［見《心理的結構與動力》，第595段。——英編者］
[13]《兩篇論文》，第202頁。
[14]《心理結構與心理動力學》中“夢心理學的基本層面”一文，第272頁。
[15]轉引自《金花的祕密》（1932年版，第111頁）。
[16]《人格的發展》，第177頁及其以後頁。
[18]《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另見萊因沃德的《大衆的精神》（Vom Geist der Massen）一書，本書剛剛出版（1946年）。
[19]此處引用的是真實文件，但我不想公開該文件的作者。他們是令人尊重的人，他們的缺陷是民族的錯誤，不是個人錯誤。
[20]《路加福音》，15:22。
[21]而且，我的分析也並不包括每一個德國人。我聽到德國人說的一些話，他們說起來就跟正常人一樣，並沒有因爲構成了德國那種虛無態度的幼稚和軟弱而失去效力。